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23《电话铃响的时候》：梦回1992
第八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新出台了一个规定，考虑到电影各场次的票额问题，在整个大会期间，每位嘉宾累计最多只能领8张电影票。以往只要有时间便可观影的规则被打破，意味着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只能看一场电影，今天是开幕的第一天，所领的票就只要三张：下午看了1点开场的短片集，就没有了其他票。四部短片观影完毕，时间还只是到14:30左右，这无疑意味着到晚上《狐与粉月》开场之前还有足足4个半小时的观影“空窗期”。没有电影的空窗期就是一种观影的空白，还好在15:30的电影开场之前，终于拿到了没有被领走的剩余电影票，于是空白又被填上了，进场、入座，伴随着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响起，故事也终于拉开了帷幕。
时间留出空白到被填补，这一过程似乎正是《电话铃响的时候》的主题：父亲不在，母亲不在，姐姐也不在，独自一人在家的11岁女孩拉娜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告诉她一个不幸的消息：祖父因心脏病在医院里去世了。拉娜拿着电话，她似乎呆立在那里，随后放下了电话，对于一个11岁女孩来说，这是一个亲人逝世的消息，它通过电话线传递过来，似乎有些猝不及防，而在家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情况下，她在接听这个消息的那一刻，甚至没有办法让别人分担她的悲伤。“电话铃响的时候”是一种此时此刻的在场，也正是这一个并不寻常的电话，打破了生活的节奏，它是亲人的去世，死亡成为了一种生命的空白，而要填补这个空白，也许除了此时此刻拉娜的不安、悲伤、焦虑之外，还有莫名的惊恐，以及某种必然到来的终结。而导演伊娃·迪沃耶维奇将这种复杂的心绪转化为对整个时代的记忆，“年幼的我认为，正是这件事导致了后续的种种——流离失所、死亡，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身份认同的消亡，还有家庭、社会和语言的分裂。”
电影中11岁娜拉的原型正是迪沃耶维奇，为什么一个电话会成为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墙上的时钟发出走动时的节律声，“这是1992年的一个星期五，上午的10:36……”从此时针的走动声、旁白交代的时间不断在电影中重复，而它重复的次数刚好是11次，这一数字无疑对应着拉娜11岁的年纪，这是对孩童视角叙事的呼应，但是当11个和生活有关的片段被电话铃响的时间切割，它无疑在隐喻意义上代表着某种支离破碎、流离失所和内心的分裂，画外音更是直接指出了1992年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宏大叙事：“X国”从此消失了。迪沃耶维奇没有点名是什么国家，但是“X”并不是一种未知的符号，它反而在隐匿中被凸显出来：这就是那个叫“南斯拉夫”的国家，“X”是一种空白，它却被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所填补：1992年1月15日，欧洲共同体正式承认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独立地位，南斯拉夫联邦的法理框架开始全面崩塌；3月上旬，波黑在境内塞族群体大规模抵制的情况下举行独立公投，正式宣布独立，直接点燃波黑战争导火索，持续三年多的波黑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局部战争；4月27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正式宣告彻底解体，存续近50年的统一联邦从地图上正式消失，原联邦境内最终分裂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北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六个主权国家。
| 导演: 伊娃·迪沃耶维奇 |
电话是关于祖父的去世，但它所隐含的大事件就是一个国家的消失，它成为了一个未知、空白的X，而伴随这个X的到来，拉娜将会离开故乡，离开亲戚，离开朋友，最终离开祖国，但是有什么可以将这个空白逐渐填补？迪沃耶维奇在32年后选择用影像回到1992年，回到并不清晰的记忆之中，回到用记忆编织的梦里，就像前南斯拉夫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所认为的，记忆仿佛从梦中浮现，回归并困扰着当下，萦绕不去。这次她回到了塞尔维亚老家，和当年的老街坊和老朋友一起，通过Natalija Ilincic饰演的拉娜重新演绎了童年街区里的日常片段：娜拉和姐姐结伴同行，前往自己的学校，在路口的一家商店买了自己想吃的零食；娜拉给好朋友打电话，然后弹起了钢琴，让琴声通过电话传到朋友的耳边；她和邻居小男孩拿着望远镜“窥视”街上的行人和在阳台上的邻居，他们还在小区里“跟踪”可疑人员；那个吸毒的邻家青年人介于小混混和流氓之间，但是对于拉娜来说则是一个保护者的角色；娜拉还和小男孩一起去剪了头发，小男孩的莫西干人发型让他觉得很酷，但是拉娜却认为自己的发型太糟糕……
16毫米胶片所呈现的朦胧、复古的质感还原了1992年已经褪色的记忆，它就像一个消失了之后重新拾起的梦，没有大喜大悲，也没有疯狂和喊叫，只有一种波澜不惊的克制，但是克制的背后是无处不在的压抑，那些场景就是1992年留在记忆之中的最后一幕：最后一次玩“跟踪游戏”，最后一次去剪了头发，最后一次给朋友弹奏钢琴，最后一次去了学校，当最后成为了最后，它不再重复，它就真的变成了空白：祖父去世了，和朋友告别了，离开了家乡。和这个时代一样，一切都在某种分崩离析中发生着，没有人能阻止，也没有人知道生活会走向何处，“反复出现的那通电话，既是大的结构框架，同时也模仿记忆不断重复又支离破碎的感觉。”但是迪沃耶维奇并没有将宏大历史影像化，没有关于战争的消息，没有关于冲突的画面，没有枪炮声，也没有关于死亡的直接呈现，它只有一个电话引起的不安，一种死亡引发的别离，一个时代走向消失的印记。但是，这种和国家有关的破碎、撕裂和消失，却无时无刻不渗透在日常生活中：那个要敲诈他们的电话打到了父亲办公室；和邻家小男孩的跟踪和偷拍并不只是孩子间的游戏；吸毒青年最后的死去更是生命颓败的象征。
迪沃耶维奇通过影像复原了记忆，如梦一般把个人记忆和南斯拉夫解体的集体历史交织在一起，孩童的感官回忆完成的是对“失去的故土”最温柔的回望。但也许正因为这是一个不断被演绎的梦，私人性的记忆和国家历史之间并不是完美被契合在一起，那种淡淡的忧伤被传递出来的时候，迪沃耶维奇似乎有意将两者拼接在一起，但是这种拼接太过机械，太过主观，甚至一个电话并不能成为一个时代走向终结的象征，小女孩拉娜关于失去和流亡的情绪也有着刻意被渲染的痕迹，或者说，它只是迪沃耶维奇构建混杂记忆的一个理想模型，于是在循环往复中，在扭曲失真中，梦回1992成为了创作的一块拼图，“那个离别的瞬间，不断地成为我所有创作的源头，也为未来埋下伏笔。”
《电话铃响的时候》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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