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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2·2191109·1605 |
| 作者：【德】胡塞尔 著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2018年12月第1版 | |
| 定价：18.00元当当8.80元 | |
| ISBN：9787100164146 | |
| 页数：138页 |
《现象学的观念》是由胡塞尔在哥廷根大学讲学时的五篇讲稿汇编而成，该书集中阐述了现象学的基本思想：中止判断、先验还原、本质还原和时间构造。正文部分由一个讲座思路、五篇讲稿和三篇附录构成：第一讲是现象学还原的康德之路；第二讲是现象学还原的笛卡尔之路；第三讲初步确立了现象学的研究领域；第四讲主要阐述意识的意向性和明证性问题；第五讲提出对象构造的思想，并对具体的意识如知觉、回忆、想象、符号思维以及时间意识的构造等做了简要的分析。本书是胡塞尔思想从描述现象学转向先验现象学的标志性著作，由于胡塞尔把世界还原为现象、自我存在，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对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了影响。
《现象学的观念》：它在纯粹直观中指明自己
关于红，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
——《第四讲》
穿上身上的一件红衣服，绘画中的一抹红，桌上的一张吸墨纸的红，它们都在个别中是一种红，还是一种特殊的红，当我仅仅是看见，仅仅形成一种认识，如何能抓住“纯粹的内在”？如何能进行现象学的还原？或者，当红在我的回忆里，甚至在我的想象中，它的特殊性又如何变成普遍性？胡塞尔对“红”进行现象学的构建时，其实遇到了困难：我看见的个别的红，在体验中它有着最初的绝对的被给予性，这是一种个别直观中可以抓住的纯粹的内在，但是当从个体到普遍，什么才是一般的红？它意指的是什么？我如何能直观？我的直观如何一定是它的本质？
从个别的直观抓住纯粹的内在，这似乎是一件容易的事，从红的直观到超越地被统摄的东西，从这个红那个红中直观出同一的普遍之物，而且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被意指的不再是这个红或那个红，而是普遍的红，该怎样在总体中拥有被给予性？或者，“即便是一种神性、一种无限的智慧，除了总地直观这一切之外，还能够得到更多的红的本质吗？”一种疑问产生了，而这恰恰就是胡塞尔所说“抓住纯粹内在”的一种现象学还原，这种还原是要从一般的红变成普遍的红，从特殊的红变成本质的红，普遍的红、本子的红才具有直观地被给予性，这种被给予性不是理论化和数学化，不是演绎和推论，一切都在直观中进行，在胡塞尔看来，这种现象学的方法是一种哲学方法，“现象学的最严格的还原内进行的直观的和观念化的操作方式是它的唯一财产，这种操作方式本质上属于认识批判的意义，因而也属于所有的理性批判（即包括价值的和实践的理性批判），就此而论，它是一种特殊的哲学方法。”
只有抓住纯粹的内在，只有进行现象学的还原，只有在直观中进行，只有在杯子的被给予性中得到明见性，才是区别于自然思维的哲学思维，才能把握和认识“绝对的被给予性”，“关于思维的存在我们具有明见性，并且，因为我们具有明见性，所以它不包含谜，也不包含超越的谜，它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我们可以支配的无疑的东西。”之所以要进行现象学的还原，实际上就是因为胡塞尔认为，从个体到普遍，从特殊到本质，从思维到直观，从怀疑到明见，都存在着认识上的难题，而现象学就是普遍的本质的学说，要抵达本质，在“绝对的被给予性”中去除超越的迷局，就必须走上现象学的认识批判之路，而对于这条道路，胡塞尔给出的一个态度就是“切中”，切中暗示的是“认识和认识客体的同一性”，所以对于具有哲学思维的现象学，它所“切中”事物本身的认识可能性的反思就陷入到这样一种困境之中：“认识如何能够确信自己与自在的事物一致，如何能够‘切中’这些事物？自在事物同我们的思维活动与那些给它们以规则的逻辑规律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对于红，在直观中抓住内在纯粹从而构建起普遍的、本质的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现象学考察的第二阶段，即从个别地看这些现象的不完全满足意向开始寻求关于认识本质的直观明晰性，也就是说，它已经进入到思维活动对于“实存”的关照上，已经从实项的内在过渡到在普遍之物的“绝对被给予”，已经从个别的东西进入到“自身被给予性之中的先天”领域。而在这个第二阶段之前，还有认识论的反思中的还原，在这个第二阶段之后还有自身被给予性不处于实项内容之中的还原——而这三个阶段构成了现象学还原的三部曲，它的目的便是：“阐明真实的存在和认识活动之间的这种关系，以及探讨行为、含义、对象的相互关系，这便是超越论现象学（或超越论哲学）的任务。”
直观似乎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实事被给予我们，并且是自明地被给予”，因为我们是在现实意义上“直观地思维地朝向实事”，但是在胡塞尔看来，这种直观其实是一种自然思维的态度，它“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地实存着的被给予的”的只是由直接经验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当我们以这样“自然的”科学进行认识，它在形式的普遍性中将含义和含义有效性的先天联系以及属于对象本身的先天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种形式意义和研究对象产生出的是一种纯粹语法，在纯粹语法上产生出的纯粹逻辑——不管是纯粹语法还是纯粹逻辑，都为了科学思维的艺术学说提供日常的、实用的语法和逻辑，也就是说，它以经验为起点，最终回到目的论的终点，而这种思维胡塞尔一开始就进行了批判，“我们在开端的时候不能把任何认识当作认识，否则我们就不具有可能的，或者说同一的、有意义的目的。”
但是如果抛弃自然思维，回到哲学的、反思的思维，那么这种认识就有几个问题：一是哲学思维中有感知，有回忆，有期待，而它们都是主观体验，和客观经验相比，主观体验上的认识是人的认识，它不是束缚在人的智力形式上，无法切中事物本身的本质，当然也无法切中自在之物；另一方面，人的主观认识会抛弃逻辑规律，而哲学的思维则取决于对认识可能性问题的态度，那么这种认识所考虑的可能性还有意义吗？它会变成矛盾的游戏场，它会变成形而上学，更谈不上“切中”。所以要完成“切中”，要在认识中确定它与被认识的客体相一致，要超越自身去准确切中它的客体，就“需要有一门绝对意义上的关于存在之物的科学”，而这就是胡塞尔所说的现象学：它是一门科学，是关于诸科学学科之间联系的科学，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方法和特殊的思维态度：“是从对个别科学中的自然认识的‘批判’中逐步形成的，其基础是在普遍的认识批判中所获得的关于认识的本质和认识对象的及其各种基本形态的本质的明察，这些基本形态是指认识和认识对象之间各种基本的相互关系。”
既然要“切中”，要在认识中完成和客体的一致性，要在批判中建立相互关系，所以胡塞尔认为认识批判的开端就需要对所有知识进行质疑：“整个世界、物理的和心理的自然、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被打上可疑性的标记。”打上可疑性的标记，就是搁置它们的有效性，而搁置有效性的意义就在于中止判断，“它不仅在开始时，而且自始至终在对任何认识，也包括它自己的认识进行质疑，并使任何被给予性，也包括它自己所确定的被给予性无效。”中止而不是终止，搁置而不是取消，很明显，质疑而搁置，搁置而中止，是为了将那些预设的被给予性宣布为无效，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确立自己。
这种确立自己的认识批判需要的是自己给予自己的明晰性，也就是说，不能把任何东西预设为在先被给予的，不能是从别处不加考察取来的认识，“而是它自己给予的，它自己把这种认识设定为第一性的认识。”自己给予自己，才能体现在认识中具有一种绝对的被给予性，所以这种第一性的认识绝对不能包含任何模糊性和可疑性，它必须具有使任何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的明晰性——在这里，胡塞尔对认识本身也进行了搁置和中止，在他看来，感知、认识、想象、经验、判断、推理这些都以模糊的方式谈论它们，目的就是给反思一个机会，“如果我进行反思，那么这种模糊的‘关于认识、经验、判断等等的谈论和意指’的现象当然只是被给予，并且也是绝对地被给予。”也就是说，对于认识的意义和本质方面的模糊性正需要一门关于认识的科学，这门科学的意图就是使认识获得本质的明晰性，因为认识批判在意义，在胡塞尔看来，“是想揭示、澄清、阐明认识的本质和属于其本质的在有效性方面的合理要求；而这无非就是指：使它们成为直接的自身被给予性。”
而这便是在搁置和中止之后的超越的可能，超越一方面是在认识行为中对认识对象的非实项含有“在真正意义上被给予”或者“内在地被给予”中被理解为实项地含有，另一方面，就是将思维所意指的、所感知的、所回忆的事物在体验发现中超越自身，成为认识体验中的实项内在。如何超越？这其实就涉及到认识的本质，在胡塞尔看来，认识不是对于客体的认识，因为认识是被给予的，而认识客体不是被给予的，所以认识应该是一种直观的东西被给予的关系，只有认识成为关系，成为直观地被给予，才能“切中”——胡塞尔举了一个天生聋子的例子，当聋子知道声音存在，并且声音形成了和谐，和谐中神圣的艺术也建立了，但是自始至终，聋子都没有认识一种被给予的客体，他不能够理解声音和声音艺术，他不能想象它们的同一性，他也不能直观他们，关于实存的知识对他也毫无用处，他只是在认识中建立了关系，并且在关系中切中了客体，在同一性中知道声音存在并形成了和谐，而且建立了神圣的艺术。
所以胡塞尔认为，对认识论必须进行还原，这种还原就是将所有相关的超越都贴上排除的标记，贴上无关紧要的标记，贴上认识论上无效性的标记，“这个标记表明：所有这些超越的实存，无论我是否相信它，都与我无关，这里不是对超越的实存做判断的地方，它根本不被涉及。”排除一切超越之物，其实就是使思维的存在具有明见性，就像聋子本身对声音的认识就不需要对客体的理解，不需要知识，他需要的是思维存在的明见性，而这种明见性不是“我的思维是存在”的明见性，也不是“我思维地存在着的”明见性，而是一种纯粹思维——我的感知便是纯直观地感知：观察它本身如何在此存在，而不考虑和自我的关系，“那么这个被直观地把握的和限定的感知就是一种绝对的、摆脱了任何超越的感知，它就作为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现象而被给予。”这就意味着现象学的对象不是设定在一个自我之中、一个时间性的世界之中的实存，而是被设定在纯粹内在的直观中“被把握的绝对被给予性”——当纯粹内在之物被我意指的时候，它就是自身之所是的东西，是被给予性所作为的东西，是“这里的这个”。
“这里的这个”是一种个别思维的纯粹内在之物，是具有绝对的被给予性的东西，是其自身之所是的东西，当个别通过胡塞尔所说的“超级加法”在一起，便成为一种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的普遍性，它以普遍对象、普遍事实状态达到了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而对于普遍性的认识便是一种本质分析，“现象学的研究是普遍的本质研究”。当然，这也是去除了经验的先天认识，它是在“原初的、绝对被给予性领域里，可直接直观地构造自身”的第一种概念之外属于现象学的第二种概念：“具有本质规律、作为范畴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原则性含义的概念”。那么，这种本质认识包含的到底是什么？它除了实项的内在之物之外，是不是也包含了认识必须具有的“意向意义上的内在之物”？胡塞尔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认识体验本身就属于一种意向，“它们意指某物，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对象发生关系。”
这种意指某物，不再是个别的、特殊的某物，而是普遍之物，是被给予性的普遍之物，“一个纯粹内在的普遍性意识根据被观察的和自身被给予的个别性构造起自身。”从红的直观到纯粹的内在，从纯粹的内在到普遍的红，从普遍的红意指本质的红，所有的认识都是在绝对的被给予性中成为直观，具有明见性，最后指明了自己。思维的这种明见性，进一步承认了普遍之物的明见性和被给予性，但是这依然不是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最后一步，他提出的一个疑问是：如果我在感知颜色时进行了现象学的还原，使其在直观中变成纯粹的内在，然后我通过这个纯粹的内在进行纯粹的抽象，那么我就获得了现象学中“颜色一般”这个本质，但是，如果我具有明晰的想象，是不是也可以获得这种本质？这里其实已经设置了条件，那就是想象本身就是明晰的，也就是说认识就已经具有对于普遍之物的明见性和被给予性，所以认识中的本质也是自身被给予的，无论是想象也好，还是回忆也罢，在胡塞尔看来，只要去除了经验的实存，只要根据直观来体验，“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给予的。”
重要的是这种普遍之物的自身给予性，在认识中一样是绝对的被给予性，它就是一种现象学的认识，所以最核心的是被给予性：不管是思维的被给予性，还是在清新回忆中留存的思维被给予性，不管是在现象的河流中持续的现象统一性的被给予性，还是这个统一性变化的被给予性，不管是在“外”感知中的事物的被给予性，还是“幻象和再回忆以及在相应的联系中杂多综合地统一在一起的感知和其它想象的各种形式的被给予性”，不管是逻辑的被给予性，还是普遍的被给予性，不管是谓项的被给予性，还是实事状态的被给予性，甚至背谬的，矛盾的，非存在的被给予性：
无论在它之中表现出的是单纯被表象之物还是真实存在之物，是实在之物还是观念之物，是可能之物还是不可能之物，它始终都是一种在认识现象之中的被给予性，是在最宽泛意义上的思维现象中的被给予性，并且，在本质考察中所探的始终都是这个起初是如此奇特的相互关系。
被给予性的意义就是：对象在认识中构造自身，认识是普遍认识而不是人的认识，和实存没有设定关系，和经验的自我没有关系，和实在世界也没有关系，它只有在绝对的被给予性的领域中才能被切中和切中——当一种认识去除了主体和客体，去除了被动和主动，它就是在普遍对象性本身是它之所是，在认识的思维明见性中，现象学就具有了两个绝对的被给予性：“显现的被给予性和对象的被给予性”，现象学的还原也完成了“纯粹直观中指明自己”的终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