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23《流放的老国王》：经历结成了疤
——你现在在家，你还想回家。当一个人已经在家时，他可是没法回家的。
——我对这一切不感兴趣，不像你那么惑兴趣。
大约是2004年，父亲患上老年痴呆症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是直到这时候他不认识家了，父亲的这种状况出现得很“突然”，阿尔诺·盖格尔说“这件事发生得极快”，是出乎意料地快，是令人震惊地快，“父亲怎会把如此自然不过的事物，比如自己的家，忘记了呢。”而且他就在自己家里，在每天都在的家里，却一下子不认识了，而不认识的标志是：他说他想回家——一个悖论似的存在：一个人已经在家，可是他没法回家。
这种悖论可以视为父亲疾病加重的表现，但是盖格尔对于父亲疾病的表现又并非仅仅是在病理学意义的，它涉及的还有心理、精神、生活，乃至整个社会学意义的。父亲为什么不认识家？是因为他想回家，而在家里为什么还要回家？是因为他对“此地”抵触，是对身体状态的不满，是感觉到家变成一个陌生的地方，当有着强烈的愿望要回家而无法回家，就是内心的东西真的坍塌了，“父亲本能地完成了人类已经完成的事：对付一种可怕的无法辨认令人不知所措的生存状态的办法他称之为在家，信教的人称之为天堂。”而对于像父亲一样的人，社会本来提供了很多牢固的支柱，比如家庭、宗教、各种权利机构、各种意识形态，甚至还有属于自己的性别、角色，以及祖国，但是当父亲陷入疾病之中时，“西方社会的各种支柱已经支离破碎了。”
一个父亲，一个和父亲有关的疾病，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疾病，这或许就是盖格尔在这部充满了纪实风格的作品中想要表达的，而主题就是一个字：家。父亲曾经是足球协会的会员，他踢的是右边锋；他带领村里的戏剧小组演出了内斯特洛依的《无赖流浪汉》，他参加教堂的唱诗班，对唱诗班的妇女没有过什么兴趣……这就是年轻时的父亲，一个活跃且具有文艺气的父亲，当然那时还没有属于他的家。在父亲三十七岁的时候，他和老凯子波尔腾的年轻女教师结了婚，她就是盖格尔的母亲，对于这段婚姻，父亲似乎也并没有所谓的爱情突降的感觉，他甚至称她是个“无家的人”，因为母亲的父亲是火车锅炉工，在战争中阵亡，她的母亲就在孤儿院当了老师，偶尔做点裁缝补贴家用，母亲就是在这样的贫困环境中成长的，后来她被送到福拉尔贝格跟她的爷爷生活，后来她也成为老师，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沃尔福特小学的教师，在老校舍教课。
嫁给了父亲，母亲就有了真正的家，这也是父亲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家，但是正如父亲有些鄙视地称她是“无家的人”，两个人结婚后这个家似乎也并没有充满爱情的味道，按照母亲的说法，她从一个偏僻的小地方来到了更偏僻的地方，“而就在这儿，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她犯了个错误。”没有好的工作，婚姻只能以“高利贷的利息偿还”，盖格尔认为他们对婚姻的想象建立在无知之上，再加上两个人的性格，“性格是比善意更为坚挺的货币。”双方都不符合对方的期待，按照母亲的说法，父亲“连去树林里散个步都不愿意”，因为父亲不愿意自己的生活被干扰，婚后他们有过一次周末出游，而“没有曲线，只有直线”的父亲认为这次出游否定了自己日常惯例的事。后来的1977年，来了一个德国的房客，他很友善，带给孩子们阿华田，还有《星报》《镜报》，按照盖格尔的说法，这位房客的到来意味着“母亲得到她的世界了”，但是后来这名房客被警察带走了，说他是恐怖分子，“那只不过是1977年反恐歇斯底里的表现。”当然，属于母亲的世界就这样匆匆而来就被关上了，母亲感到她被束缚得越来越痛苦，两个人经常吵架，因为生活中的小事两个人谁都不想妥协，终于，母亲在结婚三十年后离他而去——对于母亲来说，离开是为了在别的地方有生活得幸福的可能性，而对于父亲来说，他永远固守着已经枯萎的关系，“他对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坚贞不移。”
| 编号：C39·2240905·2174 |
母亲作为“无家可归的人”最后又离开了家，而父亲面对枯萎的关系，却依然坚贞不移，这是对家的两种态度，在父亲那里所表现的却永远是固执，这份对家的固执又从何而来？那又是一个烙印在父亲记忆中的痛苦往事，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盖格尔祖父是基督社会党成员，他们不需要依靠政权获得经济利益，“武器是由魔鬼上子弹的。”他们和做了纳粹乡长的妹夫划清了界限。但是他们并没有远离战争，1944年的时候，还在上高中的父亲收到了征兵令，之后十八岁的他去了东部前线，没有驾照的他却被命令驾驶一辆卡车，结果在西西里亚地区遭遇了车祸，造成了严重后果，而上司竟威胁他说他会因搞破坏活动被送上军事法庭。后来战争结束他被关在了俘虏营里，有一次在汤里发现了已经腐烂的骨头，饥饿的父亲啃了那块骨头，第二天就得了痢疾，被送到了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郊区的临时伤兵营，痢疾让他暴瘦到四十公斤，在伤兵医院又呆了四个星期——“父亲从未谈起那四个星期的遭遇，每当他叙述从前的经历时，总是从苏联人放他走的时候开始”，也许那四个星期是他生命中最绝望的时候，直到苏联人放他走，他回忆说：“因为我已经一点用也没有了”，这或者是另一种绝望，从伤兵医院回家，父亲走了很长的路，经过了很多的地方，直到9月的第二个星期才真正到家。
返乡之路走得太漫长太艰难了，回来发现第三拨干草也快收割了，梨和苹果也要收获了，一切都变了，他仿佛从隔世中返回，而这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家，这一次经历似乎永远改变了他，他从此不再提那里发生的事，也不再对外界敞开自己，而且在伤兵医院里，他曾发过誓，“如果有一天能够回到家，他要一辈子守在家里”，这成为了之后发生一切事情之前的永恒观念，那就是永远守在家里，家对于他来说，就是告别战争、告别痛苦，告别绝望的存在，是一个庇护所——也就不难理解，当母亲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和他结婚，他内心更多的是一种鄙夷，当母亲离他而去，他却固守着不复存在的东西，即使家只是一个形式意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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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格尔：他重获了他的整体人格 |
实际上，这些都构成了父亲生病之前的“前历史”，它和战争有关，和农民的生存有关，和战后的反恐社会有关，而当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父亲的病症越来越明显，似乎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想遗忘而无法遗忘的现实。一开始出现的征兆是莫名发火，在装修房子时盖格尔和父亲也经常发生争吵，甚至自己离家出走，“因为害怕回家便得面对下一个可怕的场面。”兄弟姐妹似乎和父亲的关系都变得僵化，他们认为父亲已经越来越老，加上母亲离他而去，自然会认为他的生活缺乏动力，所以家里那种沉闷气氛让大家都透不过气来，大家也都一个个搬了出去。这大约是家慢慢趋于解体的一个标志，“孩子们四处分散，父亲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处境越来越艰难。”直到父亲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出现了很严重的脑力衰退，他会经常对人表示谢意，对我也不例外；他会看见那只走过花园的猫说自己也曾养过，却说是和别人共同拥有的；他开始丢失了一些东西，包括记忆，包括那辆一直陪伴他的自行车，包括那张半身的照片，“父亲把这张相片放在钱包里随身带了近六十年之久，与那照片一起的还有他母亲的照片。这些都是他心里最挂念的东西。”
“那些年里我们大家都在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父亲是老鼠，我们是一群老鼠，而疾病是猫。”在父亲的疾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盖格尔把疾病看做了那只猫，当“猫捉老鼠”的游戏上演，家人其实都变成了老鼠，所以如何让父亲重新找到丢失的东西、重新找到家的感觉，成为大家必须面对的一件事，“作为家人，我只能通过承认病人那陷于混乱的现实，努力试着减轻一些整个事态的悲哀和痛苦。”在盖格尔的回忆和叙述中，愧疚当然是有的，因为看着很多东西慢慢从父亲身上渗漏掉，会有一种对于生命的触动，“这人是我的父亲，他和母亲一起把我抚养成人，这感觉仍然完好无损。可是，我不再认识以前所认识的父亲的时刻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在晚间。”他把父亲看做是“流放的老国王”，不知所措地四处乱窜，一切让他感觉到害怕，似乎再也没有一样东西能让他获得在家的安全感。所以对自己内心的触动，在某种意义上是让他从流放地回到家，让他有一种在家的安全感，“在它面前，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理解它。”
反而是父亲，似乎并没有陷入恐慌，他“镇定地接受自己的命运”，甚至比以前更乐观，他会一个人在客厅时大声唱歌，每天有规律进食，还喜欢散步，睡眠时间也变长了；得知自己被查出了膀胱肿瘤，他也没有什么不安，情绪也很好；患上糖尿病之后他还向孩子们展示吞咽药片的能力……但是毕竟父亲的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他会突然陷入惊慌失措的境地，“开枪了，我们必须找掩蔽的地方，瑞土人又朝这边开枪了！”有时他又会在沉默中说：“我什么也不是了。”2009年3月，家人终于决定将他送到养老院，在家的最后一天，父亲起床后冲了澡，自己擦干了身体，然后心满意足吃了早餐，母亲那时也回来了，在门口的阳光下，父亲和经过的人聊天，母亲则在父亲的衣服缝上了布条。送进养老院，养老院变成了父亲最后的家，这个家对于已经基本上那个失去记忆的父亲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盖格尔白天会去养老院一两次，他感觉那里的人很和气，氛围也很有好感，他会带覆盆子给父亲吃，父亲则在那里听着音乐，在父亲睡觉的时间到了之后，盖格尔说自己偷偷溜走了，因为他不忍心与他告别，“经过过道的时候，我好想跑回父亲那儿。”在父亲八十三岁的时候，他被接了回来，最后一次全家在家里过了生日。但是这个家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母亲安排人清理了家里的破烂，就在手工间，盖格尔发现了父亲的一个文件夹，里面夹着的十三张纸上写着父亲对战争的回忆，父亲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些故事，而盖格尔也第一次认识了那个陌生的父亲，“我忽然有种感觉，虽然我们很努力，对于父亲所知还是极少，他从何处来，他的挫败，他的恐惧，他的愿望，对于这些，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从父亲出生，到上学，到上战场，到结婚，再到养育孩子，遭遇变故，身患疾病，这些构成了父亲简单的一生，在旁人看来，这些都只是一些故事，但是对于父亲这样一个具体的存在，所有发生的事，或喜或哀，或者记住，或者遗忘，都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对于家的态度和感觉一样，“经历结成了疤。”而疾病也许只是一种最外化的方式。
而当家里的东西被清理，父亲重新回到了养老院，这个家似乎也不再属于他，“如今一切都散了，这个人、这栋房子、他的世界。那时，我就想，有一天我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厮杀后的战场情景》。”而父亲，也终于变成了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他所遭遇的困难，他所受到的打击，他所经历的病痛，以及他乐观和健康——盖格尔不希望在父亲去世后叙述他的事，“我想写关于一个活着的人的书，我觉得，父亲和每一个人一样，他的命运也该是开放式的，应该是还没有结论的。”也许活着的父亲才更像一个国王，因为，“据说：等得够久的人能够成为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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