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e气

还是盲人，一个盲人，另一个盲人，在《失明症漫记》四年之后的城市，在失明症蔓延传染而复明的国家，依然有一个盲人，依然有另一个盲人，他们也看不见现实，看不见偶像，但是他们听到了枪声，三声枪响，比寓言更直接、更赤裸和更血腥的方式传到他们失明的世界里。死去的视力，却复活了听力，但是就像眼睛被浓雾和牛奶的白色覆盖一样，他们应该听到的狗叫也被覆盖了，狗倒在地上，狗正在死去，狗已经停止了狗叫。

“我们吠叫吧，狗说。”当题写在前面的《呐喊书》代替“看见”的《箴言书》，当狗的吠叫被枪声代替，这是不是又一场灾难的开始？只是三声枪响制造的恐怖并非是单纯地终止了那些盲人应该听到的狗叫，那只是一颗子弹射中了狗的身体，还有两颗子弹呢？它们以一种谋杀的方式射向一个女人的身体，两颗子弹，仿佛是双重的灾难——一颗子弹射向四年前唯一没有失明的女人，另一个子弹射向四年后和其他人一样没有失明的女人，这是对四年前遗留的那个寓言的毁灭，更是对于四年后新设置寓言的摧毁，那个系着有白色斑点的蓝色领带的男子，站在高楼上，以俯视的方式用带望远镜瞄准器的步枪，打中了正在阳台里的女子，“我们不能问她是不是听到了接连两声枪响，她死了，躺在地上，鲜血流出来，滴到身下的阳台上。”没有喊叫，也没有最后睁眼看见这个系着有白色斑点的蓝色领带的男子，而对于这个城市来说，一切也都悄然进行，只有盲人们听到了枪声，听到了射进狗的身体里的枪声，于是，城市恢复了宁静，于是，狗停止吠叫代替了女人的死亡。

隐性的谋杀，秘密的谋杀，正如内政部长在被解职之前所制定的那个行动计划一样，充满了隐性和秘密的意义，“让警察的精锐部队潜回城内，身穿便服，不得有暴露他们所属队伍的任何痕迹。”身穿便服，潜回城里，像是不能公开的阴谋，这个城市是被放弃了还是被占领了，是被代替了还是被谋害了？回来之前一定是离开，潜行的关键一定是假装，城市仿佛并不属于政府不属于国家不属于总统不属于总理，反倒属于那吠叫的狗，那未曾失明的人，那听到枪声的一个盲人和另一个盲人。

还有那个为了解救而背叛的警督。同样是系着有白色斑点的蓝色领带的男人，他从后边走过来，然后朝警督的脑袋开了一枪。又是枪声，覆盖的枪声，谋杀的枪声，毁灭的枪声，只不过这枪声比杀死女人的枪声来得早，比杀死吠叫的狗的枪声也来得早，“所有迹象都清楚地表明，这是颠覆分子进行的又一项罪恶的行动，他们仍然在我们不幸的首都破坏民主制度正常运作的稳定性，这就是说，他们在无情地攻击我们祖国政治，社会和道德的完整性。”制定行动计划的内政部长说，女人成了颠覆分子，警督成了颠覆分子，甚至那狗也成了颠覆分子，无处不在的颠覆分子，必须杀死的颠覆分子，在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城市里，警察的精锐部队潜回城里就像是一个被放逐者疯狂的反扑。

而这样的放逐却是自我的逃离，是精心策划的阴谋，是荒唐的游戏，却美其名曰“撤退”。只因在一场普普通通的选举中，百分之八十三的空白选票让这一场期待的选举变成了一个讽刺：“今天在我国首都举行了选举，结果如下，右翼党得票率百分之八，中间党百分之八，左翼党百分之一，弃权票为零，无效票为零，空白选票为百分之八十三。”但这不是最初的结果，不是荒唐的起点，游戏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日子降临，中间党代表、右翼党代表和左翼党代表在等待着从雨中赶来的选民，但是一开始没有，票箱空空如也，干干净净，雨不停地下着，选举却以一种空白的方式开展着，即使一个小时之后出现了第一个选民，即使这陌生的选民投下了期盼着的选票，即使后来的选票塞满了票箱，但依然是无用的，“在场的人都觉得，这场选举已经是个巨大的政治失败。”这样的政治失败不是不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有效票，不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空白选票，而是因为这一场雨，“既然法律规定若遇自然灾害应在八天之后重新进行选举，那么，就在八天以后，也就是下一个星期日重新选举，不论上帝意欲如何，都必须如此。”遇到自然灾害，必须重新进行选举，这是国家法律的规定，那么在雨中期盼第一个选民到来只是一种形式，那么“右翼党得票占百分之十三，中间党百分之九，左翼党百分之二点五”的结果也丝毫没有意义。

八天之后是星期日，而在国家元首的眼中，“亲爱的同胞们，星期日必定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是对于大雨这种自然灾害的替代，可是，“政治失败”却越来越突出，投票的选民们谈着离婚的事，而最后的结果空白票的比例从雨天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变成百分之八十三，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却换来一个更具讽刺意义的灾难，这不是自然灾害，是人为的灾难。所以政府一致同意有必要对如此令人费解的结果进行认真调查，内政部还制定了行动计划，组织和派遣训练有素的探员渗透到民众中去，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他们抓人，他们使用测谎仪，他们配以谎言画，而这样的调查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相反，一方面测谎仪结果出现问题，继而怀疑是测谎仪本身的问题，连探员也被测出说了谎言，而这样的谎言并非是机器的问题，而是政府已经习惯了说谎，习惯了欺骗，按照法律的规定，选民是有投空白选票的权力，“法律一笔一画写得清清楚楚，任何人不得因为投空白选票而受到迫害”，但是制定和实施法律的人却在自我摧毁这一种体系，将法律置于一边，而另一方面，这种用谎言来掩盖专制的方式也使市民开始远离自己的真实的生活：

后来才开始注意到，白色这个词渐渐变得淫秽和刺耳，人们不再使用，而改用婉转或拐弯抹角的方式表达。例如一张白纸，就说没有颜色的纸，用了一辈子的白色的毛巾，改称牛奶色的毛巾，把雪比作白色斗篷的说法由来已久，现在却采用了近二十年来才出现的极浅灰色一词，学生们不再说交白卷，而是直截了当地承认对所学科目一窍不通，最有趣的情况是，世世代代以来，父母，祖父母，叔叔，伯伯乃至邻居等等，都借一个谜语启发儿童的智力和推断力，白球球，母鸡生，打一种食品，现在这个谜语突然间消失了，这样的怪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拒绝再说出那个词，但又发现问题实在荒唐，所有的母鸡，不论属哪类品种，不论多么努力，都生不出别的东西，只会生鸡蛋。

因为和“空白选票”有关，白成为一个禁忌词，而严禁使用的“白”自然构成了一套虚假的压制体系。对于政府来说，严禁说“白”并非是唯一的荒唐规定，因为调查毫无进展，所以总理下令城市进入不定期的戒严状态，而在戒严也依然无效的情况下，总理又实施了撤退计划，“政府各机关立即撤退到另一座城市，让那里成为国家的新首都，这里驻守的各兵种部队全部撤离，警察部队也全部撤出”，政府撤离，警察撤离，虽然留下了市政委员会协调一些垃圾处理等简单问题，但是整个政府体系在这种撤离中慢慢解构，在大规模的撤离中，意外发生，许多市民的窗户亮出灯，然后照着车里的队伍，本来应该秘密却被在灯光下公开化，他们像是逃离者，也在这灯光中看见了惊恐，汽车碰撞，人员受伤，秩序混乱。而荒唐的撤离计划竟然只是为了处罚有着投空白票的市民，随着撤离行动的实施，“这座反叛城市将由它自己管理，它会拥有所需要的一切时间考虑明白，脱离神圣的统一国家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等到它再也忍受不了孤立，凌辱和蔑视，等到里面的生活陷入一片混乱，那些犯有过错的居民就会低着头来找我们，恳求我们原谅。”

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某个阴谋，当撤离计划遇到混乱和意外的时候，他们其实陷在了自己设定的荒唐假设里，找不到任何线索和依据，政府又开始了另一种怀疑：“即某个邪恶的国外势力正在致力于破坏我国稳定”，总统向全国发表讲话说：“你们，是你们，是你们无耻地脱离了国家的和谐生活，走上了颠覆和反叛的歧途，向合法权利发起了邪恶和阴险的挑战。”总统直接将矛头指向市民，把“你们”立在政府的对立面，这是另一种残暴，另一种专制，这是白色的寓言，这是自我制造的恐怖，这是“臭狗屎”的自我讽刺：“寥寥三个字构成一个粪便学感叹词，其表达力相当于整整一篇国情演说，综合并集中地表现出绝望的深度，这种绝望摧毁了整个政府的心理承受能力，尤其是像那些因职务性质而与镇压暴乱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关系密切的部长们，这里指的是国防部和内政部的长官，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为处于危机之中的国家提供良好服务的光环顷刻之间消失殆尽。”

臭狗屎的生活是颠覆了自己曾经制定的法律，颠覆了那个晴空万里的星期日，颠覆了本来是正常颜色的“白”，开始是撤离，是让市民反思，让市民自我管理，而当这一行动失败之后，甚至把专制的荒唐变成了隔离，“我认为，要想完全阻止他们，只能围绕首都筑起一圈不可逾越的高墙，用水泥板建成的高墙，我估计高度要在八米左右，显然还需要现有的电子监控系统支持，还要辅以必要数量的带刺铁丝网，我坚信，任何人都无法从那里通过，甚至连一只苍蝇都不行。”这是总统的命令，而总理的建议是采取专制性质的激烈措施，“比如说，不定期地取消本市民众的公民权利，为了避免有意识形态偏袒的嫌疑，也要把我们自己的选民包括在内，通过一个非常时期选举法并在全国适用，规定空白选票等同于无效选票，以避免瘟疫蔓延，等等。”

非常时期选举法，非常时期选民，当车站发生爆炸而死亡三十四人的时候，这种怀疑变成了对于恐怖团体的确认，包括社会传媒在内，“把罪行归咎于某个与白票人动乱有关的恐怖团体”。和恐怖有关，其实是自我的恐怖，自我的谋杀，而那三封检举四年前未曾失明女人的信，却让这个陷在噩梦里的城市重新进入了“可恨的噩梦”，就像四年前的失明事件一样，真实地不敢相信，便被“当作曾在梦中而不是在现实中存在过的什么东西”。

当政府的视野转向四年前的失明，也就转向了一个属于个体的寓言之中，转向关于个人命运的荒唐计划中，失明是一种白色的覆盖，而空白选票的出现也仿佛是一个被白色覆盖的政治失败，“空白选票是失明症的一种表现，与前一种失明症具有同样的破坏性”，这是总理的想法，而司法部长却说：“或者叫复明症。”。那封市民写来的信直接把那个女人推向了一切的因：“我想说，共和国总统先生，现在的失明症或许可以用第一次失明症来加以解释，两者或许可能用同一个人的存在来加以解释，甚至也许能用该人的行动来解释，我不太确定。”当大家失明而她却没有，这是一个异数，一种无法解释的现实，所以在政府陷入空白投票调查没有结果甚至混乱的时候，它也必然指向一个无法解释的原因，“那个女人当时没有失明这一事实与现在众多的选民投空白选票有关，而正是后者把我们推进了当前的窘境”，仅仅因为四年前没有失明，就必须承担四年之后投票的悬案，这种荒唐的推理其实也印证了和四年前一样，这个城市陷在一种“仍然失明”的困境中。

但是对于政府来说，找到一个事件的替代品才是最最重要的，所以抓捕女子便成为破解政府“失明症”最重要的行动。警督似乎并不困难地找到了写信的人，他就是四年前那场失明症第一个失明的人，在四年前气人小组里，他们也在寻找食物和水，寻找解救的办法上团结合作，而第一个失明的人也是第一个复明，但是四年后，这个举止并不端正的人开始用一种荒唐的推理找到了空白投票的“元凶”，理由仅仅是“一个人做了一件事，就能做另一件”，这不得不说是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失明，而且与妻子离婚这一现象可以判断出某种偏执。当然，警督也比较容易找到医生和医生的妻子，女人也承认四年前没有失明，也承认曾经用剪刀杀死了歹徒的头目，为的是拯救那些被迫害的盲人女子，而警督的调查也并非是为了杀死男人这一罪行，而是承认操纵了空白投票。

“难道夫人你不是一个颠覆运动的组织者，负责人和首领吗，这一运动把民主制度置于危险境地，即使称之为垂死境地也不过分。”这是警督对女人说的话，成为颠覆运动的组织者、负责人和首领，就如四年前七个人小组的组织者、负责人和首领，“你的重罪是在我们所有人都成了盲人的时候你却没有失明”，这样的逻辑后面是一个荒唐的游戏，而游戏的目的是使政府将来告诉人民：“他们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体催眠术的受害者，而夫人你是这一艺术的精灵”。

这是警督对女人说的话，其实在于女人的不断接触中，他已经感受到了计划的荒唐，也慢慢知道了政府的虚伪，所以警督本身的身份是政府工作人员，是那个专制、荒唐政府的代表，但是他却开始了自我转型，他成为了荒唐游戏的解救者，他告诉女人，内政部长要把四年前的小组照片登在报纸上，在电视台播出，要对空白选票负责，同时，要把四年前所有关于那场失明症真实事件有关的资料、新闻、回忆录和文章轰炸掉，用新的定罪新闻取代以前的文本。所谓控制，就是一种替代，一种毫无逻辑的替代，一种毁灭证据的替代。所以醒悟的警督在相反的方向上开始了另一个行动计划，他去往另外的报纸，把真相告诉他们并希望他们能够登载，他用秘密的线路打电话给女人叫他“隐藏起来，消失掉”。

“我从所从事的职业中懂得，发号施令的人不仅不会在我们称之为荒唐的事情面前却步，还会进一步利用荒唐的事情麻痹人们的良知，毁灭人们的理性。”这是反叛者的精度，这是解救者的警督，但是在巨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在国家控制的媒体面前，力量必将太小了，照片登在了报纸上，黑色或红色标题，“阴谋面目终被曝光，这个女人四年前没有失明，空白选票之谜被揭开，警方调查初见成果。”谜底被揭开，调查有成效，这便是政府对于政治事件的最荒谬处理，而这也预示着新的失明症正在变成现实。“我们出生的那一刻，仿佛为一生签署了一纸契约，有一天我们可能会问自己，是谁替我签署的，我问过自己，回答就在这张纸上。”警督在写给另外的媒体的信中，说到了契约，这是生命的契约，这是从生到死的契约，而失明也是一种死亡，那么警督的问题便是：谁让我们再次失明？

四年前女人没有失明，她用看得见的方式完成了一个解救者的使命，而四年后，警督没有实名，他用揭露真相的方式成为另一个解救者，但是在这巨大的阴谋面前，不失明的个体，解救者的个体依然会成为最后的牺牲品。四年前女人在还存在的城市里最后变成了看不见的盲人，而在四年后，警督被那一声最先响起的枪声打中，无处可逃的命运，在四年的轮回中变成一个讽喻，是的，一切的声音平息了，狗也不会再叫了，可是那听到枪声的却还是盲人，一个盲人，另一个盲人，以及这个城市所有失明的盲人。

他坐在高高的位置上，目光向前，目光向下，俯视的眼神里不是紧张和兴奋，也不是对于走向辉煌命运大道的欣喜，沉稳、淡然，甚至还掠过一丝微笑，就像一切都应该发生。只是那放在椅子两边的双手却沾满了鲜血，指头紧扣住椅子，像是牢牢抓住那权力，这血性的双手仿佛在淡然的目光之外，在自我的权力世界之外，一切已成定局，一切都是黑暗背景下的冒险。

一张精彩美剧的海报，一个叫弗朗西斯·安德伍德的美国政坛人物，对于这样“移花接木”的促销，看上去也仿佛是走在“通向辉煌命运的大道”上，大卫·芬奇导演的美剧已经获得了第71届金球奖电视类最佳剧情类剧集、第65届黄金时段艾美奖剧情类最佳剧集和第66届美国导演工会奖最佳剧情类剧集导演，这是电视的荣誉，而封面上“风靡全球的政治小说，英美两国两度改编”的推介，“英剧获选为‘百部最佳英剧’之一，美剧获2013年艾美奖9项提名，并斩获最佳导演、最佳选角奖”的注解，甚至封底“乐视超级电视大屏独家追播《纸牌屋》”，也都是一种赤裸裸的依附，就像那手指上的鲜血，迫不及待要让你看见政治的冒险，看见权力的阴暗，只是当一个被视觉化的文本退回到文字的时候，也变成了某种权力施展的阴谋：“权力是令人上瘾的毒药，大家都趋之若鹜，完全意识不到危险将近，甚至愿意牺牲一切，婚姻、事业、名声乃至生命。”

如果回到文本，回到迈克尔·道布斯的原著，回到厄克特的“纸牌屋”，那就必须褪掉那覆盖着的封面，褪掉美剧的光环，但是那血腥的手指还在，那高高在上的俯视还在，“离灯光越来越近了，它的心不安分地翻腾起来，贪婪、热情、野心交织在一起，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只剩下那紧紧吸引着它的灯光，这灯光的力量超越了它一切的梦想，让它无法抗拒，让它别无选择。”无法抗拒、无法选择的是不是只有梦想，但是梦想的对面却是一个现实，一个无法超越的现实，一个被灯光照耀出贪婪、热情、野心交织的现实：“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人生就是一场零和博弈，输赢高下都在政坛见分晓。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是这条路上无奈的过河卒子，只能一路向前。”零和博弈，就是一个游戏，博弈的各方却并不是双赢，当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就永远为“零”，所以游戏是真正的现实，是洗牌、倒牌和发牌之后剩下的零，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或者起点就是终点，在通向未知的大道上不幸落水，葬身鱼腹。

玛蒂的死亡是“不幸落水”的牺牲品，当她面对厄克特的时候，她甚至以为是一种爱情，但是爱情的脆弱在于他会毫无人性地将你从高楼上推下去，一句“弗朗西斯，我爱你。我真的爱你，但是——”已无下文，她听到了那句“你说你想读懂权力，追逐权力需要付出的牺牲，权力之中的各种欺骗和谎言。”还在耳边，她也听到了耳边吹来的风，下坠是一条没有单行线，年轻娇小的身体在惊讶多于恐慌中重重地落在石板路上，“直挺挺地躺着，再无声息”。

爱情只是在冷寂的楼顶上绽放出一丝的光彩，她把头扎进他的胸膛，充满了感激，也感到轻松又放心，“非常特别的男人”成了最后的注解，但是对于这已经发生的一切，对于那个权力的游戏，“我绝不可能发表任何意见”的回答让玛蒂看见了掠过的恐惧，那个林德赫斯特附近的家，那个M27公里旁的家，那个新森林里的家已经不是爱情的归宿，而是罗杰·奥尼尔死亡的现场，怀疑其实已经变成了现实，变成了血腥的现实，变成了恐惧的现实，变成了零和博弈的现实，变成了玛蒂虚弱和晕眩的现实，“拼图的碎片在她脑子里旋转，突然间严丝合缝地拼在了一起。”这拼图是政治角斗的最后结局，是对于党鞭长的公平和不发表评论的背叛，“因为党鞭长不算是内阁的正式成员。但因为你负责党内的纪律和立场，他们必然会向你请示取消医院扩张项目的事情，还有地方自卫队裁军的计划。这样你就能一用你的话怎么说来着——做点手脚。”可是在最后被揭开的真相面前，玛蒂已经没有机会告诉全世界，像往常一样用她可能的笔报道这一阴谋，甚至在微弱的爱情面前，她也变得多余，”有的选择会很艰难，很绝望，甚至孤注一掷，不计后果。可能会让我们深深憎恨我们自己，但不得不这样做。你和我，玛蒂，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俩都一样。”

无奈的选择，不管现实里有多少浪漫，有多少值得赞许的爱情，有多少值得期待的生活，但是一切只是为了在深深的憎恨中完成权力的游戏，厄克特发出绝望的声音，“如同痛苦不已的困兽”，然后像看见那片从威斯敏斯特上空飘落的雪花一样，下坠在最深的黑暗中。灯光熄灭，爱情熄灭，生命熄灭，但是权力的游戏却没有停止。在那最后告知民众的通告中，厄克特把爱情当成是玛蒂的迷恋，当成是一种纠缠，而死亡当然也成为一种疾病的结果：“我们就站在栏杆旁边，她威胁说要跳下去。我走过去抓住她，但她好像踩在冰上滑倒了，当时的情况特别危险，我还没反应过来，没能抓住她，她就消失了。”

这个夜晚是首相生涯的开端，也是权力游戏的一个意外，“我即将开始唐宁街的生涯，怀揣着全新的决心和意志，要将我的人民团结在一起，立志消除掉蚕食国人意志的颓废与愤世嫉俗。要将我的生命和热情献给国家的事业。我将确保斯多林小姐的生命不会白白牺牲。”玛蒂的死真的像是那一朵飘落的雪花，无声无息地融合，对于厄克特来说，他的现实就是冒险的成功，就是紧张和兴奋，就是决心和意志，就是“现在，请你们原谅我，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忙碌，死亡就像没有发生一样，在被谎言抹平的悲剧里开始了坐在高高位置上的俯视，这是一个起点，一种轮回，没有人能阻止，没有人能反抗，而真相也随同玛蒂的死亡被掩盖在那高高的恐惧的楼顶。

这是十一月三十日的悲剧，距离玛蒂看见的那交织着贪婪、热情、野心的灯光距离五个多月的时间，超越一切梦想的灯光似乎还亮在谎言里，亮在大选之夜的盛大复仇里，而这个被诅咒的一天其实已经写好了结局，那只被烧焦了的飞蛾就是一个隐喻，“尸体连一点绝望的青烟也来不及冒出”就成为了被黑夜吞噬的第一个牺牲品。作为党鞭长，厄克特似乎在权力游戏之外，这个有着议员与枢密院委员身份的“阁下”，这个内阁阁员以及不列颠帝国勋章的获得者，这个坐稳了政府二十四个权力最大的位子之一的人，其实全盘掌控着一切，而这种掌控在更多意义上是记录，是保存档案，那本黑皮本“稳妥锁在一个连首相都没有钥匙的保险柜中”。但是这不发表意见、中立的角色却暗暗积聚着复仇的力量，首相连任竞选中他功不可没，但是本以为自己会入内阁任职，却最终未能如愿。于是他暗中发誓要取代背叛自己的首相，搞垮所有的对手。一个权力游戏的计划在这个盛大的复仇里变成了现实。

“选举意味着变化的到来，也意味着会有人成为牺牲品。”谁是牺牲品？当然是牺牲别人。这是厄克特的原则，其实也是所有政治角逐的规则，在他看来，政治就是一场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而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厄克特便要用自己的特殊作用将“首相内心深处阴暗角落中蠢蠢欲动的怀疑和不安全感”拖出来，竞选时许诺好的医院扩展计划在哪？这是制造的公共舆论，给首相试压，对于信息泄露的追捕计划或许只是党派之间的一种明争，但更阴险的暗斗却让首相防不胜防。厄克特利用首相哥哥酗酒的不良习性，捏造了账户和帕丁顿的地址，然后将五万英镑钱打进土耳其联合银行，用来购买雷诺克斯化学公共有限公司的两万支普通股。这也只是周密计划的一部分，“婚姻失败，弟弟过于杰出和著名的压力下如何濒临崩溃”，作为首相哥哥的穷困潦倒，使这一切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但其实，舆论只是被控制的舆论，报纸或者电视媒体都在掌控中，而所有的媒体却也想在这场政治的博弈中捞取好处，“政治上的受欢迎程度就是财源啊。只要你们掌权，我就可以继续做生意，做我最擅长的事情——赚钱。”这是《每日纪事报》本杰明·兰德里斯的欲望，政治变成了自己发财的渠道，所以执政党的宣传处处长罗杰·奥尼尔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如何有利于这场政治游戏他就报道什么，没有底线没有原则，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

但是玛蒂似乎太过于单纯和理想主义，那个被夹在报纸中间的“官方调查”恰恰是一个诱饵，百分之四十三的投票只剩下百分之三十一，首相的支持率和反对党新领袖的支持率差了十万八千里。而这样的民意调查在玛蒂看来却是内阁成员泄露机密的独家爆料，在公共舆论和传言面前，首相被指责被批判，甚至成为反对党和竞争者手中的最强武器，首相成为“亡命天涯”的人，而一系列制造的丑闻终于使他辞职，而他的辞职则意味着对手“强行发动一次领袖选拔比赛”。

“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完了。”这是被辞职的首相的哀叹，“政客的办公室正如人生，你对它的态度，取决于你是走马上任，还是挥手再见。”只有两种选择，上任和离开，而对于人生而言，也无非是两种非此即彼的结果，首相下台，反对党，竞选者都摩拳擦掌，“英文的‘政治’（Politics）来源于古希腊语‘Poly’，意思是‘很多’；后面的‘tics’则来源于‘ticks’，意思是‘吸血的小虫子’。”政治就是很多的吸血小虫，而在这吸血的小虫里，身为党鞭长的厄克特似乎宠辱不惊，似乎淡然面对，单枪匹马扳倒整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似乎并不是最终目的，他的目标是取代，是走向上位，如何使作为不发表任何评论的党鞭长成为竞选者？“竞选党派领袖？我只是党鞭长而已，我不是拋头露面的人。我是飞机的翅膀，是为飞行员助一臂之力的。”这是厄克特公开对自己身份的解读，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欲望只有一句话：“我非常非常想玩。”为了这个游戏，他又设计了另一个计划，暴露那些竞选者的丑闻，或者是揭露隐私，或者寄被录制的色情录像带，一个个竞选者在强大的舆论面前退出了竞选，而被控制的《每日纪事报》发表评论：“我们认为，如果党鞭长厄克特宣布参选，那将是整个党派之幸。我们相信，如果他顺利当选，那么将是整个国家的大幸。”

“实现野心的道路，必是很多牺牲者的尸体铺成。”厄克特宣布参加领袖竞选，而《每日纪事报》也已准备收购联合报业集团全部已发行股本，双赢似乎开始了。而这一切在身为《每日纪事报》的记者玛蒂看来，却越来越像一个阴谋。她调查首相哥哥的账户、地址，以及党总部的电脑系统，“今天上午我亲自去了一趟帕丁顿，我在同一个烟店用完全虚构的名字开了一个私人地址。接着我打了辆车去七姐妹路的土耳其联合银行，用同样的假名字开了一个账户。没有花五万英镑，只花了一百镑。整件事情从头到尾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但是这样的真相并没有给玛蒂带来成就感，相反，实际上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玛蒂何尝不想登上属于自己的另一种权力位置。

“我想成为最好的政治记者，全英国，也许全世界。”这是玛蒂的理想，这种理想当然参杂着欲望，而实现这种理想他想利用的也是厄克特，怀疑首相哥哥购买股票是阴谋，怀疑奥尼尔被发现死于吸毒过量是阴谋，但是她不知道在这一些政治阴谋中，自己也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牺牲品。而其实，在政治控制下的媒体也在玩着一场权力游戏：“一个政客再怎么邪恶也不为过，一个记者再怎么夸张也不为过。两者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歇斯底里的夸张。”

这是无情的揭露，这是残酷的竞争，这是精明算计、人性丑恶、肮脏交易的权力丑闻，但是即使首相不辞职，即使厄克特不入住=唐宁街，甚至玛蒂不被谋杀，这现实永远有着无法摆脱的恐惧，“一个人要拼搏奋斗，动力绝不来自于敬重，而是恐惧。”恐惧之力，永比尊敬更甚，那么当厄克特从党鞭长到首相，入主唐宁街对他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噩梦的开始，在踩着别人的尸体前行的道路上，他也会成为别人的牺牲者，而这场零和博弈的人生到头来也还是一个无始无终的零，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没有利益也没有损失，而那坐在高高位置上的人手上沾着的也是自己的血，那俯视所望见的也只是自己的影子。

上帝是不是一个虚幻的传说？是不是在上帝面前只有被藏匿的自己？所谓信仰绝非是一个听从圣谕的奇迹，那想象的世界里，有着不一样的物种，有着和自己不一样的谎言，当波多里诺以一个骗子的方式完成一种虚幻的创造的时候，他看见的不是王，不是帝，不是父，也不是上帝，君臣或者父子的谱系中从来没有听命的延续，一个谎言的背后是另一个谎言，一种死亡面前是下一个死亡，活着像一个骗子，死去像一个骗子，父亲像一个骗子，孩子像一个骗子，在一个续承而不变的命运深处，即使你用划线删除的方式，抵达的也只是一只手的隐藏。

腓特烈死去，像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在那条河里，尸体就如一个无法解开的谜，总是伴随着一个帝国的征战荣光；而那只叫“葛拉达”的圣杯呢，在一个连环揭开的审问中，也最后成了如父亲使用的木碗；甚至那个和十字军东征有关的寻找，最后也只是在东方贤士的不断死亡中，成为一个逃离的噩梦，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似乎只存在于奥托那个临死的遗言中。而波多里诺的实践、引领和逃亡，只不过是不断走进死亡的记录，当他最后成为那个柱头隐士的时候，所有人看见了一个在高处睿智如上帝的人，也看见了赤裸如一条虫的人，红胡子的腓特烈大地驾崩成为最后的一个谎言，而事实呢？无非是在未知的怪病掩盖下成为一个无法回溯的传说，杀害这个词或者太过血腥，而那被沾染上的弑父之血的罪恶在波多里诺那里完全变成了对自身命运的救赎，向上爬，再向上爬，柱头却只有一个顶点，当赎罪的波多里诺看见底下那些祈祷的人，他看见的绝非如上帝一样的荣光，而是悲悯，“我准备净空我的灵魂和智慧，从此抵达精神的国度，我会在黑暗中通过烈焰的途径完成我的旅程……”那一句重复伊帕吉雅口中的话其实是在重复一个没有自我的文本世界，那爱情，那肉欲，那拯救的灵魂在已经被抽空，只有黑暗的荣耀，只有遥远的孤独，对于波多里诺来说，那伸出的手遮挡着一切美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会如此睿智？”波多里诺的回答只是：“因为我隐藏自己。”那只手里藏着掌纹，藏着干过的一切罪过，藏着书写的记录，藏着一个谎言般的历史。

“一名编年史的作家绝对不能相信如此不确定的见证。将波多里诺从你的记录当中删除。”睿智的帕夫努吉欧在波多里诺离去的时候，把那些记录的文本看成是他自己的故事，一切出自他的口中，一切也成为一个骗子的叙事，而那段真实的罗马帝国的历史呢，不是诞生在远方沼泽地的蛮族故事，可是不要相信历史的最终代价是，连谎言也最终被删除：“不要白认为是世上惟一的作家，迟早会再出现一个比波多里更会说谎的人，来告诉我们另一段故事。”不相信是因为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一次文本记录。其实，一切的征战和寻找，一切的肉欲和爱情，一切的信仰和救赎，早已经写在了“不会写拉丁文”的羊皮纸上，当划去“做了”写成“犯下”，当划去“太臣”写下“大臣”，当划去“主神”而写成“主”，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一一五五年十二月欧拉里欧氏族波多里诺的记载中那段“杀和屠杀或宰杀我几乎会写拉丁文并不是我不懂拉丁文因为我用一本拉丁文书学会识字所以有人对我说拉丁文我懂但是问题在写我不会写对话”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入口，那文本的记录里是拉丁文语言的缺失，是一个帝国历史的缺失，也是那个关于征战和死亡预言的缺失，就像法斯凯特森林的浓雾，笼罩在一个手指疼痛的书写故事里，所以最后波多里诺伸出手隐藏的自己的谎言就像他看见的那一头从灌木丛里跳出来的独角兽，“一头真把角放进处女肚子的独角兽”，那肉欲的发泄从来都带着原罪。

原罪里先出现的是一个丧失的父，那也是一个确实的传说，“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几岁，我父亲认为十二岁，而我的母亲则希望我已经十三岁，显然是因为她努力让我成长在对上帝的恐惧当中，让她觉得时间较为漫长。当我动笔写字的时候，肯定已经十四岁。”十二岁，十三岁，或者十四岁，在模糊的记忆中，波多里诺从来没有看见过真正的自己，所以即使在羊皮纸上涂写着一个遗落的传说时，也只是用自己并不懂得的拉丁文书写，“经过了十二年在两条河川之间的挣扎之后，我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而其实，波多里诺在尼塞塔大爷面前的陈述和回忆明白地表明着自己的迷失，“你们才是世界的中心”其实是他在用力抵达那个泛拉丁帝国，那个红胡子的腓特烈大地统治的帝国。奥托主教找不到撰写的《两个城邦的记录或历史》最初的版本，也就意味着那个帝国只是一个谎言，而拉黑维诺教不多力诺拉丁文文法，是要重建一个虚幻的帝国，“你说得没错。至少有一回，我用一个谎言救了一座城市，而且是我自己的城市。”拯救的历史重任降临到波多里诺身上，那也无非是一个和拉丁文有关的知识体系。

作为腓特烈的亲舅舅，奥托主教给波多里诺的任务就是重建自己文本遗失的帝国：“如果你想成为文人墨客，或甚至有一天撰写历史——如老天同意的话——你也必须说谎，发明一些趣闻，否则历史会变得单调无比。”这个把诗人说谎当成高尚事业的人在临时之前为波多里诺设计了一个重新寻找缺失的统治力的谎言：“基督徒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前途是在摩尔族以外的地方。耶路撒冷和非基督徒的土地之外存在着一个基督教的王国，一个懂得联合两个王国的皇帝，会将非基督徒的王国和拜占庭帝国贬为失落在其荣耀的汪洋中的两座遗弃的孤岛！”这是处在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必须征战的目标，在中心之外，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想办法让腓特烈往东方去，因为在那里才有照亮他成为王者之最的光明……把大帝带离米兰和罗马之间这一片困境……否则他至死都会被黏在这个地方。”而要实现这一个目标，必须成为一个高尚的诗人，高尚的说谎者。

所以，波多里诺的巴黎学写变成了对于谎言知识的某种追逐，在这个知识体系中，有七艺，有法律，有医科，还有魔术，而在这些知识体系之外，多于波多里诺来说，吸引的却是用阿拉伯文思考，用普罗旺斯语描述的阿布杜，以及那一个不是球体而是如圣体柜的大地形状。这是一种新的想象？对于知识体系而言，也意味着某种虚幻，所以巴黎之行对于波多里诺来说，这是关于一个绿蜂蜜的诱惑而已。吃下绿蜂蜜所看见的是一个蒙着面纱的爱情，这是一股欲望之后像真实的存在，伊甸园一般的神话诱惑，对于波多里诺来说，仿佛那个独角兽的故事又开始苏醒，那个蒙着面纱的女子出现在波多力诺面前，却是美丽无比的勃艮第的贝阿翠丝——红胡子腓特烈的皇后，波多里诺的“母亲”，“因为贝阿翠丝除了优雅、聪明、无比的温柔之外，还拥有了‘缺席’这一项优势。”缺席的欲望在绿蜂蜜的世界里成为真实的存在，那些信件，那些“回信”，都成为波多里诺构筑自己世界的道具，像阿布杜一样写情书，在“我向你致意，我的心，我的躯，我的喜悦……”中满足某种对缺席世界的欲望，甚至在告别巴黎回来之后”诱惑“皇后，”为了避免拥抱，波多里诺把双手摆在身后，但是他们的嘴唇已经碰在一起；碰在一起之后，也跟着张开了一点，而这一开，已经足以让他们在那一瞬间，仅仅在持续非常短暂的亲吻那一瞬间，透过半开的嘴唇，轻触彼此的舌尖。“像是一个虚幻的场景，又像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独角兽抵达了女子的身体，在那里完成一个生命的延续，所以当皇后生下孩子的时候，波多里诺总是感觉自己是孩子的父，而这种父性的移植自然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原罪：”他意识到就在那一刻，他同时犯下了四种罪行：他侵犯了皇后的尊严，他因为偷情而损害自己的名誉，他背叛了父亲对他的信任，还有他向复仇的可耻诱惑让了步。”甚至还有“用一种难以磨灭的方式去玷污心中偶像的贞节”的第五种罪。

缺失的欲望，造就了缺失的父性，波多里诺只不过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寻找自己作为延续者的使命，而这种使命却总是带着无法消除的罪恶感，而在猝死的皇后之后，波多里诺和柯兰迪娜的婚姻是一种对于缺失的补偿，但是那个独角兽却一直没能实现欲望，柯兰迪娜那个肚子里死去的孩子对于波多里诺来说，也是使命破灭的象征，所以对他来说，“我的儿子是大自然的一个谎言”，而自己也完全变成了一个骗子，在绿蜂蜜、独角兽的世界里制造精液，制造父的神话。

父的神话缺失完全是波多里诺出生的一个谎言，腓特烈是他的父，而其实，自己的真正父亲却是意大利山村的一个农民欧拉里欧氏族加里欧多，波多里诺曾经返回故乡找到父亲，却原来是一个关于征服和被征服的城市语言，腓特烈围城那座城市，而父亲的城市却没有被命名，所以对于波多里诺来说，失去父也意味着失去城市，而城市免于围攻，也只能接受一种重新命名的命运：“了解吧，他并不使用新城市或亚历山大这些名称，因为没有他的允许，一座新的城市不能存在，他仍然使用罗伯瑞托这个老城镇的名称，就好像这座城镇只是稍事扩张罢了。”而他在父亲和腓特烈面前扮演着两种不同的角色，一种是臣服，一种是共谋，而这两种角色也使他成为两种“儿子”，“厌恶流血的我，原本希望让两只手保持干净，并拯救许多其他人的生命，但是看看因为吾我而造成的这一场屠杀，这些死者都背在我的良心上面！”对他来说，命运却是无法选择，一座城市的诞生，也意味着一座城市的衰落。

所以对于奥托那个寻找约翰王国的努力，变成实现父的神话的另一条途径。在教堂里三名东方贤士完整无缺的遗体成为波对力诺编织谎言的开始，那是新基督教的传说，寻找圣物就是寻找神，寻找主，寻找王的诱惑：“不过我也认为，一件圣物必须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找到位置，才算真正站得住脚。祭司王约翰的故事之外，东方贤士可能只是一个地毯贩子的骗局；但是在祭司王约翰的真实事迹之内，他们就成了货真价实的见证。”为三具遗体找到一个新的伯利恒，波多里诺开始了新的虚构，那些写给祭司王约翰的信函是一个有关历史的文本，里面提到的圣物或者叫“葛拉达”，或者叫“葛拉”，或者叫“真血”，或者叫“葛拉萨”，或者叫“葛拉兹”，但是在不同的名字后面，却从来没有人提到那是一个杯子。

那是遥远的传说，在左西摩的预言里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存在，虚伪或者邪恶，在那个黑暗的通道里，那些头颅的启示对于波多里诺来说，恰好是寻找约翰王国实现父的途径的最理想办法，左西摩的那份斯玛士那份地图似乎准确标注着那个遥远的王国，那个实现新的秩序新的统治的王国，那个奥托临死前遗言里勾画的新世界。“不过，虽然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四处是大骗子，并不表示我们就应该放弃寻找他的王国。实际上，科斯玛士的地图依然存在，只要找到左西摩，把地图夺过来，然后出发前往未知的国度。”所以波对力诺的伟大行程在腓特烈大帝的指挥下，变成了十字军的第三次东征：“教皇于是召唤欧洲所有的君王，以十字为构标志发动第三次东征，解放再次遭异教徒征服的耶路撒冷。”而腓特烈则取径陆路，带着一万五千名骑士和一万五千名随侍从拉拉蒂斯邦出发，前往那个未知的国度。

波多里诺和诗人等人则成为“东方贤士”，甚至带着被绑着的左西摩，“如果你们杀了我，你们什么都不剩。如果你们带我一起走的话，我以神圣使徒之名发誓，我会成为你们的奴隶，我会用我所有的时间，为你们找出一条路径，带你们直达祭司王约翰的国度。”这是左西摩的话，其实也像一个预言，在东征的途中其实实施的是一个杀死腓特烈的阴谋，那间真空装置的房间终于使腓特烈一命呜呼，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个至圣“葛拉达”的守护人，这个基督教世界的希望，这个恺撒、奥古斯都和圣查理曼的惟一合法继承人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死去。而对于波多里诺来说，却是一个伟大梦想的破灭，寄托或者借口，在那间房间里消失，多年构筑的关于父的传说真的变成了一个谎言，即使制造了河里淹死的假象，也只是为了逃脱腓特烈真正儿子的问罪。

这像是一个悖论，波多里诺离开生父拜腓特烈为父亲，是一种关于欲望的满足，而腓特烈之死却又将自己的关于父的虚幻世界推翻，面临的又是另一个子对自己的惩罚，所以腓特烈之死以一种假象的方式出现，而那个被定义的约翰王国变成了另一个父，一一九〇年六月，像东方贤士一样去寻找祭司王约翰的王国变成了最后的谎言，而十二贤士的真正目的也绝非是为了寻找基督拯救的那个王国，不是为了寻找神主的救赎，每个人都怀着不一样的目的：“不过这样的淘渴望对每一个人来说，差异却越来越大。波罗内和奇欧只想找回‘葛拉达’，就算他们并没有抵达祭司的王国也没关系；对波多里诺来说，找到这个王国一直是他不可抑制的欲望，就像可以寻回失落部族的所靳罗门拉比一样；至于‘诗人’，不管有没有‘葛拉达’，反正他要找的是一个王国，而且任何一个都行；阿祖鲁尼是惟一企图逃离家园的人，而阿布杜——大家都知道——认为走得越远，就越接近他那一位纯情欲求的对象。”

在迷途的时刻、停歇的乏味以及痛苦的波折，这是将近四年时间的寻找，他们经过布布克妥的黑石，经过沙罗帕塔纳贫苦的城市，也经过阿布卡西亚的森林，他们遇见无以计数的蝎子，遇见色彩丰富鲜艳的毒蛇，遇见长着两三个头的蛇群，遇见披着如鳄鱼般的鳞甲的螃蟹……在这个怪异的世界里，他们其实是走进了迷失的黑暗之中，抵达彭靼裴金则意味着一种虚幻世界的破灭，这个没有任何敌人，只有虔诚的基督徒的城市里，他们遇见了助祭约翰，却把彭靼裴金的阉人说成是异教徒，说成是违背圣父圣子同一圣体的异教徒，这是对上帝的亵渎，都是“让上帝隐藏在后面的面具”，而助祭却也是一个有着麻风病的病人，背着一个秘密却无法得到权贵，“我要求阉人通知我的父亲，让他知道我没有办法继承他的王位，并尽快培植另一个王储——或甚至告诉他我已经丧命，让我可以藏身到同病相怜的人集中的地方，而从此不会有人听到我的消息。”所以这样一个带着疾病的事实也摧毁了关于圣父创造圣子的传说，“所以，圣父创造出来为人类赎罪的圣子并非源自圣父的本体，而是后来才被孕育出来，肯定是在世界创始之前，并高于其他的生物，不过也绝对低于圣父的位格。”

王国的贾瓦盖甚至说，耶稣的力量不如上帝，他甚至只是一个第一个降生的孩子，当初宣布让查理曼列圣也像是一个谎言，所以最后对于约翰王国的寻找变成了一个变故，就如那个叫“葛拉达”的圣杯，其实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生父的木碗，“简单、贫穷，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杯子就在眼前，每个人伸手可及，“但是却没有人认得出来，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寻找一件闪闪发亮的东西。”就像认不出的耶稣，认不出的父亲，缺失的世界砸向波多里诺。而在这个倾圮的世界面前，波多里诺却像救赎一般看见了那一头独角兽，以及独角兽身后的女子。

伊帕吉雅，所有人都叫伊帕吉雅，“所有的伊帕吉雅人都叫做伊帕吉雅，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差异，要不然就不会是一名伊帕吉雅人。”同一个名字，是没有自我的重复，还是整体的独一无二，这个八世纪之前埃及亚历山大的女人现在却成为一头独角兽后面的复活者，没有绿蜂蜜，没有幻觉，对于波多里诺来说，像是看到了真实的爱情。而这种真实就如伊帕吉雅所说，在事物的对立中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邪恶不是上帝创造的，却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上帝虽然不希望如此，但周遭还是找得到邪恶，可以说是他自己的阴暗面。”这便是上帝的疾病，完美意味着没有邪恶，没有阴暗面，但是并不是完美至上的是上帝，而是上帝在“散发”中消除冲突，控制和谐：“请试着了解，处于饱满状态的上帝，他也可能是一种有相对的事物混淆在一起的所在，不是吗？”

世界的疾病就如谎言，有时候是消除对立和冲突，有时候是为了和谐，所以在伊帕吉雅面前，波多里诺像找到了生命的真谛，“所以，一旦证明了们可以从受苦中的繁复世界回到独一无二的上帝身边，我们将可和平与信心，还有让他能够重新组织的力量，以及重拾呼吸韵的活力，重新交还给上帝。”在伊帕吉雅的世界里，波多里诺看到了爱情，疯狂的爱情，对于贝阿翠丝，“我培养的是爱情的念头，所以我不需要一张脸孔。”那是一种缺失，而对于柯兰迪娜，“我和她之间并非热情，而是一种欢乐、温存，以及就像对一个小女孩或小妹妹一样的强烈喜爱”，是一种人性中的光辉，而在伊帕吉雅那里，则完全是那个独角兽的寓言，“从她的腹部开始一直到下面，伊帕吉雅有着山羊的身躯，两条腿的末端则是象牙色的羊蹄。”人和非人，就像邪恶之于完美，就像和谐之于阴暗，是一种相互间的印证，而这种印证是不是也像父与子，圣父与圣子一样，导向一种自然，“至于生出来的小孩，如果是男孩就会交给你，如果是女孩，就跟你一点都没有关系。这是大自然希望的方式。”

但是却不是在一起的爱情，和白汉斯人的冲突中，波多里诺得到的是伊帕吉雅告诉他的逃跑计划：“她全身颤抖地要他转告波多里诺尽快逃亡，因为他的生命面临危险，她啜泣着交代他最后一个留言：她深爱着他，而他们永远无法再见面了。”逃回到君士坦丁堡意味着寻找约翰王国的结束，意味着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终结，意味着寻找圣杯的破灭，但是回到君士但丁堡，回到现实，对于波多里诺来说，则是一个历史片段的终结，腓特烈死亡变成了一个清算的行动，但是谁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腓特烈死于谋杀，甚至左西摩，也只是一个可笑的预言，那个圣物盒里没有“葛拉达”。

“我杀了一个人。这人在大约十五年前杀了我的继父，王者之王腓特烈大帝。”现在的波多里诺在尼塞塔大爷面前忏悔，远离了父王，远离了王国，远离了爱情，甚至远离了那一段拉丁文的记录，但是那个关于征战关于寻找的故事真的就在那四年时间里发生过？“但腓特烈是溺死在西里西亚的！”这是一个被书写在羊皮纸上的记录，被写在不断划去的拉丁文里，对于波多里诺的回忆，谁又能知道这到底是谎言还是真实？“现在，我已经拥有一个自己的故事了；只是，我不仅遗失了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录，而且在试着回想的时候，思绪也越弄越糊涂。并不是因为我记不得发生的事，而是我没有办法赋予某种意义。经过了今天发生在的事情之后，我必须找个人谈一谈，要不然我会陷入疯狂。”对于波多里诺来说，重要的不是叙述的真实性，就像耶稣的意义不是完美，而是在一种对话和书写的对应中找到自己，无论是羊皮纸的读者，还是叙述的倾听者，都在一种虚构和想象的世界里抵达真实，意义并不取决于是用拉丁文还是用阿拉伯文，并不取决于是生父还是养父，并不取决于是死于真空还是河水，并不取决于缺席的肉体还是无数重复的名字，并不取决于上帝的完美还是疾病，意义是另一个人，另一个故事，另一个历史，另一个上帝：“没有任何意义的故事并不存在，我正是知道如何找出意义的人之一，就连其他人都发觉不出时我也办得到。然后，故事会成为世人阅读的书籍，就像响亮的喇叭一样，让几世纪来的尘土在坟墓上重新飞扬……”

到处都有魔鬼，到处都是魔鬼，而那魔鬼却在翠绿色的房子里，是躲避其间，还是化成了一种无法根除的符号？外墙上是刷过的颜色，还有阳光洒在上面，粼粼发光的存在，与孩子们哈哈大笑的神情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被装饰的世界，这是一个门被关上的世界，可是加西亚神父却拿着打开门的钥匙，他一定是看见了那些恶毒的东西，听见了淫乱的声音，闻到了一股硫磺味，就像站在对面的那个安塞尔莫一样，是被道德世界绑架的那个人，那个有着音乐生活的人。

打开和关闭，对于绿房子来说，是一个秘密。刷满翠绿色的漆，看起来像是森林的颜色，可是绿房子不在森林地区的圣玛丽娅德聂瓦镇，却在这个孤独凄凉的城市，“外地人对本城的内部生活一无所知，他们讨厌皮乌拉城的是什么呢？是它的孤立状态，使之与全国各地隔绝的广大的荒漠，道路的缺乏，在炙热的阳光下的骑马长途跋涉，还有剪径的盗匪。”一切的罪恶和灾害似乎都在这个小城市里上演，不是外地人对这里一无所知，而是在这里的人被一种东西隔绝着，人们在黄昏时分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上去是为了躲避令人窒息的热风，面授尘沙的袭击，而实际上这扇门是不能轻易打开的，那些荒漠、那些道路，以及盗匪，是维系皮乌拉城的集体符号，让这个孤独的城市被一种奇闻轶事的氛围所笼罩，而谈论着鬼神的农民们就像自己就是那些魔鬼，守卫着一个与世隔绝的城市。

可是，“浑身都市硫磺味”的安塞尔莫已经出现，这个一无所知的城市被一种绿色的诱惑所笼罩，而绿色转而变成红色，变成一把火，变成了魔鬼的天堂，木板、房椽、砖坯从城市的另一端拖来，还有安塞尔莫先生租来的驴子在沙地上可怜巴巴地行走着，荒漠、道路以及盗匪出没的现实都能轻易改变，“二楼分为六小间，买了六张床，六只洗脸盆，六面镜子，六只高脚使盆”，而这一切像是另一个城市的延伸，是另一个利马？还是新的城市规则？绿房子反而成为了一种兴旺的标志，奇闻异事、硫磺味在翠绿色的诱惑下，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绿房子就像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一样不断在生长、成熟。”甚至那些原本的灾害独享不存在了，不管是水灾，还是旱灾、虫灾，“都不能阻挡绿房子日益增长的名声。”甚至，还有那种神秘的药草和香料烹制的山羊肉、兔肉、猪肉、绵羊肉，“成了绿房子招引嫖客的手段之一”。

还有女人。她们是肉体的象征，她们是情欲的代表，而绿房子里的妓女们在这个属于他们的世界里却窥见了另外的生活，鲍妮法西娅，修女出生却成为了妓女，在修道院里生活却用钥匙打开了锁，放走了两个被抓来的孤儿，“是我们养活了你，给你衣穿，给你受教育。坏坯，为什么要把女孩们放走？”安赫利卡嬷嬷曾经这样骂过鲍妮法西娅，但是在离开修道院之后，鲍妮法西娅却还有一段在教堂里的婚姻，嫁给那个叫利杜马的男人，作为皮乌拉城曼加切利亚区的二流子，他后来当上了圣玛丽亚德聂瓦镇警察局的警长，而在圣玛丽亚德聂瓦镇与鲍妮法西娅结婚后又一起同到皮乌拉。来来回回，从森林地区到沙漠地区，再从沙漠地区回到森林地区，对于杜利马来说，这是一种迁移，而回到皮乌拉之后，鲍妮法西娅却从一个妻子变成了妓女，在绿房子里只有被燃烧的肉体。

“他当然是我丈夫，我们是在教堂里结婚的，对上帝来说，只有这种婚姻才算数。”可是留给她的并不是婚姻，不是神圣，而是那张床，那张何塞费诺为“你”的床，把一个曾经的修女，一个曾经结过婚的女人变成了塞尔瓦蒂卡，一个“丛林里的女人”，那个自己成为丈夫的男人曾经说过再也不离开故乡了，可是却与当地富豪塞米纳里奥决斗被捕，押往利马。利马对于鲍妮法西娅来说是另一个世界，一个自己遥不可及的世界，所以即使从床上下来仍旧叫何塞费诺为“您”，命运依然不只是教堂的神圣。“他是在浪费你，塞尔瓦蒂卡，跟这个警长在一起你就是失掉自己的青春，你干嘛还要可怜他？”何塞费诺用一种诱惑将她推向了绿房子，所以那些关于爱，关于老婆的承诺就是一个讽刺，一个笑话，一个像是绿房子里的魔鬼。就像“年轻人”说的：“对我来说，妓女和修女没什么区别，我一律尊重。”

一样尊重，其实是一样不尊重，一样的女人，一样的肉体，即使是爱情，也都是“禁不住提问”的欲望。而“年轻人”说在对另一个女人说，琼加，绿房子新的主人，安塞尔莫的私生女，“安塞尔莫的妻子就是那个女孩。您不知道，床单上，地上，整个房间，都染遍了血迹，好像是刚刚砍了一个人的头。”当塞瓦约斯医生揭露出这样一个血腥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绿房子已经变成了一个阴谋，“不超过十五岁。”她可不是妓女，最后死了，琼加却活了，活着的琼加永远不是爱情的产物，那里有着欲望，有着阴谋，有着鲜血和死亡，那个名叫安东妮娅的盲哑女孩，却被安塞尔莫先生引诱，生下了琼加。作为女人，什么是神圣的？什么又是修女的救赎？在男人面前，她们只是可怜的人，只是用肉体换回存在的价值，她们面前永远有一团炙烤肉体的火。

而有时候炙烤的并不只是女人本身，男人在魔鬼般的肉体引诱下，却也成为不可逃避的一部分。“在丛林里，拉丽达像金子一样值钱。”这是伏屋说的话，对于从巴西逃到秘鲁的橡胶走私者来说，拉丽达是一个引诱的魔鬼“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她很漂亮，没有人能禁得住她的诱惑。”而那个一千索尔的价格就是把女人变为妓女的钱，而拉丽达参与其中，却像一个真正的魔鬼。而作为伏屋的情妇，拉丽达却一女人的身体又先后与阿德连、聂威斯和汪巴恰诺同居。“狗男女”这是伏屋对于拉丽达和聂威斯偷情的愤怒，而拉丽达又变成了他口中的婊子，“因为你的肉松了，你老了。只有身体结实的女人才能引男人上火。”而在那一场麻风病的侵袭中，伏屋就像是被魔鬼缠上了无处逃生，在被送到圣巴勃罗进行隔离的时候，他只能和阿基里诺回忆那些过去的岁月，“我们来往于兵营之间；橡胶工人、伐木工人和淘金者也总是叫我们下次带这带那的，我们就给他们带去，然后我们就钻到部落里去，那儿的生意是一本万利的，用小珠子换橡胶球，用小镜子和小刀子换皮毛”，伏屋被汪毕萨人当成上帝，而在拉丽达那里，却成为麻风病患者，只留下溃烂的身体，只留下“我既不是巴西人，也不是秘鲁人。”的感慨。

“我是堆可怜的粪土，一堆垃圾，老头，仅此而已。”走私橡胶发财，也获得了拉丽达的肉体，但是伏屋自己知道只不过是一堆垃圾，而拉丽达在和不同男人的勾搭中生下了那些成堆的孩子，“我也记不清有多少了，反正很多。”很多的孩子，却意味着爱情和婚姻的唯一性遭到破坏，或者那种父性被埋没，拉丽达用肉体构筑了一个女人的神话，它解构了男性的统治力，而其实，不管是鲍妮法西娅，还是琼加，都是作为丧失父性的一种存在，修道院的修女，和那些孤儿又有什么区别？琼加是盲哑女孩被安塞尔莫先生引诱而生下，又何来那种父爱？而拉丽达的一大堆孩子又在哪里寻找属于自己的父亲？不仅他们如此，不管在森林地区还是在荒漠地区，这些人都在丧失父性、丧失故乡的地方生存，杜利马希望不要再离开家乡，却因为枪战而被押往陌生的利马；身为巴西籍日本人的伏屋，是一个逃犯，他在亚马孙地区先搞走私，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巴西人还是秘鲁人，而最后因患麻风病被隔离是他真正失去归宿的体现。

而绿房子的主人安塞尔莫呢？来到荒漠的皮乌拉，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开创，“他不是牲口贩子，不是收税官员，也不是旅行推销员。他叫安塞尔莫，自称是秘鲁人，然而没有人能从他的口音里听出他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这也是一个缺失归宿的人，甚至穿过沙漠而不遭到匪徒的袭击，成为一个悬案，在他面前只有那被刷成翠绿色的房子，那间藏有魔鬼的房子，藏有女人肉体的房子。所以不管是政客还是二流子，不管是修女还是妓女，不管是孤儿还是医生，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不管是神父还是妓院老板，不管是外国冒险家还是忍无可忍起而反抗的印第安人，都在一种被毁灭的家园、被隐藏的归宿，以及被颠覆的救赎中寻找自己的另一个人生。所以魔鬼处处都有，那绿色的房子只不过是一种修饰，而一旦被揭开，里面就是浑身都是硫磺味的丑陋，就是患患麻风病的痛苦，以及被炙烤着的各式肉体。

“这些没良心的人，这么想女人，想夜生活的娱乐，最后上苍终于满足了他们。就这样，欢腾，轻浮，提供夜生活的绿房子，就应运而生了。”想女人只不过是一种借口，按照加西亚神父的说法，是“魔鬼，万恶而狡猾的魔鬼”出现了，他在讲经台上说：“有人正在准备败坏本城的道德。”所以作为一个宗教的救赎者，加西亚神父自觉担当起道德的维护者，拐走盲女，把她关进妓院，又使她怀孕，这是魔鬼的做法，而将一个修女变成一个妓女，也是魔鬼的做法。“就差来一场天火把皮乌拉烧掉了。世上一切灾难都落到我们头上来了。”皮乌拉是加西亚神父维护的秩序，而那场天火没有降临皮乌拉，他却用自己的手烧着了绿房子。那个小孩告诉安塞尔莫绿房子被神父烧着的时候，绿房子其实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意义，它只是某种建筑，某种外来城市的延伸而已，“所有的人，不管是妓女还是加依纳塞腊和曼加切利亚两区的人们，都不再观看绿房子以及消耗着它的火焰；火焰已经被定时而来的沙尘扑灭，使绿房子所在的地方又变成了一片荒漠。”沙尘扑灭大火，皮乌拉又变成了荒漠，变成了原始，就像森林地区的圣玛丽娅德聂瓦镇。

但是大火烧掉的绿房子只是烧掉了那刷在墙上的翠绿色，烧掉了六间房、六张床、六只洗脸盆、六面镜子、六只高脚使盆，烧掉了那些肉体松弛的女人，而在一年之后，“河沿附近，屠场后面，开了一家妓院。”还有六个妓女，“上帝赐给你们一个丰收年，现在歉收年就要降临到皮乌拉人的头上来了。”这是加西亚神父的预言，只不过这大难临头和那场天火一样，只有自己可以点燃，“第二年棉花收成同上一年一样好。妓院不只是两个，而是四个了，其中一个还开在离教堂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奢华整洁，妓女是白皮肤的，也不太老，似乎是从首都来的。”

妓院变成了产业，白皮肤的女人代替了皮肉松弛的妓女，而琼加却成为了绿房子新的主人，这是对私生女身份的报复，还是让男人陷入无法自拔生活的陷阱？谁身上都带有了硫磺味，而安塞尔莫已经在绿房子变成灰烬的时候忘掉了自己，就像忘掉了罪恶，“从来没有过火烧事件，也没有过绿房子。”他变成了琴师，在新的绿房子里演奏。而当他快要死的时候，加西亚神父却说“绿房子就是妓院”：“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知道你为什么半裸着身子，还涂脂抹粉的。”掩盖无非是为了忘记曾经的自己，但是那个私生女的罪恶故事是无法洗脱的罪孽，而加西亚神父用宗教的目光给了他们无耻的定义：“我不原谅这种丑事；一百年以后，我也认为这是一种无耻的行为。”

重新建造的绿房子已经不需要掩饰，而琴师的三角琴却还是被一遍一遍刷成绿色，在被掩饰的生活里，总会有人扮演魔鬼，有人变成神父，“安塞尔莫是森林地区的人？”塞瓦约斯医生的问题对于一个死去没有归宿感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意义？死无对证，在一种丧失的现实里，这只是一个玩笑。

琴师默默死去，伏屋病入膏肓，妓女们在肉体中炙烤着灵魂和肉体，一场天火终于没有降临，而不管是城市的皮乌拉，还是“到处是苍蝇”的圣玛丽亚德聂瓦镇，一切的男人和女人，一切的神父和二流子，都变成了自己的魔鬼，“谁也不会为自已的故乡感到羞耻”，就像谁也不会为自己的人生感到羞耻，即使在绿房子的琼加，也都忘记了自己的可能出生。这是混乱的秩序，这是混乱的规则，“《绿房子》就是从这些回忆中产生的。在这部小说中，我企图通过妓院的建立在皮乌拉人的生活中和想象中所引起的混乱，以及一群冒险家在亚马孙河流域的所作所为及其不幸的遭遇，以虚构的方式，把秘鲁两个相距遥远、差别很大的地区——沙漠地区和森林地区——连结起来。”是的，在这些规则和秩序后面，是那个叫巴尔加斯·略萨的人，在森林地区和荒漠地区，在男人和女人之间，他解构了秩序和规则，他用“零件组合法”把那些故事拆解开来，随处乱丢，对话变得冗长，结构变得散漫，而他却在绿房子后面偷笑。

“你要是出生在皮乌拉，你就不会走路像踩鸡蛋了。”利杜马笑着说道，他的意思是：“你就会习惯穿鞋了。”只是当不习惯的生活变成强加给你的那双鞋，踩下去的可能还是一个荒漠，一个没有通畅道路的荒漠，一个随时降下天火的荒漠，一个被刷成翠绿色还有阳光照耀的荒漠，“野蛮，不许杀人”，那么就从第一页重新开始阅读：“警长扫了帕特罗西纽嬷嬷一眼，肉蝇还停在她的额上。”

三男两女的结构，是不是一定需要稳定的关系？是不是用一种团体的方式依存？这是青春有关的记忆，这是成长有关的经历，但是在这个业已成型的结构中，唯独没有破坏者。三男两女的数字意义，或许从来不是单独的，像一只手，合在一起的五个手指是握有自由的手，即使如赤在十几年后相遇时说起拔手指甲和脚趾甲的故事，也不是一种必然的破坏，那么这三两男女的结构，这正常的五个手指是没有任何破坏的可能。只是万一长了六个手指呢？或者万一被切除了一个必然的手指呢？种种可能，甚至是在身体之外的想象，也必须要有一个人进入，或者退出，而这种进入和退出，带来的已经不单单是身体的伤痛和畸变，甚至是关于肉体的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的多崎作从大学二年的那个暑假开始，就已经发现了五个手指的身体出现了伤痛和畸变，只是在一开始，对于三男两女结构的破坏，完全是自我暗示的结果，赤松和青海，白根和黑野，在多崎作之外的四个人名字里都带有颜色，甚至用颜色称呼彼此：“赤”、“青”、“白”、“黑”，而多崎作仅仅被喊成“作”，“作好多次认真地想过，要是自己拥有一个带颜色的姓氏该多好！那样一来，一切就完美无缺了。”带有颜色的姓氏成为作对于完美的自我定义，而在姓氏颜色的团体世界里，作处在一种孤立状态，从而开始怀疑自己，在他的旁边，是身材矮小却不轻易让步的赤，是体格健壮具有追求胜利意志的青，是拥有模特般身材喜欢动物的白，是活泼可爱体态丰满的黑，而在这个小团体里，唯独作发现自己没有鲜明的特征和个性。

没有颜色的姓氏，没有独特的个性，作用自我约束自我泯灭的方式处在这个小团体的怀疑当中，是作用这种自我暗示的方式让这个高中时结成的小团体具有了紧张关系，亲密无间却把自己排除在外，而更为直接更为彻底更为痛苦的“紧张”却让作开始远离他们，远离有颜色的他们，远离有个性的他们。那年暑假的一个电话将作推向了孤独，推向了别处。“抱歉，希望你不要再给任何人打电话。”这是青跟他说的话，没有“嗨”、“你还好吗”、“好久不见”之类的开场白，只有劈头的一句“抱歉”，看起来像社交辞令，是驱逐，就像作一直想到的结局：会有一个人被排除在外。不想见到你，不想和你说话，一个团体的覆灭，一种青春的死亡，斩钉截铁，毫无妥协余地，又突如其来，讲作推向了一个渴望死亡的深渊。

“以那个夏天为界，多崎作的人生变得截然不同。就像险峻的山脊让山两侧的植被面貌发生陡变一般。”最爱眺望火车的作开始在一种死亡的自我暗示中活着，在过去的十四年里，他寻找在东京的工作，经历父亲去世的变故，甚至已经找到了可以亲吻、做爱、大自己两岁的女友沙罗，但是那种被排除在外、突如其来打击仍然让作有一种被毁灭的感觉，“如当时在伸手可及之处有一扇通向死亡的门，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推开。”伸手可及，五个手指的自由，这仿佛也是属于身体的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生死之门却一直没有跨过去，而这种徘徊的痛苦，难以磨灭的孤独，却因为他实在找不到被拒绝的理由。

“在黑无底的洞穴边筑起狭小的蜗居，孤零零地生活。那地方危险至极，只要翻个身，就可能跌进虚无的深渊。然而他毫无恐惧，只是觉得——坠落，原来竟这般容易。”坠落像是就在眼前的那道门，只不过作不会用完整的五个手指推出去，所以在危险的、孤零零的地方，那紧张的三男两女的结构再次让他看见了畸变的手指。一个人被排除在外，就有两男两女成双成对的可能，而那个和谐有序的共同体是不容易被破坏的，至少在作看来，那漂亮的白和丰满的黑，无论如何是不应该充斥着男女的爱恋，甚至欲望，所谓“努力不把异性关系带进来”就是一种禁欲的东西，但是在青春期的作身上，这种禁欲又是不彻底的，或者说只是换了一个形式而已，“没办法不想的时候，我就把她们俩放在一起想。”放在一起，从而消灭了个体的诱惑，消灭了情欲的可能，“就是当作一种虚拟的存在。一种没有肉体的观念性的存在。”

这样的虚拟存在，这样没有肉体的观念性的存在，这样一种放在一起的想法，像是作在背部某处的敏感部位，不容易察觉，像是肉体之外的一种存在，但是这种被隐藏的敏感却在十四年后变成了梦里的一种宣泄：“作的内心世界就有某样东西开始动起来，体内分泌出某种特殊的物质。那种物质混进血液，被输送到身体每个角落。那里生出的刺激是肉体性的，同时也是意象性的。”肉体和意象的结合，不是完美，而是双重的破坏。起初是禁欲的东西，自己站在梦的高处，游离出自己的肉体，甚至把自身的痛楚也当做是他人的痛楚，“遥遥观望”成为作自我解救的一个办法。但是梦中却又有女人，是大自己两岁的沙罗？“然而在那个梦里，作无比狂热地追求一个女人。那人是谁，梦中没有点明。她仅仅是一个存在。而且她能将肉体与心灵分离开来。”分离开来是作极力要做的事情，这种游离的行为不是禁欲，而是被作命名为“妒忌”：“然后他领悟了，或者说有了某种直觉：这就是所谓的忌妒。有人试图把他所爱的女人的心或肉体抑或两者全部，从他手里夺走。”也就是他要把自己放在和肉体有关的情景中，在一个保持完整的状态下去除孤独和排除在外的结局，“所谓忌妒是世界上最令人绝望的牢狱。因为那是囚徒囚禁自我的牢狱，并非被人凭借暴力关进去，是自己走进去，从里面锁上牢门，亲手把钥匙扔到铁栏杆外的。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被幽禁在那里。”把自己关进牢笼，扔掉了钥匙，这对于作来说，就是一种隔绝，也是一种解救。

但是梦似乎并不受作的控制，甚至镜子前面的裸体也不是自己的了，“看到了并非自己的自己出现在镜子里”，那是一种新的秩序，新的孤独，沙罗抱着作的时候，对他说：“我觉得你似乎人在别处，离我们相拥之处有一段距离。你非常温柔，这当然好极了。可还是……”转折处沙罗看见了一个不真实的作，他们之间有一种“别的东西钻进来”，这是“不明真相的某种东西”。是的，作不是一个人的存在，不是一个人肉体的存在，也不是一个人没有色彩的名字的存在，他发现了另一个人，那个叫灰田的男人似乎也是以一种闯入的方式进入作的世界，而一起进来的还有被灰田叙说的绿川。和作有着游泳爱好的灰田似乎是时间意义上的一种存在，“首先被赋予名字，然后产生意识与记忆，继而形成自我。名字是一切的出发点。”这个讲述有关命名的人对于作来说，是一种新的启示，自由意志的价值被灰田当做了人类的一种改变力量，灰田的父亲厌倦了政治斗争，就在周游全国的生活中享受自由，享受自我的改变，而绿川呢，钢琴家，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完成了自我的命名：“我什么都不信。既不相信逻辑，也不相信非逻辑。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其中没有假设的延长，也没有飞跃之类的玩意儿。”不相信逻辑，也不相信非逻辑，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他生活在忘记过去生活的情景中，在那种情景里一切都融合为一，“你自己也变成那融合体的一部分。你离开肉体这个框架，变成所谓形而上的存在。”

可是这对于作来说，却又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灰田，绿川，为什么他们的名字里也含有色彩？首先被赋予名字，这不是对作的再度打击？“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颜色，沿着身体轮廓微微发光，浮在表面。”绿川也做着这样关于名字的命名，而他的形而上在作那里就变成了更加不真实的存在，绿川说出“对于死亡本身，我并不害怕。真的。迄今为止，我看到过好多不足挂齿、无聊透顶的家伙死去。“的时候，绿川却也真的死了，而灰田也开始从作的世界里消失，只留下李斯特《Le Mal du Pays》的主题，那首《巡礼之年》的乐曲“周而复始地流淌着一句简单的旋律”，绝美的田园风光在人心中唤起了忧郁。

而这样的“巡礼”像那个三男两女的结构一样，充满了紧张的危险。灰田悄然消失，既没有预告也不说理由，就像从前故乡那四个人那样，所以当那个混杂的梦降临的时候，作已经无路可逃：“她们以初生时的样子躺在床上，紧挨着他的两肋。白与黑。她们不是十六岁就是十七岁。不知何故，她们永远是十六七岁。两人的乳房和大腿紧紧抵着他的身体。作能鲜明地觉出两人肌肤的滑腻与温暖。她们的手指与舌尖正无声而贪婪地抚弄他的身体。他也一丝不挂。”这是“特殊时刻释放在特殊场所的想象力才能构建的、另一个现实的相位”？这是钢琴家绿川之死和灰田消失之后的形而上场景？白和黑，轻易闯入了作的梦境，而两个人共同完成的爱抚，插入的却是白，“她们俩明明必须均等才行。明明必须二位一体才行。”像那小团体的结构，逐渐被某种力量解体，而承接射精的人却并不是白，竟然是灰田。“回过神，女人们已经不见了，在那里的人是灰田。”

白和黑，爱抚、插入和射精，到最后又是一个颜色的牢狱，“灰色是由白色和黑色混合而成，而且可以改变浓度，轻易融人不同成色的黑暗。”是啊，灰田的灰变成了白和黑颜色的混合物，在他的梦境里完成肉体的交媾，禁欲的东西被打碎了，妒忌的梦境被改变，而沙罗呢？她是真实的女人，是有身体的女人，作的梦里出现的黑和白，以及灰田，是不是在脱离具体的身体，成为一个自我毁灭的开始？如何寻找真实的存在，寻找不是禁欲和妒忌的爱情？沙罗似乎开始扮演作精神世界的引导者，那个十四年之前的拒绝电话成为解开疑惑的唯一钥匙。

埋葬在作心里的这一段往事，被沙罗娃出来之后，就变成了作第二个梦境的开始。沙罗通过各种努力找到了青、赤和黑现在的住址，但是那个白呢？“遗憾的是她没有现住址。”这是沙罗的回答，没有住址意味着失踪？“非常遗憾，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没有住址是已经死亡。而在作和青和赤的了解中，才知道白曾经说过作强奸了她，这就是所有故事的原因，被排除在三男两女的结构之外，排除在小团体之外，排除在是四年前的那个电话之外。而随着深入了解，作知道白后来有了类似精神病的病症，歇斯底里，甚至不想要有月经，还希望摘除自己的子宫，而在六年前，白被人勒死在家里，三天后被才发现，而凶手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

这对作来说，是一个传说，一个故事，一个充满着痛苦和困惑的想象，而白的死似乎和那次所说的强奸有着密切的关系，赤说：“也许白暗恋着你，所以对独自去了东京的你感到失望和愤怒。或者是她对你心存忌妒。或者是她想离开这座城市获得自由。不管怎样，事到如今已经没办法弄清她的真正想法了。我是说，假如有真正想法的话。”暗恋着作，然后被作强奸，然后发疯，然后死亡，这一切和作有关的故事从来没有在作的真实生活中出现过，而仅仅是和黑一起在梦中被爱抚、进入和射精，这和禁欲无关，这和妒忌无关，这和身体也无关。而当作面对沙罗的身体，“正打算插入时，它却失去了足够的坚硬。”第一次，一个谜团下的萎靡和颓败，是肉体的禁锢还是另一个梦境的置换？“正如白所说，也许我还有一张光凭表面这张脸无法想象的真面目。就像永远处于黑暗中的月亮背面。也许我在自己都不曾觉察的情况下，在另一个场所，在另一种时间性中，真的强奸了白，深深地撕裂了她的心。”作忽然想到的是另一个自己，一个没有色彩和个性之外的自己，一个十四年来在禁欲之外的自己，像无数次出现的那个梦一样，在另一个场所，另一个时间。强奸了白，而这样的强奸却让他的身体出现了和沙罗不一样的感觉：“回到家里换上睡衣，钻进被窝，时针指着近十二点。就在这时，作发现像忽然想起似的，勃起回来了。那无疑是石柱般硬的完美的勃起。居然能硬到这种程度，连自己都难以相信。”

“在一个真实的相位中，他不曾碰过白一根手指。然而在另外一个真实中，他卑劣地强奸了白。自己此刻究竟进入了哪个相位，作越想越不明白。”痛苦和困惑，似乎现实无力解开这个谜团，但是还有黑，这个也无数次进入作的梦境中的女人，这个也还活着的女人，只有她似乎能彻底解开作的谜团。从日本到芬兰赫尔辛基，再到乡下度假的别墅，做找到的是一个结了婚有了孩子的黑，作为白曾经的女朋友，黑说出白的过去，里面是有精神错乱，是有歇斯底里，是有泯灭的漂亮，也有对于女性身体的戕害，“她是真的怀孕，真的流产了。我可以保证。”不光是强奸，而且还怀孕，而且还流产了，“阿柚对谁都没有异性间的兴趣。”所以她对性有强烈的厌恶，所以她想让月经停下来，所以她要把子宫摘除，而黑在解释原因时，说：“但有一个理由可以考虑，恐怕是因为我喜欢你。这也许成了导火索。”

黑喜欢作，这是从黑的口中说出的秘密，作从来没有感觉到，实际上他不仅被排除在小团体之外，他也完全成为他们想象的一个人，对白的强奸，和黑的暗恋，组成了作隐秘的自己，没有参加白的葬礼，也没有出席黑的婚礼，对于作来说，他是一个不真实的存在，所有的生活都在重新命名，而作似乎早已经扔掉了那把打开囚笼的钥匙，把自己幽禁起来，黑请求作不要叫黑，而希望喊惠理，“也别管柚木叫白。可能的话，我们不想再使用那样的称呼了。”甚至黑要将自己的女儿取名叫叫柚，“而且再也不回日本了。”他们同命名的方式告别想象，无论是强奸还是喜欢，都用死亡的葬礼和结婚的婚礼完成了命名。

“兴许在那个五月的雨夜，是自己内部的某种东西，在自己都没察觉的情况下赶到滨松，扼住了阿柚像鸟儿般纤细美丽的脖颈。”这是另一个作，杀死想象又创造想象的作，而现在面对真实的黑，重新命名的黑，作以一种拥抱的方式接近了真实，“在灵魂的最深处，他领悟了。心与心之间不是只能通过和谐结合在一起，通过伤痛反而能更深地交融。疼痛与疼痛，脆弱与脆弱，让彼此的心相连。每一份宁静之中，总隐没着悲痛的呼号；每一份宽恕背后，总有鲜血洒落大地；每一次接纳，也总要经历沉痛的失去。这才是真正的和谐深存在的东西。”是的吗，曾经的小团体，曾经禁欲的三男两女是和谐有序，但是这就像一个不真实的乐园，在成长中，在现实的打击下，在彼此各异的前进方向上，那种和谐并不存在，而只有触及灵魂最深处的伤痛，才能找到意义，找到自由，没有色彩，没有个性，甚至没有自我的真实感觉，只不过是自己的身体在别处：“这对他的人生来说似乎就是一则命题。他没有去处，也没有归宿。这种东西从前不曾有过，如今仍旧没有。对他而言，唯一的去处就是‘此刻所在之地’。”

当黑告诉作要追到沙罗，“假如你放走她，只怕今后别想再追到什么人了。”实际上是一种对于真实的回归，那个身体，那个欲望，那种东京的火车、地铁以及街道，都一直存在，“没有色彩的多崎作会完全失去颜色，从这个世界悄然退场。一切都化为无，只剩下一小块冻得坚硬的泥土——说不定这就是结局。”只是在这“一切都化为无”的努力中，作分明看到了沙罗和另一个男人的身影，这是真实的刺激，她就在眼前，却像在遥远的地方。而身体之中的那第六根手指呢？是不是就是绿川放在钢琴上的那只布袋，是不是《巡礼之年》乐曲中的那个音符？六指是一种畸变，就像那看起来和谐的团体，总会有东西破坏完整。

“随后在某一瞬间，作忽然发觉翻动乐谱的黑衣女子手上长着六根手指。那第六根手指跟小指差不多大。”又一个梦的时候，白已经死去不再谭那首曲子，黑已经离开故乡在另一个城市，第六根手指慢慢变成了小指，慢慢融入了完整的手指，对于沙罗，作一直在等待最后的回复，“作静下心，闭上眼睛入睡。意识尾部的灯火，如同渐渐远去的末班特快列车，徐徐增速，越变越小，被吸入黑夜的深处消失了。身后只留下风穿过白桦林的声音。”风穿过了身体，穿过了梦境，穿过了人生，穿过了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巡礼之年。

是索引的目录，它跳跃在页码之间，像布满分岔的小径，而当那些数字被拆除，它也是一首二十三行的诗歌，一株二十三个枝节缠绕的树，一首诗开始的死亡，一首诗结束的死亡，不可能的死亡，水声响起的死亡。但是当“凶手是谁或者谁和谁或者谁谁谁谁”的时候，那里只有一个倒影，一个在水中的倒影，在窗台上的倒影，以及写在扉页上的倒影。

是在目录之前，在一首诗歌展现之前，“小说作为世界的虚像”的题赠分明打开了一个虚构的世界，连同没有见过面的“梦亦非”的签名，都是虚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是“2014”的标记分明要把我拉向一个已知的时间段落，它是现在，它也是过去，一个时间映照着过去的倒影，一个时间也折射着未来的倒影。过去是两年前，梦亦非出现在那本叫《碧城书》的小说中，我看见一个穿过水和火的梦：“梦成为了‘吞噬自己的蛇’，在那里变成梦中之梦，在时间的循环中，在空间的重复中，抵达终结。”书页是一个集合，梦也是一个集合，可是在两年之后，那团不见灰烬的火又开始在书页里燃烧，就像那枚废弃的铁钉，小心而准确地刺穿了一个人的脚掌，穿进“2014”的世界虚像里。

“这是解放初期，略铎与妹妹花散在碧城绒外的泥塘里摸螺蛳，被一枚生锈的铁钉扎透脚背而陷入昏迷”，如果这是一种文本的暗语，那么《碧城书》一定是那个有关死亡诗歌里的倒影，在变回童年模样之前，就已经变成了一株立在街角的树，一株开花、结果、枯朽的书，一株三十年后又变成活人的树。当活着的时间变成死亡虚像的一个确定的存在，是不是只有那水声才是真实的？它荡漾在时间里，荡漾在《碧城书》和《没有人是无辜》的文本里，荡漾在2014年签名的梦亦非和鬼神的儿子梦亦非中，所以，当时间以一株树的样子倒在地上的时候，死亡就变成了一个轮回：“死去作为终结，人之所以害怕死是因为害怕终结，尤其是时间的突然终结。但我看见，死去只是一种说法而死去的形态却不同，只有死亡的人才能看见别的死亡。”

老鬼师看见了死亡，在他眼里，“碧城只有几个人，剩下的都是禽兽与草木。”就像那一株树；我看见了死亡，看见李奇飞的死亡，“却看不清李奇飞是否即李其飞”，当然，我也看见了鬼师的死亡，“他的死在黑色之中不可辨认出轮廓”，看见了吴定景的死亡，“他竟然死在我之后而不是在剿匪战争中”，看见了胡云翼的死亡，在“文革”武斗中“我命令手下的红卫兵们将他打死在西大街一条巷口”，也看见了土匪王朝相的死，“在河沙坝上我一枪射穿了他的咽喉。”看见的死亡，虚构的死亡，却也是自我的死亡，“死是以死为原点的画面的旋转”，那么在没有终结，在被死亡的人看见的死亡面前，凶手是谁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也必定是看见了自己的死亡。“这一刻我睁着眼睛却看不清人影晃动，是一个人还是半群人或者一群人谋害了我？”脑后体液流溢而出，那一群人出现在我面前，是反动分子李奇飞，还是地方领袖王朝相，是为我用鬼净身的鬼师，还是攻打碧城失败的吴定景，是那个下午参观了冰块的卡朗，还是造反的韦绍基，或者是散发黄瓜气味的卫红？人影晃动，他们也都是世界的虚像，都是在时间的倒影里听到水声响起，而我在没有死之前，所做的事情不是看见死亡，而是让他们以“命运在水中流转”的方式烫金坟墓，躺进不能修改档案的历史中，“尽力不给被打倒的人站起来的机会”，就像一株树，在变回童年模样之前，永远倒在了地上。

“标语将时间的过去未来与此刻搅在一起让城市变成时间迷宫。”在时间里，城市变成迷宫，那么出现在《碧城书》的那个名叫碧城的迷宫又在哪里？在吴定景的攻打计划里？没有投诚，意味着在一种命运下摧毁一种存在，“卡在碧城的有与无之间”，对于吴定景来说，只有通过战争才能确定碧城的存在，而那一次计划中的反攻像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谜语，它可能记录在于同志在《接管碧城与敌斗争》中，记录在碧城县委书记杨勤修的《接管碧城和剿匪噩战斗的回忆》里，也可能在军大五分校的陈将雪的《碧城激战》中，但是这样一些纪实的回忆录，对于吴定景来说却像是没有发生过的故事，或者他就在被看见的对面想象自己亲历的一场战争，然后确认自己的存在，确认体内的另一个人。而对于我来说，碧城却是不断镇压不断修改不断打倒的统治中，在“真真假假种种拆除城墙的例子”里，反攻碧城和统治碧城组成了两套话语体系，一方面是九阡酒、木匠、睢族人办酒、出嫁银饰、鬼师薅介、保寨树的仪式里，另一面却是砍树烧炭、大炼钢铁、红卫兵串联的时间记忆中，它们是有和无，它们是存在和覆灭，它们是各自人群里的一个词，但是对于卡朗来说，碧城却是一次书写，“我记录的是碧城，如果我不记录，碧城就不存在。”而被记录的碧城在一种无法解读的睢语里，就像迷宫，在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下午，变成了无法逃脱的咒语。

在记录与虚构，在反攻与统治，甚至在制造和消解过程中，碧城只留下了具体的味道，它是“解放军睁开眼时碧城是糙米饭既甜又霉的味道”，是“政府官员被阳光晒醒时碧城是猪肉与牛肉的味道”，是“码头挑夫午梦醒时碧城是酸汤菜的味道”，当然，也是为红身上散发的那种充满诱惑的黄瓜味，“这些味道组成碧城的城墙房屋与街道，组成碧城的楼梯下水道与阳台，组成碧城的时间回忆与对碧城的描述。”味道里的碧城只不过是一种与梦境有关的虚像，它也一样无法抵达真实，甚至是一种隔离。而这种隔离其实是那无处不在的缝隙，“缝隙构成碧城有一个人在碧城行走他不是行走在碧城而行走在缝隙里，街道是缝隙一条主街一条横街加一些巷子将碧城切割为碎片”，缝隙容纳着风，容纳着雨，容纳着梦，容纳着词语，只有捉影人才能发现缝隙里的秘密，“水面上的城市，人们千百年来都叫它做碧城，水面下的城市，也叫碧城，人们认为水面上的城市是岸上城市的倒影，所以认为，它们应该是同一座。”也是倒影，一个是存在了数百年的城市，一个是悬在半空的城市，一个是本地人生活的城市，一个是外地人想要逃离却永远无法走出的城市，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他们，不同的梦境，把一个迷宫变成了时间记忆之外的倒影，但是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城市里，看不见自己的倒影，就像于同志作为一个汉人，无法读懂那些睢文化，无法读懂他们的幻想，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树立一个敌人，在战争中重构自己的碧城：“我恨碧城是因为我恨碧城的文化是因为我将它们当作敌人，我未接受过这里的异族文化它们让我作呕它们与数学相比简直不配存在，在碧城中我一直保持着北方的生活习惯虽然因为恐惧死亡而离开北方”，甚至包括对女人的占有：“我恨这个民族所以潜意识里想占有它的女人们想弄它的女人们”。

但是这样的爱与恨对于碧城来说，一定是无法逃避的错误，是引向死亡的宿命，如梦幻一样的战争似乎从来没有发生，攻城的子弹只是射在那词语里，射在找不到记录的时间里，而我看见的碧城没有灯火，我遇到的女人也不存在，“我现在看到在我的一生中并未有过线花也并未有过卫红，我只有一个妻子那就是首长的女儿在离婚之后我独身到现在”，这是颠覆的开始，错误，不可避免的错误，引火上身的错误，让碧城仅仅成为了一个梦的仪式，一个死亡的仪式。

“碧城甚至也不叫碧城它的名字叫三合镇解放军进城之前它叫三脚屯”，水面之上的碧城，水面以下的碧城，本地人存在的碧城，外地人要离开的碧城，甚至计划中攻打的碧城，革命中被镇压的碧城，都变成了书写中一个幻影，而我呢，那个于同志的人呢，“材料显示，在碧城三十年来的公安局长与革委会主任中，从未有过姓于者，一个也没有”。没有碧城，没有于同志，那么时间呢？那个创造了迷宫的三十年呢？它或者是掀起全民整风运动李其飞自杀的一九五八年一月，或者是以反革命潜逃的罪名判处李家鬼师死刑的一九六六年九月，或者是成立碧城睢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时我是革委主任的一九六七年三月，而最重要的一九五零年四月二十六日呢，这个被写进历史的时间里，发生了一场“叛军们对碧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最大规模的进攻”的战斗，最终被击溃，而碧城政权得以延续，但是这场被称为镇压的战斗在王朝阳那里，却是一个通过法术把画像变成真人的虚拟战争。

没有战争，没有碧城，当时间把城市搅和成一个迷宫的时候，我作为于同志的三十年也在这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里，“我明白了，五十岁也是二十岁，二十岁也是五十岁没有区别水波的扩散与回溯没有区别，二十岁的眺望，五十岁的回忆，没有区别因为本来就没有二十岁与五十岁”，在时间荡漾中，在万物交互中，我看见了二十岁的革命，看见了五十岁的回忆，而一切都只不过是找到了那个和死亡有关的倒影，那个自己看见自己死亡的倒影，“我明白，当时间在人弥留之际，荡来漾去，我也就是她，她也就是我，我整死那些人，原来也是整死我自己。”我的死是大家的死，大家的死也是我的死，三十年不是一个有着起点和终点的时间段，不是从生到死的直线，也不是被记录在文本里的和“一加一等于二”有关的数学题，所以于同志出的那道题只能是一个无解的寓言：“一座城市，只住了480个人而1/3男人，女人中，1/6是瞎子，睢人中3/4是聋子，聋子加男人数，等于死人数，死人被烧成骨灾的数量比瞎子的数量少4/7，问题是，用这些骨灰，可以建造成多少座城市以决定城市中时间的多与少，并求出，时间与城市，在人性的公分上各自的比例是多少，可以用代数，可以用几何。”当时间和城市变成虚像，变成灰烬，变成文本的集合，卡朗在日记本封面上写下的《睢人三十年》这五个大字的时候，文本里的世界也变成了和数学有关的多义项：“数学有一个将世界从多重梳理为一重的功能，世界也一样，世界应该挑选一种方式而便于理解。”

当然，李其飞与李奇飞，是找不到证据的“不同”，欧阳复生是十个指头还是十一个指头也找不到证据，在睢人中，没有人取名叫略铎或者陆铎，当多重梳理为一重的时候，当城市、时间被历史叙事引向一个终点的时候，《睢人三十年》以另一种文本的方式在卡尔维诺的计划里生成，只是这一份“手稿没有完工”的写作计划，在卡尔维诺这个意大利人的眼中成为寻找历史裂缝的文本，是虚构改变了历史，还是历史把虚构变成了实有？“—个悖论是当我们试图在历史的乱线中走直线时它带来的却不是拯救而是奴役也许是因为直线是一种简化？”价值体系的简化，文本方式的简化，《睢人三十年》会不会就是一道引向无解的数学题？1/3的男人，1/6的瞎子，3/4的聋子，对于一个城市的族群来说，缺席的人注定在身体的戕害中找不到自身的意义，就像于同志，在卡尔维诺的世界里，他实际上就是一道数学题，一个文本，“卡尔维诺面对文本就有如面对一场有终点的革命。”所以，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在一条看似走向终点的直线中还会有暴发的可能，因为仇恨的种子“已种在人的集体潜意识中，并且会遗传下去”。

人人都是于同志，人人都有三十年，人人都在自己死的时候看见死亡，这是一个循环，一个宿命，一个集合的文本的轮回，“于同志只是三十年间碧城的一个政治符号，符号不死，一个符号可以等于许多人，所以一个于同志也就是碧城所有人的政治状态与政治历史”，这样不死的符号就是不死的种子，“直到卡尔维诺逝世，也没有写完《睢人三十年》这部著作，于同志也并没有死”。没有死的符号，就像那场战争，在一个互害的时代里，在互文的文本里，“所有人敌对所有人”，所以没有人是无辜的，而人人都是于同志，也意味着人人都不是于同志。

当然，在互害互文的叙事里，《没有人是无辜的》也成为一个误读的文本。标题与文本、负小说与故事、显文本与潜文本、干掉形容词、消除隐喻、消除集权、交互而产生的质换与置换、荡漾的时间和纷繁的空间，这一切都写在梦亦非《没有人不需要注解》的特别附赠里，文本解释文本，也是互害，在“人人都是于同志”的繁复世界里，我按照※*¤的三种体系成为一个注解者，没有绝望，也没有穷尽，在页码编织的分叉小径上，先是从一个有关碧城的历史叙事实验文本出发；再从最后一页回到有关九阡酒、木匠、睢族人办酒、出嫁银饰、鬼师薅介、保寨树的文化仪式和砍树烧炭、大炼钢铁、红卫兵串联的政治仪式有关的的随笔集；再从最后一页回到有关地方异文化、经济管制的正面效应、身体监禁和语言监禁、语言改变世界、立场是语言的表演、权力改变历史、政治语境对思考的抹杀、被掩饰的我本人、语言作为世界的全部的文学思想录，从开始到结束，又从开始到结束，仿佛是J.M.库切《凶年纪事》里的那条“分割线”，生生划出那个被虚构的迷宫。其实按照梦亦非的“虚像”世界的构筑，这些文本还可以变成悬疑凶杀小说、英雄小说、家族小说、以及“请打电话13533207600告诉梦亦非”的通讯录，而这种故意划分出的文本分割线并非是一种割裂，而是对于简化、单选、单一、极权的历史进程的颠覆，对于“人人是施害者，人人又都是受害者”这种同一性下多元性的阐释。

一章的标题就是该章起始的那个词，散文部分中最后一个词或字是接下来一章的散文部分的起始之词，这是文本的粘连，这是文本的循环，只是当第30章的“走”对应于“李奇飞走着走着便迷途于从盘石到碧城的过程中”的起始句，明显是一个例外，或者是站在文本之外也站在文本迷宫里面的“梦亦非”的疏漏，但是我更愿意将它理解为文本的寓言，在一个封闭的循环体系中，是需要这样一个出口，像一个钩子，扣住那一座城市，那一个时间，那一种死亡，“历史走不出一条直线，历史不走直线”，所以历史是一个有着出口的环，在那条“吞噬自己的蛇”的梦里逃逸，从文本集合的世界里逃逸，是的，在“去见识冰山的那个下午”，我的的确确看到了《睢人三十年》之外的那个醒目的“2014”。

一只患有疥癣的猫，一只饿坏的猫，一只被仆人杀死的猫，只是在皮包骨头、体无光泽的疾病面前，凯滕老爷看见了患病的自己，凯旋时被毒蝇蜇了一下成为他身体的巨大疼痛，嗜睡，即使睁着眼也魂不守舍，恢复知觉，却是意志薄弱，虚脱无力的躯体根本不听他指挥，“那由一缕气息激发的微弱的精神也不属他所有。”可是这奇怪的剧痛后面，是一只猫给了他自我的命名，“谁也不怀疑是他自个的命运转到了这只行将谢世的小猫身上”，谢世无非是也已成为事实的状态，只不过是一种等待，对于凯滕老爷来说，等待的不是神甫祈求上帝，不是临终涂油礼，而是在一只病态的猫身上找到战胜可恶的折磨的办法，就像另一个上帝的到来。

亵渎却是救赎，“他觉得，将要重走这条路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世界里的那只小猫。”不管是被赶走，还是被杀死，总之是获得了离开的救赎，这就是凯滕老爷希望得到的，在葡萄牙女人这个妻子面前，十一年的征战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场彻底的改变，而改变伴随的灾难和病痛不是终点，而是在一只猫的命运里得到整个凯滕家族的救赎，没有说出的那句话，是因为在心里早就成为领一个信仰，墙是不透露出一丝声息的，不像那沉重的窗帘，“所有的凯滕人都在这垂帘后生生死死。”所以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眼前的好像不是葡萄牙妻子，而是十一年被颠覆的家族命运，而远处，呼啸的山岚从山脚升了上来。

一只童话书里替它取名的猫本身就是一个童话，呕吐、疾病或者被杀死又能代表什么？童话开始变成游戏之外的生活，不仅是《葡萄牙女人》，在《格里吉娅》那里，男人霍莫不是也在那个隔开世俗世界的弗森那峡谷里看到了童话：“这美轮美奂的童话世界坚定了他们的信心：这个地区像夜空星辰一样陌生而熟悉地闪闪发光的外表之下隐藏有某些令人渴望的东西。”以地质学家的身份进行金矿的开采，对于他来说绝非只是为了财物的满足，而是看到了某种从来没有过的诱惑，“幸福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这是童话的改变，山谷、空气，以及山那边的人，都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的感觉：“那是一种美妙的感觉；在这儿你不像在其他任何地方那样受到审查：你是怎样一个人，你是可靠、强大、吓人还是娇小、美丽——不管你是怎样一个人，不管你对生命的种种现象怎么想，你都会找到爱，因为你带来了好事；它像打前站的先行者，到处都为之备好了洁净的客床，人们眼里藏着欢迎的礼物，妇女们可以任其自由流露，但有时候，当他们经过一块草地时，也可能会见到一位老农站在那儿，挥着大镰刀，像个活生生的死神。”即使像活生生死神的老农站在那里，也是一种更明丽更有滋味的生活，摆脱不了的奇遇对于霍莫来说，是比真实更有趣味的游戏，漂浮在空中，却超越着世俗：“他认识到了将他的生活引入这一孤独的、个人的天意，感到脚下的大地铺满了黄金和宝石，它们不再是世俗的财富，而是一个注定属于他的魔幻世界。”

而且，他遇到了那个叫格里吉娅的情妇。格里吉娅或者不是女人的真实名字，她的正式名字其实叫丽娜·玛丽娅·伦齐，而“格里吉娅”其实是一头奶牛的称呼。诱惑的奶牛让他有了命名的冲动，这种冲动隐含着想象和欲望，“她满嘴这些话，在他吻她时，他从不知道自己是否爱这女人，或者这是要向他证明一个奇迹，格里吉娅只是将他和他的永恒的爱人继续联系在一起的使命的一部分。”并不是炽热的爱，而是永恒，是使命，即使他和她躺在干草仓库里，他也看到了驾着一团绿云升上天空的圣者，就仿佛是结婚和升天的日子。“他感觉到情人的手放在他的手心，她的声音响在他的耳朵里，他身体的每个部位似乎都刚被人抚摸过，他觉得自己是由另一个躯体构成的形式。”数不清身体中的一个身体，数不清爱人中的一个爱人，不管是想象还是命名，在这个没有世俗打扰的世界里就像是童话，永恒而神圣。

罗伯特·穆齐尔也在完成自我救赎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事后他才想通，不是。这是个童话；他再也无法分辨。”在《佟卡》里，出身军官家庭的青年“他”也在童话的世界里遇见女人，而佟卡也经历了被命名，“她洗礼时的德国名字叫安冬妮，而佟卡则是捷克乳名冬妮卡的简称；这些胡同里的人讲的是两种语言混和成的奇怪方言。”不仅是命名，而且在身世上也进行了童话般的处理，佟卡讲的是另一种语言被认为是愚蠢和迟钝；佟卡和别的女人一样没有上过学是无知的女人：“这将成为一个标记被钉在衣服后面，怎么也去不掉。”去不掉的是别人的定义，而在“他”的目光中，这个女人给了他想要照顾的欲望，“他既爱佟卡，又不爱佟卡，因为她不能让他的心掀起巨浪，而只让它像一泓清水平稳地升涨；他的行动超出了他的想象”。微微的触动，微微的爱，即使母亲的反对给他造成了危险，他也做出了离开家庭，带着佟卡来到一座德国大都市的决定。

改变从世俗开始，改变从一个女人开始，改变是为了爱，改变是一种童话的神圣。而凯滕老爷和葡萄牙女人在异乡举行的婚礼也像是一次逼近童话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更多是在美丽的葡萄牙女人身上，他要求他的妻子掉头返回，但是葡萄牙女人坚持要继续往前，这个经常在梦中想象她所钟爱的男人的女人，实际上厌倦了孔雀蓝的海洋，憧憬那个新鲜奇妙的地方，凯滕老爷呢，在十一年的征战的凯旋中，突然被毒蜂蛰伤了，从而那个用剑、武力和残忍堆积起来的个人史和家族史纷纷崩溃，“他这一生做决定都是轻而易举，有如游戏，但此刻他做不到。”

但是这仅仅是改变的开始，仅仅是想象中的童话，包括格里吉娅、葡萄牙女人、佟卡，三个女人都在被命名的故事里被男人们投射在童话世界里。“人生之中，有时候生命明显地放缓脚步，仿佛它踯躅不前，或想改变方向。一个人这时候更容易遭遇灾难。”生命的转折和改变，总会在里面显出灾难的本色，因为他们被陷在那个叫“人生”的理性里。霍莫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离开过妻子离开过孩子，甚至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他也以为和他自己、他的书籍、计划还有生活分开太久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他过去从未离开妻子超过一天，而在他的生活里，他曾经深爱她，他依然深爱她。孩子生病让这种稳固的关系出现了分隔，所以去峡谷开采金矿，其实是在逃避，所谓真实的生活，其实是“他的内在本质像依赖他自个的身体一样依赖它”——它的饿、它的累、它的听、它的看，与他自己的息息相关，而这种真实里，几乎全部是俗世的忧郁。而在峡谷给格里吉娅命名，让她做自己的情妇，却难逃灾难的降临，“他最后一次转身时见到山尖上有雪，雪线下是一小块田地，地里的麦子捆扎得好好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雪和土地的上方是蓝白色的天空。”依然是童话般的世界，只是这个童话却被格里吉娅的一句话解构了：“就让蓝色的天空优美地悬挂在头顶吧，那样一切才会美妙。”他忘了这句话的意思，在小心翼翼继续向越来越窄的黑暗周末中摸索的时候，他在那个幽会的洞口发现了她丈夫的身影，而且是重重的一击，童话陷入了昏迷，“虽然他仍然觉到她的肩膀，但她离开了他或是他离开了她；整个的生命也就这样离开了他，虽然他知道它还存在，但再也不能再将手放在它上面了。”

格里吉娅走了，童话消失了，灾难降临了。而凯滕老爷呢，这个三十岁娶了美丽葡萄牙女人的凯滕家族一员，继承了家族“目光敏锐、全神贯注，远近方圆的一切利益都逃不脱他们的眼睛”的传统，也保留着“他们不跟定居在附近的贵族家庭联姻；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掳回富家女为妻，肆无忌惮地迫使对方要么结盟要么为敌”的习惯，这种传统甚至是凶残，他击败了特里昂特的突然袭击，从征战到凯旋，十一年来他甚至都坐在马鞍上，这种固定的方式构成了他一成不变的生活，但是葡萄牙女人却有了他的两个孩子：“他差不多不认识她为他生下的两个孩子，但这两孩子也同样深爱着远方的父亲。”孩子像是一个谜，在十一年的征战中降临到这个像是童话的生活中，所以灾难就像那巨大的疼痛，遍及身体，当那只猫真的消失的时候，“他来到妻子的卧室外，他停下来谛听，但听不见任何低话语声。”仆人说那个客人骑马走了，“仆人报告说，就在月亮爬上夜空的时候。”

而佟卡呢？这个被带进童话中的愚笨的女人同样给了他一个灾难的打击，佟卡怀孕了，而且生病了，而这种疾病只可能“由腹中的胎儿传染给母亲，或直接由父亲造成”。但在佟卡受孕的时候，他不在身边，而且他生理上完全健康，“差不多可以肯定，他既非佟卡孩子的父亲，也不是导致她生病的元凶。”而佟卡却拒绝承认和别的男人发生过关系，他在陷入灾难般的生活之前，还问：“处女能生育吗？回答只会是：尚无此例。没有哪条法律宣布排除这种可能性；只是：尚无此例。但如果他要认为能，那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王八。”他的确把所有的一切都当成了童话，包括不忠、背叛和卑鄙的肉欲之罪。

格里吉娅在洞口的丈夫，葡萄牙女人十一年来生的两个孩子，佟卡肚子里的不是他的孩子，这种种的灾难都在击溃那些男人构建的童话世界，或者说他们自我命名的女人、爱情都被无情的解构了，这是伦理的困境，数不清的身体变成了一个身体，而一个身体又变成了数不清的身体，而在这些灾难面前，在三个女人面前，他们选择的不是毁灭，不是死亡，不是强加在她们身上的罪恶，而是自我的救赎。霍莫在那个山洞里醒来，看见了格里吉娅逃出去的那条窄缝，而他却选择了自我牺牲，“那是一条出路。但此刻他也许太虚弱了，不能、不想返回生活中去，或眩晕了过去。”而在他眩晕的时候，传来的是金矿中止工作的命令，仿佛他被永远埋葬在自己的童话之梦里。而凯滕老爷也终于超越了家族好战的传统，“他不喜欢秩序、家庭和增长的财富。虽然他年复一年地抢夺他人的财产，可他不是渴求利润的和平，而是从骨子里渴望外出；额头里盘踞着凯滕人的力量，无声的行动完全由额头支配。”赶走神职人员，他像那只猫一样，重新走回到了那条路，呼啸山岚，茫茫林海，那有着凯滕人生生死死的沉重窗帘终于被拉开，亵渎变成了救赎。而在精神之神的佟卡身上，“他也宁愿生病的是他自己，宁愿自视为那孩子的父亲，而不愿离开佟卡。”在病床上，他给不能开头的佟卡写信，“他认真地给她写信，像个伟大的情人”而这些信都在“我相信你”这个句子前打住了，我相信你，就像在那个奇怪的梦里为佟卡在死之前抢到一袋子樱桃，只是光阴穿梭得太快，当他还紧偎大地，还没自信地说出“我相信你！”的想法的时候，佟卡死了。谁又能知道这一切？“这再也无助于佟卡，但有助于他，纵使人类生命飞速而逝，让人来不及听清它的每个声音、找到它的答案。”这答案便是让他变得比别人善良，便是在他的人生中“有个小小的温暖的阴影”。

无法分辨的童话终于在灾难面前看见了它的脆弱，而那些无数身体中的身体，在完成了世俗的超越之后又重新在疾病、疼痛和沉重的石头里被击碎，无论对于被命名的格里吉娅、葡萄牙女人、佟卡，还是力图挣脱伦理束缚的霍莫、凯滕老爷和他，他们都在毁灭和死亡的路上找到了救赎的力量，这就是穆齐尔所说的“诗人的家园”：“在他的对手寻找固定物、心满意足时，他一碰到未知物就能列出那许多的方程式来进行计算，而在这里，未知数、方程式及其可能的解从一开始就没有尽头。他的任务是要不断发现新的解、关联、情况、变体，提出事件进程的范例，诱人的榜样，教人怎样才能成为人，发明内在的人。”

诗人找到了他的理性统治领域，而这种理性是在反对和伦理、秩序有关的工具理性，在这种工具理性中，霍莫陷在自私的自责中，凯滕老爷用一生的努力构建家族梦想，而“他”则被囿在背叛的樊笼里，巨大的工具理性“要求诗人混淆事物的无限性和事物关系的无限性，从而形成一种完全错误的形而上的激情：所有这些都是对“静态物”的妥协，它们的要求是同道德领域的力量相悖的，是反物质的。”而作为诗人们，唯一的任务便是发现人，发现内在的那个人，发现“‘我’在世界上和在人际之间的无可救药的孤独”，就像一块石头，一只猫，一袋子樱桃，也是被创造出的那个上帝。

一封信的计划，一出小岛的戏剧，一个人造的爱情，只是被冠以罪恶和谋杀的定语，必定是在她之外的，也必定在他之外，而这个姑娘和少年只是被我们看见，从此就被拉到“在一起”的世界里，卷进罪恶，卷进谋杀，然后看着那些关于，关于年轻，关于欲望的计划变得“令人迷醉、令人兴奋”，而当那把刀捅进身体里的时候，人造的领袖和人造的爱情之死就变成了一九四三年那个“既成事实的底层”被彻底肢解，只留下两具尸体的悲剧性残酷，留下血腥的事实，还留下两个杀手，两个把男孩和女孩放进括号里的轻率的行为。

这是不是战争的极端主义，这是不是疯狂的无神论行为，这是不是肮脏和癫疯的革命行动的一部分？“弗雷德里克、我、海妮亚、卡罗尔——像是一个奇异的、情色的组合，某种神秘而性感的四重奏。”不是自然而然的组合，是浸润着奇异和欲望的组合，在神秘和性感的特殊时期上演的一出悲剧，但这却是“最命中注定的一次”。“当时是一九四三年，我在昔日的波兰逗留，在昔日的华沙，在既成事实的底层。”这是我的故事，第一人称开始的故事，那个一九四三年的波兰只不过是想象中的波兰，和那些想象的情色，想象的欲望，想象的谋杀一样，故意放在一个适合战争氛围里展开的故事中，“在他们的胸襟中还蕴藏着其他的冲突、戏剧、思想。”他们是战争的主体，他们在我之外，却用另外一种冲突的方式压迫我，“而他人的躯体，蛮横的、侵袭成性的、压挤过来的躯体则加深了我和他躯体的接近”，所以在我的身边，有一个他，那个叫弗雷德里克的无神论者，接近，接近，最后成为一体，成为神秘而性感“四重奏”里的策划者和主导者，像一出反抗的戏剧，最后却以一把刀的方式让所有身边的人流血和死亡。

弗雷德里克也在脱离“他们”的集体戏剧，脱离关于民族、上帝、无产阶级、艺术的讨论，所以他是一个独自玩着自己游戏的人，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是安静却骨子里透着激进和疯狂思想的人，“是的，是个极端主义者！到了疯狂地步的极端！不不不，这不是普通的存在物，而是某种更具掠杀性的东西，而且浸透了我迄今毫不知晓的极端性！”在这个被扭曲的战争年代，在这个看上去暂时平安无事的地方，有一种无以摆脱的恐惧所笼罩，正如一起到达陌生地方时，希波利特说的那样：“先生，那就是杀人、作乱、抢劫！抢劫！”最糟糕的是，没有地方逃跑，所以弗雷德里克不是普通的存在物，极端而疯狂，而我也在这样的时代里感觉到救赎是一件无效的事，神甫会把抓走，弥撒只不过是某个人的一只手的含义，“而祭坛的侍应男孩们摇铃，燃香的轻烟升起，但是内容从中消失，就像气球里面的气跑光了一样，弥撒失散在可怕的阳痿之中……”没有救赎，只有恐慌和不安，似乎这个世界就只有自己一个人，极端的一个人，在绝对的黑暗中的一个人，所有的仪式只是走向一个苦涩的终点。所以当我和弗雷德里克到达希波利特的地方时，满脑子都是“令人不安、肮脏、有点疯癫，甚至富有挑战性、纠缠不清、有破坏作用”的思想，像是从弗雷德里克那儿传来，又像是一九四三年的“既成事实的底层”涌出的战争、革命、敌人的占领。

所以这地方是一个避难所，也是一个制造和策划人生戏剧的地方。而那在括号里的男孩和女孩让我和弗雷德里克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美、年轻和欲望，深深触动了我们，以致在不停地想象中走向“令人迷醉、令人兴奋”的那一刻，走向要让他们在一起的结局。男孩是管家的儿子卡罗尔，女孩是希波利特的女儿海尼娅，当我进入希波利特的地方，“瞧着这盏灯和昆虫打圈子的王国”，我便小心翼翼地说：“多么好的一对啊！”卡罗尔参加过地下活动，在卢布林透过东西，还对着人开了枪，打了人，后来回家之后有和父亲作对，这种种的行为也是极端，也是疯狂，但是却注定带着“年轻”的特色：“他谦恭，因为年轻。他自卑，因为年轻。他感性，因为年轻。注重肉体，因为年轻。有破坏倾向，因为年轻。就因为年轻，所以受到藐视。”而这种种的年轻的破坏力正是我和弗雷德里克没有的，所以当第一次看见他们的时候，就在心里掠过那种相配的感觉，“怎么会这样？这是怎么回事？这好像是她的（女孩的）脖子奔跑出去和那个（男孩的）脖子会合了，这个脖子作为脖子被那个脖子抓住，而且是抓住了脖子！这些隐喻笨拙，恭请原谅。”括号里的男孩，括号里的女孩，仅仅是奔跑出去，便用脖子的那一块肉体会合在一起，笨拙的比喻全是想象，以致在我的观察中，他们完全是一对，完全可以在一起：“他是为了她，她是为了他，即使彼此离得很远，互相并不感兴趣——这一点也是十分强烈，以致他的嘴不仅和她的嘴相配，而且和她整个的肉体相配——而她的肉体是和他的双腿相配的。”

海妮亚竟然会给卡罗尔卷卷裤脚，这样的行为比我想象中的那种肉体的相配更具有诱惑力，仿佛是某种美，轻易抵达，而在这个许多污秽、压抑、羸弱、灰色和被疯狂地歪曲的年代里，只有尸体的气味，我几乎忘记了什么是美，是他们的偶然相配激活了我心中的美，以致那草丛和水沟成为我们“这个侦探故事的道具”，从而开始构筑他们在一起的爱情。而在美之外，是欲望，卡罗尔竟然跑过去掀起一个老婆子的裤子，看里面的东西，“一个扑向老婆子的半大小子的奇异魅力，这种魅力在我眼里还正在变得高大，虽然我还理解不了这股魅力。对老婆子的无礼行为怎么会给他披上这样的光鲜魅力呢？”这恶俗卑鄙的行为被我定义为充满了光鲜魅力的行为，是欲望的呈现，是赤裸裸地追求欲望。

年轻、美和欲望，这是我对于括号里的男孩和女孩的定义，而在这样的定义中，他们也必须从括号里走出来，在肉体和肉体的会合中在一起，实现令人迷醉和令人兴奋的目标，但是，他们是在自己封闭的圈子之内，“那种美只在相互的欲求和欣喜中”，也就是说，这是其他任何人没有权利参与其中的，他们是封闭的，是自足的。所以“把他俩拉进我们的欲望、我们对他们的幻想的范围之内”便成了我的欲望，弗雷德里克的欲望。但是这样的欲望显得一厢情愿，“你喜欢海妮亚吗？”问卡罗尔的答案是：“当然，我喜欢。”但是却是对爱情的否定，“不是……我们从小就认识……”而问海妮亚，“卡罗尔爱您。”她的回答是：“他？他不爱我，也不爱其他的女孩……他一心巴望的就是……找个人一块儿睡觉……”从小就认识是一种年轻有关的生活而已，“上帝把这个男孩和女人混淆起来了，所以他的‘太小’在我听起来奇怪，像一个警告似的。”是的，他没有成年，太年轻，对于海妮亚和已经生成的一切，是因为“太年轻”，对于我和弗雷德里克，也是“太年轻”，而这种稚嫩的年龄是不是只意味着去掀开老婆子的裤子寻找欲望？而海妮亚呢，说卡罗尔只是想找个人一块儿睡觉，而她也肯定不止和一个男孩水果，她不是圣女，而事实是去年她和留宿在家的国家军士兵有过经历。所有的种种似乎离我和弗雷德里克的想象越来越远，而剩下的只是我们对于年轻的阴暗和怪异的念头，卡罗尔和海妮亚共同踩死的只是一条蚯蚓，“我们踩死过多少虫子啊？不是啊，这算什么残酷嘛，更可以说是无意，无意中以儿童的眼睛看待小虫子在可笑的蜷曲中死了，感觉不到疼痛。真是琐事。”只不过是童年的游戏，无关疼痛，但是在弗雷德里克看来，却变成了“巨大的流血事件”，甚至变成了一种隐喻：“弗雷德里克的看法大概没有错：两个人一起踩碎瓦茨拉夫，通过瓦茨拉夫变得放荡，使他们大胆放开！他们为了瓦茨拉夫变成情人……为了自己变成情人。”

瓦茨拉夫是谁？是海妮亚的未婚夫，一个举止得体、颇有风度、不张扬、和蔼可亲、受过完美教育的律师，希波利特已经同意了他们的婚事，海妮亚也曾说过：“至少在嫁给他以后，我不会太随便的。”这是自我约束，而当她依偎在瓦茨列夫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冒出来的想法是“背叛”，下流的背叛，因为她“应该得到她忠诚的（男孩），却被抛到九霄云外”，这是如何一种颠覆，“这个景象折磨了我，似乎我的世界里最后一点的美都遭到践踏，受到死亡、折磨和暴力的摧毁。”被摧毁的想象，被摧毁的美、年轻和欲望，被摧毁的“在一起”，而卡罗尔也根本不在乎这个，“一切都沉没在他们年轻人视而不见的昏蒙里。这是我们美梦留下的废墟。”而对于瓦茨列夫呢，完全坚守着道德，履行着他的义务：“他全部的肉体文化完全不是产生于软弱，而只是某种原则，而且大概是道德原则的表现，所以他把这一文化当作自己对于他人的义务。”种种将我们抛到了成年人的地带，抛到了怪异而危险的世界。而更为怪异的是，瓦茨列夫的母亲阿梅丽亚竟然和弗雷德里克之间产生了相互接触的气息，“他仅仅注目于阿梅丽亚，确认她就是她那个样子。正是在她温暖的光线之中，这才变得僵尸般软弱无力。而他的无神论在她有神论的影响下正在生长，所以他俩已经被搅在这致命的矛盾中。”

无神论和有神论，极端和温暖，这到底是年轻世界的感染，还是成年欲望的激活？只是这不是爱情的接触在那场卢达凶杀案中变成了最后的审判，阿梅丽亚被尤泽科用刀捅伤，在垂死的时候，阿梅丽亚竟然避开的是十字架，而紧紧盯着弗雷德里克，而且在目光中集聚了力量，“但这不是爱情，这里涉及的是更具个人性质的因素，这个女人把他看成了审判者。”为什么要审判，是情欲带来的道德审判，还是对于无神论的审判，那个黑暗屋子里的凶杀案谁也不在场，尤泽科是不是没有拿起刀，而她却用手指摸到了那把刀，然后她扑过去，是反抗还是主动的疯狂？“她？凭她的圣徒气质？以她这一把年纪？她这样德高望重的？这是在厨娘和小长工那昏迷脑瓜里头滋生出来的幻想。”仿佛又是一次想象，那握在手上的十字架在刀子、死亡和鲜血在面前显得那么脆弱，“一个小房问的黑暗因为这些混入想象里的黑暗而加倍”，而剩下的也并非是弗雷德里克的难过，“她的死亡是在暧昧的状况下发生的，比乍看上去要暧昧得多……”而对于母亲的死，瓦茨拉夫的惧怕仅仅在于自己的平庸，而不是弗雷德里克的无神论，“因为这样的平庸把他变成了‘带着精致梳子’的律师。”律师不是在死亡面前的审判，审判只有自己的道德，所以瓦茨拉夫只是想要一个生活的解释：“您知道，实际上我是不信上帝的。我母亲信，我不信。但是我希望上帝存在。我希望——这比我深信上帝存在更重要。”

母亲死了，对于瓦茨拉夫来说，上帝也在慢慢地远去，而对于海妮亚的那场充满着欲望和道德矛盾的爱情，也在他心中逐渐远去。因为弗雷德里克在阿梅丽亚暧昧的死亡中彻底感受到了救赎的无能，成年的痛苦，以及被时代扭曲的极端在他身上变成了疯狂的实验，那条蚯蚓是一个巨大的流血事件，甚至在他看来变成了一场情色故事中的牺牲品：“那条蚯蚓就是瓦茨拉夫！他们在这条蚯蚓身上结合了。现在又在瓦茨拉夫身上结合。踩碎了瓦茨拉夫。”他的目标是，把瓦茨拉夫变成一张床，让卡罗尔和海妮亚在这张床上交配，用年轻、欲望和那种不存在的美亵渎童年的乐趣。

这是弗雷德里克的戏剧，他要和我一起导演这一出戏，因为在两个人的疯狂中他才感到踏实，再给我写信中，他用他的疯狂，用他神经质的欲望，用他的情色癫狂症来制造那人造的爱情，小岛、肉体、欲望，而这一切又要让瓦茨拉夫看见，要创造悲惨地搅和进去的另一种青春，“咱们，亲爱的维托尔德先生，咱们。他们必须通过咱们。所以他们才跟咱们调情！”而知道了小岛上事件的瓦茨拉夫找到了我，他说海妮亚爱他，而我反问：“爱您？这没有疑问。但是，您不认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是肤浅的吗？她需要您的爱情，不是他的。”我的答案是：肉体，而这无疑是打击了瓦茨拉夫：“我在思想上重建了他俩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他俩之间关系的整体。这真的是……亮丽的情色，我也不知道他俩怎么扑在上面的！好像梦境！是他们俩谁想出来的？是他呢，还是她？如果是她的话，那她真是一个艺术家了！”这是绝望，这是讽刺的绝望，在这个人造的爱情面前，作为律师的瓦茨拉夫完全丧失了判断，“她不仅背叛了我。她背叛了男性。总体的男性。她对我不忠实，不把我当成年男人。那么，她是不是女人呢？嘿，我告诉您吧，她是在利用她还不是女人这个事实。”把这样的背叛也上升到了对于总体的男性，实际上他心中的那个拯救的上帝真的被毁灭了，不忠、背叛，其实只是一条蚯蚓被踩死的游戏而已，弗雷德里克和我放大了这个游戏，变成了一出无法逃逸的戏剧。

而这戏剧并非仅仅是情色的癫狂症，并非是人造的爱情，还有人造的领袖，这或许才是真正对于一九四三年的波兰，一个充满着革命、战争和占领时代的反抗，而那个骑兵队军官谢缅对这里所有人来说都带来了危险，而这种危险是我所熟悉的：“行动、地下活动、领袖、密谋——都好像来自一本拙劣的小说，像低俗的青年梦想得到了迟到的实现”，他常下命令，指挥众人，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那句“我可以要一小片柠檬吗”听上去和蔼悦耳，但是带着波兰东部的口音，“甚至有点俄罗斯语言的意味”，软中透硬的话剧实际上“标示出对他人之存在的不尊重”。谢缅作为骑兵对军官，他的话语他的行为完全带着战争的味道，带着侵略、谋杀的属性，所以在那场戏剧实验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于谢缅的刺杀行为，谢缅这个威风凛凛的军官正转向已经丧失的权威，已经变成“危险的”形象，而最后刺杀谢缅落在了卡罗尔的身上：“这个少年藐视一切的性格和个领袖阴沉而威权的冷漠态度不谋而合——他们互相承认，因为都不怕死、不怕苦，前者因此是少年，后者因此是领袖。”少年也是反叛，也是冷漠，而与海妮亚的人造爱情恰好可以寻找到结合点：“热力渗人——死亡已经变得蕴含了爱情。一切——包括这次的死亡，我们的恐惧和厌恶，我们的无奈——之所以在那儿显现，都是为了让一只年轻且太年轻的手去抓住它……我已经浸沉其中，不是把它当作一次谋杀，而是浸沉在他们未成熟的、没有声音的肉体的某种自由奔放里。真是欢畅！”

这是成年人对年轻欲望的干涉，这是无神论者对于救赎的游戏，这是逃避者对于战争时代的反抗，“突然之间，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奔跑，弗雷德里克、我、希波利特，都奔向这个少年，好像奔跑着去夺取某种解除负担的神密炼金术似的。”神秘的炼金术，要踩死的那条蚯蚓变成了谢缅，或者变成了瓦茨拉夫和谢缅的结合体，“也一样是肉体的，罪恶的，因爱情而炽热，还有，他们的侵袭也是同样的紧张……”当整个计划在卡罗尔的手上变成现实，当那把刀捅向那个肉体的时候，人造的爱情和人造的领袖都同样被置于毁灭之中，只是最后的结局是反游戏的：“这不是谢缅……几秒钟之后大家才看出来，这是：瓦茨拉夫！”卡罗尔说“完了”的时候，那把刀其实在向着另一个方向刺下去，谢缅是被瓦茨拉夫刺杀的，而卡罗尔却刺死了过着头巾的瓦茨拉夫。

那把刀挑开了那个在括号里的男孩和女孩，那场死亡消灭了苦心经营的人造爱情和人造领袖，卷进罪恶，卷进谋杀的计划最后是律师之死，是未婚夫之死，想象的故事终于被轻率的行为刺穿，用一个鬼气十足的结局完成了战争中的实验戏剧：“我瞧了一眼我们这年轻的一对。他俩正在微笑。像很难摆脱某种困境的年轻人常见的那样。瞬间之内，在这一厄运中，他们和我们互相对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