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e气

	编号：C28·2080104·0754
	作者：伊沙
	出版：远方出版社
	版本：2007年7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283页

本书是一部带有“自叙传”意味的长篇小说，通过童年-少年视角的目击，展现出上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和重大转型以及时代变迁对于人民生活和心灵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一部真实有力的“个人编年史”暗含着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和一个国家的断代史。同时，这又是一部不同一般的“成长小说”，见证着大时代里也有个人的成长秘密，也有青梅竹马、青春萌动和性的困惑、迷茫与觉醒……

《中国往事》：世界开始了

刚会写我的大名时，我还老是有点儿纳闷：这“武文革”和“索索”有什么关系呢？我怎么突然就从“索索”变成了“武文革”了呢？我到底是“索索”还是“武文革”啊？
——《第六章 1975》

武文革是一种命名，索索是另一种命名，两种命名以相异的方式指向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武文革”是正规的姓名，是开始上学之后的大名，是被书写被点名的符号，它指向的是一种正式叙事；“索索”是小名，是上学之前的昵称，是属于童年纪事的记忆之名，它指向的是一种童趣叙事。当“我”被动完成了新一轮的命名，正式拥有了“武文革”这一大名，心中的疑惑更指向一种并不接受的现实，而这种疑惑甚至反抗，正是1975年这个时代的某种转向。

从“索索”变成“武文革”是一种突然发生的事件，突然的背后便是以“武文革”为代表的命名体系对以“索索”为代表的童年记忆的压制和篡改，两种命名、两个世界变成了一种对立，而充满了时代特色的“中国往事”正是在对立中展开的。书名叫《中国往事》，题辞是如下这句话：“以下是我最早认识的一组汉字（我相信你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伊沙用这样的方式赋予了时代一种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武文革”这一名字甚至也成为一个被打上烙印的名字。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生存，到底会遭遇何种“成长的烦恼”？从1970年“世界开始了”，“我”无疑就是这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父亲在西安的地质勘探队里，常年在外面工作，母亲则在上海，她所从事的是研制坦克上的激光瞄准镜，父母分居两地，而且都在为这个国家工作，无疑，“我”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是缺少完整性的。

之后母亲因为事故而逝世，“我”甚至连最后一眼也没有看见，整个70年代，“我”像是被抛到了一个陌生世界，而在这个陌生世界里，具有时代特色的国家事件构成了“我”记忆中的宏大叙事：1972年，我开始识字，所认识的三组汉字就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第一次参加足球比赛是因为这一年举办了“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这是新中国体育史上特殊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从1966年“文革”爆发开始陷于瘫痪的体育行业开始恢复正常，这届运动会的举办正是一个重新起步的信号。”1974年我看到学校的宣传栏上写着大标题：“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后来在路边看到群众打出的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周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我市！”1975年，“勇交白卷”的习小羊变成了学习的榜样，他成为了学校里涌现的“时代英雄”；1976年听闻了“敬爱的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学校操场上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誓师大会，之后毛主席逝世，老师“苏太太”向班里同学发出了“给毛主席守夜”的倡议，肩负起“严防阶级敌人盗窃遗像花圈破坏灵堂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后来的消息是：“四人帮”被粉碎了；1978年，这个属于父亲的春天，传来了在首都召开全国科技大会的消息，父亲作为代表受邀参加；1979年，开年就有了“大事”，这既是“国家大事”，又是“世界大事”：元旦《上海公告》发表，中美两国建交，接着邓小平访美，中美关系正常化，而父亲第二次结婚，我的继母生下了一个弟弟，他被取名叫“武开放”——一个和“武文革”一样具有时代感的名字，一个折射出国家宏大叙事的命名。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时间轴上，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的举办、批林批孔斗争、西哈努克亲王芳华、勇交白卷成为时代英雄、周恩来逝世、毛泽东逝世、批邓反击右倾运动、“四人帮”被粉碎、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中美邦交正常化，这些事件构成了国家层面叙事，当这些事件发生，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无疑会产生复杂的情感，一种是被动状态下的体验感。对于“我”来说，1970年是“世界开始了”的起点，这一年对于我的第一次就是“狠狠摔在泥水里的惨痛一跤”，在被“三八式的老干部”刘书记的儿子刘虎子、习小羊等人的欺负下，这一跤开启了“我对周围世界的记忆之门”，而导致这一跤的便是“暴力”，而我也是用“以暴制暴”的方式赢得了第一个朋友习小羊，“我的第一个朋友是通过暴力的方式获得的，这让我对暴力有了初步的好感。”之后我通过钻入裤裆的“收编仪式”加入了刘虎子领导的“革命队伍”，开始了文革一样的革命体验。

这是一种主动融入，但是更多的体验却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远在上海的母亲因为“激光的辐射毁坏了他们的血液”而死去，祖母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叫我吃饭而踩滑，最后突发脑溢血告别人世，常奶奶在一个雨夜因为房子倒塌而被砸死，以及之后舅婆的去世，这些死亡构成了我的一种体验，它们如此直接，又如此猝然；死亡之外，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我总是寄宿在别人家里，从常奶奶到舅婆，从刑阿姨到“娘娘”，从“六号坑”里的斗争到成为捡垃圾的孩子，以及从西安到成都，从成都返回西安，以及去往上海等生活空间的转变，都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个人体验，它是一种缺少归宿、缺少爱的存在，而这也正是这个时代带来的某种苦难，它在“我”的成长中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在这样一种体验中，“我”对之的反应有“以暴制暴”式的适应，有第一次参加足球比赛、第一次听《红色娘子军》、第一次看见彩色电视机、第一次独自出门旅行的惊喜，更有一种保存个体意义的对抗，于是，这种私人性的经历就具有了对于时代的某种破坏性。第一次的惨痛摔跤留下的是痛苦的记忆，“到了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那泥的滋味是一种怪怪的苦，叫人恶心欲吐！”之后的1974年，终于不再被“囚禁”在邢阿姨的禁闭室，和陈晓洁一起跑进了盛大的夏天，在阳光灿烂和麦浪滔天中感受自由；1975年，因为策划了“复仇之战”，当了一个学期的班长之职被撸掉了，还被勒令在全年级做检查，“我是一个灾星——这个巨大的阴影投进了我的内心！”而苏老太太对我的批评是：你到底对像你妈这样为国捐躯为党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生命的革命烈士们有没有思想感情？有没有阶级觉悟？在浸透着他们鲜血的土地上，你怎么连饭都吃不下了？你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怎么成长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怎么对得起生你的妈？！有你这样的儿子，你妈在天之灵怎么放心得下呀？！”1976年当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我却没有感觉变回旧社会，“这种心理让我觉得必然会有大的灾难发生，不发生就不像话。”终于后来公开的消息是：“四人帮”被粉碎了。

在处处是国家宏大叙事的世界里，个体的生活都处在影子里，就像我对于“武文革”和“索索”名字的质疑，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体的体验、个体的命名、个体的生活，都无法逃离“武文革”背后的那个强大体系？所以要破坏，所以要自由，而对于“我”来说，真正具有意义的是成长性世界的开启，它是个体对私人生活的争取，而这种争取突出表现在我的性启蒙上。1974年，我住在了“六号坑”的常奶奶家，常红成为我性启蒙的第一个女人，五岁的我和常红睡在同一张床上，当我见证了常红被“八一”侵占，“活生生的最冰冷最残酷最丑陋的现实在我身边发生了”，而常红在受辱之后对我说的话是：“索索，你还想……摸小姨的奶奶不了？小姨现在已经……不干净了，也不金贵了，想摸你就来摸吧。”1974年，父亲又把我交给了邢阿姨，邢阿姨和大李叔叔要好，他们住在我的隔壁，当晚上传来“女人的呻吟和男人的喘息”，当那张大床在摇晃中变成摇篮，“我便在这富有节奏的摇晃之中甜然睡去了……”后来我还亲见了换衣服的邢阿姨，看见了她自制的花布裤衩和白色胸罩，当然更看见了身上雪白的赤裸部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目击一个女人的裸体，“心里的感觉怪怪的：有一种从很深的深处所发出来的痒，像是跳进去了一两只蟋蟀似的。”

后来还和阿姨有了“共浴”的经历，阿姨的手似乎在为我做一次中国式的“割礼”，“是把我从一个小男孩朝着男人的方向上狠推了一步！”也正是一种仪式的进行，我朝着男人的方向上继续前进，甚至变成了一种主动的成长，1975年我发现了“百草园”，爬到那棵香气四溢的香椿树上可以看到女厕所里的友人风景；后来和冯红军妈在一起，被她脖子以下丰腴的身体所着迷，“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正是在这一个女人身上，我的目光开始变得不再纯洁，开始有了‘贼意’……”到了1978年，在和父亲洗澡时，看到了父亲的男人身体，而自己那部位也“高高地硬了起来”，所谓发育，便是成为像父亲那样的男人的准备；后来在自己的家中发现了抽屉里的蕾丝花边胸罩，“捧到面前，用鼻子嗅着上面的味道，用嘴唇轻轻地与之发生接触，像得到一块骨头的小狗一般万分陶醉……”那是和父亲要好的“小谢阿姨”的物品；而到了1979年，习小羊通过私下里弄到了一本医学书，这本医学书成为了“性书”，我和他完成了“不可或缺的自我教育”……

在国家宏大叙事面前，个体的私生活是处在一种禁闭状态中，就像“我”成长所缺失的家和爱一样，就像我被改名叫“武文革”一样，当成长所需要的性教育也处在缺失的状态下，“我”便在一种争取中开始了成长，它既是私密的，也是合理的，它既是禁止的，也是自由的——伊沙正是用这样的方式让“我”完成了个体意义上的命名，让“我”的成长趋向完整，所以这个“世界开始了”，既是一个时代畸形世界的开始，也是自我成长的私人世界的开始。但是伊沙在书写性教育的完整性、成长的合理诉求上，却又表现得太过了，常红、邢阿姨、“白骨精”白晓莹、冯红军妈、陈晓洁、小谢阿姨构成了“我”的性启蒙样本，他们用身体以及肉体打开了禁闭的门，但是“我”另一方面也主动打开了这扇门，甚至以“猎取”的方式窥视着女性身体，这似乎超出了某种道德约束，甚至在“我”十三岁的时候，从大部头的“黄宝书”里知道了一条逻辑：“人一发育成熟，就需要性交，性交得以存在，光明正大的理由是：繁殖。”于是十三岁的我和十四岁的习小羊一起学会了“干搓”；甚而至于一个名叫王梅的女人收我为“学生”，开始让我打开“女人之门”，“她在夜里在床上教会我的那些本事全是真的！令我早早从一个男孩变成了一名男人，让我一次学会受用终生……”不仅超越了道德，而且也违背了法律，这样一门男人的必修课怎么可能堂而皇之存在？

世界开始了，世界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被打开，其实也缺少了所谓的批判意义，而伊沙似乎也沉浸其中，就像最后“今生今世的头一个女人”对我说的那样：“你……你要守住自己的秘密，不要对别人去说，等你长大了你就会发现……这些都是人生中最美好最珍贵最难忘的回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汉字中，在“中国往事”的叙事中，在压抑的时代中，当道德和法律之外的性行为成为秘密，成为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它在寻求补偿意义之外更是变成了一种畸形的成长，如那个时代，如那些孩子。

	编号：C28·2071112·0752
	作者：余华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4年1月第一版
	定价：17.00元
	页数：259页

故事发生于解放初的五六十年代，那时主人公许三观还是一个青年，他被周围生活不断地压迫，为了生活，不得不拼命地工作，但是依然无法保证生活，他只能用卖血来维持，每当无奈时，就会想到用卖血来解决。随着岁月的流逝，许三观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他为了给儿子治病，坚持15天卖一次血，以还清欠债，最后导致大病不起。小说围绕着卖血的经历，展开许三观生活中的琐琐事事，体现出一个男人所应当承担的某些责任，或许这也正是一种人生的无奈。小说饱含辛酸的经历，但也不乏幽默之处。

	编号：C39·2071010·0751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6年8月第一版
	定价：29.00元
	页数：500页

1590年末的伊斯坦布尔，国王苏丹秘密委托制作一本伟大的书籍，颂扬他的生活与帝国。四位当朝最优秀的细密画家齐聚京城，分工合作，精心绘制这本旷世之作。此时离家12年的青年黑终于回到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迎接他归来的除了爱情，还有接踵而来的谋杀案……《我的名字叫红》有三个层面：它是一个谋杀推理故事，一本哲思小说，也是一则爱情诗篇。

《我的名字叫红》：最先说我的人是撒旦

“红”的情况也一样：有一张纸被溅上了几滴红墨水，小气的说书人问我们能不能借此发挥。我们朝纸上多洒了几滴红墨水，接着各自在一角勾勒出了某样红色的物品，再轮流告诉说书人自己的图画有何故事，让他能讲述给大家听。
——《人们都叫我“鹳鸟”》

轮流说故事，必须在一种被勾勒出的红色里，说书人其实看到的是一张被画好的画，上面有树，有狗，有马，还有女人，蝴蝶、橄榄和鹳鸟，他们只是其中的画师之一，他们不讲述有关的故事，他们只负责用颜色来渲染情节，而那些故事里必定出现一些其他的人，区别于树、狗和马的人，或者还有那个女人，但是他们不是全部的人，只有头饰，教长、骑兵、法官、刽子手、财务官员和秘书，只有他们的称呼写在背面，像一个游戏，寻找能够凑成正确的一对。那么这个游戏最后一定会交给说书人，交给那个大家听到的故事，但是，当红墨水还没有浸透那些物品的时候，那个说书人就已经被杀害了。

还是一个游戏，在蝴蝶、橄榄和鹳鸟之外，没有了高雅，他也被杀害了，在枯井里有着他的尸体，上面有着一幅不知道是谁画的画，画里有一匹马，有着古怪鼻子的马，栗色的马，马会是唯一的线索，就像红墨水之于说书人的故事？“猜头巾”的游戏里隐藏着一个色彩的寓意，可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谁都不会站出来告诉我们故事会向那个方向发展。那么轮流告诉说书人变成了一种死亡的威胁，故事的背面也写着可能的谋杀，而那血也是红色的，像勾勒那些物品的颜色一样。

但是，画作不会那么明白地告诉背后的名字和可能隐藏的谋杀。比如一只狗，在高雅的“我是一个死人”和“我的名字叫黑”的自述之后，“我是一条狗”变成了另一个说书人，只不过和死人的自述一样，“狗会说话，不过它们只对听得懂的人讲。”是的，起初狗和说书人有关，“说书人扮演狗的角色说起了故事，不时地伸手指向图画。”狗的名字写在画作的背后，还是说书人的名字写在背面？说书人和狗都是游戏的一个部分，那么那个没有什么见识、呆头、很笨、但口才却很好、厚颜无耻的“胡斯莱特教长”就是一个隐喻，或者是黑眼中的那个在“贝亚泽特清真寺传道、并宣称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传道士努斯莱特”，作为埃尔祖鲁姆传道士，他扬名于世，但是他的出现是在“这段道德沦丧、物价飞涨、谋杀和抢劫盛行的时期”，在伊斯坦布尔的信教者眼中和狗眼中，完全成为不一样的人，像游戏一样必须在背面写上称呼才能让人看见。所以当把饮咖啡当成是亵渎宗教的严重罪行，说书人的悲剧命运就开始了，就像狗：“伊斯兰降临之前，十二个月中有一个被称为“狗月”。然而如今，狗却被视为恶兆。”而在《古兰经》里，那七个年轻人正是因为厌倦了居住在异教徒之中，才对劲了一个洞穴里睡觉，而真主安拉封住了他们的耳朵，使他们忘掉了异教徒的那个世界，整整三百零九天。而那个山洞口休息的正是一条狗，它是守卫还是象征？而据说在异教徒法兰克人居住的地区，每条狗都有一个主人。是的，狗只是《古兰经》里的一个游戏，只是异教徒的符号，但是当说书人以狗的名义指着画说出那个故事时，灾难就已经开始了：“对狗来说，成为敌人和成为异教徒是同一回事。”

那么树呢？“我是一棵树”的自述里也有一个关于异教徒的故事，坚持咖啡是魔鬼的产物，喝咖啡的人全都要下地狱明明写在“锡瓦斯的斗鸡眼奈德莱特教长与树”的故事里，而当一群土匪杀死了信差将一部叙事诗《七宝座》变成精致手抄本的时候，树其实已经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像秋天落叶飘零的故事还隐含着一个关于叶子的去向问题，或者其中的紫色隐含着某种毫无理由的归宿，当然这全是画师的作为，作为树，作为一种寂寞，最根本的原因是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故事，是帖木儿统治时期赫拉特城最伟大诗人贾米的七部叙事诗《七宝座》，还是细密画家的手抄本，而这只是某种材质上的区别，真正让树具有某种永恒意义的却是画着那幅画，一个关于爱情和弑君的画，菲尔多西《列王记》和内扎米的《霍斯陆与席琳》里都有记载，霍斯陆含泪潜入杀死自己的父亲就是为了和席琳的爱情，而当初，挂在美丽花园里的那幅画上，就是霍斯陆的画像，当席琳看见画像而坠入情网的时候，树变成了最后的见证者，而那些细密画家就在那里描绘了这有关爱情的“场景”：“刻画出了席琳仰头凝望霍斯陆的相貌时，脸上惊喜与爱慕的神情。”但那只是有关树的一个故事，只是说书人轮流讲的故事之一，所以即使有着爱情，也有无法赦免的杀父之罪，所以在树看来，那只不过是另一个游戏：“这么说不是害怕如果我是如此被画出来的话，伊斯坦布尔所有的狗都会以为我是一棵真的树，跑来往我身上撒尿，而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

意义何来？不是挂着画像的爱情，也不是说书人的故事，意义只是它本身。而在马的身上，意义就转变成为一个谋杀的线索。起初也是和狗、树一样，在“我是一匹马”的自述中开始一个游戏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天底下没有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马。我只不过是一位细密画家想像中的马，被画在了纸上而已。”只是画上的一个物件而已，但是当高雅被人从井底打捞上来的时候，才发现上面有一幅绘有马的画，这幅画高雅从未说起过，他的妻子卡比叶也发誓说“没有任何人曾委托她已故的丈夫画任何马匹”，而这匹马的特殊在于鼻子，这是奥斯曼大师的判断，如果只是一匹骏马，它象征着苏丹陛下的财富与疆土，但是有特殊鼻子的马则是一件谋杀案的线索。为了在三天之内找出杀害高雅和姨夫的凶手，在奥斯曼的策划下，给画师橄榄、蝴蝶和鹳鸟布置了一个任务：各自画一匹马。橄榄变成了那匹骏马：“最后，再热情、慎重、毫不含糊地画出了它的睾丸与阴茎”；而蝴蝶则变成了画它的伟大的前辈绘画大师：“从这个角度，也就是侧面扬蹄的姿势，应该会看得见马的生殖器，不过我空下它们没有画，避免让妇女们过于分心。”而鹳鸟呢？“当我画一匹骏马时，我就是我，仅此而已。”这不是三种境界，这是三种习惯，而对于马的鼻子的线索其实一个陷阱，奥斯曼大师根本不是要从画师的技法中找到突破口，在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他把认为马的鼻孔“绝不仅仅是一位画家无意义的荒谬错误，而是一个记号，其根源可追溯至年代久远的其他图画、技法、风格或甚至其他马匹”。也就是马是一匹历史的马，是与画作的风格、技法有关，从而顺利进入了苏丹陛下的皇家宝库：安德伦沦禁宫，在杰兹米老爷管理书籍里寻找历史的线索，“尽可能地想看遍所有长年沉睡于宝库、远离觊觎的艺术杰作”，从而在这样的找寻中发现有关文明的冲突和裂变，有关帝国的战争和罪恶，以及那些财富背后的阴谋。正像同行的黑所思索的：“这里的所有财富，不知是打了多少仗、洒了多少血、劫掠了多少城市及宝库才累积起来的。”

这是不是打开了世界的演变？栗色的马只是一个线索，不是关于谋杀，是关于文明冲突，关于帝国的信仰，关于不为人知的那些战争和死亡，其实奥斯曼并非是要在这扇门里发现那个隐秘的世界，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一个充满异教和杀戮的独裁统治，正像苏丹陛下的那段历史一样。狗、树和马，在对应着宗教异教徒、被亵渎的爱情和一统的“文明”，所以奥斯曼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了原有的秩序：“我注意到一条狗，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张狗的画像更为意味深长。我见到一匹马，比我的细密画师笔下的随便一匹都还要糟糕。我瞥见竞技场里有一棵梧桐树，不久前我才用紫色调加强了它的叶子。”他们都被颠覆了，至少在画作的世界里，他们呈现了不同的符号体系，他们用虚假和被篡改的意义完成了对世界的命名。所以，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的死亡气息，就是一出计谋：

或者甚至更有可够惹麻烦时，脾气同样火暴的咖啡馆老板和橄榄，便共谋做掉了这位倒霉的镀金师。高雅被谋杀点燃了埃尔祖鲁姆教徒的怒火，而或许因为高雅先生曾向他们提及姨父的书，因此他们视姨父为凶杀的主谋，把他给杀了。接着着，为了再次报仇，他们对咖啡馆发动了袭击。

说书人之死，高雅之死，以及姨夫之死，都成为“凶手”所干的事，而作为其中一个画师的凶手只是一个傀儡，他所承担的就是消灭现实中的这些意义。是的，在关于宗教、爱情和文明的阴谋之中，现实世界从来没有平静过，因为苏丹陛下的那本书的编写，高雅和姨夫被杀死，凶手说：“是我们杀了他，因为他见到了完整的那所谓的最后一幅画，确信它诽谤我们的信仰。”那本书最初是为了苏丹陛下的荣耀，为了帝国的那些财富和伟大统治，“内容正是苏丹陛下所要求的：他要一本描绘伊斯兰历第一千年的书。通过书中呈现的力量和伊斯兰的骄傲，加上崇高奥斯曼王朝的力量与富庶，让阅读此书的威尼斯总督心寒胆战。而且里面有苏丹的肖像：“这张肖像，必须隐藏在一本书的书页中。究竟它是什么样的一本书，由你负责告诉我。”而在另一个方面，这本书成为推翻苏丹陛下的王位的人的中伤借口，甚至在最后一幅画里，有着那种“厚颜无耻”的欧洲透视法，这种透视法被认为是根据肉眼来变现的形态，是法兰克人的画法，这也就意味着违背了真主安拉“心中的位置”，这是赤裸裸对于宗教的亵渎，而在《古兰经》里，“创造者”是安拉的属性之一。也就是说，“只有安拉才能创造，只有他才能无中生有，只有他才能给无生命者赋予生命。谁都别妄想与他比试。画家们试图做出他所做的事，妄想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创造者，这是最大的罪孽。”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在安拉的创造中，是不会允许另类的透视法另类的创造者和另类的宗教文明存在，所以在关于绘画的三个问题中，其实都指向了某种被改变的悲剧，风格和签名代表着丑恶的贪婪，因为追求自己的风格，而在画作上写上自己的名字，那么这种掩盖画作真正含义的做法就是去掉安拉的创造性和完美性；绘画与时间的问题，则是关于永恒性的问题，当离开了完美的生活和信仰，当时间结束的时候，一切就会死亡；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失明和记忆的，”缺乏记忆的艺术家们非但不记得安拉，也不记得他的黑暗。”也就是在传统的阿拉伯书法大师们看来，书本是永恒的，正像永恒的失明，因为“失明是幸福的境界，那里不受魔鬼与罪恶的侵扰。”。所以在很多画师看来，失明成了安拉恩赐，是至高无上的美德，“甚至到今天，因为害怕别人认为这证明他们缺乏才华和技巧，他们会假装失明”。

黑暗里的真主，是唯一的创造者，正像那些画作一样是不容许被改写被颠覆被融入另外的风格，而在那个关于弑君而产生的爱情里，也一样是玷污美德的，所以黑和谢库瑞的爱情更多是一种欲望的阴谋，或者在十二年前有着纯真的爱情，但是在谢库瑞的父亲、黑的姨夫看来，黑离开伊斯坦布尔而去东方，“有一段时间曾为奥斯曼的帕夏们、地方官员及伊斯坦布尔的客户们制作书本”，也是玷污了恒久的风格，所以当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谢库瑞已经嫁给了一个土耳其士兵，但是战争又让谢库瑞的丈夫失踪，但没有死亡的确切消息，所以谢库瑞尽管爱着黑，但是他们无法结婚，只有通过纸条的递送传达彼此的想念。姨夫想回来的黑完成那部书，但是没有想到在十二年之后的爱情，所以关于记忆和时间，一样陷入了某种无知之中，当然，他们的爱情必须得到丈夫的死亡证明，但是谋杀去降临在姨夫身上，凶手打死了姨夫，并且偷走了那幅画，所以在一个被隐瞒的场景里，他们完成了结婚的仪式，但是这种仪式本身就是一种颠覆，像那个霍斯陆和席琳的爱情一样，更直接的反映着社会的成见，而爱情中的欲望又在某种程度上覆盖了时间和记忆，所以在最后黑被凶手所伤的时候，他对谢库瑞说：“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正在给他们父亲的伤口抹药。”。“给伤口抹药”不是治愈疾病，而是欲望的一个注解：“这句话不仅象征了我们情欲的色彩一处于生与死、禁忌与乐园、绝望与羞耻的临界点——日后也成为了我们情欲的借口。”

“给伤口抹药”的结局也是挣脱死亡的一个象征，所以在关于爱情、欲望和宗教的“失明”中，红便在黑的一旁，开始了它具有象征意义的自述，“我的名字叫红”贯穿在那些说书人的故事里，贯穿在霍斯陆和席琳的爱情里，贯穿在三位画师的技艺中，也贯穿在狗、树和马的那些画作中，它是鲜血是画中勾勒物品的红墨水它是作画的红色颜料粉末，它是蝴蝶妻子掉落在一旁的红腰，它是谢库瑞穿着的红色细棉背心，它是凶手杀死姨夫时的墨水，它是哈桑杀死凶手的红宝剑……红便是一切，“真的，我无处不在：在围城军队的旗帜上，在举行盛宴的餐桌桌布上，在亲吻着苏丹脚背的使者的长衫上，以及任何描绘着宝剑的场景中，它们的故事深受孩童喜爱。”就像姨夫在死去被下葬的时候所感知的：“我感觉到四周涌人一股无以匹敌的红。”红色染透了一切，抚平了一切，而这红色也是生命的一种颜色，“相信我：生命从我开始，又回归于我。”只不过在更多的现实面前，红色是暴力，红色是死亡，红色是亵渎，红色是失明。

“颜色的意义在于它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看到了。”看到和不看到，这不是都是真主安拉的创造，而可悲的是：“我们无法向一个看不见的人解释红色。”解释是终点，而那些“不信神、不信教的人为了否定真主的存在，坚持说我们无法看见真主。”这是画马的一个瞎眼大师说的，异教也是在安拉的创造中失明，所以撒旦出现了，在失明者的眼里，在死亡者的眼里，在异教徒的眼里，在生命不能回归的红色里。这个在《古兰经》里被提及五士二次的名字其实并不只是罪恶，“我们的世界，邪恶与美德同等必要，罪行与正直更是缺一不可。”其实，撒旦才是“我”，才是每一个人，正像凶手橄榄说过的那样：“最先说‘我’的人是撒旦！拥有独特风格的人是撒旦。分隔东方与西方的人也是撤旦。”

每一个标题里的“我”是不是就是那个撒旦？是内心的邪恶和美德，是罪行与正直，是生命和死亡，是爱情和欲望，撒旦不是要带我们走向罪恶，是认识自己，“当时，你们杀了一个人，你们互相抵赖。”《古兰经》里说，而其实在这样一种“黑暗与光明不相等”、“背阴和当阳也不相等”、“活人和死人也不相等”的世界里，任何人都是创造者任何人也都是撒旦，任何人都活着任何人也死去，任何人在东方也在西方，就像那个横跨东西方文明的城市——伊斯坦布尔。

	编号：C28·2070825·0750
	作者：北村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6年6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291页

本书故事以一个城市的凶杀案为背景，将这个城市的市长、教授、商人、记者、农民、凶手和各色男女拉到读者的面前，并抽丝剥茧般剥去他们的伪装，一寸一寸地逼近这些人爱恨情仇的心理成因：曾经的过错隐秘在心中，久而久之成为心理恐惧。进而影响到性格、命运、交往和身体的健康。为了拯救和自救，小说的主人公们采取了说出心中的真相，与社会、父母、情人和妻子达成了和解和原谅，从而摆脱了心中的不安、焦虑和恐惧，使生命从灰暗扭曲中矫正过来，呈现出和谐平安的健康状态。

悦·读：北村的背叛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北村1993年出版的小说《施洗的河》中的引用自《新约·马太福音》，这一年距离北村接受基督教只有一年，而13年后的2006年，北村在《我和上帝有个约》中，依然用这句福音来展示当代人虚无的生命状态以及整个时代的精神危机，并试图为人们指出精神救赎的道路。

我承认，自称为“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北村一直在坚守他的信仰，坚守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关注心灵、人性和终极价值的探索上的努力，同时我也相信，在他变得通俗的文字背后，是指向大众的阅读期待，这是一个曾经先锋作家的蜕变，更是对精神以外那些文字外表的背叛，被大众接受的义才是上帝的义，北村说，先锋死亡一定要比文字快。

1992年3月10日，北村在厦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的一个基督徒聚会中，通过北村评论是“一些活在上界的人”，接受了基督信仰，从《《施洗的河》到《最后的艺术家》，再到被改编成电影的《周渔的喊叫》和这部被改编成《如果还有明天》的电视剧，北村的文学创作转型是惊人的，他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的创作理念在《我和上帝有个约》有了更彻底的阐释。

一个父亲无论孩子犯了多大的错，他仍然视他如自己眼中的瞳仁，惩罚是必须的，也是迫不得已的，爱却永远是第一位的。

“爱永远是第一位的”，这种爱当然是抵达上帝之义的爱，是感化和救赎那些迷路人的爱，是一种超越法律和道德的至高境界，这种爱包括自爱和爱人。自小丧失家庭之爱的陈步森在樟板合伙杀死了曾经的市长，沦落为一个杀人犯，而他却在这之后发现了自己丧失的那种人性，慢慢恢复了爱，接近受害者的儿子，继而帮助受害者妻子冷薇恢复记忆，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爱，也付出了爱，但是这样的爱却只能使自己的罪大白于天下，到最后被法律推上了断头台，爱在法律面前泯灭了，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还原了上帝之义。

陈步森实现了北村对人类自身爱的解放理想，也同时悲观地批判了社会道德和法律的无发超越，一个“堕落的世界”仍然存在。陈步森的道路分成两步：一是自我良心的发现，按照北村的观点，恢复和上帝中断的关系，但是这不是全部，如何使社会宽恕一个犯过罪并且发现爱的人才是当下的难题，显然，社会还不能用理论和法律来证明悔改，所以在社会审判层面，陈步森是失败的，而北村其实就是想用陈步森个体的判处死刑来挽救社会大众罪恶的心，丧失的爱。

北村苦心经营的“爱至上”原则是“牺牲”陈步森为代价的，感化和救赎那些迷路的人，使社会实现真正的和谐是他的终极目标，而通过这部小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功近利，想要拯救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北村，先锋语言的溃败甚至使北村在基督教义下丧失了对黑暗、绝望和救赎的探索，还原通俗对北村来说不是努力，而是妥协，宗教情绪充满整部小说，使人有一种压抑的悲伤，不是我们看不到希望，而是希望离我们太远，在神的天空中，我们甚至永远不能用自己的翅膀飞行。

	编号：C28·2070825·0749
	作者：余华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6年3月第一版
	定价：27.00元
	页数：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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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28·2070825·0748
	作者：余华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5年8月
	定价：16.00元
	页数：247页

《兄弟》是余华最长的一部作品，《兄弟》分上、下两部，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重新组合成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兄弟》：窄门处的迷乱和荒诞

李光头喊叫了三次以后，决定送林红去上海的大医院做处女膜修复术。当林红重新是个处女以后，他要和她真正做爱一次，而且要把这次做爱当成是二十年前发生的。

处女膜修复术只是一个虚假且病态的存在，它是一道门，跨越二十年，从“不胖不瘦圆得卷起来的屁股”的处女到爱情走失到最后冰冷的铁轨，那扇门忽然砰的一声关住，欲望变成了象征的符号，悲剧变成了荒诞的演出，在爱与恨的纠结，生与死的痛苦中，走投无路和“引得永生”都是因为选错了方向，都是因为走入了迷乱。

“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那是一道窄门？那个声音出现在被压制和覆盖的“后记”里，先听到的是活着的余华的，“起初我的构思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超过了四十万字。”这是对“五年前”写作计划的一次整理，但是那“望不到尽头的小说”只是逃避先锋之后的茫然，没有河边的错误，没有哑巴，没有谋杀，一切都是那么具体而现实，照片一样的封面就是真实的影像，《兄弟》横在中间，是一个时代的全部写意符号，向上的目光总是越过书页的边界，那两个红鼻子的“兄弟”是不是面带微笑却无助无力？笑不是存在的理由，也不是活着的方式，就如李光头在二十年的等待中真正做爱了一次，也只是在虚假而病态的处女膜修复中寻找到了自身男性话语的表达，但仅仅是表达，不是20年前想入非非的屁股，也没有了20年前生死与共的兄弟。“兄弟-Brothers”是一道划在两个人、两个时代之间的分界线，不可逾越。

所以，向上与向下，兄与弟、生与死，男与女，以及先锋的余华和现实的余华，都在那一条分界线的两边，甚至是出版、阅读，都被隔离在那个“五年前”开始叙说的《后记》里。当活着的余华说完那句话，便传来从羊肠小道出发的耶稣的声音：“你们要走窄门。”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所以也是最后的永生。这永生不是李光头最后的命运，也不是卧轨自杀的宋钢的救赎，只是因为走错了之后的幡然悔悟。如果再次回到余华，再次从救赎的路出发，那么最后一定是会看见那些修复后的处女膜，随时出现却隐藏在最隐秘处、虚假且病态的那道门，“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

迷惑是不是站在门外的人才能看见？是不是用四十年的时代跨度才能找到？四十万字，四十年，它们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中相遇，上册和下册，被人为划分为两种迷乱，“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是社会秩序的颠覆和迷乱？而“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是人性的荒诞和可怕？247页和475页是两个时代的数字厚度，但是他们同样以具象的的照片、向上的目光和不能逾越到门外的茫然找寻着那个窄门，但是在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迷乱和不同的厚度人生中，一样有着李光头、宋钢的兄弟情，一样有着饥饿、性欲、金钱的压抑和荒诞，一样有着五年前望不到头的叙说，所以当它们最后被叠放在一起的时候，同样在没有救赎中看见“引到灭亡”的现实。

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兄弟情从来没有血缘关系，要在没有血缘的关系中，他们被维系在一起在同一个封面上，甚至用同一种目光，一定是隐含着某种超越伦理的交集。这交集是对于食物、性欲、金钱的迷狂，是对于三鲜面、林红、火车站的现实追求。李光头和宋钢，没有相同的母亲和父亲，却在同一个家庭里结下誓言一般的兄弟情谊，这情谊跨越血缘跨越家庭，在社会和时代的底层成为一种裂变的象征。李光头没有见过父亲，作为缺失父爱的孩子，他却继承了父亲对于性欲的某种变态膜拜，“李光头没有见过他的亲生父亲，在他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臭气熏天地离开了人世。”因为在厕所偷看女人的屁股，父亲掉进粪池里淹死了，这是对于父亲变态性欲的惩罚，但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复制行为并没有让李光头也“重蹈覆辙”，相反在十四岁时的偷看女人屁股，让李光头解决了两大人生难题：一是对食物的需求，二是对女性的需求。虽然偷看女人屁股被抓，而且还游街，但是李光头从这一次变太的经历中获得了一种稀缺资源，那就是对于全镇渴慕的林红屁股的唯一窥视，“他十四岁的时候就拿着林红的屁股跟人做起了生意，而且还知道讨价还。”这种对父辈命运的颠覆也是一种迷乱，这迷乱映射着那个时代对于欲望的压抑，而对于李光头的直接意义便是以三鲜面为代表的食物，这是对于处在饥饿时代的一种物质救赎，“李光头耳朵里还在嗡嗡响着的半年里，吃了五十六碗三鲜面，从十四岁吃到了十五岁，把面黄肌瘦的李光头吃成了红光满面的李光头。”而在那个时代，一碗面当然代表着对饥饿的反抗，李光头和宋钢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就一起吃了一碗阳春面，而理光头当了福利厂厂长之后的第一个愿望是吃三鲜面，在落魄的时候，李光头吞着口水遗憾地说：“要是再有二角六分就好了，我就能吃两碗三鲜面了。”而当第一笔生意失败后，李光头对着那些“入股”的人说：“我以后有钱了，每天请你们吃一碗三鲜面。”

“三鲜面情结”是一个本能压抑时代的写照，在李光头和宋钢组合的家庭里，他们的童年始终在对食物的渴求中，37颗白兔奶糖成为他们最甜蜜的回忆，宋钢的父亲、李光头的后爸宋凡平被批斗而关进仓库里被拷打的时候，李光头和宋钢也是用一碗黄酒、一碗煎虾作为对父亲最好的生活照顾。所以在普遍缺乏食物活在饥饿时代的他们来说，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一种尊重。而对于李光头来说，偷看女人屁股的道德沦丧不仅换来了食物，而且也成为他揭开自身欲望的一个起点，“李光头从此明码实价，一碗三鲜面交换林红屁股的秘密。”屁股的秘密对于全镇的男人来说，都是欲望的直白呈现，对于李光头更甚。从偷看母亲李兰和宋凡平在床上“干活”到发现家里的凳子可以“擦几下”，性欲的激活总是在一种懵懂状态下，李光头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性欲”，只是听说的一个名词：“你们不懂，我小属擦得硬邦邦的时候，不是发育，是性欲来啦。”而在他之后对林红的追求中，那些“求爱使者”也将求爱说成了“性交”，如此赤裸裸的表白其实是压抑的人性的一次变态命名，而对于林红的追求也从来没有摆脱性的迷乱。

从十四岁厕所偷窥开始，林红在李光头的生活里就成为了一个意淫的对象，这是青春期少年的征服欲望，这也是一个缺少社会关怀的少年对自我的一次最底层的关照，一方面他赚取社会资本获得某种经济上的成功，从而开始追求林红，另一方面他则以兄弟的名义让林红喜欢的宋钢“让道”，而宋钢从一开始也遵照死去的母亲的遗愿主动退出这一场竞争，作为大李光头一岁的哥哥，宋钢“最后想到的是李兰临终前拉住他的手，要他好好照光头。”所以在痛苦的抉择中，宋钢“泪水涟涟，浸湿了枕头，这时他痛下决心，他一辈子会做出对不起李光头的事。”不仅退出，还主动作为“军师”，为李光头提供追求林红的决策。而在这种痛苦中，宋钢渐渐明白了所谓的爱情意义，林红只喜欢宋钢，而宋钢也喜欢林红，在兄弟情和爱情面前，宋钢最后听从了自己心底的呼唤，和林红好上了，并且最终结婚。

林红的婚姻宣告了李光头爱情的终结，作为一种惩罚，李光头不仅和宋钢一刀两断，而且主动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我既然不能和你生儿育女，我也绝不会和别的女人生儿育女。”这是李光头的誓言，而这个誓言一方面泯灭了自己作为男性传宗接代的欲望，另一方面对于和宋钢的兄弟情也宣告结束，而这种欲望的泯灭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他亲生父亲的人生轨迹，“有其父必有其子”也是一种宿命。但是作为兄弟的宋钢，在结婚之后去却也遭遇到了“性迷乱”，他是性无能，在和林红的婚姻生活中，却也在扮演着一个悲剧角色，二十多年没有孩子，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和李光头的命运走向了殊途同归的结局。但是在生存的压力下，宋钢不仅失去了与林红的爱情，也丧失了作为一个男性的所有话语权，当林红再一次投入李光头的怀抱，便成为了李光头不折不扣的报复，“她和宋钢结婚二十年，她的性欲沉睡了二十年，如今年过四十了，突然被李光头唤醒，她的性欲开始汹涌澎湃了，她终于发现了自己，终于知道自己有着多么强烈的性欲。”而李光头的身体插入林红的时候，也只是具备了某种形式，这不是爱情这只是赤裸裸的性欲，甚至是对于二十年无性婚姻的悲剧阐述，“林红手脚并用地抵挡赤裸裸的李光头，她哀求她叫起了自己丈夫的名字：‘宋钢，宋钢……’”

在这悲剧性的喊叫中，林红作为一个泄欲和李光头弥补创伤的工具，只是完成了肉体上的回归，但是宋钢身上具有的丈夫和兄弟的属性让这一场完全意义上的三角关系彻底走上了物欲的之路。宋钢的出走不仅是兄弟情终结的象征，也是在那个特殊时代在生存压力下产生的一次金钱迷乱。刘镇作为一个小城镇，是时代的一个缩影，不管是文革时的宋平凡、刘兰，还是文革之后的李光头、宋钢，就一直希望能走出刘镇，到更远的地方。而在这种出走的努力中，那个长途汽车站具备了符号意义。刘兰是从车站去往上海看自己的长年烙下的病，而宋凡平为了去上海接自己的妻子，逃离了关押他的仓库，而这种“越狱”的直接后果是没有出汽车站就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而对于李光头和宋钢来说，长途汽车站不仅是宋凡平被打死的伤心之地，更是通向外面世界的出口，这样的出口对于人性伦理慢慢丧失的时代来说，到底是宽广的门还是窄门？“李光头惋惜地点点头，转过身去，雄赳赳地走向了我们刘镇的长途汽车站。”两代人的长途汽车站，是两代人的命运写照，宋凡平之死和李光头的财富梦在这里交集，是两个时代的象征。李光头从这里到上海，到日本，在金钱迷乱中找到了一条路，她不仅发了财，还赚取了更多的政治资本：“李光头成了我们县领导眼中的红人，他当上了县人大代表。半年以后，县长换成“竹下”西装的陶青后，李光头更上一层楼，当上了县人大常委。”甚至他成了刘镇的形象和代表，也就是说，在这场金钱迷乱的游戏中，李光头是主动参与者，所以他慢慢变成了人性伦理颠覆的制造者，举办处美人大赛、发展处女膜经济，他不断地解构那种爱和性，不断扭曲欲望，最终以林红的身体作为二十年的梦想完成了征服。

而作为林红真正付出过感情的宋钢，却在金钱的迷乱中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我。他从刘镇长途汽车站出发，走向的却是一个泯灭自我的不归路，“长途汽车的行驶，让宋钢眼中的刘镇越来越远，消失在了广阔田野之后。”这是离开。在江湖骗子周游的怂恿带动甚至欺骗下，他推销增强丸，推销丰乳霜，并且用身体做实验，将自己变成了一个丰胸的男人，这种扭曲和变态的身体叙事让宋钢丧失了一个正常人的基本伦理，在林红和李光头以最彻底的肉体形式释放性欲的时候，宋钢却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所以最后回到刘镇的宋钢选择以最极端的方式卧轨自杀，“他向前走了四步，然后伸开双臂卧在铁轨上了，他感到两侧的腋下搁在铁轨上十分疼痛，他往前爬了过去，让腹部搁在铁轨上，他觉得舒服了很多。”死亡成为宋钢最后的仪式，而结扎的李光头和做了处女修复术的林红，也在某种仪式中完成了身体的最后命名，“这一刻李光头觉得自己回到二十年前了，久经肉体沙场的李光头也是从未有过这样强烈的刺激，两具身体激动地互相推波助澜，林红夹紧李光头的时候，李光头抱紧林红，林红身体开始抖动时，李光头的身体也抖动了。”

最后的仪式之后，必然是悲剧的最后落幕。“我是害死了自己的丈夫，”林红尖利地喊叫了，“你害死了自己的兄弟！”丈夫和兄弟甚至到最后也只是一种仪式而已。对于李光头来说，和宋钢的兄弟情一直伴随着庄重的仪式感，起先他追求林红要叫宋钢离开，就是打着兄弟之情的名义，当李光头落魄的时候，宋钢给予李光头的帮助，也是兄弟情的最生动阐释，但是他们的兄弟情总是伴随着人生的困境，伴随着人性的迷惘，他们既相互帮助又相互排斥，而这种矛盾就是因为在没有血缘的情感中为了母亲冤死的遗愿，所以最后宋刚之死反而使这种兄弟情超越了仪式，宋钢在死之前写给李光头的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李光头，你以前对我说过：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我们还是兄弟；现在我要对你说：就是生离死别了，我们还是兄弟。”而李光头在这种“感情”面前，最后剩下的也只是人性的最后迷乱：“宋钢的死讯让李光头炸开似的从林红身上跳了起来，瞬间的惊吓和后来的悔恨让李光头一蹶不振，从此阳痿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武功全废了。’”

食物、性欲和金钱的迷乱，在兄弟情的对应之下，是三鲜面，是林红，是长途汽车站。在社会伦理和人性伦理不断被颠覆中，不管是时代对本能的压抑还是伦理的颠覆，只有一样东西在裂变中保持着象征意义，那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情，看起来很坚固牢不可破，但其实脆弱、互相伤害，甚至自食其果。宽阔的门和窄门都在那里，通向未知的领域，而迷乱的或许并不只是在四十年生死之路上的兄弟，还有用四十万字的“世纪叙述”来消除迷惑实现救赎的余华。先锋已死，当回到现实的路上，余华用一种夸张、荒诞的浮世绘风格来展现那个迷乱和迷狂，李光头福利厂的两个瘸子、四个瞎子和两个会喊叫的聋子，以及三个傻子和三个不会喊叫的聋子组成的阵列；雇用的一百四十个农民、十个临时工和自己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搬运县政府门口的废品；法庭上三十多个女人带着三十多个孩子控诉李光头的风流韵事，诸如此类的数字迷狂，也将余华的叙述带有浓重的解构意义，但是这一切的解构都指向了更加不合理的叙事逻辑，而最后的出口到底在哪里，或许连余华自己也迷失了。

	编号：C39·2070430·0742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
	出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7年3月第一版
	定价：29.00元
	页数：352页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书写的既是一部个人的历史，更是这座城市的忧伤。对帕慕克而言，伊斯坦布尔一直是一座充满帝国遗迹的城市。这个城市特有的“呼愁”，早已渗入少年帕慕克的身体和灵魂之中。如今作为作家的帕慕克，以其独特的历史感与善于描写的杰出天分，重访家族秘史，发掘旧地往事的脉络，拼贴出当代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生活。跟随他的成长记忆，我们可以目睹他个人失落的美好时光，认识传统和现代并存的城市历史，感受土耳其文明的感伤。

《伊斯坦布尔》：沉醉在我自己的倒影中

这是不是伊斯坦布尔的秘密——在辉煌的历史底下，贫困的生活、对外的古迹与美景、贫穷的人民把城市的灵魂藏在脆弱的网中？但我们在此处折回原点，因为不管我们提起有关城市本质的什么，都更多地反映我们本身的生活与心境。除了我们本身之外，城市没有其他的中心。
——《36 金角湾的船》

“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命运……”一本书，呈现着灰色的封面，一本书，是一座城市的记忆，那么，命运是不是就是灰色的？灰色的封面是不是覆盖了整个城市的背景？那世界里，是有一个背向的男孩，他孤独地站着，朝着无限广阔却一色而成的灰暗，那里就是土耳其，就是伊斯坦布尔，就是博斯普鲁斯？灰暗中看见和看不见的一切都组成了命运，关于童年，关于城市，关于历史，关于现在，关于一个男孩的成长，关于一个帝国的落败，伊斯坦布尔就在这“呼愁”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忧伤之美。

而我，一个以奥斯曼苏丹的名字命名的奥尔罕·帕慕克，必须在出生、在成长中看见所发生的一切，但母亲取名是想让我变成一个从不追求任何宏伟计划，从不喜欢出风头，适可而止地过着普通生活的人，恭敬而节制似乎成了我的无法改写的宿命，就像这个城市在千年前之间形成的历史，总是以她的废墟、她的“呼愁”、她的忧愁形成一个抒情的中心，我在里面，是被包裹的，但是当有一天从灰暗的世界里看见她的命运时，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叛逆和反抗，变成了一种创作和逃离，变成了自己的中心——而整个城市似乎也要在这样的成长中纳入到我们“本身”里，无论是辉煌的历史，还是贫困的生活，无论是古迹还是美景，从起点回到终点，也不过是一个无法突围的宿命。

个体的我，其实一定首先是一个宿命主义者。生于1952年6月7日深夜，生于莫鞑的一家私人小医院，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时空坐标，父亲、母亲、哥哥以及家，这是和个体出生有关却无法逃避的世界，看起来是幸福的，是应该陶醉于“活在世上是为了喜乐的幻觉中”，但是父亲没有权威，和哥哥争夺母爱，以及母亲为我设计好的人生，都像是我幽暗生活的一个起点，而在这个起点上，天生已经具有了某种失落的阴影，父亲和伯父一次次破产，家庭陷入破裂，大家为钱的问题争执地越来越厉害，而这一切也注定让这个城市变成个了“幽暗博物馆”：“虽然姗姗来迟，虽然迂回而至，奧斯曼帝国的瓦解给伊斯坦布尔蒙上的那层失落阴影终于也席卷了我们的家。”

只是一个孩子，为什么会陷入在关于命运的抉择中？奥尔罕·帕慕克似乎就是要把自己的那种成长变成整个伊斯坦布尔甚至土耳其的历史，所以关于一座城市的记忆首先是自己的回忆，“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了今天的我。”无法逃避的宿命，并不是无法改变的命运，在我的记忆里，其实无处不在的就是反抗，就是逃避，就是再造另一个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某个地方，在一栋跟我们家相似的房子里，住着另一个奥尔罕，几乎是我的孪生兄弟，甚至我的分身。”分身无非是要告别一切命定的东西，无非是要颠覆一切宿命的成分，但是林一个地方在哪里？另一个房子在何处？另一个奥尔罕是谁？

或许分身的我在那一张廉价的“可爱孩童”相片里，相像是可以激发某种想象的，但是那是欧洲带回来的相片，不出生在欧洲，注定这张相片只能成为一种贫穷的想象，就像那些曾经背井离乡的人一样，他们从远方带来文明，从欧洲带来财富，从西方带来技术，但是这样一种回归，却只具有无根性，只能增长某种无用却危险的想象力。而我的想象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甚至相同的景色，这是“通过根部”的分身，是消除无根性的努力，是撕碎廉价相片的行动。

但是，会指向自己生活的现实吗？似乎还是要通过另一种虚构，我便在自我世界里逐渐将想象变成了另一个自我。四岁时阅读的书，是自土耳其经典史诗《阔尔库特老爹》的删节本封面，那个跟红番一样的巨人赤裸着身体，主宰着世界，就像美术馆里那幅戈雅的画，“萨杜恩吞噬自己的孩子”，巨人的恐怖是将人类抓在手上，尽管害怕，但是足可以使自己充满颠覆的力量，使自己的乐趣和内心的邪恶得以自由驰骋，“当我只因纯粹无聊而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在另一个扎地方，我便进入这个世界。”这里有冒险，有骑马，有放火，有杀人，一切的一切都是和现实不一样的。

还有黑白影像的电影世界，土耳其每年出产七百部电影，排名世界第二的电影生产量足可以让我沉浸在这样的黑白影像里，在这里，有着古老的街道，有着废弃的花园，有着倾颓的宅邸，观看黑白影像里的城市，仿佛是透过晦暗的历史来观看这个城市的过去，“由于我是以黑白影像来理解这城市之灵魂，因此少数目光独到的旅人的线条素描——例如柯布西耶，以及任何一本以伊斯坦布尔景色、附黑白插图的书都令我着迷。”沉浸在历史中，也就是忘记现实，忘记现在。

除了绘画和电影，似乎还有那个“歌咏生命、欢乐和幸福”的博斯普鲁斯，“和我童年的时候一样，我们仍将她视为我们的健康之泉、百病之药、良善之源，支撑着这座城市以及城里所有的居民。”因为这里有丰富文化的痕迹，有放眼望去的辽阔海面，有美丽的水域风景，甚至还有奧斯曼政府的达官显要们曾经建造用以避居的别墅，无论是历史的遗迹还是海岸的尽管，其实都是一种隔绝，“虽受西方的影响，却不失创意与活力。”而西方代表的梅林关于博斯普鲁斯的那些画，是美丽的，也是忧伤的，他似乎像一个伊斯坦布尔人那样看待这座城市，却又以西方人的锐利目光画它。实际上，梅林在这种双重身份中也在创造着另一个城市，和我关于分身的欲望一样，让我看见了另一个博斯普鲁斯，另一座城市，另一个自己。

在想象中成长，其实不是找到了另一个自己，而是遗忘现在的自己，学校生活是快乐而单调的，而我也沉浸在自己的绘画中——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从窗外欣赏我的画，这是一种乐趣，“仿佛画画证明了有另一种东西存在，仿佛另一个人进驻了我的身体。”甚至还有爱慕着自己的女生，在她受罚死我还会有一种想去援救她的冲动。而后来的那场初恋，是自己完全变成一个成年人之后的快乐，我仿佛就是画家，而她是我笔下的模特儿，在简单、隔绝的世界里他们表达着那一种懵懂的爱，一种可以抛弃所有的爱。

世界仿佛就是如此呈现出它美好的一面，而不管是想象成的巨人，还是黑白影像，不管是自己的绘画，还是充满激情的初恋，不管是美丽的博斯普鲁斯，还是学校生活，我只是在寻找另一个分身，寻找另一个自己，在阅读、观看、绘画和恋爱中远离现实，但这实际上是最大的不现实，波斯语的意思是“黑玫瑰”的年轻模特有着父母争执、兄弟打架的家庭，有着父亲出轨的故事，而最后也是无奈地离开伊斯坦布尔，退学而去往瑞士。欧洲的瑞士，就像是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面对的方向一样，是遥远的，也是解构的，“我写给她九封长信，七封装进信封，五封寄了出去。我不曾得到回音。”

初恋最终石沉大海，漫画里的冒险故事最终合上的时候，也是另一种绝望：“那是因为我无法隔墙观物；朝窗外看的时候，我痛恨看不见隔壁的房子，看不见底下的街道，只看见一道窄窄的天空。”而黑白影像呢，透过它我却看到了1958年著名的“萨拉札谋杀案”，博斯普鲁斯，这个过去两百年建造夏宫的绝佳地点，和伊斯坦布尔一样，“诉说的失败、毁灭、损失、伤感和贫困”。而我的这个家，不仅继续展示它幽暗的客厅，也将父母推向了一种消失的边缘，父亲似乎以一种逃避的方式离开了母亲，而我肯定总有一天母亲也会永远消失。父亲去了哪里？他是去了梅西迪耶廓伊，会见了情妇，在那个公寓里，“父亲在家穿的一套睡衣摆在这另一间卧室的枕头上，床头桌上放了一叠桥牌书，就像他在家里的床头放得一样。”一样的卧室，一样的书，一样的环境，“仿佛他做的事正是我未能办到的事情——他找到他的分身，他的孪生兄弟，他天天去另一栋房子不是为了会他的情人，而是为了跟这个家伙在一起。”

这是使我“毛骨悚然”的描述，它一样在我那里变成了想象的现实，所以父亲的“消失游戏”似乎将发生在渴望有一个分身的我的身上，“沉醉在我自己的倒影中”，对于我来说，这何尝不是早就注定的命运？或者说，这就是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被写好的宿命。一个小小的家无非是这个城市的投影，而这个城市也无非是所有家庭的集合，所以在我的命运里注定会有伊斯坦布尔幽暗的客厅、昏暗的阳光和灰暗的未来，伊斯坦布尔面临的问题是西方化还是土耳其化，是维持帝国的没落，还是在痛苦中走向共融？

欧洲和亚洲的交汇处，并不仅仅是指伊斯坦布尔的地理位置，而是它的历史际遇，“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在帝国的斜阳里，家附近的官邸故居变成了市政当局，从前帕夏、王储和高官的宅子变成老朽破旧的怪物，甚至，我在出门的那一刻，被帝国的斜阳刺痛了双眼。在伊斯坦布尔这个废墟之城里，奥尔罕·帕慕克把命运归结为两种，一种是“呼愁”，不管是在意世间的失落，还是悲悯中的精神苦闷，其实都指向一种体验：自愿承载的忧郁，而这种自愿承载也不是个体的，而是所有人共有的，“‘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是某种整体的感觉，某种氛围，某种数百万人共有的文化，它不提供清晰的情绪，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蒸气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

在这样的“呼愁”里，四位孤独忧伤的作家是其代表，不论是大诗人雅哈亚，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科丘，不论是小说家坦皮纳，还是记事录作者希萨尔，他们都在过去和现在，都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舰长关系里取得创作的力量，曾经迷恋于西方的艺术与文学，却在伊斯坦布尔的废墟中找到失落和忧伤，似乎是用西方化的观念来理解和描绘伊斯坦布尔，而其实他们在这样一种“呼愁”中却只是孤独，他们都终身未娶，他们都独自生活，他们最后也独自死去。

这像是一种极端的命运，所以这个城市的选择往往会呈现起单一性：要么是土耳其化的君士但丁堡，要么是西方化的伊斯坦布尔，就像我出生后一年的1953年是“伟大奇迹”五百周年纪念，对西方人来说，1453年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对于东方人来说，则是伊斯坦布尔的征服。陷落和征服，是一个城市的两种说法，也是两种命运的命名，而在500年后这个城市的复杂已然不能用这两个简单的词加以抉择。东方和西方，其实在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中，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而这座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则是如何寻找适合自己的那条路，那不是像我一样找到分身的自己，也不是像父亲一样在消失中逃避。

“我最恐惧的不是神，而是过度信仰她的那些人。”对于土耳其化的君士但丁堡还是西方化的伊斯坦布尔，所要避免的都是过度信仰，在伊斯坦布尔，我所看见的许多西化、现世主义的有钱人，他们的心灵空虚，“人人公开谈论数学、学校的好成绩、足球，热热闹闹，但他们却与基本的存在问题格斗——爱，怜悯，宗教，生命的意义，妒忌，憎恨——颤抖而迷惘，痛苦而孤单。”无论是奈瓦尔，还是戈蒂耶，无论是纪德，还是福楼拜，无论是向往还是寻找，在这些西方作家的世界里，伊斯坦布尔也表现出它的复杂性，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似乎在抗争着西方的目光，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抵制一切非西方服饰展的服装改革似乎是最重要的标志，以及后来政府对少数族裔实行各项制裁措施。而在这样命运选择中，奥尔罕·帕慕克看到的是一种残酷的“共生关系”：“西方观察者喜欢点出让伊斯坦布尔别具异国情调、不同于西方的事物，而我们当中的西化者却把相同的每件事物看做障碍，应当尽快从城市表面铲除。”所以，在我的成长中，在西方化的浪潮中，有时候得到的只是自卑：“在欧美，快乐的人过着像好莱坞电影中美好、有意义的人生，至于世界其他各地，包括我本人，我们注定在破旧、落魄、平庸、漆得拙劣、东倒西歪、质量粗劣的地方过日子，我们注定过着微不足道、二等公民、受人歧视的生活，我们的所作所为永远得不到外界注意——我慢慢地、痛苦地让自己准备接受这命运。”

这不是伊斯坦布尔应有的命运，奥尔罕·帕慕克在经历了种种的矛盾和忧伤之后，他指出，“伊斯坦布尔最伟大的美德，在其居民有本事通过西方和东方的眼睛来看城市。”看起来是一种出路，但实际上在我的世界里，这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城市构想，因为，“当城市的忧伤渗入我，而我的忧伤亦渗入它时，我开始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就像这座城市，我是个行尸走肉，苟延残喘的浑蛋，走在使自己想起下流与失败的街头巷尾。”在我看来，我从未完全属于这座城市，博斯普鲁斯、船只、太过熟悉的夜晚、灯光和人群，对于我来说，是熟悉的，但也是陌生的，在自己的成长中，我依然在寻找另一个分身的自己：“十六到十八岁之间，部分的我就像激进的西化分子，渴望城市完全西化，我对自己也寄予相同的期望。但另一部分的我却企盼归属于我凭本能、习惯、回忆而渐渐爱上的伊斯坦布尔。”

所以，沉醉在自己的倒影中，渴望着原先的自己消失，渴望着分身的自己出现，只是不再按照母亲的想法成为一个过着普通生活的人，找一份工作娶妻生子，而是在城市的废墟中，城市的斜阳里，城市的破落中，寻找和父亲不一样的分身，那是一种融入其中的创造，那是一种通过根部的想象，那是一种去除过度信仰的热爱，所以在寻找自我中，我对母亲的那一句话“我不想当画家，我要成为作家”，也是对于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母亲说的一句宣言。

	编号：C55·2070430·0741
	作者：【美】威廉·福克纳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6年5月第一版
	定价：19.70元
	页数：365页

《去吧，摩西》是威廉.福克纳的第十七部作品，也是他的第十三部长篇小说。人们常把这部小说视为他从1929年的《喧哗与骚动》开始的鼎盛时期的最后一部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是艾萨克.麦卡斯林。他所属的麦卡斯林家族是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几大庄园主家族之一。这部小说就是写这个家族的两个支系（白人后裔包括女儿生的“旁系”，以及黑白混血的后裔）几代人的命运的。

《去吧，摩西》：仅仅是因为他喜欢森林

他仿佛看见了他们两个是同龄人——他自己和这荒野，他自己的一生，作为猎手、林中人，虽然并非与荒野同时呱呱坠地，而是传给他的，他兴高采烈地承袭了下来，又谦卑，又骄傲，通过那个老德·斯班少校和那个老山姆·法泽斯，此人教会了他打猎；他和荒野一起走向生命的尽头，不是进入忘却与虚无，而是进入一个摆脱了时间与空间的“维”。
——《三角洲之秋》

生命里注定会有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注定会有涂满鲜血的仪式，注定会有死亡和背叛，可是在这生与死构筑的时间和空间里，遗忘绝非是逃避，离开绝非是虚无，当生命走向一种自然的尽头，在身体的血液里流着的却是一种骄傲，自由的骄傲，勇气的骄傲，舍弃的骄傲，当战争还在“当时”没完没了地发生，当巨大的轧棉机成为这片土地上人类活动的永恒标记，进入森林和荒野便是一种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摆脱，而摆脱即使在别人看来是是一种背叛，却在艾柯的生命里，成为一种继承，融入到荒野之中，融入到森林之中，是一种生命的本真，是一种抵达自我的方式，是一种真正的“进入”——那些种族和财产，那些肤色和争斗，那种名誉和地位，以及诸多毁灭和罪恶，乱伦和规则，都变成了生命之外的“喧哗与骚动”。

艾克已经快八十岁了，耄耋老人应该会看见自己的一生走向死亡，就像自己的祖先，在老去中会抓住生命中的那一点微弱的火光，给自己一个安定的名分。可是为什么他要摆脱时间和空间，进入到自己构筑的那个维度里？带着曾孙在这片熟悉的荒野里狩猎，不是为了唤醒自己的激情，也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只是用生命体悟的方式看见自己。“那种感觉对他来说是很熟悉的。”熟悉，是因为十岁那年，他就加入了猎人队伍，进入了这片森林；熟悉，是因为十二岁那年，他就用自己的力量和果敢杀死了第一只鹿；熟悉，是因为十六岁那年，他见证了那只叫“大班”的熊死去；熟悉，是因为在十八岁那年，他最后一次去大森林中已经被卖掉的营地……熟悉是因为他在时间和空间组成的人生故事中进入，也因为他在时间和空间组成的另一个维度里离开，而现在，当他再次在死亡之前进入这片土地，他或者看见了自己没有忘却和遗忘的一生。

“他觉得自己长大到十岁时竟亲眼目睹了自己的诞生。”进入森林，就是进入自己真正的生命，从十岁诞生，从没有带枪的那一刻诞生，从带着棕色的酒的那一刻诞生，从心、脑、勇气、计谋和速度最紧张、最美好的一瞬间诞生，而诞生就意味从父亲手中“又谦卑，又骄傲”地继承，可是父亲是谁？Father指向的是“山姆·法泽斯”，“Sam Fathers”，是复数的父亲，意味着多元的父系，一个印第安酋长，一个黑奴，作为麦卡斯林家的仆佣，山姆·法泽斯身上流淌的却是奴隶的血液，甚至还有“一点点正是奴役这种血液的别种血液”——“他自己就是他本人的战场，是他本人被征服的舞台与遭到失败的陵墓。他的牢笼可不是我们”，所以在这个“Fathers”身上，永远有着矛盾而对立的血统，而以这样的血统成为父系的隐喻，对于艾克来说，却是一种超越，一种勇气，一种背叛，一种抉择。

红色、黑色和白色，混合在血液里的是忠诚、忍耐、谦虚和仁爱，而当山姆带着艾克进入到这片森林里的时候，所有的背景都改变了，甚至所有有关的出生家族都在向着另一个方向变成新的自己。十二岁，第一支枪，第一发子弹，第一只跑动的兔子，人生的第一次虽然是颤抖的手，是寒冷的身体，甚至是害怕，但是他的身后是山姆，是“Fathers”，是优秀的猎人，是流淌着多元血液的父亲，当艾克终于扣动扳机，杀死那只鹿的时候，那一片热血就涂在了他的脸上，这不是一次杀生的胜利，是一种回归的仪式，“于是他不再是小孩而成了一个猎人，一个大人。”血之为血，是一种标记，是一种仪式，是真正进入到自己诞生世界里的涂写方式。

是山姆将他带进了荒野和森林，带进了勇气和荣誉的世界，也带进了自我成长的时间和空间里，枪、子弹和血液，组成了艾克面对自我世界的武器，可是当他六年之后，再次进入这片森林的时候，当他面对那只“大班”的熊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带枪？甚至不带枪的狩猎对他来说，不是一种冒险？“他没有带枪；这是出于自愿的一种舍弃，不是一种策略，也不是自发的抉择，而是他接受的一个条件，他这样做后，不仅老熊迄今为止未被打破的神秘性可以消除，而且自古以来存在于猎人与被猎者之间的一切规则、一切均势也可以废去。”也是山姆的选择，也是父系的一种教导，不带枪，是拆除了人和熊之间的隔阂，拆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规则，甚至拆除了生与死之间的隔离状态。而这种隔阂、隔离状态，无非是一种虚无，是对生命的漠视，是对自然的亵渎，是对规则的破坏。

一只追踪了四年的老熊，一只等待了四年的猎物，却在最好的机会面前，放弃了手执的火器，放弃了子弹，放弃了作为一个猎人的武器，难道不是一次冒险？“仅仅为一只小狗——可是早在这小杂种狗冲过那二十码朝大熊等着方扑去之前，他是可以开枪的，而在老班用后腿站直身子俯向他们那似乎是永无尽止的一分钟里，山姆·法泽斯也是任何时候都可开枪的呀……”那个叫山姆的黑人，那只叫“狮子”的小狗，在熊和人之间，在生和死之间，却以一种打破常规的方式杜绝了枪声，拒绝了屠杀。老熊是凶猛、残暴的，但是在它身上，却有着一种对于自由与解放的“剧烈的骄傲感”，而这种骄傲感也是一种真理的呈现方式，打破神秘，打破了杀生取乐，也打破了获利和炫耀武力的狩猎唯一功利的目的，而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打破的规则中看见生命的本质，“勇敢、荣誉和自豪，怜悯和对正义和自由的热爱。它们都与心灵有关，而心灵所包容的也就变成了真理，我们所知道的真理。你现在明白了吧？”

真理统驭一切与心灵有关的事，关于荣誉、自豪、怜悯、正义、勇敢和爱，都是真理的一部分，它是一种永恒，是一种态度，是一种选择，所以为什么山姆会在“狮子”冒险冲过去的时候没有开枪，为什么在大班俯向他们的时候没有开枪，为什么追踪了四年却最后以自我的死亡成全了真理？因为在真理面前没有对立，没有炫耀，没有征服，没有建立起来的规则，就像山姆一样，作为黑人，对于所有的白人，都那么庄重，那么自尊，“从不卑躬屈膝地依赖那堵黑人总在自己人与白人之间设置的用随时咧嘴嬉笑来筑成的不可逾越的墙”，在这个和家族有关的“古老的部族”里，山姆身上流淌着被奴役的血液，但是在这种破坏了那堵墙的行为里，在没有拿起枪的狩猎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真理，建立了自己的规则，“他没有孩子，没有亲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同一个部族的人。”于他来说，或者死并不是一种孤独，而是平等，平等地对待生命，平等地对待自然。

所以见证了大班的凶猛和残暴，见证了“狮子”的死亡和山姆的受伤，以及最后“fathers”的死亡，对于艾克来说，却完成了关于自我的诞生，“他甚至都不会感到害怕，即使在惊恐完全把他控制住的那一刹那：控制了他的血液、皮肤、内脏、骨头以及记忆，久远的、早在成为他的记忆之前即已存在的记忆——总之，是一切，只除去那一星微弱的、明亮不灭的心灵之火，仅仅是因为有了这一星微火，才使他和这只老熊有所区别，和他今后近七十年里将追踪的所有别的熊和鹿有所区别”——是一种心灵之火，燃烧起来，是一种新生的仪式，确立起来，那片土地，那片森林，那篇荒野，难道不是应该在这样的平等和自由中，变成生命的延续？“这儿并不是死者的葬身之地，因为世上本来就没有死亡，这儿没有‘狮子’，也没有山姆；他们并没有被土地紧紧地围裹住，而是自由地呆在土地里，不是栖身在土地里，而是本身就属于土地，生命虽有千千万万，但每一个都密切相关，不可分离。”

成为土地的一部分，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也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可是这一种救赎的死并不是全部，甚至森林和荒野，也只是一种象征，就如自己十二岁诞生的生命一样，在这个“古老的部落”组成的世界里，在这个血液里有着标记的家族里，处处充满了规则，“他们讲的是关于荒野、大森林的事，它们之大，之古老，是不见诸任何文件契约的——文件记录了白人自以为买下了哪片土地的狂妄行为，记录了印第安人的胆大妄为，竟僭称土地是自己的，有权可以出售”——在荒野和森林之外，是文件，是契约，是占有，是出售，是血统，是家族，是肤色，是称呼，所有的一切都远离那些真理，远离自然，远离生命的本真。艾克，姓爱德蒙兹，白人，老麦卡斯林女儿的后裔，而在爱德蒙兹之外的布钱普呢，黑人，儿子的后裔，“可采用任何一个他喜欢的姓，谁也不会管，就是不能用自己父亲的姓，而他父亲是根本没有姓的”，甚至还无从摆脱那乱伦的历史，谁能摆脱这种束缚，谁能超越这种规则，谁能避免这种争斗？

是的，麦卡斯林家族有着传奇式的辉煌历史，那个老卡洛瑟斯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拓荒者，他历尽艰险从印地安人那儿获取土地，在荒蛮中建立了秩序和文明，也建立了父系的规则，在衰落中似乎只有这些规则还无法撼动，老麦卡斯林和自己女儿乱伦，其家族本身就带有了某种不公平的烙印，他们所拥有的布钱普就像是一个刻进生命里的符号，无法涂抹，所以在路喀斯·布钱普那里，他只是守住自己那块土地，“他啥时候干，咋样干，是犁、是种还是锄，都由他自己说了算”，他不想自己去获得别的土地，也不想让耕耘了四十五年的土地变成别人的财产，而在他的内心深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隔阂，从来不会因为有共同的祖先而融合，甚至四十三年前，他拿起了那把剃刀，对准了爱德蒙兹家族的扎卡里·爱德蒙兹，“不过他路喀斯，一个男性的麦卡斯林后裔，却是把他（扎克）当作对手看待的，以致曾起意要杀他，一直到了这个地步——当时他所有的事务均已料理定当，就像赴死的人那样——一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早晨，他手执卸去套子的剃刀，站在那个睡得正香的人的面前。”剃刀终于没有换来谋杀，而对他来说，拒绝向白人妥协，拒绝消融与爱德蒙兹家族的隔阂，几乎成为他生活的准则，当妻子莫莉去给爱德蒙兹刚生出来的洛斯喂奶时，他心中也是无法扑灭的怒火：“他站在她上方往下看，见到的不是他自己的孩子而是一个白人小孩的脸，正偎挤向她隆起的黑乳房…——那乳房不是爱德蒙兹妻子的而是他自己老婆的，他曾一度失去这个老婆；那小孩也不是他的儿子而是那个白人的”。

在“当时”的1941年，路喀斯已经是镇上活着年纪最大的人，他已成为老麦卡斯林的传人，其实也成为一个原型，“是产生了老卡洛瑟斯和我们其余的人以及我们这个族类的所有的地理、气候与生物因素的传人与原型，我们的族类已数目繁多，难以胜数，变得菌目不清，甚至名姓不详，但只有他是自成体系、不受外界影响、完整无缺的，对所有的血统不论是黑是白是黄是红，包括他自己的在内，全都不放在眼里，老卡洛瑟斯当年想必也是如此”，而在这个传人和原型的生活里，除了在这片土地上老死之外，却无意发现了金币，一千块的金币从泥土里挖出，仿佛是挖到了祖上的荣光，探测器，推销员，甚至完全变成了在一种疯狂的作业，而其实这种疯狂的行为就像他独守那两套蒸馏设备酿造、出售威士忌“足足有二十年了”的行为一样，完全变成了一种暴发户，沉湎其中而无法自拔。

“在那片土地上他的白人祖先可以按照自己的怪念头今天承认他明天又拋弃他，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连与白人祖先脱离关系的想法都不敢有，除非是恰巧碰上白人此刻也正好这样想。”而对于路喀斯来说，不仅仅固守自己的土地，固守自己的梦想，而且把艾克看成是“他姓氏与家世的背叛者”，因为早在1886年，艾萨克去阿肯色州，设法将1000元给已出嫁的索凤西芭——路喀斯的姐姐。而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甚至放弃了祖产，搬到了镇上去。这样一种行为自然在路喀斯看来，就是一种违法规则的可耻行为，“居然会软弱地放弃了名正言顺属于他的土地，住到城里去靠自己甥外孙的施舍为生”。而对于艾克来说，或者正是从荒野和森林中体悟到了生命的意义，体悟到了自己的责任，体悟到了真理。

是的，山姆之死在艾克生命中完成了一次救赎，在森林之中那种剧烈的骄傲感，那种对自由的向往，那种驾驭荣誉、自豪、怜悯、正义、勇敢和爱的真理，都让艾克重新找到了自我，而在这自我诞生之时，那一本布克和布莱抄写的账本却又被发现，那里记载这1833年尤妮丝自溺而死，记载着1859谭尼·布钱普的逃跑，记载着用“五张顺子对看得见的三张三点没有叫牌”而赢得的女奴，记载着1859年谭尼·布钱普与托梅的图尔的结婚故事，家中的老账本是一个家族的历史，也是祖先的罪恶，就像那一幢错综复杂的大厦，由无情的贪婪构成，而在不断的营造过程中，“有时甚至用一种不仅是对人类而且对值钱的动物来说是极端野蛮的方式，然而又是有偿付能力与高效率的，而且不仅仅如此：它不仅仍是完整无缺的甚至还有所扩大，有所增长；经过千年前那场十个庄园里差不多只能有一个留存下来的大混乱与大灾难”，庄园由麦卡斯林完整保存下来，而且还在不断扩张，不断增长。发黄的帐页是档案，是遗产，却也是贪欲、情欲，是邪恶，是长着肉的骸骨，是骸骨连成的铁线，“强韧有如真理，不可逾越：有如邪恶，比生命本身还要久长”——比生命还要长，也就是比死亡还要长，为什么在“当时”，作为南方人的洛斯，还要在那片森林里捕杀母鹿？那无非是无法摆脱的占有欲，无法更改的家族史，使得每个人身上流着的都是卑劣的现代人习性，他们将动物和森林当成自己的征服物，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正在永远地消失。

一场随性的赌博能换回一个黑奴，一个金币能让人丧失离开的决心，一双沾血的手会毁灭那些自由的动物，而在这个家族里，这样的时间和空间似乎永无止境地轮回着，即使在“当时”，在艾克近八十岁的时候，洛斯的情妇竟然是路喀斯长兄的孙女儿，一种罪恶在延续，在轮回，而就在前一年，莫莉的外孙赛缪尔因为犯罪被处决。“在埃及卖掉了他。法老得到了他——”那么摩西在哪里？布蒂大叔开门进去时，是看见狐狸钻出去的，而”老摩西脖子上仍然套着大半只筐，还是布蒂大叔帮摩西把筐从它身上踢开的呢”，而现在，那种呼唤在时间和空间逝去的家族故事里，必须迎来新生，那是自由的森林，那是平等的荒漠，那是自我诞生的生命，“他去那里打猎、猎熊、钓鱼，有时也不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他喜欢森林。”

	编号：C28·2070430·0740
	作者：韩寒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版本：2004年8月第一版
	定价：20.00元
	页数：298页

作者在序言里说：虽然长安是故事里国度的首都，当当初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因为“长安”和“乱”是反义的，和首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韩寒提到了出版和封面设计，在这样一种反中心的试验里，为他以后在出版界遇到的尴尬开启了方向。小说中说：“我说，我只看出一个逗号的差别。师父说，你已离答案很近，但是离答案越近，便越容易找不到答案。”

	编号：C28·2060502·0736
	作者：小雾宝贝
	出版：朝华出版社
	版本：2005年1月第一版
	定价：
	页数：265页

片段：他笑笑，温柔地说：“穿裙子要淑女一点，淑女。”他的唇慢慢靠近我，我没有再躲闪，但是，那个傻瓜，我永远不是淑女，我狠狠地咬他的唇，直到有鲜血的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