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23 《盐铁论》：其当局则乱
善声而不知转，未可为能歌也；善言而不知变，未可谓能说也。坚据古文以应当世，犹辰参之错，胶柱而调瑟，固而难合矣。
——《相刺第二十》
虽然是自由言说，虽然是激烈辩论，在“骋意极论”中开展对话，是观点越来越明晰，但是在“两刃相割，利害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的辩论中，只是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各自陈述自己的想法，却未能以”他者“的方式思考利弊，尽管善声、善言，却最后陷入到对立和割裂状态中，甚至变成了相互攻击，其结果或者只能是“胶柱而调瑟，固而难合矣”，以一种相对主义造成了当局者迷的尴尬。
“余睹盐铁之义，观乎公卿、文学、贤良之论，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义，或务权利。”这是汉昭帝始元六年的一场辩论，汉朝主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接受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盐铁之义”的辩论其主题当然是朝廷是否实施盐铁酒榷均输平准政策，辩论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他们坚持盐铁官营，而另一派则是以文学、贤良为主的反对派，他们主张罢盐铁官营。为什么要进行这场辩论，在背景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对现实的介入，因为从汉武帝的政策来说，盐铁官营是一种既定的事实，为了掌握全国的禁忌命脉，汉武帝加强了中央集权，特别是在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上，盐铁官营连同酒类专卖，以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这些经济政策本身就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在壮大国家财政、抵御外来侵扰中也发挥了作用，但是很明显，充实汉家国库的同时，却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当是否需要盐铁官营这一问题变成辩论的主题时，在桓宽的记叙中却透出一个潜在的议题，那就是“民间所疾苦”，也就是说，盐铁专营这一经济政策到底是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好处还是造成了民间疾苦，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政策的现实性问题，也就是说，盐铁均输、平准在最初意义上是一种国家主义的行为，支持了汉武帝的内外经营，但是当民间疾苦出现的时候，所要思考的是，该政策是不是间接导致了这一结果？是不是需要进行必要的修订和调整？而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是在“骋意极论”中自由发言，但是实际上，不管是坚持派还是反对派，都站在了各自的立场，要么是坚决贯彻，要么是彻底否定，以致于“两刃相割”，互不相让，从旁观者的视角完全当成了对立面，鄙视甚至否定、攻击对方，实际上最后并没有在辩论中说服对方，也没有在政策上达成一致。
《本议》记载的是盐铁会议的基本议题，也就是关于盐铁政策的可行性分析，双方的观点也是一一展现，大夫认为，实施盐铁专营以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经济政策起直接目的是“备战”：“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也就是说针对匈奴在边境侵扰，需要国库殷实，才能以强大的力量对抗甚至打败匈奴，盐铁、均输等政策，就是为了实现“以通委财而调缓急”，而平准、均输的政策在另一个意义上，却也是“赡民”，“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而为民罪梯者也。”所以如果放弃这一政策，那么不仅在外备上陷于被动，而且在赡民上变成一句空话，“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载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而针对这一观点，文学则认为这些政策是“与民争利”，“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与民争利在另一以上是颠倒了本末，在文学看来，本者，是农业，末者，则是工商，“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而这种本末倒置的政策，起产生的实质则是丢弃了道德的作用，也就是说，因为没有德政，所以动用军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如果有道德的力量，如果能行仁政，何患被外敌所侵扰，何愁百姓穷苦，所以文学等人的观点就是废除这些政策：“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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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E22·2160516·1298 |
正是在本末问题上开始有了不同观点，所以在市场流通、钱币铸造、财富观念、异邦政策上产生了异议。大夫一方认为市场需要流通，“天地之利无不赡，而山海之货无不富也；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多寡不调，而天下财不散也。”因为“天下财不散”，所以“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旃厨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间接造成了物质的浪费，所以他们认为，“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而文学认为，现在的流通只是因为“今世俗坏而竞于淫靡”，浪费不是因为缺少流通，而是奢靡之风使然，而他理想的社会是“各安其居，乐其俗，甘其食，便其器”，也就是说，让百姓富足的条件是：“利在自惜，不在势居街衢；富在俭力趣时，不在岁司羽鸠也。”
一方认为“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一方认为“利在自惜，不在势居街衢”，而在钱币铸造权上，大夫认为“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需要国家的控制，而文学认为应该“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这样才能像古代一样“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在贫富观中，大夫认为人们获得的财富机会是均等的，拥有财富才能拥有社会的尊重，“故善为人者，能自为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而文学认为，“君子遭时则富且贵，不遇，退而乐道。”也就是说，贫富是一种运气，而真正应该平等的是仁德，“重要的是仁德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贤士徇名，贪夫死利。”财富穷富的分歧，直接导致孝养、散不足等的异议，丞相史认为，孝养父母，不能空谈礼节，而必须提供高大的房屋，安适的车马，轻暖的衣服，甜脆的食物，“与其礼有余而养不足，宁养有余而礼不足”；文学则主张礼节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对父母要做到和颜悦色，承顺父母意志，完全按照礼节要求行事。“上孝养志，其次养色，其次养体”。在谈到“散不足”问题上，丞相“愿闻散不足”引发的是贤良的大议论，他认为，当今社会财富分散、用度不足完全是由弥漫全社会的豪奢风气造成的。三十二个“古者”领起的段落蝉联而下，每一段均以上古时代的简朴风尚与近现代的豪奢之风进行对比，按照“富者”、“中者”、“庶人”分层次，极为排冪纵恣。批判了社会的奢靡之风，而在《救匮第三十》中，贤良进一步认为，要“治聚不足”，就要求公卿大夫子孙做到节制车马，衣着适当，亲身节俭，以敦厚朴实作为民众表率，罢弃园林池苑，减少良田豪宅。
所以文学、贤良的观点已经从具体的经济政策延伸到朝廷的贪鄙问题：“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贪鄙在率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也。”而造成这种问题的是一个礼仪道德的败坏，“堕成变故伤功，工商上通伤农。故一杯椿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其为害亦多矣！”所以，文学、贤良言必称“古者”的意义便凸显出来，也就是说，他们从旧法成规中找到治理的依据，而正是现实的种种问题，使他们成为复古主义者。
“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古者，各安其居，乐其俗，甘其食，便其器。”“古者，事业不二，利禄不兼，然诸业不相远，而贫富不相悬也。”“古者大夫思其仁义以充其位，不为权利以充其私也。”从古者中寻找治理社会的依据，以古者作为得失的标准，复古主义的更深层次含义则是恢复德政，“仁者，爱之效也；义者，事之宜也。”所以他们认为，“轺车良马，无以驰之；圣德仁义，无所施之。”而现在的社会问题，就在于仁德的衰落，“今儒者释未耜而学不验之语，旷日弥久，而无益于治，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巧伪良民，以夺农妨政，此亦当世之所患也。”文学的观点认为，“君子耕而不学，则乱之道也。”这实际上是一个以德治国的问题，而提出相反观点的御史和大夫则认为，“要在安国家，利人民，不苟繁文众辞而已。”他们认为，随着形势的变化，治理国家的政策需要调整，意味遵循古法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而真正的分歧在于御史和大夫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认为儒家的思想已经无助于改变现世的治理，当初孔子提出要维护君臣大义，但他的弟子冉求、子路却当了季孙氏家臣，孔子讲男女之礼，但他却通过奸臣弥子瑕去见卫灵公夫人南子，这些都说明孔子言行不一，“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甚至认为，“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
在否定、鄙视儒生的同时，御史和大夫提出的是以法治国的观点，在《刑德第五十五》中，大夫认为，“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在《申韩第五十六》中，御史认为，“故水者火之备，法者止奸之禁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无甲兵，虽孙、吴不能以制敌。”于这种以法治国、以刑治国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是文学和贤良坚持的以德治国，“故治民之道，务笃其教而已。”“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他们认为，“故德教废而诈伪行，礼义坏而奸邪兴，言无仁义也。”正是由于德教废弃才使得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所以本质意义上，“故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也。”
以刑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观点纷争，也体现在对于匈奴等外邦的政策上，大夫认为，圣明天子在上，匈奴却公然侵扰中国边境，因而必须要派兵征讨。而征讨不光是简单的作战，一方面是因为匈奴顽冥不化，甚至在和亲政策上动脑筋，“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贪侵盗驱，长诈之国也。反复无信，百约百叛，若硃、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所以，对匈奴进行征讨，就是展示中国威武，“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然犹修城郭，设关梁，厉武土，备卫于宫室，所以远折难而备万方者也。”而另一方面，征讨四夷并不是单纯开疆拓土，而是为了“除寇贼而安百姓”：“是以圣王怀四方独苦，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安灾，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
而文学一边则认为，边境不应该成为汉家政治的中心，“地广而不耕，多种而不耨，费力而无功”的现象应该改变，而贤良也指出，匈奴住在沙漠之中，过着茹毛饮血的野兽般生活，中国没有必要用礼义去要求匈奴，这样去花费大力人力物力和财力，实在没必要，甚至使国家拖累。而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即使要解决边境问题，也不是用武力征战，而是要坚持修文德以来远的立场，只要对匈奴“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然后以为胡制于外臣，即匈奴没齿不食其所用矣”，也就是说，中国应该用“王者崇礼施德，上仁义而贱怪力”的方式来感化远方异族，“是以圣王以贤为宝，不以珠玉为宝。”匈奴政策的不同，也体现了双方对于国家安全不同观点，大夫认为，国家安全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地理险要；二是战略防备。文学不赞成大夫的观点，认为仁义道德才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手段，主张“以仁义为阻，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
一边是民本思想，一边是国家主义；一边是以德治国，一边是以刑治国；一边是农本不可抛弃，一边是流通为利，其实一边是理想主义，一边是现实主义，而双方从分歧到对立，再到相互攻击，也折射出不管是贵族还是下层，都不能用一种变通的思想来考察现实，虽然大夫认为文学一方“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这种遵守“先王之法”，“圣人之道”“坚据古文”的固执只能像孔孟一样陷入到矛盾之中，”“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而在文学一边则认为，民众本性并没有根本改变，变化的是风俗，因此治国要从移风易俗入手，用仁义教化来培养良风善俗，做到防患于未然，这才是治国的根本。同时指责御史固守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
虽然大家知道要变通，知道“道古以害今”，但是在辩论中，却陷入到一种绝对主义的狭隘论中，当文学的辩论使大夫无言以对的时候，竟也恼羞成怒，并且以儒生年薪不到一把米来剥夺文学议政资格，这显示了大夫态度的傲慢和思想境界的低下。而在这场辩论中，作为记录者的桓宽也并非保持客观，在行文中，他以“大夫缪然不言”、“御史默不对”、“丞相史默然不对”来表现他们的窘迫，而最后，“公卿愀然，寂若无人。于是遂罢议止词。”并上奏曰：“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为不便。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而在在全书最后的《杂论》中，桓宽假借“客曰”，热烈赞扬文学、贤良“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辞”的风采，表彰他们“言王道，矫当世，复诸正，务在乎反本”的卓越精神，称颂他们“奋由路之意，推史鱼之节，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而对桑弘羊，桓宽则批评他“摄卿相之位，不引准绳，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几乎是用审判的口吻。
辩论营造的是“骋意极论”的氛围，却陷入到“两刃相割”的尖锐对立中，所以不管是对于大国方针，还是具体议题，总是容易陷入一种迷局之中，“议不在己者易称，从旁议者易是，其当局则乱”，在通往真理的道理上，或许这就是最大的难题，当局者迷的现实在历史意义上，也只能成为一家之言：“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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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后： 《失物招领》：渐渐迷失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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