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锋

编号:C38·2171210·1436
作者:【英】毛姆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45.00元
ISBN:9787544284950
页数:418页

《刀锋》是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4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青年拉里因为好友在战争中猝然死亡,而开始向自己的内心展开深刻的追问:既然世间有善,为何恶亦相生?战后,拉里在故乡感受着美国建设一个 “宏伟而繁荣的时代”的热潮,却难以置身其间。他执拗地要寻求心中那个让他难以割舍的疑问。他在书籍中发掘,在静思中梳理。为此,他几乎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与热情,甚至解除了与恋人伊莎贝尔的婚约。之后远遁法国,再后,开始周游世界。在印度,他从东方的《奥义书》踏上了心灵自我完善之路。毛姆将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思索凝聚于这部作品中,书中有他自己的心路历程的影子,小说表达的主题是对人生意义和自我存在意义的追寻。


《刀锋》:为了存在于它们身上的无限

“可你想想,所谓我,不光包括我的灵魂,还包括我的肉体,谁能决定,我的肉体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如果不是生了一只畸形的脚,那拜伦还是拜伦吗?如果不是得了癫痫症,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第六章》

我之存在,由肉体和灵魂结合在一起,当拜伦是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成为最表象特征里的自己就在于肉体,一只畸形的脚和身患的癫痫症,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但是肉体的残疾和疾病,如何影响灵魂?那一种悲剧人生不仅是肉体世界里的痛苦,也是灵魂意义上的挣扎,而化为文字,化为作品,更在于灵魂世界的态度,所以我成为自己,不只是灵魂这一种属性,它是肉体之果,是灵魂之因,更是一种衍化成作品的寄托。

如此成为我自己,却在拉里的世界里,成为一种分离,在他看来,肉体提供了一个驱壳,在那里只有自我主义,只有外在的个性,而要真正成为自己,则必须让灵魂摆脱自我主义——肉体站在了灵魂的对立面,个人主义站在了绝对和无限的对立面,所以在这种分裂的自我世界里,必须驱逐肉体的欲望,必须赶走物质的需求,必须去除表象的自我, “当我坐在木屋里抽烟斗时,我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活力,我感觉有种力量要从我的身体里进发出来。到修道院里避世隐居并不适合我,我要居于繁华的世界里,爱这世上的一切,这不是为了它们,而是为了存在于它们身上的无限。”印度的五年求索,让拉里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自我的价值,那种 “它们身上的无限”是绝对的存在,是冷静,忍耐,是同情,无私,是自由,禁欲,而无限多抵达的那个高度甚至比宗教意义上的上帝更高一层。

印度五年修炼的感悟,是从发现自己身上的无限开始,而无限之发现,必然是看见了有限,看见了有限,必看见了被束缚的激情,被破坏的自由,被驾驭的欲望,甚至是肉体有关的创伤。这一切可以归结为拉里的疑问: “你没办法不问自己,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生活到底有没有意义,还是你压根儿就控制不了自己的命运,到头来只会沦为稀里糊涂的悲剧。”所以拉里是从命运,甚至从宿命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而在印度之前,是离开巴黎从比利时到德国,再沿着莱茵河去那个农场和煤矿;再往前,是他他离开芝加哥离开已经订婚的伊莎贝尔到巴黎 “游荡”;再往前,是他参加了战争成为飞行员,然后两次受伤……

往前往前再往前,是时间的逆行,却也是关于肉体世界的一次一次整理,当时间设定在1914年开始的那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以外部的方式打开一种人生。成为飞行员去往法国参加战争,这是拉里变化的开始,因为战争他受伤,从肉体意义上留下了某种伤痕,而在灵魂意义上则是如监护人尼尔森所讲,是 “还没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那么是什么样的创伤?那就是一种突然而至的死亡,战友为了救自己而牺牲了,才二十二岁, “本来准备打完仗后回爱尔兰跟一个姑娘结婚的。”当拉里对未婚妻伊莎贝尔说起这段伤痛的回忆时,他把死亡看成是一种生活的终结: “一个小时前还是活蹦乱跳、有说有笑的人,转眼就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死了。生活就是这样残酷,这样无情。”无情的死降临,生命走向了终点,那么这是一种意义还是无意义?

拉里说出这段记忆,其实并非是因为同伴救自己牺牲而让自己有了某种愧疚感,更让他思考的是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死亡成为生命的终结如此残酷的降临,那么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应该如何体现价值?或者说命运如何在不死的时候找到灵魂的意义?当拉里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1919年了,已经是回到了美国芝加哥,时间和空间的改变,不是淡忘了这个问题,而是更突显了关于人生的终极意义。而正是时空的改变,环境的改变,以及价值观的冲击,对于拉里来说,反倒形成了一种束缚。因为他站着的这个世界是正在建设的美国,是正在发展的时代,有正充满欲求的人们。

伊莎贝尔的舅舅艾略特当然是拉里的对立面。当拉里在1919年战争结束时无法走出某种创伤,艾略特却在同样的时空里寻找机会。这是战争导致的两种走向,艾略特也经历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只不过从参加救护队到在巴黎红十字会谋得一职,在到加入巴黎高级俱乐部,最后成为贵妇人口中的 “亲爱的艾略特”,他从地面飞向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所谓 “飞黄腾达”几乎就是以一种俯视的目光看待战争。 “我想这一切的根源定是狂热的浪漫主义情调,他能在那些孱弱的法国公爵身上看到当年追随圣路易到圣地的十字军战士,在咋咋呼呼、猎捕狐狸的英国伯爵身上看到跟随亨利八世远赴金衣战场的祖先。跟这些人在一起,他觉得自己生活在过去那种广阔、雄伟的天地里。”这个一生把 “社会交际”当成是最大志愿的人,这个用古董装饰生活的长者,这个在教父面前成为狂热天主教徒的有教养的人,就是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回到复古时代,那里有荣誉,有地位,有身份,有一切的名利。

所以当1919年艾略特和拉里相遇的时候,必是两种人生两个世界的碰撞,他对侄女伊莎贝尔说的是: “我觉得拉里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出息,他一没钱,二没地位,格雷·马图林就完全不同了。他的祖上在爱尔兰就很有名望,家族中出过一位主教,一个戏剧家,还有好几个声名显赫的军人和学者。”不仅自己站在拉里的对面,他也让和拉里青梅竹马的伊莎贝尔站在对面,让追求伊莎贝尔却和拉里是好友的格雷站在对面,甚至整个芝加哥、整个美国都站在对面,在他看来,1919年随着战争的结束,一切都必须重建,而美国即将进入空前繁荣的时代,这是超越欧洲的机遇,而每一个人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 “脚踏实地干下去,赚的盆满钵满,然后再买一套公寓买一个城堡,便是最富足的人生。他和政府搞好关系,地方长宫、教区主教和副主教都会经常光临他的宴会,在他的世界里,有价值不菲的古董,有妖艳的贵妇人,有政府官员,有教会首领,即使当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艾略特也凭借他的投资理念赚到了钱,而他又把这笔钱投入到宗教事务中,他建造了教堂,获得了教会封的一个爵位。而且,当经济危机爆发,美国发展受阻,艾略特依然是一个 “最仁慈、最体贴、最大方”的人,他用自己的资产照顾伊莎贝尔和格雷夫妇,让他们度过困境。

但是对于艾略特来说,社交生活却变成了一个反讽,当他年纪渐大,又得了不治之症,却依然对社交充满热情, “他就像一个濒死的演员,等到上了妆,登上舞台,就会暂时忘却病痛。”但实际上,他已经被社交界抛弃了,人们甚至不愿再邀请他,艾略特都蒙在鼓里,当他临死之前还在想着没有回艾德娜的邀请,可以说,他的生命最后一刻还活在自我编织的社交舞台上,信奉 “天堂里没有平等一说”的他在现实中期望创造平等,但这种平等只是金钱、地位、名誉组合起来的人格,在某种意义上是另一种不平等。艾略特之存在,就是一种自我主义,甚至这种自我主义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象征, “美国即将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甚至要超越欧洲,不是高瞻远瞩,而是自我封闭,当1929年那场危机到来的时候,梦想便成为了碎影。

“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上帝的直接介入,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事情来回报上帝。”这是艾略特建造教堂时说的话,上帝让他在危机时不死,上帝就是一种救赎,而这无非是人造的上帝,是物质化的上帝。艾略特所代表的是一种 “社交”生活,他所影响的便是伊莎贝尔的婚姻,所以他反对伊莎贝尔和没有钱财没有地位的拉里结婚,却对祖上有着名望,家族中出过主教、戏剧家、军人、学者,现在有身份财富的格雷心有独钟,在他看来,伊莎贝尔嫁给格雷就是走向如美国一样的繁荣时代,未来尽在自我掌握中。艾略特以及姐姐布拉德利太太的价值观对伊莎贝尔产生了影响,虽然伊莎贝尔爱着拉里,但是她对于拉里的举动无法理解,也无法猜透他要去巴黎 “游荡”的意义,当她终于答应拉里去往巴黎,终于在巴黎见到了拉里,其实爱情已经再无挽回的余地,就像我曾经对伊莎贝尔所说的那样: “爱情好比一个蹩脚的水手,只要在海上航行,它立马就蔫了。到时候你和拉里之间隔着一个大西洋,你会吃惊地发现,起航之前再怎么无法忍受的痛苦,都会变得微不足道。”当一个爱看书寻求知识、毫不顾忌自己生活、不工作的拉里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不是隔着一个大西洋,而是隔着永远无法弥合的距离,伊莎贝尔带着艾略特的影子说: “我这么年轻,想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别人可以做的事情我一样都不能少,我想去参加宴会,参加舞会。我想打高尔夫,骑马。我想穿漂亮的衣服,要是一个女孩子穿的衣服没有周围的人好,你能想象得到有多难堪吗?”而拉里却说: “我想弄明白世上有没有上帝,想弄明白世上为什么会有罪恶。我想知道我的灵魂会不会不朽,是不是我死之后一切也就结束了。”当她让拉里重新回到美国,然后结婚生活,拉里依然坚持着说: “我做不到,亲爱的。这样回去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死亡,等于出卖了我的灵魂。”

解除婚约,这便是两人那无法弥合距离的写照,物质和精神,名誉和信仰,金钱和上帝,他们完全走向了两个极端。而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拉里,到底在找寻什么?他想知道世上为什么会有罪恶,想知道到底有没有上帝,想知道灵魂能不能不朽,就是回到了战争年代那一场发生在自己面前的死亡,在他看来,生命在肉体的寂灭中走向了终点,那时灵魂也就不会存在了,所以肉体主宰着一切,而那些金钱、名誉、地位,甚至婚姻也都是肉体之一种,所以在他看来,肉体又走到了灵魂的反面,构筑了一种罪恶的欲望存在,所以离开美国前往巴黎,他所找寻的是知识,渴望在知识的海洋里发现永恒的东西,而金钱就成为 “一文不值”的东西,婚姻也成为了束缚,成为了羁绊,所以他把这一阶段的生活命名为 “游荡”——是将灵魂放在一种绝对自由的生活中。

但是,在拉里追逐自由的生活中,在放弃婚姻的 “游荡”故事里,他所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是农场里的埃莉和贝克尔太太,当时他和科斯提在欧洲旅行,离开法国,穿过比利时,沿着德国莱茵河往下,这是一种自由放逐灵魂的生活,但是拉里无可避免地陷入到肉体的渴求中,它反而变成了一种困境,所以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他们只能找活干,于是遇到了在农场里的两个女人, “我可不是什么农夫的妻子,而是农夫的寡妇,一个为祖国献出生命的英雄的寡妇。”当寡妇埃莉在那个晚上以一种占有的方式接近他的肉体时,一种悖论似乎形成了:他是男人,却被女人占有;他鄙视肉体,却陷在肉体的困境中,而且埃莉是寡妇,丈夫 “为了祖国现出生命”,是不是就像那个在战场上死在拉里面前的二十二岁的战友?同样被战争夺去了生命,同样是肉体造成了死亡,拉里为什么在那个夜晚面对埃莉的欲望时,最后选择逃离?

其实他完全可以用满足埃莉欲望的方式补偿死去战友的遗憾,但是那一晚的 “被厮混”在他看来却是一种耻辱,实际上对于拉里来说,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对沉浸在肉体死亡的悲痛中的人,他已经把肉体看成了灵魂的对立面,所以欲望是肮脏的,是可耻的。这是拉里关于灵与肉的第二阶段,当他回到巴黎,遇到同样死了丈夫的苏珊时,却又进入了第三阶段,而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印度呆了五年,学会了冥想,认识了生命轮回,抛弃了自我主义, “我相信,上帝只在我心里。”这种自我即上帝的信仰,对于他来说,则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归宿, “我很想知道,艺术能否为我指出宗教无法指出的路。”所以绘画的苏珊成为了拉里的情人,在拉里看来,苏珊就是一个艺术品, “他(拉里)还真是个奇怪的情人,非常亲切,充满热情,甚至非常温柔,刚猛却不激昂,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一点不下流……我关上门的时候,看到他拿起书,从他先前停下来的地方继续看下去。”苏珊这样评价拉里,情人关系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已经完全抛弃了肉体,做爱就像艺术创作,而做完事好不妨碍地看书,艺术又回归到灵魂。而苏珊最后离开了拉里, “我自己就差点爱上他了,这还不如爱上水中的倒影,一缕阳光,或者天空中的一朵云呢,我总算没陷进去。即使现想起当时的险境,我还不寒而栗呢。”不是自己爱上了倒影,是因为拉里一直爱着苏珊的倒影,艺术的倒影,灵魂的倒影。

而爱上苏菲呢?同样是死了丈夫,苏菲的存在却走向了另一种堕落,她酗酒、吸毒,和男人上床,曾经生活在天堂里,当男人和孩子在车祸中遇难,她便失去了天堂,她用这样的方式报复残酷的生活, “绝望之下,她一头扎进了地狱。我能想象,她是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这样一个女人在伊莎贝尔世俗的眼光中,就是一种堕落,甚至是原罪思想造成的恶, “恶就是恶,一直都在。”但是拉里却爱上了她,甚至还和她结婚,拉里的解释是: “我想她是个能力卓绝的人。她并不傻,也不自作多情,而是让人觉得她是一个纯洁的人,一个奇怪却高尚的灵魂。”一个堕落的女人,是肉体的堕落,但是她却在写诗,写优美的诗,写纯洁的诗,这就是她灵魂存在的意义,而拉里爱上她就是为了这一个灵魂。但是把自己当成上帝的拉里绝不仅仅是喜欢她的那种诗歌意义上的灵魂,而是要进一步拯救她,我对伊莎贝尔说: “他的欲望最重要,不不,不只是欲望,而是一种急切的在他心里呐喊的需要,他认识的一个天真女孩如今成了荡妇,他需要去拯救她的灵魂。”

在拉里的生命中出现了不同的女人,伊莎贝尔和他青梅竹马,几乎已经走入了婚礼的殿堂,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但其实是拉里远离了伊莎贝尔代表的世俗世界;他遇到的第二个女人是农场的埃莉,当他以逃离的方式拒绝肉体,就是在远离欲望生活;苏珊是画家,他爱上她就是爱上了艺术,艺术接近了灵魂,但仅仅是媒介,最后的离开就是离开艺术生活,而苏菲则代表着堕落的肉体和纯洁的灵魂的结合,拉里爱上他就是要把自己当成上帝完成最后的救赎。四个女人,共同构筑了拉里追寻人生意义的不同阶段,而拉里似乎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越来越接近他的终点,越来越成为上帝,但是最后的反转却是:苏菲在距婚礼还有三天的时候神秘失踪了,一年后苏菲告诉我当初逃婚的理由是: “亲爱的,到了紧急关头,我不能把我自己看成抹大拉的玛丽亚,把他当作耶稣,基督。这行不通。”

不想把他当成耶稣,就是不想把自己当成一个被救赎者,也就是说,苏菲依然喜欢那种堕落,甚至拉里所认为的灵魂的纯洁其实也是堕落之一种——苏菲无法像拉里一样活在冷静、忍耐、同情、无私、禁欲的世界里,无法忍受戒酒和不食毒品的生活中,即使在她死后房间里发现的所谓灵魂诗歌,也都是有着堕落的影子:波德莱尔、兰博和艾略特的诗集。 “她拥有可爱的灵魂,为人热诚,有理想,慷慨大方。她的理想很伟大,就算是她寻求毁灭的方式,也具有悲剧性的崇高意味。”这是拉里对她的评价。当没有了玛利亚,耶稣之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自己即上帝的另一个意义是:只有自己才能救赎自己。所以最后的拉里还是回到了美国, “我明白。人们必须向环境妥协,我当然会去工作。等我回到美国,就去汽车修理厂找份工作。我是个不错的修理工,找份工作应该不难。”

离开和回来,似乎是一个循环,但是当这一切重新归于平静的时候,反倒变成了一种沦落, “拉里已经如愿以偿,融进了喧嚣的人世,在那个世界,不同的利益冲突纷扰,混乱得叫人迷失。渴望良善,表面上过分自信,内心中却畏首畏尾,如此友善,却又如此冷酷,如此真挚,却又如此戒备,如此卑鄙,却又如此慷慨,这就是美国人。”这像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喟叹,对于一个国家的感慨,而在这个宏大的时代里,每一个人其实都回到了肉体生存的意义上,所谓高尚的爱情,所谓纯洁的灵魂,所谓艺术,所谓宗教,都无法逃离最后的归宿:

毕竟,所有我关注的人都得偿所愿:艾略特拥有了显赫的社会地位;伊莎贝尔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居住在活跃而有教养的社会里;格雷有了稳定的工作,收入颇丰,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苏珊娜·鲁维埃得到了安稳的生活;苏菲告别了人世;拉里得到了满足。不管高傲且文化修养极高的人有多吹毛求疵,我们普通人在心里还是喜欢出色的故事。如此一来,我的故事结局或许倒也算令人满意。

拜伦是长着一只畸形脚的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患有癫痫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拉里是最后拥有一个肉体活着的拉里,那一切的追寻,探求,发现,冥想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最后都无法成为改变世界的那把锋利的剃刀,就像《羯陀奥义书》上所说: “剃刀边缘无比锋利,欲通过者无不艰辛;是故圣者常言,救赎之道难行。”

昨日之岛

编号:C38·2171120·1431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9月第1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45.24元
ISBN:9787532773251
页数:450页

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情诗、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航海日记,这些属于翁贝托·埃科的神秘标签在《昨日之岛》上再现。一六四三年的炙热夏天,一艘负有寻找一百八十度经度线位置之秘密任务的商船 “阿马利丽斯号”在南太平洋某处遇难。船上的幸存者罗伯托是个患有疑心病、妄想症、惧光症,而且不会游泳的年轻人。在遭遇海难之后,他又被浪潮冲上另一艘弃船 “达佛涅号”,罗伯托依靠船上残存的粮食、果菜和家禽维生,坐以待毙之余,只能靠书写情书——以及回忆,最后演变成小说——打发时光。透过这些书写,作者埃科为读者交代了罗伯托的前半生——牵动全欧的卡萨莱城争夺战,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西班牙、教会悉数登场,各国以寻求经度的秘密为目的的间谍战,在那个世纪信仰与科学的激烈交锋……


《昨日之岛》:再说,我已经开始讲述了

我是一块石头,我是一块石头,他对自己说。后来,为了避免自我意识,干脆说:石头,石头,石头。
——《三七 荒谬习作:石头如何思考》

岛屿还是岛屿,虽然在海水的冲刷下越来越远;石鱼还是石鱼,尽管那一种毒让身体变得虚弱;珊瑚礁还是珊瑚礁,即使曾经它们是那些活着的珊瑚虫……当所有一切都以物的方式存在,并且趋向于存在的永恒状态时,对于一个频临死亡的人来说,反倒变成了安慰?从生到死,无法逃脱的宿命总是会降临,当寻找京都和定点的 “阿马丽利斯号”发生海难,当 “达佛涅号”的船员都被登岛之后的印第安人残忍地食用,当卡斯帕神父进入水底钟而消失于海底,甚至当自己被石鱼的毒所侵害,死亡再也不是遥远的事,再也不是他人的经历,它已经发生,它正在迫近,它将把一切都变成最后的物。

在人类关于永生之梦平破灭之后,对于唯一的罗伯托来说,他内心充满了嘲笑, “假如人只不过是个影子的话,你们就是一缕青烟。假如人只不过是一场梦的话,你们就是幽灵。假如人只不过是个零的话,你们就是一个点。假如人只不过是个点的话,你们就是零。”船只、机器、观象台、水底钟,都是人类对于征服世界的工具,但是在最绝望的时刻,它们就是青烟,就是幽灵,就是一个点,就是一个完全被忽略的零——再过不久,连 “达佛涅号”都将不存在,还有什么能解救人类?再过不久,连生命都不存在,还有什么能命名为一个不死的 “我”?

唯有物不死,而物之存在,它消灭的是灵魂,让灵魂见鬼去吧,没有肉体的依附,没有机器的解救,所以一定没有了自我意识,没有了意志,没有了自由——当没有 “我”之存在,就没有了 “我思故我在”,所以 “我是一块石头”在唯名主义中就变成了 “它”,甚至连这种关系也被解构了, “石头,石头,石头。”就是取消了我的命名,我的定义,我之存在的关系:

我是什么?如果我说我,代表的是格里瓦的罗伯托,那么我便是作为我过去所有时光的记忆,即我所记得的所有事情的总和。假如我说我,代表着此时此地的某个存在,而不是主桅或珊瑚,那么我便是此刻我所感觉到的一切的总和。但是,此刻我感觉到的是什么呢?是假定不可分割的原子之间的关系的总和,它们排列在那种关系系统之中,在那种特殊的秩序之中,这便是我的躯体。

也许只有濒死之人,才会真正思考死亡,也许只有思考了死亡,才能想到 “我说我”的哲学意义,也只有说到 “我说我”,才能把世界的存在和上帝联系起来,但是在没有橘色的鸽子、上岸的岛、昨日之子午线的世界里,死亡是不是也会把一切带向虚无? “假如到现在我还不能将我的死亡变成为我生命中的杰作,那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去讨论哲学还有何意义?”而正是在死亡面前取消了我的命名、我的定义,在恐惧中回到了 “一块石头”的物世界,罗伯托才会寻找另一个自己,即使那个自己是邪恶的,是残忍的,是伪善的,也可以将自己从这绝望的宿命论中带离出去。

费兰特,他是罗伯托命名的自己, “我”之外的自己,作为对立面而存在的自己,但是这样一种移植是不是可以完成最后的思考?他曾经在自己幼小的意识里出现,在卡萨莱围城的困境中出现,在巴黎的伊壁鸠鲁生活中出现,甚至在 “达佛涅号”的死寂中出现,出现而逃避,出现而扼杀,出现而害怕,但是当最后以寻找的方式为自己的死亡寻找命名的出路时,罗伯托或许真的成为了费兰特,成为了 “我”之外的另一个非我,成为了上帝之外的救赎者,成为了在思考中实现自由意志的寄托。

费兰特为什么会出现?罗伯托是如何命名的?十六岁以前的生活,似乎是解开这个谜底的唯一线索,也是死亡降临的时候,也是自我意志无效的时候,但那不是罗伯托,是父亲波佐。受伤而疼痛的时候,那个加尔默罗会的修士在刀刃上撒了一些粉末,这个曾在东方云游知道阿拉伯炼金术的修士,用这样的方式让波佐告别了疼痛,而且奇迹一般,第二天伤口开始愈合。粉末撒在刀刃上,刀刃没有碰到伤口,但是却把疼痛带走了,身为家庭教师的修士说,是粉末带走了疾病,带走了伤痛。波佐身上转移而发生的奇迹,最后也变成罗伯托内心里的一次命名,波佐在告别了伤痛之后,在一个授封仪式上对罗伯托说: “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是我的第一个儿子。”

授封仪式,听起来像是起死回生后的重生言说,不是别的人,是 “你”,当罗伯托听到那个加重强调的 “你”字,似乎就开始出现了转移,不仅仅是人称,而是自我的一次外化,在 “你”之外还有另一个人?他是 “他”还是 “我”?为什么父亲要突出这个人称?当罗伯托经历了没有朋友的童年,习惯了独自一人的生活,突然自己变成 “你”的时候,那个自己之外的存在者似乎就被激活了:一定有一个阴魂不散的 “另一个”。他甚至给这个丢失的兄弟起了名字:费兰特, “费兰特得益于身份被抹去,可以在罗伯托背后行事,而罗伯托也隐藏在费兰特的身后。”

实际上,阴魂不散的费兰特绝不是罗伯托地位受到威胁的存在,而是在他命名之后成为化解矛盾、逃避困难的一个解救者。当曼托瓦公国的继位纷争波及到波佐的地位时,当卡萨莱被围城的时候,父亲让罗伯托和自己一起出发去包围卡萨莱,这是卷入战争的一次行动,但是对于罗伯托来说,却是一段美好的经历,因为, “从长途跋涉者嘴里可以听到许多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而这也正是他从一个人的孤独状态突围而寻找另一种存在的有效方式。

这是一六三〇年的那个夏天,选择自己进驻卡萨莱的罗伯托经历了自己被塌落的草堆保护的幸运,也看见了敌人 “为了抢走一只手镯,则砍掉整只手”的残忍,听到了父亲关于 “战争是一只丑陋的野兽”的性恶论,也发现了所谓的神圣队伍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现实,但是在卡萨莱围城期间,那些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的确开启了罗伯托的心智,关于宗教,关于道德,关于英雄,关于上帝,关于死亡,以及关于我,而这些所谓的教育是交错的,混乱的,甚至是对立的。圣萨万身为神父,却告诉罗伯托: “一个正派人的首要品质是藐视宗教,它要我们恐惧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即死亡,憎恶命运给予我们的唯一美好的事情——即生命,而去向往只有星球才永恒至福地生活着的天空,那些星球既不因奖赏得意,也不因谴责动容,只在虚无的怀抱中享受它们永无休止的运转。”当死亡会自然发生,上帝还有什么意义?这是一种生命的虚无观,圣萨万的神父身份也是一种虚无,在他看来,那些说道,那些哲学,是 “舌头割去之前”可以充分利用的资源,是为了和偏见决裂,是为了发现事物天然的道理,所以在语言的对面,圣萨万面对的是一个存在着的自然, “ “我在自然里找不到相信上帝的理由。”那些所谓的国家秩序,所谓的宗教信仰,所谓的牺牲精神,其实在圣萨万看来只是一种违背自然的东西,只是为了在贵妇人面前写一首手好诗,写一部时髦的小说。

圣萨万无非是用神父的身份去定义了一个上帝,上帝当然变成了自然之外的 “他者”,我们依靠他者存在,是用想象构筑了另一个世界,所以圣萨万希望陷入自我困境的罗伯托去寻找一个爱人,而这个爱人就是想象之中的产物。罗伯托似乎爱上了一个名叫安娜·玛丽亚·诺瓦雷塞的妇人,她有着纯洁的形象,有着丰腴的美丽,也有着英武的美丽。想象或者只是罗伯托欲望的产物,但是正如圣萨万所说: “因此,您既渴望又不渴望。爱情会把人变成自己的仇敌。您害怕达到目的之后会失望。您要在门槛上,就像神学家所说的,您享受延迟。”他给安娜写情书,想象自己向她表白,也想象她回复了情书,甚至和自己一样感受到了爱,正是这种想象,他甚至把围城的卡萨莱也变成了自己情感的世界, “把街道、喷泉、广场变成了倾慕之河、冷漠之湖或敌意之海;他把这受伤的城市变成了自己得不到满足的柔情之乡,他的孤独之岛。”

这是灵魂的激情?这是绘制的柔情的地图?想象之存在,超脱了欲望?对于罗伯托来说,圣萨万构筑的这个世界反而使得那个阴魂不散的费兰特合理化了, “也许您不如您以为的那般爱您的父亲,您曾经觉得他教导您德行时过于严厉,您因此埋怨他,而后用另外一个人的、而不是您自己的过错来惩罚他。”这是第一种层次,是 “另一个自我”产生的原因,而当 “费兰特”被命名之后,他又承担了罗伯托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当他看到战争的疯狂时,他从窗户似乎看到了走向斜坡的费兰特,那时一个对宗教产生怀疑的人;当波佐在卡萨莱被敌人的炮火击中时,他想到是费兰特向敌人告密。被命名的费兰特走向了合理化的道路,也在这种 “非自我”的实践中让罗伯托摆脱了负罪感。

但是,想象是不是另一种虚无?当自己以异乡过客的心情体会战争的溃败,当自己用他者的身份抚摸所爱的肉体,当自己以非自我的方式逃避疾病、疼痛,是不是取消了罗伯托这个本我? “他将发烧想作爱情,当他将草褥子的折痕处弄皱时,或者当他抚摸着自己身体上出汗和疼痛的部分时,他也梦想着在触摸诺瓦雷塞的肉体。”也正是由于此,狂热变成了妄想,欲望变得扭曲,所以罗伯托开始转向另一种超越自我的理论:埃马努埃莱神父的 “机器观”。

机器不是物质意义上的机器,是思想的连接方式,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是上帝给世界提供的隐喻。 “亚里士多德机器”是将本质、数量、性质、关系、活动、遭受、姿态、时间、地点和状态十种范畴放在机器上,然后建立字母世界,然后设立几十条名目,所以当摇把转动,滚轴便独自运转起来,当当停下来的时候,随机组合的世界里便会出现相关的字母,而这些字母便是在本质之下的命名。所以当大家选择 “侏儒”的时候, “亚里士多德机器”就产生了如下的命名: “脚靠近头的体格,在开始之处结束的肉质切片,在一个点上凝结的线,针尖,对其讲话须加小心、害怕一喘气就将其吹跑的人,小到不能接受色彩的物质,黑芥的火花,比它所拥有的既不多任何一点、也不少任何一点的小实体,无形状的物质,无物质的形状,无身体的身体,纯理性的实体,天才的发明……”

范畴、本质,在机器的随机组合世界里,变成了原子,肉点,以及词语,而这些命名只不过是隐喻,就像埃马努埃莱神父所说,机器制造的是 “词汇的纬纱、颖悟的思想”,只有雄辩者才能理解这个宇宙,所以他实际上把机器当成了另一种上帝,而反对圣萨万所说的想象: “为什么上帝给世界制定法律,为什么它禁止私通,为什么上帝之子化为肉身,他们用无数问题向你发起进攻,再利用你的每一个回答将它们转变为无神论的证据。这些就是所谓时代的才子,实际却是伊壁鸠鲁的信徒、皮浪主义者、犬儒主义者,以及放荡的不信教者!因此,你不要听信这些来自于魔鬼的诱惑。”微量、原子、随机,这种观点其实就是德谟克利特以及伊壁鸠鲁概念的机器化。这似乎又为罗伯托开辟了一条道路, “无论是艺术还是大自然,都喜欢密谋策划,原子也是一样,在它们聚集的时候,一会儿呈现出这种方式,一会儿又呈现出另一种姿态。”而在这样的想法之下,那个费兰特又成为了罗伯托用自己的面孔、愿望、思绪组合而成的另一个自己—— “一个隐藏起来的闯入者。”

一个是用想象建立的孤独之岛,一个是以原子的方式隐藏起来的闯入者,一个是推翻了上帝的命名而呈现而自然状态,一个是被上帝命名而呈现不同的组合,圣萨万的 “想象说”和埃马努埃莱神父的 “机器观”是不是一种对立?当那场决斗发生,实际上就是两种观念和思想的直接冲突,但当最后圣萨万被剑刺中而死去的时候,似乎宣告了 “想象说”的破灭,而伴随着死亡,安娜不见了,波佐不见了,战争不见了,但是那个费兰特呢?那个另一个自己呢?他却一直在罗伯托的世界里,所以在卡萨莱围城告一段落之后,罗伯托离开了自己的家,前往了巴黎,而在巴黎的时光,他更多在埃马努埃莱神父的伊壁鸠鲁学说影响下,寻找原子意义中的上帝和世界,以及自我。但是这种寻找最后却又让他回到了原点,他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爱情,那个叫莉丽雅的女人让他感觉到欲望世界被打开了,但是这仿佛又变成了想象,当他写信给她,是进入一种想象构筑的世界,但是当她邀请他的时候,他却害怕了, “他为受激情驱使而表现出来的厚颜无耻感到局促不安,他把鲁莽和悔恨写成不平静的诗句,然后对自己说,一个绅士可以像疯子一样去爱,但却不可以成为笨蛋似的爱人。”他学习了英语、医学、击剑、火枪,进入到知识的世界,但是当伊洛比通过武器治愈伤口的时候,那种叫做 “交感粉末”的方法似乎又回到了父亲波佐受伤时的那一幕,即使伊洛比解释说: “大自然刚一遭遇真空,便会设法用原子去填满它,此时会展开一场争夺每一寸空间的斗争。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它的交感粉末便不会发挥作用,况且实验证明情况恰是如此。”那种所谓的原子,所谓的组合,反而让自己想起了 “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是我的第一个儿子。”反而回到了被强调的 “你”时代。

当罗伯托最终因为交感粉末而被认为是策划反对国家的阴谋时,他反而失去了自由,但是被捕入狱之后,红衣主教却赦免了他,让他潜入荷兰船只,去寻找经度的奥秘,寻找定点的真相, “在我们看来十分明显,发现经度的秘密而又秘而不宣的国家,必将获得凌驾各国之上的巨大利益。”大航海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人如何确认自己的位置,在了茫茫大海上,如何找到参照,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人类的迷失,只有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人才是孤独的,才是渺小的,才是危险的,那么伯德率领的那艘 “阿马丽利斯号”是不是和罗伯托命名费兰特一样,是为了一个自我解救的合理化设想?

“谁如果找到了确定子午线的方法,那他就是海洋的主人了!”是想成为自己的主人,是想驾驭无际的大海,在这个意义上,人仿佛想成为自己的上帝,而这个上帝之存在,需要的就是 “另一个人”,个合理化的非自我。 “阿马丽利斯号”发生海难似乎是人类茫然的一种写照,当罗伯托幸免于难而走上 “达佛涅号”的时候,他开始经历了第三个关于解构自我的阶段。在卡萨莱围城中,无论是圣萨万的想象说还是埃马努埃莱神父的 “机器观”,其实对于罗伯托来说,都面临着一样的境况,那就是死亡的威胁,瘟疫流行让他患上了疾病,卡萨莱被围困让他看见了战争残酷,所以在死亡面前,他才会从想象或者机器的世界里找到另一个自我,在合理化意义上获得解脱,而当海难发生之后,他幸存下来便第三次面临死亡,而在所有的死亡的威胁中,他都看到了另一个人,一个闯入者。

“达佛涅号”上醒来,圣萨万发现了物品,发现了食物,发现了那些动物,甚至发现了原处的岛屿,但是这不是一个人的世界,那些神秘的声音总是传来,于是他确定有一个闯入者,一个在他之外的人,实际上,在罗伯托经历的种种遭遇中,他一直活在闯入者的阴影中,那个叫费兰特的兄弟尽管不断被他合理化,但是在内心来说,他是期望把自己的所有不安、恐惧和孤独都转移到他身上,甚至在死亡面前,他也需要这样的解脱。所以在 “达佛涅号”上,当他最终发现那个神职人员卡斯帕蜷缩在床铺上的时候,他似乎再一次摆脱了死亡的威胁,而卡斯帕神父又从灿烂的航海学、神圣的地球理论、巧夺天工的机械和星系漫谈中,为他构筑了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时间的空间化。

“假如你从美洲向亚洲旅行,你会损失一天,假如你以相反的方向旅行,你便赢得一天,这便是‘达佛涅号’选择了亚洲路线的原因,而愚蠢的你们则走了美洲路线。现在你比我更老一天!这不让你觉得好笑吗?”所谓的经度,所谓的定点,其实不单是地理上具有一种革命性意义,而是成为另一种时间,罗伯托的感悟是: “如果在那同一个瞬间,我人在子午线上,那将是午夜整点,但如果我朝西望去,我将会看到星期五的半夜,而朝东望去,我将看见星期四的半夜。嗳呀,上帝!”他喊出了 “上帝”,因为一切都在已知之外,而神父之所以告诉他这些,只是为了让他知道这个世界的答案不是从历史中获得的,而是从神圣的天文学中去寻找, “应该把《圣经》上的指示与我们已知的天体规律知识互相印证。”世界之无穷,《圣经》上已经写好了答案,世界之无限,子午线已经划分了昨日和今天, “世界不只在空间里可以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在时间里也是一样。”

时间的空间化,或者空间的神圣化,在罗伯托那里又一次完成了超越死亡的命名。但是正如想象说、机器观一样,卡斯帕尽管有观象台,尽管有远处的岛屿,尽管有橘色的鸽子,似乎在世界中建立了和上帝有关的隐喻,但是最后当他进入水底钟去往岛屿的时候,永远无法返回的现实让这个想法又彻底破产。罗伯托又成为一个人,一个中毒的人,一个面临死亡的人,一个无法逃脱命运的人,而在这个时候,他却进入了最具悖论的世界中:他想成为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成为自己的上帝, “一位哲学家曾经对他说过,上帝比我们更了解世界,因为是他创造了它。为了与神的见识相符,哪怕只是稍许接近,就应该把世界作为一座大建筑来理解,并设法试着去建造它。”

“他必须建造它”,而这个建造便是他让自己变成了作者,一部小说的作者,一个自由创造的作者, “他想到可以创作一个故事,他肯定不是故事的主人公,因为故事不发生在这个世界里,而是在一个小说的国度里,故事的情节将与他所生活的世界里的那些事件平行发生,但两个系列的冒险却永远不得相遇和重叠。”没有发生过,但是可能发生,它甚至超越了现实,超越了真实,而在罗伯托自己建立的 “小说起源说”中,他把费兰特再一次激活,他有着阴暗又顽强的野心,他觊觎着权力,他有着对女人的美色之好,他是贪婪的家伙,当然,他也把自己的那双手伸向了罗伯托不敢抚摸的身体。于是,费兰特上了船,向红衣主教出售情报,而且他和莉丽雅一起带着爱情上船,他们成了间谍,他们杀死了穿上的人,他们最后向着岛屿而去……

所有这一切是罗伯托没有完成的任务,费兰特让他实现了,但是当遭遇石鱼攻击之后中毒,面临死亡的罗伯托似乎醒悟过来,费兰特所带着的原罪如何从那个小说中清除出去?或者说,费兰特只是为罗伯特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并不是取代他,甚至杀死他,而这个在死亡之前思考的问题终于变成了关于 “我”的一次终极命名:我是罗伯托?我是经历了不同死亡的幸存者?我是建造了小说王国的上帝?我是费兰特?或者说我就是永恒的石头? “由于石头不懂爱,于是他坐起身来,又变回一个热恋的男人。”这便是他永远无法逃脱的悖论,也是作者遭遇的永恒难题: “他不知道,尤其是当作者已经决意赴死的时候,小说便常常是自行写下去,并且走向它自己想去的地方。”

但是作者只是一个罗伯托?一个创造了非自我却又将他合理化的费兰特的罗伯托?死亡是生者的死亡,是创造者的死亡,所以在小说的世界里,作者看起来是可以永恒的,但是罗伯托的故事在未知的情况下像大海一样迷惘的时候,在他之上却还有一个作者,一个 “我”:当罗伯托从 “阿马丽利斯号”爬上 “达佛涅号”,是谁叙述了这个幸存者?当他不知道睡了多久的时候,是谁在别处计算了时间?当他写给自己的爱人那封信的时候,是谁将它完整呈现出来?罗伯特身后有一个闯入者,不是卡斯帕神父,不是费兰特,而是 “我”,一部小说的作者,第一人称,单数: “再说,我已经开始讲述了。”

开始讲述,从幼年时期出现的那个被强调的 “你”,到卡萨莱围城时的想象、机器,从巴黎时的交感粉末到 “达佛涅号”上的子午线, “我”之存在,就如那个昨日之岛一样, “总而言之,岛屿就在那里,一如往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有没有发现定点和子午线并不重要,有没有看见橘色的鸽子也不在重要,甚至有没有最后死去也没有了意义,因为罗伯托也无非是另一个费兰特,是作者 “我”之下的一个原子,排列组合,充满了可能性, “总而言之,在生活中发生了那些事情,就是因为发生了,而只有在小说的国度里,事情才似乎是为了某种目的或者由于某种天意发生。”所以最后单当罗伯托变成了 “我”叙述的一个人物,他的所有经历都在虚构中变成了一种戏谑,正如对于那封信的评价: “字迹倒是端正秀丽,但正如您看到的,已经褪了颜色,纸张上还有水渍。至于内容,从我所辨认出来的不多的部分来看,是传统的习作。您知道在十七世纪人们是如何写作的……都是些没有灵魂的人。”

信件之死,是没有灵魂的人的堕落,罗伯托之死,是小说虚构世界的抉择,那么在这个故事,在这个小说之外, “我”又是何人?文本之文本,原子之原子,无限多的链条,无限多的可能,最后也只是一种可能:小说《昨日之岛》,450页,作者:翁贝托·埃科。

春梦之结

编号:C54·2171120·1430
作者:【美】亨利·米勒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5年11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30.40元
ISBN:9787544754712
页数:414页

《北回归线》、《黑色的春天》、《南回归线》的 “自传三部曲”之外,亨利·米勒另外有 “殉色三部曲”:《殉色之旅》、《情殇之网》和《春梦之结》,作为 “殉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春梦之结》里依然是梦中呓语,依然是情欲的纠葛,依然有着 “离开”的主题:主人公和 “双性恋”的妻子莫娜以及妻子的女友斯塔西娅共同生活在纽约一间出租屋里,三人之间争吵不断,两个女人不告而别,留下主人公独自生活和写作,生活最后变成了行尸走肉的存在。小说开篇即是一种必须打来的离开: “汪!汪汪!汪!汪!像狗一样在黑夜中狂吠,叫个不停。我大声狂叫,可没人理我。我喊破嗓子,却连一声回音都没有听到。”


《春梦之结》:我一下子坐到上帝大腿上

那么让文学见鬼去吧!我要写的是人生之书。
那么署谁的名字呢?
署创世者的名字。
这样问题好像就解决了
——《第十四章》

一本书打开,进入文字的世界,进入想象的领域,进入有 “我”存在的天地,所谓文学,大约是看到了和信仰、爱、理想相关的一切,可是,一本书只是一本书,存在于物理世界的书,甚至以物的方式显现的书,这似乎向手捧着书作为读者的你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从书的世界里发现文学,在你目光进入的过程中,现实和虚构的界限在哪里?或者说,你何时越过物的状态抵达了心灵的存在?你何时在文字之中激活了自身的体验?

看见而进入,进入而阅读,阅读而合上,合上而放下,一本书难以逃脱这连续的过程,在起点和终结处,它始终是一种有着单位属性的物,所以里面的虚构,里面的想象,即使带着最现实的描写,也都是可以完全挣脱出来,和现实隔着永远无法和解的距离。所以那个疑问在找不到答案的前提下,可以简单置换如下:正在打开书本的你变成正在阅读的我,正在阅读的我变成那个叫 “瓦尔”的我,然后我的同一性就是把自己带向那个正在发生的文学世界,于是,我开始 “边走边写”那部小说,于是我把那些 “可爱的早发性痴呆患者、宇宙流浪汉、有坚强后盾的逻辑学家、伤痕累累的癫痫病患者、小偷、皮条客、妓女、被革除神职的牧师以及《塔木德经》《喀巴拉》《东方圣书》的研究者”放进小说,于是我里面写一个 “三教九流云集,各种思想泛滥,放荡的,卑鄙的,疯狂的,应有尽有,而且个个都像野草一样茂盛”的纽约,于是我把这本书取名《这个异教徒的世界》……

我当然是作者,而且我塑造了一切,甚至塑造了那个叫 “瓦尔”的我,所以在我把我当成是其中一个人物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抵达了上帝的高度,我就是小说这个世界的创世者,于是它不再是物,不再是一本书,它是整个世界,和文字无关,和小说无关,和虚构无关,它就是一本人生之书,信仰之书,爱之书, “耶稣真是个了不起的木匠!没用一砖一瓦,他就建造了一座教堂。”这便是超越,用文字建造世界又消灭了文字,被置换的我成为高高在上的我, “我敲击键盘——速度飞快——心里想到上帝造物,想到亲眼所见,想到无所不在的情感,想到远在天边和近在眼前的上帝,这一切都像面纱一样悬挂在我的面前。”

这是一个否定之后肯定的现实,这是一个世界末日之后重建的世界,但是,我为什么会成为创世者?我为什么在文学的虚幻中要洞察人生?我为什么要在凄凉的教堂之外建造另一个教堂?其实必须回到起点,回到那个物的世界,回到名叫 “瓦尔”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听到了 “汪汪”的叫声,在黑夜中狂吠,没有人听到,也没有回声,寂静而黑暗, “汪汪”的叫声其实就是返回到的生命的最底端,甚至就是一种物的存在, “孤独一人——头脑里长满了湿疹。”世界就被命名为 “艾萨克·达斯特”,Dust,是尘土,于是生命的过程就是 “生于泥土,死归泥土,泥土来,泥土去”,岁月走到终极的意义,也无非是 “添加一条遗嘱”。这或许是一种悲哀,但是当只是以最低微的物而存在,悲哀甚至也没有了,就像斯坦利所说, “我十二岁那年,时钟停止了。”人生之时钟就停在那重合的一刻,于是什么叫理想,什么叫自由,什么叫爱,也都变成了一种神话, “对你们来说,他只是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一个移民的孩子、一个脏兮兮的意大利小家伙,英语说得结结巴巴,但不论什么时候碰到你们,他都会礼貌地抬抬帽子。”

被抛弃在已经存在的世界里,被抛弃在活着的故事里,可是没有了人生的可能,所以我之解读是: “家谱嘛,就像是一棵高大的圣诞树,看上去光彩夺目,实际上,上面挂的全是些打扮光鲜的成人疯子。”连亚当都是一个瘸子,一个独眼龙,一个怪兽,还有谁是上帝的子民,还有谁能得到庇护,还有谁能感受到爱?十二岁就打开了一本书,那本书上写着一张纸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人类就不再是以前的人类了。”人类不再是以前的人类,那么现在的人类又是谁?陀思妥耶夫斯基怀念曾经的美好,还是洞察了人类的罪恶?一样是一个作者,一样是写出了小说,一样像是创世者,但是在一个本来为物的书里,每个人看到了不同的人类,莫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 “事实”从来没有兴趣,斯塔西娅说他的小说里有着魔鬼元素, “魔鬼是真实的,罪恶也是真实的”,而我之为瓦尔的时候,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罪恶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就像别尔嘉耶夫说的: “上帝的王国才是理想的世界,不仅对个人是这样,对社会和宇宙也是如此。而那也正是这个世界的末日,这个邪恶、丑陋的世界的末日。同时,它也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正义、美丽的世界的根本所在。”

只有在世界末日出现之后,才会有新的世界,就像只有对物的存在超越之后才能让自己成为造物主。十二岁的时钟停止了,魔鬼和罪恶变成真实的存在,教堂变得凄凉和瘦弱,才有可能在人生之书中成为造物主,所以 “汪汪”的世界提供的不是一个人的感官体验,而是无数个我,无数个个体,无数个十二岁,无数个魔鬼和罪恶。那座城市叫纽约,那个国家叫美国,但那里有什么?放荡,卑鄙,疯狂, “个个都像野草一样茂盛”,指的是思想, “纽约真不愧为一个试验场”,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保持着和国家的对抗方式,那里的诗人吟咏着肉体,那里的思想家贬低着上帝,那里的欲望泛滥成灾——但是,谁制造了罪恶?当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受害者还是恶的制造者?

父亲的客户约翰·斯蒂默看上去是就是一个在十二岁就停止了时钟的人,就是一个在黑夜里 “汪汪”叫的人,当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叫做思想,当他把所有的思想过程都成为手淫的时候,矛盾的世界里他已经无法逃离了, “一方面沉湎于自我,一方面又憎恨自我”,自称是 “彻头彻尾的精神主义者”,其实质的意义是: “精神主义者甚至连他的生殖器都能思考问题。”不是靠大脑,而是靠生殖器,当肉体有关的一切即和女人做爱,又思考自己的精神,这是一种亵渎还是一种妥协? “人生的问题,只有你经历了性爱和物质困难才真正开始。”所以一个认为要取消法庭,取消法律,取消警察,取消监狱的精神主义者,却把自己变成了肉体的囚徒,而且还是一个律师,如此悖反的命运如何找到一个出口?

女人,老婆之外的女人,做爱高手的女人,这是斯蒂默找到的答案, “我们不管丧失什么,上帝都不管,但唯有思想不能失去,因为只有在思想里生命才能得到保护。”但是精神解救了肉体,肉体成为精神一部分的借口,最后也只不过是丧失了爱的可能,造物主在打瞌睡,上帝缺席了,也是行尸走肉中,精神也只不过是一个物,没有了信仰,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原则,没有了信念,当然更没有了自我, “可到头来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出口,就像我们现在的境况一样。最后,他只好跑到上帝那里去寻找避身之所。”所以,这个上帝只不过是躲避一切的虚构物,而所谓的人生也只有在死亡到来时才拥有了自由——几个月后,他死于脑溢血, “很显然,他思想上接受不了他得出的为那些人生结论,于是在精神上不停地手淫,一直手淫到死。”精神延伸到肉体,肉体代替精神,手淫致死,是精神致死,这永远悖反的世界, “思想就是一切!上帝就是一切!可这又能怎么样呢?”

这是不是一种病?上帝就是一切,是不是也包含了罪恶,包含了欲望,包含了被异化的生命?而其实在纽约呈现的物世界里,思想的缺失,信仰的缺失,最大的表现是爱的迷失。爱是什么?是肉欲之爱?是精神之爱?还是对上帝的爱?十二岁的时钟已经停止,这本身就是爱被取消了,而我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所谓的爱也是停止了时钟的走动, “你父亲谈画家,你姐姐谈音乐,你母亲谈天气,可谁也不知道自己所谈的东西,真的。他们就像蘑菇一样,在一起谈呀说呀……还有你们竟然跑到墓地去散步,一定是怪怪的,要是我的话,一定会疯掉的!”斯塔西娅说的话,她为什么去我家?我的妻子是莫娜,而莫娜却又爱着她,于是在两个女人相关的畸形之爱里,我又成了那个听不到时钟走动声音的人。

斯塔西娅和莫娜,似乎就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女性样本,斯塔西娅, “她现在暂时被关在疯人院的观察病房里。她是自愿去那里的,想查查看脑子是否有问题。”为了证明自己正常,她必须去疯人院,这又是一个悖论,她是自己不承认疯狂的疯子,却又必须让自己保持疯狂的疯子,在一种公众场合,她都会露出一对可爱的乳房,或者声称自己被一群流氓袭击而怀孕,而当克伦斯基在她面前让她脱掉裤子检查是否正常的时候,她又怒不可遏: “真是天大的笑话!就因为我这儿有个大洞,东西一插就能插进去,我就正常了。快,给我一根蜡烛!我要让你们瞧瞧我多正常呀。”而自己拒绝检查的时候,又要莫娜把衣服脱掉,把乳房露出来。

而莫娜呢? “我”的妻子,却爱着斯塔西娅,在和我的生活里,即使出去也只是像两个陌生人一样走在街上,那是一种死寂的爱,甚至比不上和父亲在公墓里散步时可以谈论一下某个话题,所以,那时就有了渴望但冷漠的 “春梦之结”: “我舌头像打了结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手挽着手狂奔,只是 “玩得开心”,只是呼吸空气。我或者爱着莫娜,疯狂地爱着莫娜,可是这样一种爱在只有紫罗兰的世界里才显出一点梦幻色彩。但是斯塔西娅和莫娜那种暧昧的关系,到底是重塑一种跨越肉体的爱,还是畸形的爱?斯塔西娅说: “我只是她虚构世界中的一个东西而已,或者说是一面镜子,一面她不时地用来照一照真实自己的镜子。不用说,镜中的形象是扭曲的。”而莫娜说: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最爱,两个我都爱。我爱一个人与爱另一个人没有关系。瓦尔,我越爱你,也就越爱斯塔西娅。”

实际上这种暧昧是一种缺席世界的反应,灵魂在何处,精神在何处,信仰在何处,没有找到,或者疯狂乱找,只是因为它们都不在自己应该的位置上,错乱而带来迷失,迷失而带来负罪感,命名为爱只不过是自我的虚妄,所以真正寻找的出口是:找到所谓的自我,找到自我的位置。斯塔西娅在亲吻了我之后依然决定离开纽约,离开美国, “我命中注定是要当个处女,或者说精神上是个处女。”不管她后来去了欧洲还是非洲,不管她遇上了疯子还是自己成了天才,总之是在离开之后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唤回自我的方式,逃离的方式不再于离开,而在于抵达,正像莫娜所说: “对女人来说可能还有别的东西。这种东西非常细膩,男人是领会不到的。”

而曾经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我呢,一束紫罗兰终究不是挽回爱的唯一,正视自己才能解开心中的疑问, “像巴尔扎克一样,我生活在想象的艺术作品中,就连画框也是想象出来的。”或者我想象了和莫娜在一起的斯塔西娅,因为从她那里能够在镜子一样的扭曲故事里看见爱的面目,而我的迷失正是因为我已经在 “汪汪”的生活里找不到人存在的意义,甚至是最基本的男人的意义, “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了。我是一只退化到原始状态的动物。终日惶恐不安,成了我生活的一种常态。”所以灵魂在哪,爱在哪,上帝在哪,在物的生存中都太远而成为无法解答的问题。

所以先是否定, “杀死时间!杀死思想!杀死痛苦的饥饿!杀,不停地杀,长时间地杀……来一场大屠杀!”我面对的那个妓院,面对的是肉体,面对的是欲望: “”大多数看上去都是灵魂空虚,目光茫然。整天和钱财、标签、纽扣、盘子、提货单打交道,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怎能不空虚、不茫然呢?她们也该有个性?”在弥漫着 “阴道的味道”的地方,我才能真正想起莫娜,这便是屠杀之后的重生,就是迷失之后的寻找: “我的位置就在这个世界上,在死亡与堕落之间。我与日月星辰为伴。我的心已经彻底清除了一切邪恶,已经无所畏惧。现在,我的心十分渴望把自己主动交给第一个到来的人。”我面对的还有一份工作,体力劳动, “我站在墓穴下面,挥舞着铁锹,将士一锹一锹地越过肩膀,掀到外面。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多好的工作!在地下挖个洞穴?这样的洞穴有许许多多,个个都很神圣,每个都很特别,从亚当·卡德摩斯到亚当·欧米茄,每个人的都是如此。”肉体必须面对的死亡,人生最后的墓地,当为自己挖掘坟墓,当自己躺在里面, “那感觉可能舒服多了”。

肉体之外的爱,死亡之外的生,都是在否定中提供了肯定的答案,当然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我必须是一个从物的世界里挣脱出来的造物主,必须是俯视世界的创世者,所以写作一部小说,就是另一种寻找, “我要写的是人生之书。”当有人出卖了上帝,当最荒凉的角落就在我的周围,当我=纽约的世界变成了一座巴别塔,让我坐着的唯一位置就是我要成为最靠近上帝的人,我想和上帝待在一起,我要到上帝那里去寻找避身之所,我一下子坐在上帝的大腿上……这一切就是和上帝一起,接近那个人生, “我把自己想象成摩西在世,率领芸芸众生走出荒原,带领大家逆流而上,改变前进的方向,掉头向后,向河流的源头方向开始我们伟大的航行!让美国这块广袤的荒原变成荒无人烟的土地吧,让荒原上那些脸色苍白的人全部走开吧,让那种无聊的繁忙与喧闹见鬼去吧……把这块大陆还给印第安人吧……”

救赎者? “我可能永远不会用文字去写,我得用鲜血去写。”所以那里有坟墓,有凄凉的教堂,有皮条客、妓女、流浪汉,有纽约最肮脏的存在,甚至取名《这个异教徒的世界》,但是呈现这一切的时候,我到底在哪里? “我一面讥笑,一面发愁,冲它又是吐痰,又是大便,不一会儿,我就朝它撒泡尿,把它埋了起来。那根骨头的名字叫巴别塔。”又回到了 “汪汪”的世界,又回到了一本书的物状态。所以站在上帝的身边,成为摩西的意义也只是一种想象,它距离现实太远,而真正需要成为造物主,就是回到人的自我状态,就像麦格雷戈说的: “亲爱的,不是理解生活,铸造生活,改变生活,也不是热爱生活,而是要从生活中吸取永不干涸的精髓。”

那里原本就存在着精髓,要成为世界之王,才是真正主宰自己的上帝,十二岁的时钟可以自己拨动,紫罗兰的花可以自己栽种,爱可以自己付出而得到——和莫娜的蒙特利尔之行似乎就是对于现实的一次逃离演习,说着法语想象和巴黎人对话,仿佛就看到了斯塔西娅,所以我对莫娜说: “我亲爱的、可爱的欧洲,你可不要骗我!即使你不完全是我现在想象、渴望、迫切需要的那个欧洲,但你至少能给我一种幻想。在这种幻想中,每当提起你的名字,我就感到一种巨大的享受和满足。”如果离开美国,离开纽约,需要的是漂亮的旅行包,是烫着金边的护照,是一百美元,是旅游保险单,是导游手册,甚至是乏味的观点、狭隘的偏见、草率的判断、有色眼镜等,它们都在物的意义上可以让人离开,而真正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书写那本人生之书,便是和那个被春梦之结缠绕的、想象的现实说再见: “……再见,先驱广场!再见,啊,长生不老泉!再见,丹尼尔·布恩!再见,祖父!再见,童年伤心大街,但愿再也不要见到你!再见,各位……再见啦!让叶兰在风中飞舞!”

无数个再见,无数个隐喻,无数个没有在舌头打结时说出的词语,它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而那个硬币从手里滑下去滚到了阴沟里,对面的乞丐也终于被我阻止去捡,因为它待在那里,也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即使在现实里存在,即使是巨大的困境,只要把它当成可以再见的物,一切都会变成一本书上的某一个词汇, “我努力回忆愉快的往事,试着把美国当作一个我只是听说过的地方。”

坟墓的闯入者

编号:C54·2171120·1429
作者:【美】威廉·福克纳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9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6.30元
ISBN:9787532158089
页数:204页

镇上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被杀,黑人路喀斯受到怀疑,被抓入狱中,曾得到路喀斯帮助的白人孩子契克不相信他是凶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一个小伙伴及一位白人老太太卷入案子中。他们从死者的坟墓里发现了另外一具尸体,为排除路喀斯的嫌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契克用事实说服了种族主义思想严重的律师舅舅,帮助路喀斯洗脱了罪名。依然是黑人和白人,依然是南方和北方,作为福克纳创作生涯晚期的一部 “侦探小说”,其主题仍然是种族歧视, “要是他(路喀斯)先就当个黑鬼,只当一秒钟,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一秒钟,那该有多好啊。”小说中对南方种族矛盾的分析以及种族融合的争论,体现了福克纳的种族观念,成为表达福克纳种族观点的一部重要著作。


《坟墓的闯入者》:他们早就判他有罪了

总有一天路喀斯·布香可以从背后开枪打死白人而且跟白人一样免受私刑的绞索或煤油之苦;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会跟白人一样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投票选举,把孩子送到任何地方白人孩子上学的学校,像白人一样到任何白人旅行的地方旅行。但这不会是下星期二。
——《第七章》

黑人可以从背后开枪打死白人,黑人可以免受私刑之苦,黑人可以投票选举,黑人可以送孩子到白人学校上学,黑人可以到任何地方旅行……不管是 “可以”还是 “任何”,彰显的是一种自由,是一种平等,可是为什么拥有这些权利的黑人面前必须站在白人,或者说,为什么黑人不可以去除白人世界这个背景?所谓自由,是不是还是一种黑与白的对立?甚至还遥遥无期。

因为那是 “总有一天”的事,它指向那个看得见却遥远的未来,指向最终的终点却不是现在,所以列文·史蒂文斯律师在对外甥契克说的时候,用了一个转折: “但这不会是下星期二。”句号之前的 “可以”和 “任何”,句号之前的 “总有一天”,句号之后的 “但”,它们没有因为句号而隔开两种状态,句号和句号之间是连在一起的,就像星期六和星期天,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它们中间可以插入白人的错误,插入那一座空空的坟墓,插入被关押和被释放的囚犯,插入言说中的希望,但只要 “总有一天”不发生在下星期二,白人还是白人,黑人也还是黑人。

史蒂文斯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是确定的星期一,星期六之后是星期日,星期日之后是星期一——但不会是紧接着的星期二,更不是是下个星期二,星期二永远是未来时,永远是遥遥无期的将来。而在这个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关于白人,关于大地,永远在发生的是那一种象征仪式: “但最主要的是,空旷的田野本身在今天五月第二个星期一的这个时刻里每一块都应该具有千篇一律的不断重复的大地的生命的象征———组宗教典礼似的几乎具有神秘意义的千篇一律绝无二致的形象像英里里程碑那样把县城跟县的最边远的地方连结起来:”千篇一律、不断重复,大地的生命象征和宗教有关,和历史有关,当县城跟边远的地方连接起来,是不是会取消自由的意义?大地之北的北方,大地之南的南方,也可以在这个确定的、仪式化的星期一联结起来?

其实是充满着疑虑,斯蒂文斯说到的自由,说到的和平,是需要一种前提,那就是谁来保护的问题,而且它从来不指向个人自由, “我们不抱任何把握地希望我们的原子弹足以保护一个跟诺亚方舟一样过时的观念”,那是群体,那是民族,那是国家,但是当自己的自由强行交给 “第一个出现的蛊惑人心的政客”,他也会摧毁那自由,个体的存在意义反而在所谓的群体世界里变成虚无,而他即使幸存下来,也只是有一个叫 “桑博”的统称,在这个对黑人带有贬义的统称里, “他们置之不理的根本不是一个死亡甚至也不是对路喀斯而言的死亡而只不过是一个路喀斯,上万个桑博之神的化身中的路喀斯”,看热闹的人群似乎正在经历仪式,对于他们来说,群体的冷漠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代表,一个桑博之化身,一个杀死白人的黑人,一个名叫路喀斯的人, “也不仅仅是一个路喀斯而是路喀斯:桑博”。

所以在还没有抵达星期二的星期一,斯蒂文斯说到自由与和平时,用模糊的方式回应着遥遥无期的 “总有一天”,回应着 “这不会是下星期二”的否定: “谁知道呢?”——谁?知道什么?缺乏了主语,缺乏了事件,在一个充满了大地的象征的日子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而斯蒂文斯所谓的同一性又在哪里? “我们从联邦政府那里捍卫的其实不是我们的的生活方式,而只不过是我们的同一性,对于这个联邦政府我们国家的其他地方只是出于单纯的绝望只好自愿地放弃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民间的自由以便使之继续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但是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在距离星期二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其实是另一个说话的主体,而他的对面站在另一个听众,在说者和听者组成的对应关系里,其实是看到了目标,至少他们是站在了一起,站在同一性面前,而且,他们都是白人:舅舅斯蒂文斯和外甥契克。

他们站在同一性面前,这个同一性是他们站在南方的土地上,是他们同样是白人,是他们面对同一案件,以及他们同样是 “坟墓的闯入者”。当星期六的枪声响起的时候,当星期天会有葬礼,当星期一举行仪式,当星期二遥遥无期,那个坟墓注定关乎着生和死,关乎着黑与白,关乎着南方与北方,关乎着自由和道德,甚至关乎着打开和合上。里卡多尼亚教堂的坟墓里应该有一个死者,静静地躺在那里,不管他曾经有什么样的荣耀,不管他以前遭受了什么样的困苦,在死亡的那一刻应该是最后的终点,可是死去的是文森·高里,臭名昭著的高里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是一群全国上下都闻之色变的 “好斗分子和打狐狸的猎人做威土忌酒的人”。 “随便哪个白人都可以从背后枪杀可就是不可以枪杀所有白人中的这个:一家六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其中一个已经因为当逃兵而又武装拒捕在联邦监狱里服刑一年还因做威士忌酒在州立劳役农场服过刑,还有一大堆堂兄弟表兄弟和姻亲们占了县里整整一个角落他们的总数恐怕连老奶奶和没结过婚的姑妈姨妈们都没法随口说出来”。那不带标点的句子必须一口气念完,长长的词语组合会压得透不过气来,就像高里家族本身的象征意义一样, “就是不可以枪杀所有白人中的这个”。

这种透不过气来的压抑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死去的高里代表着不可侵犯的家族利益,二是他代表着白人,三是从背后杀死他的人是路喀斯,是一个 “黑鬼”,桑博的路喀斯,四是, “处以私刑或许是最有可能的结果——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办法。”这其实就是对于同一性最大的蔑视,无光是白人和黑人建立起了对立,而且私刑之惩处和公开判决形成了另一个对立, “事实上真正要问为什么的不是他遇到了什么危机以至不从背后枪杀一个白人就活不下去而是为什么在所有的白人中他偏偏要挑一个姓高里的人来开枪又为什么在所有可能的地方里偏偏要在第四巡逻区干这件事。”还是没有标点的压抑,在舅舅对契克说话的时候,契克听到的就是这样不允许插入一种舒缓和停顿的语气,而且也不允许在案件中插入县治安官,插入律师,插入法律, “甚至连县治安官汉普敦先生他们都并不完全相信高里一家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今天晚上不打算把路喀斯从监狱里拉出来”——处以死刑,就是活活烧死,以死偿还死。

但是对于契克来说,这只是一个传闻,当他从操场的那场球赛回来,当他穿过广场,就听到了路喀斯杀死了文森·高里,而这个听说的意义就像舅舅对他说的那样: “他们总算在他这一辈子里让他当了一次黑鬼。”不是他杀死了一个人,而是他作为黑鬼杀死了一个白人,这是和肤色有关的谋杀,和种族有关的对立,所以路喀斯成为一个 “黑鬼”,甚至成为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 “桑博”,完全是一次命名, “他们”的命名。在这个县里,几乎每一个白人都在期待这样的命名: “我们得首先让他像个黑鬼。”这是第一次命名,仅仅是 “像”,而在 “像”之后是第二次命名: “他得承认他是个黑鬼。”而第三次命名就变成了: “那时候我们也许会按看来他希望大家接受他的方式去接受他。”这是白人的合理逻辑,这也是南方的理念,就像白人女人必须称为 “夫人”,白人男人称为 “先生”或 “老爷”一样,命名就意味着被命名。所以在被命名的世界里,谁来帮助保护一个从背后枪杀白人的黑鬼? “在整个南方都没有这样的人。”

所以, “他们早就已经判他有罪了。”但是当返回可能的枪杀现场,那把德国鲁格尔自动手枪真的在路喀斯手上?他站在尸体旁边口袋里有刚发射的枪,即使他否认开过枪,即使在两分钟内被抓住,即使被押到监狱的时候没做任何说明,甚至对律师也缄默不语,这沉默的背后一定是那个符合他们命名的谋杀案?当他们早就已经判他有罪,一切的真相似乎都没有了意义,因为他是黑鬼,因为他们让他当上了黑鬼,因为整个南方都没有帮助他的人, “黑鬼表现得像黑鬼,白人表现得像白人,一旦泄了愤双方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怨恨”。但是契克只是听说,他所认识的路喀斯是曾经在冬天的小溪里救过他的路喀斯,是曾经送给他一加仑高粱蜂蜜的路喀斯,那时的路喀斯是 “当了黑鬼”的路喀斯?六岁的孩子,是白人的孩子,他一定无法逃避上一代建立的认知体系,所以当冬天的第一场寒流里路喀斯从小溪里救起契克,而且把食物给了契合,那时契克和他卷入的是一场特殊的 “胜人一筹游戏”,他闻到了屋子里属于黑人的气味, “他一直在闻这种气味,他还将永远闻到这种气味;这是他无法逃避的过去的一部分,这是他作为南方人所接受的传统中的十分丰富的一部分;他甚至不必去排斥那气味,他只是不再闻到它就像长期抽烟斗的人从来闻不到已经成为他的衣服和衣服上的扣子和扣眼一部分的冷漠而呛人的烟油”,所以为了不欠人情,他要将硬币给路喀斯,路喀斯拒绝了,于是那硬币叮叮当当地掉在了地板上,对于契克来说是蔑视,而对于路喀斯来说,则是侮辱。

金钱偿还人情,这或许是白人世界建立的逻辑,而面对六岁的契克,路喀斯说出了一句话: “捡起来!”是命令?而当契克和艾勒克·山德 “在靠近地板的阴影里俯下身子乱转起来”的时候,是对于这个命令的执行,而其实当他俯下身的时候,那种上一代建立的逻辑体系慢慢在解构,在一个黑人面前低下身去,对于契克来说,仅仅是关于人情的偿还问题,所以他把几个月省下来的钱给路喀斯的老婆莫莉买了连衣裙,以为相互扯平了,但是路喀斯却又送给他一瓶新鲜的高粱蜂蜜, “他走了有多久?他为什么不等我?”这是契克问妈妈的话,那香甜的蜂蜜曾经也是外公麦卡斯林送给他们家的,所以在这种续承的关系里,契克体会到的不是分歧,而是一种童年生活的同一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路喀斯和他的那个 “胜人一筹游戏”结束了, “就是这样了因为他自由了,那个三年来使他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心神不安的人已经走出他的生活。”走出生活其实就是走出上一代人的认知,就是走出白人的命名,所以关于把钱扔地板上的回忆,路喀斯问的是: “那是我吗?”而即使反过来,契克也会问: “那是我吗?”

疑问意味着消融,所以当那个杀死白人的案件被听说的时候,当看见路喀斯被关进监狱的时候,契克成为一种唯一: “因为在所有的白人中唯有他是路喀斯从现在到他被用绳子绑着拉出牢房拉下楼梯之前可能有机会说上话的人唯有他可能会听见对方眼睛里没有声音没有希望的迫切恳求。”或者是一种同一性的读懂,所以当他提出打开坟墓看看文森·高里身上的子弹孔的时候,契克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这种抵达真相的同一性。 “请他独自一人在黑夜里走十七英里(不,九英里:他记得他至少听到这句话的)在黑夜里冒着被人抓获他在亵渎死者坟墓的危险而死者的家人已经箭在弦上一心要发泄那绝对的疯狂而血腥的愤懑,”不是句号,是逗号,一场冒险开始了,但是契克不是 “独自一人”,成为 “坟墓闯入者”的还有其他的人,黑人,白人,男人,女人。

他们是和契克总在一起的山德,童年的同一性当然在山德身上的到了体现;还有哈伯瑟姆小姐,她和路喀斯的妻子莫莉是从小一起长大 “像双胞胎一样难舍难分”的姐妹;还有舅舅,没有参与行动,但是一直没有组织契克,而且告诉了契克什么是同一性,而且在坟墓打开之后发现没有高里尸体的时候一起进行了调查;还有县治安官,当坟墓闯入者发现了死亡悬案的时候,治安官也一起深入调查,从而彻底解开了这个坟墓之谜——他们所做的是两件事: “亵渎该地区一位子弟的坟墓以便挽救一个黑人杀人犯免遭报复。”当坟墓打开,当闯入者进入,星期天下葬的高里根本不在里面,躺着的是从克罗斯曼县过来的买木头做小本生意的蒙哥马里。

真相在哪里?谁真正死了? “不管是谁,那个非得杀害文森·高里的人还必须把死了的他挖出来然后另外再杀一个人去放在他腾出来的坟墓里以便使那个杀害他的人得以安宁;而文森·高里的亲人和邻居们又不得不杀死路喀斯或某个人或随便什么人,到底是谁并不重要,以便他们能躺下来,平静地呼吸甚至平静地悲痛从而得到安宁。”其实当他们成为坟墓闯入者,所谓的动机,所谓的理由,其实都从这个奇异的结局面前退去了,即使县治安官下令挖开前一晚盖上的坟墓发现第二次打开的坟墓空空如也,即使在远处流沙区发现了高里的尸体,即使最后凶手身份揭晓是文森的亲弟弟克劳福德,但是 “坟墓闯入者”的存在,远远超过了还原个案的意义,那就是他们共同建立了关于民族、关于国家的 “同一性”。

“我们中间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只有同一性才能产生一个民族特有的东西或者对一个民族来说有持久永恒价值的东西——文学、艺术、科学、意味着自由和解放的最低限度的政府与警察,也许最最有价值的是形成一种在危机时刻难能可贵的民族性格——”这是舅舅对契克说的话,作为律师,他其实一直在某种道德前徘徊,他说 “我不替从背后开枪打死人的杀人犯辩护”,但他却不阻止契克成为 “坟墓闯入者”;他问路喀斯: “你,一个黑鬼,拿把枪去纠正两个白人之间的不道德的行为。你指望什么?你还想指望什么?”但是他却成为第二个 “坟墓闯入者”,他和治安官在高里父亲的阻止下依然打开了坟墓并且在流沙区找到了尸体;他像 “他们”一样称路喀斯是 “桑博之神的化身”,却又指出这一切都是南方的错误: “我们必须自己来惩罚自己来废除,完全由我们自己,不要帮助,甚至不要建议”;他认为一切的自由不是在下星期二实现,但是却提出必须通过 “立法来给路喀斯·布香以自由”……

所以契克的成长,舅舅的转变,以及那些 “坟墓闯入者”的加入,使得这个白人之死的案件慢慢走向了 “下一个星期二”,走向了同一性: “他无所求只希望跟他们不可更改地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同一个耻辱如果必须有耻辱的话,同一种惩罚因为必定会有惩罚的,但高于一切的是一个不可更改的持久的坚不可摧的同一性:一个民族一颗心一片土地:”最后是冒号,就是保留希望,不是遥遥无期,是即将到来。

沃血家园

编号:C28·2171103·1428
作者:廉声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12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33943011
页数:403页

小说故事发生在以种桑养蚕为主业的江南小镇金城,主要描写开茧行的罗家三兄弟罗安文、罗安国、罗安本在撤往浙西后与日军展开抗争的经历。战局急迫,为躲避战祸,各怀心事的罗家三兄弟同一天乘车撤往浙西山区。老大罗安文受省主席重托,要组织当地民众破坏公路,以阻挠日军长驱直入;老二罗安国积极组织敌后抗日队伍;老三罗安本则带着蚕桑学校的学生及教具,欲坚持敌后办学……罗氏三兄弟在与日军的抗争中,或相与携力,或互有交锋。亲情、友情、爱情,在多年的战乱与流离中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状……

黑暗托马

编号:C38·2171020·1425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23.00元亚马逊13.10元
ISBN:9787305103568
页数:149页

莫里斯·布朗肖的第一部 “虚构作品”,此书的英、德文译者都不讳言其翻译甚至阅读的困难性,福柯曾指出布朗肖作品的特色之一在于 “脱离表象的王朝”,而这正符合《黑暗托马》的阅读经验:没有过去、未来,没有动力、原因的一场爱情,轻浅地难以让人有明确的形象,但这些没有形象的意象却又如同恶梦般让人难以舍弃。 “在与他凝视中的亵意奋战的同时,每个人都只是更深地陷入一股孤独感里,而在其中,无论想去到多远,结果都只是迷失而且将继续迷失。”这是一种表象的凝视,但是在看见的世界里,迷失被另一种东西取代, “然而,托马拒绝就这样被简单的印象说服。他甚至故意转向那年轻女孩,尽管他的视线其实可说是未曾从她身上移开。”


《黑暗托马》:无限地比死更死

他眩惑她。他就要将那最不被预期的话语转化成她再也无法等待的话语来吞噬她。
——我是……
——住口。
——《七》

“他眩惑她”之前是 “他绕着她转”,她在说 “住口”之前是 “你究竟是谁?” “你到底是什么?”甚至还伸出手,甚至还正面看他,只是当每一个疑问都变得没有答案时,不管是 “他绕着她走”,还是 “他眩惑她”,都变成了一个单项事件,无论是预期的话语,还是等待的话语,都在 “时间已晚”的黑暗中,被吞噬得只剩下自己,以及自己的死。

尽管他在黑暗中曾大声叫喊,尽管她曾怀疑互相之间的善意,尽管她曾尝试不同的字语交谈,但是在她藏身的皱褶里,在 “住口”的回绝里,单项事件发生在背叛之中: “背叛围着他们绕转,而且因为是她背叛他,加上她自己也弄错而无望终结这样一场迷途——由于不知道他是谁,故出现在她内心的总是另一人——背叛更愈发可怕。”不知道他是谁,那么之前的 “你究竟是谁”为什么没有答案,之前的 “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下文,是期待一个回答,还是故意将疑问引向了没有终极的黑暗, “谁”是命名的方式,但是在匿名中,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空无,吞噬着这个夜晚可能的 “谁”。

他叫托马,一个男人,只是这个名字从来都是他的一个代称,从来都属于自己的名字,谁来命名甚至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名字是不是可以区分自己和他者,是不是可以定义相遇和陌生?而她也是被命名的,她叫安娜,一个女人。在托马和安娜不同的命名之间,其实有着和时间相关的前后,是她起身走到了托马前,然后将他拖往临近一条公路上的小树林里。那么托马之存在,是被安娜的那一系列遇见的动作所安排的?在公路旁的小树林里,她对他做了什么,以致于一个早已存在的男人,一个被命名为托马的男人会在之后绕着她转,会眩惑她?

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歧义之遇见,歧义之动作,因为在她起身之前,在她走到他之前,是托马先走近了她。 “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他所遇见的人都死去。每个人,如果托马转过眼去,都与他一同死于一种没有任何呼声宣告的死亡。他注视着他们。”因为在路上每一个遇见的人都死去,所以当安娜出现的时候,他再一次看见了每天遇见的人,再一次看见了死亡, “她无法逃离”的是每日复始的非人的、可耻的时刻,是带着 “精准、无上的死”,安娜是她,也只不过是 “他们”中的一个,所以 “他们空缺于他,就如同他空缺于他们。”所以她的脸呈现给他的时候, “她是不再与安娜有丝毫类似的安娜。”

陌生的躯体,黑夜里的相遇,当安娜成为 “他们”,也是一次命名,只不过完全是匿名,那张脸是匿名的脸,那个名字是匿名的名字,那个身体是匿名的身体,所以在死亡的空缺面前, “他注视着他们”会有一种意义吗?注视是不是看之一种,是用目光发现,是用眼神确定,还是用心灵去感受?托马一直在看,起初他坐下来看海,后来他看见一个 “游得很远的男人”,看海的时候,他还自己下水游泳,他追逐着谁,让海和自己融为一体,于是看见海也就看见了自己,但是在这看的过程中他却要奋力将自己脱离出来, “脱离自我、滑进空无、散裂于水的思想里,这样的迷醉让他忘却所有的不适。”在那时,海还是海,还是可见的存在,还是在自身之外的 “他们”——这一种散裂于水的拒绝是不是为了给自己另一种命名?看见那个游泳的男人也是一样,看见的时候, “然后又看不见”,跟着她的每一个动作,仿佛自己在做每一个动作, “他不仅一直都极清晰地感知到他,还以一种完全亲密、像是任何其他接触都无法超越的方式与他接近。”但是在看见和跟着做动作的时候,他本身就处在分离的状态中,本身就在寻找一个安放自己的缺无。

目的太明显的,托马躺在草地上看见黑夜也一样, “因此,尽管闭着眼睛,他也不像是已经放弃了看进那黑暗里,而是恰好相反。”闭着眼睛明显是一种对于看见的拒绝,甚至不是一个看的动作,从看见的世界里退场,从看的世界里缺席,他就是被自己拒绝前进的意念推着向前走,而正是因为闭着眼睛的拒绝,让他 “感觉比比任何一个夜都更黑、更恐怖”,一个闭着眼睛进入的黑夜独立在 “任何一个夜”之外,就像一个人独立在 “他们”之外,他总是会遭到两种力量的吞噬:个体太过于渺小,当幽暗的影像将他淹没的时候,他就是 “他们”中的一个;闭着眼睛的看见以返回的方式进入到自身之中的时候,那影像仿佛已经死了,在不看里死去, “欲望同样就是这一具睁着眼、自知已死却仍像只被活吞的动物笨拙地爬回嘴巴里的尸体。”即使思想回到体内,也是在进行着与空无的交流。

之后,托马还坐在餐桌上,还看见了邻座的金发女子,一种美丽 “随着他对她的注视而苏醒”,看见而被遮蔽,最后, “他抬起头,看到所有的人都已经走了,他接着也离开了厅室。”之后,他还坐在房间里,还看见了那一本书上的文字,具有轻柔且平和的吸引力, “在这颗看见他的眼睛中看见自己。”看见而欢喜,其实和金发女郎一样,是 “控制了他并开始阅读”,是一种 “被俘获”的感觉, “晦涩的话语、无肉身的灵魂和字的天使依然存留,且持续深入地探索他。”也一样,最后变成了一个畸形的缺无,而身体也变得完全不透明。之后,托马还在半夜下楼,还看见了一只瞎眼的猫,猫看不见他,他在锚那里似乎发现了自己, “那所有精灵中最美、嗯嗯喵叫着像极了我、简直就像是我的自身的精灵”,于是他觉得 “我已比黑暗更暗。我是夜晚的夜晚”。

看见海,看见游泳的男人,看见餐厅里的金发女子,看见一本书的文字,看见瞎眼的猫,都是托马的看见,即使闭着眼睛,即使在黑暗中,在看见的世界里,托马都像在命名这个世界,都在空缺中交流,而这一切的目的是看见一个自己。但是无论是和游泳的人一切做着动作,还是被金发女郎的美丽所唤醒,无论是文字轻柔且平和的吸引力,还是一只猫最美的叫声,其实对于托马来说,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所陷入的是一种 “被动性”,是让自己成为自己看却又成为 “他们”的无奈,是有着名字却不被命名的尴尬,是想返回自身却被吞噬的迷失,所以自己成了黑暗,自己成了夜晚,自己成就了自己的死,那一个墓地,那一个坑穴,里面躺着的就是自己, “而每次想将自己藏匿其中时,他总像是一个试图将自己的躯体埋进自己躯体里的荒谬死者。”连死亡都不被命名,都是荒谬的,都是 “他们”的复数形式,于是,在死亡的那一刻, “他缺席了,彻彻底底地从他的死亡中缺席了。”

死亡是不是为了复活,缺席是不是为了一个自身的位置?可是,这复活、这位置,由谁来给予,或者说,这种 “被动性”由谁来命名主体,由谁来回答 “我是谁”?所以安娜走近了他,是他走近了安娜;安娜爱上了他,是他爱上了安娜,在提供了身体,提供了遇见,提供了夜晚的情况下,他和她,在他们之外,期待着成为一个被命名的自己:一个男人,叫托马,一个女人,叫安娜。有过幸福,诱惑单纯,有过温柔,当一个人的存在被另一个人给予意义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有背叛之可能?当然并非是关于忠诚的爱情的背叛,而是在 “你会是谁”的空无中再也找不到可以命名的自己。

因为安娜死去了。死去不是死亡,而是无名状态的一种持续, “她愈加大胆地绕着托马转,终于将与他关系的困难归结到愈来愈容易参透的动机上,比如说将那所谓异常者,想象成是因为对他的生活完全无从得知,且他无论如何都将维持无名且无故事之故。”她说着,却没有回响,他说着,却被拒绝。 “我想看您,当您独自一个人时。”当安娜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似曾相识?那个看见的托马不是在独自一人时被唤醒,被阅读,被意念推着走,被畸形的感觉影响,所以在安娜看见托马独自一人时,托马还是回到了看见他们而成为 “他们”的循环中,而安娜在这一种看见里,也陷入到 “被动性”之中,两个人都处在同一种无名状态里, “以她的年龄和青春,变成了他者的年龄、年老。”

所以死了,不是死亡的死了,是无名状态的一种持续,是一种循环的空无, “于是她落入那大循环中,那类似地狱的轮回里,倏然间纯粹理性闪现,她掠经那关键的时刻:一瞬间,必须停驻在荒谬中,且既已离开尚可被再现者,亦须无定限地添加缺无于缺无之中和缺无的缺无之中和缺无的缺无的缺无之中,也因此,必须用这吸纳的机器,死命地制造空无。”身体之死,是这一种确认,在房间里,有母亲,有托马,有其他人,他们也都看见了死亡,而正是这种看见让安娜开始了对于缺无的探寻,对于存在的嘲讽, “她的身体、她睡着的头所在之处,同样也是她为无头之躯、无躯之头、悲惨之躯的所在。”

这是跃身于其中的尸体,这是不被承认的虚无,这是胜利的在场,这是不再言说的沉默, “从这一刻起,没有任何一种以任何方式厘清她所处状况的欲望显现于她内中,而爱也缩化成表达或感受此爱之不可能性。”那些遇见,那些幸福,那些时间,都在这在场的、身体的死亡中,变成了一种戏谑,这是对于托马来说,死亡的命名。但是对于安娜来说,沉默在自己的死亡里,她提供了返回自身的方式, “有着这么一道唯一能辨识这些灵魂的光芒,那就是沉默、封闭而伤怀的意识,并且是孤独创造出她周围那片人之关系的甜蜜场域,而她在其中,于那无数个充满和谐与温柔的关系间,看见她那至死的哀愁前来与她相遇。”只不过是提供了许多人之死亡,提供了和他们一样的死亡,提供了肉体可见的死亡,但是在提供的同时,安娜却保全了自己, “我的上帝,她很好;不,她存在;就存在这个观点,她好极了,已升至最高处的她有那最伟大的心灵发现其最美思想的喜悦。”

这是 “活生生过渡到死”的状态,在死了的时候,她给出了安娜, “她脱离自己身为安娜、身为受到死亡威胁的安娜这样一种极度强烈、极度骇人的感觉,并将这感觉转换成那自己不再是安娜,而是她母亲,她那受到死亡威胁的母亲,以及整个逼近毁灭临界点的世界这样一种更加令人惊恐的感觉。” “正在那死亡”的状态摧毁了一切的同时,也摧毁了灭亡之可能性,灭亡之可能性之摧毁,她便没有了重要性——在他人、在他们那里没有了重要性,甚至在托马那里也没有了重要性。于是,她可以以另一个安娜的身份复活。

而对于托马呢?当沉默的言说出现,当不死的死亡出现,当匿名的命名出现,那提供给他的在场,给予给他的空无,终于变成了一种言说,一种命名,一种死亡, “沉默,真正的沉默,非由噤闭之话语、可能之思想所构成的沉默,也有了声音。”所以早就应该住口,你会是谁不再重要,也不再和背叛有关,在去除了 “他们”的仪式之后,托马已经在黑暗中醒来而成为一个在死亡中复活的人, “任何时刻,我都是这个纯人之人,一个构成独一范例,且人人于死时均与之交换,令其一人代替所有人死的极致个人。”他们之外的一个人,人人之外的我, “我自觉死了——不;我自觉,活着,无限地比死更死。我发现我的存有,于一它所不在的迷眩深渊里,缺无,它如一神明般置身其中的缺无。”

无限地比死更死,是另一种活着,自觉地活着,无限地活着,持续地活着,在黑暗中活着——不分开的存在,亲密就是夜晚本身。所以在这个从看见而分离出我,从被动性而分离出个体,从空无中分离出死亡的黑夜,我以 “他自己”的方式出现,是所有的集合,却不再是 “他们”,是持续的时间里的存在,却不是不被标注的生死,于是, “和我一起,律法环绕于律法之外,可能于可能之外。”于是,春天开始,天空闪耀着光芒,生命充满了青春和自由的力量,于是,一切开始创造,宇宙之秩序在破坏之后如星辰般生气,于是死亡之蒸雾从高山的顶巅喷出,不会有终点,并最终 “认出了海洋”,在融为一体的巨大和温柔中睁开了 “无法承受欲望之延伸”。

无非是 “灾异的书写”的小说版,死去之灾异,是中立着的存在,无论言说还是书写,无论是死了还是死去,没有自己的眼,没有欲望中的一,没有终极意义的存在,也没有可以看见的脸,于是在 “发光的孤独,天空的空洞,被延迟的死亡”的灾异世界里, “托马也一样,看着这波粗略影像的浪潮,而轮到他时,他也纵身一跃,却是哀伤地,绝望地,仿佛耻辱于他已经起始。”

萨拉热窝谋杀案

编号:C38·2171020·1424
作者:【法】乔治·佩雷克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8.30元
ISBN:9787305185502
页数:167页

《萨拉热窝谋杀案》是乔治·佩雷克的处女作,也是他最后出版的一部小说。小说将一桩多角恋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导火索”——奥地利王储菲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身亡的著名历史事件相互穿插,交叉叙述,使得一个原本为妻子开枪射杀不忠的丈夫的日常谋杀案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互文效果。 “在我们的民族中,有九成是悲苦呻吟的农民,他们生活悲惨,没有学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我们同情他们的苦难。” 一个关于爱情、嫉妒、征服、控制、背叛的世俗故事和轰轰烈烈的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背后承载的关于奴役、反抗、民主、自由的历史意义形成奇妙的组合,小说的实验性、开放性也得以完美地呈现。


《萨拉热窝谋杀案》:不用第一人称就好了

我爱过米拉。句号,另起一行。由此产生了一些后果。省略号。接下来是沉默。

句号之后是另起一行,另起一行是新的故事,当 “我爱过米拉”变成了过去式,当贝尔格莱德成为过去式,为什么还要另起一行?而在这个已经结束的故事里,重又开始的文本到底会以何种方式呈现?最后是欲说还休的 “省略号”?是接下去和米拉幸福在一起的爱情变成了担忧?是布兰科婚姻之外的情感又遭遇了变故?是离开贝尔格兰德的经历又发生了续曲?——甚至不是欲说还休,在一个文本完成六十年后,省略号不是意味着担忧,不是变故,也不是续曲,而是删除, “接下来是沉默”就是出版后的沉默:现代出版档案馆版本中删掉了这一句。

省略号,以及接下来的沉默,大约是乔治·佩雷克亲手写下的,但是当六十年后发表,却变成了被删掉的文字,这是不是另一种时间里的谋杀?死而不见,或者并不遗憾,但是当1956年乔治·佩雷克21岁写下的小说,在死后被出版时抹除了这一句话,是不是在时间里必须改变一种表达?不只是 “接下来的沉默”永远在沉默中,当我在布兰科那里看到米拉的照片时,我想: “可以说,这次初遇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想我已经认识了她。我想我已经爱上了她。我对她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她姓什么,但她已然成为某种期许。”当我在贝尔格兰德见到了米拉: “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温热。我们久久地散步,不说话,为能够在一起而幸福,为能够在一起幸福而幸福,为能够在平静与沉默中相聚而幸福。”当我已经和米拉在一起, “我去了斯雷滕家里,跟他说很想第二天晚上邀请米拉和布兰科过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小把戏是对命运的篡改。”一切似乎都在六十年后变成了沉默, “我爱上了她”被删, “在一起而幸福”被删, “小把戏是对命运的篡改”被删,甚至那一段散步的文字最后甚至变成了关于评论的 “哞”,所有这一切都在乔治·佩雷克身后发生了。

“哞”像是一声牛叫,在只一声而停止的叫声里,爱情甚至欲望都被嘲讽了,那么谋杀是不是也在这动物般的叫声里变成了一种和人性无关的死亡, “此书是佩雷克完成的最后一部未出版的作品。”克洛德·布热朗这样说,而在21岁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乔治·佩雷克正在接受米歇尔·德·穆赞的精神分析治疗法,一年后 “部分停滞”,在一年后参军成了伞兵,而在这过程中,他真的去了南斯拉夫,真的到了贝尔格兰德,甚至他曾经这样写道: “请注意,我的‘治愈’是从坐上去贝尔格莱德的火车那一天开始的。”去往贝尔格兰德,是为了征服那一个叫米尔卡的女人,但是那个夏天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并不和小说中的 “我”一样,和米拉 “为能够在一起幸福而幸福”,他在写给雅克·莱德勒的一封信中说, “我差点得到了米卡尔”,持续六周的南斯拉夫之行以 “差点得到”的方式结束,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无疑是征服的失败,但是欲望的溃灭,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毫无意义,就像自己在精神分析法下的治疗, “部分停滞”并非是完全的无效: “人可以被治愈吗?不,人们改变。”

所以在这个重在改变的故事里,那和爱情有关的幸福,和臆想有关的爱欲,和命运有关的把戏,都必须沉默,它其实指向了一个具体的在场:1914年的萨拉热窝,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谋杀,阿尔贝·穆塞的《萨拉热窝谋杀案》一书是乔治·佩雷克曾经阅读的书籍,引题则是《历史悲剧》——当个人得失放在历史之中的时候,当命运小把戏变成悲剧的时候,乔治·佩雷克其实提供了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为了征服米拉而最终策划的 “萨拉谋杀案”,在悲剧式的结局中,其实和欲望无关,却和自由有关。

从巴黎到贝尔格兰德,对于 “我”来说,一定是一种改变,地理空间的变化在其次,一个人如何在被束缚中挣脱出来,这种人性之变才是重点。米拉只不过为这种变化找到了一个契合的通道,当在巴黎遇见准备博士论文的布兰科时,看到了作为情妇的米拉的照片,在照片中,我看见了一个很美的女人,她骄傲,透着一丝野性,很自然想到了曾经疯狂爱着的 “那个叫玛丽什么的姑娘”。这是第一次见到米拉,她是从静态的文本里走进我的世界,这其实是第一次改变,看上去像是对 “那个叫玛丽什么”的女孩的一种重复, “实际上我很清楚米拉一点都不像她,时至今日,我只是觉得她们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而剩下的地方又那么不同……”

就这么轻易爱上,而且是疯狂地爱上,而爱上的唯一目的是得到: “我想认识她,想得到她,仿佛只要她人在巴黎,我就有权力得到她,哪怕布兰科在场也没关系。”而当米拉来到了巴黎,变化又出现了,和照片上完全不同,有着野性和冷酷,但更多的是单纯, “极为单纯,特别平静和温柔。”而且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她似乎并不爱布兰科,这似乎又给了我一种想象的空间,布兰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他的野心让他想成为耶稣一样的人,甚至要改变社会, “他向我保证,他将以方济各会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倡导者的身份留名青史,那是避免共产主义体制治安混乱或者官僚主义的唯一途径,因此也是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

一个温柔、平静和单纯的女人,一个充满了野心的男人,他们的爱在何处找到共同点?也正是这个疑问,终于使得米拉离开之后,我踏上了去往南斯拉夫之路,去寻找米拉?或者去征服米拉?她写来的信里说没有一天不想我,但是失望的旅途似乎注定这是一场糟糕的会面,没有来火车站的米拉叫斯雷腾来接我,而且到达四天后一直没有见面,这又是一种变化, “我需要见您”和 “我没有一天不在想您”难道是一句谎言?而我的目的很明确, “毕竞,我来南斯拉夫是为了跟米拉睡觉的,不是吗?”

我的目的恨单一,正是为种种变化之产生创造了条件,也为我的命运变成小把戏设定了方向。四天之后见面,米拉却只是和我成为朋友,因为她说她爱着布兰科,当我做这一切为她时,他甚至说希望做这些事情的是布兰科, “我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坐享其成的却是布兰科!”实际上,布兰科已经成为了一种影子,横亘在我和米拉之间, “她把我想象成了他,她想见到他,而我的在场正好满足了这种欲望。”这当然是另一种变化,当米拉提出要和从萨拉热窝来的布兰科相处几天,我又成为了不在场的人,在烟酒的麻醉中,我甚至想用毒品来忘记米拉, “完蛋了。游戏已经结束:米拉再也不会属于我了。”我在他们经过的地方等候,看到的却是他们挽着胳膊走远,我在他们住的地方监视,最后看到的却是他们搂抱在一起。写给米拉的信最后也以理智的方式化成了灰烬。

“只有在贝尔格莱德,我才被判了死刑:只有在伦敦,我才会迷失,迷失在因为不再有任何意义而结束的孤独中。”其实无论是伦敦还是贝尔格兰德,我都是不在场的,但是当布兰科离开之后,米拉却又和我在一起了,三天的隔阂之后重新开始了改变,而正是这一次机会,我又萌发了征服的欲望,并且最终得到了米拉的身体。仅此而已? “我爱过米拉”之后是句号,句号之后是 “另起一行”,另起一行之后 “省略号”,而省略号之后更是 “接下来是沉默”的删除。

那时,沉默的是布兰科,被删的也是布兰科,他在坐火车离开时说了一句: “你不知道我有多爱她。”是带着遗憾,也是带着无奈,而对于米拉来说,她之所以选择我而放弃布兰科,是因为她 “一直拒绝激烈的、短暂的、不确定的感情”。但是我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责任能够接受这种爱?也只不过是欲望,是身体, “单纯的欲望之后,还有那么多责任要承担。我忧伤地想到,我在巴黎时的雄心壮志与我的态度可能产生的后果并不相称。”在房间里,在肉体的占有之后, “我的故事到此为止”看上去可以画上一个句号: “这就是未来幸福的缩影:结婚,生一群孩子,重回故乡,签订停战约定,叛徒去世,演奏胜利进行曲,父子和解,异教徒改宗,谜团解开,写完最后一个字……”

幸福的缩影就是结束战争,就是消灭争夺,就是完成和解,就是 “写完最后一个字”,但是这种种种的变化真的能变成一种平静的生活?布兰科发来信件说要见我,那一刻我却没有想着米拉,我去了萨拉热窝,布兰科还是劝我放弃米拉。这似乎是一个 “另起一行”的故事,在左右摇摆中我似乎已经把米拉想象成另外一个人,但是不管如何,被欲望束缚了手脚的我,是担负不起责任的,也是无力消除争夺的,所以最后, “一些非常卑鄙的事情慢慢渗入了我的脑海。”那就是利用布兰科的妻子安娜, “安娜,布兰科的妻子,他的合法配偶,被嘲弄,被讥笑,被抛弃了,安娜被激怒了,变得极为激动,她所怀有的希望一直遭受着质疑。”

这便是萨拉热窝谋杀案的另一个版本,在这场被我称作是 “完美的罪行”的计划里,其实并非是我一意而为之,安娜甚至早就想到了, “我不想说服他,我要杀了他。”敌人是布兰科,是另一个男人。当谋杀变成了安娜的计划,我又在哪里?在故意躲避还是推卸责任? “我们四人围坐桌边,在欧洲宾馆,在萨拉热窝,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我想吸一支茨冈烟。”谋杀将要开始,死亡将要到来,但是在这计划实施之后,我会是 “另起一行”的人?实际上之所以选择这个谋杀,在于在一种纷争中必须以如此决绝的方式得到解决,在萨拉热窝这个欧洲的火药桶,谋杀早就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也把谋杀看成是最重要的变化——它将改变整个格局, “就其进展而言,这场谋杀是古往今来最为奇怪的事件之一;就其意义而言,它是古往今来最伟大、最壮美、最高尚的事件之一,它是历史成为史诗的罕见时刻之一,是虚弱悲惨的个体登上伟大与崇高之峰的独特奇遇之一。它不是平庸的事件,不是卑劣的罪行,而是悲壮的事件,令人振奋的事件!”

这正是我对于1914年6月8日谋杀的一次定义,这是最伟大的谋杀, “对奥地利的恨,对塞尔维亚的爱,这就是永恒的密码。”当谋杀发生,战争被引爆,其实最后指向的是重新开始,是真正的 “另起一行”: “这群谋杀大公的恐怖分子,他们代表的是反抗暴君的整个民族,是粉碎了人们所长久忍受的统治的革命性力量,是充满勇气、活力和活下去的欲望的年轻一代,他们一举推翻了阻止他们成长的最后障碍。”革命是为了自由,是为了成长,所以为1914年的谋杀叫好,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够 “自由地活下去”。而布兰科之死,当清除了最后的障碍,关于爱情的自由也会降临。

而其实,在为 “萨拉热窝谋杀”的历史悲剧正名的时候,我所谓的自由甚至爱情,其实只不过是欲望而已,来到南斯拉夫就是为了和米拉上床,得到她的身体, “我无怨无悔。如果没有爱情甜蜜的忧愁,没有感情的激荡,这次假期会是什么样呢?我幸福地出发,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我甚至做了一件善事,我向米拉证明了她不爱布兰科。这些不都是心满意足的理由吗?”而在这样的目的面前,我其实是虚伪的,是在欺骗,甚至只能把 “我”这个第一人称取消: “最后一次供认,或许也是最后一次撒谎。然后一切都会被遗忘。但愿米拉、安娜和布兰科从未存在过!”在场只不过是一种想象,所以最后在另起一行之后只能是 “省略号”,只能是沉默。那一声枪响,在萨拉热窝的天空中听到了吗?变化引起的种种使得精神分析治疗成功了吗? “我爱过米拉”会成为全部吗?

23点一刻,辛普伦东方快车准时离开贝尔格莱德。驶过几公里后,太阳升起,萨格勒布落在了后面。快到中午时,经过斯洛文尼亚全境后,列车到达了边境城市塞扎纳。

那最后被删的一句是: “只见一片美妙的区域,地平线不断后退,种满松树的山丘铺展在眼前,消失在视野中,”——没有句号,也没有省略号,只有没有抵达目的地的逗号。

被占的宅子

编号:C63·2171020·1423
作者:【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7年03月第1版
定价:49.50元亚马逊29.70元
ISBN:9787544262835
页数:370页

我们熟悉的世界仍有无数空洞,有待落笔描述。在科塔萨尔笔下,世界宛如一张折纸展开,内里的一重重奇遇让人目眩神迷。噩梦般的气息侵入老宅,居住其中的两人步步撤退,终于彻底逃离;乘电梯上二楼时,突然感觉要吐出一只兔子;遇见一个生活轨迹与自己酷似的男孩,由此窥见无尽轮回的一角……科塔萨尔用爵士乐般自由的笔调,在寻常情境中挖掘出一丝耐人寻味的非日常,加上一点渴望、一点幻想,反射出心底令人战栗的深邃直觉,并在它的驱使下,抵达意想不到的终点。《被占的宅子》书中收录《彼岸》《动物寓言集》《游戏的终结》三部短篇集,《彼岸》轻灵可爱,《动物寓言集》别致精妙,《游戏的终结》深邃离奇。科塔萨尔说: “我想创作的是一种从未有人写过的短篇小说。”


《被占的宅子》:他看见一双残肢

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梦:Dg爱上了我的手,肯定是左手,因为它是只手,而且趁我在睡梦中用小刀割下了我的左手,抢走了它的挚爱。
——《手的季节》

一开始一定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可分割,整体地存在,后来是单独地进来,越过窗户来到了房间,但是最后却又从身体里切割了出去,甚至从模糊的梦里割了下来。这是手的季节,是一只单独的手,还是完整的一双手?是胡里奥·科塔萨尔写作的手,还是我翻开书页的手?

一种疑问,突然就停止在那里,在没有得到解答之前就那样成为一个动作。《被占的宅子》,黑色的封面就像是一个夜晚才有的梦境,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之一,这序列是不是整体 “全集”里的那一只手?没有购买全集,没有整体性看见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是不是就是一种人为的切割?唯一的一册,里面还有《游戏的终结》,还有《动物寓言集》,熟悉的名字,是因为我在这个黑夜降临之前,在这个梦境打开之前,就已经用手压住了某一页书页,然后用另一只手轻轻地翻阅,甚至会拿出那把小刀插入在书页之间,它不锋利,却完全可以割裂书页和书页之间的联系。

手的动作已经提前发生,一把小刀在手的运转中已经切除了其中的一部分,从第一页的《彼岸》,到《抄袭与翻译》,从《加夫列尔·梅德拉诺的故事》到《天文学绪论》,四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完整的存在?一部书,已经不是一个整体,它本身就从所谓的 “全集”中切割下来,当《游戏的终结》和《动物寓言集》在此时的阅读之前就已经被打开,是不是忽略第二次阅读就是再一次的切割?一个文本的叙事终于涉及到了身体学,关于肢体的身体学,关于手的身体学,以及关于切割的身体学。

科塔萨尔在《动物寓言集》里说: “手的影子会吓着蚂蚁。”在《游戏的终结》里说: “我总是梦见自己醒着。”关于手,关于梦,似乎早就有了预言和寓言,作为一种提前到达的启示,启示在被切割了某一部分之后,它还是呈现出一种完整状态,而这种完整状态在梦里,变成了自我的意志:当那个被命名为Dg的手爱上了我的手,当它用小刀割下我的左手,作为一种挚爱的表现,它带来的却不是缺憾和疼痛,在一如既往的梦境中,呈现出完美意志的胜利: “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意志,与把我解放出来的力量互动。”是的,在那个 “被占的宅子”里,从窗户翻越进来的不仅仅是Dg,还有一个绝对独立的我,而我是从约束中解放出来的,于是手和我一起进入房间,一起进入梦境,一起在 “它早已划定的囚牢之外”,发现了 “如此完美的东西”。

Dg是一只手,用小刀切割下来的也是一只手,手之于手,都变成了独立的存在,都变成了完美的动作,而当手不再是我的一部分成为Dg的挚爱,是不是在用残忍的方式叙写和我无关的身体学?那只手原先是无名的,它会用手掌支撑身体,会用手指张开,也会在钢琴、相框和酒红色地毯上停下来,当然最主要的是,它还会翻开书本,打开记事本, “把食指——毫无疑问它是用食指来阅读的——放在我那些最美妙的诗篇上,逐篇欣赏。”这一只手当然是我的手,当然是和别人一样的手,当然和无数人拥有的一样,只是普通的手,但是我却给它起了名字,Dg,一种命名不是让手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而是赋予了它独立的可能,因为Dg可以戴上一枚紫晶戒指,也可以把戒指摘下来;它可以翻动书页,也可以阅读小说和诗歌——那一个夜晚,它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着戈蒂耶的《手之研究》,看我早年写的诗,看勒韦尔迪的《鬃毛手套》,甚至还在书页的中间夹上一束毛线方便再次寻找。

当它被命名,但它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动作,它是不是就是 “他”?而我对于这个独立被命名的Dg产生了关于 “他”的一系列问题: “它会长大吗?它有感觉吗?它能听懂话吗?还有,它会爱吗?我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测试办法,设置了种种圈套,准备了许多试验。”最后发现,Dg能看书却不能写,看是阅读,是顺着别人的文字新进,是从别人那里获取信息和知识,但这样一来, “他”又变成了它,缺乏最完美意义的独立性,所以当我在夜里做梦的时候,它便和绝对独立的我一起,翻越窗户来到了房间,然后用那把曾经翻开书本、裁开书页的小刀,把我的左手切割了下来,从我的梦境中带走了。

Dg和我一起进入房间,却切割了我的左手,那么我也是分离的,我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手既在身体之内,又在身体之外,在这个梦与现实的二元现实里,在梦境中的我站在旁边,看见Dg切割了我在现实里的左手,梦境从现实中分离,梦境又介入到现实,当 “手的季节”降临,是不是意味着分离是最完美的解决方式?《手的季节》在《天文学绪论》里,如此,手便也成为身体之外的一个天体,一种身体有关的天文学,而不管是《论行星间的对称》,还是《星星清洁者》,或者是《海洋学培训班》,都表现了一种分离主义,那颗叫法罗斯的行星,生活着我们叫昆虫的人,他们喜欢日落,喜欢各种天才而奇特的题目,信奉一神教,祭司们遵守道德和法律,而对于信仰,他们在血管里磨炼,而不是在心脏里——无论血管还是心脏,当信仰只在身体里,是不是就是一种分离,最后我穿越了过去,看见了正在向大众演讲的人,像极了人类宗教里的耶稣,但是最后,有人却告诉我,他死了, “好像是有人给他的饭菜里下了毒。”

是人类故事的翻版?还是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存在的身体?其实不管是身体和信仰,还是昆虫和人类,都呈现了一种分离状态,而那个在宇宙中开展 “星星清洁”业务的公司,当他们用技术清洗那些星辰的时候,是不是在颠覆宇宙的 “身体学”?和人类有关的哥白尼、马丁·吉尔、伽利略、加维奥拉、詹姆斯·金斯,他们都用人类的方式观察和研究了宇宙天体,但是在这个业务开展之后,他们的名字已经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 “用不朽的大写字母铭刻的公司创始人的大名”,而那些清洗设备当然是公司所有,他们操控了天体,安排了星辰的等级,如此,当最后一颗叫纳乌西卡星在清洁队的清洗中最终发出亮光的时候,清洗公司似乎可以高居于时间范畴之上而名垂千古,但是原本的宇宙秩序却不再, “一时间,黑夜消失了。一切都成了白色,空间是白色的,就连一无所有的虚空也是白色,天空像一张大床,铺展开它的床单,白色之外,什么都没有,那是所有被清洁过的星星光芒的总和……”

人类的耶稣被毒死,人类的公司改变了宇宙的秩序,而在《海洋学培训班》里,当月球人看见洪流变成天空中的泪珠,他们便把罪魁祸首归于妒忌成性的地球, “是地球这颗臭不可闻的行星,把它无穷的引力全部集中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强行夺走了月亮的那条多姿多彩的发辫。”引用《Quilette百科词典》的 “月亮”词条: “于是人们可以这样说,站在月亮的角度,是月亮照亮了地球。”这是在未来发生的改变,或者说这是一种人类带着忏悔而制造的梦境,这个梦境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人类下的毒,人类的破坏,以及人类改变了宇宙,所以这是一种罪恶般的对立,不是梦境介入现实,是现实改变了现实本身,那只手其实是自己的手,却以虚幻的方式惩罚了自己,当Dg抢走了我的挚爱,那种本体论的毁灭便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所以分离而存在,对立而发生,是我们永远没有真正独立地看待这个世界, “我问你的是,在动物学书籍提供给我们的轻松满足之外,你有没有亲眼观察过一只海豚……”

《天文学绪论》是一种科幻,是一个梦境,是一种寓言,而在《加夫列尔·梅德拉诺的故事》里,这样的梦幻和寓言依然在发生,而且依然和那一只手有关。身体属于芳龄二十五的宝拉,属于被禁锢在上班时间的莱蒙德,属于死去的我——即使死去,身体冰凉,但还是以一种物的方式存在,所以身体就变成了一个永远存在的他者,正是在和他者之间,这种分离永远无法寻找到独立的个体和思想。宝拉害怕黑夜,性格忧郁,容易哀伤,即使想要得到点糖果也无法在现实中满足,在她死后,她便 “从自己的躯壳中被撕裂下来,变成了一束意志之光投射过去”,这束光让她为自己的可怕最新祈祷,让她从 “下地狱”的诅咒中逃离,让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男人,但她命名他为 “埃斯特班”,她在死后便成为如上帝一样的造物主,而这样一种自己在死后才拥有的独立性,一样被现实肢解了,小镇上的基督徒说: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的选择,就算她到了另一个世界也应当原封不动地保留下去。”慢慢死去,没有挣扎,像睡着了一样,在众人的目光中,在重新归于诅咒的现实里, “四周只剩下了他们和宝拉,他们眼前只剩下宝拉,还有原野中,在那无处躲闪的满月的光辉下,静静伫立的灵堂。”

“搬家”的莱蒙德·维约斯也是这样,当他从被禁锢的办公室里冲出去的时候,就是为了逃离不堪重负的现实,但是在睡梦中,他不是拥有了完整的自己,那个家似乎不是自己真正的家,那个画上的女人似乎不是家里的人,他在床上辗转发侧,他在梦中走来走去, “突然在梦魇中抽泣,一遍遍呼唤什么人的名字,看见他们的面孔,估量他们身材的高矮;还有那个不知道写信的贝贝。”而梦里的那封寄给豪尔赫的信,也根本不知道会寄往何处,于是孤独和被禁锢的莱蒙德在被分离的世界里,在身体睡去精神醒来中,一个闪念便也成为最后的寄托, “他现在心里倒觉得,能被介绍给玛利亚·维约斯小姐是件挺惬意、挺愉快的事情。要是你不认识某人,被人介绍一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宝拉的死,莱蒙德的梦,都是从现实里切下了一只手,它就叫Dg,但是这样迎来 “手的季节”,从来不是理想主义的做法,当然更无法称为完美。《从夜间归来》的我看见自己慢慢死去,但是在醒来之后却总是找不到自己,镜子前什么也没有,也就失去了一个镜像,而当看到床上躺着的自己时,发现那只手已经冰凉。 “我扑向自己的躯壳,紧紧抓住我大理石一样冰冷的肩头,疯狂地摇晃着,我把嘴贴到自己似笑非笑的嘴唇上,努力想唤醒这具一动不动的躯体。”我在死亡之中,我在死亡之外,我在自己的身体里,我在自己的身体里,就这样分离,就这样对立,就这样被切割。

似乎在如此情境下,可以用一种方式化解,那就是还活着的奶奶,当她还像平时那样抚摸我的手,还在那里唤起我的名字,仿佛我是不死的——用一双手抚摸另一双手,用活着的手触碰死去的手,这是不是一种相融?于是梦醒了,于是复活了一般, “我睁开了双眼。太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艰难地喘了口气。胸口被压得生疼,好像是被人用尽气力压迫过一样。几声鸟鸣传来,我完完全全地回到了现实当中。”当噩梦一场过去,我的手又握住了奶奶的手, “她一定会以为是太阳光使我两眼含满了泪水。”但是 “她以为”本身就设置了一个虚幻的场景,到底是醒来还是继续睡去?到底是复活还是再一次死去?

奶奶像一面镜子,而真正的镜子其实是空无,所以在《遥远的镜子》里,艾略特的引语是: “我像一个微笑的人,在转过身去时突然注意到他在镜子里的模样。”镜子外的我变成了镜子里的他,镜像从来不是真实的存在,那个离群索居的我,那个悄无声息的我,活着其实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去了堂娜艾米莉亚的家,看见了正在庄严读圣经的自己,于是拿出了那把勃朗宁手枪,朝向了自己——自己对自己开枪,是现实中的自己朝梦中的自己开枪,是真实的我像镜像的我开枪,枪响了吗?杀死了自己了吗?无非是喝下了威士忌和溴化物镇静剂的幻觉,当我想要戒掉,就是去除现实和幻觉之间的界限,就是回避自己杀死自己的可能,但是,当现实中醒来,当我不再是他,一样在危险、可怕、分裂中: “我朝写字台俯下身去。在它的一边,几乎靠着边缘的地方,有人用一件锋利的东西刻了几个字母玩。”

拿起勃朗宁手枪的是一只手,用锋利的东西刻下字母的也是一只手,一只在现实里的手和一只在梦境中的手有什么区别?身体的一部分,意志的一部分,一部分和整体之间永远有着无法消弭的裂痕。当一〇六〇年死去变成吸血鬼的杜孤·凡爱上了宛达女士,当他们的爱情孕育了下一代,当临产时宛达女士的身体变成了儿子的身体,杜孤·凡曾经说过 “总有一天会想出什么办法把他母亲带到自己身边”变成了现实:把人世间的身体带向吸血鬼的世界,用的是那一只手, “杜孤·凡走进了房里,从医生们面前走过,看也没看他们一眼,径直握住了他儿子的双手。”而一〇六〇年他就死在一个名叫大卫的手中,大卫的投石器砸中了他的身体

手制造了死亡悲剧,手用成为回来的工具,而在《越来越大的手》里,普拉克把卡里打倒的时候,他惊喜于自己终于拥有了一双不错的拳击手,但是在他离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越来越大,而且永远拖在地上,不能上公交车,无法和朋友进餐,最后发现自己做了一个梦,不是自己打倒了卡里,而是卡里一拳将自己打昏了过去,但是梦醒了之后呢, “他举起双臂,想证实一下自己的话,为这事儿做个了断。他看见一双残肢。”醒来也还是一个梦,健全的手终究还是一双残肢。在《德莉亚,来电话了》里,德莉亚的手皲裂而疼痛,德莉亚的手会接起索尼打来的电话,可是索尼请求她宽恕,却被拒绝, “可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再接近孩子的,因为现在他只是我一个人的孩子,我一个人的孩子。我绝不会让你走近他。”最后别人告诉他,索尼是不可能在刚才打来电话, “因为索尼五点钟就死了,德莉亚。有人开枪把他打死了,就在大街上。”死去的消息传来,德莉亚皲裂的手是不是会更加疼痛?《雷米午睡正酣》中雷米已经被关在了监狱里,但是那双手在冥想中变成了绞索,监狱里的现实变成了喜剧表演,那么和莫雷莉亚的爱情又去了哪里? “莫蕾莉亚和道森中尉正在房里,可发出尖叫的只有莫蕾莉亚一个人,因为她看见了那把左轮手枪。雷米觉得那声尖叫仿佛是从他自己的嗓子里发出来的,那是一声在他痉挛的嗓子里陡然止住的惊恐尖叫。”一种毁灭是因为用手拿出了左轮手枪,却不是自己的手, “他的身体停止了抽搐。开枪的手在他脚踝那里摸了摸脉搏。目击证人们就要离去了。”

手和手组成了关于现实的谜团,《谜》里,拿着刀子的手不是拉尔夫的,拔出刀子擦去血迹的手也不是拉尔夫的,但是当蕾贝卡当着你的面说起拉尔夫的时候,那只手和那把刀仿佛扎进了你的身体, “我在问自己一件事,要是某个人他根本就没出去……怎么谈得上回来不回来呢。”于是最后死去的不是拉尔夫,而是杀人的你,最后的悲剧,最后的空无,依然属于那双手, “您会迈出右脚,把身子拧过去,就像人家准备开高尔夫球那样。然后,您就会把空空的双手伸出去,伸向牢房里空空荡荡的空气。”

空无的世界里,一双手再也触摸不到自己,触摸不到身体——即使别人的身体,即使梦中的身体,即使死去的身体,所以手之存在,作为一个现实身体的延伸,却注定进入到一种奇幻的梦境里,它是Dg,它是一把刀,它是镜子,它是左轮手枪,无法赋予真正的意志,无法变成绝对的独立,就像一本书,离开了现实的手,离开了现实的身体,何来命名和阅读?因为动物的寓言还在继续,因为游戏没有终结, “每次找见这些零零散散的纸页,我都坚定地相信,它们彼此需要,单独放置会使它们受到伤害。”

树上的男爵

编号:C38·2170820·1408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1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14.80元
ISBN:9787544722803
页数:280页

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树上的男爵》通向自由的第三个阶段,一次倔强的反抗,让科希莫从十二岁起就决定永不下树,从此,他一生都生活在树上,却将生命更紧密地与大地相连,是不是真的只有先与人疏离,才能最终与他们在一起?“他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爬,走进另一个世界;不对:他爬,遇见奇妙的人物;对了:他爬,每天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地漫游,甚至不再回到树下,拒绝下地,在树上度过一生。”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是不是就是卡尔维诺所说的“自由”?原始人与生物没有区别,是一种“不存在”,而底下的那些“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也变成了非自然的人,变成了与周围事物、历史不再有关系的人,变成了“也是不存在的”人,于是我们的祖先又回到了最初的母题:“不存在的骑士”。


《树上的男爵》:树枝上全是我的领土

柯希莫就这样逝去了,没有让我们看见他的遗体返回地面。在家族的墓地上竖起一块纪念他的墓碑,上面刻写着:“柯希莫·皮奧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一升入天空。”
——《30》

逝去是最后的结局?当柯希莫活过了生命的六十五岁,当他的病情恶化甚至身体出现了僵硬,当神父和辅祭人员做好了迎接他死去的准备,可是最后的逝去却绝不是死去,他拒绝医生治疗,拒绝接受圣礼,当然拒绝从树上下来,当奄奄一息的柯希莫在锚的身子靠近之际,一跃而起抓住绳子,踩着锚控制了气球,终于在海风中,他消失在大海那边,也消失在这个叫做翁布罗萨的小镇,当然他也彻底消失与这个时代。

当“我”凝视者空旷的天空,自问翁布罗萨是否真的存在过的时候,其实是对于这个时代的质问,而这种质问甚至让整个时代都变成了一种虚无,“纠结解开了,线拉直了,最后把理想、梦想挽成一串无意义的话语,这就算写完了。”或许这种“写完”的状态对于生活在地上的人才是真正的死去,而柯希莫的消失提供了一个反向的逃离方式,逃离小镇,逃离宗教,逃离集体,也逃离时代,但是这种逃离却又寄托着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奈,甚至绝望,正如墓碑上的话一样,“生活在树上”是他的生存状态,“始终热爱大地”是他情感的归宿,而“升入天空”则变成了他最后理想的高度。

树上、大地和天空,就是柯希莫作为一个个体在这个时代的“三部曲”,这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是诗人,是探险者,是革命者,卡尔维诺说,《树上的男爵》就是通过“自觉进行艰苦磨砺而充分完成自我的那个人身上”达到了完整,“他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顽固地为自己和为他人坚持那种不方便的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所以一个诗人、探险者和革命者意义的完整的人正是以“逝去”的方式表达着反抗,并在“升入天空”的最后结局中完成最后的自我命名。

这是一个寓言,当十二岁的柯希莫爬到树上开始了树上生活,他就是一个反抗者,而他那时所反对的是家庭的束缚,这是一个个体意义上的突围。柯希莫的父亲是一个男爵,他只关心家谱、继承权,以及与远近权贵们进行争斗和联合,而将军出身的母亲则满脑子都是大炮,想得是儿子将来得到军衔——他们在家庭中就成为“王位继承战争中的遗老”,当然,在家庭里还有把困难看成是“不想反抗的恶运的征兆”的神父,还有曾经参加过土耳其战争、神秘却沉默的叔叔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骑土。而在柯希莫的兄弟姐妹里,姐姐巴蒂斯塔是住家的修女,她的身上有着和柯希莫一样的反抗精神,但是在父亲的强权下,曾经用枪打死了蜗牛的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妥协,最后也嫁给了一个伯爵少爷;而“我”那时还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尽管对哥哥有些崇拜,但是在时代的进程中,我也选择了沉默,遵守父母的规则,最后娶了一个贵族少女。

所以柯希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孤独者,这种孤独的状态并非如巴蒂斯塔和“我”一样选择了门当户低的生活,选择了妥协,而是在父亲的叫嚷、气恼、处罚、踹腿、踢脚中开始了反抗,那次在饭桌上发生的“造反运动”就注定了他一生的行走路线:他撞到了神父,撞到了那个为圣地二战的十字军勇士卡恰圭拉·皮奥瓦斯科石膏像,作为“我们的祖先”的象征,它就是权势、地位和荣誉的象征,结果迎接柯希莫的便是没完没了责骂、鞭打、额外作业、只给面包冷汤的禁闭。终于,在拒绝吃蜗牛的饭桌上,柯希莫开始了造反行动,他爬上了门前的圣栎树,面对威胁自己下来有好看的父亲,柯希莫终于说出了那一句像是革命的口号:“我决不下树!”

从榆树到角豆树,从一个枝头到另一个枝头,从自己花园到仇家翁达利瓦家的花园,从此他的脚再没有接触地面,直到最后逝去,他开始树上生活的宣言是:“我的处所既不是地上,也不是你们的!我是翁布罗萨大公,我是全部公国领地的主人!”这是“树枝上全是我的领土”的一个人的王国,在他看来,地面上有父亲母亲,有那一套虚伪的规则,有约束人的制度,有遗老的思想,就像翁达利瓦家的薇莪拉对他说的那样:“你拥有对树木的统治权,好吗?但是,只要你一只脚触地,你就失去你的全部王国,变成最卑贱的奴隶。你听懂了吗?即使你是踩断了一根树枝摔下来的,也会失去一切!””

拒绝下地,就是拒绝成为奴隶,所以生活在树上,就是一个孤独的王,而在一开始,柯希莫在树上跳跃,在树上生活,完全是生物意义的,甚至像是一种返祖现象,“我不知道在书本里读到的东西是否真实。据记载,古时候一只猴子假若从罗马出发,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脚不落地地往前走,可以到达西班牙。”如那只猴子一样,在人类之外变成了动物,他在树上起初就是为了生存,他让我在晚上拿了被子以抵御寒冷;冬天,他为自己做了一件短皮上衣;他借助自然条件建造了“一眼悬空的泉水”;他用扦子烤炙野味的办法;他打猎,将猎物和农民换取水果和蔬菜;他杀死了森林里最凶恶的野猫,并且用猫皮替自己做了一顶帽子……生物意义上的柯希莫掌握了进化论,掌控了丛林法则,他是森林里的动物,但是具有人类的勇敢和智慧,所以当她手里提着那只被杀死的野物时,就感觉自己是个凯旋的勇士。

这是一种悬空的状态,正如他在和我们吃饭时坐在高高的圣栎树枝头上,“我们只能看见他晃荡着的两条腿”,这种悬空状态却让他超越了大地上的生活,“而我们的世界呢,是平贴在地面上的,我们看到的是比例失调的形象,我们当然不理解他在那上面的感受。”这种上和下的矛盾突出在以父亲为代表的遗老派和追求自由的造反派之间,作为父亲的长子,柯希莫是爵位的继承人,但是当男爵变成一种动物,继承问题当然会引起争议,甚至会被取消,这当然是一种制度化和世俗化的标准,“在那周围存在着一个小小的贵族社交圈子,他们有别墅、花园和延伸到海边的果园,大家互相拜访,打猎,生活费用低廉,都过得很快活。他们享有在朝廷供职的人的一些利益,而没有皇室、首都、政治的操劳、责任和开销。”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父亲感觉到自己就像是被废黜的君王,最后他同邻近的贵族们终于断绝了一切关系。当父亲终于为了继承人而妥协,终于“邀请”他到地面上来,换来的却是柯希莫的讽刺,“我在树上尿撒得更远些!”他晃荡着两条腿在树上跟着草地上的神父一起同声诵读六音步诗。最后,父亲在痛苦和狂躁中死去,而这也预示了和家庭的对抗以柯希莫的胜利而告终。

生物意义上的存在是一种适应,但是当树上的王国打开了一个新奇世界,柯希莫也变成了社会意义上的人,他和薇莪拉在橄榄树林里相互追赶,他向住在别墅里被叫做“吃冰淇淋的人”的那些贵族脱帽致意,他到农民翻地、撒粪、割草的地方去向他们致以问候;他把受伤的短腿狗当成了自己的猎犬,取名叫“佳佳”;他坐在教堂外的圣栎树上和我们一起做大弥撒;他帮助律师骑士一起分蜂,还帮助他建设水利工程……这似乎是一种融入,却也是还没有彻底摆脱社会规范的一种表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柯希莫还带有既有社会的影子,但是他开始在这种影子世界里寻找自我。

遇到强盗贾恩·德依·布鲁基是他人生的一个新起点,贾恩·德依·布鲁基曾杀死过土匪头子,“即使他能替自己开脱挽掉十次抢劫的罪名,很快就将因第十一次罪行被吊死!”这是一个被社会定义为恶人的人,一开始柯希莫遭遇到底下经过的布鲁基,也是心怀恐惧,但是后来却开始了相互打量,并开始在相识之后对话,而他们对话的方式却是交换图书,那些书中的故事,故事里的传奇,深深吸引着两个人,而这也正是他们生活在现实之外的写照,甚至在最后布鲁基被绞死之前,他询问树上的柯希莫关于强盗乔纳丹最后的结局,当听到柯希莫说乔纳丹最后被吊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谢谢。我也是这样!永别了!”那时布鲁基也感觉自己就是书中的传奇,是故事里的英雄。

从阅读开始,卡西莫走上了关于自我的两条路,一条是社会意义上的自我完善和深化,他在一场火灾之后学会了修建蓄水池,组建了消防队,建立火警警报制度,从而在制度层面成为了树上的主人,“在贝尔利奥那个地方,那里长着三十棵栗对,二十二棵山毛榉,八棵松树和一棵枫树。我有地籍册上所有地图的复制本。正是作为有林地家庭的成员,我要联合一切有关人土去保护这些森林。”甚至开始以公爵的头衔去指由面包师、菜贩子和铁匠组成的联合会——这不是对父亲那种贵族身份的继承,而是在自己开创了树上王国里建立秩序。而另一方面,在阅读打开的世界里,他又慢慢变成了思想意义上的人,由于不断丰富的知识,他和神父之间的关系被颠倒过来,柯希莫变成了老师,而因为触犯了教会的禁忌,神父被警察带走之后,柯希莫甚至还大胆地和欧洲的哲学家、科学家有了书信联系。

在这个过程中,叔叔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之死则揭示了一种历史的阴谋论,这个总是沉默的叔叔,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当柯希莫在树上发现他偷偷向海盗发送消息,并且帮助海盗将穿上的货物藏在山洞里的时候,他便告诉了那些烧炭工,结果骑士的背叛行为被发现,他逃离投奔海盗船而去,本来叔叔的存在就引发了猜测,这个在土耳其经历过战争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他逃离的时候,这种猜测到变成了一种带有温情的怀疑:“也许他的整个身心都被对这个女人的思念所占据;也许她就是他在养蜜蜂或者开凿水渠时要追寻的那种失掉了的幸福的象征;也许她是他在那边的一个情人,一个妻子,在大海对面的国度的花园里;或者更可能是一个女儿,一个他多年不见的女儿,当她还很小时,他就离开了,为了寻找她,他这些年来一直试图同某只驶进我们港口的土耳其人或是摩尔人的船建立联系,终于打听到了她的消息。”但是这些美好的想象最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在大海之上柯希莫看到了一个漂浮物,而渐渐接近,才发现那“只有一颗头颅”——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的被弯刀砍下的头。

他被海盗杀死,完全变成了杀人灭口,而在这种结果面前,那个经历了和异教作战的叔叔,其实反而变成了一个牺牲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希莫开始走出这片土地,到更远的远方探寻世界,而他在树上看到的这个世界便是一个变革的世界,一个需要思考的世界,一个用理性构筑起来的世界。他穿过森林来到了奥利瓦巴萨,在这里居住着一批流亡者,他们曾经是西班牙贵族,在奥利瓦巴萨,他们用储备的大量金币做生意,也期待卡洛斯三世赦免他们,使他们能够返回故乡。在这里卡西莫遇到了乌苏拉,在她身上他看见了自己生命中第一次真正的爱情,但是爱情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当西班牙的发生革命之后,那些准备返回西班牙的侨民终于选择了继续逃离,他们去了格拉纳达,也带走了乌苏拉,当乌苏拉被强行拉上了马车,柯希莫的爱情也终结了,但是在爱情之外,他却想要更多的东西,“我比你们早到这上面来,先生们,我也要留到最后!”

留下来干什么,就是要让革命风暴刮在自己身上,柯希莫参加了社会团体,出席会议,并且以年轻人的热情讲解哲学家的思想,指责君主们的过失,并希望用理性来统治国家。柯希莫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人,更是一个政治人,他书写了一份《树上理想国宪法草案》,设想了一个由正直的人居住的树木共和国,乌苏拉的父亲伯爵和卢梭、孟德斯鸠通信,“我”去巴黎遇到了伏尔泰并且讲到了用理智创造生命奇观,无不是受到了柯希莫的影响。但是用理智创造生命,用理性建立国家,是不是就是柯希莫在树上的一种想象,甚至就像他的文章题目一样,只是一个“理想国”?

树上和地上,这或者就是柯希莫所遭遇的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他生活在树上,几乎以上帝的视角来看待社会,来规划和想象一种理想,但是这个社会并不建立在树上,而是地上,一种是改革者的思路,一种是社会的现实,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都是在一种启蒙意义上构建了未来社会,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柯希莫的世界里只能是失望,是悲伤,无奈。他遇到了曾经把名字刻在树上的薇莪拉,当她已经变成了寡妇,那种年少的纯真爱情就像理想社会一样,早就荡然无存了,即使他们在欢愉中体验了快乐,但是薇莪拉却注定是另一种存在,“恋爱的人只要爱情,也用痛苦来换取。”于薇莪拉的“苦难”爱情观不同,“我是为了爱你更深。做任何事情,经过理智思考,就增加了力量。”当他看见薇莪拉还同时和另两个人在一起,希望他们“分享”苦难和折磨的时候,用理性来思考的柯希莫终于选了离开。

这是一种毁灭的生活,而受伤的柯希莫也在树上发泄,他弄光了树叶,他砍掉了树枝,他剥光了树皮,“看那剥开的树露出白生生的木头,瑟瑟战栗不已,仿佛受了伤。”他变成了人们传说的“疯子”,而在疯子的世界里,他开始说别人听不懂的寓言,写他们不愿看的文章,《画眉的叫声》、《猫头鹰的对话》、《啄木鸟的敲打》,汇集成了《两足动物观察》一书,后来他又印刷了周刊,取名叫做“有理性思维的脊椎动物”;他加入了野外共济会,制定了使用了猫头鹰、望远镜、松果、水泵、蘑菇、浮沉子、蜘蛛网、九九表等在内的仪式……柯希莫混合在生物人和社会人之间,在理性的支配下却又变得疯狂,这种含混的生命方式看起来是一种倒退,但其实是被现实折磨的无奈之举:他渴望变革,甚至渴望革命,但是在树上的存在似乎永远无法回到地上,就像在翁达利瓦花园里,曾经的薇莪拉对他说的那样,一接触到地面就会变成卑鄙的奴隶。

革命的机会似乎出现了,在城里了自治市,选出了市长之后,柯希莫变成了临时市政府的委员,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共和体城市的宪法草案以及关于男人、女人、儿童、鸟兽虫鱼等一切家养及野生动物、林草蔬果等一切植物的双利声明》的图书,但是这个仿照法国革命而进行的变革似乎也遭遇到了最后覆灭的命运:他的书是执政者的指南,可是没有人看,变成了一堆死去的文字;那些贵族只是躲在家里,他们把柯希莫当成了整个地区的挑唆者、雅各宾党和革命派;而当他遇到征战而来的拿破仑的时候,拿破仑对他说的是:“您往这边过来一点,我请求您这么做,替我挡住太阳,好,就这样,别动……”拿破仑在他身上“想起了我见过的东西”,但是在那一场革命之后,成功只不过变成了他的地位,他的权势,他的统治力,“如果我不是拿破仑皇帝的话,我很愿做柯希莫·隆多公民!”

从十二岁开始树上生活,柯希莫从生物意义的人变成社会意义的人,又从社会意义的人变成思想意义的人,而其实,柯希莫在他自己的树上理想国里成为了一个历史的样本,所以个体意义上又具有了时代意义,从一七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在饭桌上开始造反,到对于专制制度,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理性思维上一系列的变革,柯希莫无疑是一个诗人,一个探险者,但更是一个革命者,这个为理想而活的人从来没反悔,“许多年以来,我为一些连对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而活着,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情:生活在树上。”也正是“生活在树上”是她的理想,也是他的目标,所以当十九世纪的复辟阴影笼罩着欧洲,当革新者都以失败而告终,当“青年时代的理想、光明、我们的十八世纪的希望,统统化作灰烬”,柯希莫却还是在树上,他拒绝医生,拒绝牧师,拒绝礼仪,在最后一刻还抓住了气球的绳子,消失在大海那边。

消失不是死去,这是一种精神,在树上的精神,启蒙的精神,理性的精神,更是革命的精神,所以他在树上的一生里完成关于“完整的人”的命名,而在升入天空作为一种超越的人生态度里,地面上的人却只能以仰视的方式寻找他,正如卡尔维诺所说:“显而易见的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奇迹的世界,人们最简单的个性被抹杀了,而且人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今天问题已经不再是自我的部分丧失,是全部丧失,荡然无存。”

分成两半的子爵

编号:C38·2170820·1407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1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9.90元
ISBN:9787544722346
页数:104页

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分成两半的子爵》追求的是不受社会摧残的完整人生,中世纪战场上,梅达尔多子爵跃马横刀,却被土耳其大炮轰成两半。一个完整的人就这样被分成了一半恶人和一半圣徒。他说:“不仅我一个人是被撕裂的和残缺不全的,你也是,大家都是。”卡尔维诺说:这劈开的一半的“异化”,还是“压抑”?在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之后,最后却并不是消失,“因此一半被认为已经毁坏,后来却又跳将出来。”起点是完整,经过分裂,最后永远在矛盾中:“开篇时完整的梅达尔多,是无定型的,没有个性也没有面容;结尾时重归完整的梅达尔多让人一无所知;生活在故事里的人只是以半个自己出现的梅达尔多。而这两个一半,两个非人的相反形象,结果表现得更具人性,形成矛盾关系;邪恶的一半,那么地不幸,令人同情,而善良的一半,那么地愧疚,迂腐可笑。”


《分成两半的子爵》:只存在于被破坏之后

帕梅拉,不仅我一个人是被撕裂的和残缺不全的,你也是,大家都是。我现在怀有我从前完整时所不曾体验过的仁爱之心:对世界上的一切残缺不全和不足都抱以同情。帕梅拉,如果你同我在一起,你将会忍受众人的缺点,并且学会在疗救众人的伤病的同时医治自己。
——《07》

从上而下,排列的方式决定了我阅读的秩序:《树上的男爵》、《分成两半的子爵》和《不存在的骑士》,先拿下第一本,打开阅读,读完合拢;再拿下第二本,阅读,合拢;再拿下第三本,打开,关闭。但是当看到第一本的《后记》时,才知道,这样的秩序是一种错乱,至少在卡尔维诺写作时间上来说,是颠倒了叙述的顺序。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或者是完全写作完毕之后的命名,从1951年写作《分成两半的子爵》到1959年完成《不存在的骑士》,卡尔维诺说,这是实现自我经验的三部曲,是现代人的祖先家系图,“在其中的每一张脸上有我们身边人们的某些特征,你们的,我自己的。”在这个和祖先有关的谱系图里,《不存在的骑士》关于生存,《分成两半的子爵》关于完整人生,而《树上的男爵》则是展现了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这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所以三部曲代表着“通向自由的三个阶段”。可是,在卡尔维诺的命名里,最后写作的《不存在的骑士》却又变成了第一部,“它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序曲而不是尾声。”

最后一部变成了三部曲里的第一部,而在我的阅读顺序中,第二部又被提前到了第一部——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式的颠倒?或者正如卡尔维诺所说,他们都属于“你们的,我自己的”某些特征,并非是先有不完整的人生再去追求完整的道路,再以“不存在”的方式争取生存,也并非是先争取生存,再看到自己被社会摧残的完整人生,从而去寻找通向完整的道路。其实,三部曲都是关于人和人类,关于生和生存,关于存在和不存在的信念,如此,以偶然、可能和随机的方式选取其中一部,也并非是一种错乱,或者说,用这样颠覆书写时间的方式来阅读,反而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所以先搁下已经阅读完成的《树上的男爵》,从《分成两半的子爵》开始,进入一个“非个人主义”的世界,从那被一分为二却又合二为一的过程里探寻真正的完整性,“我的宗旨是向人的一切分裂开战,追求完整的人,这是确定无疑的。”完整的可贵是因为发生了不完整,“现在他活着,是个半身人。”当我的舅舅梅达尔多睁开唯一的眼睛,张开半张嘴,翕动一个鼻孔,这个泰拉尔巴人终于以“一半”的方式回到了故乡。

从完整的人到半身人,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再回到这个问题之前,毋宁说,他变成半身人之后干了什么?从结果出发回溯原因或许更能看清半身人的本质。他从海上回来,是一个阴沉的日子,那艘船上飘着帝国的旗帜,在他回来之后,他的父亲阿约尔福老子爵就死在了城堡里,那时,“所有的鸟儿都停栖在他的床上,好像飞落在一根海面漂浮的树干上。”一个厌倦了世上俗务的人,最后的时光是在城堡里养鸟,这多少代表着一种避世主义,而且在把梅达尔多送出去之前,他就已经把爵位的特权让了出来。离开之前没有了爵位,到来之后脱离了俗务,他明显已经预感到梅达尔多回来之后的境遇,而这种境遇就是恶的开始。

阿约尔福老子爵死去,其实就代表着城堡、特权甚至土地都归属于梅达尔多这个“半身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梅达尔多就控制了泰拉尔巴,而在半身人之后,统治也变得不完整。他审判了由城堡卫士抓住的一伙土匪,用彼特洛基奥多制造的酷刑机器杀死了他们——不仅是土匪,还有失职的卫士,二十多个人就死在了他的手上,“这一残酷无情的判决使我们深为震惊”。之后,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处决了十个农民,因为他们没有缴足应向城堡交纳的收获物的数量;之后他又把奶妈赛巴斯蒂娅娜赶去了那个麻风病人居住的布拉托丰阁,仅仅是因为她的脸上有一道伤痕,而其实这道伤痕并非是由麻风病引起的。

审判,处决,杀人,并把健康的人赶进了我麻风病人的聚居区,这便是梅达尔多子爵实行的统治。而当他知道有一群胡格诺教徒之后,竟然要把他们召进城堡,““我被不可信的人们包围着,我要把他们都遣散,把胡格诺教徒召进城堡。您,埃泽基耶莱先生,将是我的大臣。我将宣布泰拉尔巴为胡格诺教派的领地,开始同各天主教君主交战。您和您的家人来当头领。”胡格诺教派从法国逃出来,因为法国国王要下令把他们剁成肉酱,当他们翻山越岭而丢掉了经书和圣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异教徒,“没有《圣经》读,没有弥撒做,没有颂歌唱,没有祷告念。”这便是他们的处境,而在这其中,老埃泽基耶莱最小的儿子埃萨乌又成为恶的代表,“我做假证,我忘记给豌豆浇水,不尊敬父母,很晚才回家去。现在我要干尽天下的一切坏,我还没长大而不懂得的坏事也要干。”当被埃泽基耶莱说成是“瘟神和灾星”的时候,其实梅达尔多想要的是像自己一样的埃萨乌,让胡格诺派教徒进入城堡,就是要将异教徒变成自己的统治力量。

其实,胡格诺派教徒拒绝了他,这其实是一种反转的开始,当梅达尔多用种种恶的手段统治这个地方,他其实已经是异教徒,而胡格诺派并非是恶的代表,他们是被法国国王驱逐出来的,在宗派斗争中他们更像是牺牲品,梅达尔多利用他们的力量为自己巩固特权服务,是想让恶统治着世界,但是在胡格诺派坚持“我们也永远留在自己的土地上”的时候,他的计划告破了,而其实他知道自己身为半边人,已经缺失了完整性,但是他认为完整并非是真正完美的,“如果能够将一切东西都一劈为二的话,那么人人都可以摆脱他那愚蠢的完整概念的束缚了。”在他看来,在完整的人的时候,他看到的这个世界是自然而混乱的,只是看见了“皮毛而已”,而只有将自己变成一半的人,才能了解“用整个头脑的普通智力所不能了解的东西”,也就是说,失去了一半只是一半而已,但是留下的一半“将是千倍的深刻和珍贵”,这就有了一种“破坏哲学”:“你也将会愿意一切东西都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变成半个,因为美好、智慧、正义只存在于被破坏之后。”

这里的逻辑其实代表着梅达尔多的世界观,他虽然身为半边人,却并不喜欢拥有一种完整性,因为完整在他看来反而是一种混乱,反而是一种形式意义,只有被破坏,才能体味生命的可贵,才能了解深层次的存在,而所谓的美好、智慧和正义也只有在破坏之后才能真正凸显。这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论,而在半身人的世界里,他看到了什么?是杀死那些农民和土匪之后消除的正义?是把健康的人送去麻风病区域而拥有的邪恶?是热衷于异教徒那种力量带来的背叛?梅达尔多的半身人的确在一个恶的世界里,的确在破坏的欲望中深刻领会不完整的意义,但是他也是一个结果,甚至是一个恶果。

再次回到导致半身人的原因,那就是一场战争,“从前发生过一次同土耳其人的战争。我的舅舅,就是梅达尔多·迪·泰拉尔巴子爵,骑马穿越波希米亚平原,直奔基督教军队的宿营地。”那是的梅达尔多刚刚成年,在这个年纪还不懂的区别善恶是非,“这种年岁的人热爱生活,对于每一次新的经验,哪怕是残酷的死亡经验,也急不可耐。”这是一个完整的躯体,当他穿过平原,作为基督教军队的一员和土耳其人发生战斗,这是他的信仰?当然不是,他只是在体验生命,甚至为了体验死亡——在经过的那片荒原,他就看到了那一堆堆死去的驱壳,那些死尸身上竟长出了翅膀,而当他看见尸骸深处一个指头的时候,他还以为为自己指路,“愿上帝饶恕他们:活人将死者的手指割下,为的是拿走戒指。”马夫库尔齐奥这样对他说。

不懂善恶是非,当然也不会理解战争带来的伤害,“他踌躇满志。他觉得残酷的战争使大地上汇集成了千万道血河,一直流淌到了他这里;他任凭这血的波涛轻轻地撞击自己,既没有产生出义愤填膺之感,也没有激发起悲伤哀怜之情。”所以是那一场残酷的战争造就了不完整的梅达尔多:既是让他的肉体一分为二,也是让他无法分辨善恶的心灵滑入了恶的深渊。但是在恶的深渊里,半身人的梅达尔多的意义不是制造了种种恶行,而在于他理解了不完整的意义,这种理解为他重新找到完整的自己提供了可能。

在制造了一分为二结果的战争之后,那另一个半身人又去了哪里?那就是被善所救起,两个隐修的人发现了他半个躯体,然后用香脂和软膏治疗他,等他恢复体力就辞别了隐修的人,走上了回家之路,“成年累月地走过许多基督教国家,回到了他的城堡这里,沿途他的善行义举使人们钦佩不已。”他起初加入了基督教军队,之后又走过了基督教国家,实际上他生活的地方没有真正的宗教,胡格诺派的到来也只是一种“丢失了经书”的信仰存在,所以在半身人被救活之后,是用一种善来拯救那些人,也开始救治为恶的自己。

好人让森林中迷路的人回家,赠送他们无花果和薄煎饼,帮助寡妇运送柴火,为被毒蛇咬伤的狗治伤,还送给穷人神秘的礼物,将被大风连根拔起的无花果树重新种好;而恶人呢?劫走了孩子将他们光在山洞里,把树枝和石头撒落在老太太的头上,把刚成熟的南瓜弄碎……一半是好人,一半是恶人,一半是仁爱,一半是恐怖,一半和另一半,当他们都叫做“梅达尔多”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人的双重性格。在这样的双重性格中,善与恶其实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在麻风病人聚集的布拉托丰阁,由于好人的到来,他们放荡的生活结束了,于是他们责怪:“在这两个半边之中,好人比恶人更糟。”

双重性格,都是一个人的所有,是完整的象征,但并非是完美的,而且也并非是个体现象,梅达尔多对帕梅拉就说:“不仅我一个人是被撕裂的和残缺不全的,你也是,大家都是。”所以关键是在完整的世界里,“你将会忍受众人的缺点,并且学会在疗救众人的伤病的同时医治自己。”所以和帕梅拉的爱情成为医治的最有效手段。帕梅拉答应了子爵,当两个半身人都爱上了帕梅拉之后,他们开始了决斗,而在为爱决斗中,“他们各刺一剑,把全部血管再次切断,从两面再次打开从前将他们分开的伤口。现在他们仰面躺倒在地上,原本是一体的鲜血复归了,在草地上融合起来。”于是断裂的半身人合二为一,于是不完整的个体重新回归完整,而帕梅拉也终于有了“样样俱全的丈夫了”。

这是完整的结局,半身人和半身人,好人和恶人,仁爱和恐惧,合二为一——那场残酷的战争是一切的起因,最后的爱是回归的终点,在这个有始有终的故事里,分裂的个体经历了种种,到最后便是一个真正的自我,“我舅舅梅达尔多就这样复归为一个完整的人,既不坏也不好,善与恶俱备,也就是从表面上看来他与被劈成两半之前并无区别。可是他如今有了两个重新合在一起的半身的各自经历,应当是变得更明智了。”有好也有坏,有善也有恶,或许这就是一个完整但不完美的人,这就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这是回归的意义之一,而第二层意义是个体之外的启示,“但是很明显,仅仅一个完整的子爵不足以使全世界变得完整。”所以在梅达尔多“儿女满堂,治理公正”的生活之外,彼特洛基奥多不再造绞架而造磨面机,特里劳尼不不再收集磷火而治疗麻风病和丹毒,而我呢,“我留在这里,留在我们这个充满责任和磷火的世界上了。”

大家都是完整的,但是在完整之外开始追求完美的生活,当个体变成集体,“学会在疗救众人的伤病的同时医治自己”也变成了可能,作为“分成两半的子爵”,梅达尔多从战争开始到爱情结束,构筑了一个从完整走向完美的人生样本,而这便是“我们的祖先”存在的意义。

不存在的骑士

编号:C38·2170820·1406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1版
定价:22.00元亚马逊10.90元
ISBN:9787544722797
页数:138页

“我在此卷《我们的祖先》中收集三篇写于1950—1960年代的故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事件是非真实的,发生在久远的时代和想象的国度中。由于这些共同的特点(尽管还有其他不相同的特点),人们认为,它们组成了,像通常所说的,一部‘套曲’,甚至是一部‘完整的套曲’。”在《不存在的骑士》中,模范军人阿季卢尔福,存在于一具空空的盔甲之中,却是完美骑士的化身,唯有他使铠甲具有意义,当他名扬天下的业绩被挑战、被质疑、将被抹杀的时候,他的存在还能成立吗?“阿季卢尔福的原型随处可见,而古尔杜鲁的原型仅在人类学家的著作里有。这两个人物,一个没有生理个性,而另一个没有意识个性,他们不可能扩展成一段故事;他们只是宣告了主题,应当由其他的人物加以展开,存在与不存在也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搏斗。还不懂得存在与不存在的人,是年纪轻的人;因此一位青年应当是这个故不存在的骑士事的真正主人公。”


《不存在的骑士》:我的名字在旅途的终点

“可是我,说实话,”托里斯蒙多忍不住说了出来,“喜欢的是我去占有,不是被占有。”
——《10》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最后一部,这只是写作年代上的排序,而卡尔维诺却说:“它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序曲而不是尾声。”不是因为故事发生的年代在最早的查理大帝时代,而是在人的存在意义上揭开了祖先的谱系,“他们只是宣告了主题,应当由其他的人物加以展开,存在与不存在也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搏斗。”存在与不存在,并非是以名字,以身体作为标准,就像托里斯蒙多对圣杯团骑士所说,对于自我存在最显著力量的爱情,也不是占有和被占有作为评价标准。

对于一个不存在的人,首先一定是从身体这种物质化的标准来衡量的,不存在的骑士是有自己的名字,但是阿季卢尔福真的就是这个身体下唯一的名字?当查理大帝在法兰克王国的军队中阅兵的时候,每个人都用言语、举动和名字让自己有一种存在感,谁将克敌制胜,谁将一败涂地,谁是英雄,谁是懦夫,谁可能被刺穿脏腑,水可能坠马落地而逃,每一个人都对应着“谁”,每一个谁也找到了自己的言语和举动,所以这是一种唯一的存在。

但是阿季卢尔福却只有一个名字,当查理大帝想要他露面的时候,他却告诉他:“因为我不存在。”那被打开的头盔里空空如也,饰有彩虹般羽毛的白色盔甲里面没有任何人。存在的人不存在,不存在才能证明存在,这像是一种悖论,而“不存在”也成为他的唯一标签,就像他去往寻找索弗罗妮亚以证明自己曾经保护她的贞操而获得骑士称号,在路上遇到小镇上的人所说:“既然是不存在,那正是他。”一个在奔跑的马上看不见的人,就是他。但是不存在的骑士为什么有名字,名字的意义是不是也是存在?或者说,名字之存在是不是在消解不存在?

名字的存在其实也是一种不存在,那个查理大帝遇见的古尔杜鲁就是无名者,他与青草为伍,他和果木生活在一起,他就是自然,他就是一切,但是却没有名字,或者说世上的任何一物都可以作为他的名字,就像看果园的老者所说:“名字只是在他身上滑过,从来不能粘住。对于他来说,无论怎么样称呼他都是一回事。您叫他,他以为您唤一头羊;而您说‘奶酪’或‘河水’,他却答应:‘我在这里。’”他当然不是疯子,而是一个“活着但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人”,所以当查理大帝将他作为阿季卢尔福的侍从的时候,一个有名者和一个无名者,一个知道自己存在的不存在者和一个存在但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人,恰好组成了一种互补的结构。

这种结构使得两个人趋向于一种联合体,他们就是从两种方式思索人以及自我存在的意义,在一具尸体面前,他们的感触不同,阿季卢尔福说:“死人啊,你有我从来不曾有过并且永远不会有的东西:这个躯壳。或者说,你没有躯壳。你就是这个躯壳。就是因为它,有时候,当情绪低落时,我会突然嫉妒存在着的人。”而古尔杜鲁却想着:“死尸呀,你放出的屁比我的还臭哩。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为你哀悼。……尸体呀,你看,你不是活得比我强得多啦?”古尔杜鲁觉得一具死尸都比不存在的自己强,因为他们虽然死了,却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唯一的存在。但是,阿季卢尔福虽然也嫉妒这存在着的人,但是并不是想要一个驱壳,对于他来说,存在的人只是一种驱壳的存在,“你就是这个驱壳”含有某种不屑,但是他在死尸面前,却开始思考如何让不存在的人存在。

其实,阿季卢尔福是知道存在的意义,他在回答查理大帝为什么要加入军队参加战争,阿季卢尔福说:“凭借意志的力量,以及对我们神圣事业的忠诚!”也就是说,一个肉体上不存在的人,一个没有驱壳的人,唯一存在的标志是意志,是忠诚,只有一个有意志力的人,一个对神圣事业忠诚的人才是有存在感的人。但是阿季卢尔福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其实只是知道,或者说和军队一起寻找存在感,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像对于死尸一样,他会陷入到某种关于生命的秘密的思索中,当他走进军营中最整洁最舒服的帐篷,当他整整齐齐穿着那身白色铠甲,当他蒙头入睡的时候,总是想到自我的存在意义,“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够使人们闭上眼睛,失去自我感觉,沉人数小时的时间空洞之中,然后醒过来,找回与从前相同的自我,重新接起自己的生命之绳?”入睡而失去自我,醒来而找回自我,那中间的时间是不是变成了空洞的存在,在空洞的世界里,自我感觉是不是就在迷失的状态中?

阿季卢尔福就是在这种自我思考中开始寻找存在感,寻找在意志驾驭下自我的使命。无名者古尔杜鲁或者给了阿季卢尔福第一种启示,一个可以用任何东西命名的人,自己却不知道存在,那么反过来说,名字也是无意义的,扩散开来,那么在战争中为了争夺权力、等级、名誉也是无意义的,也是不存在的身份属性,这种启示也在那个名叫托里斯蒙多的话里得到了证明:“权力、等级、排场、名誉。它们都只不过是一道屏风。打仗用的盾牌与卫士们说的话都不是铁打的,是纸做的,你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捅破。”所以在他看来,不存在捍卫也不存在攻击的战争也是毫无意义的:“战争打到底,谁也不会赢,或者说谁也不会输,我们将永远互相对峙,失去一方,另一方就变得毫无价值。我们和他们都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打仗……”就像阿季卢尔福在躺下思考前,那场战争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基督徒的巡逻队和异教徒的巡逻队向前都迈进了五百步,但是却又各自转身折回背向而去,在不碰头更不发生冲突的夜晚各自回到营地,“报完太平无事,就上床歇息。”

无名者不需要命名,这就是不存在的意义,而无名者却可以在自我的意志中实现存在感,这就是存在的可能。这是阿季卢尔福的第一个启示,而朗巴尔多则给阿季卢尔福提供了第二种启示,他是一名士兵,加入军队最大的希望就是亲手杀死哈里发伊素阿雷,为父亲报仇,为了寻找自己的杀父仇人,他向“不存在的骑士”询问如何决斗、如何雪耻,而当他真正杀死了仇人的时候,他是心潮起伏百感交集的,但是他的疑问是:自己打哈里发的眼镜而造成他死亡这种方式是否算完成报仇责任?本来期望在追逐敌人的战场上像英雄一样杀死他,但是仅仅是打了眼镜而完成了复仇计划,似乎目标丧失了,似乎计划落空了,于是短暂的兴奋之外,他有感觉到了迷惘,“现在他觉得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陌生,就在这时他才感到恐惧和惊悸。”

实际上,朗巴尔多希望的是疯狂,当一切平平静静甚至歪打正着发生了的时候,心中一定会有空廖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会让自己成为不存在的人,所以在阿季卢尔福、古尔杜鲁对于死尸的想法时,朗巴尔多也有了自己的想法:“死人呀,我跑呀跑,就是为了跑到这里来像你一样被人抓住脚后跟拖走。现在你眼睁睁地死不瞑目,你在石头上磕碰的脑袋面朝青天,在你看来,这将我驱使至此的疯狂劲头究竟是什么呢?这战争狂热和爱情狂热又是什么呢?……死人呀,我眷恋我的追求。不喜欢你的安宁。”是的,这是一种复仇的狂人,随之而来的则是爱情的狂热,当他在树林里看见紫衣骑士,并发现骑士是女人的时候,他突然就萌发了爱意,生着金色细毛的光洁的小腹,粉红色的圆臀,富有弹性的少女的长腿都让朗巴尔多有了爱情的狂热,和战争中为父杀敌的狂热一样,让他难以平静。

表面上的名誉、地位和权力是一种不存在,战争和爱情狂热也会使人不存在,而托里斯蒙多在寻找圣杯团骑士的过程中关于信仰的亵渎成为关于不存在的第三种启示。他为了证明当初阿季卢尔福拯救的索弗罗妮亚不是处女,而踏上了寻找圣杯团骑士的旅程中,因为传说他的母亲就是索弗罗妮亚,而父亲是圣杯团骑士。但他历经千辛万苦找到圣杯团骑士的时候,其中的老骑士却对他说:“加入圣团的人弃绝尘世间的一切亲属。”也就是说,圣杯团的宗旨之一就是涤除一切的情欲,让圣杯的仁爱主宰自己,在他们看来,自我是不存在的,唯有圣杯的力量:“你看见那片枫树叶子了吗?一滴露水落在它上面了,你站着,不要动,眼睛盯住叶子上的那滴露水,忘掉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把自己与那滴露水化为一体,直至你感到失去了自我,而充满了圣杯的无穷力量为止。”没有自我,就是被圣杯的爱所占据,每一个成员都不需要吃喝,不需要运动,甚至不需要呼吸,“让周围的一切占有你。”

但是圣杯的仁爱在哪里?当骑士团进入库瓦尔迪亚的村子的时候,他们却少了房子,杀了人,这些口口声声具有仁爱的人却干了罪恶的事,这就是一种亵渎,而骑士团却为自己所犯的罪行开脱:“不是我们在这么干,是圣杯,它附在我们身上操纵我们的行动!在它这疯狂的爱中寻找乐趣吧!”他们甚至告诫托里斯蒙多,“不要探问圣杯的意图。”这便是一种对宗教的背叛,是对于信仰的亵渎,他们看似存在,看似具有仁爱,其实就是一种不存在,甚至是欺骗。

所以从古尔杜鲁的名字开始,到朗巴尔多的战争狂热和爱情狂热,到托里斯蒙多看到的圣杯团罪行,他们构成了另一种不存在,是看似存在的不存在,所以为了寻找真正的存在感,他们踏上了证明之旅,看起来阿季卢尔福只是为了证明曾经护卫过索弗罗妮亚的贞操,而其实在这个寻找过程中,他们发现的是真正的意志存在,关于事业,关于爱情,关于信仰,从背叛、诱惑、狂人中走出来,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现在才开始真正展开情节,也就是阿季卢尔福和他的马夫为寻找素弗罗妮亚的贞操证据而进行的险象环生的旅行,其中穿插交织着布拉达曼泰的跟踪,钟情的朗巴尔多对布拉达曼泰的追赶,还有托里斯蒙多寻找圣杯骑士的经历。”这像是一个相互追逐的故事,而在连锁发生的故事里,不存在的人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存在。阿季卢尔福为了找到十五年前的素弗罗妮亚,也是为了自己骑士的资格,他在途中遇到了美丽的普丽希拉,普丽希拉开始引诱他,“在她们给他洗温水澡时,香气、雪白与粉红的肌肤已令他神魂颠倒了,现在他唯一的欲念就是要使自己融化进那一片芬芳之中。”但是面对一丝不挂的普丽希拉,阿季卢尔福还是拒绝了,他建议她拥抱的是穿着铠甲的武士,其实就是要告别,“我也深感痛苦,可爱的夫人,但是我重任在身,不敢懈怠。”他说的那句话是:“我的名字在我的旅途的终点”,这是属于阿季卢尔福的意志,当他找到了修道院,看到了那些残壁断垣的时候,继续按照线索去摩洛哥寻找已经被当成女奴卖掉的素弗罗妮亚,并最终找到了她,当素弗罗妮亚听说他就是曾经保护过自己纯洁无瑕的贞操的骑士的时候,她被阿季卢尔福从耻辱的异教婚配中救赎出来,也得到了自由之身。

这便是阿季卢尔福存在的价值,他之为骑士,他之所以思考,他之所以行动,就是为了得到这个证明,就是为了获得这样一种存在,“我们可以说唯一脱离了周围物质世界的是书中的阿季卢尔福,我不是说他的马、他的铠甲,而是那正骑在马上旅行的、那套在铠甲之中的独特的东西,那种对自身的担忧、焦虑。”这是阿季卢尔福所代表的关于事业的存在。而在寻找圣杯团骑士的过程中,托里斯蒙多发现了他们的伪善,于是在库瓦尔迪亚遭遇劫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喜欢的是我去占有,不是被占有。”他救下了百姓,百姓纷纷感谢他:“你是骑士,却见义勇为!终于有了这样一位骑士!你留在我们这里吧!你说要什么,我们一定给你!”而在旅途中,他离开圣杯团之后又去寻找自己的“母亲”索弗罗妮亚,一开始不知道面前的女子是索弗罗妮亚,他把她叫做阿齐拉,而且爱上了她:“阿齐拉,我好像早就一直爱着您……好像已经为您神魂颠倒了……”

但是当他知道阿齐拉就是索弗罗妮亚的时候,他终于知道所爱之人就是自己的母亲,于是一种乱伦的罪恶感开始让他感觉到耻辱,但是素弗罗妮亚却告诉他:“其实,托里斯蒙多不是我的儿子,而是我的兄弟,或者说是隔山兄弟更恰当一些。”道出实情才知道,他是被国王逼迫才做了母亲,她原来是苏格兰国王和一位乡下妇人的女儿,而托里斯蒙多是王后与圣团所生,“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只有刚才在此两厢情愿地缔结的姻缘,我热诚地希望你愿意重结良缘。”当所谓的母子关系不存在,换来的是毫无血缘却有着真正情感的爱情,这也便成为不存在之存在,是在爱的意志中结下的果实。

而朗巴尔多呢,他因为追随那个紫衣骑士布拉达曼泰而踏上了寻找之旅,而那时布拉达曼泰爱上的却是阿季卢尔福,所以在这场追逐果实中,当阿季卢尔福终于离开,朗巴尔多得以有机会接近布拉达曼泰,但是当她知道面前的不是阿季卢尔福,便骂朗巴尔多是骗子,这便是在爱情狂热中不存在的结果,但是他却在修道院里找到了真正的布拉达曼泰,真正的爱情,那就是一直在写书的“我”:“讲述这个故事的修女苔奥朵拉和女武土布拉达曼泰,我们是同一个人。有时我驰骋沙场,醉心于拼命和恋爱,有时我隐居修道院,思索和记叙我的经历,以求领悟人生。”

为什么布拉达曼泰会变成修女苔奥朵拉?这其实是另一个关于存在的故事。“我”是一名修女,是圣科隆巴诺修会会员,当院长让她撰写一个故事,只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拯救灵魂。这也是修道院存在的意义,但是当“我”写到了一无所知的战争,写到了想象的爱情,写到了寻找之旅,其实就已经从编撰开始了存在式的创作,“编写故事的技巧就在于擅长从子虚乌有的事情中引申出全部的生活;而在写完之后,再去体验生活,就会感到那些原来自以为了解的东西其实毫无意义。”这便是书写的存在感,所谓的拯救灵魂就是用自我的意志让一个人变成“完人”的过程:“假如你能愉快地写作,既不是由于上帝在你身上显示奇迹,也不是由于上帝降圣宠于你,而是罪孽、狂心、骄傲作怪。那么,我现在摆脱它们的纠缠了吗?没有,我并没有通过写作变成完人,我只是借此消磨掉了一些愁闷的青春。”

“我”穿插在叙述中,既是故事之外的人,也是故事之中的人,这种跳跃感是不存在的存在,而“我”之书写的一个最大意义是痛击时代之病:

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世事尚为混乱。名不副实的事情并不罕见,名字、思想、形式和制度莫不如此。而另一方面,在这个世界上又充斥着许多既无名称又无特征的东西、现象和人。生存的自觉意识、顽强追求个人影响以及同一切现存事物相抵触的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普遍流行开来,由于许多人无所事事——因为贫穷或无知,或者因为他们很知足——因此相当一部分的意志消散在空气里。

查理大帝时代代表着一种懵懂的存在,不论是名字还是思想,不论形式还是制度,都在混乱之中,这种混乱使得不存在变成存在,这种存在便是虚无的存在,而存在又变成不存在,这种不存在便是无知,便是贫穷,所以当“意志消散在水中”,需要的是拯救,需要的是命名,需要的是寻找。所以故事里的阿季卢尔福、古尔杜鲁、朗巴尔多、托里斯蒙多,以及索弗罗妮亚、布拉达曼泰都在寻找存在的意义,也都变成了“我”的化身,在里面有事业,有爱情,有信仰,当去除了诱惑、背叛、亵渎,一个完人的存在感就凸显出来,所以最后“我”也进入了故事,成为了爱情中的主角,而这种意志力带来的存在感,也使得自我从虚无的过去走向了满怀期待的未来:“啊,未来,我从对于过去的记叙,从激动得双手颤抖的现在,向你走来了,我跨上了你的马鞍。你将在尚未造起的城楼的旗杆上升起什么样的新旗帜欢迎我?你将在我过去喜爱的城堡和花园里样燃起劫掠的硝烟?你安排了多少黄金岁月?你是难以驾驭的,你预报了须以昂贵代价去获取的珍宝,你是我要去征服的王国,未来……”

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

编号:C38·2170820·1404
作者:【塞尔维亚】米洛拉德·帕维奇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6年10月第1版
定价:128.00元亚马逊63.30元
ISBN:9787532770083
页数:240页

“我的一本书《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实际上是一部塔罗牌小说,由与大阿卡纳纸牌相对应的22章组成。借助塔罗牌,可以预测未来,而《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包含着若干牌义,就像那些塔罗牌。”无限可能性意味着不可能,不可能的世界如何走向“最后”?《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深入到欧洲的现实和历史中,寻找一个与现实类似的断片,来放置作者的思想。这个断片就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塞尔维亚起义。在《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中,帕维奇写了两个塞尔维亚家庭的遭遇,这两个家庭分别在为拿破仑的法国和反拿破仑的奥地利卖命,代表了塞尔维亚在东西方两种势力之间的选择。只是,不管是哪一方,他们都并不是为了塞尔维亚的未来在奋斗,而是为了与本民族无关的事情在拼杀,而这个事件却最后在文本中消失了,如此,仿佛听到了帕维奇的问题:“我们是否都在面对一种挑战,看到最后一百名读者的面孔,或者略微悲观地讲,看到小说的最后一百名读者的面孔?”


《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人类永远十七岁

身在雅典去想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就是君士坦丁堡;身在罗马去想,它则是另外一座君士坦丁堡。
——《20号牌 审判》

第一张翻出的牌无论如何也不是第20号牌,无论如何也不会开始审判。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是一个曲折、善变的过程:首先你要听说有这么一本书,它早已经上市,摆放在某一个书品系列里,它的名字叫“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这是一个名字上的“君士坦丁堡”;然后被人看见,被人选购,被人消费,当经历了某一个库房发货之后,才能在几天之后到达我的手中,于是可以看见那个蓝色如瓷器的封面,封面上是君士坦丁堡的建筑,这是一个可以感官的“君士坦丁堡”,但是仅仅是看见,甚至仅仅是抚摸,它距离十九世纪的故事还很远;当它在书橱里陈列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从容地撕去上面的塑膜,然后像轻轻地打开,宛如礼盒,也宛如潘多拉的盒子,那种神秘是以前所有阅读体验中不曾有的,拉动红色的带子,是一本蓝色锻绒封面的书,上面写着“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底下的注解是:“一部算命用的塔罗牌小说”。

从名字意义的“君士坦丁堡”到被消费的“君士坦丁堡”,再到可以触摸的“君士坦丁堡”,是不是可以打开书进入阅读状态?可是你所购买的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一本书,在那个宛如瓷器礼盒也宛如潘多拉盒子的盒子里,还存放着一张“一四九三年的君士坦丁堡全景图”,山上的房子,山下的河流,房子里的门和窗户,河上的船只,都囊括在一张长方形的图里,但为什么是一四九三年的君士坦丁堡?它和这个19世纪的小说故事有什么关系?

这其实是一张出版于1493年的Nuremberg Chronicle,描绘的是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攻占40年之后的情形。1493年倒退40年,就是那个著名的1453年,在库威岛的火山岛发生大爆炸之后几个月,处在火山灰阴霾下的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上,出现了“巨大的火焰”,这个过去一年多年来处在东罗马统治下的城市终于在烈焰当头的几天之后,彻底陷落,东罗马帝国从此灭亡,奥斯曼帝国开始了它的统治。这是西方时代的终结?这是基督教文明的失陷?当40年后君士坦丁堡的水依然在流,到底是是文明压倒野蛮,还是野蛮压倒文明?甚至在300年后,当代表法国征战的奥普伊奇中尉来到君士坦丁堡,是寻找自己的身份,还是代表着另一种侵入?

“一四九三年君士坦丁堡全景图”只是局部,正像历史也只是时间的一个局部,而盒子里那副塔罗牌呢?轻轻打开,是22张大阿卡纳牌,它们按照秩序从0到21排列在一起,而大阿卡纳牌也只不过是塔罗牌的局部而已,只有22张大阿卡纳牌和56张小阿卡纳牌合在一起,才组成塔罗牌,而最早的塔罗牌产生于1390年和1445年,它们现在收藏在威尼斯柯若尔博物馆——1390年和1445年的塔罗牌,都早于1453年的那场战争,也早于1493年的这张全景图,所以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的塔罗牌是不是代表着西方文明的残留?而当300年后,生于塞尔维亚的奥普伊奇中尉和父亲一样加入拿破仑的法国军队,是不是一种背叛?还有音乐天才帕霍米耶·泰柰茨基成为奥地利的神枪手,参加了1797年的威尼斯战争,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忠?就像君士坦丁堡,曾经是世界东正教的中心,是塞尔维亚人心目中的圣城,却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了300年,变成了伊斯兰的城市,甚至它的名字也被叫做伊斯坦布尔,这是不是一种信仰的缺失?

一四九三年的君士坦丁堡是局部的历史,22张大阿卡纳牌是局部的命运,当它们和一本用来算命的塔罗牌小说共同组成“君士坦丁堡”文本的时候,它会是一个整体吗?整体并非是不翻阅的静态,并非是不解构的合一,它其实保留了所有可能,就像那22张阿卡纳牌一样,“算命小引”中说,你可以按现有顺序阅读这本小说,从0号牌开始,到第一组七张牌,再到第二、第三组七张牌,一直到最后的第21号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按照牌阵来解义,塔罗牌阵法有三种,魔法十字、大三位一体和凯尔特十字,你可以选择其中一种牌阵,然后根据牌阵要求的顺序去阅读相关篇章,当用阿卡纳牌的随机性来阅读小说,那么就创造了顺序的无限可能,而每一种可能会带来不同的体验。

但是,当用塔罗牌来控制阅读篇章的顺序,实际上就是让一本书脱离了它的独立性,或者说,是塔罗牌侵入了小说的文本,在无数可能中,命运会走向何处,历史会走向何处,阅读会走向何处?这是复数的阅读,复数的结局,复数的文本,而当面对唯一一个读者的时候,其实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游戏,或者说是文本的陷阱——君士坦丁堡全景图、22张阿卡纳牌和一本书,从来不构成一个整体,它们只是在文本的多义性和互文性上构成了一种景观,而其实,无论如何,都难以逃离现实的掌控,而在这个唯一现实里,只有唯一的读者,只有唯一的一双眼睛和一双手,于是,把“一四九三年的君士坦丁堡全景图”放置在一边,把22张大阿卡纳牌放进牌盒里,而只剩下一本缎面的书,一本215页的书,一本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写的书。

从多个部分到一个部分,从多种可能到唯一现实,一本书或者只是一本书,一个君士坦丁堡或者只是一个君士坦丁堡,它不在雅典人的想法里,也不在罗马人的头脑中,或者也不在奥斯曼人的征服中,它只在君士坦丁堡自己的历史中。但是从阿卡纳牌开始,这种唯一性在战争、混乱、死亡中或许已经不具有确定性,那么在诸多的变化中,在可能的结局里,用算命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找到君士坦丁堡自身的存在逻辑?

引自《百科全书》的那段话是:“愚人通过21次启蒙,获得神秘的能量和玄奥的智慧;象征愚人的纸牌同时有塔罗牌‘大奥秘库’中的O号牌、正当中那张牌和最末一张牌。”获得神秘的能量和玄奥的智慧,靠的是21次启蒙,而启蒙的意义是赋予愚人一种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带来真正改变就涉及到三张牌:0号牌、当中那张牌和最后一张牌。不妨放弃所谓的魔法十字、大三位一体和凯尔特十字等三种牌阵的解读,从愚人的世界开始寻找抵达君士坦丁堡的那条路径。打开第0号牌,按照自然秩序,它也在第一组七张号牌的前面,谁是愚人?“父亲过去谈到他,经常说他像河岸上新起的风一样愚蠢,说他总是挨着悬崖的边缘行走。”父亲是哈拉拉姆皮耶·奥普伊奇,他一直是法国骑兵队里的军官,而这个他称作愚蠢的人的儿子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从童年时代起就在父亲的队伍里效劳,也就是说,他被父亲定义为愚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失去了自我定义。

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其归宿意义的存在,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出生在塞尔维亚的的里雅斯特,他的家族拥有亚得里亚海的商船,拥有多瑙河畔的麦田和葡萄园,但是因为随父亲征战,他除了母语,还讲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土耳其语;他痴迷于骏马,把它们的尾巴编成辫子;他从维也纳购买银质餐具,他热衷于参加化装舞会、假面舞会,喜欢观看烟花表演;他总是置身于欧洲女人之间,“他总是感觉如鱼得水。”从某种意义上,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就是一个从小失去家的孩子,而他身上被浸润的欧洲文化,却让他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甚至像一个魔鬼一般:他的一只眼睛像身为希腊人的外祖母,另一只眼睛则像他塞尔维亚人的父亲,所以,“出生于的里雅斯特的小奥普伊奇所看见的世界是一个斗鸡眼所见的世界。”他会窃窃私语:“上帝是上帝,我却不是我自己。”

不是我自己,这是小奥普伊奇对自己的评价,这也是丧失归宿感的一种无奈,所以愚人之存在,是因为总是“挨着悬崖的边缘行走”,是因为“带着一副外国女人的笑容”,是因为“舌头底下像掩藏了一个秘密一样藏了一块石头”,所以对他来说,就需要找到智慧,找到力量,找到启蒙,而最直接的办法是找到父母,“他一如既往躲在某个角落后面观察他的父亲,躲在另一个角落后面倾听他的母亲。他渴望与他们相会。他并不了解自己是谁。”而对于一个14岁时在乌尔姆战役中、22岁时在普鲁士战役中失去知觉的征战者来说,他却拥有另一样东西,那就是自己的“第11根手指”,它一直挺直着,一直数着天上的星星——这是欲望的象征,他所需要的是可以满足欲望的女人,就像他总能听到地底下奇怪的声音,像欲望的潜流总是有着喷薄而出的可能。

所以从0号牌的愚人开始,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为了摆脱“不是我自己”的命运,就需要寻找力量和智慧,而找到自己的最好办法则是知道父亲是谁,知道母亲在那里,知道自己出生的的里雅斯特在何处?这是回归的一个信号,也是改变愚人命运的第一步。按照这个目的,他就是按照大阿卡纳牌的顺序,从0号的愚人到1号的魔术师,再到2号的女祭司,再到3号的女皇。1号魔术师对他说:“假如你随身带着家里的钥匙,而你的家已被战争摧毁,那么只消把你的钥匙扔进一口大锅里,我就可以重建你的家,连最末的细节也不漏过,因为每把钥匙都会制造某种回声,从而让耳朵获得有关那把钥匙所守护的房子的形状和尺寸的清晰描述。”这是和钥匙有关的房子,它可以打开一扇门,可以进去,可以知道家,而那个钥匙,那个房子,那个想回家的愿望在另一个地方,那就是君士坦丁堡,在那个圣殿里,有一根石柱,石柱上有一块紫铜盾牌,盾牌里有一个圆孔,“任何想许愿之人必须把大拇指插入那个圆孔,同时手掌紧贴在上面,绝不能让手掌离开那块铜板或是让大拇指离开那个圆孔,然后他的愿望就会得到回应。”

的里雅斯特是出生地,为何要去君士坦丁堡?要去圣殿?要插入那个圆孔?这仿佛是某种关于欲望的隐喻?那用手插入的动作正像他一直挺直的第11根手指渴望“星星”,所以当最后在君士坦丁堡的圣殿里插入了手指,小奥普伊奇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它只是欲望的一次空置,所以魔术师引导他进入到君士坦丁堡,就是让被欲望控制的蠢人在空无中回归到自身。但是魔术师却说出了另一个秘密,那就是告诉他,父亲还活着,但是有三次死亡,只有在第三次死亡到来之际才会真正消失,而让他消失的是一个真正爱他的女人,“直到你经历了你的最后之恋,直到你引起一个女人的注意,你会跟那个女人繁衍后代。就在同一个瞬间,你会从世界上完全消失,因为存在三次的灵魂不能生育后代,正如一个人因为三次死亡而变成吸血鬼之后不能生育孩子一样。”

关于父亲的三次死亡其实并非是魔术师的秘密,在剧院里舞台上正表演的就是那出名为《奥普伊奇上尉的三死》的戏剧,“说回来,你的每一位先祖都只有一个死。可你却不是这样。你会有三个死,这三个死都在这里。这位上了年纪的女士,这位可爱的妇人和这位姑娘,她们就是你的三个死。”父亲奥普伊奇的三次死亡,都背离了祖先唯一的死亡,也都和女人有关,三个女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戏剧中奥普伊奇的第一次死于与熊的搏斗,第二次死于穿奥地利军大衣、拿着来复枪的男子,第三次则在黑夜中准备袭击敌人时被那个奥地利人的匕首刺中。

三次死亡出现在戏剧中,出现在魔术师的预言里,但是对于儿子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来说,却只是一个传说,“真相是什么?我父亲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这是他质问魔术师的话,而魔术师对他说的是:“每个人都拥有两种过去,一种叫作‘慢悠’,这种过去随着一个人的出生而生长,然后向着死发展。另一种叫作‘哧溜’,它跟着一个人回溯到他出生的时刻。”一种是自然秩序的出生和死亡,而另一种是回溯到出生的时刻,“真相就存在于两种过去之间……”所以对于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来说,无论哪种方式,都必须在过去寻找真相,而过去的真相里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在女祭司那里,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被塔罗牌算命,而且和父亲的命运都在月之处女的同一张牌上,她告诉他的是,父亲属于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人大权在握,他们甚至发动了战争,所以即使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是胜利者的儿子,世界也永远不是他的,“你父亲会喜欢白天胜过黑夜,喜欢男性圣像胜过喜欢女性圣像。只要你为之效劳的国家还在追求权力和富裕,它就属于你父亲;也属于他那类人,他的兄弟会。”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喜欢的是小麦,懂得保持沉默,但是因为自己的11根手指,将长年累月和欲望搏斗,但是最后却会从一个具有两种性别的女人,即“第三只鞋”中得到问题的答案,“迄至今日,这些纸牌讲这些植物的语言已经长达千年,人类的命运就镌刻在这些植物上面。‘第三只鞋’就是那个不会踩踏这些植物的人。”

魔术师和女祭司对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讲的话其实都纠缠于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或者说自己的命运是被父亲所决定了的,不管是父亲的“三死”,还是权力圈子,与其说是接近真相,不如说是远离真相,在两种过去之间,在“第三只鞋”那里,都是不确定的,都是谜语式的,也都在一次次远离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我自己是谁”的谜团。所以在这样的迷局面前,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不如直接回到的里雅斯特,回到母亲身边,回到哪所大房子——这是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的第一次回归。在这次回归里,他不是寻找父亲的线索,而是用回溯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过去。

那个叫佩特拉·阿拉乌普的女人像是自己的姨妈,但其实安排他睡觉的她更像是欲望之神,“我积攒了很多绺头发,正在织一个阴茎保暖袋。”全身散发着扁桃仁芳香的她甚至和他裸身睡在一起,而当母亲掀起被子看见他的第11根手指挺立在那里的时候,发出尖叫:“我要杀了这个佩特拉!你这样子怎么能去教堂啊?”这当然是亵渎,因为欲望玷污了信仰,但是在的里雅斯特的家里,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看到的并非是纯洁的信仰,不管是头发缠住自己脖子的妹妹,还是把一杯酒倒在自己的双乳之间一滴不剩喝干的嫂子,甚至告诉他啃家里门柱和门把手的母亲,他们作为女人,也是欲望的代表,所以当母亲说出1789年的那头熊,说出那个屋子,说出父亲,他的第一次死,就是欲望之死,“我就看了,只见哈拉拉姆皮耶与一头活着的熊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当他用他的匕首杀死那头熊时,垂死挣扎的熊滋了他一身尿。我们无比开心,无比相爱,就在1789年当年,在深冬,我生了你,索福洛尼耶,人就是这样过来的……”

人之诞生,是用婚姻和爱灭除了欲望,但是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的第11根手指,的里雅斯特淫乱的家,却又是另一种欲望的开始,甚至当帕纳·泰奈茨基成为“灵魂上的兄弟和肉体上的丈夫”的妹妹约瓦娜说起自己家族和泽蒙的泰柰茨基家族的恩怨,也完全是欲望之罪:“你不知道啊?这两个家族的关系是在上个世纪、上一次战争中开始的,也就是在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崩溃的时候。你父亲遇到了帕霍米耶·泰奈茨基,他是此刻正在操你妹妹的帕纳·泰奈茨基的父亲。”帕纳·泰奈茨基的父亲就是帕霍米耶·泰奈茨基,他一直为奥地利征战,在与法国军队的战斗中,他吃了败仗,但是尽管如此,帕霍米耶·泰奈茨基的世界也是一个欲望的世界,只不过他靠的是自己的来复枪,“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来复枪射程所及的无人之地,如同在维也纳时一样。”而他最欣赏的一句话是:“杀人最多的人,活得最长久……”

同样是塞尔维亚人,却同样被欲望驱使,所以奥普伊奇家族和泰柰茨基家族,在欲望面前都无法逃脱命运,而这样的命运无法使他们站在同样的民族立场,“他明白,在民族之间不存在爱,只有恨。他喜欢说,胜利有很多父亲,而失败永远只是孤儿;不过,他也会想,尽管从未说过,失败和胜利两者永远拥有同一个母亲。”不管是奥普伊奇上尉的权力观,还是泰柰茨基的杀人观,他们最后其实都找不到自己的“父亲”,找不到自己的祖国,找不到自己的民族归宿感,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在他们欲望所构筑的后代里,充满了乱伦,充满了敌意,充满了对抗。

奥普伊奇和泰柰茨基在塔楼上的对决,让手持来复枪的泰柰茨基被化成马人怪物的奥普伊奇一枪洞穿,而这也使得那个“杀人最多的人,活得最长久”成为了一个讽喻,而和泰柰茨基在一起的拉斯蒂娜却要和打死了泰柰茨基的奥普伊奇生孩子:“我想给你生个孩子。你给了我生命,我要把它还给你。一命还一命。”当奥普伊奇用象征权力的盲人权杖戳开拉斯蒂娜的下身时,他才发现她还是个处女;而当拉斯蒂娜告别战场回到卡尔洛夫奇,和丈夫生下了儿子阿尔瑟尼耶和女儿杜尼娅,后来又爱上了从椅子背部劈开而生下来的帕皮拉,竟然和他做起了情人;而在女儿杜尼娅的床上,拉斯蒂娜放置了一块山羊皮,第二天竟然发现帕皮拉的后背上有粗糙山羊毛磨出的印痕……

欲望总是难以遏制,而关于奥普伊奇的第二次死也在欲望中悄悄酝酿。当被赶出了家门的帕皮拉报名参加了奥地利的军队,和泰奈茨基的儿子帕纳·泰奈茨基在同一个军队里成为朋友,于是他帮助帕纳·泰奈茨基找奥普伊奇上尉报仇,结果在夜晚的对决中,那一盏马灯下,奥普伊奇用马刀杀死了帕皮拉——这是魔术师对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说出他父亲三死的第二次死亡,而这次死亡之后出现的另一个女人,就是和帕皮拉一起被赶出来的杜尼娅,于是,获胜的奥普伊奇对杜尼娅说:我要让你怀上一个小孩,你可以生下你所希望生的那一个。你会有两次受精,而且要自己决定两个种子你想要哪一个:生命的种子,抑或死亡的种子。”而就在奥普伊奇和杜尼娅培育种子的时候,拉斯蒂娜却对儿子阿尔瑟尼耶说:“知道吗,我以前不敢告诉你。但现在我必须说出来。奥普伊奇上尉是你的亲生父亲。”

在和那头熊搏斗中,奥普伊奇的第一次死成为了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的父亲,在第二次死的时候和杜尼娅培育种子,而拉斯蒂娜的儿子阿尔瑟尼耶也是奥普伊奇的儿子,也就是说,奥普伊奇上尉和不同的女人生下了儿子,三次死亡的三个种子,是生命的种子还是复仇的种子?而在搏斗中得到的胜利,使他成为唯一的父亲,但是这个唯一的父亲就像唯一的祖国,唯一的民族一样,以一种复数的死亡、复数的孩子制造了混乱,所以,父亲在某种意义上则是权力和欲望,所以即使是胜利者,就像隐士所说:“胜利是没有孩子的,它只有一个父亲。相反,失败却有上百个孩子。想想吧。谁是更强大的一方?”

那时的塞尔维亚正和土耳其作战,但是不管是奥普伊奇家族爱是泰柰茨基家族,都为了权力和欲望跟随着法国军队和奥地利军队,“你们为什么要在外国人的军队,而不是在你们自己的军队里服役?你们是在为了两个属于外国人的帝国——为了法兰西和奥地利——战斗并牺牲,而与此同时,你们自己部族的同胞却在塞尔维亚,在贝尔格莱德,正为了他们的国家与土耳其人进行战斗。”所以对于寻找父亲的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来说,改变愚人角色的真正意义不是找到智慧和力量,而是回到唯一的君士坦丁堡,回到由真正的过去启示的真相,而那个保护着植物的“第三只鞋”便成为他从0号牌愚人命运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力量。

“给我那条围巾,一只长烟管,这把椅子,一双手套和一枚戒指。”当泰柰茨基的女儿耶丽赛纳·泰奈茨基在店铺里买来了这些东西,她便开始了自己的征程,那双鞋只留下一只挂在脖子上,那枚戒指上刻着“请记住我!这枚戒指重获了贞洁。我期盼你的手指,一如你的新郎!”的铭文,她踏上了寻找爱人的旅程,而她所遇到的第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则是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第11根手指还挺立着,在遇到耶丽塞纳之前,受伤的奥普伊奇被杜尼娅疗伤,欲望找到的是她“双腿中那个让别人快活”的叶夫多吉雅,但是这“命运之轮”像是到了最后的时刻,当11号牌变成“正义”之后,命运已经昭然若揭地走向它该有的正义,正如奥地利军队中的帕纳·泰奈茨基上尉所说:“我永远在中间。在两位基督之间,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面包和葡萄酒之间;假如你喜欢,也可以说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此乃我希望继续待着的所在。我那死去的父亲没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和“父亲”不同的开始,即使当他和父亲仇人之子索福洛尼耶·奧普伊奇在战场上遭遇,那马刀所对准的也并非是敌人,而倒下的奥普伊奇则开始在受伤而“倒吊”中开始了新的旅程——就在那时,他遇到了“第三只鞋”,他被她呼出的气所救,他把自己藏在舌头下面的秘密给了她。

而父亲奥普伊奇呢,那座荒芜的城堡里,那个泥泞的营地里,这个生下了复数孩子的父亲,这个被权力和欲望控制的父亲,终于看到了“死神”——那一本名为《伊利亚特》的书已经不再是西方文明之源头的史诗,而是记载了过去之死亡和预言了未来之死亡的书:他看见了1204年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的征战,看到了罗马迁移到君士坦丁堡,看到了哥伦布停靠在新大陆海岸,看到了法国人进攻威尼斯,看到了莱比锡的战役:

他看见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闪击战,以及四个男人在雅尔塔、斯大林在1948年;而且,惊恐不安中,拨开他罪孽的迷雾,他看见了耶路撒冷和哭墙以及阿拉伯人,看见了油再次从东方流出来,盎格鲁-萨克逊人登上月球,进入苏维埃俄罗斯人所在的太空,以及塞尔维亚人冒全天下之大不韪;他那预言家的眼睛的源泉都要枯竭了,谁知道他还看见了别的什么以及看到了多远……

一边是爱情,一边是死亡,一边是儿子,一边是父亲,一边是受伤,一边是胜利,但都和君士坦丁堡有关,和真相有关,和唯一的命运有关,“我之所以选了你,是因为你没有被你的母亲、姐妹或情人们所爱,而且你也不会被自己的女儿所爱,假如我们会有一个女儿的话。”这是耶丽塞纳对索福洛尼耶说的话,她是第三只鞋,既不是胜利者的妻子,也不是胜利者的女儿,她只是自己,“当我选择时,我选择我最爱的那个人。”而“最爱”也成为第11根手指一直挺立的索福洛尼耶·奧普伊奇找寻的自我,也是这种自我使她变成了愚人,而愚人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幸福的人,“幸福和睿智不会同时存在,正如身体和思想不会共存,因为,只有痛苦才是身体的思想。换言之,幸福的人会变成愚笨的人。”

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为什么要去往君士坦丁堡,因为那里有着圣殿,有着铜柱,有着秘密,“我们要跟着你的父亲前往君士坦丁堡。去找那根镶着紫铜盾牌的石柱。”而父亲奥普伊奇为什么要去君士坦丁堡,因为在死神那里他看到了过去遭受蹂躏的君士坦丁堡,看到了未来被权力控制的君士坦丁堡,而三次死亡之后的他将会带着最终极的死遇见最后的爱恋,这一次的爱恋才是唯一的爱,才是让自己归于一个人的爱。但是不管是儿子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还是父亲哈拉拉姆皮耶·奥普伊奇,他们其实在君士坦丁堡遇到的只有一个女人:耶丽塞纳,而第三只鞋的耶丽塞纳所代表的就是唯一的爱,唯一的世界,“什么是民族?瞧瞧我。我十七岁。我是人类的同龄人,因为人类永远是十七岁。这就是说,民族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孩子。它一直在成长,而它的语言、它的精神、它的记忆,甚至还有它的未来,对于它来说就像衣服,总是会显得过于窄小。”

实际上作为泰柰茨基家族的女儿,耶丽塞纳离开家,憎恨哥哥,都是拒绝一种身份上的认同,而她只活在自己的17岁里,活在“第三只鞋”的自我里,对于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的爱,是让他从第11根手指的身体欲望中解脱出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相,而对于哈拉拉姆皮耶·奥普伊奇来说,则是在最后的爱恋中完成三死之后真正的权力之死,“直到你经历了你的最后之恋,直到一个你能够与她生育后代的女人爱上了你。到那时,在那个刹之间,你将会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因为‘第三个灵魂’不能生育后代,正如被再次吸过血的人不可能有孩子……”而君士坦丁堡呢?一个遭受过不同民族蹂躏的城市,一个在欲望和权力的征战中遍体鳞伤的城市,一个信仰随时陷落的城市,也成为一种复数,但是在这个只属于君士坦丁堡的君士坦丁堡,它就是整个世界,而“世界”正是最后一张牌——从0号牌的“愚人”到11号牌的“正义”,再到最后一张牌的“世界”,无数次启蒙,无数次失败,无数次死亡之后,曾经被魔鬼控制的索福洛尼耶终于回到了君士坦丁堡,终于成为他自己:

经过了十七年,他的性器萎软下来,他右脚的皮靴不再让他觉得夹痈,他的听力变弱了,再也听不见地底下的声音。整个广阔的世界在他面前展开。简直就像代表他命运的所有纸牌,他的全部大阿卡纳牌,一直都是反着摆放的,所以他的生活被翻转了,他的全部官能发生了倒错,并改变了从地底到宇宙的感知方向。

加薪秘诀

编号:C38·2170820·1403
作者:【法】乔治·佩雷克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5月第1版
定价:29.00元亚马逊14.40元
ISBN:9787020123179
页数:192页

“经过深思熟虑鼓足满腔勇气您决定去见您的上司请求加薪所以您去求见上司简便起见因为不简总是不便我们且称他张三先生也可叫作张先生或者干脆就是张生”,无标点的第一句,似乎要走向无穷尽的末日,但是没有停顿的世界里,哪里才是终点?哪里才有希望?随着乔治·佩雷克引人发笑的叙事和势不可挡的逻辑,读者如同在观看一场真正的障碍赛跑:一次次对会面的忐忑预想,一次次失约后的腾挪跳跃,焦虑持续加剧而希望越来越渺茫。《加薪》起先是乔治·佩雷克写于一九六七年的广播剧,其文本翌年以《加薪秘诀》为题在杂志上发表,不加任何标点;一九七〇年,该剧由马塞尔·居维里埃(Marcel Cuvelier)首次搬上舞台。


《加薪秘诀》:狗屎般的人生变化无常

老妇人,声音压得极低:我们到底是谁……
妇人,声音压得极低: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男子,声音同样压得极低:……我们所隐瞒的一切……也许我们彼此并非真的陌生……也许这里有一位丈夫和他的妻子……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
——《巴氏口袋》

我们到底是谁,是关于身份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是关于行为的质疑,像是哲学的终极问题,但是这是两个疑问句?两个肯定的疑问句?“声音压得极低”里甚至没有问号,当用省略号取代的时候,他们的句子里是欲言又止的话,是已经和即将发生的事,是可能但是必然的结局:老妇人说的“我们”,妇人说的“这里”,以及男子说的“丈夫和他的妻子”、“母亲和她的女儿”都把一切带向了确定的位置。

以及确定的时间,确定的地点,以及确定的舞台:时间是1974年2月12日,地点是尼斯剧院,舞台是罗伯特·康达曼导演《巴氏口袋》设置的剧场。铁幕升起,传来吸尘器强烈的噪音,那里没有门,即使有墙,上面的壁饰也只是伪装而已,一切都是舞台的设置,当观众走进剧场观赏一部剧作的时候,当演员面对观众表演的时候,这一切设置好的东西仅仅是虚设的布置,那么包括舞台上的六个人,也都完全没有必要问出那两个具有哲学形而上学意义的问题。

一切都是形而下的?老妇人又怎样的打扮?妇人脱去服装会呈现怎样具体的样子?男子几岁了,他上台演出有几年经验了?回归到现实是不是就是形而下的开始?而且还有那土豆,一袋袋堆起来的土豆,一定是可食用的,一定是粒粒饱满的,一定是带着新鲜的色泽。可是,勒内·德·欧巴尔迪亚《无名将军》里的那句话被引用了:“即便是在现代,削土豆皮或许仍是最大的冒险。”为什么是一件冒险的事?是形而下解构了形而上?是现实冲击了艺术?还是具体确定的人破坏了“我们到底是谁”的终极疑问?

其实,舞台不是舞台,当引座小姐让入场的观众就坐,他们就对台上发生的一幕仿若未闻,他们只是坐在位置上,不是台下的位置,是像在家里一般关了门坐在里面,看看书读读报聊聊天或者打个瞌睡,都是和别人无关的现实;而台上呢,六名剧中人物早就在台上了,他们取消了观众“看见”的时间,也就是说,“给人感觉他们已在台上数小时、数日、数月之久……”而且,他们对观众席视而不见,目光永远在舞台上,在表演中,在“声音压得极低”的对话中。台上和台下,舞台和现实,就这样被隔离开来,一些不在剧场的观众,一个不在舞台的演出,就这样生生划出了两个世界,各自发生,各自始终,各自对话,各自在自己的确定的位置上。

这当然是已经发生的故事,“用意是营造出一个原本富丽堂皇却为光阴无情销蚀的场所。”也是正在发生的现实,那一袋袋的土豆总是要倒出来,总是要每一个人都削起来,总是充满了“最大的冒险”。是的,正在发生的现实里有了三次敲击声,有了长时间的沉默,有了总是有人或没人的猜测——老妇人之后,是青年男子,是男子,是妇人,是青年女子,他们面对土豆,他们谈论土豆,他们对土豆充满了疑问,而每一次关于土豆的疑问就是关于“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在这里干什么”的回答。男子说:“我们对土豆谈论得还不够!”,停顿之后说“其实我们应该每天都怀着激动的心情想念土豆!”再停顿之后说:“是土豆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一切!”停顿,是允许时间插进来,当时间插进来,土豆就不是现在的土豆,土豆就不是我们的土豆。

土豆是战争期间的土豆,“战争时期哪来的土豆,那会儿只有洋姜和大头菜。”妇人说,然而男子纠正说:“错!!那会儿是有土豆的!就在战俘营!被他们用来做身份证,是的,夫人!”妇人的否认,男子的肯定,但是这个被插进来的战争时间,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真实发生的?1970年的现实没有战争,正在现实里的男子和妇人没有看见战争,所以土豆之一种是记忆之外的虚构,当虚构进入时间,就必然是为了发生关系,所以男子说:“没有就去找啊,关系,把它找出来,想象出来,别没事儿瞎嚷嚷!”所以关于土豆的叙事,就一定是一种关系,和欧内斯特卖了版权换了菟头茎,阿基米德烧了亚历山大港,“还有藤生的或者曼声的菜豆、与村姑齐名的香菇!别忘了花菜!”都在一层层的关系里接近土豆叙事,接近虚构的战争。

“战争爆发了……”青年男子出来,说到了战争以及省略号,那欲言又止的话里,那已经和即将发生的事里,那可能但是必然的结局里,就有了女儿和女佣,就有了宅子,就有了把自己关在客厅14年的英国人,就有了两只在墙壁中发现的活蝙蝠,就有了烤箱、亭子、大池塘、小岛、冬天龙卷风、小船、钢琴等等,给有了火车和马车,就有了亲历的故事看见的人已经发生的场景,就有了阿诺夫人、居巴雍老爹、很多的孩子、很多的猫。是一种返回?虚构的返回?可能的返回,和土豆叙事有关的返回,以及寻找关系的返回。

但是充满了疑问,和肯定的疑问句不同,这里是有疑问的肯定句,英国人在客厅里关了14年,妇人问:“他们忘了关煤气?”男人说:“不,他们以为是自己的梳子!”那两只活蝙蝠从墙壁里被发现,是当时故意被放进了墙里,还是仅仅是去实验而逃跑了?那个宅子里的人在战争之后已经去世了,男子为什么敲门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围着盆子削土豆?有疑问的肯定句,最后的疑问总是被叙述中确定的东西化解,确定的是战争,是宅子,是孩子和猫,是记忆。但是当所有确定的东西在各自的叙述中返回到了一个地方,一个空间,一个时间,当疑问变成肯定,当我们开始对话,其实一切都变成了正在发生,无法逃逸,无法躲避,就像在舞台上的封闭空间,从来都不允许有人敲门,从来都不允许观众看见他们。

孤立而隔绝,这就是战争时期的状态,现在的问题是,在被一袋袋的土豆围起来的冒险故事里,谁能打开一个出口?青年男子说:“我们困在这儿,就像是老鼠一样,一辈子都出不去了。”老妇人说:“您说得不对!花园可不是虚构的,院子也一样,您知道的。”男子认为缺少方法,青年女子觉得“仿佛有奇迹来拯救我们”。而妇人则认为:“她……您……我们所有人……我们之所以在这儿,因为那是我们曾经的愿望……因为我们现在仍想留在这里……再也要动弹……再也不要出去……”一辈子围着土豆,谈论土豆,“是土豆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一切!”又一种土豆叙事,真正超越了时间,超越了记忆,超越了舞台,超越了生活,土豆就是一切,一切都是土豆——不是政治流亡者,不是告密者;时间就是一切,一切就是时间——不是古老的历史,不是亚历山大和巴尔芒捷的时代;我们就是我们,不是陌生人——丈夫和妻子,母亲和女儿,甚至主人和仆人……

于是在冒险的土豆叙事中,在现在的时间里,在彼此认识的我们中,有人看见了“藏在后面的那些人”,有人被恶棍拖进了秘房,有人陷入了工程风波,在确定的位置上,不是不想逃离,而是无法逃离,“伴随着旧王朝崩塌的饥馑与粮荒到了年轻的共和国初年仍肆虐不止,这时惊愕莫名的世人才发现,救星就是土豆!”土豆是食物,土豆是工具,土豆是象征,土豆是让存在不存在,让死亡不死亡的符号,有人渴死,有人愁死,有人缠绵死,有人冻死,有人被别人的仇恨杀死,可使土豆的冒险故事还在那里发生,死了之后是复活,“长时间的沉默。死者一个接一个地爬起来,却仍旧在地上坐着,还稍稍有些喘息。”可是最后死去的是那个叫做“我们”的人,老妇人、男子、妇人、青年男子、青年女子,男人和女人,母亲和女儿,丈夫和妻子,在无名无姓的五个人之外,是第六个人,他叫“仆佣”——就像土豆一样,看见了发生的一切,站在“我们”之外,他在舞台之上却又在封闭之外,于是一切肯定的疑问句,一切疑问的肯定句,一切封闭的开放,一切开放的封闭,最后都变成了仆佣的独白:“他们被罚囚禁于监狱,但却没人瞧见他们的牢房;他们骑乘在马背上,但却没人看见他们的坐骑;他们把芦苇当做长剑去战斗;他们死去后却又随即爬起。”

他不是主人,却看着主人被囚禁,他在舞台上,却在封闭之外自由言说,“因为疯子的行为又怎么能为智者所料中呢。”那么舞台之下的观众是疯子还是智者?导演是智者还是疯子?一种内部的结构,就像独自存在的土豆,其实是一种见证和旁观,却和自己无关,无所谓道德审判,无所谓背叛和忠信,无所谓告密和囚禁,土豆在发芽,土豆在生长,土豆在收获,土豆被削皮被食用,土豆是土豆,一个确定的土豆,就是一个成为不确定故事的确定背景,一个从舞台回归到现实的真正道具。

而在《巴氏口袋》之外,那个《加薪》的舞台上是不是也有一个确定的土豆,一个土豆就是一切的故事?不是战争期间,是和平时代,不是“我们”,是“您”,不是在封闭的空间里,是在敞开的环境中,“又即:如何撇开卫生心理气候经济以及其他条件的影响营造最佳机会要求上司调薪”。这里的可能性因素包括卫生、心理、气候、经济以及其他条件,但是最终的目标是确定:营造最佳机会,以及要求调薪。于是在这个可能性因素环绕的世界里,就必须寻找一个确定的土豆,一个代表一切的土豆。

“剧中人物”是关于事件的步骤,分成一二三四五六,一是建议,二是非此即彼,三是肯定假设,四是否定假设,无是选择,六是结论。六段论的结构看起来是从“建议”开始,到“结论”为止的封闭结构,也就是说,一切事情总会有结论,任何可能都会有最佳机会,当然,每一个舞台都有充满冒险但最后一定是代表一起的土豆。如果完整地叙述六段论,则可以是这样一种结构:第一步:“经过深思熟虑,您下定了决心,去见您的上司要求加薪。这是建议;第二步,要么您的上司在他的办公室,要么您的上司不在他的办公室。这是第二步,非此即彼的情况出现了;万一您的上司真的在办公室,不妨敲敲门等他的回应。这是第三步,出现了肯定假设;假若您的上司真的不在办公室,不妨去走道上守着他回来。这是第四步,出现了否定假设;我们姑且假设您的上司不在办公室。这是第五步,面临一种选择;要是这样的话,您就在走道上守着他回来。这是第六步,是最后的结论。

可是,包括第五步的选择,也依然是否定假设下的选择,到了第六步,他也根本不是结论,而是继续开始可能性。从可能开始到可能的结论,这个六段论依然是一个循环,其中会出现上司在办公室的情况;上司不在办公室但是你找到了猫在办公室的李四小姐;李四不在办公室,你去了这家机构所有科室转了一圈……从可能开始,又否定也有肯定,肯定之后还有否定和肯定,再肯定之后依然有否定和肯定,六段论其实是理想化的结构,在种种变化面前,其实您根本无法选择,根本无法得出结论,于是在六段论之外,有了直接跳到否定状态的三段论,有了从否定跳到肯定又从肯定到否定的十段论——但是不管如何多的可能,如何复杂的结构,不管是上司的女儿是否得了有99.5%的机会可逃过一劫的麻疹,还是那个李四小姐变成了李斯太太最终被送进了疯人院,不管有人得的是猩红热、腮腺炎、黄疸病、小儿庶痹症、黏液瘤病、口疮、体虚气弱、肥胖贫血、第三心室肿瘤、感染性心内膜炎、扁平足等疾病中的一种还是多种,也不管这天是个星期五快餐部准备的是鱼还是蛋,真正的可能只有两种:加薪或者不加薪。

您作为一名雇员,可以向上司陈述作为丈夫的痛苦,作为父亲的担忧:“孩子们一天天在长大;鞋子得买新的;开学要添课本作业本;夏令营的费用还是不低的;初领圣体时的臂章也需考虑;药品、玩具、电影票都是花销。”而且作为公司一员,长期兢兢业业,完全可以得到上司的理解和同情,甚至会颁给你一个劳动奖章:正面刻着“自由平等博爱”的铭文,还有法兰西共和国象征的玛丽安头像,背面则是太阳、播种机以及写着“祖国向兢兢业业的劳动者致敬”。于是你为了回馈这份恩情,大摆宴席邀请亲朋好友和同事邻居,上司自然主持了宴会。但是这个可能的结局虽然得到了调薪,但是出现的又一种可能是:“欢庆结束,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您的预算雪上加霜,欠下各个供应商和饭店酒馆的老板一笔债务。”于是循环又开始了:为新债务所迫,还是决定去见上司,要么他在办公室要么不在办公室,肯定假设或者否定假设,最后的结论呢?还是回到了最初的结果:欠债,招上司。

可能导致了不可能,而第二种结果则是更直接,上司对你说起了现实的无奈,这其中包括竞争带来的威胁、关税下调、共同市场条约生效、尼迪回合条款签订、以及英镑马克法郎芙元和黄金行情走势引发的不妙局势、投资计划同意对市场营销以及促销活动做出的倾斜、劳动力的问题、汇市的浮动、原料的供应、产品的包装、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技术专利的购买……最后上司告诉你:“短期内,恐怕是无法考虑工薪阶层加薪要求的,哪怕是再小的涨幅都不行。”但是可以等上六个月。六个月也不是最后的结论,因为,“六个月后要么您的工资上调了,那自然不再有问题,要么您的工资没有上调,那么一切还得从零开始。”

还是回到了起点,非此即彼,否定和肯定假设,没有结论的结论,没有选择的选择:“是这样的话,您也只能从头再来。”一趟一趟去见上司,一次又一次去找艾美琳小姐(李四太太早就已经疯了),
“反反复复地去其整体构成了这家您为之鞠躬尽瘁奋斗一生的高贵企业的全部或部分的各个科室转悠转悠……”一趟一趟,一次一次,以及反反复复,无限循环,指向的是永远的不可能,“一边感叹狗屎般的人生变化无常”,不是变化无常,而是在循环中走向了“正常”,那就是加薪只是一个假设,永无止境的假设。所以所谓的“加薪秘诀”就是无数个“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是“姑且假设”的可能,是“回应相伴的诸多示意行为传达着诸多信息”。

当然没有土豆,没有舞台,一切都在现实中发生,都在土豆的神话被消灭之后发生,“狗屎般的人生变化无常”,为了摧毁一切可能的诱惑,为了解构一切选择的机会,为了破坏一种叙事的结构,于是真正的加薪秘诀在34页的文本里不再有问号,不再有省略号,不再有一二三四五六的结论,只有再无标点、再无停顿、再无可能的秘诀:

经过深思熟虑鼓足满腔勇气您决定去见您的上司请求加薪所以您去求见上司简便起见因为不简总是不便我们且称他张三先生也可叫作张先生或者干脆就是张生所以您去见张生要么张生在他的办公室里要么张生不在他的办公室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张生真要在办公室里那倒也好说但很显然张生没在办公室

何谓永恒

编号:C38·2170722·1401
作者:【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2月第1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532772087
页数:290页

“我从小就缺乏时间概念:不论今天还是其他任何时候,对我都一样。”作为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世界迷宫》的最后一部,讲述了母亲去世后父亲的生活,尤其重点描画了母亲的密友让娜与父亲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也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全书写至一战爆发戛然而止。这是三部曲中与作者的亲身经历结合得最紧密的一部,尤瑟纳尔在描写身边至亲至爱的亲人时也遵循她一贯超脱冷静的原则,让笔下的人与事跨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体现了作家对历史和时间的深刻思考,以及对传记体裁的彻底颠覆。“何为永恒”仿佛是对时间的某种发问,但却是表达了尤瑟纳尔对人类命运最深切的忧虑和最贴切的喻示。


《何谓永恒》:绊脚石就是上帝

我又看见一个有着年轻预言家相貌的少妇坐在农田与牧场之间的一道栅栏上;我们来到了哈德良墙下,她坐在墙上,头发随风飘动;她似乎是辽阔的苍穹的化身。
——《大地在颤抖》

农田、牧场和栅栏,仿佛是诗意的一种象征,于是看见便成为了遥想,便成为了仰视:“我们”在墙下,“她”坐在墙上,不是真实的距离,其实是一种理想和现实的距离,是瞬间和永恒的区别,当让娜依然优雅地坐在那里,这个世界的美好似乎都集中在这一个“辽阔的苍穹的化身”之上,头发随风飘动带来的飘逸是恒久的,如梦一般,镶嵌在玛格丽特的童年记忆之中——在上面就是一种超越,对现实的超越,对欲望的超越,对时间的超越。

那时已经发生了战争,“大地在颤抖”带来的是恐惧,是别离,是死亡,“我隐隐约约地觉得,事物的无秩序寓于秩序之中。我还不能完全相信,萨拉热窝战火引起的后果也是如此。”这或者只是一个序曲,引用哈德良之口的那句话是:“我看见夜空凄惨,月亮在乌云中奔跑。”压抑、黑暗的世界里有“以分钟甚至以小时计算的时间似乎显得太短”带来的混乱,有“从法国的佛兰德地区传到比利时的佛兰德地区”传来像可怕瘟疫的钟声,有第一次真正越洋过海带来的惊险的遭遇,有城堡被炸导致“人类与植物的双重灾难”:“动物和鸟都消失了。金角山羊又回到神话里;而小驴春和它母亲玛蒂娜今在何方?草又长出来了,但只有不多的鲜花点缀其间。矮树丛和某些乔木又破土而出,但在这些地区,昔日的百年古树并不少见。”

一切都在毁灭,但是真正颤抖的或许是那些“杀戮得到了死亡的谅解”的谎言,战争爆发,人类死去,在所谓的利益面前,那些人却在颂扬着战争,“战争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是解决人民之间利益争端的惟一办法,而更卑鄙的是,战争被说成是荣誉攸关的事。”当死亡变成一场伟大的事业,一切的良知都被吞没了,一切的信仰都异化了,就像米歇尔原配贝尔特的弟弟在岛屿间航行是所说:“在这些岛屿间航行,简直是去触摸死神的乳房。”世界如末日般坍塌,而谁还能看见农田与牧场,还有谁能独坐哈德良的墙上让风吹拂自己,成为一种永恒的化身?

玛格丽特已经回到英国,在这个国家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刻,或许和米歇尔有关,因为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去过英国,没有去过便也成为永恒的遗憾,在那里有他一段旧时的漫长爱情回忆,那个回忆里总是坐着一个随风飘动的少妇,总是在超越时间的光辉里走向生命之美好。而正是这种美好,对于米歇尔的现实来说,则意味着悲伤和痛苦的——战争爆发前他出售了在黑山城堡的大部分收入,却遭遇了高利贷的骗子;他找不到朋友,甚至不再出入社交界,因为,“战争把上流社会打得分崩离析。”这一切仿佛就如他曾经在左胳膊刻下的六个希腊字母一样,变成了一种“宿命”:“人们嘲笑作为国际金融大亨的父亲,嘲笑因喜欢侍女而遭非议的母亲,嘲笑这个只会挥霍父母财产的傻儿子。”

而在之前,米歇尔所经历的是孤独,一九〇三年的时候,他甚至孑然一身躲在黑山城堡三楼的一个房间里,四年之中遭遇两次丧妻之痛,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种孤独真的会变成一种宿命观,左手指的伤痕似乎还在提醒着他肉体到精神的折磨。但是他似乎希望从这样一种孤独状态中走出来,不信仰任何宗教,他却成了卡特山修道院院长的密友,内心没有上帝,他却嘴上叼着香烟坐在桌边忏悔——“与其说他在忏悔,毋宁说他在自言自语地讲述他的过去。”讨厌社会等级,他成为尽职尽责的济贫会主席,却根本没哟慈善心和友爱精神。或许,他内心对于自由、对于冒险的渴望还在,所以那时他迷恋上了汽车,“米歇尔想的只是驱车自由奔驰,哪里有公路,就往哪里开。”

似乎一切都是短暂的,甚至只是为了摆脱孤独这样一种人生目的论在驱使,而当妹妹玛丽在那一次打猎中失去生命,对于他来说,更是缺失了生命中永恒的意义,那颗子弹鬼使神差地打到一棵橡树干之后又反弹回来,正好击中玛丽的胸口,在这她一生唯一一次度假中,她没有听见子弹的响声,就走向了死亡。这也是一种宿命?和曾经的加布里埃尔一样,意外夺走了最宝贵的生命,但是在玛丽的死亡事件中,这并非像宿命那样充满了无奈,在她去世后发现的一封“我的修省书”中,她却向自己的上帝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们都是要死的。重要的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颗子弹仿佛只是上帝发出的邀请,那么在无声无息的一九〇一年,玛丽是以死亡的方式回到了上帝身边。宿命变成了一种归宿,其实是玛丽对于现实的某种逃避,当丈夫保尔在巴黎与半上流社会的女子幽会,当他学会了谈情说爱的言语花招,甚至他最后将玛丽的死说成是上帝的正义——“这是对从前利用移民或教会财产大发横财的惩罚”,仿佛米歇尔的整个家族都必须为这种“大发横财”付出代价,这其实变成了一种报应。

玛丽的逃避,是留下了身后的蜚语,而她的死亡还能真的回到上帝那里?其实只有在这个时候,关于生之门和死之门才真正向着玛格丽特打开:“这扇半开半闭的门面对着的,既是最具体的现实,又是最不可捉摸的奥秘,这就是时间。毫无疑问,永恒只是以另一种形式表述的相同事物,但我们与这两种观念所处的关系,就像一个圆的直径与圆周的关系,一方面在尽可能地往一起靠拢,另一方面永远也不可能靠拢在一起。”时间能够永恒吗?就如玛丽渴望以死亡的方式回到上帝那里,对于左胳膊刻写着宿命的米歇尔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归宿?实际上,不信仰上帝,崇尚自由精神的米歇尔即使在孤独中,也渴望找到一种永恒,这种永恒对他来说,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

爱,是对于肉体的爱,是对于美好事物的爱,是对于自由的爱,曾经的冒险,曾经的旅行,曾经的叛逆,其实在米歇尔心中种下的是永远炽热的火焰,而让娜是他一生都无法绕开的符号。“她童年时代习惯在漆黑的夜里站在阳台上,有时候也走出房门,赤条条地站在花园里,被包围在无影无形的黑暗之中,风一会儿是那么轻柔,一会儿又是那么强劲,浑身浸润着夜间的芳香。”从童年时代起,让娜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走向了那个被期待的永恒之镜,作为费尔南德的朋友,在遇到米歇尔的那一刻起,这样的符号其实早就被激活了,她对埃贡的爱,埃贡对她的爱,都看起来那么和谐,“埃贡对让娜的爱,像大海的涛声一样充满了整个贝壳,在贝壳里回荡,直到将贝壳冲破。”直到他们结婚。而米歇尔呢?是他渴望用这样的肉体来弥补自己一生的宿命?还是她看见了爱情和婚姻之外的存在?

“让娜既不是淫妇,也不是疯狂追求异性的女人。她激情洋溢而温存,欲火炽热而柔情似水,在使对方获得满足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他也知道,埃贡不是一个受骗的丈夫,因此无需向他作出补偿。”或者在这个意义上,是公平的,而其实,让娜在不同的情感体验中走向不同的欲望满足,对于米歇尔更多是热情,是激情,是一种无约束如风吹在身上的自由,巴黎的三天,就如在斯海弗宁恩的日子一样,他们完全抛弃了世俗;在棕榈别墅,他们完全在文字的世界里找到了共鸣,翻译夸美纽斯的著作不是一个借口,而是找到了另一种做爱的方式——他们似乎在秩序之外建立着属于自己的秩序,这多么像米歇尔曾经的冒险,似乎这个世界从来不存在旁观者,从来不存在束缚,也从来不存在上帝。

欲望却终不能带向永恒之地,即使让娜的丈夫埃贡不过问这一切,对于一个路德教徒来说,让娜心中依然有着对于上帝的敬畏,终于她转身过来,从欲望的世界里走了出来,“为了纵欲,难道存在着不达自身目的誓不罢休的狂热?这种狂热是有钱男人的狂热,为了追逐更大的快乐,直到油尽灯灭;这是艺术家的狂热,为了艺术而耗尽心血;这是神秘主义者的狂热,为了拥有上帝,身败名裂。”所以让娜和米歇尔之间,存在的距离就是一个上帝,“绊脚石就是上帝”,米歇尔看到了让娜俯仰之间心存上帝的爱:这是对埃贡的爱,对两个儿子的爱,对已故女友的女儿玛格丽特的爱,还有对穷人的爱,尤其是对老人的爱,而当热情之火在她身上变成永恒之爱,不在上帝身边的米歇尔只能回到属于自己的孤独世界。

从裂痕走向忠诚,似乎是让娜的自救,那一句“您比他还甘心堕落”,让米歇尔终于收回了身体,收回了欲望,收回了热情,甚至收回了现实,“而米歇尔只不过是图一时的快乐而已,对他来说,未来是虚幻的,他凭空想象的游艇根本没有安装罗盘,也不准备写航海日记。”而对于这无法成为永恒的爱,最后是让娜一九〇九年以为在别墅旁看到米歇尔的错觉,也是米歇尔奄奄一息时看到让娜送来的花篮而放声痛哭。

不是错失,也不是对于世俗的妥协,是他们必须完成生命的另一种定义,关于欲望,关于贪婪,关于背叛,去除那些最终成为阴霾的东西,是为了接近更多的永恒,是为了跨越时间而心存感激,是为了最后唤回如墙上那随风飘动的化身,也是在大地颤动的时候寻找生命意义的书写方式——其实,当我成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当从“虔诚的回忆”“北方档案”,那一个在哈德良墙下的少女是必须看见,才能成为最后的回忆,而在那个时候,见证者也许会成为生命永恒的亲历者和体验者。生之门在死之门之前打开,费尔南德产褥热死去的时候,玛格丽特还在摇篮里,生死对于她来说,的确是不透明的,而在生和死的中间地带,世界却以透明的方式呈现着,那里有角被染成金色的山羊,有给它洗澡的大绵羊,有兔子和玩具母牛,有母驴玛蒂娜,当然,玛格丽特总是和上帝在一起:和祖母坐着马车去参加星期天的弥撒;穿着白长裙去领圣体;喜欢小鸟也喜欢天使,因为“相信天使是存在的”。

当然,还有对于肉体懵懂的认识,从童年的某一个瞬间开始,也仿佛在刹那间看见了欲望,看见了激情,看见了永恒。巴尔贝在玛格丽特两三岁的时候狂热地吻遍全身被看成是堕落,这是米歇尔对玛格丽特的忠告,但是在自己看来,却完全是纯洁的,“我相信性欲是在童年时期产生的,但这些完全触摸式的感知还不具有色情的意义:我的性欲还没有发出嫩芽,还没有长出绿叶。”而在大地颤抖之中,当睡在约兰德的狭窄的床上,两个人的身体接触产生的是某种遐想:“我本能地预感到,我在生活中产生的间歇性肉欲感和随之而获得的满足,使我一下子发现两个相爱的女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必要的动作。”懵懂而真实,其实玛格丽特被打开的世界里有着米歇尔的影子,他反对玛格丽特说谎,说到的却是让娜,“让娜知道,只有说实话才是好听的”;玛格丽特对读书发生了兴趣,和米歇尔和让娜在文字中“做爱”而体会交流是不是也是欲望的表达?而玛格丽特回到米歇尔在没有回去过的英国,看到了哈德良墙上头发随风飘动的让娜,是不是也是父亲某种爱恋的投影?

“人们会说,一个被爱着的女人,即使招致他人的愤怒甚至憎恶,她的形象就像夏日暴风雨之夜出现在天空的月亮,因为是从冥蒙的低空云层升起的,会显得更加高大,更加光辉。”这或者已经变成了一种永恒,所以对于玛格丽特来说,寻找爱之永恒似乎也成为打开世界迷宫最后的钥匙,在生命之中的三个正直印象的男人,修道院院长似乎象征着信仰,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象征着保护,而在缅因州的暴风雪之夜看见的那个男人,却成为自由的象征。一个单独在南极洲度过了四个月的黑夜和白天,用日记描绘了半透明冰层和不被人所了解的积雪,在诗中描写了一个被爱着的人的毁灭,伯德,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对于玛格丽特来说,也成为精神意义的象征,就像米歇尔对于让娜,对于哈德良墙上的少妇,对于“辽阔的苍穹的化身”。

只是当现实还在一如既往地发生,那种永恒已经越来越淡漠了,让娜和埃贡终于离开巴黎去往了瑞士,那一把火焚烧了让娜的手稿,埃贡过着无声无息的生活,而米歇尔呢,在奄奄一息中看见让娜送来的花之后,在流淌的眼泪中走向了生命的寂灭——这是“归途坎坷”的记录,接下去,或者还会写到让娜在米歇尔死去不久之后也死于癌症,还会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奥地利、意大利和希腊的生活情况,当然也一定会写到玛格丽特探索生命永恒的片段经过……只是,不透明的生死之门上终于无法书写永恒,生命之开始是偶然,之结束更是偶然——在《归途坎坷》一章结束写作之后,玛格丽特终于没有能最终完成《何谓永恒》的创作,那时她距离给这“世界迷宫”三部曲画上圆满的句号仅仅差了五十页——五十页是翻不过去的五十页,是生命停止的五十页,是永恒缺失的五十页,曾经玛格丽特这样说过:“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的话,也许我将继续写到一九一四年,写到一九三九年,一直写到笔从我的手里滑落为止。大家等着瞧吧。”

终于没有让大家瞧见,或许真的是因为“绊脚石就是上帝”。

北方档案

编号:C38·2170722·1400
作者:【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2月第1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532773213
页数:290页

关于父系的家世,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直接从遥远的未经涉猎的地方出发,然后缩小视野,集中在人物身上,从19世纪到第二帝国,从体面的夫妇到遭放逐的父亲,最后是一个女孩。没有子嗣,改变姓氏,她最终选择了与家族决裂的道路——家族的命运象征着人类的命运,历史纵然拥有作为佐证和借鉴的力量,但人类总是重复错误,悲剧性似乎不可阻止。这种被自己成为“相反”的回忆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只是“不再在一个家族历史硬邦邦的绳索上停留”,也正是将家族放在漫长的历史中,才会有一种接近现实的感觉,“这个家族,或者说这些家族,交织在一起,组成了我的父系家世,我将试着超脱地去处理他们,把他们放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对于无限的时间而言,他们的位置是微不足道的。”


《北方档案》:让我们跨过尘埃

他专门请人为自己在左胳膊上刺上六个字母,那大概是在与贝尔特结婚之前的事,那六个字母是,ΑΝΑГКН,意为“宿命”。
——《宿命》

刺下的六个希腊字母,会有血流出来?或者会有灼灼的伤痛感?关于肉体的某种铭记会触及心里的某个角落?“宿命”是一种关于命运的延续:米歇尔已经像父亲或者祖父一样,在流亡生活里新招自我的意义,在冒险中开启生命的存在方式?“宿命”是对于家族故事的一次预言:妻子贝尔特三十八岁死在俄罗斯街的套房里,三十三岁的加布里埃尔在四天之后也在那里死去,贝尔特之死使米歇尔在一年后娶了费尔南德,四年之后,玛格丽特因为灾难而降生?

不管是流血还是疼痛,为什么又是左边?左边是右边的左边,当一种“宿命”被刻写,米歇尔或者还在未结痂的时候凝望过着六个字母,那仿佛是一种必须被时时提及的符号,即使用衣服遮掩着,也无法从肉体里清除。选择左胳膊,一定是对于宿命的最好诠释,当和莫德的七年以肉体的方式开始的时候,逃脱世俗甚至秩序的生活,一定是他难以释怀的记忆:当他在那个温暖但灰蒙蒙的下午,用地上的那根绳子将自己的左手绑在休闲椅子的背上,然后随着一声响,中指终于耷拉下来,“只有一点点皮肉与第一节指骨连着,鲜血穿过金属椅子的孔眼滴下来,像从漏勺里漏出来似的。”

这是残忍的方式?比六个字的“宿命”流了更多的血,有了更多的痛感,但是为什么对于米歇尔来说,这截下的断指翻到成了滑稽的“纪念物”?医生把它用手帕包起来,他却把它扔到了小女佣的脖颈里,在他看来有趣,小女佣却吓晕了过去,只是最后的痛感和流血还是让他在坐上农用马车的时候晕了过去。这像是一个游戏,起先是毫不在乎,甚至带有恶趣,但是最后却成为了一种无法愈合的伤痕,在肉体世界里变成了永远的符号。

左胳膊的字母,左手指的伤痕,自戕或者自残,对于米歇尔来说,是个体意义的“题写”,而实际上,对于莫德抱怨的反击,费尔南德结婚之前的忽略,肉体之于女人,似乎永远是一个悖论式的关系,即使在手指留下永远伤疤的时候,他后来还是认为:“如果说为一个女人去自杀是美好的话,那么为她而牺牲两个指节却是很傻的。”所以在七年没有结束的新生活里,两个人又像是曾经承诺时一样甜甜蜜蜜,“他俩常去伦敦,她逛商店,他则去买书、上剧院,而且对欧文和埃伦·特里十分着迷。”傻傻的自杀,其实只是伤了一个指节,对于米歇尔来说,他的冒险从来不会去牺牲整体,从来不会断命,而一种宿命被注解,在走进和贝尔特婚姻世界之前,即是一种续承,也是一种突围。

米歇尔之前是米歇尔-夏尔,米歇尔-夏尔之前是米歇尔-多纳西安,米歇尔-多纳西安之前是米歇尔-达尼埃尔——这是玛格丽特父辈有关的族谱,当在《虔诚的回忆》追溯了和母亲费尔南德相关的历史之后,《北方档案》就必然是以父亲为轴线展开“世界迷宫”,只不过和对于母辈历史追溯的方式不同,在这里直接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回忆:“在这本书中,我想采用相反的办法,直接地从遥远的未经涉猎的地方出发,最后,逐渐缩小视野(但仍是精确的),更多地集中于人物身上,直写到十九世纪的里尔,直写到第二帝国时期的一个大资产者和一个坚定的女资产者——那对体面而不太和睦的夫妇,最后再写到我的那位老遭放逐的父亲,再写到一位小姑娘,她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在法属佛兰德的一处丘陵学习生活。”从蒙昧时代到梳理出谱系网络,这样一种叙述方式似乎更接近家族的传承,而实际上,玛格丽特的用意似乎就是于在那个被刺在左胳膊上、流过血、存在过灼灼伤痛的六个字母:宿命。

“这些已不复存在的人,这些尘埃,让我们跨过他们,直达尚与他们有关的那个时代吧。”跨过尘埃,是面向现在以及未来,当未来成为未知,只有尘埃的世界才是已知的,即使被覆盖在那里,只要轻轻挥去那些尘土,世界也会清晰地呈现出来,降落而沉淀,成为时间的一部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再无被改写的可能。所以,从过去向现在,这样一种时间轴线和方向,就明摆着那一个宿命观,而对于宿命之存在,玛格丽特其实并非是安于宿命,作为一种活着的“我”的审视视角,在时间的脉络中希望看到的是尘埃之下的那些真实的生命体,而不仅仅是被抽空了细节的历史整体,“我并不把历史当成一种荣耀,对今天已是法国北方地区的几户默默无闻的家族的拜访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被曲解的力量和利益几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一代人活着,一代人死去,一代人出生,一代人成长,“太阳在烘烤着那薄薄的活泛的地壳,让蓓蕾绽开,让腐尸发酵,在从土壤中汲取水汽,然后再把它蒸发掉。”这也是蒙昧时代的转承关系,如果只是描述历史整体,关于先人无非是一串数字:“在父系中,唯一使我在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八五〇年代的四位曾祖父母,共和二年前后的十六位先辈,路易十四年轻时期的五百一十二位先人,弗朗索瓦一世治下的四千九百六十位祖先,一百万死于圣路易前后的祖先。”数字其实只是一种备忘,而家族谱系对于玛格丽特来说,从来不是一种“为人的虚荣心服务的科学”,因为那必将导致羞辱:“因为我们会感到在这么多人之中自己是极其渺小的,然后导致的则是眩晕。”

甚至在宏大叙事中,个体呈现的是一种脱离状态,从族谱到家谱,实际上是一种返回尘埃并试图跨过去的努力,而在这跨越过程中,那个左胳膊上的六个希腊字母便若隐若现地出现了。宿命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流亡”:高祖父米歇尔-达尼埃尔曾经度过七年的流亡生活,最后流亡归来的夫妇只带回来他们的消息阿尔-奥古斯丹,而米歇尔人-夏尔呢?或者并不能叫流亡,在他的生命中凸显的那个词叫毛冒险,叫旅行——那一次,他和表兄弟亨利便坐上了轻便四轮马车出发了,夏尔-奥古斯坦给他们的一张一万法郎的汇票,成为他们旅行的所有开支来源,而这样的安排,并非是浪漫的,实际上就是一次冒险,“据说罗马乡村和西西里盗匪猖獗,无处不在的巫婆妖女会劫掠年轻男子,蒙骗他们,窃取他们的金银,在他们的血液中注入一种致命的毒药。”

实际上为什么冒险也是一个宿命的开始,当默东的那列火车发生车祸,一节车厢的四十八个乘客,却只有米歇尔-夏尔幸存了下来,这是生命最幸运的写照,当死亡就在眼前,甚至伸手可及的时候,活下来甚至变成了一种伟大,而这种伟大之出现更加凸显了命运之无常,暂时将宿命掩盖起来,享受着冒险带来的刺激和快感,这或许就是米歇尔-夏尔在生命转折中被刻上去的符码,“我们大家都被粘在其上的蜘蛛网的丝非常细:那个五月的星期日,米歇尔—夏尔差点送了命,或者说是侥幸生还,让他又活了四十四年。与此同时,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包括我在内的后代,拼命地在撞那并不存在的大运。”

旅行几乎改变了米歇尔-夏尔的生命意义,他登上了埃特纳火山,面对着火山那白雪皑皑的陡坡和疲惫带来的死亡威胁,承受了双手双脚冻僵的考验——几乎已经走向了死亡,于是,和凡尔赛的那次车祸带来的痛楚经历一起,这种向死而活的状态让他认识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凡尔赛的冒险经历宛如一个分娩的宗教仪式,米歇尔—夏尔头先来到人世间;埃特纳火山的冒险则是死亡和再生的宗教仪式。这两次几乎是神圣的意外事件对一位伟人生平的开始是会有好处的。”在仪式之后,一切似乎都被归结为劫后余生的体验,所以他会厌恶那些所谓的舞会,所以他会反驳征服的特派员,所以,他会接连三次被解职,也所以,他会让自己的儿子米歇尔利用放假之机带他到国外去做短暂旅行,”必须让孩子学会了解世界。”这是他对于自我的一次总结,也是对于下一代的期望。

而对于米歇尔来说,那次马车撞击事件似乎也像父辈经历的凡尔赛车祸一样,让生命充满了无常,米歇尔-夏尔的女儿加布里埃尔死于马车撞击,而几年之后,另一个女儿玛丽在她三十三岁时像她姐姐一样死于非命。这或者是留在父辈米歇尔-夏尔身上的宿命论,而对于米歇尔来说,他的出走是对于陈规的厌恶,在一种渴望自由的欲望里,十五岁的他用一两个路易就制定了未来的计划:“去比利时(那是越境,这就够迷人的了),一直到安特卫普,在一艘停靠在码头上的邮船或货轮上当个见习水手、洗碗工或舱房服务员什么的,然后再去中国、南非或澳大利亚。”辗转而奔波,是一种逃避,却在接近自由的个人主义中开始了另一种带着极端的生活。

这或许是父子之间最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凸显在和女人的那种关系上,米歇尔-夏尔在过了混乱的假期之后,开始整理旅行笔记,对于他来说,是归于秩序的开始,“以用一些古代大理石碎块做镇尺为乐的米歇尔—夏尔也许是个现实主义者。”当诺埃米小姐和马雷街二十六号成为他冒险之后的归宿,就是成为现实主义者的开始,“这不是一桩伟大的婚姻,甚至也不是一桩美满的婚姻,这是一桩很好的婚姻。”“很好的婚姻”是关于名誉和地位,关乎财产和收入,但似乎并不关乎爱情,诺埃米被称为“平庸的深渊”,是“把自己的丈夫不是当成奴仆就是当作利害相关的人”的那种妻子,玛格丽特见到她时,她已经八十岁,“身材臃肿笨重,在黑山城堡的走廊里踱来踱去,如同瓦尔特·德拉·梅尔一部小说中的那个在空荡荡的家中徜徉的令人难忘的锡东阿姨,在看着她的孩子们的眼里成了死神或恶魔的化身。”在玛格丽特看来,她既不爱上帝,也不爱自己,甚至也不爱儿子米歇尔——当丈夫将他带去旅行的时候,她却将“每一分钱的花销都事先在家里计算好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将,一个刻薄、平庸、现实的女人为米歇尔提供了一种反证,所以这种逆向的生活方式在米歇尔身上变成了“反宿命”,而反宿命和宿命无非是一对双胞胎,其中隐含着的矛盾完全是一回事。当高中时期年轻的神甫将手悄悄放在学生的光腿上并往上挪的时候,有关欲念的回忆便在米歇尔心里挥之不去——甚至,这也变成了一种反宗教的实践。无论是投笔从戎还是在军中被解职,秩序对于米歇尔来说,已经荡然无存,他反而在双腿间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秩序。

七年和莫德成为情人,从那张带印度床幔的大床上颠鸾倒凤开始,对于米歇尔来说,完全是在秩序和道德之外,而在离开家庭离开法国的自由旅行中,他完全释放了自己,成为一个流亡者,就像高祖一样——也是七年。“在这个不承认自己走错了道的年轻的流亡者心中,在安特卫普船坞边闲逛的少年情怀又再现出一点来了:对于这种桅杆和烟囱的交织,那些因海水侵蚀而生锈和结垢的船体,以及那些各个种族、各种肤色、有的头裹缠巾光着脚(肯定他们中有一个是向莫德的店铺提供黑色果酱的),穿行于红皮肤、黄皮肤或灰皮肤的土著人中的那些人的熙来攘往,米歇尔是百看不厌。”横渡大西洋,从美国回来,即使被医生“判决”存在巨大的生命隐患,米歇尔依然无法停止欲望的放纵。但是在七年的自由生活中,和一个有妇之夫颠鸾倒凤的生活到底会又怎样的结果?那一根断掉的手指似乎在书写着一种代价,“她原本在伦敦生活得好好的,在这间小屋的破炉灶上做饭,把她的纤纤玉手都弄糙了;米歇尔像所有法国人一样不光明正大,他甚至都不会为她牺牲一个指头。”仅仅是因为这一个抱怨,米歇尔便以自戕的方式回归到“宿命”的世界。而当和贝尔特结婚之后呢,从此开启的十三年是不是就回到了秩序?

无论是逃亡英国,还是和狂热的加莱成为朋友,无论是远离家人,还是泡在达尔马提亚海岸边的小赌场里,米歇尔对于人生的注解其实已经变成了荒唐,“他曾经经历过的、思考过的、承受过的或者喜爱过的,全都深埋在心底,那十三年是一个几乎全无配角的舞台,而且我们也不了解它的后台。”这或许是作为女儿的玛格丽特对于父亲的一种宽容和谅解,但实际上,米歇尔这种逃避式的生活最终还是付出了某种代价,贝尔特死亡之后,加布里埃尔在四天之后,死在同一套公寓里,他们的死笼罩在混乱之中,神甫竟然以加布里埃尔是离婚的女人,而以蛮狠的方式予以拒绝。秩序其实荡然无存,对于米歇尔来说也是如此,贝尔特死后一年娶了费尔南德,费尔南德又死于产褥热,对于结过三次婚有着很多情妇的米歇尔来说,似乎生命的秩序永远在无序中展开的。神甫那只从双腿间往上挪的手,父亲鼓励他去见识世界的冒险,都是一种宿命式的开始,而接下去的生命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未来为他保留着他最伟大的爱情,那是—个特别值得他爱的温馨女子,是他唯一为她写下几首保存下来的漂亮诗句的女子。他还有一个奇怪的恋情,也许并没有任何性欲的因素,那是他对一个怪僻的女病人的爱:她帮助德·克先生把他剩下的财富弄得个精光。”

结婚之前就刻在手臂上,结婚之后的漫长时间都没有从这样一种秩序中走出来,米歇尔提供的样本其实是关于历史中个体的存在方式,混乱也罢,自由也好,欲望也罢,贪婪也好,好人也罢,坏人也好,其实在只有一次的生命之途中,历史也只能有限地发生一次,而对于后代来说,当那种秩序已经存在,它必然是带有宿命的成分,从尘埃中跨过去,或者看见的是愚蠢、暴力和人的贪婪,也或者在疯狂之中能够找到足以冷静的力量:“自从人被疯狂攫住,自认为无比强大时起,只要人类在地球上同另一种物种一样也只是一个物种的话,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错误和罪恶就会变成致命的。”

虔诚的回忆

编号:C38·2170722·1399
作者:【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2月第1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532770212
页数:293页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世界迷宫”的第一部,《虔诚的回忆》从自己的出生开始讲起,以全景式的描写手法回溯了母亲家族的历史,把焦点放在从未谋面的两个舅公奥克塔夫和费尔南,以及因产褥热去世的母亲费尔南德身上。尤瑟纳尔使用大量口述材料、信件、照片、贵族家族年鉴和遗留物品来构筑母亲家族的全貌,尽可能地追根溯源,上溯到最久远的过去,以冷静客观的笔法让一个个先辈的形象跃然纸上。她不甘于描绘家族里的各色人物,而是试图借此阐明“永恒”这一主题,将世代相袭的家族浓缩为大千世界宏观时空里的一个象征,而她立于时空之外,冷眼观察,抒写人类的命运,揭示亘古不变的历史规律。第19页写道:“这个才出生一个钟头的小女孩,已像落入网中一样,被现实中生物的痛苦和人类的不幸控制住了。”


《虔诚的回忆》:生死之门都是不透明的

费尔南德把一方小毯子盖在身上,漫不经心地打开一本书,抚摸一下蜷卧在脚边的小狗特里埃。我的面庞开始显现在时间的屏幕上。
——《费尔南德》

把一方小毯子盖上,母亲费尔南德的身边大约没有米歇尔,温暖与柔情都仿佛只是自己完成的一个动作,对于费尔南德来说,这个在自己二十八岁时成为丈夫的男人在某种程度上注解了这个时代隐隐的伤痛,那次在饭桌上,她欣赏他的是一双骑士和锻工的大手,却没有发现左手中指第一个指节被切断的伤痕。米歇尔经历了什么,似乎被隐藏了,但这似乎并没有让费尔南德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找到超越女性的、虔诚的东西。

被忽略的伤痕,一定记录了某个时间,而且纯属个人的,就像我的出生,就像费尔南德的死亡,都在个体意义上逐次展开,却充满了无知,“有关这些我们还一无所知:生之门和死之门都是不透明的,这两个门都很快严严实实地关上了。”不透明的世界里,只有自己看见,甚至在生与死的出口上,连自己都会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茫然而盲目,便猝然而至。所以在那个费尔南德漫不经心打开一本书的夜晚,显示在时间屏幕上的面庞并非是我看见的,费尔南德似乎也只是隐隐地发现了生命的悸动,于是降生,打开了生之门,而米歇尔被切断而留下的伤痕永远在不透明的地方成为一种生命的标记。

一九〇三年六月八日,这个不透明的生之门却以确定的方式被打开,而且具体到“将近早晨八点”这个时间,当玛格丽特·尤瑟纳出生,是扯开嗓子喊叫,是表现出可怕的生命力,“每一个生灵,甚至大多数人漫不经心挥一下手弄死的昆虫都充满了这种力气。”这一幕一定是被母亲费尔南德,甚至父亲米歇尔所见证,长久的欣喜也罢,一瞬间的感动也好,对于玛格丽特自己来说,总是无知的,就像在卷首引用禅宗公案所问的那样:“在您的父亲和您的母亲尚未相遇时,您是什么模样?”

时间追溯到父亲和母亲没有相遇之前,大约对于个体之生来说没有了任何意义,它在时间之外,甚至在可能性之外,没有相遇自然不会有爱情,没有爱情自然不会有一千天的订婚旅行,没有订婚自然也不会有米歇尔在四十九岁时的第二段婚姻,没有婚姻当然更不会有他们让我的生命开始结合的那一次,生之偶然,就是以猝然的方式出现在自己的时间里,但是一旦打开了门,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再次回溯历史首先是确认:“这个孩子就是我,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怀疑。”这只不过是个体的身份的确认,甚至所有的小事“本身并无意义”,但是“这些小事却比我们每个人的历史,甚至比历史本身都有更深远的影响”。所以,在确认个体的身份之外,我们需要做的是另一种“创造”:“为了部分地克服对我自己身份的怀疑,我就像重新创造一个历史人物一样,不得不让我挂靠上一些回忆的残丝碎片,那都是二手材料或经过十多次辗转反复得到的,从人们不经意地扔到纸篓里的残缺信件和笔记中采录些信息,除此之外,我们还贪婪地想得到更多的东西。”

克服身份的怀疑,是克服父母未相遇之间我们在哪里的不可知论?还是克服幼小的个体在历史中的无意义?其实,当玛格丽特如此说到历史的时候,就已经从一种单纯的活着状态走向了构建式的创造时代,身为法国人的父亲,身为比利时人的母亲,列日这个城市的过往,埃诺定居时的故事,甚至那些和家族传承、改变有关的一切,其实提供了足以庞大的背景,但是所有的背景都在一些个体的历史交错中,个体命运的辗转中成为不可复制的历史——它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却折射出一个时代。

就像“我的面庞开始显现在时间的屏幕上”的时候,一种不透明的生之门却也打开了一种不透明的死之门:十八日晚上,费尔南德因为患上了产褥热并发腹膜炎,告别了人世,那时,刚出生不久的玛格丽特还睡在摇篮里,之前,米歇尔关于费尔南德的体温和脉搏记录里却迷信似的缺失了十三号,或者也是在之前,费尔南德关于我的可能未来嘱咐丈夫:“万一小姑娘想去当修女,就不要阻拦她。”像是最后一句话,提到了修女,就是提到了宗教提到了信仰,提到了在超越生和死的信仰,她这样留下遗言的意义在于:“很可能费尔南德在弥留之际奔向了上帝,在死亡那迷蒙的光线底下,她觉得不仅她自己的生活,连所有大地上的生灵都是虚无造作的。”

虔诚的十字架被保留了下来,还有奔向上帝的宗教感情,为什么她会觉得生灵是一种虚无造作?却为何在逝世之后十五天亲戚和好友受到了与她有关的通讯录,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虔诚的回忆录”——回忆录记载着生命的荣光,指向死亡被打开的那道门,完全可以看成这是费尔南德用自我的符号绘制了关于生与死的另一种解读,“从某一方面来说,她是为了逃脱这个女性的、虔诚的,也有些平淡无味环境才嫁给克先生的。”这似乎也解释了那最后的遗言,而当我在五十三年后重新去寻找费尔南德相关的点滴,听到的是这样一种说法:“无论如何分娩是女人分内的职务:费尔南德是在属于她的战场上死去的。”费尔南德几乎是自己冲进了而这个战场,即使米歇尔不想让她为自己的第二段婚姻传宗接代,但是做出的让步里,终于让她成为了母亲,终于让玛格丽特躺在了摇篮里,也终于在生之门和死之门几乎同时打开中看见了透明的时代。

这或许也称得上是伟大,所以在玛格丽特为费尔南德专写的那一章里说:“费尔南德似乎也像当时许多妇女一样,心灵里总潜伏着一个受了创伤浑身抽搐的赫达·卡布莱。那位喜好音乐的男爵的影子有时会在地平线上重新升起。”潜伏在那里的是一个受伤的形象,一个二十八岁的女孩如何看见了自己内心里的伤痕,如何在虔诚奔向上帝时却为又留下迷蒙的光线?又为何在有限构筑未来的时候连米歇尔那个被切断的伤痕也看不见?兄弟姐妹中的残疾和死亡或许是一个原因,父亲阿尔蒂尔和那慕尔那个女人之间的堕落行为或许是一个原因,甚至生下了十个孩子的母亲玛蒂而德在费尔南德十四个月的时候暴病身亡更是一个原因——母亲病逝的时候,“至于费尔南德,还在摇篮里睡觉,跟后来她死的时候安排自己的女儿睡在摇篮里的情况一样。”这似乎也成为命运之一部分,但是对于费尔南德来说,她的死之门留下的是关于一个虔诚女孩在时代中的挣扎。

她进入了寄宿学校,被热情的天性和安静的行为结合在一起的莫尼克所吸引,为了她,费尔南德甚至以自我牺牲的精神“胡乱答题”,把第一名留给了她;而在某种暧昧中,她突破了那种为女性订立的严格规矩,“还谈不上身体的完全接触,只在—次接吻或匆匆擦过的爱抚中发现了肉欲的快感,或是这快感的征兆。”在被人指责标新立异的时候,她甚至开始阅读让《苔丝》、《菊子夫人》和《残酷的谜》等母亲害怕的那些危险小说;她爱上了精致高雅的男人赫男爵,这个被虚构的姓和这个男人一样,其实是费尔南德的单相思,她的第一个亲吻和第一次被爱抚和那个穿着短裤的年轻森林管理员有关,“她委身于这狂暴的温情,这力量撼动了她的全身。”可是一切都最后都消失了,不是费尔南德对于爱的渴望消失,而是这两个男人一去不还,“这种梦幻的样式虽然平淡无奇,但不妨碍其中包含着主要的成分:她需要爱情,费尔南德用文学的云雾把这需要笼罩了起来;还包含着享受生活的渴望,这一点她并不承认。”米歇尔的出现,并非是关于爱情和婚姻完美结合的象征,“剩下来的就是只要她爱上一个既没有想到她也暂且没有想到结婚的男人就行了。”一段维持了15年的婚姻,一个已经叫有人叫他爸爸的男人,四十九岁的米歇尔成为费尔南德结婚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是一次自我牺牲,只不过这段婚姻一开始就以旅行这种充满了自由和浪漫的方式发生的——他们在一千天的旅行中,感受到了某种不被束缚的感觉,“米歇尔和费尔南德倒更像流浪者而不是真正的旅客。他们不知疲倦地作着季节性的迁徙,重回一个个中意的景点和旅店。”

玛格丽特·尤瑟纳:每个人都有一张虔诚的回忆卡

这或者是最主要的,尽管失去,尽管矛盾,泪流满面之后还是开始了虔诚的生活,宣布结婚必须穿着丧服也毕竟只是一个朦胧的想法,甚至最后成了被掐灭的玩笑。对于费尔南德来说,即使世界是一个迷宫,也是以虔诚的方式活着,以及死去,一种关于生命的标志,其实是对于身后世界的意义,或者是创造另一个历史的意义,“再也没有比这些东西更能证明个人无足轻重了,我们却对此那么在乎,而代表或象征着它的东西也飞快地消散、损坏或丢失。”当玛格丽特如此评价母亲的死,在她心里这个和个体身份有关的生死之门就已经通向了整个时代。

在《城堡的巡礼》中,玛格丽特以一种返回的方式,“了解先人的过去”,那些家谱、地方志、费尔南德的回忆,都组成了零星材料,从零星材料展开的是一段被记录的历史,无论是享有教廷爵位的加蒂埃家族,还是保留着全景图的福雷马尔城堡,无论是让农民们仇恨的巴蒂斯特,还是那个外祖父母生活过的苏阿雷,即使伸入到具体的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那种存在于时代的烙印也需要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梳理出来,“我不仅痛惜这所房子的下场,以及园子里五棵一丛的树木,还痛惜整个一片土地,遭受到工业的蹂躏,就像经过了兵燹。”这或者是一种悲观的想法,个体的无奈在玛蒂尔德生下的十个孩子里成为一种命运的缩影,“在她长大成人的八个孩子里,只有四个女儿留下了后人,加在一起也就是九个孩子。而在这九个人中,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只有三个又有了下一代。这种减缓生育的现象不管原因如何,绝对应当庆幸。”所以在那一段用材料构筑的历史中,不透明的生之门其实不是指向出生,而是生命,就像费尔南德,在女性的、虔诚的世界里,最后看到的只是虚无造作,从这个意义上阿尔蒂尔和那慕尔女人的堕落,却变成了自由选择,“我的外祖父结婚以来,生活肯定是暗淡无光,这一桩毫不精彩的艳遇也许是唯一新奇别致的部分,唯一由他自己做主的选择。”所以他在写给奥克塔夫的信里是这样说的:

我比任何时候都明白您被禁锢在我们中间的嫌恶心情……这是个悲惨的国度,一直没膝的污秽泥泞,人们都为一些与利益相关的事情忙碌,嘴里说着公斤、公顷、公尺、公分,或者是没收财产、订立合同、排空积水、挖掘矿藏;所有的人都在数字上举棋不定,筹划计算,没有一点空闲,也没有时间与人为善……

宁静失去了,工业开始吞噬,内心的虔诚失去了,变成了虚无,而阿尔蒂尔为什么给奥克塔夫写这封信?他称他诗人,而玛格丽特称他是“奥克塔夫舅舅”,作为远亲,奥克塔夫和弟弟莫雷却成为“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曾经佩服姨夫在生死面前的斯多葛主义,曾经沉醉在令人心碎的青年时代,曾经是一个时代很少的文人,曾经在窗户和书桌之间里构筑世界,奥克塔夫或许在弟弟莫雷的世界里找到了另一种和时代有关的虔诚之心。莫雷是自由的激情主义者,是爱好旅行的冒险主义者,是达尔文主义着,是爱情无所谓论的实践者,也是实证主义者,但是当他以自杀的方式决定了生死,对于奥克塔夫来说,就是生命的启示录:“还很年轻时,他就觉得雷莫是他的上帝和第二个化身。这些厚重的帷幕一直到最后都束缚着他真正的个性。”所以在他的笔下,触及灵魂的是那些“很长的菱形”,时间是“此刻是不存在的。只有从过去到未来的飞逝……”“精神是“一种雌性的生物,只有情感给它授精之后才能受孕”。

沉睡或者唤醒,憎恶制度却无法成为斗士,为别人的不幸而痛苦却还是特权人物,所以当他死去的时候,呼喊的声音里永远是一个孩子:“我不行了,就要死了。永别了,埃米尔。饶恕我,上帝!对不起了,母亲!”他的“虔诚的回忆卡”上写着其中一句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在虔诚中活着,是因为我站在地上,站在世上,站在生之门里,所以当奥克塔夫和莫雷这两个人成为“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其实个体的生死意义就在于他们站立在时代之中:一八六八年,当雷莫正慑于普遍的罪恶,苦苦挣扎时,托尔斯泰正在阿尔扎马斯一个小旅店的破茅屋里,度过苦闷和豁然开朗的夜晚,这给他打开了仍然关闭着的门;一八七二年九月,当雷莫在列日仔仔细细地准备自杀时,兰波和魏尔兰一起坐船抵达英国,经过这个阶段,再坐火车到哈勒尔,终于死在马赛的一家医院里;一八七三年,魏尔兰在布鲁塞尔放了一枪,如果这声音传到奥克塔夫的耳朵里,他大概会以为这两个莫名其妙的诗人之间的争执只是个低级下流的社会新闻,连在饭桌上谈谈都不值得;一八八三年,离雷莫哥哥的死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瓦格纳患上了胸部的炎肿,一蹶不振,退居到威尼斯的一个王宫里,随身还带着那些“奇妙乐曲”的秘密……

而于玛格丽特来说,这也是另一种延续,“我读到的奥克塔夫和雷莫的某些作品书简却充斥着他们本人的性格,在他们的那个时代里喷薄而出。”于是有了作品《苦炼》,于是有了泽诺,“我与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很简单:我炽烈地尊重雷莫;‘奥克塔夫舅舅’有时让我感动,有时惹我恼火。而我爱泽诺,就像爱一个哥哥。”

脉搏

编号:C38·2170722·1398
作者:【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5年02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19.70元
ISBN:9787544742566
页数:284页

“我记得那是一段无比恐慌的时光,但这段时光也有其严谨的日常逻辑。只要你遵循逻辑,恐慌就好像走投无路了。”在巴恩斯的感官世界里,日常逻辑是不是还需要遵循?两位相交甚笃的女作家重提昔日的床笫之争;一对孩子气的夫妇在园艺之事上争论不休;凡事皆有计划的徒步旅行爱好者在与新女友的旅行中审慎地规划着恋情;失去嗅觉的丈夫求助于中医,希望神秘的脉搏带他重新找回妻子身上的美好味道……作为巴恩斯继《柠檬桌子》后最新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在十四个温情而又彷徨的人生故事里,有着巴恩斯步入晚年后对爱、渐老、死亡更为通透的体察,而这些主题似乎在理性的逻辑之外,又构建了一个感官世界缺失的象征世界。


《脉搏》:爱情与阳痿一起庆祝

“该死的狐狸,”他轻声说道,不太确定玛莎是否已经醒,“要不就是该死的猫。或是该死的松鼠。总之,是该死的自然。”他站在窗旁,有些恍惚,不知自己是应该躺回床上,还是下楼,慢慢开始新的一天。
——《园丁的世界》

站在窗前大约是看不到狐狸、猫和松鼠的,它们都在和夜有关的另一个世界里,但是当一只陶烤炉被碰翻的时候,他从声音能够判断盖子碎成了两半——看不到和判断出,以不同的方式搅乱了这个原本就已经安睡的晚上,如果把陶烤炉的盖子碎成两半当成一种结果,把“该死的自然”看成是事件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在结果面前一切的原因都可以被忽略,是不是只有在最后的无奈中才会想到自己该何去何从?

躺回床上还是下楼,构成了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是两条道路,下楼是打开门,走到花园里,检查陶烤炉被弄碎的盖子,或者试图去寻找背后的肇事者,那只狐狸如何穿过木栅栏,那只猫如何从屋顶跳下来,那只松鼠如何离开那棵树,之后的情境可能还会在不同的原因引领下走向夜的深处,拿起棍子赶走狐狸,用石块扔向猫,或者大喝一声让松鼠逃离,但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吗?“嗯哼。真正的园艺家期待严冬啊。寒冷可以杀死所有的害虫。”就像一种期待会走向最后的结局,可是那土壤里根本不含有土,只有“灰尘、草根、黏土、羊角芹、猫粪、狗粪、鸟粪,诸如此类”,即使在那个春天他改善了土壤,把该挖掘的地方都挖开来,开始了同接骨木做漫长的斗争,甚至在那个朋友一起来的聚会中宣布“租了一块地”,但是对于肯来说,一切只是为了让土壤看上去含有土。

而如果不下楼,不打开门,不寻找狐狸、猫和松鼠的踪迹,而是回到床上呢?床上躺着已经结婚八年的玛莎,她已经入睡,当那个陶烤炉的盖子碎成两半的时候,她没有听见,当然也不会像肯那样在梦中遇见狐狸、猫和松鼠,梦在别处,肯是无论如何也走不进去的,那么即使回到床上,和玛莎睡在一起,就像他们之前太累了躺着的时候,只是漫无目的地闲聊晚上的事情,“互相安慰聚会很成功”,却不再有阅读和性的兴趣——即使他开始习惯玛莎按菜谱做菜、用地图去城里,即使他试着改善土壤让玛莎的黑莓能够生长,即使现在他们不再争吵正走向“两个人的民主的婚姻”,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切是不是可以消弭八年来的隔阂?“他不知道,自己做着这一切是因为深爱玛莎如初,还是仅仅因为要履行丈夫的职责,好让周围的人看出自己多么爱玛莎。”

内衣这样的礼物已经少了情色联想,“正是我要的”渴求好久没有听到了,在只有相互安慰聚会成功的夜晚,生活和那不含土的土壤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下楼和躺回床上有什么区别?当两种选择都变成了礼貌,变成了做作,变成了职责下的形式,所谓的民主是不是变成了“可怕的荆棘”?“嫉妒、贪婪、憎恶、吝于夸赞和满口谀辞、愤怒、情欲、垂涎,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罪孽,他都记不真切了。”在一个园丁的世界,其实根本没有选择,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就像狐狸、猫和松鼠,都是“该死的自然”的一部分。

“该死的自然”是不是变成了一种隐喻?在婚姻故事里,隐喻是明显的,《婚姻线》里的他们也一样,起初他们把卡鲁姆的小岛叫做“岛屿之爱”,起初他们还没有结婚,起初她戴着一枚婚戒,但是她身上的那件毛衣的花纹不是和渔业和信仰有关,也不是海洋与沙地的描述,而是从横越肩膀的一系列锯齿形图案中看到了婚姻中的波折,“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婚姻线。”于是时间变成了“那一年”,于是他们变成了单数称呼的“他”,于是夏天只有他和卡鲁姆一道去挖蛤,而在看见小岛最后那遮蔽现实的层层叠叠云雾中,“他浮想联翩。他想到了婚姻线和衣服扣子;想到了沙中的竹蛏和岛屿性爱:想到了失踪的小公牛和变成灯油的管鼻鹱;想啊想,最后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卡鲁姆知道,他不会回来了。但眼泪并非因此而流,也并非为自己而流,甚至都不是因她而流,因记忆而流。这眼泪,是为他自己的愚笨和自以为是而流的呀。”

他们和他,复数和单数构成了生活中的两种选择,就像躺回床上还是下楼构成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一样,其实根本没有区别,它们就是所谓的“同谋”——在《同谋》里,“它表示两个人之间的心照不宣,也可以说是一种先知先觉。”那么一种感觉能直接影响到另一种感觉?一个人会爱上和自己一样有强烈渴望的另一个人?“二十岁那年,我竟爱上了一位有夫之妇,而她对我的这份爱慕和情欲却全然不知。”总是希望是一种同谋关系,在被警告“不得暴饮暴食,不得懒惰、不得给学校抹黑;不得贪婪,不得辜负家庭;不得妒忌,不得愤怒,不得给国家蒙羞”的“我们”世界里,可以找到那种心照不宣的感觉,但是她的肢端末梢为什么会血液不畅?为什么有人戴拇指套时下面真的会有一根大拇指?为什么心照不宣的两个人会忘记在场的另一个人?

隔着厚厚的衣服,肉体和肉体之间的爱慕和情欲当然无法成为同谋,“衬衫袖子、毛衣、夹克、雨衣、厚呢短大衣、无袖套衫——还有呢?没有什么再裹着肉体了吗?这么说来,我们之间隔了六层布。要是她在毛衣下面还穿了件带袖的内衣的话,那也许就隔了七层了。”之后就变成了柔情之后倏然勃起的阴茎,变成了可以被脚踩着的剥了皮的荔枝,变成了对一个断臂的人做爱的想象,而到最后,她起身,她面带微笑,她把手放在餐巾上,甚至“指关节抬了起来是我触碰到了她”,最后还是和她的疾病一样,在血液流通不畅的情况下,“导致无法到达肢端末梢”。

但是欲望呈现为病态之一种,脉搏的跳动还正常吗?“她先给你把脉。按照中医原理,共有六条脉,左右手腕各三条。但左手腕的脉更重要,因为它们关涉人体主要器官——心、肝和肾。”《脉搏》里的父亲这样对我说,一个丧失了味觉的人在非常专业的医院里进行把脉,在关乎心肝和肾的治疗中,能恢复所谓的感觉?经常醉酒的父亲,成为酒徒的父亲,其实是被母亲拉回到了正常生活中,这是一种“脉搏”之外的拯救,这种拯救当然和爱情,和婚姻有关,但是这仅仅是道德拯救?当他们不再有性生活,亲密无间代表着正常的生活?

这或者为我和贾尼丝的婚姻提供了一种样本,“我之所以羡慕他们的婚姻,部分原因在于我自己的婚姻十分失败。”没有举行婚礼,向别人一样提前拟好了离婚协议,结婚十八个月后争吵中说起各自的婚外情,“你有婚外情,我有婚外恋。这算不算直面事实呢?”在“纳税,缴养老金,有人寿保险;我们享受国民医疗服务,力所能及地捐赠行善”的中产阶级人士的世界里,这些似乎都是生活方式之一,甚至缺失了道德约束,也不再像父母那样把这一切看成是病态。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父亲闻不到母亲的香味,当母亲变得迟钝,他们的亲密无间,他们的道德拯救,还会成为一种样本?“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夫妻都会找到一种相处之道,基本上来说,这种相处之道很不真实。就好像这种关系取决于相互保证的自我欺骗。它错就错在定位上。”当贾尼丝这样描述婚姻生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脉搏”式的治疗也看成了一种自我欺骗。

父亲在四个疗程之后渐渐有了嗅觉,母亲在越发迟钝中患上了运动神经元,当母亲奄奄一息的时候,我想象他们在一起,“父亲坐在床边,亲吻着妈妈,不知道她是否能感觉到他在亲吻她,他对她说着话,不知道她是否能听到他的话语,也不知道即使她能听到他的话是否能明白其意。”看上去依然是一种自我欺骗,他爱着她也好,她拯救他也罢,亲密无间也好,相互依赖也罢,是不是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形式?就像父亲自己说的那样:“我一直在熟睡,直到被火烤醒了才意识到房子着火了。”脉搏还在跳动,婚姻还在维持,却在一场大火中看见了灰烬——回到“应该躺回床上,还是下楼”的选择中,一切是不是就取消了意义?

“所有生命都是败笔,艾丽丝如是解读世界,而简把失败上升为艺术的陈词滥调,不过是缥缈的幻想而已。”上床和下楼的问题在《与约翰·厄普代克上床》里其实也导向了两种不同的方向,艾丽丝解读生命中的败笔,当人生出了差错,就去寻找严肃的解决办法,譬如皈依上帝,然后用轻松的方案,比如自嘲或者自杀,而简则是用艺术的方式变成一种幻想。当两个人踏入婚姻殿堂之后又各自离婚,他们或者开始做园艺,或者玩填字游戏,或者写赤裸裸的小说,但是都不再从性生活中寻找乐趣,所以“与约翰·厄普代克上床”就变成了一种嘲讽,就像简所说:“不过,如果你和他睡过,那么我极有可能也睡过吧。”不同的处理方式最后还是回到了无差别的状态中,回到了和文字赤裸裸的关系里,而所谓的男人,也都变成了简单生物,“一切的一切也许真的源于一件狡猾的胸衣。”

爱情、婚姻、创作、阅读,以及上帝,意义都被解构了,没有性生活或者只是一种表象,当现实丧失了选择的权力,一只狐狸,一只猫,以及一只松鼠就只是简单生物,所以在《在菲尔和乔安娜家》里,就变成了明喻和隐喻的阐述,“眼下,欧元和英镑相隔数英里,所以它们的关系是隐喻的。甚至可能是形而上的。然后它们慢慢靠近,就像明喻,最后就一体化了。”简单说来,明喻是“更相似”,隐喻“更具隐喻性”。在菲尔和乔安娜家的四次讨论中,大卫、麦克达夫、苏、迪克、彼得,以及菲尔和乔安娜这些发言者其实都隐匿在对话中,当所有的论述在引号里被展开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走向了没有分界的一体化之路上,当希拉里·克林顿承认竞选失败、伊拉克战争、戒毒专制主义、因特网革命、信贷危机、英国大选等等社会问题成为话题的时候,他们到底看见了现实的明喻还是生活的隐喻?

如果抽烟只损失一年的寿命为什么不抽到老,这是一种明喻?烟民和酒鬼就是大骗子,这是一种隐喻?酸橙与肠癌也许存在联系,这是一种明喻?“所有伟大的追根溯源都是错的”是一种隐喻?而其实不管是对伊拉克问题六四开,还是橘子酱和肠癌的关系,不管是“丛林法则是强暴,而不是假装性高潮”,还是“‘我们中五分之一的人相信或认为什么什么’开头的句子都是不足为信的”,经验主义、怀疑主义、存在主义,以及一切和身体有关的疾病,一切社会存在的问题,都在那些泛化的对话中变成了无意义,“这深更半夜的,一切都是隐喻。”当一切都是隐喻,六四开也是五五开也是三七开也是一九开,2月14日,不是浪漫的情人节,而是“爱情与阳痿一起庆祝”,“也许多达五分之一的人”永远不会认可。

“局部的,局部的。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感觉:全都失控了,来不及了,我们束手无策……”这就是没有选择的现实,生活无非是《擅入》的故事里,琳在漫步过程中不管孢子会钻进胃里致癌,不管布拉舍尔-素帕丽特靴子是不是掉进了蕨草,不管30年代金德·斯考特非法入侵事件,“我告诉你了,我只是想喊一声。”喊一声就是原因,喊一声也是结果,喊一声是目的,喊一声也是过程;现实也无非是《画师》里的那个工匠,只选择和自己所画的母马在一起,“十二年来,她一直是他的伴侣,她能毫不费力地理解他,从不留意他们俩在森林中独处时他嘴巴里发出的噪音。”而所谓的政治便是《东风》里不戴避孕套却也不调情的男女,体育丑闻带来的疾病刚好免除了危险,与爱情无关,与欲望无关,与隐喻无关,“这窗外的景色总是佯装成一成不变的样子。不过呢,从前倒有一排木屋住了视线。后来有人把木屋烧了个精光。”

总之,脉搏还在跳动,话题还在讨论,剥了皮的荔枝会找到同谋的关系,毛衣上的花纹不断翻新,土壤测试器会知道花园里到底有没有土,狐狸、猫和松鼠会接着碰翻陶烤炉的盖子,2+2=4,上帝住在天堂,天下可以太平,大脑用来性交,所有的现实,“也许有五分之一的机会”。

道林·格雷的画像

编号:C37·2170619·1396
作者:【英】奥斯卡·王尔德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7年01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5.60元
ISBN:9787533946838
页数:248页

“如果永远年轻的是我,而变老的是画,那该多好啊!为了这个,我愿献出这世上我拥有的一切!我愿以我的灵魂交换!”少年格雷的话一语成谶,但是永葆青春的背后却是放纵的欲望,却是覆水难收的罪孽,当他最终举刀向画像刺去的时候,并非是一切的终结:《道林·格雷的画像》1891年出版后受到抨击:“一本有毒的书,充满了道德与精神沦丧的臭气。”评论家们纷纷称道林·格雷为“恶魔”,最终王尔德被判“严重猥亵罪”入狱两年。犯罪、惊悚、男主人公之间的暧昧情愫……这个构思精妙、想象丰富的故事背后是王尔德关于艺术、爱情和人生的洞察。在一百年多后的今天,我们惊奇地发现王尔德写在书中的一句话可谓该事件的注解:“世人所谓的不道德之书,其实展现了世界本身就有的耻辱。”


《道林·格雷的画像》:我怕的是死亡的临近

真悲哀啊!我会变老,变得可厌可怕,但这幅画将会永远年轻,永远停留在六月这特别的日子里,不会变老……如果能反过来就好了!如果永远年轻的是我,而变老的是画,那该多好啊!为了这个……为了这个,我愿献出一切!对,我愿献出这世上我拥有的一切!我愿以我的灵魂交换!
——《第二章》

精致、高贵、典雅的画框只露出一角,一张关于青春的画就是一个男人的秘密,它在那红色帷幕的后面,被隐藏,被遗忘,是不是在保存着一种永恒的美?镀金的西班牙皮革做成的屏风挡在前面,然后拉上窗帘,关好百叶窗,最后锁好房门,一层一层,似乎要把一幅画包裹在最黑暗的地方,禁锢在无人看见的世界里,但是当画像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变成一种永恒?永恒而存在,是因为不被人看见,但是当一个人面对他的时候,画像为什么会出现奇形怪状的影子?当西比尔自杀之后,画像的嘴角为什么会流露出残忍?当画家巴兹尔被杀死,为什么画像上的一只手会渗出黏湿亮晃的恶心红色露滴?当詹姆斯被猎枪误杀,为什么画像上的污渍会像可怕的疾病爬上皱巴巴的手指?

红色的血,映衬着红色的帷幕,里面的红色,外面的红色,正在发生的红色,正在被遗忘的红色,其实都是红色的死亡,污渍,血迹,而且还在滴落,不会老去的画像如何呈现出这样的变化?而所有的变化是因为它的面前站着一个人,一个隐藏它而又揭开它的人,一个用肉体和艺术对换的人,一个害怕死亡却又制造死亡的人。当被揭开、被看见,假象的永恒变成了现实的可变,艺术的永恒变成肉体的可变,在永恒和可变之间,似乎只有死亡才具有两者的特点:可变的死亡,永恒的死亡——当那把沾着血迹和罪恶的刀刺向画像的时候,却是刺向了道林自己,“它会杀死过去,而过去一旦死了,他就自由了。”自由是永恒,美是永恒,可是在一个肉体之上,永恒如何可能?唯有死亡,才能成全所有的欲望,才能洗净罪孽,才能让画像用不打扰,而肉体之死,在被置换的场景中,就像道林最初的愿望一样,也是灵魂之死。

“一切艺术皆无用。”艺术之死,就是无用之死,当没有不可原谅的崇拜,当没有了制造者的狂热,当没有了能照见自己的镜子,甚至当最后刺死了画像中的自己,还有什么是艺术的表现形式,还有什么是美的载体?无用的艺术是如何诞生的?或者可以在《序言》中找到其推理的过程,“艺术家是美的事物的创造者”,艺术家创造了艺术,所以艺术家制造了美,但是,“呈现艺术,隐去艺术家是艺术的目的。”把艺术家隐去,其目的就是只留下艺术本身,只留下美本身,当艺术的作者不见而只留下美的艺术的时候,艺术已经交给了艺术家之外的人,“懂得美的事物仅仅意味着美的人,才是上帝的选民。”需要有懂得美的人,这是艺术之美成为有用之物的条件,但是必须加上另一条:“制造出有用之物的人是可以原谅的,只要他不崇拜它。”而艺术之外的另一个人是观众,“艺术真正反映的是观众,而不是生活。”观众就是艺术面前的人,面对面,就像站在镜子前面能立刻发现美还是不美,而如果是艺术之美变成无用之物,那一定是观众,是镜子前面的人,将它变成了无用之物,“制造出无用之物的唯一借口,就是制造者狂热地崇拜它。”所以在没有了艺术家,在观众制造了狂热的崇拜中,最后的结论是:一切艺术皆无用。

但是无用只是在实用意义上缺席了作者和观众,无用为什么最后会成为一种死亡?或者当死亡以红色降临的时候,是不是艺术之美达到了真正的无用?死亡,一定是一场悲剧,而死亡的悲剧意义却又在艺术的世界里制造了另一种的美——艺术和美的悖论,在这样一种推理过程中变成了可能:美制造了无用,无用制造了悲剧,悲剧又变成了美。在这样的循环中,生存和毁灭,道德和罪恶,青春和死亡,灵魂和肉体,也在悖论的意义上变成了“一切艺术皆无用”的阐释主题。

所以当道林提出让画像变老,而使自己的肉体呈现不变的青春时,这个悖论其实已经启程了,它将抵达的是美,是艺术,但一定会经过观众的崇拜,经过镜子前的面对,经过血滴的悲剧,最后是走在永恒意义上的死亡。而在悖论启程的开始,一定要有一个作者:画家巴兹尔,一定要有一件艺术品:道林·格雷的画像,一定要有观众:道林·格雷自己,或者还有亨利·沃顿勋爵,还有爱上他的男人,爱上他的西比尔——他们组成了对于艺术之美的观众群体,而正是这种群体性的崇拜,使得艺术渐渐变成了无用之物,渐渐走向了悲剧。

画家巴兹尔看起来是画像的唯一作者,他创作了这一幅画,作家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单向的,但是在这幅特殊的画像里,巴兹尔不仅仅是一个独立于画像之外的作者,他实际上把自己也画入其中,也就是说,“我在这幅画里倾注了太多的自我。”他喜欢道林,他甚至爱上了道林,在道林的肉体里,他看见了青春,看见了美,而这种青春和美也映射到自己身上,仿佛道林就是另一个自己,“每一幅画家用感情所作的肖像都是艺术家本人,而不是坐在那里的模特。模特只是提供了一种偶然或者诱因。画家在彩色画布上所表现的是画家本人,而不是模特。我不想展出这幅画的原因在于:我恐怕在画中表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

也是秘密,而这个秘密就是对于个人主义的维护,“才貌超群者往往背负宿命的悲哀”,这是巴兹尔在亨利勋爵面前谈论的一个论点,在他看来,亨利勋爵的地位和财富,自己的才智和艺术,道林的青春和容貌,就是上天赐予他们的才貌,而这些都无法实现永恒,因为无法永恒就是一种宿命,而宿命最后都会走向悲剧,“我们都得为此付出代价,可怕的代价”。到底是什么代价?巴兹尔其实看到了那些崇拜的观众,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画作作为一种艺术,创造了全新的风格,实现了全新的突破,“没有什么是艺术表现不了的,我也知道,自从遇到了道林·格雷,我所完成的作品都很好,都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但他的人格魅力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向我指明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全新的风格模式。”这是一种有用之物,是浪漫主义的激情,是希腊精神的尽善尽美,是灵魂和肉体的和谐统一,但是当观众开始崇拜,就意味着这种美会被“疯狂地分离”:“创造出一种粗俗的现实主义和一个空洞的理想。”那个时候,不仅自己的这幅画像会成为无用之物,连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道林作为一个美的化身,都将化为乌有,“别从我身边夺走一个赋予我的艺术一切魅力的人,我的艺术家生涯还要靠他。”

巴兹尔的观点体现了一种浪漫主义,但是在个人中心的浪漫主义,它拒绝观众,拒绝崇拜,拒绝被窥视的自己,也就是拒绝平庸的现实主义,“我十分认同英国反对所谓上层社会恶习的民主风潮。民众觉得,酗酒、愚蠢、伤风败俗是他们特有的财产,我们中间要是有谁干了蠢事,那就好比入侵了他们的领地。”而这也正是个人式的浪漫主义最危险的地方,它是完美的,却也是脆弱的,它是高傲的,却也是孤立的。而对于有着地位和财富的亨利勋爵来说,他生活在世俗世界里,同样渴望青春和美,渴望艺术,但是,在他那里,艺术呈现的美是一种享乐主义,他对巴兹尔说:“你所告诉我的事确实很浪漫,或许可以称作艺术的浪漫,而任何浪漫的最坏之处,就是置人于不浪漫的境地。”为什么浪漫会变成不浪漫,因为在他看来,巴兹尔的自我欣赏,就是在割裂艺术美和功用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割裂就是不道德,“因为影响一个人,就是把自己的灵魂给他。他就不会依从自己的天性思考,或让自己天性的激情燃烧。他的美德不真的属于他。他的罪孽,要是有罪孽存在的话,也都是借来的。他成了别人音乐的一个回声,一个并非为他而写的剧本中的演员。生活的目的就是自我进步,要完全释放自己的天性——这是我们每个人来到人世的目的。现如今,人们竟怕起自己来了。”怕自己被观众崇拜,怕自己被别人分享,这就是一种享乐主义的不道德,而享乐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展现自己的美,展现自己的青春,而展现的意义不是自己一个人欣赏,不是像巴兹尔那样不把画像公开展览,而是向自我、向观众开放,“世界真正的神秘存在于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是啊,格雷先生,诸神眷顾你,但诸神赐予你的,他们很快会再取走。你可以真实、完美、实在地生活的时间只有几年。”

独享、分享,“无所畏惧……一种全新的享乐主义——正是我们这个世纪所需要的。你可能就是其实实在在的象征。凭你的个性,你无所不能。世界只有一个季节属于你……”而这种享乐主义在道林那里,就应该是,“靠感官拯救灵魂,靠灵魂拯救感官”,而这种灵与肉的结合就是一种所谓的道德,而其实,亨利是用不道德来构建道德,那是男人的道德,是富人的道德,是享受的道德,当道林爱上了西比尔并和她订婚的时候,亨利认为,“女人是一种装饰性的动物。她们从来无话要说,却总说得让人着迷。女人代表着物质战胜了思想,正像男人代表着思想战胜了道德。”正是站在男人的道德立场,所以他总是俯视女人,俯视爱情,而站在制高点的道德就变成了一种自我享乐的和谐,“‘善’,就是要与自身和谐。”——“穷人的真正悲剧在于,除了自我否定,他们什么都负担不起。美丽的罪恶,就像一切美的东西一样,是富人的特权。”当西比尔最后自杀的时候,亨利却告诉道林,死亡制造的是悲剧,就是一场戏,而享乐主义的人只是冷静的观众,而不是演员,“如果这些美感真有艺术性,那么整个悲剧就只会吸引我们去关注戏剧性效果。突然,我们发现自己不再是演员,而是这出戏剧的观众,或者不如说两者都是。”

巴兹尔的个人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亨利道德制高点的享乐主义,在道林那里就变成了混杂着的唯美主义。这种唯美主义首先是身体意义的,他风流倜傥,他嘴唇绯红,他线条匀称,他的眼睛清澈透明,他的头发金黄柔卷,远离一切世俗的玷污,他是坦诚、纯洁和热情的,所以巴兹尔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喜欢他,亨利以享乐主义的角度爱上他,而演员西比尔在他身上找到了神圣的爱情,对于一个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她在道林给她带来的爱情中发现了一种伟大的美,“爱情比钱重要”,所以会爱得义无反顾,所以会在伤害时走向死亡。而对于道林自己,他也欣赏自己的身体之美,但是他对于身体却有着害怕,害怕自己会变老,失去青春,所以当巴兹尔给他画了画像,他的理想是活着的自己和画像进行对换,让画像在岁月中变老,而还来自己的肉体永不变老。

这当然是一种象征,道林的唯美主义是为了维护纯洁、天真和浪漫,是为了永葆青春、艺术和美,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当成了一件艺术品,只有艺术品可以永恒,所以一个人也必须在这样的艺术世界里永恒。但是这种象征无法在现实里实现,他会变老,他会死去,他会腐朽,美将不在,灵魂将不在,甚至肉体也将不在,正是这种不在带来的恐慌感,所以他要摧毁那些不美的东西,摧毁短暂的意义,摧毁世俗的一切。

而制造死亡是他保留美的唯一法则,在道林的唯美主义世界里,他制造了四次死亡,直接的或间接的,亲历的或看见的,只为一种美的存在。他在剧场里爱上了西比尔,和她约会,和她订婚,看上去是一种爱情,甚至西比尔被道林命名为是一个神圣的人,而其实身为演员的西比尔似乎给道林提供了一种镜像,“她简直天生就是个艺术家。”所以他把爱情看成是一种艺术和美的表达,“我爱西比尔·文恩。我要把西比尔置于金色的宝座上,看着整个世界膜拜我的女人。什么是婚姻?婚姻就是一个不可变更的誓言。你因此而嘲笑婚姻。啊!可别笑。这正是我要立下的不可改变的誓言。”正是如此,这种艺术和美就必须面对观众的崇拜。道林到爱情推到了虚幻的制高点,也是他将艺术推向了死亡的深渊,当那次演出时西比尔表演恨拙劣的时候,他立刻觉得她已经从美的高度跌下来,从艺术家变成了平庸的女演员,在他面前,“今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罗密欧是丑陋、年迈和虚假的;意识到果园里的月光是假的,布景庸俗的,我不得不念的台词是不真实的,不是我的话,也不是我想的话。你给我带来了更高尚的东西,让一切艺术成为它的镜像。”在他看来,表演爱情已经变成了对爱情的亵渎,平庸的女人扼杀了艺术和美,也扼杀了爱情。

奥斯卡·王尔德:唯美画像里的人生

西比尔在悲伤中选择自杀,而这样的死亡虽然不是道林直接制造的,但是却是死在他的唯美主义中,而当西比尔死去,一开始他怀着愧疚的心理,但是在亨利享乐主义的影响下,他无情地将西比尔的死亡看成是另一种艺术,那就是悲剧,“我必须承认,这件刚发生的事并没有对我产生应有的影响。对我来说,它似乎只是一出美妙戏剧的美妙结局。它具有希腊悲剧所有可怖的美,我是这场悲剧的主角之一,但没有受到伤害。”像亨利一样撇出了他人的道德,在悲剧之上发现了美,而死去的西比尔反而又成为了一个艺术家,只不过用生命拉演绎道林的这出悲剧,对于西比尔来说,实在太残酷了。道林甚至在巴兹尔面前谈论西比尔的死,“她身上有一种殉道者的精神,她的死具有殉道所有的那些悲哀的无用,所有被荒废的美。”

道林把这样的认识看成是从男生到男人的转变标志,“我有了新的情感、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我与以前不一样了,但请一定同以前一样爱我。”而这种成长也是受到了亨利的影响,那本黄皮书是道林走向另一条道路的开始,他在书里看见了一个巴黎青年,一个迷恋自己美的人,也迷恋灵顿堕落的人,这是“以崇拜美来使自己完美”的典型,而这种典型的意义更具有唯美主义,因为罪恶也变成了美,“它要教会人珍视生活的一个个瞬间,而生活本身就如同一个瞬间。”而正是这种泛化的美让道林开始寻找生活的刺激,他研制香水,他沉迷音乐,他观看悲剧上演,他迷恋珠宝和刺绣,甚至对教会的祭衣也情有独钟,更可怕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熟知各种奇怪的下毒手段——头盔、点燃的火把、刺绣手套、宝石扇子、镀金香丸和琥珀手链,都让道林感受到了一种美。

这是变态的美,这是罪恶的美,而这种美完全从最初对于肉体的自我享受变成了对于灵魂深处恶的挖掘,所以当他邀请巴兹尔来到自己的房间,拉开画像让他看自己的灵魂时,巴兹尔看到的是一张好色之徒的脸,一双魔鬼的眼睛,而这个已经开始蜕变的画像早已经不是巴兹尔浪漫主义的化身,所以对于道林来说,邀请巴兹尔不是为了分享这一种丛林滚深处涌现的罪恶之美,而是要杀死当初的那个自己,而唯有杀死作者,才能使自己完全实现蜕变。“那位朋友,是他画出了一切痛苦之源的致命画像,已经毙命。这就够了。”作者之死,用刀子只是刺杀了他局部的身体,他还以逼迫的方式叫来了自己的朋友、化学家艾伦,让他用科学的方式毁尸灭迹,让作者彻底消失。

这当然不是科学的胜利,就像亨利所说的那样,科学拯救的仅仅是我们无法达到的哲理,也就是享乐主义已经在科学的幌子下变得直接,而科学和哲理的关系,就如感官和灵魂的关系,它们需要相互协作,一起抵达享乐主义的终点,“靠感官拯救灵魂,靠灵魂拯救感官”,这就是道林的秘诀,“在鸦片窝点,可以买到遗忘;在恐怖之巢,可以用新罪孽的疯狂来毁掉旧罪孽的记忆。”而这是这种堕落,他遭遇到了第三种死亡,西比尔的弟弟詹姆斯之死。

道林为什么会越来越陷入到罪恶的深渊?靠感官拯救需要的是欲望满足,靠灵魂拯救需要的是罪恶刺激,这是双重的灾难,“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有时候,犯罪的欲望,或世人眼中的犯罪的欲望,会强烈支配一个人的天性,以至于身体的每一根纤维和大脑的每一个细胞,都似乎本能地产生了可怕的冲动。”失去自由意志而无法控制,别无选择而扼杀良知,但是对于道林来说,他其实内心还有道德感,还有善与恶的区分,只是很微弱,所以当他在鸦片交易的时候遇到西比尔的弟弟詹姆斯的时候,他才会害怕,才会恐惧,才会对西比尔之死的忏悔心态,但是这种微弱的畏罪状态却找到了庇护所,那就是自己未变的青春容颜,让詹姆斯觉得自己认错了人,这是“青春的面具救了他”,但是虽然没有被他报仇,但是道林却陷入到恐慌之中,他总是看见有人监视着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猎杀、诱捕和跟踪。

一种幻觉的产生,是灵魂陷入到了深渊,又渴望被人解救出来。而当詹姆斯被人误当成猎物而枪杀的死后,道林感觉到了一种解脱,“他知道,自己安全了。”而这种安全只是表面的,因为在内心深处,道林已经无法从彻底的罪恶中得到救赎,尤其是亨利还认为至美的道林根本不会去犯罪,“一切犯罪都是庸俗的,恰如一切庸俗都是犯罪。道林,你天生没有犯谋杀罪的品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道林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个符号,自己世界里不曾老去青春的符号,亨利信中永远是美的符号,而符号的意义就是艺术呈现出来的无用,就是在观众的崇拜中,在狂热的自我镜像中,成为一种虚无。《哈姆莱特》上的那句台词是“就像悲伤的画像,有脸,无心。”当道林的肉体和画像进行置换之后,其实有脸无心的不是那张陈放在秘密之处的画像,而是这个不老的道林本人。

他渴望改变自己迎接新生活,所以他没有让乡下姑娘赫蒂神化他而成为第二个西比尔;他袒露了自己杀死了巴兹尔,尽管没有被亨利相信;他摧毁了那面让他在青春的容颜中自足的镜子。所有的一切都是道林自我拯救的努力,但是这一切的真正源头是那副画像,因为他和画像置换的过程中,他真正的肉体和灵魂已经变成了画像的一部分,他的艺术和唯美也是画像的终极表达,所以当他打开密室,当他解除屏风,那副画其实就是自己生动的原型,苍老,颓败,邪恶,以及从手指、脚上滴落的可怕的血,他在画像前忏悔,是向真实的自己忏悔,他杀死画像,就是杀死那个自己,“画像就像是他的良心,是的,它就是他的良心。他要毁了它。”

第四种死亡降临,从西比尔的爱情之死,到巴兹尔的作者之死,再到詹姆斯的威胁之死,最后是自我画像之死,道林制造了每一种死亡,而他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死亡,当西比尔成为平庸的演员的时候,在道林看来是一种理想艺术的死亡,于是他害怕;当巴兹尔发现自己的画像已经变成了罪恶的符号时,在道林看来是善良之死,于是他要毁灭;而当詹姆斯拿着枪要报仇的时候,对于道林来说,是一种肉体面临的恐惧,所以他需要安全。“我怕的是死亡的临近”,而当他终于将刀子插向画像的时候,死亡的悖论就无可避免地降临了:画像早已经是那个自己,刺向画像不是让作品死亡,而是自己抵达了死亡。画像是艺术作品,而自己自始至终都是那个被崇拜,被异化,被想象的作品,于是,他死变成了自死,自死既是肉体之死,也是灵魂之死,既是唯美之死,也是享乐之死,即使瞬间之死,也是永恒之死,于是置换重新完成:

他们进到屋内,发现墙上挂着一幅主人光彩夺目的画像,与他们上次见到他时一样,神奇地保持着极致的青春和美丽,真是奇迹。地板上躺着一具尸体,穿着晚礼服,心脏部位插着一把刀。他形容枯槁,满脸皱纹,面目可憎。直到看了死者手上的戒指,他们才认出他是谁。

七杀简史

编号:C59·2170611·1394
作者:【牙买加】马龙·詹姆斯 著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7年04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59400239
页数:752页

“死者永远不会住嘴。也许因为死亡根本不是死亡,只是放学后的一场留堂。你知道你从哪儿来,始终还是要回那儿去。”这是七次杀戮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罪恶、暴力、秘密的编年史。牙买加,1976 年12 月3 日,大选在即。七名枪手闯入一位国民级雷鬼歌手家中疯狂扫射——歌手原定于两天后举办一场和平演唱会。歌手逃过一劫,但身受重伤,枪手则全部逃逸。这一扑朔迷离的真实事件,将通过76个虚构角色之口重现,贫民窟的孩子、毒贩、枪手、《滚石》杂志记者、妓女、黑帮老大、中情局特工,甚至鬼魂……他们开始诉说,但是当“死亡根本不是死亡”的时候,也许一切都是为了走向另一个终点,“人也许不认识人,但灵魂认识灵魂。”


《七杀简史》:死。听着像是完成时

他看的不是和平,而是你。你逃跑了两年,但他找到你了。你是傻瓜。他找到你了。笨女人。你没有逃离1976年12月3日,而是一头冲了进去。你从来不知道12月4日,也不知道4月20日,你只知道12月3日。这一天永远不会结束,除非他来结束它。
——《影子舞蹈》

为什么必须逃离1976年12月3日?为什么从来不知道12月4日?为什么两年的时间“从直线变成环圆”?Shadow Dancing,英国歌手安迪·吉伯的专辑《影子舞蹈》在1988年被播放的时候,还有多少人会和金·克拉克一样,无法真正走向大门口?路上传来的警笛声,一把枪赫然出现在面前,一个紫色行李箱可以从牙买加走出,可以飞抵美国,可以把“上帝创造的那一天在那天之内的所有可怕事情”都丢在一边,但是那个“别读它”的男人名字,总是出现在没有记忆的时间里?

和《影子舞蹈》一样,成为无法抹去的一部分,DJ再也不肯放安迪·吉伯的歌曲,连《你应该跳舞》也没有了,有的只是一部叫做《贝多芬小姐的启蒙》的美国情色电影——“我学会了应该学会的东西”,于是逃往美国变成了另一种假设,离开变成了可能再度回来的行动,环圆的不是记忆,不是时间,不是影子舞蹈,而是那根1988年放在歌曲专辑的留声机里划过的指针。一圈一圈,从中间扩向外边,黑色的轮廓分明,只是在最内部是一个空心的圆——专辑的名字就写在上面,如影子,如舞蹈,在去除了直线式逃亡之后,又返回到了那个叫牙买加的国家。

一半却是被切割的,宛如时间的直线,总是人为地区分12月3日和12月4日,宛如金·克拉克的名字,总是人为地区别了命名的前和后:“这是我第三次不假思索地叫自己金·克拉克,就在我需要叫自己金·克拉克之前,或者在说完快看之后叫自己金·克拉克。”一个名字和那个“操”,和那个“该杀”,以及那个指针以环圆的方式划过《影子舞蹈》一样,都变成了一种命名,而命名的意义是天然分开了时间,分开了12月3日和12月4日的时间,分开了1979年和1976年的时间,分开了牙买加和美国的时间,分开了金·克拉克之前和之后的时间。

天然分开却无法逃离,金·克拉克或者可以叫做妮娜·伯吉斯,或者已经在1979年之后的生活里,或者再也听不到安迪·吉伯的《影子舞蹈》,但是那篇不同字体的报道却还在眼前出现,还在时间里重生:“从演唱会到社区建筑的一年后”。标题的上面是关于4月20日的生日星象,“你是白羊座,上升星座是金牛,情绪将指引你……”标题的下面是12月3日险遭暗杀之后的他,“街头的战争和苦难已经太多太多,现在该考虑和谐共存了。”生日星象之后是“翻页”,而1976年的暗杀之后呢?是继续:继续的报纸上有“演唱会只是起点”的消息,有“今年初到现在三百多起谋杀起源于政治原因”的报道,有政治活动家在演唱会上握手的插图:从左至右是青年与运动部部长、劳动党政治活动家、“罗爸爸”和民族党政治活动家。但是那张照片上为什么出现了一个女人,站在罗爸爸旁边的女人,站在戴墨镜男人旁边的女人?

她在1976年之后的报纸上,她在12月3日的时间里,她在《影子舞蹈》划过轨迹的指针里,于是在金·克拉克对面的白种男人那里,一张报纸燃起了火焰——不是永远的消灭时间,而是把一个女人重新安排在无法逃离的时间里,《影子舞蹈》在继续,从1988年返回到1976年,从12月4日返回到12月3日,就像时间,“烧出一条安全的通道,要前进就必须凿穿。”1976年,12月3日,时间不再翻页,它停留在指针落脚的地方,在不叫金·克拉克的现在,在七次杀戮的那个房间里。

但是,时间并不是一种永远停留在那里的固定状态,12月3日之前的日子叫12月2日,距离1976年的牙买加大选还有两周时间,当然,距离这一年结束也还有三个星期,甚至,时间的最重要意义是距离雷鬼歌手的“微笑牙买加和平演唱会”只有一天时间。在这个还没有发生事情的重要时间里,妮娜·伯吉斯还没有离开,还没有站在男人的旁边,还没有叫金·克拉克,但是当过前台、目前无业的她却去过了贫民窟,却看见了暴力,却知道了“社会主义总理的新主义是逃跑主义”,却也开始讨厌政治但不得不体验政治,“你不体验政治,政治就来体验你。”只是一个妓女,一个想在晚上跳进一辆奔驰或者沃尔沃汽车的妓女,一个沿着希望之路驶向爱尔兰镇的妓女,一个渴望新金斯顿的商人或外交官强奸自己的妓女,“假如我站在橙色的路灯下,掀起裙子,让灯光照亮我的草丛,也许会有人停车。我很饿,想撒尿。”

这或者就是一种体验,当在暴力中受伤的父亲不再说话,当贫民窟的人都活在自己的牙买加里,体验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学会像社会主义总理一样成为逃跑主义者。妮娜·伯吉斯在进入贫民窟的时候,或者也看见了十四岁的“砰砰”在体验政治,当自己的父亲被枪杀,当自己的母亲被打死,还有什么比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更能体验那一种1976年的政治?“我还知道我通常睡一张帆布床,我知道我妈是妓女,老爸是贫民窟里最后一个好人。”理想是去录音室录歌,唱一首热门金曲,但砰砰却始终无法找到自己应该走的那条路,不管是在哥本哈根还是在八条巷,他都看不到边界,因为“边界都会像影子似的跑到你前面去,直到整个世界都变成贫民窟,而你只能等着。”

另一种“影子舞蹈”在贫民窟里提早发生,当死亡变成砰砰体验到的政治的时候,他的手里握着一只枪,十岁时就已经开了第一枪的砰砰,在十四岁这一年又拿到枪,体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要发生重要七次杀戮的1976年,是无法逃离的12月3日,“你的生活中有了枪,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枪是证明自己活着的武器,枪也是自己父母被杀死的证据,生和死都归结于和枪有关的杀人事件,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贫民窟的宿命?歌曲无法让他逃离贫民窟,逃离杀戮游戏,那么只有用枪,而“砰砰”的名字就是那枪打响的时候子弹射在身体上发出的沉闷声音。

“哦,耳朵不太好使。砰砰砰太多了,明白吧?”那个早已死去的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为什么在死后还能听到太多砰砰的声音?这其实是和过去的死亡有关的时间,一个前政治家在1962年突然死去,那种死亡的声音仿佛在牙买加的国家身体里打开了“神性的空洞”,但是这种神性的空洞只是砰砰从牧师那里听到的关于梦想破灭的死亡,“1972年和1962年不是一码事,人们只能压低嗓门,因为他们不能高喊,亚瑟·詹宁斯突然死去,同时带走了梦想。”这十年是不是已经变成了过去,是不是在砰砰中变成了新的政治体验,其实,在每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总是看见自己身上的死亡,就像牙买加这个国家里的死亡一样,变成了一种自己可以看见的疾病:1966年的时候,当有人从南部海滩的一家酒店里将他推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的时候我赤身裸体,我睁着眼睛,但眼珠的棕色已被洗去,我的脖子软瘫,后脑勺碎裂,阳具竖立,酒店员工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个。”

当自己看见自己的死亡,当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时间一定在发生事件之前就已经打开了那扇门,或者,所谓的死亡根本不是死亡,它只是从一个地方来又回到那个地方去,“而你只是死了。”所以死亡,听着像是完成时,其实是忘了写成进行时,完成时的时间在1966年,在南部海滩混杂着血液的尘土里,而进行时的时间在“死者永远不会住嘴”的1976年,在看见自己的“我”的叙述中——74个虚拟人物在“七杀简史”中说话,他们都是我,而“我”作为第一人称,就是把所有完成的时间变成了正在进行的时间,宛如死亡。正在进行的时间甚至在如金·克拉克的那条环圆的轨迹里,它到来它离去,它离去它又到来,它和生者交谈,它在生者上面,它会醒来,“我没有棺材的记忆。”而死亡的唯一意义便是在滑进其它灵魂的时候,“逝者从逝者中学习”,然后从1966年到1976年,然后从两年前到两年后,然后从10岁的枪到14岁时的枪,然后从1976年的杀戮到永远发生的杀戮。

所以在12月2日的时间里,总是会传来砰砰的声音,总是会有一个又一个的砰砰拿到一支枪,总是会有帮派的成员进入到歌手的家中,也总会有人以和平演唱会的名义开始政治体验。新的选举之前,哥本哈根和八条巷,警长杀手和黑社会帮派,以及劳动党和人民民族党,似乎都和砰砰一样等待着《影子舞蹈》在这个国家里上演。“这就是贫民窟。理性是富人的。我们有疯狂。”当国家体系的“巴比伦”找到疯狂的贫民窟人员,当雷马被夹在劳动党和民族党之间,当乔西·威尔斯不信任任何主义,当罗爸爸愿意为歌手吃一颗子弹,当牙买加的犯罪已经失控,那个所谓的和平演唱会又有什么意义?1972年人民民族党得到了选举胜利,当1976年再次面临选举的时候,其实所有人都无法在一条直线的时间里看见被截然分开的生与死。

“我看见和平,听见和平,知道和平不会持久。对我来说如此,对他来说如此,对金斯敦来说如此,对牙买加来说如此。”和平里有指针在环圆里走动的歌曲,有太多的砰砰声的枪,有七次有关的杀戮,但更多是消灭了时间意义的死亡,乔西·威尔斯说:“因为明天我要处理掉几个人。再过一天我就会处理整个世界。”德缪斯说:“我杀了三个,杀满十个之前是不会罢手的。他问为什么是十个,我说因为十听着像个上帝会看重的数字。”而罗爸爸说:“一旦你爬到山顶,全世界都有可能朝你开枪。”一个唐中之唐的帮派老大,其实面对更多的死亡,而当他要制止那场闯入歌手家里的杀戮的时候,却发现,砰砰在内的七个人注定无法逃离一种宿命。

马龙·詹姆斯:“神性的空洞”里认识灵魂

七个人之前是八个人,在之前是九个人,一个来自雷马,两个特伦奇镇,三个丛林,三个哥本哈根城,然后九个人变成了八个,八个人变成七个,七个人二十一支枪,八百四十发子弹,然后呢?罗爸爸说:“公元1966年。所有事情都发生在安息日。”而那八百四十发子弹也根本不是为了在12月3日晚上闯入歌手的房间,因为在1980年的大选年一共有889人遭到谋杀。所有的事情发生在安息日,当上帝在第七天休息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了杀戮,就没有了死亡?而那只不过看上去像是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在1966年死亡时牧师所说的“神性的空洞”。所以在12月2日还没有走到时间节点的时候,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在死亡10年后说:“死亡有死亡的气味,杀人者也有杀人者的气味。我的死亡由两个人完成,一个人下令,另一个人实现。”

这一天才刚开始,但已经死了。而在12月2日之后的12月3日呢?妮娜·伯吉斯听说了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去报警说她被强奸了,但警察不相信,于是又强奸了她。”罗爸爸离乔西的家还有四十码的时候,被四个人打伤,然后在第三次醒来时发现了监狱牢房的三面石墙;德缪斯在完成了充满刺激的杀戮计划后却被拉斯塔教徒围住;砰砰在吸食了白粉之后完成了杀人,却在恍惚中看见有子弹追来,“天色很暗,我想逃跑,但我的脚被捆在一起,双手也是。我只能蹦哒,于是我蹦哒,乔西·威尔斯大笑。”一切正在发生,像死亡一样以进行时的方式上演,“第一声枪响过后,大选年就拉开了帷幕。”而歌手没有死去是不是意味着计划的失败?而七个人最后在子弹的追击中看见如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一样“神性的空洞”,是不是另一种死亡的开始?

那一天,歌手离开了牙买加,那一天,枪声砰砰响起,那一天罗爸爸被打进了监狱,那一天七杀手体验了死亡,而那一天,《滚石》记者阿历克斯·皮尔斯离开了杂志社,因为他闻到了牙买加臭气熏天的狗屎味:“假如狗屎没从某个方向砸下来,因此真相很可能离它不远,牙买加人对此有个说法:就算不是怎样,也差不多就是怎样。我一丁点儿也不相信歌手有可能卷入任何诈骗案,他妈的完全是胡扯。但我很确定有人拉了屎,弄得家里臭气熏天。”而这一天只不过时间意义上的这一天,它的前面是1976年12月2日,而它的后面呢?是1979年2月15日的“影子舞蹈”,是“1985年8月14日”的“白线/美国的孩子”,是1991年3月22日的“音乐小子杀戮”,当时间被分野的时候,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就如被自己命名叫金·克拉克的女人所说:“你没有逃离1976年12月3日,而是一头冲了进去。”

因为满屋子都是狗屎的臭味。妮娜曾经在1976年12月3日发生“深夜伏击”的时候,离开了牙买加,她没有在和平演唱会上鸣枪警告,没有和革命者切·格瓦拉睡觉为他生孩子,没有用自己的阴道去争取任何革命,在她的世界里,她只想到命名,只想到逃离,“签证是车票,拿到签证就能离开民族党即将带到这个国家来的地狱。”离开这个国家,离开和平演唱会,离开七次杀戮,离开拉斯塔教徒的男友,也快离开了妮娜·伯吉斯的名字——她的离开是因为去往一个叫美国的世界。

离开和抵达,其实也是一种环圆的线路,在1976年,中情局驻牙买加情报站站长巴瑞·迪弗洛里奥不是来到了牙买加?《滚石》杂志的阿历克斯·皮尔斯不是在牙买加?还有大爱医生,不是也和帮派的乔西·威尔斯在一起?实际上,在这场所谓的选举中,美国势力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政治走向,“中情局盘踞在这座城市中,沉重的屁股留下了冷战的汗渍。”而以七杀的方式制造袭击歌手事件,无非也是美国操纵的结果,1972年获胜的人民民族党把牙买加送进了天堂?六十年代执政的劳动党把贫民窟“屎尿横流的肮脏地方变成了建筑物”,难道就是一次进步?其实正如罗爸爸所说:“凶恶无法与阴谋匹敌。凶恶无法与邪魔匹敌。我看着、坐视他们将我赶下神坛,因为政治现在是一种新游戏了,需要的也是另一种玩家。”而现在在第一声枪响之后拉开的大选,其实就是美国的渗透,甚至是操纵,当约翰逊的政府用枪指着牙买加总理让他成为逃跑主义者的时候,当乔西·威尔斯和美国政客相互勾结的时候,当大爱医生策划类似炸毁包括整个古巴击剑队和朝鲜人的飞机的暗杀行动的时候,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人民民族党的社会主义,不喜欢牙买加在大选之后成立像古巴卡斯特罗一样的政府。所以12月3日的杀戮其实是反杀戮,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在死后的神性空洞里说:“他们有七个,你以为他们是启示录里的骑士,但他们只是带着砍刀的男人,能闻出你身上的恐惧,他们根本不需要追赶你,只需要等着你一头撞进来。”

一头撞进来的时候已经是1976年12月3日之后了,那个已经逃离牙买加来到美国的金·克拉卡说:“大选过去两年了。牙买加没有变得更好或更坏,只是找到了办法保持原状。你无法改变这个国家,但你或许能够改变自己。”和平没有到来,死亡却一直在发生,当罗爸爸从监狱出来,他看见的是所谓巴比伦的虚伪,“巴比伦是国家,巴比伦是狗屎制度,巴比伦是压迫者,巴比伦渗透了警察队伍。巴比伦厌倦了等待,于是把猫的首领和狗的首领关进大牢,让他们快互相残杀,但监狱里洋溢着另一种能量。正能量。”当阿历克斯·皮尔斯离开了《滚石》,他看到的是虚伪的和平:“第一场演唱会是为了和平,第二场是为了抽水马桶。”没有了砰砰,没有了德缪斯,也没有了七个杀手,甚至也没有了歌手,有的是认为“从1967年到现在,这个国家的变化堪称翻天覆地”的巴瑞·迪弗洛里奥,有的只是拉斯塔法会的十二支派分会,有的只是劳动党和民族党的空谈,有的只是“你的好时光就是某人的坏时光”的乔西·威尔斯。

“人也许不认识人,但灵魂认识灵魂。”乔西·威尔斯把大爱医生的这句话当成座右铭的时候,就像牙买加找到了国家的归宿,那一个飘散着美国狗屎臭的国家在1976年之后已经成为了一个影子,它在跳舞,却只是循环在指针的世界里,当1985年的美国来了和白人尤比“舌头在舌头之上,舌头在舌头之下”的哭包,来了用七块五毛钱买了死去女人名字的多加·帕尔默,来了“加入了血玫瑰、热踏和顶级大唐”的乔西·威尔斯,所谓的祖国或者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而这样的抵达并非是和金·克拉克一样的逃离,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两个人死后,谁爬上了更好的位置呢?只有一个人。乔西他血逼的威尔斯。”罗爸爸曾经说过,爬的高意味着你会成为所有人的目标,意味着子弹会向你疯狂追来,所以“白线/美国的孩子”成为1985年8月14日的写照的时候,这个被写进历史的第四部分其实变成了关于一个国家的迷失寓言。

“但在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山谷,另一个聚居区,另一个贫民窟,另一个棚户区,另一个乡镇,有着另一场暴乱,另一场战争,另一场诞生,有人在唱《救赎之歌》,就好像歌手写它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让受苦人歌唱、呼喊、耳语、哭泣、哀号、尖叫,就在此时此地。”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在1966年死后依然看到了更远的1985年,以及再远的1991年,当“生者,他们从来不听”的宿命开始之后,真正的“音乐小子杀戮”便也开始了。回顾和向前,虚幻和现实,复活和死亡,帕瓦罗蒂死了,铜子儿死了,罗爸爸死了,哭包死了,而最后,乔西·威尔斯的儿子本吉也死了:“两个黑衣人已经开火,把他的心脏打得从胸口飞了出去。”民族党杀死了本吉?反对派杀死了本吉?而当乔西·威尔斯从985年一步登天成为这个国家的重要人物的时候,他说:“死者都去他妈的吧,我还活着。”但是儿子之死却打开了他的死亡之路,正如这个影子国家:“这么多年来完全没你的消息。柏林墙倒了,詹姆斯·邦德编不下去了,大爱医生无事可做了。”来到纽约又如何,当尤比用尿液洒在他的脑袋上的时候,他看见的是活着的死亡,“可你知道吗?要是一个人作恶作到头了,被人作恶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他的女儿和他的儿子都被打死了,尤其是他儿子。”

牙买加是所谓美国民主的儿子?对于1991年的乔西来说,他的命运是等待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而他的罪名有谋杀、勒索、妨碍司法、贩毒,等等等等。但是,最后的引渡根本没有发生,他面前的选择只和死亡有关:胳膊肘以上还是以下?当电视屏幕上最后打出那段字的时候,一个关于杀戮的故事便以疯狂的方式走向了终结:“乔西·威尔斯被烧死在监狱牢房里。”死像是最后走向了完成时的状态,但是当亚历山大·皮尔斯写完“一所毒巢,一场屠杀和一个犯罪王朝的崛起”的《七杀简史》的时候,在1985年8月15日的明天还没有到来之前,是不是就把这发生在安息日的七杀故事去除了狗屎臭?

“第一部分你说一共有十一个人被杀,但你为什么只写其中的七个呢?”七是和安息日相关的七,七是神性的空洞的七,七是和平演唱会相关的七,而其实,七是拿着八百四十发子弹的七个人,是杀手帕瓦罗蒂被第二次被提及时已经隔开的七年,是1984年成瘾者流血死去挂在半空中的七天,所以七只是一个影子,一种幻觉,一个符号,一段历史,“扫荡那个毒巢的不是什么匪帮,就是乔西一个人。一个人,两把枪。乔西一个人杀光了毒巢里的所有人。”

永远不是一个人的罪恶,永远不是被埋葬的死,永远不是直线型的时间,永远不是只是歌曲的“影子舞蹈”,“我有了一本小说,而且它早就摆在我面前了。半成型的小说和半成型的角色,放错地方的场景,几百页文字需要排列顺序和定出目的。这本小说将仅凭叙述驱动。”但是叙述并不是会走向终结,因为所有人都没有逃离1976年12月3日,所有人都会像“我母亲”一样,“最好别读小说的第四部分”,因为在1976年12月2日的“根源摇客”之后,在1976年12月3日的“深夜伏击”之后,在1979年2月15日的“影子舞蹈”之后,第四部分清清楚楚写着:1985年8月14日——“白线/美国的孩子”。

刺槐树

编号:C38·2170522·1393
作者:【法】克洛德·西蒙 著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6年04月第1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27.60元
ISBN:9787540475642
页数:360页

“村子里还残存着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的绿色,有时候是孤零零的一棵树,有时候只是一段树枝,几根枝桠顶破零落的树皮生长出来。”是寂寞地生长,却也是宣告生命的绵长。西蒙运用档案、口述、信件和想象,在其中融入了祖先、父母及自身的大量真实经历。全书共分为12章,每章以一个具体的年代或时间段作为标题,对应所涉及的大体时代,而叙事的红线却不经意地在不同的时空之间自由穿梭。一战、二战、法国大革命、西班牙内战、苏联游记……一个个片段拼贴出一个家族一个半世纪的悲欢离合和一个二十世纪儿从少年到老年的生命历程。在个人命运中交杂着的是永无止息的战争、动乱和革命,而与个人在历史洪流中所受的创伤相对应的是自然界对人世纷争的冷漠和它亘古不变的兴衰枯荣的节律。


《刺槐树》:灾祸和苦难袭击了同一个地方

或者,也许一切并没有停止。她继续在这种麻木,这种温润的涅槃里,在这种植物怒放的高潮状态里,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漂浮着,坚不可摧,遥不可及,仿佛远离他人,枪声炮火和战争的喧嚣沉闷无力地传来,远远地,像假的一样。
——《1880年—1914年》

打开书和合上书,其实都是一种停止,打开书是停止在完成《行为的结构》阅读的24日,合上书是停止在2017年完成120本书阅读的27日,一本书的停止意味着另一本书的开始,一年的停止则意味着下一年的开始,当所有的一切都呈现在走向某一个终点的停止时,是不是时间在那里变成了一个必须标注的符号?昨天和今天,前一本和这一本,时间的段落即使在毫无分界的页码中被模糊,从24日的打开到27日的合拢,在书之外的世界里,也标注着无法回避的时间标点:其中有为了一种死亡通达而设置的《逆向人生》,有1929年曼·雷在《骰子城堡的神秘事件》里寻找的那个戏仿的上帝,有关于“永恒存在”的《依巴拉度·时间篇》,死亡、上帝和童话般的天堂,看起来都是在寻求永恒的意义,但是在被播放、观赏和评说的文本里,它们都是割裂的,甚至以时间的方式在消灭时间。

仿佛永远是时间的游戏,死亡无法通达,上帝无处寻觅,永恒只是想象,一个一个关于时间符号安插在书页里,当重新被现实标注在24日-27日阅读里的时候,停止是不是必然发生?时间是不是清晰可见?就像2017年第120本阅读的书,它是唯一的,它是不可更改的,就像“刺槐树”本身:“有时候是孤零零的一棵树,有时候只是一段树枝,几根枝桠顶破零落的树皮生长出来。”孤独的一本书就是孤独的状态,阅读完毕就只剩下“一段树枝”,残存的思绪是“几根枝桠顶破零落的树皮”,但是在唯一而不可更改的世界里,12个章节、360页厚度,为什么反倒看上去像是藏匿着时间秘密?而且,“远远地,像假的一样。”

如此醒目,如此突出,克洛德·西蒙在24日的晚上就开口说话了:“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时间。”如此明显,如此重要,克洛德·西蒙在24日至27日的段落里就告诉了事件和人物出现的时间,它们在每一章的标题里被固定,还有什么能逃出时间?还有什么时间会像村子里的“刺槐树”一样,“远远地,像假的一样”?甚至在打开的第一句,就让你直接进入了时间的叙事中:“很久以前,三姐妹中的两个(长姐和幺妹)就已出嫁(其中一个——小的那个——甚至已经去世,葬在一座阔绰的陵墓里”——第一句,是确定的第一句,是时间的第一句,但是为什么很久以前的故事里会有没有结束的破折号?为什么三姐妹要被放在括号里注释?长姐和幺妹和时间有关,去世和时间有关,1880年和时间有关,1914年也和时间有关——时间标注了一切不可逃避之人,但是时间在被区分为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时候,它就已经逃离了唯一的状态,从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到克洛德·西蒙的《刺槐树》,时间真的像是“远远地,像假的一样”。

混合,模糊,以及重复发生,时间取消了清晰的边界,“很久以前”是在哪里?“现在”距离过去有多远?“遥不可及”又指向那个不可见的目标?而“继续在这种麻木,这种温润的涅槃里”的“她”到底是活在哪个时间里?如果把1880年作为一个看上去清晰的时间的起点,那么“她”根本没有出现,回忆一般,那时侯有“大革命部队和后来的帝国军队的首领”的老爷子的祖父,这是和历史有关的线索,当“当地地籍里的整一片区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经历过战争的男人就开始了关于时间的叙事,和土地有关,和军队有关,和家族有关,时间一定会打上某种宿命的标签,当它沿着从1880年到1914年的轨迹行进的时候,一切似乎都是从“很久以前”开始。

三姐妹,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已经出嫁,而当她从家族有关的历史中出现的时候,显然已经无法知道“很久以前”的事了,这是时间模糊和混乱的开始,和母亲住在一起,老爷子去了哪里?父亲又去了哪里?“似乎她没有什么欲望,也没有遗憾、思想或者什么打算。她不悲伤,不忧郁,也不幻想。”这就是混乱的状态,1914年注定和她的这种状态有关,无法回溯老爷子的祖父所带来的荣耀,无法回忆三姐妹的人生起伏,在只有母亲的世界里,“她”就是被时间抛向了“不悲伤,不忧郁,也不幻想”的世界里。但是只要是她在的时间里,1914年却又是具体而真切的,但是这种具体而真切,却又无法逃离宿命:她收到了一张没有署名的明信片,上面是一个“穿黑色长筒袜、蕾丝裤和紧身胸衣的女人跨坐在一把金色的椅子上,朝天花板吐出烟圈”的女人,这看上去是和欲望有关的启蒙;她在一次婚宴上遇到了与众不同的男人,作为新郎的伴郎之一,是一位“身穿一件夜蓝色的制服,领上绣着两个红色的船锚”的军官,这是不是一种关于战争的符号:“如果说死神没有将他带走,这个家庭里参战的三个人中却已经有两个战死了,相隔不超过一个月,第一个死在八月里晴朗的某一天,不久之后另一赖于弹穿过了众议员诗人的颈动脉。”

真的没有欲望?真的没有战争?为什么那株植物在怒放的高潮状态中?为什么枪声炮火和战争的喧闹会传到她的耳朵里?1914年是不可逃避的,家族的历史已远,但是那种宿命般的记忆却复活了,而且这种复活不是只带给她一种麻木和温润的涅槃,而且以时间延续的方式给了她继续宿命的可能:“她漂浮在这无可估量的极乐之境,处于某种可以说胎儿的状态之中,不久之后,她自己也将在腹中温暖的暗黑之处蕴育一个萌芽阶段或者说初级阶段的生命。”

腹中温暖的黑暗之处,为什么会蕴育一个萌芽阶段的生命?当一个没有欲望,没有思想,不悲伤、不忧郁的女人只是麻木地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新的生命奇迹?她之外必定有一个他,而他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归到了相似的家族历史中:“他立志要让子女过上一种生活,让家族姓氏远离冰雹、干旱、马铃薯甲虫、麦角病、葡萄果蠢蛾这些可以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将一年辛勤劳作的果实毁灭殆尽的东西。”和那个老爷子的外祖父拥有荣誉和土地不一样,他的生命里都是抗争,抗争自然灾害,也抗争人祸,而一切家族的衰败却有同样的原因,那就是战争——1914年的枪炮声已经响起,1914年的战争状态已经到来,“行程持续了一夜,一天,尔后又是整整一夜。”这是和她有关的他的1914年叙事。为什么曾经一个奖学金生的男孩要离开在省城的高中?为什么在准备进入巴黎理工学院入学考试前被改变了命运?为什么最后在医院里报考了圣西尔军校——或者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他两次远征间隙的时候,传来了他订婚的消息。

1914年有一个麻木的她,有一个走向战场的他,订婚是一种结合,可是最后却还是走向了分离,夏天总是带来不堪承受的负荷,“如航船般在自身的重量下倾倒,搁浅了。”订婚的消息在远征期间传来,腹中的温暖暗黑之处听到了远处的枪炮声,命运就是这样写在1914年的历史中,他终于接过了黑女人手中的婴孩,抱了抱,又放在了自己的胸脯上,但最后还是还给了黑女人,“然后跨上马背,踢一下马刺,消失了,而她留在那里,紧紧抓住栏杆,指节发白,继续注视着洞开的大门,门洞里最后一次勾勒出那个骑马男子的背影。”

对于她来说,25岁才等来这个男人,那是她对于麻木生活的告别,一种温润的涅槃的开始,当他们相遇,当他们订婚,当他们蕴育生命中的希望,要经历多少时间的考验?1914年像是一个他和她看见永恒的时间,但是这根本就是一个时间游戏,它是现在的时间,也是过去的时间,更是未来的时间,过去的时间里写满了幸福,“四年前她也是站在这里,沉醉在甜蜜里,靠在他的臂膀上,穿着婚纱在摄影师面前摆出姿势”——那是她25岁的1910年,“那个冬天江河泛滥,她们等四处通风的潮湿车站里,火车小心翼翼地行驶在水潭之间,水面如同锡板一般,只露出一些树木和围栏的尖顶,就仿佛在庆贺这桩仅会维持四年的婚姻之前”,而现在,四年之后的现在,冬天变成了夏天,聚合变成了分离,那匹战马,那个男人,只留下最后的影子,当一切都离开,带走的是顶住世俗偏见、流言蜚语的秘密婚约,是穿着婚纱的甜蜜,是腹中暗黑之处的生命之光,“就这样,四年的时光流逝了”,一句话,就把世界带向了早已经发生的那段宿命历史:“在她的故乡或者不如说在她出生的那个世界里,厮杀、死亡和不幸就如同欢娱、饥饿或者睡眠一样稀松平常。”

故乡还是故乡,出生还是出生,死亡还是死亡,稀松平常的世界其实没有在时间了改变什么,1914年和四年前的1910年有什么区别?和更早的1880年有什么不同?“请和我最后一个告别。”一句话里带着痛苦,带着无奈,却也带着最后的期盼,带着一种看见生命成长的喜悦,细微,却是一种寄托,但是当一切进入了没有改变的时间里,那最后的期盼和喜悦,又会变成等待和等待之后的死亡,1914年的男子骑马离开的时候,背后是那个黑女人,是婴孩,而在二十六年后,这一幕同样在那里发生了,一个黑人保姆,一个在小道上散步的婴孩,只是他们再也没有等来最后的希望,“这婴孩长成孩童,逐渐长大成人,再后来重新变成了一个只有动物需求、一心只关注吃喝的造物或者活器官——通过战俘营广场上的广播得知它”。

二十六年后,也就是时间被带向了1940年,那个男孩是另一个他,他在长大中变成了“只有动物需求、一心只关注吃喝的造物或者活器官”的人,这是时间制造的过程,那么在1940年开始之前,一定发生了什么。1939年,也是夏天,他坐上了体型庞大的火车,他感受大地的震颤,他遇到了那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甚至还看见了在铁路旁边的你女人和孩子——当他在车厢里坐着,在道路上行走的时候,总是会想起以前的时光,那是三年前坐上火车的记忆,那是两年前走向战场的回想,可是两年或者三年都逝去了,不是怀念,因为时间从来没有让他改变什么,而是让他越来越难以走出过去,因为他的目的地只有一个:“现在他要去死了。”

天空上的飞机现出铁灰如葬礼的颜色,本来健壮的战马只剩下“沉甸甸的骨头和肌肉的组合”,这里只有命令,只有前线,只有士兵,只有德国佬,只有无休止的枪声,只有战马和骑兵的尸体,“所有的人,被一个接一个地倒进去、吞没了,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从编制表上抹去了,而所发生的这一切(他们(骑兵们)正在经历的东西)一点儿都不像战争或者他们一厢情愿想象中战争的模样:”括号里的括号,最后一个词后面的冒号,没有结束,其实早就结束,而一切的注解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唯一刻在时间上的标记是倒下、吞没、消失,那张报纸上醒目地写着“总动员”,但是战争似乎已经无法让他们看见胜利,但是一切无可挽回,“他们明白木已成舟,一切已无可挽回,一如几个小时之前他们带着些许惊异然而却并不真正感到吃惊,也许甚至并不明白其中确切切的意义,就那样接受了仿佛告示一般(告知他们自己的死亡)在他们眼前摊开的报纸首页上用讣告字体整版印刷的巨大标题。”“总动员”的标题就是死亡的讣告,那些报纸不是为英雄的名字而留,它上面最后一定如墓碑一样写着死去战士的名字。

所以二十六年后的1940年,和1910年又有什么区别?一个孕育在暗黑之处的孩子,是骑上战马的男人在背影世界里留下的希望,而当所有的婴儿长大,他都变成了“一个只有动物需求、一心只关注吃喝的造物或者活器官”的人,“乡野和整个世界似乎被埋葬了,在一层单一寂静的白色之下动弹不得。”1880年的老爷子,1914年的骑兵,1940年的战士,谁还分得清谁?谁还能区别时间?过去和现在,现在和未来,在隆隆的枪炮声中,在死亡的腐烂味里,谁都是那个“现在他要去死”的可怜孩子,就像1914年的她所看到的那样:“就好像在这二十六年的间隔后,灾祸和苦难再次降临并袭击了同一个地方。”就像1910年擦去子弹痕迹的寡妇所说:“三十年后,同样的灾难再次重演,仿佛要将一切,尸体也好,地点也好,全部杀个片甲不留。”

1910年和1940年,1919年和1940年,灾祸和苦难,从来没有远离,同一个地方,不在别处,就在自己的心里。但是时间却在重复中留下了一个口子,他终于在铁灰色的葬礼世界里看见了虚拟的死亡状态,终于在“令阳光下的空气发出振颤”的大炮声中逃离,扔下绑腿,摆动手臂,猫着腰身,最后,“一瘸一拐地朝刚才的房子跑去,消失在里面。”从公路、战马的世界里消失,从火车、死亡的恐怖中逃离,1940年的时间是虚拟的时间。三天之后,他看见了度过童年的那个地方,看见了昏暗灯光下的老妪,看见了秋天一望无际的蕨草,当他以赤条条的方式返回到熟悉而陌生的历史的时候,仿佛真的是一次重生。

回来,但只是过客,在历史的另一边,在记忆的另一边,在战争的另一边,他之存在是不是真的是虚拟状态下?甚至还恢复了欲望,在那个妓院里,他看到了有形有肉的乳房、大腿和屁股,他被香水、呼吸、体温、白嫩结实的肉团包围,这是欲望的世界,这也是真实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仿佛是将他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就像1910年的她,在“植物怒放的高潮状态里”看见了温润的涅槃。是的,当战争还没有停歇,他却在时间之外看见战争:“他重新开始读报,看报上的地图,看那些战火蔓延中的城市、海岸或者沙漠的名字。”还有那个他曾在休假是娶的女人,当她穿过被一分为二的国家边境线上和他团圆,世界仿佛回到了开始:“这个女人曾脱光衣服,耐心为他摆出造型,十四个月前与他在车站送别,用丝绵纸包了他没吃下的三明治。”

灾祸和苦难在同一个地方发生,而欲望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现,1940年的战争,1919年的战争;1940年的欲望,1914年的欲望,时间的标注到底是在凸显不可逃避的重复性,还是在回归生命意义的本真状态?他没有最后死去,他离开了战争,1940年之后,在漫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活着,而当1982年的他回到老城,回到记忆中的地方,“那座房子仿佛构成了一座岛屿,一个被遗漏的角落,被保存在空间和时间里”,那时有孕育了他的那个还是女孩子的女人,有他自己在孩提时代住着的天花板,有穿着黑衣的寡妇,有老态龙钟的老妇人,有被照料的孩子,当然也有团聚的那一时刻。可是1982年的记忆里还是无法抹去六十八年的那一幕:战败的将军靠在那儿将手枪对准了太阳穴。六十八年是也是1914年,将军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却几乎成为一种永远的时间记忆:“那幅画卷,那个场景预示着外来暴力的突然闯入,在欢笑声、雀跃声和花朵的芬芳之中介入她们的豆蔻年华,在她们的意识里,直到那时为止,死亡只会悄无声息地慢慢带走年老病弱之人”。

一种死亡,其实已经渗入到记忆中无法更改,也渗透到时间里无法忘记,那是交错的死亡,混杂的死亡,反复出现的死亡,宿命般的死亡,1982年和1880年,相距一百多年,即使隔了一个世纪,那种铁灰的颜色,那种隆隆的声音,那种腐臭的味道也无法抹去,所以时间注定了一切将要发生的事:“同一个房间,同一座壁炉,在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目睹了三个人的死亡,其中有一个是女人,在那一天她就明白自己已经死了。”明白自己已经死了,就是把自己推向了没有悬念的宿命之中,而时间早已没有了任何意义。就像那棵在春天开花的刺槐树,枝桠被台灯照亮,羽叶在黑暗中轻颤,卵形小叶被染成青绿,“仿佛整棵树悠悠苏醒,颤颤巍巍,摇摇摆摆。”但是,就像一百二十年来一直死去的人一样,“明白自己已经死了”,最后的刺槐树也像死了一般,“然后一切回复平静,它们又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