2022-11-23《七人乐队》：我们为什么会焦虑
时间已经到了2020年，21世纪，20年代，时间拉出的轴线总是在凸显着岁月，致敬“八部半”而命名这部电影为香港的“八部半”，无疑在书写一个时间的故事，甚至是关于时间的寓言——但是，2020年的当下指向的是哪一个时间端点？七名香港导演，讲述七个香港的时代，叙述七个香港的故事，串联起七种香港的人物，“香港”是留在履历上必然的屐痕？还是被当下人为刻写下的标签？
香港人讲述香港，香港无疑是需要在时间中被叙事的，可是，香港如何在时间中被丰富？现在总是和过去相对，当下总是和曾经相立，那么，它们之间有没有对话的可能？洪金宝的《练功》似乎以回忆的方式连接了那时和现在：小时候的他们在房顶上练功，师父会不时从楼下上来监督他们，在楼上和楼下的间隔中，他们学会了偷懒，小师妹元晶作为放风人时刻注视着师父，如果师父上来了，她便和大家打招呼。终于有一天元晶睡过去了，师父上来时她没有注意，于是偷懒的师兄弟们被师父惩罚了，尤其是大师兄被打，还要用拿顶保持姿势，最后他的头破了，肉身的痛苦终于使他铭记了这一天，从此所有人再也不敢偷懒了。
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故事，少年时代所谓的偷懒也是童趣所在，但是在严苛的训练面前，童趣反而被惩罚了，洪金宝讲述这个发生在过去的故事，在年老的时候说出的结语是：“往事只能回味。”这便是《练功》带来的感触。在这个几乎是私有的故事中，童年的趣味被一遍又一遍枯燥的训练所代替，当回忆往事，时间所起到的化学作用产生了，即使被惩罚，即使肉身留下了痛苦的痕迹，但是这种苦楚在回忆中也变成了一种趣味——过去和现在不再是某种对立，而是产生了共融，共融的介质是什么？洪金宝似乎没有说及，但很明显，他是以感恩的方式来看待惩罚，或者说，现在的一切在另一个意义上得益于练功，得益于惩罚，所以过去延伸到了现在，现在没有和过去割裂开来。
但是洪金宝的这种创作的情绪表达，在其他导演的影像里，并不是呈现为某种统一性。许鞍华的《校长》让时间回到了60年代，校长写下“昙花一现”时认为对这个词没有好感，那是因为在他看来，生命如昙花一现留不住什么东西：60年代的学校，那些孩子上课会开小差，课余还要去帮父母摆地摊，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似乎都呈现一种无处绽放的“昙花一现”的状态。但是当时间来到了2001年，当那些学生再次聚会，老校长也应邀参加了学生的聚会，学生们说起了曾经在学校里发生的事，他们提到的是英语老师王老师，她在教室里看到学生的裤子湿了，故意用花遮挡住；阿二摆地摊的时候，也给路过的王老师一碗汤和一个蛋……40年过去了，学生们都长大了，校长也老了，但是王老师因为生病早就没了，学生们拿着王老师的照片，陷入了哀伤，后来阿二找到了王老师的灵龛，于是他们带着老校长为王老师献花，老校长写下的另一句话是：“它们生长着，不是为了让人家看的。”
| 导演: 洪金宝 / 许鞍华 / 谭家明 / 袁和平 / 杜琪峰 / 林岭东 / 徐克 |
故事的片名更适合的应该是“王老师”，校长之存在，是从“昙花一现”的过去走到了老去的现在，感悟更深了，但是也仅仅是对老去的感悟，而王老师之所以在学生中还留着曾经的笑容，照片之影像凝结为岁月的某种永恒状态，而这也是洪金宝在电影中表达的情绪，相反，老校长以老去的方式实际上让过去和现在分置在两边，昙花一现，是自生自灭的状态，是一代又一代的流逝——不是连接，便谓“中断”。袁和平的《回归》也在传递这这种“中断”的情绪，那是90年代的分离，儿子居家移民，父亲却留守在香港，飞机飞过天空，便是中断的开始。但是孙女却安排照顾爷爷，于是在爷孙之间的相处中，两个时代刻下的是时间的裂痕：爷爷喜欢看《黄飞鸿》，整天守着电视机，孙女自然没什么感觉；爷爷给她做肠粉，而孙女喜欢汉堡……尽管孙女出门遇到小混混是爷爷靠着拳脚功夫化险为夷，尽管孙女教爷爷英语爷爷教孙女自我防护，但是两个属于不同时代的人终归不是在融合中，孙女终于坐着飞机离开了，留下孤独的老人还是看《黄飞鸿》，还是一个人煮面。
中断之后试着去连接，但只是形式上完成了两个时代的对话，本质上还是断裂的。林岭东的《迷路》也是如此，男人回到香港却迷路了，他找不到曾经的中皇戏院，找不到门口的五星红旗，甚至连中环码头也找不到，“迷路”是一种在新时代中迷失的表现，穿过马路时被车撞倒更是一种冲突，在迷失和冲突中，只能回到1954年的房子，回到曾经的故乡，回到独守的生活——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躲避，当妻子和孩子远走他乡，只留下他一个人在安静的乡下，最后老死故土。《回归》《迷路》都是关于离开和留下的故事，尽管一个更显乐观主义的“回归”，一个是无法回去的“迷路”，但殊途同归，都是一种对时间中断式的书写。谭家明的《别夜》讲述的是香港80年代的一幕爱情，同样是离开和留下的抉择：叶嘉林和余燕飞是一对情侣，余燕飞要跟随家人离开香港，后天就要走的她约来了叶嘉林，“你为什么躲着我？”这一种躲避的状态是无法改变现实的无奈，要走的终归要走，留下的也将失去一切，爱情会弥补这一切？余燕飞留下的是一句“不如我们一起死好了”，像是以殉情的方式抵抗着分离，但这何尝不是一种自私？做爱了，最后听那首歌，还是要面对离别，最后水边那条飘零的围巾，救护车刺耳的啸叫，似乎是一种悲剧的呈现。
《七人乐队》电影海报
三个故事都和离别有关，却都没有走向“回归”，迷路者在自我隔离的世界里逝去，爱情在“别夜”的故事里飘散，现在与过去、当下与曾经的矛盾不是消融了，而是更为凸显了，甚至在导演的镜头下，故事的叙述变得用力，情绪完全成为了他们宣泄的方式，所以原本的感伤最后都变成了焦虑，就像杜琪峰的《遍地黄金》，虽然脱去了故事外层的情感线索，以香港不同时期的投资政策为轴线贯穿起了历史，但是一夜暴富的梦想和错失机会的现实完全呈现了一种焦虑心态，“遍地黄金”也成为一个虚构的神话。过去已经破碎，曾经都已远去，每一个人都在面对“离开”的命运，而焦虑的本质是太想证明什么，太想留住什么，最后都在中断中成为一个孤独的存在。
焦虑的极致表达便在徐克的《深度对话》中，第一层叙事是关于医生和病人的：医生问病人你是谁，病人说自己是许鞍华，是张曼玉，然后又反问医生：你是谁？医生询问病人的身份是治疗的一个内容，是为了一种确信，但是当病人反过来询问医生的身份，这一质疑背后却是对治疗本身的否定，是对自己作为病人的怀疑；这是第一层叙事，但是在被隔着玻璃的外面，两个人穿着白大褂议论着医生和病人，他们认为可能医生和病人的身份被颠倒了，还说起这家医院曾经遭遇过火灾，医生就是在重建时进来的，“难道他以前是这里的病人”？以前的病人在医院被毁后成了医生，那么在还原他作为病人的身份之后，他对面的病人可能是个医生，也就是说胡乱说自己是许鞍华或张曼玉的病人其实是医生，他是为了让真正的病人现身；那么在外面穿白大褂讨论的这两个人又是谁？他们是医生还是病人？这便是第三层叙事，对于这个疑问徐克站出来说，“我们在拍《七人乐队》，用胶片在拍，这是向旧时代致敬……然后对着刚才讨论谁是医生谁是病人的人说：“这故事太有深度了……”
三层叙事，都被某种物理空间隔离开来，都混淆了病人和医生的身份，当谁是病人谁是医生成为无从判断的问题，当身份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深度对话”当然是一种焦虑症，对身份的焦虑，对自我的焦虑，甚至对电影《七人乐队》的焦虑，最后在无法和解中变成了妄想症，变成了恐惧症，在只有过去再无未来的时间断裂中，“七人乐队”的演奏最后是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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