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永恒

编号:C38·2170722·1401
作者:【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2月第1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532772087
页数:290页

“我从小就缺乏时间概念:不论今天还是其他任何时候,对我都一样。”作为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世界迷宫》的最后一部,讲述了母亲去世后父亲的生活,尤其重点描画了母亲的密友让娜与父亲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也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全书写至一战爆发戛然而止。这是三部曲中与作者的亲身经历结合得最紧密的一部,尤瑟纳尔在描写身边至亲至爱的亲人时也遵循她一贯超脱冷静的原则,让笔下的人与事跨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体现了作家对历史和时间的深刻思考,以及对传记体裁的彻底颠覆。“何为永恒”仿佛是对时间的某种发问,但却是表达了尤瑟纳尔对人类命运最深切的忧虑和最贴切的喻示。


《何谓永恒》:绊脚石就是上帝

我又看见一个有着年轻预言家相貌的少妇坐在农田与牧场之间的一道栅栏上;我们来到了哈德良墙下,她坐在墙上,头发随风飘动;她似乎是辽阔的苍穹的化身。
——《大地在颤抖》

农田、牧场和栅栏,仿佛是诗意的一种象征,于是看见便成为了遥想,便成为了仰视:“我们”在墙下,“她”坐在墙上,不是真实的距离,其实是一种理想和现实的距离,是瞬间和永恒的区别,当让娜依然优雅地坐在那里,这个世界的美好似乎都集中在这一个“辽阔的苍穹的化身”之上,头发随风飘动带来的飘逸是恒久的,如梦一般,镶嵌在玛格丽特的童年记忆之中——在上面就是一种超越,对现实的超越,对欲望的超越,对时间的超越。

那时已经发生了战争,“大地在颤抖”带来的是恐惧,是别离,是死亡,“我隐隐约约地觉得,事物的无秩序寓于秩序之中。我还不能完全相信,萨拉热窝战火引起的后果也是如此。”这或者只是一个序曲,引用哈德良之口的那句话是:“我看见夜空凄惨,月亮在乌云中奔跑。”压抑、黑暗的世界里有“以分钟甚至以小时计算的时间似乎显得太短”带来的混乱,有“从法国的佛兰德地区传到比利时的佛兰德地区”传来像可怕瘟疫的钟声,有第一次真正越洋过海带来的惊险的遭遇,有城堡被炸导致“人类与植物的双重灾难”:“动物和鸟都消失了。金角山羊又回到神话里;而小驴春和它母亲玛蒂娜今在何方?草又长出来了,但只有不多的鲜花点缀其间。矮树丛和某些乔木又破土而出,但在这些地区,昔日的百年古树并不少见。”

一切都在毁灭,但是真正颤抖的或许是那些“杀戮得到了死亡的谅解”的谎言,战争爆发,人类死去,在所谓的利益面前,那些人却在颂扬着战争,“战争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是解决人民之间利益争端的惟一办法,而更卑鄙的是,战争被说成是荣誉攸关的事。”当死亡变成一场伟大的事业,一切的良知都被吞没了,一切的信仰都异化了,就像米歇尔原配贝尔特的弟弟在岛屿间航行是所说:“在这些岛屿间航行,简直是去触摸死神的乳房。”世界如末日般坍塌,而谁还能看见农田与牧场,还有谁能独坐哈德良的墙上让风吹拂自己,成为一种永恒的化身?

玛格丽特已经回到英国,在这个国家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刻,或许和米歇尔有关,因为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去过英国,没有去过便也成为永恒的遗憾,在那里有他一段旧时的漫长爱情回忆,那个回忆里总是坐着一个随风飘动的少妇,总是在超越时间的光辉里走向生命之美好。而正是这种美好,对于米歇尔的现实来说,则意味着悲伤和痛苦的——战争爆发前他出售了在黑山城堡的大部分收入,却遭遇了高利贷的骗子;他找不到朋友,甚至不再出入社交界,因为,“战争把上流社会打得分崩离析。”这一切仿佛就如他曾经在左胳膊刻下的六个希腊字母一样,变成了一种“宿命”:“人们嘲笑作为国际金融大亨的父亲,嘲笑因喜欢侍女而遭非议的母亲,嘲笑这个只会挥霍父母财产的傻儿子。”

而在之前,米歇尔所经历的是孤独,一九〇三年的时候,他甚至孑然一身躲在黑山城堡三楼的一个房间里,四年之中遭遇两次丧妻之痛,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种孤独真的会变成一种宿命观,左手指的伤痕似乎还在提醒着他肉体到精神的折磨。但是他似乎希望从这样一种孤独状态中走出来,不信仰任何宗教,他却成了卡特山修道院院长的密友,内心没有上帝,他却嘴上叼着香烟坐在桌边忏悔——“与其说他在忏悔,毋宁说他在自言自语地讲述他的过去。”讨厌社会等级,他成为尽职尽责的济贫会主席,却根本没哟慈善心和友爱精神。或许,他内心对于自由、对于冒险的渴望还在,所以那时他迷恋上了汽车,“米歇尔想的只是驱车自由奔驰,哪里有公路,就往哪里开。”

似乎一切都是短暂的,甚至只是为了摆脱孤独这样一种人生目的论在驱使,而当妹妹玛丽在那一次打猎中失去生命,对于他来说,更是缺失了生命中永恒的意义,那颗子弹鬼使神差地打到一棵橡树干之后又反弹回来,正好击中玛丽的胸口,在这她一生唯一一次度假中,她没有听见子弹的响声,就走向了死亡。这也是一种宿命?和曾经的加布里埃尔一样,意外夺走了最宝贵的生命,但是在玛丽的死亡事件中,这并非像宿命那样充满了无奈,在她去世后发现的一封“我的修省书”中,她却向自己的上帝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们都是要死的。重要的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颗子弹仿佛只是上帝发出的邀请,那么在无声无息的一九〇一年,玛丽是以死亡的方式回到了上帝身边。宿命变成了一种归宿,其实是玛丽对于现实的某种逃避,当丈夫保尔在巴黎与半上流社会的女子幽会,当他学会了谈情说爱的言语花招,甚至他最后将玛丽的死说成是上帝的正义——“这是对从前利用移民或教会财产大发横财的惩罚”,仿佛米歇尔的整个家族都必须为这种“大发横财”付出代价,这其实变成了一种报应。

玛丽的逃避,是留下了身后的蜚语,而她的死亡还能真的回到上帝那里?其实只有在这个时候,关于生之门和死之门才真正向着玛格丽特打开:“这扇半开半闭的门面对着的,既是最具体的现实,又是最不可捉摸的奥秘,这就是时间。毫无疑问,永恒只是以另一种形式表述的相同事物,但我们与这两种观念所处的关系,就像一个圆的直径与圆周的关系,一方面在尽可能地往一起靠拢,另一方面永远也不可能靠拢在一起。”时间能够永恒吗?就如玛丽渴望以死亡的方式回到上帝那里,对于左胳膊刻写着宿命的米歇尔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归宿?实际上,不信仰上帝,崇尚自由精神的米歇尔即使在孤独中,也渴望找到一种永恒,这种永恒对他来说,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

爱,是对于肉体的爱,是对于美好事物的爱,是对于自由的爱,曾经的冒险,曾经的旅行,曾经的叛逆,其实在米歇尔心中种下的是永远炽热的火焰,而让娜是他一生都无法绕开的符号。“她童年时代习惯在漆黑的夜里站在阳台上,有时候也走出房门,赤条条地站在花园里,被包围在无影无形的黑暗之中,风一会儿是那么轻柔,一会儿又是那么强劲,浑身浸润着夜间的芳香。”从童年时代起,让娜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走向了那个被期待的永恒之镜,作为费尔南德的朋友,在遇到米歇尔的那一刻起,这样的符号其实早就被激活了,她对埃贡的爱,埃贡对她的爱,都看起来那么和谐,“埃贡对让娜的爱,像大海的涛声一样充满了整个贝壳,在贝壳里回荡,直到将贝壳冲破。”直到他们结婚。而米歇尔呢?是他渴望用这样的肉体来弥补自己一生的宿命?还是她看见了爱情和婚姻之外的存在?

“让娜既不是淫妇,也不是疯狂追求异性的女人。她激情洋溢而温存,欲火炽热而柔情似水,在使对方获得满足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他也知道,埃贡不是一个受骗的丈夫,因此无需向他作出补偿。”或者在这个意义上,是公平的,而其实,让娜在不同的情感体验中走向不同的欲望满足,对于米歇尔更多是热情,是激情,是一种无约束如风吹在身上的自由,巴黎的三天,就如在斯海弗宁恩的日子一样,他们完全抛弃了世俗;在棕榈别墅,他们完全在文字的世界里找到了共鸣,翻译夸美纽斯的著作不是一个借口,而是找到了另一种做爱的方式——他们似乎在秩序之外建立着属于自己的秩序,这多么像米歇尔曾经的冒险,似乎这个世界从来不存在旁观者,从来不存在束缚,也从来不存在上帝。

欲望却终不能带向永恒之地,即使让娜的丈夫埃贡不过问这一切,对于一个路德教徒来说,让娜心中依然有着对于上帝的敬畏,终于她转身过来,从欲望的世界里走了出来,“为了纵欲,难道存在着不达自身目的誓不罢休的狂热?这种狂热是有钱男人的狂热,为了追逐更大的快乐,直到油尽灯灭;这是艺术家的狂热,为了艺术而耗尽心血;这是神秘主义者的狂热,为了拥有上帝,身败名裂。”所以让娜和米歇尔之间,存在的距离就是一个上帝,“绊脚石就是上帝”,米歇尔看到了让娜俯仰之间心存上帝的爱:这是对埃贡的爱,对两个儿子的爱,对已故女友的女儿玛格丽特的爱,还有对穷人的爱,尤其是对老人的爱,而当热情之火在她身上变成永恒之爱,不在上帝身边的米歇尔只能回到属于自己的孤独世界。

从裂痕走向忠诚,似乎是让娜的自救,那一句“您比他还甘心堕落”,让米歇尔终于收回了身体,收回了欲望,收回了热情,甚至收回了现实,“而米歇尔只不过是图一时的快乐而已,对他来说,未来是虚幻的,他凭空想象的游艇根本没有安装罗盘,也不准备写航海日记。”而对于这无法成为永恒的爱,最后是让娜一九〇九年以为在别墅旁看到米歇尔的错觉,也是米歇尔奄奄一息时看到让娜送来的花篮而放声痛哭。

不是错失,也不是对于世俗的妥协,是他们必须完成生命的另一种定义,关于欲望,关于贪婪,关于背叛,去除那些最终成为阴霾的东西,是为了接近更多的永恒,是为了跨越时间而心存感激,是为了最后唤回如墙上那随风飘动的化身,也是在大地颤动的时候寻找生命意义的书写方式——其实,当我成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当从“虔诚的回忆”“北方档案”,那一个在哈德良墙下的少女是必须看见,才能成为最后的回忆,而在那个时候,见证者也许会成为生命永恒的亲历者和体验者。生之门在死之门之前打开,费尔南德产褥热死去的时候,玛格丽特还在摇篮里,生死对于她来说,的确是不透明的,而在生和死的中间地带,世界却以透明的方式呈现着,那里有角被染成金色的山羊,有给它洗澡的大绵羊,有兔子和玩具母牛,有母驴玛蒂娜,当然,玛格丽特总是和上帝在一起:和祖母坐着马车去参加星期天的弥撒;穿着白长裙去领圣体;喜欢小鸟也喜欢天使,因为“相信天使是存在的”。

当然,还有对于肉体懵懂的认识,从童年的某一个瞬间开始,也仿佛在刹那间看见了欲望,看见了激情,看见了永恒。巴尔贝在玛格丽特两三岁的时候狂热地吻遍全身被看成是堕落,这是米歇尔对玛格丽特的忠告,但是在自己看来,却完全是纯洁的,“我相信性欲是在童年时期产生的,但这些完全触摸式的感知还不具有色情的意义:我的性欲还没有发出嫩芽,还没有长出绿叶。”而在大地颤抖之中,当睡在约兰德的狭窄的床上,两个人的身体接触产生的是某种遐想:“我本能地预感到,我在生活中产生的间歇性肉欲感和随之而获得的满足,使我一下子发现两个相爱的女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必要的动作。”懵懂而真实,其实玛格丽特被打开的世界里有着米歇尔的影子,他反对玛格丽特说谎,说到的却是让娜,“让娜知道,只有说实话才是好听的”;玛格丽特对读书发生了兴趣,和米歇尔和让娜在文字中“做爱”而体会交流是不是也是欲望的表达?而玛格丽特回到米歇尔在没有回去过的英国,看到了哈德良墙上头发随风飘动的让娜,是不是也是父亲某种爱恋的投影?

“人们会说,一个被爱着的女人,即使招致他人的愤怒甚至憎恶,她的形象就像夏日暴风雨之夜出现在天空的月亮,因为是从冥蒙的低空云层升起的,会显得更加高大,更加光辉。”这或者已经变成了一种永恒,所以对于玛格丽特来说,寻找爱之永恒似乎也成为打开世界迷宫最后的钥匙,在生命之中的三个正直印象的男人,修道院院长似乎象征着信仰,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象征着保护,而在缅因州的暴风雪之夜看见的那个男人,却成为自由的象征。一个单独在南极洲度过了四个月的黑夜和白天,用日记描绘了半透明冰层和不被人所了解的积雪,在诗中描写了一个被爱着的人的毁灭,伯德,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对于玛格丽特来说,也成为精神意义的象征,就像米歇尔对于让娜,对于哈德良墙上的少妇,对于“辽阔的苍穹的化身”。

只是当现实还在一如既往地发生,那种永恒已经越来越淡漠了,让娜和埃贡终于离开巴黎去往了瑞士,那一把火焚烧了让娜的手稿,埃贡过着无声无息的生活,而米歇尔呢,在奄奄一息中看见让娜送来的花之后,在流淌的眼泪中走向了生命的寂灭——这是“归途坎坷”的记录,接下去,或者还会写到让娜在米歇尔死去不久之后也死于癌症,还会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奥地利、意大利和希腊的生活情况,当然也一定会写到玛格丽特探索生命永恒的片段经过……只是,不透明的生死之门上终于无法书写永恒,生命之开始是偶然,之结束更是偶然——在《归途坎坷》一章结束写作之后,玛格丽特终于没有能最终完成《何谓永恒》的创作,那时她距离给这“世界迷宫”三部曲画上圆满的句号仅仅差了五十页——五十页是翻不过去的五十页,是生命停止的五十页,是永恒缺失的五十页,曾经玛格丽特这样说过:“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的话,也许我将继续写到一九一四年,写到一九三九年,一直写到笔从我的手里滑落为止。大家等着瞧吧。”

终于没有让大家瞧见,或许真的是因为“绊脚石就是上帝”。

北方档案

编号:C38·2170722·1400
作者:【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2月第1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532773213
页数:290页

关于父系的家世,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直接从遥远的未经涉猎的地方出发,然后缩小视野,集中在人物身上,从19世纪到第二帝国,从体面的夫妇到遭放逐的父亲,最后是一个女孩。没有子嗣,改变姓氏,她最终选择了与家族决裂的道路——家族的命运象征着人类的命运,历史纵然拥有作为佐证和借鉴的力量,但人类总是重复错误,悲剧性似乎不可阻止。这种被自己成为“相反”的回忆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只是“不再在一个家族历史硬邦邦的绳索上停留”,也正是将家族放在漫长的历史中,才会有一种接近现实的感觉,“这个家族,或者说这些家族,交织在一起,组成了我的父系家世,我将试着超脱地去处理他们,把他们放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对于无限的时间而言,他们的位置是微不足道的。”


《北方档案》:让我们跨过尘埃

他专门请人为自己在左胳膊上刺上六个字母,那大概是在与贝尔特结婚之前的事,那六个字母是,ΑΝΑГКН,意为“宿命”。
——《宿命》

刺下的六个希腊字母,会有血流出来?或者会有灼灼的伤痛感?关于肉体的某种铭记会触及心里的某个角落?“宿命”是一种关于命运的延续:米歇尔已经像父亲或者祖父一样,在流亡生活里新招自我的意义,在冒险中开启生命的存在方式?“宿命”是对于家族故事的一次预言:妻子贝尔特三十八岁死在俄罗斯街的套房里,三十三岁的加布里埃尔在四天之后也在那里死去,贝尔特之死使米歇尔在一年后娶了费尔南德,四年之后,玛格丽特因为灾难而降生?

不管是流血还是疼痛,为什么又是左边?左边是右边的左边,当一种“宿命”被刻写,米歇尔或者还在未结痂的时候凝望过着六个字母,那仿佛是一种必须被时时提及的符号,即使用衣服遮掩着,也无法从肉体里清除。选择左胳膊,一定是对于宿命的最好诠释,当和莫德的七年以肉体的方式开始的时候,逃脱世俗甚至秩序的生活,一定是他难以释怀的记忆:当他在那个温暖但灰蒙蒙的下午,用地上的那根绳子将自己的左手绑在休闲椅子的背上,然后随着一声响,中指终于耷拉下来,“只有一点点皮肉与第一节指骨连着,鲜血穿过金属椅子的孔眼滴下来,像从漏勺里漏出来似的。”

这是残忍的方式?比六个字的“宿命”流了更多的血,有了更多的痛感,但是为什么对于米歇尔来说,这截下的断指翻到成了滑稽的“纪念物”?医生把它用手帕包起来,他却把它扔到了小女佣的脖颈里,在他看来有趣,小女佣却吓晕了过去,只是最后的痛感和流血还是让他在坐上农用马车的时候晕了过去。这像是一个游戏,起先是毫不在乎,甚至带有恶趣,但是最后却成为了一种无法愈合的伤痕,在肉体世界里变成了永远的符号。

左胳膊的字母,左手指的伤痕,自戕或者自残,对于米歇尔来说,是个体意义的“题写”,而实际上,对于莫德抱怨的反击,费尔南德结婚之前的忽略,肉体之于女人,似乎永远是一个悖论式的关系,即使在手指留下永远伤疤的时候,他后来还是认为:“如果说为一个女人去自杀是美好的话,那么为她而牺牲两个指节却是很傻的。”所以在七年没有结束的新生活里,两个人又像是曾经承诺时一样甜甜蜜蜜,“他俩常去伦敦,她逛商店,他则去买书、上剧院,而且对欧文和埃伦·特里十分着迷。”傻傻的自杀,其实只是伤了一个指节,对于米歇尔来说,他的冒险从来不会去牺牲整体,从来不会断命,而一种宿命被注解,在走进和贝尔特婚姻世界之前,即是一种续承,也是一种突围。

米歇尔之前是米歇尔-夏尔,米歇尔-夏尔之前是米歇尔-多纳西安,米歇尔-多纳西安之前是米歇尔-达尼埃尔——这是玛格丽特父辈有关的族谱,当在《虔诚的回忆》追溯了和母亲费尔南德相关的历史之后,《北方档案》就必然是以父亲为轴线展开“世界迷宫”,只不过和对于母辈历史追溯的方式不同,在这里直接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回忆:“在这本书中,我想采用相反的办法,直接地从遥远的未经涉猎的地方出发,最后,逐渐缩小视野(但仍是精确的),更多地集中于人物身上,直写到十九世纪的里尔,直写到第二帝国时期的一个大资产者和一个坚定的女资产者——那对体面而不太和睦的夫妇,最后再写到我的那位老遭放逐的父亲,再写到一位小姑娘,她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在法属佛兰德的一处丘陵学习生活。”从蒙昧时代到梳理出谱系网络,这样一种叙述方式似乎更接近家族的传承,而实际上,玛格丽特的用意似乎就是于在那个被刺在左胳膊上、流过血、存在过灼灼伤痛的六个字母:宿命。

“这些已不复存在的人,这些尘埃,让我们跨过他们,直达尚与他们有关的那个时代吧。”跨过尘埃,是面向现在以及未来,当未来成为未知,只有尘埃的世界才是已知的,即使被覆盖在那里,只要轻轻挥去那些尘土,世界也会清晰地呈现出来,降落而沉淀,成为时间的一部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再无被改写的可能。所以,从过去向现在,这样一种时间轴线和方向,就明摆着那一个宿命观,而对于宿命之存在,玛格丽特其实并非是安于宿命,作为一种活着的“我”的审视视角,在时间的脉络中希望看到的是尘埃之下的那些真实的生命体,而不仅仅是被抽空了细节的历史整体,“我并不把历史当成一种荣耀,对今天已是法国北方地区的几户默默无闻的家族的拜访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被曲解的力量和利益几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一代人活着,一代人死去,一代人出生,一代人成长,“太阳在烘烤着那薄薄的活泛的地壳,让蓓蕾绽开,让腐尸发酵,在从土壤中汲取水汽,然后再把它蒸发掉。”这也是蒙昧时代的转承关系,如果只是描述历史整体,关于先人无非是一串数字:“在父系中,唯一使我在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八五〇年代的四位曾祖父母,共和二年前后的十六位先辈,路易十四年轻时期的五百一十二位先人,弗朗索瓦一世治下的四千九百六十位祖先,一百万死于圣路易前后的祖先。”数字其实只是一种备忘,而家族谱系对于玛格丽特来说,从来不是一种“为人的虚荣心服务的科学”,因为那必将导致羞辱:“因为我们会感到在这么多人之中自己是极其渺小的,然后导致的则是眩晕。”

甚至在宏大叙事中,个体呈现的是一种脱离状态,从族谱到家谱,实际上是一种返回尘埃并试图跨过去的努力,而在这跨越过程中,那个左胳膊上的六个希腊字母便若隐若现地出现了。宿命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流亡”:高祖父米歇尔-达尼埃尔曾经度过七年的流亡生活,最后流亡归来的夫妇只带回来他们的消息阿尔-奥古斯丹,而米歇尔人-夏尔呢?或者并不能叫流亡,在他的生命中凸显的那个词叫毛冒险,叫旅行——那一次,他和表兄弟亨利便坐上了轻便四轮马车出发了,夏尔-奥古斯坦给他们的一张一万法郎的汇票,成为他们旅行的所有开支来源,而这样的安排,并非是浪漫的,实际上就是一次冒险,“据说罗马乡村和西西里盗匪猖獗,无处不在的巫婆妖女会劫掠年轻男子,蒙骗他们,窃取他们的金银,在他们的血液中注入一种致命的毒药。”

实际上为什么冒险也是一个宿命的开始,当默东的那列火车发生车祸,一节车厢的四十八个乘客,却只有米歇尔-夏尔幸存了下来,这是生命最幸运的写照,当死亡就在眼前,甚至伸手可及的时候,活下来甚至变成了一种伟大,而这种伟大之出现更加凸显了命运之无常,暂时将宿命掩盖起来,享受着冒险带来的刺激和快感,这或许就是米歇尔-夏尔在生命转折中被刻上去的符码,“我们大家都被粘在其上的蜘蛛网的丝非常细:那个五月的星期日,米歇尔—夏尔差点送了命,或者说是侥幸生还,让他又活了四十四年。与此同时,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包括我在内的后代,拼命地在撞那并不存在的大运。”

旅行几乎改变了米歇尔-夏尔的生命意义,他登上了埃特纳火山,面对着火山那白雪皑皑的陡坡和疲惫带来的死亡威胁,承受了双手双脚冻僵的考验——几乎已经走向了死亡,于是,和凡尔赛的那次车祸带来的痛楚经历一起,这种向死而活的状态让他认识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凡尔赛的冒险经历宛如一个分娩的宗教仪式,米歇尔—夏尔头先来到人世间;埃特纳火山的冒险则是死亡和再生的宗教仪式。这两次几乎是神圣的意外事件对一位伟人生平的开始是会有好处的。”在仪式之后,一切似乎都被归结为劫后余生的体验,所以他会厌恶那些所谓的舞会,所以他会反驳征服的特派员,所以,他会接连三次被解职,也所以,他会让自己的儿子米歇尔利用放假之机带他到国外去做短暂旅行,”必须让孩子学会了解世界。”这是他对于自我的一次总结,也是对于下一代的期望。

而对于米歇尔来说,那次马车撞击事件似乎也像父辈经历的凡尔赛车祸一样,让生命充满了无常,米歇尔-夏尔的女儿加布里埃尔死于马车撞击,而几年之后,另一个女儿玛丽在她三十三岁时像她姐姐一样死于非命。这或者是留在父辈米歇尔-夏尔身上的宿命论,而对于米歇尔来说,他的出走是对于陈规的厌恶,在一种渴望自由的欲望里,十五岁的他用一两个路易就制定了未来的计划:“去比利时(那是越境,这就够迷人的了),一直到安特卫普,在一艘停靠在码头上的邮船或货轮上当个见习水手、洗碗工或舱房服务员什么的,然后再去中国、南非或澳大利亚。”辗转而奔波,是一种逃避,却在接近自由的个人主义中开始了另一种带着极端的生活。

这或许是父子之间最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凸显在和女人的那种关系上,米歇尔-夏尔在过了混乱的假期之后,开始整理旅行笔记,对于他来说,是归于秩序的开始,“以用一些古代大理石碎块做镇尺为乐的米歇尔—夏尔也许是个现实主义者。”当诺埃米小姐和马雷街二十六号成为他冒险之后的归宿,就是成为现实主义者的开始,“这不是一桩伟大的婚姻,甚至也不是一桩美满的婚姻,这是一桩很好的婚姻。”“很好的婚姻”是关于名誉和地位,关乎财产和收入,但似乎并不关乎爱情,诺埃米被称为“平庸的深渊”,是“把自己的丈夫不是当成奴仆就是当作利害相关的人”的那种妻子,玛格丽特见到她时,她已经八十岁,“身材臃肿笨重,在黑山城堡的走廊里踱来踱去,如同瓦尔特·德拉·梅尔一部小说中的那个在空荡荡的家中徜徉的令人难忘的锡东阿姨,在看着她的孩子们的眼里成了死神或恶魔的化身。”在玛格丽特看来,她既不爱上帝,也不爱自己,甚至也不爱儿子米歇尔——当丈夫将他带去旅行的时候,她却将“每一分钱的花销都事先在家里计算好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将,一个刻薄、平庸、现实的女人为米歇尔提供了一种反证,所以这种逆向的生活方式在米歇尔身上变成了“反宿命”,而反宿命和宿命无非是一对双胞胎,其中隐含着的矛盾完全是一回事。当高中时期年轻的神甫将手悄悄放在学生的光腿上并往上挪的时候,有关欲念的回忆便在米歇尔心里挥之不去——甚至,这也变成了一种反宗教的实践。无论是投笔从戎还是在军中被解职,秩序对于米歇尔来说,已经荡然无存,他反而在双腿间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秩序。

七年和莫德成为情人,从那张带印度床幔的大床上颠鸾倒凤开始,对于米歇尔来说,完全是在秩序和道德之外,而在离开家庭离开法国的自由旅行中,他完全释放了自己,成为一个流亡者,就像高祖一样——也是七年。“在这个不承认自己走错了道的年轻的流亡者心中,在安特卫普船坞边闲逛的少年情怀又再现出一点来了:对于这种桅杆和烟囱的交织,那些因海水侵蚀而生锈和结垢的船体,以及那些各个种族、各种肤色、有的头裹缠巾光着脚(肯定他们中有一个是向莫德的店铺提供黑色果酱的),穿行于红皮肤、黄皮肤或灰皮肤的土著人中的那些人的熙来攘往,米歇尔是百看不厌。”横渡大西洋,从美国回来,即使被医生“判决”存在巨大的生命隐患,米歇尔依然无法停止欲望的放纵。但是在七年的自由生活中,和一个有妇之夫颠鸾倒凤的生活到底会又怎样的结果?那一根断掉的手指似乎在书写着一种代价,“她原本在伦敦生活得好好的,在这间小屋的破炉灶上做饭,把她的纤纤玉手都弄糙了;米歇尔像所有法国人一样不光明正大,他甚至都不会为她牺牲一个指头。”仅仅是因为这一个抱怨,米歇尔便以自戕的方式回归到“宿命”的世界。而当和贝尔特结婚之后呢,从此开启的十三年是不是就回到了秩序?

无论是逃亡英国,还是和狂热的加莱成为朋友,无论是远离家人,还是泡在达尔马提亚海岸边的小赌场里,米歇尔对于人生的注解其实已经变成了荒唐,“他曾经经历过的、思考过的、承受过的或者喜爱过的,全都深埋在心底,那十三年是一个几乎全无配角的舞台,而且我们也不了解它的后台。”这或许是作为女儿的玛格丽特对于父亲的一种宽容和谅解,但实际上,米歇尔这种逃避式的生活最终还是付出了某种代价,贝尔特死亡之后,加布里埃尔在四天之后,死在同一套公寓里,他们的死笼罩在混乱之中,神甫竟然以加布里埃尔是离婚的女人,而以蛮狠的方式予以拒绝。秩序其实荡然无存,对于米歇尔来说也是如此,贝尔特死后一年娶了费尔南德,费尔南德又死于产褥热,对于结过三次婚有着很多情妇的米歇尔来说,似乎生命的秩序永远在无序中展开的。神甫那只从双腿间往上挪的手,父亲鼓励他去见识世界的冒险,都是一种宿命式的开始,而接下去的生命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未来为他保留着他最伟大的爱情,那是—个特别值得他爱的温馨女子,是他唯一为她写下几首保存下来的漂亮诗句的女子。他还有一个奇怪的恋情,也许并没有任何性欲的因素,那是他对一个怪僻的女病人的爱:她帮助德·克先生把他剩下的财富弄得个精光。”

结婚之前就刻在手臂上,结婚之后的漫长时间都没有从这样一种秩序中走出来,米歇尔提供的样本其实是关于历史中个体的存在方式,混乱也罢,自由也好,欲望也罢,贪婪也好,好人也罢,坏人也好,其实在只有一次的生命之途中,历史也只能有限地发生一次,而对于后代来说,当那种秩序已经存在,它必然是带有宿命的成分,从尘埃中跨过去,或者看见的是愚蠢、暴力和人的贪婪,也或者在疯狂之中能够找到足以冷静的力量:“自从人被疯狂攫住,自认为无比强大时起,只要人类在地球上同另一种物种一样也只是一个物种的话,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错误和罪恶就会变成致命的。”

虔诚的回忆

编号:C38·2170722·1399
作者:【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2月第1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532770212
页数:293页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世界迷宫”的第一部,《虔诚的回忆》从自己的出生开始讲起,以全景式的描写手法回溯了母亲家族的历史,把焦点放在从未谋面的两个舅公奥克塔夫和费尔南,以及因产褥热去世的母亲费尔南德身上。尤瑟纳尔使用大量口述材料、信件、照片、贵族家族年鉴和遗留物品来构筑母亲家族的全貌,尽可能地追根溯源,上溯到最久远的过去,以冷静客观的笔法让一个个先辈的形象跃然纸上。她不甘于描绘家族里的各色人物,而是试图借此阐明“永恒”这一主题,将世代相袭的家族浓缩为大千世界宏观时空里的一个象征,而她立于时空之外,冷眼观察,抒写人类的命运,揭示亘古不变的历史规律。第19页写道:“这个才出生一个钟头的小女孩,已像落入网中一样,被现实中生物的痛苦和人类的不幸控制住了。”


《虔诚的回忆》:生死之门都是不透明的

费尔南德把一方小毯子盖在身上,漫不经心地打开一本书,抚摸一下蜷卧在脚边的小狗特里埃。我的面庞开始显现在时间的屏幕上。
——《费尔南德》

把一方小毯子盖上,母亲费尔南德的身边大约没有米歇尔,温暖与柔情都仿佛只是自己完成的一个动作,对于费尔南德来说,这个在自己二十八岁时成为丈夫的男人在某种程度上注解了这个时代隐隐的伤痛,那次在饭桌上,她欣赏他的是一双骑士和锻工的大手,却没有发现左手中指第一个指节被切断的伤痕。米歇尔经历了什么,似乎被隐藏了,但这似乎并没有让费尔南德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找到超越女性的、虔诚的东西。

被忽略的伤痕,一定记录了某个时间,而且纯属个人的,就像我的出生,就像费尔南德的死亡,都在个体意义上逐次展开,却充满了无知,“有关这些我们还一无所知:生之门和死之门都是不透明的,这两个门都很快严严实实地关上了。”不透明的世界里,只有自己看见,甚至在生与死的出口上,连自己都会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茫然而盲目,便猝然而至。所以在那个费尔南德漫不经心打开一本书的夜晚,显示在时间屏幕上的面庞并非是我看见的,费尔南德似乎也只是隐隐地发现了生命的悸动,于是降生,打开了生之门,而米歇尔被切断而留下的伤痕永远在不透明的地方成为一种生命的标记。

一九〇三年六月八日,这个不透明的生之门却以确定的方式被打开,而且具体到“将近早晨八点”这个时间,当玛格丽特·尤瑟纳出生,是扯开嗓子喊叫,是表现出可怕的生命力,“每一个生灵,甚至大多数人漫不经心挥一下手弄死的昆虫都充满了这种力气。”这一幕一定是被母亲费尔南德,甚至父亲米歇尔所见证,长久的欣喜也罢,一瞬间的感动也好,对于玛格丽特自己来说,总是无知的,就像在卷首引用禅宗公案所问的那样:“在您的父亲和您的母亲尚未相遇时,您是什么模样?”

时间追溯到父亲和母亲没有相遇之前,大约对于个体之生来说没有了任何意义,它在时间之外,甚至在可能性之外,没有相遇自然不会有爱情,没有爱情自然不会有一千天的订婚旅行,没有订婚自然也不会有米歇尔在四十九岁时的第二段婚姻,没有婚姻当然更不会有他们让我的生命开始结合的那一次,生之偶然,就是以猝然的方式出现在自己的时间里,但是一旦打开了门,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再次回溯历史首先是确认:“这个孩子就是我,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怀疑。”这只不过是个体的身份的确认,甚至所有的小事“本身并无意义”,但是“这些小事却比我们每个人的历史,甚至比历史本身都有更深远的影响”。所以,在确认个体的身份之外,我们需要做的是另一种“创造”:“为了部分地克服对我自己身份的怀疑,我就像重新创造一个历史人物一样,不得不让我挂靠上一些回忆的残丝碎片,那都是二手材料或经过十多次辗转反复得到的,从人们不经意地扔到纸篓里的残缺信件和笔记中采录些信息,除此之外,我们还贪婪地想得到更多的东西。”

克服身份的怀疑,是克服父母未相遇之间我们在哪里的不可知论?还是克服幼小的个体在历史中的无意义?其实,当玛格丽特如此说到历史的时候,就已经从一种单纯的活着状态走向了构建式的创造时代,身为法国人的父亲,身为比利时人的母亲,列日这个城市的过往,埃诺定居时的故事,甚至那些和家族传承、改变有关的一切,其实提供了足以庞大的背景,但是所有的背景都在一些个体的历史交错中,个体命运的辗转中成为不可复制的历史——它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却折射出一个时代。

就像“我的面庞开始显现在时间的屏幕上”的时候,一种不透明的生之门却也打开了一种不透明的死之门:十八日晚上,费尔南德因为患上了产褥热并发腹膜炎,告别了人世,那时,刚出生不久的玛格丽特还睡在摇篮里,之前,米歇尔关于费尔南德的体温和脉搏记录里却迷信似的缺失了十三号,或者也是在之前,费尔南德关于我的可能未来嘱咐丈夫:“万一小姑娘想去当修女,就不要阻拦她。”像是最后一句话,提到了修女,就是提到了宗教提到了信仰,提到了在超越生和死的信仰,她这样留下遗言的意义在于:“很可能费尔南德在弥留之际奔向了上帝,在死亡那迷蒙的光线底下,她觉得不仅她自己的生活,连所有大地上的生灵都是虚无造作的。”

虔诚的十字架被保留了下来,还有奔向上帝的宗教感情,为什么她会觉得生灵是一种虚无造作?却为何在逝世之后十五天亲戚和好友受到了与她有关的通讯录,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虔诚的回忆录”——回忆录记载着生命的荣光,指向死亡被打开的那道门,完全可以看成这是费尔南德用自我的符号绘制了关于生与死的另一种解读,“从某一方面来说,她是为了逃脱这个女性的、虔诚的,也有些平淡无味环境才嫁给克先生的。”这似乎也解释了那最后的遗言,而当我在五十三年后重新去寻找费尔南德相关的点滴,听到的是这样一种说法:“无论如何分娩是女人分内的职务:费尔南德是在属于她的战场上死去的。”费尔南德几乎是自己冲进了而这个战场,即使米歇尔不想让她为自己的第二段婚姻传宗接代,但是做出的让步里,终于让她成为了母亲,终于让玛格丽特躺在了摇篮里,也终于在生之门和死之门几乎同时打开中看见了透明的时代。

这或许也称得上是伟大,所以在玛格丽特为费尔南德专写的那一章里说:“费尔南德似乎也像当时许多妇女一样,心灵里总潜伏着一个受了创伤浑身抽搐的赫达·卡布莱。那位喜好音乐的男爵的影子有时会在地平线上重新升起。”潜伏在那里的是一个受伤的形象,一个二十八岁的女孩如何看见了自己内心里的伤痕,如何在虔诚奔向上帝时却为又留下迷蒙的光线?又为何在有限构筑未来的时候连米歇尔那个被切断的伤痕也看不见?兄弟姐妹中的残疾和死亡或许是一个原因,父亲阿尔蒂尔和那慕尔那个女人之间的堕落行为或许是一个原因,甚至生下了十个孩子的母亲玛蒂而德在费尔南德十四个月的时候暴病身亡更是一个原因——母亲病逝的时候,“至于费尔南德,还在摇篮里睡觉,跟后来她死的时候安排自己的女儿睡在摇篮里的情况一样。”这似乎也成为命运之一部分,但是对于费尔南德来说,她的死之门留下的是关于一个虔诚女孩在时代中的挣扎。

她进入了寄宿学校,被热情的天性和安静的行为结合在一起的莫尼克所吸引,为了她,费尔南德甚至以自我牺牲的精神“胡乱答题”,把第一名留给了她;而在某种暧昧中,她突破了那种为女性订立的严格规矩,“还谈不上身体的完全接触,只在—次接吻或匆匆擦过的爱抚中发现了肉欲的快感,或是这快感的征兆。”在被人指责标新立异的时候,她甚至开始阅读让《苔丝》、《菊子夫人》和《残酷的谜》等母亲害怕的那些危险小说;她爱上了精致高雅的男人赫男爵,这个被虚构的姓和这个男人一样,其实是费尔南德的单相思,她的第一个亲吻和第一次被爱抚和那个穿着短裤的年轻森林管理员有关,“她委身于这狂暴的温情,这力量撼动了她的全身。”可是一切都最后都消失了,不是费尔南德对于爱的渴望消失,而是这两个男人一去不还,“这种梦幻的样式虽然平淡无奇,但不妨碍其中包含着主要的成分:她需要爱情,费尔南德用文学的云雾把这需要笼罩了起来;还包含着享受生活的渴望,这一点她并不承认。”米歇尔的出现,并非是关于爱情和婚姻完美结合的象征,“剩下来的就是只要她爱上一个既没有想到她也暂且没有想到结婚的男人就行了。”一段维持了15年的婚姻,一个已经叫有人叫他爸爸的男人,四十九岁的米歇尔成为费尔南德结婚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是一次自我牺牲,只不过这段婚姻一开始就以旅行这种充满了自由和浪漫的方式发生的——他们在一千天的旅行中,感受到了某种不被束缚的感觉,“米歇尔和费尔南德倒更像流浪者而不是真正的旅客。他们不知疲倦地作着季节性的迁徙,重回一个个中意的景点和旅店。”

玛格丽特·尤瑟纳:每个人都有一张虔诚的回忆卡

这或者是最主要的,尽管失去,尽管矛盾,泪流满面之后还是开始了虔诚的生活,宣布结婚必须穿着丧服也毕竟只是一个朦胧的想法,甚至最后成了被掐灭的玩笑。对于费尔南德来说,即使世界是一个迷宫,也是以虔诚的方式活着,以及死去,一种关于生命的标志,其实是对于身后世界的意义,或者是创造另一个历史的意义,“再也没有比这些东西更能证明个人无足轻重了,我们却对此那么在乎,而代表或象征着它的东西也飞快地消散、损坏或丢失。”当玛格丽特如此评价母亲的死,在她心里这个和个体身份有关的生死之门就已经通向了整个时代。

在《城堡的巡礼》中,玛格丽特以一种返回的方式,“了解先人的过去”,那些家谱、地方志、费尔南德的回忆,都组成了零星材料,从零星材料展开的是一段被记录的历史,无论是享有教廷爵位的加蒂埃家族,还是保留着全景图的福雷马尔城堡,无论是让农民们仇恨的巴蒂斯特,还是那个外祖父母生活过的苏阿雷,即使伸入到具体的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那种存在于时代的烙印也需要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梳理出来,“我不仅痛惜这所房子的下场,以及园子里五棵一丛的树木,还痛惜整个一片土地,遭受到工业的蹂躏,就像经过了兵燹。”这或者是一种悲观的想法,个体的无奈在玛蒂尔德生下的十个孩子里成为一种命运的缩影,“在她长大成人的八个孩子里,只有四个女儿留下了后人,加在一起也就是九个孩子。而在这九个人中,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只有三个又有了下一代。这种减缓生育的现象不管原因如何,绝对应当庆幸。”所以在那一段用材料构筑的历史中,不透明的生之门其实不是指向出生,而是生命,就像费尔南德,在女性的、虔诚的世界里,最后看到的只是虚无造作,从这个意义上阿尔蒂尔和那慕尔女人的堕落,却变成了自由选择,“我的外祖父结婚以来,生活肯定是暗淡无光,这一桩毫不精彩的艳遇也许是唯一新奇别致的部分,唯一由他自己做主的选择。”所以他在写给奥克塔夫的信里是这样说的:

我比任何时候都明白您被禁锢在我们中间的嫌恶心情……这是个悲惨的国度,一直没膝的污秽泥泞,人们都为一些与利益相关的事情忙碌,嘴里说着公斤、公顷、公尺、公分,或者是没收财产、订立合同、排空积水、挖掘矿藏;所有的人都在数字上举棋不定,筹划计算,没有一点空闲,也没有时间与人为善……

宁静失去了,工业开始吞噬,内心的虔诚失去了,变成了虚无,而阿尔蒂尔为什么给奥克塔夫写这封信?他称他诗人,而玛格丽特称他是“奥克塔夫舅舅”,作为远亲,奥克塔夫和弟弟莫雷却成为“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曾经佩服姨夫在生死面前的斯多葛主义,曾经沉醉在令人心碎的青年时代,曾经是一个时代很少的文人,曾经在窗户和书桌之间里构筑世界,奥克塔夫或许在弟弟莫雷的世界里找到了另一种和时代有关的虔诚之心。莫雷是自由的激情主义者,是爱好旅行的冒险主义者,是达尔文主义着,是爱情无所谓论的实践者,也是实证主义者,但是当他以自杀的方式决定了生死,对于奥克塔夫来说,就是生命的启示录:“还很年轻时,他就觉得雷莫是他的上帝和第二个化身。这些厚重的帷幕一直到最后都束缚着他真正的个性。”所以在他的笔下,触及灵魂的是那些“很长的菱形”,时间是“此刻是不存在的。只有从过去到未来的飞逝……”“精神是“一种雌性的生物,只有情感给它授精之后才能受孕”。

沉睡或者唤醒,憎恶制度却无法成为斗士,为别人的不幸而痛苦却还是特权人物,所以当他死去的时候,呼喊的声音里永远是一个孩子:“我不行了,就要死了。永别了,埃米尔。饶恕我,上帝!对不起了,母亲!”他的“虔诚的回忆卡”上写着其中一句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在虔诚中活着,是因为我站在地上,站在世上,站在生之门里,所以当奥克塔夫和莫雷这两个人成为“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其实个体的生死意义就在于他们站立在时代之中:一八六八年,当雷莫正慑于普遍的罪恶,苦苦挣扎时,托尔斯泰正在阿尔扎马斯一个小旅店的破茅屋里,度过苦闷和豁然开朗的夜晚,这给他打开了仍然关闭着的门;一八七二年九月,当雷莫在列日仔仔细细地准备自杀时,兰波和魏尔兰一起坐船抵达英国,经过这个阶段,再坐火车到哈勒尔,终于死在马赛的一家医院里;一八七三年,魏尔兰在布鲁塞尔放了一枪,如果这声音传到奥克塔夫的耳朵里,他大概会以为这两个莫名其妙的诗人之间的争执只是个低级下流的社会新闻,连在饭桌上谈谈都不值得;一八八三年,离雷莫哥哥的死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瓦格纳患上了胸部的炎肿,一蹶不振,退居到威尼斯的一个王宫里,随身还带着那些“奇妙乐曲”的秘密……

而于玛格丽特来说,这也是另一种延续,“我读到的奥克塔夫和雷莫的某些作品书简却充斥着他们本人的性格,在他们的那个时代里喷薄而出。”于是有了作品《苦炼》,于是有了泽诺,“我与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很简单:我炽烈地尊重雷莫;‘奥克塔夫舅舅’有时让我感动,有时惹我恼火。而我爱泽诺,就像爱一个哥哥。”

脉搏

编号:C38·2170722·1398
作者:【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5年02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19.70元
ISBN:9787544742566
页数:284页

“我记得那是一段无比恐慌的时光,但这段时光也有其严谨的日常逻辑。只要你遵循逻辑,恐慌就好像走投无路了。”在巴恩斯的感官世界里,日常逻辑是不是还需要遵循?两位相交甚笃的女作家重提昔日的床笫之争;一对孩子气的夫妇在园艺之事上争论不休;凡事皆有计划的徒步旅行爱好者在与新女友的旅行中审慎地规划着恋情;失去嗅觉的丈夫求助于中医,希望神秘的脉搏带他重新找回妻子身上的美好味道……作为巴恩斯继《柠檬桌子》后最新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在十四个温情而又彷徨的人生故事里,有着巴恩斯步入晚年后对爱、渐老、死亡更为通透的体察,而这些主题似乎在理性的逻辑之外,又构建了一个感官世界缺失的象征世界。


《脉搏》:爱情与阳痿一起庆祝

“该死的狐狸,”他轻声说道,不太确定玛莎是否已经醒,“要不就是该死的猫。或是该死的松鼠。总之,是该死的自然。”他站在窗旁,有些恍惚,不知自己是应该躺回床上,还是下楼,慢慢开始新的一天。
——《园丁的世界》

站在窗前大约是看不到狐狸、猫和松鼠的,它们都在和夜有关的另一个世界里,但是当一只陶烤炉被碰翻的时候,他从声音能够判断盖子碎成了两半——看不到和判断出,以不同的方式搅乱了这个原本就已经安睡的晚上,如果把陶烤炉的盖子碎成两半当成一种结果,把“该死的自然”看成是事件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在结果面前一切的原因都可以被忽略,是不是只有在最后的无奈中才会想到自己该何去何从?

躺回床上还是下楼,构成了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是两条道路,下楼是打开门,走到花园里,检查陶烤炉被弄碎的盖子,或者试图去寻找背后的肇事者,那只狐狸如何穿过木栅栏,那只猫如何从屋顶跳下来,那只松鼠如何离开那棵树,之后的情境可能还会在不同的原因引领下走向夜的深处,拿起棍子赶走狐狸,用石块扔向猫,或者大喝一声让松鼠逃离,但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吗?“嗯哼。真正的园艺家期待严冬啊。寒冷可以杀死所有的害虫。”就像一种期待会走向最后的结局,可是那土壤里根本不含有土,只有“灰尘、草根、黏土、羊角芹、猫粪、狗粪、鸟粪,诸如此类”,即使在那个春天他改善了土壤,把该挖掘的地方都挖开来,开始了同接骨木做漫长的斗争,甚至在那个朋友一起来的聚会中宣布“租了一块地”,但是对于肯来说,一切只是为了让土壤看上去含有土。

而如果不下楼,不打开门,不寻找狐狸、猫和松鼠的踪迹,而是回到床上呢?床上躺着已经结婚八年的玛莎,她已经入睡,当那个陶烤炉的盖子碎成两半的时候,她没有听见,当然也不会像肯那样在梦中遇见狐狸、猫和松鼠,梦在别处,肯是无论如何也走不进去的,那么即使回到床上,和玛莎睡在一起,就像他们之前太累了躺着的时候,只是漫无目的地闲聊晚上的事情,“互相安慰聚会很成功”,却不再有阅读和性的兴趣——即使他开始习惯玛莎按菜谱做菜、用地图去城里,即使他试着改善土壤让玛莎的黑莓能够生长,即使现在他们不再争吵正走向“两个人的民主的婚姻”,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切是不是可以消弭八年来的隔阂?“他不知道,自己做着这一切是因为深爱玛莎如初,还是仅仅因为要履行丈夫的职责,好让周围的人看出自己多么爱玛莎。”

内衣这样的礼物已经少了情色联想,“正是我要的”渴求好久没有听到了,在只有相互安慰聚会成功的夜晚,生活和那不含土的土壤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下楼和躺回床上有什么区别?当两种选择都变成了礼貌,变成了做作,变成了职责下的形式,所谓的民主是不是变成了“可怕的荆棘”?“嫉妒、贪婪、憎恶、吝于夸赞和满口谀辞、愤怒、情欲、垂涎,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罪孽,他都记不真切了。”在一个园丁的世界,其实根本没有选择,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就像狐狸、猫和松鼠,都是“该死的自然”的一部分。

“该死的自然”是不是变成了一种隐喻?在婚姻故事里,隐喻是明显的,《婚姻线》里的他们也一样,起初他们把卡鲁姆的小岛叫做“岛屿之爱”,起初他们还没有结婚,起初她戴着一枚婚戒,但是她身上的那件毛衣的花纹不是和渔业和信仰有关,也不是海洋与沙地的描述,而是从横越肩膀的一系列锯齿形图案中看到了婚姻中的波折,“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婚姻线。”于是时间变成了“那一年”,于是他们变成了单数称呼的“他”,于是夏天只有他和卡鲁姆一道去挖蛤,而在看见小岛最后那遮蔽现实的层层叠叠云雾中,“他浮想联翩。他想到了婚姻线和衣服扣子;想到了沙中的竹蛏和岛屿性爱:想到了失踪的小公牛和变成灯油的管鼻鹱;想啊想,最后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卡鲁姆知道,他不会回来了。但眼泪并非因此而流,也并非为自己而流,甚至都不是因她而流,因记忆而流。这眼泪,是为他自己的愚笨和自以为是而流的呀。”

他们和他,复数和单数构成了生活中的两种选择,就像躺回床上还是下楼构成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一样,其实根本没有区别,它们就是所谓的“同谋”——在《同谋》里,“它表示两个人之间的心照不宣,也可以说是一种先知先觉。”那么一种感觉能直接影响到另一种感觉?一个人会爱上和自己一样有强烈渴望的另一个人?“二十岁那年,我竟爱上了一位有夫之妇,而她对我的这份爱慕和情欲却全然不知。”总是希望是一种同谋关系,在被警告“不得暴饮暴食,不得懒惰、不得给学校抹黑;不得贪婪,不得辜负家庭;不得妒忌,不得愤怒,不得给国家蒙羞”的“我们”世界里,可以找到那种心照不宣的感觉,但是她的肢端末梢为什么会血液不畅?为什么有人戴拇指套时下面真的会有一根大拇指?为什么心照不宣的两个人会忘记在场的另一个人?

隔着厚厚的衣服,肉体和肉体之间的爱慕和情欲当然无法成为同谋,“衬衫袖子、毛衣、夹克、雨衣、厚呢短大衣、无袖套衫——还有呢?没有什么再裹着肉体了吗?这么说来,我们之间隔了六层布。要是她在毛衣下面还穿了件带袖的内衣的话,那也许就隔了七层了。”之后就变成了柔情之后倏然勃起的阴茎,变成了可以被脚踩着的剥了皮的荔枝,变成了对一个断臂的人做爱的想象,而到最后,她起身,她面带微笑,她把手放在餐巾上,甚至“指关节抬了起来是我触碰到了她”,最后还是和她的疾病一样,在血液流通不畅的情况下,“导致无法到达肢端末梢”。

但是欲望呈现为病态之一种,脉搏的跳动还正常吗?“她先给你把脉。按照中医原理,共有六条脉,左右手腕各三条。但左手腕的脉更重要,因为它们关涉人体主要器官——心、肝和肾。”《脉搏》里的父亲这样对我说,一个丧失了味觉的人在非常专业的医院里进行把脉,在关乎心肝和肾的治疗中,能恢复所谓的感觉?经常醉酒的父亲,成为酒徒的父亲,其实是被母亲拉回到了正常生活中,这是一种“脉搏”之外的拯救,这种拯救当然和爱情,和婚姻有关,但是这仅仅是道德拯救?当他们不再有性生活,亲密无间代表着正常的生活?

这或者为我和贾尼丝的婚姻提供了一种样本,“我之所以羡慕他们的婚姻,部分原因在于我自己的婚姻十分失败。”没有举行婚礼,向别人一样提前拟好了离婚协议,结婚十八个月后争吵中说起各自的婚外情,“你有婚外情,我有婚外恋。这算不算直面事实呢?”在“纳税,缴养老金,有人寿保险;我们享受国民医疗服务,力所能及地捐赠行善”的中产阶级人士的世界里,这些似乎都是生活方式之一,甚至缺失了道德约束,也不再像父母那样把这一切看成是病态。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父亲闻不到母亲的香味,当母亲变得迟钝,他们的亲密无间,他们的道德拯救,还会成为一种样本?“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夫妻都会找到一种相处之道,基本上来说,这种相处之道很不真实。就好像这种关系取决于相互保证的自我欺骗。它错就错在定位上。”当贾尼丝这样描述婚姻生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脉搏”式的治疗也看成了一种自我欺骗。

父亲在四个疗程之后渐渐有了嗅觉,母亲在越发迟钝中患上了运动神经元,当母亲奄奄一息的时候,我想象他们在一起,“父亲坐在床边,亲吻着妈妈,不知道她是否能感觉到他在亲吻她,他对她说着话,不知道她是否能听到他的话语,也不知道即使她能听到他的话是否能明白其意。”看上去依然是一种自我欺骗,他爱着她也好,她拯救他也罢,亲密无间也好,相互依赖也罢,是不是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形式?就像父亲自己说的那样:“我一直在熟睡,直到被火烤醒了才意识到房子着火了。”脉搏还在跳动,婚姻还在维持,却在一场大火中看见了灰烬——回到“应该躺回床上,还是下楼”的选择中,一切是不是就取消了意义?

“所有生命都是败笔,艾丽丝如是解读世界,而简把失败上升为艺术的陈词滥调,不过是缥缈的幻想而已。”上床和下楼的问题在《与约翰·厄普代克上床》里其实也导向了两种不同的方向,艾丽丝解读生命中的败笔,当人生出了差错,就去寻找严肃的解决办法,譬如皈依上帝,然后用轻松的方案,比如自嘲或者自杀,而简则是用艺术的方式变成一种幻想。当两个人踏入婚姻殿堂之后又各自离婚,他们或者开始做园艺,或者玩填字游戏,或者写赤裸裸的小说,但是都不再从性生活中寻找乐趣,所以“与约翰·厄普代克上床”就变成了一种嘲讽,就像简所说:“不过,如果你和他睡过,那么我极有可能也睡过吧。”不同的处理方式最后还是回到了无差别的状态中,回到了和文字赤裸裸的关系里,而所谓的男人,也都变成了简单生物,“一切的一切也许真的源于一件狡猾的胸衣。”

爱情、婚姻、创作、阅读,以及上帝,意义都被解构了,没有性生活或者只是一种表象,当现实丧失了选择的权力,一只狐狸,一只猫,以及一只松鼠就只是简单生物,所以在《在菲尔和乔安娜家》里,就变成了明喻和隐喻的阐述,“眼下,欧元和英镑相隔数英里,所以它们的关系是隐喻的。甚至可能是形而上的。然后它们慢慢靠近,就像明喻,最后就一体化了。”简单说来,明喻是“更相似”,隐喻“更具隐喻性”。在菲尔和乔安娜家的四次讨论中,大卫、麦克达夫、苏、迪克、彼得,以及菲尔和乔安娜这些发言者其实都隐匿在对话中,当所有的论述在引号里被展开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走向了没有分界的一体化之路上,当希拉里·克林顿承认竞选失败、伊拉克战争、戒毒专制主义、因特网革命、信贷危机、英国大选等等社会问题成为话题的时候,他们到底看见了现实的明喻还是生活的隐喻?

如果抽烟只损失一年的寿命为什么不抽到老,这是一种明喻?烟民和酒鬼就是大骗子,这是一种隐喻?酸橙与肠癌也许存在联系,这是一种明喻?“所有伟大的追根溯源都是错的”是一种隐喻?而其实不管是对伊拉克问题六四开,还是橘子酱和肠癌的关系,不管是“丛林法则是强暴,而不是假装性高潮”,还是“‘我们中五分之一的人相信或认为什么什么’开头的句子都是不足为信的”,经验主义、怀疑主义、存在主义,以及一切和身体有关的疾病,一切社会存在的问题,都在那些泛化的对话中变成了无意义,“这深更半夜的,一切都是隐喻。”当一切都是隐喻,六四开也是五五开也是三七开也是一九开,2月14日,不是浪漫的情人节,而是“爱情与阳痿一起庆祝”,“也许多达五分之一的人”永远不会认可。

“局部的,局部的。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感觉:全都失控了,来不及了,我们束手无策……”这就是没有选择的现实,生活无非是《擅入》的故事里,琳在漫步过程中不管孢子会钻进胃里致癌,不管布拉舍尔-素帕丽特靴子是不是掉进了蕨草,不管30年代金德·斯考特非法入侵事件,“我告诉你了,我只是想喊一声。”喊一声就是原因,喊一声也是结果,喊一声是目的,喊一声也是过程;现实也无非是《画师》里的那个工匠,只选择和自己所画的母马在一起,“十二年来,她一直是他的伴侣,她能毫不费力地理解他,从不留意他们俩在森林中独处时他嘴巴里发出的噪音。”而所谓的政治便是《东风》里不戴避孕套却也不调情的男女,体育丑闻带来的疾病刚好免除了危险,与爱情无关,与欲望无关,与隐喻无关,“这窗外的景色总是佯装成一成不变的样子。不过呢,从前倒有一排木屋住了视线。后来有人把木屋烧了个精光。”

总之,脉搏还在跳动,话题还在讨论,剥了皮的荔枝会找到同谋的关系,毛衣上的花纹不断翻新,土壤测试器会知道花园里到底有没有土,狐狸、猫和松鼠会接着碰翻陶烤炉的盖子,2+2=4,上帝住在天堂,天下可以太平,大脑用来性交,所有的现实,“也许有五分之一的机会”。

道林·格雷的画像

编号:C37·2170619·1396
作者:【英】奥斯卡·王尔德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7年01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5.60元
ISBN:9787533946838
页数:248页

“如果永远年轻的是我,而变老的是画,那该多好啊!为了这个,我愿献出这世上我拥有的一切!我愿以我的灵魂交换!”少年格雷的话一语成谶,但是永葆青春的背后却是放纵的欲望,却是覆水难收的罪孽,当他最终举刀向画像刺去的时候,并非是一切的终结:《道林·格雷的画像》1891年出版后受到抨击:“一本有毒的书,充满了道德与精神沦丧的臭气。”评论家们纷纷称道林·格雷为“恶魔”,最终王尔德被判“严重猥亵罪”入狱两年。犯罪、惊悚、男主人公之间的暧昧情愫……这个构思精妙、想象丰富的故事背后是王尔德关于艺术、爱情和人生的洞察。在一百年多后的今天,我们惊奇地发现王尔德写在书中的一句话可谓该事件的注解:“世人所谓的不道德之书,其实展现了世界本身就有的耻辱。”


《道林·格雷的画像》:我怕的是死亡的临近

真悲哀啊!我会变老,变得可厌可怕,但这幅画将会永远年轻,永远停留在六月这特别的日子里,不会变老……如果能反过来就好了!如果永远年轻的是我,而变老的是画,那该多好啊!为了这个……为了这个,我愿献出一切!对,我愿献出这世上我拥有的一切!我愿以我的灵魂交换!
——《第二章》

精致、高贵、典雅的画框只露出一角,一张关于青春的画就是一个男人的秘密,它在那红色帷幕的后面,被隐藏,被遗忘,是不是在保存着一种永恒的美?镀金的西班牙皮革做成的屏风挡在前面,然后拉上窗帘,关好百叶窗,最后锁好房门,一层一层,似乎要把一幅画包裹在最黑暗的地方,禁锢在无人看见的世界里,但是当画像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变成一种永恒?永恒而存在,是因为不被人看见,但是当一个人面对他的时候,画像为什么会出现奇形怪状的影子?当西比尔自杀之后,画像的嘴角为什么会流露出残忍?当画家巴兹尔被杀死,为什么画像上的一只手会渗出黏湿亮晃的恶心红色露滴?当詹姆斯被猎枪误杀,为什么画像上的污渍会像可怕的疾病爬上皱巴巴的手指?

红色的血,映衬着红色的帷幕,里面的红色,外面的红色,正在发生的红色,正在被遗忘的红色,其实都是红色的死亡,污渍,血迹,而且还在滴落,不会老去的画像如何呈现出这样的变化?而所有的变化是因为它的面前站着一个人,一个隐藏它而又揭开它的人,一个用肉体和艺术对换的人,一个害怕死亡却又制造死亡的人。当被揭开、被看见,假象的永恒变成了现实的可变,艺术的永恒变成肉体的可变,在永恒和可变之间,似乎只有死亡才具有两者的特点:可变的死亡,永恒的死亡——当那把沾着血迹和罪恶的刀刺向画像的时候,却是刺向了道林自己,“它会杀死过去,而过去一旦死了,他就自由了。”自由是永恒,美是永恒,可是在一个肉体之上,永恒如何可能?唯有死亡,才能成全所有的欲望,才能洗净罪孽,才能让画像用不打扰,而肉体之死,在被置换的场景中,就像道林最初的愿望一样,也是灵魂之死。

“一切艺术皆无用。”艺术之死,就是无用之死,当没有不可原谅的崇拜,当没有了制造者的狂热,当没有了能照见自己的镜子,甚至当最后刺死了画像中的自己,还有什么是艺术的表现形式,还有什么是美的载体?无用的艺术是如何诞生的?或者可以在《序言》中找到其推理的过程,“艺术家是美的事物的创造者”,艺术家创造了艺术,所以艺术家制造了美,但是,“呈现艺术,隐去艺术家是艺术的目的。”把艺术家隐去,其目的就是只留下艺术本身,只留下美本身,当艺术的作者不见而只留下美的艺术的时候,艺术已经交给了艺术家之外的人,“懂得美的事物仅仅意味着美的人,才是上帝的选民。”需要有懂得美的人,这是艺术之美成为有用之物的条件,但是必须加上另一条:“制造出有用之物的人是可以原谅的,只要他不崇拜它。”而艺术之外的另一个人是观众,“艺术真正反映的是观众,而不是生活。”观众就是艺术面前的人,面对面,就像站在镜子前面能立刻发现美还是不美,而如果是艺术之美变成无用之物,那一定是观众,是镜子前面的人,将它变成了无用之物,“制造出无用之物的唯一借口,就是制造者狂热地崇拜它。”所以在没有了艺术家,在观众制造了狂热的崇拜中,最后的结论是:一切艺术皆无用。

但是无用只是在实用意义上缺席了作者和观众,无用为什么最后会成为一种死亡?或者当死亡以红色降临的时候,是不是艺术之美达到了真正的无用?死亡,一定是一场悲剧,而死亡的悲剧意义却又在艺术的世界里制造了另一种的美——艺术和美的悖论,在这样一种推理过程中变成了可能:美制造了无用,无用制造了悲剧,悲剧又变成了美。在这样的循环中,生存和毁灭,道德和罪恶,青春和死亡,灵魂和肉体,也在悖论的意义上变成了“一切艺术皆无用”的阐释主题。

所以当道林提出让画像变老,而使自己的肉体呈现不变的青春时,这个悖论其实已经启程了,它将抵达的是美,是艺术,但一定会经过观众的崇拜,经过镜子前的面对,经过血滴的悲剧,最后是走在永恒意义上的死亡。而在悖论启程的开始,一定要有一个作者:画家巴兹尔,一定要有一件艺术品:道林·格雷的画像,一定要有观众:道林·格雷自己,或者还有亨利·沃顿勋爵,还有爱上他的男人,爱上他的西比尔——他们组成了对于艺术之美的观众群体,而正是这种群体性的崇拜,使得艺术渐渐变成了无用之物,渐渐走向了悲剧。

画家巴兹尔看起来是画像的唯一作者,他创作了这一幅画,作家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单向的,但是在这幅特殊的画像里,巴兹尔不仅仅是一个独立于画像之外的作者,他实际上把自己也画入其中,也就是说,“我在这幅画里倾注了太多的自我。”他喜欢道林,他甚至爱上了道林,在道林的肉体里,他看见了青春,看见了美,而这种青春和美也映射到自己身上,仿佛道林就是另一个自己,“每一幅画家用感情所作的肖像都是艺术家本人,而不是坐在那里的模特。模特只是提供了一种偶然或者诱因。画家在彩色画布上所表现的是画家本人,而不是模特。我不想展出这幅画的原因在于:我恐怕在画中表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

也是秘密,而这个秘密就是对于个人主义的维护,“才貌超群者往往背负宿命的悲哀”,这是巴兹尔在亨利勋爵面前谈论的一个论点,在他看来,亨利勋爵的地位和财富,自己的才智和艺术,道林的青春和容貌,就是上天赐予他们的才貌,而这些都无法实现永恒,因为无法永恒就是一种宿命,而宿命最后都会走向悲剧,“我们都得为此付出代价,可怕的代价”。到底是什么代价?巴兹尔其实看到了那些崇拜的观众,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画作作为一种艺术,创造了全新的风格,实现了全新的突破,“没有什么是艺术表现不了的,我也知道,自从遇到了道林·格雷,我所完成的作品都很好,都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但他的人格魅力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向我指明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全新的风格模式。”这是一种有用之物,是浪漫主义的激情,是希腊精神的尽善尽美,是灵魂和肉体的和谐统一,但是当观众开始崇拜,就意味着这种美会被“疯狂地分离”:“创造出一种粗俗的现实主义和一个空洞的理想。”那个时候,不仅自己的这幅画像会成为无用之物,连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道林作为一个美的化身,都将化为乌有,“别从我身边夺走一个赋予我的艺术一切魅力的人,我的艺术家生涯还要靠他。”

巴兹尔的观点体现了一种浪漫主义,但是在个人中心的浪漫主义,它拒绝观众,拒绝崇拜,拒绝被窥视的自己,也就是拒绝平庸的现实主义,“我十分认同英国反对所谓上层社会恶习的民主风潮。民众觉得,酗酒、愚蠢、伤风败俗是他们特有的财产,我们中间要是有谁干了蠢事,那就好比入侵了他们的领地。”而这也正是个人式的浪漫主义最危险的地方,它是完美的,却也是脆弱的,它是高傲的,却也是孤立的。而对于有着地位和财富的亨利勋爵来说,他生活在世俗世界里,同样渴望青春和美,渴望艺术,但是,在他那里,艺术呈现的美是一种享乐主义,他对巴兹尔说:“你所告诉我的事确实很浪漫,或许可以称作艺术的浪漫,而任何浪漫的最坏之处,就是置人于不浪漫的境地。”为什么浪漫会变成不浪漫,因为在他看来,巴兹尔的自我欣赏,就是在割裂艺术美和功用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割裂就是不道德,“因为影响一个人,就是把自己的灵魂给他。他就不会依从自己的天性思考,或让自己天性的激情燃烧。他的美德不真的属于他。他的罪孽,要是有罪孽存在的话,也都是借来的。他成了别人音乐的一个回声,一个并非为他而写的剧本中的演员。生活的目的就是自我进步,要完全释放自己的天性——这是我们每个人来到人世的目的。现如今,人们竟怕起自己来了。”怕自己被观众崇拜,怕自己被别人分享,这就是一种享乐主义的不道德,而享乐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展现自己的美,展现自己的青春,而展现的意义不是自己一个人欣赏,不是像巴兹尔那样不把画像公开展览,而是向自我、向观众开放,“世界真正的神秘存在于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是啊,格雷先生,诸神眷顾你,但诸神赐予你的,他们很快会再取走。你可以真实、完美、实在地生活的时间只有几年。”

独享、分享,“无所畏惧……一种全新的享乐主义——正是我们这个世纪所需要的。你可能就是其实实在在的象征。凭你的个性,你无所不能。世界只有一个季节属于你……”而这种享乐主义在道林那里,就应该是,“靠感官拯救灵魂,靠灵魂拯救感官”,而这种灵与肉的结合就是一种所谓的道德,而其实,亨利是用不道德来构建道德,那是男人的道德,是富人的道德,是享受的道德,当道林爱上了西比尔并和她订婚的时候,亨利认为,“女人是一种装饰性的动物。她们从来无话要说,却总说得让人着迷。女人代表着物质战胜了思想,正像男人代表着思想战胜了道德。”正是站在男人的道德立场,所以他总是俯视女人,俯视爱情,而站在制高点的道德就变成了一种自我享乐的和谐,“‘善’,就是要与自身和谐。”——“穷人的真正悲剧在于,除了自我否定,他们什么都负担不起。美丽的罪恶,就像一切美的东西一样,是富人的特权。”当西比尔最后自杀的时候,亨利却告诉道林,死亡制造的是悲剧,就是一场戏,而享乐主义的人只是冷静的观众,而不是演员,“如果这些美感真有艺术性,那么整个悲剧就只会吸引我们去关注戏剧性效果。突然,我们发现自己不再是演员,而是这出戏剧的观众,或者不如说两者都是。”

巴兹尔的个人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亨利道德制高点的享乐主义,在道林那里就变成了混杂着的唯美主义。这种唯美主义首先是身体意义的,他风流倜傥,他嘴唇绯红,他线条匀称,他的眼睛清澈透明,他的头发金黄柔卷,远离一切世俗的玷污,他是坦诚、纯洁和热情的,所以巴兹尔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喜欢他,亨利以享乐主义的角度爱上他,而演员西比尔在他身上找到了神圣的爱情,对于一个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她在道林给她带来的爱情中发现了一种伟大的美,“爱情比钱重要”,所以会爱得义无反顾,所以会在伤害时走向死亡。而对于道林自己,他也欣赏自己的身体之美,但是他对于身体却有着害怕,害怕自己会变老,失去青春,所以当巴兹尔给他画了画像,他的理想是活着的自己和画像进行对换,让画像在岁月中变老,而还来自己的肉体永不变老。

这当然是一种象征,道林的唯美主义是为了维护纯洁、天真和浪漫,是为了永葆青春、艺术和美,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当成了一件艺术品,只有艺术品可以永恒,所以一个人也必须在这样的艺术世界里永恒。但是这种象征无法在现实里实现,他会变老,他会死去,他会腐朽,美将不在,灵魂将不在,甚至肉体也将不在,正是这种不在带来的恐慌感,所以他要摧毁那些不美的东西,摧毁短暂的意义,摧毁世俗的一切。

而制造死亡是他保留美的唯一法则,在道林的唯美主义世界里,他制造了四次死亡,直接的或间接的,亲历的或看见的,只为一种美的存在。他在剧场里爱上了西比尔,和她约会,和她订婚,看上去是一种爱情,甚至西比尔被道林命名为是一个神圣的人,而其实身为演员的西比尔似乎给道林提供了一种镜像,“她简直天生就是个艺术家。”所以他把爱情看成是一种艺术和美的表达,“我爱西比尔·文恩。我要把西比尔置于金色的宝座上,看着整个世界膜拜我的女人。什么是婚姻?婚姻就是一个不可变更的誓言。你因此而嘲笑婚姻。啊!可别笑。这正是我要立下的不可改变的誓言。”正是如此,这种艺术和美就必须面对观众的崇拜。道林到爱情推到了虚幻的制高点,也是他将艺术推向了死亡的深渊,当那次演出时西比尔表演恨拙劣的时候,他立刻觉得她已经从美的高度跌下来,从艺术家变成了平庸的女演员,在他面前,“今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罗密欧是丑陋、年迈和虚假的;意识到果园里的月光是假的,布景庸俗的,我不得不念的台词是不真实的,不是我的话,也不是我想的话。你给我带来了更高尚的东西,让一切艺术成为它的镜像。”在他看来,表演爱情已经变成了对爱情的亵渎,平庸的女人扼杀了艺术和美,也扼杀了爱情。

奥斯卡·王尔德:唯美画像里的人生

西比尔在悲伤中选择自杀,而这样的死亡虽然不是道林直接制造的,但是却是死在他的唯美主义中,而当西比尔死去,一开始他怀着愧疚的心理,但是在亨利享乐主义的影响下,他无情地将西比尔的死亡看成是另一种艺术,那就是悲剧,“我必须承认,这件刚发生的事并没有对我产生应有的影响。对我来说,它似乎只是一出美妙戏剧的美妙结局。它具有希腊悲剧所有可怖的美,我是这场悲剧的主角之一,但没有受到伤害。”像亨利一样撇出了他人的道德,在悲剧之上发现了美,而死去的西比尔反而又成为了一个艺术家,只不过用生命拉演绎道林的这出悲剧,对于西比尔来说,实在太残酷了。道林甚至在巴兹尔面前谈论西比尔的死,“她身上有一种殉道者的精神,她的死具有殉道所有的那些悲哀的无用,所有被荒废的美。”

道林把这样的认识看成是从男生到男人的转变标志,“我有了新的情感、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我与以前不一样了,但请一定同以前一样爱我。”而这种成长也是受到了亨利的影响,那本黄皮书是道林走向另一条道路的开始,他在书里看见了一个巴黎青年,一个迷恋自己美的人,也迷恋灵顿堕落的人,这是“以崇拜美来使自己完美”的典型,而这种典型的意义更具有唯美主义,因为罪恶也变成了美,“它要教会人珍视生活的一个个瞬间,而生活本身就如同一个瞬间。”而正是这种泛化的美让道林开始寻找生活的刺激,他研制香水,他沉迷音乐,他观看悲剧上演,他迷恋珠宝和刺绣,甚至对教会的祭衣也情有独钟,更可怕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熟知各种奇怪的下毒手段——头盔、点燃的火把、刺绣手套、宝石扇子、镀金香丸和琥珀手链,都让道林感受到了一种美。

这是变态的美,这是罪恶的美,而这种美完全从最初对于肉体的自我享受变成了对于灵魂深处恶的挖掘,所以当他邀请巴兹尔来到自己的房间,拉开画像让他看自己的灵魂时,巴兹尔看到的是一张好色之徒的脸,一双魔鬼的眼睛,而这个已经开始蜕变的画像早已经不是巴兹尔浪漫主义的化身,所以对于道林来说,邀请巴兹尔不是为了分享这一种丛林滚深处涌现的罪恶之美,而是要杀死当初的那个自己,而唯有杀死作者,才能使自己完全实现蜕变。“那位朋友,是他画出了一切痛苦之源的致命画像,已经毙命。这就够了。”作者之死,用刀子只是刺杀了他局部的身体,他还以逼迫的方式叫来了自己的朋友、化学家艾伦,让他用科学的方式毁尸灭迹,让作者彻底消失。

这当然不是科学的胜利,就像亨利所说的那样,科学拯救的仅仅是我们无法达到的哲理,也就是享乐主义已经在科学的幌子下变得直接,而科学和哲理的关系,就如感官和灵魂的关系,它们需要相互协作,一起抵达享乐主义的终点,“靠感官拯救灵魂,靠灵魂拯救感官”,这就是道林的秘诀,“在鸦片窝点,可以买到遗忘;在恐怖之巢,可以用新罪孽的疯狂来毁掉旧罪孽的记忆。”而这是这种堕落,他遭遇到了第三种死亡,西比尔的弟弟詹姆斯之死。

道林为什么会越来越陷入到罪恶的深渊?靠感官拯救需要的是欲望满足,靠灵魂拯救需要的是罪恶刺激,这是双重的灾难,“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有时候,犯罪的欲望,或世人眼中的犯罪的欲望,会强烈支配一个人的天性,以至于身体的每一根纤维和大脑的每一个细胞,都似乎本能地产生了可怕的冲动。”失去自由意志而无法控制,别无选择而扼杀良知,但是对于道林来说,他其实内心还有道德感,还有善与恶的区分,只是很微弱,所以当他在鸦片交易的时候遇到西比尔的弟弟詹姆斯的时候,他才会害怕,才会恐惧,才会对西比尔之死的忏悔心态,但是这种微弱的畏罪状态却找到了庇护所,那就是自己未变的青春容颜,让詹姆斯觉得自己认错了人,这是“青春的面具救了他”,但是虽然没有被他报仇,但是道林却陷入到恐慌之中,他总是看见有人监视着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猎杀、诱捕和跟踪。

一种幻觉的产生,是灵魂陷入到了深渊,又渴望被人解救出来。而当詹姆斯被人误当成猎物而枪杀的死后,道林感觉到了一种解脱,“他知道,自己安全了。”而这种安全只是表面的,因为在内心深处,道林已经无法从彻底的罪恶中得到救赎,尤其是亨利还认为至美的道林根本不会去犯罪,“一切犯罪都是庸俗的,恰如一切庸俗都是犯罪。道林,你天生没有犯谋杀罪的品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道林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个符号,自己世界里不曾老去青春的符号,亨利信中永远是美的符号,而符号的意义就是艺术呈现出来的无用,就是在观众的崇拜中,在狂热的自我镜像中,成为一种虚无。《哈姆莱特》上的那句台词是“就像悲伤的画像,有脸,无心。”当道林的肉体和画像进行置换之后,其实有脸无心的不是那张陈放在秘密之处的画像,而是这个不老的道林本人。

他渴望改变自己迎接新生活,所以他没有让乡下姑娘赫蒂神化他而成为第二个西比尔;他袒露了自己杀死了巴兹尔,尽管没有被亨利相信;他摧毁了那面让他在青春的容颜中自足的镜子。所有的一切都是道林自我拯救的努力,但是这一切的真正源头是那副画像,因为他和画像置换的过程中,他真正的肉体和灵魂已经变成了画像的一部分,他的艺术和唯美也是画像的终极表达,所以当他打开密室,当他解除屏风,那副画其实就是自己生动的原型,苍老,颓败,邪恶,以及从手指、脚上滴落的可怕的血,他在画像前忏悔,是向真实的自己忏悔,他杀死画像,就是杀死那个自己,“画像就像是他的良心,是的,它就是他的良心。他要毁了它。”

第四种死亡降临,从西比尔的爱情之死,到巴兹尔的作者之死,再到詹姆斯的威胁之死,最后是自我画像之死,道林制造了每一种死亡,而他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死亡,当西比尔成为平庸的演员的时候,在道林看来是一种理想艺术的死亡,于是他害怕;当巴兹尔发现自己的画像已经变成了罪恶的符号时,在道林看来是善良之死,于是他要毁灭;而当詹姆斯拿着枪要报仇的时候,对于道林来说,是一种肉体面临的恐惧,所以他需要安全。“我怕的是死亡的临近”,而当他终于将刀子插向画像的时候,死亡的悖论就无可避免地降临了:画像早已经是那个自己,刺向画像不是让作品死亡,而是自己抵达了死亡。画像是艺术作品,而自己自始至终都是那个被崇拜,被异化,被想象的作品,于是,他死变成了自死,自死既是肉体之死,也是灵魂之死,既是唯美之死,也是享乐之死,即使瞬间之死,也是永恒之死,于是置换重新完成:

他们进到屋内,发现墙上挂着一幅主人光彩夺目的画像,与他们上次见到他时一样,神奇地保持着极致的青春和美丽,真是奇迹。地板上躺着一具尸体,穿着晚礼服,心脏部位插着一把刀。他形容枯槁,满脸皱纹,面目可憎。直到看了死者手上的戒指,他们才认出他是谁。

七杀简史

编号:C59·2170611·1394
作者:【牙买加】马龙·詹姆斯 著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7年04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59400239
页数:752页

“死者永远不会住嘴。也许因为死亡根本不是死亡,只是放学后的一场留堂。你知道你从哪儿来,始终还是要回那儿去。”这是七次杀戮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罪恶、暴力、秘密的编年史。牙买加,1976 年12 月3 日,大选在即。七名枪手闯入一位国民级雷鬼歌手家中疯狂扫射——歌手原定于两天后举办一场和平演唱会。歌手逃过一劫,但身受重伤,枪手则全部逃逸。这一扑朔迷离的真实事件,将通过76个虚构角色之口重现,贫民窟的孩子、毒贩、枪手、《滚石》杂志记者、妓女、黑帮老大、中情局特工,甚至鬼魂……他们开始诉说,但是当“死亡根本不是死亡”的时候,也许一切都是为了走向另一个终点,“人也许不认识人,但灵魂认识灵魂。”


《七杀简史》:死。听着像是完成时

他看的不是和平,而是你。你逃跑了两年,但他找到你了。你是傻瓜。他找到你了。笨女人。你没有逃离1976年12月3日,而是一头冲了进去。你从来不知道12月4日,也不知道4月20日,你只知道12月3日。这一天永远不会结束,除非他来结束它。
——《影子舞蹈》

为什么必须逃离1976年12月3日?为什么从来不知道12月4日?为什么两年的时间“从直线变成环圆”?Shadow Dancing,英国歌手安迪·吉伯的专辑《影子舞蹈》在1988年被播放的时候,还有多少人会和金·克拉克一样,无法真正走向大门口?路上传来的警笛声,一把枪赫然出现在面前,一个紫色行李箱可以从牙买加走出,可以飞抵美国,可以把“上帝创造的那一天在那天之内的所有可怕事情”都丢在一边,但是那个“别读它”的男人名字,总是出现在没有记忆的时间里?

和《影子舞蹈》一样,成为无法抹去的一部分,DJ再也不肯放安迪·吉伯的歌曲,连《你应该跳舞》也没有了,有的只是一部叫做《贝多芬小姐的启蒙》的美国情色电影——“我学会了应该学会的东西”,于是逃往美国变成了另一种假设,离开变成了可能再度回来的行动,环圆的不是记忆,不是时间,不是影子舞蹈,而是那根1988年放在歌曲专辑的留声机里划过的指针。一圈一圈,从中间扩向外边,黑色的轮廓分明,只是在最内部是一个空心的圆——专辑的名字就写在上面,如影子,如舞蹈,在去除了直线式逃亡之后,又返回到了那个叫牙买加的国家。

一半却是被切割的,宛如时间的直线,总是人为地区分12月3日和12月4日,宛如金·克拉克的名字,总是人为地区别了命名的前和后:“这是我第三次不假思索地叫自己金·克拉克,就在我需要叫自己金·克拉克之前,或者在说完快看之后叫自己金·克拉克。”一个名字和那个“操”,和那个“该杀”,以及那个指针以环圆的方式划过《影子舞蹈》一样,都变成了一种命名,而命名的意义是天然分开了时间,分开了12月3日和12月4日的时间,分开了1979年和1976年的时间,分开了牙买加和美国的时间,分开了金·克拉克之前和之后的时间。

天然分开却无法逃离,金·克拉克或者可以叫做妮娜·伯吉斯,或者已经在1979年之后的生活里,或者再也听不到安迪·吉伯的《影子舞蹈》,但是那篇不同字体的报道却还在眼前出现,还在时间里重生:“从演唱会到社区建筑的一年后”。标题的上面是关于4月20日的生日星象,“你是白羊座,上升星座是金牛,情绪将指引你……”标题的下面是12月3日险遭暗杀之后的他,“街头的战争和苦难已经太多太多,现在该考虑和谐共存了。”生日星象之后是“翻页”,而1976年的暗杀之后呢?是继续:继续的报纸上有“演唱会只是起点”的消息,有“今年初到现在三百多起谋杀起源于政治原因”的报道,有政治活动家在演唱会上握手的插图:从左至右是青年与运动部部长、劳动党政治活动家、“罗爸爸”和民族党政治活动家。但是那张照片上为什么出现了一个女人,站在罗爸爸旁边的女人,站在戴墨镜男人旁边的女人?

她在1976年之后的报纸上,她在12月3日的时间里,她在《影子舞蹈》划过轨迹的指针里,于是在金·克拉克对面的白种男人那里,一张报纸燃起了火焰——不是永远的消灭时间,而是把一个女人重新安排在无法逃离的时间里,《影子舞蹈》在继续,从1988年返回到1976年,从12月4日返回到12月3日,就像时间,“烧出一条安全的通道,要前进就必须凿穿。”1976年,12月3日,时间不再翻页,它停留在指针落脚的地方,在不叫金·克拉克的现在,在七次杀戮的那个房间里。

但是,时间并不是一种永远停留在那里的固定状态,12月3日之前的日子叫12月2日,距离1976年的牙买加大选还有两周时间,当然,距离这一年结束也还有三个星期,甚至,时间的最重要意义是距离雷鬼歌手的“微笑牙买加和平演唱会”只有一天时间。在这个还没有发生事情的重要时间里,妮娜·伯吉斯还没有离开,还没有站在男人的旁边,还没有叫金·克拉克,但是当过前台、目前无业的她却去过了贫民窟,却看见了暴力,却知道了“社会主义总理的新主义是逃跑主义”,却也开始讨厌政治但不得不体验政治,“你不体验政治,政治就来体验你。”只是一个妓女,一个想在晚上跳进一辆奔驰或者沃尔沃汽车的妓女,一个沿着希望之路驶向爱尔兰镇的妓女,一个渴望新金斯顿的商人或外交官强奸自己的妓女,“假如我站在橙色的路灯下,掀起裙子,让灯光照亮我的草丛,也许会有人停车。我很饿,想撒尿。”

这或者就是一种体验,当在暴力中受伤的父亲不再说话,当贫民窟的人都活在自己的牙买加里,体验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学会像社会主义总理一样成为逃跑主义者。妮娜·伯吉斯在进入贫民窟的时候,或者也看见了十四岁的“砰砰”在体验政治,当自己的父亲被枪杀,当自己的母亲被打死,还有什么比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更能体验那一种1976年的政治?“我还知道我通常睡一张帆布床,我知道我妈是妓女,老爸是贫民窟里最后一个好人。”理想是去录音室录歌,唱一首热门金曲,但砰砰却始终无法找到自己应该走的那条路,不管是在哥本哈根还是在八条巷,他都看不到边界,因为“边界都会像影子似的跑到你前面去,直到整个世界都变成贫民窟,而你只能等着。”

另一种“影子舞蹈”在贫民窟里提早发生,当死亡变成砰砰体验到的政治的时候,他的手里握着一只枪,十岁时就已经开了第一枪的砰砰,在十四岁这一年又拿到枪,体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要发生重要七次杀戮的1976年,是无法逃离的12月3日,“你的生活中有了枪,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枪是证明自己活着的武器,枪也是自己父母被杀死的证据,生和死都归结于和枪有关的杀人事件,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贫民窟的宿命?歌曲无法让他逃离贫民窟,逃离杀戮游戏,那么只有用枪,而“砰砰”的名字就是那枪打响的时候子弹射在身体上发出的沉闷声音。

“哦,耳朵不太好使。砰砰砰太多了,明白吧?”那个早已死去的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为什么在死后还能听到太多砰砰的声音?这其实是和过去的死亡有关的时间,一个前政治家在1962年突然死去,那种死亡的声音仿佛在牙买加的国家身体里打开了“神性的空洞”,但是这种神性的空洞只是砰砰从牧师那里听到的关于梦想破灭的死亡,“1972年和1962年不是一码事,人们只能压低嗓门,因为他们不能高喊,亚瑟·詹宁斯突然死去,同时带走了梦想。”这十年是不是已经变成了过去,是不是在砰砰中变成了新的政治体验,其实,在每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总是看见自己身上的死亡,就像牙买加这个国家里的死亡一样,变成了一种自己可以看见的疾病:1966年的时候,当有人从南部海滩的一家酒店里将他推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的时候我赤身裸体,我睁着眼睛,但眼珠的棕色已被洗去,我的脖子软瘫,后脑勺碎裂,阳具竖立,酒店员工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个。”

当自己看见自己的死亡,当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时间一定在发生事件之前就已经打开了那扇门,或者,所谓的死亡根本不是死亡,它只是从一个地方来又回到那个地方去,“而你只是死了。”所以死亡,听着像是完成时,其实是忘了写成进行时,完成时的时间在1966年,在南部海滩混杂着血液的尘土里,而进行时的时间在“死者永远不会住嘴”的1976年,在看见自己的“我”的叙述中——74个虚拟人物在“七杀简史”中说话,他们都是我,而“我”作为第一人称,就是把所有完成的时间变成了正在进行的时间,宛如死亡。正在进行的时间甚至在如金·克拉克的那条环圆的轨迹里,它到来它离去,它离去它又到来,它和生者交谈,它在生者上面,它会醒来,“我没有棺材的记忆。”而死亡的唯一意义便是在滑进其它灵魂的时候,“逝者从逝者中学习”,然后从1966年到1976年,然后从两年前到两年后,然后从10岁的枪到14岁时的枪,然后从1976年的杀戮到永远发生的杀戮。

所以在12月2日的时间里,总是会传来砰砰的声音,总是会有一个又一个的砰砰拿到一支枪,总是会有帮派的成员进入到歌手的家中,也总会有人以和平演唱会的名义开始政治体验。新的选举之前,哥本哈根和八条巷,警长杀手和黑社会帮派,以及劳动党和人民民族党,似乎都和砰砰一样等待着《影子舞蹈》在这个国家里上演。“这就是贫民窟。理性是富人的。我们有疯狂。”当国家体系的“巴比伦”找到疯狂的贫民窟人员,当雷马被夹在劳动党和民族党之间,当乔西·威尔斯不信任任何主义,当罗爸爸愿意为歌手吃一颗子弹,当牙买加的犯罪已经失控,那个所谓的和平演唱会又有什么意义?1972年人民民族党得到了选举胜利,当1976年再次面临选举的时候,其实所有人都无法在一条直线的时间里看见被截然分开的生与死。

“我看见和平,听见和平,知道和平不会持久。对我来说如此,对他来说如此,对金斯敦来说如此,对牙买加来说如此。”和平里有指针在环圆里走动的歌曲,有太多的砰砰声的枪,有七次有关的杀戮,但更多是消灭了时间意义的死亡,乔西·威尔斯说:“因为明天我要处理掉几个人。再过一天我就会处理整个世界。”德缪斯说:“我杀了三个,杀满十个之前是不会罢手的。他问为什么是十个,我说因为十听着像个上帝会看重的数字。”而罗爸爸说:“一旦你爬到山顶,全世界都有可能朝你开枪。”一个唐中之唐的帮派老大,其实面对更多的死亡,而当他要制止那场闯入歌手家里的杀戮的时候,却发现,砰砰在内的七个人注定无法逃离一种宿命。

马龙·詹姆斯:“神性的空洞”里认识灵魂

七个人之前是八个人,在之前是九个人,一个来自雷马,两个特伦奇镇,三个丛林,三个哥本哈根城,然后九个人变成了八个,八个人变成七个,七个人二十一支枪,八百四十发子弹,然后呢?罗爸爸说:“公元1966年。所有事情都发生在安息日。”而那八百四十发子弹也根本不是为了在12月3日晚上闯入歌手的房间,因为在1980年的大选年一共有889人遭到谋杀。所有的事情发生在安息日,当上帝在第七天休息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了杀戮,就没有了死亡?而那只不过看上去像是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在1966年死亡时牧师所说的“神性的空洞”。所以在12月2日还没有走到时间节点的时候,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在死亡10年后说:“死亡有死亡的气味,杀人者也有杀人者的气味。我的死亡由两个人完成,一个人下令,另一个人实现。”

这一天才刚开始,但已经死了。而在12月2日之后的12月3日呢?妮娜·伯吉斯听说了一个故事,“一个女人去报警说她被强奸了,但警察不相信,于是又强奸了她。”罗爸爸离乔西的家还有四十码的时候,被四个人打伤,然后在第三次醒来时发现了监狱牢房的三面石墙;德缪斯在完成了充满刺激的杀戮计划后却被拉斯塔教徒围住;砰砰在吸食了白粉之后完成了杀人,却在恍惚中看见有子弹追来,“天色很暗,我想逃跑,但我的脚被捆在一起,双手也是。我只能蹦哒,于是我蹦哒,乔西·威尔斯大笑。”一切正在发生,像死亡一样以进行时的方式上演,“第一声枪响过后,大选年就拉开了帷幕。”而歌手没有死去是不是意味着计划的失败?而七个人最后在子弹的追击中看见如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一样“神性的空洞”,是不是另一种死亡的开始?

那一天,歌手离开了牙买加,那一天,枪声砰砰响起,那一天罗爸爸被打进了监狱,那一天七杀手体验了死亡,而那一天,《滚石》记者阿历克斯·皮尔斯离开了杂志社,因为他闻到了牙买加臭气熏天的狗屎味:“假如狗屎没从某个方向砸下来,因此真相很可能离它不远,牙买加人对此有个说法:就算不是怎样,也差不多就是怎样。我一丁点儿也不相信歌手有可能卷入任何诈骗案,他妈的完全是胡扯。但我很确定有人拉了屎,弄得家里臭气熏天。”而这一天只不过时间意义上的这一天,它的前面是1976年12月2日,而它的后面呢?是1979年2月15日的“影子舞蹈”,是“1985年8月14日”的“白线/美国的孩子”,是1991年3月22日的“音乐小子杀戮”,当时间被分野的时候,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就如被自己命名叫金·克拉克的女人所说:“你没有逃离1976年12月3日,而是一头冲了进去。”

因为满屋子都是狗屎的臭味。妮娜曾经在1976年12月3日发生“深夜伏击”的时候,离开了牙买加,她没有在和平演唱会上鸣枪警告,没有和革命者切·格瓦拉睡觉为他生孩子,没有用自己的阴道去争取任何革命,在她的世界里,她只想到命名,只想到逃离,“签证是车票,拿到签证就能离开民族党即将带到这个国家来的地狱。”离开这个国家,离开和平演唱会,离开七次杀戮,离开拉斯塔教徒的男友,也快离开了妮娜·伯吉斯的名字——她的离开是因为去往一个叫美国的世界。

离开和抵达,其实也是一种环圆的线路,在1976年,中情局驻牙买加情报站站长巴瑞·迪弗洛里奥不是来到了牙买加?《滚石》杂志的阿历克斯·皮尔斯不是在牙买加?还有大爱医生,不是也和帮派的乔西·威尔斯在一起?实际上,在这场所谓的选举中,美国势力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政治走向,“中情局盘踞在这座城市中,沉重的屁股留下了冷战的汗渍。”而以七杀的方式制造袭击歌手事件,无非也是美国操纵的结果,1972年获胜的人民民族党把牙买加送进了天堂?六十年代执政的劳动党把贫民窟“屎尿横流的肮脏地方变成了建筑物”,难道就是一次进步?其实正如罗爸爸所说:“凶恶无法与阴谋匹敌。凶恶无法与邪魔匹敌。我看着、坐视他们将我赶下神坛,因为政治现在是一种新游戏了,需要的也是另一种玩家。”而现在在第一声枪响之后拉开的大选,其实就是美国的渗透,甚至是操纵,当约翰逊的政府用枪指着牙买加总理让他成为逃跑主义者的时候,当乔西·威尔斯和美国政客相互勾结的时候,当大爱医生策划类似炸毁包括整个古巴击剑队和朝鲜人的飞机的暗杀行动的时候,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人民民族党的社会主义,不喜欢牙买加在大选之后成立像古巴卡斯特罗一样的政府。所以12月3日的杀戮其实是反杀戮,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在死后的神性空洞里说:“他们有七个,你以为他们是启示录里的骑士,但他们只是带着砍刀的男人,能闻出你身上的恐惧,他们根本不需要追赶你,只需要等着你一头撞进来。”

一头撞进来的时候已经是1976年12月3日之后了,那个已经逃离牙买加来到美国的金·克拉卡说:“大选过去两年了。牙买加没有变得更好或更坏,只是找到了办法保持原状。你无法改变这个国家,但你或许能够改变自己。”和平没有到来,死亡却一直在发生,当罗爸爸从监狱出来,他看见的是所谓巴比伦的虚伪,“巴比伦是国家,巴比伦是狗屎制度,巴比伦是压迫者,巴比伦渗透了警察队伍。巴比伦厌倦了等待,于是把猫的首领和狗的首领关进大牢,让他们快互相残杀,但监狱里洋溢着另一种能量。正能量。”当阿历克斯·皮尔斯离开了《滚石》,他看到的是虚伪的和平:“第一场演唱会是为了和平,第二场是为了抽水马桶。”没有了砰砰,没有了德缪斯,也没有了七个杀手,甚至也没有了歌手,有的是认为“从1967年到现在,这个国家的变化堪称翻天覆地”的巴瑞·迪弗洛里奥,有的只是拉斯塔法会的十二支派分会,有的只是劳动党和民族党的空谈,有的只是“你的好时光就是某人的坏时光”的乔西·威尔斯。

“人也许不认识人,但灵魂认识灵魂。”乔西·威尔斯把大爱医生的这句话当成座右铭的时候,就像牙买加找到了国家的归宿,那一个飘散着美国狗屎臭的国家在1976年之后已经成为了一个影子,它在跳舞,却只是循环在指针的世界里,当1985年的美国来了和白人尤比“舌头在舌头之上,舌头在舌头之下”的哭包,来了用七块五毛钱买了死去女人名字的多加·帕尔默,来了“加入了血玫瑰、热踏和顶级大唐”的乔西·威尔斯,所谓的祖国或者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而这样的抵达并非是和金·克拉克一样的逃离,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两个人死后,谁爬上了更好的位置呢?只有一个人。乔西他血逼的威尔斯。”罗爸爸曾经说过,爬的高意味着你会成为所有人的目标,意味着子弹会向你疯狂追来,所以“白线/美国的孩子”成为1985年8月14日的写照的时候,这个被写进历史的第四部分其实变成了关于一个国家的迷失寓言。

“但在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山谷,另一个聚居区,另一个贫民窟,另一个棚户区,另一个乡镇,有着另一场暴乱,另一场战争,另一场诞生,有人在唱《救赎之歌》,就好像歌手写它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让受苦人歌唱、呼喊、耳语、哭泣、哀号、尖叫,就在此时此地。”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在1966年死后依然看到了更远的1985年,以及再远的1991年,当“生者,他们从来不听”的宿命开始之后,真正的“音乐小子杀戮”便也开始了。回顾和向前,虚幻和现实,复活和死亡,帕瓦罗蒂死了,铜子儿死了,罗爸爸死了,哭包死了,而最后,乔西·威尔斯的儿子本吉也死了:“两个黑衣人已经开火,把他的心脏打得从胸口飞了出去。”民族党杀死了本吉?反对派杀死了本吉?而当乔西·威尔斯从985年一步登天成为这个国家的重要人物的时候,他说:“死者都去他妈的吧,我还活着。”但是儿子之死却打开了他的死亡之路,正如这个影子国家:“这么多年来完全没你的消息。柏林墙倒了,詹姆斯·邦德编不下去了,大爱医生无事可做了。”来到纽约又如何,当尤比用尿液洒在他的脑袋上的时候,他看见的是活着的死亡,“可你知道吗?要是一个人作恶作到头了,被人作恶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他的女儿和他的儿子都被打死了,尤其是他儿子。”

牙买加是所谓美国民主的儿子?对于1991年的乔西来说,他的命运是等待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而他的罪名有谋杀、勒索、妨碍司法、贩毒,等等等等。但是,最后的引渡根本没有发生,他面前的选择只和死亡有关:胳膊肘以上还是以下?当电视屏幕上最后打出那段字的时候,一个关于杀戮的故事便以疯狂的方式走向了终结:“乔西·威尔斯被烧死在监狱牢房里。”死像是最后走向了完成时的状态,但是当亚历山大·皮尔斯写完“一所毒巢,一场屠杀和一个犯罪王朝的崛起”的《七杀简史》的时候,在1985年8月15日的明天还没有到来之前,是不是就把这发生在安息日的七杀故事去除了狗屎臭?

“第一部分你说一共有十一个人被杀,但你为什么只写其中的七个呢?”七是和安息日相关的七,七是神性的空洞的七,七是和平演唱会相关的七,而其实,七是拿着八百四十发子弹的七个人,是杀手帕瓦罗蒂被第二次被提及时已经隔开的七年,是1984年成瘾者流血死去挂在半空中的七天,所以七只是一个影子,一种幻觉,一个符号,一段历史,“扫荡那个毒巢的不是什么匪帮,就是乔西一个人。一个人,两把枪。乔西一个人杀光了毒巢里的所有人。”

永远不是一个人的罪恶,永远不是被埋葬的死,永远不是直线型的时间,永远不是只是歌曲的“影子舞蹈”,“我有了一本小说,而且它早就摆在我面前了。半成型的小说和半成型的角色,放错地方的场景,几百页文字需要排列顺序和定出目的。这本小说将仅凭叙述驱动。”但是叙述并不是会走向终结,因为所有人都没有逃离1976年12月3日,所有人都会像“我母亲”一样,“最好别读小说的第四部分”,因为在1976年12月2日的“根源摇客”之后,在1976年12月3日的“深夜伏击”之后,在1979年2月15日的“影子舞蹈”之后,第四部分清清楚楚写着:1985年8月14日——“白线/美国的孩子”。

刺槐树

编号:C38·2170522·1393
作者:【法】克洛德·西蒙 著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6年04月第1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27.60元
ISBN:9787540475642
页数:360页

“村子里还残存着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的绿色,有时候是孤零零的一棵树,有时候只是一段树枝,几根枝桠顶破零落的树皮生长出来。”是寂寞地生长,却也是宣告生命的绵长。西蒙运用档案、口述、信件和想象,在其中融入了祖先、父母及自身的大量真实经历。全书共分为12章,每章以一个具体的年代或时间段作为标题,对应所涉及的大体时代,而叙事的红线却不经意地在不同的时空之间自由穿梭。一战、二战、法国大革命、西班牙内战、苏联游记……一个个片段拼贴出一个家族一个半世纪的悲欢离合和一个二十世纪儿从少年到老年的生命历程。在个人命运中交杂着的是永无止息的战争、动乱和革命,而与个人在历史洪流中所受的创伤相对应的是自然界对人世纷争的冷漠和它亘古不变的兴衰枯荣的节律。


《刺槐树》:灾祸和苦难袭击了同一个地方

或者,也许一切并没有停止。她继续在这种麻木,这种温润的涅槃里,在这种植物怒放的高潮状态里,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漂浮着,坚不可摧,遥不可及,仿佛远离他人,枪声炮火和战争的喧嚣沉闷无力地传来,远远地,像假的一样。
——《1880年—1914年》

打开书和合上书,其实都是一种停止,打开书是停止在完成《行为的结构》阅读的24日,合上书是停止在2017年完成120本书阅读的27日,一本书的停止意味着另一本书的开始,一年的停止则意味着下一年的开始,当所有的一切都呈现在走向某一个终点的停止时,是不是时间在那里变成了一个必须标注的符号?昨天和今天,前一本和这一本,时间的段落即使在毫无分界的页码中被模糊,从24日的打开到27日的合拢,在书之外的世界里,也标注着无法回避的时间标点:其中有为了一种死亡通达而设置的《逆向人生》,有1929年曼·雷在《骰子城堡的神秘事件》里寻找的那个戏仿的上帝,有关于“永恒存在”的《依巴拉度·时间篇》,死亡、上帝和童话般的天堂,看起来都是在寻求永恒的意义,但是在被播放、观赏和评说的文本里,它们都是割裂的,甚至以时间的方式在消灭时间。

仿佛永远是时间的游戏,死亡无法通达,上帝无处寻觅,永恒只是想象,一个一个关于时间符号安插在书页里,当重新被现实标注在24日-27日阅读里的时候,停止是不是必然发生?时间是不是清晰可见?就像2017年第120本阅读的书,它是唯一的,它是不可更改的,就像“刺槐树”本身:“有时候是孤零零的一棵树,有时候只是一段树枝,几根枝桠顶破零落的树皮生长出来。”孤独的一本书就是孤独的状态,阅读完毕就只剩下“一段树枝”,残存的思绪是“几根枝桠顶破零落的树皮”,但是在唯一而不可更改的世界里,12个章节、360页厚度,为什么反倒看上去像是藏匿着时间秘密?而且,“远远地,像假的一样。”

如此醒目,如此突出,克洛德·西蒙在24日的晚上就开口说话了:“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时间。”如此明显,如此重要,克洛德·西蒙在24日至27日的段落里就告诉了事件和人物出现的时间,它们在每一章的标题里被固定,还有什么能逃出时间?还有什么时间会像村子里的“刺槐树”一样,“远远地,像假的一样”?甚至在打开的第一句,就让你直接进入了时间的叙事中:“很久以前,三姐妹中的两个(长姐和幺妹)就已出嫁(其中一个——小的那个——甚至已经去世,葬在一座阔绰的陵墓里”——第一句,是确定的第一句,是时间的第一句,但是为什么很久以前的故事里会有没有结束的破折号?为什么三姐妹要被放在括号里注释?长姐和幺妹和时间有关,去世和时间有关,1880年和时间有关,1914年也和时间有关——时间标注了一切不可逃避之人,但是时间在被区分为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时候,它就已经逃离了唯一的状态,从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到克洛德·西蒙的《刺槐树》,时间真的像是“远远地,像假的一样”。

混合,模糊,以及重复发生,时间取消了清晰的边界,“很久以前”是在哪里?“现在”距离过去有多远?“遥不可及”又指向那个不可见的目标?而“继续在这种麻木,这种温润的涅槃里”的“她”到底是活在哪个时间里?如果把1880年作为一个看上去清晰的时间的起点,那么“她”根本没有出现,回忆一般,那时侯有“大革命部队和后来的帝国军队的首领”的老爷子的祖父,这是和历史有关的线索,当“当地地籍里的整一片区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经历过战争的男人就开始了关于时间的叙事,和土地有关,和军队有关,和家族有关,时间一定会打上某种宿命的标签,当它沿着从1880年到1914年的轨迹行进的时候,一切似乎都是从“很久以前”开始。

三姐妹,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已经出嫁,而当她从家族有关的历史中出现的时候,显然已经无法知道“很久以前”的事了,这是时间模糊和混乱的开始,和母亲住在一起,老爷子去了哪里?父亲又去了哪里?“似乎她没有什么欲望,也没有遗憾、思想或者什么打算。她不悲伤,不忧郁,也不幻想。”这就是混乱的状态,1914年注定和她的这种状态有关,无法回溯老爷子的祖父所带来的荣耀,无法回忆三姐妹的人生起伏,在只有母亲的世界里,“她”就是被时间抛向了“不悲伤,不忧郁,也不幻想”的世界里。但是只要是她在的时间里,1914年却又是具体而真切的,但是这种具体而真切,却又无法逃离宿命:她收到了一张没有署名的明信片,上面是一个“穿黑色长筒袜、蕾丝裤和紧身胸衣的女人跨坐在一把金色的椅子上,朝天花板吐出烟圈”的女人,这看上去是和欲望有关的启蒙;她在一次婚宴上遇到了与众不同的男人,作为新郎的伴郎之一,是一位“身穿一件夜蓝色的制服,领上绣着两个红色的船锚”的军官,这是不是一种关于战争的符号:“如果说死神没有将他带走,这个家庭里参战的三个人中却已经有两个战死了,相隔不超过一个月,第一个死在八月里晴朗的某一天,不久之后另一赖于弹穿过了众议员诗人的颈动脉。”

真的没有欲望?真的没有战争?为什么那株植物在怒放的高潮状态中?为什么枪声炮火和战争的喧闹会传到她的耳朵里?1914年是不可逃避的,家族的历史已远,但是那种宿命般的记忆却复活了,而且这种复活不是只带给她一种麻木和温润的涅槃,而且以时间延续的方式给了她继续宿命的可能:“她漂浮在这无可估量的极乐之境,处于某种可以说胎儿的状态之中,不久之后,她自己也将在腹中温暖的暗黑之处蕴育一个萌芽阶段或者说初级阶段的生命。”

腹中温暖的黑暗之处,为什么会蕴育一个萌芽阶段的生命?当一个没有欲望,没有思想,不悲伤、不忧郁的女人只是麻木地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新的生命奇迹?她之外必定有一个他,而他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归到了相似的家族历史中:“他立志要让子女过上一种生活,让家族姓氏远离冰雹、干旱、马铃薯甲虫、麦角病、葡萄果蠢蛾这些可以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将一年辛勤劳作的果实毁灭殆尽的东西。”和那个老爷子的外祖父拥有荣誉和土地不一样,他的生命里都是抗争,抗争自然灾害,也抗争人祸,而一切家族的衰败却有同样的原因,那就是战争——1914年的枪炮声已经响起,1914年的战争状态已经到来,“行程持续了一夜,一天,尔后又是整整一夜。”这是和她有关的他的1914年叙事。为什么曾经一个奖学金生的男孩要离开在省城的高中?为什么在准备进入巴黎理工学院入学考试前被改变了命运?为什么最后在医院里报考了圣西尔军校——或者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他两次远征间隙的时候,传来了他订婚的消息。

1914年有一个麻木的她,有一个走向战场的他,订婚是一种结合,可是最后却还是走向了分离,夏天总是带来不堪承受的负荷,“如航船般在自身的重量下倾倒,搁浅了。”订婚的消息在远征期间传来,腹中的温暖暗黑之处听到了远处的枪炮声,命运就是这样写在1914年的历史中,他终于接过了黑女人手中的婴孩,抱了抱,又放在了自己的胸脯上,但最后还是还给了黑女人,“然后跨上马背,踢一下马刺,消失了,而她留在那里,紧紧抓住栏杆,指节发白,继续注视着洞开的大门,门洞里最后一次勾勒出那个骑马男子的背影。”

对于她来说,25岁才等来这个男人,那是她对于麻木生活的告别,一种温润的涅槃的开始,当他们相遇,当他们订婚,当他们蕴育生命中的希望,要经历多少时间的考验?1914年像是一个他和她看见永恒的时间,但是这根本就是一个时间游戏,它是现在的时间,也是过去的时间,更是未来的时间,过去的时间里写满了幸福,“四年前她也是站在这里,沉醉在甜蜜里,靠在他的臂膀上,穿着婚纱在摄影师面前摆出姿势”——那是她25岁的1910年,“那个冬天江河泛滥,她们等四处通风的潮湿车站里,火车小心翼翼地行驶在水潭之间,水面如同锡板一般,只露出一些树木和围栏的尖顶,就仿佛在庆贺这桩仅会维持四年的婚姻之前”,而现在,四年之后的现在,冬天变成了夏天,聚合变成了分离,那匹战马,那个男人,只留下最后的影子,当一切都离开,带走的是顶住世俗偏见、流言蜚语的秘密婚约,是穿着婚纱的甜蜜,是腹中暗黑之处的生命之光,“就这样,四年的时光流逝了”,一句话,就把世界带向了早已经发生的那段宿命历史:“在她的故乡或者不如说在她出生的那个世界里,厮杀、死亡和不幸就如同欢娱、饥饿或者睡眠一样稀松平常。”

故乡还是故乡,出生还是出生,死亡还是死亡,稀松平常的世界其实没有在时间了改变什么,1914年和四年前的1910年有什么区别?和更早的1880年有什么不同?“请和我最后一个告别。”一句话里带着痛苦,带着无奈,却也带着最后的期盼,带着一种看见生命成长的喜悦,细微,却是一种寄托,但是当一切进入了没有改变的时间里,那最后的期盼和喜悦,又会变成等待和等待之后的死亡,1914年的男子骑马离开的时候,背后是那个黑女人,是婴孩,而在二十六年后,这一幕同样在那里发生了,一个黑人保姆,一个在小道上散步的婴孩,只是他们再也没有等来最后的希望,“这婴孩长成孩童,逐渐长大成人,再后来重新变成了一个只有动物需求、一心只关注吃喝的造物或者活器官——通过战俘营广场上的广播得知它”。

二十六年后,也就是时间被带向了1940年,那个男孩是另一个他,他在长大中变成了“只有动物需求、一心只关注吃喝的造物或者活器官”的人,这是时间制造的过程,那么在1940年开始之前,一定发生了什么。1939年,也是夏天,他坐上了体型庞大的火车,他感受大地的震颤,他遇到了那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甚至还看见了在铁路旁边的你女人和孩子——当他在车厢里坐着,在道路上行走的时候,总是会想起以前的时光,那是三年前坐上火车的记忆,那是两年前走向战场的回想,可是两年或者三年都逝去了,不是怀念,因为时间从来没有让他改变什么,而是让他越来越难以走出过去,因为他的目的地只有一个:“现在他要去死了。”

天空上的飞机现出铁灰如葬礼的颜色,本来健壮的战马只剩下“沉甸甸的骨头和肌肉的组合”,这里只有命令,只有前线,只有士兵,只有德国佬,只有无休止的枪声,只有战马和骑兵的尸体,“所有的人,被一个接一个地倒进去、吞没了,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从编制表上抹去了,而所发生的这一切(他们(骑兵们)正在经历的东西)一点儿都不像战争或者他们一厢情愿想象中战争的模样:”括号里的括号,最后一个词后面的冒号,没有结束,其实早就结束,而一切的注解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唯一刻在时间上的标记是倒下、吞没、消失,那张报纸上醒目地写着“总动员”,但是战争似乎已经无法让他们看见胜利,但是一切无可挽回,“他们明白木已成舟,一切已无可挽回,一如几个小时之前他们带着些许惊异然而却并不真正感到吃惊,也许甚至并不明白其中确切切的意义,就那样接受了仿佛告示一般(告知他们自己的死亡)在他们眼前摊开的报纸首页上用讣告字体整版印刷的巨大标题。”“总动员”的标题就是死亡的讣告,那些报纸不是为英雄的名字而留,它上面最后一定如墓碑一样写着死去战士的名字。

所以二十六年后的1940年,和1910年又有什么区别?一个孕育在暗黑之处的孩子,是骑上战马的男人在背影世界里留下的希望,而当所有的婴儿长大,他都变成了“一个只有动物需求、一心只关注吃喝的造物或者活器官”的人,“乡野和整个世界似乎被埋葬了,在一层单一寂静的白色之下动弹不得。”1880年的老爷子,1914年的骑兵,1940年的战士,谁还分得清谁?谁还能区别时间?过去和现在,现在和未来,在隆隆的枪炮声中,在死亡的腐烂味里,谁都是那个“现在他要去死”的可怜孩子,就像1914年的她所看到的那样:“就好像在这二十六年的间隔后,灾祸和苦难再次降临并袭击了同一个地方。”就像1910年擦去子弹痕迹的寡妇所说:“三十年后,同样的灾难再次重演,仿佛要将一切,尸体也好,地点也好,全部杀个片甲不留。”

1910年和1940年,1919年和1940年,灾祸和苦难,从来没有远离,同一个地方,不在别处,就在自己的心里。但是时间却在重复中留下了一个口子,他终于在铁灰色的葬礼世界里看见了虚拟的死亡状态,终于在“令阳光下的空气发出振颤”的大炮声中逃离,扔下绑腿,摆动手臂,猫着腰身,最后,“一瘸一拐地朝刚才的房子跑去,消失在里面。”从公路、战马的世界里消失,从火车、死亡的恐怖中逃离,1940年的时间是虚拟的时间。三天之后,他看见了度过童年的那个地方,看见了昏暗灯光下的老妪,看见了秋天一望无际的蕨草,当他以赤条条的方式返回到熟悉而陌生的历史的时候,仿佛真的是一次重生。

回来,但只是过客,在历史的另一边,在记忆的另一边,在战争的另一边,他之存在是不是真的是虚拟状态下?甚至还恢复了欲望,在那个妓院里,他看到了有形有肉的乳房、大腿和屁股,他被香水、呼吸、体温、白嫩结实的肉团包围,这是欲望的世界,这也是真实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仿佛是将他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就像1910年的她,在“植物怒放的高潮状态里”看见了温润的涅槃。是的,当战争还没有停歇,他却在时间之外看见战争:“他重新开始读报,看报上的地图,看那些战火蔓延中的城市、海岸或者沙漠的名字。”还有那个他曾在休假是娶的女人,当她穿过被一分为二的国家边境线上和他团圆,世界仿佛回到了开始:“这个女人曾脱光衣服,耐心为他摆出造型,十四个月前与他在车站送别,用丝绵纸包了他没吃下的三明治。”

灾祸和苦难在同一个地方发生,而欲望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现,1940年的战争,1919年的战争;1940年的欲望,1914年的欲望,时间的标注到底是在凸显不可逃避的重复性,还是在回归生命意义的本真状态?他没有最后死去,他离开了战争,1940年之后,在漫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活着,而当1982年的他回到老城,回到记忆中的地方,“那座房子仿佛构成了一座岛屿,一个被遗漏的角落,被保存在空间和时间里”,那时有孕育了他的那个还是女孩子的女人,有他自己在孩提时代住着的天花板,有穿着黑衣的寡妇,有老态龙钟的老妇人,有被照料的孩子,当然也有团聚的那一时刻。可是1982年的记忆里还是无法抹去六十八年的那一幕:战败的将军靠在那儿将手枪对准了太阳穴。六十八年是也是1914年,将军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却几乎成为一种永远的时间记忆:“那幅画卷,那个场景预示着外来暴力的突然闯入,在欢笑声、雀跃声和花朵的芬芳之中介入她们的豆蔻年华,在她们的意识里,直到那时为止,死亡只会悄无声息地慢慢带走年老病弱之人”。

一种死亡,其实已经渗入到记忆中无法更改,也渗透到时间里无法忘记,那是交错的死亡,混杂的死亡,反复出现的死亡,宿命般的死亡,1982年和1880年,相距一百多年,即使隔了一个世纪,那种铁灰的颜色,那种隆隆的声音,那种腐臭的味道也无法抹去,所以时间注定了一切将要发生的事:“同一个房间,同一座壁炉,在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目睹了三个人的死亡,其中有一个是女人,在那一天她就明白自己已经死了。”明白自己已经死了,就是把自己推向了没有悬念的宿命之中,而时间早已没有了任何意义。就像那棵在春天开花的刺槐树,枝桠被台灯照亮,羽叶在黑暗中轻颤,卵形小叶被染成青绿,“仿佛整棵树悠悠苏醒,颤颤巍巍,摇摇摆摆。”但是,就像一百二十年来一直死去的人一样,“明白自己已经死了”,最后的刺槐树也像死了一般,“然后一切回复平静,它们又不动了。

恋情的终结

编号:C38·2170419·1386
作者:【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7年03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39979410
页数:280页

第一部,第一句:“故事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作者从自己经历中选择那个可以让其回顾以往或者放眼未来的时刻时,完全是任意的。”任意的时刻,任意的故事,到最后为什么有了一个清晰而明确的结果:“爱情已经变成了一桩有开始也有结束的风流韵事。我说得出它开始的那个时刻,后来,终于有那么一天,我知道自己也说得出那最后的时刻。”任意时刻变成了最后时刻,这是不是“恋情的终结”永远的变奏?“关于爱情,我又想起了你……”二战期间的英国伦敦,作家莫里斯爱上公务员亨利的妻子莎拉,一次意外事件导致萨拉不辞而别,莫里斯在恨和嫉妒中度过了两年。两年后,他们再次相遇,当初那段感情中炙热的爱、恨、猜疑、嫉妒、信仰,再度折磨着莫里斯,而最后的结局就像莫里斯自己预言的小说一样,它只是一桩风流韵事。


《恋情的终结》:我们无法逃脱情节的束缚

最后是你赢了,这点用不着你来提醒我。但她背下垫着这个枕头,和我一块儿躺在这张床上的时候,可并没有用你来欺骗我。她睡觉的时候,是我同她待在一起,而不是你。进入她身体的是我,不是你。
——《第五部》

绿色,破碎,尖利,以及一意孤行,一张封面似乎是一个故事的所有场景,她朝着向上的方向行走,他则以向下的方式离开,他和她,男人和女人,红色和黑色,在布满绿色的纸面上各自划出属于自己的方向和轨迹,似乎不再碰面,似乎不再缠绵,似乎永远走向陌路,可是这“恋情的终结”的题目下面,却分明是他们共同站立的那一块玻璃,破碎的玻璃,锋利的玻璃,以及如心形的爱情一样的玻璃——当在爱情中各自寻找方向,他们却始终无法走向那可以结束的故事?

The End of the Affair,一种结束标注在行走的过程里,爱情是容纳?恋情是束缚?可是那一意孤行的表情里分明在寻找那一个在别处的你——不同的字体,是对于天主的特殊标注,第一人称是我,第三人称是她,而第二人称的“你”又在何处?你是皈依,还是寄托?你在别处,还是在各自的心里?破碎却统一于一样的场景,锋利却无法走向别处,结束于未结束之处,相爱于未爱你之时,在终结的那个地方,所有人都听到了对于第二人称的那个并不是祈祷的注解:“噢,天主啊,你做的够了,你从我这里抢走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我太疲倦,也太衰老,已经学不会爱了。永远地放了我吧。”

最后一句话,最后的祷告词,却并不是一种终结,它在冬日里以复生的状态回到了破碎而锋利的场景中,和开头时的那句话一样:“我所记述的与其说是爱,倒远不如说是恨。”爱和恨共同安置在一张封面里,共同面对各自的方向,共同封闭在一本小说里,那么,恋情是不是如一个统一的文本一样:“故事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作者从自己经历中选择那个可以让其回顾以往或者放眼未来的时刻时,完全是任意的。”

没有开端,没有结尾,这是小说之一种,这是文本的封闭状态,即使可以从经历中任意选择一种时刻,在这个文本里,作者也主宰了一切,那么,在被作者左右的小说里,所谓的我,所谓的她,是不是仅仅是一种被安放在有开端有结尾而无法逃逸的封闭世界里?是不是意味着只在情节的束缚里选择爱和恨?是不是意味着作为天主的“你”只是一种虚构?当时间变成一九四六年一月的那个漆黑的雨夜,当地点变成那一个总是发生故事的公共草坪,当人物变成和婚姻、爱情有关的莫里斯、亨利和萨拉,其实在虚构中已经让故事拥有了一个开端,一个“关于爱情,我又想起了你”的开端。

开端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点,就像爱情,它从来不是从某一个确定的时间开始的,一九四六年一月的雨夜只是一个进口,当故事进入到这个进口,在打开的世界里完全可以发现另外的时间端点,比如一九三九年,我动手要写一部关于高级公务员的小说,从而认识了亨利和萨拉;比如一九四四年,当那枚V-1型飞弹落到公共草坪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从草坪南端传来的玻璃震碎的声音;比如一九四六年,萨拉在日记中写道:“我要莫里斯。我要常常的、堕落的、凡人的爱。”爱情已经依次打开,但是当爱情在不同的时间端点被打开的时候,处处是起点,却也处处是终点。

一九三九年的相遇,却是另一种“愤愤不平”回到了我的身上,我看到萨拉吻了亨利的一个同事,这只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恨似乎与爱一样,都作用于我们体内同样的腺体:就连它们产生的行动都是一样的。”一九四四年的相依,起初的故事是浪漫的,甚至是肉体式的:“这段时间里的轰炸始终保持着晚上才来的习惯,这让我感到很方便。”萨拉上午来,在买蔬菜和买肉的间歇里和我做爱,但是那炮弹留下的是被炸伤的身体,和一丝不挂被指责的肉体,以及那个“她为之而抛弃我的这个男人”,而一九四六年的呼喊,却在雪花路16号的演变成了另一种爱恋,那个像是X又像是Y的斯麦斯不是假设的未知数,而是对萨拉说出“我不管。我爱你,萨拉”的男人,而在萨拉的日记中清清楚楚地写着那一种痛苦:“我想自己正在亲吻痛苦,而痛苦属于你,正如快乐从不属于你一样。我爱痛苦中的你。”

其实,所有的时间端点都像是一部小说的情节安排,所有的开始都在走向一种无法保证的终结,所以那一个恋情的开始只不过是在进入小说,进入作者的世界,“我一直躺在这里想第五章的内容。亨利在出席重要会议以前,是不是要嚼嚼咖啡豆来去掉嘴里的味道呢?”这是我对萨拉说的话,因为小说,我寻找亨利,因为小说,我认识了萨拉,也是因为小说,我爱上了萨拉——“因为她说了一句曾经读过我的书的话”,一句话,让读者变成了主人公,一句话,让作者成为了我。还有那个“洋葱”,它在我的小说中被叙述,它出现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里,最终它成为我和萨拉在鲁尔斯餐馆的那一道菜。“我忘记了银幕上讲的是我的故事,影片中的对话曾经是我说过的话,而且真的被出现在某家廉价餐馆里的一个小小场景打动了。”从忘记到出现,到再现,这像是一个小说开启的故事,它总在里面,它无法逃逸。

“二十几年来,我始终坚持每星期写作五天,每天平均写大约五百个字。我可以在一年里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里面还留出了用来修改和校对的时间。”这是有条不紊地工作状态,这是有开端有结尾的任意时间,即使恋爱、战争都没影响到我,而这每天五百个字的写作计划,当成为一种惯例的时候,也渗透到现实里,我要求侦探公司给我的每周跟踪报告,无非也成了小说的一部分,隐瞒着萨拉的丈夫而独自雇佣了跟踪者,我就是一个任意的作者,似乎我要将这一切的故事都变成文本,都变成我可以控制的情节,就像在那张床上,我用自己的身体进入到萨拉的世界,只有这样的感觉,才是主动的,才是爱的,才是真切的,才是没有终结的。

但是最终的问题却是:“从那以后,萨拉就开始不喜欢我的小说了。”她甚至说了一句“你不喜欢的人好像很多。”这是对于文本逃逸的开始,直接破坏的是我以作者的身份控制的一切,“我马上觉得自己是在被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作家来看待。”回到现实中人的状态,这是一次对于文本的超越,还是在构建另一部小说?其实在文本之外的现实里,时间的端点只有一个,恋情的端点也只有一个,“如果有能耐的话,我会用爱来写作。可是如果能用爱来写作的话,我就会是另外一个人:我也就根本不会失去爱了。”那就是爱,肉体的爱,它是进入唯一的方式,是真实的唯一证明:萨拉和亨利十年的婚姻,它是在肉体之外的共同生活,只有世俗和契约;帕基斯因为跟踪而对萨拉产生的暗恋,无法走近她,职业让他永远离开肉体;斯迈思对萨拉从精神引导走向爱恋的表白,也无从进入萨拉的身体,而当世界只剩下我的时候,我不是作者,不是朋友,而是纯肉体关系的情人,在警报声响起的时候,我们趁着空隙做爱;在布里斯托尔旅馆里,我们的肉体之间只有一片空气;在萨拉的家里,成亨利不在,我们的外套还没来得及脱掉们就开始相互亲吻着……

肉体打开了欲望,肉体发现了自我,肉体带来了嫉妒,肉体也标注了开头,当肉体超越文本,当写作变成空洞,是一次逃逸,却也是一种冒险,因为欲望会有终结,因为快乐会有终点,因为进入会有退出,因为爱会有恨。因为写作,我会把萨拉同其他女人混合在一起,因为和亨利在一起,我会在梦中见到萨拉,“醒来后有时痛苦,有时高兴。”因为被跟踪,我自己也成了那一个虚构的X或者Y,因为在一起,所以想要在爱情里走向永远的相守:“在我们相爱的日子里,我老是试图让她说得比实话多出一点——说我们的恋情永远不会结束,说有一天我们会结婚。”

“以前我从没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一个男人,以后也再不会了。”这是萨拉对我的承诺,这里只有开始爱的起点,没有爱的终点,但是当恋情以肉体作为起点,“嫉妒和欲望并存”,爱注定会变成嫉妒,对萨拉的嫉妒,对亨利的嫉妒,“以及对被帕基斯先生笨拙地追踪着的那另外一位的嫉妒”,所以在短短的一年忠诚之后,我对萨拉的问题是:“如果我同别的女人睡觉的话,你会为我铺床吗?”
在“也许会的”的回答里,分明是一种洋葱一样的圈套;这是嫉妒而预设的终点,而当一九四四年的V-1炮弹落下来的时候,我被战争推向一种无限迫近死亡的状态,萨拉也在一丝不挂中袒露肉体,肉体之于爱的意义正在消融,它变成了一种尴尬,一种不设防,一种意外,“在那之后,我记起了萨拉和亨利,还有对爱情即将终结的恐惧。”

肉体的萨拉正在死去,在嫉妒中,在战争里,我保留萨拉的唯一方式是想象:“大幕升起,开始演戏。演的总是同一出戏:萨拉在做爱;萨拉同X在一起,做着与我们过去在一起时做过的同样的事;萨拉以她特有的方式接吻,在性爱中弓起身子,发出疼痛似的叫喊;萨拉忘情的样子。”我的职业就是想象,当萨拉出现在我的梦中,出现在我的想象中,其实我又成为作者,成为一个试图控制别人的人,而当我变成作者,其实我已经在这个恋情里划上了一个终结的符号。

而萨拉呢?她是我肉体的对象,是我小说里的人物,但是她在肉体、婚姻、恋情中又如何存在?“本来我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去爱,一次只花掉一点,在此处和彼处,在这个男人或者那个男人上省着用。”这是肉体中的萨拉;“我一辈子都竭力生活在这种幻觉之中——它是一帖安慰剂,能让我忘掉自己是个婊子和骗子。”这是现实中的萨拉;“我要莫里斯。我要平平常常的、堕落的、凡人的爱。”这是理想中的萨拉,当爱情如小说一样开始的时候,当嫉妒和欲望主宰肉体的时候,其实对于萨拉来说,她渴望逃离那个小说中的世界,渴望离开我作为作者预设的世界,于是她在日记里记下了那一场爱恋,真实的时间,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心情,真实的痛苦,以及真实的解脱——那里有萨拉自己,有亨利,有莫里斯,有斯迈思,但最后却是一个没有名字却无处不在的“你”:你带来痛苦,“你知道我想要你的痛苦,可我不想现在就要。”你代表着质疑,“我爱莫里斯时,也爱亨利,而现在,当我是他们所说的好女人时,我却谁也不爱了,而且最不爱的是你。”你命名着爱,“如果我爱你的话,我就会知道怎么去爱他们。”不同字体的你,第二人称的你,是站在萨拉对面的对象,也是萨拉虚构的存在,“亲爱的主”,一个不信教的人,一个不是天主教徒的女人,如何在自己的日记里寻找一种精神的归宿?

“我在爱你以前是不是同样地爱莫里斯?抑或我一直爱的其实是你?我在抚摸他的时候,是否就是在抚摸你?如果我没有先抚摸他——用我抚摸亨利,或者任何其他人时都没有用过的方式抚摸他——的话,我会抚摸你吗?”像是一种替换,一种逃避,却也是走向终结的预兆。其实当肉体之爱发生,当嫉妒之情发生,当痛苦和伤害出现,对于萨拉来说,她需要的是一个没有终结的爱情,天主是生活之外的信仰,她以自己的方式命名。一旦进入到封闭的结构中,萨拉也变成了作者,那些日记是文本一种,只不过和小说开放供人阅读不一样,日记是私密的。但是私密的日记在嫉妒中也一定会有读者,会有和作者对立的读者,它被佣人拿来,被侦探公司获得,又被我看见——而当我看见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恋情必将在最后的时间里被合拢,合拢而封闭,便是最后的终结。

不想终结却走向了终结,这是宿命?就像萨拉的死一样,一场感冒夺走了她,肉体消亡,那么在已经命名的“你”的世界里,是不是还会有永恒意义的救赎?不是天主教徒,灵魂和肉体一起死亡,会入土,会焚烧,会成为物质意义的一缕烟一抔灰,但是死后的世界并不是走向终结,斯迈思希望她以天主教徒的方式入葬,克朗普顿神父愿意给她天主教式的土葬仪式,而远道而来的萨拉母亲更是说萨拉早就是一个教徒了,小时候,她为了报复小气的丈夫,给萨拉做了洗礼。如此,这样一个死去的肉体是不是也在进行着各自的命名,是不是这样一个终结的生命也在寻找永恒的意义?

而其实,那时候所有人都变成了作者,无论是撒谎的神父,还是虚伪的母亲,无论是一直跟踪的帕基斯,还是痛苦的亨利,在生命走向终结的时候,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控制着萨拉,而我曾经在起点把萨拉带进小说的作者,才第一次感觉到恨的真正意义:“我想:恨萨拉只不过是因为爱萨拉,恨自己只不过是因为爱自己。”那个叫做莫里斯·本德里克斯的作者,那个写作了《野心勃勃的主人》《带花冠的偶像》《滨水墓地》等书的作者,甚至根本不值得我来恨,因为当萨拉作为一个人物进入我的小说之后,她从来没有逃脱情节的束缚,她从来只是被预设在文本里,“爱情已经变成了一桩有开始也有结束的风流韵事。”

战争也是一部小说,婚姻也是一部小说,信仰也是一部小说,现实更是一部小说,在这个被作者控制的世界里,在这个开端和结尾任意的传说中,把萨拉写满“你”的日记本撕掉,把“天主保佑你”的句子划去,把空荡荡的屋子遗忘,把没有完成的无聊小说终结,或者只有取消那个充满谎言、充满虚构的“你”,才是抵达没有终结的唯一办法:“你是一个魔鬼,在引诱着我们往下跳。可我并不想要你的安宁,不想要你的爱。我想要的只是一种十分简单、十分容易的东西:我想要同萨拉终生相守,但你却把她带走了。”

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

编号:C38·2170419·1385
作者:【英】安吉拉·卡特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305141515
页数:307页

“我之所以能成为英雄,原因只有一个:我挺过来了。我之所以能挺过来,就是因为面对如潮水般袭来的魅影,我根本就做不到举手投降。”《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将三部不同的机械,爱情、叙事、社会结构完全拆解,再把所有零件组装到一起,在一瞬间同时完成了对三者的解析。在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幻想,读到了散发着颓废气息的绚烂,也读到了拼贴和戏仿,什么科幻、惊悚、后现代、流浪、寻根文学、历险故事、色情文学,外加种种政治和社会理论,统统一锅烩,“每一章的故事既伸向未知的未来,与此同时又在重复着已知的从前。换而言之,就是在遍地回声的古老文学景观中开拓出新的领地。”


《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我欲故我在

“我明天到城里去,”博士说道,“时间将被彻底推翻……”
“所以,你将昨天到达。”阿尔贝蒂娜说道。
——《第八章 城堡》

就像安吉拉·卡特,一个“昨天到达”的名字,她写在2013年1月打开的《焚舟纪》里,写在2013年12月看见的《精怪故事集》里,当一个名字出现,意味着一种时间的呈现,于是从昨天开始,“禁止进入”的门再度开启,于是从昨天开始,“我讲完了,现在交到你手里”——在时间的序列里,2013年是一个起点,它打开了门,它指向了下一个你,在必然被拉入阅读的世界里,还有什么可以返回而取消一个作者的意义?

但是,当2017年12月的文本打开的时候,它是不是和时间有关的“再次”?是不是写在必然到来的未来里的现在?或者说,安吉拉·卡特是不是一个重新看见的符号?过去的2013年是昨天到达的时间,现在的2017年是今天开始的时间,可是为什么放在括号里的时间又变成了明天,而且“被彻底推翻”?霍夫曼博士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把昨天抵达的时间颠覆成了未来的样子,而在“安吉拉·卡特”这个符号恒永的存在状态里,不管是明天还是昨天,都已经远离了此时此刻的今天。

被抽离的今天,不是仅仅意味着现在时的缺席,在昨天和明天,在到达和推翻之间,那个今天就是一个搁置的状态,而当今天被抽离,现在被搁置,时间就变成了一种错乱的开始,明天在昨天到达,昨天看见了明天的推翻时间,它们自动组成了一个闭合系统,没有向下运行的时间之流,也没有逆反而上的时间记忆,所以在霍夫曼博士和阿尔贝蒂娜的对话中,当时间被错乱地放进引号里的时候,它依然是一个被禁止进入的系统,它依然是一个交到你手里的言说故事,它不真实,它没有秩序,所以,“最后,我感到,阿尔贝蒂娜死在我怀中”无非是一个没有最后的死亡事件:它随时随地发生,它时时刻刻死去。

但是在霍夫曼博士和阿尔贝蒂娜对话之外,在他们引用之外,却有一个我,一个“一切我还记得”的我,一个看见死亡的我,一个拯救城市成为英雄的我,我到底是谁?如果从这个疑问开始,完全可以用时间来构筑一个完整的我,比如,“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这是和我的出生有关的时间,当我发现自己的印第安的后代,当我知道母亲来自身世清白的中欧移民家庭,当她在贫民区成为低廉的娼妓,我的时间缺少了一种家族的序列;比如,“变化之前,城市是什么样子的”,这是和我生活的城市有关的时间,当我成为部长的密探,领受了一项秘密任务,我就成为这个城市里秩序的一部分,但是不知道城市变化之前的样子,我的时间缺少了在城市系统里的序列;而在我的家族时间、城市时间缺失的时候,我却总是记住别人的时间:霍夫曼博士的增增祖父踏上这片土地的时间是1867年9月18日,霍夫曼博士咋7岁时患上了脑膜炎,在16岁时有过一次歇斯底里的发作;那个“大河之民”的阿妈,当她悄悄插上了厨房的门闩,把我当成欲望对象的时候,说:“上一次做爱还是去年的环割节,是去年四月,到现在也够久了。”欲望杂耍团的拉巴德女士,在梦里发现自己回到了出生的小村,躺在儿时的小床上,看见往日的天竺葵,“然后就与这个世界做永诀”的时候,却知道自己的“胡子和乳房一起长出来”的时候,她十三岁……

被放置在家族历史中的霍夫曼博士,能够想到欲望生活的阿妈,看到了记忆中自己的拉巴德女士,他们都生活在时间序列里,但是这样的时间序列是不是只因为被我言说,而变成了回忆,变成了过去,变成了曾经?就像我所说:“一切我还记得。”一切无完完整整记得,即使一辈子乱得像个线团,也意味着我可以从这团乱线中抽出最初的那根线头,“一针一针织出那个初的我,年轻力壮,阴差阳错就成了英雄,然后一天天走向衰老。”线团里有关于城市的过去,有关于我出生的事件,有我成为英雄的故事,有爱情毁灭欲望毁灭乃至所有的肉体毁灭的痕迹,似乎也只有我,能够在真实时间里打败霍夫曼博士发动的战争,能够击溃抽离了今天的“混沌时间”。

而对于我来说,关于家族,关于出生,关于城市,就意味着一种时间序列而产生的真实感,甚至是“城市看上去永远都不会变化”的机械感,它虽然曾经丑陋,曾经落后,但是它在欧洲文明侵入之后发生了改变,在商业兴起之后出现了繁荣,这变化,这繁荣,就组成了城市的历史,而历史就是时间有序流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一切看上去井井有条,在秩序的世界里,部长成为城市的实际统领,在秩序的世界里,城市成为权力的代表。所以在权力世界里,部长的政治哲学就是“头衔和功能论”:“每个人都牢牢掌握着某个头衔,由此决定了他在社会上的位置,整个社会被视为一个环环相套的圆,处于不断的变化运动之中,却又没有丝毫的变异。”人人各安其位,人人各谋其政,而所有一切都是因为有伟大的“礼制”。这是现在权力运行的结果,也是未来城市的理想,而这个城市正是在这样一种制度和秩序之下,才“永远都不会有变化”,才是坚固和乏味的。

所以即使霍夫曼博士发动了战争,面对博士的信使,部长也不无傲气地说:“条理分明的社会结构是人类创造出的最伟大的艺术品。和所有伟大的艺术品一样,它是完美的对称,具有音乐的结构特征。”在他看来,秩序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时间和空间的不可逆转,就是在条理分明的结构中自我成长自我毁灭,就是拥有出生和死亡,昨天和明天的完美对称。而其实这一切都是权力体系的呈现,无论是制度还是秩序,那个统辖一切的人才是最终的统治者,才是所谓的时间,而这样的规则、制度,在部长看来,就是一种理智,一种理性产物。无论是镇长,还是伯爵,无论是酋长,还是将军,其实这些被命名的人都只不过是部长权力体系的代表,都是城市理性统治下的产物。

但是霍夫曼博士要发动战争,就是要摧毁这样的权力,就是要消灭这样的秩序,就是要解构这样的时间,而所谓的反抗,其实就是从这个权力体系的内部产生的。曾曾祖父曾经踏上这片土地,这是霍夫曼家族历史的写照,他曾经以优异的成绩从国立大学理学院毕业,这是霍夫曼个人历史,家族历史和个人历史都在整个城市的体系里,所以面对博士的信使,部长不无讽刺地说:“可当初,他自己不也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吗?不也是这个国家最精美的思想装饰吗?”他是城市秩序的一部分,是城市权力制度下的产物,为什么要毁掉这个国家的社会肌质?因为博士在秩序中看见了堕落,在制度中体验了病态,当他在大学时卷入同性恋丑闻,当他两次被疾病所纠缠,当他最后被学校驱逐,这一切难道不是权力体系的危害?当他一把火少了自己的笔迹,当他带走了父亲神秘学中的古籍,当他进入了男厕所最终消失,他已经走到了制度、秩序和权力的反面,他已经开始了对于城市的反抗,而对于城市最好的反抗方式,就是摧毁那些所谓理性的时间,摧毁物理意义的时间,摧毁拥有秩序结构的时间。霍夫曼博士制造幻象的基本原理是:“一座城市吧,本质上,它就是一座时间的仓库,里面堆放着一段段废弃的时间。这些时间属于城市昔日的居民,那些在城市中生活过、工作过、梦想过,最后倒毙街头的男男女女。废弃时间不断生长,犹如意志顽强的有机体;它缓缓舒展,犹如泥沼中绽放的玫瑰;它又没有办法消逝,于是,城市的往昔被胡乱存放在城市的不同层面之中。”

“往日用来约束时间的器具,如今成了他手中的玩物。”过去的时间里长出现在的东西,废弃的时间里钻出死去的东西,颠倒、混乱,完整统一的时间结构分崩离析。用时间来消灭时间,用权力来消灭权力,所以对于霍夫曼博士发动的这场战争,信使的解释就是:“绝对的权力,建造一个彻底解放的政权。”解放权力,需要用另一种权力的力量,在霍夫曼博士看来,世界本身是一种物理意义的呈现,它是由具有可塑性的泥土构成的真实世界,但是在物理意义之下,世界的本原结构具有同样的可塑性,也就是说,博士要把这座城市放逐在世界之外,要把它变成时间的禁足之地,“博士知道如何穿透表象,让真正的形式浮现出来,由透明的内部浮现于有形物质的表面。”

真正的形式是什么?在博士看来,权力制造了一种表象,而表象是一种看起来真实却是腐朽的东西,穿透表象发现真正的形式,那就是幻象,就是欲望——权力是一种欲望,但其实只是欲望的中介,部长、镇长、酋长、伯爵,无非是把自己当成了权力的中介,他们不让人们看见权力体系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不让人看见欲望。所以在部长和博士之间的这场战争,就是权力欲望的中介和真实欲望之间的战争,是一切规则下的表象和穿透现象之下的幻象之间的战争,是人类的感性和理性之间的战争。

为什么我能阻止这场战争?为什么我会成为英雄?“我根本没法加入魅影,同魅影打成一片,也根本没有办法像周围的人那样,把现实抛到九霄云外,走上自我迷失的不归之途,最后在非理性的一通狂轰滥炸之下粉身碎骨。我的血太冷,心肠又太硬。”但是这是不是反而是一种理性?反而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幻象,反而是另一种权力?实际上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一个从卑贱的出生走向城市统治顶端的人,需要的正是发现自己的时间,发现自己的欲望,而这种理性之中的欲望,非理性之中的冷血,却是把我推向了一个悖论的世界——当那些欲望真正到来的时候,我是应该成为部长的人击溃那些欲望?还是像霍夫曼博士一样,解放自己的欲望?

这个悖论清清楚楚写在那两句矛盾的话里,一开始我说“一切我还记得”,但是后来我却说:“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我也记不清了。”当开始成为缺省的时间元素,那条时间之河就已经不完整了,幻象就出现了,欲望也无法遏制地降临。起初的幻象是透明的肉体,是美丽的诱惑,“那是一个女子,每次我见到她,她都是老样子,没有丝毫变化。”一个女子,却毫无变化,欲望的门即将打开,却还在部长一成不变的权力体系里,但是却看见了一个女人,一个闪发着欲望的人体,而且她说“去爱”,她说“不要想,只要看”,她说“一想就会迷失”。而当“城里的大教堂飞上了天”,一种宗教般的救赎被毁灭,我便开始了自己的欲望之旅,而这个欲望之旅被标明了时间,那是我24岁生日的前一天,那是一个下午。

自己的时间出现,自己的欲望出现,自己的幻象出现,我看见的是那只黑天鹅,以及那个女人,“从天鹅喉咙中流淌出的是撩人心扉、让人心跳加速的女低音。”那喉咙的金环上刻着一个名字:阿尔贝蒂娜。这是一个启示,欲望的启示,命名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将使我踏上寻找欲望寻找时间的旅程之中,阿尔贝蒂娜是终极的目标,是真实的形式,是时间之外的存在。为了调查镇长的死亡,我在午夜凶宅遇见了镇长的女儿玛丽·安妮——镇长是城市权力秩序中的一员,他的死亡让我遇见了权力之女,而这个权力体系有关的女人会释放怎样的欲望?“她伸出若有若无的胳膊,抱紧我,嘴唇盖到我的嘴唇之上,那个吻,就如同吞下—口冰冻的水,却立即就撩起了我的欲望。那吻里,装满了痛苦的渴求。”像是幻象?最后却是一种消失,“死了,可她活的时候比死了更苍白。”而在这消失中,我第一次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镜像般的存在,是让我看见了属于自己的时间,“我脸上的印第安印记都刮不掉,哦,我那可怜的老妈。”

而在我逃离午夜凶宅,来到“大河之民”的时候,和我有关的出生被激活,我知道了自己的血统,自己的家族,“您瞧,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回了家!”印第安,和欧洲的殖民者完全隔离的存在,让我在像是镜子的河水中找到了存在,但是那种欲望真的是真实的吗?我学习了他们没有固定单复数变化的语法,学习了没有“在”相应词语的语言,学习了缺乏抽象名词的句子,而所有这一切,都在远离笛卡尔的理性,远离欧洲中心论,这是一种自我的回归,我甚至把曾经属于城市的名字德赛得里奥改成了基库,“被遗弃的鸟”终于找到了家。

而欲望呢?当我用了新名字而杀死了德赛得里奥,当和那个9岁的阿娥订婚,就意味着我找到了“一个家,一个大家庭,一个未来”,但是在阿娥的身上我看见了那种遗存的风俗,“阿娥让我抚摸她细小的爱穴,我发现,她的阴蒂居然跟我的小手指一样长,着实把我吓了一跳。”而竟然在阿妈那里,我获得了欲望的满足,“我把阿妈顶在厨房的木头墙上,听着她在我耳边喘息呻吟。”欲望乱了伦理,“刚刚与我皮肉之欢的可是我的女主人,更是我未婚妻的祖母,试想,这世上有哪个社会能容忍我这种行为?”更可怕的是,那根本不是正常的欲望,欲望背后是一个谋杀的计划,在睡梦中的阿娥手上拿着的那把刀,以及梦呓的“明天,明天动手”,将欲望推向了另一种权力,也彻底将一个家,一个未来解构了。而欲望杂耍团里的拉巴德女士,是进入了梦幻而产生了欲望,巴可欣小姐在和我观看女骑师和自己的爱马时拥有了欲望,以及鳄鱼人,以及摩洛哥人,在表演的世界里,欲望无非也是一种秩序,甚至它只是一种变形,就如那个老家伙所说,这是霍夫曼博士运用“现象动力学”的三个定律制造的欲望,这样的欲望看上去是情感,而其实只是一种技术,“欲望会释放出能量,用超物理学的术语说,这叫‘放射能’。”而时间呢,变成了门多萨手里的数学演算,“性高潮可以造成时间的裂变和延伸。他声称,射精的一瞬间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当下和未来,而是促使三者在各个波段上以指数方式融为一体。”

但是阿尔贝蒂娜却出现了,当情色旅行中那人摘下面罩露出令我魂牵梦绕的脸,我才知道她是我要找的阿尔贝蒂娜,“我俩相互追逐,越过时间和空间的重重险阻,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一次又一次投下高昂的赌注,只为一吻,熟然后又要硬生生地分别,各奔东西。”这是真正的爱?还是变形的欲望,变形的时间之下的幻象?当阿尔贝蒂娜在怀里消失,其实是一种物质的变形,“要知道,构成她躯体的物质极其柔软灵活,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把左手手套戴到右手上。”终于咋非洲海岸中再次和阿尔贝蒂娜在一起,“我扔掉手中的利刃,腾出手把阿尔贝蒂娜紧紧搂入怀中,另一只手举着滑膛枪,死死瞄着酋长的脑袋,扣动了扳机。”消灭权力,消灭原始,消灭技术,消灭存在的时间,我的努力是靠近那个幻象,也是靠近欲望有关的爱。但是这是欲望还是意志?或者说爱是情感还是理智?和我有关的悖论从来没有离开,而当它以如此突兀的方式改变我的一切时,那个所谓的时间变成了“混沌时间”——时间里,由志生欲,时间里,我爱上了阿尔贝蒂娜,时间里,爱尔贝蒂娜又被强奸。

“欲念绝不能强迫。”当我寻找自己的出生时,是不是强迫?当我寻找阿尔贝蒂娜的时候,是不是强迫?当我成为部长的密探时,是不是强迫?当我成为博士的敌人是,是不是强迫?在诸多强迫中,还有什么欲念?在没有欲念的感情里,还有怎样的时间?在城堡里,我面对的是部长的政治哲学、意识形态武器,是理性,是权力,也面对博士的幻象、欲望、时间,当权力对抗权力,当欲望对抗欲望,我陷在了两面镜子的夹子中,就像阿尔贝蒂娜的双眼,“我在里面看到了我的全部存在,裂成一块块碎片,在无限的时间中模仿着自己的样子。”镜子在交合,镜子在延展,就是在这种悖论中,就是在双面的镜像中,世界被重新定义:“经过无限长的混沌时间,所有爱侣分解为两右种最基本的物质:纯能量和纯性,也就是气和火。到时候,将引发一起大爆炸。”

阴阳交合,化生万物。所谓时间,所谓欲望,所谓爱,也是在这样一种理智和情感,权力和反抗,无限和有限,出生和死亡中达到统一,所以我用镜像的那些自我最后打死了博士,所以我用爱的方式让阿尔贝蒂娜死在我怀里,所以我在记不清的老年记起了一切事情,“混沌时间已成为过去,我像虫子一样从标准时间的泥泞地中爬过,四周树的枝梢上没有一片树叶,四处尽是单调沉闷的色彩和景物,仿佛季节已永久停滞于十一月当中,再也不向前迈出一步了。”昨天也是明天,明天早已从昨天开始,而当我最后闭上眼睛的时候,“还没等我呼唤,阿尔贝蒂娜已向我款款走来。”

晃来晃去的人

编号:C55·2170419·1383
作者:【美】索尔·贝娄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21.60元
ISBN:9787533943530
页数:210页

约瑟夫准备接受征召入伍,但是最后的结局是:他既不能当兵,又不能就业,两头悬空。他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深深的陷入孤立疏离的状态之中。就这样,他的心情越来越坏,不但与亲友邻居渐趋疏远,而且与外界无法相处和谐。在1942年的日记里写道:“因此我非常孤独。我兀自坐在房间里,期待着一日之内微小的转变:女佣敲门,邮差露面,广播节目,以及某种思想的确实可靠、循环反复的骚扰。”《晃来晃去的人》写于1944年,是索尔·贝娄的处女作,同时也是代表作之一。一个终日晃来晃去无所事事的人支撑起了整个经济大萧条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花园。时隔半个多世纪,这种状态依然存在,现代都市人空虚的精神文明依然在等待着浇灌。”


《晃来晃去的人》:我不再对自己负责

从前,曾有过专烤面包的日子,专洗衣物的日子,事件开始的日子,事件结束的日子;而现在呢,千篇一律,彼此雷同。你很难把星期二和星期六区分开来。
——《一九四三年元月二日》

不是星期二,也不是星期六,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当第三种时间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区分了千篇一律的日子?坐在一路向西的高铁上,我的包里放在索尔·贝娄的《摇摇晃晃的人》,作为一种区别于高铁上其他人的行为,我的阅读似乎也在一种遗世独立状态下成为唯一,但是区别真的发生了,仅仅是一本书,仅仅是我的一本书,当一切都交给了速度,当我和其他人都在唯一的方向上去往陌生之地的时候,区别从来没有发生。

是的,那个作为终点的城市永远是陌生的,只是抵达,只是抵达的过程,她无法赋予我专一的属性,就像我无法逃离彼此雷同的存在,一样是乘客,闭着眼睛睡觉和睁着眼睛茫然有什么区别,离开自己生活的城市和到达陌生的城市有何区别?带着一本书和不带一本书有什么区别?窗外都是一掠而过的景致,车内都是被方向定义的行走,甚至那本书从来没有打开认真读过——在塑膜的封闭中,阅读还没有发生,我如何把这唯一的星期天和星期二、星期六区分开来?

“我一天在斗室里枯坐十个小时。”索尔·贝娄在小说中这样说,约瑟夫在日记里这样说,我在高铁上这样说:即使在五个多小时的行驶之后抵达了终点,即使在五天的行程中完成了出行,我在千篇一律的时间里依然没有真正打开并且阅读过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开始的故事,直到我以相反的方向回到居住的城市,回到阅读的夜晚,我才像一种仪式打开了这本小说,才读到了索尔·贝娄和约瑟夫一起说过的这句话,可是这一切不是早就被定义了?在高铁一路向西的行进中,我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在另一个陌生城市的行程中,我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在没有打开的阅读里,我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和“一天在斗室里枯坐十个小时”的约瑟夫一样,即使我认真阅读这本索尔·贝娄的处女作,我依然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

“无可奈何,只有等待,或者晃来晃去。”这便是无法区分星期二和星期六,以及星期天的状态,这就是活着却是千篇一律、彼此雷同的生活。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十八个年头的人却依然是加拿大人,一个威斯康星大学历史毕业的青年却在美洲旅游局工作,一个“和蔼可亲,尚能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却寄养在家里靠妻子艾娃的收入生活,一个要在文字中寻找启蒙哲学的男人,却在“尚未完稿,就撂笔了”的状态中一次次放弃,“一句话,我没有骨气。”当自己被别人定义,如何能找到一种突围的方向?如何能成为法则下的硬汉?如何在另有补偿的沉默中对抗世界?

自己被别人定义,其实是自己放弃了自己,“自离开学校以来,约瑟夫一直以学者自居。他周围摆满了书籍。在他对启蒙运动感兴趣之前,就已研究过早期的禁欲主义;更早一些,还研究过浪漫主义和神童。”这是“十二月十八日”日记里的记述,把自己放进只有自己看见的日记里,把自己称作是另一个人的“约瑟夫”,这是不是故意寻找区别的自我命名?仿佛“约瑟夫”是在约瑟夫的自我之外,是二十七岁的他,是身材高大的他,是“漂亮的小伙子”的他,是“还有点奇特”的他,是研究过禁欲主义、浪漫主义、启蒙运动和神童的他,是说出“谁相信世界绝对的好,谁就不懂得腐化堕落。”的他,可是,当约瑟夫成为他,自己又在哪里?

自己是不是可以旁观?当日记里的“约瑟夫”问道:“难道你们只能看见那些不好的人吗?”谁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只有自己看见的日记里,答案也只能作为读者的我回答,“世界又好又坏,因此,也可以说不好不坏。”时好时坏和不好不坏,其实也是没有区别的世界,也是千篇一律的世界,而这样的世界在“十二月十八日”的日记里变成了妥协:“一定的妥协总是要的,生活只有在某种妥协之中才显得丰富多彩。”自己定义自己,自己和世界妥协,这便是身为约瑟夫的读者对于世界的看法,这便是在自己之外表白自己的方式。晃来晃去的人,似乎只有在这种日记式的自我呓语中找到区别的办法,“眼下,我心灰意懒,很有必要记点日记一一也就是说,把要说的话讲给自己听——我毫不感到有放纵之嫌。”不是放纵,却也是一种独立的想象生活,而约瑟夫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要和日记之外的那个世界区别开来,就是要将晃来晃去的自己区别开来。

但是,正是这种过分强调区别的自我呓语,正是这种把自己当成他者的日记式倾诉,才越来越凸显世界的残酷和茫然,才越来越凸显生活的机械和苍白。在约瑟夫之外,是“坐飞机、斗牛、抓鱼”的硬汉,他们奉行拼命精神、苦乐主义、严酷作风,他们遏制自己的感情、内心生活和激情,“在某种程度上,人人都遵循这套法则。”所以他们会认为记日记是一种自我放纵、软弱无能和低级趣味的表现,所以他们会把晃来晃去的人看成是一种败者,所以当约瑟夫的朋友飞往非洲、去往巴西旅行的时候,被区别的他不仅无法在世界中成为一个硬汉,相反在日记的生存里变成另一个虚设的自己。

“我开始注意到外界越活跃,我的行动便越迟钝。”对于外面的世界的关注,是不是重新找到自己的方法?是不是改变晃来晃去生活状态的唯一出路?却还是在日记中,于是,世界和自我,在分裂中,在撕扯中,在对立中,“身体上,从赤身裸体到穿上衣服;心灵上,从相对纯洁到污秽不堪。”就像身体和心灵的割裂,自我和世界以这样不可调和的矛盾出现在日记里,于是打开窗户是一种妥协,考察天气是一种妥协,翻开报纸是一种妥协,认识世界也是一种妥协,一切的妥协根本不是为了进入这活跃的外界,相反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变成了一堵墙,更让自己在硬汉法则中成为永远无法摆脱的那个晃来晃去的人。

索尔·贝娄:如何不再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

外面的世界呈现了什么?房东太太是快九十岁了的人了,她将不久于人世,岳父阿姆斯塔老人得了中风,岳母是故弄风情的女人,而隔壁的万纳克先生被称为“狼人”,“万纳克先生滥饮威士忌,不断咳嗽,向院子里扔空瓶子,频繁而吵闹地上厕所,以此来庆祝新年的诞生,并用一把火结束了他的欢庆。”自己身边的人也无不是这样让人讨厌,麦伦贪图安逸,学会了随机应变,“这虽不是他个人的恶习,可是却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比自己大十二岁的哥哥阿摩斯更是一个物欲的崇拜者,他不到二十五岁成为重要机构的一员,给全家带来了荣耀,他娶了有个有钱老爸的女儿朵丽,生了一个虚荣的姑娘艾塔,所以在约瑟夫面前,阿摩斯要他做到的事,便是娶一个有钱的女人,便是走飞黄腾达的人生之路,“难道你甘心落伍,让某些笨蛋去干你能干得比他们好过千倍的事吗?”这便是阿摩斯的人生哲学,在这样的人生哲学面前,约瑟夫连妥协的机会也不给,他认为朵丽优美的脖颈只是一种女性的娇柔,它总是和“毛烘烘的古老生殖机器相连”,他拒绝了阿摩斯当官的建议,当然因为唱机,他和艾塔发生了争吵,一种区别于他们的态度是愤怒:“无论如何!管她的叔叔叫要饭的就是你的‘无论如何’吗?你心里有些含含糊糊的话,干吗不说出口来呢?”

日记外的他人如此生活,而日记外的世界又如何呈现?“观察着这眼前的一切,一个永恒的疑问又纠缠在我的脑海里,使人无法解脱:在过去,在别处,哪里还有一点点为人说好话的东西?”不是一种悲观,而是不知道世界的意义在哪里,或者说人如何定义这个世界,广告,街道、铁路、房屋,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约瑟夫至少认为,这一切都是人的创造,都是人把它们组织起来,但是在混乱中,人又在哪里?人的意义如何体现?“啊,我们所追求的世界,永远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我们所期望的世界,永远是我们所得到的世界。”世界在他眼中被截然分开为两部分,一种是存在的看得见的世界,一种是希望得到的世界,而这两个世界所对应的似乎就是日记外的世界和自我呓语、自我定义的世界,如此分开,如此割裂,用什么方式才可以让它们走向一体?

于是,约瑟夫所找寻的方式就是“自我需要”,从自我呓语和自我定义出发,通过一种自我需要走进那个外部世界,这便是看上去妥协实际上是面对现实的解决办法。在歌德的《诗与生活》中,约瑟夫读到的那句话是:“人生的一切欢乐都基于外界现象有规律的变化。昼夜的交替,四季的循环,开花结果,诸如此类循环往复的欢乐,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尽情享受它们,这就是我们尘世生活的重要的源泉。”这是在憎世情绪之后的自我安慰,也是自我需要的一种表达,在变化中享受快乐,在快乐中开启生活,而这就是自我需要的生活:“我想,人类出现在这种场合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发泄郁积在心头的烦闷;犹如物本能地寻找盐和石灰一样,我们也要出于某种需要。”

需要什么?需要存在,需要认同,需要接受,需要依附,“在我看来,我的面孔是我的存在的意义的全部体现;它是我祖先的记录,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我接受这个世界,拼命依附这个世界的方式;也是我向这个世界表白自己的方式。”即使虚伪而虚假,一个人还是在自我的需要里面对世界,所以冬天的萧索会变成硕果,昏暗的街道会变成鲜花,冰天雪地的二月会颠倒而成为夏天的七月——这是不是对于现实的另一种区分?是不是让自己在千篇一律中走向专业的日子?是不是在认同的“精神群体”中找到“个人命运感”?约瑟夫把这种自我需求的生活命名为“拯救”:“现在,我们每个人要为拯救自己而负责,这就使人变得伟大。”拯救自己而变得伟大,虽然磨损了内心,但是一样建立了一个可以区分的世界。

而这一切的拯救,这一切的伟大,对于约瑟夫来说,同样是不彻底的,他被歌德带进了一种偏执的生活中:“他说活着就是希望,死亡则结束选择;选择的余地越小,我们就离死亡越近。最可悲的莫过于希望已经断绝而生命尚在苟延。”只是活着的拯救,颠覆了所有的启蒙主义,所有的浪漫主义,所有的神童,但是自我又在何处?当约瑟夫厌倦了啰啰嗦嗦的艾娃,在活泼、丰满、艳丽、芳香、放浪的吉蒂·多姆勒身上找寻激情的时候,是不是一种拯救?而这种拯救会让他更伟大?区别于他人,对于约瑟夫来说,慢慢走近了一个死胡同,他不是为了建立规则,而是为了破坏规则,他不是为了寻找快乐,而是为了满足贪欲,而这一切看起来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的迷惘,但实际上也是那个战争时代带来的精神疾病。

为什么是晃来晃去的人?因为约瑟夫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或者说他从来没有被纳入到这个世界,“我辞去美洲旅游局的工作,应招参军,将近七个月了。”一个一等招待兵其实是一个游离的人,这是约瑟夫面临的一种生活窘境,但是反过来说,他想要参军,在某种意义上他却可能是“战争中的精神牺牲品”,甚至是肉体牺牲品。没有那一场战争是合人性的,没有那场战争是给人带来快乐,也没有那场战争会塑造真正健全的硬汉。但是约瑟夫如此期盼自己参军,只是为了区别于他人,区别于世界,“至于我自己,我宁可在战争中死去,也不愿分享它得来的利益。一旦得到通知,我就立即出发,决不表示异议。”即使死,也变成了一种区别于他人的自我标签,而在战争中,拿着枪的自己可以控制着杀人,可以将人置于死地,当然也可以被杀死被夺去生命,而所有这一切,在约瑟夫看来,都是可以逃避千篇一律的现实,可以走向有区别的人生。

而其实,对于约瑟夫来说,战争的意义是不再自我命名,不再自我呓语,不再自我寻找,不再自我控制,那个早已经被标明了他者的“约瑟夫”就像急于证明的自己,无论是妥协还是融入,无论是拒绝还是肯定,这个自我的影子总是控制着自己,从而所有的拯救都变成了堕落,所有的逃避都变成了害怕,所有的争吵都变成了偏执。当和艾娃结婚六周年的纪念仪式被一个倒下的陌生人所打乱,当和房东格塞尔先生在一次打架中告别了平和,当穿裤子时把腿伸到了破洞里,一切的意义都在解构,是追求自我意义之后的无意义,是活着状态中的死去,“我们躺着,脸上压着干钧之力,但还在努力做最后一次呼吸,这呼吸声就像重踩之下砾石的摩擦声一样。”

“结果便是我们学会了对自己麻木不仁,对一切漠不关心。”世界根本没有高尚思想的人,根本没有傲岸态度的人,甚至根本没有所谓的自我拯救者,没有“坐飞机、斗牛、抓鱼”的硬汉,自我解放反而变成了自我的牢笼,而区别的生活无非也是想象中的理想国,于是,约瑟夫抛弃了自我,抛弃了自由,抛弃了日记,抛弃了理想,抛弃了晃来晃去的人,他最后一次和“替身精灵”谈话,说到的战争已经不是和流血、死亡有关,不是和杀人的权力有关,而仅仅是一个事件:

一起极其重大的事件。也许是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不过仍然是一起事件而已。难道它改变了世界的本性吗?没有。这能最终决定生存的重大议题吗?不能。它们会在精神上拯救我们吗?还是不会。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它们给我们自由吗?也就是说,仅仅允许我们呼吸、吃饭吗?但愿如此,但我不敢保证。它没有本质的影响——如果你接受我的本质的含意的话。

战争只是战争,甚至是生活本身,取消了自由,取消了区别,取消了自我,当约瑟夫和艾娃争吵之后飞奔下楼,他便把一切可以将区别于世界的自己完全取消了,那张纸条上写着:“我特此申请,尽早参军。”后面加上的几个字是:“我随叫随到。”随时随到就是即时性,就是必然性,就是“我必须投降”的宿命感,“也许战争能用暴力教会我在斗室里数月来学不到的东西,也许我能通过其他手段探测造物。也许。可是现在事情就由不得我了。下一步的行动是世界的行动。”

把自己交给了世界,世界的行动不是自己的行动,所以这种“不再对自己负责”的生活,才彻底告别了“晃来晃去”的人,“我掌握在别人手中,卸下了自决的包袱,自由取消了。”从此不再是平民,从此不再有艾娃,从此不再有日记,从此不再区别于他人,在“为有规律的生活而欢呼!为精神监督而欢呼!”的生活里,世界真正千篇一律,彼此雷同,不再有离开和抵达,不再有别人和自己,不再有快乐和忧伤,当然,世界也不再有星期二和星期六,甚至也不再有星期天的早上。

纯真博物馆

编号:C39·2170419·1382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0年01月第1版
定价:39.80元亚马逊30.60元
ISBN:9787208089884
页数:567页

色欲沉迷开始的故事里有44次的做爱,但是当离去变成主题,2864天、409个星期、去了他们家1593次,以及4213个烟头,都在数字的隐喻里走近那种回忆。“我建成了一座‘纯真博物馆’。这里就是我的家,能依恋着这些浸透了深切情感和记忆的物件入眠,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帕慕克多年前曾在伊斯坦布尔购置一处房产,所在地正是书中所写芙颂家的住址——楚库尔主麻的达尔戈奇·契柯玛泽街24号。此地会以本书命名并改建为特色博物馆,藏品主要反映伊斯坦布尔当地的文化和城市生活。纯真博物馆计划于2010年起接待游客,凭书中所附门票可得到一次免费参观的机会。“‘纯真博物馆’中所有物件的故事,就是我对芙颂的爱情故事。”


《纯真博物馆》:我结婚了但依然是处女

三十年后,当我在组织这些句子时,我要说,现在我认为这些人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我那时了解人生,跳舞时我就会尽我所能去吸引她,我相信她会对我感兴趣的,我也不会那么无奈地看着她从我的怀里溜走。
——《幸福》

第83章的幸福,是最后的幸福,第三人称的幸福,是纯真的幸福,“如果我那时了解人生”作为一个假设,在最后的幸福里,它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种后悔?当奥尔罕·帕慕克如此讲述自己和芙颂有关的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早就注定了最后一次,而不了解人生恰好是把那个口口声声说爱着芙颂的凯末尔抽离出了那八年的时光里,当我从经历者和讲述者变成了一本书的作者,其实就像那个假设一样,走向了一种纯真的可能状态:我们在别人的订婚仪式上相遇,我们手拉手离开舞池,我们疯狂地爱上了彼此,我们在树下接吻,最后,“我们结婚了!”

一条沿着“如果”的道路走下去,是纯真的相遇,纯真的相爱,以及纯真的结婚,那么不了解人生就是一种纯真的状态,而那个作者的我也将在最终的幸福里。只有把凯末尔抽离出那段经历的故事,只有把奥尔罕变成第一人称的“我”,纯真的博物馆才有意义,但是,“在书上,您用‘我’来讲述您的故事。我在用您的口吻叙述。这些天,为了把自己放到您的位置上,为了成为您,我费了很大劲。”这样一种抽离和替换,仅仅只是名字的改写,仅仅只是人称的转变,或者仅仅只是一次“假如”?“我不怀疑,故事将是我的故事,他将对此表示尊重,只是我觉得发出我的声音很别扭。”当凯末尔如此定义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抽离和替换根本没有发生,其实文本只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现”,即使用八年的时间收集了芙颂的4213个烟头,即使15年里参观了世界上1743个博物馆,即使把所有的人物都索引在故事的末尾,即使有地图和纪念的门票让人们记住,纯真博物馆也像是一个失去之后,“用他的声音来取代我的声音”的虚无伊甸园。

“如果知道,我能够守护这份幸福吗?一切也会变得完全不同吗?是的,如果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是决不会错失那份幸福的。”第1章的《我一生中组幸福的时刻》回应着第83章的《幸福》,或者是最后的幸福在检视着最初的纯真,但是这从开始到最后的幸福轨迹里,依然是一个“如果”,如果知道这就是幸福,如果从换包开始芙颂没有眼泪,如果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做爱没有那只被忽视的耳环,如果订婚仪式上不被戳穿我的谎言,如果在芙颂结婚之后能能实现作为一个演员的梦想,如果最后的爱不掺杂更多的虚伪——如果都没有这些如果,那么从起初的幸福就会走向最后的幸福,那么凯末尔将不再是成为作者的帕慕克,就像在自己告别这个世界之前,满怀爱恋地亲吻芙颂的照片,然后放进自己的西服口袋,并在喜悦的微笑中说:“让所有人知道,我的一生过得很幸福。”

最后的幸福,是死亡前的幸福,回首而感慨,一生的时光凝聚成一个点,其实就是回到了纯真的时刻,经历者的凯末尔和假设者的帕慕克合二为一,两个男人一起看见的是芙颂那张照片,那时她穿着绣有9号字样的黑色泳装照,有着蜜色的胳膊、忧伤的脸和曼妙的身材,“即便在照片拍摄三十四年后,她那充满了人性的热情又多愁善感的面容依然令我们为之心动。”让人心动就是纯真,带着自己的身体,走向自己的理想,一个女人在被人带着惊讶、爱恋和敬意中,才成为纯真的象征。但是这个象征却像那个假设句一样,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对于现实来说,它代表的却是欲望、歧视和所谓阶层不同带来的观念禁锢。

这种观念的禁锢来自凯末尔的父母,作为他们的远方亲戚,芙颂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并非只是谱系上的差距,而是观念,“她的衣着过于开放。六个月里她从一个女孩一下变成了一个女人,就像南瓜花那样开放了。如果她在短时间里不和一个正经男人结婚,她会被人议论,以后会不幸福的。”凯末尔的母亲就对芙颂当初参加选美比赛耿耿于怀,这种骨子里的鄙视不是来自于一个少女的开放,不是被人看见而激发的欲望,也不是出入那些场合的不正经,而是阶层之间先天的对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土耳其,正处在观念的碰撞期,中西方的文化和宗教造成的冲突已经变成了一种烙印。凯末尔的父亲创建了伊斯坦布尔萨特沙特公司,所以他们一家代表着有钱的上层,他们穿的是最昂贵的裁缝丝绸·伊斯梅特那里定制的礼服,用餐在富人们最喜欢的欧式饭店之一的福阿耶,那幢象征着“仁慈”的迈哈迈特公寓楼就是二战期间倒卖食糖的老头盖起来的,而最后两个儿子把父亲扔进了救济院扣押了房子再售给了凯末尔的父亲。

所以他们对于他人的目光总是俯视,他们看不起那些穷人,甚至对于可怜女人的葬礼都抱着娱乐的方式,客厅和阳台正对着举行葬礼的泰什维奇耶清真寺,所以当仪式举行的时候,站在阳台上的一家似乎在观看一场死亡的演出,“儿时在阳台上观看葬礼,是我们认识神秘死亡的一项有趣和不可或缺的游戏。”当那个贝尔琪丝的葬礼举行的时候,母亲在阳台上却在奚落死者:“可怜的女人受了很多罪,先是贫穷,后是男人。很多,很多。”在他们看来,葬礼不是为了吸取死亡的教训,也不是对死者表示最后的敬意,而是为了观看乐趣和仪式情趣而举办的。凯末尔和茜贝尔恋爱,母亲认为茜贝尔在索邦念过书,就是对她身份的一种肯定,因为那时伊斯坦布尔的中产阶级只要说起在巴黎读书的女孩,也都会说“在索邦念的”,而当凯末尔因为芙颂最终解除了婚约,对于茜贝尔来说,绝对是一种在灾难,因为在别人看来,年轻女孩的“童贞”非常重要,是婚前必须保护好的珍贵宝藏,但是一旦被男方取消了婚约,那就是亵渎了规矩,破坏了礼制,就会在大家面前抬不起头,永远被鄙视的目光所淹没,而凯末尔的母亲却不无讽刺地认为是茜贝尔自身所酿的悲剧:“她是一个非常贪婪、非常骄傲、非常自负女孩。知道她不喜欢猫时,我开始怀疑了。”

而身为上流社会精英的凯末尔父亲,却有着一段难以启齿的感情,当初了相差27岁的女孩相恋,却始终没有勇气和她在一起,而在说起这段往事时,却告诉凯末尔:“因为我没有离开你母亲和你们门,她抛弃了我。”把责任推给了她,而自己却占领道德制高点。当最后听说她在癌症的折磨中孤独死去的时候,他却告诉凯末尔:“儿子,一定要懂得在为时不晚的时候及时地善待一个女人。”那副珍贵的耳环永远无法给她戴上,当他把它送给凯末尔的时候,还表现得像一个受害者:“她戴耳坠很漂亮。这对珍珠耳坠很珍贵。多年来我一直把它藏在一个角落里。”

自私、虚伪,以及自上而下的俯视,这就是凯末尔父母所在阶层对待世界的态度,而对于在美国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凯末尔来说,似乎应该成为一种破旧革新的中坚力量,但是凯末尔似乎也像他的父母一样陷入在这样的“中产阶级”的陷阱里,在这里似乎只有自我,只有谎言,只有他人的错,当芙颂这个象征着纯真的女人出现的时候,这种观念的交错却把她带向了死亡。“改变我一生的那些事件和巧遇是在一个月前,也就是1975年4月27日,我和茜贝尔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一只杰尼·科隆品牌包时开始的。”这是改变的时间和地点,而那只杰尼·科隆品牌的包无疑具有象征意义,他在香舍丽榭精品店里,价格是1500里拉,相当于一个年轻公务员半年的薪水。这是我送给茜贝尔的一件礼物,但是最后发现,这个代表身份的礼物竟然是假的,就像茜贝尔对凯末尔的评价一样:“亲爱的,你是个那么有知识、有文化、聪明的人,但你却一点也不知道女人们会如何骗你。”

正是去还包,曾经的远方穷亲戚芙颂出现在凯末尔眼前,一个是公司的总经理,一个是卖包的售货员,一个是三十岁有身份的男人,一个是十八岁无着落的女孩,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打破他们的界限而命名为“幸福”的话,那就是欲望,一种征服的欲望,一种占有的欲望,“触碰着她那细长、美丽的胳膊和身体,感觉着她的乳房,就这样突然拥抱她让我感觉眩晕。”虽然对于欲望感觉到一种恐惧,但是所谓的幸福又支配他去接近并且拥有这个身体,迈哈迈特公寓楼成为他们约会的场所,甚至变成了纯做爱的地方,但是这种做爱总是夹杂着从身份开始的鄙视,凯末尔从母亲对她参加选美比赛的歧视中认为芙颂就是一个满足男人欲望的工具,他认为芙颂不可能是处女,甚至嫉妒地觉得,之前她一定在别的床上、沙发上,或者汽车的座椅上,“也这样看过别的男人。”

而在公寓楼里的相恋的一个半月差两天时间里,他们做爱44次,而这种数字将欲望放大,甚至纯粹变成了一种身体上的满足,而凯末尔面对芙颂,他依然以俯视的方式占领制高点,“如果我们把男人最明显的性器官放在一边的话,其实最让芙颂感兴趣的东西,既不是我的身体,也不是广义上的‘男人的身体’。她真正的好奇和兴奋是针对她自己的,是她自己的身体和快感。”芙颂是为了自己得到满足,所以这不是占有,不是征服,而是双方共同的满足。但是对于已经和茜贝尔好上了的凯末尔来说,这样一种欲望的满足带来的是某种不安,当芙颂问他是不是也和茜贝尔做爱的时候,凯末尔的回答却是:“没有。”那些和茜贝尔在办公室沙发上的做爱经历被他一笔勾销,自私而说谎,却在凯末尔那里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它表示茜贝尔有多爱我,多信任我。但是婚前做爱的想法依然让她感到不安……对此我也理解。”甚至他还为芙颂的行为找到了另一种解释:“但却没有你那么勇敢和现代……”——芙颂因为“勇气和现代”和我做爱,所以我将不会对她产生一种特别的责任和依赖感。”

一种逃避,却为自己寻找借口,而当这种欲望成为芙颂的爱,当她说出“我爱上你了。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你了”的时候,在凯末尔看来,更是变成了博弈中的输家,“是她先表白的。因为我是在芙颂之后说的,所以我那真实的爱情表白里渗透着一种安慰、礼貌和模仿。”当芙颂在做爱时掉下了耳环,当她说出“我的整个人生和你的连在了一起”,在凯末尔看来,仅仅是为自己寻找到了躲避的理由,因为芙颂这样做,在道德上先入为主就已经输了。所以在和茜贝尔订婚仪式上,凯末尔还是那么肆无忌惮,还是为自己寻找借口,还是期待着在道德之外满足欲望,但是订婚仪式上,芙颂终于知道了凯末尔和茜贝尔做爱的现实,这一种现实把她置于了被玩弄者的角色中,她不是订婚后的妻子,她是情人,却也是不是和爱人连在一起的女人,所以芙颂在这个夜晚之后消失了。

对于凯末尔来说,其实陷入了两难境地,他只有在芙颂的肉体中才能获得欲望的满足,却已经和茜贝尔订婚,必须承担世俗的压力,但是最后在“等待的痛苦”中凯末尔选择了解除婚约,这对茜贝尔来说是致命的打击,而凯末尔却找不到芙颂,对他来说,只能在公寓里躺在床上寻找芙颂的味道,智能在伊斯坦布尔的地图上标注芙颂去过的地方,只能在收集芙颂相关的物品中回忆那一段香艳时光。但是,芙颂还是出现了,当我拿着父亲给我的那对耳环去找芙颂的时候,她却告诉我,她已经和费利敦结婚。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凯末尔第一反应是自己被人嘲笑,被人鄙视了,而丝毫没有顾忌被爱欺骗的芙颂那些日子经历了什么。

凯末尔悔婚,芙颂结婚,他们似乎被婚姻隔开了距离,但是凯末尔却以拍电影的理由出入芙颂的家里,而其实,电影又成为两个人联系的纽带,对于芙颂来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成为演员,在“艺术电影”里演绎自己的人生。而凯末尔无论如何都含着功利目地,甚至芙颂的丈夫也以写剧本为理由,在声色世界里堕落。一边是理想主义的芙颂,一边是功利主义的凯末尔,其实两人之间的分歧就是土耳其现实中的隔阂,西方的文化对于当时的土耳其来说,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并没有带来自由和民主,甚至最后都变成了禁锢,剧本必须审查,身份必须核实,而这样一种被隔阂的现状无疑在摧残那种纯真的本性,摧毁理想主义和“艺术电影”。

他们的婚姻和爱情也一样,芙颂的丈夫费利敦在拍摄电影时和女人帕帕特亚混在一起,最后芙颂提出了离婚,而当芙颂终于回到了凯末尔的怀抱,当她期盼着自己回到纯真世界,凯末尔的想法却是:“一切都很好。我将要和芙颂结婚。我会带着她重新回到上流社会……当然,如果我能原谅那些说三道四的人。”什么是上流社会?是在阳台上像游戏一样观看一场葬礼?还是把堕落强加给一个女人身上并成为解除婚约的理由?是把珍贵的耳环仅仅当成是纪念物而牺牲那段被世俗鄙视的感情?或者是带着芙颂以得体的方式去往欧洲?但是多有种种都渗透着欲望,权力的欲望,金钱的欲望,地位的欲望,甚至身体的欲望,而芙颂,一个跌入到爱欲世界,又陷入到婚姻世界里的女人,却保持着最后的理想,在她看来,就宛如自己还是处女,“在我的整个婚姻期间,我和费利敦之间没发生过夫妻关系。你必须相信这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处女。此生我也只会和你在一起。”

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自我救赎,在这个物欲世界里,在这个谎言编织的故事里,她似乎从来没有破坏那种纯真,而将她推向世俗,甚至是反道德境地的是那些自私的人,那些充满谎言的制度,那些满足身体的欲望,“人生也就像爱情一样”,人生也像那部电影,在被放映之前,有过多少的欺骗,有过多少的虚伪,有过多少的妥协,所以当凯末尔和芙颂正走向她理想主义的最后终点时,芙颂却突然说,不去欧洲了,“他问了我的整个一生。他甚至还问我为什么离婚了。他还问,如果我没有工作又离了婚,那么我靠什么来生存。”审查无处不在,而所有的审查都站在一个基本原点,那就是面前的这个人是有问题的。而这种预设对于芙颂来说,就是整个纯真爱情走向失落的原因,公寓里的一个半月差两天,或者是最接近纯真世界的,做爱44次却已经掏空了她,所以当最后凯末尔要和她结婚带它走向上流社会的时候,芙颂选择了自杀。

“她在用105公里的时速,把车子交付给一棵105年树龄的枫树。我明白这是我们人生的终点。”这是死亡的速度,却是美丽的瞬间,一种死对于芙颂来说,却也是纯真的最后表白,“除了胸骨上的骨折和额头上的玻璃划伤,她美丽的身体,忧郁的眼睛,美妙的嘴唇,粉色的大舌头,天鹅绒般的脸颊,健康的肩膀,乳房,颈部,肚子上丝绸般的肌肤,修长的双腿;每次看见都会让我发笑的双脚,蜜色、修长的胳膊,丝绸般肌肤上面的黑痣,棕色的汗毛,圆润的臀部以及我任何时候都想在她身边的灵魂,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芙颂没有被破坏的肉体保持着纯真,而对于她来说,最重要的是用牺牲的方式保留了内心的纯真,就像年幼的时候在宰牲节上听到的那个先知易卜拉欣的故事,为了证明自己信奉真主,先知可以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包括自己的儿子,而且不求回报,“牺牲意味着,为了真主,我们可以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所以芙颂就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献出自己,自己的纯真,自己的爱,自己的所有。

而芙颂的死,无疑对于凯末尔来说,是一种警醒,当他终于发现曾经做爱时再也找不到的耳环竟然是芙颂藏起来了,“她说过,到巴黎后要戴上一对耳坠让你惊喜的,但我不知道是哪对耳坠。我亲爱的芙颂是很想去巴黎的。”一对耳环,是身体和身体交融的象征,是理想和理想汇合的符号,是爱与爱不分离的见证,而芙颂用谎言还击了凯末尔的谎言,只是被藏起来的意义就是最后对于纯真的守护,就像结婚而仍然是处女一样,就像死亡而保持完整的身体一样,只有纯真的东西才是不被破坏的,才是永恒的。

凯末尔踏上了建造纯真博物馆之路,可以说是他最后的醒悟,十五年走遍了世界上1743个博物馆,8年保存了4213个烟头,那些梳子,那些小狗玩具,那些钟表,那些内裤,所有的一切都试图还原一个人,还原一种感情,同时也向人们展示纯真的意义,“看着物品,用敬畏和崇敬的心情来纪念芙颂和凯末尔之间爱情的参观者,也将明白,我们的故事和雷拉和麦基农·侯颂和阿什克一样,不仅是情侣们的故事,也是整个世界,也就是伊斯坦布尔的故事。”而对于这个纯真博物馆来说,抽离那个自私、虚伪的凯末尔,或许也是一种最彻底的办法:从最初的相识开始,从最真的相拥开始,凯末尔变成了奥尔罕,没有经历公寓楼里做爱时的谎言,没有那漫长八年的等待,没有为了返回上流社会的婚姻,甚至没有那只香舍丽榭精品店里的假包,一切都只有一个开始,一个结束,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我们手拉手离开舞池走到了上面的酒吧,我们疯狂地爱上了彼此,我们在前面的树下接吻,我们结婚了!”

巴托比症候群

编号:C39·2170419·1379
作者:【西】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34.80元
ISBN:9787208125131
页数:274页

巴托比症候群,得名自美国文学大师梅尔维尔笔下人物,症状是:一举成名便再无作为;以各种借口拒绝创作;热衷他业而荒废写作;躲避读者,甚至不以真名示人,行踪诡秘……用“我宁愿不”来拒绝一切,跃出纸页化身为一种病毒,弥漫在文学世界中,患上此症的人无药可治,而任何抵抗此病的举动亦是徒劳。“我便这么一脚踏进了这个‘不’的迷宫里,漫步游走于一条条藏身于当代文学潮流中的小径。”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打开“不”的迷宫,那一位“巴托比”患者会如何面对这一切:他年轻时曾写过一本小说,但因为某种心灵创伤,他拒绝再写。直到某一天,他开始写日记,记录那些和他同病相怜的作家封笔之谜。奇怪的是,他的日记里看不见正文,只有脚注,好像正文被某种不知名的病毒吞噬了……


《巴托比症候群》:一脚踏进了“不”的迷宫

想一个数字,将它乘以二,乘以三,再乘以四。/然后,再将它从脑海中擦去。”
——爱尔兰诗人 麦克尼斯

麦克尼斯的诗句完全可以还原一种思维的过程,先要想出一个数字,然后用乘法的方式计算,在得出结论之后再把它从脑海中擦除。想出然后计算,最后擦除,想出、计算和擦除的连续过程,就是建立了一个闭合的系统,它从肯定开始,到否定结束,最后就是完成了一种确定。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其实从来不是确定的:想出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不确定的,它实际上就是没有原因的开始,然后一个数字被想出来的时候,这个数字也是随机的,它可以事,可以是8,也可以是26,或者378,然后乘数也是不确定的,无论是2,3还是4,它们被计算的目的是“从脑海中擦去”——当所有的东西都在不确定、随机和偶然中被确定的时候,最后擦去的动作其实显得很容易,也就是说,在不确定的肯定中建立的否定,它的否定意义也是一种无意义,而这种无意义到底意味着什么?

用罗素在《数学哲学导论》中的话来解答就是:“2这个数字,是一个玄学实体。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它是否真实存在,也不知是否已经掌握其踪迹。”数字2是一个实体,但是如何证明它?就像康德所说,它只不过是想象力建立的一种图式,它只是我们的概念,2具有有概念的普遍性?即使在罗素的数学世界里,我们也“不知是否已经掌握其踪迹”,而那个北爱尔兰的最伟大诗人麦克尼斯索性在从数字的计算中得出结论后,“从脑海中擦去”,一笔勾销,还有什么想象的图式,还有什么概念的普遍性,还有什么玄学的实体?

但是,包括那个数字,包括乘积,包括“从脑海中擦去”的叙述,都是明明白白写在那里,麦克尼斯把它写进了《秋日随笔》的书里,然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拍摄《蚀》之前,摇头晃脑地细细品味着,之后连同罗素对于玄学实体的论述,最后都变成了安东尼奥尼电影里的灵感;如果再扩充,麦克尼斯的诗句、罗素的论述、安东尼奥尼的阅读,都写在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小说里,那是在星期一的时候,小说中的“我”记起了安东尼奥尼的这个轶事,顺着肯定之否定、否定之肯定的思绪,最后想起了英国诗人迪伦·托马斯在《自叹息中》的那句诗:“某些,确定性,必定,被赞颂。”

“我”在星期一的早上,想起了这些,就像麦克尼斯想起一个数字,那我会不会最后将它从脑海中擦去?当诗句被引用,电影被放映,小说被书写,还有什么是可以被擦去的?它就是一种“某些”确定性的存在,它就是“必定”被赞颂的文字,而最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小说进入到我的阅读世界里,也是在确定的日子,确定的地方,也是确定作者,确定的文本——再如何擦去,再如何否定,它一定是存在的,一定是具体的,一定是确定的:191页,倒数第9行开始,大括号里是56。

从被引用的诗句,到被论述的数字,从被激发的灵感,到被提及的情节,从被写作的小说到被出版的作品,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确定的,都是存在的,都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当用这些素材来“追踪巴托比以及文学蚀现象”的时候,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悖论,就像迪伦·托马斯诗句中的“某些”和“确定性”,它其实是一个双重解构的过程,但是不管是肯定之否定,还是否定之肯定,最后却总是呈现在存在的维度里,也就是所有的巴托比症候,都在“不”的世界里走向了“是”。

“于是,我便这么一脚踏进了这个“不”的迷宫里,漫步游走在一条条藏身于当代文学潮流中的小径。”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用“我”的语气这样说,如果省去“于是”之前的原因,巴托比症候群的唯一症状就是走在“不”这个迷宫里,可以是已经走进,可以是正在徘徊,可以是走进而不走出,也可以是走进又返回,但是他们都看到了不,看到了否定,看到了不确定性,看到了2,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是,那些走在“不”的迷宫里的人,为什么会看见“不”,而不看见“是”,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像麦克尼斯一样把计算的结果“从脑海中擦去”,而不留下关于数字世界最奇妙的组合?

为什么似乎是涉及到了巴托比症候群存在的原因,而在原因被剖解之前,应该先看到现象,也就是说,应该把2看成是玄学的实体,从而才有机会得出它并不真实存在,也无法掌握其踪迹的结论。按照“我”的观察,巴托比症候群走向“不”的迷宫有诸多原因,墨西哥抄写员胡安·鲁尔福在出版了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之后,就走进了“不”的世界,他在此后的三十年里不再写作,而问及原因时,他给出的说法是“赛勒瑞诺叔叔的死”,的确,鲁尔福在叔叔赛勒瑞诺死后不久便放弃了写作,而这个理由成为那些活在“不”诗集里的作家用来为自己抛弃写作所编造的借口中最具有原创性的一个,“赛勒瑞诺叔叔的死”涉及的是一种外力的影响,一个亲人的死亡如何也构成了一个大事件,所以在死亡面前,作家们从此沉寂,从此完全封闭在“不”的世界里。

而菲利佩·阿尔法乌给出的理由是:我是一个“学习英文的拉丁人”,英文和拉丁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文化的差异,这种跨文化的语境对于菲利佩·阿尔法乌来说,比“赛勒瑞诺叔叔的死”更涉及文本本身,“对拉丁人而言,则是迫使拉丁人丧失原有的种族特色,忘记自己随遇而安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豁达,开始插手每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务,然后开始感到不安,开始在意之前根本不在意的琐事。”于是,在他创作完成了第二部小说《彩色的石印画》之后,便陷入了永恒的孤寂,他最后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的那句话是:阿尔法乌在迈阿密。阿尔法乌就在眼前,就是本人,但是却被一句话抽离而到了别处,就像那个学习英文的拉丁人,从此再无法进入自己的世界——“萨缪尔·贝克特,他和阿尔法乌一样,最终在一家养老院里过世,而且,和阿尔法乌一样,他也进入了自己选择的庇护所中。”

最具原创的“赛勒瑞诺叔叔的死”和陷入跨文化语境的“学习英文的拉丁人”,构建了“不”迷宫一种外围的风景,而对世俗虚荣的鄙视,则成为巴托比症候群的另一个病因,瑞士籍德语作家罗伯特·瓦尔泽一心想要成为无名之辈,他极度渴望被人遗忘,而这种欲求的目的是远离顶峰,避开权力和荣耀之地,“如果有一天,一股潮流将我卷起,带到人生的最高点,我将自行消解这股帮助我向上的力量,毫不犹豫地往回走,回到最低下、最卑微的黑暗之中。只有身处低处,我才能继续呼吸。”同样对世俗虚荣一笑了之的还有法国作家瓦雷里·拉尔博,看上去他在一次心脏病发作后半身不遂,于是在轮椅上度过了坎坷的二十年,当朋友前来探望她的时候,他说出了一句话:“Bonsoir les choses d'ici bas.”可以翻译成:“晚上好,在这的,下面的那些东西”?但是这句话其实根本无法翻译,或者他故意在句子里设置里迷宫。

不管是瓦尔泽还是拉尔博,他们对于世俗虚荣的鄙视,让他们从此沉默,而另外一些作家放弃写作,是因为自己觉得太过渺小,贝宾·贝尤是西班牙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与加西亚·洛尔卡、布纽埃尔和达利等皆曾客居西班牙马德里“学生宿舍”,他被推崇是西班牙文学界“二七一代”的先锋,是历史创造者,是那个年代的先知,是众诗人之首,但是他却总是说:“我谁都不是。”——“我从来就不曾因为想要出版而写作。我写作只为了朋友,只为了博君一笑,只为了开心。”同样抛弃我的还有意大利作家家鲍比·巴兹伦,他说过的话是:“我认为‘写书’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再也不写书了。所有的书几乎都只不过是页脚注解的膨胀而已。所以,我只写批注。”从著作到批注,那个我似乎是被缩小了,缩小直至消失,就是取消了我作为作者的意义,于是他说:“人已经不可能继续写作了。”

取消了我,看起来是扼杀了创作的欲望,而其实在内心来说,是因为对艺术本身进行了否定,雅克·瓦谢,现实主义之父安德烈·布勒东的好友曾说:“艺术就是愚蠢。”说完这句话,他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和瓦谢一样,加缪说出的是那句“永远的沉默”,尚福说出的是“我害怕还没有真正活过便死去”——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你不出书”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因为读者大众只对他们根本就不欣赏的成功感兴趣。”对于尚福来说,当那颗子弹穿过他的鼻子从右眼射出的时候,当那把锋利的到生生划过喉咙的时候,当最后拼命插进胸口的时候,他就是在寻找真正的死亡,而这种死亡足以让他在沉默中反抗被他们赋予的“害怕”。他们的沉默,他们的“不”,以及他们的死亡,都在证明这样一个道理:“拒绝创作恰好是一种新的有效方式,证明了他们那不容置疑的严肃态度。”

尚福极端的死,到达了写作的另一种高度,因为只有这种真正的死亡才是自己的,而这种永远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如阿根廷的福格威尔所说的不被写:“我写作,是为了不‘被写’”从写到被写,就是从作者到读者,当读者主导了写作,对于作者来说,无异于一次扼杀,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说话,就是兰波所说的“艺术只不过是胡说八道”。拒绝被写,就是拒绝成为读者中的我,就是成为那一个沉默的我,于是,王尔德在巴黎的最后时光中说:“什么事也不做,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不仅困难,而且非常需要智慧。”而在他死后,巴黎一家报社为他写下了一段遗言:“当我不知生活为何物时,我便写作;而现在,当我领悟到生命的真谛与欢愉时,我便无物可写了。”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写总比不写好

沉默者有之,自杀者有之,他们都通向了“不”的迷宫,而莫泊桑似乎和尚福以同样的方式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我坚不可摧!我是不朽的!”这是莫泊桑认为自我不朽时喊出的话,因为不朽,所以要说话,不仅说话,还要制造传奇,当那颗子弹射中他的太阳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毫发无伤,接着再次举枪射击,依然不死,最后他抓起了拆信刀,狠狠划过了喉咙,当血从喉咙喷出,他依然不死,但是从此他却无法提笔,无法写作,短短数日,莫泊桑走向了最后的死亡。尚福是要在真正的死亡中离开令人害怕的活着,而莫泊桑则用不死的传奇来证明自己不朽,而这种不朽除了文本意义之外,还具有一种身体意义,只不过,莫泊桑最后读到的那篇文章是:“莫泊桑精神异常”,而最后以这样的方式死去似乎也丧失了文本和身体的尊严。

诸多的巴托比症候群的病因,其实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他们在走向“不”的迷宫的时候,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文本会真正沉默吗?作者会真正死去吗?如果从“巴托比”的考证来说,这个症候群所涉及的首先就是文本,赫尔曼·梅尔维尔写过一本书,书里的主人公就叫“巴托比”:

故事里,从来没人见过巴托比先生阅读,连读报纸也没有。他总是站在透着苍白光线的窗边向外看,凝视许久。他背后立着一扇屏风,再后面则是华尔街的一堵红砖墙。他从来不喝啤酒,不喝茶,连咖啡或其他饮料也不喝。他甚至住在办公室里,哪儿也不去,连星期天也不例外。他从来不曾谈论自己是谁,来自哪里,或在这世上有没有亲人。每当有人问起他在哪里出生,请他聊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或者交代他去做一项工作,他总是这么回答:“我宁愿不做。”

不阅读,不喝酒、不喝茶、不出门、不谈论自己,不做事,这是巴托比的典型特征,这一系列的“不”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巴托比的第一维度,那就是他们的“不”是文本中人物的“不”,瓦尔泽的小说《雅各布·冯·贡腾》里就塑造了一个虚无主义的任务,他说的一句话是“我不寻求进步”,这与巴托比所说的“我不想要改变”有着一致性。这样的巴托比人物还出现在安德烈·纪德的小说《沼泽》里,出现在罗伯特·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里,出现在保罗·瓦雷里笔下,他们都想要写出一本书,然后最后都没有完成,最终像巴托比一样,在“不”的世界里终老,甚至消失。

文本里的人物是巴托比症候群的第一个维度,而第二个维度则是作者自己的“不”,法国作家在写完了《佩德罗·巴拉莫》之后,在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不再写作;兰波在他十九岁那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书后,便彻底抛弃了一切,全心投入冒险旅行,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蒙特罗索写了一篇寓言故事《最聪明的狐狸》之后数年,不再发表任何新作……不写作是作者的隐匿,而极端的例子是荷尔德林,他的写作让他陷入到了永远无法康复的疯狂状态,在去世前的三十八年时间里,他把自己封闭在德国图宾根的=小城里,日夜待在木匠朋友齐默供他安身的小阁楼里,写着奇怪难懂的诗句,并署名为“斯卡达奈利”、“奇拉卢西米诺”与“博纳罗蒂”。除此之外,美国诗人哈特·克兰与瑞士诗人阿蒂尔·克拉旺,他们双双在墨西哥海域神秘失踪,成为一起“肉体”消失的事件。当然,费勒尔·莱林最后投入秃鹰的研究,德·昆西表现在鸦片上,都可以看成是“肉体”的死亡,都是将作者带入了“不”的迷宫。

看上去,文本中的人物的沉默,作者的“肉体死亡”,都在消灭说话,消灭写作,消灭文本,但是很明显,当“不”成为迷宫里的那个关键词,当沉默成为他们的态度,其实他们依然在延续着说话的权力,依然把“不”当成了和“是”一样的词语,雅各布·冯·贡腾说:“我不寻求进步”,就是为了进步;雅克·瓦谢说:“艺术就是愚蠢。”但是愚蠢的是不是艺术?福格威尔说:“我写作,是为了不‘被写’。”被写也是写作之一,于是那些否定就变成了肯定,鲍比·巴兹伦说:“所以,我只写批注。 ”兰波说:“我已经渐渐习惯眼前的幻象了。”而杜拉斯则说:“写作,其实就是‘不说话’,就是保持沉默,是无声的吼叫。”当不说:“此时此刻,已无话可说,只能重复。”而“是”的回答是:“殊不知,这种所谓的结论,语言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甚至是让人不安的规律,而文字开始忠实地履行这一规律。文字最后被拯救了,因为它们放弃继续活下去。”

也就是说,在所谓“不”的迷宫里,他们依然在创作,依然看见了“是”,而在这个是“不”而“是”的世界里,巴托比症候群真正要解决的是一个终极问题:如何写?或者说,写如何成为可能?在写作中,于是那个叫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作者出现了,于是他笔下的那个作为抄写员的“我”出现了,于是从1999年7月8日开始的批注日记出现了,而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另一个文本,另一个作者,以及另一种“不”,那就是虚构世界里的“隐形文本”。

书中的人物在创作隐形文本,“我”在这本日记的页脚写下对“隐形文本”的评论,其意义就是让这看似鬼魅、若有似无的写作,“将注定在下一个千年的文学中游离不定,纷扰难休。”“不”的迷宫就转为了“是”的迷宫,于是,我有了一个在让人讨厌的公司里上班的工作,有了我爱的女人不爱我受到的伤害,有了朋友胡安之间的故事,有了最亲近的家人全都过世的现实,有了一个叫“巴托比”名字的老板,有了给《文学蚀》的编者德兰写信的经历,种种,都是在否定中建立肯定,都是在不中书写是,而所有这一切却在隐形文本中完成了作者的另一种命名:“这些极端自我封闭的文学灵魂,竟一一来到这里与我对话,我想,或许这沙发便是家里最理想的、最适合让我和他们齐聚一堂的地方吧。”

于是,那个在纽约大道上遇到的塞林格,便成为“我”书写的塞林格,他从文本、作者的身份中走出,在三年前的公交车上和我相遇,相遇而取消了那个真实的塞林格,他成为了我笔下的塞林格:他在我和一个女人之间,然后给了那个女人一个吻,然后一起站起来下车,最初在我的脑海里闪现的是“他不是塞林格”,而后来我命名他就是塞林格,而且那个女人成为了塞林格的情人,并且也被命名叫“雪莉”——而其实这个在街上偶遇而被命名的故事,在真实的塞林格的小说《破碎故事之心》里也有叙述,小说中的情节,我遇到的情节,一种文本被重新改写,它就必然会出现原初文本之外的“我”,而我就变成了脱离第一文本,进入第二文本的那个人物,也就在“不”和“是”之间轻易完成了转换。

从隐秘文本到虚构文本,那个作者从消失到再生,或者才是文学“不”的迷宫里的自救,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为新千年的文学提供了案例。神秘的托马斯·品钦为什么要让自己“分身”?当他说“那么,就要由你来决定哪一位才是真的了”的时候,是把自己放进了文本里;“妄想狂佩雷斯”为什么变异为萨拉马戈?作品已经被提前写完,即使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种惩罚;那个署名叫B.特拉文的作者为什么从来不存在?“作者拒绝承认所有发生过的与正在发生的事,他根本上拒绝自己存在。”而正是他们在文本世界之外消失或匿名,他们才能在文本里成为真正的作者,而“我”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在文本里实验了一种消失的“复出”:“特拉文一生躲躲藏藏,我也决定要躲躲藏藏,明天,就连太阳也要将自己藏起来了。新千年之前最后一个日全蚀将在明日到来。”

文本中的瓦尔泽的小说《皮埃尔·梅纳尔学院》是不存在的,克莱芒·卡杜及其生平是假的,乔治·佩雷克的《永远看起来像件家具的作者自画像》是没有的,甚至“妄想狂佩雷斯”的作者鲁伊斯、马塞尔·马尼埃尔及其作品《香水地狱》、克拉拉·沃利采克及其作品《私密的灯光》也都是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在文本里写出的虚构,是一个“不”的迷宫,而正是这众多的“不”,才能使得“是”成为可能,才能在作者意义上完成救赎,才能使写作越过文本成为自己,就像巴尔扎克在弥留之际向世人做的那个巴托比式的道别:Fais ce que dois,adv……——“无论发生什么,做你该做的。”

人鼠之间

编号:C54·2170417·1378
作者:【美】约翰·斯坦贝克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32158690
页数:105页

莱尼身高两米,力气大得吓人,但心智像个孩子。乔治从小和他一起长大,是他唯一的朋友。乔治带着莱尼到处打零工糊口。莱尼单纯善良,可常常闯下大祸。莱尼每次闯祸,乔治就必须带着他逃亡,永无休止地流浪。乔治和莱尼有一个卑微的梦,希望有一天可以存够钱买一小块地。他们可以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种种菜,养鸡养猪,养莱尼最心爱的兔子。他们可以不必再流浪。当他们流浪到一座农场,这一次,永无休止的流浪终于到了尽头,梦想也到了尽头——乔治终于帮莱尼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莱尼永远不会再闯祸,永远不会再受伤害,永远不需要再逃亡……善良,同情,以及为生存而奋斗的勇气,变成最后的生存力量。


《人鼠之间》:有时候一个人别无选择

乔治继续讲下去:“咱们不一样。咱们是有未来的人。咱们还有彼此可以说话,互相关心。咱们不会因为没有地方可去就坐在酒吧里把钱赌个精光。其他那些人坐了牢,在号子里烂掉也没人在乎。咱们不一样。”

未来在哪里?在乔治的计划中?在下游的农场里?在工作每个月拿到的五十元钱里?或者在莱尼想要的兔子王国里?不一样的未来又是什么?是区别于只有一只手的坎迪出三百五十元合伙费的想象?是区别于“我不是南方黑鬼”的卡鲁克斯拒绝别人进入那间屋子的独立?或是区别于柯利老婆十五岁时要跟着剧团离开的演员梦?“每个人脑袋里都他妈装着那么一小片地。他妈的没一个人能实现。就像天堂一样。每个人都想要一小块地。”相同与不同,未来其实从来没有出现,不一样的未来是“人鼠之间”永远无法走出的那种死亡。

最后的最后,才是未来,才是不一样的未来,那把老式的鲁格手枪被拿了出来,它曾经射杀了坎迪那只又老又丑的狗,它被柯利用来寻找莱尼并且命令朝他的肚子上开枪,是的,枪口就指向未来,向前的未来,未知的未来,以及死亡的未来。而在未来到达之前,乔治再次说到了那一小块地,再次想起了莱尼想要的兔子,再次感觉到和别人不一样,当他颤抖的手又垂下去,他的未来就像枪口的方向,指向了自己站立的那块土地,“没问题,现在就去。我一定可以。我们一定可以。”他说可以走向未来的是“我”,然后是“我们”——我和我们,是一体的,是同向的,是有未来的大家,但是指向地面的枪口其实看不见开阔的世界,看不见活着的我们,更看不见有兔子的未来。

是因为有东西挡住了枪口的方向,“他看着莱尼的后脑勺,看着脊椎和头骨交汇的那个地方。”一个人的脑袋,一个不够聪明的脑袋,一个开玩笑说是小时候被马踢过的脑袋,一个总是朝着乔治所说的未来看见兔子的脑袋,所以要有未来,必须把这个脑袋移向别处,用一把枪的枪口去除遮挡物,“乔治抬起枪牢牢握紧,把枪口凑到莱尼的后脑勺前。他的手在剧烈地颤抖,但他的脸色坚定,手也逐渐稳定下来。他扣动扳机。”枪声在群山间荡开,似乎用声音抵达了未来,莱尼向前倒在沙滩上,倒在了自己再也看不见的未来,未来已远,未来未知,“结束了,上帝。”

未来是死去的未来,是上帝不再的未来,而在莱尼倒下之前,乔治似乎对着农场里的人说过:“哈,我骗他的。幸亏不是。我要真有你这么个亲戚,干脆开枪毙了自己算了。”那时候他带着一起逃跑的莱尼来到了河流下游的农场,在柯利的父亲那里赚钱,那时候他就是这样和莱尼说到了和别人不一样的未来,说起了那一小块的地,那时候,乔治又以否定的方式把不聪明的莱尼放在了一边,也是在那时候,他说到了开枪,说到了死亡,只不过“干脆开枪毙了自己算了”的预言里却是对于不聪明的脑袋的一次否定,也是对于和莱尼成为“我们”的无奈。

“他是……我们是表兄弟。我答应他妈妈要照顾他。小时候脑袋被马踢了。这家伙没什么问题,就是不怎么聪明。但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是乔治对于莱尼的定义,当农场里的人打听两个人的关系时,乔治拆解了“我们”——一边是他,一边是我,所以那时候的死亡只是我的死亡,而这种我的死亡却把他的愚笨推向了另一边。我和我们,是两种语境下的人称代词,所以当一切可以被分离,所谓的“咱们的未来”也变成了一个脆弱的词语。

从威德那边逃出来,穿过树林,沿着河流去往农场,甚至在农场里开始干活,都是“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的未来也是不可分的,“行。将来某一天——咱们会把挣的钱凑起来,买座小房子,几亩地,一头牛,几头猪,然后——”这是乔治为莱尼构筑的一个未来,一小块地,几头猪和牛,小房子,这的确是一种理想,是对于奔波而苦累的现实的一种超越,也是乔治内心真正想要的未来。而对于农场的每一个人来说,心里都有着那样一小块地,只有一只手的坎迪在农场里扫地,每个月只有两百五十元的收入,但是他听说了乔治的未来之后,也成了“我们”的一员:“假如我跟你们合伙。我能出三百五十元。我干不了什么活,但我能煮饭,喂鸡,给花园翻翻地。怎么样?”而总是被柯利骂成黑鬼的卡鲁克斯,也想到了自己的未来,管马厩的他和别人保持着距离,脊椎弯了的他却需要一种挺立的姿势,“我不太想让你们在这儿待着了。黑人也该有拒绝的权利。”拒绝不是让自己孤立,而是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哈,告诉你吧,我觉得你们所有人都很臭。”当所有人都一样都不该歧视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成为“我们”?

还有被农场里的人说成是婊子和荡妇的柯利老婆,在某种程度上,她是在这些底层的工人之外的,甚至她也和柯利一样是权力体系的符号,就像乔治对莱尼的警告:“反正你离她远点。她要不是个老鼠夹子,这个世界上就没人是了。让柯利自己对付她去,他可是自愿上钩的。手套里涂满士林。”而且作为唯一的女人,她也是某种欲望的象征,柯利娶了她是一种欲望的满足,被柯利怀疑和骡夫斯林姆在谷仓里,也无非是欲望的释放,“我看见她冲斯林姆拋媚眼了。斯林姆是个挺有本事的骡夫,可好了。斯林姆用不着穿什么高跟靴就能带好收粮队。我看见柯利的老婆冲斯林姆抛媚眼了。柯利没发现。我还见过她冲卡尔拋媚眼。”权力和欲望加在她身上,其实是农场里的那些底层人的自我保护,他们自动形成了对立,也自动让她远离“我们”。而其实,柯利老婆和柯利彼此寻找却始终寻不到的尴尬,却在证明她的生存困境,她不在权力体系里,也不是欲望的符号,恰恰相反,她有自己的梦想,15岁就遇到了马戏团,想要跟着他们做一名演员,“我要是去了,就不会像这样活着了,跟你打赌。”十五岁没有开启她的未来,相反却让她在被排挤,被误解,甚至在道德绑架中成为一个可悲的符号。

约翰·斯坦贝克:人鼠之间,最后的未来就是死亡

但是,柯利老婆为什么会把自己十五岁的经历讲给莱尼听?为什么要对他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甚至为什么要满足莱尼摸她头发的想法?“我很孤独,你可以跟别人聊天,但我根本没人说话,除了柯利。不然他就会生气。你喜欢没人可以说话的感觉吗?”那时候她不是婊子,不是荡妇,甚至不是柯利的老婆,而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有着真切渴望的人,一个说着真心话的人,而她对莱尼这样说,是因为在莱尼的身上她看见了人的纯真。所以柯利的老婆需要的是打开内心的世界,寻找一个真实的自己,而只有在真实的自己出现时,那个未来才是可期的,才是不一样的,才是弥补现实的一种渴望。所以她也是“我们”的一员,用向上和向前的目光构建属于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的未来。

但是莱尼,是不是真的如乔治所说,是永远不离开的“我们”?当威德那边被人追捕的时候,乔治带着他逃离,当他们进入农场的时候,乔治和他一起工作,当遇到误解的时候,乔治安慰他,所以他们是在一起的“我们”,是构想了未来的“我们”。但是长着不聪明的脑袋,这个我们却也是脆弱的,乔治也会骂他,也会指责他,甚至也会离开他去镇上的妓院里,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也告诉他逃离的办法:“你就藏起来,等着我去找你。别让任何人看见你。藏到河边的树林里。你重复一遍。”而对于乔治和莱尼来说,那个有着不一样未来的“我们”之所以脆弱,不是因为莱尼不是自己的兄弟,而是作为一个不够聪明的人,莱尼的世界里只存在着一种未来:用手可以摸到的未来。

在威德的时候,他看见一个穿红裙子的姑娘,然后像就想摸摸看,所以伸手去摸那条红裙子,吓到了姑娘,在姑娘的尖叫声中,莱尼也被吓着了,“他就紧抓着裙子不放,因为他脑袋里想不到别的。”摸裙子是因为他喜欢裙子,而当姑娘以为是要非礼她的时候,在尖叫声莱尼越是不肯放手,在他看来,摸着喜爱的东西就是一种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是和道德、法律,甚至权力所不不容的。很明显,莱尼的世界里淳朴的,散发着原始的欲望,他从来不去关心人们的规则,他从不理喻别人的权力,而被这种原始欲望带着,就能通向他唯一的未来。所以在去往农场的路上,他会捡起那只死去的老鼠,在摸老鼠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他告诉乔治未来要养兔子,他想摸摸兔子;当他看见漂亮的柯利老婆的时候,终于也伸出手摸她的头发。

原始的欲望,不聪明的脑袋,这是一对矛盾,当理智被全部的欲望所控制,莱尼无疑是一种疯子的存在,这种疯子的存在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的原始力量来反抗像柯利那样的权力体系,柯利是农场老板的儿子,学过拳击的他总是对每个工人颐指气使,就是在这样的欺压下,被柯利的拳头击中的莱尼终于爆发了他的原始力量,“莱尼还是继续死抓着那只拳头不放。”结果柯利的手被压碎了,一种权力被摧毁,这是莱尼作为原始力量的代表所做的反抗。但是在没有理智的莱尼身上,原始力量最终造成了悲剧,他用手摸柯利老婆的头发,而头发被摸的时候终于弄乱了,一样是尖叫,一样是被吓着的莱尼,也一样是紧抓着不放,他摸她的头发,他抓住她的身体,他摇晃着她的头,“她的身体像鱼一样来回抽动。然后她一动不动,因为莱尼扭断了她的脖子。”

“这个瞬间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一瞬间。”对于莱尼来说,是单纯的摸,是单纯的喜欢,而对于柯利老婆来说,也是单纯的被摸,单纯的叫喊,但是单纯之于单纯,却是原始的力量和真诚的交流不可调和的矛盾,“她看上去美丽而单纯,面容甜美而年轻。涂了腮红的脸颊和鲜红的嘴唇让她显得生机勃勃,仿佛她只是暂时进入浅眠。她的双唇微启,小香肠一样的卷发在草堆上披散开来。”死去的她就像莱尼第一眼对她的评价一样,“她很漂亮。”但是当漂亮变成死亡,意味着“我们”的解体,意味着未来的消失,意味着人鼠之间不可跨越的阻碍。

莱尼躲到了树林里,一个人的逃亡,再没有乔治在一起,也再没有未来可以看见,在他的世界里还是那些美好,还是那些兔子,还是那些原始的东西,“我知道,克莱拉姨妈,太太。我这就去山里找个山洞住着,再也不给乔治添麻烦了。”即使幻想中看见的克莱拉姨妈和巨大的兔子在嘲讽他,但是他还是等到了乔治,还是听到了乔治说到了未来,“我们会拥有一小片地。”一小块地,牛有羊的地,有房子的地,有兔子的地,甚至是和别人的未来不一样的地,其实都是一种看不见的想象,都是藏在单纯是世界里的欲望。

人和鼠之间有着无法跨越的距离,现实和梦想之间有着无法消弭的矛盾,现在和未来之间有着隔绝一切的障碍,当然,所谓的底层生活和权力统治,也从来不呈现“我们”的状态,理智和情感,也再无“咱们”可以述说,就像斯林姆所说:“有时候一个人别无选择。”现实压迫而来,死亡无从选择,我们只是一种假象,未来只是一个梦境,“结束了,上帝。”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也不管是不聪明的人还是有着理想的人,所有人,永远不会有救赎。

迷宫中的将军

编号:C65·2170417·1377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4年11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44274371
页数:238页

“写玻利瓦尔是一项文学事业,对此我投入了所有的文献知识、技术知识和智力知识。《迷宫中的将军》具有超过我其他任何作品的重要性。它表明我写的全部内容都符合一种地理现实和历史现实。”就如其中的写作手法一样,没有了魔幻,以直接而准确的叙述介入到历史中,变成了一种关于1830年历史的知识。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在生命最后的14天,沿着马格达莱纳河走向自己一生幻影般的旅程:在被疾病困扰、心灰意冷和种种超出了他的控制的不利条件下,重访了河岸边的城市,重走了见证他起伏辉煌的战绩的河流,这趟旅程满载着他曾经的抱负、他曾经的同路人以及遭受的背叛,奔赴大西洋——迷宫中的将军“首次出场”,却是在奔向一种死亡……


《迷宫中的将军》:我不想听到行刑的枪声

“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唯一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此,”将军说,“最悲哀的是,人们自以为是在改天换地,其实是在长期延续西班牙最落后的思想。”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波帕山麓的那所房子里,当五点钟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总管何塞·帕拉西奥斯告诉将军:“殉道的童贞女圣克里斯蒂娜日。”将军睁开眼睛,说了一句话:“四十七岁了,妈的,我还活着!”活着就是不死,就是战斗,就是激情,就是将军之为将军的存在——仿佛是第一次唤醒了他,就像二十年前他跨上战马,佩戴那把象征自由、主权、独立的宝剑,率领那些渴望独立的士兵,翻山越岭,冲入西班牙殖民者的阵营。

是的,二十年来,他四次横渡大西洋,骑马踏遍他比任何人都解放得多的山川,二十年来,他从西班牙统治者下解放了五倍于欧洲面积的土地,二十年来,他身兼玻利维亚总统、哥伦比亚总统、秘鲁独裁者三重职位。当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号五点钟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四十七岁的活着状态对于将军来说,是一种关于独立、权力的延续,还是像波帕的雨夜一样,在潮湿的世界里归于沉寂?西蒙·何塞·安东尼奥·德拉桑蒂西马·特立尼达·玻利瓦尔-帕拉西奥斯,这是一个被南美历史永远载入史册的名字,它是自由的团结的象征,它是主权和独立的符号,当二十年的历史重新被唤醒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将军,而是变成了“我们”。

六月十六日,国家议会授予他终身年金,他在给莫斯克拉总统的正式信件里,模仿帝王用讽刺的语气第一次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有钱了。”六月二十二日,他收到了出国护照,高举起来挥舞着说:“我们自由了。”两天后,当他迷迷糊糊从睡梦中醒来,在吊床上睁开眼睛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真伤心。”有钱的我们,自由的我们,伤心的我们,将军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将军,不再是二十年来的那个“我”,而这种以第一人称复数代替单数的改变,也把“我还活着”的惊喜变成了“我们还活着”的状态。

我们活着,就是一种集体的存在,就是一种复数的力量,即使厄运降临,即使病魔产生,即使时日无多,将军还是像二十年前一样,向着世界的“我们”召唤:“中尉军阶以上的人,凡是想去委内瑞拉打仗的,都可以报名。”打仗是为了解放,打仗是为了独立,打仗是为了生存,当第二天早晨波帕山麓的房子变成了撤空的军营,所有人都变成了“我们”,而将军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将军满怀希望地期待一场新的战争使昔日的荣誉重放光彩。”

这是将军的另一次命名,曾经他作为英雄被推上了权力的王座,他是别人的将军,他是历史的将军,而现在,他在四十七岁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在被重新唤醒为“活着”的状态中,在看见了复数的“我们”血脉贲张的时候,他的自我命名仿佛开始了新的传奇,“现在他已经不是失败引退、出国流亡的模样,而是一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二十年前的功勋已经翻过了一页,二十年后的历史似乎正在开启,而这开启的历史里,却沾满了鲜血,充满了权力,散发着恶臭。就在六月四日,将军最好的朋友,也是自己辞职之后最理想的继承者苏克雷元帅,和家人一起经过昏暗的贝鲁埃科斯地区时,遭到伏击,他被人打冷枪从背后暗杀;在离开最高统治的权力王座后,他听到了曾经庇护过策划暗杀行动的桑坦德再一次制造了暗杀事件,甚至想伦敦借款纵容朋友贪污腐败;九月五日,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发动了哥伦比亚的第一次政变,华金·莫斯拉克总统和凯塞多副总统成了孤家寡人,继而离职出走,暗杀、腐败、政变,当这些词语组成了独立后的国家标签,对于将军来说,二十年来的努力都变成了一场空,在自相残杀中,所有的改变都走向了被统治的老路,所有的奋斗都回到了被奴役的起点,“最悲哀的是,人们自以为是在改天换地,其实是在长期延续西班牙最落后的思想。”

所以,在“像臭鱼一样让人恶心”的世界里,他要重新变成将军,他要投入新的战争,他要重塑昔日的辉煌,反对制宪议会授予他的职权,拒绝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让他回去的邀请,作为重新回到“我们”中的将军,他需要剥夺派斯将军对委内瑞拉的控制,他需要从库库塔发起大规模进攻,他需要在自己四十七岁生日开始一种“活着”的状态,但是,二十年的战斗已经过去了,昔日的辉煌已经不再,即使自由和团结、主权和独立就在自己眼前,对于将军来说,“我还活着”已经是奄奄一息之后的回光返照,就像那个英国外交官在给政府的报告中说的那样:“他的时间所剩无几,连到坟墓都很勉强。”

一切已经结束了,而一切的结束早已经被注定了,不是别人的预言,是自己看见了末日,当他第一次发表总统演说的时候,他就说过:“我获得和平的第一天也就是我执政的最后之日。”而在一八二三年写给桑坦德的信中说:“仿佛魔鬼主宰了我一生的际遇。”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中他看到了魔鬼,在站上权力王座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的落幕,这是一种必然的循环?那次他对苏克雷说:“总而言之,我们双手创造的一切,正遭到别人的践踏。”而懂得他的苏克雷说:“那是命运的嘲弄,我们似乎把独立的理想播种得太深,如今人们互相都在搞独立。”从西班牙殖民者的手中夺得五倍于欧洲的土地,这是独立战争的胜利,但是胜利并不仅仅是坐上权力的顶点,并不只是被授予英雄,并不只是成为一种象征,当那支卫戍部队要求补发三个月的欠饷,游行变成了哗变,当以自由派的名义清除异己的时候,权力制造了分裂,当议会开始新的选举,制度变成了摆设,而这一切无疑又走回到了曾经西班牙统治时期,无疑将所有的战果都变成了个人的私利。

一八二六年二月八日在利马举行的招待会上,将军祝酒时说的话还历历在目:“在秘鲁辽阔的土地上,如今一个西班牙殖民者都不剩了。”那一天美洲迎来了独立,而对于将军来说,他的更大目标是把美洲变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庞大、最不平凡、最强盛的国家联盟。只是这仿佛是一个梦,就像他自己,当他身兼玻利维亚总统、哥伦比亚总统、秘鲁独裁者三重职位的时候,他其实早已经脱离了“我们”的世界,而成为那个被推上巅峰的“我”,高高在上,却又孤寂无比。所以将军看见了主宰自己一生的魔鬼,看见了胜利旗帜下的末日,他在吃肉汤时说:“任何议会都救不了共和国。”他在临睡前说:“我明天就离开这个国家。”

辞去总统的权力,离开统治的位置,对于四十六岁的将军来说,这是自我否定时代的开始,“刚过去的七月,他满了四十六岁,但那鬈曲粗硬的加勒比人头发已经花白,骨骼由于未老先衰变了形,他显得如此衰弱,仿佛熬不到明年七月。”他变成了一个人,即使有总观,有部队,有看守,但是对于将军来说,他只是一个孤独的人,而在这孤独的世界里,他看到的一切都变成了否定的现实。当他听说华金成为新的总统的时候,他发出的疑问是:“难道我一票没有?”当谈到君主制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的额头永远不会被皇冠玷污。”当他听说总统软弱、副总统是个机会主义者,而被别人推举为最合适的人时,他却说:“我已经不存在了。”当他回想是三年前皮亚尔将军在安戈斯图拉被枪决的情境时,他说:“我不想听到行刑的枪声。”

一票没有的选举,不被皇冠玷污的额头,不存在的自己,不想听到行刑的枪声,这些否定句构成了将军对权力的排斥,也像是在回应总统就职时的那句谶言:“我获得和平的第一天也就是我执政的最后之日。”而实际上,这些否定仍是一个将军的否定,也就是说,他的离开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凸显了他内心隐藏的权力影子,议会、总统、枪声、国家,如何能绕过将军,绕过二十年的独立战争,绕过越演越烈的权利斗争?所以辞去总统权责,离开首都,前往欧洲,在将军的内心来说,却依然无法忘记那些争斗,那些暗杀,那些权力,甚至当他成为一个权力的牺牲品而被暴民称作是“独夫”的时候,一种权力体制依然无法从他否定的状态下彻底消失。

而在离开的那条路上,看见的,想起的,也都是和二十年来的独立斗争有关,和英雄主义的自己有关,和革命、胜利的荣誉有关,在破败不堪的翁达城,他会想起得势的最初几年,在盛大宴会上和客人们一醉方休,那个豪华时期使用的刻有他姓名第—个字母的专用餐具保存了下来;在“上帝之乡”蒙博克斯,当群众涌进康塞普西翁教堂参加感恩意识的时候,他会想到曾经辉煌时的种种仪式,人们跪倒在他的脚下,高喊着他的名字;在卡塔赫纳,当将军坐在破旧的四轮马车上的时候,他想起了一八一三年八月胜利开进加拉加斯时的情境,“那次他头戴桂冠,坐着一辆由城里最漂亮的六个姑娘拉的敞篷彩车,在热泪盈眶的人群中间缓缓通过,正是在那天人们给了他一个光荣不朽的称号:解放者。”英雄、解放者、总统,这些荣誉刻写在每一个城市的记忆中,而这些记忆也组成了将军无可逃避的权力影子,当政局发生改变,对于将军来说,无非是那些权力影子的扭曲,“毁掉我光荣的不是敌人的背信弃义,而是朋友的卖力。是他们使我陷入奥卡尼亚国民议会的灾难,卷进了君主制的麻烦事,他们先是怂恿我争取重新当选,后来又用同样的理由劝我辞职,现在又把我困在这个国家,一筹莫展。”

又回到了“我”的时代,在孤寂和疾病的折磨中,将军似乎第一次想要一个真正的自己,真正的“我”,不管是从独立战争的“我们”状态,还是从权力争夺的“我们”状态中走出,都将可能是一次真正抵达内心的努力。而在离开的途中,在将军世界里出现的那些女人,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一个独立的“我”的命名。“我很爱你,如果你现在比以前更理智,我会更爱你。”这是陪伴了他八年的曼努埃拉·萨恩斯对将军说的话,“她是将军丧偶二十七年来长期保持爱情关系的最后一个女人,也是将军的心腹、文件保管员和最富激情的朗读者,并且是他的参谋部成员,有上校军衔。”他们可以在不关门,不脱衣服,也不睡着的床上,可以读十遍卢梭的那部《爱弥儿》,甚至在将军陷入困境的时候,曼努埃拉扮演了国内第—个玻利瓦尔分子的角色,“她单枪匹马发动了一场反对政府的宣传战。”八年炽热的感情,十遍渴望自由的书籍,以及一生奉献给独立的追求,她成为将军生命中最动人的风景,而她之存在,在爱情的意义上拯救了将军的灵魂。

而对于将军这一生来说,女人的出现,或者如路易莎那样,在满足之后给了她自由身;或者如米兰达一样,她在自己编织的柔情中获得了将军队丈夫的赦免;或者如马格达莱纳河边的那个女仆,让她有了被宠幸的时光;或者如带进禁止妇女人内的斗鸡场的卡米尔,是女性的一次解放;或者如波帕山麓的房子里的那个天使般的少女,头上隐隐发光的萤火虫装饰是幻化的美……女人世界里的肉体、欲望和美,在将军的世界里,早已不是如曼努埃拉的那种爱情,“他迫切需要情爱的时候,不顾一切地把她们弄到手。一旦满足之后,他只限于在幻想中继续怀念她们,在远方给她们写热情冲动的信,捎去贵重的礼物表明没有遗忘她们,但从不让自己的生活受到丝毫牵连,他的感情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虚荣。”

也是男性欲望的表达,而这种欲望即使在将军离死亡越来越迫近的时光里,也无法逃脱男权的影子。所以将军寻找的自我,永远无法脱离“我们”而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永远无法在否定的语句中看见“我”,这或者是最宿命的悲哀。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这边的海岸到另一边的海岸,从听说的这一场政变到另一场政变,从记忆中的女人到眼前的女人,“整个国家已经四分五裂,内战的幽灵在她的废墟上肆虐,在逆境面前知难而退是将军最厌恶的事。”而在四分五裂的国家面前,他最后做出的作战计划,多少也只是自我安慰,那个“我们”永远不再,那个“我”早已走向了死亡。

当十二月份的天空变得浑浊,当“世界的命运有赖于里奥阿查”的战略走向失败,已经四十七岁的将军终于看见了自己,“是圣马特奥的气味。”这里是他乡愁的中心,三岁失怙,九岁失恃,二十岁丧偶,当将军成为将军叱咤风云的时候,这里的一切其实保存在古老的记忆中,但是,“他一生中几乎每晚都梦见圣马特奥的房屋,有时梦见他的父亲、母亲和每一个兄弟姐妹,但从没有梦见过妻子,因为他强忍悲痛把她埋葬在遗忘深处,才能没有她而继续活下去。”父母、兄弟、妻子、故乡,以及糖厂的味道,这些东西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更接近自己的家。”而现在,从二十年的战斗中回家,从权力的世界里回家,从被折磨的痛苦岁月中回家,才敞开了那个叫做我的世界,而他在看见我的时候,第一次抛弃了否定句式,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说:“我至多再能活两个月。”

再活两个月,不是“妈的,我还活着!”的惊喜,不是“我已经不存在”的否定,不是“他的时间所剩无几”的悲哀,但是在这一种回家的喜悦中,“至多再能活两个月”何尝不是自我的预言?当生的时间只剩下两个月,必然的终点就是死亡,两个月的生命就是两个月之后的终结,而这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提到死亡。但是死亡来到,对于将军来说,却又是坦然的,因为他已经回家,回到了没有纷争、没有战斗,没有权力争夺的家,回到了没有皇冠、没有宝剑,没有总统职位的家,“我不想听到行刑的枪声”,世界其实安静如刚出生时的样子:“于是他叉起手臂搁在胸前,开始听到榨糖厂的奴隶们在下午六点钟唱的圣母颂,看到窗外天上那颗无缘再见的明亮的金星,终年不化的山顶积雪,爬藤新枝上的黄色钟形花,第二天星期六由于举哀紧闭门窗,不能看到它吐放了,还有那永远不会重复的生命的最后光芒。”

礼拜二午睡时刻

编号:C65·2170417·1376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44275606
页数:168页

“《礼拜二午睡时刻》入选中国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收入美国大学文学课本。”写在腰封里的话把“不容错过的马尔克斯经典小说”带向了教科书的境遇,这是一种褒奖,还是一种贬低?作为马尔克斯首部短篇小说集,收入其中的《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似乎才有限接近其之后成熟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希望“把现实翻转过来,让读者看到另一面的情形”的努力使马尔克斯开始在写实和魔幻中搭建了创作的桥梁。《礼拜二午睡时刻》共收录8篇经典短篇小说,包括《礼拜二午睡时刻》《平常的一天》《咱们镇上没有小偷》《巴尔塔萨午后奇遇》《蒙铁尔的寡妇》《周六后的一天》《纸做的玫瑰花》和《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礼拜二午睡时刻》:上帝的意志难以捉摸

小伙子想起了妈妈说过的一句话:“所有小镇的所有街道不是通往教堂,就是通往公墓。”
——《周六后的一天》

为什么是两条路?为什么是必须的两条路?“不是……而是”的选择,其实根本不指明一个方向,当所有的小镇,当所有的街道都在没有选择中进行选择的时候,可能性意味着不可能,教堂意味着救赎,公墓意味着死亡,救赎是信仰意义上的皈依,死亡是肉体意义上的寂灭,却最后在殊途同归中无法接近一个上帝,那时候所有的小镇都沉睡了,所有的街道都关闭了,所有的救赎都没有了意义,而所有的死亡却都指向唯一的死亡,那神父在“才躺下五分钟”的午睡中醒来时说:“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

就像一本书,当打开了所有的页面,当读完了所有的句子,当走向了所有的可能,即使听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2年发出的诡异叹息声,看到了马孔多格兰德大妈隆重的葬礼仪式,也发现了“哺育全体族人,垂死时仍然是个无儿无女的老处女”的封闭时代,但是1962年的上帝不指向可以选择的方向,所有的东西最后都以合拢的方式完成一种结局,那个孩子,那个母亲,被搁置在陌生的小镇,在星期二午睡时刻,无助而无力地在一个封面的故事里,再也无法看见孩子的面容,再也无法发现救赎的力量,他们死去,遗忘了一个星期最后可以离开的时间。

是的,从1962年过来,时间是唯一可能逃离的出口,时间的礼拜一,没有正式学位的牙医堂奥雷略·埃斯科瓦尔打开了诊所的大门,或者小镇的台球厅老板堂罗克重新营业,像是殡仪馆的台球厅上写着一句话“本室无球,暂停打台球”;时间的礼拜二,穿着褴褛的丧服女人和小女孩来到了大家都午睡的小镇;时间的礼拜三,镇上最有钱有势的何塞·蒙铁尔死在了他的吊床上,或者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之后,清洁工从丢下的垃圾开始,“清扫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时间的礼拜四,那个年轻人离开从学校里搬离出来的母亲,坐火车去往小镇的教堂;时间的礼拜五,发现假袖子还没有干的米娜错过了去教堂做弥撒以及领圣餐;时间的礼拜六,主持祭坛圣礼的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看见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鸟跌落在他的脚边,或者小镇上的人不再给“不肯说出把球放在哪儿了”的黑人提供食物;时间的礼拜天,妻子安娜不肯借钱给达马索买台球,空虚而漫长的一天变开始了。

从时间的礼拜一到时间的礼拜天,七天都可能打开不同的入口,开门做生意,开门进城,开门去往公墓,开门清扫垃圾,开门去做弥撒,开门救助受伤的小鸟,但是不同的入口却通向唯一的出口,否定的出口,错失的出口,死亡的出口,以及午睡的出口,当所有的入口通向唯一的入口,当所有的可能通向唯一的不可能,上帝又在哪里?一个七天的轮回,一种七天的仪式,时间不是编织新的机会,在“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无措中,魔鬼便制造了“不是……就是”的选择。

九十四岁,是神父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的时间,他在自己的时间里,很肯定地说曾经三次亲眼看见了魔鬼。但是当九十四岁之后,三次看见的魔鬼却变成了三只死鸟,落在脚边,落在街道上,落在小镇的生活里,“那是在礼拜五夜间,他本来睡得就不踏实,突然被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熏醒了。是噩梦,还是魔鬼撒旦用一种新颖独特的手法在打搅他的清梦?”神父第一个闻到死鸟的臭味,对于这个礼拜五来说,他其实看见了和上帝无关的死亡。镇上的纱窗都破了,而原因是那些小鸟,它们撞破了纱窗,然后跌死在屋子里。纱窗被撞破了,是意味着秩序的死亡,而小鸟发出臭味,却是自己的死亡。

在死亡面前,神父安东尼奥·伊萨贝尔却想到了上帝的意志,时间的礼拜六,“从天上开始掉死鸟起九天之后”,神父在路过寡妇雷薇卡太太家门口的时候,看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鸟跌落在他脚边。这次不是秩序的死亡,也不是自己的死亡,而是从天上掉下来未完成的死亡,奄奄一息的小鸟还有生命,所以神父希望救活这只小鸟,而且想通过雷薇卡太太来完成这次救护,在他看来,雷薇卡太太自从上校的弟弟在屋子里死在抢下之后,她已经远离了上帝,一年只做一次忏悔,就像那只奄奄一息的小鸟一样,需要接近上帝的救赎。但是那只小鸟在雷薇卡太太手上,却不是抵达活着的命运,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提前进入了死亡,雷薇卡太太厌恶地掐住小鸟,往瓢底下一扔,对神父说:“要不是撞坏我的纱窗,这跟我有什么相干。”

被撞坏的纱窗是秩序的死亡,把小鸟提前进入死亡,甚至不是它自己制造了死亡,雷薇卡太太在神父面前这样做的时候,她是不是神父又一次看见的魔鬼?一种死不同往教堂,甚至也不通往公墓,它只在上帝即将到来的时候通往每一个时间的坟墓,雷薇卡太太像一个魔鬼,认为自己是一具死尸的神父呢?“三加三等于六,一个礼拜就碰到半打。”神父在重新审视死亡的时间时,发现了死亡之后的上帝,“心中突然一亮,意识到一生中伟大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因为,他从《启示录》上看到那句话说,当魔鬼出现的时候,他便是那个被选中的上帝的使者。死亡之后的救赎,魔鬼之后的使者,九十四岁成为一具死尸之后的复活,当那个为母亲搬离“退休”的年轻人来到城里的时候,神父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就是发现死鸟背后的原因,发现魔鬼行走的轨迹,“这回说是看见了流浪的犹太人。”在讲坛上发疯的神父用这样一种方式定义了真正的恶,用大布包来敛钱,目的是驱逐流浪的犹太人,“敛完钱,把钱交给那个最早到这儿来的小伙子。就说神父叫他去买一顶新帽子。”

这就是“周六后的一天”,礼拜六之后是礼拜天,上帝有着另外的意志,但是当掐死奄奄一息小鸟的寡妇雷薇卡太太、撞破无数纱窗的无数小鸟、发疯的九十四岁神父,一起出现在礼拜天的时候,所有的小镇,所有的街道,在这所有的时间里,都通向了死亡,在秩序之死,小鸟之死之外,又多了一种信仰之死,而在礼拜天上演的死亡里,是不是上帝一直在午睡?“不是通往教堂,就是通往公墓”,当上帝沉睡在“周六后的一天”,那么不妨在上帝难以捉摸的意志之外,可能性地走出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从设想开始,从《启示录》的引语开始,从奄奄一息的小鸟开始,那条路就这样通向了公墓,一种和肉体有关的死亡。

肉体的死亡,是那个叫森特诺·阿亚拉的人,时间的礼拜一,凌晨三点,当那个还是叫寡妇雷薇卡太太的人拿起那支老式左轮手枪的时候,她会认为一个魔鬼来到了面前,“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激发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于是有人中枪了,于是有人死去了,那只是一个深夜行窃的小偷,寡妇无非是用枪来惩治一种恶,但是当“星期二的午睡时刻”,森特诺·阿亚拉的母亲和女儿一起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那个在礼拜一死去的小偷是不是走向了那条通往公墓的路?“借用一下公墓的钥匙。”女人想要打开通往公墓的路,但是,在这个小镇,在礼拜二,所有的人困乏得睡午觉去了,甚至连神父也不例外。但是才躺下五分钟的神父终于还是办理了手续,当他面前是一个母亲的时候,他的脸唰地一下子红了,因为他知道,其实通往公墓的那条路在午睡的小镇上,早就已经关闭了。

因为,“人们都知道了。”一个小偷,一个深夜行窃的小偷,一个被抢打死的小偷,死亡之后从来不通向教堂,但是最后在午睡的小镇上,连通往公墓的路都没有了,就像那只奄奄一息的小鸟,在被命名为魔鬼之后,必然是像雷薇卡太太死掐而毁灭的命运。一样是小偷,自己就住在镇里的达马索潜入了那个台球厅,当他发现没有东西可以盗窃的时候,拿走了里面的三个台球,头一次行窃,没有被发现,还能拿回三个台球,这无论如何也是一次“战果”,但是当他把自己命名为小偷的时候,其实已经走上了通向公墓的那条路,镇上和警察开始讨论谁是小偷,那个无辜的黑人被当成了嫌犯,镇长鞭打他,不给他饭吃,“黑人没穿衬衫,他下唇裂开,一边的眉毛肿着,像个拳击手。”而看见了这一切的达马索陷入在一种无法退出的困境中,黑人是无辜的,却遭受了毒打,而自己是小偷,却已经无法回头——只拿了三个台球,台球厅老板堂罗克却说,抽屉里的二百比索的钱也不见了。终于,当那个夜晚,达马索像第一次行窃那样走进台球厅准备把台球放回去的时候,他被抓住了,连同三个台球和找不到的二百比索都成为了对他的指控,“有二百比索。现在你得受点儿皮肉之苦了。倒不光因为你是个小偷,更因为你是个笨蛋。”

不光是皮肉之苦,一个带着忏悔意识的小偷终于被送上了通往公墓的那条路,“咱们镇上没有小偷”,但是却有无法根除的恶,在这种恶的世界里,死亡就是“以为他死了”。一直靠做黄鹂的鸟笼生活的巴尔塔萨做出了最漂亮的一个鸟笼,那次是镇上富人切佩·蒙铁尔的儿子佩佩让他做的,在他拒绝邻居购买这只鸟笼之后,送到了切佩·蒙铁尔的家里,“他身穿白色衣服,刚刚刮过脸,一副毕恭毕敬的神态,穷人来到富人家里都是这样。”何塞·蒙铁尔看到了鸟笼,却认为儿子没有跟他商量就擅自做出了扎鸟笼的决定,巴尔塔萨却告诉他,这只鸟笼是送给佩佩的,“没想过收钱。”付出的劳动,明明可以收六十比索的钱,却最后变成了赠品,在巴尔塔萨的世界里,这或许也是对于权力的谄媚,而可悲的不是白送了鸟笼,反而在众人面前说拿到了五十比索,“从切佩·蒙铁尔那儿拿到这么多钱的,你是头一个。可得庆祝一番。”

这是谎言带来的盛宴,这是自我欺骗构筑的美好,而巴尔塔萨甚至从来没有觉得是一种虚伪,反而变成了虚荣,在喝酒庆祝的迷失中,“巴尔塔萨大谈他要扎出上千个价值六十比索的笼子的庞大计划,然后,再扎出一百万个笼子,凑足六千万比索。”即使最后跌倒在大街上,他最美好的梦依然没有醒来,“几个赶着望五点钟弥撒的女人走过来,都不敢看他,以为他死了呢。”一条路通往做弥撒的教堂,而另一条路则通向了自我迷失的墓地。那个被驱逐的流浪的犹太人,那个深夜中枪死去的小偷,那个偷了三个台球的笨蛋达马索,那个迷失的巴尔塔萨,他们就是以这样可悲而无奈的方式走向了寂灭的命运,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在他们之上有那一只权力的大手。

那只大手是九十四岁还能看见上帝光辉的神父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给人忏悔的手,是“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的雷薇卡太太拿出老式左轮手枪射出子弹的手,是镇长和警察以及台球厅老板惩处小偷的手,是富人切佩·蒙铁尔最后拿着巴尔塔萨鸟笼的那只手,而他们的手都让自己通往了教堂?“堂何塞·蒙铁尔死了。除了他的寡妇以外,人人都觉得大仇已报。”他是镇上最有钱有势的人,六年来享受了不义之财,还把儿子和女儿安排了最好的差事,但是,当一种死亡到来的时候,也是所有的东西终结的时候,“假如上帝星期日不曾休息,就有时间让世界终结了。”葬礼上,只有寥寥几个人送来了花圈,而镇上的人仿佛在这时间的终结中重新看见了希望,但是在堂何塞·蒙铁尔通往教堂之路的死亡之外,寡妇却在权力的崩溃中走向了另一种死亡,一把剪刀、一卷胶布和念珠,业绩夜晚的祈祷,她是看见了上帝的荣光,可是那却慢慢睡着了,拿着念珠的手顺着体侧滑了下去。在睡梦中他看见了格兰的大妈站在院子里,裹着白被单的格兰德大妈是死亡的象征,当寡妇问她“我什么时候死啊”,格兰德大妈抬起头,说:“到你觉得胳膊累了的时候。”

一种死亡已经降临,不是睡梦,是必然的现实。而那个马孔多王国的绝对主宰格兰德大妈呢?“在本世纪,格兰德大妈曾是马孔多的重心,正如过去她的兄弟、父母、父母的父母在长达两个世纪里独揽霸权一样。”她是母权制度的实施者,“她天生就有能力单独一人哺育全体族人,垂死时仍然是个无儿无女的老处女。”她把财产和家族姓氏封闭在一个神圣的铁丝网内,“在网内,叔父和侄孙女结亲,堂兄弟和姨妈结亲,弟兄们和小姨子结亲,直到组成血缘关系错综复杂的一团乱麻,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的繁殖圈子。”她创建了闹哄哄的集市,执掌了先辈传下来处置生命和财产的权力;她甚至超越了政治权利和宗教权力:“政府机关的某位官员为她扇扇子,即使在举扬圣体的时刻,她还享有免跪的特权,为的是不弄坏镶着荷兰式荷叶边的裙子和浆过的波浪边衬裙。”而在葬礼上,共和国总统发来了电报,国防部长亲自发表演讲并默哀一分钟,教皇“搭乘长长的黑色凤尾船,奔向遥远的、不同凡响的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甚至,总统下令举行九天的国葬,按照为国捐躯沙场的女英雄举办葬礼。

死亡不仅仅是死亡,它是权力的再现,它超越了活着的荣耀,格兰德大妈有着永远握着权力的手,和那些权力中心的人一样,他们组成了权力体系,当那些小偷、黑人、扎鸟笼的商人、牙医走向通往公墓道路的时候,他们却走向了通往教堂的路,但是当九十四岁的神父在神坛上发疯了之后,教堂之路上还有什么上帝的荣光?小镇在沉睡,马孔多在沉睡,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再到世界终结的礼拜天,连上帝也在沉睡,而在丧失了意志,没有了救赎,迷失了信仰的午睡时刻,死亡其实废除了1962年的上帝,而那些魔鬼从来就是扮成上帝的撒旦,所以真正需要指明一条救赎之路的不是上帝已经制定的七天,而是重新开始的“明天”:“清洁工会来到这里,清扫葬礼丢下的垃圾,清扫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

绿色教会

编号:C38·2170319·1373
作者:【法】埃尔韦·巴赞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07月第1版
定价:40.00元亚马逊23.20元
ISBN:9787532765027
页数:238页

在美丽的卢瓦尔河谷,猎人们无意中击倒一位“森林之客”。陌生人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身上也不携带任何证件,连衣服上都没有商标……他是在已经开化的大自然中扮演原始人,还是潜逃的罪犯,盗贼或精神病患者?他要抛弃社会,返回自然,过没有财产,没有规矩、没有安全、没有野心、没有回忆、没有名字的生活吗?法院焦头烂额,报纸众说纷纭,全国为之轰动……巴赞的这部小说代表作体现了后工业社会疗救社会和人性痼疾的一种追求,一种崇尚自然生活、厌弃后工业文明世界的精神,一种对“只属于自己、属于自然”的原始、朴素、健康的生活和天真、纯朴,勇敢、勤劳品质的向往。他甚至将这种精神与追求上升至宗教的高度,称其为“绿色教会”。


《绿色教会》:我们也保持匿名

“一只乌鸦真有运气,”他用肯定的语气说道,“它是那样缺乏自己的特性,是那样具有乌鸦的共性,第二天它可以回来栖在另一树位上,也可以消逝得无影无踪,都没有任何人发觉。”
——《第二十八章》

一只乌鸦,是单数的存在,当它飞向无数只乌鸦这个复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真有运气”?一只乌鸦,是缺乏自己特性的乌鸦,是具有共性的乌鸦,当它消逝得无影无踪,或者飞回来栖息在一棵树上的时候,它和所有的乌鸦一样,成为集合名词之一种,但是这种集合取消的只是单数的存在,但是它永远无法取消一种物的存在,也就是说,当一只乌鸦成为众多乌鸦之一只,它不再是“一只”乌鸦,但它却永远是乌鸦,黑色的乌鸦,会飞的乌鸦,栖息在树上的乌鸦,以及可以在人类发觉之前消失的乌鸦。

一只乌鸦没有了特性,但是乌鸦的共性有必定把它归结在乌鸦这种和人类区别的物种身上,所以这仍然是一个不幸运的事,而对于在森林里出现的那个人来说,他也一定努力在取消“一只乌鸦”的单数特性,但是从来没有脱离人类的视线,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我们回森林”的生活。当他在森林的“酒桶塘”中出现而被发现的时候,他的存在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个别人都没有个性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反而变成了人类视觉的中心,反而强化了自我的特性,反而无法从人类社会中脱离开来。

狠狠扔掉了那只手表,这是他追求森林生活的第一步,手表之存在,当然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它固定了时间,它物化了时间,甚至它控制了时间,所有的时间都变成了人类的时间,这是一种脱离自然的强化方式,所以他以消灭的方式,否定了人类的时间,从而让自己进入到自然时间。“好,对,是,必须把这个也消灭了!”对那只狗所说的话,是一种消灭的意志和行动,但是狗能听见吗?与其说是对狗说,不如说时对自己说,而作为一个能吹笛子的现代人,他这句话的潜在意义是,用人类的反抗方式去除人类的特性,而这几乎变成了一个伪命题。

因为,这一句话不仅自己听见,在森林中的“观察者”戈迪翁也听见了。听见说话,看见扔掉手表,构成了他森林生活的一部分,而当被看见被听见的时候,他又自动从森林中返回到了人类世界,又以“一只乌鸦”的单数方式被别人发觉。“那个人赤着身子。如果他的手表不计算在内,他确实一丝不挂。他金黄头发,金黄胡子,从胸脯上部直到阴部,汗毛也是金黄的。他身体偏瘦,肌肉一道道鼓起,完全晒黑了——就连不穿衣服的度假人穿短裤那部分皮肤颜色较浅,他也没有。”赤裸着身体,一丝不挂的行走,如此特立独行,他甚至连一只乌鸦也不是,它是必须被注意甚至必须被猜疑必须被解读的乌鸦,无法逃离,也无法回到森林中去。

作为一种发现,他成为了一个目标,一个赤身裸体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森林里?他是谁,他在干什么?当他被纳入到人类观察世界的时候,这些疑问就成为揭露他生活的一种必要,也让他以反向的方式拉回到人类中心里。拉回到人类中心,其实经过了两个步骤,一个是重新寻找,第二个是与他对话。重新寻找是在森林世界里找到“一只”乌鸦,一只存在的乌鸦,一只单数的乌鸦,以镇长乔治·维洛尔热和宪兵队长波莫涅为首的寻找人员在森林中寻找他的踪迹,而这种寻找似乎并不费力,当马兰·拉代尔用枪打伤他的时候,他以森林中动物身份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成为射杀的猎物之一,是和人类的一种敌对状态。“裤子右侧已经撕破,露出一条光腿,腿上沾满鲜血,一直到大腿跟。”被打伤,而且在流血,最终被送到了医院,在这一种人为制造的伤害里,他的确在更大程度上变成了对人类有着某种威胁的动物。

寻找被发现,发现而捕获,“一只”乌鸦失去了它自己,而在寻找之外的对话,则使他可能失去一只“乌鸦”的特性。从外表看来,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人,除了胡子和头发浓密之外,除了一丝不挂地出现在森林之外,他会说话,他有思维,他懂得笛子的吹奏,这些都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性,虽然他没有姓名,没有证件,没有纹身,甚至没有依恋,没有财产,没有房屋,“一个从任何地点出发而又没有任何目的地的人,可能正好与你相反:那大概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诸多的“没有”是他消灭一只乌鸦个性的努力,是他“回到森林里去”的准备,但是这种种的无,并非是天生的具有动物特性,而是他刻意离开人类世界为自己构筑的另一个自我。

“此人便是你们发现的那个人吧,是不是?我们怎么也没法叫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来,你想想看!”现在的问题是:他是谁?这是最需要确认的一个问题,只有有了名字,他便有了身份,有了身份,便有了社会关系,有了自我的历史,有了经历,甚至有了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然条件。为什么他必须是谁?因为从太多的证据显示,他根本无法像扔掉那块手表那样消灭自己的社会属性,他会吹笛子,甚至会吹奏波尔代尔的《索莱的手帕》或《德·凯尔加里翁先生》、巴赫的《A小调奏巨鸣曲》、拉罗的《纳木娜》等名曲;他有广博的知识,会背诵封波尔的诗,知道如何不让猫够着那些猎物,知道“山雀攀在枝上,头朝下吃食一点没有问题”;他很懂礼节,喝酒之前和之后都用餐巾擦嘴,一直谨慎持重,“丝毫不畏畏缩缩,不眨眼睛,那漂亮的高卢—一属gallia comata族———头既不高仰也不低俯。”当戈迪翁和女儿克莱尔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很有礼貌地向我们道歉:“小姐,请您原谅,那天我衣裳穿得很少。”他蓝色司炉服口袋反面的制造商标签,作为女权时代男性奇异标志的胡子,光滑的拉丁人皮肤,以及上衣口袋里藏着的一张五百法郎的票子,无论如何都让他无法逃离这个社会,而当有人冒充是他的父亲来找他的时候,他甚至在情急之中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父亲?这真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他死了三十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是遗腹子……”

父亲死了三十多年了,自己是遗腹子,这是最重要的信息,他根本不是森林中的人,根本不是在众多乌鸦中缺乏自己特性的人,相反,所有这一切都明显打上了现代人的标志,甚至更凸显了他存在的无可逃避性,“但是他刚才吐露出两个极为重要的情况,可以限定调查的范围:一是他差不多什么年纪,一是出生的特点,可以说是罕见的特点。”所以对于他来说,那些“没有”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人为的掩饰,甚至是刻意而为之的举动,而他所做的这一切是一种弃绝,但更是一种创造,否定的弃绝作为社会人的自我之后,肯定地创造作为自然人的自己,就如戈迪翁人为的那样:“在我看来,他不是一个寻求自我的人,而是在切除了自己原来的那部分之后,进行自我创造的人。”

现在的问题是,他进行的自我创造,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扔掉了手表在森林中以自然的方式生活,他却终于被发现,甚至被打伤,从而成为一个病人在医院里救治;他不提供自己的名字,从来不写字,也拒绝玩猜名字的游戏,就是把自己的社会属性隐藏在无名的状态中,在报道这一事件的《西部共和报》上说:“一个人,会说话,而在所有的词当中,对他来说最基本的一个词,就是他的名字:这个专有名词使他有别于一个动物,动物只有种类名,而且自己不知道。我们的名字肯定了我们的存在……”名字是一个区别于动物的专有名词,是人类特有的属性,但是他却认为,弃绝名字,就是彻底的否认,“他们再也抓不住你了。失去了应该称呼你的那个词,失去了社会身份,你就成了非真实的东西,在语言之外,习俗之外,法律之外。”在他看来,尽管懂艺术,知礼节,有知识,身上也有钱,但是这都无法真正确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无法把自己真正纳入到语言、习俗和法律之中,没有名字就变成了一只“真是运气”的乌鸦,可以回到树枝上,可以消逝的无影无踪,但是谁都无法察觉。

但是这种没有名字、赤身裸体、在森林中生活的状态,是不是就是一种对人类真正的逃避?是不是真的是回到自然的存在?是不是真的可以像他所期望的称谓自己的上帝?“据我所知,上帝一直是独自一人,他习惯了。而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在森林中,他会被发现被捕获;在说话中,他会不自觉地透露出自我的信息;而没有名字,当然也可以进行命名,在医院里小大夫用他的床好号叫他“三十号”,那些女士借用阿斯特里克斯的名字,给他取了Mutix(拉丁文:哑人)的绰号,而在戈迪翁和女儿担负起他的生活的时候,也叫他“我们的客人”——不管是“三十号”还是“Mutix”,甚至是礼貌性地称呼“我们的客人”,这些名字并不简单地是一种命名,更是将他纳入到整个社会既存的体系中,以名字的扩散渗透到他的方方面面。

更可怕的是,当他无法脱离人的属性,他必然会成为人,而且是一个充满怀疑论的人:他为什么出现在森林里?他为什么赤身裸体?他来自哪里?他是谁?“无论如何,即使这不是一个潜逃的坏人,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一个闲荡的人,一个可疑的外国人,一个可怜的千方百计要引人注意的人,甚至一个精神病患者,最好也不要相信‘返回自然’的神话。”所有的可能都在否定“返回自然”的那个神话,而且在这种否定中,他无形之中变成了社会秩序意外的坏人,就像代表社会秩序的“灰太太”所说:“如果他是正常人,如果他有罪,就要对他进行审判。如果他失去了理智,就把他送到疯人院去。如果他是正常人,很清白而又一直没有身份,这个,直截了当地说,我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确实还有乞丐收容所……由检察署去考虑吧!”他会被审判,被当成疯子,被关进乞丐收容所,不管正常与否,当他取消了自己的名字,取消了作为人类一分子的自我,就是对他的某种“惩罚”。

也就是说,“三十号”自动站在了人类秩序的对面,而这种所谓的文明秩序也是“三十号”力图要摆脱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潜在的悖论,而这个悖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原始和文明之间存在的矛盾引起的。这样的矛盾,这样的悖论,戈迪翁以“观察家”的身份一语中的:“可以试试……特别是到了一个名字已经变得那么沉重,必须放弃它才能继续活下去的时候,我同意您的看法,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是否能成功并没有保证,而且也不是太平无事的。我绝不向任何其他人建议也采取这样的决定。太费劲了……”弃绝了名字,弃绝了身份,甚至弃绝了社会,并不是彻底的弃绝,“您在您自己的名册上:人不会忘记自己!”这才是最本质的问题,人在自己的名册上,人是自己的人,只有自己还存在着一个人类社会的投影,无论如何都无法真正实现脱离,无法真正回到森林社会。

而戈迪翁自己,也完全认识到了“在自己的名册上”的尴尬,体会到了“人不会忘记自己”的忧虑。戈迪翁认为自己是观察家,是作为一个人类的旁观者而存在的,“我所说的‘观察家’,是指善于看到东西的人。”看到东西,其实分成好几个层次,有些人从各种东西身边经过去视而不见,有些人则像静修修士派,“他们像在一个自然保护区内那样行事,从不干预,也不收集任何东西,也不拍照,他们只是以辨认出一百种蝴蝶、鸟类、啮齿目动物为乐”,当然还有人,“只以在一片寂静中观察一头牝鹿怎样掩饰它那红棕色,一条水蛇正在吞食一条脆蛇蜴,戴着红色圆帽的啄木鸟怎样在为自己的伴侣凿出的洞旁敲敲打打举行婚礼为乐……”无论是视而不见地“观察”,还是细心地观察,甚至融入到动物世界里,他们都没有侵害到自然,没有打扰到动植物的生活。而在这些观察家之外,却是另一些人,“对于以海豹油脂为食,以其皮为衣的爱斯基摩人,应该彻底宽恕!但是对他们的羽毛“画”大量拍照,以自己猎物袋为荣的人,是可耻的!张网捉拿云雀的人,用白鼬行猎的猎人,用烟熏兽洞的人,布置陷阱的人,爱好兽角、兽牙及其他“屠宰物”的人,观赏给猎狗吃猎物或熟野猪肉的人,以观看将野兽剖肠破肚、猎狗争夺其五脏六腑的情景为乐的人,都是可耻的!我们甚至要将画家也囊括在我们反对的人之中”,这些人在戈迪翁看来,都在表现“死之美”。还有甚者,自诩为动物保护主义者,却在借口猎杀野物之后又在自己的领地上养殖人工饲养的动物,“我们的利齿迫使我们仍属于食肉类,靠烤肉、香肠、鱼子酱或鹅肝酱所提供的死动物蛋白活命。”

所有种种,几乎都把自然当成是人类文明的征服对象,而观察家的意义是一种保持距离的看见,是不打扰地存在,所以戈迪翁在远离小镇拉格莱里五公里的树林中观察,以“我只响了一下舌头”作为回答,恪守“在森林中必须尽量少说话”的原则,而在自己的世界里,则营造了一个“绿色马戏团”,“你喜欢自由生长。你不养家禽,你那只母猫只不过是个流浪婆娘,有时到你家光顾。”所以当那个“三十号”出现的时候,他也把他当成是“绿色马戏团”的一员,“那个不知名姓的人,绝对的游牧民,他甚至没有不固定的住所,例如吉卜赛人的那种篷车。”甚至当开始担负起“三十号”的生活的时候,也尊重他的选择,“用不着再进一步作自我介绍了:我们也保持匿名,这是一种迹象,一种方式,表示接受他的匿名。”这是一种尊重,是人类对自然的呼应,也是自我追求的相应。

可是当把“三十号”变成“绿色马戏团”的一员的时候,作为“观察家”,戈迪翁却又成为矛盾者,“不管怎样,面对着他,你是个绝对定居者,扎在一所房屋中,一个村庄里,一座森林中。”自己是定居者,是文明世界的成员,是有名字、有身份的人,他拒绝那些秩序和所谓的文明法则,但是却把自己也放在了名册上,也无法忘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我一辈子没挪过窝,死后,我也不会远走到三十米开外的地方去。教堂就在对面,四周便是墓园,我依稀望见我的坟墓就在那里:一块长方形的花岗岩。”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和“三十号”弃绝一切的积极举动相比,戈迪翁更可以看作是不与文明为伍,却又找不到真正方向的人。而当女儿克莱尔和“三十号”发生恋情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观察家”:“现在有了世界上最有名字的东西:一场恋爱。”恋爱意味着肉体的欢愉?还是以为着一种占有?“怎么啦?是我的女儿啊!在他还是个漂亮的无名氏,不改变任何事情的情况下,他跟我的女儿在我家发生了、而且反复发生过肉体关系,也就算了!可现在情况已经改变。现在是要把女儿拐走了。”一种恐慌,是因为把女人早就放在自己的名册里,是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我如饥似渴地要女儿留在身边,宁愿女儿有情人,也不愿有人来将女儿娶走。难道我不是一个很糟糕的慈父吗?”

所谓的文明和野蛮,在自我的名册里是被定义的,所以对于矛盾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社会制造了诸多的规则,不是赋予了每个人身份,而是弃绝都变成了一种目的,创造都变得刻意。当“三十号”终于在一次洪水中救出了那些在危险中的市民,他终于洗脱了种种怀疑,而变成了一个英雄,而这种英雄主义的命名更让他成为了自己的上帝,即使最后督察员查到了“三十号”所有的背景,对于一个已经成为英雄的人来说,他根本无法走向一种真正的自然,赦免了他的一切,给了他最后的自由,“三十号”依然带着那张和家庭拒绝发生关系的文件,带着无法隐藏的个人历史,带着和克莱尔经历的肉体关系,带着对舅舅贪欲的谴责,坐上了十二点二十的长途汽车,去往了专区火车站——所有的而一切都不是将他推向人类之外的森林,而是在自身无法消除的人类烙印中走向另一种文明。

而戈迪翁呢?和女儿克莱尔在一起,和没有父亲母亲的列奥那尔一起,以“观察家”的身份再次走进森林,而这一次对于他们来说,走进的是象征意义的“绿色教会”:“拒绝登记造册的生活,放弃同类,向社会挑衅,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是,事情的实质,恐怕还是选择粗野的、朴实无华的、孤独的、隐姓埋名的生活,以与众不同而感到自豪,以只属于自己、只属于自然而感到自豪。”只属于自己的上帝,只属于自然的绿色,在这个“绿色教会”里,一半是野蛮,一半是文明,一半是无名,一半是被命名,在弃绝而创造,在匿名而自我的世界里,一只乌鸦的消逝,也仅仅是一种单数的消逝,被察觉的乌鸦还在,人类还在,文明的规则还在,梦也还在,就像克莱尔低语着说:“告诉我,咱们没做梦吧?”

圣殿

编号:C54·2170319·1372
作者:【美】威廉·福克纳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11月第1版
定价:40.00元亚马逊23.20元
ISBN:9787532154913
页数:152页

《圣殿》情节黑暗狂暴,描写二十年代美国禁酒期间,南方小镇有一帮以金鱼眼为首的私酒贩子。女大学生谭波尔被男友抛弃后混到这帮人中,惨遭强奸,后又被金鱼眼送进菲斯城的妓院。金鱼眼杀了人,嫁祸于戈德温。律师说服谭波尔出庭作证,但她已被金鱼眼的变态性行为磨得精神失常。戈德温还是被判死刑,被群众劫出私刑烧死。出逃的金鱼眼也终因一桩他并未参与的谋杀案而被判死刑。《圣殿》是福克纳所有长篇中唯一开始就获得商业成功的作品,但也是一部广受批评的作品。福克纳认为写该书是为了“庸俗的想法”,制造的是一个“最为恐怖的故事”。在这幅被败坏了的南方社会的场景中,福克纳揭露和抨击了美国南方丑恶的现实。


《圣殿》:我父亲是位法官

“老兄,帮我把头发捋捋平。”他说。
“好吧,”治安官说,“我来帮你捋一下。”他揿一下弹簧,打开绞架下的活板门。
——《第三十一章》

当活板门打开,绞刑架上的金鱼眼一定是垂直而掉落下去,那一刻他的耳边一定响起了风声,那一刻,风一定会把他的头发捋得笔直,那一刻,他一定以自由落体的方式抵达自由,可是,一刻只是短暂的几秒,那根绳子会突然拉直,他的身体会突然停止,突然而必然之后,是一种死亡,仪式上的死亡,法律面前的死亡,对于恶的惩罚的死亡。

对于金鱼眼来说,头发一直是他活着的标志,甚至是他作为一个不被抛弃的正常人的符号,五岁才长头发,是迟来的生理现象,而在金鱼眼的生命中,这种迟来的生理现象杂夹着太多的奇异感觉:圣诞节那天他从母亲的身体里出来,像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眼睛始终没有睁开;当母亲和外祖母以为他是个瞎子的时候,他却睁开了眼睛;他四岁才开始说话,五岁开始长头发,而如耶稣一样的降生却被当成了死亡——是因为那场大火,当房架子坍塌下来的时候,外祖母大喊大叫的面孔在浓烟里消失了,而在没有母亲保护的现场,已经摆抛弃的他被另一个女人抱起,“她没有一丝力量来承担惊吓,因此有时候,即便她手里抱着孩子,嘴里在对他低声哼唱,她仍然认为孩子已经在大火里烧死了。”

以为烧死了而没有死,以为是瞎子却睁开了眼,以为头发捋平了而走向了死亡,从死亡开始,又到死亡结束,就像从头发开始,到头发结束一样,金鱼眼就像一个错乱的寓言,所以当他从嘴里说出那句“看在上帝份上”或者“耶稣基督”的时候,不一定是祈祷,不一定是庇佑,而很可能是一句诅咒,诅咒自己的出生是的死亡,诅咒自己瞎眼的命运,诅咒自己长了头发的背反,以及诅咒最后错乱里的审判。

八月在去往彭萨科拉探望母亲的途中,金鱼眼在伯明翰被捕,罪名是在阿拉巴马州的小镇上杀死了一名警察。谋杀在六月十七日晚上发生,那名叫雷德的警察死了,而正是这天晚上,金鱼眼把车停在郊区的夜总会门口,那个叫谭波儿的女人走过这辆车,相遇从来没有必然的情节,却在死亡的现场成为必然,于是只要有一个时间,只要有一种死亡,任何可能都变成了必然,而当金鱼眼在被捕之后朝着治安官说出那句“去你的”,诅咒的声音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被宣判的死亡,最后时刻的那支烟,才成为金鱼眼表达自己活着的符号,“那只自由的手摸索着从外衣里找香烟。”

嘴里总是叼着烟,口中总是说着“耶稣基督”,口袋里总是放着一把枪,金鱼眼无疑是独立在法律之外的象征,作为贩酒集团的头子,他用暴力来对抗法律,就像他瞎眼、没头发和不会说话的幼年生理特征,都在正常的体系之外,甚至犯法的人生也独立在自己之外——他在禁酒令期间贩酒,却从来不喝酒,“他不肯喝酒,因为他说一喝酒胃就难受,会跟狗似的反胃呕吐;他也不肯跟我们呆在一起聊天;他什么都不肯做:只是鬼鬼祟祟地走来走去,嘴里抽着烟,像个不高兴的病娃娃。”用烟代替酒,就想用活着的人生代替狗似的病态,就像用枪来对抗法律,“你可以感觉到他身上有枪,就跟你知道他有肚脐眼一样有把握。”

枪是最后的保护,它通向那一条暴力的路,当霍拉斯·班鲍说起这句话的时候,作为一个金斯顿的律师,他似乎代表着法律,在环绕泉水的屏障似的灌木丛中相遇的时候,两个人就仿佛是暴力个法律之间的遭遇,“这是五月的一个下午,四点钟左右。他们这样隔着泉水面对面地蹲了两个小时。”对面而对峙,两个小时的持久战,金鱼眼的口袋里有一把枪,霍拉斯的身份是一个律师,但是他们的相遇其实就是喝水和不喝水之间的区别,就是离开和不离开的差异,霍拉斯说:“我现在正要上那儿去。这个县里,人人都会告诉你我从来不伤人。如果是为了威士忌,我才不在乎你们酿了多少,卖了多少是买了多少。我只不过在这儿喘口气,喝点水。我没别的目的,就是要进城,去杰弗生。”一条河分开了他们,而其实在所谓的法律面前,他们都是被审判者,他们都需要诅咒错乱里的审判。

“上帝啊,要是我有办法的话,我就要把所有做酒、买酒或喝酒的人统统绞死,一个也不放过。”这是霍拉斯对于贩酒者的观点,当时的禁酒令本身就是在法律层面上对于金鱼眼等人设立了绞死的标准,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说“我要有办法的话”,也就是说,霍拉斯不是站在一个律师的立场来谈贩酒的金鱼眼,谈从戈德温那里买酒的高温,而是从自我的意义上说到酒对于人的伤害,那时他面对的是戈德温的情人鲁碧,一个和自己有着暧昧关系的女人,一个曾经出卖身体的女人,一个养着一个快要死去的孩子的女人,当露比在戈德温杀了人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她无疑是一个堕落者,“他在菲律宾当兵的时候为了个黑种女人杀死了另外一个当兵的,他们把他送到莱文沃思去坐牢。后来打仗了,他们放了他,让他去参军。他得了两枚勋章,等战争结束了,他们又把他送回莱文沃思的监狱里,直到那律师说服了一位议员把他放出来。那时候我才不必再跟人睡觉了——”但是监狱之于戈德温,并非是救赎,当他出来之后却又加入了贩酒者的行列,而鲁碧无疑再也无法脱离自身的命运,而当戈德温被控杀死了汤米的时候,鲁碧只能抱着孩子睡在监狱里,所以对于她来说,被改变的命运最后却只剩下被关押,被驱赶,甚至被谩骂的地步。

“不许进我的家。”这是霍拉斯的妹妹娜西莎对霍拉斯的怒吼,曾经暧昧的女人,对于霍拉斯来说,是一种必要的救助,但是在鲁碧身上,永远留着被世俗看成是邪恶的血,“不过我不能让我哥哥跟一个大家在议论纷纷的女人混在一起。我不指望你会想到我;可我请你为我们的父母着想。”这是道德的绑架,所有在杰弗生的人都知道,鲁碧是一个跟男人没结婚就抱着孩子的女人,在他们那些“无所不能的圣洁之口”里,她根本没有资格在“圣洁的街道上走来走去”,而只有监狱的门为她开放,而妹妹娜西莎,一个守寡十年的女人,无疑恪守着所谓的道德,而她的咒骂,她的拒绝,无意成为另一种审判者,一种道德绑架的审判者。

甚至,在道德秩序下,身为律师的霍拉斯也只能把怨气发泄到那些做酒、买酒或喝酒的人身上,而他成为戈德温的律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证明鲁碧的清白,为了解除道德的压制。但是,霍拉斯在错乱中诅咒的不是法律本身,相反他必须在法律的世界里寻找正义和公平,然后把这种正义和公平放在一个女人身上,如此的曲折努力,使他在寻找戈德温没有杀死汤米的线索中,发现了金鱼眼的暴力,发现了高温的颓废,也发现了谭波儿的堕落。

真正的案子其实是从守寡十年、总是张着圣洁之口的娜西莎开始的,她的男友高温经常在奥克斯福的大学里,而离开她的那晚,他就是去了大学的舞会,“他跟一位年轻小姐有约会。”谭波儿并非是以另一个圣洁女人的身份在那个晚上相遇的,一个被学校处理的女生,也是一个被道德惩罚的女生,“人们最后的惊鸿一瞥也许是她跳进等候在那儿的马达尚未熄火的汽车并迅速转身坐下时所露出的短衬裤之类的东西。”和那些在镇上的年轻人鬼混在一起,谭波儿需要的是什么?无疑是放荡中的欲望。她坐上高温的车是欲望的驱使,她落入金鱼眼的手上也表现着无法泯灭的欲望。

高温是一个酒徒,为了买酒而进入金鱼眼的世界,而当他喝醉了酒,意味着某种意识的丧失,而在只留下谭波儿的房间里,玉米壳轻微而持续的响声,仿佛正在激发谭波儿的那种欲望,起先是保护着自己,“两手在胸前交叉,两腿并拢,显得端庄稳重,像古时坟墓碑石上镌刻的死者像。”当戈德温把胳膊伸到谭波儿腿下的时候,“她感到自己被一把抱了起来,接着便仰天躺在床上,就在高温的身边,随着玉米壳越来越弱的窸窣声而上下颠簸。”是被侵占还是享受颠簸,玉米壳是柔软的,是刺激的,而当一个肉体被置于柔软而刺激的世界里,她其实在释放着自己。

“噢,对,我还干了件怪事。”用“怪事”来形容自己欲望释放,多少是一种借口,当在玉米壳发出声响的时候,他的身边不是戈德温,而是金鱼眼,“她听见自己血管里血液奔流的声音,听见眼角的肌肉轻轻地在撕裂,裂口变得越来越大,感到鼻孔内时冷时热。接着他就站在床边了,她暗暗地说来啊,摸我吧,摸啊!如果你不摸你就是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那是一种呼喊,那是一种渴望,那时一种需要把自己袒露出来的欲望,“我看上去很可爱——你明白吗:浑身上下一身白。我还戴了块面纱,像个新娘,我在哭,因为我死了,或者因为我看上去很可爱,或者因为别的原因。”戴着面纱的新娘,死去的自己,在一种圣洁和邪恶中,谭波儿命名了自己,而在自我命名中,她甚至也命名了金鱼眼,她叫他“爹爹”,而这个“daddy”就是女人对供养他的有钱情人的爱称,“我等不及了。你必须干。我浑身火烧火燎的,说真的。”当自我开始命名,当他人被命名,当欲望无法阻挡,一个“爹爹”其实把她带向了肉体的另一种深渊。

对于金鱼眼来说,那一种欲望其实只是某种利益,一种用枪制造的利益,一个不喜欢喝酒却在卖酒的男人,就是生活在邪恶的错乱中,所以当谭波儿的欲望被满足,她就再也无法逃脱那把枪的控制,汤米被杀死在谷仓,很明显也是那把枪制造的血案,戈德温被控杀人,也是利益上的纠葛,而谭波儿坐上金鱼眼的车离开,对于她来说,不是走向自由,不是逃离黑暗,而是成为新的牢笼,她被卖到孟菲斯的妓院,从此在肉体的完全满足中成为一种性工具。

这是关于欲望的邪恶转变,而谭波儿是一个牺牲者?“她听见自己在说我希望已经发生了。我希望已经发生了。接着她相信事情已经发生了,于是被一阵失落感和肉体的欲望所攫住了。”希望发生,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肉体的欲望控制了她所有的时间,而对于一个堕落者来说,她丧失了道德,却希望用法律来拯救自己,而所谓的法律,在她那里是另一个父亲,“我有四个兄弟。两个是律师。一个在报社工作。还有一个还在上大学。在耶鲁大学。我父亲是位法官。杰克逊的德雷克法官。”四个兄弟两个是律师,父亲是耶鲁大学的法官,谭波儿在男性的世界里应该被保护,但是当她被自我欲望放逐,却又在男权意义的律师和法官中寻找庇护,“我父亲是个法官”,就像当初叫金鱼眼“爹爹”一样,她从来就需要父性,不管是欲望意义上的变态者,还是象征权威的法官,一种父权思想构成了她逃避自我堕落的法宝。所以她会不加思索地坐上金鱼眼开往孟菲斯的车,会在检察官面前说“他朝汤米开了枪”,会把戈德温推向了错乱的终点,而在这种丧失了最后尊严的父性面前,霍拉斯作为戈德温的律师,也完全失去了意义。

“他想象把她、金鱼眼、那女人、那孩子、戈德温全都关进一间屋子,一间光秃秃的、致人死命的房间,直截了当而又寓意深远:处于愤慨与惊讶之间的抹掉一切的一刹那。连我也一起抹掉;想到这倒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谭波儿之于欲望,鲁碧之于道德,孩子之于生命,戈德温之于邪恶,在一间屋子里,他们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审判,但是当作为律师的自己也被抹掉的时候,法律的尊严又在何处?或者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法律是“父亲”,是正义,是公平,而其实在这个错乱的世界里,法律是邪恶,是不公正,是泪水,甚至是直接的死亡。

娜西莎说必须有一部法律,将做酒、卖酒和喝酒的人绞死,金鱼眼说,真该有法律,“不该让他们整夜坐着那该死的迷魂汤”,珍妮小姐说,“霍拉斯,你永远赶不上去对付不公正的事情。”而当地议员斯诺普斯对霍拉斯说,“你要是没兴趣的话,我就去跟另外那个人做这笔买卖。我只不过先给你个机会。”法律似乎无所不能,但是法律却早已变成了某种交易,成为了某种工具,就像霍拉斯对戈德温说的那样:“我听了觉得他认为应该用火烧死戈德温和那女人来给那孩子树立独一无二的榜样;而养大那个孩子,教他英语的唯一目的是要让他知道他是两个人作孽犯罪生出来的,而那两个人由于生了他而受到火刑。”一种被审判的死,是为了惩戒,是为了道德的圆满,所谓法律,“只有上帝知道陪审团会作出什么样的裁决”,上帝在别处,公正在别处,它甚至变成了歧视。当那个杀死妻子的黑人杀人犯在最后的时光里高声唱歌的时候,楼下只有放慢脚步的行人、衣衫褴褛的孩子和马路对面加油站的工人对着他大喊:“还有一天了!天堂里没有你的席位!地狱里没有你容身之处!白人的监狱里也没有你容身之处!黑鬼啊,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啊,黑鬼?”对于他来说,死的时候没有仪式,埋的时候也没有排场,就只有审判后的死亡,就只有死亡本身。而身为议员的斯诺普斯,更是一个种族歧视者,他在高喊着“我是个美国人”的时候,渴望的就是用严厉的法律来处理那些最低贱的犹太人,“天下最卑贱的生物就是犹太人。”

金鱼眼的暴力是罪恶,戈德温的贩酒是罪恶,但是他们却在所谓的法律世界里,成为另一个牺牲品,那场大火被烧起,没有杀死汤米的戈德温被投入大火,霍拉斯看见了火光中的凶恶;那个警察被杀死,而只在六月十七日出现过的金鱼眼成了替罪羊,“春天真长。你简直会认为其中有一定的目的。”霍拉斯对娜西莎说的时候,关于欲望,关于美好,关于生命,似乎都在“有一定目的”的道路上,而这种目的性就是把世界推向了邪恶、不公正和泪水,推向了另一种的暴力、道德和死亡,推向了“我父亲是法官”的父权体系中——爹爹和父亲,在谭波儿如此相异的世界里,成为自我堕落的借口,也成为自我逃离的庇护所:

她父亲坐在她身边,两手交叉放在手杖头上,呆板的八字须上落满水珠,犹如结了霜的银锭。她关上粉盒,精美的新帽子下,她的双眼仿佛追随着乐波,溶入逐渐消逝的铜管乐声,越过水池和水池对面呈半环形的树木一在那儿阴暗的树荫下,每隔一定的距离便有一尊死去的王后的污迹斑斑的大理石雕像宁静地伫立着,正在沉思默想——升入在雨水和死亡季节的怀抱里平卧着的、被征服了的天空。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编号:C39·2170219·1368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23.20元
ISBN:9787208135505
页数:556页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是一个讲述钵扎小贩麦夫鲁特的人生、冒险、幻想和他的朋友们的故事,同时也是一幅通过众人视角描绘的1969—2012年间伊斯坦布尔生活的画卷。从乡村少年进入都市,麦夫鲁特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来到“世界的中心”——伊斯坦布尔贩卖钵扎,他夜复一夜,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街头,一边卖钵扎,一边琢磨着脑袋里冒出的一个又一个怪怪的东西,这些念头让他自感与众不同。他,一个没钱没地位的钵扎贩子,既属于这个大都市,又在头脑中不停地寻找着另一种生活。“在他所构建的奇妙世界,伊斯坦布尔就是他的领地,他如同一个自由的精灵在飞舞,任凭时代在他俯身之下流淌。 ”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那时的我,不是我

现在他想清楚了要对城市说、要往墙上写的话。这既是他官方的,也是个人的观点;既是他内心的,也是口头的意愿:“在这世界上,我最爱拉伊哈。”麦夫鲁特自言自语道。
——《一座城市的外形和面貌》

这是2012年的伊斯坦布尔,这是住在十二层公寓楼里的麦夫鲁特,这是看不到风景的房间,这是沉默的第二次婚姻。这一切的改变早在2009年铲车的一记重击下就已经改变了?在1982年那一道闪电照亮黑夜的时候就发生了?在1978年考尔库特的婚礼就已经注定了?或者更早,在1968年那村子里一只狗冲他号叫的时候就完成了一生的命名?几乎是人生重要片段的集合,当“只有行走时,我才能思考”变成朝北看不到风景的不自在,麦夫鲁特在伊斯坦布尔的43年,最后却听到了自己曾经说过的那一句话:“钵——扎。”这声音在空荡荡的街道回响,在不断重建的城市里回响,在离开而回来的世界回响,回响就是自己喊叫了自己的名字,陌生却没有遗忘,行走而不停止思考:世界就是自己的一句宣言:“我会永远卖下去的。”

永远会卖下去,是一种恒久的状态,它打破的是沉默,是遗忘,是悲苦,甚至是仇恨,就像一个时间的点,停止在那里,当听到声音的那一刻,一定是有什么力量让他开始坚持自己内心的东西,然后行走,然后思考,然后像不会失去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一样,在变化的世界里更换了态度。对于麦夫鲁特来说,曾经的态度是离开,离开自己的村子,离开自己的童年,离开自己的父亲,甚至离开自己的忧郁,“麦夫鲁特一生都在想,那年爸爸为什么执意让他留在村里,但他始终没能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出生12年,对于麦夫鲁特来说,童年总是伴随着某种去除不掉的阴影,当伯父的儿子考尔库特和苏莱曼去了伊斯坦布尔之后,他却在那个冷寂的村子里成为一个羊倌,那个冬天对他来说是孤独的,是忧伤的,他的眼睛里是那些行走的东西,路上的大巴和卡车,天空的飞鸟,一闪而过的杨树,他们在行走,他们在思考,而只有麦夫鲁特被遗留在这里,“村里所有的狗都认识麦夫鲁特,即便他在最寂静、最黑暗的夜晚出村,也不会有一只狗冲他号叫,麦夫鲁特也因此认为自己属于这个村庄。”

这是离开的欲望,而离开是为了抵达,对于遥远的伊斯坦布尔来说,那里有父亲,有堂哥,有城市的生活,有向往的景致,他们在麦夫鲁特的想象中凝结成一个欲望,在他给父亲的信里表达了这种想象式的欲望,但是只是想象,那个被虚构的伊斯坦布尔其实并没有让麦夫鲁特思考,“信件,是一种由1和2的灵魂培育出来,然而又具有完全不同含义的神奇文本。”神奇文本终究是需要被人打开的,即使是简单的数字,即使是简单的方向,甚至在那里他只是和父亲一起买钵扎,却也是她开始和世界说话的开始。当他看着窗外看见12年来陪伴自己的东西闪过,生命仿佛打开的只是单线性的方向,麦田、公牛、桥梁、毛驴、山脉、清真寺,拖拉机,以及文字、字母、星星,都在这单线性的方向里一去不复返。

在爸爸的肩膀上睡去,就是一个梦的开始,梦的终点是伊斯坦布尔,但是他能听到这个世界说话了吗?他听到的只是父亲穆斯塔法的那句话:“我指着山下的一些地方给他看,希望他不要被伊斯坦布尔多姿多彩的生活所蒙骗而以为生活很容易。”其实父亲将他接到伊斯坦布尔,并不是为了让他真正看见这个首都的风光,而是为了一种离开,和伯父不同的姓,因为矛盾而产生的纠葛,穆斯塔法其实是带着某种愤怒离开那个村子,而在伊斯坦布尔他需要的是证明自己。而麦夫鲁特呢?他虚构了一个伊斯坦布尔,但是当他真正到来的时候,就像伯父告诉他的那样:“我的孩子,你被伊斯坦布尔吓着了。”

他和父亲卖酸奶,卖钵扎,他跟随着父亲走街串户,他听说了那些发生在生活之外的东西:不停上涨的物价、体育彩票、对贩卖走私香烟和洋酒的人进行的突查、安卡拉的最新政治动向、伊斯坦布尔街道上警察和市政府的监视。听说的伊斯坦布尔是不是也是另一种虚构,父亲穆斯塔法说:“慢慢地你也将学会这一切……你既要看见一切,又要做一个隐形人,你既要听见一切,又要装作什么也没听见……”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的校长说:“良好的教育,可以消除贫富差距!”但是看见和看不见,贫和富的差距对于伊斯坦布尔来说,到底是不是真实?那里有军事政变,有宵禁和戒严,有被投入监狱的人,有摆脱不了的政治,它们让麦夫鲁特看见,又似乎看不见,它们像是遥远的传说,却又发生在自己身边,当麦夫鲁特目睹了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之后吗,当他和考尔库特在清真寺的墙上张贴共产党海报的时候,当他看见“神灵保佑突厥人”这句话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伊斯坦布尔的一份子,变成了这个时代无法分离的自己。

坐在最后一排,无心上学,甚至开始藏起了卖酸奶的钱,对于麦夫鲁特来说,当真正走进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这个城市却也是狰狞的。但是在这个被不断传说、被不断虚构的城市里,麦夫鲁特毕竟在寻找和自己相关的存在,在埃雅扎尔电影院他看见了电影中的女人,第一次他释放出了内心的欲望,而那手淫的习惯似乎正和宗教习俗背道而驰,甚至在苏莱曼那里变成了一件生死攸关的事,“难道他的朋友费尔哈特没有告诉他,甚至在阿拉维派手淫也是禁止的吗?对于马利基派来说,在任何情况下,手淫都是不允许的。对于我们哈乃斐派来说,只有在面临一个更大的罪过,也就是面临通奸危险时才允许手淫。”而当他看见那个经过的奈丽曼的时候,他的欲望投射到这个被自己命名的女人身上,“奈丽曼是他在电视上看过电影里的人物,是一个为了贞洁献出生命的烈女。”贞洁的烈女,电影里的人物,就像伊斯坦布尔一样,以矛盾的方式打开了麦夫鲁特的世界,而这种命名对于麦夫鲁特来说,依然是被虚构的一切:“他的两条腿将更多地把自己带去奈丽曼行走的街道。”

两条腿是欲望的展开,也是行走的开始,在考尔库特和维蒂哈的婚礼上,他的目光被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吸引,那一种猝然降临的欲望把奈丽曼变成了真实的人,这是一种坠入爱河的感觉,他们说她叫拉伊哈,是维蒂哈的妹妹,“我爱上了拉伊哈。”爱情以天意的方式降临,似乎是真主早就准备好的礼物,面对这个再也无法忘怀的姑娘,他在21岁的时候公然反抗父亲的权威,自己大胆地离家出走,而在20个月的服兵役过程中,他不停地给拉伊哈写信,“从你眼睛里射出的魔力之箭”,射中并且成了俘虏,似乎再也无法逃脱,再也无法忘记,再也不是传说。

“事情很严重,因为见钱眼开的歪脖子想把女儿嫁给银行家,他又不听劝。麦夫鲁特,你必须和拉伊哈私奔。”当苏莱曼告诉他这一切的时候,那种爱情又像动荡的伊斯坦布尔一样,把他拉向了恐惧的边缘,而那时候父亲穆斯塔法也去世了,战争、刺杀、死亡,“一年时间,他对城市陌生了。军事政变后伊斯坦布尔变了样。”而当爱情也发生危机的时候,麦夫鲁特至少可以用私奔的方式拥有那个女孩,一个射出魔力之箭的女孩,即使两家有过恩怨,即使还会相互残杀,即使最后变成血仇,但是从奈丽曼开始的两腿间的那条街道已经打开,他无法停止,更无法倒退,他必须行走。

行走是和一个女孩私奔,私奔是梦想的实现,苏莱曼准备的车,米什代莱村的岔口,阿克谢希尔火车站的秘密接头,1982年6月17日的夜晚,变成了麦夫鲁特一生行走的开始,但是拿到夜晚的闪电能让他看清前面的路?“一道闪电划过,整个天空、山峦、岩石、树木,所有的东西瞬间如同遥远的记忆被照亮。麦夫鲁特第一次近距离看清了这个将成为他的妻子,并要和他共度一生的姑娘的面容。”是看见了,却原来是一场骗局,她不是那个在婚礼上向他射出魔力之箭的女孩,不是有着大眼睛的的可爱姑娘,她是她的姐姐,“麦夫鲁特再次确信,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个真的叫做拉伊哈的女孩。”

为什么是一场骗局?那双在婚礼上看见的眼睛,那个写了太多情书的姑娘,那个麦夫鲁特坠入爱河的女孩,竟在被命名的故事里变成了别人,或者拉伊哈本身就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在他命名的故事里,她已经被麦夫鲁特虚构了,就像12岁的时候虚构了伊斯坦布尔,就像在高中是虚构了消除贫富差距的教育,就像在当兵时虚构了同性恋的脂粉气,就像在埃雅扎尔电影院虚构了奈丽曼。可是当私奔真的发生,当两腿间的行走开始,他如何能够返回那个真实的起点?

其实,在行走的人生里,起点总是被用来抹除的,“他一直以为自己头脑里才有的粗俗和病态,却震惊地在外面世界里找到了它们的踪影。”引用詹姆斯·乔伊斯的这句话,注解的就是一个找到了“踪影”的世界,头脑里的怪东西,是渴望和相遇,是粗俗和病态,是骗局和昏聩,是遗忘和坚持,但最后总是能在外面的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拉伊哈是被命名的名字,他把情书写给她,他描述了那双不能忘记的眼睛,他和她私奔,他构筑了一种爱情和未来,但是即使她最后是她的姐姐,最后是一场骗局,但是在那个踪影世界里,麦夫鲁特却发现了幸福和爱:“拉伊哈信任麦夫鲁特,将整个一生交给了他,在尚未结婚,甚至还没有做爱的情况下就解开头巾,向他展示那一头美丽的长发。看着她那长长的鬈发,麦夫鲁特觉得,仅仅出于这份信任和托付,他将和拉伊哈相依为命,全心去爱她,在这世上他不再孤独。”

这是“只有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的誓言”,这是“爱情是一种病”的行走,这是“远离仇恨、冲突和分离”的祝福,其实这一场爱情和婚姻远比两腿间的欲望有更多的意义,它从虚构开始,它经历了骗局,但最后却是一种责任,“于是直觉告诉他,这种幸福具有更深层的根源:他感觉自己犹如一个尽管不配,却被误送进天堂的人。”而麦夫鲁特在私奔之后的做爱中,在爱情之后的婚姻里,在钵扎和酸奶的叫喊声中,开始了纯粹和天真的快乐,拉伊哈变成了真实的女人,变成了自己的妻子,变成了幸福的源泉,“除了感觉仿佛早就认识拉伊哈,麦夫鲁特还不时发自内心地感到,其实他的信就是写给像她那样的一个人的,甚至就是写给她的。”

这是一种对虚构的确认,甚至是在解构虚构,他们一起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一起维持卖钵扎和酸奶的生活,一起做鹰嘴豆饭,一起生下了孩子,一起在自己的安乐窝里。可是在本来就虚构的伊斯坦布尔,那些在外面发生的一切似乎永远不像麦夫鲁特的生活一样,变得真实。教派之间的斗争,民众自发的运动,“随着新路、拆迁、楼房、大广告、店铺、地下过街道和过街天桥的出现,麦夫鲁特感到伤心,因为他在二十年里熟知并习惯了的城市旧貌消失了;而与此同时,他更多地觉得城市在为自己改变,由此他又感到了一份欣喜。”甚至连钵扎本身,也带上了宗教有关的纷争,而麦夫鲁特的欣喜是不是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看见那踪影?

那个真正让他迷住的女孩叫萨米哈,而萨米哈在遇到了勇敢向她表白的费尔哈特之后,也开始私奔——私奔的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街道,都在拒绝一种命定的生活,萨米哈不喜欢父亲把自己嫁给那些送给他东西的男人,雷伊罕大姐不喜欢把自己卖给第一个丈夫的父亲,所以萨米哈私奔了,雷伊罕大姐大姐私奔了,甚至最后在拉伊哈时候,连麦夫鲁特的女儿菲夫齐耶也私奔了——当一种危险的事从自己身上演变在女儿身上,是不是人生就是一种轮回?但麦夫鲁特的不同之处在于总能行走,总能思考,总能发现那个不曾消失的踪影,在菲夫齐耶的私奔故事里,他终于不以虚构的方式对待她们的生活,伊斯坦布尔是他们的伊斯坦布尔,爱情是他们的爱情,婚姻也是他们的婚姻。

但是谁能真正看见那个踪影?谁能真正行走和思考?或者谁能回答“人为什么活在世上”这个问题?萨米哈私奔了,和勇敢向自己坦白的费尔哈特在一起,他们躲到加齐街区,用自己的辛苦劳动来维持生计,用自己的信心改变那场寒酸的婚礼开始的生活,但是在变化的伊斯坦布尔,他们却慢慢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和麦夫鲁特合办的连襟钵扎点疏于管理,在电力公司的工作中却以背叛的方式开始了“电力的爱情”,最后甚至死在了这和财富、欲望和情仇有关的纠葛中。而曾经和麦夫鲁特私奔而走向幸福的拉伊哈,却也从“拉伊哈”的名字开始怀疑爱情,在连襟钵扎店里,她甚至把妹妹萨米哈当成了敌视对象,“好个麦夫鲁特,你在店里做着小姨子的梦,无缘无故地咧嘴傻笑、装腔作势,可你看看,早上孩子们上学后,你在家里和老婆都干了些什么,这下全暴露了。”当拉伊哈试图用一种原始的办法威自己堕胎,却发生了不测,最后在三十岁的时候告别了这个世界。

似乎还是从那一封信开始,从那一双黑眼睛开始,从那一个被虚构的拉伊哈开始,“为了让维蒂哈把信传给你,我把信交给她时,随便看了几封。麦夫鲁特在信里提到的眼睛不是你的,拉伊哈。”苏莱曼对拉伊哈这样说,“因为麦夫鲁特给日后成为我妻子的女孩写了情书……而我因为诱惑抢走了麦夫鲁特爱上却没能得到的女孩。”费尔哈特曾经这样想,“如果我的信写给了萨米哈,而不是拉伊哈会怎么样?”麦夫鲁特这样问自己,“那些信你是写给我的,还是写给我姐姐的?”萨米哈也这样问麦夫鲁特。因为一道目光的俘获,因为一封信的想念,因为一个名字的命名,“拉伊哈”最后只是一个符号,不管是萨米哈的私奔,还是拉伊哈的死亡,不管是麦夫鲁特被重新唤醒,还是最后和萨米哈又走在了一起,对于这一个虚构的故事,其实谁都不是其中的主角。

就像伊斯坦布尔,其实从来就不是那个在麦夫鲁特12岁的想象的伊斯坦布尔,不是自己呆了43年的伊斯坦布尔,它永远以另一种方式打开了自己,那些政治风波,那些军事政变,那些学生运动,那些左派和右派之争,那些宗教的冲突,都在发生,它们改变了伊斯坦布尔,也改变了麦夫鲁特的行走方式,“行走的时候,他可以幻想,清真寺的墙壁、正被拆毁的木制楼房、墓地,这些都在提醒麦夫鲁特,这个世界的里面还隐藏着另外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只有在虚构解体之后才会出现,当1999年的那场地震之后,杜特泰佩被解构了,“面前是黑压压的一片天空,麦夫鲁特愁肠百结。爬坡时他感觉自己仿佛在走向天空。”童年、吃过的饭菜、做过的功课、闻过的气味、爸爸的呼噜声、无数的记忆,都变成了一种虚无;当麦夫鲁特俯视伊斯坦布尔的时候,那里发生过的一切,那里没有发生的故事,都走向了终点,“他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反而对伊斯坦布尔越来越陌生了。”

包括和萨米哈曾经用眼睛、情书和名字虚构的爱情,“因为我不再是写那些情书的人了。”在沉默中麦夫鲁特这样说,而那场婚礼上的相遇多少也只是一个传说,萨米哈甚至认为,他们根本不是在考尔库特的婚礼上第一次相见,而是更早的1972年夏天,麦夫鲁特初三毕业前英语需要补考的时候。时间被置换了,人物被置换了,名字被置换了,爱情被置换了,第一次相见,第一次相遇,第一次爱上,以及第一次虚构,在行走的道路上还具有什么意义?所以在十二层的公寓里,在看不见风景的二楼,麦夫鲁特说:“那时的我,不是我。”而萨米哈的回应是:“如果你现在更少地爱我,我那时也是更少地爱你。”

1982年的私奔已无意义,2009年的村庄已无意义,2012年的伊斯坦布尔已无意义,但是在这无意义的虚构里,只有一种生活是可触的,只有一种声音是真实的,“钵——扎。”被无数的狗追逐过,被陌生的人抢劫过,被苏莱曼歧视过,被费尔哈特嘲笑过,被城市里的富人谩骂过,但是却是永远不变的声音,“别放弃,卖钵扎的。别说在这些塔楼、混凝土当中有谁会买。你要一直卖下去。”一种精神,一种记忆,一种和城市的变化想抗衡的存在,这才是自己一直的行走方向,才是自己永远的思想方式,就像那个“拉伊哈”一样,当不再被虚构,当不再被怀疑,当不再被想象,它其实就是永恒的存在,“在这世界上,我最爱拉伊哈。”

试刊号

编号:C39·2170219·1367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1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18.00元
ISBN:9787532772858
页数:208页

“今天早上,水龙头不再向外滴水。”第一句里的否定状态,仿佛如埃科的生命一样,走向了被预知的终点,作为他一生完成的第六部小说,也是生前最后一部小说,《试刊号》通过一场阴谋重重的办报实验,对现代新闻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1992年的米兰,几名记者加入一份正在筹备的日报《明日报》,《明日报》立志讲述“明日即将发生的事件”,通过深入调查,在新闻领域拥有某种“预见性”。他们精心研究过去的新闻,试图编出编一份模拟的“创刊号”。“人们都以为墨索里尼已经死了,而自1945年以来,意大利发生的每一件大事背后,都飘荡着他的幽灵…… ”而实际上,所谓的假设,最后都变成了现实:这份报纸不过是一个诽谤和勒索的工具,是身为传媒巨头的幕后老板打入政治核心的垫脚石……


《试刊号》:为什么双杠不会相遇

玛雅仍旧天真,而岁月已经使我变得成熟。假如你是一个失败者,那么,唯一的安慰就是把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当做失败者,包括那些赢家。
——《一八 六月十一日星期四》

从左至右是o、r、e、z,四个字母是已经排列完毕的字母,是需要被印刷的字母,但是当被阅读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一种背反的方式?应该从右至左,它们被书写在一张纸、一份报或者一本书上,就是zero,一个零。但是,只有在你翻开这一个封面,逆着光从背后逐字识别的时候,它才能组成一个单词,才能变成一个零,这是一种被印刷的目光——当从左至右变成从右至左,当正面看见变成背面组词,那一张《试刊号》才能正式变成创刊号。而这一本被印刷甚至被出版的书的封面,已经把这种背反变成了现实:一个大大的零,〇,椭圆,灰色,醒目,一本即将被阅读的书注解着那个“零和博弈”的结局。

从封面开始,〇是不是就是一种中和,左和右,又和左,顺光和逆光,在合一的时候,它才是一个完整体?那么当“我”面对玛雅把那些赢家都变成失败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完整体:是他们从赢家变成了失败者,还是我从失败者变成了赢家?失败和成功,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总是在一种整体中结合,看不出谁付出了失败的代价而郁郁寡欢,也看不出谁获得了既有利益而沾沾自喜,就像天真和成熟,就像像父亲的男人和像女儿的女人,在性和爱的暧昧中变成了自由之人。

但失败者总是首先到来。当年过五旬的科洛纳,也就是我,在单身公寓里发现自来水不再滴水的时候,才知道有一种叫做命运的东西突然之间发生了改变,昨天晚上还有水,但是今天早上却变成了空白,像一个梦,一个未醒来的梦,如果从因果论来看,当这个结果猝然而至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原因?房东说原因是阀门关了,但是这不是最先的原因,当我想到最先的原因时是害怕的,因为自己没有关闭阀门,那么一定是有人进入了房间,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今天早上到来之前关闭了。在一个人的房间里,在早上到来之前的晚上,当另一个神秘的人制造了这个结果,那么他一定不是“万因之因”的上帝,他更像一个魔鬼。

这仅仅是一次神秘事件?对于我来说,却是在我成为失败者的生活中加入了更多宿命的东西,两年的婚姻破裂,我被安娜抛下,这是一个失败者经历的事件;懂德语的我在迪·萨米斯教授的注视下无法接近费里奥教授,这也是一个失败者尝到的无奈滋味,“我是一个习惯性失败者”,这是我对自己命运的注解,无论是婚姻还是事业,都在以一种颠倒的方式将我从人生赢家的定位中逐出,“在那里,不是孩子记恨父亲,而是父亲记恨孩子。”所以当早上的水龙头终于不再向外滴水的时候,我的失败体验已经延伸到了最微小的领域。

而这个微小的领域却是令人不安,甚至是恐惧的,因为就在不久前,一起工作的布拉加多齐奥死了,死在那条曾经出现过连环杀手的那个路口,出现在战时沦为废墟的那条街上,而且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死亡,因为布拉加多齐奥经常和我谈起一些事,这些事在历史中已经盖棺定论,已经被灰尘覆盖,但是在他看来却并不是真正的结局,他在推测和调查中,发现了事实表面之外的秘密,和另一个人的死有关,和一群人的覆灭有关,和一个阴谋的掩盖有关,或者和谎言有关。所以当布拉加多齐奥不明不白死去的时候,我对于失败者的理解似乎又多了一种阐述:我变成了潜在的被害者,将和布拉加多齐奥一样,会在某一个日子命丧在连环杀手出没的那条恐怖的街上,而自来水不向外滴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从结果推测原因,又从原因推测结果,似乎一切的原因和结果都已经写好。这是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星期六发生的一幕,如果时间向前,在那个原因之后的结果就会出现,那么对于我来说,可以选择让时间以背反的方式逆向而行,也就是说现在的“早上八点”回到和布拉加多齐奥在一起的时间,那个时间他是不死的,甚至我也不是失败者,因为西梅伊那天邀请我去做一件可以改变现实的事情,而这件事正像所有失败者的梦想一样,诱惑着我:“有朝一日写一本书,从而赢得荣誉和财富。”

从六月六日星期六回到了四月六日星期一,仿佛是从失败者的状态回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期盼之中,声誉和财富以数字的方式呈现:在一年时间里会得到每月六百里拉的报酬,之后的六个月里,会得到一千万里拉的现金,而在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会赚到八千万里拉,“之后,您可以不紧不慢地再找工作。”只有金钱,没有后顾之忧,不紧不慢找工作似乎也成了人生赢家的写照。这是一种诱人的工作,这是摆脱失败者阴影的希望,而西梅伊提供的工作就是以背反的方式消解一种时间意义。

“一本书。是一位记者的回忆,讲述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忙于筹备一份报纸,而这份报纸永远都不会面世。另外,这份报纸的名称应该是《明日报》。就像政府的一句格言:明日再说。所以,这本书的标题应该是《明日:昨日》。”一份命名为《明日报》的报纸,一种永远不会面世的新闻,“明日再说”其实并不指向明日,而是把昨日的那些隐秘的事情发表在明日的报纸上,一种预测,一种揭秘,当新闻被以这样背反的方式出版的时候,它本身具有了一种消解意义:这是新闻还是旧闻?而在这种背反里,作者也被消解了,“等书写成之后,您就要消失。”拿着钱消失,作为人生赢家消失,对于我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诱惑,而在新闻里,本来作者也只是一个工具,一种署名,他在某种意义上根本没有存在于历史的价值。

而西梅伊似乎把这种消解拔高到一种关于追求自由的使命:“本书应该让人想到另一份报纸,它要展示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尽力实现一个独立于所有压力的新闻典范。要让人们明白,实验的失败,是因为不可能创造一个自由的声音。为此,我需要您编造、设计、撰写一部史诗。”用自由来书写历史,那么这种自由主义是不是要和政府和官方的历史相对立?是不是在明日的借口中又回到昨日,甚至回到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今天?

这是一种不顾现实的理想主义,还是和现实进行抵抗的自由主义?“我们会通过深度报道,外加调查,以及出乎意料的预测,来谈论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明天其实是对今天和昨天的否定,是以背反的方式来记录现在的历史,看起来这的确是一种新闻使命,正像布拉加多齐奥所说,“报纸会说谎,历史学家会说谎,如今的电视也说谎。”爷爷曾经作为游击队被关进集中营,父亲在现实里死于酒精中毒,对于布拉加多齐奥来说,在这个说谎的世界里,他就需要这样一种担当:“于是,我努力成为一名记者,去发现各种阴谋。”

历史充满了阴谋论,而媒体总是选择沉默,为什么今年冬天的特利乌左养老院事件最后电视台根本没有提及这件事?为什么“空气污染正在影响几代年轻人阴茎的大小”的新闻会成为一种笑话?为什么只要预付一笔费用,就能够得到镶嵌在相框里的证书,徽章,以及各种小玩意。而成为马耳他骑士?为什么去自由妓院知识分子被他们说成不是为了性,而是为了艺术史?每一个为什么其实都被掩盖在谎言之下,都变成了官方说法。而对于布拉加多齐奥来说,那个掩盖在谎言之下的“为什么”和历史有关,和墨索里尼有关:当一九四五年,墨索里尼在盟军突破防线之后,放弃了加尔达湖来到了米兰,躲进了市政厅,但是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到底做了什么?是命令瓦尔泰利纳的一处要塞进行抵抗?还是在最后的旅行中被德国人营救?或者是在那一场命名为“短剑行动”中他已经走向了末路?而对于布拉加多齐奥来说,关于墨索里尼最大的疑问是:那具在洛雷托广场的尸体是不是就是如历史所书写的就是墨索里尼的?

“注意:墨索里尼最后一次在认识他的公众面前出现,是那天下午在米兰的主教府邸。在随后的旅行中,他都是和亲信们在一起。在被德国人接到之后,他又被游击队逮捕。所有遇到他的人,都只是在照片或者宣传片里见过他,而没有见过他本人。在最后两年的照片里,墨索里尼是如此消瘦和模糊,以致有人窃窃私语——尽管只是说说而已——说那不是他。”从质疑开始,到否定终结:“我将能够证明,洛雷托广场的那具尸体并不是墨索里尼的。”调查,寻找,发现,而最后的结论就是布拉加多齐奥对于谎言的揭露:“问题在于,我们知道的一切都是假的,或者是经过了改头换面。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都生活在欺骗当中。我对你说过,永远不能相信人家告诉我们的东西……”

但是布拉加多齐奥所做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他会在《明日报》上刊登独家重磅新闻?他会把历史扔进垃圾桶?可是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曾经遭受了谎言之害的人,一个经历了家族变故的人,当他的尸体在那条小巷里被发现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他以自己的死让墨索里尼的死回到里历史,是不是意味着一条已经成为废墟的街仍然会死气沉沉,是不是意味着所谓的明日只是昨日的一个延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假如他的调查涉及一百件事情,那么至少有一件他猜中了,所以才被灭口。”西梅伊如此解读布拉加多齐奥的死亡,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布拉加多齐奥也死在不自由的昨日,而明日报更只是一种借口,一个阴谋。

在我会见西梅伊的时候,就说起过这份《明日报》的幕后人物就是维梅尔卡特骑士,一个本身就控制着出版“帝国”的人生赢家,而他要办这份报纸,只是“希望跻身金融界、银行界,最好还有大型报纸的顶级沙龙”,那种“在一切方面讲真话”的承诺其实就是一种资本的积累,“印数很少,而且是私密的”怎么会成为一种公共读物?怎么能够变成改写历史的证明?特利乌左养老院事件最后变成了含沙射影的文章,环境会影响生育的文章也被丢进了垃圾桶,当然布拉加多齐奥的调查也只不过是他个人的事,所以当他被杀死之后,这份明日报试刊号就停止了运转,“维梅尔卡特骑士确定,《明日报》这整件事对他也构成了威胁,于是决定了结此事。”

这是一个阴谋之外的阴谋,而其实在《明日报》为试刊号所做的努力中,都在用一种戏谑的方式寻找所谓的自由和真相。记者所写的语言不能用知识分子的语言,而美其名曰是“读者的语言”;新闻的根本原则是“事实与观点分离”:借助引号,在文章中插入一个目击者的生命,让他代表路人或者公共舆论者,而其实只不过是记者自己的杜撰,因为,“加上引号之后,那些声明就变成了事实,也就是某个人发表了某种观点的事实。”另外,还要反驳,不是反驳谎言,而是在反驳中证明“对反驳者可信度的质疑”;要建立所谓的档案,“这样,在撰写各种文章的时候,就能够掌握某个人的所有行为不当之处,也就可以避免在最后一分钟去四处寻找。”要重新利用虚假的新闻,“一个丑闻总会令人联想到另一个丑闻,我们只需要影射坊间的某些谣言。”

像一种游戏,而这种戏谑的方式在那些所谓的星座运势、填字游戏得到了更多的阐释,而编辑部所选用的问答题几乎就是在一种既定事实中找出其“合理”的真理:为什么我们要从左向右写字?“因为不然的话,句子就会以一个句号开始。”为什么手指有十个?“因为假如是六个的话,摩西十诫就会变成六诫。”为什么上帝是完美的存在?“因为假如他不完美的话,那就成了我表弟古斯塔夫。”为什么妈妈总是妈妈?“因为假如她变成了爸爸,那么妇科医生就不知如何维持生计。”为什么指甲会长长而牙齿不会?“因为不然的话,那些神经官能症患者就会吃牙齿了。”……

为什么的疑问,不是为了寻找答案,不是为了找出原因,而是在因果的必然性中制造戏谑的效果,而这种戏谑不仅解构了那些存在的合理结果,也把原因变成了笑话。而所有已经发生的一切,正在发生
的一切,似乎都在这样的“为什么”和“因为”变成了一种关于自由的嘲讽。而在编辑部里作为副主编的我,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也走到了这种尴尬的境地,婚姻失败的我爱上了可以做我女儿的玛雅,玛雅也在我的身上找到了父亲的感觉,这是一种不伦之爱,却比正常的爱更炙热,更激情,更疯狂,原因就在于两个失败者找到了一种自我证明的办法。我的失败是一个阴影,而玛雅呢?“我处在一个洞里,永远也不能成为,比如说报道海湾战争的特派记者。”处在洞里的玛雅,被布拉加多齐奥说成是一个“自闭症患者”,她在我的身上找到了那种走出洞里的感觉,而在我看来,这是失败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契合,“没有比两个失败者的愉快相遇更大的成功。”

这是一种两个人都渴望的爱情?但是,“对于这种疯疯癫癫的人,除了再开始做爱,又能说些什么呢?而在做爱的时候,我几乎觉得自己是一个赢家。”除了做爱之外自己就是一个赢家,而爱情的意义最基本的不是做爱吗?当做爱被排除在外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失败?所以从不伦之爱来说,失败变成了成功,一种背反被合理化了。所以当布拉加多齐奥死去之后,我和玛雅匆匆离开了没有滴水的公寓,离开了那条有连环杀手的小巷,离开了关闭了的《明日报》——当一切又回到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星期六的时候,逆向回到过去已经完结,而面对明天似乎刚刚开始。但是,布拉加多齐奥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会放在何处?那些历史的谎言需要谁来揭发?我的离开和《明日报》一样,也只不过是一种谎言,就如那本英国纪录片上的最后字幕一样:“欺骗是思想的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状态的思想。”这是对历史上的“短剑行动”的解读,也是对活在背反现实的一种注解。

理想是什么?明天是什么?当逃离了自我设置的死亡威胁之后,玛雅向我展示了“明日”的生活:

我们可以置身这些游戏之外:我重新开始做德语翻译,你重新给那些放在女性发,或者牙医候诊室里的杂志工作。然后,我们每天晚上看—部好电影,周末到奥尔塔来。让所有人都见鬼去吧。我们只需要等待:一旦真正变成第三世界,我们的国家将充满活力,就好像到处都是科帕卡瓦纳。女人是王后,女人是国王。

当阳光下的圣朱利奥岛重又闪烁着光芒,我仿佛看见了明日的希望,我仿佛成为了人生赢家,但是明日和昨日,真实与谎言,失败与成功,以及生与死,父亲与女儿,怎么会成为一个整体?它是一个〇,椭圆,灰色,醒目,万因之因不是上帝,它是魔鬼,就像那个为什么的戏谑问题一样:“为什么双杠不会相遇?因为假如它们相遇,在上面锻炼的人双腿就会裂掉。”

米格尔街

编号:C39·2170219·1366
作者:【英】V.S.奈保尔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3.30元
ISBN:9787544261654
页数:199页

“米格尔街和米格尔街上人,都像盐一样平凡,又都像盐一样珍贵!”米格尔街生活着一群有脾气、有盼头的小人物:“哲学家”波普,要做一样叫不出名字的东西;“艺术家”摩根,扬言美国国王会来买他的花炮;“诗人”布莱克·华兹华斯,在写一首全世界最伟大的诗;“疯子”曼曼,频频参加议员竞选;“机械天才”巴库,百折不挠地改造一辆辆进口汽车……“生活在米格尔街上的每个人,都过得如此绝望,但全都兴高采烈地活着。”在V.S.奈保尔的《米格尔街》里,十七个平行展开的故事编织了“一成不变地活着”的状态,而那些米格尔街上的人,就像结构一样,他们相对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相互穿插,形成在纵横两个维度彼此交互的结构。


《米格尔街》:他们总爱编造传奇

几个月之后,哈特说:“你们猜我听到了什么?爱德华的老婆给她的美国佬生了个孩子。”
——《直到来了大兵》

几个月之后,其实爱德华早已经离开了特立尼达,离开了米格尔街。离开有时候是为了逃避,有时候是为了到达,曾经作为米格尔街的危险分子,爱德华喜欢画画,他似乎正用自己的画笔描绘一幅和特立尼达相关的画作,即使在警察询问的时候,他也总不妥协地带着口袋,带着弯刀,带着铁锹,戴着手套,去抓螃蟹,那是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而这种不受干扰独立自主的生活,或者正是米格尔街人向往并为之努力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总是被“后来”所打破:“后来打仗了。希特勒入侵了法国,美国人人侵了特立尼达。有史以来第一次,特立尼达人人都有了工作。美国人付的工钱相当丰厚。”

战争爆发了,那一幅画或许会有新的内容,特立尼达人有了工作,而且收入会很丰厚,但是正是这“后来”作为一种开端,爱画画的爱德华为自己画的便不再是像自己的“自画像”,他像美国人投降,他传奇了美国式的衣服,他嚼起了口香糖,他的口音带着美国强,而且,他开始鄙视特立尼达人。这是爱德华的离开,在转身融入所谓的美国生活中,他再也不会去抓螃蟹,再也不会和警察对峙,当然,他再也不会画画,那个高个子白皮肤的女人成为他的妻子,完全是美国化的一种标志。但是“身材很瘦,面色很苍白,总像有病似的”的妻子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写照,在特立尼达成为一种风景之后,却并没有改变爱德华作为米格尔街危险分子的属性,妻子自杀像是一个玩笑,而真正的情况是:她跟着一个美国兵跑了,“我还给那家伙喝过好多朗姆酒呢。”

从美国侵入特立尼达开始,后来的生活是病态的白人妻子,是背叛的感情和所谓的友情,而当爱德华最终将房子卖掉真的离开特立尼达之后,再无音讯的他便成为一个消失的符号,而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不再是真实的爱德华,他的兄弟哈特以一种神秘的口吻告诉米格尔街的人,“爱德华的老婆给她的美国佬生了个孩子。”土著画家,白人妻子,这种奇怪的组合终于被一个“给她的美国佬生了个孩子”的生活所取代,白人似乎是以一种回归的方式走向了爱德华的背面,而“生了孩子”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投降故事的终结。

但是这只是一种传说,和米格尔街发生的很多故事一样,总是在第三人称的“听说”里变成像是真实发生的生活,“直到来了大兵”是爱德华生活的终结,是病态白人妻子生活的终结,也是米格尔街人生活的终结。而在“直到”之前,他们在米格尔街似乎都像“后来”没有发生的爱德华一样,用一种画画的方式来编织自己的本土生活。像一个谜一样的鲍嘉总是坐在床上摆弄着那七行的纸牌,虽然百无聊赖,但是却沉浸其中;总是锤呀、锯呀、刨呀,忙得不亦乐乎的木匠波普在做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他像一个诗人,充满着某种傲气;从不干活的曼曼,对写下来的文字特别着迷,“为了写好一个字,他会花上一整天的工夫。”而乞丐B.华兹华斯索性自称是一个诗人,他的裤兜里总是放着一张印着字的纸片,“这张纸上有一首最伟大的写母亲的诗歌,我打算便宜点卖给你,四分钱了。”当他躺在草地上,当他仰望天空,他仿佛看见了宇宙中那一行行伟大的诗歌;做花炮的摩根是米格尔街的第一个艺术家,“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追求美”,他的理想是:“明年这个时候,我要让英国国王和美国国王付我几百万给他们做花炮,谁都没见过的最漂亮的花炮。”具有艺术家气质的还有巴库,尽管米格尔街的人都不喜欢他,尽管他会偶尔被千斤顶上的车砸中,但是巴库总是在摆弄机动车,终于在他手里制造除了一辆卡车,“这辆卡车简直是米格尔街的骄傲。是辆又大又新的贝德福德,巴库把它开回来的那天我们全涌上街去欢迎。”

摆弄纸牌而沉浸其中的鲍嘉,像诗人做没有名字的东西的波普,对文字着迷的曼曼,写着伟大诗歌的B.华兹华斯,艺术家摩根和巴库,他们不是传说中的人,他们以真实而具体的方式生活在米格尔街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和现实无关的生活,他们沉浸在艺术世界里。但是这种艺术生活是不是米格尔街精神意义上的一个神话?他们会不会遇到像爱德华一样的“后来”生活?会不会让病态的白人妻子为美国佬生下一个孩子?实际上,诗人、艺术家只是一个特立尼达式的梦,“我们这些生活在这儿的人却把它看作一个大千世界,每个人都与众不同:曼曼是个疯子,乔治是个笨蛋,比佛是个懦夫,哈特是个冒险家,波普是个哲学家,而摩根则是我们的小丑。”大千世界很丰富,很多元,也很本土,但是当那些外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而把它命名为“贫民窟”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也无可逃避地发生影响。

“外人”其实是一种入侵,只不过在美国士兵和西方文化入侵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外人”的闯入中改变了命运。波普不再做没有名字的行为艺术,当她的妻子离开之后,当他不再用手指蘸杯里的朗姆酒,他失去了他的梦想,而当梦想失去之后,生活不再纯粹,那些新搬来的家具其实是从别处偷来的,波普终于以入狱的方式付出了代价,而在他出狱之后,对我说的话是:““你他妈的真烦人,快滚开,否则我非揍你不可。”没有名字的诗意生活终结了,他成了小偷,成了罪犯,成了凶神恶煞的人。而诗人B.华兹华斯呢,每个月写一行好诗的理想终于也破灭了,“所有什么写诗和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作,也都是假的。”就像那所曾经的房子,当它被推倒而被取代了两层的大楼,当那些芒果树、李子树、椰子树被砍去,这个诗歌世界就只剩下了“砖块和水泥”。花炮师摩根终于没有实现在天空中施放“最漂亮花炮”的理想,当那一场火灾发生之后,他犯了纵火罪,“花炮师被指控为纵火狂”,报纸上的这个标题以一种反讽的方式让摩根失去了梦想,或者消失,或者发疯,这便是他的可能命运。还有乔治,在被传说打死了妻子之后,再也没有回复正常,而当他娶了印第安女子作为新的妻子之后,那个“进去乐乐”的房子变成了颓败的世界,后来,粉红色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后来,他只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沉默着,再后来,他神色悲伤地不再理人,最后的后来,他死了。

成为犯人,成为罪人,以及最后死了,似乎也是真实发生的故事,或者爱摆弄机械的天才巴库最后在妻子卖掉了机车之后变成了梵学家,对文字着迷而因为一只狗被汽车轧死而宣称成为救世主,大脚比佛在获得“巨大成功”后成为一个拳击手,都比那些犯人、罪人和死亡的结局要好,但是梵学家、救世主、拳击手难道真的是他们必须的转型?难道是“后来”发生之后他们的自我救赎?其实当一切的梦想变成传说,当一切的理想变成神话,他们本来就生活在米格尔街的理想国里,而现实以巨大的摧毁力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让他们面对巨大的不安。

但是,和爱德华的传奇一样,在特立尼达,在米格尔街,在被命名为“贫民窟”的地方,这一切的改变是一种自我生活的蜕变有关,但是更多则是当“外人”对他们进行命名之后何去何从的疑惑和恐惧。对于这样的侵入,他们往往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离开,一种是适应。当鲍嘉放弃了桌上的七行纸牌,他以出走的方式离开米格尔街,“他在一条船上谋了份差事,去了英属圭亚那。从那儿他下船去了内陆地区,在鲁普努尼当上了牛仔,向巴西走私物品(他没说是什么),他还将一些年轻的巴西女子带到乔治敦。”所谓闯荡,却依然是一种边缘生活,而离开之后他又经历了不同次的回来,似乎在离开和回来之间构筑了自己的人生,就像他当初来到米格尔街一样,他其实也是“外人”,一只手提箱子,寻找住处,然后就是客居在米格尔街四年,所以鲍嘉的离开和他的到来一样,从来不是归宿,“我去上趟厕所”之后的消失,带着太多的戏谑,而米格尔街的人,正是在这种没有归宿的生活中不断边缘化,不断成为流浪者。

当然,那些“外人”最后都变成了入侵者,美国士兵在乔治粉红色小房子里开了“进去乐乐”的场所,就是一种外来殖民式的输入,在这样的输入面前,爱德华选择了妥协,甚至是背叛,当他鄙视特立尼达人,当他穿着美国衣服、嚼着口香糖的时候,他其实完成了一种异化,疯子曼曼也是这样,他说话时总是有着英国人的口音,“准会以为他是个英国人,一个上流社会的绅士,尽管这位绅士说话时不那么注意语法。”而“传奇少年”埃多斯最初只是一个捡破烂的,但是当“外人”进来之后,他却成为认识西班牙港重要人物最多的一个人;本来想做一名医生的伊莱亚斯,就是有着一个英国梦,要实现这个梦他必须进入英国,接受他们的教育,但是当一次次的失败降临的时候,当遭遇了挫折的时候,所谓的理想,所谓的融入,只不过是另一个神话,“在特立尼达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就是请人剪个脚指甲也要行贿。”于是在面对现实中,他驾起了清洁马车。

曾经也有不妥协的人,“大脚”比佛甚至敢于怒斥那些美国兵,“喂,别碰那小家伙,听见没有。”美国佬服软了,他像他爸爸一样变成了英雄,但是这就像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在英雄主义的世界里最后变成了一种讽刺,那个打败他的英国拳手是皇家空军拳击赛冠军,但是后来才知道,他根本没有参加过皇家空军,也不是什么有名的拳手,比佛的失败更像是一个破灭的笑话。或许中级文学学士泰特斯·霍伊特像米格尔街上唯一成功抵御了外来入侵的人,“好啦,别在意。有一天,孩子,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刮目相看,并让他们关注我说的每一个词,等着瞧吧。”他是我在西班牙港遇见的第一个男人,他让我给卫报写信,他让我思考战争的本质,他也在特立尼达的教育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瞧,你们这些人就是不关心祖国。你对乔治堡了解多少?你们没有一个人了解这个地方。但是,伙计们,这是历史,你们的历史,你们必须了解这样的历史。你们必须记住,今天的男孩女孩就是明天的男人女人。你们知道吗,古罗马人有句名言,叫思想健康才能身体健康,我认为我们应该去乔治堡。”乔治堡是特立尼达的乔治堡,就像米格尔街是特立尼达的米格尔街,那些本来应该是诗人、艺术家的居民也应该咋自己的理想中生活。

但是泰特斯·霍伊特却只是一个人,势单力薄的一个人,而米格尔街的现实似乎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推向了“总爱编造传奇”的世界,“我发现大约有六条叫米格尔的街,但似乎没有一条上有我家那样的房子。”而实际上,真正在米格尔街面临这个问题的只有一个人:我。也是一个外人,也是以流浪者的身份来到这里,似乎也必定要接受离开的现实,当米格尔街以六条街的复数制造了迷失的现实,那么在找不到归宿的结局里只能选择离开,“自从哈特进了监狱,有一部分的我也随着消亡了。”可以去往伦敦,可以看到雪,可以看到泰晤士河,可以看到国会大厦。而在米格尔街的消亡面前,我变成了外人,“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我母亲在家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聚会有点像葬礼上的守灵。来的人个个神情沮丧,都说会很想我的,但转身就把我忘了,只顾埋头吃喝。”

消亡的米格尔街,消亡的特立尼达,消亡的诗人和艺术家,消亡的自我,在“告别米格尔街”的巨大不安中,一切都变成了“后来”那个笼罩在影子里的故事,“我没回头看,只看着前面自己的影子,一个在柏油碎石路面上跳动着的小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