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14《谁是我，谁是你》：诗是只此一次的言说
我手上没有辞书。我躺在荷兰海滩的一个沙坑里，反反复复斟酌诗句，“在湿润的风中倾听着”，直至自认为理解了它们。
——《修订版后记》
伽达默尔躺在荷兰海滩的沙坑里，阅读保罗·策兰的《呼吸结晶》，我在中国的一间书房里，正襟危坐阅读《谁是我，谁是你》。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状态不同，看起来是同样的阅读，都有一个读者，正如伽达默尔所问：“读者必须知道什么？”但是读者在不同层面上也是不同的：在荷兰海滩上阅读保罗·策兰的诗集，伽达默尔是一个读者，是对身为作者的保罗·策兰的诗歌进行阅读的读者，作者和读者是清晰分界的；而当我在书房里阅读《谁是我，谁是你》的时候，阅读的既有保罗·策兰的诗集，也有伽达默尔谈保罗·策兰的《呼吸结晶》所做的评论，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读者完成的是双重阅读，而这个双重阅读就意味着我面对的是关于文本的嵌套结构：在最核心的层面上，保罗·策兰是作者，其次的层面，保罗·策兰的诗歌被伽达默尔反复斟酌，伽达默尔是读者，但是他在阅读和理解之后又对诗歌进行了解读，写下了这本书，伽达默尔就成为了作者，只有在第三个层面上，身为读者的我阅读了包含作者是保罗·策兰写作的诗歌和作者是伽达默尔完成的诗评。
在这个嵌套结构中，只有保罗·策兰是唯一作为作者出现的，只有我是唯一作为读者出现的，而伽达默尔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既在阅读和理解，也在评说和创作，而伽达默尔正是拥有了双重身份，才能更多元地理解“谁是我，谁是你”的核心问题。“读抒情诗的人，某种意义上总是已经知道，谁是此处的我。”作为读者的伽达默尔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一种预设，似乎在抒情诗里“谁是我”的问题本身就提供了答案：他是诗人，是言说的诗人，“而非他引入的讲述者”，但是“诗人-我”又是谁？在伽达默尔看来，这里就有了阐释学意义的解读，“抒情诗所言之我，不仅专指诗人之我，也可能是另一个自言我的读者之我。”诗人之我和读者之我，如何在诗歌里共处，当他们面对同一个文本，“我”是不是具有某种同一性？而在“谁是我”之后的问题是：谁是你？在保罗·策兰的诗集《呼吸结晶》里，几乎都有一个“你”，那么这个你是不是我说话的对象？是不是对话的主体？从我到你如何完成意义的流动？——这个你是我身边的人？我的邻人？还是万物中最近又最远的上帝？
对于这个问题，伽达默尔说：“无法定夺。之所以无法定夺谁是你，是因为没有定论。”“谁是你”是一个无法定夺的问题，那么从你到我，“谁是我”也一样无法定夺，“你是我亦非我，一如我是我亦非我。”从读者和作者的嵌套文本到“谁是我，谁是你”的无法定夺，那么伽达默尔提出问题的意义何在？如果将这个问题返回到嵌套结构的第二层，那么看看伽达默尔作为读者是如何对保罗·策兰诗作中无法定夺的“谁是我，谁是你”进行解读的。作为读者，伽达默尔把自己看做是“把捉”到诗人“漂流瓶”的人，他认为诗人把自己的作品理解为漂流瓶，然后放入到大海之中，读者就是发现并打开了漂流瓶的人，当他从漂流瓶里收到了消息，意味着诗歌“抵达”了——收到和抵达构成了读诗的过程，而读诗的目的就是为了破译，“没有人会怀疑，有某种东西在。必须反反复复斟酌、猜测、补充，而终将——也许是正确地——破译，读到，听到。”
保罗·策兰的诗歌漂流瓶如何抵达伽达默尔？伽达默尔又如何在破译中读到和听到？保罗·策兰的漂流瓶里都装着我和你，第一首是“艰涩的文本”，它是整组诗的序曲，以突兀的方式开始：“你尽可/以雪待我：/每当我并肩/与桑树迈过夏，/它最嫩的叶就/尖叫。”我和你在诗中，你“以雪待我”，那么，“你”就是一个言之所向的你，在雪的惬意中成为一种一种欢迎，“谁能确定，在欲望和放弃、夏和冬、生和死、尖叫和寂静、话语和沉默之间发生了什么？”伽达默尔在诗中看见了一种“心甘情愿”，这是心甘情愿式从夏到冬、从桑树到雪的过渡，更是一种接受——它趋向的是对死亡的决心？或是接受生命最后的、极端的反面？“我，与你/相同的眼，在每根手指上/摸索它们，寻找一处/能向你醒去的地方，/明亮的/饿烛在口。”第二首诗，是从“无眠游荡的面包地/堆起生活山”开始的，碎屑捏出了“我们的名字”，然后变成了具有相同的眼的“我，与你”，这是一种从共同到个体化的过程，“我”反抗着不断增高的“生活山”寻找向外的出口，而你开始醒来，那地方就是“明亮的/饿烛在口”——伽达默尔在这里首先把“你”看做是受害者，但是他随即提出了问题：重新捏造着名字、真正光照的你是谁？和你在一起的“我们”也捏出的“我”又是谁？甚至伽达默尔在解读之后提出了作为读者的问题：“在我看来，此处书写的，是诗人的匮乏和荣誉。可只是诗人的吗？”
“谁是我，谁是你”是问题，问题需要的是回答，而在伽达默尔那里，对问题的回答又会成为新的问题，问题是对保罗·策兰的诗作的问题，而回答之后的问题则是伽达默尔作为读者的问题，它们无法形成一个回环，也就意味着理解是一种可能，“谁是我，谁是你”也留出了更多理解的出口，而实际上，在保罗·策兰的诗里，“我”和“你”并不都会同时出现。组诗中的第十首而和第十三首中就只有“你”而没有“我”。第十首诗写道：“你牙齿咬入这/木之歌。//你是系牢歌声的/三角旗。”伽达默尔认为，咬住“木之歌”不放的是诗人，既是“你”也是“我”，是每一个诗人，“如同落水者，把漂浮的救生板当作最后依靠，绝不放手，就像用牙齿紧晈不放，我也这样紧晈着歌。”而在第十三首诗中，“站立，于空中/伤疤的影下。//不为-任何人-任何物-而立。/默默无闻，/只/为你。”不为任何人和任何物而立的站立者，代表是自己，是称自己为你的“我”，是每一个永远如一的人，它指向的就是最后“以具空间的一切，/即使没有/语言”——那就是语言本身，“站立的见证将开显、应开显的东西，应在。应是语言。这种语言，如同不代表任何人、任何物的无闻默立，正因其无所欲愿——‘只代表自己’，才真正是见证。”
甚至组诗中的第十六首诗没有“我”也没有“你”，“一线线太阳/在灰黑的荒野上/一树/高思/自奏着光音：还有/歌要唱，在人世的/彼岸。”只有复数的“一线线太阳”，只有灰黑的荒野，但是在“一树高思”自奏着光音的时候，伽达默尔认为，思在这里以独一无二的单数形式在言说，这就包含了无我和无你的宇宙诗学，“在如此天空奇观中开显的惊骇空间，让人忘却了丝毫不见崇高、绝望的人间景象。凸显而出的，是高如树的思，它不再徒劳求索着浪迹于人世的荒野，它配得上这奇观的恢宏，向天空伸展，如一棵树。”诗作中没有直写的我和你，在这里伽达默尔其实已经不对“谁是我，谁是你”作一种直接意义上的解读，而是变成了诗本身的言说，“还有歌要唱，在人世的彼岸。”这就很明显指向了“本真言说”，它是思，是诗，是词语，而实际上，伽达默尔在解读“谁是我，谁是你”中，就是在不断寻找诗歌中本真的存在，而“我”和“你”就是这种本真的标志。
| 编号：B82·2241004·2185 |
回到组诗第一首，伽达默尔就是从诗作中的词语开始解读的，在这首诗里，桑树和雪构成了“尖锐的对立”，言说者与没完没了的桑树并肩穿过夏，是将夏日的喧闹放在了身后从而在言之所向中变成了你，而当最后发出“尖叫”，这便是在诗意的转换中发现了本真所言，“诗对诗人，也对我们所有人说，寂静是愜意的。这也是呼吸转折时的寂静，是换气时能听到的最轻的新开始。”而保罗·策兰《呼吸结晶》之后的事迹就是《呼吸转折》，他在《子午线》中说：“诗：可以意味着一次呼吸的转折。”伽达默尔认为在这里保罗·策兰的转折是一次“轻”呼吸，它奠定了整组诗的调性，“整组诗都如此之轻，换气般几乎难以觉察。它们见证着生命最后的窒息，同时一再提出它们新的解答，毋宁说：并非解答，而是向着坚实的语言格式塔攀升。”就像在冬日的寂静中以最轻、最小和最精确的方式析出结晶，这结晶就是“真言”。
“在你后来的面庞前，/独/行于/也改变着我的一夜夜间，/有什么停下来，/它曾在我们身旁，无/染于思。”组诗中的第五首，伽达默尔从“无／染于思”寻找到了真言的言说方式，诗之所言都在这个转折里倾入，它是时间本身的沉降，从“在我们身旁”开始独立，最后进入意识，所以无需知道“谁是我，谁是你”，我和你就是为了这一次的改变，“曾无染于思的，已不再且永不再如此。”这就是诗言说的“本真经验”，它是当下的定局，是改变遭遇的时间。第十三首诗最后就说到了语言，语言代表自己，才是真正的见证，“我”倾诉自己，如同语言。第十九首中第一句就是词语，“语词堆垒，如火山/大海淹啸。”词语从日常言谈的喧嚣中喷发，它构成了“反造物”，“他/招展着——像和残像/纷繁错行向时间。”当真言只剩下像和残像，“你”掷出的事“词语之月”，于是最后“诸王诞生”，伽达默尔把喷发、反造和掷出，看作是“真言的形成事件”，最后的诸王诞生就是词语的王朝，“我们在其内言说，被那些伟大的、在此种语言中成功的诗之造物统治。”
“这个隐喻把真诗之词石破天惊地描写为宇宙事件，它揭显着真，并因真而不朽，不仅如此，它更是任何人，甚至诗人也无法言说的语词：我的词。”谁是我或者谁是你在词语的王朝里就提供了唯一的答案，我是词，你是词。在最后的第二十一首诗中，词语堆砌的宇宙隐喻继续贯彻，但是真的语言在“射风”中去除了哪些“彩色言谈”的伪诗，“言谈是彩色的，因为这种伪造的语言随心所欲，只需满足美化效果，只以装饰为动机，因而没有本己之色和本己之舌。”而这个“伪诗”本身就是关于词语的隐喻，德语中的Meingedicht是伪诗，也是“我的诗”，在伽达默尔看来，“我的诗”是停滞于我之内的诗，始终私密，始终是“我的”，但是这一语义的解读却是“谁是我”关于真言的一次探寻，“等待着，一颗呼吸结晶，/你推不翻的/证言。”只有伪诗才可以被推翻，也只有真言才是“推不翻的证据”：在语言的“射风”呼啸而来中，言说被真正开启，它在词语的净化之路上，成为“呼吸结晶”，“那是纯粹的、有严格几何结构、从气息轻柔的虚无中析出的形态。”在这个“推不翻的证言”里，熟悉的、未知的你，既是诗人又是读者的你才“彻彻底底真实”。
伽达默尔在二十首诗作中提出了“谁是我，谁是你”的问题，并在寻找真言中回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从“我”和“你”回归到对语言本身的理解，伽达默尔完全是作为一个读者在理解保罗·策兰的诗，更直接地讲，他是在阐释学的视角下解读《呼吸结晶》。“说的是什么？谁在说？”在《修订版前言》中伽达默尔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谁是我，谁是你”的问题变成了“谁在说”，无疑，组诗的作者是保罗·策兰，当然是他在说，但是在伽达默尔看来，保罗·策兰写出了这些诗的同时也进行了加密，对于加密本身，保罗·策兰进行了一些提示，这似乎是对“避免理解的错误”有用，但是伽达默尔却认为这始终是“危险的帮助”，“诗人诉说他私己、偶然的动机时，实际上就打破了诗之构造自身的平衡，使之斜向私己、偏颇的一侧——这是绝对站不住的。”当诗人诉说私己的秘密，本身就是在拒绝被理解，那些所谓的信息提示只能成为误读的开始，而伽达默尔提出了阐释学的方法，在他看来“巨大的尴尬”难免，但是，“可即使走错，只要反复咂摸一首诗，就能觉察到自己的失败。”
尴尬在所难免，危险无可逃避，但是伽达默尔却坚持“咂摸”一首诗，在他看来这就是阐释学的“理解”，在《后记》中他详细解读了“理解”的阐释学意义。“读者不需要那种断定他们无法理解的批判，而是要从勉强可以理解的地方开始，说一说如何去理解。”理解的起点是“勉强可以理解”，就像必须发现的那个细小的缝，它是一个进口，即使进口微弱地容易被忽视，但是真正的阐释者就可以发现它——“我自以为对它们有了一点理解。”伽达默尔也是从这个微小的进口进去，“从我们有了初步理解、颇有几分把握的地方开始，这可是一条古老的阐释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在伽达默尔看来，必须抛弃知识，“即使知识有用，甚或是诗人亲口吐露的信息，此类辅助的合法性也要最终由诗本身去决定。”知识是保罗·策兰所说的辞书，也可能是他提供的私密信息，在荷兰海滩的沙坑里读诗的时候，伽达默尔的手上没有辞书，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抛掉了外在的知识，甚至包括保罗·策兰自己也不具备的知识，包括和保罗·策兰有关的私人信息。
在这里，伽达默尔完全进入到了阐释的世界，因为抛掉了知识，抛掉了信息，也抛掉了身为作者的保罗·策兰，“诗在何种意义上脱离了创作者——脱离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创作者将会[甚至不得不]永远被诗甩在身后。”把阐释完全交给了读者，而读者所面对的只有文本，只有文本里的诗，只想要知道诗是什么。这才是对诗理解的真正开始，“诗最初只在单一层面上：语词的层面。”但是对词语的理解并不是机械的，单一的，而是要通过词语构建话语，通过话语构建整体意象，“性话语的意象，可能只有一种仍还晦暗、紧张、布满缝隙、碎裂而脆弱的整体，——多价的词在话语含义展开的过程中固定下来，其中的一个意义充分震荡，其他意义便随之谐振。”最重要的是，这种整体性所表现和所指向的就是词语自身，“它是回答。回答包含问题，也排除问题，也就是，即使只展示语言之实，所言也并不孤绝。”
在伽达默尔看来，抛弃知识、抛弃作者，从词语的言说构建一种整体，就在于一条原则，那就是：“诗是自足的，它的语词不为任何其他语词可表之物而在，但这并不改变诗不可思议的凝聚力。”他承认任何解读都不是定论，都只是接近，而正是这种接近性让解读也成为可能，成为真正的理解，“理解不在文学研究的终点，而是在它的起点，并贯穿其始末。”在理解之中，读者进入诗，诗也进入读者，所以，“诗是只此一次的言说，是无与伦比、不可翻译的音与义的平衡，而阅读在此之上，所以解读也同样，是一次独特的言说。”诗歌在言说，只有以这种“只此一次的言说”方式才能在诗中和诗人在一起：保罗·策兰是作者，伽达默尔是读者和作者，我是读者，在共同的文本里，在唯一的词语中，谁是我？谁是你？没有你我，只有文本本身，“一切都在文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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