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的神女

编号:C38·2180319·1457
作者:【英】萨曼·鲁西迪 著
出版:北京燕山出版社
版本:2017年01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33.30元
ISBN:9787540242817
页数:322页

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意大利的美第奇政权、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伊朗的波斯帝国、中亚的乌兹别克王国,以及英国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哥伦布发现美洲——东西方世界皆为一个似真似幻的黑眼睛公主而疯狂……历史有多么宏大,情爱就有多么离奇!那里有佛罗伦萨的交际花,有马基雅维利,有虚幻的王后、乖戾的王子、不可思议的妓女、诡异的宠臣、为画中人而匿毙画页一角的宫廷画师、神秘的阉人以及 “性爱秘药” “记忆之宫” “四个巨人”……在历史混合着后现代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鲁西迪营造了巴洛克式的旋风般的叙事,成为 “一本惊人的狂热梦想的书”。第一句: “在一天最后一抹余晖的照耀之下,宫城下方的湖面闪闪发亮,看起来仿佛是融化了的黄金形成的海洋。”


《佛罗伦萨的神女》:镜子那个词是阳性的

新的一天开始了。过去已经毫无意义。存在的只有现在,还有她的眼睛。在那双眼睛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之下,辈分模糊不清,融合消解了。
——《第十九章》

锦缎帐篷的墙上安放着镜子,镜子里射出了烛光,当那些镜中的映像照得莫卧儿王国的国王阿克巴眼花缭乱的时候,他是不是想起了胜利之城西克里的湖水消失的那一幕,是不是回忆起了塞健陀妓院失火之后满城燃烧的惨相,是不是重现了曼·巴依太子妃的精神错乱、西克里服食鸦片死去、皇太子萨利姆悲痛欲绝的场景,是不是发现了 “莫卧儿的爱情结晶”尼克罗·韦斯普奇驾船逃走而留下的诅咒?当水与火变成了这个王国最后的悲剧,当疯狂和死亡成为国王面前最惨重的失败,他如何能驾驭变化,如何能看见未来?

或者,所谓的变化和未来都在镜子里变得眼花缭乱,而现实呢? “它诅咒的不是当今,而是未来。”起源于争论,水和火、西方和东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莫卧儿和佛罗伦萨,在这个本已分出了彼此的现在,何以会有相互残杀的悲剧?一切可能都是错误,正像掀开锦缎帐篷的卡拉·克孜开口对他说的第一句话: “有一件事你说错了。”仿佛是从眼花缭乱的镜子里说话,仿佛从悲剧发生的迷雾中说话,何错之有?

卡拉·克孜,一个失踪的公主,一个曾经迷住了波斯国王伊斯玛仪和妇罗伦萨雇佣军、魔力无边的长矛手土耳其人阿伽利亚的女人,一个曾经和镜子姑娘一起被称为 “安卡利亚”的神女,一个被歇斯底里的佛罗伦萨人骂作巫女的人,为什么会来到阿克巴的面前,为什么会开口说话,为什么会告诉他说错的那句话?像镜子一样的存在,其实是反光,其实是折射,其实就是他本身,她告诉他的是,她没有生育,从来没有孩子,那个孩子,只不过是和她同样拥有 “安卡利亚”名字的镜子姑娘的女儿,而镜子姑娘的女儿却又是她母亲的镜子, “也是那个作为镜子姑娘原型的那个女人的镜子。”镜子之于镜子,是制造了幻象,甚至在双重的虚幻中让她 “相信自已拥有一个其实并不属于她的身份”,所以在镜子的世界里,父女之间的关系失去了意义,它被乱伦所取代,镜子里的孩子变成了符号,没有了家族的延续,而从镜子到同样被命名的安卡利亚,都变成了和家族、和过去、和恩怨有关的骗局。

所以,她早就死了,死在佛罗伦萨人的诅咒中,死在士兵的围追中,死在红衣主教的驱逐中,或者说,一个属于镜子的符号系统就这样成为那次死亡的祭奠者,而莫卧儿王国的这次灾难是不是也是虚幻镜像中的事件?当她失踪之后出现,当她死亡之后复活,眼花缭乱的镜子已经不见,唯一被阿克巴看见的是一双黑眼睛,而这正是卡拉·克孜名字的本来意义,黑眼睛看见了阿克巴,阿克巴看见了黑眼睛,那是美丽的世界,那是纯洁的世界,那是充满爱的世界——不再眼花缭乱就是一个唯一的世界,于是辈分模糊不清了,于是融合消解了,于是国王是国王, “他是法律的仲裁者、法律的体现,在他的心里是没有罪行的。”

这是一体的世界,这是单数的现实,当卡拉·克孜不再是 “安卡利亚”,不再是神女,其实就是恢复了她作为人的存在,一个女人,而她讲出了真相,便也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 “我终于回了家,你让我回来,我就来了,我的旅程已经结束了。现在,天下的庇护者。我是你的人了。”这是最后的归宿?一双黑眼镜看见了回家的路,看见了唯一的法律,看见了单数的国王,就是对于镜子镜像的一种替换,而对于这最后的结局,完全可以命名为融合的爱: “直到你不愿意,普天之下的帝王想。我的爱人,直到你不愿意的那一天。”

这黑眼睛的神女,这回家的故事,曾经出现在尼克罗的故事里,出现在异域的佛罗伦萨中,甚至出现在和阿伽利亚的爱情里,但是故事被讲述的时候,阿克巴就已经知道她将是自己唯一的伴侣, “卡拉·克孜这样的女人他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女子不顾世俗的观点,完全依靠自己的意志力塑造了自己的生活,她是个国王一样的女子。”在他的世界里,传说变成了幻影,他看见了在莫卧儿王朝之外的世界,看到了那个叫做西方的神奇土地,但是一个东方世界的国王对于西方的怀想却并不是为了财富,为了国土,为了征服和统治, “在东方,男男女女努力干活,生活得或是好或是坏,死得荣耀或者卑劣,他们信奉各种宗教,这些宗教产生了伟大的艺术、伟大的诗歌、伟大的音乐,给人某种慰藉,也带来很大的困惑。总之,过的是正常的人类生活。”他想要的是把这 “正常人的生活”带入那个神奇的土地,这是一种单一的信仰,是和平式的延续,是作为人之存在的交融, “正因为这个原因,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不是神的愿望,而是人的本性。他,阿克巴,这位完人,是时代的引擎。”

而西方呢?从来不是以这样的目光看见东方,他们相信那里有数不清的黄金,相信那里有金的城市、金的河流,相信有大片的土地,有身穿兽皮可以统治的人,修道院的本笃会修士瓦尔德塞弥勒写的《世界地理概论》仿佛就是西方世界对于东方的扩展样本。但是当卡拉·克孜展开地图,当她念出地名, “她对那些新地名的反应就仿佛是听见了符咒一般,这种符咒能够满足她的心愿。”什么心愿?当她最爱的阿伽利亚死在自己的家乡,她开始寻找被延续的爱,寻找另一种保护,就像尼克罗曾经解读的那样: “我的神女母亲就能够延长她的青春,她本可以活上三百年,可是她丧失了信心,再也无法坚信有一天可以回家,她让自己染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这样她可以在身后去会见她那些不在人世的亲人。”这似乎是对于西方式扩展的不满,所以她以死亡的方式和爱人在一起,却又以复活的方式 “回家”,因为在东方,在印度,在莫卧儿王朝,有一个展露了人的本性的男人,一个完人,一个时代的引擎,而阿克巴在看见了西方世界之后, “他让自己的幻想像送信的鸟儿一样飞到了世界的另一头,最后答案来了。”

回家其实是相遇,是融合,国王一样的女子,展现人的本性的国王,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乘船驶入白茫茫的雾中,消失在一个尚未成形的新世界中,在那里没有人认识他们。”而这段所谓的旅行就叫爱情。但在这个宛如人类伊甸园的故事走向最后结局之前,一切充满了镜子般的幻觉,一切折射出眼花缭乱的镜像,而这个镜子寓言同时在东方和西方出现。在阿克巴统治的莫卧儿王朝,他的镜子是那个叫焦特哈的妻子,她从来不存在,是阿克巴的幻象,她美丽无比,她智慧超群,她熟知七种不同的指爪术, “那就是说用指甲来增加做爱的快乐”。

为什么要创造一个虚幻的妻子,为什么要给她命名?实际上这正折射出阿克巴希望创造出一个一体世界的愿望,王国有着广阔的土地,有着努力干活的人,有着听从他的臣民,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他反而没有了自我,那些生活在他周围的后妃,过着浪荡的生活;他的三个儿子似乎都有着致命的缺点:萨利姆抽鸦片,夜里老是纵欲无度,而且还是性变态;穆拉德欢乐癫痫病;丹尼亚尔似乎一无所长,看来根本就没有个性……而且三个儿子为了争权而斗争。所以当阿克巴拥有了一切,他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复数的人, “他代表所有的臣民,全国的城市、土地、河流、山脉和湖泊,以及疆土内所有的动物、花草和树木,还包括天上的飞鸟、晨昏时叮人的蚊子以及藏身在地下洞穴中慢慢地咬啮着树根的无名怪物。”

用 “咱们”代替 “我”,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一种悲哀,所以他需要的是找到那个真正的我,那个第一无二的自己,创造出不存在的妻子,给她命名,是自己预设自我世界的第一步,然后她开始练习 “我”这个词,也只有在焦特哈面前,他可以说出 “我来了” “我爱你” “到我跟前来”这些表达自我情感的话,也就是在说出这些话之后,他才抛弃了那些复数的后妃,抛弃了争权的儿子,抛弃了数不清的黄金,也只有在我回归到我的单数之后,他才能从一个人的层面允许宗教的自由,才能射向一个联合东西半球的大帝国。

所以在单数的世界里,他设立了自由辩论的场所,他不在神灵崇拜问题上设置任何禁区,而把它们都看作是智力的较量;他不在神殿里设立其他的神祇,在他看来这里唯一供奉的是神灵便是辩论本身;而且他要把这个革命性的建筑当成是永久性的场所,让自由之光照向未来, “理性是个有生命的神祇,它是会死的,即使它能够获得重生,它还是再会死去。思想就像大海的潮汐或者月亮的圆缺,它们适时出现、成长、壮大,然后时间的巨轮反转,它们退缩、黯淡直至消失。”而他在这个自由辩论场所里所关注的也是人的本身存在,在他看来,人笃信宗教仅仅是因为是祖先的信仰,而不是真理,也就是说,家族的继承代替了真正的信仰,代替了真理,而这种跨越了时间的宗教也变成了 “咱们”的复数形式,所以他革命性的一句话是: “一切事物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神。”

不是家族让人笃信宗教,是因为宗教是真理,不是神创造了人,是人创造了神,所以阿克巴就是以人的方式活着,就是在 “我”的世界里寻找价值,但是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当他的父亲曾经是失败者,当他因为婶婶的保护而活了下来,那一段关于自己出生,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似乎是模糊不清的,当和自己有关的历史模糊不清,是不是这个 “我”也在眼花缭乱中成为一个镜像?当那个来自异域的黄头发魔术师告诉他,自己是皇帝的亲戚, “我母亲是卡拉·克改,您祖父的妹妹,那个伟大的神女,她懂得如何让时间停顿下来。”似乎所有既存的体系都开始摇摇欲坠。

魔术师名叫莫果尔·德拉摩尔,取自 “莫卧儿”的谐音,而其实在之前,他自称叫 “乌切洛”, “我采用这个意为‘旅行’的假名,是因为在我的语言当中它的意思是‘鸟’,鸟是所有动物当中最出色的旅行家。”后来他说自己叫韦斯普奇·尼克罗,带有佛罗伦萨韦斯普奇家族的标签, “我的法师是普天之下法力最强大的神女。”不同的命名,就像镜子一样制造了虚幻,制造了复数的魔术,所以皇帝阿克巴愤怒地说: “一个连自己姓甚名谁都要撒谎的人在别的事情上也不会说真话。”正是这个带着复数名字的魔术师开启了阿克巴隐秘的历史,也因为这段历史,西方的那面镜子闪现出更加眼花缭乱的映像。

阿克巴的祖父在自传中曾经写到: “那是在第五个气候区,在文明世界的边缘。”那时莫卧儿家族的发源地安集延,从来没有见过先辈这块土地的阿克巴只是从书中认识了它,而当尼克罗重新提及这段历史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是那段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佛罗伦萨的神女如何是自己的家族成员?神女就是卡拉·克孜,那时她还不是神女,她是小公主,但是有一双神奇的黑眼睛,而阿克巴想起宫廷那幅达西万斯的画里就有这个小公主,只不过在那副画里,她的手被紧紧抓住,三个人被围成了一圈, “通过这个圆圈画家就暗示抓握或者说权力的效仿也可以是反向的。”就像历史,在反向的过程中会抵达另一个终点。

卡拉·克孜的反向历史和佛罗伦萨有关,和佛罗伦萨的阿伽利亚有关, “一开始有三个朋友,安东尼诺·阿伽利亚、尼可罗·马基雅和阿戈·韦斯普奇。”那一个故事从这样一句歌谣开始,三个人在佛罗伦萨读到的一句话是: “吊死的人的精液落到了地上,就在那地方可以找到曼德拉草。”于是在昏暗的八角形圣约洗礼堂里受过洗的他们寻找象征欲望的曼德拉草,阿戈和马基雅对于欲望的看法是: “无论未来会遇到多大的艰难困苦,同女人快快活活、满怀激情地过上一夜就会使人忘却所有的烦恼。”他们逛妓院,觊觎佛罗伦萨最美丽的女人西蒙内塔,但是对于阿伽利亚来说,他的命运却在那个讲法语的、名叫 “记忆之宫”的妓女的预言里: “从前有个王子名叫阿卡利亚,他是个伟大的武士,具有法力无边的武器,他手下有四个可怕的巨人。他也是世界上最英俊的人。”

王子阿卡利亚,土耳其人阿卡利亚,伟大的武士阿卡利亚,魔力无边的长矛手阿卡利亚,何以成为阿伽利亚的标签?喜欢旅行的阿卡利亚成为 “四处漫游的星星”,他离开了佛罗伦萨,在旅店里用智慧砍下了巨人的脑袋,偷偷乘坐在安德烈亚·多里亚舰队的旗舰上,甚至用故事让自己化险为夷,和残暴的司令多里亚成为朋友,但是这一艘船却遭遇了奥斯曼土耳其人,最终阿伽利亚被俘获,和其他人一样,十一岁的阿伽利亚被送到了伊斯坦布尔,被训练成为了禁卫军,最终成为军团历史上最伟大的禁卫军战士。

从佛罗伦萨人变成土耳其人,阿伽利亚却被马基雅和阿戈称为叛徒,因为他皈依了伊斯兰教,背叛了自己的祖国,但是, “阿伽利亚的变节投敌是一种犯罪行为,它有悖于深层的真理,有悖于有关权力和亲友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正是这些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土耳其人阿伽利亚在真理、权力和道德之外,但是当他遇见卡拉·克孜的时候,才发现一个女人才是真理,才是权力,才是道德,在和波斯进行了恰尔德兰之战之后,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他走进了御用帐篷,看见了没有戴面纱的卡拉·克孜,那一双令人着魔的黑眼睛让阿伽利亚无法抗拒,而当卡拉·克孜回过头看见阿伽利亚的时候,也拥有了动心的感觉,于是他们相爱了,于是他给了她 “安吉利卡”的名字,于是,他带她回到了佛罗伦萨。

一起来到佛罗伦萨的还有卡拉·克孜的女奴镜子姑娘,他们共用 “安吉利卡”这个名字,而实际上,如镜像般的存在正是卡拉·克孜多舛的命运象征,这个有着迷人黑眼睛的女人在莫卧儿王国里却被排挤,无论是哥哥巴布尔还是姐姐汉扎塔将她看成是最大的威胁,他们甚至将她的名字从历史记录中被抹除,她就像一面镜子,看见了人世间种种的存在, “黑眼睛公主在不同的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形象,榜样、情人、敌手、女神;在她并不在场的情况下,她像个容器一样被人使用着,各种各样的人把他们的一切倾倒在里面,这其中有自己的爱好、憎厌、偏见、癖好、秘密、担忧和欢乐,有他们未曾实现的自我、他们的影子、他们的清白和罪过、他们的怀疑和信心、他们对自己人生在世所做出的最慷慨和最吝啬的回答。”所以她离开莫卧儿王宫的时候,只带了镜子姑娘,在自己的容器里她希望看见的是另一个自己, “她早就以自己创造出来的自我来替代真实的自我,但这个真实的自我自然会是那个新的自我的一部分,是它的基础、它的剑和盾。”

到了波斯之后,她被波斯国王伊斯玛仪汗迷上,而在离开莫卧儿王国之后,才知道家族在那块神灵的土地上已经没有了一点立足之地,他们拥有的命运是流浪,是寻觅,是依靠别人,是进行无法取胜的战斗,是承受一切的失败。而早已经远走他乡的卡拉·克孜永远没有放弃唯一的身份, “她的母语察合台语是她的秘密,是将她和她真实的、被拋弃的自我连接起来的纽带。”遇见了阿伽利亚,去往佛罗伦萨,对于卡拉·克孜来说,也是新的自我的开始,在那里,阿伽利亚发现佛罗伦萨处在软弱无力的君主统治之下,街头到处在纵情享乐,点火闹事。于是他成为了佛罗伦萨雇佣军的统帅,开始以自己的武力保卫家乡的和平与安宁,在赶走了美第奇家族之后,阿伽利亚成为佛罗伦萨新的统治者。

权力或者也像历史一样,也是反向的,卡拉·克孜的美貌被看成是这个城市独特的面孔,成为它的新象征,甚至被万众拥戴, “总而言之,摘下面纱的卡拉·克孜——作为 “安吉利卡”——抵达了她作为女性的权力的巅峰,并且全力将这个城市置于她的魅力之下,她带来了一阵仁爱的轻雾,使得佛罗伦萨人心目中充满了慈爱、孝顺、肉体和圣洁之爱的种种形象。”卡拉·克孜和阿伽利亚一样具有了某种至上的权力,但是当卡拉·克孜说出自己的身份,尤其是提到了莫卧儿王朝的时候,佛罗伦萨人的态度完全转向, “佛罗伦萨已经给一个穆斯林婊子迷住了。”她从神女变成了女巫,从至上的权力中跌落下来,而阿伽利亚也面临背叛行动的威胁,失去了统治这个城市的权力。

当权力消失,对于他们来说,却有着永远被保留的一样东西,那就是爱情,当教皇开始对付这个狂野的女巫,卡拉·克孜对阿伽利亚说: “我爱你,为我而死吧。”而阿伽利亚最后那句话是: “我也爱你,我已经快要死了,但我很愿意为你而死。”爱上唯一的女人,用唯一的死亡来保护,这便是阿伽利亚最后的命运。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命运,而是一种时代的命运,无论是阿伽利亚离开佛罗伦萨被俘获到土耳其的流浪,还是卡拉·克孜离开莫卧儿成为波斯国王的女人,他们都成为了异族人,无论是文化、语言还是信仰,在这样的流浪中都变成了背叛,但是在他们内心来说,却始终住着唯一的自己,而这正是消弭隔阂、化解矛盾、融合背离现实的最好武器,甚至在他们身边发生的暴力刺杀、人身污蔑、权力斗争,也都成为了一面镜子,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镜像里成为时代的一个讽刺。

“原来,‘镜子’那个词是阳性的,可是人们专门为那个女子造了一个阴性词儿斯佩基亚,意思是小镜子姑娘。”阳性的镜子是单一的镜子,它需要的是阴性的词,阴性的镜子,所以镜子姑娘之存在就是赋予了一种统一性,而莫卧儿王朝到了阿克巴时代,这面镜子起初就变成了那个并不存在的妻子焦特哈, “她是他的一面镜子,因为是他那样塑造了她,但同时她也是她自己。”镜子的意义是找到自己,找到那个永远单数的 “我”,所以历史轮换之后,时代变迁之后,唯有 “我”才是唯一的,才是统一的——曾经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争,曾经的东方和西方之差异,曾经的神女和女巫之极端,都在那一双如镜子一样的黑眼睛里被看见,而当卡拉·克孜以复活的方式重新回到莫卧儿王国,重新爱上阿克巴,再也没有离合的过去,再也没有乱伦的辈分,再也没有矛盾的权力,就像阿克巴作为最伟大国王,就是代表着一种理想主义: “新的一天开始了。过去已经毫无意义。存在的只有现在,还有她的眼睛。”

午夜之子

编号:C38·2180204·1454
作者:【英】萨曼·鲁西迪 著
出版:北京燕山出版社
版本:2015年09月第1版
定价:56.00元亚马逊34.50元
ISBN:9787540237523
页数:580页

一千零一个孩子在印度独立日出生,他们延续着国家、民族与宗教的命运,但他们的身份却又被 撕裂,如穆斯林的孩子与印度教信徒的孩子交换了身份,他们的下一代又阴差阳错并非是自己的后代。这是一本魔幻的印度史诗故事。萨曼·鲁西迪借助庞杂的印度历史、神话与宗教,讲述了一个身份混乱与断裂的故事,他用孩子的经历去折射国家的命运、家族的转折,探讨了印度错综复杂的种族宗教关系。 “一千零一个孩子死去,因为午夜之子既要成为他们的时代的主人又要成为其牺牲品,他们要摈弃隐私,被成千上万个群众的消灭一切的旋涡所吸收,他们既不能安宁地活着也不能平静地死去,这一切正是午夜之子的特权以及对他们的诅咒。”


《午夜之子》:将会有一个鼻子和两个膝盖

他的父亲其实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但他也是一个时间的孩子,这个对间对现实进行了如此严重的破坏,简直没有人能够将破坏的地方修补好。
——《第三部·婚礼》

相遇之后是相爱,婚礼之后是生育,它们遵循着时间的序列,但是,当里夏姆老太缺席了婚礼,当婆婆帝皈依了伊斯兰教,当莱拉成为新的名字,一切还在时间之列?而那个出生的孩子还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或者说,父亲和母亲还会在儿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午夜十二点,钟的长针和短针重叠在一起,钟声敲响了被夜影笼罩的贫民窟,一种时间的标记为什么永远无法翻过那已经结束的一夜?

是午夜十二点还是凌晨零点?同一时刻却不属于同一时间,午夜指向的是过去,是昨日,是夜晚那一页的左侧,而零点意味着现在,是今天,是夜晚那一页的右侧——当长针和短针重叠的那一刻,时间却被分裂成两种状态:一种叫否定,一种叫肯定, “我说过了,是在晚上。”在肯定的语句里是不是可以读到欣喜,但是,那个否定词扑面而来, “不,重要的是要更加……”否定晚上,就是否定昨日,就是否定过去,而在过去的那一个晚上,那一个长针和短针重叠的时刻,那一个敲响十二点的午夜,也掺杂着否定和肯定。第一句, “话说有一天……我出生在孟买市。”确定的这一天,确定的地点,是强烈的肯定态度,但是那个否定词也是扑面而来, “不,那不行,日期是省不了的——”更加详细的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更加详细的地点是纳里卡尔大夫的产科医院,但是为什么 “不”会变得如此雄壮有力: “哪个时辰呢?时辰也很要紧。嗯,那么,是在晚上。不,要紧的是得更加……事实上,是在午夜十二点钟声敲响时。”

所有的时间都落在了 “不”后面,落在了 “午夜十二点”的标记中,为什么不是零点,一个充满期待、充满希望的零点?一个可以向往美好生活的明天?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午夜,是印度获得独立的那个时刻,就想出生的婴儿,国家纪年印在了一个个体生命中,他的成长和国家一起,走向新的历程,但是在一九七五年那场 “婚礼”之后,那次改名之后,那种否定之后,新生而期待,却完全变成了另一种历史: “印度进入‘紧急状态’的那个时刻,他来到了人世。”

历史其实是有预兆的,当13天之前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宣判英迪拉·甘地总理有罪,这个国家就笼罩在选票计算违规的阴影中,而紧接着开始的 “紧急状态”像改名为莱拉·西奈阵痛的身体一样,虽然被折磨,但是必须把孩子降生在这个世上, “好啦好啦!她在屏气啦,加油婆婆帝,屏气屏气屏气呀。”鼓励、期盼的声音里其实没有了喜悦,只有必须出来的习惯,当一个特大号的孩子来到世上,带着哭泣,新印度似乎也完成了一次诞生,但是这只是持续两年之后的漫长午夜的一个结束,但绝不是结束,因为再没有人会把被时间严重破坏的现实进行修补,也再没有可以在否定词扑面而来的命运中真正走向肯定。

严重破坏的现实,也绝不再是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午夜十二点迎来生命的那张床单,它的中间只有一个洞, “那是一条沾有血迹的中间开洞的床单,他发现那个洞变大了,而且在大洞的周围还添上了一些小洞。”从这个洞里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可以闻到女人的身体,可以滴着鲜红的血,甚至可以修补而成为最完整的床单,但是当一九七五年的午夜十二点的现实被时间破坏之后,那漏出去的是一个家族的历史,是一个生命的完整,是一个国家的和平,于是, “他的父亲其实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于是,午夜十二点再没有 “午夜之子”的荣耀和特权。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的长针和短针重叠着,组成了关于萨里姆·西奈的 “前历史”,它以印度取得独立为最后的标志,而它的开始则是那个中间开洞的床单。外公阿达姆·阿齐兹在一九一五年从德国学医回来,那个洞其实就已经出现在他面前,而这个洞可以看成是印度人对于西方的观望,他总是带着那个提包,坐船出去为病人看病。但是当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奥斯卡和卢宾死去的时候,当阿齐兹现在 “无法崇拜真主,但又无法完全不相信他的存在”的犹豫状态中的时候,这个洞的对面总是有着保守而顽固的思想。 “他在德国待了五年之后,回到了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之中。多年之后,当他内腔的空洞被仇恨堵塞,他将自己作为牺牲供奉在山上庙宇黑色石神像的圣坛之前时,他总想要尽力回忆起他童年时在天堂里的春天,那时候还没有旅游、一簇簇土和军队的坦克将这一切搅得乱七八槽。”老船夫塔伊把装着刀子,装着治疗霍乱、疟疾和天花的特效药的提包看成是入侵者, “不错,它就橫在大夫和老船夫中间,使得他俩成了对头。”

但是阿齐兹还是通过那个中间的洞,那个直径七英寸的圆形窟窿,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看到了爱情,地主哈格尼的女儿纳西姆生了病,请来阿齐兹看病,却用这个床单遮挡住了,也像是横在中间的阻碍,但是阿齐兹却从这个窟窿里拼凑除了纳西姆的形象, “总而言之,我外公爱上了那位小姐,他逐渐将那条中间开洞的床单看成是件具有魔力的神圣物品,因为他正是透过床单见到了原先填在他身上那个窟窿里的东西,他身上那个窟窿便是他把鼻子磕到一簇泥土上时并且受到老船夫塔伊侮辱时弄出来的。”被填补了窟窿,爱情降临了,而那一天,世界大战也结束了。

床单不仅仅有一个看见了身体的洞,那个晚上也有了三滴血,这是阿齐兹和纳西姆的结婚仪式。这似乎是一个融合的开始,但是当塔伊要把他们赶出山谷,克什米尔对于阿齐兹来说,仅仅变成了一个经过的家园,他带着纳西姆离开去了阿姆利则,而正是在阿姆利则, “四月七日——罢市”的标语开启了印度独立的序曲,保持静默,然后是集体罢市,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圣雄让印度学会了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要 “以和平的方式来抗议英国人赖在这儿不走”,而来到阿姆利则的阿齐兹也在克什米尔之外开始了自己独立式的成长,他从手提箱里把纳西姆所有的面纱都拿了出来,然后扔进一个洋铁皮的废纸桶里,桶上面还画着那纳克古鲁的画儿,点火把它们烧了。而他对纳西姆说的一句话是: “别再去念叨做克什米尔的好姑娘啦,想一想怎样做个现代的印度女人吧!”

从德国回到克什米尔,又加入圣雄的号召把英国人赶出印度,对于阿齐兹来说,似乎存在着一个悖论,而在这个悖论面前,阿齐兹显然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有着窟窿的床单,不需要全部拿掉,仅仅保留可以窥见现实的洞口,于是自己也可以隐藏起来,于是纳克古鲁的画儿也可也烧掉。这是一种不彻底,而在阿姆利则,在印度,有多少人是彻底的? “他是在教他们仇恨,老婆。他教他们要恨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和耆那教徒和锡克人,还有其他那些谁也弄不清楚的吃素的人。女人,你愿意你的孩子心里只会充满仇恨吗?”但他对纳西姆说起印度宗教、种族之间的纠葛时,已经看到了一种宿命。当自由伊斯兰大会解散,当哼哼鸟阿布杜拉被城里的六千多条狗追逐,当私人秘书纳迪尔汗侥幸逃脱,前历史总是充满了暴力,总是布满了死亡。

阿齐兹将纳迪尔汗藏在了家里的地毯下面,另一个时代开始了,而这个时代走向的是一段没有父亲的怪异旅程。 “在这所宅子里,由于历史闯入到生活当中,生活被转化成为光怪陆离的怪物。”阿齐兹的女儿穆姆塔兹在地毯下面找到了爱情,他们在地下世界里完成了仪式,可是当三年之后穆姆塔兹回到地上的时候,才发现她还是个处女,于是在只剩下闪闪的痰盂,只剩下柔和灯光,只剩下一张字条的地下世界,穆姆塔兹成了一个被休掉的女人,当她在第二年漆布商阿赫穆德·西奈之后,也改名叫阿米娜·西奈——改名而忘却了过去的婚姻,忘记了依然是处女的尴尬,而重新命名是不是意味着新生?

“在某种意义上,他既是她的新丈夫,又可以说是她的新父亲……”新的丈夫,是新的男人,新的男人,是新的父亲,但是就像她改名一样,阿米娜·西奈其实也只是一个符号,即使她向着要 “一点一点地爱上自己的丈夫”,也完全是一种架空的现实,那个梦中见过的诗人在哪里?那种被抛下的命运何处是归宿?当阿米娜发现丈夫其实走上那条岔路的时候,她其实看见了床单那个窟窿越来越大,甚至完全遮盖住了生命应有的模样,而那个在肚子里的孩子,到底谁是自己的父亲?是遇上了混世魔王的父亲阿赫穆德·西奈,还是在阿米娜的梦中的诗人?就像在算命时说的那样, “ “他没有儿子却会有儿子!他没有老的时候已经老了!他在没有死的时候……已经死去了。”一种缺席的 “父亲”让一九四七年的八月十五日午夜之子,也变成了一个被架空的符号。

萨曼·鲁西迪:我的儿子在下午出生

“将会有一个鼻子和两个膝盖,两个膝盖和一个鼻子。”无论谁出生,都将会有一个鼻子两个膝盖,这是我作为孩子的正常之处,但是当阿齐兹被船夫塔伊从克什米尔赶走,当他又离开阿姆利则,当地毯下的生活让阿米娜崩溃,当阿赫穆德·西奈又被赶到孟买,其实在这个家族迁徙的轨迹中,我之出生注定会是一种漂泊状态, “在那个一月底,历史在一系列的推推搡搡之中,终于使自己抵达了那个我马上就要出场的时刻。”被历史推搡着,也是印度的命运,从印度赶走英国人的不合作运动,到印巴分治计划,完整的印度在哪?——它也一样有一个逃离的父亲,一个改名的母亲,甚至最后有一个被掉包的新生命。

印度时报上宣布将奖励在新国家诞生的新生命,这是一种对于历史的纪念方式,但是当这个时代最终结束了莫卧儿王朝的时候,新生是不是意味着背叛,在阿米娜的世界里,这又变成了一种矛盾,莫卧儿王朝代表着过去的父亲, “她把自己想象成莫卧儿王朝一名即将被处决的杀人犯”,而新生命到来之前,却又想要捏造出一个名门世系,甚至拿着报纸,确定那个和新国家一起诞生的孩子的孟买母亲就是自己, “这个奖会是我的。”所以在对过去的遗忘和对未来的虚构中,那个长针和短针重叠在一起的时刻便也成为一种想象, “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我仿佛觉得时间完全停止了。我肚子里的孩子让时钟停摆了,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别笑,你记得山顶的那个钟塔吗?告诉你,在雨季后钟再也不走了。”

想象的时间,想象的生命,想象的国家, “印度,这个新神话——一个集体虚构出来的产物,在它里面似乎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两大幻象能与这个传奇相媲美,那就是金钱与上帝。”当床单上还有那个洞,当午夜的钟声即将敲响,新时代的到来却被一把椅子破坏了,它砸烂了父亲的大脚趾,一次事故就这样降临,于是玛丽·佩雷拉趁着混乱,将隔壁房间的范妮塔的儿子调换成了阿米娜的儿子, “我成为中了奖的午夜的孩子。这个孩子的父母其实不是他的父母,他的儿子将来也不是他自己的儿子……”

我成了被放上报纸的 “午夜之子”,我成为一个国家光荣时刻的见证,我成为拥有特权的象征,贾瓦啥拉尔·尼赫鲁写道: “亲爱的萨里姆娃娃,请接受我对你诞生这一大喜事的迟到的祝贺!你是印度那个既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面貌的最新体现。我们会最为关切地注视你的成长,你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镜子。”新的历史开始,意味着就历史被埋葬,对一个国家如此,对一个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当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午夜十二点到来,所有的过往都变成了 “前历史”:前历史的克什米尔床单,前历史的阿姆利则地毯,前历史的孟买椅子,在曲折中构成了变异的 “父亲”群像,而这个国家,似乎也在这种变异中走向了午夜十二点。

但是,前历史之后的历史呢?午夜十二点之后的零点呢?一样是变异, “从我一出世我便开始着手进行自我扩大的英雄计划。”我以疯狂的速度成长,吸干了母亲和奶妈的奶水,从来不眨眼睛,长着一个巨大的鼻子,到后来甚至能够偷听所有的声音,甚至是人内心里的声音,这一种通灵术无安全使 “午夜之子”成为一个怪异的代表,而作为印度独立的 “代言人”,萨里姆一样看到了怪异的现实。一九四八年毒蛇乱爬,我中了毒蛇, “用了眼镜蛇王毒素,体温恢复了正常”;之后躲在洗衣箱里看见了母亲和纳迪尔汗偷情, “洗衣箱是世界上的一个窟窿,文明将这个地方排除在外,不予接受,这使它成为最理想的藏身之处。”一九五六年,我听到了父亲阿赫穆德·西奈在办公室里幻想着女秘书赤身裸体听他口述的欲望之声;而我竟然爱上了阿米娜生下的女儿 “铜猴儿”,她是我妹妹,我爱上她至少也是一种乱伦;而当我在舅舅家看到了漂亮的舅妈皮雅的时候,激活了我的另一种欲望, “随着她在我身子底下扭来扭去,它越来强,最后在一种比我的力量更为强大的力量驱使之下,我忘记了受伤的指,把右手伸了下去,在触到她的乳房时,伤口碰在皮肤上……”

午夜之子,是光荣的象征,是幸福的开始,而其实在这个虚构的名字下面,则是悲剧, “到我知道有午夜之子这回事的时候,共有四百二十人由于营养不良、疾病和日常生活中的意外事件而夭折了。”有的女孩长了胡须,有一个男孩长着完全可以用来呼吸的淡水鲑鱼的鱼鳃,还有个连体人,两个身体上只长着一个脑袋、一个脖子,而那个脑袋会用两种声音说话, “一个男声,一个女声,并且能够说次大陆上的任何语言和方言。”而和个人的怪异一样,这个国家也经历了那些混乱,孟买邦被一分为二,暴风雨、洪水、万里无云的天空中突然下起冰雹的反常气候,共产党成为国大党最大反对党,中国和印度在边境交战……

而策划了 “萨巴尔马提事件”,见证了阿齐兹折断骨头死去,开始了第二次流放之后,我也被送到了印巴分治的边界,来到了巴基斯坦,加入了军队,干起了革命,而我的鼻子也终于在鼻窦引流的手术之后,被剥夺了通灵术,妹妹贾米拉开始了她的歌唱生涯,使她贏得了 “巴基斯坦的天使”和 “信仰的夜莺”的美名——当我在月光之下,握住了贾米拉的手,当我告诉她我爱她的时候,似乎唯有这一种情感是真挚的,尽管是被 “情欲的微风”吹开了口,尽管只是从床单的窟窿里看到了她的影子,就像梦中见到的克什米尔,它也必须在这个国家里保持最真实的身份, “不用多久,克什米尔的幻梦就会发展成为全巴基斯坦人的心愿,我始终与历史紧紧相连,我发现我的幻梦在一九六五年成为整个国家的共同财产。这对即将到来的结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到那时所有的一切都会从空中落下来,我终于得到了净化。”

但仅仅是梦,仅仅是虚构,从阿齐兹生活着的克什米尔,到萨里姆梦中的克什米尔,已经完全被改变了,它在战争中被毁灭,而即使重生,也没有了自己的父亲,没有了自己的母亲,没有了自己的姓名,而当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战争再次爆发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姨妈和阿米娜肚子里未出生的孩子都被屋顶压扁了,而我被一个痰盂击中之后醒来,便也不再知道自己是谁, “佛陀”是我的没有家的存在的命名,密林里寻找出口是我的命运,而当泰格·尼亚兹向萨姆·马尼克肖投降,这一场战争也变成了制造悲剧的游戏,连服十次丧的四百天,是我对于死亡的态度,而作为午夜之子,早就没有了特权,没有了幸福,没有了归宿。

婆婆帝让我重新找到了名字,结束了流浪生活,而那一场婚礼举行的时候,我早已经不是曾经的自己,在这个从被掉包的出生开始的人生里,在这个被国家命名的历史中,我其实就是被女人们虚构的符号, “在这午夜时分之前和以后的六十三年里,女人竭尽了全力,同时我也得加上一句,她们也使出了最恶劣的手段。”纳西姆在克什米尔注定了我逃脱不了开洞的床单,母亲开启了女人改名的先河,阿米娜让我在洗衣箱里看到了情欲,皮雅让我充满了报复的欲望,而 “铜猴儿”贾米拉则让我走向了 “乱伦”,还有玛丽·佩雷拉,她是我的第二个母亲,却再也无法让我回到家中。 “我们如何来理解我这些太多的女人呢?是母亲印度的各种不同的面孔吗?或者更加多的……是空幻境界的力的一面吗? ”

这是幻想,这是虚构, “它以女性器官的形式出现。”它是时母、难近母、金迪、查曼陀、乌摩、萨蒂和婆婆帝…… “她活动时,身穿红色衣服。”但是在众多女人激活的幻力面前,父亲又在哪里?从前历史到历史,其实父亲的形象一直是模糊的,阿齐兹是父亲,他只是从床单的窟窿里拼凑了纳西姆的身体;纳迪尔汗是父亲,他却在地毯的躲藏下让一个女人三年还保持着处女之身;阿赫穆德·西奈是父亲,他的大脚趾却被凳子砸得稀巴烂,而我真正的父亲是范妮塔的丈夫,他甚至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叙述中……而当我和婆婆帝结婚,当婆婆帝改名叫莱拉,我又变成了一个不存在的父亲,而那个同样诞生了生命的午夜,也在这种被扭曲的母亲和模糊的父亲书写的历史中,成为一个符号。

“某些事情告一段落,某些事情正在开始,新印度诞生了,一个将要持续两年之久的漫长的午夜开始了。”儿子出生,是 “后历史”的开始,但是当时间破坏了现实,那段要在时间中书写的历史又如何寻找自己的归宿?儿子阿达姆·西奈作为午夜之子,开始了和我完全相反的成长历程, “我出生后,成长的速度快得令人头晕目眩,同像毒蛇一样的疾病斗争的阿达姆呢,几乎根本就不长。萨里姆一出生就带着讨人喜欢的笑容,而阿达姆呢却稳重得多,从来不对別人微笑。萨里姆让自己的意志屈服于家庭和命运联手施加的高压之下,而阿达姆却拼命进行斗争,就连绿色药粉也不能使他低头认输。”这一种逆反其实在消解着我作为父亲最后的象征, “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是另一件在我的历史中反复循环发生的事情。”

痰盂不见了,睾丸和子宫不见了,床单也不见了,而阿达姆听到儿子喊自己的那句话也不是 “阿爸”,而是阿巴卡达巴, “阿巴卡达巴,这根本不是一个印度的词儿,而是从巴西里得诺斯替派主神的名字衍生出来的一个神秘的口诀,包含了三百六十五这个数字,也就是一年的天数,天的数目,以及阿布拉克萨斯天神发出来的精灵数目。”神秘的口诀,神圣的名字,却是非印度的词汇,就像克什米尔,作为历史的起点,早就被驱逐出了时间,而午夜之子, “我会嘴里念叨着克什米尔的名字而死去,没法见到那个快乐的山谷,人们去那里享受生活或是寻求死亡,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永远无法回到克什米尔,意味着无法回到中间有个破洞的时间,回到清楚地写着生与死的历史,含混而模糊,变异而虚构,长针和短针重叠,午夜和凌晨合一,连敲了十二下的钟总是会迎来一个午夜之子,但是他活着像死去了,他死去了却在象征里活着, “因为午夜之子既要成为他们的时代的主人又要成为其牺牲品,他们要摈弃隐私,被成千上万个群众的消灭一切的旋涡所吸收,他们既不能安宁地活着也不能平静地死去,这一切正是午夜之子的特权以及对他们的诅咒。”

于是,萨曼·鲁西迪在所有的故事开始之前,在所有的历史书写之前,给自己的儿子扎法尔·鲁西迪说: “他出乎大家的意料,在下午出生。”下午就是下午,就像一个鼻子就是一个鼻子,两个膝盖就是两个膝盖,是确定的,是唯一的,是真实的。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

编号:C38·2180122·1450
作者:【德】海因里希·伯尔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13.50元
ISBN:9787532158546
页数:125页

年轻漂亮的女管家卡塔琳娜,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过着体面的生活,当她爱上风度翩翩的路德维希的时候,完美的爱情似乎变得不可预料,路德维希被警方以抢劫银行的罪名通缉,他逃走了,毫不知情的卡塔琳娜却成为媒体的靶子,遭到小报的肆意诽谤,个人隐私被披露,陈年旧事被挖掘,甚至连她的亲人、朋友都无一幸免地遭到骚扰。忍无可忍的卡塔琳娜,终于举起手枪,踏上了以暴制暴的复仇之路。 “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如果其中描写到某些新闻记者的行为与《画报》的所作所为有类似之处的话,那么,这不是故意,也不是偶然,而是在所难免的。”小说的第一句话似乎就在非虚构的现实里拉开了帷幕。又名《暴行是如何发生的,并能导向何方》。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而且果真开了枪

许多事情发生在台前,而幕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

台前是一把0.8口径的手枪像喷水枪一样打在了临时做成的酋长衣服上?是她在决定性的时刻 “一刹那拔出了手枪”打向了摄影记者舍纳?是一个 “冷酷无情的尼姑”最后成为了一个杀人犯?被调查、被报道、被审讯、被记录,乃至最后被判刑,似乎都在公共的维度里成为一个女犯人,而当在司法、媒体之外,一个干净的女管家到底有怎样的生活?过去的一切可以在平静中被遗忘?

许多事情发生在台前,当然也有许多事情发生在幕后,当台前和幕后被一种可能的叙述连接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也变成了发生的事,而在这个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最后都抹去了私人空间,甚至成了无关名誉的存在,像一种暴力,卡塔琳娜·勃罗姆的台前幕后便提出了两个问题:它是如何发生的?它能导向何方?如何发生的当然是从台前看见的所谓幕后,而导向何方,则是从台前更向前的未来。

其实,不管是站在台前还是幕后,在整个叙述中始终有一个 “第三只眼”,他看见,他评判,他叙述,他疑问,他是谁? “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如果其中描写到某些新闻记者的行为与《画报》的所作所为有类似之处的话,那么,这不是故意,也不是偶然,而是在所难免的。”在未展开台前和幕后故事之前,一个声音究竟出现了,他仿佛站在卡塔琳娜·勃罗姆的一边,又仿佛站在司法和媒体一边,他仿佛独立在整个故事之外,又介入到案件里——中间状态的隐身人?那个代表 “我们”的俯视者?以及看见事情前因后果的知情者?

其实,当他以 “我们”的名义来叙述这个 “不是故事,也不是偶然,而是在所难免”的故事,就已经把虚构变成了可能,就已经不是把勃罗姆当成一个个体,所以当最后勃罗姆成为一个杀人犯,在展开台前幕后故事的同时,就可以更加直接地回答那个问题: “它能导向何方?”而要回到这个导向未来的问题,则需要认真地回答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像勃罗姆那样聪明且相当冷静的妇女,不只是计划谋杀,而且真的这样干了;在决定性的时刻,她不仅在一刹那间拔出了枪,而且还果真开了枪。”

聪明和冷静赋予勃罗姆,使之成为她的性格特征,当然是那把0.8口径的手枪没有打在酋长衣服上,当然也没有读到《日报》上关于自己名誉受到损害的报道,再往前,也没有发生和被通缉的匪徒戈顿一起跳舞,或者她还出现在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舞会,更有甚至,她还没有和 “绅士客人们”来往。如果撇除这些发生过的故事,这个在布洛纳家里的年轻漂亮女管家就会过着体面的生活。但是这一切发生了,而且一定会发生,它按照必然的路子将一个女人带到了最后的深渊,而在这个过程中,是她自己毁了这一切?

如果把事情的起点放在星期三,那么勃罗姆的生活是这样的:布洛纳给了勃罗姆二周工资,她在海彼茨那里工作两小时,然后用自己的大众牌小汽车送他们去车站,回到住处后,就去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舞会上,在那里她和那个叫路德维希·戈顿的人跳舞,而据他自己所言,她一直 “单独地、亲热地”跳着舞。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戈顿是一个被通缉的匪徒,已经被证实抢劫过银行而且还是个谋杀嫌疑犯。不管那天勃罗姆是坐着电车还是开着自己的车去舞会,也不管是戈顿有预谋或者偶然进入了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家中,戈顿是个嫌犯是无疑的,勃罗姆让他离开了也是没有疑问的,那么两者之间是不是必然的?

或者贝克林咖啡馆主人凯蒂·贝克林所说的那一幕是真实的,那么勃罗姆说爱 “这个人”也是真实的,就算是坠入了爱河,她怎么能够在四天之后拿起了那把枪,让自己的冷静都消失,从而在一声枪响、两声枪响,甚至更多枪响之后,让自己成为一个杀人犯?而且他打死的是那个从电梯里出来一直向他拍照的摄影记者,即使舍纳曾 “带着一个浪荡的女人溜掉了”,也构不成所谓的报复。在星期三的事情发生之后,对于勃罗姆的解读就从司法和媒体两个层面进行了解读。司法层面有警察局的审讯记录,有律师布洛纳博士的说法,也有检察官彼得·哈赫的材料,警察、律师和检察官,构成了案件的第一手材料,但是在这主要来源之外,还有 “次要来源”,包括律师布洛纳博士所处的 “相当困难的处境”,包括把戈顿带到舞会上去的十七岁的女售货员海塔·舒梅尔的证词,包括舞会上的成员所说的 “讲下流话”的电话,以及那些塞满了邮箱的匿名信件,邻居对她的恶意态度、 “您这只该死死的猪,该死的不中用的猪”的电话——当次要材料变得丰富,主要来源是不是就只是一种象征?

于是在司法而外,就变成了公众舆论,为什么勃罗姆会有一处价值十七万马克的住所?为什么卡塔琳娜一见戈顿就立刻把他占有了,同他跳了一夜的舞, “仿佛他们早就认识似的”?她的那把枪从何而来?而这些变成公共舆论的问题最后变成了《日报》上的报道,勃罗姆大幅的照片出现在头版,大字的标题是: “强盗的情人卡塔琳娜·勃罗姆拒绝回答关于绅士客人们的问题。”这里便带出了一种生活问题:她和 “绅士客人们”总是在一起,后来还成为了 “强盗的情人”。而其实从司法调查变成媒体报道,中间的转换甚至是同步的,就像她在被调查的时候,拒绝在 “不礼貌”的记录上签字,因为她认为 “不礼貌是单方面的行动”——刑事总监埃尔文·巴埃兹曼纳甚至为了获得戈顿的踪迹,盛怒之下可以向勃罗姆提出 “他跟你睡觉了吗?”的问题。

所以在哪个层面上属于司法调查,哪个角度属于舆论关注?曾经 “恶意离弃丈夫”是道德审判?和 “绅士客人们”出入是人品问题?在双重评判之下,连沃尔特斯海姆和布洛纳都认为, “卡塔琳娜是咎由自取,因为她帮助戈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她的住所逃了出去。”而司法对于媒体则是另一种方式的纵容,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警察或检察机关对于 “新闻界登载的那些歪曲性的文章无权进行刑事上的追查”——新闻自由是不能轻易侵犯的,即使个人提出控诉是合法的,在这个漩涡里,勃罗姆还有什么可能自证清白?就像流水,在平静的生活中,做好的是 “疏导”和 “排干”的工作,但是 “由于水位的差异及平衡水位”,便出现了淤塞、溷集或搁浅及郁积的现象,而且除了 “流不到一起的”来源外, “还有地下水流等等的问题”。

甚至地下水流变成了主流,慢慢涌出来,聚集成另一种力量,将一切都摧毁了,就像次要来源反而变成了对勃罗姆的道德审判:勃罗姆的母亲性格不稳定,而且还有酗酒的习惯,她的父亲曾在战争中变成了残废,一直生病而且总是抱怨,勃罗姆曾经离婚,而且还有一个不成器的哥哥。从个人扩展到家庭,那个道德问题就被放大了,而《日报》为了搜罗能够说明勃罗姆的性格以及 “她不清不楚的过去历史的资料”,记者托特格斯溜进了勃罗姆母亲的病房, “因为世界上没有人能比母亲提供更丰富的资料了,即便是生病的母亲。”

或者是刺激了母亲,或者是另外导致的可能,勃罗姆的母亲死了,在和海能医生对《日报》进行对质时,勃罗姆甚至完全没有争辩的权力,她只能接受一个现实:自己丧失了作为正常人必要的尊严: “她只是说,这些人就是杀人犯,他们毁坏人的名誉。她对此很藐视,很显然,她认为这类报业人员的义务,就是毁坏无辜之人的名誉、声望和健康。”而当戈顿在斯特劳布莱德这个企业家的寓所里被逮捕,其实对于勃罗姆来说,整个事件已经慢慢脱离了放走戈顿单一故事。就在星期日的《日报》上,事件的标题是: “卡塔琳娜·勃罗姆的温柔情人在企业家别墅里被捕。”从头版转到七至九版,而且还附有许多照片,里面说到了他母亲的死: “人们现在可以认为,成为不易看透的、现在还自由自在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的第一个被证明了的牺牲品的,正是她自己的母亲,由于被女儿的行为刺激,她断送生命。”里面说到了她帮助戈顿逃走: “她无耻地滥用了一位有极高名望的科学家、企业家的友好的信任和主动的帮助。”甚至还指出了司法审讯太过温和: “是不是我们的审讯方法大太温和了?难道对没有人性的人还应该讲人道吗?”

海因里希·伯尔:可怕的暴力 “能导向何方”

媒体定性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当勃罗姆变成一个断送母亲的杀人犯,变成无耻的女人,变成没有人性的人,或者还只是在个体层面上对她进行攻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斯特劳布莱德住宅的那把钥匙,《日报》从 “这类机关”获得的 “连官方调查员都搞不到手的材料”,已经被窃听的电话,其实都指向了个体之外的制度层面,而布洛纳甚至花费整整一天时间在勃罗姆父亲曾经去过的村子调查 “伪装的共产党员”的事情: “唯一的证明就是一九四九年他在村里的七家酒店中的一家对农民舒曼尔说过一句这样的话:‘社会主义并不是太坏。’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东西了。”

事件发生在狂欢节之前,这一切就像是公共舆论的狂欢,似乎要把一个不信教,不拜金,不虚伪,更不欺骗的女管家送上断头台才足够狂欢, “人们当然会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好端端的年轻妇女,几乎是高高兴兴地去参加一个很平常的跳舞会,四天以后她——我们这里不是在审判而不过是在报道,并且是以真实材料为根据的——成了谋杀犯。”是因为母亲被诋毁?是因为父亲成为 “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这就是所谓的幕后?就是把幕后变成了台前?在公共舆论狂欢的世界里,穿着酋长服装的记者是不是就是拥有生杀大权的暴君?

可是这根本不是最后的可悲,它将导向何处的问题在被响起的枪声里变成了另一种暴力: “酋长服装,那是用一块相当旧的床单缝的,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许多许多鲜红的血弄在白布上会显出什么样的情景;这时候一支手枪几乎就变成是一支喷水枪,它向衣服上喷射,就像向亚麻画布上喷射一样,与其说是像排水还不如说更像是画了一幅现代派的绘画或者舞台布景。”勃罗姆说,拿出手枪不清楚开了几枪,而在打响的时候,想到了父亲,相待了母亲,想到了离婚的丈夫,想到了哥哥, “想到她所过的令人诅咒的困苦的生活”,在冷静小时之后,射出的子弹不是为了打死一个记者,而是为了消灭没有名誉的生活。

所谓消灭,就是以暴制暴, “不需要任何证明就可以确认,使她死亡的人就是那个托特格斯,而他自己是遭到流血的暴力而死亡的。”的确,她是 “冷酷无情的尼姑”,是 “没有幽默感”的女人,甚至是 “共产主义的妖妇”,而所有这一切丧失了名誉的称呼都是社会和公众给她的,那么她拿起手枪,就真的变成了暴力实施者——那把手枪是巴特斯的,她拿走了手枪,在读完《日报》星期日版的文章后,便扮作阿拉伯女人到记者俱乐部去了——阿拉伯女人杀死酋长,反其道而行之,而年轻漂亮的女管家在丧失了名誉之后,就变成了和纳粹有关的射击手, “这涉及到康拉德·巴特斯的一次主动供认,他在那场合承认自己过去曾经是个纳粹。”

宣室志·裴铏传奇

编号:C21·2171218·1449
作者:[唐]张读 裴铏 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2年08月第1版
定价:16.00元亚马逊10.20元
ISBN:9787532563272
页数:140页

《宣室志》传奇小说集。张读撰《宣室志》,受其祖辈影响,集中纂录仙鬼灵异之事,往往宣扬戒杀放生、因果报应等佛家思想,但部分篇章描叙较为细致,为古代神怪小说之集大成者。汉文帝曾在宣室召见贾谊,问询鬼神之事,故取以为书名。《裴铏传奇》,唐裴铏撰,田松青校点。裴铏著有《传奇》三卷,本书多记神仙怪异之事,尤以豪侠故事最为著名,《传奇》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它创造了一种通过人物的高超技艺来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特征的新的表现渠道,推动了后世武侠小说向描写技艺的方向发展,《昆仑奴》和《聂隐娘》就是其代表之作。


《宣室志·裴铏传奇》:无以异类见阻

古丈夫曰: “余本凡人,但能绝其世虑,因食木实,乃得凌虚。岁久日深,毛发绀绿,不觉生之与死,俗之与仙,鸟兽为邻,猿犹同乐,飞腾自在,云气相随,亡形得形,无性无情,不知金丹大药为何物也。”
——《传奇·陶尹二君》

跨越生与死,跨越俗与仙,当与鸟兽为邻,当与猿犹同乐,当飞腾自在,当云气相随,当忘形而得形,当无性而无情,是不是对于人的一种超越?但是当古丈夫和女子提供了这一种得道之法,去除了金丹大药的物性,为何在和陶尹二君对话中,要形体改易为被二君接受的形貌,这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种融于人世的妥协?

当世者为陶太白、尹子虚两位老人,他们是存于现实中的人,即使游历嵩山华山之巅,以松脂茯苓为业,即使寻觅异境以喝茶为好,但终究是俗世之人,终究是要面临生死之别,所以讨要金丹大药成为他们摆脱俗世的一种方法,而在松树之下偶遇的古时丈夫和女子,泽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另类的窗, “渐混合虚无,潜孚造化。彼之与我,视无二物。凝神而神爽,养气而气清。保守胎根,含藏命带。天地尚能覆载。云气尚能欎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岳尚能融结。即余之体,莫能败坏矣。”这当然是超越了陶太白、尹子虚两人的境界,几乎就是和自然融为一体,正是没有彼与此的区别,没有生与死的概念,也就消除了俗与仙的界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丈夫所言 “余本凡人”更是拉进了和两位老人的距离,似乎他们完全可以按照两人融于自然忘形得形的方法,亦可以超越生死。

而且,两位老人也的确在实践意义上走上了仙人之路: “陶、尹二公今巢居莲花峰上,颜脸微红,毛发尽绿,言语而芳馨口,履步而尘埃去身。”但是这并非只是简单讲述了一种得道之法,当陶尹二君以古丈夫和女子为样本,而实现了没有金丹大药的超脱,实际上在另一个层面上却让自己成为他们的样本。当初他们在松树之下喝茶的时候,古丈夫和女子就翩然而至,但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世外之人,如果对话必须让自己成为和陶尹二君一样的当世之人, “吾二人非山精木魅,仆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宫女子。闻君酒馨,颇思一醉。但形体改易,毛发怪异,恐子悸栗,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当返穴易衣而至,幸无遽舍我去。”这可以看成是他们最便捷的改易之法,就是用在世的标准让自己进入现实。

所以神仙变为凡人,这是一种潜在的妥协,而当两人向陶尹二君说起自己身世时,那现实的桎梏似乎又成为一种束缚,古丈夫说自己是秦之役夫,而女子则为秦之宫人,现世是唐大中年间,而他们生活的历史则是秦代,当时间被超越,其实进入的是另一个时间轴线,而在这个时间轴线中,他们当然不是神仙,而真的是凡人一个。丈夫说起小时候自己就是秦始皇派徐福求不死之药的童子,只不过在出海之后自己 “遂出奇计,因脱斯祸”;但是归来之后,成为一个儒生,不想秦始皇焚书坑儒,自己在危惧之时再一次 “出奇计,乃脱苦”;后来成为了板筑夫,却不想秦始皇正好开始修筑长城,于是成为役夫之后 “又出奇计,得脱斯难”;不想又不是一次彻底的逃脱,成为业工之后又遇秦始皇驾崩,于是开始 “穿凿骊山,大修茔域”,最后又出奇谋,再一次得以逃脱。

从求长生不老的童子,到儒生,再到板筑夫,再到业工,丈夫的四个阶段似乎就对应秦始皇的四次大事件, “四设权奇之计,俱脱大祸。”随着秦朝最后灭亡,丈夫也终于挣脱俗世, “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实,乃得延龄耳。”而那个宫女,本来也是殉葬者,最后也是逃脱,一起藏匿于此,所以当秦朝已远,当朝代已更替,他们并非真的远离尘世,丈夫问陶尹二君的是: “不知于今经几甲子耶?”而当陶尹二君回答说: “秦于今世,继正统者九代千余年,兴亡之事,不可历数。”从秦到唐,历经千余年,历经兴亡事,在这时间和朝代的转变中,其实陶尹二君和丈夫、女子一样,希望能逃脱俗世的束缚,所以在金丹大药无力延缓年寿,他们便选择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得道之法,最终也现实了 “忘形得形,无性无情”的境界。

从丈夫和宫女 “四设权奇之计,俱脱大祸”到偶遇陶尹二君而 “形体改易”成为对话者,他们其实一直没有真正摆脱俗世,为陶尹二君提供得道之法看上去也只是为了躲避当世的纷扰,所以在这个俗与仙的故事里,存在着一种基本的逻辑是:即使抛弃了金丹大药的物性束缚,在得道的终极终究中,一样存在着某种隔阂,或者在心理归向上,他们依然是俗世之人,也就是俗世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影子——无论是《宣室志》还是《传奇》,在鬼神和人世的纠葛中,那些休咎故事的意义就在于寻找一种挣脱与融入的方法,在双重道路上架设超越的通道。

《宣室志》里有各种和动物有关的灵幻之事,李揆看见月中天使的蛤蟆,石宪梦见变成僧人的蛙,农民王叟身上的蚯蚓,韦君夫人梦见的白蜘蛛,都是在俗世之外的存在,而怪异之物似乎也不仅是动物,不仅有 “目若电光,齿如戟刃,筋骨盘蹙,身尽青色”的夜叉,有堕臂变成树枝的巨人,更有见血成沼的血树、古杉之魅、人手蒲萄怪、水银精、黑衣猿怪、无尾白狐,等等,不一而足,当然 “若置于浊水,泠然洞彻矣”的清水珠,碧瑶杯、红蕤枕、紫玉函的三宝, “南人用之,能化银液”的玉龙膏,也都纳入到了其中,而唐玄宗游梦中遇见能奏《紫云曲》的神人、丰乐里开业寺的神人、修祠宇的赤水神,他们也以神人的身份成为人世秩序之外的一种存在。

但是种种怪异,种种灵幻,甚至种种邪恶,却无法脱离现世的存在,成为俗世关照的一种影子,和所谓的凡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关系中,有怪异而现的征兆,跋扈的李师道,曾经起兵叛乱,在不断获胜之后 “益骄”,于是一日坐于堂前,听到塌前的银鼎发出鼓声,然后一鼎 “耳足皆坠”,这是一种坠亡的征兆, “后月余,刘悟手刃师道,青齐遂平,盖银鼎相鼓之兆也。”左丞相王涯掌邦赋、主簿盐铁,其儿子仲翔有一天在山亭避暑的时候,看见数十个家童都成为无头之人, “被血来仲翔前”,儿子告诉王涯这件事,希望他解去权位,但是王涯不听,于是这一征兆便成真: “是岁冬十一月,果有郑注之祸。”

与凶兆不同的是善报,有一个老人每次得到食物总是先给那些狗吃,又一次老人生病卧床,而外面大雪纷飞, “叟贫无衣,裸形就地,且战且栗。”这时那些狗围坐在老人身边, “竟以身卫叟肢体”,但最后老人还是寒死, “群犬哀鸣,昼夜不歇,数日方去。”又一人不好杀,甚至对待老鼠也是慈善之心,家里不养猫,所以那些老鼠善报与他,最后他发出了感慨: “悲乎!鼠固微物也,尚能识恩而知报,况人乎?如是则施恩者宜广其泽,而报恩者亦宜竭其诚。有不顾者,当视此以愧。”有一间成为鬼宅的官舍,每次居住在里面的人都是一夕暴死,但是御史崔某却不管这些,那天夜里主宰其中,便听到有声音传来,告知他其中的隐情: “我,女子也。女兄弟三人,俱未笄而殁。父母葬我于郡城之北久矣。其后,府公于此浚城池,构城屋,工人伐我封内树且尽,又徙我于此堂之东北隅,使羁魂不宁,无所栖托。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语其冤。傥君以仁心为我棺敛,葬于野外,其恩之莫大者矣!”鬼之诉苦,是因为有冤情,而冤情之产生,就是俗世的不合理的秩序,所以崔某在第二天招工人,在官舍东北角发现了枯骸,于是将其章鱼禅智寺的空地上, “里人皆祭之,谓之三女坟。自是其地获安矣。”

而那些所谓的神人化身而来,也是为了解决生前的遭遇,但是作为神人,甚至还沾染着俗世对权势另眼相看的恶习,赤水神希望陈袁生为自己修建祠宇,但是当袁生告诉道成的时候,道成却说: “夫神所以赖于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亢则雩之以泽,淫潦则祈之以霁。故天子诏天下郡国,虽一邑一里必建其祠,盖用为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无以福人而为害于人,焉可不去之!已尽毁其庙矣。”以福人作为一条标准,显然赤水神没有达到,最后甚至他的像也被毁坏,于是赤水神开始愤愤不平,他对袁生说: “向托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毁我之舍,弃我之像,使一旦无所归,君之罪也”,但是袁生告诉他: “毁君者,道成也。何为罪我?”赤水神的回答竟然是: “道成师福盛甚,吾不能动。今君禄与命衰,故我得以报。”最后 “生恶之,后数日,竟以疾卒”,赤水神竟持强凌弱,活生生就是人世不平等秩序的一种折射。

无论是灵异之动物,还是知恩图报的生灵,无论是持强凌弱的神人,还是形体改易的神仙,似乎都成为现实的隐喻,而因果报应的背后逻辑则是如何化解矛盾,在一种理想化之路上消除彼此的隔阂,吕生的妻子黄氏将死,她告诉其姑的是: “妾病且死。然闻人死当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梦告于姑矣。”托梦而来,表达的是成为鬼之后的隔阂,鬼为异类,她希望自己死后和活人世界能沟通, “愿姑念平生时,无以异类见阻。”这一个小小的心愿最终化成一只鸟,其姑泣言曰: “果吾之梦矣。汝无昧平素,直来吾之居也。”这是一种对异类的接纳,也就消除了死后的恐惧,在人鬼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关系,而这种关系在能识别鬼神的任生那里变成了一种理想状态: “吴郡任生者善视鬼,庐于洞庭山,貌常若童儿,吴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因为善视鬼,所以无有年龄,超越生死,超越俗仙,正如他所说: “以神合用,以用合神,则吾得而知之矣。”

破除人世和神鬼的界限,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当然是对于现世的一种摆脱,在裴铏的《传奇》里,这种理想化状态越发明显,《崔炜》故事里的崔炜 “不事家产,多尚豪侠。不数年,财业殚尽,多栖止佛舍”,这是一种现世中的享乐态度,但是当栖于佛舍之后,便经历了一段奇幻之旅,他救出了老妪,用针为老僧救治,在坠井之后又遇灵蛇、羊城使者、田夫人和四女,最后得知,这些人都是曾经的殉者,是活着另一个世界的人,而崔炜问田夫人曲折过程后,田夫人道出了隐情: “某国破家亡,遭越王所虏,为嫔御。王崩,因以为殉,乃不知今是几时也,看烹郦生如昨日耳。每忆故事,辄一潸然。”也正是这一启发,崔炜从此居于南海十余载, “遂散金破产,栖心道门。”

不管是崔炜还是陶尹二君,他们都是从现世中感悟而寻求得道之法,所以《传奇》里有浓重的道家思想,而道家思想的避世观念就是为了寻求一种解脱。《许栖岩》中的许栖岩遇到的是太乙元君,太乙元君问他的是,什么才是得道之法,许栖岩说读《庄子》《老子》《黄庭》,其中得道之法便是如《老子》所说: “其精甚真。”便是如《庄子》所说: “真人之息以踵。”如《黄庭》所说: “但思一部寿无穷。”太乙元君告诉他: “去道近矣,可教也。”这似乎是第一种境界,而在《崔航》中,崔航对卢颢说的得道之法是,如《老子》所说: “虚其心,实其腹。”而这一种道明显变成了对俗世的解构, “今之人,心愈实,何由得道之理?”所以, “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虚实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术,还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异日言之。”

凡人的不死之术,还丹之法,只是方法论上的运用,而真正的道则是心道,是不羁于物的存在,是 “亡形得形,无性无情”的自由,是 “凝神而神爽,养气而气清”的超然,所以抛除那些虚幻的灵异故事,裴铏以《传奇》命名,实际上就是进入到现实生活,它的表现形式则变成了洒脱的侠士,《昆仑奴》磨勒能够识得勋臣一品大人家里红绡妓的手语,然后为两人牵线搭桥,在权势之下为他们创造一种无忧的爱情, “磨勒请先为姬负其橐妆奁,如此三复焉。然后曰:恐迟明,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而《聂隐娘》似乎也打开了和俗世无关的那扇门,本来是魏帅重臣之女,却在年幼时被尼姑所劫,这是一种挣脱俗世生活的被动方式,当她回来之后,便也开始了一种解构。尼姑让他却刺杀大寮,不料计划实施比原定晚了,聂隐娘回来告知: “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尼姑大叱: “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

尼姑代表着一种彻底的避世主义,所以看上去毫无人性,而聂隐娘返回人世,则是一种改造的开始,当她看见那个只能淬镜的磨镜少年时,竟然认定这就是自己的丈夫,墨镜少年代表着一种空无,却又成为自己的丈夫,这是聂隐娘对于打通两个世界的一种努力,在父亲的反对中,她决意为之,甚至在 “外室而居”中和磨镜少年厮守。而当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和,她被派去刺杀刘昌裔的时候,她竟然 “叛变”,而其原因就在于从刘昌裔身上发现了俗世不存在的神机妙算,也正符合她的侠士风格,当杀了魏帅派来的精精儿和空空儿,聂隐娘其实已经完全成为刘昌裔的左右,刘昌裔死的时候他在灵前大哭便是一种证明,而他对刘昌裔任陵州刺史的儿子刘纵的劝诫也代表着它的一种态度,那时骑着一头白驴的聂隐娘让他吃了一粒药,让他不要做官,这样才能避免灾祸,只是刘纵不听,最后死于陵州,而从此之后也再没人见过聂隐娘。

看起来聂隐娘是入世的,但骨子里却是出世的,她以一种改造的方式沟通起了两个世界,而这也正是 “无以异类见阻”精神的体现,是朝向 “混合虚无,潜孚造化”的一种追求,所以传奇里的脱俗与侠义,其真正的旨归是破除界限,达到一统, “亡形得形,无性无情”便是不受拘束,便是自由旷远,于是便有了最为惊世骇俗的那一段私奔爱情:

有红拂妓目靖久之,其夜来奔,曰: “我杨家红拂妓也,阅天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松萝愿托,故来奔耳。”

金字塔

编号:C38·2171218·1448
作者:【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莱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10月第1版
定价:29.80元亚马逊19.10元
ISBN:9787533942113
页数:180页

原文为阿尔巴尼亚语的《金字塔》,是斯梅尔·卡达莱流亡巴黎后的第一本小说,卡达莱之前在阿尔巴尼亚期间发表的作品,多是以阿尔巴尼亚历史故事与传说为源本,而此次他进入的是历史的另一个通道,在《起源。一个古老想法的艰难重提》中,他通过法老胡夫提出了关于人性和奴性的历史: “这竟然就让你们悲痛到了如此地步吗?仿佛这话说到的不是我的金字塔。反倒是你们的金字塔啦!哦,瑞神啊,瞧瞧他们那已被奴性扭曲的面容!再晚些时候,等我上了年纪,变得腿僵胳膊硬的时候,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啊?”金字塔,被臣民视为无可争议的永恒的权力象征,而对于君王来说,却意味着自己的死亡。于是,一场关于是否建造金字塔的大争论开始了……


《金字塔》:我用自己的手准备了毁灭

你之所以建造了世界上最宏伟巨大的坟墓,那是因为你的生命同样被承诺会是人们在大地上所看到最长寿的。任何别的棺椁都无法承载你。
——《忧伤》

为什么忧伤?一块块巨石已经垒就让金字塔直升上天,黑木炭的涂鸦文字已经写在墙上: “我们现在要庆贺节日!”天地之间的平衡正吸收着光明和黑暗,作为埃及的法老,胡夫凭什么对史上最宏伟、最高级、最昂贵的金字塔忧伤?甚至他早已宣告: “我要位于中央。”中央是金字塔的中央,是埃及的中央,是世界的中央,是生命的中央。

可是,必须忧伤,因为必须死, “对此,他自己也生发出些许曖昧的情愫:他既受到它的引诱,同时又仇视它。”引诱是被承诺是大地上最长寿者,引诱是当其他的每一个棺材都在地下保持自己的寂静,唯有金字塔高高在上,引诱是被带往金字塔内部最高的地方,但是在引诱的同时,却是仇视,当金字塔竣工的时候,胡夫分明听到了金字塔呼唤木乃伊的声音,木乃伊是死去的肉身,在指向唯一的终点时,引诱仅仅是生前最后的荣光,必须躺下,必须沉寂,和那些棺材一样,谁会看见属于自己的身后荣光?

“我用我自己的手准备了我的毁灭。”在金字塔完工后整整三年的那一天,胡夫死去,他最后以木乃伊的方式存放在金字塔里,在死之前他把这一种方式叫做毁灭,那么为什么看见了毁灭而要亲手创造?是把自己送进坟墓而是金字塔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当一切起源在那个古老想法里的时候,胡夫似乎就希望从毁灭的终点转身,在登基感刚刚数月的时候,他就诏令天下宣布放弃为自己修建一座金字塔。建造金字塔是埃及法老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新王登基而废除传统,到底为了什么?无论是口出圣言的臣子,还是宫廷的星象学家,无论是文武百官还是重臣老臣,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仿佛惊闻了一场大灾难的发生。”

像是一种革新,又像是一种破坏,灾难没有降临,却预感到了灾难,而胡夫望着他们,反倒在讥讽那个生活在传统里的人: “这竟然就让你们悲痛到了如此地步吗?仿佛这话说到的不是我的金字塔,反倒是你们的金字塔啦!”金字塔是自己的金字塔,可以兴建,可以放弃,但是当金字塔超越一座坟墓的意义,它其实和个人无关,它是权力的象征,它是国家的符号, “它是压制,力量,金钱。但它同时也是人群神志的模糊,精神的紧缩,意志的软化,能量的消耗,概念的单调。我的法老啊,它是你最可靠的护卫神。你最秘密的侍卫。军队。舰队。后宫。”正像大祭司赫米乌努所说,它是一种统治力,只有金字塔变得高大,才能投射更大的阴影,那些臣子才会显得渺小, “而你的臣子越显渺小,陛下啊,你就越能挺立在你的崇高中。”

所以,金字塔是至崇至高的标志,所有人都在它的阴影之下,它必须高大,必须高级,必须像以往一样建造,必须写进纸莎草纸的档案里,必须成为埃及历史的见证,也必须躺在每一个人的头脑里。而当金字塔超越个人坟墓的意义,对于胡夫来说,放弃就只是一种自我表达。但是一个君王为什么要说出放弃的旨意?为什么要制造一场灾难?当这个想法被说出之后,所有人都预感到危机出现了,是政权出现了松散?是财富休闲了问题?还是对自己的统治力感到担忧?

金字塔之父伊姆荷太普有一句名言: “金字塔即整一”。只有金字塔成为它原本的样子,它才是一个整体, “无论是在痛苦中,还是在欢乐中,人们只有跟它融为一体,才能居于其中。”而在埃及各处,人们谈论的只有金字塔,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事件, “全都被系统地认为处于跟它的关系当中”。这便是金字塔存在的当下意义。所以一句话仅仅是一句话,一个命令也仅仅是一个命令,金字塔汇总了人们所需要的所有条件,那一种叫做死亡的形式也不再和肉体有关,它的另一种叫法是:升天。所以最后的决定是:金字塔将建造, “所有金字塔中最高的一座,最宏伟壮观的一座。”当伟大而神圣的使命被委派给人民,当建造金字塔的计划开始实施,当埃及的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胡夫却依然感觉到自己的迷失,那一个梦里,他变成了木乃伊,而且看到自己的木乃伊飘浮在空无中, “像是一句溺水者的尸体。”

依然是看到了自己,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死亡,看到了肉体意义上的木乃伊,甚至是在空无中的尸体——不是升天,是飘浮, “金字塔即整一”变成了 “金字塔即单一”。这是一次分野,胡夫的个体意识和金字塔的整体意识第一次出现了分叉,于是象征变成了忧伤,于是符号变成了存在,于是神圣变成了痛苦。但是即使能够诏令天下,胡夫依然无法推翻建造金字塔的计划,在一个没有危机的埃及,在一个强大统治的国家,金字塔必须建造,必须树立,必须整一。

所以胡夫是被某种集体意志劫持进了金字塔体系里,这或者是另一种悲哀。但是当建造金字塔的危机论变成了阴谋论,当离都城不远的吉塞赫笼罩着厚厚的尘云,当传说在神庙四周传播,甚至当大祭司失宠落马,当秘密缉捕的头目卡德里霍泰普和外务大臣遭受打击,当宫廷高官被解职,到底是谁制造了阴谋?不是阿卡德-苏美尔人的军队来到了孟菲斯城门口,不是尼罗河受到了打击抛弃了埃及,而是每个人都制造了阴谋诡计,建造金字塔不是建造它本身,而是建造重影,建造复制品——它又以权力统治的方式去除了那些阴谋,它又留出中央位置的方式欢迎这个国家的君王。

伊斯梅尔·卡达莱:金字塔是专制历史的投影

从日食到第二次月出,从第一块石头到第一万四千块时候,从第一个被压死的人到无数个在建造中死去的人,金字塔已经成为某种 “周而复始”的象征,在时间的内部,它从不停歇,从不放弃,从来制造危机和阴谋,从来都是为了清除异己, “如同它的那些先来者,这块石头安放之际,远处正好渺渺地升腾起一团沙尘,宣告了另一块大石头的到来,第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九块,而其他的石头,正紧跟其后,如此连绵不断,无穷无尽,直到众多世纪的末尾,哦,老天!”它是冲天的迷宫,它是令人目眩的象征,而当金字塔越来越高地被拉向天空,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专制的象征,当胡夫宣告: “我要位于中央。”他其实已经在个体意识被泯灭之后,成为了另一个专制的符号, “现在,即便他愿意,他也再无法摆脱他的金字塔了。”

这像是一个悖论,越是在沉浸在专制中,就越是需要金字塔,而越是建造最高级的金字塔,就越是看见了自己飘浮在空无中的尸体, “是的,留下他孤家寡人面对他的坟墓,而这坟墓一会儿膨胀,一会儿又蜷缩一团,最后又冲天而起,仿佛要一口吞下整片蓝天。”一个人能活多久?金字塔能活多久?他在那一刻第一次看见生命本身的虚无,它挣脱而去,而留下的是他的精神,他的意志,他的疯狂——这便是从物质和死亡意义的金字塔时代过渡到精神和专制的 “后金字塔”时代——写进建造的编年史里,写进纸莎草纸的档案里,写进一个国家的永恒历史中。

但是那一块石头却坠落了,一次事故不仅仅是死去了那些建造者,更变成了一种关于碎裂的政治阴谋,变成了关于怀疑论的一种实践。所以调查,所以屠杀,所以告密, “每个人都在寻找他自己的那块石头或者他自己的台阶,不知疲倦地跑上跑下,嘴里还不停地喃喃道:不,不是这一块,我是在第四十四行列中倒下的。”象征天地之间的平衡,从天上汲取光明,从大地吸收黑暗,而金字塔打通天地的通道,里面可能藏着破坏和谐的秘密,藏着乱伦的故事, “金字塔与其说能够吸取上天的光明或者种子,还不如说更容易吞噬整个的埃及。”为什么在放置诗歌的地方却有苏美尔大使妻子的内衣?为什么被调查的塞卡特会说金字塔 “不仅会长出毛发来,而且还会长出眼睛牙齿来”?为什么砌石工的家人会收到亲人被割下来的舌头?每个人都用死在建造金字塔,每个人都用寂静的棺材凸显金字塔的雄伟。

终于完工,终于庆贺,终于崛起而成为埃及的象征,也终于走向了死亡变成了木乃伊或尸体,被引诱也被仇视的胡夫终于制造了 “我的毁灭”:毫无理由地走向它,毫无知觉地躺下来。而在胡夫之后呢,新登位的法老杰德夫拉宣布将建造自己的金字塔,甚至胡夫的女儿赫娜申也要建造一座女性金字塔,他们似乎没有像胡夫那样发现了自己的死亡,没有做到那个飘浮着尸体的梦,当自己他脚下雕刻了巨大的斯芬克斯像,关于金字塔的疑问便是: “你是谁?”

斯芬克斯无法回答关于自我的命题,只是雕像,不会说话,所以金字塔也不说话,当若干年后金字塔出现了裂缝,当抢劫者盗走了里面的东西,金字塔又进入了 “反金字塔”的时代,那里面只是木乃伊,只是尸体,只是死亡, “人们盗窃了,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盜窃了死亡本身。”当在时间中被侵蚀,当方石出现开裂,当金字塔衰老,那一种永恒的专制象征又如何超越个体的生命?当亚细亚福地的伊斯帕罕草原上,帖木儿用七万颗头盖骨建造起金字塔的时候,它变成了一种集体的死亡,而残暴已经完全公开写在了金字塔上面,对于这一种专制的象征,她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了 “自我的毁灭”: “每当那些被人称作头颅堆,还在炫耀千万只眼睛的新的堆砌垒立起来时,早在两三年前建起来的其他那些就已转变成了骷髅堆的状态。”

没有直升到天际,没有汲取光明,没有屹立不倒,当金字塔变成骷髅堆,崩溃的背后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是一种专制的解体,是一种象征的虚无,正如胡夫在梦里看见的自己,飘浮在空无之处的只有自己早已没有了肉体的尸体,腐烂,寂灭,没有人能逃脱的宿命,而金字塔虽然高高屹立,但是当千百年之后,有旅行者透过玻璃拍摄到内部的一切时,透明的世界里再无危机和阴谋,再无威严和权力,再无 “我要位于中央”的宣言,而历史最后奇怪地以裂纹的方式留在胶卷上, “是胶卷上的一种瑕疵,而是一滴血迹,任何的水,任何的药液,都永远无法把它洗干净。”

基督的最后诱惑

编号:C38·2171218·1447
作者:【希腊】尼克斯·卡赞扎基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28.80元
ISBN:9787544730518
页数:503页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的作品风格呈现出一种独特的 “拟古性”,文风遥应古代英雄史诗的磅礴气势,被誉为复活了荷马精神。他以哲学的深虑和博大的胸怀审视着人类的苦难与诱惑,着力刻画精神与肉体之间的斗争,以求得灵魂的安宁。《基督的最后诱惑》是每一个痛苦挣扎的人的自白,基督一生中的每一刻都是一场争战,一项胜利,他征服了凡人的七情六欲,不断将肉体转化为精神,并向上攀升。抵达他的顶峰时,他登上了十字架。但即使到了那里,他的争战仍然没有结束。诱惑——最后的诱惑——在十字架上等着他……每个人身上都爆发着一场神与人的斗争,与此同时,每个人也都渴望二者和解。第一句: “从穹苍吹来的一股清风把他的身心完全占有。”


《基督的最后诱惑》:发生于救世主濒死之际

“犹大,”他说,声音颤抖着, “你一向狂野不驯,你从来不受人力的限制。你忘记了人的灵魂是一支箭,它可以向天空高射,但是到头来还要落在地上。生活在人间意味着要剪除翅膀。”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三章,被书写的第三十三章,最后的第三十三章,也是生命的第三十三章——当数字契合着生命,是三十三岁的死亡,还是三十三岁的重生?是三十三岁的耶稣,还是三十三岁的基督? “同我的岁数一样多。三十三只鸟,都在歌唱。”那时候他听到了清脆的鸟叫声,看到了旭日中拿撒勒山上的光芒,看到了大门洞开的城堡,看到了王公贵族鱼贯而入的场景: “他们身穿金袍,跨骑白马。雪白丝绸绣着金色百合花的旗帜在空中飘扬。”还有不停的笑声,还有迷人的叹息,还有等待他的迷人新娘。

但是这一切是梦吗?三十三只鸟一定是天堂里的鸟,天使在身旁,告诉他的却是:这里是人间, “人间没有变,变的是你。从前,你的心不要人间,这是违背它的意愿的。如今你的心想要人间了——这就是全部秘密。”而人间就是天国,或者说,人心变化而想要走进的人间才是和谐美好的天国,在天国里,有笑声,有光芒,有鸟鸣,有新娘——当耶稣抱住抹大拉,当他们的肉体紧贴在一起,当他们体会到激情和快乐,是不是就是像天堂的人间生活?

抹大拉说: “从来没有男人吻过我,我从来没有尝过男人的胡子碰我嘴唇和脸颊的感觉,也没有尝过男人的膝盖夹在我双腿中的感觉。这是我出生的日子!……你哭了,我的孩子?”耶稣说: “爱妻啊,我从来不知道世界是这么美丽,肉体是这么神圣。它也是上帝的女儿,灵魂的优雅姊妹。我从来不知道肉体的欢乐并不是有罪的。”她第一次从妓女变成女人,他第一次叫他爱妻,他们回归的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自己,而人之存在,首先是肉体的存在,人之享受爱,首先是神圣而不是被玷污的肉体之存在。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在这肉体的欢愉之后,让抹大拉成为第一个殉道者?让她在死亡中成为不朽?

“抹大拉,你已经达到了你生命中最高的欢乐。你不能再升高了。死亡是仁慈的……再见吧,第一位殉道者!”只有死亡才可以永生不朽,只有死亡才可以复生,当神圣的肉体变成仁慈的死亡,他们是不是同在上帝身旁,是不是同样感受到了生命的荣光?还有母亲玛利亚,当他紧紧抱着母亲的时候,他想在母亲的身体里成为自己,成为她的孩子,成为一个生命最初的模样, “母亲,你为什么不能成为我的上帝?”或许有些疑虑,或许有些不安,但是当天使说: “世界上只存在一个女人,一个有无数面孔的女人。这个倒了下去,下一个起来了。马利亚·抹大拉死了,拉撒路的姊姊马利亚活着,在等我们,在等你。她就是抹大拉本人,只是换了一张脸。”所有的女人都是同一个女人,她们是母亲,是妻子,她们有着神圣的肉体,她们孕育着生命,而耶稣在那一刻成为了所有女人的儿子,或者是女人的所有儿子, “在她的子宫里孕藏着—一为你,拿撒勒的耶稣——藏着最大的欢乐:一个儿子——你的儿子。我们去吧!”

从死亡到永生,从天堂到人间,从妓女到妻子,从女人到母亲, “这是多么幸福的事!肉体和灵魂,大地和人在进行着多么深刻的融会交流!”一切的重生是得救,当光荣归于上帝,人之存在才有意义:男人是女人心爱的男人,女人的子宫里有她们的孩子,这是真理之光,这是生命之光,而当所有的女人,所有的男人,所有的孩子都在三十三岁的死亡之后得到永生,上帝的神性是不是也是人性?拯救全世界是不是就是拯救生命的意义?

“这就是上帝的意义,这就是做人的意义。这就是道路。”那时候,耶稣又合上了眼睛。合上眼睛不是不看,是打开了灵魂的眼睛,打开了上帝的神圣之眼。在三十三岁的时候,他也曾闭上眼睛。那是听到三十三只鸟鸣叫之前,是在三十三章复活之前,第二十九章, “被钉上十字架的人垂下脑袋——昏了过去。”那里有将他抓住的罗马人,有审判他的大祭司,有被捆在柱子上鞭打的疼痛,有向他吐唾沫的羞辱,有戴上荆棘冠流下的鲜血,当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不是这一切的痛苦都来自肉体?而他最后之死是不是也是肉体的泯灭?

二十九章的死,三十三章的生,似乎就是耶稣 “道成肉身”的象征,但是当重生提供了另外的肉体,当复活找到了人性的快乐,耶稣真的成为了基督?上帝真的通过他拯救了世界?圣殿真的在三日之后建造起来?为什么他看到的自己、妻子、院子里的树、窗户和门、踏过的石阶都变老了?为什么罗马人还在围困耶路撒冷?为什么以色列人还在遭受劫难?为什么城门口守卫的天使都不见了?而所有为什么对于基督来说,最致命的是:为什么犹大还愤怒地叫他 “叛徒”?

“叛徒!逃兵!你的地位是在十字架上。那才是以色列上帝要你战斗的地方。但是你胆怯了,死亡刚一露头,你就溜掉了!你逃到马大和马利亚的裙子底下躲了起来。胆小鬼!你为了救自己的命改换了容貌,改换了姓名,你是个假拉撒路!”犹大不是在最后的晚餐时出卖他的叛徒,不是把他推上十字架的罪人,在他准备赴死,准备 “道成肉身”的时候,犹大是他的合作者, “你会有力量的,犹大兄弟。上帝会给你力量,你缺多少就给多少,因为这是必要的——我有必要去死,你有必要出卖我。必须由我们俩来拯救这个世界。请帮助我。”两个人一起拯救世界,犹大 “出卖”耶稣,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然后才是死亡,才是死亡之后的复活。这是逾越节的密谋,从黑暗通向光明,从奴役通向自由,当然从死亡通向永生, “殉道、钉上十字架、罚入地狱,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必要的;可是在三天之内,我就会从坟墓中出来,升入天堂,坐在天父的旁边。”

但是,对于犹大来说,他看到的不是升入天堂的耶稣,不是坐在天父身旁的基督,而是在三十三只鸟的鸣叫中看见人间气象的耶稣,是把抹大拉叫做 “爱妻”享受肉体之欢愉的耶稣,是让玛利亚作为女人在子宫里孕育生命的耶稣,那么回归到所谓人性的他在犹大看来一定是亵渎了神性,也背叛了当初的计划。 “我举起拳头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犹大怀疑一切的时候,真正被质疑的命题是:所谓的死亡,是不是一种通往那个神圣之境的拯救?所谓的永生,是不是要恢复生命中永恒的人性?这是犹大的质疑,其实也是每一个走向上帝的信徒的质疑u,而在这个质疑面前,尼可斯·卡赞扎基斯通过耶稣的口而回答: “你忘记了人的灵魂是一支箭,它可以向天空高射,但是到头来还要落在地上。生活在人间意味着要剪除翅膀。”

本应射向高空,射向天堂,射向天父的身旁,但是最后也的终点却是地上,却是人间,而且生活在人间的条件竟然是 “剪除翅膀”——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天使,不是俯瞰众生的神,甚至不是带着上帝的光来拯救众人的救赎者,他就是人,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但是犹大的质疑却并不是靠一支箭的寓言而完美解答,尼可斯·卡赞扎基斯在序言中就把基督当成是一个人,只不过在他内心深处有着成为上帝的渴望,这种渴望就是自己与上帝的同一,是神性与人性的合一, “这一追求既合乎人性又超越了人性。”这种合一性是一种目标,或者是信仰真正的意义,而要让人性成为神性,尼可斯·卡赞扎基斯其实撕裂了一个巨大的口子,一个引起争议甚至颠覆了经典的突破口,那就是在通往这个合一性终点的艰难过程: “灵与肉的斗争,反叛与反抗,和解与屈从,最后达到最高的目的——与上帝合一,基督就是这样一步步上升到最高境界,他召唤我们跟随着他的血迹,也走这样一条路。”而且,在他看来,只有灵魂与肉体之间的斗争越激烈,冲突越明显,最后获得的和解也越完美, “最后的诱惑只是发生于闪电似的一瞬间,发生于救世主濒死之际。”死亡不是简单的肉体寂灭,永生也不是简单的灵魂救赎,它们始终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的不可分割性,才使得基督从诱惑到超越,从人性到神性,从死亡到复活,才具有深刻性,才具有启示性: “为了走上牺牲的顶峰——十字架,为了走向不朽的顶峰,基督经历了挣扎中的人类经历过的所有阶段。”

所以当犹大喊出 “叛徒”的时候,第三十三章的永生其实是另一种循环的开始,就像死是生的起点,因为在最初的时候,耶稣还是一个木匠,他就听到了人们喊他是 “叛徒”,因为他制作的十字架是被那些统治以色列的罗马人用来钉死反叛者的, “做十字架的臭木匠,做十字架的臭木匠!”当反抗的奋锐党人被钉在他制作的十字架上,他就是一个叛徒,人们向他扔石头,那个老太婆甚至诅咒他: “你把别人钉上十字架,你自己也是要被钉上十字架的!”

这是耶稣经历挣扎的第一阶段,在受苦的以色列,受苦的耶路撒冷,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木匠,一个痛苦的人,他听到了母亲玛利亚的叹息,听到了父亲的痛苦,也看到了抹大拉的悲伤, “父亲瘫痪都是因为我,也是因为我抹大拉才堕落成妓女。因为我以色列才仍然在轭下呻吟……”而他的挣扎也只在于他如何寻找到一条不犯错的路。对于那些遭受蹂躏的人来说,耶稣的痛苦也是他们的痛苦,他们期盼上帝的解救,期盼先知的到来, “羔羊和先知者的鲜血在铺着石块的街道上流淌”,那个救赎者到底在哪里?在被奴役的世界里,他们看不到希望,甚至把上帝和魔鬼混淆: “一定是上帝,上帝……还是魔鬼?谁能区分他们?他们常常互换面孔。”

所以奋锐党人说 “上帝只有一个”,所以抹大拉被人说心里藏着七个魔鬼,所以耶稣变成叛徒,都是在最初的阶段,人神分离而造成的一种机械式的理解, “上帝的信徒不断从约旦、从耶路撒冷、从沙漠里或者从山上走来,他们穿着破衣服,系着错锁链,口角泛着白沫—一可是结果呢?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人们是迷失的,是茫然的。耶稣就是从这最初的阶段开始寻找上帝,开始寻找神性,当他终于抛弃了木匠这个 “叛徒”的身份,当他终于只身一人寻找沙漠里的寺院,其实也是一种表象的皈依,而在这个皈依过程中,他经历了从叛徒到反抗者的转变。

反抗现实,反抗命名,反抗宿命,耶稣离开母亲和父亲,离开自己的家,离开抹大拉——身为一个妓女,她的身上是污泥,是耻辱,是肮脏,是 “到处是咬伤,沾满了全世界人的口水、汗液和泥垢”的身体,但是耶稣在离开她之前,是为了得到她的原谅,是为了承担自己的过错,三岁时的那种肉体接触似乎成为耶稣背负的罪,他想要在最后的原谅中洗净自己,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反抗是一种宿命, “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离开妓女抹大拉越来越远,而离上帝却一步比一步近了。”而抹大拉嘲笑他的是: “你同你的上帝是一副嘴脸。你俩一模一样,我简直分不出谁是谁。”的确,这只是耶稣最初级的诡异,意味离开肮脏就是抵达神圣,以为找到沙漠里的寺院就能得到救赎,就像红胡子的奋锐党人所说: “用不着害怕,我们不是杀人犯。我们是为自由而战的,腓力,我们要解放我们的上帝,解放我们的灵魂。”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耶稣也慢慢认识到了他身上的人性,他在和抹大拉告别的时候,想着和这个女人一起离开,一起开一家木匠作坊,然后以夫妻的名义过日子,生一群孩子, “这样挽救了一个女人,男人也就跟着得救了。这才是唯一的道路。”而他在走向沙漠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个给他水喝的老太婆,老太婆告诉他的是,人想要吃东西,想要喝水,想女人,都是上帝给的, “什么地方你看到夫妻一起过日子,什么地方你就找得到上帝。什么地方有小孩,有生活上的种种操心事,什么地方有人洗衣、做饭、吵架再和好,什么地方就有上帝。”也就是说,上帝不在寺院里,而在自己家里,家庭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而那时候母亲马里亚对雅各也说: “ “我不想叫我儿子当一个圣徒,我要他跟别人一样,当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想让他娶媳妇,给我生下孙子孙女。这才是上帝叫人走的路。”

老太婆和玛利亚,甚至抹大拉,都是女人,都在耶稣世界里呈现了作为人的渴求,而当耶稣从反抗的道路上寻求救赎的时候,却像是在泯灭人性,他不穿草鞋,没有钱袋,不拿拐杖,而他想象中的寺院里, “这些人穿着白色衣服,不吃肉,不饮酒,从不接触异性……除了向上帝祷告外什么都不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耶稣只是作为一个工具而存在, “我只把嘴张开,话由上帝来说。”他离开抹大拉,不认玛利亚,就是为了免除身上一切的欲望,用一种外在的圣洁来接近上帝。

但是当他穿着白袍,当他被所有人跟着,他不是在真正皈依上帝,而是 “把耶稣推到他要他去的地方——推到人群前面,让他讲话”,上帝在他口里说话,他藉着上帝而言,这是耶稣成为 “传播者”的阶段,他说: “要人人相爱。”他说: “天地是一体的。”他说 “大家都是兄弟。”而真正在他心里的只有一个标准: “我的父亲是上帝。”他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在播种中开始接触那些信徒,开始传道, “这以后他就回到他的几个伴侣———约翰、安德烈和犹大身边,回到农民、渔夫和这些人的妻子身边。这些农民、渔夫都为他那亲切和蔼的面容所吸引,抛下田地和渔船跑来听他宣讲,他们的妻子怀里抱着孩子也都跟在后边。”在这个阶段里,其实也有着最简单的合一性,他对犹大说的是: “石头同云彩也分不开。天国并不在空中,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在我们心中,我讲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把你们的心改变一下,天地就会拥抱在一起,以色列入和罗马人也会拥抱在一起,万事万物就会成为一个。”

也正是这种合一性,敌人不再是被仇恨的敌人, “是的,撒玛利亚人同加利利人也是兄弟,老人家——还有犹大国的人民,大家都是!”所以在他看来,上帝是新郎,人的灵魂就是新娘,天国就是一场婚礼,在灵魂的意义上,人是平等的。但是灵魂和平等的,那么在灵魂之外的肉体呢?耶稣没有把肉体看成是和灵魂一体的存在,灵魂是基础,肉体是罪恶,灵魂接近天国,而肉体充满了恐惧,所以在河边,当他看见自己的倒影摇曳不定时,他感到了害怕,当肉体害怕,如何承担全世界的罪?就像幻觉中出现的那条蛇所嘲笑他的: “你是想跟着上帝走,走老鹰的路,你这只肉虫!你一个木匠的儿子想把全人类犯的罪都担承下来?你自己的罪还不够你承担的?你要拯救世界,多么狂妄的想法!”

所以在这样的痛苦中,在这样的恐惧中,摧毁肉体变成了耶稣的另一种行动,而这种行动让他成为了 “伐木者”: “现在我要履行我的责任了:把腐朽的树砍掉。我以为我是个新郎,手里握着一根开花的杏树枝,其实我是个伐木者。你们记得我们在加利利跳舞和散步的时候吗?我们宣告世界是何等的美丽,天地是怎样的一致,天堂即将迎着我们开启,让我们进去。朋友们,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如今我们醒了。”伐木者必须拿着斧子,伐木者必须清除腐朽,伐木者必须走向死亡, “天国都准备打开。每分每秒,麻风、疯狂、烈火,就又前进一步。他们的翅膀已经碰到了我的头发。”所以在耶稣看来,只有肉体之死才能走向永生, “一朝死亡——死了以后,则是永生不朽。这就是我们的方向。你们准备好了吗?”伐木便是战斗,便是打开上帝的旗帜,便是出发作战,而这种作战似乎只是反抗的延续:没有家,没有母亲,没有作为人的存在,而所有一切的否定都只是为了接近自己的灵魂, “如果我们身体里的灵魂不改变,犹大,我们身体外面的世界就永远不会改变。敌人在内部,罗马人在内部,拯救从内部开始!”

从最初的 “叛徒”,到推倒十字架的反抗者,再到身穿白袍的 “播种者”,再到 “拯救从内部开始”的伐木者,耶稣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是无论是哪个阶段,肉体和灵魂,始处在分离之中,人性和神性也是无法合一的,但是正是这种分离性甚至对抗性,才产生了力量,才可能从不休止的无情搏斗中走向和解。所以从伐木者开始,这种无情的搏斗让耶稣要清除大地的烈火,要清除不义的人,要清除不信教的人,甚至要审判活人和死者,而清除唯一的方式就是死亡, “死亡是通向不朽的门;没有别的门。你们的亲爱的人并没有死——他也将永远不朽。”在死亡面前,耶稣为了拯救众人,他选择让自己承担所有的罪孽,在逾越节和犹大在合作中选择了死亡。

本是为了永生而选择死,本是为了灵魂而消灭肉体,本是为了去除亵渎而建造圣殿,但是三十三章的死是三十三章的生,三十三章的耶稣是三十三章的基督,当看到人间宛如天堂,当在肉体中感受到爱的灵魂,一切的变只是因为人心在变,所以上帝的意义是做人的意义,射向天空的箭最终回落到大地,灵魂的救赎从肉体开始,甚至当他被犹大叫做 “叛徒”的时候,他不被钉死在十字架也是作为人性之存在的证明:

不,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光荣地坚持了他的立场,直到最后一刻。他信守了诺言。他喊了一声 “以利,以利”,就昏厥了。诱惑俘虏了他一刹那,使他迷了途。欢乐,婚姻,子女都是假的;那些形容枯槁、年老体衰的口中叫着胆小鬼、逃兵、叛徒的老头儿也都是假的。这一切——这一切都是魔鬼制造的幻觉。他的门徒们都还健在,事业兴旺。他们漂洋过海在广大的土地上传播福音。结果一切都如所愿——光荣归于上帝!

时间的噪音

编号:C38·2171218·1445
作者:【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4.30元
ISBN:9787544769440
页数:257页

“肖斯塔科维奇死于1975年8月9日,离下一个闰年还有五个月。”朱利安·巴恩斯在《后记》中说。1937年5月,列宁格勒某处公寓楼里,一位三十岁出头戴着眼镜的男子在电梯门前等待着,腿边靠着一个小行李箱。他们总是在午夜来抓你,与其穿着睡衣被从公寓里拽出来,他宁愿收拾妥当,一夜又一夜守在电梯门前,等着被捕。他就是肖斯塔科维奇,一个终其一生都在等待枪决的人。他把怯懦给了权力,把勇气给了音乐,朱利安·巴恩斯为自己的英雄写下了人生小传,不是为了发现真相,而是看见偏见和遗漏,他说: “我把它当作一本私人日记:虽然显得是要给出全部的真相,但通常是在一天的同一个时候,在同样的主导情绪中,用同样的偏见和遗漏所写成的。”


《时间的噪音》:通过让他活着杀死了他

当生活告诉你, “就这样”,你只好点头,称之为命运。就这样,他命中注定被称为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对此无能为力。
——《第一章 在电梯旁》

关闭窗户之前,是不是应该点头的?关闭窗户,是不是无能为力?就在近处,就在背后,不是时间制造的噪音,是不分时间的吵闹。我称之为工地,用俯视的方式,至少要从坐着阅读的状态中起身,至少要走到书房窗户的位置,至少要打开半扇窗户然后把目光放出去:挖掘机在隆隆作响,坚硬的钻头深入每一块石头,碰撞、敲击,碾碎,这是巨大的工具,即使它无法抵达目光的高度,但是在被看见的行动之前,之后,和之中,那种声音却是以没有空隙的方式覆盖过来。

甚至把时间也覆盖了,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日落黄昏,几乎没有从覆盖的噪音中抽身的机会,即使是那个需要片刻宁静的午休时间。这是一个工地,这是一个项目,这是官方开始实施的计划,当你点头的时候,记得把窗户关上,至少可以有限地隔开一点声音,在拟无能为力的时候,记得让自己听见一声叹息,至少可以证明一种情绪的表达。但是,在巨大的工具面前,在巨大的噪音面前,在不分时间的时间面前,何处有历史的低语?

“几十年后,如果这样的音乐足够强大、真实、纯净,能淹没时间的噪音,它就能够转化为历史的低语。”一种信念已经出现在几十年后了,已经从 “在电梯旁”等待审问甚至枪决到 “在汽车里”屈服了。一本书放在面前的时候,几十年显得很遥远,朱利安·巴恩斯,这个名字总是在我结束了一年开局的那些旧书阅读之后,出现在我面前,从前是《英格兰,英格兰》,现在是《时间的噪音》。一个新的开始,是以文本为标志的,是以名字为开端的,就像一个标签,分明是选择之后决定的,但是时间能选择吗?时代能选择吗? “几十年后”能选择吗?那句话之前,他说的是: “什么能对抗时间的噪音?只有我们自己内心的音乐,关于我们存在的音乐,有些人将它转化成了真正的音乐。”对抗时间的噪音,时间是无时间的时间,时间是没有选择的时间?The noise of time,书名写在封面上,当那种时间成为无时间的状态,成为窗外不分时间的存在,是不是时间就是一个复数:times——当时间变成复数的时间,它就是一个时代,一个被噪音覆盖的时代,一个存在着权力、死亡、恐惧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着音乐,良心、自由以及 “历史的低语”的时代。

复数的时间变成时代,会有一个人的时代吗?可以发现 “历史的低语”吗?当那个叫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人站在1937年的那不升降电梯里等待权力把自己叫去的时候,他是不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低语,仅仅是叹息的另一种说法,和升降电梯突然的嘎吱声响起一样,它总是变成一种无能为力的打断声,那个声音也曾在他耳边出现, “我儿子得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母亲的恐吓声,如此强大,强大到了甚至取代嘎吱声。父亲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维奇不到五十死了,和战争有关,也和时代有关,而当他试着想要离家出走的时候,那个声音变成了一种屏障,让他无法面对和尸体有关的死亡。

这是一种命运, “就这样”地说着,却绝不是历史的低语,一个带给他生命的女人挡在面前,这就是命运,甚至是宿命,包括身体,包括名字,包括音乐,包括婚姻,哪一个不是在 “就这样”的状态中给他的 “times”留下了声音的标签? “当时他以为是他自己挣脱的,但现在,他承认,是母亲让他脱手的,一个手指接一个手指,直到彻底松开。”滑脱的时候不是安全,而是恐惧,甚至不是自己想要的离开,于是自由就变成了调转屁股之后泪如泉涌的现实,跑回家的一切就是 “对此无能为力”的命运。还有妻子,妮塔,塔尼娅,以及职业妓女罗扎利娅,他的选择总是为了证明自己拥有自由,可是那不是聒噪而淫乱的吗?不是不合常情的吗?那一个和自由选择的话题可以拉出长长的一个句子:

就这样,他和妮娜相遇了,成了恋人,但侄他还在努力将塔尼娅从她丈夫那里赢过来,然后塔尼娅怀孕了,然后他和妮娜敲定了他们结婚的日子,但在最后一刻,他无法面对,于是没有出现,逃婚了,躲了起来,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几个月后,他们结婚了,然后,妮娜有了一个情人,既然事已至此,他们决定分手并离婚,之后,他也有了一个情人,他们就分手了,签了一份离婚协议书,但当离婚成真时,他们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六个星期后,他们复婚了,但他们还是没有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母亲是女人,妻子是女人,女儿是女人,当一个男人的父亲去世,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个被命运带来的另一个男人来说,时代就变成了充满噪音的个体时间——它是单数的。在单数里,关于生命,关于家庭,关于婚姻,关于音乐,也都变成了单数,变成了唯一,就像时间,无论是1936年,1948年,1960年,它们组成了复数而迷信的闰年,但是每一个闰年,都和上一个十二年没有相同之处,它在表面被贴上了符号,它在心里成为一个解不开的疙瘩,而其实它们不组合成唯一的时间,因为, “这是他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那一天,他抽完了烟,那一天,他站在嘎吱响的电梯旁,那一天,他无能为力地等待权力的决定,当1929年他的音乐被说成 “偏离了苏维埃艺术的大道”而被学校开除,当献给他《第一交响曲》的作者米沙·卡瓦德里成为第一个被逮捕和枪毙的人,当1936年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音乐还没有停歇那个防弹包厢里的斯大林已经离去,当听说了一个作曲家因为管弦乐队的席位排列而遭到枪决,当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汗珠从发际线滚落下来,似乎一切都是无能为力的,甚至他想到进入电梯之后再也不出来,他想到自己一岁的女儿会被人送到收养人民公敌孩子的特别疗养院,还要什么是 “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还有什么能识破权力的边界?还有什么能对抗时间的噪音?

站在对面的是当权者,当问他关于和元帅的交往中有没有谈过政治,有没有 “譬如暗杀斯大林同志的阴谋”,他说话了吗?是的,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在说话,只是在低语,被噪音覆盖的低语,和自由无关,和抗争无关,甚至和逃避也无关,他说了,只是说了,他知道, “从此以后,只有两种类型的作曲家:战战兢兢活着的和已经死掉的。”但是说了和不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1937年的时间里,噪音又被噪音覆盖了, “在周六到周一之间,扎克列夫斯基自己受到了怀疑。他的审讯员被审讯了。他的逮捕者被逮捕了。”审讯而被审讯,逮捕而被逮捕,当在他面前代表权力的人消失在权力世界里,当元帅和红军高层一起被枪决,时间之外,他反而意外、偶然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于是,命运这样表述他本应该死去的时间: “他那年夏天创作的《第五交响曲》,于1937年11月在列宁格勒交响音乐厅首演。”

从1936年闰年的《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到1937年的《第五交响曲》,音乐没有随着那个包厢变得空荡荡而消失,而当它再次回来,已经是十二年后的事:1948年,又是一个闰年;1948年,斯大林又观看演出,1948年,又有当权者和他对话,而1948年,他依然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他不在电梯旁抽完了一根又一根烟,而是在飞机上以艺术团的名义从苏联飞往美国,又从纽约飞回莫斯科。机翼和转动的螺旋桨,颓废的西方发明 “安非他命吸入器”, “他本人在起飞和降落时,忍受着非资本主义的恐惧。”于是时间在空间的改变中转向了,参加纽约国际和平会议,宣读苏联当局为他准备好的讲稿,并公开批判他所崇拜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被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尼古拉斯·纳博科夫百般质问……他没有犯错误,没有像帕斯捷尔纳克公开朗诵第66首十四行诗,那第九句写着: “艺术被权威绑住了舌头”;没有像来自格鲁吉亚的穆拉杰利在《伟大的友谊》中犯了政治和音乐的双重错误;没有被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门口的示威者的那句话诱惑: “肖斯塔科维奇!从窗户跳出去!”

他没有从窗口跳下去,他没有自杀,当然也没有被权力杀死——他在权力中间,说着当权者的话,他自己变成了时间的噪音,覆盖了历史的低语。这是乐观主义? “成为俄罗斯人,就是成为悲观的人;成为苏联人,就是成为乐观的人。权力永远不明白这个。它认为,把宣传喂给剩下的人,就能得到乐观主义。”他在那个时间和这个时间之间,他在悲观和乐观之间:他爱妮塔,这是乐观的生活,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是一个好丈夫,这是悲观的;他爱孩子们,这也是乐观的,但是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父亲,这也是悲观的;而对于音乐,他为这个国家说话,他是乐观的,但是音乐到底属于谁,这便成了一个悲观的问题。

“艺术属于所有人,也不属于任何人。艺术属于所有时代,也不属于任何时代。艺术属于那些创造它的人,也属那些享受它的人。艺术是历史的低语,能在时间的噪音上被听闻。艺术不是为了艺术而生:它是为了人民而生。但,是哪种人民?谁来定义?”音乐不是为了艺术而生,是为了人民而生,人民或者就是乐观的妮塔,就是孩子,就是家人,就是自己, “如果你保住了自己,你也可以保住你身边的人,那些你爱的人。既然你会做任何事来保住你爱的人,那么你也会做任何事来保住自己。”而自己不自杀的原因也仅仅是因为 “他必须掌握自己的人生故事”,哪怕最后变成无望,变成歇斯底里。

悲观而乐观,俄罗斯而苏联,跨越了不同的时代,就是跨越了时间,跨越了同为闰年的1936年和1948年,跨越了社会主义的莫斯科和资本主义的纽约,而在另一个时代开启的时候,他一样以妥协的方式来跨越时间的噪音。 “斯大林认为他懂得也欣赏音乐。赫鲁晓夫轻视音乐。哪种情况对作曲家来说最糟糕?”这是他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床头柜上的明信片是提香的《现金》,读到的一句话是契诃夫的 “你应该写下一切——除了揭发信。”写下的是描绘西伯利亚大草原的《森林之歌》,他的脖子上挂着三枚列宁勋章和六个斯大林奖,他的妻子死了,他二次婚姻结束了, “身边需要一个妻子”成就了他第三次婚姻——而这一切对于他来说,不是完全平静的,矛盾在那里,当权者在那里,音乐在那里,人民在那里,他自己在那里,他无法绕开1960年这个又是闰年的时间。

“这么说吧,你不入党,就不能当协会主席。”当权者的第三次对话,是把他推向了另一个权力顶峰,入党,成为协会主席,这些都是标签,但是在1960年他必须被贴上这些标签,甚至最后变成他自己贴上标签, “我是个作曲家,不是个主席”的拒绝显得有些苍白,于是他屈服了,于是他变成了共产党员,变成了社会主义英雄,于是他有了司机和相见别墅,有了仆人,于是他参加各种会议, “他任思绪流转,只在别人鼓掌的时候也鼓一下掌。”于是他签署了针对索尔仁尼琴的公开信, “他还认识了人类灵魂的毁灭。”

没有悲观和乐观,只有悲剧和闹剧,而且也再无分别:悲剧就像闹剧,历史的低语就是时间的噪音,活着就是死去—— “这就是对他生活的最后的、无可争辩的反讽:通过让他活着,他们杀死了他。”他们是谁?他又是谁?他们是复数的,是主动的,是权力,是时代,而他,是一个人,一个作曲家,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活着寻找音乐的人。活着才能杀死他,这便是他一生的反讽:

他所有的生活都依赖于反讽。反讽让你可以机械地模仿权力的行话,念出那些以你名义所写的毫无意义的报告,煞有介事地痛悔你的书房里没有斯大林的肖像,而在半掩的门后,你的妻子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发出被禁的笑声。你欢迎新任命的文化部长,发表评论,说在音乐圈会出现非常可喜的进步,他们一直对他怀有最大的希望。你为你的《第五交响曲》写了最后一个乐章,相当于描绘一个小丑在对着一具尸体咧嘴傻笑,然后换上一张严肃的面孔倾听权力的反应: “瞧,你看他快乐地死去了,肯定是因为知道革命是正义的,必然取得胜利。”你内心部分相信,只要能依赖反讽,就能活下来。

他活着,他的家人活着,他的时间活着,是因为有些东西死去了他才活着?还是因为他活着而有些东西已经死去了?卑微、妥协、攻击、出卖,不同的闰年,他都有过不一样的态度, “在电梯旁”的时候他是准备死去而活着, “在飞机上”的时候,他是活着而继续活着, “汽车里”的时候,他是活着而走向死亡——到底谁真正死去了?到底谁还一直活着?生命?个体?音乐?自由?权力?

三种状态,三个时代,三次活着,以及三种音乐, “一个听,一个记,一个饮”,在那列火车停下的时候,三个不认识的人在伏特加的酒杯面前, “所有男人都会变成各种生存技术。”对羞辱无动于衷,对伤残的身体无动于衷,对失去的自由无动于衷,当三个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时,有人说: “一个三和弦。”叮的一声,酒在荡漾,弥漫着一种醇厚的味道,三个人,三个杯子里的酒,三个喝酒的嘴巴,三和弦的世界里也许真的没有那些时间的噪音,时代的噪音:

战争会结束,这毫无疑问,除非它从未发生过。恐惧会延续,而毫无来由的死亡、贫困、污秽——也许它们也会永远延续下去,谁知道呢。然而,三只不太干净的伏特加酒杯和杯中酒所碰撞出来的那个三和弦,清除了时间的噪音,会比所有人所有事都活得更长。而最终,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魔桶

编号:C55·2171218·1444
作者:【美】伯纳德·马拉默德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5月第1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22.40元
ISBN:9787020122899
页数:220页

马拉默德的《魔桶》获195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内中收录了《头七年》、《哀悼者》、《我梦中的女孩》、《天使莱文》等十三个短篇故事,地点有纽约也有罗马。他以强烈的城市现实主义色彩融合意第绪谚语和少许艺术魔力,诉说着鞋匠、鸡蛋对光检查员、媒人等小人物的生活。主题承袭了一贯的失败、挫折、疲惫、孤独、衰老等元素。 “你能爱一块石头、一把扫帚、一种虚无吗?他敞开胸膛,击打着一条条肋骨,咒骂自己为什么相信了那些根本不值得相信的东西。”这是一份可悲的清单,然而每个故事都带上了充满讽刺意味的幽默感和果敢的幻想。这是一本描绘纽约和移民经历的书,是现代美国短篇小说的亮点,其他类型的作品极少有能把挣扎、沮丧、心碎以如此愉悦和艺术的笔触描绘出来的。


《魔桶》:相信我,到处都有犹太人

德·维克契斯用力把钥匙掷过来,转身跑了。比维拉库两眼冒着怒火,一闪身躲过去了,钥匙打在卡尔的前额上,留下了一个永远抹不去的印痕。
——《瞧这把钥匙》

钥匙可以打开门,可以进入房间,当漂流者用钥匙找到安身之所的时候,为什么会被丢弃,甚至伤人?而当那把钥匙打中卡尔的前额,肉体的疼痛之外,却是心灵上的一次伤害,印痕其实就是那个刻在他身上永远的标签:美国人,在异国他乡找不到家的美国人。

并非只是一种地理上的隔阂,当身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带着妻子和孩子来打意大利罗马,专攻意大利研究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消除隔阂的开始,就是寻找一种文化的源头,但是对于卡尔来说,这一次罗马之行却是 “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惊奇”。研究意大利文化,是在学术层面上进行的,他可以让人暂时遗忘身份,遗忘现实,但是这无非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异国他乡如何生存,如何让妻儿无忧,又如何在此基础上从事研究,这些问题摆在卡尔的眼前,甚至最为关键的找到出租房也成为一件难事。

“每一小片面包都有二十个人在张着嘴等着。你们美国人可真是够幸运的。”房屋中介比维拉库似乎在虚构着另一个美国,尤其是这样一个正在重建中的意大利,对于国家的虚构,也使得比维拉库虚构了卡尔,而除了比维拉库之外,那个女伯爵曾经的情人德·维克契斯也在虚构着美国以及美国人的生活, “我听说你们的政府对你们这些富布赖特学者相当慷慨。”也正是这种文化和历史的差异,造成了现实的差异,卡尔在最基本的安身之所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只能感叹: “我也希望所有的意大利人能够如此,并祈求他们让我能在他们中间生活一段时间。”因为双方都在虚构,所以双方在现实面前却又开始了解构,卡尔找到了中意的公寓,并曲折地找到了拥有那把钥匙的德·维克契斯,最后一把钥匙八万里拉的价格当然无法说拢,即使两万五千里拉,也是跳过了比维拉库而被卡尔视为 “行贿”,而对于 “行贿说”,德·维克契斯愤怒地说: “你们想尽办法收买我们——我们的选票,我们的文化,而你们反而厚着脸皮说什么行贿。”

虚构和反虚构,就是一种解构,而曾经女伯爵住过的那所公寓也只是一种虚构,当最后打开房门,里面却是一片狼藉: “家具用斧子给砍碎了,沙发里的弹簧都露了出来。地毯也被剪成了碎片,书被扔得满地都是。白墙上泼洒了红酒,卧室墙上写了一些些脏话,是用橘色口红涂上去的。”钥匙从德·维克契斯手中掷出,然后 “转身跑了”,钥匙没有落到比维拉库的脸上,最后在空中飞出一段轨迹之后,打到了卡尔的前额上,于是那个印痕成为 “永远抹不去”的标记,成为虚构世界里对人的伤害。

钥匙从一个人手中掷出,越过一个人的身体,打在另一个人的前额上,三个男人其实都书写了他者的生活,而当现实真的回到真实的时候,似乎一切都没有了意义,只有印痕式的标签无法抹去。而在《最后一个马希坎人》中,一样是关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虚构,但只有两个人,而两个人又都是意大利之外的他者。费德尔曼和卡尔一样是从美国来到了意大利,也是为了从事研究——打算写一部研究乔托的作品,但是他在这个和学术有关的城市遇到的不是本国人,而是一个同样漂流到此的客人——犹太人萨斯坎德, “我来到罗马的第一句问候居然是来自一个乞丐。”这自然也是解构的开始,这个产生了伟大乔托的国度,却为何让一个犹太人变成了乞丐?

“我不开玩笑,真是靠喝西北风活着,有时我也做点小买卖,可做买卖需要许可证。而意大利人又不发给我。所以每次他们抓到我卖东西,就罚我在劳役营里待六个月。”在意大利,萨斯坎德不从事研究,只是为了生存,但是他身上永远刻着那个标签:犹太人,种种的不公似乎都成为他永远无法抹去的印痕, “他们要给我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回以色列的票。”身为流亡者,就必须回到自己的祖国,这就是这个标签真实的意义,在犹太人墓区干活, “他为死人祈祷”,这便是萨斯坎德的生活写照,而当费德尔曼的公文包被偷走,他为什么会直接怀疑是萨斯坎德所为?这种推断是不是也是一种歧视?就像学术研究对于流亡现状的不屑,

但是在萨斯坎德那里,意大利人给他买回以色列的车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等同于驱逐,一个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归宿感的人,是 “最后一个马希坎人”,但是萨斯坎德却在流浪中自己驱逐了自己,他对费德尔曼讨价还价, “一万五千里拉赎回那章手稿。那个崭新的公文包归你所有。这是你的生意,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公平吧?”在教堂周边卖念珠的萨斯坎德真的需要用钱,而用偷窃的办法看上去是为了敲诈,但是最后她却说 “什么也不要”——唯独烧掉了费德尔曼的那份手稿, “我只是帮你做了点事。”烧毁手稿就是烧毁研究成果,就是返回到最基本的生存,所以在萨斯坎德的行为中,费德尔曼也看到了研究和生存之间永远无法消除的隔阂,当那一句 “衣服归你了,我原谅你所做的一切”喊出来的时候,萨斯坎德却从他的视线里跑掉了,跑掉而消失,只是消失在身为美国人、身为研究者的面前,而他永远无法从这个虚构的世界里逃脱, “可是那个流亡者仍在跑,直到最近,人们仍看见他在跑着。”

伯纳德·马拉默德:哀悼之后才能复生

流浪而奔跑,甚至永远无法找到终点,它提供了一种既存的社会现象:没有转身而看见的归宿,没有信仰的生存,而这便是隔阂世界里必然的印痕。《头七年》里的鞋匠助手索贝尔也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当他以流浪者的身份找到鞋匠费尔德的时候,头上也刻着印痕,只不过他遇到的是同为波兰移民的费尔德,这或者是幸运, “考虑到是同胞,用他比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总要少担一份心。”费尔德收留了他,但是仅仅是物质上的最低满足,在费尔德心里,一直存在着一种理想,那就是成为这里的人,去除流氓者的身份,去除犹太人的标记,所以他在看见大学生麦克斯前来修鞋的时候,希望自己的女儿米里亚姆能够喜欢麦克斯,甚至和她结婚,他的理由是: “让她同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结婚,将来过个好日子。”

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所谓的高贵并非是因为受到了教育,而是因为麦克斯不是犹太人,不是逃亡者,但是正如女儿米里亚姆所评价的,麦克斯是一个 “十足的物质至上的人”,她不喜欢他——这是一种否定,而否定之前是肯定,她喜欢索贝尔,喜欢索贝尔的书,喜欢索贝尔的阅读,而索贝尔待在鞋匠铺里,目的也只有一个,他爱米里亚姆。一种爱情,看上去是去除了身份的差异,两个爱读书的人才是真正相爱的,而其实这是唤醒了同质的身份,当费尔德骂索贝尔: “ “索贝尔,你真是异想天开,她决不会嫁给你这样又老又丑的人的。”就是在用另一种标签隔开了他们。

所以在这个异构的社会里,标签永远是前额的那个印痕,无法抹去,却更加凸显,《哀悼者》里的凯斯勒也是犹太人,他以前是个鸡蛋对光检查员,但是现在只能靠社会保险生活,在那一幢出租房里,房东格鲁伯为了自己的利益,要让他迁出,并且动用了司法局长的特权,通过两名身强力壮的助手将他赶了出去,在写着雪的户外,凯斯勒孤独而忧伤地坐着,是邻居将他重新背上了楼,而凯斯勒哭诉着说: “是谁把一个在这儿住了十年按月交房租的人赶了出去?我都做了什么,请你告诉我!是谁无缘无故地伤害别人?你是希特勒还是个犹太人?”特权下的歧视,是一种暴力,在犹太人的记忆中,这种暴力体验一直无法抹除,而格鲁伯、司法局长、身强体壮的助手,就是复活了他们的这种伤痕。

但是,在谴责种族歧视的同时,这个令人心寒的故事却隐藏着另一个线索:凯斯勒为什么孤独,为什么无助,是因为他在年轻时抛弃了家庭,扔下了孩子和妻子, “他一次也没有想过去问一问他们是否还活着。”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他是不是也在所谓的权力中犯下了一种罪?所以在这样一种同样被抛弃的境遇中,他自言自语说: “有什么人死了。”而在所谓死者身边,他就是一个哀悼者, “突然有一种可怕的力量撞击着他,他想到这个哀悼者哀悼的正是他本人,是他已经死了。”克鲁伯是哀悼者,凯斯勒是哀悼者,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正是他们自己。

哀悼是对于死者的悲伤,是对于自我的忏悔,但是在《湖畔女郎》中,那个标签却被隐藏起来,同样是来自美国,同样是去往意大利,更喜欢叫自己 “自由人”的弗里曼在那个美丽的戴尔·东戈岛上看见了美丽的女孩, “她那面庞轮廓分明,皮肤的颜色较重,是典型的意大利脸型,它集中了历史各时期的美于一身,成了这一民族和这种文明的美的代表。”所谓的美,其实只是身体欲望的一种投射而已,尤其是在接触之后女孩全身裸体跳入水中,深深吸引了弗里曼,甚至弗里曼开始构筑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女孩在见到他时问的第一句话是: “你大概是个犹太人吧?”

肯定式的疑问,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但是弗里曼似乎故意隐藏这个标签,他把自己带向了另一条道路,他说自己不是犹太人,虽然说对犹太人并无反感,其实在内心来说,他是将自己的犹太身份杀死了,是在哀悼自己。但是最后他却陷在自己的陷阱里, “因为我希望你是犹太人。”女孩是犹太人,在那个战争年代,她身上留下了伤痕,正是这个伤痕,她要让自己永远记住那段历史,要让自己永远保留这种记忆, “我不能嫁给你,我是犹太人。我的过去对我很有意义。我十分珍视我以往所受的苦难。”弗里曼选择的是遗忘,甚至是刻意的遗忘,和女孩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把自己杀死了,而她让自己永远活着。所以最后的欲望变成了一种反讽: “他摸到她的胸脯,想握着、亲吻着、吸吮着,但她走进了雕塑群,当她已快消失在雾霭之中时,他还呼唤着她的名字,拥抱着月光下的一座石像。”

苦难必须铭记在心,这是对历史、对信仰、对文化的尊重,这是对自我的肯定,所以别人刻下的印痕不必抹去,而当自己抹除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背叛?那些犹太人是流亡者,是生活在底层的鞋匠、对光检查员、裁缝,但是活着必须有尊严。但是当自我背叛,自己成为哀悼者的时候,谁来拯救?那个黑人犹太人莱文说自己是天使,在马尼斯彻维兹陷于生活所迫的时候,似乎成了一种寄托,但是那仿佛是一个梦,即使在梦中求助了莱文,对于马尼斯彻维兹来说也感觉问心无愧了, “他知道这次行动是最后绝望的痛苦挣扎,去寻找一个黑人魔术师来拯救妻子的病。但是如果别无选择,他至少也算是尽了力。”而这种行为似乎也从现实意义过渡到了信仰意义,正如那个驼背所说: “灵魂是无形的物质力量,如此而已,灵魂就是这样产生的,无形生自有形,而这两者又都生自灵魂,只是偶尔相反,没有比灵魂更高的了。”上帝是希望,上帝是光,上帝把精神置入万物,所以人人是天使,人人可救赎,最后的马尼斯彻维兹发出感慨, “相信我,到处都有犹太人。”

到处是犹太人,到处是天使,到处是有灵魂的上帝,于是下雪天会看见白色的羽毛从天上飘落,于是现实中老去的女人会成为 “我梦中的女孩”,于是 “用手搂着她从紧身胸衣里溢出的赘肉一起跳起了华尔兹舞。”于是在《魔桶》里有了最后的爱。芬克尔读完了犹太教律法,经过六年寒窗,他可以被授予圣职出任牧师,但是别人建议最好能结婚,这样就能成为拉比。为了完成这个心愿,芬克尔找到了媒人萨尔兹曼,但是萨尔兹曼做媒的女人都不和他的意。不合意,并非是女人年龄问题,并非是不够漂亮,其实是芬克尔根本不会去爱,甚至对上帝,也只不过是在知识层面完成了命名: “我信上帝,并不是因为我爱他,而是因为我并不爱他。”

除了父母之外,芬克尔从未爱过任何人, “因为他不爱人类,也不可能全力地去爱上帝。”但是当他从萨尔兹曼的手中看到那个女孩的照片时,却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 “她在开启一个新的天地,这里有各种希望,她自己的天地。”但是萨尔兹曼却告诉他,这个女人 “不适合你。她太野,没有廉耻,她不配嫁给一个拉比为妻”而且, “就像牲畜,就像狗。在她看来贫穷就是罪恶。正因为这样,我就当她已经死了。”萨尔兹曼其实就是这个女孩的父亲,他诅咒她, “她该下地狱,该烧死。”她是罪恶的符号,是死去的象征,那刻在身上的印痕也永远无法抹去,但是这种奇怪的东西反而让芬克尔体会到了爱, “他最终下了决心,让她向善,而自己皈依上帝。”在他看来,她纯洁无瑕,她是天使,她是希望。

无论是找不到归宿的流亡者,还是将身份隐匿起来的无名者,其实都缺少一种爱,缺少对自我的救赎,那个印痕总是压着自己,让自己无法翻身,无法成为完整的人,甚至被沦为罪人,所谓哀悼是哀悼历史,哀悼社会,哀悼谎言,但是灵魂不死,信仰不死,爱不死,救赎就是自救, “上帝把精神置入万物。”

疯狂的奥兰多

编号:C38·2171213·1442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22.30元
ISBN:9787544722216
页数:426页

“在文学上,它却被无限地夸大,甚至将全世界卷入其中,图书馆中更是文章满纸。在诗人们的想像中,以及在更早前平民的想像中,事件并不是从历史的角度,而是从神话的角度展开的。”历史图册上的小地图,到底有着怎样的一个神话?《疯狂的奥兰多》是一本独特的书,它是一个自己的世界,人能在其中随意旅行,进入,走出,迷路。卡尔维诺以他对这篇长诗的热爱,运用独特的写作技巧,以自己的语言讲述这篇长诗的各石故事,情节生动风趣。此书保留原诗精华的同时,更利于现代人阅读,既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疯狂的奥兰多》导读,同时也是姆卜诗歌散文相互穿插的形式独特的短篇小说集。


《疯狂的奥兰多》:欲望是通向虚无的奔跑

这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人们可以在其中纵横捭阖,进去,出来,甚至迷失方向。
——《前言》

独立世界仅仅是一个文本?进去是中世纪的那张历史图册,出来则是20世纪的人性寓言,在历史与现实的转换中,如何纵横捭阖?当卡尔维诺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相互挑衅变成 “对所有时代和战争的浓缩”,一种共时性的迷宫便被打开了, “事件就像树木的枝权四方伸展,相交后继续岔开,拓宽这种诗歌的真正方法是使其从内部膨胀,从一个情节扩散到另一个情节,创造新的对称和冲突。”那么这个事件就一定有一个源头:它是流行的传奇《罗兰之歌》,它是查理曼圣骑士的武功歌,它是无名氏创作的史诗,它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文学参照。

但仅仅是一个进去的进口,当勇者罗兰从法国越过比利牛斯山,越过阿尔卑斯山,变成了当罗尔丹,变成了奥兰多,那个进去的世界还能安然出来,那个《罗兰之歌》还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武功歌的传诵中心散布于香客朝圣的路上:通向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道路途经龙塞沃,朝圣者可以拜访传说中罗兰—罗尔丹—奧兰多的墓地;还有通往罗马的大道。”其实已经分叉,它后来变成了16世纪的《疯狂的奥兰多》,它的作者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一个把三十年的生命献给了46篇3万余行叙事诗的诗人,而他去世前夕一五三二年出版也不是这个世界的出口,它在次分叉,变成了二十世纪的《疯狂的奥兰多》,它的作者是伊塔诺·卡尔维诺。

从法国的《罗兰之歌》到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再到卡尔维诺的同名图书,从军事史诗武功歌到长篇叙事诗,独立世界是一个多文本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当你从第一道门进去之后,真的可能出不来了,即使迷失方向而找到出口,也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判断,所以当卡尔维诺说 “阅读可以在不提及任何先前或之后作品的情况下进行”,就像是一种诱惑,他把你扔在那个可以进入的口子里,然后扬长而去,余下的是你必须用自己的阅读方式找到出来的方向——从进去到出来,其实那个独立世界是你自己的世界—— “历史,即事实的真相与史诗并无多大关联”,而史诗,你也完全可以不管他的韵律,他的八行诗的节奏,他的 “语言中不可或缺的配件”,以及他的讽刺意味的玩笑,就这样打开,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看见疯狂的奥兰多,就这样恢复理性,如此,方向只不过是一双眼睛的可能范围。

但是,当开始阅读,开始用目光探寻,实际上就是进入卡尔维诺所说的欲望,传统的奥兰多,是贞洁的象征, “爱欲是无法侵入的”,但是在颠覆者阿里奥斯托和卡尔维诺那里,爱欲却成为骑士精神的最大威胁——如果扩展开来,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征服世界,十字军东征,基督教欧洲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是不是也是一种欲望的表达? “圣骑士和异教徒之间的决斗和战争才演变成纯粹的叙事题材,以及每次冲突、每次原谅、每次冒险的象征,摩尔人包围巴黎就像特洛伊战争一样,只是个神话。”骑士精神、圣战,都被神话而神化了,那些欲望变成了对于异教徒的拯救,变成了对于基督教的皈依,所以在这个被欲望控制的 “所有时代和战争的浓缩”的文本里,才会有一个叫做安杰莉卡的女人, “安杰莉卡身边围绕着一群被欲望模糊双眼的骑士,他们忘记了骑士的神圣职责,因为太过鲁莽而继续徒劳地打转。”正是被安放在被欲望模糊双眼的骑士身边,安杰莉卡才是进入和退出这个迷宫的钥匙。

她是契丹公主,她是美丽的姑娘和恋爱中的女人,而实际上当她的美貌、乳房和额头成为骑士渴望拥有的东西,她就是欲望的代表, “她带着所有魔法来到法国国王查理曼的圣骑士中间,目的是让这些人爱上她,并心怀嫉妒,这样就能让他们放弃与非洲摩尔人和西班牙的战争。”欲望是一个魔法,爱上她就会心怀嫉妒,就会失去战斗力,就会退出征战,就会解构骑士精神和所谓的高贵爱情。所以费拉乌爱上了她,里纳尔多爱上了她,奥兰多爱上了他,萨克利潘特爱上了她, “如果爱的不是她,活着有何意义?”费拉乌因她而放弃寻找头盔,里纳尔多因她而推迟决斗,萨克利潘特因她而嫉妒,而奥兰多最终因她而疯狂—— “欲望是通向虚无的奔跑”,当被爱欲侵入,所有人可能都会迷失方向。

被追赶的安杰莉卡被索卡西亚国王萨克利潘特爱上,这是第一个关于爱欲的故事,卡尔维诺就是从这里打开了进口,而在这个进口里,安杰莉卡和萨克利潘特之间当然不是独立的爱情,他嫉妒在东方作战时被安杰莉卡占为己有的奥兰多,却又甘心成为安杰莉卡的仆人,而在相信自己将安杰莉卡握于掌心的时候,却又被所向无敌的女骑士布拉达曼特击落于马下。而在安杰莉卡继续逃离的过程中,在被海怪囚禁时,鲁杰罗又解救了她, “鲁杰罗怀抱里有了安杰莉卡,他立刻忘掉了布拉达曼特。”

迷宫之中的另一个迷宫,欲望之后的又一个欲望, “《疯狂的奥兰多》是在世界地图上下的一盘棋,一盘无边无际的棋,这一大盘棋同时还分成许多小盘。世界地图比一张棋盘更为千变万化,然而棋盘上的每个人物都如一枚棋子,每走一步,都要遵照既定的规则。”那个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到底什么是 “既定的规则”?一种是关于忠诚的背叛,骑士精神之陨落便是最大的背叛,萨克利潘特甘心变成安杰莉卡的仆人,甚至比不上忠诚于里纳尔多的巴亚尔, “为了帮助坠入爱河的主人,巴亚尔多主动追寻安杰莉卡的踪迹,跟在它身后的里纳尔多就此可以找到他的美人。”而布拉达曼特之出现,是为了寻找被囚禁于亚特兰大巫师城堡里的歧视鲁杰罗,为了爱情她冒险,而鲁杰罗如果娶了布拉达曼特,一方面是皈依了基督教,而另一方面则将死于马冈札家族的背叛,因为马冈札家族的人从来都在说谎。

“鲁杰罗代表了一种不容置辩、不可动摇的命运。”这似乎是一种考验的胜利, “鲁杰罗,无论做出怎样的决定,或者不做决定,无论被怎样的意外阻滞或激励,结果都会放弃伊斯兰信仰,接受洗礼,依偎在女战士布拉达曼特深情结实的怀抱里。”为了爱,为了信仰,他必须背叛异教徒,但是当他最后死于马冈札家族的背叛时,这又如何构成一种忠诚?而当鲁杰罗被亚特兰大巫师的骏鹰飞到岛上的时候,他却又被所谓的仙女阿琪娜带入了另一个考验的世界, “鲁杰罗已经明白这个故事是朝哪个方向发展的了:他本人是充满冒险和奇遇的骑士诗中的人物,现在却要冒着进入讽喻诗的风险,诗中每次出现幻影都有道德和教育意义——享受完阿琪娜的娇美,马上就要遭受这位仙女所有前任情人的厄运:退化成植物或矿物。”终于他得到了魔戒,阿琪娜不再是仙女,而是成为了一个秃头的老太婆。而当把安杰莉卡解救出来之后,他又忘记了自己的爱人布拉达曼特。

同样,在奥兰多追赶安杰莉卡的过程中,那些所谓的爱情也脆弱地被欲望所取代,他遇到了荷兰女伯爵奥林匹亚,她告诉奥兰多的是,弗利西亚国王齐莫斯科因为奧林匹亚拒绝了他儿子阿班特的求婚,入侵荷兰,烧杀抢掠,而奥林匹亚爱着的是塞兰迪亚公爵比雷诺,奥兰多用计谋救出了比雷诺,解放了荷兰,奥兰多是看见奥林匹亚和比雷诺甜蜜相拥才告别,但是刚获自由的比雷诺却顶上了另一位少女,一个被杀死敌人的女儿,于是阿里奥斯托在诗中感慨道: “谨防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他们的情欲如稻草点燃。”使得奥林匹亚变得绝望,从而像 “数十个魔鬼纠缠撕咬”一样变得疯狂,而卡尔维诺这说比雷诺 “根本不配接受如此忠贞的爱情”。

伊斯兰阵营中的勇士鞑靼国王曼迪卡尔多一方面在追寻奥兰多,这是战争和复仇,另一方面则是在追寻格拉纳达王之女多洛丽丝,这是爱情,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爱情?那么,我爱你!贵族身分?我是鞑靼人的国王!财富?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君主!勇敢?等着看我的表现,你就知道了。”而其实这样的爱情并不纯洁,因为多洛丽丝是查理曼最骁勇的战士罗多蒙特的未婚妻,他急于攻克巴黎就是为了找到多洛丽丝,但是多洛丽丝早就被曼迪卡尔多劫持了, “更糟糕的是,她还为此感到幸福。”为了自己的未婚妻,罗德蒙特烧毁了巴黎的房子,杀死了一万余人的撒拉逊战士,就像魔鬼降临这个城市: “撒旦折磨毁灭了这座不幸的城市,转身看吧,掠夺者犯下的罪行,赤热的火焰和滚滚的烟气。”

这无非是一个失去理智的疯狂行为,同样在鲁杰罗身上,在马冈札家族的背叛或许是鲁杰罗不容置疑命运的写照,但是当他遇见了撒拉逊女勇士玛菲萨之后,却爱上了她,所以布拉达曼特开始愤怒,开始绝望,开始疯狂,而其实玛菲萨和鲁杰罗是双胞胎,于是玛菲萨和布拉达曼特之间又变成了家族之间的复仇,而鲁杰罗代表阿格拉曼特国王和里纳尔多代表的查理曼作战,他们之间又从国家荣誉变成了私人恩怨,而其中依然是关于爱欲: “鲁杰罗,为了让自己配得上国王亲选勇士的荣誉,应当力求杀死恋人的哥哥;他既不能祝愿自己获胜,也不能向怯懦屈服。布拉达曼特只得缄默无语、一动不动地见证这一场发生在未婚夫和亲哥哥之间的生死决斗,一场无论如何都注定会带来残酷的葬礼,并让婚礼成为不可能的决斗。”于是惨重的死亡降临,那块土地最后变成了墓地。

鲁杰罗和布拉达曼特、奥林匹亚和比雷诺、曼迪卡尔多和多洛丽丝,他们之家的爱总是伴随着忠诚与背叛,伴随着勇猛与复仇,而最后都归于绝望和痛苦,疯狂和死亡,而在其中,苏格兰王子泽比诺和加利西亚公主伊莎贝拉之间的爱情,似乎是被肯定的。因为马冈札家族的谎言,苏格兰王子泽比诺被指控为杀害比纳贝罗的凶手,在伊莎贝尔的哀求下,奥兰多救出了泽比诺,但是伤势过重的泽比诺死去, “用人类的血肉、骨骼和静脉制成的”泽比诺是战争的牺牲品,而看到爱人死去的伊莎贝尔捏造了一个谎言,他告诉罗多蒙特喝下一种药水用剑砍头却不会死,罗多蒙特相信了她的话,杀死了伊莎贝尔,两个爱人终于以死亡的方式在一起,卡尔维诺说: “他们是悲剧故事的主人公,在奇异恐怖的冒险旅程中,用生命和死亡开辟了一片别样的广阔的诗意空间”,而杀死了伊莎贝尔的罗多蒙特终于从巴黎战火中醒悟过来,开始了自我救赎, “他将生命投入到一项荒唐而崇高的任务中去:守护这个被他愚蠢地杀死的年轻女子的坟墓。”

巴黎战火是罗多蒙特的一种疯狂,而他守护坟墓则回到了理性,这个从疯狂到理性的转变过程,也正是卡尔维诺为奥兰多定制的转变路线。奥兰多一心寻找安杰莉卡, “如今,为了一场徒劳的爱情,不在乎自己、上帝和舅父。”他解救了比雷诺,解放了荷兰,他解救了伊莎贝拉,让她和泽比诺相见,但是当他进入亚特兰大巫师魔幻城堡,却被无形的漩涡卷进了疯狂的世界,因为他听到了安杰莉卡的哀叹和痛哭,他看到了安杰莉卡的签名,周围刺着心、打着结,还画着鸽子。他想到的是:安杰莉卡恋爱了?一开始自信于爱上的人就是自己,但是他看到了 “麦多罗”的名字,甚至以为是安杰莉卡给他起的绰号,但是他最后看见了 “麦多罗”的签名,而且山洞里写着 “哦,在此与安杰莉卡公主拥抱,日夜晨昏,哦,多么美妙”,最后得知那张床上,安杰莉卡和一个步兵在这里成婚,于是痛苦万状的奥兰多开始疯狂:

我不是看上去的那个人:
奥兰多已经死去深埋地下。
是那个忘恩负义的女人
杀了他,用她的背信弃义。
我是从肉体上分离的灵魂,
在地狱中备受熬煎,
却把影子投射到地面。
所有对爱情心存希冀的人请以我为鉴。

他拔掉了树,他砍掉那些写有文字的石头,他不吃不睡躺了三天,他扔掉了所有装备,他开始赤身裸体,而最后他真的看见了安杰莉卡,当安杰莉卡从那匹马上掉落而死去,一个充满诱惑的女人就这样消失,而她的死并不是对于欲望的惩罚,而是一种所谓的厌女症的疯狂,甚至它是对于骑士精神的一种解构。奥兰多是因为嫉妒才发疯,因为发疯才报复,但是安杰莉卡却成为一种牺牲品,一开始她为了战争而勾引那些骑士,但是当她遇见撒拉逊人麦多罗的时候,却真的爱上了他——麦多罗是撒拉逊人,在基督教欧洲看来,他就是一个异教徒,但是出身微贱的麦多罗,对于国王达迪奈罗忠心耿耿,他和克罗利达诺团结一心,为了寻找主人,他们历经艰险,最后在牧羊人家里遇到了安杰莉卡,而安杰莉卡在没有魔法介入的情况下,真正爱上了麦多罗, “奥兰多、萨克利潘特、费拉乌、里纳尔多,这些敌军中最骁勇的上将,全不被这个尤物看在眼里,结果她却被一个普通的步兵弄得神魂颠倒。”

一个是契丹公主,一个是摩尔人出身的战士,一个是高贵,一个是卑微, “在遇到麦多罗之前,安杰莉卡从未设想过一个理想的丈夫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她找到了这个人,就不会放他走。她立即在牧羊人家里与其成婚,并决定带他返回东方,把他加冕为契丹皇帝。”这便是真正的爱,在那一刻,所有的诱惑都已经变成了最深沉的爱。而奥兰多,在那欲望之路上却走向了疯狂,只有当月亮上的阿斯图尔夫在天主的圣意下,给他服用了理性,他才恢复了理智:他变得睿智勇敢, “他也从爱情的束缚中解放,即使安杰莉卡出现身旁。如果不是为了什么卑鄙的事,他也不会再重视。他在爱情里失去的东西,统统通过学习和欲望在战功上重拾。”

他恢复理智后的第一句话是 “放开我”,这完全可以解读为从欲望的世界里挣脱出来,而告别欲望,告别虚无,奥兰多的重生只为一个目的:援救查理曼大帝和他的军队,于是他成为了最勇敢的战士,他成为了 “罗兰”。而这无非是另一种圣战,那个出口还是没有被打开,当奥兰多恢复了理智,查理曼赢得了战争,鲁杰罗皈依了基督教,卡尔维诺却又开启了新的迷宫: “几乎可以在行将结束的这首诗中开辟出另一首新诗的空间。”那就是那个 “所有英雄中最傲慢、最过分、最冲动、最不幸、最可悲的一个”,罗多蒙特在躲藏了一年一月另一天之后,开始挑战布拉达曼特的丈夫鲁杰罗,因为他背叛了爱人,他为了欲望和权力成为保加利亚国王。但是罗多蒙特还是失败了,但是在被救赎之后,他身上却有着真正的骑士精神,而这也正是这部史诗的意义: “罗多蒙特的身上蕴涵了诗歌的多面精神,他的自负、他的忧伤、他不竭的能量储备,所有这些将在此刻辞行,如一根缓慢的游丝,盘旋着,朝着寂静冥河的黑暗处。”

他被鲁杰罗杀死,坠入了冥河,但是在冰冷尸体之外,却是一个骄傲不逊的灵魂,敢于向权威挑战,无情戳破谎言,因为他在杀死了伊莎贝尔的时候,看见的是贞洁、灵魂和信仰,看见的是 “这个时代几乎陌生的东西”,看见的是比生命和青春更宝贵的勇气,或者这才是那个迷宫真正的出口,正是这个世界的独立意义。

废墟的花朵

编号:C38·2171213·1441
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8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9.80元
ISBN:9787532773671
页数:139页

“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故事,当晚发生在先贤祠附近,福塞—圣雅克路26号T先生和T夫人家中。”1933年4月24日,一对年轻夫妇在租借的巴黎公寓内死去,那个晚上,这对小夫妻应该去过舞厅,还认识了一些人。这是一桩谋杀案还是自杀案?30年后,一个偶然得知此事的年轻人重新开始调查这桩陈年疑案,并试图还原当晚的情形。他渐渐发现,案件中的很多当事人,他都碰到过。一场调查并没有得到期许的答案,反而开启了更多的调查。那些挥之不去的如幽灵鬼魅般的故人,那些被时间模糊的姓名和背影,还有迟迟未至的解释。这些都是巴黎的秘密。他能否找到案件的真相? “带红色电梯的房子”到底是怎样的线索?


《废墟的花朵》:奇遇就发生在街角

生活好好的,阳光普照。为什么非要去揭开无法揭开的谜,追逐幽灵。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阳光是穿过透明的玻璃,照在一本书的封面上,当我用最普通的方式打开而阅读,那一缕夏日的阳光却仿佛不是它自己照进来的,而是我在打开一个文本的时候勾引过来的。我之主体存在,是因为阅读而存在的,阳光必需凸显我的属性,从而进入到一个遥远的时代,那里是巴黎,是16区,是带红色电梯的房屋,是屈亚斯影院,是香榭丽大街,以及一个回到过去的我——时间和地点被依次打开,就是从封面那个被镂空的洞里顺着被照见的阳光,纷纷走了出来。

的确像幽灵,像无法揭开的迷,即使阳光照亮了一切,在人为被打开的世界里,也完全是陌生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那一句话说: “那种才华为时短暂,于我们如此‘陌生’,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隐藏在我们生命中十分隐秘的地方,似乎应该把它交给一个更可靠的人来保管,而不是拥有它的可怜者,当然,他得付钱。”把隐藏在我们生命中隐秘地方的东西挖掘出来,到底要交给谁?交给阳光?交给现在,交给生活,还是交给那个作者——我?是主动把自己推向那个带着记忆味道的过去,还是让自己被动地走出谜一样的存在? “这又有什么好处呢?”就像交给谁,都成为了一个关于时间的疑问,或者在记忆成为可怜者的过程里,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说法是:这又有什么坏处呢?

其实通往巴黎的路和阳光无关,它一直在那里,拉马丁在诗歌中早就打开了那条路,一个多嘴的老太,一种灰色的服饰,一头驴子,以及井底的绳子、插着几朵百合花和玫瑰的装芥末的罐子,它们是通往巴黎那条路上的证明,可是它们都是物,甚至是不会说话、不会提出 “这又有什么好处”问题的存在,即使老太是多嘴的,那些像是唠叨的句子里何尝有真正的答案?灰色的服饰是取消了记忆的彩色,一头驴子沉默,绳子一直延伸到黑暗的底处,罐子装错了东西,如此种种,拉马丁是故意制造了通往巴黎的那条不说话的路,当没有了向导,没有了说话者,没有了鲜活的记忆,当然也没有了打开菲茨杰拉德打开陌生世界的钥匙,没有了揭开迷宫的可能,当然,连那个 “更可靠保管”隐秘才华的人也没有了。

世界仿佛一个悬案。而在通往巴黎的那条路上,1933年就是一个再也没有谜底的悬案。一对年轻夫妇第一次到蒙帕纳斯过夜生活,他们遇到了两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女人,两个女人把他们带到了佩勒,然后一起去了一家舞厅,在那里见到了两个男子,最后大家一起前往了一栋装有红色电梯的房子。故事就是这样按照提示进入了自己的位置,两个完全陌生的女人,两个不认识的男子,一幢有红色电梯的房子,然后就是揭开了无法揭开的迷:当年轻夫妇T先生和T夫人回到先贤祠附近的福塞一圣雅克路26号家中的时候,他们神秘自杀了。

中间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自杀?1933年的故事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最后却消失在警方的案件侦查中,当陌生的世界在隐秘的地方被打开,其实根本没有那个更可靠的人,甚至 “神秘自杀”本身就带着某种悬而未决的特色:他们真的是自杀吗?T夫人被发现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死,当她被送往医院的时候,人们在死去的T先生身边看到了一封被揉皱的信,信上说: “我太太自杀了。我们醉了。我也自杀。用不着……”信没有结尾,省略号分明就是一个带入陌生而隐秘世界的标志,而更为明显的标志是 “自杀”两个字:是T夫人先自杀,然后T先生才自杀——当最后T夫人也不治的时候,这个案件就走向了最后的隐秘,而 “自杀”被盖棺定论的时候,一切就走向了信上所说的 “用不着”的结局。

一封信,两个人,自杀的结局,以及1933年的那个晚上,完全被封存在时间之中,即使后来有阳光普照进来,即使我的生活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在一种被命名的故事里,也总是有一种揭开隐秘状态的欲望,就像我在通往巴黎的路上,在拉马丁诗歌的物沉默中,总想听见有人开口说话,那个晚上我是不是曾经和T先生走在同一条路上?他们去蒙帕纳斯见陌生女人的时候,我是不是在寻找那个叫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的人?当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说: “她丈夫常常不在……我们四个可以乘机出去……你们说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就成了那个褐发女人眼中完全陌生的人?当在德卢岛克的时候,洛德·贝纳尔对我们说, “老房东安装这架电梯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上二楼的房间。”那个红色电梯是不是就是T先生和夫人坐过的电梯?甚至当他们用 “用不着……”的方式宣告自杀的时候,我21岁时和雅克琳娜远离马恩河和佩勒去维也纳的结局也正走向一种死亡生活?

“几个过时的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埃斯特拉帕德、壕沟外护墙、图尔纳福尔、波德费尔路……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害怕。”实际上,正是带着害怕的心情,才能走进1933年的悬案,才能试图去揭开无法揭开的迷, “1933年的那个晚上,T夫妇跟我走的是同一条路。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自60年代以后我就避开的地方。”德莱佩修道院路、聋哑学院的高墙、圣女日南斐法山的中学,它们应该保存着60年代离开时的状态,当一个人通过记忆回来的时候,它们是不是还是以前的?或者是不是可以在一种悬案的世界里发现里面存在的隐秘故事?60年代里,认识了雅克琳娜,住过德朗布尔路的旅店,甚至遇到过一个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的金发男人,还在 “阴暗的圣普拉西德十字路口的一家咖啡店请我喝了一杯啤酒”,当然那个脸上横着一道伤疤的褐发女人出现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想到了T夫妇曾经遇到的陌生女人中就有一个是褐发的。

像是我在60年代的时候走进了1933年,像是我在巴黎的时候经历了自杀案件,所以, “现在,连同另外两个陌生男人,他们一共是六个人。”从玛丽娜咖啡馆出来,下了拉斯帕伊地铁站,去了有红色电梯的德卢岛,故事和记忆就这样变成了一种状态,就像德卢岛本身的存在一样, “德卢岛就像安第斯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划分给两个国家: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只是它没有独立罢了,因为它归诺让和佩勒管辖,穿过这个岛的高架桥就是两个地区的分界线。”分界线其实不明了,所有我遇见的可能就是1933年发生的,所有自杀之谜可能就是隐藏在我的记忆中隐秘的存在。

就是要让通往巴黎之路上的那些物说话,它们成了他们,才能证明是活着的,才能让记忆鲜活起来,于是举行丘吉尔葬礼的那天, “我就在那儿”;于是在临时搭建的蓝布摊档上看到了照片和大字标题: “玛丽莲·梦露去世。”于是我在年鉴和旧报纸上发现的帕切科和德·贝吕纳这两个名字就这样出现在1948年相关的 “传票”文章中。但是种种的历史真的能成为记忆确定的背景,种种发生过的故事都有清晰的证明?1933年是悬案,1948年是废墟,60年代是记忆,在时间组成的隐秘故事里,我实际上变成了那个可靠的人,仅仅是保管,而不是 “拥有它的可怜者”——保管的意思是付钱的交易,当历史、人物被修改的时候,当付钱的那个人变成陌生者的时候,其实我根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所以手里提着皮箱像是梦游者的那个男人,真的就是通往巴黎 “唯一的行人”,但是唯一的行人并没有带来唯一的历史,他或者是帕切科,或者是德·贝吕纳,或者是菲利普·里克罗斯·伊佩雷斯·德·帕切科,在模糊的名字背后,是一个可能消失的结局: “战争和被占在一个性格模糊的年轻人身上制造了混乱和模糊:他可能对自己的身份都不怎么肯定,因为那个时候,他让别人叫他菲利普·德·贝吕纳,似乎想抓住他生命中唯一的参照点,一个十分遥远的参照点:他的祖先,维克多元帅,德·贝吕纳公爵。”贵族头衔,公爵夫人,男爵,以及1946年的塞纳法院开庭案,最后都变成了那只皮箱里的秘密——就像家族遥远的参照点一样,不是为了凸显,从来就是为了遗忘。

于是那只皮箱被一把刀撬开的时候,那张十年前的身份证,那个菲利普·德·贝吕纳的名字,那个1918年1月22日出生的日子,以及巴黎18区,贝利亚路183号的地址也都只是物之一种,就像拉马丁诗歌中的沉默者,从来不会自己说话。历史被打开,秘密被揭开,到最后还是回到了不说话、陌生的起点,那么在中间的种种都像T夫妇一样变成了自杀?变成了 “用不着”的死亡?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皮箱留给我?他是想教育我,告诉我现实比我想的更难以捉摸?或者,他只是想抛弃这些残余,肯定自己能在卡萨布兰卡或者其他地方脱胎换骨。”脱胎换骨就是为了告别历史组成的档案,就是取消贵族头衔的遥远记忆,就像我听见他在大学城的餐厅用沉闷的声音对我说的那句话: “小时候,我让别人叫我菲利普·德·贝吕纳,但我无权用这个头衔。”

名字混淆,时间混淆, “对世人来说,他已经死了很久了……也许他并没有离开奥斯特里茨河边的驳船。”当一个死人说话,一切都像是幽灵的存在,而打开了皮箱的我,走过1933年的我,回到60年代离开的地方的我,又为何在阳光中探寻那个迷、那个悬案、那种身份?克洛德·贝纳尔、托尼、丹麦口音的女人、鲁迪·希顿、甚至去往了维也纳的雅克琳娜,都变成了想要说话却只是沉默的存在,而所有一切的努力,都只是为了找到和我自己有关的记忆: “1942年的一天晚上,我父亲在比亚里茨电影院附近被斯韦布林和佩米里厄的警察抓了。”为什么父亲让我找的帕尼翁在1941年被关进了疯人院?为什么父亲身边的打字员西蒙娜·科迪埃会为我打处女小说?为什么当我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会陪他去克拉里奇的大堂赴会?

父亲被警察被抓走了,在战争和被占的日子里,他就这样消失在记忆里,即使后来被人救了出来,那个时代也都成为了废墟,我成了最后的沉默者, “我远离了一切,远离了父母、学校、生活的嘈杂,唯一美好的回忆,就是那个有丹麦口音的女人带沙沙声的甜蜜声音……”于是,在背景模糊的状态下,十四岁时我从左岸到右岸,十八岁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圣女日南斐法山那所中学,快二十岁的似乎,和雅克琳娜远离马恩河和佩勒,而当一切都开始逃离,关于父亲失踪也变成了沉默的记忆, “我想起了父亲,被占期间,他也生活在这种模糊状态当中:他在一次大搜捕中被法国警察逮捕,却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后来才被洛里斯通街帮派中的一个成员救出来。那些家伙许多开的都是豪华汽车,都是1940年6月被主人扔掉的。”

仿佛是我把父亲从记忆中清除出去的,仿佛我让父亲失踪,也仿佛我要撇开和家族有关的一切, “我作为同谋或证人参与了某个罪行,我真的说不清楚。”所以当以负罪的心情回到那个隐秘的迷中, “他得付钱”的可靠的人无疑是对于历史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个时代已远,那种记忆已经模糊,那些人名已经变更,它们都成为废墟的一部分,而在废墟中寻找花朵,就是不让记忆真的模糊,不让时代真的沉默, “他们让你困惑得只能去寻找蛛丝马迹,以便让自己相信,那些人真的存在过。”

只是为了不忘记历史,不忘记痛苦,不忘记死亡,从而能够从走向巴黎的那条路返回,回到现实,回到现在,回到阳光普照的今天, “我呆立在原地。幸亏,我的女儿们出现了,让我回到了现实。否则,旧日的那些星期天晚上,以及寄宿学校开学、穿过布洛涅森林、诺侈伊已经消失的骑马场、寝室里的长明灯等等,那些星期天会用枯叶的味道把我淹没的。”在女儿面前我就是父亲,父亲回归,城市回归,春天回归, “今年,春天提前到了。1990年3月18和19日,天气很热。”

我是一个必然存在的见证者,是一个应该寻找的发现者,是现在故事里的讲述者,巴黎不再隐秘,历史不再隐藏,废墟不再死去,当阳光照进来,穿过那个镂空的洞,一切都会豁然开朗: “那个时候,巴黎的各个城门都处于逃逸线上,后来,城市慢慢地松开了它的怀抱,消弭于空地中。我们今天还有理由相信,奇遇就发生在街角。”

春琴抄

编号:C41·2171213·1440
作者:【日】谷崎润一郎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9月第1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5.50元
ISBN:9787532771424
页数:122页

《春琴抄》是日本唯美大师谷崎润一郎最著名的中篇小说。大阪药材商之女春琴幼年双目失明,她美貌聪颖,天赋过人,在音曲方面表现出惊人的才华。来她家做学徒的少年佐助倾慕她,尽心服侍之余,自己也暗地学习三味线,两人成为半主仆半师徒的关系。自立门户后,春琴因招人忌恨,被人毁容,佐助也自刺双目,两人深入无人知晓的二人世界。《吉野葛》是以吉野地方历史传说为背景创作的中篇小说,亦虚亦实,饶有趣味。 “我”准备创作以吉野地方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到吉野来收集资料,却引出了 “我”的朋友津村思慕早逝母亲的旧事,并缔结了一段美好姻缘。


《春琴抄》:缗蛮黄鸟,止于丘隅

“嘿,你看那由来书时,只提到初音之鼓是静御前的遗物,没记载是用狐狸皮制的吧。”
——《吉野葛》

和古老的卷轴、太刀、协差,以及刀护手、目录、箭筒、陶瓶放置在桐木箱里,作为静御前的遗物,那初音之鼓早已没有了鼓皮,胴体是无足为奇的黑色素面,而新上的漆也没有莳绘花纹,在一种记忆的缺失里,那像寓言一般的狐狸在哪里?那用初音之鼓演奏出的 “狐哙”又在何处响起?

遗物而久远,大约是放在时间的另一端,在只有如赝品一样的新鼓里,竹田出云作的以《葛之叶狐》《信太妻》为题材所作的戏曲,在造访者耳边响起,似乎也变成了一种怀念, “唉,心疼啊,母亲大人,花般的姿容渐憔悴”或 “向母亲招手,便回过头来,像要说再会”,都是少年思慕即将逃走的母亲的悲哀,和唱中隐隐的是悲伤, “一心一意思念母亲,心焦焦,心焦焦……”《狐哙》之音大约是适合在那个遗落的故事里听,而这一种境况却也成为抵达吉野之后被唤醒的尘封往事。

奈良县的吉野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神仙境地,那里以樱花著名,也出产和纸、葛粉,当我和好友津村一起走入这片天地的时候,是带着各自目的前往的。我热衷于那里发生的过的历史,从继承南朝传统的后裔自天王来到这里之后,他们和京城方面呈现了对抗之态,在长达一百二十二年的时间里,后裔在此地繁衍生息,那些散落在百姓家中的卷轴、古书、大刀、箭筒便是历史的见证,而我深入此地便是为了写相关的历史小说:从南朝的樱花吉野到圣山奥底的秘境,从十八岁英姿焕发的自天王到楠二郎正秀一隐藏于岩窟中的神玺,以及最后雪中喷血的天王首级,这些都构成了吉野神秘之境的一个文本。

“不必一定限于南朝的历史,土地总是土地,从中也许可以发现和那不同的材料,足以充作两三篇小说的素材。”以挖掘小说素材为目的,但是当我进入其中的时候,却也在这片土地上发现了那个迷失的故事,和家族有关,和母亲有关,和狐狸有关。从 “左边是妹山,右边是背山”而衍生出来的 “妹背山”歌舞伎,到静御前那桐木箱里的遗物,似乎都从历史深处的宏大叙事转向人间烟火。吉野的流水、人家和道路,在溪谷尽头都似乎走到了尽头,人烟只在那小小的空间里,这个称作是 “菜摘之里”的地方却像是落难者停留栖息的地方,大约自天王也是看见了这里不一般的风景,才成为与京都对抗的生息地。而在现实层面上,即使有卷轴、箭筒、大刀留下的历史遗迹,但是最后却都在寻找那一种 “初音之鼓”: “结果在大谷家感到佩服的,与其说是鼓或古文书,不如说是这熟柿子。”贪婪地吃着,从牙龈到肠子底下都清亮剔透甜蜜粘稠,人间之美味其实是一种感觉式的,现在时的。

在现在时的反面,一定是那个被遗忘的故事,初音之鼓已被更新了,而这更新的真正含义则是一种缺失,《狐哙》里的母亲是被法师带走的,而法师原来是狐狸,当用狐皮做的初音之鼓响起来的时候,应该也是对于母亲之不见的怀念,而在吉野的乡下,狐皮也是不见了,代替这个寓言的是一人扮成狐狸、两人扮成猎人的 “钓狐狸游戏”。当寓言变成游戏,在津村看来,也是对于失落情绪的某种唤醒。 “津村对吉野这地方会怀有特殊的情怀,一则因为受到干本樱戏剧的影响,一则因为从小就听说自己的母亲是大和地方的人。”但是身为大和地方的人,却并不知道母亲的那些故事,而且母亲娘家人似乎也把这个秘密隐藏起来,在年少的时候,津村像《狐哙》里的少年一样,看不到那个被狐狸法师带走的母亲,而且三缄其口的现实,让他只能在思念中度过。

祖母去世前给他看母亲写给父亲的情书,似乎是唯一的记忆,而在这份却是的记忆中,津村思念和寻找便也成了一种情结,凡是在街上擦肩而过的女人、消解、艺伎和女演员,他都怀着淡淡的好奇心,似乎都想在他们的面容里寻找到母亲的影子。母亲真是被狐狸带走了?当津村和我来到吉野之地的时候,其实是唤醒了这片土地,唤醒了那种埋没的情感,而对母亲的思念也投射在这里的一个女人身上,那个漉纸的女孩吸引了津村,他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她的身份,但是这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无关紧要,他对我说的却是再也去除不掉的寄托: “从第一眼看到泡在水中红红的手时,就开始奇怪地喜欢上那女孩子了。而且,说起来,她的容貌某方面和我在相片上看到母亲的脸有相似的地方。毕竟她的生长环境不同,属于女佣型也是没办法的,但只要经过一番琢磨,或许能够成为最像我母亲的人。”

这便是津村所发现的属于自己的初音之鼓,那里有母亲的记忆,有母亲的想象,有母亲的投影,而这种种的感情的唤醒,便如吉野这个 “落难之身隐于深山柴扉之中”的意境相同了,历史如此演绎,生活如此发生,迷失和缺失的是最珍贵的爱恋,于是这个漉纸女孩阿和佐便成了津村的爱恋之人,于是后来也便成了他的妻子, “吊桥因为两人的重量而微微摇晃着,木屐声喀喀地响在山谷之间。”这带着某种情结的声音宛如现代版《狐哙》里的吟唱,竟也完成了一种建构——我的历史小说终于因为资料不足而放弃了,但是津村找到的爱情,却成为最大的收获。

母亲被狐狸法师带走,母亲只是一个遗落在那里的符号,但是当初音之鼓响起,当吉野的山野传来吟唱,当漉纸的女孩唤醒爱恋,当心月相映的深山里这一个符号被捡起来,便也是新的开始, “从这点来想,自己对母亲的爱恋心情,或许只是模糊的对‘未知女性’的憧憬,——也就是或许和少年期恋爱的萌芽有关系也不一定。”津村或者掺杂着许多的想象,他用某种虚构的方式填补了遗失的母性,阿和佐的妻子身份便成了一种再造。

谷崎润一郎:世界是唯美的存在

而这种想象和再造的基础物便是曾经阿利婆婆给津村唯一一张母亲的相片,相片定格的是一个瞬间,即使当这个瞬间活在过去的情境之中,只要打开,在心灵相通的那一刻,它也不再是过去之物,它必定是鲜活的,是有生命的。《吉野葛》这个我所见证的故事,其实是在历史小说之外创造了一个文本,而在《春琴抄》里,历史文本所创造的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一样是一张相片激活的爱恋,一样是想象中的再造,春琴三十七岁时拍摄的唯一一张相片,似乎将一切的美都定格了,轮廓端正的瓜子脸、小巧的眼睛和鼻子, “都是可爱的手指捏成而可能瞬间将消失般柔软细致。”

但是却是失明二十多年的盲女,当九岁之后的春琴再也看不见世间的东西,她便以闭眼的方式拒绝了那个外部世界, “于是春琴女闭着眼睑,便也令人感觉像格外温柔优雅的女人,如膜拜旧画像里的观世音般,幽微慈悲。”这里似乎就有了两层含义,一是她把世界放在了那闭眼的动作之外,不仅仅是看不见,更重要的是世间的那些东西似乎都不干扰她的生活。春琴为什么在九岁那年不幸染上眼疾?据说是风眼所致,但是这风眼是花柳病的病菌侵入眼中粘膜而产生的眼疾,所以春琴这疾病有可能是乳母用了某种手段。

这实际上把眼疾问题上升到了某种阴谋论,而身为大阪道修町的药材商家之女,春琴也是大户人家的良家女子,但是这种阴谋论虽然是由佐助提出疑问,但是却也反映了春琴和社会的格格不入。三味琴天赋秉异的春琴,其性格中有着太多任性的成分,而任性而为最后也有些奢侈,有些贪婪,她似乎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切都按照自己的安排,盲眼便如一个象征,将她和那个世界隔绝开来, “只是盲目之后没有其他娱乐,便更深一层地走人这条道路,全副精神都专注在上面了。”所以即使母亲在她十六岁时谈及婚姻之事,春琴也不假思索地拒绝,说自己一辈子不想结婚;而当和自小接触的佐助有了夫妻之实而怀孕,春琴也不肯透露对方是谁,问及是否是佐助时,她也一味否认;最后生下了孩子,长得跟佐助一般模样,春琴却也不肯听从结婚的建议,甚至最后把孩子送给了别人, “反正我一辈子都打算独身下去,留下来也只有绊住我的手脚。”

春琴居常洁癖,她如厕洗浴都有佐助代做,她用黄莺粪便和米糠混合,并取丝瓜水调和剛从敷脸和手足,她只在意左手指甲的长度,她喜欢鲷鱼所做的菜色……加上在三味琴技艺上独领风骚,春琴这样的存在便如她闭眼一般,根本不理世俗那一套,而这孤绝、自负的性格也终于得罪了人,甚至树敌太多,好色之徒成了她徒弟,却最后被棒打,于是有了怨言,甚至报复,而那个夜晚闯入者的到来,就让春琴差点毁容,那个铁瓶投向了春琴的头上,里面的热汤便溅到了脸上,终于留下了烫伤的痕迹,伤势之重,大约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干燥愈合。

她拒绝俗世,俗世之人便伤害于她,这是春琴拒绝社会规则付出的代价,但是和她盲眼一样,春琴之存在,除了关闭那个外部世界之外的一层寓意,却也带来了另一层寓意:别人如何才能走进她的世界?天生容貌 “端丽高雅”,似乎谁见了她都有着羡慕妒忌,但是眼盲之疾让她无法看见自己,春琴其实是通过另一个人欣赏自己的,那个人就是佐助。佐助从少年开始便成为了春琴的学徒,而这也并非是简单的学徒,起初只是牵手引导者,甚至只是其中一个,但是后来春琴只要佐助一个人, “我要佐助陪我去。”十四岁开始,佐助便成为春琴身边唯一的男人,他一边向春琴学习三味琴的技艺,从刻苦中慢慢接近春琴的琴艺,而另一边则成为春琴生活中再无法离开的助手,不管大事小事,甚至上厕所洗浴都由他代做,于是两个人自然从师徒变成了 “夫妻”。

但是春琴拒绝那些规则,所以她从来没有把佐助当成自己的男人,而佐助似乎也不想有一个夫妻之名,这种微妙关系其实是源于两个人不同的目的。春琴是要将自己和社会隔绝起来,佐助是学徒,师徒之间的纯粹关系使得她可以放心活在无忧的自我世界里,而对于佐助来说,他其实从最初对于春琴容貌的倾心变成了生活中的奴仆, “佐助并不以这为苦差事,反而甘之如饴,乐于为她服务,或许已将她的特别刁难视为撒娇,仿佛当成一种恩宠般来理解并承受着。”因为只有以这样的方式待在春琴身边,她才能感觉自己存在的真正价值,所谓学琴大约也是一个借口了。

这是一种从身体到精神的 “爱恋”,其实在春琴那种任性的性格中,当佐助成为她生活的唯一帮手,也在精神意义上成为了她的影子。 “佐助终其一生都未娶妻妾,从丁稚学徒时代开始到八十三岁终老为止,除春琴之外一个异性都没有接触过。”他活在春琴的世界里,甚至以不惜毁灭自己的生活获得存在感。当铁瓶事件发生之后,在春琴看来,是自己容貌被毁,这几乎是她唯一向外的符号,当别人看她这般模样时,是不是让她有一种不存在的毁灭感,其实拒绝外部世界的春琴最害怕看见的不是别人,而是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佐助, “佐助、佐助,别瞧我,我的样子被害得很惨哪,别看我的脸。”春琴流泪,春琴痛苦,而佐助看见她如此绝望的时候,便暗暗拿来了镜台和缝针,然后看着镜子把针刺向了自己的眼睛。

这是佐助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脸,看见这个世界,当他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和春琴一样成为盲人的时候,根本不是痛苦,而是欣喜, “佐助发现自己眼前一片朦胧变得无法辨视物体形状时,忽然以盲目的怪异脚步走到春琴前面,狂喜地叫道,师父啊,佐助终于失明了,已经可以一生都不再看到师父脸上的瑕疵了,真是盲目得正是时候啊,这一定是天赐的恩惠。”佐助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获得 “天赐的恩惠”,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当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不能看见春琴的脸了,尤其是不会再见那张被热汤所伤的脸,再也不会让春琴感到被看见的失望了,而留在佐助心中的春琴永远是那个美丽的女子,是那个三十七岁时闭着眼睛的符号。另一方面,他也和春琴一样,关上外部世界的时候,内心世界被打开了, “呜呼,这才真正是师父所住的世界啊,这下他渐渐感觉到可以和师父同住在一个世界了。”

毁灭是为了创造,看不见是为了同在一个世界里看见,这是唯一一次精神上的平等,而这个精神上的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却是不平等:他依然还是在那个外部世界照料她,他永远无法和春琴在同一个世界里, “在佐助的心目中,现实中的春琴是唤起观念上春琴的媒介,因此为了避免成为对等关系,反而不但继续维持主从的礼仪,甚至比以前更加卑下地恪尽服侍的忠诚,努力让春琴尽早忘记不幸并找回昔日的自信。”他只不过用牺牲自己的方式想象了一个春琴,再造了一个春琴。而当春琴死去,他的世界依然是三十七岁的模样,靠着想象的符号而活着,也注定会成为一种孤独。

“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年老的佐助用三味琴弹起春琴的代表作《春莺啭》,以中国《诗经》里的这句话开头,其实满含着哀伤,当一个行役者在极端困顿的情况下,希望的是别人能够周恤他,指示他,甚至提携他,佐助就是行役者,但是刺瞎了眼睛的他一直生活在空白里,他所能听见的只有三味琴的琴声,只有黄莺的鸣叫,所以,当心存渴望而不得见,就产生了幻觉,这一种幻觉是精神意义的,以自我投射的方式变成了希望,于是便听到了暗处的声音: “饮之食之,教之诲之。”

《春莺啭》和《狐哙》一样,是精神世界的幻觉所产生的爱恋,是想象构筑的世界,而其牺牲也罢,唯美也好,也许都变成了初音之鼓中那无法被俗世所理解的象征主义: “二十一年来,都孤独活着之间,想必他心中已创造出与在世时的春琴完全不同的春琴,他所看到的容貌姿态或许已越来越鲜活了。”

远山淡影

编号:C38·2171213·1438
作者:【英】石黑一雄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1年04月第1版
定价:27.00元亚马逊16.70元
ISBN:9787532753451
页数:249页

拥有日本和英国双重的文化背景,石黑一雄是极为少数的、不专以移民或是国族认同作为小说题材的亚裔作家之一,当他他致力于写出一本对于生活在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都能够产生意义的小说。但是在《远山淡影》这本石黑一雄处女作中,他把目光转向了日本,转向了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长崎,一对饱受磨难的母女渴望安定与新生,却始终走不出战乱的阴影与心魔,始终忘不见那里的 “远山淡影”。在作品中是浓浓的感伤与反讽,而在这一段迷雾重重、亦真亦幻的回忆之后,当忆者剥去伪装,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是需要灵魂去感悟的?一部问世30年仍在不断重印的名著,其内核或者正如瑞典学院给出石黑一雄的获奖理由: “石黑一雄的小说,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


《远山淡影》:我不想再见到那个地方

可是,一个长成了快乐、自信的年轻姑娘——我对妮基的未来充满信心——另一个越来越不快乐,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第六章》

远处是山,远处是海,远处是云,以及远处更远,是一个模糊的世界,而那近处的雨水,溅落在透明的玻璃上,清晰可见,却又时刻准备着坠落。远和近,模糊和清晰,背景和现实,就这样成为封面的一种解读。像一帧明信片,提供了视线和视野,那么,是谁看见又看不见?是谁在回忆又不该回忆?

是那个叫悦子的 “我”,她一定是在站在落雨的季节,隔着某一种透明的存在,将目光放在远处更远的地方,只是风景的意义,并不是都可以提供真实的意义,当无法穷尽的远处成为背景,当背景被模糊地遮蔽,其实有时候是看不清自己,看不清现在,一滴一滴的雨会溅在透明的世界里,然后在滑落甚至坠落中一遍一遍清洗残存的印记。那时候她已经离开了长崎,那时候她已经居住在英国,那时候景子已经上吊自杀,那时候妮基已经出生长大,那时候面对的是现实,那时候想起的是记忆。

两个城市,两个女儿,甚至两个时代,其实就是提供了远和近,模糊和清晰,背景和现实的参照,悦子说一个是快乐自信的姑娘,一个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样两种命运或者可以直接写成:生和死,但是两个人完全相异的选择并非是注定的, “都是火爆脾气,都有很强的占有欲;生气的话,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很快忘记他们的怒火,而是会闷闷不乐一整天。”她和她, “小时候有多像”似乎注解了相同的性格,但是这种相同似乎抽去了他们生活的背景,一旦把景子放在了走不出来的远处,把妮基放在了离开日本的伦敦,她们便成为两种坐标,关于战争,关于生命,关于现实,关于记忆,都会在 “远山淡影”中成为一种感伤和反思。

“和妮基不同,景子是纯血统的日本人,不止一家报纸马上就发现了这个事实。”景子跟随着悦子来到英国,在曼彻斯特的房间里上吊自杀,当一种死发生的时候,必然带着某种异域文化的观念解读, “英国人有一个奇特的想法,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天生爱自杀,好像无需多解释;因为这就是他们报导的全部内容:她是个日本人,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而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陌生化的注解,就像妮基对悦子说的: “她从来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既不在我的生活里也不在爸爸的生活里。我从没想过她会来参加爸爸的葬礼。”生和死其实并不仅仅是不同文化之间造成的差异,当一种死发生的时候,感伤之外的反思,必然会回到长崎,回到日本。

长崎,日本,就是那远处的山,远处的海,远处的云,以及远处更远的存在,20多年的时间,也并不能像雨水可以清洗残存的印记。战争的结果是战败,对于那一段历史来说,多少人能真正走出?多少人只是以模糊的方式看见?如果要把那段历史做一种清晰的呈现,悦子的公公绪方先生应该是一个参照,他经历过战争,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但是在战后的生活里,他的记忆还停留在过去,从福冈到长崎来看儿子三郎,最喜欢的就是和他下棋,在棋盘上,绪方先生也在考虑着战略和战术, “下棋就是不停地贯彻战略。就是敌人破坏了你的计划也不放弃,而是马上想出另一个战略。胜负并不是在王被将时决定的。当棋手放弃运用任何战略时,胜负就已经定局了。”一盘棋就是一种人生,就是一种态度,他把无心恋战的三郎看成是投降主义者,并且以父亲的名义批评他,对于他来说,战争是一次摧毁,但并不是带着反思的目光来看待这一切。

当三郎的同学松田重夫发表文章,认为那一代日本人 “在战争结束后就该被解职了”,绪方先生要三郎写信告诉他,这篇文章侮辱了家族名声,并且要三郎予以回击。而当儿子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去做的时候,绪方先生甚至去找松田重夫,当松田重夫认为那时候学校老师教给学生的是 “可怕的东西”: “他们学到的是最具破坏力的谎言。最糟糕的是,老师教他们不能看、不能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卷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但是绪方先生却告诉松田重夫: “我们打败仗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枪和坦克,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民胆小,不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浮浅。重夫,你不知道我们多么辛勤地工作,我们这些人,像我,像远藤老师,你在文章里也侮辱了他。我们深切地关心我们的国家,辛勤工作让正确的价值观保留下来,并传承下去。”

活在那一种传统中,并且还要在战后继续保持,甚至发扬光大,要 “确保孩子们形成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所以当他听说有夫妻将选票投给不用的政党时,他生气的是所有人丢掉了忠诚: “人人借着民主的名义丢掉忠诚。”忠诚,一个曾经熟悉的字眼,也是一个给日本人带来过阴影的观念,但是在绪方先生那里成为了民族精神最重要的部分。这是上一代人的观念,它在远处更远,只是它从来没有消失,甚至会突然闯进来。而在绪方先生的另一面,藤原太太则提供了上一代人的另一种参照,丈夫是长崎的重要人物,当炸弹投下来的时候,一家人除了藤原太太和大儿子以外都死了,对于藤原太太来说,这一定是一生都无法忘记的灾难,但是在灾难面前,她选择的是积极面对生活,开面店过好每一天,就像她对悦子说的那样: “心态决定一切。一位母亲应该得到她想要的所有的照顾,她需要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来抚养孩子。”

绪方先生和藤原太太提供了上一代人的两种人生观,他们或者可以看成是一种远山般的背景,而这一代呢?如何面对战后的世界?如何走出灾难的阴影?悦子无疑是这一代的代表,她就生活在长崎,在那里结婚生下了景子,而后离开日本来到了英国,再婚,再育。跨文化的生活方式无疑也是提供了两种选择,当景子和妮基以不同的方式面对生活的时候,其实从这一代到下一代便形成了两个相异的方向,而相异的方向却只有一个出发点:如何面对那个远山般的背景?或者可以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景子为什么要自杀?

“我发现这个画面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女儿在房间里吊了好几天。”景子在曼彻斯特的房间里以这样极端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在这之前她 “把我们挡在她的世界之外”,在我们之外,在打开的世界之外,那个关着的封闭房间里到底有怎样的痛苦?这是一个隔绝了这一代和下一代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便从悦子在长崎遇见的万里子入手,在某种意义上说,万里子就是景子的一面镜子,她的生与死,她的反叛和妥协,她的无奈和绝望,也许正是景子自杀的原因。万里子是佐治子的女儿,他们就生活长崎那片和战争有关的土地上, “一座小木屋在战争的炮火和政府的推土机中幸存下来。我从窗户就能看见木屋独自伫立在那片空地的尽头,就在河岸边上。”

石黑一雄:记忆在别处

佐治子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结婚, “那时没有。我嫁入了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我从没想到战争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战争到底是什么,她不知道,所以, “要不是战争,要是我丈夫还活着,万里子就能过上我们这种地位的家庭应有的生活。”但是这只是假设,当一切无可回避,唯有面对。但是战争一旦被看见,灾难一旦被降临,不仅对于佐治子,还是对于万里子,都变成了一种阴影,而留在他们脑海里最大的阴影便是那个在空袭中死去的女人,并不是被炸死,而是在被轰炸之前割断了自己的喉咙。一个女人自杀或者也并不是战争中最恐怖的事情,而是当她被人从水里捞上来的时候,她抱在水里的是一个婴儿。

“是个婴儿。我拉住万里子,离开了那条巷子。”这是佐治子的 “离开”,而正是从这个离开开始,她几乎都在逃离记忆,逃离现实,那个叫弗兰克的男人,那个叫美国的地方,成为佐治子想要抹去阴影的一种救赎力量,甚至把它们看成是为万里子设定未来方向的唯一办法: “而且万里子在美国也会过得更好。美国更适合女孩子成长。在那里,她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她可以成为女商人。她可以进大学学画画,然后成为一个艺术家。所有这些事情在美国要容易得多,悦子。日本不适合女孩子成长。在这里她能有什么指望呢?”当佐治子以自己的方式驾驭女儿的生活,其实在万里子那里同样变成了阴影。

万里子总是看见那个女人, “她住在河对岸。她昨晚来这儿了。那时妈妈不在。”看见女人就像看见了死亡,看见了灾难;万里子讨厌 “像猪一样撒尿”的弗兰克;但是万里子的世界对于佐治子来说是陌生的,她把那个女人说成是万里子编的故事,她要万里子接受弗兰克,因为只有接受,才能离开,只有离开,才能忘记。佐治子其实是决绝的,万里子也是决绝的,那一晚从家里离开爬上树,无疑是万里子自杀的预演, “万里子躺在水沟里,短裙有一面浸在黑色的水里。血从她大腿内侧的伤口流出来。”但是佐治子把它看成是一次不小心的事故,她没有在意万里子空洞的眼神,没有抚慰万里子孤寂的心灵,甚至在想要离开之前,把万里子喜欢的猫浸到了水里: “这只是一只动物,悦子。就只是一只动物。”万里子跑向了远方, “眼睛仍然看着河水,似乎没有听见在叫她。”

当二十年前的记忆翻现在悦子脑海里的时候,万里子预言的死亡其实在印证景子之死,也是离开,也是背向,那一种阴影其实一直没有抹除。而不管是绪方先生为代表的上一代,还是悦子、佐治子的这一代,以及景子和万里子的下一代,关于战争,关于故乡,关于生命,都被一种阴影笼罩着,而从藤原太太到悦子、佐治子,再到景子和万里子,构筑的是一种女性视角,甚至是一种母性视角,这种视角其实更直接面对生与死的问题。

藤原太太生下了孩子,也见证了自己孩子的死;佐治子和悦子也孕育了生命,但是在死亡意识中他们却在苦苦寻觅一种超越的方式,万里子有着无法抹去的死亡阴影,那么离开之后她如何直视自己痛苦的生活?景子之死便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不管是万里子还是景子,他们本身作为孩子,是一种生命存在的代表,但是死亡却将他们带向了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所以在景子和万里子之外,是另一种可能的面对方式,那就是以妮基为代表的生活。当悦子告诉她: “也许你很快就会结婚生孩子,我怀念小孩子。”而妮基却回答: “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了。”她问悦子的是: “我干吗要结婚?意义何在?”

这或者也是一种女性视角,在另一种意义上她回避了生,或者她并不是在母性的角度来为自己定位,这并非是一种逃避,当战争成为灾难,是那个在空袭来临之前自杀而让孩子死去的母亲;当战后制造阴影,是渴望着逃离却没有走进女儿世界的母亲佐治子。当那些东西都渐渐远去成为了背景,都已渐渐模糊,在记忆转身之外是应该看见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所以悦子对妮基说: “我并不为你感到羞耻,妮基,你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那时的天空起了风,告别了悦子的妮基回往伦敦,那是她的生活,那是她的未来,那是她的人生, “到门口时,妮基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我还站在门口,似乎有点吃惊。我笑了笑,朝她挥挥手。”每一个人都不再是别人的背景,看见或者看不见,都在自己的视野之内,回忆或者不回忆,也终于能够自如地走出来。

被掩埋的巨人

编号:C38·2171213·1437
作者:【英】石黑一雄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4.20元
ISBN:9787532770243
页数:336页

公元六世纪的英格兰,本土不列颠人与撒克逊入侵者之间的战争似乎已走到了终点——和平降临了这片土地,两个族群比邻而居,相安无事地共同生活了数十年。但与此同时,一片奇怪的 “遗忘之雾”充盈着英格兰的山谷,吞噬着村民们的记忆,使他们的生活好似一场毫无意义的白日梦。一对年迈的不列颠夫妇想要赶在记忆完全丧失前找到此刻依稀停留在脑海中的儿子,于是匆匆踏上了一段艰辛的旅程。他们渴望让迷雾散去,渴望重拾两人相伴一生的恩爱回忆——但这片静谧的雾霭掩盖的却是一个黑暗血腥的过去,那是一个在数十年前被不列颠人的亚瑟王用违背理想的手段掩埋的巨人。记忆与宽恕,复仇与和平,命运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了一处,而结局只有一个: “海湾上的日落。背后的沉默。我敢回到他们那儿吗?”


《被掩埋的巨人》:迷雾遮住了我的过去

请你答应我,公主,你不会忘记这一刻你心里对我的感情。如果迷雾消退,只会将我们两人分开,那记忆恢复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你能答应我吗,公主?答应我,无论迷雾消散之后你看到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永远记着这一刻你心里对我的感情。
——《第十三章》

他叫她 “公主”,他是她的丈夫,两种称呼的后面是不是有着隐匿的无奈?他担心迷雾散去之后的现实,她已经预感到了某种疏远,这一种至死不渝的承诺是不是反而变成了担忧?山羊吃着草皮和石楠,石楠却象征着凶兆;云后面露出了太阳,也飞过来一排恶鸟;说起的布朗温是个可怕的老太,却从不撒谎——在真实与虚幻,美好和邪恶之间,谁能揭露已经发生的真相?谁又能看清将要到来的风暴?

其实夹在 “高文的第一次浮想”和 “高文的第二次浮想”之间,第一次的浮想里有那个讨厌的寡妇厄德拉,却是让人欢喜, “她不是什么美人,穿的也是最简单的衣服,但和我有时候梦到的另外那一位一样,她脸上红霞灿烂,让我心动。”高文爵士只是看过她一眼,就在脑海里留下的永远的印象,那是年轻时经历的爱情,像梦,却有着 “一种神秘的满足感”,但是在为亚瑟王而战斗的岁月里,爱情能维持多久?梦想能保留多长? “上帝把她们放在我面前,放在这山路上,有什么用意呢? 他想考验我的谦卑吗? ”不是考验谦卑,是拷问如何取舍,当高文爵士为了亚瑟王的事业,成为母龙魁瑞格的守护者,爱情其实已经走向了终结,因为母龙不死,就会有龙息,龙息会制造迷雾,而厄德拉就只能和那些寡妇一起离开,她们在痛苦地流浪中离开了高文最后的梦境。

但是,身为战友的埃克索却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即使他是那部 “无辜保护者”的律法起草者,最后他却选择了离开亚瑟王,离开是为了爱情, “那时候我们称他为埃克索勒姆或者埃克索勒斯,可现在他叫埃克索,还有个好妻子。”于是那个叫比特丽丝的女人成为了他的 “公主”,在一种平民的世界里结婚生育。高文以浮想的方式找回记忆,其实是找回了守护母龙带来的遗憾,但是当他面对多年之后再次相遇的埃克索,它是不是听到了埃克索对于 “公主”祈求背后的秘密?听到而想起,在第二次的浮想中,那个梅林设下的赌咒却变成了死后去往天堂还是地狱的疑问, “埃克索阁下也许认为梅林是魔鬼的仆人,但是他却常常用他的本领,去做让上帝微笑的事。”被赌咒缠身,赌咒本身也无法摆脱那种宿命,那么在这个需要突围去寻找母龙的历程里,一个叫埃德温的孩子是不是会变成解除这个宿命的希望?

亚瑟王、梅林、曾被称为埃克索勒姆或者埃克索勒斯的战友,以及正在浮想的高文爵士,其实构筑了历史的一种境遇,作为不列颠人的领袖,他们在那场战争中杀死了撒克逊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并把他们称作是异族人。战争总会有输赢,于是有了唯一的统治者,有了臣服的人们,有了 “无辜保护者”的律法,甚至有了和平,但是上帝真的把美好的生活带来了——不管是不列颠人还是撒克逊人,是不是真的在停息的战争中看见了希望?魔咒其实没有死,就像那条母龙没有死,它只是掩埋在大树底下,当龙息造成的迷雾去除了人们的记忆,那只不过是一种遗忘, “发发慈悲,离开这个地方吧。让这个国家在遗忘中平复。”这像是一种谎言,暂时的安宁,暂时的和平,只不过是记忆的一次退场,而埃克索会再次成为埃克索勒姆或者埃克索勒斯,会再次想起身为亚瑟王手下、高文战友的那些经历,所以他会不安地希望 “公主”能在迷雾消散之后至死不渝。

这是不是和遗忘一样,只是一种自我欺骗?就像高文的第二次浮想那样: “我明白再争辩已经没有用了,而且我自己也急着上路,维斯坦阁下和他那个被咬的孩子在后面还有多远,谁知道呢?”那个叫埃德温的孩子,正在走来,正在以成长的方式走来,正带着伤痛的手指走来——那手上的伤口没有愈合,它才是真正活在记忆里的一部分,记忆复活,就是屠杀再现,就是战争重启, “你怜悯的那些撒克逊男孩,很快就会成为武士,迫不及待地要为今天丧生的父亲报仇。那些小女孩的子宫里很快会生长出更多的武士,这屠杀的魔咒永远不会破解。你看看复仇的欲望有多么强烈!”

醒来的记忆是可怕的,但是,和 “公主”比特丽丝提出要去寻找儿子计划的不正是埃克索吗?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他们其实是一对年老的夫妻,和六十位村民住在 “巢穴”里,就像活在原始社会一样,不会再面临战争和杀戮,即使有所谓的食人兽之存在,但是在一个村子里,这已经不是什么危险的事。 “公主,我们以前谈过可以出趟门。你看,现在春天到了,也许是该出发了。”他把这个计划说出来,比特丽丝是答应的,她甚至也早想做这件事了,穿过那个大平原,然后到达儿子的村庄,这个不远的地方就能见到儿子。

这是美好的期盼,但实际上看起来也像是一个隐藏着阴谋的计划,在迷雾笼罩的村子里,他们失去了记忆,就像亚瑟王最后的统治一样,是处在沉睡的状态中。但是埃克索却看到了村子里出现的红头发女人,听说了失踪的玛塔,以及那个和比特丽丝一起说话、穿黑色破布的陌生人——他们打破了这个失去记忆村庄的沉默,也闯入了埃克索内心早就埋葬了一切的心灵, “但他心里无法消除顾虑,觉得这个陌生人多少有些危险,让比特丽丝单独和那个女人在一起,他一直心中不安。”他们是谁?他们带着怎样的目的?他们为什么要接近自己的 “公主”?因为记忆回来了,他记起了几周前的那个星期天,牧师夺走了比特丽丝的蜡烛, “先生,我们俩一辈子都没有打翻过蜡烛。我们不愿意整晚整晚都在黑暗中坐着。”没有蜡烛就是黑暗,就是不合身份,就是惩罚,所以比特丽丝的出走是要找回一种温暖,而埃克索的出走是要告别那种复苏的记忆。

两个人上路各自带着不同的目的,而实际上,在这趟旅行中,却无可避免地将过去的秘密都揭露出来,寻找儿子之旅,是记忆回来之旅。他们经过那座废墟,废墟是罗马人统治时代的见证, “没什么,公主。就是这儿的废墟而已。有一下子好像是我在这儿回忆往事一样。”埃克索用生锈的刀子杀死了兔子,让比特丽丝吓了一跳,而这只不过埃克索恢复了曾经作为战士的弑杀欲望;他们经过了村子,在混乱的迷宫中,埃克索又听到了 “公主”和神秘女人的谈话;在撒克逊的村子里,他们听到了长老艾弗说起昨晚的争吵,而这争吵就像曾经的战斗;在树林里,他们遇到了男孩埃德温,武士维斯坦,高文爵士,以及那四个骑马的人,而正是这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地域、带着不同目的的人,就揭开了那个被隐藏的秘密,揭开了那些被埋葬的记忆。

“这事我有点记忆了,埃克索。我在想,我身上痛,一开始也许就是因为没有蜡烛。”这是比特丽丝的记忆复活,但是她把记忆看成是上帝的意图, “也许上帝已经听到了我们的话,正抓紧帮助我们回忆呢。”男孩埃德温从老武士斯特法身上看见了自己身上的灵魂,他记起了母亲对他说的话: “不要担心,埃德温。你难道不知道吗?石头是由你控制的。你看,你面前是什么?”已经失去母亲的记忆就这样浮现出来,而这种记忆让他带着另一种使命: “找到你的力量吧,来救我。”高文想起了曾经为国王亚瑟王效忠的过去,想起了那场战争,当他对那个灰白头发的士兵说: “除此之外,这场争议和我没有关系,你刚才也这么说过。这位武士也许是你的敌人,但目前还不是我的敌人。”不是要消除记忆,是想用另一种方式凸显记忆——他把士兵杀死,就是要让记忆再次被埋葬,就是要让亚瑟王的统治变成一种和平。

记忆归来,是比特丽丝没有蜡烛的疼痛,是埃德温失去母亲的伤口,是高文杀死士兵的残忍,而当他们为了寻找修道院的乔纳斯获得灵魂的安慰,却发现了更大的秘密,拥有了更可怕的记忆。为什么布莱恩神父会向他们说起去年冬天死的那条野狗?为什么僧侣伊拉斯谟看见那群鸟会叫它们 “魔鬼”?为什么武士维斯坦一直用死去士兵的剑挖坟墓?又为什么他们会看见那辆笼子里沾满了羽毛和血迹的笼子?是因为有人被镣铐锁住而被饥饿的鸟啄食,还是戴上 “仁慈”的面具避免眼睛被啄瞎?修道院是一个能让人看见上帝荣光的地方,但是却充满了神秘,充满了血腥,充满了死亡的气息,而武士维斯坦说出了这个秘密:这根本不是修道院,而是一个要塞, “我敢打赌,这要塞以前肯定是在撒克逊人手里,因为我看到了我同族人的很多记号,也许你看不到。”

维斯坦看到了记号,想起了战争,这是最残忍记忆的复苏,他曾经是小孩的时候,被不列颠人抓走,然后开始训练,成为武士,那些童年的记忆或许已经忘记了,但是当看到记号,闻到死亡的气息,他又回到了那个迷失的过去,身为撒克逊人却成为不列颠的武士,这是身份的一种异化,而反过来拿起剑杀死同胞,这是不是最残忍的事?而这个记忆的真正可怕的是,他仿佛认出了埃克索, “那是很久以前了,事情在脑海里变成了奇怪的样子。今天在那个村庄里,我第一次看到你,也许是因为早晨的光亮吧,我觉得自己又成了那个小男孩,羞怯地看着那个伟大的人物,他的披风在风中飘舞,他从村中走过,像猪群和牛群中的狮子。”埃克索的身份再一次得到印证,在亚瑟王的征战中,他或者就是那个把维斯坦变成不列颠人的罪人,而现在当武士成为异族人,但他手中拿着剑,在这个修道院里,在乔纳斯面前,在上帝的宽恕中,是不是会完成皈依?

“牧羊人,我们侍奉的,是一位仁慈之神,你是个异教徒,也许难以理解。无论罪行多重,向这样的神祈求宽恕,都算不得愚蠢。我主的仁慈是无限的。”乔纳斯对维斯坦说的这句话,其实已经将他当成了异教徒,已经把被征服的撒克逊人当成了异族人,这是上帝所说的荣耀?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一种不平等的体现,但是当比特丽丝问迷雾为何会降临的时候,乔纳斯的回答是: “可迷雾笼罩着所有的记忆啊,好的坏的都包括。不是吗,夫人?”好的和坏的,都会丧失记忆,所以只有迷雾能抹杀对立,消除战争,创造公平,所以这就是一种对于暴力的掩盖,就是对于真相的谎言。当在黑暗中他们独自去解开修道院的秘密时,终于发现了那些壁画,那些罗马字母,那些破碎的骸骨,那些在石塔里留下的屠杀和焚烧的痕迹。

这是记忆真正复活的开始,埃克索说: “这迷雾遮住了我的过去,但最近我发现,我慢慢想起了某个任务,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去完成的。”关于法律,关于亚瑟王,以及关于自己,但是当他把 “任务”看成是记忆的关键词,他其实要为亚瑟王的征战,要为那个遗忘式和平寻找理由,但是当复活的是所有人的记忆,它的公平性便凸显出来,比特丽丝终于想起了曾经的那件兽皮衣服,想起了埃克索不在身边的那个晚上,想起了儿子离开的日子,想起了还有蜡烛的岁月,但是在最终的谜底没有解开之前,她问埃克索的是: “这迷雾让我们忘记了很多东西。为什么不会让我们忘记对方呢?”

而在另一边,维斯坦和男孩埃德温进入到是石塔,在这里是武士在男孩身上复活了那场战争的记忆, “把这儿想象成要塞,孩子。过了很多天,要塞被攻破了,敌人拥进来。每个院子里,每堵墙壁上,都在搏斗。现在,你想象这个场景。我们的两个撒克逊兄弟,在外面的院子里,抵挡着一大群不列颠。”他告诉埃德温,那次战争所有人都死了,只有你的哥哥逃了出去。那是撒克逊人从不列颠人那里进行的一次突围,其实完全可以看成是维斯坦的自我逃离, “我明白了,像兄弟一样去爱不列颠人,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于是我下定决心离开要塞,虽然在要塞之外,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而手上带着伤口的埃德温也在记忆中看见了那个再没有回来的母亲: “我母亲是和平时期被抓走的,武士,所以没有遭遇大的伤害。她一直在各个国家之间到处游荡,这种日子也许不算差。可她一直想回到我身边,而且和她一起游荡的那些人,有时候很残酷。”

在和平时期被抓走,维斯坦和埃德温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合体,当作为一个异族人站在不列颠人面前的时候,记忆之复苏其实又变成了一种复仇,武士要埃德温从此之后仇恨不列颠人, “屠杀我们族人的,是亚瑟领导的不列颠人。抓走你母亲和我母亲的,是不列颠人。我们有义务去仇恨每一个不列颠男人、女人和孩子。”这是新的复仇的种子,而其实在循环中,新的何尝不是旧的?或者说,曾经被抓走的维斯坦,曾经失去母亲的埃德温,完全可以看成是埃克索和比特丽丝离开的儿子,当迷雾遮住了过去,所有人的孩子都找不到家,所有的父母都在迷失,甚至连高文心仪的那个女人,和一群寡妇在迷雾中离开一样,在断裂的记忆中,遗忘只是自我欺骗。

但是,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如果亚瑟王没有征服撒克逊人,那么战争还会无休无止地发生,这样连暂时的和平也不会到来。而这种 “如果”后来就变成了现实,当他们最终找到了母龙魁瑞格,当武士杀死了它,于是龙息不再,迷雾不在,遗忘不再,所有的记忆都连接起来,所有的真相都被揭开,所有的罪恶都苏醒——埃克索变成了高文的战友,变成了埃克索勒姆或者埃克索勒斯,那种维持着的幸福生活是不是都将解体?就像比特丽丝曾经担心过的那样: “我在想,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了源头,我们的爱会不会慢慢枯萎、死亡。”

这似乎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寓言,而其实,不管是亚瑟王还是母龙,他们代表着一种邪恶,但是属于过去,当所有的记忆都被遗忘,过去就是被谎言架空了,而人真正需要的是面向未来,埃德温要去寻找母亲,埃克索和比特丽丝要去寻找儿子,甚至高文在浮想中也看见了未来的影子,这些都是可以带向未来的期盼,就像杀死了母龙最后死去的维斯坦所说: “和平建立在屠杀与魔法师的骗术之上,怎么能够持久?”需要持久的是真实地生活,没有迷雾,没有欺骗,没有伪善,而从过去到未来,就是人从此岸到彼岸寻找归宿的毕竟之徒。

那一场冒险结束之后,是载人从此岸走向彼岸的船夫,当他变成第一人称的 “我”,似乎就变成了真正的上帝,而我所要摆渡过去的是两个人:埃克索和比特丽丝。他们曾经恩爱,他们总是在一起,但是在面向未来的选择中,在找回了记忆的故事里,他们还能在一起吗?曾经他们离开村子的时候,比特丽丝就对埃克索说起过,如果有责任盘闯等待渡海的夫妻,就应该核查一下,他们之间是否深爱,是否能够到岛上一起生活, “真像你说的那样,碰到的是一对夫妻,又自称深爱着对方,那我就必须让他们说出最珍贵的记忆。我先问一个,再问另外一个。两人要分开回答。这样,他们关系的实质就会显露出来。”重新在记忆中寻找深爱的理由,这其实就是一种残酷,当我成为船夫,便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实践,把他们分开,然后问他们最深处的记忆,但是埃克索在面对我时,说起了曾经的争吵,说起了曾经的背叛,说起了曾经儿子的离开, “船夫啊,可能是我做了什么事,把她赶到了另一个人的怀抱里。或者是因为我该说的没说、该做的没做?现在,那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像一像一只鸟飞过,成为天空上的一个小点。”儿子其实已经死了,而埃克索甚至阻止比特丽丝去儿子的安息之所哀悼, “那就是愚蠢和自傲。或者是人心之中潜伏着的其他什么东西。也许是渴望惩罚,先生。”

口头上是宽恕,内心里是自傲,口头是恩爱,内心是惩罚,这难道不是一种复仇?口头和内心的分离,甚至分裂,便如战争一样造成了生与死,分开了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分开了异族和同族,分开了记忆和现实,分开了真相和谎言,邪恶消灭,迷雾散去,记忆回来,是无法渡向彼岸的此岸,在一种轮回中无法忘记,也无法面对,于是在风浪之中,在隔绝之间,在我如上帝的世界里,异教徒便是那个背叛了自己记忆的人:

可是,我转过脸,他却没有朝我这边看,只是望着陆地,还有海滩上的落日。我也没有去看他的眼睛。他从我旁边经过,没有回头看。在海滩上等着我吧,朋友,我低声说,但他没听见,继续涉水而去。

刀锋

编号:C38·2171210·1436
作者:【英】毛姆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45.00元
ISBN:9787544284950
页数:418页

《刀锋》是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4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青年拉里因为好友在战争中猝然死亡,而开始向自己的内心展开深刻的追问:既然世间有善,为何恶亦相生?战后,拉里在故乡感受着美国建设一个 “宏伟而繁荣的时代”的热潮,却难以置身其间。他执拗地要寻求心中那个让他难以割舍的疑问。他在书籍中发掘,在静思中梳理。为此,他几乎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与热情,甚至解除了与恋人伊莎贝尔的婚约。之后远遁法国,再后,开始周游世界。在印度,他从东方的《奥义书》踏上了心灵自我完善之路。毛姆将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思索凝聚于这部作品中,书中有他自己的心路历程的影子,小说表达的主题是对人生意义和自我存在意义的追寻。


《刀锋》:为了存在于它们身上的无限

“可你想想,所谓我,不光包括我的灵魂,还包括我的肉体,谁能决定,我的肉体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如果不是生了一只畸形的脚,那拜伦还是拜伦吗?如果不是得了癫痫症,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第六章》

我之存在,由肉体和灵魂结合在一起,当拜伦是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成为最表象特征里的自己就在于肉体,一只畸形的脚和身患的癫痫症,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但是肉体的残疾和疾病,如何影响灵魂?那一种悲剧人生不仅是肉体世界里的痛苦,也是灵魂意义上的挣扎,而化为文字,化为作品,更在于灵魂世界的态度,所以我成为自己,不只是灵魂这一种属性,它是肉体之果,是灵魂之因,更是一种衍化成作品的寄托。

如此成为我自己,却在拉里的世界里,成为一种分离,在他看来,肉体提供了一个驱壳,在那里只有自我主义,只有外在的个性,而要真正成为自己,则必须让灵魂摆脱自我主义——肉体站在了灵魂的对立面,个人主义站在了绝对和无限的对立面,所以在这种分裂的自我世界里,必须驱逐肉体的欲望,必须赶走物质的需求,必须去除表象的自我, “当我坐在木屋里抽烟斗时,我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活力,我感觉有种力量要从我的身体里进发出来。到修道院里避世隐居并不适合我,我要居于繁华的世界里,爱这世上的一切,这不是为了它们,而是为了存在于它们身上的无限。”印度的五年求索,让拉里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自我的价值,那种 “它们身上的无限”是绝对的存在,是冷静,忍耐,是同情,无私,是自由,禁欲,而无限多抵达的那个高度甚至比宗教意义上的上帝更高一层。

印度五年修炼的感悟,是从发现自己身上的无限开始,而无限之发现,必然是看见了有限,看见了有限,必看见了被束缚的激情,被破坏的自由,被驾驭的欲望,甚至是肉体有关的创伤。这一切可以归结为拉里的疑问: “你没办法不问自己,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生活到底有没有意义,还是你压根儿就控制不了自己的命运,到头来只会沦为稀里糊涂的悲剧。”所以拉里是从命运,甚至从宿命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而在印度之前,是离开巴黎从比利时到德国,再沿着莱茵河去那个农场和煤矿;再往前,是他他离开芝加哥离开已经订婚的伊莎贝尔到巴黎 “游荡”;再往前,是他参加了战争成为飞行员,然后两次受伤……

往前往前再往前,是时间的逆行,却也是关于肉体世界的一次一次整理,当时间设定在1914年开始的那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以外部的方式打开一种人生。成为飞行员去往法国参加战争,这是拉里变化的开始,因为战争他受伤,从肉体意义上留下了某种伤痕,而在灵魂意义上则是如监护人尼尔森所讲,是 “还没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那么是什么样的创伤?那就是一种突然而至的死亡,战友为了救自己而牺牲了,才二十二岁, “本来准备打完仗后回爱尔兰跟一个姑娘结婚的。”当拉里对未婚妻伊莎贝尔说起这段伤痛的回忆时,他把死亡看成是一种生活的终结: “一个小时前还是活蹦乱跳、有说有笑的人,转眼就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死了。生活就是这样残酷,这样无情。”无情的死降临,生命走向了终点,那么这是一种意义还是无意义?

拉里说出这段记忆,其实并非是因为同伴救自己牺牲而让自己有了某种愧疚感,更让他思考的是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死亡成为生命的终结如此残酷的降临,那么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应该如何体现价值?或者说命运如何在不死的时候找到灵魂的意义?当拉里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1919年了,已经是回到了美国芝加哥,时间和空间的改变,不是淡忘了这个问题,而是更突显了关于人生的终极意义。而正是时空的改变,环境的改变,以及价值观的冲击,对于拉里来说,反倒形成了一种束缚。因为他站着的这个世界是正在建设的美国,是正在发展的时代,有正充满欲求的人们。

伊莎贝尔的舅舅艾略特当然是拉里的对立面。当拉里在1919年战争结束时无法走出某种创伤,艾略特却在同样的时空里寻找机会。这是战争导致的两种走向,艾略特也经历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只不过从参加救护队到在巴黎红十字会谋得一职,在到加入巴黎高级俱乐部,最后成为贵妇人口中的 “亲爱的艾略特”,他从地面飞向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所谓 “飞黄腾达”几乎就是以一种俯视的目光看待战争。 “我想这一切的根源定是狂热的浪漫主义情调,他能在那些孱弱的法国公爵身上看到当年追随圣路易到圣地的十字军战士,在咋咋呼呼、猎捕狐狸的英国伯爵身上看到跟随亨利八世远赴金衣战场的祖先。跟这些人在一起,他觉得自己生活在过去那种广阔、雄伟的天地里。”这个一生把 “社会交际”当成是最大志愿的人,这个用古董装饰生活的长者,这个在教父面前成为狂热天主教徒的有教养的人,就是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回到复古时代,那里有荣誉,有地位,有身份,有一切的名利。

所以当1919年艾略特和拉里相遇的时候,必是两种人生两个世界的碰撞,他对侄女伊莎贝尔说的是: “我觉得拉里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出息,他一没钱,二没地位,格雷·马图林就完全不同了。他的祖上在爱尔兰就很有名望,家族中出过一位主教,一个戏剧家,还有好几个声名显赫的军人和学者。”不仅自己站在拉里的对面,他也让和拉里青梅竹马的伊莎贝尔站在对面,让追求伊莎贝尔却和拉里是好友的格雷站在对面,甚至整个芝加哥、整个美国都站在对面,在他看来,1919年随着战争的结束,一切都必须重建,而美国即将进入空前繁荣的时代,这是超越欧洲的机遇,而每一个人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 “脚踏实地干下去,赚的盆满钵满,然后再买一套公寓买一个城堡,便是最富足的人生。他和政府搞好关系,地方长宫、教区主教和副主教都会经常光临他的宴会,在他的世界里,有价值不菲的古董,有妖艳的贵妇人,有政府官员,有教会首领,即使当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艾略特也凭借他的投资理念赚到了钱,而他又把这笔钱投入到宗教事务中,他建造了教堂,获得了教会封的一个爵位。而且,当经济危机爆发,美国发展受阻,艾略特依然是一个 “最仁慈、最体贴、最大方”的人,他用自己的资产照顾伊莎贝尔和格雷夫妇,让他们度过困境。

但是对于艾略特来说,社交生活却变成了一个反讽,当他年纪渐大,又得了不治之症,却依然对社交充满热情, “他就像一个濒死的演员,等到上了妆,登上舞台,就会暂时忘却病痛。”但实际上,他已经被社交界抛弃了,人们甚至不愿再邀请他,艾略特都蒙在鼓里,当他临死之前还在想着没有回艾德娜的邀请,可以说,他的生命最后一刻还活在自我编织的社交舞台上,信奉 “天堂里没有平等一说”的他在现实中期望创造平等,但这种平等只是金钱、地位、名誉组合起来的人格,在某种意义上是另一种不平等。艾略特之存在,就是一种自我主义,甚至这种自我主义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象征, “美国即将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甚至要超越欧洲,不是高瞻远瞩,而是自我封闭,当1929年那场危机到来的时候,梦想便成为了碎影。

“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上帝的直接介入,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事情来回报上帝。”这是艾略特建造教堂时说的话,上帝让他在危机时不死,上帝就是一种救赎,而这无非是人造的上帝,是物质化的上帝。艾略特所代表的是一种 “社交”生活,他所影响的便是伊莎贝尔的婚姻,所以他反对伊莎贝尔和没有钱财没有地位的拉里结婚,却对祖上有着名望,家族中出过主教、戏剧家、军人、学者,现在有身份财富的格雷心有独钟,在他看来,伊莎贝尔嫁给格雷就是走向如美国一样的繁荣时代,未来尽在自我掌握中。艾略特以及姐姐布拉德利太太的价值观对伊莎贝尔产生了影响,虽然伊莎贝尔爱着拉里,但是她对于拉里的举动无法理解,也无法猜透他要去巴黎 “游荡”的意义,当她终于答应拉里去往巴黎,终于在巴黎见到了拉里,其实爱情已经再无挽回的余地,就像我曾经对伊莎贝尔所说的那样: “爱情好比一个蹩脚的水手,只要在海上航行,它立马就蔫了。到时候你和拉里之间隔着一个大西洋,你会吃惊地发现,起航之前再怎么无法忍受的痛苦,都会变得微不足道。”当一个爱看书寻求知识、毫不顾忌自己生活、不工作的拉里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不是隔着一个大西洋,而是隔着永远无法弥合的距离,伊莎贝尔带着艾略特的影子说: “我这么年轻,想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别人可以做的事情我一样都不能少,我想去参加宴会,参加舞会。我想打高尔夫,骑马。我想穿漂亮的衣服,要是一个女孩子穿的衣服没有周围的人好,你能想象得到有多难堪吗?”而拉里却说: “我想弄明白世上有没有上帝,想弄明白世上为什么会有罪恶。我想知道我的灵魂会不会不朽,是不是我死之后一切也就结束了。”当她让拉里重新回到美国,然后结婚生活,拉里依然坚持着说: “我做不到,亲爱的。这样回去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死亡,等于出卖了我的灵魂。”

解除婚约,这便是两人那无法弥合距离的写照,物质和精神,名誉和信仰,金钱和上帝,他们完全走向了两个极端。而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拉里,到底在找寻什么?他想知道世上为什么会有罪恶,想知道到底有没有上帝,想知道灵魂能不能不朽,就是回到了战争年代那一场发生在自己面前的死亡,在他看来,生命在肉体的寂灭中走向了终点,那时灵魂也就不会存在了,所以肉体主宰着一切,而那些金钱、名誉、地位,甚至婚姻也都是肉体之一种,所以在他看来,肉体又走到了灵魂的反面,构筑了一种罪恶的欲望存在,所以离开美国前往巴黎,他所找寻的是知识,渴望在知识的海洋里发现永恒的东西,而金钱就成为 “一文不值”的东西,婚姻也成为了束缚,成为了羁绊,所以他把这一阶段的生活命名为 “游荡”——是将灵魂放在一种绝对自由的生活中。

但是,在拉里追逐自由的生活中,在放弃婚姻的 “游荡”故事里,他所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是农场里的埃莉和贝克尔太太,当时他和科斯提在欧洲旅行,离开法国,穿过比利时,沿着德国莱茵河往下,这是一种自由放逐灵魂的生活,但是拉里无可避免地陷入到肉体的渴求中,它反而变成了一种困境,所以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他们只能找活干,于是遇到了在农场里的两个女人, “我可不是什么农夫的妻子,而是农夫的寡妇,一个为祖国献出生命的英雄的寡妇。”当寡妇埃莉在那个晚上以一种占有的方式接近他的肉体时,一种悖论似乎形成了:他是男人,却被女人占有;他鄙视肉体,却陷在肉体的困境中,而且埃莉是寡妇,丈夫 “为了祖国现出生命”,是不是就像那个在战场上死在拉里面前的二十二岁的战友?同样被战争夺去了生命,同样是肉体造成了死亡,拉里为什么在那个夜晚面对埃莉的欲望时,最后选择逃离?

其实他完全可以用满足埃莉欲望的方式补偿死去战友的遗憾,但是那一晚的 “被厮混”在他看来却是一种耻辱,实际上对于拉里来说,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对沉浸在肉体死亡的悲痛中的人,他已经把肉体看成了灵魂的对立面,所以欲望是肮脏的,是可耻的。这是拉里关于灵与肉的第二阶段,当他回到巴黎,遇到同样死了丈夫的苏珊时,却又进入了第三阶段,而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印度呆了五年,学会了冥想,认识了生命轮回,抛弃了自我主义, “我相信,上帝只在我心里。”这种自我即上帝的信仰,对于他来说,则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归宿, “我很想知道,艺术能否为我指出宗教无法指出的路。”所以绘画的苏珊成为了拉里的情人,在拉里看来,苏珊就是一个艺术品, “他(拉里)还真是个奇怪的情人,非常亲切,充满热情,甚至非常温柔,刚猛却不激昂,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一点不下流……我关上门的时候,看到他拿起书,从他先前停下来的地方继续看下去。”苏珊这样评价拉里,情人关系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已经完全抛弃了肉体,做爱就像艺术创作,而做完事好不妨碍地看书,艺术又回归到灵魂。而苏珊最后离开了拉里, “我自己就差点爱上他了,这还不如爱上水中的倒影,一缕阳光,或者天空中的一朵云呢,我总算没陷进去。即使现想起当时的险境,我还不寒而栗呢。”不是自己爱上了倒影,是因为拉里一直爱着苏珊的倒影,艺术的倒影,灵魂的倒影。

而爱上苏菲呢?同样是死了丈夫,苏菲的存在却走向了另一种堕落,她酗酒、吸毒,和男人上床,曾经生活在天堂里,当男人和孩子在车祸中遇难,她便失去了天堂,她用这样的方式报复残酷的生活, “绝望之下,她一头扎进了地狱。我能想象,她是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这样一个女人在伊莎贝尔世俗的眼光中,就是一种堕落,甚至是原罪思想造成的恶, “恶就是恶,一直都在。”但是拉里却爱上了她,甚至还和她结婚,拉里的解释是: “我想她是个能力卓绝的人。她并不傻,也不自作多情,而是让人觉得她是一个纯洁的人,一个奇怪却高尚的灵魂。”一个堕落的女人,是肉体的堕落,但是她却在写诗,写优美的诗,写纯洁的诗,这就是她灵魂存在的意义,而拉里爱上她就是为了这一个灵魂。但是把自己当成上帝的拉里绝不仅仅是喜欢她的那种诗歌意义上的灵魂,而是要进一步拯救她,我对伊莎贝尔说: “他的欲望最重要,不不,不只是欲望,而是一种急切的在他心里呐喊的需要,他认识的一个天真女孩如今成了荡妇,他需要去拯救她的灵魂。”

在拉里的生命中出现了不同的女人,伊莎贝尔和他青梅竹马,几乎已经走入了婚礼的殿堂,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但其实是拉里远离了伊莎贝尔代表的世俗世界;他遇到的第二个女人是农场的埃莉,当他以逃离的方式拒绝肉体,就是在远离欲望生活;苏珊是画家,他爱上她就是爱上了艺术,艺术接近了灵魂,但仅仅是媒介,最后的离开就是离开艺术生活,而苏菲则代表着堕落的肉体和纯洁的灵魂的结合,拉里爱上他就是要把自己当成上帝完成最后的救赎。四个女人,共同构筑了拉里追寻人生意义的不同阶段,而拉里似乎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越来越接近他的终点,越来越成为上帝,但是最后的反转却是:苏菲在距婚礼还有三天的时候神秘失踪了,一年后苏菲告诉我当初逃婚的理由是: “亲爱的,到了紧急关头,我不能把我自己看成抹大拉的玛丽亚,把他当作耶稣,基督。这行不通。”

不想把他当成耶稣,就是不想把自己当成一个被救赎者,也就是说,苏菲依然喜欢那种堕落,甚至拉里所认为的灵魂的纯洁其实也是堕落之一种——苏菲无法像拉里一样活在冷静、忍耐、同情、无私、禁欲的世界里,无法忍受戒酒和不食毒品的生活中,即使在她死后房间里发现的所谓灵魂诗歌,也都是有着堕落的影子:波德莱尔、兰博和艾略特的诗集。 “她拥有可爱的灵魂,为人热诚,有理想,慷慨大方。她的理想很伟大,就算是她寻求毁灭的方式,也具有悲剧性的崇高意味。”这是拉里对她的评价。当没有了玛利亚,耶稣之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自己即上帝的另一个意义是:只有自己才能救赎自己。所以最后的拉里还是回到了美国, “我明白。人们必须向环境妥协,我当然会去工作。等我回到美国,就去汽车修理厂找份工作。我是个不错的修理工,找份工作应该不难。”

离开和回来,似乎是一个循环,但是当这一切重新归于平静的时候,反倒变成了一种沦落, “拉里已经如愿以偿,融进了喧嚣的人世,在那个世界,不同的利益冲突纷扰,混乱得叫人迷失。渴望良善,表面上过分自信,内心中却畏首畏尾,如此友善,却又如此冷酷,如此真挚,却又如此戒备,如此卑鄙,却又如此慷慨,这就是美国人。”这像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喟叹,对于一个国家的感慨,而在这个宏大的时代里,每一个人其实都回到了肉体生存的意义上,所谓高尚的爱情,所谓纯洁的灵魂,所谓艺术,所谓宗教,都无法逃离最后的归宿:

毕竟,所有我关注的人都得偿所愿:艾略特拥有了显赫的社会地位;伊莎贝尔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居住在活跃而有教养的社会里;格雷有了稳定的工作,收入颇丰,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苏珊娜·鲁维埃得到了安稳的生活;苏菲告别了人世;拉里得到了满足。不管高傲且文化修养极高的人有多吹毛求疵,我们普通人在心里还是喜欢出色的故事。如此一来,我的故事结局或许倒也算令人满意。

拜伦是长着一只畸形脚的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患有癫痫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拉里是最后拥有一个肉体活着的拉里,那一切的追寻,探求,发现,冥想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最后都无法成为改变世界的那把锋利的剃刀,就像《羯陀奥义书》上所说: “剃刀边缘无比锋利,欲通过者无不艰辛;是故圣者常言,救赎之道难行。”

昨日之岛

编号:C38·2171120·1431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9月第1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45.24元
ISBN:9787532773251
页数:450页

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情诗、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航海日记,这些属于翁贝托·埃科的神秘标签在《昨日之岛》上再现。一六四三年的炙热夏天,一艘负有寻找一百八十度经度线位置之秘密任务的商船 “阿马利丽斯号”在南太平洋某处遇难。船上的幸存者罗伯托是个患有疑心病、妄想症、惧光症,而且不会游泳的年轻人。在遭遇海难之后,他又被浪潮冲上另一艘弃船 “达佛涅号”,罗伯托依靠船上残存的粮食、果菜和家禽维生,坐以待毙之余,只能靠书写情书——以及回忆,最后演变成小说——打发时光。透过这些书写,作者埃科为读者交代了罗伯托的前半生——牵动全欧的卡萨莱城争夺战,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西班牙、教会悉数登场,各国以寻求经度的秘密为目的的间谍战,在那个世纪信仰与科学的激烈交锋……


《昨日之岛》:再说,我已经开始讲述了

我是一块石头,我是一块石头,他对自己说。后来,为了避免自我意识,干脆说:石头,石头,石头。
——《三七 荒谬习作:石头如何思考》

岛屿还是岛屿,虽然在海水的冲刷下越来越远;石鱼还是石鱼,尽管那一种毒让身体变得虚弱;珊瑚礁还是珊瑚礁,即使曾经它们是那些活着的珊瑚虫……当所有一切都以物的方式存在,并且趋向于存在的永恒状态时,对于一个频临死亡的人来说,反倒变成了安慰?从生到死,无法逃脱的宿命总是会降临,当寻找京都和定点的 “阿马丽利斯号”发生海难,当 “达佛涅号”的船员都被登岛之后的印第安人残忍地食用,当卡斯帕神父进入水底钟而消失于海底,甚至当自己被石鱼的毒所侵害,死亡再也不是遥远的事,再也不是他人的经历,它已经发生,它正在迫近,它将把一切都变成最后的物。

在人类关于永生之梦平破灭之后,对于唯一的罗伯托来说,他内心充满了嘲笑, “假如人只不过是个影子的话,你们就是一缕青烟。假如人只不过是一场梦的话,你们就是幽灵。假如人只不过是个零的话,你们就是一个点。假如人只不过是个点的话,你们就是零。”船只、机器、观象台、水底钟,都是人类对于征服世界的工具,但是在最绝望的时刻,它们就是青烟,就是幽灵,就是一个点,就是一个完全被忽略的零——再过不久,连 “达佛涅号”都将不存在,还有什么能解救人类?再过不久,连生命都不存在,还有什么能命名为一个不死的 “我”?

唯有物不死,而物之存在,它消灭的是灵魂,让灵魂见鬼去吧,没有肉体的依附,没有机器的解救,所以一定没有了自我意识,没有了意志,没有了自由——当没有 “我”之存在,就没有了 “我思故我在”,所以 “我是一块石头”在唯名主义中就变成了 “它”,甚至连这种关系也被解构了, “石头,石头,石头。”就是取消了我的命名,我的定义,我之存在的关系:

我是什么?如果我说我,代表的是格里瓦的罗伯托,那么我便是作为我过去所有时光的记忆,即我所记得的所有事情的总和。假如我说我,代表着此时此地的某个存在,而不是主桅或珊瑚,那么我便是此刻我所感觉到的一切的总和。但是,此刻我感觉到的是什么呢?是假定不可分割的原子之间的关系的总和,它们排列在那种关系系统之中,在那种特殊的秩序之中,这便是我的躯体。

也许只有濒死之人,才会真正思考死亡,也许只有思考了死亡,才能想到 “我说我”的哲学意义,也只有说到 “我说我”,才能把世界的存在和上帝联系起来,但是在没有橘色的鸽子、上岸的岛、昨日之子午线的世界里,死亡是不是也会把一切带向虚无? “假如到现在我还不能将我的死亡变成为我生命中的杰作,那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去讨论哲学还有何意义?”而正是在死亡面前取消了我的命名、我的定义,在恐惧中回到了 “一块石头”的物世界,罗伯托才会寻找另一个自己,即使那个自己是邪恶的,是残忍的,是伪善的,也可以将自己从这绝望的宿命论中带离出去。

费兰特,他是罗伯托命名的自己, “我”之外的自己,作为对立面而存在的自己,但是这样一种移植是不是可以完成最后的思考?他曾经在自己幼小的意识里出现,在卡萨莱围城的困境中出现,在巴黎的伊壁鸠鲁生活中出现,甚至在 “达佛涅号”的死寂中出现,出现而逃避,出现而扼杀,出现而害怕,但是当最后以寻找的方式为自己的死亡寻找命名的出路时,罗伯托或许真的成为了费兰特,成为了 “我”之外的另一个非我,成为了上帝之外的救赎者,成为了在思考中实现自由意志的寄托。

费兰特为什么会出现?罗伯托是如何命名的?十六岁以前的生活,似乎是解开这个谜底的唯一线索,也是死亡降临的时候,也是自我意志无效的时候,但那不是罗伯托,是父亲波佐。受伤而疼痛的时候,那个加尔默罗会的修士在刀刃上撒了一些粉末,这个曾在东方云游知道阿拉伯炼金术的修士,用这样的方式让波佐告别了疼痛,而且奇迹一般,第二天伤口开始愈合。粉末撒在刀刃上,刀刃没有碰到伤口,但是却把疼痛带走了,身为家庭教师的修士说,是粉末带走了疾病,带走了伤痛。波佐身上转移而发生的奇迹,最后也变成罗伯托内心里的一次命名,波佐在告别了伤痛之后,在一个授封仪式上对罗伯托说: “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是我的第一个儿子。”

授封仪式,听起来像是起死回生后的重生言说,不是别的人,是 “你”,当罗伯托听到那个加重强调的 “你”字,似乎就开始出现了转移,不仅仅是人称,而是自我的一次外化,在 “你”之外还有另一个人?他是 “他”还是 “我”?为什么父亲要突出这个人称?当罗伯托经历了没有朋友的童年,习惯了独自一人的生活,突然自己变成 “你”的时候,那个自己之外的存在者似乎就被激活了:一定有一个阴魂不散的 “另一个”。他甚至给这个丢失的兄弟起了名字:费兰特, “费兰特得益于身份被抹去,可以在罗伯托背后行事,而罗伯托也隐藏在费兰特的身后。”

实际上,阴魂不散的费兰特绝不是罗伯托地位受到威胁的存在,而是在他命名之后成为化解矛盾、逃避困难的一个解救者。当曼托瓦公国的继位纷争波及到波佐的地位时,当卡萨莱被围城的时候,父亲让罗伯托和自己一起出发去包围卡萨莱,这是卷入战争的一次行动,但是对于罗伯托来说,却是一段美好的经历,因为, “从长途跋涉者嘴里可以听到许多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而这也正是他从一个人的孤独状态突围而寻找另一种存在的有效方式。

这是一六三〇年的那个夏天,选择自己进驻卡萨莱的罗伯托经历了自己被塌落的草堆保护的幸运,也看见了敌人 “为了抢走一只手镯,则砍掉整只手”的残忍,听到了父亲关于 “战争是一只丑陋的野兽”的性恶论,也发现了所谓的神圣队伍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现实,但是在卡萨莱围城期间,那些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的确开启了罗伯托的心智,关于宗教,关于道德,关于英雄,关于上帝,关于死亡,以及关于我,而这些所谓的教育是交错的,混乱的,甚至是对立的。圣萨万身为神父,却告诉罗伯托: “一个正派人的首要品质是藐视宗教,它要我们恐惧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即死亡,憎恶命运给予我们的唯一美好的事情——即生命,而去向往只有星球才永恒至福地生活着的天空,那些星球既不因奖赏得意,也不因谴责动容,只在虚无的怀抱中享受它们永无休止的运转。”当死亡会自然发生,上帝还有什么意义?这是一种生命的虚无观,圣萨万的神父身份也是一种虚无,在他看来,那些说道,那些哲学,是 “舌头割去之前”可以充分利用的资源,是为了和偏见决裂,是为了发现事物天然的道理,所以在语言的对面,圣萨万面对的是一个存在着的自然, “ “我在自然里找不到相信上帝的理由。”那些所谓的国家秩序,所谓的宗教信仰,所谓的牺牲精神,其实在圣萨万看来只是一种违背自然的东西,只是为了在贵妇人面前写一首手好诗,写一部时髦的小说。

圣萨万无非是用神父的身份去定义了一个上帝,上帝当然变成了自然之外的 “他者”,我们依靠他者存在,是用想象构筑了另一个世界,所以圣萨万希望陷入自我困境的罗伯托去寻找一个爱人,而这个爱人就是想象之中的产物。罗伯托似乎爱上了一个名叫安娜·玛丽亚·诺瓦雷塞的妇人,她有着纯洁的形象,有着丰腴的美丽,也有着英武的美丽。想象或者只是罗伯托欲望的产物,但是正如圣萨万所说: “因此,您既渴望又不渴望。爱情会把人变成自己的仇敌。您害怕达到目的之后会失望。您要在门槛上,就像神学家所说的,您享受延迟。”他给安娜写情书,想象自己向她表白,也想象她回复了情书,甚至和自己一样感受到了爱,正是这种想象,他甚至把围城的卡萨莱也变成了自己情感的世界, “把街道、喷泉、广场变成了倾慕之河、冷漠之湖或敌意之海;他把这受伤的城市变成了自己得不到满足的柔情之乡,他的孤独之岛。”

这是灵魂的激情?这是绘制的柔情的地图?想象之存在,超脱了欲望?对于罗伯托来说,圣萨万构筑的这个世界反而使得那个阴魂不散的费兰特合理化了, “也许您不如您以为的那般爱您的父亲,您曾经觉得他教导您德行时过于严厉,您因此埋怨他,而后用另外一个人的、而不是您自己的过错来惩罚他。”这是第一种层次,是 “另一个自我”产生的原因,而当 “费兰特”被命名之后,他又承担了罗伯托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当他看到战争的疯狂时,他从窗户似乎看到了走向斜坡的费兰特,那时一个对宗教产生怀疑的人;当波佐在卡萨莱被敌人的炮火击中时,他想到是费兰特向敌人告密。被命名的费兰特走向了合理化的道路,也在这种 “非自我”的实践中让罗伯托摆脱了负罪感。

但是,想象是不是另一种虚无?当自己以异乡过客的心情体会战争的溃败,当自己用他者的身份抚摸所爱的肉体,当自己以非自我的方式逃避疾病、疼痛,是不是取消了罗伯托这个本我? “他将发烧想作爱情,当他将草褥子的折痕处弄皱时,或者当他抚摸着自己身体上出汗和疼痛的部分时,他也梦想着在触摸诺瓦雷塞的肉体。”也正是由于此,狂热变成了妄想,欲望变得扭曲,所以罗伯托开始转向另一种超越自我的理论:埃马努埃莱神父的 “机器观”。

机器不是物质意义上的机器,是思想的连接方式,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是上帝给世界提供的隐喻。 “亚里士多德机器”是将本质、数量、性质、关系、活动、遭受、姿态、时间、地点和状态十种范畴放在机器上,然后建立字母世界,然后设立几十条名目,所以当摇把转动,滚轴便独自运转起来,当当停下来的时候,随机组合的世界里便会出现相关的字母,而这些字母便是在本质之下的命名。所以当大家选择 “侏儒”的时候, “亚里士多德机器”就产生了如下的命名: “脚靠近头的体格,在开始之处结束的肉质切片,在一个点上凝结的线,针尖,对其讲话须加小心、害怕一喘气就将其吹跑的人,小到不能接受色彩的物质,黑芥的火花,比它所拥有的既不多任何一点、也不少任何一点的小实体,无形状的物质,无物质的形状,无身体的身体,纯理性的实体,天才的发明……”

范畴、本质,在机器的随机组合世界里,变成了原子,肉点,以及词语,而这些命名只不过是隐喻,就像埃马努埃莱神父所说,机器制造的是 “词汇的纬纱、颖悟的思想”,只有雄辩者才能理解这个宇宙,所以他实际上把机器当成了另一种上帝,而反对圣萨万所说的想象: “为什么上帝给世界制定法律,为什么它禁止私通,为什么上帝之子化为肉身,他们用无数问题向你发起进攻,再利用你的每一个回答将它们转变为无神论的证据。这些就是所谓时代的才子,实际却是伊壁鸠鲁的信徒、皮浪主义者、犬儒主义者,以及放荡的不信教者!因此,你不要听信这些来自于魔鬼的诱惑。”微量、原子、随机,这种观点其实就是德谟克利特以及伊壁鸠鲁概念的机器化。这似乎又为罗伯托开辟了一条道路, “无论是艺术还是大自然,都喜欢密谋策划,原子也是一样,在它们聚集的时候,一会儿呈现出这种方式,一会儿又呈现出另一种姿态。”而在这样的想法之下,那个费兰特又成为了罗伯托用自己的面孔、愿望、思绪组合而成的另一个自己—— “一个隐藏起来的闯入者。”

一个是用想象建立的孤独之岛,一个是以原子的方式隐藏起来的闯入者,一个是推翻了上帝的命名而呈现而自然状态,一个是被上帝命名而呈现不同的组合,圣萨万的 “想象说”和埃马努埃莱神父的 “机器观”是不是一种对立?当那场决斗发生,实际上就是两种观念和思想的直接冲突,但当最后圣萨万被剑刺中而死去的时候,似乎宣告了 “想象说”的破灭,而伴随着死亡,安娜不见了,波佐不见了,战争不见了,但是那个费兰特呢?那个另一个自己呢?他却一直在罗伯托的世界里,所以在卡萨莱围城告一段落之后,罗伯托离开了自己的家,前往了巴黎,而在巴黎的时光,他更多在埃马努埃莱神父的伊壁鸠鲁学说影响下,寻找原子意义中的上帝和世界,以及自我。但是这种寻找最后却又让他回到了原点,他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爱情,那个叫莉丽雅的女人让他感觉到欲望世界被打开了,但是这仿佛又变成了想象,当他写信给她,是进入一种想象构筑的世界,但是当她邀请他的时候,他却害怕了, “他为受激情驱使而表现出来的厚颜无耻感到局促不安,他把鲁莽和悔恨写成不平静的诗句,然后对自己说,一个绅士可以像疯子一样去爱,但却不可以成为笨蛋似的爱人。”他学习了英语、医学、击剑、火枪,进入到知识的世界,但是当伊洛比通过武器治愈伤口的时候,那种叫做 “交感粉末”的方法似乎又回到了父亲波佐受伤时的那一幕,即使伊洛比解释说: “大自然刚一遭遇真空,便会设法用原子去填满它,此时会展开一场争夺每一寸空间的斗争。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它的交感粉末便不会发挥作用,况且实验证明情况恰是如此。”那种所谓的原子,所谓的组合,反而让自己想起了 “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是我的第一个儿子。”反而回到了被强调的 “你”时代。

当罗伯托最终因为交感粉末而被认为是策划反对国家的阴谋时,他反而失去了自由,但是被捕入狱之后,红衣主教却赦免了他,让他潜入荷兰船只,去寻找经度的奥秘,寻找定点的真相, “在我们看来十分明显,发现经度的秘密而又秘而不宣的国家,必将获得凌驾各国之上的巨大利益。”大航海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人如何确认自己的位置,在了茫茫大海上,如何找到参照,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人类的迷失,只有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人才是孤独的,才是渺小的,才是危险的,那么伯德率领的那艘 “阿马丽利斯号”是不是和罗伯托命名费兰特一样,是为了一个自我解救的合理化设想?

“谁如果找到了确定子午线的方法,那他就是海洋的主人了!”是想成为自己的主人,是想驾驭无际的大海,在这个意义上,人仿佛想成为自己的上帝,而这个上帝之存在,需要的就是 “另一个人”,个合理化的非自我。 “阿马丽利斯号”发生海难似乎是人类茫然的一种写照,当罗伯托幸免于难而走上 “达佛涅号”的时候,他开始经历了第三个关于解构自我的阶段。在卡萨莱围城中,无论是圣萨万的想象说还是埃马努埃莱神父的 “机器观”,其实对于罗伯托来说,都面临着一样的境况,那就是死亡的威胁,瘟疫流行让他患上了疾病,卡萨莱被围困让他看见了战争残酷,所以在死亡面前,他才会从想象或者机器的世界里找到另一个自我,在合理化意义上获得解脱,而当海难发生之后,他幸存下来便第三次面临死亡,而在所有的死亡的威胁中,他都看到了另一个人,一个闯入者。

“达佛涅号”上醒来,圣萨万发现了物品,发现了食物,发现了那些动物,甚至发现了原处的岛屿,但是这不是一个人的世界,那些神秘的声音总是传来,于是他确定有一个闯入者,一个在他之外的人,实际上,在罗伯托经历的种种遭遇中,他一直活在闯入者的阴影中,那个叫费兰特的兄弟尽管不断被他合理化,但是在内心来说,他是期望把自己的所有不安、恐惧和孤独都转移到他身上,甚至在死亡面前,他也需要这样的解脱。所以在 “达佛涅号”上,当他最终发现那个神职人员卡斯帕蜷缩在床铺上的时候,他似乎再一次摆脱了死亡的威胁,而卡斯帕神父又从灿烂的航海学、神圣的地球理论、巧夺天工的机械和星系漫谈中,为他构筑了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时间的空间化。

“假如你从美洲向亚洲旅行,你会损失一天,假如你以相反的方向旅行,你便赢得一天,这便是‘达佛涅号’选择了亚洲路线的原因,而愚蠢的你们则走了美洲路线。现在你比我更老一天!这不让你觉得好笑吗?”所谓的经度,所谓的定点,其实不单是地理上具有一种革命性意义,而是成为另一种时间,罗伯托的感悟是: “如果在那同一个瞬间,我人在子午线上,那将是午夜整点,但如果我朝西望去,我将会看到星期五的半夜,而朝东望去,我将看见星期四的半夜。嗳呀,上帝!”他喊出了 “上帝”,因为一切都在已知之外,而神父之所以告诉他这些,只是为了让他知道这个世界的答案不是从历史中获得的,而是从神圣的天文学中去寻找, “应该把《圣经》上的指示与我们已知的天体规律知识互相印证。”世界之无穷,《圣经》上已经写好了答案,世界之无限,子午线已经划分了昨日和今天, “世界不只在空间里可以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在时间里也是一样。”

时间的空间化,或者空间的神圣化,在罗伯托那里又一次完成了超越死亡的命名。但是正如想象说、机器观一样,卡斯帕尽管有观象台,尽管有远处的岛屿,尽管有橘色的鸽子,似乎在世界中建立了和上帝有关的隐喻,但是最后当他进入水底钟去往岛屿的时候,永远无法返回的现实让这个想法又彻底破产。罗伯托又成为一个人,一个中毒的人,一个面临死亡的人,一个无法逃脱命运的人,而在这个时候,他却进入了最具悖论的世界中:他想成为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成为自己的上帝, “一位哲学家曾经对他说过,上帝比我们更了解世界,因为是他创造了它。为了与神的见识相符,哪怕只是稍许接近,就应该把世界作为一座大建筑来理解,并设法试着去建造它。”

“他必须建造它”,而这个建造便是他让自己变成了作者,一部小说的作者,一个自由创造的作者, “他想到可以创作一个故事,他肯定不是故事的主人公,因为故事不发生在这个世界里,而是在一个小说的国度里,故事的情节将与他所生活的世界里的那些事件平行发生,但两个系列的冒险却永远不得相遇和重叠。”没有发生过,但是可能发生,它甚至超越了现实,超越了真实,而在罗伯托自己建立的 “小说起源说”中,他把费兰特再一次激活,他有着阴暗又顽强的野心,他觊觎着权力,他有着对女人的美色之好,他是贪婪的家伙,当然,他也把自己的那双手伸向了罗伯托不敢抚摸的身体。于是,费兰特上了船,向红衣主教出售情报,而且他和莉丽雅一起带着爱情上船,他们成了间谍,他们杀死了穿上的人,他们最后向着岛屿而去……

所有这一切是罗伯托没有完成的任务,费兰特让他实现了,但是当遭遇石鱼攻击之后中毒,面临死亡的罗伯托似乎醒悟过来,费兰特所带着的原罪如何从那个小说中清除出去?或者说,费兰特只是为罗伯特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并不是取代他,甚至杀死他,而这个在死亡之前思考的问题终于变成了关于 “我”的一次终极命名:我是罗伯托?我是经历了不同死亡的幸存者?我是建造了小说王国的上帝?我是费兰特?或者说我就是永恒的石头? “由于石头不懂爱,于是他坐起身来,又变回一个热恋的男人。”这便是他永远无法逃脱的悖论,也是作者遭遇的永恒难题: “他不知道,尤其是当作者已经决意赴死的时候,小说便常常是自行写下去,并且走向它自己想去的地方。”

但是作者只是一个罗伯托?一个创造了非自我却又将他合理化的费兰特的罗伯托?死亡是生者的死亡,是创造者的死亡,所以在小说的世界里,作者看起来是可以永恒的,但是罗伯托的故事在未知的情况下像大海一样迷惘的时候,在他之上却还有一个作者,一个 “我”:当罗伯托从 “阿马丽利斯号”爬上 “达佛涅号”,是谁叙述了这个幸存者?当他不知道睡了多久的时候,是谁在别处计算了时间?当他写给自己的爱人那封信的时候,是谁将它完整呈现出来?罗伯特身后有一个闯入者,不是卡斯帕神父,不是费兰特,而是 “我”,一部小说的作者,第一人称,单数: “再说,我已经开始讲述了。”

开始讲述,从幼年时期出现的那个被强调的 “你”,到卡萨莱围城时的想象、机器,从巴黎时的交感粉末到 “达佛涅号”上的子午线, “我”之存在,就如那个昨日之岛一样, “总而言之,岛屿就在那里,一如往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有没有发现定点和子午线并不重要,有没有看见橘色的鸽子也不在重要,甚至有没有最后死去也没有了意义,因为罗伯托也无非是另一个费兰特,是作者 “我”之下的一个原子,排列组合,充满了可能性, “总而言之,在生活中发生了那些事情,就是因为发生了,而只有在小说的国度里,事情才似乎是为了某种目的或者由于某种天意发生。”所以最后单当罗伯托变成了 “我”叙述的一个人物,他的所有经历都在虚构中变成了一种戏谑,正如对于那封信的评价: “字迹倒是端正秀丽,但正如您看到的,已经褪了颜色,纸张上还有水渍。至于内容,从我所辨认出来的不多的部分来看,是传统的习作。您知道在十七世纪人们是如何写作的……都是些没有灵魂的人。”

信件之死,是没有灵魂的人的堕落,罗伯托之死,是小说虚构世界的抉择,那么在这个故事,在这个小说之外, “我”又是何人?文本之文本,原子之原子,无限多的链条,无限多的可能,最后也只是一种可能:小说《昨日之岛》,450页,作者:翁贝托·埃科。

春梦之结

编号:C54·2171120·1430
作者:【美】亨利·米勒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5年11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30.40元
ISBN:9787544754712
页数:414页

《北回归线》、《黑色的春天》、《南回归线》的 “自传三部曲”之外,亨利·米勒另外有 “殉色三部曲”:《殉色之旅》、《情殇之网》和《春梦之结》,作为 “殉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春梦之结》里依然是梦中呓语,依然是情欲的纠葛,依然有着 “离开”的主题:主人公和 “双性恋”的妻子莫娜以及妻子的女友斯塔西娅共同生活在纽约一间出租屋里,三人之间争吵不断,两个女人不告而别,留下主人公独自生活和写作,生活最后变成了行尸走肉的存在。小说开篇即是一种必须打来的离开: “汪!汪汪!汪!汪!像狗一样在黑夜中狂吠,叫个不停。我大声狂叫,可没人理我。我喊破嗓子,却连一声回音都没有听到。”


《春梦之结》:我一下子坐到上帝大腿上

那么让文学见鬼去吧!我要写的是人生之书。
那么署谁的名字呢?
署创世者的名字。
这样问题好像就解决了
——《第十四章》

一本书打开,进入文字的世界,进入想象的领域,进入有 “我”存在的天地,所谓文学,大约是看到了和信仰、爱、理想相关的一切,可是,一本书只是一本书,存在于物理世界的书,甚至以物的方式显现的书,这似乎向手捧着书作为读者的你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从书的世界里发现文学,在你目光进入的过程中,现实和虚构的界限在哪里?或者说,你何时越过物的状态抵达了心灵的存在?你何时在文字之中激活了自身的体验?

看见而进入,进入而阅读,阅读而合上,合上而放下,一本书难以逃脱这连续的过程,在起点和终结处,它始终是一种有着单位属性的物,所以里面的虚构,里面的想象,即使带着最现实的描写,也都是可以完全挣脱出来,和现实隔着永远无法和解的距离。所以那个疑问在找不到答案的前提下,可以简单置换如下:正在打开书本的你变成正在阅读的我,正在阅读的我变成那个叫 “瓦尔”的我,然后我的同一性就是把自己带向那个正在发生的文学世界,于是,我开始 “边走边写”那部小说,于是我把那些 “可爱的早发性痴呆患者、宇宙流浪汉、有坚强后盾的逻辑学家、伤痕累累的癫痫病患者、小偷、皮条客、妓女、被革除神职的牧师以及《塔木德经》《喀巴拉》《东方圣书》的研究者”放进小说,于是我里面写一个 “三教九流云集,各种思想泛滥,放荡的,卑鄙的,疯狂的,应有尽有,而且个个都像野草一样茂盛”的纽约,于是我把这本书取名《这个异教徒的世界》……

我当然是作者,而且我塑造了一切,甚至塑造了那个叫 “瓦尔”的我,所以在我把我当成是其中一个人物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抵达了上帝的高度,我就是小说这个世界的创世者,于是它不再是物,不再是一本书,它是整个世界,和文字无关,和小说无关,和虚构无关,它就是一本人生之书,信仰之书,爱之书, “耶稣真是个了不起的木匠!没用一砖一瓦,他就建造了一座教堂。”这便是超越,用文字建造世界又消灭了文字,被置换的我成为高高在上的我, “我敲击键盘——速度飞快——心里想到上帝造物,想到亲眼所见,想到无所不在的情感,想到远在天边和近在眼前的上帝,这一切都像面纱一样悬挂在我的面前。”

这是一个否定之后肯定的现实,这是一个世界末日之后重建的世界,但是,我为什么会成为创世者?我为什么在文学的虚幻中要洞察人生?我为什么要在凄凉的教堂之外建造另一个教堂?其实必须回到起点,回到那个物的世界,回到名叫 “瓦尔”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听到了 “汪汪”的叫声,在黑夜中狂吠,没有人听到,也没有回声,寂静而黑暗, “汪汪”的叫声其实就是返回到的生命的最底端,甚至就是一种物的存在, “孤独一人——头脑里长满了湿疹。”世界就被命名为 “艾萨克·达斯特”,Dust,是尘土,于是生命的过程就是 “生于泥土,死归泥土,泥土来,泥土去”,岁月走到终极的意义,也无非是 “添加一条遗嘱”。这或许是一种悲哀,但是当只是以最低微的物而存在,悲哀甚至也没有了,就像斯坦利所说, “我十二岁那年,时钟停止了。”人生之时钟就停在那重合的一刻,于是什么叫理想,什么叫自由,什么叫爱,也都变成了一种神话, “对你们来说,他只是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一个移民的孩子、一个脏兮兮的意大利小家伙,英语说得结结巴巴,但不论什么时候碰到你们,他都会礼貌地抬抬帽子。”

被抛弃在已经存在的世界里,被抛弃在活着的故事里,可是没有了人生的可能,所以我之解读是: “家谱嘛,就像是一棵高大的圣诞树,看上去光彩夺目,实际上,上面挂的全是些打扮光鲜的成人疯子。”连亚当都是一个瘸子,一个独眼龙,一个怪兽,还有谁是上帝的子民,还有谁能得到庇护,还有谁能感受到爱?十二岁就打开了一本书,那本书上写着一张纸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人类就不再是以前的人类了。”人类不再是以前的人类,那么现在的人类又是谁?陀思妥耶夫斯基怀念曾经的美好,还是洞察了人类的罪恶?一样是一个作者,一样是写出了小说,一样像是创世者,但是在一个本来为物的书里,每个人看到了不同的人类,莫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 “事实”从来没有兴趣,斯塔西娅说他的小说里有着魔鬼元素, “魔鬼是真实的,罪恶也是真实的”,而我之为瓦尔的时候,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罪恶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就像别尔嘉耶夫说的: “上帝的王国才是理想的世界,不仅对个人是这样,对社会和宇宙也是如此。而那也正是这个世界的末日,这个邪恶、丑陋的世界的末日。同时,它也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正义、美丽的世界的根本所在。”

只有在世界末日出现之后,才会有新的世界,就像只有对物的存在超越之后才能让自己成为造物主。十二岁的时钟停止了,魔鬼和罪恶变成真实的存在,教堂变得凄凉和瘦弱,才有可能在人生之书中成为造物主,所以 “汪汪”的世界提供的不是一个人的感官体验,而是无数个我,无数个个体,无数个十二岁,无数个魔鬼和罪恶。那座城市叫纽约,那个国家叫美国,但那里有什么?放荡,卑鄙,疯狂, “个个都像野草一样茂盛”,指的是思想, “纽约真不愧为一个试验场”,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保持着和国家的对抗方式,那里的诗人吟咏着肉体,那里的思想家贬低着上帝,那里的欲望泛滥成灾——但是,谁制造了罪恶?当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受害者还是恶的制造者?

父亲的客户约翰·斯蒂默看上去是就是一个在十二岁就停止了时钟的人,就是一个在黑夜里 “汪汪”叫的人,当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叫做思想,当他把所有的思想过程都成为手淫的时候,矛盾的世界里他已经无法逃离了, “一方面沉湎于自我,一方面又憎恨自我”,自称是 “彻头彻尾的精神主义者”,其实质的意义是: “精神主义者甚至连他的生殖器都能思考问题。”不是靠大脑,而是靠生殖器,当肉体有关的一切即和女人做爱,又思考自己的精神,这是一种亵渎还是一种妥协? “人生的问题,只有你经历了性爱和物质困难才真正开始。”所以一个认为要取消法庭,取消法律,取消警察,取消监狱的精神主义者,却把自己变成了肉体的囚徒,而且还是一个律师,如此悖反的命运如何找到一个出口?

女人,老婆之外的女人,做爱高手的女人,这是斯蒂默找到的答案, “我们不管丧失什么,上帝都不管,但唯有思想不能失去,因为只有在思想里生命才能得到保护。”但是精神解救了肉体,肉体成为精神一部分的借口,最后也只不过是丧失了爱的可能,造物主在打瞌睡,上帝缺席了,也是行尸走肉中,精神也只不过是一个物,没有了信仰,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原则,没有了信念,当然更没有了自我, “可到头来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出口,就像我们现在的境况一样。最后,他只好跑到上帝那里去寻找避身之所。”所以,这个上帝只不过是躲避一切的虚构物,而所谓的人生也只有在死亡到来时才拥有了自由——几个月后,他死于脑溢血, “很显然,他思想上接受不了他得出的为那些人生结论,于是在精神上不停地手淫,一直手淫到死。”精神延伸到肉体,肉体代替精神,手淫致死,是精神致死,这永远悖反的世界, “思想就是一切!上帝就是一切!可这又能怎么样呢?”

这是不是一种病?上帝就是一切,是不是也包含了罪恶,包含了欲望,包含了被异化的生命?而其实在纽约呈现的物世界里,思想的缺失,信仰的缺失,最大的表现是爱的迷失。爱是什么?是肉欲之爱?是精神之爱?还是对上帝的爱?十二岁的时钟已经停止,这本身就是爱被取消了,而我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所谓的爱也是停止了时钟的走动, “你父亲谈画家,你姐姐谈音乐,你母亲谈天气,可谁也不知道自己所谈的东西,真的。他们就像蘑菇一样,在一起谈呀说呀……还有你们竟然跑到墓地去散步,一定是怪怪的,要是我的话,一定会疯掉的!”斯塔西娅说的话,她为什么去我家?我的妻子是莫娜,而莫娜却又爱着她,于是在两个女人相关的畸形之爱里,我又成了那个听不到时钟走动声音的人。

斯塔西娅和莫娜,似乎就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女性样本,斯塔西娅, “她现在暂时被关在疯人院的观察病房里。她是自愿去那里的,想查查看脑子是否有问题。”为了证明自己正常,她必须去疯人院,这又是一个悖论,她是自己不承认疯狂的疯子,却又必须让自己保持疯狂的疯子,在一种公众场合,她都会露出一对可爱的乳房,或者声称自己被一群流氓袭击而怀孕,而当克伦斯基在她面前让她脱掉裤子检查是否正常的时候,她又怒不可遏: “真是天大的笑话!就因为我这儿有个大洞,东西一插就能插进去,我就正常了。快,给我一根蜡烛!我要让你们瞧瞧我多正常呀。”而自己拒绝检查的时候,又要莫娜把衣服脱掉,把乳房露出来。

而莫娜呢? “我”的妻子,却爱着斯塔西娅,在和我的生活里,即使出去也只是像两个陌生人一样走在街上,那是一种死寂的爱,甚至比不上和父亲在公墓里散步时可以谈论一下某个话题,所以,那时就有了渴望但冷漠的 “春梦之结”: “我舌头像打了结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手挽着手狂奔,只是 “玩得开心”,只是呼吸空气。我或者爱着莫娜,疯狂地爱着莫娜,可是这样一种爱在只有紫罗兰的世界里才显出一点梦幻色彩。但是斯塔西娅和莫娜那种暧昧的关系,到底是重塑一种跨越肉体的爱,还是畸形的爱?斯塔西娅说: “我只是她虚构世界中的一个东西而已,或者说是一面镜子,一面她不时地用来照一照真实自己的镜子。不用说,镜中的形象是扭曲的。”而莫娜说: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最爱,两个我都爱。我爱一个人与爱另一个人没有关系。瓦尔,我越爱你,也就越爱斯塔西娅。”

实际上这种暧昧是一种缺席世界的反应,灵魂在何处,精神在何处,信仰在何处,没有找到,或者疯狂乱找,只是因为它们都不在自己应该的位置上,错乱而带来迷失,迷失而带来负罪感,命名为爱只不过是自我的虚妄,所以真正寻找的出口是:找到所谓的自我,找到自我的位置。斯塔西娅在亲吻了我之后依然决定离开纽约,离开美国, “我命中注定是要当个处女,或者说精神上是个处女。”不管她后来去了欧洲还是非洲,不管她遇上了疯子还是自己成了天才,总之是在离开之后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唤回自我的方式,逃离的方式不再于离开,而在于抵达,正像莫娜所说: “对女人来说可能还有别的东西。这种东西非常细膩,男人是领会不到的。”

而曾经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我呢,一束紫罗兰终究不是挽回爱的唯一,正视自己才能解开心中的疑问, “像巴尔扎克一样,我生活在想象的艺术作品中,就连画框也是想象出来的。”或者我想象了和莫娜在一起的斯塔西娅,因为从她那里能够在镜子一样的扭曲故事里看见爱的面目,而我的迷失正是因为我已经在 “汪汪”的生活里找不到人存在的意义,甚至是最基本的男人的意义, “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了。我是一只退化到原始状态的动物。终日惶恐不安,成了我生活的一种常态。”所以灵魂在哪,爱在哪,上帝在哪,在物的生存中都太远而成为无法解答的问题。

所以先是否定, “杀死时间!杀死思想!杀死痛苦的饥饿!杀,不停地杀,长时间地杀……来一场大屠杀!”我面对的那个妓院,面对的是肉体,面对的是欲望: “”大多数看上去都是灵魂空虚,目光茫然。整天和钱财、标签、纽扣、盘子、提货单打交道,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怎能不空虚、不茫然呢?她们也该有个性?”在弥漫着 “阴道的味道”的地方,我才能真正想起莫娜,这便是屠杀之后的重生,就是迷失之后的寻找: “我的位置就在这个世界上,在死亡与堕落之间。我与日月星辰为伴。我的心已经彻底清除了一切邪恶,已经无所畏惧。现在,我的心十分渴望把自己主动交给第一个到来的人。”我面对的还有一份工作,体力劳动, “我站在墓穴下面,挥舞着铁锹,将士一锹一锹地越过肩膀,掀到外面。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多好的工作!在地下挖个洞穴?这样的洞穴有许许多多,个个都很神圣,每个都很特别,从亚当·卡德摩斯到亚当·欧米茄,每个人的都是如此。”肉体必须面对的死亡,人生最后的墓地,当为自己挖掘坟墓,当自己躺在里面, “那感觉可能舒服多了”。

肉体之外的爱,死亡之外的生,都是在否定中提供了肯定的答案,当然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我必须是一个从物的世界里挣脱出来的造物主,必须是俯视世界的创世者,所以写作一部小说,就是另一种寻找, “我要写的是人生之书。”当有人出卖了上帝,当最荒凉的角落就在我的周围,当我=纽约的世界变成了一座巴别塔,让我坐着的唯一位置就是我要成为最靠近上帝的人,我想和上帝待在一起,我要到上帝那里去寻找避身之所,我一下子坐在上帝的大腿上……这一切就是和上帝一起,接近那个人生, “我把自己想象成摩西在世,率领芸芸众生走出荒原,带领大家逆流而上,改变前进的方向,掉头向后,向河流的源头方向开始我们伟大的航行!让美国这块广袤的荒原变成荒无人烟的土地吧,让荒原上那些脸色苍白的人全部走开吧,让那种无聊的繁忙与喧闹见鬼去吧……把这块大陆还给印第安人吧……”

救赎者? “我可能永远不会用文字去写,我得用鲜血去写。”所以那里有坟墓,有凄凉的教堂,有皮条客、妓女、流浪汉,有纽约最肮脏的存在,甚至取名《这个异教徒的世界》,但是呈现这一切的时候,我到底在哪里? “我一面讥笑,一面发愁,冲它又是吐痰,又是大便,不一会儿,我就朝它撒泡尿,把它埋了起来。那根骨头的名字叫巴别塔。”又回到了 “汪汪”的世界,又回到了一本书的物状态。所以站在上帝的身边,成为摩西的意义也只是一种想象,它距离现实太远,而真正需要成为造物主,就是回到人的自我状态,就像麦格雷戈说的: “亲爱的,不是理解生活,铸造生活,改变生活,也不是热爱生活,而是要从生活中吸取永不干涸的精髓。”

那里原本就存在着精髓,要成为世界之王,才是真正主宰自己的上帝,十二岁的时钟可以自己拨动,紫罗兰的花可以自己栽种,爱可以自己付出而得到——和莫娜的蒙特利尔之行似乎就是对于现实的一次逃离演习,说着法语想象和巴黎人对话,仿佛就看到了斯塔西娅,所以我对莫娜说: “我亲爱的、可爱的欧洲,你可不要骗我!即使你不完全是我现在想象、渴望、迫切需要的那个欧洲,但你至少能给我一种幻想。在这种幻想中,每当提起你的名字,我就感到一种巨大的享受和满足。”如果离开美国,离开纽约,需要的是漂亮的旅行包,是烫着金边的护照,是一百美元,是旅游保险单,是导游手册,甚至是乏味的观点、狭隘的偏见、草率的判断、有色眼镜等,它们都在物的意义上可以让人离开,而真正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书写那本人生之书,便是和那个被春梦之结缠绕的、想象的现实说再见: “……再见,先驱广场!再见,啊,长生不老泉!再见,丹尼尔·布恩!再见,祖父!再见,童年伤心大街,但愿再也不要见到你!再见,各位……再见啦!让叶兰在风中飞舞!”

无数个再见,无数个隐喻,无数个没有在舌头打结时说出的词语,它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而那个硬币从手里滑下去滚到了阴沟里,对面的乞丐也终于被我阻止去捡,因为它待在那里,也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即使在现实里存在,即使是巨大的困境,只要把它当成可以再见的物,一切都会变成一本书上的某一个词汇, “我努力回忆愉快的往事,试着把美国当作一个我只是听说过的地方。”

坟墓的闯入者

编号:C54·2171120·1429
作者:【美】威廉·福克纳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9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6.30元
ISBN:9787532158089
页数:204页

镇上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被杀,黑人路喀斯受到怀疑,被抓入狱中,曾得到路喀斯帮助的白人孩子契克不相信他是凶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一个小伙伴及一位白人老太太卷入案子中。他们从死者的坟墓里发现了另外一具尸体,为排除路喀斯的嫌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契克用事实说服了种族主义思想严重的律师舅舅,帮助路喀斯洗脱了罪名。依然是黑人和白人,依然是南方和北方,作为福克纳创作生涯晚期的一部 “侦探小说”,其主题仍然是种族歧视, “要是他(路喀斯)先就当个黑鬼,只当一秒钟,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一秒钟,那该有多好啊。”小说中对南方种族矛盾的分析以及种族融合的争论,体现了福克纳的种族观念,成为表达福克纳种族观点的一部重要著作。


《坟墓的闯入者》:他们早就判他有罪了

总有一天路喀斯·布香可以从背后开枪打死白人而且跟白人一样免受私刑的绞索或煤油之苦;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会跟白人一样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投票选举,把孩子送到任何地方白人孩子上学的学校,像白人一样到任何白人旅行的地方旅行。但这不会是下星期二。
——《第七章》

黑人可以从背后开枪打死白人,黑人可以免受私刑之苦,黑人可以投票选举,黑人可以送孩子到白人学校上学,黑人可以到任何地方旅行……不管是 “可以”还是 “任何”,彰显的是一种自由,是一种平等,可是为什么拥有这些权利的黑人面前必须站在白人,或者说,为什么黑人不可以去除白人世界这个背景?所谓自由,是不是还是一种黑与白的对立?甚至还遥遥无期。

因为那是 “总有一天”的事,它指向那个看得见却遥远的未来,指向最终的终点却不是现在,所以列文·史蒂文斯律师在对外甥契克说的时候,用了一个转折: “但这不会是下星期二。”句号之前的 “可以”和 “任何”,句号之前的 “总有一天”,句号之后的 “但”,它们没有因为句号而隔开两种状态,句号和句号之间是连在一起的,就像星期六和星期天,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它们中间可以插入白人的错误,插入那一座空空的坟墓,插入被关押和被释放的囚犯,插入言说中的希望,但只要 “总有一天”不发生在下星期二,白人还是白人,黑人也还是黑人。

史蒂文斯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是确定的星期一,星期六之后是星期日,星期日之后是星期一——但不会是紧接着的星期二,更不是是下个星期二,星期二永远是未来时,永远是遥遥无期的将来。而在这个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关于白人,关于大地,永远在发生的是那一种象征仪式: “但最主要的是,空旷的田野本身在今天五月第二个星期一的这个时刻里每一块都应该具有千篇一律的不断重复的大地的生命的象征———组宗教典礼似的几乎具有神秘意义的千篇一律绝无二致的形象像英里里程碑那样把县城跟县的最边远的地方连结起来:”千篇一律、不断重复,大地的生命象征和宗教有关,和历史有关,当县城跟边远的地方连接起来,是不是会取消自由的意义?大地之北的北方,大地之南的南方,也可以在这个确定的、仪式化的星期一联结起来?

其实是充满着疑虑,斯蒂文斯说到的自由,说到的和平,是需要一种前提,那就是谁来保护的问题,而且它从来不指向个人自由, “我们不抱任何把握地希望我们的原子弹足以保护一个跟诺亚方舟一样过时的观念”,那是群体,那是民族,那是国家,但是当自己的自由强行交给 “第一个出现的蛊惑人心的政客”,他也会摧毁那自由,个体的存在意义反而在所谓的群体世界里变成虚无,而他即使幸存下来,也只是有一个叫 “桑博”的统称,在这个对黑人带有贬义的统称里, “他们置之不理的根本不是一个死亡甚至也不是对路喀斯而言的死亡而只不过是一个路喀斯,上万个桑博之神的化身中的路喀斯”,看热闹的人群似乎正在经历仪式,对于他们来说,群体的冷漠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代表,一个桑博之化身,一个杀死白人的黑人,一个名叫路喀斯的人, “也不仅仅是一个路喀斯而是路喀斯:桑博”。

所以在还没有抵达星期二的星期一,斯蒂文斯说到自由与和平时,用模糊的方式回应着遥遥无期的 “总有一天”,回应着 “这不会是下星期二”的否定: “谁知道呢?”——谁?知道什么?缺乏了主语,缺乏了事件,在一个充满了大地的象征的日子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而斯蒂文斯所谓的同一性又在哪里? “我们从联邦政府那里捍卫的其实不是我们的的生活方式,而只不过是我们的同一性,对于这个联邦政府我们国家的其他地方只是出于单纯的绝望只好自愿地放弃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民间的自由以便使之继续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但是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在距离星期二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其实是另一个说话的主体,而他的对面站在另一个听众,在说者和听者组成的对应关系里,其实是看到了目标,至少他们是站在了一起,站在同一性面前,而且,他们都是白人:舅舅斯蒂文斯和外甥契克。

他们站在同一性面前,这个同一性是他们站在南方的土地上,是他们同样是白人,是他们面对同一案件,以及他们同样是 “坟墓的闯入者”。当星期六的枪声响起的时候,当星期天会有葬礼,当星期一举行仪式,当星期二遥遥无期,那个坟墓注定关乎着生和死,关乎着黑与白,关乎着南方与北方,关乎着自由和道德,甚至关乎着打开和合上。里卡多尼亚教堂的坟墓里应该有一个死者,静静地躺在那里,不管他曾经有什么样的荣耀,不管他以前遭受了什么样的困苦,在死亡的那一刻应该是最后的终点,可是死去的是文森·高里,臭名昭著的高里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是一群全国上下都闻之色变的 “好斗分子和打狐狸的猎人做威土忌酒的人”。 “随便哪个白人都可以从背后枪杀可就是不可以枪杀所有白人中的这个:一家六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其中一个已经因为当逃兵而又武装拒捕在联邦监狱里服刑一年还因做威士忌酒在州立劳役农场服过刑,还有一大堆堂兄弟表兄弟和姻亲们占了县里整整一个角落他们的总数恐怕连老奶奶和没结过婚的姑妈姨妈们都没法随口说出来”。那不带标点的句子必须一口气念完,长长的词语组合会压得透不过气来,就像高里家族本身的象征意义一样, “就是不可以枪杀所有白人中的这个”。

这种透不过气来的压抑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死去的高里代表着不可侵犯的家族利益,二是他代表着白人,三是从背后杀死他的人是路喀斯,是一个 “黑鬼”,桑博的路喀斯,四是, “处以私刑或许是最有可能的结果——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办法。”这其实就是对于同一性最大的蔑视,无光是白人和黑人建立起了对立,而且私刑之惩处和公开判决形成了另一个对立, “事实上真正要问为什么的不是他遇到了什么危机以至不从背后枪杀一个白人就活不下去而是为什么在所有的白人中他偏偏要挑一个姓高里的人来开枪又为什么在所有可能的地方里偏偏要在第四巡逻区干这件事。”还是没有标点的压抑,在舅舅对契克说话的时候,契克听到的就是这样不允许插入一种舒缓和停顿的语气,而且也不允许在案件中插入县治安官,插入律师,插入法律, “甚至连县治安官汉普敦先生他们都并不完全相信高里一家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今天晚上不打算把路喀斯从监狱里拉出来”——处以死刑,就是活活烧死,以死偿还死。

但是对于契克来说,这只是一个传闻,当他从操场的那场球赛回来,当他穿过广场,就听到了路喀斯杀死了文森·高里,而这个听说的意义就像舅舅对他说的那样: “他们总算在他这一辈子里让他当了一次黑鬼。”不是他杀死了一个人,而是他作为黑鬼杀死了一个白人,这是和肤色有关的谋杀,和种族有关的对立,所以路喀斯成为一个 “黑鬼”,甚至成为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 “桑博”,完全是一次命名, “他们”的命名。在这个县里,几乎每一个白人都在期待这样的命名: “我们得首先让他像个黑鬼。”这是第一次命名,仅仅是 “像”,而在 “像”之后是第二次命名: “他得承认他是个黑鬼。”而第三次命名就变成了: “那时候我们也许会按看来他希望大家接受他的方式去接受他。”这是白人的合理逻辑,这也是南方的理念,就像白人女人必须称为 “夫人”,白人男人称为 “先生”或 “老爷”一样,命名就意味着被命名。所以在被命名的世界里,谁来帮助保护一个从背后枪杀白人的黑鬼? “在整个南方都没有这样的人。”

所以, “他们早就已经判他有罪了。”但是当返回可能的枪杀现场,那把德国鲁格尔自动手枪真的在路喀斯手上?他站在尸体旁边口袋里有刚发射的枪,即使他否认开过枪,即使在两分钟内被抓住,即使被押到监狱的时候没做任何说明,甚至对律师也缄默不语,这沉默的背后一定是那个符合他们命名的谋杀案?当他们早就已经判他有罪,一切的真相似乎都没有了意义,因为他是黑鬼,因为他们让他当上了黑鬼,因为整个南方都没有帮助他的人, “黑鬼表现得像黑鬼,白人表现得像白人,一旦泄了愤双方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怨恨”。但是契克只是听说,他所认识的路喀斯是曾经在冬天的小溪里救过他的路喀斯,是曾经送给他一加仑高粱蜂蜜的路喀斯,那时的路喀斯是 “当了黑鬼”的路喀斯?六岁的孩子,是白人的孩子,他一定无法逃避上一代建立的认知体系,所以当冬天的第一场寒流里路喀斯从小溪里救起契克,而且把食物给了契合,那时契克和他卷入的是一场特殊的 “胜人一筹游戏”,他闻到了屋子里属于黑人的气味, “他一直在闻这种气味,他还将永远闻到这种气味;这是他无法逃避的过去的一部分,这是他作为南方人所接受的传统中的十分丰富的一部分;他甚至不必去排斥那气味,他只是不再闻到它就像长期抽烟斗的人从来闻不到已经成为他的衣服和衣服上的扣子和扣眼一部分的冷漠而呛人的烟油”,所以为了不欠人情,他要将硬币给路喀斯,路喀斯拒绝了,于是那硬币叮叮当当地掉在了地板上,对于契克来说是蔑视,而对于路喀斯来说,则是侮辱。

金钱偿还人情,这或许是白人世界建立的逻辑,而面对六岁的契克,路喀斯说出了一句话: “捡起来!”是命令?而当契克和艾勒克·山德 “在靠近地板的阴影里俯下身子乱转起来”的时候,是对于这个命令的执行,而其实当他俯下身的时候,那种上一代建立的逻辑体系慢慢在解构,在一个黑人面前低下身去,对于契克来说,仅仅是关于人情的偿还问题,所以他把几个月省下来的钱给路喀斯的老婆莫莉买了连衣裙,以为相互扯平了,但是路喀斯却又送给他一瓶新鲜的高粱蜂蜜, “他走了有多久?他为什么不等我?”这是契克问妈妈的话,那香甜的蜂蜜曾经也是外公麦卡斯林送给他们家的,所以在这种续承的关系里,契克体会到的不是分歧,而是一种童年生活的同一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路喀斯和他的那个 “胜人一筹游戏”结束了, “就是这样了因为他自由了,那个三年来使他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心神不安的人已经走出他的生活。”走出生活其实就是走出上一代人的认知,就是走出白人的命名,所以关于把钱扔地板上的回忆,路喀斯问的是: “那是我吗?”而即使反过来,契克也会问: “那是我吗?”

疑问意味着消融,所以当那个杀死白人的案件被听说的时候,当看见路喀斯被关进监狱的时候,契克成为一种唯一: “因为在所有的白人中唯有他是路喀斯从现在到他被用绳子绑着拉出牢房拉下楼梯之前可能有机会说上话的人唯有他可能会听见对方眼睛里没有声音没有希望的迫切恳求。”或者是一种同一性的读懂,所以当他提出打开坟墓看看文森·高里身上的子弹孔的时候,契克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这种抵达真相的同一性。 “请他独自一人在黑夜里走十七英里(不,九英里:他记得他至少听到这句话的)在黑夜里冒着被人抓获他在亵渎死者坟墓的危险而死者的家人已经箭在弦上一心要发泄那绝对的疯狂而血腥的愤懑,”不是句号,是逗号,一场冒险开始了,但是契克不是 “独自一人”,成为 “坟墓闯入者”的还有其他的人,黑人,白人,男人,女人。

他们是和契克总在一起的山德,童年的同一性当然在山德身上的到了体现;还有哈伯瑟姆小姐,她和路喀斯的妻子莫莉是从小一起长大 “像双胞胎一样难舍难分”的姐妹;还有舅舅,没有参与行动,但是一直没有组织契克,而且告诉了契克什么是同一性,而且在坟墓打开之后发现没有高里尸体的时候一起进行了调查;还有县治安官,当坟墓闯入者发现了死亡悬案的时候,治安官也一起深入调查,从而彻底解开了这个坟墓之谜——他们所做的是两件事: “亵渎该地区一位子弟的坟墓以便挽救一个黑人杀人犯免遭报复。”当坟墓打开,当闯入者进入,星期天下葬的高里根本不在里面,躺着的是从克罗斯曼县过来的买木头做小本生意的蒙哥马里。

真相在哪里?谁真正死了? “不管是谁,那个非得杀害文森·高里的人还必须把死了的他挖出来然后另外再杀一个人去放在他腾出来的坟墓里以便使那个杀害他的人得以安宁;而文森·高里的亲人和邻居们又不得不杀死路喀斯或某个人或随便什么人,到底是谁并不重要,以便他们能躺下来,平静地呼吸甚至平静地悲痛从而得到安宁。”其实当他们成为坟墓闯入者,所谓的动机,所谓的理由,其实都从这个奇异的结局面前退去了,即使县治安官下令挖开前一晚盖上的坟墓发现第二次打开的坟墓空空如也,即使在远处流沙区发现了高里的尸体,即使最后凶手身份揭晓是文森的亲弟弟克劳福德,但是 “坟墓闯入者”的存在,远远超过了还原个案的意义,那就是他们共同建立了关于民族、关于国家的 “同一性”。

“我们中间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只有同一性才能产生一个民族特有的东西或者对一个民族来说有持久永恒价值的东西——文学、艺术、科学、意味着自由和解放的最低限度的政府与警察,也许最最有价值的是形成一种在危机时刻难能可贵的民族性格——”这是舅舅对契克说的话,作为律师,他其实一直在某种道德前徘徊,他说 “我不替从背后开枪打死人的杀人犯辩护”,但他却不阻止契克成为 “坟墓闯入者”;他问路喀斯: “你,一个黑鬼,拿把枪去纠正两个白人之间的不道德的行为。你指望什么?你还想指望什么?”但是他却成为第二个 “坟墓闯入者”,他和治安官在高里父亲的阻止下依然打开了坟墓并且在流沙区找到了尸体;他像 “他们”一样称路喀斯是 “桑博之神的化身”,却又指出这一切都是南方的错误: “我们必须自己来惩罚自己来废除,完全由我们自己,不要帮助,甚至不要建议”;他认为一切的自由不是在下星期二实现,但是却提出必须通过 “立法来给路喀斯·布香以自由”……

所以契克的成长,舅舅的转变,以及那些 “坟墓闯入者”的加入,使得这个白人之死的案件慢慢走向了 “下一个星期二”,走向了同一性: “他无所求只希望跟他们不可更改地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同一个耻辱如果必须有耻辱的话,同一种惩罚因为必定会有惩罚的,但高于一切的是一个不可更改的持久的坚不可摧的同一性:一个民族一颗心一片土地:”最后是冒号,就是保留希望,不是遥遥无期,是即将到来。

沃血家园

编号:C28·2171103·1428
作者:廉声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12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33943011
页数:403页

小说故事发生在以种桑养蚕为主业的江南小镇金城,主要描写开茧行的罗家三兄弟罗安文、罗安国、罗安本在撤往浙西后与日军展开抗争的经历。战局急迫,为躲避战祸,各怀心事的罗家三兄弟同一天乘车撤往浙西山区。老大罗安文受省主席重托,要组织当地民众破坏公路,以阻挠日军长驱直入;老二罗安国积极组织敌后抗日队伍;老三罗安本则带着蚕桑学校的学生及教具,欲坚持敌后办学……罗氏三兄弟在与日军的抗争中,或相与携力,或互有交锋。亲情、友情、爱情,在多年的战乱与流离中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状……

黑暗托马

编号:C38·2171020·1425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23.00元亚马逊13.10元
ISBN:9787305103568
页数:149页

莫里斯·布朗肖的第一部 “虚构作品”,此书的英、德文译者都不讳言其翻译甚至阅读的困难性,福柯曾指出布朗肖作品的特色之一在于 “脱离表象的王朝”,而这正符合《黑暗托马》的阅读经验:没有过去、未来,没有动力、原因的一场爱情,轻浅地难以让人有明确的形象,但这些没有形象的意象却又如同恶梦般让人难以舍弃。 “在与他凝视中的亵意奋战的同时,每个人都只是更深地陷入一股孤独感里,而在其中,无论想去到多远,结果都只是迷失而且将继续迷失。”这是一种表象的凝视,但是在看见的世界里,迷失被另一种东西取代, “然而,托马拒绝就这样被简单的印象说服。他甚至故意转向那年轻女孩,尽管他的视线其实可说是未曾从她身上移开。”


《黑暗托马》:无限地比死更死

他眩惑她。他就要将那最不被预期的话语转化成她再也无法等待的话语来吞噬她。
——我是……
——住口。
——《七》

“他眩惑她”之前是 “他绕着她转”,她在说 “住口”之前是 “你究竟是谁?” “你到底是什么?”甚至还伸出手,甚至还正面看他,只是当每一个疑问都变得没有答案时,不管是 “他绕着她走”,还是 “他眩惑她”,都变成了一个单项事件,无论是预期的话语,还是等待的话语,都在 “时间已晚”的黑暗中,被吞噬得只剩下自己,以及自己的死。

尽管他在黑暗中曾大声叫喊,尽管她曾怀疑互相之间的善意,尽管她曾尝试不同的字语交谈,但是在她藏身的皱褶里,在 “住口”的回绝里,单项事件发生在背叛之中: “背叛围着他们绕转,而且因为是她背叛他,加上她自己也弄错而无望终结这样一场迷途——由于不知道他是谁,故出现在她内心的总是另一人——背叛更愈发可怕。”不知道他是谁,那么之前的 “你究竟是谁”为什么没有答案,之前的 “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下文,是期待一个回答,还是故意将疑问引向了没有终极的黑暗, “谁”是命名的方式,但是在匿名中,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空无,吞噬着这个夜晚可能的 “谁”。

他叫托马,一个男人,只是这个名字从来都是他的一个代称,从来都属于自己的名字,谁来命名甚至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名字是不是可以区分自己和他者,是不是可以定义相遇和陌生?而她也是被命名的,她叫安娜,一个女人。在托马和安娜不同的命名之间,其实有着和时间相关的前后,是她起身走到了托马前,然后将他拖往临近一条公路上的小树林里。那么托马之存在,是被安娜的那一系列遇见的动作所安排的?在公路旁的小树林里,她对他做了什么,以致于一个早已存在的男人,一个被命名为托马的男人会在之后绕着她转,会眩惑她?

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歧义之遇见,歧义之动作,因为在她起身之前,在她走到他之前,是托马先走近了她。 “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他所遇见的人都死去。每个人,如果托马转过眼去,都与他一同死于一种没有任何呼声宣告的死亡。他注视着他们。”因为在路上每一个遇见的人都死去,所以当安娜出现的时候,他再一次看见了每天遇见的人,再一次看见了死亡, “她无法逃离”的是每日复始的非人的、可耻的时刻,是带着 “精准、无上的死”,安娜是她,也只不过是 “他们”中的一个,所以 “他们空缺于他,就如同他空缺于他们。”所以她的脸呈现给他的时候, “她是不再与安娜有丝毫类似的安娜。”

陌生的躯体,黑夜里的相遇,当安娜成为 “他们”,也是一次命名,只不过完全是匿名,那张脸是匿名的脸,那个名字是匿名的名字,那个身体是匿名的身体,所以在死亡的空缺面前, “他注视着他们”会有一种意义吗?注视是不是看之一种,是用目光发现,是用眼神确定,还是用心灵去感受?托马一直在看,起初他坐下来看海,后来他看见一个 “游得很远的男人”,看海的时候,他还自己下水游泳,他追逐着谁,让海和自己融为一体,于是看见海也就看见了自己,但是在这看的过程中他却要奋力将自己脱离出来, “脱离自我、滑进空无、散裂于水的思想里,这样的迷醉让他忘却所有的不适。”在那时,海还是海,还是可见的存在,还是在自身之外的 “他们”——这一种散裂于水的拒绝是不是为了给自己另一种命名?看见那个游泳的男人也是一样,看见的时候, “然后又看不见”,跟着她的每一个动作,仿佛自己在做每一个动作, “他不仅一直都极清晰地感知到他,还以一种完全亲密、像是任何其他接触都无法超越的方式与他接近。”但是在看见和跟着做动作的时候,他本身就处在分离的状态中,本身就在寻找一个安放自己的缺无。

目的太明显的,托马躺在草地上看见黑夜也一样, “因此,尽管闭着眼睛,他也不像是已经放弃了看进那黑暗里,而是恰好相反。”闭着眼睛明显是一种对于看见的拒绝,甚至不是一个看的动作,从看见的世界里退场,从看的世界里缺席,他就是被自己拒绝前进的意念推着向前走,而正是因为闭着眼睛的拒绝,让他 “感觉比比任何一个夜都更黑、更恐怖”,一个闭着眼睛进入的黑夜独立在 “任何一个夜”之外,就像一个人独立在 “他们”之外,他总是会遭到两种力量的吞噬:个体太过于渺小,当幽暗的影像将他淹没的时候,他就是 “他们”中的一个;闭着眼睛的看见以返回的方式进入到自身之中的时候,那影像仿佛已经死了,在不看里死去, “欲望同样就是这一具睁着眼、自知已死却仍像只被活吞的动物笨拙地爬回嘴巴里的尸体。”即使思想回到体内,也是在进行着与空无的交流。

之后,托马还坐在餐桌上,还看见了邻座的金发女子,一种美丽 “随着他对她的注视而苏醒”,看见而被遮蔽,最后, “他抬起头,看到所有的人都已经走了,他接着也离开了厅室。”之后,他还坐在房间里,还看见了那一本书上的文字,具有轻柔且平和的吸引力, “在这颗看见他的眼睛中看见自己。”看见而欢喜,其实和金发女郎一样,是 “控制了他并开始阅读”,是一种 “被俘获”的感觉, “晦涩的话语、无肉身的灵魂和字的天使依然存留,且持续深入地探索他。”也一样,最后变成了一个畸形的缺无,而身体也变得完全不透明。之后,托马还在半夜下楼,还看见了一只瞎眼的猫,猫看不见他,他在锚那里似乎发现了自己, “那所有精灵中最美、嗯嗯喵叫着像极了我、简直就像是我的自身的精灵”,于是他觉得 “我已比黑暗更暗。我是夜晚的夜晚”。

看见海,看见游泳的男人,看见餐厅里的金发女子,看见一本书的文字,看见瞎眼的猫,都是托马的看见,即使闭着眼睛,即使在黑暗中,在看见的世界里,托马都像在命名这个世界,都在空缺中交流,而这一切的目的是看见一个自己。但是无论是和游泳的人一切做着动作,还是被金发女郎的美丽所唤醒,无论是文字轻柔且平和的吸引力,还是一只猫最美的叫声,其实对于托马来说,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所陷入的是一种 “被动性”,是让自己成为自己看却又成为 “他们”的无奈,是有着名字却不被命名的尴尬,是想返回自身却被吞噬的迷失,所以自己成了黑暗,自己成了夜晚,自己成就了自己的死,那一个墓地,那一个坑穴,里面躺着的就是自己, “而每次想将自己藏匿其中时,他总像是一个试图将自己的躯体埋进自己躯体里的荒谬死者。”连死亡都不被命名,都是荒谬的,都是 “他们”的复数形式,于是,在死亡的那一刻, “他缺席了,彻彻底底地从他的死亡中缺席了。”

死亡是不是为了复活,缺席是不是为了一个自身的位置?可是,这复活、这位置,由谁来给予,或者说,这种 “被动性”由谁来命名主体,由谁来回答 “我是谁”?所以安娜走近了他,是他走近了安娜;安娜爱上了他,是他爱上了安娜,在提供了身体,提供了遇见,提供了夜晚的情况下,他和她,在他们之外,期待着成为一个被命名的自己:一个男人,叫托马,一个女人,叫安娜。有过幸福,诱惑单纯,有过温柔,当一个人的存在被另一个人给予意义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有背叛之可能?当然并非是关于忠诚的爱情的背叛,而是在 “你会是谁”的空无中再也找不到可以命名的自己。

因为安娜死去了。死去不是死亡,而是无名状态的一种持续, “她愈加大胆地绕着托马转,终于将与他关系的困难归结到愈来愈容易参透的动机上,比如说将那所谓异常者,想象成是因为对他的生活完全无从得知,且他无论如何都将维持无名且无故事之故。”她说着,却没有回响,他说着,却被拒绝。 “我想看您,当您独自一个人时。”当安娜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似曾相识?那个看见的托马不是在独自一人时被唤醒,被阅读,被意念推着走,被畸形的感觉影响,所以在安娜看见托马独自一人时,托马还是回到了看见他们而成为 “他们”的循环中,而安娜在这一种看见里,也陷入到 “被动性”之中,两个人都处在同一种无名状态里, “以她的年龄和青春,变成了他者的年龄、年老。”

所以死了,不是死亡的死了,是无名状态的一种持续,是一种循环的空无, “于是她落入那大循环中,那类似地狱的轮回里,倏然间纯粹理性闪现,她掠经那关键的时刻:一瞬间,必须停驻在荒谬中,且既已离开尚可被再现者,亦须无定限地添加缺无于缺无之中和缺无的缺无之中和缺无的缺无的缺无之中,也因此,必须用这吸纳的机器,死命地制造空无。”身体之死,是这一种确认,在房间里,有母亲,有托马,有其他人,他们也都看见了死亡,而正是这种看见让安娜开始了对于缺无的探寻,对于存在的嘲讽, “她的身体、她睡着的头所在之处,同样也是她为无头之躯、无躯之头、悲惨之躯的所在。”

这是跃身于其中的尸体,这是不被承认的虚无,这是胜利的在场,这是不再言说的沉默, “从这一刻起,没有任何一种以任何方式厘清她所处状况的欲望显现于她内中,而爱也缩化成表达或感受此爱之不可能性。”那些遇见,那些幸福,那些时间,都在这在场的、身体的死亡中,变成了一种戏谑,这是对于托马来说,死亡的命名。但是对于安娜来说,沉默在自己的死亡里,她提供了返回自身的方式, “有着这么一道唯一能辨识这些灵魂的光芒,那就是沉默、封闭而伤怀的意识,并且是孤独创造出她周围那片人之关系的甜蜜场域,而她在其中,于那无数个充满和谐与温柔的关系间,看见她那至死的哀愁前来与她相遇。”只不过是提供了许多人之死亡,提供了和他们一样的死亡,提供了肉体可见的死亡,但是在提供的同时,安娜却保全了自己, “我的上帝,她很好;不,她存在;就存在这个观点,她好极了,已升至最高处的她有那最伟大的心灵发现其最美思想的喜悦。”

这是 “活生生过渡到死”的状态,在死了的时候,她给出了安娜, “她脱离自己身为安娜、身为受到死亡威胁的安娜这样一种极度强烈、极度骇人的感觉,并将这感觉转换成那自己不再是安娜,而是她母亲,她那受到死亡威胁的母亲,以及整个逼近毁灭临界点的世界这样一种更加令人惊恐的感觉。” “正在那死亡”的状态摧毁了一切的同时,也摧毁了灭亡之可能性,灭亡之可能性之摧毁,她便没有了重要性——在他人、在他们那里没有了重要性,甚至在托马那里也没有了重要性。于是,她可以以另一个安娜的身份复活。

而对于托马呢?当沉默的言说出现,当不死的死亡出现,当匿名的命名出现,那提供给他的在场,给予给他的空无,终于变成了一种言说,一种命名,一种死亡, “沉默,真正的沉默,非由噤闭之话语、可能之思想所构成的沉默,也有了声音。”所以早就应该住口,你会是谁不再重要,也不再和背叛有关,在去除了 “他们”的仪式之后,托马已经在黑暗中醒来而成为一个在死亡中复活的人, “任何时刻,我都是这个纯人之人,一个构成独一范例,且人人于死时均与之交换,令其一人代替所有人死的极致个人。”他们之外的一个人,人人之外的我, “我自觉死了——不;我自觉,活着,无限地比死更死。我发现我的存有,于一它所不在的迷眩深渊里,缺无,它如一神明般置身其中的缺无。”

无限地比死更死,是另一种活着,自觉地活着,无限地活着,持续地活着,在黑暗中活着——不分开的存在,亲密就是夜晚本身。所以在这个从看见而分离出我,从被动性而分离出个体,从空无中分离出死亡的黑夜,我以 “他自己”的方式出现,是所有的集合,却不再是 “他们”,是持续的时间里的存在,却不是不被标注的生死,于是, “和我一起,律法环绕于律法之外,可能于可能之外。”于是,春天开始,天空闪耀着光芒,生命充满了青春和自由的力量,于是,一切开始创造,宇宙之秩序在破坏之后如星辰般生气,于是死亡之蒸雾从高山的顶巅喷出,不会有终点,并最终 “认出了海洋”,在融为一体的巨大和温柔中睁开了 “无法承受欲望之延伸”。

无非是 “灾异的书写”的小说版,死去之灾异,是中立着的存在,无论言说还是书写,无论是死了还是死去,没有自己的眼,没有欲望中的一,没有终极意义的存在,也没有可以看见的脸,于是在 “发光的孤独,天空的空洞,被延迟的死亡”的灾异世界里, “托马也一样,看着这波粗略影像的浪潮,而轮到他时,他也纵身一跃,却是哀伤地,绝望地,仿佛耻辱于他已经起始。”

萨拉热窝谋杀案

编号:C38·2171020·1424
作者:【法】乔治·佩雷克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8.30元
ISBN:9787305185502
页数:167页

《萨拉热窝谋杀案》是乔治·佩雷克的处女作,也是他最后出版的一部小说。小说将一桩多角恋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导火索”——奥地利王储菲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身亡的著名历史事件相互穿插,交叉叙述,使得一个原本为妻子开枪射杀不忠的丈夫的日常谋杀案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互文效果。 “在我们的民族中,有九成是悲苦呻吟的农民,他们生活悲惨,没有学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我们同情他们的苦难。” 一个关于爱情、嫉妒、征服、控制、背叛的世俗故事和轰轰烈烈的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背后承载的关于奴役、反抗、民主、自由的历史意义形成奇妙的组合,小说的实验性、开放性也得以完美地呈现。


《萨拉热窝谋杀案》:不用第一人称就好了

我爱过米拉。句号,另起一行。由此产生了一些后果。省略号。接下来是沉默。

句号之后是另起一行,另起一行是新的故事,当 “我爱过米拉”变成了过去式,当贝尔格莱德成为过去式,为什么还要另起一行?而在这个已经结束的故事里,重又开始的文本到底会以何种方式呈现?最后是欲说还休的 “省略号”?是接下去和米拉幸福在一起的爱情变成了担忧?是布兰科婚姻之外的情感又遭遇了变故?是离开贝尔格兰德的经历又发生了续曲?——甚至不是欲说还休,在一个文本完成六十年后,省略号不是意味着担忧,不是变故,也不是续曲,而是删除, “接下来是沉默”就是出版后的沉默:现代出版档案馆版本中删掉了这一句。

省略号,以及接下来的沉默,大约是乔治·佩雷克亲手写下的,但是当六十年后发表,却变成了被删掉的文字,这是不是另一种时间里的谋杀?死而不见,或者并不遗憾,但是当1956年乔治·佩雷克21岁写下的小说,在死后被出版时抹除了这一句话,是不是在时间里必须改变一种表达?不只是 “接下来的沉默”永远在沉默中,当我在布兰科那里看到米拉的照片时,我想: “可以说,这次初遇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想我已经认识了她。我想我已经爱上了她。我对她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她姓什么,但她已然成为某种期许。”当我在贝尔格兰德见到了米拉: “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温热。我们久久地散步,不说话,为能够在一起而幸福,为能够在一起幸福而幸福,为能够在平静与沉默中相聚而幸福。”当我已经和米拉在一起, “我去了斯雷滕家里,跟他说很想第二天晚上邀请米拉和布兰科过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小把戏是对命运的篡改。”一切似乎都在六十年后变成了沉默, “我爱上了她”被删, “在一起而幸福”被删, “小把戏是对命运的篡改”被删,甚至那一段散步的文字最后甚至变成了关于评论的 “哞”,所有这一切都在乔治·佩雷克身后发生了。

“哞”像是一声牛叫,在只一声而停止的叫声里,爱情甚至欲望都被嘲讽了,那么谋杀是不是也在这动物般的叫声里变成了一种和人性无关的死亡, “此书是佩雷克完成的最后一部未出版的作品。”克洛德·布热朗这样说,而在21岁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乔治·佩雷克正在接受米歇尔·德·穆赞的精神分析治疗法,一年后 “部分停滞”,在一年后参军成了伞兵,而在这过程中,他真的去了南斯拉夫,真的到了贝尔格兰德,甚至他曾经这样写道: “请注意,我的‘治愈’是从坐上去贝尔格莱德的火车那一天开始的。”去往贝尔格兰德,是为了征服那一个叫米尔卡的女人,但是那个夏天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并不和小说中的 “我”一样,和米拉 “为能够在一起幸福而幸福”,他在写给雅克·莱德勒的一封信中说, “我差点得到了米卡尔”,持续六周的南斯拉夫之行以 “差点得到”的方式结束,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无疑是征服的失败,但是欲望的溃灭,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毫无意义,就像自己在精神分析法下的治疗, “部分停滞”并非是完全的无效: “人可以被治愈吗?不,人们改变。”

所以在这个重在改变的故事里,那和爱情有关的幸福,和臆想有关的爱欲,和命运有关的把戏,都必须沉默,它其实指向了一个具体的在场:1914年的萨拉热窝,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谋杀,阿尔贝·穆塞的《萨拉热窝谋杀案》一书是乔治·佩雷克曾经阅读的书籍,引题则是《历史悲剧》——当个人得失放在历史之中的时候,当命运小把戏变成悲剧的时候,乔治·佩雷克其实提供了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为了征服米拉而最终策划的 “萨拉谋杀案”,在悲剧式的结局中,其实和欲望无关,却和自由有关。

从巴黎到贝尔格兰德,对于 “我”来说,一定是一种改变,地理空间的变化在其次,一个人如何在被束缚中挣脱出来,这种人性之变才是重点。米拉只不过为这种变化找到了一个契合的通道,当在巴黎遇见准备博士论文的布兰科时,看到了作为情妇的米拉的照片,在照片中,我看见了一个很美的女人,她骄傲,透着一丝野性,很自然想到了曾经疯狂爱着的 “那个叫玛丽什么的姑娘”。这是第一次见到米拉,她是从静态的文本里走进我的世界,这其实是第一次改变,看上去像是对 “那个叫玛丽什么”的女孩的一种重复, “实际上我很清楚米拉一点都不像她,时至今日,我只是觉得她们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而剩下的地方又那么不同……”

就这么轻易爱上,而且是疯狂地爱上,而爱上的唯一目的是得到: “我想认识她,想得到她,仿佛只要她人在巴黎,我就有权力得到她,哪怕布兰科在场也没关系。”而当米拉来到了巴黎,变化又出现了,和照片上完全不同,有着野性和冷酷,但更多的是单纯, “极为单纯,特别平静和温柔。”而且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她似乎并不爱布兰科,这似乎又给了我一种想象的空间,布兰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他的野心让他想成为耶稣一样的人,甚至要改变社会, “他向我保证,他将以方济各会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倡导者的身份留名青史,那是避免共产主义体制治安混乱或者官僚主义的唯一途径,因此也是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

一个温柔、平静和单纯的女人,一个充满了野心的男人,他们的爱在何处找到共同点?也正是这个疑问,终于使得米拉离开之后,我踏上了去往南斯拉夫之路,去寻找米拉?或者去征服米拉?她写来的信里说没有一天不想我,但是失望的旅途似乎注定这是一场糟糕的会面,没有来火车站的米拉叫斯雷腾来接我,而且到达四天后一直没有见面,这又是一种变化, “我需要见您”和 “我没有一天不在想您”难道是一句谎言?而我的目的很明确, “毕竞,我来南斯拉夫是为了跟米拉睡觉的,不是吗?”

我的目的恨单一,正是为种种变化之产生创造了条件,也为我的命运变成小把戏设定了方向。四天之后见面,米拉却只是和我成为朋友,因为她说她爱着布兰科,当我做这一切为她时,他甚至说希望做这些事情的是布兰科, “我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坐享其成的却是布兰科!”实际上,布兰科已经成为了一种影子,横亘在我和米拉之间, “她把我想象成了他,她想见到他,而我的在场正好满足了这种欲望。”这当然是另一种变化,当米拉提出要和从萨拉热窝来的布兰科相处几天,我又成为了不在场的人,在烟酒的麻醉中,我甚至想用毒品来忘记米拉, “完蛋了。游戏已经结束:米拉再也不会属于我了。”我在他们经过的地方等候,看到的却是他们挽着胳膊走远,我在他们住的地方监视,最后看到的却是他们搂抱在一起。写给米拉的信最后也以理智的方式化成了灰烬。

“只有在贝尔格莱德,我才被判了死刑:只有在伦敦,我才会迷失,迷失在因为不再有任何意义而结束的孤独中。”其实无论是伦敦还是贝尔格兰德,我都是不在场的,但是当布兰科离开之后,米拉却又和我在一起了,三天的隔阂之后重新开始了改变,而正是这一次机会,我又萌发了征服的欲望,并且最终得到了米拉的身体。仅此而已? “我爱过米拉”之后是句号,句号之后是 “另起一行”,另起一行之后 “省略号”,而省略号之后更是 “接下来是沉默”的删除。

那时,沉默的是布兰科,被删的也是布兰科,他在坐火车离开时说了一句: “你不知道我有多爱她。”是带着遗憾,也是带着无奈,而对于米拉来说,她之所以选择我而放弃布兰科,是因为她 “一直拒绝激烈的、短暂的、不确定的感情”。但是我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责任能够接受这种爱?也只不过是欲望,是身体, “单纯的欲望之后,还有那么多责任要承担。我忧伤地想到,我在巴黎时的雄心壮志与我的态度可能产生的后果并不相称。”在房间里,在肉体的占有之后, “我的故事到此为止”看上去可以画上一个句号: “这就是未来幸福的缩影:结婚,生一群孩子,重回故乡,签订停战约定,叛徒去世,演奏胜利进行曲,父子和解,异教徒改宗,谜团解开,写完最后一个字……”

幸福的缩影就是结束战争,就是消灭争夺,就是完成和解,就是 “写完最后一个字”,但是这种种种的变化真的能变成一种平静的生活?布兰科发来信件说要见我,那一刻我却没有想着米拉,我去了萨拉热窝,布兰科还是劝我放弃米拉。这似乎是一个 “另起一行”的故事,在左右摇摆中我似乎已经把米拉想象成另外一个人,但是不管如何,被欲望束缚了手脚的我,是担负不起责任的,也是无力消除争夺的,所以最后, “一些非常卑鄙的事情慢慢渗入了我的脑海。”那就是利用布兰科的妻子安娜, “安娜,布兰科的妻子,他的合法配偶,被嘲弄,被讥笑,被抛弃了,安娜被激怒了,变得极为激动,她所怀有的希望一直遭受着质疑。”

这便是萨拉热窝谋杀案的另一个版本,在这场被我称作是 “完美的罪行”的计划里,其实并非是我一意而为之,安娜甚至早就想到了, “我不想说服他,我要杀了他。”敌人是布兰科,是另一个男人。当谋杀变成了安娜的计划,我又在哪里?在故意躲避还是推卸责任? “我们四人围坐桌边,在欧洲宾馆,在萨拉热窝,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我想吸一支茨冈烟。”谋杀将要开始,死亡将要到来,但是在这计划实施之后,我会是 “另起一行”的人?实际上之所以选择这个谋杀,在于在一种纷争中必须以如此决绝的方式得到解决,在萨拉热窝这个欧洲的火药桶,谋杀早就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也把谋杀看成是最重要的变化——它将改变整个格局, “就其进展而言,这场谋杀是古往今来最为奇怪的事件之一;就其意义而言,它是古往今来最伟大、最壮美、最高尚的事件之一,它是历史成为史诗的罕见时刻之一,是虚弱悲惨的个体登上伟大与崇高之峰的独特奇遇之一。它不是平庸的事件,不是卑劣的罪行,而是悲壮的事件,令人振奋的事件!”

这正是我对于1914年6月8日谋杀的一次定义,这是最伟大的谋杀, “对奥地利的恨,对塞尔维亚的爱,这就是永恒的密码。”当谋杀发生,战争被引爆,其实最后指向的是重新开始,是真正的 “另起一行”: “这群谋杀大公的恐怖分子,他们代表的是反抗暴君的整个民族,是粉碎了人们所长久忍受的统治的革命性力量,是充满勇气、活力和活下去的欲望的年轻一代,他们一举推翻了阻止他们成长的最后障碍。”革命是为了自由,是为了成长,所以为1914年的谋杀叫好,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够 “自由地活下去”。而布兰科之死,当清除了最后的障碍,关于爱情的自由也会降临。

而其实,在为 “萨拉热窝谋杀”的历史悲剧正名的时候,我所谓的自由甚至爱情,其实只不过是欲望而已,来到南斯拉夫就是为了和米拉上床,得到她的身体, “我无怨无悔。如果没有爱情甜蜜的忧愁,没有感情的激荡,这次假期会是什么样呢?我幸福地出发,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我甚至做了一件善事,我向米拉证明了她不爱布兰科。这些不都是心满意足的理由吗?”而在这样的目的面前,我其实是虚伪的,是在欺骗,甚至只能把 “我”这个第一人称取消: “最后一次供认,或许也是最后一次撒谎。然后一切都会被遗忘。但愿米拉、安娜和布兰科从未存在过!”在场只不过是一种想象,所以最后在另起一行之后只能是 “省略号”,只能是沉默。那一声枪响,在萨拉热窝的天空中听到了吗?变化引起的种种使得精神分析治疗成功了吗? “我爱过米拉”会成为全部吗?

23点一刻,辛普伦东方快车准时离开贝尔格莱德。驶过几公里后,太阳升起,萨格勒布落在了后面。快到中午时,经过斯洛文尼亚全境后,列车到达了边境城市塞扎纳。

那最后被删的一句是: “只见一片美妙的区域,地平线不断后退,种满松树的山丘铺展在眼前,消失在视野中,”——没有句号,也没有省略号,只有没有抵达目的地的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