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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1·2210920·1774 |
| 作者：[东晋]葛洪 著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35.00元当当14.10元 | |
| ISBN：9787101124668 | |
| 页数：438页 |
道教神仙传纪，葛洪撰。据葛洪自序称：此书是为了回答其弟子滕升关于仙人有无的问题而作的。该书“抄集古之仙者见于仙经、服食方及百家之书、先师之说、耆儒所论，以为十卷”。葛洪编集此书，意在宣扬修道成仙者古已有之，论证神仙可学，不死可得。书中所述广成子、老子、彭祖、河上公、刘安、李少君、张道陵等人事迹，较之《史记》、《汉书》记载多有增益。壶公、蓟子训、刘根、左慈、甘始、封君达等人传纪则与《后汉书·方术传》大体相符。后世道书仙传颇受此书影响，文人小说诗词亦多取材于此书，一些成语和文化典故，如“沧海桑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杏林”“橘井”等，大众耳熟能详，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次整理以收录神仙数目较多且文字内容较为丰富的广汉魏丛书本系统的《道藏精华本》为底本，并附录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的《太阴女》《太阳女》《乐子长》3篇，共计97篇、101位神仙的故事，是目前较为完整的一个整理本。
《神仙传》：以传知真识远之士
然此等虽有不死之寿，去人情，远荣乐，有若雀化为蛤，雉化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气。
——《彭祖》
仙人，或无翅而飞，竦身入云；或化为鸟兽，浮游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人间而人不识，或隐其身而莫之见……种种仙人，率好深僻，不交俗流，但是为什么对于长寿八百岁的彭祖来说，他们“失其本真，更守异气”而成为一种异类？而自己拥有不死之寿，是不是也可归为此类？当彭祖将仙人列为异类，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养寿之道，但莫伤之而已。”莫伤之，便是不失四时之和而“适身”，不致思欲之祸而“通神”，知足无求而“一志”，八音五色以悦视听而“导心”——适身、通神、一志、导心， 才是真正养寿之道，而且不可欲速，否则也是埋下隐患。
一个是“面生异骨，体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的仙人，一个是“适身、通神、一志、导心”的养寿者，彭祖将其分化，便是为自己的房中之术找到合理性，他对前来问道的采女说，自己遗腹而生，三岁丧母，又遇到犬戎之乱，流亡西域百年之久，而自己一生丧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经历了人生巨大变故的彭祖“数遭忧患，和气折伤”，也正由于此，他要近人情和荣乐，就要维护本真，“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气导养，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之期。能避众伤之事，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在他看来，阴阳之术的本质就是在“节其思虑”中，在“适饮食”中最后得道。
彭祖一生经历曲折，但是在追求本真意义上，除了在方法论中以房中闭气的方式寻得养寿之法，“骨节坚强，颜色和泽，老而不衰，延年久视，长在世间。”这是在个体意义上远离那些异气的“仙人”之法，而另一方面，彭祖也在“少好恬静，不恤世务，不营名誉，不饰车服”中接近本真，这一种本真是对于世务、名誉的鄙视，却在群体意义上的一种得道：当殷王将珍玩给他，他则将这些东西“以恤贫贱”，自己毫无保留。不管在个体意义上还是在群体意义上，彭祖的所谓都是对于本真的捍卫，所谓得道，便是“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莫敢犯，五兵百虫不可近，嗔喜毁誉不为累，乃可为贵耳”。
彭祖的故事，在《列仙传》中只是简略述之，但是葛洪在《神仙传》里却进行了详述，而彭祖之观点似乎也代表了葛洪对于成仙成道的价值观。他在“序”中认为神仙幽隐，“与世异流”，能被世上的人所知晓，也就是几千分之一的小概率，这在某种程度上和彭祖所说的“不交俗流”似乎存在着同一性，“故宁子人火而陵烟，马皇见迎于护龙，方回变化于云母，赤将茹葩以随风，涓子饵术以著经，啸父别火于无穷，务光游渊以哺薤，仇生却老以食松，邛疏煮石以练形，琴高乘鲤于砀中，桂父改色以龟脑，女丸七十以增容，陵阳吞五脂以登高，商丘咀菖蒲以无终，雨师炼五色以属天。”这些看起来也都是异类，但是他收集古之仙者之书，重要的意义，便是“以传知真识远之士”，在他看来，神仙之事过于玄妙，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和接受，只有“知真识远”的人才能从中领会得道之法，而“思不经微者，亦不强以示之”。
一方面葛洪将“与世异流”作为普通人和仙人的区分标准，但是另一方面，希望得到之人就是“知真识远之士”，又将他们和“俗之徒”区分开来，这两种区分隐含了葛洪的神仙观。在他书中，那些“神仙”都是与世异流的存在，首先从得道之法来说，他们不同于常人。后世被成为“黄大仙”的皇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岁，能坐在立亡，行于日中无影，而有童子之色。”神人传授刘根得仙之道，“凡修仙道，要在服药。药有上下，仙有数品。”神人告诉他“药之上者”，有九转还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积日月矣。”其次则是云母、雄黄，“虽不即乘云驾龙，亦可役使鬼神，变化长生。”再者便是草木诸药，用以治疗白冰，补虚驻颜，而对于成仙之法，“必欲长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欲除也。”神人传授给赵瞿的则是松子、松柏脂各五升，“此不但愈病，当长生耳，服半可愈，愈即勿废。”赵瞿按此方法，在人间三百余年，“常如童子颜色”。泰山老父则有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当二十四气；八毒，以应八风。”用这种方法，转老为少，黑发更生，齿落复出，能日行三百里，一百八十岁还身体强健。而王烈，因为常服黄精及铅，三百一十八岁还登山历险行步如飞，后来他更是在太行山中在石破天惊中发现了“石髓”，按照《神仙经》的说法，“神山五百年辄开，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寿与天相毕。”王烈从此得了天寿。丹阳人沈建首先学道引、服食之术，还年却老之法，他帮助人治病，后来学了断谷之法，“轻举飞行，或去或还，如此三百余年，乃绝迹，不知所之也。”
或者服药，或者辟谷，或者神枕，或者石髓，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得道，这些人当然异于常人，他们的故事便成了传奇。《王远》中的王远已是得道之人，他住在陈家，四十多年里陈家无疾病死丧，不仅主人还有奴婢，不仅人不患病，而且，“六畜繁息，田桑倍获。”后来他经过蔡经家，“乘羽车，驾五龙，龙各异色，前后麾节、幡旗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也。”那时的麻姑也应邀而来，麻古看上去只有十八九许，“衣有文彩，又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状，皆世之所无也。”刘根得道，张府君认为刘根是妖，于是要杀他，让他招鬼，刘根借来笔砚和奏案，于是，“厅上南壁忽开数丈，见兵甲四五百人，传呼赤衣兵数十人，赍刀剑，将一车，直从坏壁中人来。”张府君招鬼是为了杀死刘根，不想自己全家皆死于此。还有《李仲甫》中的隐形术，“初隐百日，一年复见形，后遂长隐，但闻其声，与人对语、饮食如常，但不可见。”介象也会隐形之术，“隐形变化，为草木鸟兽。”《刘凭》中的刘凭则擅长咒禁之术，就是古代的祝由术，他在汉武帝面前用符招来数十人，“凭于殿上，以符掷之，皆面抢地。以火淬曰，无气。”孙博则演以“墨子之术”，“能令草木金石皆为火光，照数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树、生草，则焦枯，更指，还如故。”而刘政拥有分身术，“能变化隐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万人。又能隐三军之众，使成一丛林木，亦能使成鸟兽。”
无论是得道之法，还是传奇之术，仙人都“与世异流”，但是，这种区别于普通人的道术和仙术，在葛洪看来，“以传知真识远之士”，何为知真识远之士？他们身上具有的禀赋，一个是“真”，一个是远，真是对于人之本性而言，种种得道之术就是为了合于本真，那么什么才是葛洪所推崇的本真？《广成子》中的古之仙人广成子在黄帝第二次问道的时候，阐述了“至道之精”：“至道之精，杳杳冥冥，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尔形，无摇尔精，乃可长生。慎内闭外，多知为败。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得我道者，上为皇；失吾道者，下为土。将去汝，入无穷之门，游无极之野，与日月齐光，与天地为常，人其尽死，而我独存矣。”至道之精，就是道在生成或化生万物中最先产生的精微物质，在广成子看来，这种物质“杳杳冥冥，无视无听”，只有“抱神以静”才能自正，只有“必静必清”，才能长生，关键是，广成子提出了“慎内闭外，多知为败”的观点，也就是说要独守其心，必须不追求外在知识，得道而为皇，失道而为土，只有“入无穷之门，游无极之野，与日月齐光，与天地为常”才能真正长生。
广成子是在黄帝第二次问道的时候才说出“至道之精”，这里就有了一种分野，当他第一次拒绝黄帝，第二次又说“多知为败”，是不是将黄帝所代表的权贵看成是一种外在的存在，而自己独存便是“慎内闭外”的结果。“杳杳冥冥，无视无听”的境界和求外之术在《卢敖 若士》一章中也有体现，卢敖自以为成道，他去请教若士，若士嘲笑他说：“昔我南游乎罔崀之野，北息乎沉默之乡，西穷窈冥之室，东贯鸿洞之光。其下无地，其上无天。视焉无见，听焉无闻。其外有沃沃之汜，其行一举而千万余里，吾犹未之能究也。”罔崀之野、沉默之乡、窈冥之室、鸿洞之光构筑了若士的时空，这是无能穷尽之道，而卢敖自以为到达了尽头，实际上是浅陋而已，当若士举臂而入云中，卢敖发出了如此感慨：“吾比夫子也，犹黄鹊之与壤虫也。终日行不离咫尺，而自以为远，不亦悲哉！”
广成子和若士都是“至道之精”，而站在他们对面的是求道的黄帝和浅陋的卢敖，这一种对比正体现了权贵和本真之间的区别。《老子》一章也是如此，葛洪在一开始就引用了关于“老子”之名的诸多说法，“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盖神灵之属。或云，母怀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或云，其母无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在他看来，这些说法载于书中，“未可据也”，而另一方面，葛红认为，“老子若是天之精神，当无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劳，背清澄而人臭浊，弃天官而受人爵也。”所以这种种说法都是那些晚学之徒“好奇尚异”而已，在他看来，老子就是“得道之尤精者”，而非异类，所以他撰写《老子》一章就是为了去除脱俗和虚妄之说，“欲正定老子本末，故当以史书实录为主，并老仙经秘文，以相参审。”
这是一种创作观，另一方面来说，老子作为“得道之尤精者”，正是体现了他对于权贵的蔑视，对于本真的坚守，“老子恬淡无欲，专以长生为务者，故在周虽久，而名位不迁者，盖欲和光同尘，内实自然，道成乃去，盖仙人也。”孔子去见老子，老子当即批评他：“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也。”当孔子说自己想通过仁义来修道，老子批评说：“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区矣。夫子修道而趋，则以至矣，又何用仁义！”道自会来，何必用仁义？他认为孔子的做法“乃乱人之性”。他接着指出所谓“六艺”是先王之陈迹，根本没有什么用……批评孔子多骄气和淫志，否定仁义的作用，指出“六艺”之陈旧，其实就如广成子所说“多知为败”，于是孔子自叹不如，“至于龙，乘云气，游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见老子，其犹龙乎，使吾口张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缩，神错而不知其所居也。”而老子对阳子说及了“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被万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称其名；位乎不测而游乎无有音也。”功劳与自己无关，教化万物使百姓依赖，德行让百姓歌颂，但他自己“游乎无有音”，不在又无处不在，所以葛洪认为老子“外损荣华，内养生寿”，“其洪源长流所润，洋洋如此，岂非乾坤所定，万世之师表哉！”
广成子“慎内闭外，多知为败”，老子“外损荣华，内养生寿”，内外有别正是区别了是“知真识远之士”还是“俗之徒”，而葛洪将仙人定义为“至道之精”者，就是探寻仙人身上真正可贵的精神。《白石先生》回答彭祖“何不服升天之药？”，就说：“天上复能乐比人间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间。”对于白石先生来说，不求闻达就是一种仙道；《马鸣生》中的马鸣生辗转经历五百余年，一直就是一个常人，“架屋舍，畜仆从车马，并与俗人皆同”；《阴长生》中的阴长生认为，草泽之士，“以隐逸得志，以经籍自娱，不耀文彩，不扬声名，不修求进，不营闻达，人犹不能识之”，这便是俗世之仙人，“亦何急急令闻达朝阙之徒，知其所云为哉！”那些急于在朝廷中飞黄腾达之人，如何也不能理解仙人之志的；而墨子入周狄山之前已经八十二岁了，他叹息说：“世事已可知—，荣位非常保，将委流俗以从赤松子游耳。”他向神人求道，就是为了“隐居以避战国”，在这过程中，他“与儒家分途，务尚俭约，颇毁孔子”——对孔子的批评当然也是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玉子》中的玉子好学众经，面对周幽王的邀请，玉子拒绝了，“位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于灰土乎？独有神仙度世，可以无穷耳。”观点和阴长生如出一辙。
知真识远，需要在守真中拒绝外部的侵蚀，拒绝权贵的诱惑，而“远”则是另一种入世态度，那就是在反对妖邪中使道坚持纯粹性。道术总是带来传奇，而传奇如何区别道和妖？《茅君》中的茅君，即道教茅山派祖师，三茅真君之大茅君茅盈。他学道二十年而归，一回来父母便大骂他：“汝不孝，不亲供养，寻求妖妄，流走四方。”他们认为茅君学道是寻求妖妄，但是茅君回答说：“某受命上天，当应得道，事不两遂，违远供养，虽口多无益。今乃能使家门平安，父母寿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当父亲考验他，让得道的他让死人复活，茅君说：“死人罪重恶积，不可得生，横伤短折，即可起耳。”死人不能复活，是因为有罪孽在身，而那些受伤意外死去之人才有可能复生。横伤短折能复生，而死人不能复生，这也是神仙救人的一种严格区分，所以得道之人常常赈济穷人和治病救人的方式施以道术，《壶公》“悬壶济世”就是一种治病之法，“其钱日收数万，便施与市中贫乏饥冻者，唯留三五十。”三国时期的名医董奉留下了“杏林”的典故，“奉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斛。”而“橘井泉香”的苏仙公也是通过自己的道术治病救人，“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檐边橘树，可以代养。井水一升，橘叶一枚，可疗一人。”一方面是赈济穷人，是治病救人，另一方面则是除妖，《栾巴》中栾巴追杀狸妖，喷酒灭火，“巴去，还豫章，郡多鬼，又多独足鬼，为百姓病。巴到后，更无此患，妖邪一时消灭。”
仙人与流俗之人的分野，道和妖之分野，葛洪在《神仙传》中主张的是养生为内儒术为外，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之种种“与世异流”之术，在葛洪看来，“以传知真识远之士”，而这种“知真识远”正是寄托了葛洪的入世观，正如他在《抱朴子·内篇》所说：
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