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世上的大野鸡

编号:C38·2130422·0978
作者:【德】赫塔·米勒 著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0年09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3.10元
ISBN:9787214050199
页数:273页

“没有指针的是时间。只有黑色的斑痕在旋转。它们拥挤着。它们从白色的斑痕里挤出来。沿着墙壁落下来。它们就是地板。黑色的斑痕就是另一间房间的地板。”浓重的黑色是在挤压着那个书名,连同“赠时尚挎包”的营销标注,像是一块斑痕,而“他们去领圣餐/但没有忏悔”也像一个隐喻,解读着这黑色的封面。这部中篇小说集包括《人是世上的大野鸡》和《独腿旅行的人》两部作品。《人是世上的大野鸡》讲述了一个关于移民的故事,而《独腿旅行的人》则描写了一个爱情故事。不管是移民还是爱情,肉体还是故土,总要怀着一颗忏悔的心。赫塔·米勒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曾说过:“说不出来的东西还是可以写下来。因为写作是一种沉默的行动,一种由脑至手的劳作。”那么也让我们在沉默中阅读。


《人是世上的大野鸡》:池塘里都是女人

温迪施知道,她会为了一个落地花瓶叉开双腿。她会将腿叉开,就像她的手指软软地伸向空中。
——《人是世上的大野鸡·落地花瓶》

走向池塘的时候,大钥匙已经把磨坊的门打开了,对于温迪施来说,两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自己的王国里,在磨坊里,在阵亡战士纪念碑前,数着日子,数着自己走向池塘的距离。那些女人,在俄国士兵前前面的女人,将裙子撩起的时候,那些洋葱就被踩坏了。而日子一直存在,两年或者两百二十一天,而那个落地花瓶去了哪里?“落地花瓶是不许进我家的。”只有舞女的花边裙子,守夜人在那里看见了所有的罪恶,以及写在某个历史深处的的死亡,只是,当磨坊前面的池塘只剩下女人的内衣的时候,他告诉温迪施的秘密在于:“我吃过被俄国女人膝盖碾过、好像黄油一样酥软香甜的洋葱。”

眼睛好像洋葱的光泽一样年轻,守夜人其实只有一条狗,和对那些下落不明信件的挂念。他看见的俄国女人已经变成了阵亡战士纪念碑四周长起来的玫瑰,长在茂密的灌木林里,杂乱丛生,透不过气来的小草在那里,分辨着和玫瑰的差别。和他看见的俄国女人一样,屁股在士兵面前扭动,但并不是真正的俄国女人,他们像温迪施的老婆一样,只是在那里的婊子,滴出水来的洋葱,滴出水来的玫瑰,以及滴出水来的女人,在池塘深处,变成了被遗弃的时间。

没有女人的守夜人,和自己老婆是俄国婊子的温迪施,他们同样看见了池塘里的女人,和芦苇中的女人内衣。对于温迪施来说,磨坊里生放着他数着的时间,“每天早上独自穿过马路去往磨坊的路上,温迪施数着一天的时光。在纪念碑前,他数着年头。每当自行车过了纪念碑后的第一棵杨树,他数着天数,从那儿他骑向同一个坑地。”自行车溅起了水,而时间不死,在他的世界里,一直向前,从俄国,到罗马尼亚,到德国,从妻子,到女儿,到另一个为之哭泣的巴尔巴拉。她们串起了那些过往的时间,两年或者两百二十一天,对应着俄国那场雪中死去的巴尔巴拉,对应着子宫切除的妻子,对应着拒绝像落地花瓶的女儿阿玛莎,可是,她们会出现在池塘里吗,她们会在芦苇中留下内衣吗?

俄国女人的洋葱,其实不属于巴尔巴拉,属于她的是那只可怕的蜘蛛,那句话温迪施一直不会忘记,巴尔巴拉叫道:“我要死了。”耳边的蜘蛛爬过来,她的害怕是因为没有人就她,温迪施也无能为力,战争中的蜘蛛是不是会爬进女人的身体里,就像那场雪,“巴尔巴拉战后追随蜘蛛去了。当俄国的雪第二次融化后,雪把她带走了。”巴尔巴拉死在了俄国,她不是洋葱一样的俄国女人,她是死去的战士,对于温迪施来说,一个女人的死换来另一个女人的生,那个成为他的妻子的女人也在俄国呆了十年之久,也是俄国,也是雪,也是女人,但是她们写着不同的身体,写着不同的故事,玫瑰和草,或者黄色的圆锥花儿。温迪施对着他的老婆说:“人们在俄国挨饿,而你却靠当婊子生活。战后要不是我娶了你,你可能还会继续当你的婊子。”他们在讨论的是关于女儿阿玛莉是不是处女的问题,而这个属于女人的本质问题轻易就成为一个笑柄,处女就像那块墓地,早就死了,留下的也只是芦苇丛里的内衣,和扭着屁股的洋葱女人,连阿玛莉也对妈妈说:“你在俄国时就是个野鸡。”

阿玛莉一边看着自己的指甲一边说,她的脚尖没有歪向另一边,只有指甲,像头发一样,是在变化在切除在时间中成为一个象征。而面前的妈妈也是被切除了身体的一部分:子宫。这是对时间的一种反抗还是阉割?女儿阿玛莉在面前,子宫只是被废弃在芦苇里的内衣,所以守夜人会说出那个大野鸡的比喻,当时他一边咀嚼一边轻轻地说:“人是世界上的一只大野鸡。”温迪施的自行车上已经放上了袋子,他的解读是:“人很强壮,比畜生要壮。”野鸡是不是畜生,是不是切除了子宫的畜生,是不是只留下内衣的畜生?后来,温迪施带着光秃的眼睛、肋骨里的石头大声说过:“人是世界上的一只大野鸡。”其实他是听到的,却不是他的声音,像守夜人在说,在他面前永远是死去的时间,是阵亡战士纪念碑,是巴尔巴拉的蜘蛛,是他张开的嘴,而“说话的是墙”。

墙一直在他的四周,磨坊的四周,只有大钥匙才能解开,所以后来大野鸡不是比喻了,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你说过,我们得保留这只白色的大公鸡,这样我们明年会得到白色的大母鸡。”温迪施对着他的老婆说,而温迪施的老婆也从关于子宫切除的过去走过来,“你也说过,白色的也是敏感的。你说得对。”温迪施老婆说。那时她不知道巴尔巴拉死在俄国,死在蜘蛛旁边,一切只是那个下雪的恶记忆,当雪融化,当俄国在那边,大野鸡也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牲畜。不断数数的温迪施其实没有忘记,在遇到卡塔琳娜的时候,他才知道两年或者两百二十一天的数数都是不堪一击的:“卡塔琳娜画了个字。她哭了。温迪施知道,她是为约瑟夫哭。温迪施把门关上。他哭了。卡塔琳娜知道,他是为巴尔巴拉哭。”约瑟夫之于卡特琳娜和巴尔巴拉之于温迪施,是不是都是阵亡战士纪念碑前面的玫瑰,是在死亡身边活着的意象,是的哭泣的时候,那场雪早就融化了,蜘蛛早就逃跑了。

雪和蜘蛛的意象,是涂抹不去的白和黑,白色的敏感,不是白色的大母鸡对于大野鸡的超越和覆盖,它时时被激活时时成为生活的象征,是的,磨坊边上盛开着白玫瑰,那些空着的床上“床单是白色的,被子也是白色的”,而且床单上有白色的窗户框,而木匠的母亲用大刀割下的也是白色的大丽花,毛皮匠地上放着的是白色的碟子,连“柜子是白色正方形的,床也都是白色的框架”,对于温迪施来说,刮胡子的时候有白色泡沫,他的眼睛下有一个弯曲、白色的伤疤,而他看见的也是“潮湿的、白色的大理石十字架”。敏感的白色,白色的母鸡,而温迪施却一直看见黑色的时间,时间到了尽头,他闭上眼睛,“听见挂钟的白色斑痕在滴答滴答,看见黑色斑痕的数字指片”。它们不重合,越加分离,“没有指针的是时间。只有黑色的斑痕在旋转。”拥挤着,掉落下来,变成了地板,“黑色的斑痕就是另一间房间的地板。”通向另一个房间另一个时间,白色的尽头是黑色的斑痕,就如那白色的字:“他们去领受圣餐,但没有忏悔。”明明白白写在黑色封面上,那个女人对裁缝说的话,变成了一句通向另个房间的箴言,而那个时候守夜人有老婆了:“她是山谷里羊圈的挤奶工。”

挤奶工和切除子宫的婊子,都是女人,都是那些看见俄国洋葱一样的女人和芦苇里的内衣的男人的女人,温迪施和守夜人,他们在磨坊面前,他们只有钥匙,他们不领受圣餐,他们也不忏悔。而温迪施的女儿阿玛莎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秘密,而作为一个女人,她其实早就不是处女了,她的脚尖早就歪向了另一边。一个幼儿园老师,阿玛莎的脚尖在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那时鲁迪拉着她穿过玉米地,并且对她说:“我要喝你的奶。”鲁迪吸吮着阿玛莉的乳头,就像歪向一边的脚尖,阿玛莉小小的、褐色的乳头也被咬坏了。这是一个开始,就像那些俄国女人跪在洋葱上扭着屁股,温迪施说:“阿玛莉还会给我们带来耻辱的。”这样的耻辱是不是看着指甲对温迪施的老婆说“你是一个大野鸡”,或者说“玉米地就是树林”。但其实,阿玛莉已经是一个落地花瓶了,“温迪施知道,她会为了一个落地花瓶叉开双腿。她会将腿叉开,就像她的手指软软地伸向空中。”

守夜人一语成谶,而温迪施想染已经逃不出时间的宿命了,逃不出关于女人的黑色斑痕,他们顺着白色的墙壁下来,到达另一个房间。其实村子里的那些人并不都是在时间深处遗忘,木匠家里老克罗讷之死,母亲用大刀割下的白色大丽花,以及毛皮匠对动物标本的痴迷,都是在用一种死亡和毁灭告别过去告别大野鸡的耻辱,可是命运又一次次回来,甚至让他们失去说话的意义,山上的房子里都关着疯子,那个教堂后面的神甫没有戴帽子,所以一切的圣餐和忏悔,都被解构了,他们在战争之后失去的故乡也不复存在了。神甫说:“罗马尼亚人的墓不属于公墓。罗马尼亚人的墓散发的味道和德意志人的不同。”所以不说德语的罗马尼亚人,在村子里就像被关在一个大房子里,而被命名为“耻辱”的少女阿玛莉也失去了自己的判断:“每栋房子有房间。所有的房子一起组成了一个大房子。这个大房子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祖国是另一个房子,在阵亡纪念碑前,房子里都是过去的那些野鸡,只是脚歪向一边的已经不是是否是处女的评判标准:“每个孩子都有父母。就像住在我们.住着的房子里的父亲是我们的父亲,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就是我们祖国的父亲。 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同志就是我们国家的母亲。”

“国家的房间”,我们的父母,在这里变成了一种情绪,一种对政治的简单图解,那只蜘蛛又从巴尔巴拉脸上爬过,当死亡来临的时候,还有什么会让人害怕的?“苍蝇落在老克罗讷的脸颊上。它是她死了的皮肤上的活物。”世界也仅仅是一只苍蝇还活着,只有苍蝇还在黑色的斑痕里,一直爬到另外的房间里。

而另一个房间打开了,依然是黑夜,依然是女人,也依然是关于母语和国家,那个叫伊莲娜的女人可以“看着自己的身体,它就是预备一直长久地活下去的”,即使她被逼到墙角里,“一个令生活不再稳定的墙角”她依然在寻找那个可以容纳自己身体的房间。难民营501,这是她曾经的身份属性,但是当她离开那个号码离开难民营,她发现自己是一只找不到归宿的鸟,鸟群在哪里?那些男人在哪里,弗兰茨还是施特凡又在哪里?“伊莲娜唯一一句可能用德语说的话是:为什么你总喜欢对比,那毕竟不是你的母语。这句话是托马斯说的。”她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找到让她可以说话的那一对的鸟。可是世界上只有“独腿旅行的人”,塞萨·尔·帕韦泽说的那句话就如伊莲娜自己的想法:“可我已不再年轻。”

对那一对的鸟的找寻从临时难民营出来开始,越过一个国家的边界,越过“国家的房间”,是村庄,是夏天,是摩擦着他的生殖器的男人,那么光天化日,那么肆无忌惮,对于伊莲娜来说,却是一次关于身体的真是寻找,但那只不过是臆想,“他喘息着。海浪没有盖过他的声音”,而伊莲娜在寻找这个男人,结果找到了弗兰茨。而弗兰茨扑倒在她身上,对她讲的一句话也是:“我想和你睡。”身体和身体,是欲望和爱情,是自由和渴望,是时间深处的那个巨大的诱惑,“那就是爱情了,他说。上了年纪的人是死亡,年纪轻轻的是爱情。”区别于死亡的爱情,降临在从临时难民营出来的伊莲娜身上。

但是这就是找寻的那一对鸟?男人和女人并不一定是爱情,甚至并不一定是身体,就像她曾经看见过的那个牵乌龟的寡妇,两次,几乎一摸一样的看见,这是重复还是另一种臆想?“在同一座公园,同一片树下;有可能在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座城市;也可能是在一部电影里。有可能二者都只是我的想象,直到现在还是在想象。”想象无止境,“我很惊讶,他们竟然熬过了寒冬。”“他们竟然熬过了寒冬”是黑体,放在斜体的字迹里,显得突兀,和那个重获自由的夏天形成了对立,而这个句子就在伊莲娜写给弗兰茨的信中,写在卡片上,“伊莲娜在信封上写下‘马堡’,全部大写,好像能写得下似的。然后,是弗兰茨的她址。”但是这一句黑体,这一句寒冬,这一句关于重复的场景,是不是写给同一个男人,弗兰茨?那个投信口写着:其他方向。“其他方向”赫然印在信筒上,就跟信封上的“马堡”二字一样醒目。

是的,太晚了,好像信已经寄到了,弗兰茨已经拆开了,他读到:“弗兰茨,给你写字的时候我很彷徨。有一种欲望,它令人失去力气。给你写信的这一刻,我的手似乎要睡着了。”可是信里面的照片不是弗兰茨,不是房间里睡觉的身体,不是摩擦着生殖器的男人,是一个坐在岸边的男人,像死去的那个政客,“伊莲娜把男人坐着的岸上部分剪了下来”,而且,“男人窝着躺在水面。伊莲娜把池水也剪了下来。”那么,男人躺在伊莲娜的手心里了。那么,弗兰茨是不是真的收到了卡片,真的看见了死去的政客?还是伊莲娜根本没有寄出,或者根本不认识弗兰茨,甚至弗兰茨就是施特凡。那么,那一对的鸟就只是一个虚构的东西,“在自动拍照机拍出来的照片上,是另一个伊莲娜。”

这是从重获自由的夏天走过来的伊莲娜,这是竟然熬过了寒冬的城市,这里是一张床的宽度等于另一个国家的床的长度的房间,所以对于伊莲娜来说,这个城市里的一切可能在转瞬之间面目全非:“头顶白色波浪卷的老妇,拋光的手杖,保健鞋,可能一瞬间青春焕发,走进德意志少女团的队伍。”以及长长的、没窗子的车,穿制服的男人们,还有报纸上登出法律法规,“就跟另一个国家里的一样”,就像牵着乌龟散步的寡妇一样,总是出现在重复伊莲娜的头脑中

爱情或者一对的鸟,到后来都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象征,托马斯或者爱过一个女人,但是他是同性恋,他只是在相同事件中转化变形,相同的句子“我曾经爱过一个女人,爱了好几年”,听起来却一样,听起来也毫无意义,当伊莲娜看着看看托马斯的时候,她发现“一个人长着另一个的脸”,弗兰茨的脸。“你们俩到底谁是替身?”托马斯、弗兰茨的中间是一个“或”,“甚至长时间的舌吻过后,伊莲娜都不知道,吻她的人是托马斯还是弗兰茨。”而伊莲娜自己也变成了另外的人,“二者中的一个说:不离开你。如果非离开不可,那也是离开另一个伊莲娜。”

另一个,或者另一个,这是一场游戏,一场和白日梦有关的游戏,床只是一个国家的宽度,城市只是“看不见的城市”,而国家呢,只在那个夏天之后就不复存在了。而那个男人的照片却依然被剪开了,被放进信里,放进邮筒里,却已经抵达,一切都是一个过程的臆想:“我一个人出发,想要两个人到达。一切都错位了。实际上,我是两个人出发,一个人到达。”在对弗兰茨的卡片上,伊莲娜说:“我经常给你写卡片。卡片写得满满的,而我却是空空的。”最后她将把卡片和“鸽子杀手”的羽毛装进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的是她自己的地址。

因为,伊莲娜不愿去想离别。

 

编号:C73·2130422·0977
作者:【南非】J·M·库切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0年08月第1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12.00元
ISBN:9787544713771
页数:254页

“他以数不清的伪装呈现:所谓局外人,其实已介入局内,这是意外,却也是必然。”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里,伪装和局外似乎是在用一种欧洲叙事来界定库切的创作成就,在《耻》里更加明显地标注着性、种族等标签。52岁的南非白人教授戴维·卢里因与一位女学生的艳遇而被逐出学界。他躲避在25岁的女儿露西的农场里,却无法与女儿沟通,还得与从前不屑一顾的人打交道,干从前不愿干的活。不久,农场遭黑人抢劫,女儿被黑人强奸……最终成了黑人雇工的小老婆。“耻”,或者是“道德之耻”,或者是“个人之耻”,又或者是“历史之耻”,在南非这个社会矛盾和种族矛盾冲突不断的国家,《耻》触及了当代对浪漫激情与伦理道德的态度。而“Disgrace”中文翻译成“耻”,或者也缺少了如何使“grace”被“Dis”掉的动态过程。

 


《耻》:我成了爱欲的仆人

 

他经常做着自己特有的噩梦,总梦见自己在一张浸着鲜血的床上翻来滚去,再不然就是粗气直喘,无声地喊叫,拼命地躲着一个人,那人的脸像老鹰,像蒙着贝宁人的面具,像透特神。

 

噩梦里没有种子,没有疲乏的种子,没有“有违自然”的种子,也没有权力的欲望,没有被阉割的逃亡感,只有不能呼吸的现实,五十二岁离婚和游荡的现实,被火烧过眼睛的现实,女儿露茜属于个人隐私的现实。疼痛不一定伴着鲜血,但是一定是和耻辱有关,和爱欲的引导有关,“无声地喊叫”,以及拼命躲着一个人,是被隐藏起来的耻辱感,只是看不见,便觉得是在面具和大翅膀下面是超越了尊严的生存。

可是,他曾是一个“引导”的人。五十二岁的戴维·卢里,从个人经历来说,他是一个结过婚又离了婚的男人,是一个在寻求欲望的男人,当然,也有权力的欲望,当权力的欲望和性欲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引导变成了赤裸裸的占有。作为大学的教授,他拥有的是为人师表的身份,“今年,他开了一门论浪漫主义诗人的课,另外还教两门课:传播学101‘传播技巧’和传播学201‘高级传播技巧’。”上课、讲解,传播学,构筑了戴维·卢里的第一个引导权力,甚至还有可以出版的戏剧作品:《比奥托与浮士德传奇:梅菲斯托的起源》、《圣克托的理查德之幻想》、《华滋华斯与过的包袱》。三部作品和传播有关,和引导有关,出版是面向大众社会,面向观看、模仿和评论的社会,但是“没有一部引起过轰动,哪怕是小小的反响都没有”的现实,是让他在与社会的权力关系中处于被动,处于低点。所以这样的引导身份便是一种面具般的生活,“他向来就是个城里人,置身于滚滚人流之中横行无忌的色欲和闪闪利箭般的目光倒也处之泰然。”

横行无忌的色欲从来都不会出现在大街上,也不会出现在自己的课堂和学校里。他戴着面具,便是将权力转化为一种性欲望。那个女人叫梅拉妮·艾萨克斯——叫女人,不如叫女孩,“但是他带回家的这个女孩子,不仅仅比他小了三十岁,她还是个学生,是他的学生,是他指导下的一个学生。”指导下的学生,是关于传播学的,是关于戏剧的,或者是关于身体的某种引导,甚至在看到梅拉妮坐在经过的摩托车的后座上,依然能感觉到浓烈的、无法摆脱的“引导”,她双腿分开的时候,会想象出“骨盆画出一道弧线”,而他体内也会突然涌起一阵情欲。对于引导最直接的反应是:“那地方我去过!”赤裸裸地梦,来自赤裸裸地现实,那是一个进入身体的通道,一道弧线下的“那个地方”,但是“摩托车猛地往前一冲,带着她远去了”。

远去是因为在两个现实里,一个是离婚后的五十二岁男人的欲望世界,另一个是被引导到身体里的女孩世界,尽管他能觉察到她胸部正在一起一伏,但是梅拉妮即使伸出舌头,“舔去了上嘴唇上的一颗雨珠”这样的动作,对五十二岁的男人来说,也不会是完全的欲望。“还是个孩子啊!他想道:还是个孩子啊!我这是在干什么?”可是内心依然色欲翻腾的背后是一次冒险,一次将孩子的身份擦去的冒险,她是美丽的尤物?她是美丽之玫瑰?当被梅拉妮拒绝,当问及他的婚姻,他感到自己是在强奸一个孩子,违背对方的意志便是从自己引导的身份中猛然醒悟过来。

是情人,还是女人?这是戴维·卢里的矛盾,而在热烈的情欲面前,他选择了“处之泰然”的方式,就像在城市的滚滚人流中。在回答梅拉妮“不过现在是单身”的时候,他还是戴着面具,戴着躲避一个人的面具,戴着从引导处逃离的面具,“他没有说:现在我撞上谁就和谁在一起。他没有说:现在我常和妓女在一起。”那个妓女叫索拉娅,每次九十分钟的会面,“他付她四百卢比,其中一半是支付给上选伴侣公司的。”在金钱有关的性事上,没有耻辱,也没有引导,但是当他在格林角温莎公寓楼的113号房门内看见不向梅拉妮说出的妓女的时候,他看到了“奢华与肉欲”,星期四的“一块luxe et volupte的绿洲”,索拉娅依然是以女儿的样子出现,尽管“索拉娅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行业名字了”,但是在她的怀抱里,他依然会产生父亲的有关梦魇:“他迅速地成为他们的父亲:养父,继父,影子父亲。”

女儿和父亲,这样的关系组合对于戴维·卢里来说,不是解决了性需求的问题,而是不断将他带到一个道德的危险境地,索拉娅像蛇一样的图腾和梅拉妮骨盆砰画出的弧线,都在让他返回到“父亲”的身份,而引导也从身体的欲望逃离,这是对他作为一个欲望男人的解构,而最后的结局是被梅拉妮的家人投诉,作为从隐秘走向公开的耻辱,戴维·卢里的引导变成了赤裸裸的讽刺:“拿笔的手慢了下来,停在这个地方,画了个X,那是正义的十字,宣告着:我控告。接着是填投诉对象的空格:戴维·卢里,那手又往下写着:教授。最后,在纸的下方,写上日期和她的签名:花体的大写M,l的上部很粗,I下端用笔很重,最后是花哨的s。”

这是投诉的程序,也意味着戴维·卢里从梅拉妮女儿一样的身份中被阉割了,而这样的阉割再无在滚滚人流中“处之泰然”的可能了。城市将他赶了出来,《阿尔戈斯报》中《性骚扰案中的大学教授》的报道像是他教学的那些传播学典型案例,“这件事从头到尾都让人感觉羞耻透顶。令人羞耻,又十分低俗。”而前妻对于此的定义又使他像一个逃亡者一样来到了女儿露茜的农场。这是戴维·卢里曲折的欲望地图,妓女或者学生,女人或者女孩,在他那里其实都变成了“女儿”,像露茜一样。

在女儿的农场里,他的有关父亲的身份真实地复活了,“从女儿出生那天起,他对这女儿就一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毫无保留的爱。”这是面对一个单亲的女儿、一个孤独的女儿,一个和羊和狗等动物在一起的女儿,所能发出的最重要的暗示,似乎性欲变成了爱,变成了对真正女儿的爱。但是引导还在,“原谅我是那两个把你引到这世界上来的人之一,也原谅我没能当好路人的角色。“只不过他在露茜面前,把自己公开的耻辱隐藏起来了,像戴着面具。但是对于爱的引导,在女儿露茜面前却是无能为力的,他不告诉女儿自己的那些丑事,也不打算改过自新,在他看来,所谓欲望都是从内心发出自然而然的东西,”我就是我,永远也不想改。“这是他的宣言,可是面对一个被他带到世界上来的女儿,他的错误引导是无法从低处走上来的困境。

或者是去给贝芙·肖做帮手,对于那些牲畜却是完全不需要尊严,对动物的药物其实是“致命药”,“是给人带去突然黑暗的忘川之水啊。“山羊死亡的引导也变成了一种戴着面具的生活,只不过不是人,不是人的欲望,是人生存在那里的规则,甚至,那间“破败不堪的房子并不是一个救治疗伤的处所”,而女儿露茜在其中,只是为了从现实的欲望中挣脱出来,在没有了父母之爱的现实中死去。那三个劫犯将他打晕,偷走了他的车,甚至还轮奸了自己的女儿,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关于轮回的悲剧,他用耻辱的引导用梅拉妮满足了男人的欲望,而女儿露茜又成为别的男人发泄欲望的对象。

“这一天终于来了,考验的一天。没有预兆,没有声响,说来就来,一下就把他拋进了旋涡的中心。”被动的引导到一个悲剧的终点,其实也是耻辱的起点,甚至他设想那些入侵者看着报纸上关于他们的报道,“他们一定会相互这么说,耻辱啊,她耻辱得无法开口了。他们会放肆地笑着,反复讲述着他们那天的行径。”也变成了对他故事的翻版。但是即使面对这样的耻辱,女儿却从来没有想要清白想要救赎,她拒绝谈论强奸拒绝做检查,甚至在她最后得知自己被强奸而怀孕时,也没有任何的反抗,甚至要把孩子生下来。她把他叫做戴维,而不是父亲,她说:“我告诉你,只是你从此不许再提它。原因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完全属于个人隐私。换个时代,换个地方,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件与公众有关的事。可在眼下,在这里,这不是。这是我的私事,是我一个人的事。”

南非作家J·M·库切

私事,彻底解构了戴维·卢里作为一个父亲将这些罪恶的人绳之以法的努力,但是作为父亲,不是同样面对如女儿的梅拉妮而没有任何羞耻吗?女儿成了农场里那些羊,“羊什么时候老死过?羊并不能主宰自己,它们的生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它们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要让人享用,身上的每一部分都如此。”也就是这是一种欲望的自然呈现,不管是性事,还是死亡,都已经不属于自己的身体,这是爱的缺失,还是引导的罪恶?他曾把这样的罪恶叫做“奴役”,“他们想要你做他们的奴隶。”但是露茜却说:“不是奴役。是服从。是屈从。”奴役是一种权利,而服从和屈从则是妥协,是要将自己的那个“女儿”身份从此死去:“我并不是你所认识的那个人。我已经死了,而且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让我起死回生的办法。我只知道:我不能离开。”

被强奸而怀孕,甚至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对于露茜来说,生命完全变成了一颗种子的繁衍,在戴维·卢里看来,这是一个真正的耻辱,“这种子被硬塞进女人体内,不是出于情爱,而是出于仇恨,混杂在一起,是要玷污她,给她做上标记,就像狗撒尿一样。这样的种子能给孩子以什么样的生命?”而在女儿露茜看来,这是对于隐私最好的维护,种子不死,爱却死了。而在戴维·卢里被投诉的那次耻辱中,种子却成为一种“有违正常”的罪状:“因为他试图传播上年纪的种子,传播疲乏的种子,传播缺乏活力的种子,有违自然。”也就是说,戴维·卢里的所有和女人身体有关的欲望都和种子无关,和引导无关,当然,也和权力无关。女儿露茜不是戴维·卢里关于欲望的简单翻版,对于父亲有过背叛生活的女儿来说,露茜最需要的是庇护,她爸怀孕当成是在农场继续生存下去的一个借口,加入强奸者的“联盟”,用协议的方式提供土地,同时“享受在他翅膀下的庇护”,因为“不这样做,我就无人保护,成了可供猎杀的猎物。”没有道德底线,身体只是生存的一部分:“不错,我同意。是很丢脸。但这也许是新的起点。也许这就是我该学着接受的东西。从起点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不是从‘一无所有,但…’开始,而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就像那些切割了胆囊,切割了心脏,接受命运最残酷”致死剂“的狗一样。

父女之爱死了,也就是道德之神死了,对于戴维·卢里来说,这是没有神的罪孽,是欲望的牺牲品。而在戴维·卢里看来,一切的欲望并不只是道德有关,当在通奸时,婚姻生活中所有让人感觉厌烦和无精打采的细节都给发掘出来了的时候,反而会带来另外的激情,这是违背社会规则的,违背引导的那种爱的,所以作为一个男人,当女儿以牺牲自己的身体换来生存的时候,父亲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就像戴维·卢里在写作那部的关于拜伦的戏剧《拜伦在意大利》一样,拜伦的声音只有对着曾经的爱人特蕾莎的发问:“你在哪里?”他唱道;“接着就是一个她决不愿意听到的词:secca,即干了。万般激情的源泉干涸了。”而身后,却是拜伦的女儿阿蕾格拉“快带我回去”的呼喊。

对于生活,在戴维·卢里看来,不是爱的枯竭,不是爱的葬送,不是爱成为女儿的呼喊,在巨大的流通体系图里,无论汽车,皮鞋,还是女人,都是一种流通的物,和种子无关,和权力无关,只有身体。戴维·卢里的生活流通图里,当抛弃了一切的耻辱和罪恶,女人便也在身体的图腾里完成了物的定义。那个女人可以叫贝芙·肖,“对两人的交媾,他至少可以说他尽了责。没有激情但也没有厌恶。”那个女人也可以是在特隆普斯堡外的一号公路上遇到的一个德国女孩子,“在一家旅馆住下,他招待她用了餐,和她睡了一觉。”那个女人也可以是穿着件黑色的超短皮裙的高挑接头女,“完事后她把脸搁在他两腿之间,稍事休息。”它们有修长纤细的双腿,她们有一头柔软的头发,她们有“当自己的手指在其间划过时的那种天鹅绒般的感觉”。但是她们都不是“女儿”,不是索拉娅和梅拉妮在怀里而想起自己的父亲身份,也不再有“月经、分娩、遭遇强暴及其后果:都是流血的事;是女人的负担,女人的事情”的感想。

当罪恶的结局逃离了耻辱,逃离了城市的公开世界,逃离了传播学和戏剧,逃离了必须引导的爱,当父亲/女儿的关系被男人/女人所取代,当逃亡者变成了爱欲的仆人,当身份的阉割又返回到了身体的赤裸呈现,属于男人的某个启示之夜里会响起笛卡尔的声音:“让那无处置身的魂藏在暗黑的、苦涩的胆囊中。”

 

战国策(上、下)

编号:Z53·2130422·0976
作者:[汉]刘向 编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2年06月第1版
定价:69.00元亚马逊41.40元
ISBN:9787101085686
页数:1064页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又称《国策》,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约12万字。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战国策》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并加以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三十三篇,姚宏、鲍彪、吴师道皆有注本。此本为缪文远新注。


《战国策》:临天下诸侯,天下谋伐之

这是分裂对抗的时代,“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这是混战不休的时代,“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到秦始皇一统天下,近两百年时间书写了中国最混乱的历史,而在这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的转折时代,涌现出为各国献计献策的辩士,他们纵横捭阖,有审时度势,提出奇策异谋的智谋之士,也有毁人以求利益的间谍,有提出合纵攻秦的苏秦,也有连横事秦的张仪,而他们奔走诸国,以谋略之策书写了一段可信或不可信的“舌尖上的战国”。

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在不息的征战中,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诸侯国,逐渐强大,而战国七雄由于经济、地理和军事上的不平衡,所以在天下局势中相互制约又相互联合,各国之间既是敌人又是战友,既有唇亡齿寒的依存,也有蚌鹬相争的斗争,而在这一过程中,秦国的一枝独秀渐渐将战国局势带向合纵还是连横的矛盾之中。而在秦国不断强大的同时,周室式微,这是一种信号,周显王二年,在韩、赵两国的干预下,周的领地被分裂为东周、西周两小国。对于西周的这一“故天子之国”,秦国更多也是在攻与不攻之间,在秦欲攻周中,周最就对秦王说:“为王之国计者,不攻周。攻周,实不足以利国,而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兵弊于周,而合天下于齐,则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罢秦,故劝王攻周。秦与天下罢,则令不横行于周矣。”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对于秦国的崛起,自然涉及到著名的商鞅变法,“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正是由于赏罚分明,在几年之后,出现了“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效益,从而使秦国强于天下。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国力日益强盛,不再甘心居于一隅之地,遂加快了领土扩张的步伐。马陵战后,齐国代替魏国成了中原地区的霸主。这样,秦、齐都以向中原地区扩张作为自己的主要发展方向,已有的混战局面更为错综复杂。处在东西二强夹击下的韩、赵、魏三国为了图谋自存,联合起来并且北连燕、南接楚,东抗齐或西抗秦,被称为“合纵”,也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如果弱国被齐国或秦国拉拢联合,进攻其他弱国,就被称为“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到战国晚期,乐毅破齐,齐国一蹶不振;长平之战,赵国严重削弱,秦国取得了对东方六国的绝对优势,合纵连横政策也就包含了新的含义:即东方六国并力抗秦,称为合纵;秦联合东方某一弱国对付其他弱国称为连横。于是,一批对当时的国家间的政治形势非常娴熟,善于辞令和权术,从中获取功名利禄的说客应时而生,史书上称他们为“纵横家”。而在纵横家中,苏秦和张仪作为代表,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纵横捭阖的大戏。

苏秦从鬼谷子学成之后,出游数载,一无所成,搞得“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感叹说:“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苏秦苦读太公《阴符》之时,每逢困乏欲睡,便用锥自刺其股。而正是这种励志,使得最后苏秦以雄辩之辞挂六国相印,游走诸侯各国:“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对于秦国,他曾经也提出过称帝而治的主张,在《卷三 秦策一》中,他对秦惠王说:“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而在后期六国游说中,苏秦以其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了很多诸侯,在合纵的说法上,苏秦提出:“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在他起草的洹水“白马会盟”中,他具体提出了合纵之盟约:“约曰:秦攻楚,齐、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食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关武,齐涉渤海,韩、魏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渤海,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先背约者,五国共伐之。”

在合纵过程中,苏秦也有反战思想,有次苏秦说服秦王,要解甲休兵,天下安定,使诸侯间二十九年没有战事发生:“于是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攻。”诸侯二十九无战事,是战国时期从从来没有的事。但是从实质上来说,苏秦只是一名谋士,利益和名声是追求的目的,所以在合纵过程中也折射出他间谍的一面,在苏秦对赵王说的一段话中可以看车苏秦的私心:“臣故欲王之遍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劫天下的目的只是为了“私甘”而已,所以在《孙子兵法·用间》篇中就将苏秦说成是间谍:“燕之兴也,苏秦在齐。”苏秦在齐国心脏里的成功战斗,已成为间谍活动的范例,这也决定了最后被车裂而死的悲剧。

与苏秦的合纵之说相对立的是张仪的连横说,在秦惠王时,张仪就和司马错有过争议,张仪主张攻取中原心脏之地,以成就王业,司马错则认为秦还是地小民贫的国家,主张伐蜀。“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这是张仪的观点,而司马错则认为:“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仪似乎比苏秦更为专一,他曾两次为秦相,前后共11年,但是这种专一也无法逃脱游说之士狡猾的本质,公元前323年,张仪约集齐、楚、魏三国执政大臣在挈桑相会,试图为魏国调停,以讨好和拉拢魏国。魏惠王在此后果然放弃公孙衍的合纵政策,而接受了张仪的联合秦、韩以对付齐、楚的政策。次年,魏太子和韩太子入秦朝见,张仪也被魏王任命为相。

《战国策》中,合纵连横总是交替出现,在《苏秦为赵合从》中,苏秦之对齐宣王说:“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不能当,今乃西面事秦,窃为大王羞之。”从而得出结论:“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猲,高跃而不敢进,则秦不能害齐,亦已明矣。”而《张仪为秦连横说齐王曰》中,则说:“大王览其说而不察其至实”,否定了苏秦关于齐国的优势,并指出:“国一日被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而在《卷二十六 韩策一》中,苏秦为了合纵对韩王列举了三点:第一点,“夫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欲西面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过此者矣。”第二点,“且夫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夫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而买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结果,韩王便下定决心说:“寡人虽死,必不能事秦。”而张仪对韩王也列出了两点:第一点,“夫秦之卒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干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第二点,“夫攻楚而私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于此者也。”结果则是韩王事秦:“客幸而教之,请比郡县,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效宜阳。”

实际上,不管是苏秦还是张仪的说法,都只是一种拟托的作品,因为韩在昭侯、申不害之后,国势正强,不可能西向事秦,所以此章乃是晚出的拟托之作;而秦称帝在周赧王二十七,这时张仪已死去二十一年。其实在《战国策》里还有很多合纵连横的拟托作品,在《卷十七 楚策四》中甚至还有合纵派攻击连横派的言论:“无所寇艾,不足以横世。”并指出:“今夫横人嚂口利机,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举取利。是以国权轻于鸿毛,而积祸重于丘山。”直接将连横派谋士说成是夸夸其谈、只为利益的小人。

除了苏秦张仪合纵连横之外,也还有各种辩士,秦国范雎也是比较著名的,他对秦王说:“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韩、魏可虚也。”对当时的战局做出了正确的估计,同时他向秦昭王进说,论述太后、穰侯、泾阳、华阳“四贵”把持大权对国家的危害。昭王被深深打动,于是废除太后和穰侯的权力,让高陵君回到封邑,并赶走了泾阳君。铲除“四贵”,是秦国的重大事件,李斯说:“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另外,很多辩士也提出了一些有思想有见地的观点,在《杜赫欲重景翠于周》中就指出小国的处世之道:“君之国小,尽君之重珠玉以事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张罗者,张于无鸟之所,则终日无所得矣;张于多鸟处,则又骇鸟矣;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然后能多得鸟矣。”苏厉对屡建奇功的秦将白起说:“夫柳叶者,百发百中而不已善息,少焉气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前功尽矣。”这些都是在战局中如何适时保存自己的利益 今一攻而不得,前功尽灭,公不若称病也。”

当然,在复杂的战局中,也有很多小人之计,张仪为了讨好楚王,抓住他喜欢佳丽的心理,说韩国美女如云,他愿意为楚王访求。南后、郑袖听说后,怕美女会夺走她们的宠爱,就用重金贿赂张仪。张仪当着楚王的面,盛赞她们是绝色美人,南后、郑袖和楚王皆大欢喜,张仪则笑纳千金。而在《齐助楚攻秦》中,骗子张仪、昏君怀王、智士陈轸合演了一台好戏。张仪对楚怀王说:“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而陈轸则提出:“出地后绝齐,秦计必弗为;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结局是,“楚王不听,遂举兵伐秦。秦与齐合,韩氏从之,楚兵大败于杜陵。”

同为美人之计,春申君却落得了惨死的下场。楚国的资深大臣春申君,为了给楚王留后,听从李园之计,将怀了春申君的孩子的李园之妹献给楚王,“楚王召人,幸之。遂生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立为王后。”看起来似乎美满,但是由于丧失警惕,不知不觉掉进“美人计”的圈套,李园欲杀春申君以灭口,当“春申君后入,止棘门,园死士夹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最后“于是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丧身亡家,成为野心家李园夺取楚国大权的一枚棋子。

所以,对于游说,因为涉及自身利益,所以存在很大的风险性,不管是苏秦曾经的风光还是张仪的专一,到最后并没有好的结局,《卷十 齐策三》对于游说有这样的说法:“颠蹶之请,望拜之谒,虽得则薄矣。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岂用强力哉?”也就是说,游说之士辛辛苦苦地四处奔走请求,诚心诚意地去拜望,很多事倍功半。而要达到目的,就要认清形势,想出解决办法,当别人有急难时就如同自己处困境一样。所以周相吕仓对周君就说过:“客者,辩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毁人。”

毁人之辩士,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实干家,所以在战国纷繁复杂的战局面前,需要清醒作出判断的战略家,比如墨翟说服楚王,止楚攻宋,流为佳话,韩非也讲究谈话技巧,提出进说不要犯人主的“逆鳞”;至于纵横之士中的如公孙衍、陈轸、虞卿等人,审时度势,提出奇策异谋,化危为安,转亡为存。但是在谋略之外,更多的还是需要实干家,而改革无疑是通向强国的必经之路。除了秦国较早开始商鞅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则是最著名的改革实例,在改革初期,必然担心非议,肥义就对他说:“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坚定了赵武灵王的决心,所以他指出:“古今异利,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人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也就是要在变化中壮大实力,不能拘泥于形式,穿胡服,学骑射,还在原阳设立训练骑兵的基地,使赵国的实力逐渐强大。与改革派不同,孟尝君则以个体行为感动自己的门客,在“士为知己者死”中逐渐壮大自己的封邑。齐人有冯谖,“贫乏不能自存,寄食孟尝君门下”,只要他唱“长铗归来乎”孟尝君便满足他的需求,而有鱼,有车,并且给老母吃的。而冯谖知恩图报,为孟尝君实施改革:“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并对孟尝君说,家里缺什么,“窃以为君市义。”后来“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 正是因为孟尝君重视人才,而冯谖又善于了解民意,所以“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顿弱说:“天下未尝无事也,非从即横也。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而不管是唇齿相依,还是蚌鹬相争,不管是连横还是合纵,也不管是“临天下诸侯,故天下谋伐之也”孤立之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实力:“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广而广之,乃可缺也。”所以在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生存还是灭亡,不仅仅属于国家战略,也是每一个个体的命运选择。

聊斋志异

编号:C25·2130422·0975
作者:[清]蒲松龄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09年01月第1版
定价:24.00元亚马逊16.80元
ISBN:9787101064469
页数:559页

“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康熙己未春日写就的《聊斋自志》以一种情词凄切而少知音的感触表达了撰写志异之文的目的,所以这“孤愤之书”实在有些自伤,郭沫若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老舍说:“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所以蒲松龄自谓“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实在是一种寄托忧愤的无奈。而对后世来说,影响巨大,鲁迅说,《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并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是对它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地位而言。全书分为12卷,收录短篇文言小说491篇。作为白文普及本,本书以张友鹤辑校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为底本,兼采其他版本之长,人名、地名下加专名线,书名下加波浪线,以示区分。


《聊斋志异》: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

“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蒲松龄是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孤独的境地,历时30年遂成,著述520篇短篇小说,这些数字的背后不是偏爱,不是娱乐,不是对于现实之外的向往,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孤愤”和寄托,面对功名利禄的现实困境,他从一条“谈狐说鬼”的现实边界走出去,“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但是最终的目标依然是社会的认同,依然是主流的回归。而经过从30余岁开始一面课徒一面应考,到71岁时才授例成为贡生,这四十多年的孤寂,对于蒲松龄来说,并不全然是逃避的乐趣,“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一个“悲”字说出了多少无奈?这倒有点像书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所以对于蒲松龄来说,在逼仄的现实面前,只能发出”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的感叹。

“青林黑塞间”到底有多少“知音”?书页的封面似乎也是一个通道,底下的文士似乎在向着树上的女鬼打着招呼,但是“子夜荧荧”“萧斋瑟瑟”,笼罩着的依然是黑夜依然是人鬼世界的距离。“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或许是谦卑,或许是向着现实的反方向自顾自行走,风景偏好,却终究不是最终的关怀。这对怪异的兴趣或者也是自身的一种写照,“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这是《聊斋自志》的现实描写,关于自身,关于出生,也沾染上了一点怪异气息,“胸有大痣”的现实让蒲松龄难以自溺,有朝一日出头也是一种理想。而在40多年的“孤愤”中,蒲松龄用表面的乐趣成就了一个书写者的传奇:“小说家谈狐说鬼之书,以《聊斋》为第一”。而12岁就读这部书的鲁迅1921年在《唐传奇体传记(下)》中写道:“清蒲松龄作《聊斋志异》,亦颇学唐人传奇文字,而立意则近于六朝之志怪,其时鲜见古书,故读者诧为新颖,盛行于时,至今不绝。”

盛行和不绝,也对应于蒲松龄“集腋为裘”的努力,“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这是写作素材的积累,据说他在写《聊斋志异》时,专门在家门口开了一家茶馆,请喝茶的人给他讲故事,讲过后可不付茶钱,听完之后再作修改写到书里面去,写成此书。从来源上来看,多是从朋友中听说,比如《咬鬼》来源于“沈麟生云”,《狐联》则是“长山李司寇言之”,《雊鹆》为“毕载积先生记”,还有一些是从书本资料中获得,如《义鼠》为“友人张历友为作义鼠行”,《莲香》则是“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传,约万余言,得卒读”,而《李司鉴》则是抄自邮报。除此之外,蒲松龄也从亲历中获得,《捉鬼射狐》是“公长公友三,为余姻家,其所目触”,而《绛妃》这篇则是他在梦中的经历:“醒而忆之,情事宛然。”

如此来源,对于笔下的那些鬼怪当然面目不一,蒲松龄所记鬼怪当然有恐怖、怪异的,比如《尸变》里的女尸“面淡金色,生绢抹额”。《喷水》中的水怪“行且喷,水出不穷”,《捉狐》里“物大如猫,黄毛而碧嘴,自足边来”,《野狗》里“有一物来,兽首人身,伏啮人首,遍吸其脑”,《妖术》里的巨鬼则是“高与檐齐,昏月中,见其面黑如煤,眼闪烁有黄光,上无衣,下无履,手弓而腰矢”。而在《聊斋志异》里,也有很多女鬼,最可怖的或者是《画皮》的狞鬼:“面翠色,齿巉巉如锯。铺人皮于榻上,执采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鬼怪都是和现实的人世界截然不同,很多女鬼则是秀曼都雅、娟丽无双、姿态艳绝、娥眉秀曼、丰韵殊绝的样子,颇具诱惑,而与现实一样,在“美”的另一面,也有丑鬼,比如《丑狐》“衣服炫丽而颜色黑丑”,在《吕无病》里也是“而微黑多麻,类贫家女”。

虽然蒲松龄笔下有众多鬼怪,而且也有不同的鬼怪理论,比如“人而鬼也则苦,鬼而仙也则乐”,比如子啊《章阿端》里说“人死为鬼,鬼死为聻。鬼之畏聻,犹人之畏鬼也”,《梅女》里说:“鬼无常所,要在地下。鬼不见地,犹鱼不见水也。”《五通》则说:“南有五通,犹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祟,尚百计驱遣之,至于江浙五通,民家有美妇,辄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息,为害尤烈。”如此众多的“群鬼图”,蒲松龄其实并非是要建立一个鬼怪世界,而是要在这些非现实的鬼怪身上寻找到现实中的隐喻,在鬼故事里隐含着许多现实中的出口,所以在这些短章中,我们很容易读到社会学意义,《林氏》和《乱离二则》描写了清朝初期的社会现实:“会北兵入境,被俘去。”“北兵人境,父兄恐细弱为累,谋妆送戴家。”而在《促织》里,则描写了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的现实:“不数岁,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踬各干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而最后的悲剧也并非是个体的悲剧,蒲松龄在文章中说:“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正是因为立足于社会大环境,所以在《聊斋志异》里有很多社会丑恶现象,比如败德之赌博,比如投机而致富,比如制度性缺失导致的冤案,而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方面用现实主义的方式表达不满,《成仙》里构筑的”强梁世界,原无皂白”,所以用什么反抗这社会,那只有通过这幻术和梦想实现。所以在《聊斋志异》中有很多轮回的故事,传递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论。《窦氏》中南三复作为不义之人始乱终弃,最后甚至于绝后:“始乱之而终成之,非德也,况誓于初而绝于后乎?《潞令》中因为“贪暴不仁,催科尤酷,毙杖下者,狼籍于庭”。而最后发出的窥探“我罪当死!我罪当死!”也是一种死亡的归宿。在《姚安》里,那个姚闻,因为贪恋绿娥的美色而将自己的妻子推下井,最后恶报是:“自此贫无立锥,忿恚而死。里人藁葬之。” 相反,在现实中做了善事,则在阴间自有善报,《布客》里正是因为修桥善事,所以冥司告之“谓此一节可延寿命。今牒名已除,敬以报命。”《金永年》里八十二岁无子因为做了善事,梦神对他说:“本应绝嗣,念汝贸贩平准,赐予一子。”

当然,这些轮回的故事寄托了蒲松龄对于现实秩序的不满,《画皮》里说:“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夜叉国》里说:“夜叉夫人,亦所罕闻,然细思之而不罕也: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其实是从小说中找到现实之病,无法脱离社会的痼疾,而这些鬼怪故事看上去充满幻想,其实就是社会的投影:“幻由人生,此言类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亵境;人有亵心,是生怖境。菩萨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而对于蒲松龄来说,那个在现实之外的世界并不都是要寄托对社会的针砭之情,更多则是在人世界和鬼世界中寻找到一种理想的寄托,所以在人与鬼的交往中,有很多是人鬼的对立,比如《咬鬼》、《捉狐》、《莜中怪》等,但更多则是在这两个世界寻找共同点,所以很多鬼怪其实能够自由往返于两个世界,《夜叉国》里,那个徐生甚至在夜叉国和中国各有妻子,两边实现团聚,可谓一举两得。《胡氏》里,因为追求主人家女儿不成,却将自家妹子许给了主人家公子,处处洋溢着社会和谐之风。对于鬼怪,很多现实中的那些活着的人和鬼和谐共处,《莲香》里说:“丈夫何畏鬼狐?雄来吾有利剑,雌者尚当开门纳之。”这里就有一种取向问题,既有把剑对峙,也有开门纳之,也就是说,在人与鬼的共处中,并不都是恐惧,并不都是吃人的罪恶,《胡四相公》里更有对鬼狐的向往:“敬怀刺往谒,冀一见之。”相似的也有《狐梦》:“毕每读青风传,心辄向往,恨不一遇,因于楼上摄想凝思。”甚至在《伏狐》中,精通房中术的太史,竟然“促令服讫,人与狐交,锐不可当”,最后的结局是:“狐辟易,哀而求罢,不听,进益勇。狐展转营脱,苦不得去,移时无声,视之,现狐形而毙矣。”一个活人生生地将狐搞死,也算是个奇迹。

而在《聊斋志异》里,更多的则是男女之情,这里有阴阳两隔的爱情,也有和身体有关的欲望。在爱情中,正是因为现实中的无奈,所以识得真情的妖狐和人世间的男子“生死与共”,《婴宁》中的王子服与婴宁就是一对,当问之:“存之何意?”时,回答是:“以示相爱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分化为异物,不图得见颜色,幸垂怜悯。”当然还有熟知的《聂小倩》,正是因为宁采臣“生平无二色”,所以聂小倩在他将自己的尸骨埋葬之后,与宁采臣共写男女之爱:“后数年,室果登进士。女举一男。纳妾后,又各生一男,皆仕进有声。”而在《林氏》里更有“伟大”的爱情,正因为自己被清兵奸污,所以将丫鬟海棠掉包成自己,与丈夫睡觉并怀孕生下孩子,以致蒲松龄发出感慨:“古有贤姬,如林者,可谓圣矣!”

当然,男女之情并非是纯洁的爱,更多的时候通过人和鬼、人和狐的交往,释放出来关于人本性的欲望,这种本性的欲望便产生了饥渴,最后成了乱伦。《贾儿》中的楚某翁因为在外面做生意,所以妻子独居在家,而因为饥渴,所以“梦与人交,醒而扪之,小丈夫也”。《夜叉国》里:“徐初畏惧,莫敢伸,雌自开其股就徐,徐乃与交。雌大欢悦。每留肉饵徐,若琴瑟之好。”在《胭脂》里:判决书上说:“为因一线缠萦,致使群魔交至。争妇女之颜色,恐失‘胭脂’;惹鸷鸟之纷飞,并托‘秋隼’。”只因一线情思缠绕,招来群魔乱舞。为了贪恋姑娘的美貌,宿介、毛大都恐怕得不到胭脂,好像恶鸟纷飞,来冒充鄂秋隼。结果绣鞋脱去,差点难保住少女的清名,棍棒打来,几乎使鄂生丧了命。相思之情很苦,但相思入骨就会成为祸端;结果使父亲丧命于刀下,可爱的人竟成了祸水。而更有甚者,欲望张开,竟和动物野合。《犬奸》里,养着的白犬,竟然在妻子勾引下乱交,以致“犬习为常”,最后酿成了更大的悲剧:“一日,夫至,与妻共卧。犬突入,登榻,啮贾人竟死。”

其实,得不到正常的男女之情,得不到正常的社会伦理约束,这有了乱伦之恶,而乱伦的背后则是自我的迷失,所以在《聊斋志异》里,很多篇什就是通过这种远离社会伦理的“乱”勾画了一个异化的世界,而这个异化便是自我的茫然。《新郎》里活人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坟墓:“方欲觅途行,回视院宇无存,但见高冢。”《向杲》里也是如此:“下山伏旧处,见己尸卧丛莽中,始悟前身已死,犹恐葬于乌鸢,时时逻守之。”看见了死去的自己,是不是一种超越,而这种超越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自我的投影。《段氏》里段怀到后来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姓什么:“栾不以为栾,段复不以为段,我安适归乎!”这样的个体自我迷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正常的个性的压抑,而在蒲松龄笔下,很多都是关于身体的重新发现,身体回归自己,一方面是对于真情的追求,《书痴》里的玉柱对女子说:“凡男女同居到一起,就会生孩子。我和你住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不生呢?”女子笑着说:“你天天读书,我本来就说没用处。现仅夫妇这一章,你就还没明白。“所谓“枕席之上有功夫”,其实就是男女之情,当女子教给玉柱枕席功夫,玉柱快乐至极,说:“没想到夫妇之间还有这种不可言传的快乐!”于是逢人便说,引得人无不掩口而笑。“天伦之乐,人所皆有,何讳焉。”但是对于天伦之乐,如果能够发现便是好事,但是很多则是陷入了”感官拜物主义“。在《巧娘》里那个叫傅廉的男子,因为“天阉”,所以“十七岁,阴裁如蚕”,而后“得黑丸”,“将比五更,初醒,觉脐下热气一缕,直冲隐处,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际,自探之,身已伟男。心惊喜,如乍膺九锡。”身体的重新发现却走上了一条淫欲之路:“生乃退而技痒,不安其分,辄私婢,渐至白昼宣淫,意欲骇闻翁媼。”而在《药僧》里,济宁某得到和尚的药丸,吞下之后“下部暴长,逾刻自扪,增于旧者三之一”。而这并不是身体的原本状态,“解衣自视,则几与两股鼎足而三矣。缩颈蹒跚而归,父母皆不能识。从此为废物,日卧街上,多见之者。”最后沦为废物,则是另一场身体悲剧。

其实,不论是给人以愉悦的男女之情,还是放大了的欲望给人造成身体戕害,不论是“眯目失明”因鬼神之惨报,还是“无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矣”,对于那些现实的人来说,无非是从鬼神的通道里发现了自我,发现了人世活着的规律和秩序,不是为了颠覆,而是为了更加合乎规则,所以在《聊斋自志》里说:“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

书面叙事·电影叙事

编号:Y29·2130422·0974
作者:【法】弗朗西斯·瓦努瓦 著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2年07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6.90元
ISBN:9787301207376
页数:249页

“不过克里斯蒂安·麦茨强调电影观众是醒着观看别人安排影像的人:他的感知是实实在在的,是强加给他的。回到文学改编问题,某些失望往往来自比较,他人的这些影像与本人对一个人物或整篇叙事所形成的影像之间的比较。”在《书面叙事·电影叙事》里,弗朗西斯·瓦努瓦提出了一整套分析文学叙事和电影叙事的方法和步骤,对书面作品和影片作出区分,重点检视这两种表达手段如何以各自的特殊方式,将人物、时间性、视点、描写、对白等叙事的基本要素构思成型。为研究上述问题,本书分析了大量作品或作品片段,文学方面有巴尔扎克至哈米特、莫泊桑至罗伯-格里耶的作品,电影方面有雷诺阿至希区柯克、布努埃尔至特吕弗的作品。作为法国巴黎楠泰尔第十大学电影学资深教授,除本书外,弗朗西斯·瓦努瓦还著有《电影分析概论》、《样板脚本,脚本样板》等。“记忆之谜”。


《书面叙事·电影叙事》:用物质传递符号

首先是一本书的物质,体现在版权页上的相关信息都指向一种物质性的叙述,包括书名、著作责任者、责任编辑、特约编辑、装帧设计、内文制作、标准书号、出版发行、地址、网址、电话、印刷者、经销者、定价,以及“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的告示,甚至是“版权所有,侵权必究”的法律意义上的指向。当然在信息阅读之外,还有关于实体的数字构成,比如880*1230,单位毫米,开本32,8.25印张,200千字,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249页的图书拿在手上的感觉,也可以完全是物质化的。当然,Francis Vanoye的作者对应的也是“弗朗西斯·瓦努瓦”的中文译名,没有照片,只有文字的简介,没有具象,只有在字里行间体现的叙述技巧,一切都在物质的层面被感知、被阅读,以及最后被翻阅和收拢。

而所有对叙事的阅读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物质和工具基础之上的,这也正是在前言所讲的主旨:“试图把书面叙事和电影叙事置于比较分析之下加以区分,同时检验主要来自(叙事、文学、电影)符号学以及叙事学的工具的可操作性。”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区分”,书面叙事和电影叙事的相异之处,另一个是“可操作性”,也就是对工具属性的一次解读,当然是通过对符号学和叙事学的理论阐释,将这些理论用语书面叙事和电影叙事的实践,所以在大段的文本、电影剧本和图例中,体现“工具的可操作性”,而不管是关于书本还是电影的文本的图解,不管是关于标题、对白、叙述、描写、人物和时间,也都是用一种可见的物质呈现。而所有的解读标本,也像这本《书面叙事·电影叙事》一样,是可见、可触摸的:“引用的书面叙事几乎都有袖珍版本。影片被改写成分场景剧本,或以连续的影像甚至超8毫米胶片或盒式录像带的的形式发行。”

面对文本,如何解读?按照瓦努瓦的写作意图,便是以克洛德·布雷蒙的逻辑为出发点,突出它的“技巧性”,布雷蒙引用普罗普的假设,认为一个故事的结构“与讲述它的技巧无关”,叙事“仅在依靠叙事技巧——使用其特有的符号体系的叙事技巧——中转的条件下才可传递”。也就是说,叙事通过技巧得以传递,从而在符号体系中得以实现。那么哪些是特有符号体系中的叙事技巧,对于书面叙事和电影叙事而言,技巧有着相通的地方,比如构成叙事的物质要素中,不管是书本还是电影,都有一个叙事的在场意义,也就是在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有一个出发点,也有一个终结点,出发点当然是叙述者发出的“语言”,热拉尔·热奈特在给叙事下的的定义中指出:叙事就是“借助语言,尤其书面语言再现一个或一系列真实或虚构事件。”这里的“一个或一系列事件”意味着一连串的行动;一个或多个施动者和被动者;一个环境(地点、物品,等等);一个时间顺序等诸元素,也就是说这些“真实或虚构事件”都是叙事者发出的,而到达受述者面前之后,就会成为另一个“现场”,那就是阅读叙事,这是“读者要做特别的辨认和识别工作”,所以从这个定义来看,“借助语言……再现”就是一个链条式的动作,是“再现的配置”,其中包含“一个公开或隐蔽的叙事陈述者”也就是叙述者;包含“一篇或多或少带有特征的叙事陈述”,也就是叙述;包含“一个或多个作为再现出发点的视点”;也包括“一个叙事的接受者”,也就是受述者,在书面叙事中是阅读的读者,在电影叙事中是观看的的观众。

这是一个从叙述者出发最后到达受述者这样一个目的地的过程,所以叙事的另外一个定义则来自克里斯蒂安·麦茨:叙事是“不实现事件的时间序列的封闭话语”。这个更普遍的定义更直接指出了这个过程的“封闭性”,也就是从开始到终结的话语都是呈现一种封闭,但是这种封闭状态也仅是指叙事的物质性:“任何小说、任何影片都有物质的限制”,而物质带来的封闭性却没有事件的限制,“叙事结束时,一连串事件可以封闭或不封闭”,也就是在叙事的物质性时间结束的时候,封闭性其实也已经结束了,而对于小说或者电影来说,留下的却是另外没有封闭的阅读空间,环形结局或纹心结局或者还有开放式结尾等。所以时间上,在物质意义上来讲,叙述者是无所不知的,而在与受述者的关系中,当封闭性遭到解构,那么和叙述者之间就会形成一个对规则的修改、颠覆和破坏关系,也就是说叙述者建立和公开的规则,在受述者并没有接受这些规则的任意性、约定俗成甚至无动机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的共谋关系没有形成,甚至是遭到破坏,主要表现在:某些体裁(侦探小说、惊险小说、爱情小说)强烈的代码性、一个固定结构的重现和对某些规则的遵守(如惊险小说中对主人公的保护);作者的闯入,他解释、判断或嘲笑自己的叙事,有时甚至推出一个虚构读者来攻击它;对这些规则的强调、戏仿、部分或全部的违反;超出情节范围并使其迅猛发展的文字游戏或形式游戏。

但是瓦努瓦显然并不打算从这种破坏性入手,他只在最后一章《异常叙述》中对“打破读者一观众的各种错觉”的叙述方式进行阐释,在他看来,异常叙述的目的就是要“凸显一切叙事的随意性”;要“强调叙事对现实复杂的方方面面的简化和缩减”;要“促使人们关注针对能指(词、模式、形象、声响……)和所指(事实、价值观……)的‘叙述工作’,而不抹杀它”。在内容形式上,则是那些“引起失望的手法”:“故事无结果(没有结局、有多个结局或带偶然性的结局;叙述进入死胡同;重复、变奏、矛盾、停滞;迷宫般错综复杂);话语无意义、超意义或微不足道(贬低价值观、反讽、距离、意识形态的矛盾)”,而在只管的电影里,这种一场叙述则更为丰富和多变,有照片的颗粒面带来的图像不正常,有杂音盖住对白导致的声响不正常,有拍摄器材在景内出现现象,有图像停止播放、胶片着火等展示放映工作的镜头,有句子未完,断断续续,不符合通常的句法;有不同的人物叫同一个名字、无来由地从“我”转成“他”、按照“别样的”逻辑重新分布动词的时态的各种混淆,还有固定长镜头,违反衔接规则,口头文本或声响与影像断裂或矛盾,非叙事性特技和特效等等,这些异常叙述一方面是颠覆了叙事规则,但是另一方面则是在慢动作、快动作、模糊效果、倒放、图像颠倒、变形镜头、负片影像的等技巧展示中“显示了电影的物质性”。

当然对于瓦努瓦来说,这只是叙事中的一个插曲,在大量的书面叙事和电影叙事中,都是为了建立那个封闭话语,都是为了在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建立一种正常的叙事技巧,从而在工具的可操作性上提供更多可能。所以在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里,以一种科学化详解的方式展示了书面叙述和电影叙事的规则和技巧,这里既有两者的共同点,比如“共同的开端:标题”,不管是书面叙事还是电影叙事,标题都在实现着它与读者,与整个叙事文本,与同时代、同作者,以及相同、相近或相反体裁的其他叙事标题以及与自身的关系,它呼叫读者,它指涉文本的真实和再现,它展望文本,开始叙事并作出允诺,提供信息并发出询问,并依靠词语成分产生审美或诗学效果。而在对书面叙事和电影叙事的阅读中,瓦努瓦指出了他们的不同点,这种不同点主要是阅读习惯、感知叙事的物质条件角度展开的,书面叙事的阅读更多是“遵守”,以小说家的切割为出发点,邂逅一个主题,邂逅一个文本,邂逅一个言语片段,从而引起词语快感、叙述快感、写作快感的三种阅读快感。而在电影叙事上,对叙事的感知约束明显要比书面叙事的阅读来得多,他说:“影片在观众眼前放映,他掌控不了时间,无法停止、倒回来或往前跑。观众坐在黑暗的大厅里,在一个限定的时间内面对一块银幕。他的自由受到限制,尤其当我们想到不是一个人,而是集体看电影这个事实;弄出响声,朝银幕爬的行为很快受到压制。操纵影像、操纵放映机是不可能的。必须全看全听,要不然就走出放映厅。”

当然这只是瓦努瓦在当时对电影叙事的感知约束所做的结论,但是在目前的互联网时代,或者在电影自娱自乐的时代,这种约束则基本上被解构了,电影时间已经完全脱离了放映厅,坐在前面的不是观众,而是读者,他可以掌控时间,可以停止、倒回那些电影叙事的时间,甚至可以操纵影像。也就是说,电影观众永远是清醒,永远站在影片的面前却保持它的“警惕性”,“受催眠或做梦”的时代被解构了,那么感知叙事也就更多了物质性和工具性。甚至慢慢消融了书面叙事和电影叙事在感知约束上的差别,他们一起,将各个要素和众多代码的现实化联系起来,正如马克·维尔内所说,由“众多代码建构的网络”组成了叙事的符号体系。

众多代码的网络,这也正是这两种叙事的物质化基础,所以瓦努瓦更进一步,更详细地阐述了叙事有关的物质,这其中包括对白、标点、描写、人物、聚焦方式和时间性,而在时间性上,这种物质性的叙述更接近虚构,“不必被标示的特权”已经使“故事自行讲述”,也就是说在叙事的速度上和真实的叙述发生了不对等,这种不对等消除了时间的客观性,继而消除了物质性,这种叙事速度变化,包括恒速叙事、省略、停顿、场景、概要和慢速场景,在与文本对应的行数和电影对应的放映时间之间,叙事的正常速度被替换了:“文字用时间‘兑换’空间(书、篇章、页、段落等空间),电影则用时间兑换另一个时间。”

兑换其实是不遵守规则的表现,这规则也退出了物质性和工具性的特征,从而也终结了那个封闭话语体系,只是这样的解构在瓦努瓦看来,并不代表叙事的正常传递——特有的符号体系正在瓦解,而那种叙事中的虚构使叙事从内部受到置疑,从而在利用叙述结构的同时,将各种方式进行颠覆。但这或许不是瓦努瓦感兴趣的终点,在他看来这只是对陈词滥调的依赖而已,而远远没有达到虚构,也远远没有建立自己的符号体系,建立自己的叙事技巧。

钱氏吴越国文献和文学考论

编号:H29·2130415·0973
作者:李最欣 著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本:2007年06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00461845
页数:383页

将研究目光着眼于钱氏吴越国,显然不是一门显学,从研究钱氏吴越国历史最基本最重要史书的《吴越备史》入手,作者得出结论:钱氏吴越国作者49人,著作125种2381卷,另有29种不知卷数,2种12卷为清人新编。吴越国的著述就作者人数、著作的种数与卷数而言,在十国中均列名第三。而同时,作为吴越国王室文人的代表,钱镠的诗歌有以民为本、爱民保民的主导思想,有建功成名、敬天畏命的思想。另外,吴越国幕僚文人之成就显著者集于钱镠为王时期,其代表为罗隐、罗邺、罗虬、吴仁璧。作者也指出,吴越国幕僚文人文学创作的不景气状况原因复杂,以察举代科举这种倒退三百年的人才遴选政策恐难辞其咎。

往事和近事

编号:E29·2130415·0972
作者:葛剑雄 著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6年11月第1版
定价:
ISBN:7-108-00869-6/I·165
页数:386页


“我学了历史,特别是研究了历史地理以后,对过去越来越了解,童年的记忆也由苦涩而变得温馨,因为当时所见所闻而今早烟消云散。”作为历史学博士和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的研究专家,葛剑雄在《往事和近事》中或许并不仅仅是对于一种“个人史”的缅怀,从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感悟,到对导师的回忆及上世纪90年代社会现象的点评,无不渗透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而这种人文关怀更让历史多了些嘲讽与遗憾,同时也在感性叙述中表达了某种的苦涩和无奈。研究文集里收录有:《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天堑何曾限南北》、《永恒的矛盾:追求与现实之间》、《11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浩劫中的忘我追求》、《最忆康桥风雪时》、《移民·移民文化·上海文化》等文章。


《往事和近事》:历史深处的“青红皂白”

炎帝和黄帝是不是全体中国人和华裔的共同祖先?炎黄子孙能不能等同于中华民族?长城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作为道德典范的清官海瑞,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到底有没有产生影响?长江是不是大多数朝代或时间内南北的界线?对很多中国长久以来已经形成的观念,葛剑雄用质疑的目光来审视这些含糊甚至错误的说法,实际上,这些固化的概念并非只是简单的历史观,内中隐含着某种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在他看来,历史观就要恪守历史的底线,那就是对历史真相的探寻,对史实的充分考证。

“历史恰似一个齐全的字库,智者可以找到一切需要的文字,随心所欲地写出文章;愚者只能望之兴叹,反而会责怪字数太多,一旦发现了自己不想看到的文字,不免要怀疑编造者的别有用心。”作为历史学博士,葛剑雄当然要从历史的“字库”里寻找需要的文字,来告诉那些望之兴叹的愚者,历史到底是什么,历史里到底有多少“青红皂白”的东西,或者说历史的底线到底在哪里。炎黄子孙、长城、长江、北京城,这些是凝结着某种国家情感的关键词,而在这些耳熟能详的符号面前,我们到底能发现怎样的一个历史环境和历史学生态,到底对于我们的近事和现实有怎样的意义?

比如炎黄子孙,这个词已经由文人学者扩大到社会各界,甚至进入党政领导人的正式言论和官方文件,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同义词,同时,修整炎帝、黄帝陵墓,举行隆重的祭典,颂扬炎黄的文字也大量涌现,而其中的感情便是:炎帝和黄帝是我们的共同祖先,这个“我们”包括十多亿中国人和世界上一切华人、华裔,也就是说,炎黄子孙等同于中华民族,而且其中包含着促进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理想。但是这样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在《炎黄子孙之我见》中,葛剑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提法不符合华夏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炎帝黄帝时代目前没有任何物证,只是某种传说而已,而据《史记》记载,他们这两个部落的首领所代表的不是团结合作,而是战争和对抗。另一方面,在炎帝黄帝部落之外,当时也应该有后来构成中华民族体系的其他非华夏族成员存在,而更多的非华夏族在历史过程中慢慢汉化而融合,所以炎黄子孙很多是当时的“少数民族”。另外,这种提法也不符合今天中华民族的实际,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能和炎帝和黄帝扯上关系,也仅仅是古代大汉族主义者一厢情愿的臆断,藏族、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等根本不能和炎黄拉上血统关系。所以,葛剑雄认为,“中国历来对炎黄二帝的尊重既是一种优良民族传统,也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表现。”而“在国内,片面提炎黄子孙实际上是宣扬大汉族主义,只会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给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者以可乘之机。”实际上,把炎黄子孙等同于中华民族,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并不能改变历史事实,也不能改变中华民族构成的现状,“滥用炎黄子孙的提法更会造成不良后果,恰恰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同样,这样的良好愿望还体现在长久以来对长城的解读中,孟姜女哭倒长城,杨家将在长城抵御辽国进攻,这些都与长城的史实不服,更有甚至提出,美国宇航员在太空唯一能用肉眼看见的地球上的建筑就是长城,这几乎也是无稽之谈。长城是我国建筑史乃至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但是长城并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葛剑雄认为,“把长城同中华民族联系起来,把长城当作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歌颂它在历史上起过如何大的作用,并得出修长城就是爱中华民族的结论却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也是无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也就是说,长城代表着战争,见证着各民族之间的对抗,他实际上限制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所以,“在历史上,长城从来不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在中国正以改革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的今天,长城更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作为象征的长城,一方面代表着“巨大、坚固、可靠、刚毅、不屈”,这只是长城的建筑特性,而与此相应的,长城“毕竟意味着封闭、保守,绝不能代表开放和进取”。

葛剑雄在为炎黄、长城,以及长江等包含着民族感情的关键词寻找历史的真实,同时他也将目光聚焦在一些历史事件中,比如西汉的“罗马城”,汉魏故事中的“禅让”,梁元帝的“江陵焚书”、宋真宗的天书封禅运动以及道德典范海瑞的故事,这些“读历史书后写的札记或感想”对于葛剑雄来说,其实是从历史中寻找对于近事的借鉴意义,正如图书书名《往事和近事》一样,“已成历史的是往事,还在进行的即近事,介乎两者之间不就是往事和近事吗?”用往事来评判近事,用历史来思考现实,这或许是葛剑雄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在《天涯何处罗马城》中,他从西汉“罗马城”厘清史实,同时指出:“明明是《汉书》中的史料,却要依靠西方学者来‘发现’;明明是前人早已作过而无法证实的推测,却要吹成什么新观点;这只能说是学界的悲哀辱。但这类病态行为近年来似乎从未休止,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同样对于汉魏禅让真相的解读,从谶纬和操纵,将一出篡夺变成了禅让,而从这里“却常常会想到一些遥远的和不太遥远的事情”:这遥远和不太遥远无非是近事和现实:“再回忆一下‘文化大革命’中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经历过的景象,似乎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在《江陵焚书一千四百四十周年祭》中,故事是关于被西魏大军围困在内城的梁元帝令舍人高善宝将宫中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全部焚毁,那个一千四百四十年前的焚书故事对于今天的意义就在于:“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今后的一千四百四十年间,在更长的未来以至永远,在中国,在世界不要再有战争。”同时,他指出:“希望文化遗产永远属于人民,学术、文化、艺术真姜正保持独立,才能避免大大小小、形形式式的江陵焚书事件重演。”对于宋真宗在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葛剑雄颇有感触:“写到这里,我自然想到了我们都经历过的文命,想到了当时更加狂热的‘忠字化’运动,不竟与天书封禅运动如出一辙。”在重读《明史·海瑞传》中,葛剑雄也并非是着眼于历史上的海瑞:“海瑞不过是个一般的清官,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并没有很大的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道德的典范。民间流传的很多海瑞故事,多数是出于百姓的良好愿望而编造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从海瑞的悲剧中得到现实的启示:“道德的榜样和严刑峻法都不是万能的,解决社会矛盾还得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尤其是要注意消除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海瑞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是造成他的悲剧结果的真正原因。”很明显是以古喻今,从历史从中寻找到现实的借鉴意义。

从历史的视角看现实,在葛剑雄看来,“这或许是一种优势,也许正是一种局限”,不管是优势还是局限,历史的真正意义也就是在真相中寻找到那些智者的“字库”,而这正是很多年以来历史观的偏差。在最近的《同舟共进》中,葛剑雄提出了历史教科书应该有“底线”:“某些我们自以为正确的概念,有时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当然,任何国家的教科书跟学术研究还是有别,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为了符合主流的意识,也都会有所选择、有详有略,但这里有个前提,即不能歪曲事实,不能片面地戏说历史,这是教科书的‘底线’。”其实,不管是教科书还是学术研究,只是用单纯的民族感情,或者国家意志,都会使历史扭曲,甚至错误地传播,所以,葛剑雄在这本小册子也提出了研究历史的实事求是原则,而这正是历史学的基础。而这样的历史观或者历史学基础的形成得益于自己的研究生导师谭其骧教授,“他当时在主持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主张历史考证要实事求是”。而在《悠悠长水》这篇回忆导师的文章中,也认为谭其骧教授的学术生涯已经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八个字赋予了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新意。

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其实不光是在历史研究中,在《往事和近事》中,除了葛剑雄与专业中国历史地究方向有关的札记和感想之外,除了对谭其骧先师和杨联陞老师的回忆和怀念文章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对于近年来热门话题发表的观点,教育、人才、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以及人口、移民与环境等诸问题,他也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怀来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虽然这些文章并无特别的心意,但是在娓娓道来中依然能感受到作为一个学者严谨、缜密的思维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正如序言所说,葛剑雄就是要充当从历史的“齐全字库”找出意义的智者,“擦去蒙在镜子上的灰尘”,不让历史没有底线地“不分青红皂白”下去。

列子

编号:E21·2130321·0971
作者:叶蓓卿 译注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1年05月第一版
定价:17.00元亚马逊12.50元
ISBN:9787101079029
页数:243页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这样一个羸弱的人在庄子的《逍遥游》里却成为“御风而行,泠然善也”的传奇人物:“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昔,彼且恶乎待哉!”而这充分展示了列子脱俗的心境,所以他可以居郑圃四十年而人不识,藏形众庶之间而国君不知。《列子》是列子、列子弟子以及列子后学著作的汇编。全书八篇,一百四十章,由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组成。而基本上则以寓言形式来表达精微的哲理,共有神话、寓言故事一百零二个。如《黄帝篇》有十九个,《周穆王篇》有十一个,《说符篇》有三十个。作为道家的典籍,《列子》又名《冲虚经》,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卷,早佚。今本《列子》八卷,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看,可能是后人根据古代资料编著。


《列子》:御风而行的“不生不化者”

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
——《列子·黄帝》

“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难道就是列子?而不是风筝,或者飞鸟?风筝有细线牵引,飞鸟有翅膀拍击,而列子呢?有风就是依靠就是依存,和风筝飞鸟一样也是有所乘有所依,而“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的疑问,或像庄生梦蝶,不知是谁在梦里。而风行于春秋之中,对于列御寇来说,三年而得一眄五年而颜笑七年并坐而席,直到九年之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这九年的修炼其实最后也是为了一种境界,“易无形埒,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变化总是通过漫长的过程,从一而为七,从七而为九,而就不是最后的穷尽:“九变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所谓九九归一也就是回到了最初的起点,这起点便是列御寇无形之风便是心形骨肉交融在一起的生命本真状态,所以即使有依靠即使有线牵引即使有翅膀拍击,到最后也还是回归到“不生不化”的状态之中。

而那个叫列御寇的人,叫列圄寇、列圉寇的人,也是一个“容貌有饥色”的穷人,而且“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这生命的状态可谓不受打扰,而且即使有人赏识他推荐他,对于子列子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子阳所作出的决定也只是“听说”而已,既然是闻道,那么也就里真实的情况很远:“君非自知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子阳之死恰是为子列子找回自己找回那个面有饥色的穷人出生。对于生命的本真状态,列子以“天瑞”为首而叙述,既然是天地之灵瑞,自然字符应,所以人也就是“不生不化者”之一种,它最初无形无象,历经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四个阶段,形成“浑沦”,再由“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的“易”衍变为有形的“一”,最终生成天地万物。也就是这九九而归的“一”就是生万物之道,既然是道,怎可以忤逆之,背叛之,不尊之。所以,列子的宇宙观便在这里展开了: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阴阳尔,四时尔,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

这在《黄帝书》上当然有更直接的叙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玄牝而生万物,是天地的灵性,是天地的母性,“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一切都是自然,而不是刻意命名的那些生化、形色、智力和消息,如果刻意也就是子阳的下场,所以在一切自然面前,生命也就是行走在本真状态中,这种本真表现形式一是:“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也就是说不管天地不管圣人,都是“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圣有所否,物有所通”,自然不是完美,自然当然也不是随意改变,“宜定者不出所位”,也就是一旦在天地之间了,确定了就不能超出本位了,所以在这个宇宙来说,有生命,也有生命为之存在的一切:“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声者,有声声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所谓生者、形者、声者、色者、味者也都是一种命名而已,最后的指向必然是消灭,是死亡,而创造这一切的生生者、形形者、声声者、色色者、味味者,才是真正的无为之职,所谓无为的道,也就是:“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

当然这种无为会直视一个问题,那就是生和死,所生者必死,那么如何看待死亡,如何抓住现在?生命的形态有四种:“婴孩也,少壮也,老耄也,死亡也。”从婴孩开始,最后的目的地一定是死亡,而很多人对死亡心存恐惧,而荣启期却可以有“三乐”,对他来说,不管是贫者,还是死者,都是当做自然而然的存在,“人之终也。”这也像另一个百岁老人林类年所说:“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死亡无非是从生走向终点,而又返回过去的过程而已,“其在死亡也,则之于息焉,反其极矣。”从死亡又回归到自然,这就是生命的最自然状态,而那个东门吴却将死看成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丧子对他来说不是痛苦不是哭泣,而是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吾常无子,无子之时不忧。今子死,乃与向无子同,臣奚忧焉?”儿子就像从来没有来过这世界一样,何来忧患?

所以,死作为生命的一种自然呈现,也是列子所谓的“命”,这命,是超越于人间所有道德、强权、功利之上,也是自为人力所不可企及的。所以在命运面前,“不得不为之”是最好的靠近生命本真状态,“然实无善交,实无用能也。”鲍叔非能举贤,而是不得不举;小白非能用仇,而是不得不用。,所以对于管夷吾来说,薄鲍叔和厚隰朋,都是不得不薄、不得不厚的事情,都是“自寿自天,自穷自达,自贵自贱,白富自贫”的“命”而已。所以,不管是墨尿、单至、憋憨,还是巧佞、愚直、凌谇,等等,这些以人的性情形貌作为假托的人名,不管形态怎样,不管相貌如何,“而咸之于道,命所归也”。在“不得不为之”的命面前,遵从自然也便是最符合道的规律:“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罚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罚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

生死有道,生不足为怪,当然死也不是令人痛苦的事。既然如此淡然看待死亡,那么在有生之年又如何去适道,如何去追求生的意义,那么就有了杨朱,这个有着“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身不取也”利己主义主张的人,其实打开了生命的另一种形态,那就是“且趣当生,奚遑死后”的人生观,杨朱说:“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每个人出生是不一样的,而最后的死亡却是相同的,所以不管是十年而死,还是百年而死,不管是仁圣而死,还是凶愚而死,到最后也都是一副腐骨,所以在优生之年,不要为名利所累,也不要为贫穷伤身:“可在乐生,可在逸身。故善乐生者不窭,善逸身者不殖。”就如管夷吾所说:“肆之而已,勿壅勿阏。”,也就是说一切养生的根本就是要放肆,不要阻塞在其中,这种颇具享乐主义的观点对杨朱来说,其实就是为了在自我世界里乐生和逸身,只有这样,才不会为寿、名、位、货四事故而“不得休息”,而也只有如此,“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那么“天下治矣”。

而这种自然状态的生命,也可以成为政治之一种,所谓自然,所谓无为,也就是要在这种状态下找回自我,找回理想之国。在《列子》里,有许多理想之国,比如列姑射山:“阴阳常调,日月常明,四时常若,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年谷常丰;而土无札伤,人无夭恶,物无疵厉,鬼无灵响焉。”这是一座仙山,而在终北之国里,也是“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数,有喜乐,亡衰老哀苦。”所以黄帝三月不亲政事,而专游华胥氏之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就是因为不断参考梦中的理想国,所以才最后感悟: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正是这“不可情求”的感悟,才在“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国家像那个理想的“华胥氏之国”了,黄帝也终于可以仙逝了。而周穆王“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北游“终北之国”,也是三年忘归。北游的感悟当然也是浮生若梦,当然也是得失哀乐皆为虚妄,所以在列子看来,最好的治理也是无为而治,那个病忘的华子突然被治好了病,却知得失:“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当病好了也就有了各种不满各种欲望各种烦恼,而那个患了迷惘症的又是谁:“向使天下之人其心尽如汝天子,汝则反迷矣。”其实,病亦是正常,就像死一样都是需要坦然面对的,而这种坦然就如南国、北国、辄沐之国、炎人之国、仪渠之国等异国里的风俗一样,“各地风俗: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异也。”

凡此种种,到头来也就是如书中孔子所言:“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末矣。”最高妙的言论就是抛却言论,最高妙的行为就是无所作为。而子列子也说:“得意者无言,进知者亦无言。用无言为言亦言,无知为知亦知。无言与不言,无知与不知,亦言亦知。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骇哉?”不能说的与值得说的,不如不说,说会破坏对事物的判断,说是一种干预,所以在自然状态中,不如不说不如不为,去除“实名贫,伪名富”的那块幕布,那么也就有了“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的九方皋相马,有了“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筱为竿,剖粒为饵”的詹何,有了“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薛谭,有了“锤子期辄穷其趣”的伯牙,而这一切的技术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因为有了“天地亦物”的想法,神机而入内,世界也就打开了“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的境界。

九九归一,列御寇其实早已“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

东周列国志(上、下)

编号:C26·2130320·0970
作者:冯梦龙 蔡元放 编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7年01月第一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27.30元
ISBN:9787020058716
页数:1090页

“列国”故事,早在元代就有一些白话本,明代嘉靖、隆庆时期,余邵鱼撰辑了一部《列国志传》,明末冯梦龙依据史传对《列国志传》加以修改订正,润色加工,成为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国志》。清代乾隆年间,蔡元放对此书又作了修改,定名为《东周列国志》。23卷108回的《东周列国志》为明代长篇白话历史演义小说,当周宣王轻易见杀,当褒姒巧遇得活,《东周列国志》拉开了它那长达数百年史事的序幕。这是古今中外时间跨越最长,人物最多的一部小说,描写春秋战国时代“列国”故事。《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五百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灿烂,千百年后,虽不乏其人,但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在历史上最突出,最典型,它几乎是后世是非成败的理论源头,更是后人行世为人的标准和榜样。此书为“华夏英雄传系列”。


《东周列国志》:“顷刻兴亡过手”的哀叹

这是大动荡、大倾斜、大变革的时代,这里有弑君、亡国、乱伦的历史和传奇,这里有诸侯交战而形成的“春秋五霸”,这里有诸侯割据而称雄的“战国七雄”,这里有管仲、子产、曹刿、孙武等战略家,这里有孔子、鬼谷、卫鞅、韩非诸子,这里也有晋灵公、楚怀王、郭开、屠岸贾等昏君佞臣,更有齐襄公、宣姜、夏姬、蔡景公等乱伦之辈,这一幕幕大国争霸,这一出出新旧交替,这千古乱世,是“绵延过历缘忠厚,陵替随波为倒颠”,就如《东周列国志》第一回词曰所云:“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纵观东周几百年,无外乎一个“乱”字,乱世春秋,父子相残、兄弟相争、父夺子爱,子通其母、兄妹相通等并不足为奇。为何会在那时进入这乱世?一方面是周王朝的纲常之乱,小说第一回就说到了西周末年历史图景:“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千百年民变之始便再无挽回的可能,“月将升,日将没;蘗弧箕簸,几亡周国。”或许只是童谣,但却以这样一种预言的方式拉开了乱的序幕,“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漀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从童谣转向上天,也是一种必然,而到幽王,则是以一种宿命的方式开始了周王朝的式微,”暴戾寡恩.动静无常“的周幽王喜欢的褒姒,其实就是那个追查未果的妖女,而为了博美人一笑,变动用烽火戏诸侯,实在是一出闹剧,褒姒是开颜而笑,但是这笑是对于曾经纲常的颠覆,对于秩序的蔑视,所以之后犬戎大闹镐京,已经被“狼来了”所戏的诸侯已经不再相信尊卑次序,周平王东迁是东周的历史起点,也拉开了千古乱世的序幕。

这“乱”的第二个原因也便是国家伦理的丧失。被称为“春秋小霸”的郑庄公,就是因为“寤生”,母亲武姜不喜欢,而宠爱他的弟弟叔段。母亲生下自己的骨肉,仅仅因为“寤生”而在武公面前说叔段贤,“欲立段为太子,公弗许”。这不仅超出了一般的家庭伦理,也使郑国走向了一段兄弟阋于墙的恶斗,他即位后,武姜请求制地作为叔段封邑。庄公说:“那里不行,因为制邑地势险要,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军事要地。”武姜改而威逼庄公把京封给叔段。京乃郑国大邑,城垣高大,人口众多,且物产丰富,庄公心里不肯,但碍于母亲请求,也只好答应。面对大夫祭仲的质疑,庄公笑曰:“段乃姜氏之爱子,寡人之爱弟。寡人宁可失地,岂可伤兄弟之情,拂国母之意乎?”其实这一番言论都是假的,尽管有后面“掘地见母”的传奇,但是在郑庄公心里,家庭伦理和纲常之失在他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甚至开始起兵征讨周王朝,群臣关系也被颠覆,所以史官评论周郑交质之事说:“以为君臣之分,至此尽废矣。”而这并不是一个个案,当国家伦理丧失之后,便是颠覆,便是废弃,便是争霸和屠杀。

因为乱,所以诸侯大国争霸,“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现在慢慢地变成了一种象征,这些权力都落到诸侯手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于“陪臣执国命”,周朝处于“礼坏乐崩”的境地。在这个层面上,楚国似乎一直扮演着颠覆者的角色,从“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开始,“楚之无道,至此极矣!”别的诸侯只能称“公”,唯独南蛮之地的楚国国君都称为“王”,这“王”当然是和周王朝分庭抗礼,一方面是实力使然,当楚宋泓水之战后,上书“仁义”的宋军大败之后,这种颠覆遂成为一种象征,“至日,郑文公拉众诸侯,枣请楚成王登坛主盟。成王执牛耳,宋、鲁以下,次第受歃。”楚国甚至成为诸侯推举的盟主,对于群臣的尊卑关系推向了极致,而在楚国,也杂夹着宫廷的弑君和乱伦争斗,“成王以弟弑兄,其子商臣,遂以子弒父,天理报应,昭昭不爽。”弟杀兄而报应为子弑父,也成为一个标志。而这种自立为王之乱在东周历史中,太过平常,父子相残、兄弟相争、等并不足为奇,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与此相应的则是父夺子爱,子通其母、兄妹相通等一幕幕的乱伦之戏,齐僖公的两个女儿,可谓是乱伦的典型,长女宣姜淫于舅,次女姜文淫于兄,特别是文姜因为私通而杀了丈夫,所以对于儿子鲁庄公来说,实在是一个“孽种”,“论情则生身之母,论义则杀父之仇。”在这乱世之中,不仅有晋献公之骊姬与优人私通,情好甚密;有“蔡景公为其世子般娶楚女芈氏为室。景公私通于芈氏。”也有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有美色而淫”,在宋时就先与公子朝相通……更有周朝隗后与太叔的乱伦好戏:“是夕开怀畅饮,醉后不觉狂荡,便按住小东求欢。”而更为惊诧的是陈灵公,竟然和夏姬以及臣子三人私通,同往株林,作连床大会:“一君二臣,正在朝堂戏谑。而那个夏姬也是乱伦高手,甚至“弄做了一妇三夫,同欢同乐,不以为怪。”

这便是东周之乱,实在令人瞠目结舌,所以这纲常尽失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的时代,而同时也是一个新制度、新统治秩序确立的时代,新旧交替的乱世,必然是一个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而所谓英雄,也就是在式微的旧王朝废墟上寻找新的秩序新的伦理,这种寻找一方面是力图维持旧有的局面,一方面却在创造新的突破口。而“春秋五霸”显然是这种新生力量的代表。首先建立霸业的是齐桓公他打出的口号便是“尊王攘夷”,他任用管仲,改革内政,使国力强盛。又用管仲的谋略,联合燕国打败了北戎;联合其它国家制止了狄人的侵扰,“存邢救卫”;以后,齐桓公又多次大会诸侯,周王也派人参加会盟,加以犒劳。“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

维护周朝旧秩序其实更多是一种借口,管仲就曾经说过:“海内诸侯,皆知我之无私,必相率而朝于齐。不动兵车,而霸可成矣。”实际上就是在这种合乎礼仪之中慢慢积蓄自己的力量,而其他五霸成霸业的过程中,也都有着自己的“私利”,百里奚对秦穆公说:“君以德抚而以力征,既全有西陲,然后扼山川之险,以临中国,俟隙而进,则恩威在君掌中,而伯业成矣。”五霸另一种说法中的吴王阖闾在称霸过程中,就有伍子胥的建议:“夫霸王之业,从近制远。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革,使内有可守,而外可以应敌。”实际上他们都没有把恢复周王朝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和秩序,成霸业也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秩序,甚至取代周王朝的那些规则。所以在春秋之后的战国,诸侯的野心慢慢膨胀,从以前楚国称王的一国之举,到后面的尽享仿效,也就预示着就有的秩序慢慢瓦解。首先便是齐国:“因齐自恃国富兵强,见吴、越俱称王,使命往来,俱用王号,不甘为下,僭称齐王,是为齐威王。”齐国能够僭称齐王,实际上也是周王朝权力式微的象征,周考王四年,当晋哀公薨,韩、魏、赵合谋分地“入于三家,号曰三晋”,实际上是春秋时代的真正终结,而伴随三分晋国,幽公“反往三家朝见,君臣之分倒置矣”。所以,毫无实权的周威烈王,也就顺水推舟“赐籍为赵侯,虔为韩侯,斯为魏侯,各赐黼冕、圭璧全副”,于是赵、韩、魏三家,“各以王命宣布国中。”而从此,进入战国割据时代,齐、楚、魏、赵、韩、燕、秦“七国地广兵强,大略相等”,也就掀开了更大意义上的解构,而到洹水相会的时候,七国其实已经不再理睬周王朝,“于是苏秦建议,六国一概称王。”

一概称王,也就正式宣告周朝王权的真正终结,而彻底将徒有虚名的周朝推下历史的则是秦,“徒守空名,不能号令”面对秦王的征伐,已经无力回天,末代周赧王只能“率群臣子侄,哭于文武之庙”,而在三日之后,“捧其所存舆图,亲诣秦军投献,愿束身归咸阳。”最后“赧王谒见秦王,顿首谢罪”。而秦王嬴政只是看在可怜他们的份上,“以梁城封赧王,降为周公,比于附庸”。至此,周朝成为附庸,周王成为周公,秩序规则完全颠倒过来,而历史洪流已无可阻止,“周自武王己酉受命,终于东周君壬子,历三十七王,共八百七十三年,而祀绝于秦。”

一种秩序的结束,必然会以新的秩序开始,秦并吞六国而一统天下,在称呼上,也不是周朝的王,更不是诸侯的公侯:“秦王以六国曾并称王号,其名不尊。欲改称帝,昔年亦曾有东西二帝之议,不足以传后世,威四夷。乃采上古君号,惟三皇五帝,功德在三王之上,惟秦德兼三皇,功迈五帝,遂兼二号称‘皇帝’”。这“皇帝”便是新的开始,便是新的伦理,新的秩序。但是对于这“混一海内”的秦朝,并不是崭新的希望,而是新的乱世的开始。“于是焚书坑儒,游巡无度,筑万里长城以拒胡,百姓嗷嗷,民不聊生。”所以从这最后的哀叹中,也可以看出是《东周列国志》内在的一条维系线索。

作为明代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是古今中外时间跨越最长,人物最多的一部小说,其中叙写的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这种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穿插编排,冶为一炉的结构,并不是简单将乱世的故事做一个介绍,从周宣王轻易见杀、褒姒巧遇得活开始,小说进入的其实是一个关于王朝覆灭的内在伦理的讨论,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但是很明显,春秋阶段的故事显得详尽而精彩,如果按照史学家的观点,晋分三国作为春秋的终结,那么《东周列国志》的前85回都是叙述春秋战乱,只有33回描写了七国争雄,很明显,因为春秋时代以五霸为代表,而五霸的最突出意义便是在革新中的积极力量,他们励精图治,他们善于用人,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周礼而不造次。春秋时期,多有谋国之能臣如管仲、百里奚、先轸、智宁俞、赵盾等,也多有谋国之君如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晋悼公、楚庄王、秦穆公等,但之后,谋国之君和谋国之臣皆越来越少,后几近灭绝,多出将才而无相才者,也多为游说之人,再之后,只剩家养士人的君子,当然如信陵君这些也堪为国才,但所养之士少有用者。再之后,仅剩将领之才了。将领之后呢,就只剩贪赃枉法、卖国卖家的郭开之流。所以重春秋而轻战国的叙述格局就是为了一种理想。而在列国之中,上至君王,下至卿士,守信立身,不惜功名生命的事例,比比皆是。程婴牺牲自己的儿子,救出赵氏孤儿,忍辱偷生,终于复国。豫让因智伯以国士待之,决意以国士报答,在智伯死后,几次为智伯复仇,就义之前,仍请求将智伯仇敌的衣服用剑斩过,以了心愿。田光向燕太子丹举荐荆轲,图谋刺杀秦始皇,为守机密,自刎而死。当时的忠义之士,往往如此,千百年后仍使人感吧敬慕。勾践身负灭国之耻,心怀复国大志,刚强、勇毅,不计荣辱生死,克制私欲,礼贤下士,以非凡的耐力和恒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以少胜多,摧毁强敌,称霸天下。像这样反败为胜、变弱为强的事例,还见于晋文公重耳,吴大夫伍子胥等段落之中。这些都是人生立志的榜样,也都是小说所要着重表现的。

而对于最后完成一统的秦,《东周列国志》从来都不没有用褒扬的立场。在春秋时期,虽然秦穆公在改革中成为五霸之一,但是秦穆公在第25回再出场,而且笔墨很少,而到了战国时代,秦逐渐强大,但是这种强大却是通过欺骗、暴力来完成的,所以秦的崛起只是“以暴制暴”的典型,用蔺相如的话说:“自穆公以来,共二十馀君,皆以诈术用事。远则杞子欺郑,孟明欺晋;沂则鞅欺魏,张仪欺楚。往事历历,从无信义。”相同的观点连仲也有过说法:“秦乃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恃强挟诈,屠戮生灵。”而且作为秦完成统一的嬴政,身世的故事里也有太多的乱伦,嬴政的父亲名义上是当初的秦王孙,但实际上母亲赵姬在和秦王孙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怀孕:“那赵姬先有了两月身孕,方嫁与异人,嫁过八个月,便是十月满足。当产之期,腹中全然不动。因怀着个混一天下的真命帝王,所以比常不同,直到十二个月周年,方才产下一儿。或者正如传奇故事所记载的那样,嬴政实为吕不韦和赵姬所生,所以在这样一个君王身上,流着论乱的血,实在是一种讽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周王朝的覆灭是纲常伦理之灭,实际上秦更是”礼崩乐坏“的象征。

“总观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髯仙读《列国志》的这句诗就是一个注解,而编者的蔡元放在《读法》中也说过:“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或也是一种寄托。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

编号:S38·2130320·0969
作者:【瑞典】特朗斯特罗姆 著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一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27.30元
ISBN:9787541134111
页数:412页

腰封上写着:“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20世纪以来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少而精的典范,每首诗都近乎完美、他的诗歌已经成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依然是有“之一”之最,依然是完美和经典,作为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中文首版,这些造势的宣传恰好与封面的黑白沉思影像形成强烈对比。当然另一种说法是关于诗人纪年的:15年来,唯一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20年来,偏瘫的身体,仅靠一只手写作;30年来,他的诗歌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实力派诗人;80年来,他坚持只用诗歌一种文体进行创作。诗集收录了特朗斯特罗姆从1954年至今创作的《17首诗》《途中的秘密》《完成一半的天空》《音色和足迹》等13部诗集近200首诗歌,囊括了特朗斯特朗姆迄今为止的所有作品,还收录了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译者序言和作者创作于1993年的回忆文章。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荒野没有词

 

八月二日。某个东西想得以表达,但词不答应。
某个东西无法表达。
失语症。
没有词,但或许有风格……
——《波罗的海》

 

记忆的词语,风格的词语,诗的词语,写在1974年的《波罗的海》的那艘船上,“穿行岛屿和海水奇妙的迷宫”的不是一个可以命名的词,和一首船,他们可以用集体的名义写在1884年的台历上:蒸汽轮猛虎号、机帆船远洋号、蒸汽轮圣彼得号,有关的名字和目的地、吞水量有关,也与那些逝去的记忆有关。只是在航行在逝去的岁月里,唯一记住的或许是那个导航员的外公,在词语的海洋里依次记下这样的时间:“在无线电天线时代出现之前。”或者是刻在航标船记录上的文字:“1915年秋,人们夜不能寐……”上世纪中叶,一百年,航行在波罗的海里的故事从来没有寓意,有的只是难以逃脱的吞噬感,海浪的呼啸“来自敞开的大门,来自关闭的大门。”,来自“已有的影子后面又添加了新的影子”,或者来自“他们在瞬间登陆。他们被抹去”的1865年的照片。只是,当翻过一页,那些记忆就已经成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我们是在世界的初始,还是在世界的末日。”

我的故事其实无法触及那些有着确切纪年的地方,初始和末日是时间的两端,是出口和进口,也是外公和外婆,“从一个岛漂到/另一个岛”:然后是疑问:“谁愿收养玛丽亚?!”只有海是构不成记忆的序列的,那个被记录的1884年是有关表达和不能表达的困惑,是有关时间的存在和虚无的困惑:“七月三十日,海湾偏离了常规——水母多年来第一次”,接着是“八月二日。某个东西想得以表达,但词不答应。”而到了“八月三日。潮湿的草地上/来自中世纪的问候拖着脚步在走:一只蜗牛。”把命运交给某一阵波浪,是不是就是在对抗着时间,对抗着漂泊和死亡,就像外婆的某段历史里,有着“她的父母早逝,父亲先死”的记录。收养一个圣洁的女人和寡妇一样,是必须承受“没人记得。没人”的沧桑和死亡。

是的,这是特朗斯特罗姆1974年的《波罗的海》,而在记忆的那个部分里,是1993年的“我”:“我外公,卡尔·海尔默·维斯特贝里,生于1860年。他当过领触亢员,是我的亲密朋友,比我大七十一岁。奇怪的是,他跟自己外公的年龄也差这么多,他外公生于1789年:巴士底狱被攻占,安杰拉兵变,莫扎特完成他的单簧管五重奏。好像在时间里退了两个相等的步子,两大步,其实没那么大。我们能触摸历史。”六十一岁也是一个序列,其实和时间没有关系,只有记忆残存着那部分,是最难接近的部分,也是记忆的记忆,燃烧起来,要把那些海浪都推回到虚无中去。

宛如“彗星尾巴靠后的部分”,特朗斯特罗姆说,“写这些字的时候我已年近六十。”六十的词语和六十一的记忆,它们相距很远的距离,不是海,是城市,不是波罗的海是斯德哥尔摩,不是命运里的波浪,是无依无靠的“死亡经验”。特朗斯特罗姆用1993年的记忆寻找那段历史,而迷失的那个城市里,只有“记忆看见我”,而这样的记忆同样可以穿透时间穿透那些历史,“起初他很空,只是一个名字/但他的思想/比时间游得快/并追上了我们。”

名字就时刻在诗歌丰碑上的特朗斯特罗姆,“他写诗,不仅短,而且慢。 平均一年只写两三首,四五年才出一本诗集,每本诗集一般不超过二十首。80年来,他总共才发表163首诗。 昨天,他得了个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 这是一种特朗斯特罗姆以外的评价,他不知道这是在记忆看不见的地方,却同样是词语,印在某一本杂志上,古老中国的,相同的说法还有如下一句:“不言而喻,一首用三年写的短诗,一定比一部用三礼拜写的长篇要好。”在最底部,书页被压着,翻译者或者出版者,总是在最后的书写里表达敬仰,可是“一定”本身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词语,三年和三个礼拜,并不是唯一可以对比的时间,而短诗和长篇,当然也在不同的世界里,敬仰不是为了贬低其他,同样,垫在最后的词语也不是为了凸显封面的缄默。

黑白的头像,凝固在那书页的封面上,一只手支着下巴的举动是一种思考,但是不讲话的特朗斯特罗姆望着前方的世界必须要说点什么。只是词语还在不在记忆里?“1990年12月,他中风右半身瘫痪,但仍坚持着创作。”只是生理上的失语而已,而那深邃的目光里如何抵抗时间的物理和生理上的侵袭?不讲话意味着另一种生活,就如1884年的另一种历史,记录在台历上,而外面却是波涛汹涌,吞没着那些船只,也像那个不答应的词语,虽然在失语,却创造着另一种风格,这种风格似乎是特朗斯特罗姆最后的声音:

厌倦所有带来词的人,词而不是语言,
我走向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
我遇到雪上鹿蹄的痕迹。
语言而不是词。

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妻子的发言,阅读和见证,以及对于时间和记忆的坚守,《自1979年3月》完全可以在特朗斯特罗姆的人生地图上找到那个时间点,相似的还有《来自1860年的岛屿》、《一幅1844年的速写》、《自1947年冬》、《七二年十二月晚》、《1966年——写于冰雪消融》,在时间构筑的记忆片段里,消融的绝不只是词语,绝不是“被覆盖的岛屿”。当然更可以走向一个永远存在的瞬间:《三点钟,伊兹密尔》,空荡的大街,三点钟的马蹄,光墙里的黑暗,以及“两个乞丐。一个缺腿——/被另一个背着四处走动”爬动的城市里有着具象的人,乞丐或者残缺的人,走动着,但是他们是“已在自己世界/行走了一半”的诗人吗?是“向早晨绿色的地带降落”的漫游者吗?是鼹鼠?也是鹰?不管是谁,三点钟的世界里一定有着我们马上能看见和感受的人,而那种个体的生存却充满着强迫和梦想,“火车开动/带走外衣和灵魂”的旅行其实只是一种行为方式,带走脸和公文包,而在终点站,“有多少人跟随?四个,/五个,就这些。”

就这些的跟随者,当然不是为了崇高的信仰,也不是为了活着的词语,而在记忆有关的时间里,我们跟随着另一些名字,他们是离开沉重的城市的“梭罗”,他们也是住在“彼得堡和毁灭在同一纬度”的果戈理,而远古时代的维纳姆伊恩,依然是马,依然是海水,而他的命运却在被分离的书写中:“那个和他相似的人对他嫉妒/不已,暗暗和他的女人幽会。/影子汇成一股奔涌的潮水——”是的,在远古时代,仅仅是相似的人,而相似的命运是不是就如那两个乞丐,和城市一样爬行?

看见了影子,看见了历史中的沉浮和“相似”,这种相似宛如六十一年的“外公的轮回”,会击破看见的记忆:“这一切就像历史:我们的劝在。我们下沉,我们聆听。”而最终的意义无非是把存在变成一种和“大地融为一体”,而在“昼夜里衰老”的相似中,就是一个慢慢变成你自己的记忆。当我变成了你,相似无处不在,而面对着相似的历史,更多的则是寻找真正的个体,真正的自我。其实分离一直存在,不管是梭罗、果戈理的“他者”,还是外公有关的波罗的海,我们总是会看见那个自己的肖像:

他身上的自我在休息。
自我存在。他不去感受
所以自我活着,存在。

自我是什么?活着,存在?而最为关键的是“当我看见自我/自我已经消失,一个洞出现,/我像阿丽丝那样坠落其间。”一个认识的男人,并不是真正的自我,不是镜子里的肖像,不是历史中的肖像,所以我看见自我成为一个悖论,就像特朗斯特罗姆对于词语和言说的悖论,“词而不是语言”是一种禁锢,还是一种逃避?这或许和真理有关:“另一世界也就是眼下的世界。”却像一本《暮秋之夜的小说开头》:“我读玻璃之书,看到的却是别的:/穿过墙纸的污点/是活着的死人/他们想要自己的肖像!”而在不同的书写中,词语抵达的不是自我,是对方,是他者。《画廊》里“我们中的某人确实看到了对方”;《零度以下》里“一句从未写下的圣经:‘到我这里来吧,因为我和你一样自相矛盾。’”自相矛盾的不是真理,不是信仰,仅仅是一句擦过圣经的幻想,那分明有着如乞丐一样残缺的肉体,是“没脚的蜥蜴”,是“妖魔”,在“乞讨的教堂,在没有文字的虔诚里”,连死都得不到宽恕,而那“错写在石上的上帝的名字并不存在”。所以自我只是一个虚设的神话,一个“不可分辨者”,一个在盲目中踏上征程的人,所以人世中的那些道路上布满了影子,生者和死者,影子和身体,都在分离,都是那些“被遗忘的船长”,只有虚幻的恶影子成为自我阐述的注解:“我们有许多影子。我走在九月夜晚/家的路上,Y/从躺了四十年的坟墓里爬出/同我结伴而行。”

故宫前的特朗斯特罗姆

寻找自我和非我是痛苦的,甚至是一种抵达心灵的折磨,而在词语的阅读中,作为一种隐喻,完全可以在特朗斯特罗姆的“四月与沉寂”中找到归宿:“我被我的影子拎着/像一把提琴/被自己的黑盒拎着。”所以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丛林里,只有牧歌响起,“但一天,死者和活者交换起位子,森林活动起来。”而作为一种失语方式,中风而带来的是不是也是“交换起位子”?所以在那份2011年被解读的《授奖词》里说:“这个极其容易被淹没的‘我’,代表了那毫无防御的中心。”

这种毫无预防似乎正是那时间里的“石头”,在生存边界所抵达的高原,却可以被石头一样的沉重击碎,“玻璃般透明地跌向/仅只是我们/自身的深底”。在生命更低处的存在中,中心便只是那无尽的海,那乞丐的城市,那1844年的台历,以及那些被分离的自我,所谓词语的淹没,是不是就是这样消灭了语言,“那时我刚抵达那座都市,人125号大街,一条风中垃圾飞舞的大街。我,一个喜爱在人群中闲逛,消隐,沉人文本海洋的T。”影子的Y和沉入文本的T,特朗斯特罗姆就是要在没有属性、未知的符号里找到词语最后的存在方式。

30年代的迷失不是记忆的迷失,而是那些生存着的城市的迷失,所以对于一个只沉浸在词语、蝴蝶的博物馆、石头、漫游者的诗人,对于一系列的“语言”有着天生的拒斥心里:“对于社会问题、阶级问题、工会、同盟、经济、资源分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问题,我确实一窍不通。‘共产党’指的是一个喜欢俄国的人;‘右翼’有些暧昧,因为这个党的部分成员倾向德国。”不是逃避,是不想进入“不答应”的词语世界,那里有魔鬼,有看起来是影子的自我,但是比生理上的疾病更痛苦的是另一种变形:“生活最重要的因素是病。世界是一座大医院。我看见人类从灵魂到肉体都变了形。”

只是当他拄着拐杖,在古老中国的故宫门前留影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忘记另一个城市的病,这个在他的笔下有着丰富迷宫色彩的国度里,公园、白蝴蝶、菜粉蝶、玲珑的脸、鲤鱼、自行车所组成的意象恰恰是关于词语的另一种“失语”:“我被无法读懂的文字包围,我是一个地道的文盲。”可是为什么无法读懂,那照片上的眼光却充满喜悦和满足?

或者并不存在一种国度意义上的“他者”,也不存在东方文明的魅力,在词与词的边界,只是看见了一扇“敞开的窗户”,而在那里失语依然存在:

我不知道我的头
该转向何处——
视线被分成两爿
像马。

 

韩愈志

编号:Z26·2130320·0968
作者:钱基博 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2年05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亚马逊7.60元
ISBN:9787532562053
页数:134页

5万字,加上《导读》也只有93页,这样的篇幅对于构筑中国近代史,似乎显得单薄了点。“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分封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在近代中国遭受屈辱之后,蒋廷黻依然有着浓郁的爱国情结,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廷黻在这部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的近百年史事之书中,用小的篇幅构筑了一个不一样的史观。该书成于1938年,沈渭滨在导读中说:“《中国近代史》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蒋廷黻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韩愈志》:其文则史,以论其世

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的称号,他有“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他有“辞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的论点,但这些都是文本的韩愈,而在这文本之外,则是“768~824”的生辰纪年,则是“字退之,河内修武人”的注解,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其全部。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如何还原一个真实、具体的韩愈,如何从“文本韩愈”过渡到一个“时代韩愈”,古文学家、教育家钱基博则担负起这样的使命,用史志的方式还原历史叙述中的韩愈形象。

对于韩愈之文和历史贡献,最著名的莫过于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的评价:“东汉以来,道丧文敝,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杜、姚、宋而不能捄。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历史地位也是在于东汉以来“道丧文敝,异端并起”的现实,不管是倡导和推进古文运动,还是尊儒反佛的主张,其诗文的历史意义已经被表标注,钱基博在《韩愈志》叙目也说:“昌黎韩愈崛起中唐,世称文宗,伯代所仰。”同时他也指出,韩愈的成就是一种开创性的意义:“盖独孤诸公之于愈,如陈涉、项羽之启汉高焉!而知文章之变,其渐有自。”这种启文章之变的历史贡献虽然有过争议,比如明代的何大复说:“古文之法亡于韩。”开启和终结,对于韩愈来说,“誉者不免溢量,诃者亦未为尤”的争论毕竟也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但是对于韩愈这样的文学标本,可能最缺少的是将其放置在一个历史的维度进行考察,所以,钱基博写《韩愈志》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在对韩愈诗文本体进行研读的基础上,寻找古文发展脉络、借此观照韩愈价值之关键所在。

这种寻找当然是要熔铸百书、别出机杼,而对于一生致力于国学研究的钱基博来说,并非是难事。他推崇章学诚“记诵者学问舟车”的观点,学而不厌,“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以至“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他治学范围极广,博通四部之学,以治集部之学见称于世,有“集部之学,海内罕对”的美誉。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对于群经、诸子、古史地学、古典文学理论,无不淹贯,造诣深湛。鼎鼎大名的张謇赞叹他的文章“大江以北,未见其伦。”所以在《韩愈志》的书写中,恰好可以发挥他的治学优势。“余自十八岁读《昌黎集》,细诵而深思,长吟而反复,亦既三十年于兹。余发如此种种矣!会心不远,写之眉间。积久覆视,时有独到,怡然自得。”三十年对韩愈文集的阅读已经积累了许多,而要全面反映韩愈的时代,钱基博也是在博览群书中寻觅到诸多参考文本,这其中包括:“吕大防《文公集年谱》一卷,程俱《韩文公历官纪》一卷,洪兴祖《韩子年谱》五卷,金堂樊汝霖因之成《韩集谱注》四十五卷,又集碑志、祭文、序谱之属为一编,曰《韩文公志》五卷,莆田方崧卿增考洪兴祖《谱》,且撰《举正》以考其同异,凡十卷。”, 另有樊汝霖《志》及《年谱注》。

如此诸多文论选集,对于构筑一个全面丰满的韩愈似乎绰绰有余。但是钱基博也有选择的重点,“因就睹记所及,自新、旧《唐书》旁逮唐、宋、元、明、清诸家文集及稗官野记之属,其有片言只字及于愈者,靡所不毕采,互勘本集以验其信,旁涉诡闻以博其趣,成为是志。”也就是说,他的选择标准有两个,一是“互勘本集以验其信”,“验其信”当然是从“史”的角度来提炼,钱基博也在《叙目》中将自己的这本书定性为“史志”:“而吾志,则史之流也。”而史志的最基本标准便是“述而不造”,也就是要摒弃主观的说法,也就是“惟恐出之于己”,这也是韩愈倡导“词必己出”的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差别,所以对于钱基博来说,难的并不是“惟恐出之于己”,而是在这些文献和著述中寻找适合的素材,“而吾是志,所自得意者,诚非己出之难,而镕裁之难。”所以在《韩愈志》里,钱基博似乎重点还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意义,也就是第二个选择标准:“旁涉诡闻以博其趣”。“博其趣”是为了弥补史家之文的一贯“述而不造”的标准,而是在其中寻找到真实而具体的韩愈,所以,一方面“验其信”,一方面“博其趣”,也便有了这独特的《韩愈志》:“而吾之志愈,美恶不掩,直道而行,其文则史,此所以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其文则史”是一种创新,既非“惟恐不自己出”的文,也非“惟恐出之于己”的史,两者结合,也就为韩愈的“还原”创造了可能。

“《古文渊源篇》第一,《韩愈行实录》第二,《韩愈佚事状》第三,《韩友四子传》第四,《韩门弟子记》第五,而殿以《韩文籀讨集》第六。”六篇“志”,从序列来看,也反映了“其文则史”的写作手法,也就是从古文运动的发源、形成入手,凸显韩愈的意义,继而归结到韩愈的个体行为,不管是“行实录”,还是“佚事状”,都是在“验其信”的基础上寻找“博其趣”的记载,而朋友和弟子的记录则是从全面性、时代性上勾勒一个“论其世”的为人,最后才在自己阅读的基础上,作为一种补充而对韩愈的文章进行“籀讨”。

对于韩愈来说,最大的标签当然是唐代古文运动,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自言:“约《六经》之旨而成文。”韩门弟子之一的皇甫湜在韩愈的《墓志》中有过极高的评价:“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政,邪觚异端。以扶孔子,存皇之极。”“存皇之极”在钱基博看来,则是一种集大成的历史贡献:“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嚅哜道真,涵咏圣涯。于是萧颖士、李华始奋起崇尚古文,贾至、独孤及、梁肃相与为之左右,而集其成于韩愈。”所以韩愈的贡献就在于“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从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梁肃一脉而来,在韩愈身上就形成了新的风尚,而在韩愈同时代的李观、欧阳詹云、柳宗元、樊宗师,则形成了“韩友四子”,对于韩友四子,钱基博说:“於戏!文衰八代,韩愈继之。同声有应,莫如四子。曰观曰詹,虽明未融,至于宗师,乃僻益诡。规模未宏,而欲振靡。独有柳州竞爽于愈,不懈及古,而又妙造自然,足当两雄也!”而到了之后,则是韩门学子的崛起和继承,这其中包括“性诡激而能为古体诗”的张籍、史官记事“不要虚饰,但载事实”的李翱、“议论务为奇怪”的皇甫湜、诗文“神施鬼设,间见层出”的孟郊、体拗而意率的贾岛等,对于他们的成就,钱基博评价说:“韩门弟子众矣!尤著闻者:李翱、皇甫湜雄于文;孟郊、贾岛、李贺工为诗;独张籍兼能,而非其至。”同时也指出了正因为韩门遵守师道而“独盛”:“魏晋以下,人不事师。独韩愈奋不顾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国学大师钱基博(1887-1957)

这种古文运动的发源、发展、集成和流变,更多是用“验其信”的方法,而“博其趣”则将笔墨着眼于韩愈的“行实录”和“佚事状”,比如韩愈“父殁,养于兄会舍”的童年故事,比如迁监察御史遭遇关中大旱的谏书:“关中,天下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之敝。”又上章数干言,极论宫市之弊。以致最后“为幸臣所恶,贬连州阳山令。政有惠于下,及愈之去,百姓多称愈之姓以名其子。”也比如“愈素不喜佛”的生活习性,但却钻研于服食养生,而且还有一个故事:“用硫黄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云可以长气益精。愈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遂婴疾。”如果说这些记载还偏于处世之道,那么“佚事状”则记录了一个另类的韩愈,比如“丰肥喜睡,每来吴家,必命枕簟”‘比如“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能返,发狂恸哭,为遗书华阴令”;比如“与柳宗元辈三人,夜坐谈鬼神变化”;甚至是:“韩愈有二妾:一日绛桃,一日柳枝,皆能歌舞。”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是活生生的韩愈,是“博其趣”的韩愈,而这种趣味在寒门弟子的记叙中也有所涉: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旰肠,从此改易。’”皇甫湜的故事则是:“又尝命其子松录诗数首,一字小误,诟骂且跃,呼杖不及,则擒啮其臂,血流及肘而止。”

“验其信”和“博其趣”,而最后一篇“籀讨集”则对韩愈诗文进行评析,这些诗文包括“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就是韩愈女婿陕西李汉辑录《昌黎先生集》,再加上其后“人搜其阙遗”而辑录的《昌黎先生外集》十卷、《昌黎先生集遗文》一卷和《论语解》十卷,在这些诗文里,钱基博也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文本韩愈”:“自余论之:韩愈议论学贾谊、董仲舒,序跋似刘氏向、歆,传记模《国策》、《史记》,碑表出班固、蔡邕。而运之以司马迁之灏气,泽之以扬子云之奇字。韩文起八代之衰,只是集两汉之成。”从韩愈的文论、诗歌、杂著中,提炼出韩愈文章胜在指归和气格:“韩愈之文,所以开八家之宗,而不为伧野者,在运气以驶辞,又铸辞以凝气,所以疏而能密,雄而不快!”就如刘熙载在《艺概》里的评价,是当时文坛的“补虚消肿良剂”。与前面的史志对典籍引文“仍其旧录,按而不断,其信其否,付之读者”不同,钱基博在这一篇评析里,尽书其对韩愈诗文的主观感受,是积累三十余年而“积久覆视,时有独到,怡然自得”。

比较同侪、穷讨其源、竟别其流,这样的写作手法,钱基博自评其“美恶不掩,直道而行,其文则史,此所以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也正是将史和文结合在一起,而“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这也符合钱锺书曾经对父亲著述的评论:“先君遗著有独绝处。”

中国近代史

编号:Z59·2130320·0967
作者:蒋廷黻 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9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亚马逊7.60元
ISBN:9787532526611
页数:93页

5万字,加上《导读》也只有93页,这样的篇幅对于构筑中国近代史,似乎显得单薄了点。“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分封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在近代中国遭受屈辱之后,蒋廷黻依然有着浓郁的爱国情结,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廷黻在这部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的近百年史事之书中,用小的篇幅构筑了一个不一样的史观。该书成于1938年,沈渭滨在导读中说:“《中国近代史》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蒋廷黻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中国近代史》:帝国到民国的“初步报告”

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中国近代史·总论》

邦交在哪里?是东方世界里曾经的老大哥和小弟弟?还是中古状态下的清朝和已完成近代化革命的西洋诸国?是未开发的国家还是压迫人的帝国主义?这是十九世纪的社会图景,这是十九世纪的民族难关,这是十九世纪的国家机会,蒋廷黻说:“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所以当眼光从“这年春天”的孙中山北平逝世而看见“民族在建国过程中”的希望时,那块走向“近代的民族国家”的新大陆已经泛出了水面。

在邦交的大困难面前,蒋廷黻已经绘制出了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现实,这种现实造成的全面落后是中国仍处在一个“中古状态”,一是,科学不及人;二是,西洋的现代机械已经用于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就是政治意义上的变革,“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而这种对比就是近代文化和中古状态的碰撞,已经不是正常的邦交了,而是一种侵略和欺压,所以蒋廷黻在“总论”中提出了一个假设: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也就是说,在蒋廷黻心中,从落后奋起追赶前进的人,才是中国的出路,而在这种追赶过程中,就要废除“家族和家乡观念”,利用科学和机械,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所谓“邦交”其实就是学习就是变革就是用西洋的近代化带着中国走出中国状态,像日本俄国和土耳其这些国家一样,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富强。作为17岁就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蒋廷黻深受卡尔顿·海斯等的“新史学”影响,那就是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主张史学革命。而在《中国近代史》里,蒋廷黻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提出了要在“中古”状态下的中国,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那么如何建立这样一个近代化的中国呢,蒋廷黻就是从近代史出发,寻找线索和可能,“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从“抵抗方案”寻找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新大陆,在蒋廷黻看来,历史就是为了“经世致用”,就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难题。

那么这些“抵抗方案”包括哪些呢?蒋廷黻分析了四套方案,一个是“由奕沂、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自强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在蒋廷黻看来,是被动的,也是不彻底的,甚至只是一种物质上的救国。为什么是自强运动?从历史发展来看,也是在“邦交”中陷入了被动。还是回到十九世纪,在清末的“天朝”,对外夷还是有一种体统问题,也就是通融与否的“仪式问题”,而这个仪式在蒋廷黻看来,是中西关系的拉锯战,而在那个全面落后的时代,这种拉锯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或者只是一种民族的痼疾,所谓平等待遇,到后来便成为了中西关系紧张的一种借口,“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那次战争”就是鸦片战争,而在英国则成为“通商战争”,不可避免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败的结局,所以蒋廷黻将这种失败归为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

这种“中古状态”并不是物质和技术上的落后,而是一种心理,那就是民族的心理:“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也就是在这种全面落后中还是看不到自己的差距看不到民族的近代化希望,所以蒋廷黻总结的三点是: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第二,我国文化是土大夫阶级的生命线;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所以不管是主战禁烟的林则徐还是割地签订条约的抚夷派,都有着士大夫阶层的弊端:“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以林则徐为例,蒋廷黻说,“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而以“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为剿匪要义的林则徐,实际上就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旧国思想,“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所以他从来不是改革派,而这也是中国士大夫的集体写照:“在道咸时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是可原谅的,但是战败以后而仍旧虚骄,如附和林则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输不图振作,不图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抚夷派,那就不可救药了。”

于是在鸦片战争的耻辱式结局后,在洪秀全宗教革命和宗族革命中,出现了也是旧文化代表,却已有理想和改革意图的曾国藩。在曾国藩身上有着许多的矛盾点,许多多元化的因素:“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所以对于有着“历史使命”的曾国藩来说,他实际上代表着一种革新守旧的中间力量:“在维持清朝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在这种矛盾化的行进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自强运动开始了。“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这是李鸿章1864年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在信中他批评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民族自尊最后其实成了学习国外技艺最大的阻力,所以李鸿章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差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外国利器当然是一种技艺,但与技艺相关的则是制度,人才,所以这封信在蒋廷黻看来,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

“书生从政”的代表蒋廷黻

但是历史价值或许也只是停留在一种历史架构中,不管是从咸丰十一年“恭亲王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津”,还是到光绪十四年“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这其中的曲曲折折是自强运动走出的第一步,但是在革新的同时,他们依然在清廷的“中古状态”中,或者说守旧依然是不能摆脱的痼疾,他们的失败“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时代的不彻底才是真正悲哀的事,但毕竟是做出了努力,所以在这个物质化的救国方案失败之后,又有了第二个方案:“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其实在时间上,不如说已经过了那个不彻底的时代,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不仅如此,在中法的越南,中俄的领土上,中国都处在落后中,“邦交”这个词其实已经真正成为一种瓜分的力量,即使当时中日海军力量对比中国也绝对有实力,但现实摆在面前,甲午战争是“划时代的战争”,因为从此之后,我们民族所走的是一条“战败以后而求和”的耻辱之路。康有为来了,他的维新当然也是学习日本的近代化之路:“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变法其实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救国,根本未触及本质,所以“百日维新”看上去更像是一次政治“想象”,失败也是难免的。

而在蒋廷黻看来的第三种“方案”则是义和拳运动,这是清政府最后的一次自我解救,以慈禧为代表的宫廷派其实是利用义和拳的力量反抗西洋政治化,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匪拳运动是“反西洋化,近代化的”,所以在蒋廷黻看来,甚至还不能算是一种救国酒民族的“方案”,而在这个失败的方案面前,蒋廷黻也总结了原因:“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这种对于民众的排斥其实贯穿在蒋廷黻的史观中,“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而站在先知先觉的“少数派”对面的民众,其实是愚昧、守旧的代称,甚至在他的理想国中,就是要建立一个开明独裁的政府,他主张效法土耳其由凯末尔领导的革新运动,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具有高度工作效率的中央政府,“换句话说,全国必须承认它是中央”。所以在“方案”的审视中,就有了最后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在蒋廷黻看来,这是“老古的帝国”走向民国的开始,这是“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这是“引国家上轨道”的正确途径,而在孙中山的救国救民的方案和实际行动中,蒋廷黻也看到了自己的那个“新大陆”,他将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看成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界”,因为“前此我们虽有革命志士,但没有健全的,有纪律的,笃信主义的政党;前此我们虽有军队参加革命,但没有革命军。此后就大不同了”。政党、军队都一一建立起来,北伐也就是彻底扫除中国的“中古状态”,从国家的革新意义上构建自己的未来,这也在慢慢靠近蒋廷黻心中的那个“中央政府”,所以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是一种不幸,但是对于革命事业来说,蒋廷黻还是充满着信心:“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这也是这本1938年《中国近代史》文本的最后一句话,国家的光明前途正在被书写,不管是对于物质意义上的救国,还是政治意义上的改良,甚至是去西方化的民间抗争,都是“中古状态”下中国的痛苦挣扎,这种“压迫和侵略”一方面是“邦交”带来的困难,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民族内心的痼疾,所以民族自强国家富有在蒋廷黻看来,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受到西方文化侵染的蒋廷黻在救国之路上或许有些急切,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时,主张史学改革,但是这并不是救国救民族的真正出路,所以蒋廷黻在内心的激烈斗争中投身政治,成为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

作为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蒋廷黻尽管一直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他主张开明独裁而不同意胡适对自由议会政府的天真想法。或许这也是一个书生的最大分裂,所以从这5万字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所读到的也多是“经世致用”、直抵终点的诉求。其实这只是他的一部“初步报告”,近百年史编为四章二十二节可以看出是蒋廷黻只是对于近代史纲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构建,而在他的《回忆录》里,早就说过:“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写一部有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是他一生最大的志愿。但是从政之后的生活现实已经无法满足这个愿望,直到1965年他的逝世。

《红楼梦》评论

编号:C91·2130320·0966
作者:王国维 著
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一版
定价:9.00元亚马逊6.90元
ISBN:9787807158257
页数:83页

评《红楼梦》,王国维认为考证之学下的评述是不科学的,也是无解的,“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王国维自然会用西方哲学和美学观点评析《红楼梦》:“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从个体窥见人类的整体,或中或西,也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在书中,王国维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从故事内容、人物描摹着手,以融会中西的学者眼光系统探究了《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和美学意义以及伦理学价值,是“红学”史上的里程碑之作。本书为“博库丛刊”之一种,分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等内容,并附有人间词话、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和人间词补编。


《红楼梦评论》:”欲者不观,观者不欲“的解脱

庞大和简略,梦境与评论,只有那一抹红,还粘在《红楼梦》的百二十回中,也粘在这《〈红楼梦〉评论》中,或如王国维书中所说的那样,这红色也是欲望的一种呈现,是欲望发现的人生存在,“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所以王国维只以这小小的五章来论述“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的《红楼梦》,或者也是在文化和知识的保留中,不让欲望过多,不让苦痛过多。

欲在何处?王国维在《第一章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中,直接运用叔本华的观点提出了:“生活之本质何?故“欲”而已矣”。这欲是关于身体的,是关于性爱的,也是所有生命的本真状态。有老子的“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和庄子的“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为证明,人生的“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也就是说随着人的降生,欲望便伴随其中了,这种欲望连接的生活从此也是贯穿人生:“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而不仅是人生的常态,欲望也是和知识有关,知识越丰富,欲望就愈强,而欲望不能满足,也必须通过知识加以排遣,使之“趋利而避害者”。所以不管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的欲望蔓延,还是“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的知识正比,或者“又其感苦痛亦弥甚”而无法摆脱的痛苦,实际上都是同一种东西:“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所以人生的有关,不管是知识还是实践,都是欲望和苦痛相关,而这种欲望与苦痛的人生,注定让《红楼梦》成为一部以不能解脱的悲剧。

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的庞大世界也是由欲望构筑,“彼于开卷即下男女之爱之神话的解释”就是一种关于欲望的最直接叙述,主人公为什么叫宝玉?那么所谓的“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也就是说,贾宝玉身上带着最原始的人生欲望,而这种欲望的表现形式即是饮食之欲和男女之欲,一个是有限的欲望,另一个则是无尽的欲望;一个是形而下的满足,另一个则是形而上的解脱,所以说,以“玉”为隐喻的欲望,在《红楼梦》里则成为一种想要摆脱的苦痛,而这种苦痛在王国维看来并不是用最直接的自死来满足来解脱,而是不死。“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所以王国维认为,金钏之堕井,司棋之触墙,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都不是一种解脱,而只是因为欲望无法满足的无奈,而真正的解脱只有三个人:贾宝玉、惜春、紫鹃。在王国维看来,对于苦痛并不是都需要解脱,解脱其实是为了让自己存于世,而对他人对整体的社会有着意义。所以解脱又分为两种:“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存于观他人之苦痛的解脱是超自然的,神明的,比如惜春、紫鹃;而后者之解脱是自然的,人类的,当然也是美术意义上的,是“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代表人物便是贾宝玉,因为在贾宝玉身上,有着人生欲望的标本,有着人生苦痛的普遍性,“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从个体到整体,贾宝玉的标本意义也就是构筑了一个能够在美术意义上的欲望和解脱之道。

为什么解脱?在王国维看来,解脱的意义也就在与能找到“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也就是说将我从物的世界里挣脱出来,忘记我和世界的那种关系,那么独立于世界和欲望,就是一个如理想国的状态,“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美术是最好的办法:“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忘记物我的关系,也就忘记了那种人生的欲望和苦痛,也就忘记了生与死,在“一曰优美,一曰壮美”的美术世界里寻找观者的状态:或者“吾心宁静之状态”,或者“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都是寻找最纯真的那个远离欲望的自我:“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

从欲望的世界里解脱出来,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美术之务”:“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术之目的也。”所以在《红楼梦》中,王国维发现了《红楼梦》的美学价值,这种美学价值就是和“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在王国维看来,“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是“悲天之色彩”,而《红楼梦》开启的是一种人性的悲剧,按照叔本华的观点,悲剧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则是“盲目的运命者”,而第三种悲剧是“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也就是非客观原因造成的悲,是一种“彼良心自己之苦痛也”,无法改变的自我深渊,与生活有关,与苦痛有关。

悲剧之美学意义,对于《红楼梦》来说并不是唯一的价值,王国维也指出了《红楼梦》在人伦意义上的价值,也就是说这种美学意义上的价值是建立在伦理学意义之上的:“然使无伦理学上之价值以继之,则其于美术上之价值,尚未知也。”不仅是伦理学支撑着悲剧向前发展,更重要的是,伦理学的“误谬”是《红楼梦》具有世界意义的基础,解脱并不是为了自身的解脱,而是从解脱中感知存在的价值,“今使为宝玉者,于黛玉既死之后,或感愤而自杀,或放废以终其身,则虽谓此书一无价值可也。”宝玉之死如果只是个体意义上的,那么《红楼梦》也只是具备了悲剧美学,而无任何时代意义,““美术之价值,对现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非有绝对的价值也。其材料取诸人生,其理想亦视人生之缺陷逼仄,而趋于其反对之方面。如此之美术,唯于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始有价值耳。”融入世界,融入人生,运用叔本华的观点,将美学融入社会伦理学,从而找到“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而这个根本,就是叔本华《意志及观念之世界》里的“意志”。而伦理学的最高理想,也便是得到解脱:“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者,亦仅归于伦理学者之梦想而已。”

梦想而来,对于《红楼梦》的批评建构便从个体意义上升到了群体意义,从考证之学上升到了批评之学,“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谁是作者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从《红楼梦》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这也正是美术的特质之一,那就是从索引和考据中解脱出来,从美学的悲剧意义和伦理学中发现人类的意志,而如果用这样的一种角度去批评《红楼梦》,那么“《红搂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也就从个体性中解脱出来,而具有了世界意义。

“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第一篇较完整的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评析《红楼梦》的批评专论,亦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这篇1904年上半年连载于《教育世界》的红楼梦批评,在重新出版时被这样定义,但其实这一册小册子对当时的蔡元培索引派和胡适的考据派之外,新建了王国维的批评派,有开创价值,但是这样的标本意义并不足以用这5篇文论来涵盖,而这一抹红色的“丛刊”其实带入的是一个“跳房子”的游戏中:22页之后应为23页的《第五章 余论》,而其实23页已经被替换成了第55页的《人间词甲稿》,下一页却仍然是24页,而25页的背面却是58页,之后是59页,再翻过去则是28页《人间词话(上)》和正常的29页,而再过去则是第62页、63页,32页、33页,66页、67页,再下去才是正常的36页、37页……也就是最后装订成书的页码是:22-55-24-25-58-59-28-29-62-63-32-33-66-67-36-37……混乱和无序,或者也不是那个“跳房子”的游戏了,数字里的谶语看起来就像是《红楼梦》里的“眩惑”:“吾人欲以眩惑之快乐,医人世之苦痛,是犹欲航断港而至海,入幽谷而求明,岂徒无益,而又增之。”

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

生活之本质何?故“欲”而已矣。

一欲既终,他欲随之。

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

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就其实而言之,则知识者,固生于此欲,而示此欲以我与外界之关系,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

由是观之,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

夫自然界之物,无不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纵非直接,亦必间接相关系者也。

苟吾人而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

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

而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

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

故男女之欲,尤强于饮食之欲。何则?前者无尽的,后者有限的也;前者形而上的,后者形而下也。

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

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

悲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

又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

然使无伦理学上之价值以继之,则其于美术上之价值,尚未知也。

今使为宝玉者,于黛玉既死之后,或感愤而自杀,或放废以终其身,则虽谓此书一无价值可也。

欲达解脱之域者,固不可不尝世之忧患;然所贵乎忧患者,以其为解脱之手段故,非重忧患自身之价值也。

然吾人从各方面观之,则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实由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误谬。

生活之意志之存于我者,不过其一最小部分,而其大部分之存于一切人类及万物者,皆与我之意志同。

由叔氏之哲学说,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一也。

故如叔本华之言一人之解脱,而未言世界之解脱,实与其意志怎同一之说,不能两立者也。

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者,亦仅归于伦理学者之梦想而已。

人知无生主义之理想之不可能,而自忘其主义之理想之何若,此贮则大不可解脱者也。

以人生忧患之如彼,而劳苦之如此,苟有血气者,未有渴慕救济者也,不求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

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

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

由此观之,则谓《红搂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则雕刻与绘画家之写人之美也,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后可,其是与非不待知者而决矣。

鉄托在普拉的演說及有关評論

编号:Z15·2130316·0965
作者:
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版本:1957年1月第1版
定价:原0.90元 3.33元
书号:3003·283
页数:274页

1956年11月11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说,铁托认为,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斯大林主义,不能简单地把匈牙利发生的危机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批评匈牙利领导人请外国军队来教训自己的人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普拉演说不仅批评了苏联处理匈牙利事件的方式,而且触及到社会主义的制度问题,因此立刻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强烈反响。从11月25日开始,毛泽东接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着重议论铁托的演说。会议认为,铁托提出反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是西方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恶毒做法。本书为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1957年1月第一版,收集了当时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对这篇演说的评论。

再論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

编号:Z15·2130316·0964
作者:红旗杂志编辑部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63年3月第1版
定价:原0.35元 3.33元
书号:3001·716
页数:156页

副标题:“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根据红旗杂志社1963年第三、四期合刊上的文章排印,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将矛头指向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引言中说:“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公开的攻击,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多年以来,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在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发表了许多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错误言论。对这些错误言论,我们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篇文章包括八个部分:一、引言;二、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争论的性质是什么;三、当代世界的矛盾;四、战争与和平;五、国家与革命;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七、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篇洋洋十万余言。文章主要以陶里亚蒂的一系列观点作为论文的由头和批判的对象,是对中苏两党关于意识形态问题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的总结。

苏联共產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產黨中央委員会总結报告的決議·苏联共產党中央委員会向党的第二十次

编号:Z15·2130316·0963
作者:【苏】赫鲁晓夫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56年3月第一版
定价:原0.36元 3.33元
书号:上海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〇一号
页数:134页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召开,是苏联历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上主要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指出斯大林主义的错误,重申了苏联共产党对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政策的支持,否定了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理论,并且认为,在一些国家通过议会的道路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报告还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的新理论,对世界形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上,赫鲁晓夫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指出,十月革命的方式在当时是唯一的出路,然而现在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将越来越多样化”。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影响,1956年当年就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死伤上千人。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

编号:Z15·2130316·0962
作者: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59年2月第1版
定价:原0.56元 3.33元
书号:3001·617
页数:295页

1959年1月27日到2月5日,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标志着苏形社会主义建设的彻底胜利,标志着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大会听取了苏共中央等一书记赫鲁晓夫作的“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并对这一报告进行了决议。代表们一致赞同七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并表示要满怀信心地为实现这一重大规划而斗争。 赫鲁晓夫的报告,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投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共为目标,表现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勇往直前地要把共产主义变成现实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对目前国际形势作了分析。

文學發展過程

编号:H27·2130316·0961
作者:【苏】季摩菲耶夫 著
出版:平明出版社
版本:1954年2月初版
定价:原5300元 3.33元
书号:上海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三三号
页数:184页

这是季摩菲耶夫所著的“文学原理”第三部分,是苏联大学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本书的主旨是“建立分析文学发展过程所应依归的原则和方法。作者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经验为出发点,指出文学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一系列具体的、概括的形式”。译者为查良铮,即诗人、翻译家穆旦。他在《译者的话》里说:“它的企图,是以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为基础,一方面结合了世界上伟大文艺作家和文艺作品,一方面着重地从世界最早的一部唯物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摄取了精华,建立了文学的理论。”本书为平明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二月出版。

红岩

编号:C28·2130316·0960
作者:罗广斌、杨益言 著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版本:1963年7月第2版
定价:原1.20元 3.33元
书号:10009·483
页数:614页

扉页上印着“一九七七年·北京”的字样,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7月的第2版。“抗战胜利纪功碑,隐没在灰蒙蒙的雾海里,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被浓云迷雾笼罩着。这个阴沉沉的早晨,把人们带进了动荡年代里的又一个年头。”这是一部以共产党人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壮烈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曾被共同关押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集中营里,亲身经历过敌人的种种野蛮暴行和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生活。作为幸存者和最直接的见证人,这两位作者在写作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整理先烈们的斗争事迹,加以集中、提炼、进行艺术再创造。历时十年之久,完成了这部作品。这是一部神品的小说,许云峰、江姐、甫志高这些人物耳熟能详,而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英勇斗敌、舍己为人、坚贞不屈也成为“红岩精神”之一种。

西廂記與白蛇傳

编号:H12·2130316·0959
作者:黄裳 著
出版:平明出版社
版本:1953年7月一版
定价:原9000元 3.33元
书号:上海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三三号
页数:266页

上世纪五十年代,黄裳出版过多种古典文学的论著和古籍点校本,1953年7月平明出版社的《西厢记与白蛇传》为其中一种,竖排,32开,266页,初版时印刷数为16500册,这是初版本,再版时附录一种抽去。此亦“版本学”中一小掌故也,平明出版社颇用心印书,此册印制亦甚精雅可观,附录中的《跋祁彪佳<曲品>残稿》,后因已经着手重刊祁氏书,遂于再版时抽去此文。毛边本,但表面却看不出来,是法文书的平装版式。黄裳在《后记》中说:“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是我从一九五一——一九五二这两年中间陆续写下来的有关戏曲杂文的一部分。没有发表过的只有有限的一两篇,其余大都在上海、北京的报刊上刊载过。其中‘公案杂剧谈’的一篇附录是从六年前的旧作《旧戏新谈》里取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