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传说品

布满灰尘的黑暗角落是孤独的世界，是被折磨的人生，如何逃离这样的角落，当站起身来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种看见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但是那堵墙在眼前，依然是高大的、冷冰冰的、沉默的，它不是带来惊喜，不是带来释放，不是带来救赎，而是在富有生机的虚幻里重新跌下来，又重新回到黑暗的角落，甚至自己甘愿在角落里体味一种孤独和折磨。从起身到回归，从超越到放手，这是矛盾的一个循环，这是双重的一次努力，最后的最后，是一个不再清晰不再理性的虚数。

虚数是负一的平方根，所有数字的平方都会是一个零以上的正数，那么负一如何会有结果，或者说，在平方根的数学世界里，负一本身就是一个戏谑的象征。托乐思就是站在世界上的一个虚数，一个负一的平方更，渴望的意义被一种虚幻所笼罩，所及即使在那宗教般的教诲中，在数学的清晰中，在哲学的理性中，一样也被一堵高大的墙所阻隔，冷冰冰地将自己退缩到孤独的世界里，在黑暗的角落里看见灵魂以一种被折磨的方式逃离自身，逃离这个世界。

那面高大的、冷冰冰的、沉默的墙其实早就出现在眼前，这个小城、这个学校总是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竖立这一面墙，地处帝国东部，人烟稀少、土地龟裂，这便是现实，在一个小站上，只有开往俄国的火车途经这里，托乐思和那些在这荒郊野外上学的人都是父母为了避免受到大城市的堕落而送到这里的，这与其说是净化，不如说是割裂，割裂着某种亲情，割裂着某种乡愁，割裂着渴望的对象，当父母远离的时候，对于托乐思而言是内心那种思念慢慢死去，那种性的渴望慢慢消失，那种不确定的、复杂的东西变成了压抑和折磨，“在那里，青年人旺盛的精力被束缚在了灰色的大墙后面，他们那充斥着盲目的肉欲的画面的想象力找不到发泄的出口，而那些画面会让一些人失去理智。”

因为压抑而发泄，因为束缚而盲目，对于托乐思来说，是一种“开始独立生活的年轻人在发展内在力量方面的第一次”尝试的失败，父母并不知道，他们只是把孩子当做一个物件扔进这灰色的墙内，尽管是看望，尽管是关心，但已经使被隔绝了。所以托乐思用一种“利己主义忍受的纯粹偶然的因素”来寻找这种想念，而忍受的反面是肉欲的傲慢，“就如同把他关进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教堂，而在这座小教堂里，上百枝火苗跳动的蜡烛和圣画上的上百只眼睛正在把袅袅香烟播撒到那些进行着自我鞭笞的人们的痛苦之上。”而在这样的自我鞭笞中，消除痛苦的最好办法便是寻找一种能成为支柱的新事物。曾经他希望通过年轻侯爵H来寻找解脱的办法，但是一种机械主义的总教观让他无法面对虔诚的没落，一瞬间结束的时候，他其实在青春期的大路上，开始有了体内性欲的萌动。

性是肉体，性是欲望，性是反抗，而他终于在同龄的最坏几个人身上找到了一种反向的力量，这是一种不羁绊的信念，这是一种破坏的动力，白内贝、赖亭，和莫特、霍夫麦耶都是调皮捣蛋的青春期孩子，或者也和他一样失去了“渴望的东西”，所以自我鞭笞实际上变成了在折磨他人中收获的快感，就如同在灰色的墙上会发现几个可以看见另外世界的黑洞，“在天色变暗的整个过程中肯定总有几个瞬间是极其独特的。”而这种独特把托乐思从黑暗的角落带向了上百枝火苗跳动的欲望殿堂，“当别的人，几乎更多地是为了‘赶时髦’而不是出于肉欲和那些女人恬不知耻地——厮混时，在一旁沉默不语的小托乐思的灵魂已经开始翻江倒海，受到真正的恬不知耻的鞭笞了。”仅仅是赶时髦，仅仅是满足肉欲，当一丝不挂的孩子们在打滚，当干活的女人露出腋窝，当沉甸甸的乳房“紧绷绷地顶进平纹亚麻布的褶子里”，那种在身上从未出现过的动物性的、压抑的氛围便形成了，对于托乐思而言，则是一种令人贪婪呼吸的空气。

贪婪却是沉重，肉欲其实是一种想象，一种突破自我却要自我鞭笞的想象，而这样的情结早就在托乐思孤独的心里植根，那是一个被遗弃的灵魂，阴沉、压抑的林子里是童年仅有的记忆，正是那个女佣人无声无息走掉，让毫无设防的托乐思“发现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周围突然一片寂静。当我四处张望时，我觉得树木好像默默地站成一圈看着我”，周围是寂静，周围是吞噬人的世界，“我哭了；我觉得大人们不要我了，把我出卖给了没有生命的创造物”，这是孤独的一幕，而那个离去的是女佣人，是本来可以保护和安慰他的人，对于托乐思来说，缺失的不只是活着的那个人，而是自己的灵魂，所以在一种绝对的孤独之中，他退缩到一个假象的世界里，那个世界里，有一个女人，“他把它当作一个女人来感受，只不过她的呼吸就是他胸腔里的一阵窒息，她的脸就是天旋地转地忘掉所有人的脸，她的双手的动作就是掠过他身体的战栗而已……”

他其实是陷在对孤独的追逐之中，失去的女佣人让他的想象无比放大，仿佛被包围在无数女人之中，尽管有窒息，尽管有战栗，但是变成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体验，变成了消灭孤独而制造的孤独。所以在这个被灰色的墙包围的世界里，他和白内贝、赖亭一起，用一种破坏的力量对抗着束缚和压抑，也在寻找这身上萌动的欲望。而波热娜这个卑微的女人无疑暂时性取代了他们心中对于肉欲的想象，这个农村姑娘，这个婢女不是美丽的化身，没有纯洁的内心，所以对于托乐思来说，就是某种疼痛的移植，“假使波热娜是纯洁和美丽的，他当时也能够爱上她的话，那么他或许就去咬她了，以使她和自己的情欲强烈到疼痛的程度。因为一个成年人的第一次激情不是对某一个人的爱，而是对所有人的恨。”在对面的对象物，是可以奴役和欺辱的，是应该被狠狠咬一口的，甚至用身体的疼痛来取代肉欲也是一种满足，而这种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托乐思对于曾经拥有的孤独的报复：“在他看来，波热娜就是一个极其卑下的造物，而他和她的关系，他在这种关系中所经历的那些感受，乃是残酷的自我献祭。”

自我献祭，也是自我沉沦，而在这样一种制造的疼痛和卑下的满足之外，托乐思似乎还保留着一种纯净的爱，一种对女性最高尚、不容玷污的情感：“对我而言，这个女人是一团纠结了所有性的贪婪的乱麻；而我的母亲却是一个迄今为止一直处在那万里无云的远方的、明净的、并非深不可测的造物，犹如一个超然于所有欲望之外的天体漫步穿过我的生活……”波热娜之于母亲，是贪婪之于明净，是肉欲之于灵魂，但是在母亲被隔绝的世界里，他只有这样一种破坏式的欲望。而对于那些做坏事的同学，托乐思也在其中找到了破坏欲的极大满足，而他们对于巴喜尼的折磨便是一种极端的献祭方式。

巴喜尼偷过前，按照学校的规定是被开除的，但是白内贝、赖亭却并不打算将他的而行公开，他们更乐于在折磨中让他成为暴力世界里的一个玩物。“无论是我们现在就去举报他，还是揍他，还是纯粹为了寻开心把他折磨死。”白内贝并非只是要巴喜尼还清他们的债，而是在对于对象的折磨中找到一种自我价值，一种不屈的自我价值，他一直认为人必须有一种如石头般的硬度，这种硬度要放入到人的性隔离，放入到人的意识中，“放入他的作为世界灵魂的一个部分的责任感之中”——如果一个人丧失了这种意识，那么他就丧失了自我。所以白内贝把对于巴喜尼的折磨看成是接近自我重塑自我的一种手段，从而进入到自己的那个高尚的灵魂世界：“为对于完全能够静观到自己灵魂的人而言，他的肉体生命正在脱落，而这个肉体生命也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存在；那里说，这样的人将直接进入一个较高的灵魂的王国。”因为只有在侮辱、贬低和折磨中，才能看见牺牲，才能在牺牲中看见净化。

而赖亭则要在一种暴君式的统治中获得快感，他一直具有极强的统治欲，而不管是巴喜尼还债有关，还是对于那些离他而去的背叛者，他都要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惩处他们，而他与白内贝的矛盾在巴喜尼身上也成为是实物的获得还是灵魂的牺牲的矛盾。而托乐思呢，他似乎更是一个在旁观中体会破坏的人，一个在矛盾中渴望发泄的人：“他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两个世界的撕扯：一个是牢不可破的资产阶级的世界，在这里，一切最终都是有条不紊地和理智地进行，正如他在家里所习惯的那样；一个则是冒险的世界，充满黑暗、秘密、血腥和意想不到的惊奇。”两个世界的撕扯，对于他来说，就是肉体和灵魂，就是感性与理性，就是平和和血腥，就是反抗秩序和自我献祭。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其实对应着白内贝的灵魂意义和自我的孤独意象，所以他的迷惘始终无法找到解决的途径。而他们提供给托乐思的样本是数学，“你只需记住负一的平方根是计算单位即可。”这是虚数，这是虚拟，这是虚幻，负一的平方根指向一个无意义的世界，而这也正是迷惘者自我设置的一种解脱办法：“嗯，这些虚拟的因素肯定会为了这个目的而在运算的过程中相互抵消。”相互抵消，便是感性与理性、平和和血腥、反抗秩序和自我献祭达到一个平衡，就像数学老师说的那样，数学就是在自成一体的世界里感觉到意义。

“以前，在我脑子里，一切都是清晰明确和井然有序的，而当我来到那些确定的位置旁边时，它就像那中间的一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人们可以向里看到无限的、不确定的广袤。”托乐思寻找着理性的康德，寻找着数学家和哲学家的康德，寻找着自成一体的世界，但是康德是遥远的，手捧康德也只读到第二页“额头上已经沁满汗珠”的现实，而似乎只有在虚幻的梦境中，他才会看见康德，只是转瞬即逝中，所有的康德，所有的理性主义都走向了终结，而那个像上帝一样的意志，生命中像石头一样的硬度呢，也都走向了现实的反面。

现实的反面其实并没有灵魂的位置，只有肉体和欲望，只有诱惑的肉体，只有萌动的欲望，巴喜尼在讲完“我是一个小偷”那句被折磨和被命令的话时，却在托乐思面前成为一个救赎式的肉体。“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巴喜尼一丝不挂地站在他的面前。”那是两个人的阁楼，折磨人的白内贝和赖亭都不在这秘密的世界里，只有看见托乐思眼睛里光芒的巴喜尼，而对于托乐思来说，这完全是一段猝不及防的虚数组合：“他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人雪白的裸体，而这裸体背后的墙壁又是那样鲜红似血，这使他感到目眩和慌乱。巴喜尼的身材很美；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男性体型的痕迹，他的身体很瘦，是那种贞洁、苗条的瘦，和小姑娘的一样。托乐思觉得这个裸体的形象犹如灼热的、白色的火焰在他的神经里熊熊燃烧起来。他无法摆脱这种美的控制。他以前不知道什么是美。”

为什么托乐思的眼神中暗含着这样的欲望？为什么巴喜尼会看见那种孤独背后的渴望？对于托乐思来说，幼年的森林迷失不是孤独的开始，是一种自我确认的迷惘，“在他还穿着小孩衣服、还没有上学的时侯，他心里有时会产生一种难以启齿的渴望：要做一个女孩子。”这是一个内心的欲望折射，而在封闭与开放，破坏和维护的世界里，托乐思感受的是一种矛盾，是两个世界的撕扯：

“我感觉，”他记录道，“我身体里有个东西，然而并不十分清楚它是什么。”但他又赶紧划掉了这一行，代之以：“我肯定是病了，——疯了！”写到这里，他感到浑身一阵战栗，因为这个词激情四溢，令人愉快。“疯了，——这不是疯了，还能是什么，别人看来是寻常的东西我却感到吃惊？这种吃惊让我感到痛苦？这种吃惊刺激我生发淫荡的”——他特意选择了这个充满圣经色彩的字眼，因为他觉得它更模糊、更充分——“感情？

在《论人的本质》的笔记上，他写下了种种的矛盾，而这个有着拉丁文标题的文章实际上就是他救赎的开始，当托乐思在巴喜尼的身上看见某种情欲的世界，他或者把他当成了一种缺失的补充，一种自我的回归，所以他们的肉体迷恋，他们的秘密约会，只不过是托乐思在另一个自我里找到意义，他是他自己，他在他的世界里找到了迷失的东西，他又用他找到灵魂的力量，甚至是巴喜尼和波热娜，也变成了一个男人对于女人的征服，和对于自身灵魂的唤醒。

而巴喜尼被折磨的现实，对于托乐思来说，也是自我献祭的一种象征，白内贝和赖亭命令他脱光衣服，命令他做出各种不同的花样，命令他成为他们的男友，甚至是打他，让他学猪叫，都让他变成了某种受虐的动物，而这正是曾经托乐思在迷失中受到的灵魂的折磨，孤独、隔离以及那面冷冰冰、沉默的墙，都是这一种人生的写照。他对于巴喜尼不是情欲，而是自我的爱，是精神和灵魂的自我救赎，“这种淫秽的和无节制的躁动的单纯存在对他没有多大的意义。他喜欢拿下面这句话来评价它：欣赏的能力，艺术的才能，整个精致优雅的精神生活，是一件很容易让人受伤的饰物。”但是在白内贝和赖亭面前，巴喜尼也是对于灵魂的救赎，但是他们的救赎明显是破坏，是折磨，是高大的墙。当白内贝掏出那把枪，让巴喜尼变成梦的沉睡者的时候，那种潜在的危险便直指生命。“灵魂不是一种会在逐渐的过渡中变换其颜色的东西，相反，倒是这些念头如同一个个数从一个黑色的洞穴里跳将出来。（如果你注意的话，你甚至能够感觉到介于两个念头之间的那个一切皆黑的瞬间。这个瞬间，一旦被抓住的话，对我们而言刚好就是死亡。”也就是在死亡的瞬间，才能显示灵魂的颜色，那黑洞洞的枪口就是制造黑洞的瞬间，所以当巴喜尼从柱子上掉下来的时候，他的身体之痛是对于白内贝灵魂谎言的揭露，死亡从来不是以灵魂名义开始的救赎，它只是一种肉体的毁灭，一种身体的消失，所以肉体对于灵魂的意义是一个虚数，是负一不存在的平方根。

“我曾经很敬佩你和白内贝，但我现在发现，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这些迟钝的、可恶的、畜生一样的蠢货！”这是托乐思发出的愤怒的声音，灵魂早就在折磨的肉体中消失，所以那把枪，那堵墙只要存在，它所指向的永远不是救赎，而是毁灭。巴喜尼早在这之前就向学校自首了，所以关于白内贝和赖亭的秘密折磨变成了一个阴谋，而托乐思在学校调查中失踪，而当被抓回来的时候，他的一句话便是：“我当时想到的是巴喜尼的灵魂。”巴喜尼的灵魂，也是自己的灵魂，即使在肉体般的寂灭，生命像是在时间中枯萎的花，但是，“一个巨大的认识的进行，只会是一半在大脑的光圈里，另一半在黑暗的心底，而且，这个认识首先也是一种精神状态，而那个想法就只像是开在其最外面尖端上的一个花蕾。”最外面的花蕾也是生命，被隐藏在黑暗心底的也是生命，而即使最后巴喜尼被学校开除，托乐思离开学校去接受私塾教育，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解开了身体的迷惘，解开了灵魂的困局，“这其中的很多东西他都无法解释清楚。但这种无以言表触摸起来却很是精致，就如同受孕的身体能够确定无疑地感觉到未来已经开始在它的血液里轻轻行进一样。托乐思的身上同时混杂着信心和疲惫……”

信心和疲惫，无非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状态，关于灵魂救赎有太多的谎言和暴力，有太多的割裂和压抑，有太多的自我目的，所以真正的解救既不是肉欲的单纯满足，也不是灵魂的自成一体，而是在自我的世界里发现那些存在着“万里无云的、远方的、明净的、并非深不可测的造物”，告别了黑暗的角落，告别了沉默的高墙，告别了卑下的肉欲，告别了折磨的世界，告别了冒汗的虚数，以及那把带着黑洞的枪，迷惘的托乐思在母亲的世界里重新拥有了一个回归的世界：“随后他开始仔细地去闻那股自他母亲腰间升腾起来的掺杂着一点香水味的气味。”

不是大海，也不是大型船只，在内河里，那一艘被撞毁的蒸汽船就像一个已经遭遇了风险却被遗弃的象征，面临的是入侵、祸害和灾祸，可是谁制造了这样的事故，谁能够将它解救出来，谁又会在这样的灾害面前等待和前行？当丧失了铆钉一样的工具的时候，一切都在向死亡靠近，可是对于被象牙贸易公司任命为船长的马洛来说，灾祸并不是一艘蒸汽船，而是那从来没有出现过却又逃离的库尔茨。

库尔兹，是公司的“一流”代理，在这个从事象牙生意的贸易公司来说，库尔茨是马洛一个用想象构筑的人，作为白人社会的代表，库尔茨以一种征服者的形象给马洛带来遇见的欲望，而这种遇见在某种程度上是马洛对于那种虚无缥缈的现实的抵抗。曾经在他面前的是大海，而他是那种“追随着海洋”的人，海洋对他来说意味着自由和宽阔，意味着力量和未知，但是当大海消失而变成那条和贸易掠夺有关的非洲内河的时候，一切都变成了一个神秘的空白点。“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令人神往的神秘的空白点了——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让孩子做各种美梦的空白点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黑暗的地区。”空白点上曾经似乎也有某种梦想，某种想去看看的梦想，而这个在马洛一生中最大的、空白得最厉害的地方，最后却变成了一个黑暗的地区。

这样的黑暗是贸易公司的那些修铁路的黑人，那些船上的黑人的颜色，这是一种刺眼的颜色，对于贸易公司代表的白人世界来说，他们是被征服者，“我可以看见他们的每一根肋骨，他们手脚上的关节都像绳子上的疙瘩一样鼓了出来；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戴着个脖圈，把他们全拴在一起的铁链在他们之间晃动着，有节奏地发出哐啷声。”展现在马洛面前的是各个贸易站上修铁路的这些黑人，脖圈、绳子、铁链，似乎是挣脱不掉的象征，他们不是敌人，也不是罪犯，他们只是被疾病和饥饿折磨的黑色影子，“横七竖八地倒在青绿色的阴影中”。而对于贸易公司来说，他们“伪装的慈善性质、他们的谈话、他们的管理制度、他们假装工作的样子——一样，全都是虚无缥缈的”，这是对于“追随着大海”的信仰的背叛，对于马洛来说，这一个黑暗的象征摧毁了他心中的大海情结，“一片油腻腻、懒洋洋的海面，千篇一律的阴森、单调的海岸，似乎让我处于一种令人伤感的、毫无意义的幻觉之中，完全脱离了生活的真实。”

被巨大的影子笼罩，所以马洛需要看见一种文明和进步，需要一种解救的力量。而似乎库尔茨代表着这样的文明和力量，他在内河世界里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就像马洛最初的海洋情结一样，他冲破的是周围的蛮荒，“彻头彻尾的蛮荒，一是在森林中、在丛林、在野蛮人的心中活动着的荒野的神秘生命”，那一个空白的点最后变成了信仰，当船上叔侄谈论库尔茨的时候，马洛仿佛第一次真正见到了库尔茨——独木舟、四个划船的野蛮人，以及那个转身逃离的动作，都被库尔茨披上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他转身逃离公司总部，就是逃开安逸的生活，逃开一种思乡之情的孤独，“他把他的脸转向荒野深处，朝着他的空无所有的、荒凉的站上走去。”那四个野蛮人实际上对于库尔茨就是一种“朝圣”，一种由文明而转向蛮荒的朝圣，一种重新寻找故土的征服。

“我们是史前大地上的游荡者，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的外貌完全像未知的天体。我们简直可以假想，我们是前来接收一份可诅咒的遗产的第一批人，必须以极深的苦痛和极大的辛劳作为代价，才有可能消除掉它将带来的灾祸。”马洛对于游荡者和灾祸消除者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虚构了库尔茨，也虚构了自己，但是这样的假象终于在不断接近的事实中被揭开。蒸汽船其实是库尔茨击沉的，而且按照贸易站的人的说法，库尔兹是依靠关系登上高位的。在不断靠近库尔茨贸易站的时候，马洛遭遇了岸上土著的袭击，“我们现在要朝着在凄凉的乱树丛中搜刮象牙的库尔茨靠近，不料遭到了这么多的艰难险阻，仿佛他已变成被符咒镇住、沉睡在神奇的古堡之中的公主了。”库尔茨在哪里？在那充满恐惧和绝望，充满了战栗和拖长的哀号声中，仿佛整个世界的最后希望也彻底消失了，而马洛也以为库尔茨在这样的攻击中死去。

库尔茨没有死，但是马洛的虚构却在慢慢死去，就像那些黑色的阴影，在扩散中抵达死亡。贸易站柱子上插着的土著人头，放大着着黑色的阴影，而其实，库尔茨已经完全从文明进步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土著世界心的殖民者，当经理和“朝圣者”用简易担架抬着库尔兹回来了的时候，他们周围是一群虎视眈眈、已经准备好作战以“救回”他们的偶像库尔兹的土著。蛮荒的世界里，库尔茨其实完成了一种征服式的命名，他以一种屠杀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殖民世界，在库尔茨看来，白人“在他们的眼中必然显得像是一些超自然的生物——我们是带着神的力量前去接近他们的”，母亲是半个英国人，父亲又是半个法国人，“可以说全欧洲都曾对库尔茨的成长做出过贡献”，但是这样的血统对于库尔茨来说，就像一个来自乌有之乡黑暗深处已归化的灵魂，不仅没有补救世界的蛮荒，还带来了新的灾祸，就像那摧毁的蒸汽船，没有铆钉的修补，而是入侵、祸害和灾祸。所以击沉蒸汽船的预谋和行动在库尔茨那里就变成了对于一切救赎的摧毁。

这是巨大的象征，“正是那符咒驱使他走出房间，跑向这森林的边缘，跑向这丛林，这闪闪的火光，这隆隆的鼓声和这念诵着离奇咒语的嗡嗡嗡声；正是那符咒引诱着他的无法无天的灵魂，使它越出了被容许的抱负的限度。”而库尔茨在这样的行动计划中也把自己推向了死亡的边缘，当这个不知节制、没有信念、无所畏惧，然而却有盲目跟自己进行斗争的灵魂在不可思议的奥秘中接近死亡的时候，马洛看到的是另一个巨大的黑影，“这个灵魂所曾探索过的种种神秘既引起了一种魔鬼般的热爱，也引起了非尘世所应有的仇恨，现在这爱和恨正在进行争夺，两方都企图占有这浸透了各种原始情绪的灵魂，这个灵魂热衷于虚假的名声、不光彩的荣誉，以及各种徒有其表的成功和权势。”是的，就像马洛看到的那个噩梦一样，实际上摧毁了那个“追随着海洋”的信仰，彻头彻尾的蛮荒深处，是大陆上权势的使者，是带着圣火火种的人，但是关于人类的梦想、共和政体的种子，以及帝国的胚胎，都变成了那些“手里拿着宝剑，常常还拿着火炬”的白人的畸形欲望，库尔兹为国际消除野蛮习俗协会写的一份雄辩滔滔的报告中，最后那个后来才加上去的注脚上分明写着那句话；“消灭所有的畜生！”

“我现在是躺在这一片黑暗中等死。”库尔茨在临死之前的确看到了那一片巨大的黑影，但是在必须经过的黑暗中，谁才是胜利者？那些人说库尔茨的真正职业应该“站在人民一边”，应该在极端主义的党派里当一个领导人，而在马洛看来，库尔茨在理想主义的世界里所追逐和丧失的并非是一种理想，而是不同一般的目光，“因为我自己曾走到那边缘上去向外探望，所以我能更好地理解他那无力看见眼前的烛光、却又足以包容整个宇宙的呆滞的目光所包含的深意，那目光的锐利足以穿透一切在黑暗中跳动着的心。”因为在库尔茨死之前，他真正讲出的那句话是：“太可怕了！”可怕的是蛮荒，还是死亡，是征服，还是反抗？或者就是那在理想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殖民。“太可怕”不能自救，而当马洛从边缘中走出去向外探望的时候，库尔茨那颗曾在黑暗中跳动的心也真的带来过力量，带来过对于海洋信仰的肯定，所以在回到欧洲之后，马洛给了贸易公司的人叫做“消除野蛮习俗”的文件，不过他删去了最后的那个注脚。而他最后告诉库尔兹的未婚妻遗言的时候，马洛撒了谎，他说库尔兹说的，是她的名字。没有“太可怕了”的恐惧，一个女人的名字对于马洛来说，并非只是为了给库尔茨一个公正，“他不是曾说过，他所需要的只是公正吗？可是我不能那样做。我不能告诉她，那未免太阴暗了—一整个儿都太阴暗……”

太阴暗的地方永远有阴影，永远是那不能被道义所允许的黑暗，那个空白的地方最终变成无法逃离的“黑暗的地区”，而超自然的白人也最终丧失了征服的意义。但是和库尔茨一直面对阴影不同，《吉姆爷》里的吉姆却在躲避阴影还是面对他的艰难抉择中走向信仰的终结。或者也是从水上到岸上，从白人世界到蛮荒的土著世界，或者也是那一片超越不了的阴影，吉姆更多是在一种“生存情绪”的坚持和抛弃中走向永不回归的家，而当另一个家以“异托邦”的形式出现而最后覆灭的时候，吉姆爷也成为一个“我们”世界中的象征。

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他整洁得一尘不染，从头到脚，穿得一身雪白。他在东方各港口靠给轮船货商拉生意为生，很有人缘。”一身雪白的整洁就像他的种族归宿一样，对于大海而言，是占有，是掠夺，所以在那次在大海之上的事故，成为吉姆一生无法回避的记忆。在那艘“归一个中国人所有，包租给了一个阿拉伯人，指挥这艘船的则是个叛逃到新南威尔士去的德国人”的“帕特纳号”上，吉姆爷也在一种复杂的“我们”世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在这样的时候，他满心想的都是英雄行为：他喜欢这些梦，喜欢他想象出来的业绩给他的成就感。”所以吉姆爷就是一个满怀着英雄主义的人，他的所有秘密都凝结在一句话中：“大海一向对我挺好”。可是，当那场飓风到来的时候，当船长的逃避出现的时候，当巨大的生命威胁到来的时候，世界上也不再有铆钉，而是巨大的灾难，“那场飓风造就了徒有其表的英雄主义，就如同它本身也是虚张声势一样。天地间野蛮的混乱情形乘他不备而来，无端阻挡了他慷慨赴难，他对此感到愤怒。”愤怒不能解救生命，当英雄主义变成一种嘲讽的时候，他选择的是生命的保全，选择的是卑微的逃生，而实际上，当他看见铁板破开灌进水的时候，当他在“八百个人，七条小船”的数字间感受到巨大的不安的时候，他说给自己听的那句话不是“大海一向对我挺好”，而是“死也罢，没死也罢，我是不不能逃脱的，我得活啊；是不是？”

是的，英雄主义的卑微地被求生的本能代替，那一刻他的确是看见了黑暗：“黑暗的天际线突然向上移动，大片的海面突然歪过来，迅速的、悄没声息的抬升，残酷的拋扔，无底深渊的掌握，没有希望的奋争，永远罩在他头顶的星光就像坟墓的穹顶——那是对他的年轻的生命的叛逆——结局只有黑暗。”叛逆的黑暗，对于吉姆爷来说，并非是被获救之后的审判，并非是道德和法律的谴责，而是他完全离开了自己可以回去的那个家，那个可以效忠的权力，他的一身雪白的整洁形象——在黑暗中，他进入了那个土著的世界，当他的名字最后变成吉姆爷的时候，那种被瞻仰的“传奇般的力量和神勇”，又仿佛他已成了英雄一类的人物。但是这样的“新英雄主义”对于吉姆来说，并非是一种真正对于自己那个世界的隔离，斯坦因作为公司的代表，实际上成为吉姆爷背后的土地意识新的力量，“一个人生了下来，陷入一场梦，就掉进了大海。……我告诉你吧！出路就是把你自己交给这个具有破坏性的环境，在水里伸开你的手脚，让那深深的、深深的大海把你托起。所以如果你问我——怎么个活法？”这样的问题对于白人世界来说，其实就是对于命运真相的理解，而吉姆爷在帕图森地区成为新的统治者和首领，不回家的吉姆爷其实找到了一种断裂的归宿，“他以主人翁的眼光看待那夜晚的太平，看待那河流、那房屋、那森林永存的生命、那古老人类的生活、那片国土的秘密、他自己内心的骄傲；但是，正是这一切又占有了他，使他在思想的最深处，在血液最轻微的跳动中，在生命的最后一息，都是它们的。”

复活的英雄主义，在吉姆爷心里其实永远有着黑暗，对于这样的黑暗，他面临的是躲避还是面对的双重选择，但是当他最后以英雄主义的方式选择另一个家乡的时候，实际上他走向的是一种虚无主义，“我必须感到——每天，每当睁开眼睛——我是受到信任——谁也没有权利——你难道不知道？离开！上哪儿去？为什么？想得到什么？”这是吉姆爷内心的挣扎，而当白人布朗的枪火对阵这个土著小镇的时候，他做出的抉择是放弃，布朗，这样一个满身带着白人抢劫思想的人，他枪击或伤害某个安静、本本分分的陌生人，就是“一种野蛮的带有报复性的急切足以吓坏最不安分的亡命之徒”的行为。所以当吉姆爷以白人的名义告诉丹·瓦利斯，允许那帮白人通过，不要骚扰他们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就开始了。充满野心和报复心的布朗还是举起了枪，当十四发子弹一起射响的时候，丹·瓦利斯被打死。而这样的死亡实际上解构了土著人对于吉姆爷的崇敬，解构了他脆弱的英雄主义，当多拉明的枪指向吉姆爷的时候，那子弹也成为他最后无法逃避的阴影。

丹·瓦利斯是吉姆爷培养起来的勇敢青年，但是即使他具备吉姆爷的种族威望和不可战胜、拥有超乎自然的力量的名声，即使他一样受人敬重，受到信任，受到爱戴，“但他仍然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而吉姆则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们和我们，就是白人和土著，就是英雄和被征服者，这是对立，永远的对立，而英雄主义的最后覆灭，不是土著人的反抗，也不是另一个满含着征服欲望的白人布朗，而是他自身无法躲避的那团阴影：“事实上，作为领头人的吉姆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是个俘虏。土地、人民、友情、爱情，都像妒忌的保护人一样看着他的身子。”他一生努力消除的恐怖最后还是以悲剧的方式否定了他的“生存情绪”，否定了他的“土地意识”。

死去的吉姆爷，和死去的库尔茨一样，在另一个土地上将自己埋葬，而在这样属于“我们”的悲剧面前，马洛的叙事学实际上在讲故事的方式中把“他们”和“我们”隔离开来，一方面是故事之外的叙述者，是看见故事的“他们”，而另一方面，却以见证者的身份而进入到“我们”的核心，他是不在场的，也是在场的，而在故事外的“他们”，在故事里的“我们”，都能看见那个摆脱不掉的阴影：

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我不是曾经像个被召来的魂，站起来，担保他永恒的坚定不移么？我这样到底是不是大错特错了呢？如今他已不复存在，但有些时候，那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他却带着一种巨大的、压倒一切的力量来到我跟前；而凭我的名誉起誓，也有这样的时刻，他从我眼前经过，像一个脱离了躯体的幽灵，在这尘世间的种种情感中茫然不知所措，随时准备为了他那个阴影中的世界的主张虔诚地献出自己。

镜子里不是内战，是“带有史诗野心的长诗”，失明的不是日耳曼武士，而是南美学生。两个平行发展又不断穿插的故事被放在三千行的诗作中，远古或者现代，神话或者现实，在死亡和复活中建立自己的秩序。日耳曼武士必须要杀掉一条毒龙，只是在一个梦里完成的屠杀，但是在毒龙王国建立的新秩序最后在醒来的时候，并不是放弃，而是继续战斗，直到在搏斗中死去。而死去的意义便是看不见，对于南美学生来说，他的秩序王国是被命令，是在恶劣的环境中表现自己的生存价值，所以面对被害人，那个房间里的一切都被“大量让他永远失明的镜子”所照耀，失明是迷失在自我价值里，而失明又可以让南美学生在死之前看见闪光，从而让他精神真做中满意地死去。

在这本名为《新秩序宇宙起源学》的书里，赫苏斯·费尔南德斯-戈麦斯用三千行的诗作完成了新秩序的建立，但是如果传说被那些大量的镜子迷糊了双眼，即使醒来，即使精神振作，似乎最后的结局还是死亡。但是赫苏斯·费尔南德斯-戈麦斯似乎并没有在镜子中看见自己的死亡，在另外一本名为《一个美洲长枪党人在欧洲斗争的岁月》的自传体小说中，他用三十天的时间讲述了自己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及俄罗斯作为250师志愿兵的惊险故事，美洲长枪党人和二战岁月对于他来说，恰恰是对于自己“贫穷但诚实和幸福”的幼年生活的缅怀，故乡卡塔赫纳的生活对于他来说就是内心体验的记忆，所以即使遇到了苏维塔，即使有着周游世界的愿望，依然比不上在欧洲战斗的岁月，勇敢地参战，逼真地展现马德里战事，对于他来说并非是充满精力的青春年华的赞颂，身体、性功能、阴茎的长度和酒量以及连续几天不睡觉的本事无非是一个插曲，真正感到兴奋的是在文学创作中找到安慰，在伟大作品的构想中“感到有尊严，会洗涤一切罪孽，赋予他生活和牺牲的意义”，但是这种回到内心的兴奋却被另一个作者和战友苏维塔影响，这个“沉重的包袱”让他无法安心地寻找自己的秩序，在小说中，他把苏维塔叫做“幽灵中的幽灵”，像长诗中的毒龙，像南美学生面对的被害人，他必须用笔将这一个人杀死，只是太多的镜子让他失明，而那一场推入冒险的计划也使苏维塔在1945年的柏林巷战中死去。

他们就是“异变的英雄们或曰镜子的易碎”，他们在战争中看见了前线的艰苦、星君的撤退，以及波萨德战争中血肉横飞的身体，而在病床上的赫苏斯·费尔南德斯-戈麦斯也终于没能逃脱那场死亡，他们都被另一种力量推入到冒险的活动中，和戈麦斯的受伤一样，苏维塔也在那一场战斗中看见了“大量的镜子”，作为志愿者加入西班牙弗朗哥的军队，对于他，只不过是一种可怕时代或者机缘不可避免地摧毁了前途，作为波哥大最富裕的家庭的男孩，苏维塔的童年从一开始就指向了顶峰，好学生、出色的运动员、一流的骑手、马球冠军，以及优秀的舞蹈演员，都让他从一开始就在一个已经建立的自我秩序里，所以欧洲之行对于他来说并非是冒险，而是享受，而1933年的苏联之行给他的印象是矛盾和神秘的：“他赞美莫斯科的建筑，赞美辽阔的雪原，赞美列宁格勒的芭蕾舞演出。对政治的看法他很谨慎，或者说没有看法。”在戈麦斯的陪同下去了柏林，然后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 去了巴塞罗那，最后成了佛朗哥的志愿者，甚至升职、参加战役，最后在第三帝国的末期死于巷战。

只不过他的死被戈麦斯记载在日记里，那本属于自己的500页隐秘日记被母亲付之一炬，如此在这个被书写，被指责的文本里，戈麦斯也许也是用一面镜子的力量就将苏维塔照耀得失明，他自己的那个富裕、优秀的王国也变成了废墟，而戈麦斯当然也是在这样的英雄世界里看见了碎掉的镜子，所以失明者也是自己，即使“他未在书中涉及政治话题”对于他来说，那面镜子的余光也足以让他看不见自己，“他认为希特勒是欧洲的恩人，别的不再多说。但是，能具体接近权力让他感激涕零。”这便是一个南美学生在欧洲斗争中看见的自身价值，只是青春早已经是一个寓言，在毒龙搏斗中醒来又死去。

但是长诗或者小说如何还原那本被记载的日记里的现实？《新秩序宇宙起源学》出版于1977年，《一个美洲长枪党人在欧洲斗争的岁月》出版于1975年，这个时间戈麦斯和苏维塔都已经死去了三十多年，所以流传的文本成为见证和叙述他们故事的唯一，那些大量的镜子，到最后也只是一面镜子，而纳粹文学却在这样的虚构中也遭遇到了种种的失明。苏联、斯大林、日耳曼、希特勒、西班牙、佛朗哥、庇隆主义、托洛兹基分子、长枪党人，都成为这个虚构系列的特殊符号，在这里他们的人生不管是优裕或者贫穷，都在小说、诗歌以及各种评论中被镜子的反光照见。

他们或者都有一个秩序的中心，门迪鲁塞家族中的埃德米拉·汤普森·德·门迪鲁塞，“她早期的诗表达亲情、宗教思想和花园。有时冒出想当修女的念头。学会了骑马。”但是“土生白人文坛的善良仙女”并未使她安心在自己的宗教花园里，后来，她开始攻击评论家，攻击女文人，攻击文化生活中充斥的堕落现象。“她主张回到本源：农活和荒蛮的南方边境”无非是一个自我秩序的完美想象，那个相识数月就结婚的男人似乎瞧不起文学，在财富的帝国里丈夫其实是另一种秩序的建立者，所以在她想建造的“坡的房间”里，落地大窗、深红色窗玻璃、宽大的红木窗框、有幕的褶子、萨克森地毯都让她有一种满足感，只是在那场经济危机的时候，她离开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旅行让她和暧昧的卡罗索内，以及孩子们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从此“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做个坚定的希特勒分子”成为他们的信条，从此，“发出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文明产生威胁的警告”成为他们的批评。而在他的儿子胡安·门迪鲁塞·汤普森的世界里，小说的成功让他放弃了文学创作，而从事政治活动，他“自认为是长枪党党员，反美，反资本主义。后来转为庇隆分子”，在曾经的小说《马德里之春》中，他“攻击亲法分子，攻击暴力崇拜者，攻击旨无神论和外来思想”。而对于1928年生于柏林的露丝·门迪鲁塞·汤普森来说，母亲的德国之旅给她的完全是生命的印记，包括那张希特勒怀抱着的她的照片，“陪伴着她走完一生的道路。”而对于现实来说，母亲的情感遭遇又在她的身上附体，丈夫和妓女勾搭，她在诗作《跟希特勒在一起我幸福》里回忆，在诗作《斯大林》里叫喊，而文学创作的激情也让她遗忘了受伤的感情生活，她有情人，酗酒，有时吸毒过量，“但心灵上的平衡使之安然无恙”。而最后她坠入漂亮克劳迪娅的情网像是一种自我秩序的怪异表达，“因为我是托洛茨基分子，而你是个臭法西斯分子”的拒绝让她失去了最后拯救的希望，克劳迪娅最后死在军人手里。而露丝在驾车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撞进了一家加油站。爆炸声震天。”

他们中有“先驱与反对启蒙运动的人们”，他们总是预言着人类进入一个光辉时期，一个全新的黄金时代，或者在自己的启蒙中建立新的秩序，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年轻时曾提出多项主张：“恢复宗教裁判所；恢复当众体罚制；长期对智利、玻利维亚、巴拉圭进行战争，把这种战争当成国民的体育训练；实行一夫多妻制；为避免阿根廷种族异化而消灭印第安人；削减有犹太血统的公民的权利……”而写下了《驳伏尔泰》、《驳狄德罗》、《驳达朗伯》、《驳孟德斯鸠》、《驳卢梭》的路易斯·丰泰那·达·索萨用一种狂傲的手法批评欧洲启蒙，但是却又在疯狂和孤独中死在精神病院里。

他们中有“被诅咒的诗人”，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的诗要求为元首被唾骂的军队恢复名誉，“为意大利人的勇气恢复名誉”，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最后的胜利“一定会秘密地、出其不意地”来到意大利人手中。只不过那本有着老鹰、卐字图饰、名叫《十二》的诗作只印了十二首诗歌，在封面的海浪中，似乎还可以清楚地看见有个孩子在哭喊：“妈妈，我害怕。”而绰号“贵族骑士”的安德烈斯·塞佩达·塞佩达的诗作《皮萨罗大街的命运》，被评论为“史前纳粹之作，次品，资产阶级拥护者之作，资本主义傀儡之作，中央情报局特工之作，白痴诗人的蹩脚之作，抄袭埃古伦之作，抄袭萨拉萨尔·邦迪之作，抄袭圣一琼，佩斯之作，从阴沟里爬出来的狗腿之作，廉价的预言家之作，强奸西班牙语之作，替魔鬼写诗者之作，落后教育的产物，暴发户之作，神志不清的乡巴佬之作”等等。

他们中有“有学问的女士和女旅行家”，“战壕女神”伊尔玛·卡拉斯科用诗作庆祝佛朗哥将军的胜利，却在家庭中遭受虐待；达妮埃拉·德·蒙特克里斯托有着传奇般的美貌，但是她是几位德国和意大利将军的情妇，还爱上了一位罗马尼亚将军，最后化装成了西班牙修女，才逃离了布达佩斯包围圈……

他们中有幻象和科幻作者，即使奥康纳的一条变种的德国牧羊犬，也“有心理感应能力，带着纳粹倾向”。而古斯塔沃·博尔达笔下的宇宙飞船都是德国的名字，“太空殖民地分别叫新柏林、新汉堡、新法兰克福、新哥尼斯堡。他笔下的宇宙警察穿着打扮和举止行动就像盖世太保，而他们将存活到22世纪。”他们中有巫师、短工和穷人，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的《纵情狂欢》里充斥着监狱中的强奸、性虐待、劳动虐待、乱伦、桩刑、活人祭祀的描写，而哈里·西贝柳斯借汤因比的《希特勒的欧洲》的第一部分题为《希特勒的欧洲之政治结构》，而写成的《希特勒的美洲之政治结构》无非是“现实在一团混乱的故事里的扭曲反射”，侵占并凌驾于宫僚机器之上的叙事便是自己那个的新秩序王国。他们是垮掉的一代，他们是同性恋者，他们是吸毒者，而他们又同时反对同性恋，但是不管何种观点和人生态度，对于他们来说，都有着对于权力的崇拜，对于自由的扼杀。文学成为他们超越现实的武器，成为他们接近秩序的工具，而“千面马克斯·米雷巴莱斯”似乎更加厚颜无耻地在抄袭作品中给自己命名，“别名马克斯·卡西米尔，马克斯·冯·豪普特曼，马克斯，勒·格勒，雅克·阿尔蒂博尼托”，不同的名字代表着他不同的人生取向，而在这诸多的被命名生活里，他的真实姓名却无从知道，而对于他来说，这些被改写的名字和那些被改写的作品一样，是想进入上层的办法：“因为文学是一种隐秘的暴力，是获得名望的通行证；在某些新兴国家和敏感地区，它还是那些一心往上爬的人用来伪装出身的画皮。”

隐秘的暴力写在那些诗作和小说里，那里充满着日耳曼元素，充满着暴力和各种主义，甚至在足球的世界里，也成为民族主义暴力实现的途径，伊塔洛·斯基亚菲诺“把国家想象成一个庞大的足球流氓团伙，迎向自己的命运。”而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则在《各国元首会议，或曰怎样才能走出黑洞？》的五幕喜剧中讨论如今拉美足球在欧洲全方位足球的威胁下如何恢复它传统和自然的主宰地位，他建议，“拉美回击欧洲全方位足球的办法就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最优秀的球员，比如克鲁伊夫、贝肯鲍尔等人。”这更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自救，所以他在自传中希望当志愿兵参加马岛战争，在未能如愿的情况下，他在纪念发动军事政变的阿根廷军人作品中，“公开赞扬秩序、家庭和祖国”。

“希特勒万岁”的藏头诗，无人称写作的实验，内在“封闭性”写作，这些都在文学创作中无限接近那个纳粹的秩序中心，而这样设置的多面镜子也让他们无限接近死亡，他们是艺术品贩子，是色情女演员，是萨利纳斯分子，他们是魔鬼，是无耻之徒——拉米雷斯·霍夫曼在这个头衔中干了一件血腥的事：“是到了夜里，埃米利奥·史蒂文斯像个梦游症患者一样起床，也许他是跟玛丽娅睡在一起的，也许不是；但实际情况是他像梦游症患者那样很自信地下了床，向姑妈的卧室走去，与此同时，耳边传来汽车引擎越来越近的声音；后来，他就割了姑妈的喉咙。不对，他在她心口上扎了一刀，干净利落，捂住她嘴巴，用匕首捅了捅；后来，他下楼开门。”而其实对于女人有着天生渴求的他来说，暴力是实现的唯一途径，而即使被抓进监狱，他依然狂笑着说是“二战”又回到了智利，他驾驶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的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在天空中写下了关于死亡的诸多句子：死神面前人人好运！死亡是朋友。死亡是智利。死亡要讲责任。死亡是爱和死亡是成长。死亡是交流。死亡是扫除。死就是我的心。

对死亡的歌颂无非是对于自己那种罪行的开脱，而在这样的无耻之徒面前，“我”却也出现了：“我也被捕了”，甚至是对于拉米雷斯·霍夫曼的一次偶遇，“我说：是个诗人。”在诺尔贝托那里却成为一个讽刺，而被开除了军籍的拉米雷斯，在一种被遗忘的状态中继续制造最荒唐的事，他发起的“野蛮写作运动”就是一次毁灭式的暴力：“用雨果和巴尔扎克的书手淫，冲着司汤达的小说撒尿，朝着夏多布里昂的书上抹屎，把福楼拜、拉马丁和缪塞的漂亮著作剪成碎片，涂上鲜血。”而对于这个无耻之徒的惩处，是那个叫罗梅罗的警探，而其实，警探代表的何尝不是另一种暴力的秩序，所以我想要阻止：“我说：求您别杀他。那人已经害不了什么人了。”而代表秩序的梅罗梅给我的回答是：“肯定还会害人的。咱们人人都可能伤害别人。”

人人可能伤害别人，不管是警探还是疯子，不管是诗人小说家还是志愿者，也不管是在欧美的拉美人，还是在拉美的德国人，不管是贫穷者还是富有者，不管是感情伤害的女人，还是充满暴力而最终死去的男人，都在可能危害的世界里，而那个叫“纳粹文学”的镜子在照见那一段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的时候，也照见了失明的自己。

无事，饮酒，读诗，王恭如此定义“名士”，无事是要常无事，饮酒就要痛饮酒，而读诗便是熟读《离骚》之类忧愤之作，这是一种忘怀，还是一种坚持？这是一种才气的无视，还是不遵守礼仪？而这些名士风流在魏晋时代便是标准的“任诞”风格，“指礼法为俗流，目纵诞以清高”，他们任诞的原因便是不满于旧礼教，便是追求自由之个性和精神的解放，便是任性放达自恃清高。一种反抗，亦是一种逃避，所以在这诋毁礼教、愤世嫉俗中，他们也是自我沉溺于纵酒之中。

痛饮酒是名士风流“任诞”的最多方式，刘伶或者是最放纵者之一，为了喝酒，在妻子把酒倒掉，把酒器毁掉之后，却骗着说要想鬼神祷告，方能解除酒瘾，所以在妻子准备祭祀用的酒肉时，他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酒已经是刘伶的命，即使祭祀鬼神用的酒也不放过，于是便喝酒吃肉，“隗然已醉矣”。不仅是祝誓时骗酒，刘伶甚至以一种裸形的方式醉酒不起，“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人我裈中？”天地当房子，屋宇做裤子，但是那些讥笑的人只是跑到我裤子里来的人而已。这是一种病酒，已全然不顾身体，当然更不会在乎养生。

而与刘伶一样纵酒的还有阮籍，当步兵校尉的职位空了，阮籍主动要求担任这一职位，因为“厨中有储酒数百斛”。而在自己家附近有一紫色美丽的妇女开办的酒垆，阮籍便和王戎长长前去饮酒，饮酒也只是关乎酒，而非美色，甚至在醉酒之后就直接睡在女子旁边，女子丈夫以为会有什么非分行为，但只是“眠其妇侧”而已。阮籍最著名的饮酒故事便是丧母时的纵然，安葬母亲的时候，他“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肥猪和二斗酒让他直言“穷矣”，但这“穷”或许是对于自己没有酒喝的无奈，以致吐血而费顿。而在丧母期间，阮籍其实一直醉酒，裴楷前去吊唁的时候，阮籍就喝醉了酒“散发坐床，箕踞不哭”，只醉酒却不哭，甚至在裴楷行哭丧之礼后他也没有离开坐席，按照风俗来说，只有丧家主人哭泣吊唁的客人才可以行礼，而阮籍根本不遵守这礼仪，所以裴楷也是知道阮籍的这一品行，甚至将他作为世俗之外的人来看待：“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礼轨自居。”实际上这种“不崇礼制”还在阮籍扶桑期间，一次在晋文王宴席上还是饮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向晋文王提议，这样重丧在身的人还饮酒吃肉，实在败坏风俗教化，应该把他流放到边远地区，而晋文王却说，阮籍是因为悲伤过度而身体毁损精神困顿，而因病饮酒吃肉是符合丧礼的。不管是何曾所说败坏礼俗，还是晋文王的宽容，对于阮籍来说，似乎都无妨碍，“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甚至，阮籍好饮酒也是家族传统，“诸阮皆能饮酒”，阮咸有一次到同族人中聚会，竟然是拿着大瓮胜酒，不仅如此，大家一起围坐面对面痛饮，“时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家族共集，群猪共饮，好一幅人与动物的和谐饮酒图，或者这便是一种理想状态，所以不管是“使我有身后，不如即时一杯酒”的张翰，还是“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的毕卓，都将一生的快乐变成了痛饮的快乐，而孔群所说“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蘗事”则将酿酒当成是最重要的追求，而把饮酒当成一种人生理想的便是竹林七贤，包括刘伶、阮籍在内的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肆意酣畅便是痛饮，便是不拘礼节，便是放纵豁达，也无怪病酒，无怪乎“穷矣”，所以对于酒的意义，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不管是使人忘却自己，还是把人带到美妙境地，但实际上这样的“任诞”也无非是自我麻醉和自我逃避，王恭曾经问王忱，如何比较阮籍和司马相如，王忱的回答是：“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也就是说，因为心中有郁结的疙瘩，所以需要酒这样的东西来浇灭心中的不快，所以饮酒只是形式，内在的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也只是为了打破旧礼教的束缚。而在魏晋名士风度的外在表现上，除了饮酒之外，还有清谈、服药和隐逸。清谈起于汉末，名士群集，臧否人物，评论时事，而在魏晋时期则侧重于玄学，《周易》、《老子》和《庄子》便是最受人推崇的清谈著作，在这“三玄”之中，他们畅谈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畅谈“寡以制众”、“崇本息末”、“知足逍遥”、“自然无为”的思想，“既共清言，遂达三更”，而服药则是以药物作为护身符和麻醉剂，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而隐逸便是无意仕途、隐居赋闲，他们不以功名利禄为务，甘于淡泊，反抗世俗的束或离群索居，或遁迹山林，追求内心世界的满足。

清谈、饮酒、服药和隐逸，这四种名士风流的方法都以傲世独立的方式回应现实，但是这样的回应或者是逃避，或者是麻醉，追求物我两忘的境界中惧祸避世，明哲保身，却可能在毫无节制中纵欲享乐，从而对自身的身体，甚至生命构成威胁，刘伶病酒便是极度追求中的极端生活，而“遂达三更”的清谈也造成了身体的伤害，卫玠与王敦召来的谢鲲清谈，整夜不休，竟也“于此病笃，遂不起”，而服药更是对身体的戕害，服药主要是五服散，因药性猛烈，在神明开朗、感官刺激、“美姿容、面至白”的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隐逸也并非能够逍遥自在，很多人也只是一时避世，最终也逃不过被杀的厄运。

而其实，在魏晋名士构建的魏晋风骨，也绝非是清谈、饮酒、服药和隐逸这四种极端的逃避方式，《世说新语》所记录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所以言行之中展现的是一个丰富的魏晋名士生活，这里有周嵩手批刁协、羊忱性贞烈、阮修“论鬼神有无者”的贤良方正，有嵇康“临刑东市，神色不变”、裴楷“被收，神气无变”的宽广胸怀，有韩康伯“火在熨斗中而柄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故不须耳。”的夙惠，有周处、戴渊改过从善、重新做人的自新，甚至也有德才兼备、相夫教子、母仪垂范的贤媛女子。不管是“朗朗如日月之入怀”的夏侯玄，还是“朗唐如玉山之将崩”的李丰，不管是“萧萧萧肃，爽朗清举”的嵇康，还是“妇人遇之莫不连手共萦之”的潘岳，不管是“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王羲之，还是“自以形陋装扮捉刀人”的曹操，都展现了一部丰富的魏晋名士图。

但是魏晋时代毕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不仅在朝代更迭的政治官场上充分展现，也在思想精神领域得到了更深刻地体现，在《世说新语》这一部记录魏晋风流的故事集里，千则小故事反映了一个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最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所以在魏晋名士的交流中，玄学成为最主要清谈的内容，殷仲堪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三天不读《老子》便觉舌头僵硬，而在这些名士的聚会中，主要就是谈论老庄哲学，支道林、许询、谢安等人共集王濛家，在这场“彦会”的讨论中，大家一起读《庄子·渔夫》，“渔夫劝诫孔子弃绝仁义礼乐，返璞归真。”所以叙致精丽，才藻奇拔 才峰秀逸，一往奔诣，都变成文人追求老庄哲学的一种境界，王濛与刘惔在分别后相见，王濛对刘惔说：“卿更长进。”而刘惔的回答是：“此若‘天之自高’耳。”“天之自高”便是引用《庄子·田子方》：“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意谓像天之自然的高，地自然的厚，日月自然的光明，哪里需要修饰呢！还有一次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回答是：“《易》以感为体。”殷荆州说：“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却笑而不答。

在这些名士共集的时候，对于《周易》、《老子》和《庄子》的讨论往往反映着自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在魏晋时代，玄学的思想得到了加强，但是儒学却依然占据着主导，《世说新语》的三十六篇中，列于卷首的便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而这四篇便是“孔门四科”，从汉代开始，这四科就一直作为考察和品评士人的重要准则，所以，就有了“仲尼之门，考以四科”的说法。尤其在“德行”篇，篇名即取自郑玄注《周礼·地官·师氏》：“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所以内容不外乎儒家所提倡的忠孝节义、仁信智礼等道德规范。李元礼叹服苟淑、钟皓的品格是：“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陈仲举礼贤则是“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王长豫为人谨顺，但他觉得最难的是便是“事亲尽色养之孝”，“色难”在儒家思想中便是谓侍奉父母以和颜悦色为难。陈寔为什么把诈称其母有病的吏杀了，因为他认为：“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而他半路把杀财主的劫贼放于一边，而去处理生孩子不肯养育的人，也是因为他觉得：“盗杀财主，何如骨肉相残？”所以儿子元方的总结是：“老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仁和德是他们的标准，而这种仁德却也和老庄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在一次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的时候，桓温觉得听了之后“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而刘刘尹却说：“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没到玄门的最高境界，只不过是儒生的常谈而已，充分显示了一种贬儒的观点，而在庾亮和齐庄的一则对话中，却道出了玄学和儒学的共同尴尬之处，“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难以企及孔圣人的境界，实际上是一种讽喻而已。

玄与儒的种种冲突，在反映魏晋时代思想的多元化的同时，也为名士提供了两条人生之途，但是不管是入世的道德礼仪，还是出世的饮酒隐逸，不管是对社会现实的妥协，还是崇尚自由的逃避，也都是魏晋名士留下的“风流”，而《世说新语》也被鲁迅评论为“差不多就可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是眼睛看见的真相，还是故意被蒙蔽的真相？一个或者两个，一个或者无数个，在一种数字呈现的非神秘现实中，真相只不过是我们戴着一副被财富炫化的眼镜看到的一切，而从寓言到现实，从先锋到写实，也是从一个真相变为两个，再变成无数个真相，直到有一天在某种茫然中陷入自我设置的生存迷宫里。

就像从一个马原看见了两个马原，再看见无数个马原，“一部从人间烟火抵达生存迷宫的长篇力作”明明白白写着一种自我迷失的过渡，在书页的下三分之一处，用一层半透明的腰封告示着这样一种困境，只不过在这样的困境面前，即使你看到了背后黑色的封面，看到了被打上印记的“马原”字样，你也无法在“纠缠”的眩晕中找到那种解读真相的钥匙。或者你可以把这样的“生存迷宫”字体再放大，是“财富中国的一起鸡毛，先锋马原的最新期待”，是“当房产与金钱接憧而至，为什么我们会陷入‘纠缠’”，或者再放大，是“2013年中国原创长篇小说的最新期待”——那些刻印在腰封上的文字从来不是为了解读那个生存迷宫，而是要在更弱智的说明中远离“纠缠”，不管是“卡夫卡+雷蒙·钱德勒“，还是”哲学+悬疑“，在一种人为纵横交错的迷宫里，其实并不需要寻找一把解读的钥匙，而是因为在这被放大的字体中，一切都只是营销上的自言自语，它使人看见的不是黑色的封面，不是“纠缠”的图饰，甚至不是作者马原——在一个无数种马原喧哗的文本里，你可以很随意地把腰封揭去，扔进垃圾桶。

这是一种设置好的“脱离”，不属于文本的脱离，不属于作者的脱离，当然也不是从人间烟火到生存迷宫的脱离，它是粘着在一起的现实，是被合成的困境，就像“2013年”之前的《牛鬼蛇神》，在马原的叙述历史中变成返回肉身的一次努力，虽然是一种经历了生与死的颠簸之后的返回，虽然是从寓言世界折回到现实的转变，但至少是在其中收获了一个叫做马原的肉身，而现在，那个拙劣的印章上写着“马原”，那翻过的封二中有着侧身微笑的马原，还有什么是属于“马原叙事”的？“当代著名作家，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简介上标注着他的多重身份，在农民、钳工、记者、编辑之后，是“先锋文学开拓者”，这仿佛是一个终点，接下去再无转变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开创的“叙述圈套”、“以形式为内容”风格都在这个终点上变成某种缅怀，而在《牛鬼蛇神》高调出版之后的《纠缠》，被形容为“归来王者持续劲健的创作实力”，分明是一种在终点处逗留之后的“旋转”，在文字的世界里继续编织，继续叙说，继续颠簸，继续圈套，在一个充满纠缠的世界里体现肉身。而其实，经历了更多的婚姻变故，经历了更多的身体变故，对于马原来说，甚至连肉身都已陷入了危机，而在经历现实的诸多纠缠之后，马原其实已经找不到唯一的真相，他只是在一种混杂着寓言和现实，混杂着精神和肉身的世界里滑行，而他最后睁眼从纠缠的世界里看见的也只是一个没有了自我的“第三人称的社会”。

第三人称没有我，只有他，她，它，以及那集体意义上的“他们”，仿佛都是站立着的陌生人，仿佛都是围拢来的别人，而那个在中间的人可能是创造了文本的哈谢克，或者是卡夫卡，曾经在他们的世界里，看见了那一个变异的“他们”，不管是战争时代还是没落的社会，那些被写出来的“好兵帅克”或者是K，都以一种寓言的方式活着，不管是“愚蠢”，还是反抗，他们都只存在一个文本的世界，一个已经脱离生存迷宫的世界，所以在马原的世界里，完全变成了“他者”：“2013年1月3日这一天，姚亮终于把那本他已经看了十几年的小说《好兵帅克历险记》翻到了最后一页。”十几年的小说翻到了最后一页，是不是代表着过去那个寓言时代的终结？代表着“叙事圈套”的先锋的终结？而姚亮分明是那个远离了西藏的姚亮，远离了文本寓言的姚亮，所以在这本“未竟之作”中，他看到的是一种肉体的终结，“作者哈谢克没能最终写完它就被死神接走了”，以及那种时间履历上的巧合：“非常有趣的巧合是那一天刚好在九十年之前，1923年1月3日。”但是在这样的未竟状态和巧合数字里，对于姚亮来说，不是真正的“释然”，却是一个麻烦的开始。而在这一系列的纠缠中，对于卡夫卡或者K，姚亮也只是以灵光闪现的方式回到寓言状态：“姚亮忽然想起了卡夫卡，想起了那些莫名其妙就陷入纠缠的人物，《城堡》中的K，《审判》中的K。”

“城堡”是不是一种被围困的现实，“审判”是不是生存迷宫的异化？对于好兵帅克，对于K，姚亮只是在“忽然想起来”的时候看见了一个文本的世界，仿佛早已走远，而对于这个第三人称的姚亮来说，在看见之后，在释然之后，却是一个扑面而来的财富世界，令人措手不及，又不得不去面对。鳏居三年的八十七岁老父姚清涧逝世仿佛是这一切变故的开始，这是肉身消灭的一个故事，在死亡面前，留下的是一张遗嘱，两个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他们活在现实世界里，甚至活在一个和金钱有关的现实里，所以在死亡之后，一切的变故变成了理不清的纠缠。

连同三年前逝世的老伴的遗产捐赠给母校檀溪小学，这是遗嘱上的内容，按照估算，遗产的总价值大约在五百五十万到六百万人民币之间，这是一个和道德有关的捐赠，彰显的似乎是一种社会正能量，但是在这样一大笔数字面前，却牵涉出更多的法律问题，比如姚亮的前妻范柏就质疑这样一份遗嘱只是姚亮自己的意愿，因为在曾经的交谈中，老父亲说过要把自己的东西留给孙子姚良相，在他的判断中，父子存在着利益上的纠葛，连同姚清涧曾经说送给姚良相的那一对底款“大明成化年制”的五彩手绘瓷瓶都是财产赠予的证明，而姚亮坚持认为自己是瓷瓶的拥有者，他以一种成年人的俯视角度去看待未成年的儿子姚良相。但是当姚良相在出国留学之后，需要经济资助的他已经站在了成年人的行列，所以对于财产有了自己的看法，所以在一种拥有和支配之间，形成了父子之间的积怨，“他有权利要求把自己的东西拿在自己手里。”而在上海的一处房产上，姚亮当初把姚良相的名字写在了房产证上，这在姚良相看来，自己拥有一半的资产，而在姚亮看来，当初写上名字也只是体现了他对于儿子的爱，如何支配这一房产则属于自己的事。

父子积怨，这样赤裸裸的财富纠缠自然是对于爱的一种挑战，而姚清涧的遗产在充满道德意义的捐赠上，受到的是质疑，也受到了法律意义上的纠缠。比如要开具母亲的死亡证明，比如要证明自己是姚清涧的儿子，比如要证明保险单的“姚勤俭”就是死去的姚清涧，在这样赤裸裸呈现的法律关系中，对也同样面对着父子之间基本伦理关系的确认，十七岁从中学毕业，名字在四十二年前就已经从姚清涧家的户口本上注销了，而如今五十九岁的姚亮必须证明自己就是八十三岁姚清涧的亲生儿子，这样才能拿着姚清涧的房产证去委托中介机构售卖房子，“忽然有人要他证明自己是自己父亲的儿子，他何德何能当此重任啊？”同样面对这一问题是姚亮的姐姐要命，“比姚亮年长四岁的姚明要证明自己是妈妈的女儿，显然比姚亮要明自己是父亲的儿子还要难，因为姚清涧姚亮都姓姚，而母亲却不姓姚，母亲叫褚克勤。”父子、母女，在这种血缘基础上的人伦关系，遭遇到了法律文书缺失的现实，也就是你不如何能证明自己就是那个父亲的儿子，如何证明你就是那个母亲的女儿，甚至你如何证明你就是你自己？

所以在法律的世界里，一切都变成自我以外的异化身份，包括儿子姚良相对于赠予的解读，都在某种程度上销蚀一种爱，甚至慢慢演变成了法律上的纠纷。姚清涧当初没有及时注销死亡的妻子在社保上的名字，所以被起诉为冒用养老金，而姚明和姚亮作为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也同样面临被起诉，“先是你父亲的不作为，导致占有国有资产的事实；然后是你们的不作为，又延续了你父亲造成的恶果。如果你父亲的行为被判有罪，那么你们的继续也会被判有罪。”当初父亲或者是失误，让对其中事项一无所知的姐弟陷入涉嫌诈骗的困境中，而要证明自己没有违法，也需要相关的证明。

证明是不是可以接近真相？尤其在法律意义上的那些文书，是不是可以让人回归到真实状态？而这样的一种窘境，却完全是因为涉足了一种财富生活，姚亮是大学教授，也拥有自己的私人房产，而姚明拥有更多的资产，可以说他们就是活在那样的一个和金钱有关的世界里，姚明说过：“我也算了解金钱是什么东西，越了解它我就越蔑视它，但是蔑视并不妨碍我喜欢它。”喜欢金钱只是因为凸显了它的价值——不是象征的财富，而是一种支配力：“钱为没有标准的世界定出了标准，人类从此有标准可依，许多事情都因此而筒单了。”所以他们可以出钱请最好的律师，可以用钱打通各种关系，但是即使在这种充满支配的物质世界里，也依然面临着道德被质疑，爱心被怀疑的现实。

甚至，在这个充满支配欲望的世界里什么是真相？是父母血缘编织的爱是一种真相？是各种官司的输赢决定的真相？姚亮对儿子姚良相的爱最后变成了一种隔阂，甚至变成了积怨，在金钱面前，似乎爱被遮蔽，真相当然也变成了一种无法证明自己就是那个我的游戏。而在法律面前，真相无非也是一种用文书、证据和律师组合起来的世界，它的状态不是抵达，而是远离。甚至姚清涧捐赠给檀溪小学的那笔捐款，在校长力拒将捐赠房产变现也陷入了窘境，而更为残酷的是，在这样一种赤裸裸的真相面前，人也只是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被质疑用爱绑架的符号，一个支配金钱却又被金钱支配的符号，甚至是一个失去了判断和逻辑能力的符号——姚明在覃校长的刺激下，竟然患上突发性脑溢血，差点连命也丢掉。

而在这个纠缠的现实面前，看起来那种人伦关系虽然有矛盾，但至少脉络是清晰的。但是吴姚的到来又彻底将这种隐藏着时间深处不为人知的人伦挖了出来，他自称是姚清涧的儿子，一张证明信用手印证明他就是姚清涧在老家的发妻所生，是姚清涧的长子。这不仅在解构着原本清晰的父子关系，也在某种意义上解构着父亲的形象：“一个负心汉，花女人家的银子读了许多年书，之后把女人的肚子搞大就拍拍屁股走了。这个人当真是自己的老父亲，是那个一辈子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半步的姚清涧老先生吗？”从未在生活中出现的陌生人吴姚可能成为另一个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以在这个急需要真相的困境面前，律师说出了那不止一个的“真相”：中立的真相，也就意味着吴姚也许就是他和姚明的亲哥哥；偏向于否决吴姚说辞的真相，这才是他们已经议好的方向。也就是说真相变成了两种参杂主观意愿的真相，中立或者偏向，而这两种真相会趋向于不同的结果。姚亮甚至亲自去了老家，律师甚至雇了私家侦探，目的就是证明吴姚是一个骗子，他只想占有姚清涧的一部分遗产。

在这样一个需要制造真相的社会里，一切的爱，一切的人伦，都变成了远离亲情，远离道德的存在，而不管是姚明，还是姚亮，在金钱支配的欲望下，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陷阱里，姚亮只是偶尔想到了卡夫卡，想到了不能进入的城堡，想到了无法逃避的“审判”，而姚明也在这赤裸裸的金钱纠葛中，以患病的方式失去了控制力。掌控着几千万的资产，却陷入了被金钱支配的深渊，肉身在这一刻脱变成了“物质”，也就是这样一个现实“物化”了爱与真相。而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纠缠，马原又以一种人为操作的手法构筑了一种解救的模式，那就是道德。姚亮的新任妻子是基督徒，在这一份皈依上帝的爱面前，帮助姚亮化解和前妻的怨恨；而姚良相的女友玛丽也通过自身的爱，融化了父子之间的积怨，让爱重新回到身边。而打赢那场关于社保冒领的官司，律师最后的致胜武器也是姚亮提出的道德力量：“父亲的捐赠是一个壮举，是百分百的学雷锋行为，是一个伟大灵魂的起程。现在有人意图将这样的壮举变味，给雷锋精神抹灰，有意让这个伟大的灵魂蒙羞，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的事情。”

很难想象，在需要证据、文书以及真相的法律面前，这样的道德力量会成为打赢官司的决定力量，其实这是一种泛化的道德救赎，将姚明的前夫以姚明丧失对女儿监护权为由住进姚明的居所使用的也是一种“计谋”，那“请法院赶秦关走”的七个字只是病态的母亲“交给”女儿的真相，目的只是为了赶走以监护权为名的不义者，所以在泛道德力量下，吴姚的到来最后变成了将姚明唤醒的良药，在姚明还在坚持骂吴姚是骗子的时候，吴姚的反击是“我听说了，这两个东西都有本事，一个有钱一个有名，人五人六的所以才那么嚣张”。而这正是姚明姚亮陷入这一场纠缠的直接原因，在赶出吴姚之后，姚明忽然说出了一句：“小亮，你怎么就不想认他呢？”这是意识回归的表现，也是从物质到肉身，从迷失到清醒的回归，是认亲下的自我救赎。

“居然是大哥的一顿臭骂把你治好了。”而这样的解救是完美的救赎，还是仅仅只是一种突然之间的感化？所以在真相到来的时候，其实谁都没有做好准备，而在一种被绑架的爱面前，所有的解救之路都已经设计好了，这种圆满看上去是剔除了那赤裸裸的法律，那掩盖在人伦之上的道德判断，但是物化的支配远没有被否定，甚至所谓的现实是为了纠缠而纠缠，那些变故和转折总是显得莫名其妙，所以这样的解救是不彻底的，当吴姚变成真相，那看不见的一切又以“真相”的名义冒出来，一个六十七岁的老太太又“闯入”了现实，“老太太自称是褚克勤的女儿，是褚克勤参加革命之前在老家生的女儿。”参加革命之前，就如姚清涧在姚亮和姚明之前的那一段被隐藏的历史和人生，永远没有证人，没有亲见的机会，所以在新的纠缠到来之际，“姚亮当真蒙了”变成了一个逃不出去的陷阱，它继续着，它发生着，在一个真相之后，彷如裂变的病细胞，不断地制造新的麻烦，新的危机，新的城堡，以及新的审判。

还是盲人，一个盲人，另一个盲人，在《失明症漫记》四年之后的城市，在失明症蔓延传染而复明的国家，依然有一个盲人，依然有另一个盲人，他们也看不见现实，看不见偶像，但是他们听到了枪声，三声枪响，比寓言更直接、更赤裸和更血腥的方式传到他们失明的世界里。死去的视力，却复活了听力，但是就像眼睛被浓雾和牛奶的白色覆盖一样，他们应该听到的狗叫也被覆盖了，狗倒在地上，狗正在死去，狗已经停止了狗叫。

“我们吠叫吧，狗说。”当题写在前面的《呐喊书》代替“看见”的《箴言书》，当狗的吠叫被枪声代替，这是不是又一场灾难的开始？只是三声枪响制造的恐怖并非是单纯地终止了那些盲人应该听到的狗叫，那只是一颗子弹射中了狗的身体，还有两颗子弹呢？它们以一种谋杀的方式射向一个女人的身体，两颗子弹，仿佛是双重的灾难——一颗子弹射向四年前唯一没有失明的女人，另一个子弹射向四年后和其他人一样没有失明的女人，这是对四年前遗留的那个寓言的毁灭，更是对于四年后新设置寓言的摧毁，那个系着有白色斑点的蓝色领带的男子，站在高楼上，以俯视的方式用带望远镜瞄准器的步枪，打中了正在阳台里的女子，“我们不能问她是不是听到了接连两声枪响，她死了，躺在地上，鲜血流出来，滴到身下的阳台上。”没有喊叫，也没有最后睁眼看见这个系着有白色斑点的蓝色领带的男子，而对于这个城市来说，一切也都悄然进行，只有盲人们听到了枪声，听到了射进狗的身体里的枪声，于是，城市恢复了宁静，于是，狗停止吠叫代替了女人的死亡。

隐性的谋杀，秘密的谋杀，正如内政部长在被解职之前所制定的那个行动计划一样，充满了隐性和秘密的意义，“让警察的精锐部队潜回城内，身穿便服，不得有暴露他们所属队伍的任何痕迹。”身穿便服，潜回城里，像是不能公开的阴谋，这个城市是被放弃了还是被占领了，是被代替了还是被谋害了？回来之前一定是离开，潜行的关键一定是假装，城市仿佛并不属于政府不属于国家不属于总统不属于总理，反倒属于那吠叫的狗，那未曾失明的人，那听到枪声的一个盲人和另一个盲人。

还有那个为了解救而背叛的警督。同样是系着有白色斑点的蓝色领带的男人，他从后边走过来，然后朝警督的脑袋开了一枪。又是枪声，覆盖的枪声，谋杀的枪声，毁灭的枪声，只不过这枪声比杀死女人的枪声来得早，比杀死吠叫的狗的枪声也来得早，“所有迹象都清楚地表明，这是颠覆分子进行的又一项罪恶的行动，他们仍然在我们不幸的首都破坏民主制度正常运作的稳定性，这就是说，他们在无情地攻击我们祖国政治，社会和道德的完整性。”制定行动计划的内政部长说，女人成了颠覆分子，警督成了颠覆分子，甚至那狗也成了颠覆分子，无处不在的颠覆分子，必须杀死的颠覆分子，在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城市里，警察的精锐部队潜回城里就像是一个被放逐者疯狂的反扑。

而这样的放逐却是自我的逃离，是精心策划的阴谋，是荒唐的游戏，却美其名曰“撤退”。只因在一场普普通通的选举中，百分之八十三的空白选票让这一场期待的选举变成了一个讽刺：“今天在我国首都举行了选举，结果如下，右翼党得票率百分之八，中间党百分之八，左翼党百分之一，弃权票为零，无效票为零，空白选票为百分之八十三。”但这不是最初的结果，不是荒唐的起点，游戏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日子降临，中间党代表、右翼党代表和左翼党代表在等待着从雨中赶来的选民，但是一开始没有，票箱空空如也，干干净净，雨不停地下着，选举却以一种空白的方式开展着，即使一个小时之后出现了第一个选民，即使这陌生的选民投下了期盼着的选票，即使后来的选票塞满了票箱，但依然是无用的，“在场的人都觉得，这场选举已经是个巨大的政治失败。”这样的政治失败不是不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有效票，不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空白选票，而是因为这一场雨，“既然法律规定若遇自然灾害应在八天之后重新进行选举，那么，就在八天以后，也就是下一个星期日重新选举，不论上帝意欲如何，都必须如此。”遇到自然灾害，必须重新进行选举，这是国家法律的规定，那么在雨中期盼第一个选民到来只是一种形式，那么“右翼党得票占百分之十三，中间党百分之九，左翼党百分之二点五”的结果也丝毫没有意义。

八天之后是星期日，而在国家元首的眼中，“亲爱的同胞们，星期日必定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是对于大雨这种自然灾害的替代，可是，“政治失败”却越来越突出，投票的选民们谈着离婚的事，而最后的结果空白票的比例从雨天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变成百分之八十三，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却换来一个更具讽刺意义的灾难，这不是自然灾害，是人为的灾难。所以政府一致同意有必要对如此令人费解的结果进行认真调查，内政部还制定了行动计划，组织和派遣训练有素的探员渗透到民众中去，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他们抓人，他们使用测谎仪，他们配以谎言画，而这样的调查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相反，一方面测谎仪结果出现问题，继而怀疑是测谎仪本身的问题，连探员也被测出说了谎言，而这样的谎言并非是机器的问题，而是政府已经习惯了说谎，习惯了欺骗，按照法律的规定，选民是有投空白选票的权力，“法律一笔一画写得清清楚楚，任何人不得因为投空白选票而受到迫害”，但是制定和实施法律的人却在自我摧毁这一种体系，将法律置于一边，而另一方面，这种用谎言来掩盖专制的方式也使市民开始远离自己的真实的生活：

后来才开始注意到，白色这个词渐渐变得淫秽和刺耳，人们不再使用，而改用婉转或拐弯抹角的方式表达。例如一张白纸，就说没有颜色的纸，用了一辈子的白色的毛巾，改称牛奶色的毛巾，把雪比作白色斗篷的说法由来已久，现在却采用了近二十年来才出现的极浅灰色一词，学生们不再说交白卷，而是直截了当地承认对所学科目一窍不通，最有趣的情况是，世世代代以来，父母，祖父母，叔叔，伯伯乃至邻居等等，都借一个谜语启发儿童的智力和推断力，白球球，母鸡生，打一种食品，现在这个谜语突然间消失了，这样的怪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拒绝再说出那个词，但又发现问题实在荒唐，所有的母鸡，不论属哪类品种，不论多么努力，都生不出别的东西，只会生鸡蛋。

因为和“空白选票”有关，白成为一个禁忌词，而严禁使用的“白”自然构成了一套虚假的压制体系。对于政府来说，严禁说“白”并非是唯一的荒唐规定，因为调查毫无进展，所以总理下令城市进入不定期的戒严状态，而在戒严也依然无效的情况下，总理又实施了撤退计划，“政府各机关立即撤退到另一座城市，让那里成为国家的新首都，这里驻守的各兵种部队全部撤离，警察部队也全部撤出”，政府撤离，警察撤离，虽然留下了市政委员会协调一些垃圾处理等简单问题，但是整个政府体系在这种撤离中慢慢解构，在大规模的撤离中，意外发生，许多市民的窗户亮出灯，然后照着车里的队伍，本来应该秘密却被在灯光下公开化，他们像是逃离者，也在这灯光中看见了惊恐，汽车碰撞，人员受伤，秩序混乱。而荒唐的撤离计划竟然只是为了处罚有着投空白票的市民，随着撤离行动的实施，“这座反叛城市将由它自己管理，它会拥有所需要的一切时间考虑明白，脱离神圣的统一国家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等到它再也忍受不了孤立，凌辱和蔑视，等到里面的生活陷入一片混乱，那些犯有过错的居民就会低着头来找我们，恳求我们原谅。”

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某个阴谋，当撤离计划遇到混乱和意外的时候，他们其实陷在了自己设定的荒唐假设里，找不到任何线索和依据，政府又开始了另一种怀疑：“即某个邪恶的国外势力正在致力于破坏我国稳定”，总统向全国发表讲话说：“你们，是你们，是你们无耻地脱离了国家的和谐生活，走上了颠覆和反叛的歧途，向合法权利发起了邪恶和阴险的挑战。”总统直接将矛头指向市民，把“你们”立在政府的对立面，这是另一种残暴，另一种专制，这是白色的寓言，这是自我制造的恐怖，这是“臭狗屎”的自我讽刺：“寥寥三个字构成一个粪便学感叹词，其表达力相当于整整一篇国情演说，综合并集中地表现出绝望的深度，这种绝望摧毁了整个政府的心理承受能力，尤其是像那些因职务性质而与镇压暴乱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关系密切的部长们，这里指的是国防部和内政部的长官，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为处于危机之中的国家提供良好服务的光环顷刻之间消失殆尽。”

臭狗屎的生活是颠覆了自己曾经制定的法律，颠覆了那个晴空万里的星期日，颠覆了本来是正常颜色的“白”，开始是撤离，是让市民反思，让市民自我管理，而当这一行动失败之后，甚至把专制的荒唐变成了隔离，“我认为，要想完全阻止他们，只能围绕首都筑起一圈不可逾越的高墙，用水泥板建成的高墙，我估计高度要在八米左右，显然还需要现有的电子监控系统支持，还要辅以必要数量的带刺铁丝网，我坚信，任何人都无法从那里通过，甚至连一只苍蝇都不行。”这是总统的命令，而总理的建议是采取专制性质的激烈措施，“比如说，不定期地取消本市民众的公民权利，为了避免有意识形态偏袒的嫌疑，也要把我们自己的选民包括在内，通过一个非常时期选举法并在全国适用，规定空白选票等同于无效选票，以避免瘟疫蔓延，等等。”

非常时期选举法，非常时期选民，当车站发生爆炸而死亡三十四人的时候，这种怀疑变成了对于恐怖团体的确认，包括社会传媒在内，“把罪行归咎于某个与白票人动乱有关的恐怖团体”。和恐怖有关，其实是自我的恐怖，自我的谋杀，而那三封检举四年前未曾失明女人的信，却让这个陷在噩梦里的城市重新进入了“可恨的噩梦”，就像四年前的失明事件一样，真实地不敢相信，便被“当作曾在梦中而不是在现实中存在过的什么东西”。

当政府的视野转向四年前的失明，也就转向了一个属于个体的寓言之中，转向关于个人命运的荒唐计划中，失明是一种白色的覆盖，而空白选票的出现也仿佛是一个被白色覆盖的政治失败，“空白选票是失明症的一种表现，与前一种失明症具有同样的破坏性”，这是总理的想法，而司法部长却说：“或者叫复明症。”。那封市民写来的信直接把那个女人推向了一切的因：“我想说，共和国总统先生，现在的失明症或许可以用第一次失明症来加以解释，两者或许可能用同一个人的存在来加以解释，甚至也许能用该人的行动来解释，我不太确定。”当大家失明而她却没有，这是一个异数，一种无法解释的现实，所以在政府陷入空白投票调查没有结果甚至混乱的时候，它也必然指向一个无法解释的原因，“那个女人当时没有失明这一事实与现在众多的选民投空白选票有关，而正是后者把我们推进了当前的窘境”，仅仅因为四年前没有失明，就必须承担四年之后投票的悬案，这种荒唐的推理其实也印证了和四年前一样，这个城市陷在一种“仍然失明”的困境中。

但是对于政府来说，找到一个事件的替代品才是最最重要的，所以抓捕女子便成为破解政府“失明症”最重要的行动。警督似乎并不困难地找到了写信的人，他就是四年前那场失明症第一个失明的人，在四年前气人小组里，他们也在寻找食物和水，寻找解救的办法上团结合作，而第一个失明的人也是第一个复明，但是四年后，这个举止并不端正的人开始用一种荒唐的推理找到了空白投票的“元凶”，理由仅仅是“一个人做了一件事，就能做另一件”，这不得不说是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失明，而且与妻子离婚这一现象可以判断出某种偏执。当然，警督也比较容易找到医生和医生的妻子，女人也承认四年前没有失明，也承认曾经用剪刀杀死了歹徒的头目，为的是拯救那些被迫害的盲人女子，而警督的调查也并非是为了杀死男人这一罪行，而是承认操纵了空白投票。

“难道夫人你不是一个颠覆运动的组织者，负责人和首领吗，这一运动把民主制度置于危险境地，即使称之为垂死境地也不过分。”这是警督对女人说的话，成为颠覆运动的组织者、负责人和首领，就如四年前七个人小组的组织者、负责人和首领，“你的重罪是在我们所有人都成了盲人的时候你却没有失明”，这样的逻辑后面是一个荒唐的游戏，而游戏的目的是使政府将来告诉人民：“他们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体催眠术的受害者，而夫人你是这一艺术的精灵”。

这是警督对女人说的话，其实在于女人的不断接触中，他已经感受到了计划的荒唐，也慢慢知道了政府的虚伪，所以警督本身的身份是政府工作人员，是那个专制、荒唐政府的代表，但是他却开始了自我转型，他成为了荒唐游戏的解救者，他告诉女人，内政部长要把四年前的小组照片登在报纸上，在电视台播出，要对空白选票负责，同时，要把四年前所有关于那场失明症真实事件有关的资料、新闻、回忆录和文章轰炸掉，用新的定罪新闻取代以前的文本。所谓控制，就是一种替代，一种毫无逻辑的替代，一种毁灭证据的替代。所以醒悟的警督在相反的方向上开始了另一个行动计划，他去往另外的报纸，把真相告诉他们并希望他们能够登载，他用秘密的线路打电话给女人叫他“隐藏起来，消失掉”。

“我从所从事的职业中懂得，发号施令的人不仅不会在我们称之为荒唐的事情面前却步，还会进一步利用荒唐的事情麻痹人们的良知，毁灭人们的理性。”这是反叛者的精度，这是解救者的警督，但是在巨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在国家控制的媒体面前，力量必将太小了，照片登在了报纸上，黑色或红色标题，“阴谋面目终被曝光，这个女人四年前没有失明，空白选票之谜被揭开，警方调查初见成果。”谜底被揭开，调查有成效，这便是政府对于政治事件的最荒谬处理，而这也预示着新的失明症正在变成现实。“我们出生的那一刻，仿佛为一生签署了一纸契约，有一天我们可能会问自己，是谁替我签署的，我问过自己，回答就在这张纸上。”警督在写给另外的媒体的信中，说到了契约，这是生命的契约，这是从生到死的契约，而失明也是一种死亡，那么警督的问题便是：谁让我们再次失明？

四年前女人没有失明，她用看得见的方式完成了一个解救者的使命，而四年后，警督没有实名，他用揭露真相的方式成为另一个解救者，但是在这巨大的阴谋面前，不失明的个体，解救者的个体依然会成为最后的牺牲品。四年前女人在还存在的城市里最后变成了看不见的盲人，而在四年后，警督被那一声最先响起的枪声打中，无处可逃的命运，在四年的轮回中变成一个讽喻，是的，一切的声音平息了，狗也不会再叫了，可是那听到枪声的却还是盲人，一个盲人，另一个盲人，以及这个城市所有失明的盲人。

他坐在高高的位置上，目光向前，目光向下，俯视的眼神里不是紧张和兴奋，也不是对于走向辉煌命运大道的欣喜，沉稳、淡然，甚至还掠过一丝微笑，就像一切都应该发生。只是那放在椅子两边的双手却沾满了鲜血，指头紧扣住椅子，像是牢牢抓住那权力，这血性的双手仿佛在淡然的目光之外，在自我的权力世界之外，一切已成定局，一切都是黑暗背景下的冒险。

一张精彩美剧的海报，一个叫弗朗西斯·安德伍德的美国政坛人物，对于这样“移花接木”的促销，看上去也仿佛是走在“通向辉煌命运的大道”上，大卫·芬奇导演的美剧已经获得了第71届金球奖电视类最佳剧情类剧集、第65届黄金时段艾美奖剧情类最佳剧集和第66届美国导演工会奖最佳剧情类剧集导演，这是电视的荣誉，而封面上“风靡全球的政治小说，英美两国两度改编”的推介，“英剧获选为‘百部最佳英剧’之一，美剧获2013年艾美奖9项提名，并斩获最佳导演、最佳选角奖”的注解，甚至封底“乐视超级电视大屏独家追播《纸牌屋》”，也都是一种赤裸裸的依附，就像那手指上的鲜血，迫不及待要让你看见政治的冒险，看见权力的阴暗，只是当一个被视觉化的文本退回到文字的时候，也变成了某种权力施展的阴谋：“权力是令人上瘾的毒药，大家都趋之若鹜，完全意识不到危险将近，甚至愿意牺牲一切，婚姻、事业、名声乃至生命。”

如果回到文本，回到迈克尔·道布斯的原著，回到厄克特的“纸牌屋”，那就必须褪掉那覆盖着的封面，褪掉美剧的光环，但是那血腥的手指还在，那高高在上的俯视还在，“离灯光越来越近了，它的心不安分地翻腾起来，贪婪、热情、野心交织在一起，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只剩下那紧紧吸引着它的灯光，这灯光的力量超越了它一切的梦想，让它无法抗拒，让它别无选择。”无法抗拒、无法选择的是不是只有梦想，但是梦想的对面却是一个现实，一个无法超越的现实，一个被灯光照耀出贪婪、热情、野心交织的现实：“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人生就是一场零和博弈，输赢高下都在政坛见分晓。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是这条路上无奈的过河卒子，只能一路向前。”零和博弈，就是一个游戏，博弈的各方却并不是双赢，当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就永远为“零”，所以游戏是真正的现实，是洗牌、倒牌和发牌之后剩下的零，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或者起点就是终点，在通向未知的大道上不幸落水，葬身鱼腹。

玛蒂的死亡是“不幸落水”的牺牲品，当她面对厄克特的时候，她甚至以为是一种爱情，但是爱情的脆弱在于他会毫无人性地将你从高楼上推下去，一句“弗朗西斯，我爱你。我真的爱你，但是——”已无下文，她听到了那句“你说你想读懂权力，追逐权力需要付出的牺牲，权力之中的各种欺骗和谎言。”还在耳边，她也听到了耳边吹来的风，下坠是一条没有单行线，年轻娇小的身体在惊讶多于恐慌中重重地落在石板路上，“直挺挺地躺着，再无声息”。

爱情只是在冷寂的楼顶上绽放出一丝的光彩，她把头扎进他的胸膛，充满了感激，也感到轻松又放心，“非常特别的男人”成了最后的注解，但是对于这已经发生的一切，对于那个权力的游戏，“我绝不可能发表任何意见”的回答让玛蒂看见了掠过的恐惧，那个林德赫斯特附近的家，那个M27公里旁的家，那个新森林里的家已经不是爱情的归宿，而是罗杰·奥尼尔死亡的现场，怀疑其实已经变成了现实，变成了血腥的现实，变成了恐惧的现实，变成了零和博弈的现实，变成了玛蒂虚弱和晕眩的现实，“拼图的碎片在她脑子里旋转，突然间严丝合缝地拼在了一起。”这拼图是政治角斗的最后结局，是对于党鞭长的公平和不发表评论的背叛，“因为党鞭长不算是内阁的正式成员。但因为你负责党内的纪律和立场，他们必然会向你请示取消医院扩张项目的事情，还有地方自卫队裁军的计划。这样你就能一用你的话怎么说来着——做点手脚。”可是在最后被揭开的真相面前，玛蒂已经没有机会告诉全世界，像往常一样用她可能的笔报道这一阴谋，甚至在微弱的爱情面前，她也变得多余，”有的选择会很艰难，很绝望，甚至孤注一掷，不计后果。可能会让我们深深憎恨我们自己，但不得不这样做。你和我，玛蒂，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俩都一样。”

无奈的选择，不管现实里有多少浪漫，有多少值得赞许的爱情，有多少值得期待的生活，但是一切只是为了在深深的憎恨中完成权力的游戏，厄克特发出绝望的声音，“如同痛苦不已的困兽”，然后像看见那片从威斯敏斯特上空飘落的雪花一样，下坠在最深的黑暗中。灯光熄灭，爱情熄灭，生命熄灭，但是权力的游戏却没有停止。在那最后告知民众的通告中，厄克特把爱情当成是玛蒂的迷恋，当成是一种纠缠，而死亡当然也成为一种疾病的结果：“我们就站在栏杆旁边，她威胁说要跳下去。我走过去抓住她，但她好像踩在冰上滑倒了，当时的情况特别危险，我还没反应过来，没能抓住她，她就消失了。”

这个夜晚是首相生涯的开端，也是权力游戏的一个意外，“我即将开始唐宁街的生涯，怀揣着全新的决心和意志，要将我的人民团结在一起，立志消除掉蚕食国人意志的颓废与愤世嫉俗。要将我的生命和热情献给国家的事业。我将确保斯多林小姐的生命不会白白牺牲。”玛蒂的死真的像是那一朵飘落的雪花，无声无息地融合，对于厄克特来说，他的现实就是冒险的成功，就是紧张和兴奋，就是决心和意志，就是“现在，请你们原谅我，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忙碌，死亡就像没有发生一样，在被谎言抹平的悲剧里开始了坐在高高位置上的俯视，这是一个起点，一种轮回，没有人能阻止，没有人能反抗，而真相也随同玛蒂的死亡被掩盖在那高高的恐惧的楼顶。

这是十一月三十日的悲剧，距离玛蒂看见的那交织着贪婪、热情、野心的灯光距离五个多月的时间，超越一切梦想的灯光似乎还亮在谎言里，亮在大选之夜的盛大复仇里，而这个被诅咒的一天其实已经写好了结局，那只被烧焦了的飞蛾就是一个隐喻，“尸体连一点绝望的青烟也来不及冒出”就成为了被黑夜吞噬的第一个牺牲品。作为党鞭长，厄克特似乎在权力游戏之外，这个有着议员与枢密院委员身份的“阁下”，这个内阁阁员以及不列颠帝国勋章的获得者，这个坐稳了政府二十四个权力最大的位子之一的人，其实全盘掌控着一切，而这种掌控在更多意义上是记录，是保存档案，那本黑皮本“稳妥锁在一个连首相都没有钥匙的保险柜中”。但是这不发表意见、中立的角色却暗暗积聚着复仇的力量，首相连任竞选中他功不可没，但是本以为自己会入内阁任职，却最终未能如愿。于是他暗中发誓要取代背叛自己的首相，搞垮所有的对手。一个权力游戏的计划在这个盛大的复仇里变成了现实。

“选举意味着变化的到来，也意味着会有人成为牺牲品。”谁是牺牲品？当然是牺牲别人。这是厄克特的原则，其实也是所有政治角逐的规则，在他看来，政治就是一场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而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厄克特便要用自己的特殊作用将“首相内心深处阴暗角落中蠢蠢欲动的怀疑和不安全感”拖出来，竞选时许诺好的医院扩展计划在哪？这是制造的公共舆论，给首相试压，对于信息泄露的追捕计划或许只是党派之间的一种明争，但更阴险的暗斗却让首相防不胜防。厄克特利用首相哥哥酗酒的不良习性，捏造了账户和帕丁顿的地址，然后将五万英镑钱打进土耳其联合银行，用来购买雷诺克斯化学公共有限公司的两万支普通股。这也只是周密计划的一部分，“婚姻失败，弟弟过于杰出和著名的压力下如何濒临崩溃”，作为首相哥哥的穷困潦倒，使这一切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但其实，舆论只是被控制的舆论，报纸或者电视媒体都在掌控中，而所有的媒体却也想在这场政治的博弈中捞取好处，“政治上的受欢迎程度就是财源啊。只要你们掌权，我就可以继续做生意，做我最擅长的事情——赚钱。”这是《每日纪事报》本杰明·兰德里斯的欲望，政治变成了自己发财的渠道，所以执政党的宣传处处长罗杰·奥尼尔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如何有利于这场政治游戏他就报道什么，没有底线没有原则，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

但是玛蒂似乎太过于单纯和理想主义，那个被夹在报纸中间的“官方调查”恰恰是一个诱饵，百分之四十三的投票只剩下百分之三十一，首相的支持率和反对党新领袖的支持率差了十万八千里。而这样的民意调查在玛蒂看来却是内阁成员泄露机密的独家爆料，在公共舆论和传言面前，首相被指责被批判，甚至成为反对党和竞争者手中的最强武器，首相成为“亡命天涯”的人，而一系列制造的丑闻终于使他辞职，而他的辞职则意味着对手“强行发动一次领袖选拔比赛”。

“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完了。”这是被辞职的首相的哀叹，“政客的办公室正如人生，你对它的态度，取决于你是走马上任，还是挥手再见。”只有两种选择，上任和离开，而对于人生而言，也无非是两种非此即彼的结果，首相下台，反对党，竞选者都摩拳擦掌，“英文的‘政治’（Politics）来源于古希腊语‘Poly’，意思是‘很多’；后面的‘tics’则来源于‘ticks’，意思是‘吸血的小虫子’。”政治就是很多的吸血小虫，而在这吸血的小虫里，身为党鞭长的厄克特似乎宠辱不惊，似乎淡然面对，单枪匹马扳倒整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似乎并不是最终目的，他的目标是取代，是走向上位，如何使作为不发表任何评论的党鞭长成为竞选者？“竞选党派领袖？我只是党鞭长而已，我不是拋头露面的人。我是飞机的翅膀，是为飞行员助一臂之力的。”这是厄克特公开对自己身份的解读，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欲望只有一句话：“我非常非常想玩。”为了这个游戏，他又设计了另一个计划，暴露那些竞选者的丑闻，或者是揭露隐私，或者寄被录制的色情录像带，一个个竞选者在强大的舆论面前退出了竞选，而被控制的《每日纪事报》发表评论：“我们认为，如果党鞭长厄克特宣布参选，那将是整个党派之幸。我们相信，如果他顺利当选，那么将是整个国家的大幸。”

“实现野心的道路，必是很多牺牲者的尸体铺成。”厄克特宣布参加领袖竞选，而《每日纪事报》也已准备收购联合报业集团全部已发行股本，双赢似乎开始了。而这一切在身为《每日纪事报》的记者玛蒂看来，却越来越像一个阴谋。她调查首相哥哥的账户、地址，以及党总部的电脑系统，“今天上午我亲自去了一趟帕丁顿，我在同一个烟店用完全虚构的名字开了一个私人地址。接着我打了辆车去七姐妹路的土耳其联合银行，用同样的假名字开了一个账户。没有花五万英镑，只花了一百镑。整件事情从头到尾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但是这样的真相并没有给玛蒂带来成就感，相反，实际上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玛蒂何尝不想登上属于自己的另一种权力位置。

“我想成为最好的政治记者，全英国，也许全世界。”这是玛蒂的理想，这种理想当然参杂着欲望，而实现这种理想他想利用的也是厄克特，怀疑首相哥哥购买股票是阴谋，怀疑奥尼尔被发现死于吸毒过量是阴谋，但是她不知道在这一些政治阴谋中，自己也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牺牲品。而其实，在政治控制下的媒体也在玩着一场权力游戏：“一个政客再怎么邪恶也不为过，一个记者再怎么夸张也不为过。两者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歇斯底里的夸张。”

这是无情的揭露，这是残酷的竞争，这是精明算计、人性丑恶、肮脏交易的权力丑闻，但是即使首相不辞职，即使厄克特不入住=唐宁街，甚至玛蒂不被谋杀，这现实永远有着无法摆脱的恐惧，“一个人要拼搏奋斗，动力绝不来自于敬重，而是恐惧。”恐惧之力，永比尊敬更甚，那么当厄克特从党鞭长到首相，入主唐宁街对他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噩梦的开始，在踩着别人的尸体前行的道路上，他也会成为别人的牺牲者，而这场零和博弈的人生到头来也还是一个无始无终的零，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没有利益也没有损失，而那坐在高高位置上的人手上沾着的也是自己的血，那俯视所望见的也只是自己的影子。

上帝是不是一个虚幻的传说？是不是在上帝面前只有被藏匿的自己？所谓信仰绝非是一个听从圣谕的奇迹，那想象的世界里，有着不一样的物种，有着和自己不一样的谎言，当波多里诺以一个骗子的方式完成一种虚幻的创造的时候，他看见的不是王，不是帝，不是父，也不是上帝，君臣或者父子的谱系中从来没有听命的延续，一个谎言的背后是另一个谎言，一种死亡面前是下一个死亡，活着像一个骗子，死去像一个骗子，父亲像一个骗子，孩子像一个骗子，在一个续承而不变的命运深处，即使你用划线删除的方式，抵达的也只是一只手的隐藏。

腓特烈死去，像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在那条河里，尸体就如一个无法解开的谜，总是伴随着一个帝国的征战荣光；而那只叫“葛拉达”的圣杯呢，在一个连环揭开的审问中，也最后成了如父亲使用的木碗；甚至那个和十字军东征有关的寻找，最后也只是在东方贤士的不断死亡中，成为一个逃离的噩梦，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似乎只存在于奥托那个临死的遗言中。而波多里诺的实践、引领和逃亡，只不过是不断走进死亡的记录，当他最后成为那个柱头隐士的时候，所有人看见了一个在高处睿智如上帝的人，也看见了赤裸如一条虫的人，红胡子的腓特烈大地驾崩成为最后的一个谎言，而事实呢？无非是在未知的怪病掩盖下成为一个无法回溯的传说，杀害这个词或者太过血腥，而那被沾染上的弑父之血的罪恶在波多里诺那里完全变成了对自身命运的救赎，向上爬，再向上爬，柱头却只有一个顶点，当赎罪的波多里诺看见底下那些祈祷的人，他看见的绝非如上帝一样的荣光，而是悲悯，“我准备净空我的灵魂和智慧，从此抵达精神的国度，我会在黑暗中通过烈焰的途径完成我的旅程……”那一句重复伊帕吉雅口中的话其实是在重复一个没有自我的文本世界，那爱情，那肉欲，那拯救的灵魂在已经被抽空，只有黑暗的荣耀，只有遥远的孤独，对于波多里诺来说，那伸出的手遮挡着一切美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会如此睿智？”波多里诺的回答只是：“因为我隐藏自己。”那只手里藏着掌纹，藏着干过的一切罪过，藏着书写的记录，藏着一个谎言般的历史。

“一名编年史的作家绝对不能相信如此不确定的见证。将波多里诺从你的记录当中删除。”睿智的帕夫努吉欧在波多里诺离去的时候，把那些记录的文本看成是他自己的故事，一切出自他的口中，一切也成为一个骗子的叙事，而那段真实的罗马帝国的历史呢，不是诞生在远方沼泽地的蛮族故事，可是不要相信历史的最终代价是，连谎言也最终被删除：“不要白认为是世上惟一的作家，迟早会再出现一个比波多里更会说谎的人，来告诉我们另一段故事。”不相信是因为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一次文本记录。其实，一切的征战和寻找，一切的肉欲和爱情，一切的信仰和救赎，早已经写在了“不会写拉丁文”的羊皮纸上，当划去“做了”写成“犯下”，当划去“太臣”写下“大臣”，当划去“主神”而写成“主”，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一一五五年十二月欧拉里欧氏族波多里诺的记载中那段“杀和屠杀或宰杀我几乎会写拉丁文并不是我不懂拉丁文因为我用一本拉丁文书学会识字所以有人对我说拉丁文我懂但是问题在写我不会写对话”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入口，那文本的记录里是拉丁文语言的缺失，是一个帝国历史的缺失，也是那个关于征战和死亡预言的缺失，就像法斯凯特森林的浓雾，笼罩在一个手指疼痛的书写故事里，所以最后波多里诺伸出手隐藏的自己的谎言就像他看见的那一头从灌木丛里跳出来的独角兽，“一头真把角放进处女肚子的独角兽”，那肉欲的发泄从来都带着原罪。

原罪里先出现的是一个丧失的父，那也是一个确实的传说，“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几岁，我父亲认为十二岁，而我的母亲则希望我已经十三岁，显然是因为她努力让我成长在对上帝的恐惧当中，让她觉得时间较为漫长。当我动笔写字的时候，肯定已经十四岁。”十二岁，十三岁，或者十四岁，在模糊的记忆中，波多里诺从来没有看见过真正的自己，所以即使在羊皮纸上涂写着一个遗落的传说时，也只是用自己并不懂得的拉丁文书写，“经过了十二年在两条河川之间的挣扎之后，我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而其实，波多里诺在尼塞塔大爷面前的陈述和回忆明白地表明着自己的迷失，“你们才是世界的中心”其实是他在用力抵达那个泛拉丁帝国，那个红胡子的腓特烈大地统治的帝国。奥托主教找不到撰写的《两个城邦的记录或历史》最初的版本，也就意味着那个帝国只是一个谎言，而拉黑维诺教不多力诺拉丁文文法，是要重建一个虚幻的帝国，“你说得没错。至少有一回，我用一个谎言救了一座城市，而且是我自己的城市。”拯救的历史重任降临到波多里诺身上，那也无非是一个和拉丁文有关的知识体系。

作为腓特烈的亲舅舅，奥托主教给波多里诺的任务就是重建自己文本遗失的帝国：“如果你想成为文人墨客，或甚至有一天撰写历史——如老天同意的话——你也必须说谎，发明一些趣闻，否则历史会变得单调无比。”这个把诗人说谎当成高尚事业的人在临时之前为波多里诺设计了一个重新寻找缺失的统治力的谎言：“基督徒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前途是在摩尔族以外的地方。耶路撒冷和非基督徒的土地之外存在着一个基督教的王国，一个懂得联合两个王国的皇帝，会将非基督徒的王国和拜占庭帝国贬为失落在其荣耀的汪洋中的两座遗弃的孤岛！”这是处在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必须征战的目标，在中心之外，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想办法让腓特烈往东方去，因为在那里才有照亮他成为王者之最的光明……把大帝带离米兰和罗马之间这一片困境……否则他至死都会被黏在这个地方。”而要实现这一个目标，必须成为一个高尚的诗人，高尚的说谎者。

所以，波多里诺的巴黎学写变成了对于谎言知识的某种追逐，在这个知识体系中，有七艺，有法律，有医科，还有魔术，而在这些知识体系之外，多于波多里诺来说，吸引的却是用阿拉伯文思考，用普罗旺斯语描述的阿布杜，以及那一个不是球体而是如圣体柜的大地形状。这是一种新的想象？对于知识体系而言，也意味着某种虚幻，所以巴黎之行对于波多里诺来说，这是关于一个绿蜂蜜的诱惑而已。吃下绿蜂蜜所看见的是一个蒙着面纱的爱情，这是一股欲望之后像真实的存在，伊甸园一般的神话诱惑，对于波多里诺来说，仿佛那个独角兽的故事又开始苏醒，那个蒙着面纱的女子出现在波多力诺面前，却是美丽无比的勃艮第的贝阿翠丝——红胡子腓特烈的皇后，波多里诺的“母亲”，“因为贝阿翠丝除了优雅、聪明、无比的温柔之外，还拥有了‘缺席’这一项优势。”缺席的欲望在绿蜂蜜的世界里成为真实的存在，那些信件，那些“回信”，都成为波多里诺构筑自己世界的道具，像阿布杜一样写情书，在“我向你致意，我的心，我的躯，我的喜悦……”中满足某种对缺席世界的欲望，甚至在告别巴黎回来之后”诱惑“皇后，”为了避免拥抱，波多里诺把双手摆在身后，但是他们的嘴唇已经碰在一起；碰在一起之后，也跟着张开了一点，而这一开，已经足以让他们在那一瞬间，仅仅在持续非常短暂的亲吻那一瞬间，透过半开的嘴唇，轻触彼此的舌尖。“像是一个虚幻的场景，又像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独角兽抵达了女子的身体，在那里完成一个生命的延续，所以当皇后生下孩子的时候，波多里诺总是感觉自己是孩子的父，而这种父性的移植自然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原罪：”他意识到就在那一刻，他同时犯下了四种罪行：他侵犯了皇后的尊严，他因为偷情而损害自己的名誉，他背叛了父亲对他的信任，还有他向复仇的可耻诱惑让了步。”甚至还有“用一种难以磨灭的方式去玷污心中偶像的贞节”的第五种罪。

缺失的欲望，造就了缺失的父性，波多里诺只不过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寻找自己作为延续者的使命，而这种使命却总是带着无法消除的罪恶感，而在猝死的皇后之后，波多里诺和柯兰迪娜的婚姻是一种对于缺失的补偿，但是那个独角兽却一直没能实现欲望，柯兰迪娜那个肚子里死去的孩子对于波多里诺来说，也是使命破灭的象征，所以对他来说，“我的儿子是大自然的一个谎言”，而自己也完全变成了一个骗子，在绿蜂蜜、独角兽的世界里制造精液，制造父的神话。

父的神话缺失完全是波多里诺出生的一个谎言，腓特烈是他的父，而其实，自己的真正父亲却是意大利山村的一个农民欧拉里欧氏族加里欧多，波多里诺曾经返回故乡找到父亲，却原来是一个关于征服和被征服的城市语言，腓特烈围城那座城市，而父亲的城市却没有被命名，所以对于波多里诺来说，失去父也意味着失去城市，而城市免于围攻，也只能接受一种重新命名的命运：“了解吧，他并不使用新城市或亚历山大这些名称，因为没有他的允许，一座新的城市不能存在，他仍然使用罗伯瑞托这个老城镇的名称，就好像这座城镇只是稍事扩张罢了。”而他在父亲和腓特烈面前扮演着两种不同的角色，一种是臣服，一种是共谋，而这两种角色也使他成为两种“儿子”，“厌恶流血的我，原本希望让两只手保持干净，并拯救许多其他人的生命，但是看看因为吾我而造成的这一场屠杀，这些死者都背在我的良心上面！”对他来说，命运却是无法选择，一座城市的诞生，也意味着一座城市的衰落。

所以对于奥托那个寻找约翰王国的努力，变成实现父的神话的另一条途径。在教堂里三名东方贤士完整无缺的遗体成为波对力诺编织谎言的开始，那是新基督教的传说，寻找圣物就是寻找神，寻找主，寻找王的诱惑：“不过我也认为，一件圣物必须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找到位置，才算真正站得住脚。祭司王约翰的故事之外，东方贤士可能只是一个地毯贩子的骗局；但是在祭司王约翰的真实事迹之内，他们就成了货真价实的见证。”为三具遗体找到一个新的伯利恒，波多里诺开始了新的虚构，那些写给祭司王约翰的信函是一个有关历史的文本，里面提到的圣物或者叫“葛拉达”，或者叫“葛拉”，或者叫“真血”，或者叫“葛拉萨”，或者叫“葛拉兹”，但是在不同的名字后面，却从来没有人提到那是一个杯子。

那是遥远的传说，在左西摩的预言里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存在，虚伪或者邪恶，在那个黑暗的通道里，那些头颅的启示对于波多里诺来说，恰好是寻找约翰王国实现父的途径的最理想办法，左西摩的那份斯玛士那份地图似乎准确标注着那个遥远的王国，那个实现新的秩序新的统治的王国，那个奥托临死前遗言里勾画的新世界。“不过，虽然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四处是大骗子，并不表示我们就应该放弃寻找他的王国。实际上，科斯玛士的地图依然存在，只要找到左西摩，把地图夺过来，然后出发前往未知的国度。”所以波对力诺的伟大行程在腓特烈大帝的指挥下，变成了十字军的第三次东征：“教皇于是召唤欧洲所有的君王，以十字为构标志发动第三次东征，解放再次遭异教徒征服的耶路撒冷。”而腓特烈则取径陆路，带着一万五千名骑士和一万五千名随侍从拉拉蒂斯邦出发，前往那个未知的国度。

波多里诺和诗人等人则成为“东方贤士”，甚至带着被绑着的左西摩，“如果你们杀了我，你们什么都不剩。如果你们带我一起走的话，我以神圣使徒之名发誓，我会成为你们的奴隶，我会用我所有的时间，为你们找出一条路径，带你们直达祭司王约翰的国度。”这是左西摩的话，其实也像一个预言，在东征的途中其实实施的是一个杀死腓特烈的阴谋，那间真空装置的房间终于使腓特烈一命呜呼，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个至圣“葛拉达”的守护人，这个基督教世界的希望，这个恺撒、奥古斯都和圣查理曼的惟一合法继承人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死去。而对于波多里诺来说，却是一个伟大梦想的破灭，寄托或者借口，在那间房间里消失，多年构筑的关于父的传说真的变成了一个谎言，即使制造了河里淹死的假象，也只是为了逃脱腓特烈真正儿子的问罪。

这像是一个悖论，波多里诺离开生父拜腓特烈为父亲，是一种关于欲望的满足，而腓特烈之死却又将自己的关于父的虚幻世界推翻，面临的又是另一个子对自己的惩罚，所以腓特烈之死以一种假象的方式出现，而那个被定义的约翰王国变成了另一个父，一一九〇年六月，像东方贤士一样去寻找祭司王约翰的王国变成了最后的谎言，而十二贤士的真正目的也绝非是为了寻找基督拯救的那个王国，不是为了寻找神主的救赎，每个人都怀着不一样的目的：“不过这样的淘渴望对每一个人来说，差异却越来越大。波罗内和奇欧只想找回‘葛拉达’，就算他们并没有抵达祭司的王国也没关系；对波多里诺来说，找到这个王国一直是他不可抑制的欲望，就像可以寻回失落部族的所靳罗门拉比一样；至于‘诗人’，不管有没有‘葛拉达’，反正他要找的是一个王国，而且任何一个都行；阿祖鲁尼是惟一企图逃离家园的人，而阿布杜——大家都知道——认为走得越远，就越接近他那一位纯情欲求的对象。”

在迷途的时刻、停歇的乏味以及痛苦的波折，这是将近四年时间的寻找，他们经过布布克妥的黑石，经过沙罗帕塔纳贫苦的城市，也经过阿布卡西亚的森林，他们遇见无以计数的蝎子，遇见色彩丰富鲜艳的毒蛇，遇见长着两三个头的蛇群，遇见披着如鳄鱼般的鳞甲的螃蟹……在这个怪异的世界里，他们其实是走进了迷失的黑暗之中，抵达彭靼裴金则意味着一种虚幻世界的破灭，这个没有任何敌人，只有虔诚的基督徒的城市里，他们遇见了助祭约翰，却把彭靼裴金的阉人说成是异教徒，说成是违背圣父圣子同一圣体的异教徒，这是对上帝的亵渎，都是“让上帝隐藏在后面的面具”，而助祭却也是一个有着麻风病的病人，背着一个秘密却无法得到权贵，“我要求阉人通知我的父亲，让他知道我没有办法继承他的王位，并尽快培植另一个王储——或甚至告诉他我已经丧命，让我可以藏身到同病相怜的人集中的地方，而从此不会有人听到我的消息。”所以这样一个带着疾病的事实也摧毁了关于圣父创造圣子的传说，“所以，圣父创造出来为人类赎罪的圣子并非源自圣父的本体，而是后来才被孕育出来，肯定是在世界创始之前，并高于其他的生物，不过也绝对低于圣父的位格。”

王国的贾瓦盖甚至说，耶稣的力量不如上帝，他甚至只是一个第一个降生的孩子，当初宣布让查理曼列圣也像是一个谎言，所以最后对于约翰王国的寻找变成了一个变故，就如那个叫“葛拉达”的圣杯，其实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生父的木碗，“简单、贫穷，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杯子就在眼前，每个人伸手可及，“但是却没有人认得出来，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寻找一件闪闪发亮的东西。”就像认不出的耶稣，认不出的父亲，缺失的世界砸向波多里诺。而在这个倾圮的世界面前，波多里诺却像救赎一般看见了那一头独角兽，以及独角兽身后的女子。

伊帕吉雅，所有人都叫伊帕吉雅，“所有的伊帕吉雅人都叫做伊帕吉雅，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差异，要不然就不会是一名伊帕吉雅人。”同一个名字，是没有自我的重复，还是整体的独一无二，这个八世纪之前埃及亚历山大的女人现在却成为一头独角兽后面的复活者，没有绿蜂蜜，没有幻觉，对于波多里诺来说，像是看到了真实的爱情。而这种真实就如伊帕吉雅所说，在事物的对立中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邪恶不是上帝创造的，却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上帝虽然不希望如此，但周遭还是找得到邪恶，可以说是他自己的阴暗面。”这便是上帝的疾病，完美意味着没有邪恶，没有阴暗面，但是并不是完美至上的是上帝，而是上帝在“散发”中消除冲突，控制和谐：“请试着了解，处于饱满状态的上帝，他也可能是一种有相对的事物混淆在一起的所在，不是吗？”

世界的疾病就如谎言，有时候是消除对立和冲突，有时候是为了和谐，所以在伊帕吉雅面前，波多里诺像找到了生命的真谛，“所以，一旦证明了们可以从受苦中的繁复世界回到独一无二的上帝身边，我们将可和平与信心，还有让他能够重新组织的力量，以及重拾呼吸韵的活力，重新交还给上帝。”在伊帕吉雅的世界里，波多里诺看到了爱情，疯狂的爱情，对于贝阿翠丝，“我培养的是爱情的念头，所以我不需要一张脸孔。”那是一种缺失，而对于柯兰迪娜，“我和她之间并非热情，而是一种欢乐、温存，以及就像对一个小女孩或小妹妹一样的强烈喜爱”，是一种人性中的光辉，而在伊帕吉雅那里，则完全是那个独角兽的寓言，“从她的腹部开始一直到下面，伊帕吉雅有着山羊的身躯，两条腿的末端则是象牙色的羊蹄。”人和非人，就像邪恶之于完美，就像和谐之于阴暗，是一种相互间的印证，而这种印证是不是也像父与子，圣父与圣子一样，导向一种自然，“至于生出来的小孩，如果是男孩就会交给你，如果是女孩，就跟你一点都没有关系。这是大自然希望的方式。”

但是却不是在一起的爱情，和白汉斯人的冲突中，波多里诺得到的是伊帕吉雅告诉他的逃跑计划：“她全身颤抖地要他转告波多里诺尽快逃亡，因为他的生命面临危险，她啜泣着交代他最后一个留言：她深爱着他，而他们永远无法再见面了。”逃回到君士坦丁堡意味着寻找约翰王国的结束，意味着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终结，意味着寻找圣杯的破灭，但是回到君士但丁堡，回到现实，对于波多里诺来说，则是一个历史片段的终结，腓特烈死亡变成了一个清算的行动，但是谁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腓特烈死于谋杀，甚至左西摩，也只是一个可笑的预言，那个圣物盒里没有“葛拉达”。

“我杀了一个人。这人在大约十五年前杀了我的继父，王者之王腓特烈大帝。”现在的波多里诺在尼塞塔大爷面前忏悔，远离了父王，远离了王国，远离了爱情，甚至远离了那一段拉丁文的记录，但是那个关于征战关于寻找的故事真的就在那四年时间里发生过？“但腓特烈是溺死在西里西亚的！”这是一个被书写在羊皮纸上的记录，被写在不断划去的拉丁文里，对于波多里诺的回忆，谁又能知道这到底是谎言还是真实？“现在，我已经拥有一个自己的故事了；只是，我不仅遗失了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录，而且在试着回想的时候，思绪也越弄越糊涂。并不是因为我记不得发生的事，而是我没有办法赋予某种意义。经过了今天发生在的事情之后，我必须找个人谈一谈，要不然我会陷入疯狂。”对于波多里诺来说，重要的不是叙述的真实性，就像耶稣的意义不是完美，而是在一种对话和书写的对应中找到自己，无论是羊皮纸的读者，还是叙述的倾听者，都在一种虚构和想象的世界里抵达真实，意义并不取决于是用拉丁文还是用阿拉伯文，并不取决于是生父还是养父，并不取决于是死于真空还是河水，并不取决于缺席的肉体还是无数重复的名字，并不取决于上帝的完美还是疾病，意义是另一个人，另一个故事，另一个历史，另一个上帝：“没有任何意义的故事并不存在，我正是知道如何找出意义的人之一，就连其他人都发觉不出时我也办得到。然后，故事会成为世人阅读的书籍，就像响亮的喇叭一样，让几世纪来的尘土在坟墓上重新飞扬……”

到处都有魔鬼，到处都是魔鬼，而那魔鬼却在翠绿色的房子里，是躲避其间，还是化成了一种无法根除的符号？外墙上是刷过的颜色，还有阳光洒在上面，粼粼发光的存在，与孩子们哈哈大笑的神情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被装饰的世界，这是一个门被关上的世界，可是加西亚神父却拿着打开门的钥匙，他一定是看见了那些恶毒的东西，听见了淫乱的声音，闻到了一股硫磺味，就像站在对面的那个安塞尔莫一样，是被道德世界绑架的那个人，那个有着音乐生活的人。

打开和关闭，对于绿房子来说，是一个秘密。刷满翠绿色的漆，看起来像是森林的颜色，可是绿房子不在森林地区的圣玛丽娅德聂瓦镇，却在这个孤独凄凉的城市，“外地人对本城的内部生活一无所知，他们讨厌皮乌拉城的是什么呢？是它的孤立状态，使之与全国各地隔绝的广大的荒漠，道路的缺乏，在炙热的阳光下的骑马长途跋涉，还有剪径的盗匪。”一切的罪恶和灾害似乎都在这个小城市里上演，不是外地人对这里一无所知，而是在这里的人被一种东西隔绝着，人们在黄昏时分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上去是为了躲避令人窒息的热风，面授尘沙的袭击，而实际上这扇门是不能轻易打开的，那些荒漠、那些道路，以及盗匪，是维系皮乌拉城的集体符号，让这个孤独的城市被一种奇闻轶事的氛围所笼罩，而谈论着鬼神的农民们就像自己就是那些魔鬼，守卫着一个与世隔绝的城市。

可是，“浑身都市硫磺味”的安塞尔莫已经出现，这个一无所知的城市被一种绿色的诱惑所笼罩，而绿色转而变成红色，变成一把火，变成了魔鬼的天堂，木板、房椽、砖坯从城市的另一端拖来，还有安塞尔莫先生租来的驴子在沙地上可怜巴巴地行走着，荒漠、道路以及盗匪出没的现实都能轻易改变，“二楼分为六小间，买了六张床，六只洗脸盆，六面镜子，六只高脚使盆”，而这一切像是另一个城市的延伸，是另一个利马？还是新的城市规则？绿房子反而成为了一种兴旺的标志，奇闻异事、硫磺味在翠绿色的诱惑下，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绿房子就像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一样不断在生长、成熟。”甚至那些原本的灾害独享不存在了，不管是水灾，还是旱灾、虫灾，“都不能阻挡绿房子日益增长的名声。”甚至，还有那种神秘的药草和香料烹制的山羊肉、兔肉、猪肉、绵羊肉，“成了绿房子招引嫖客的手段之一”。

还有女人。她们是肉体的象征，她们是情欲的代表，而绿房子里的妓女们在这个属于他们的世界里却窥见了另外的生活，鲍妮法西娅，修女出生却成为了妓女，在修道院里生活却用钥匙打开了锁，放走了两个被抓来的孤儿，“是我们养活了你，给你衣穿，给你受教育。坏坯，为什么要把女孩们放走？”安赫利卡嬷嬷曾经这样骂过鲍妮法西娅，但是在离开修道院之后，鲍妮法西娅却还有一段在教堂里的婚姻，嫁给那个叫利杜马的男人，作为皮乌拉城曼加切利亚区的二流子，他后来当上了圣玛丽亚德聂瓦镇警察局的警长，而在圣玛丽亚德聂瓦镇与鲍妮法西娅结婚后又一起同到皮乌拉。来来回回，从森林地区到沙漠地区，再从沙漠地区回到森林地区，对于杜利马来说，这是一种迁移，而回到皮乌拉之后，鲍妮法西娅却从一个妻子变成了妓女，在绿房子里只有被燃烧的肉体。

“他当然是我丈夫，我们是在教堂里结婚的，对上帝来说，只有这种婚姻才算数。”可是留给她的并不是婚姻，不是神圣，而是那张床，那张何塞费诺为“你”的床，把一个曾经的修女，一个曾经结过婚的女人变成了塞尔瓦蒂卡，一个“丛林里的女人”，那个自己成为丈夫的男人曾经说过再也不离开故乡了，可是却与当地富豪塞米纳里奥决斗被捕，押往利马。利马对于鲍妮法西娅来说是另一个世界，一个自己遥不可及的世界，所以即使从床上下来仍旧叫何塞费诺为“您”，命运依然不只是教堂的神圣。“他是在浪费你，塞尔瓦蒂卡，跟这个警长在一起你就是失掉自己的青春，你干嘛还要可怜他？”何塞费诺用一种诱惑将她推向了绿房子，所以那些关于爱，关于老婆的承诺就是一个讽刺，一个笑话，一个像是绿房子里的魔鬼。就像“年轻人”说的：“对我来说，妓女和修女没什么区别，我一律尊重。”

一样尊重，其实是一样不尊重，一样的女人，一样的肉体，即使是爱情，也都是“禁不住提问”的欲望。而“年轻人”说在对另一个女人说，琼加，绿房子新的主人，安塞尔莫的私生女，“安塞尔莫的妻子就是那个女孩。您不知道，床单上，地上，整个房间，都染遍了血迹，好像是刚刚砍了一个人的头。”当塞瓦约斯医生揭露出这样一个血腥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绿房子已经变成了一个阴谋，“不超过十五岁。”她可不是妓女，最后死了，琼加却活了，活着的琼加永远不是爱情的产物，那里有着欲望，有着阴谋，有着鲜血和死亡，那个名叫安东妮娅的盲哑女孩，却被安塞尔莫先生引诱，生下了琼加。作为女人，什么是神圣的？什么又是修女的救赎？在男人面前，她们只是可怜的人，只是用肉体换回存在的价值，她们面前永远有一团炙烤肉体的火。

而有时候炙烤的并不只是女人本身，男人在魔鬼般的肉体引诱下，却也成为不可逃避的一部分。“在丛林里，拉丽达像金子一样值钱。”这是伏屋说的话，对于从巴西逃到秘鲁的橡胶走私者来说，拉丽达是一个引诱的魔鬼“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她很漂亮，没有人能禁得住她的诱惑。”而那个一千索尔的价格就是把女人变为妓女的钱，而拉丽达参与其中，却像一个真正的魔鬼。而作为伏屋的情妇，拉丽达却一女人的身体又先后与阿德连、聂威斯和汪巴恰诺同居。“狗男女”这是伏屋对于拉丽达和聂威斯偷情的愤怒，而拉丽达又变成了他口中的婊子，“因为你的肉松了，你老了。只有身体结实的女人才能引男人上火。”而在那一场麻风病的侵袭中，伏屋就像是被魔鬼缠上了无处逃生，在被送到圣巴勃罗进行隔离的时候，他只能和阿基里诺回忆那些过去的岁月，“我们来往于兵营之间；橡胶工人、伐木工人和淘金者也总是叫我们下次带这带那的，我们就给他们带去，然后我们就钻到部落里去，那儿的生意是一本万利的，用小珠子换橡胶球，用小镜子和小刀子换皮毛”，伏屋被汪毕萨人当成上帝，而在拉丽达那里，却成为麻风病患者，只留下溃烂的身体，只留下“我既不是巴西人，也不是秘鲁人。”的感慨。

“我是堆可怜的粪土，一堆垃圾，老头，仅此而已。”走私橡胶发财，也获得了拉丽达的肉体，但是伏屋自己知道只不过是一堆垃圾，而拉丽达在和不同男人的勾搭中生下了那些成堆的孩子，“我也记不清有多少了，反正很多。”很多的孩子，却意味着爱情和婚姻的唯一性遭到破坏，或者那种父性被埋没，拉丽达用肉体构筑了一个女人的神话，它解构了男性的统治力，而其实，不管是鲍妮法西娅，还是琼加，都是作为丧失父性的一种存在，修道院的修女，和那些孤儿又有什么区别？琼加是盲哑女孩被安塞尔莫先生引诱而生下，又何来那种父爱？而拉丽达的一大堆孩子又在哪里寻找属于自己的父亲？不仅他们如此，不管在森林地区还是在荒漠地区，这些人都在丧失父性、丧失故乡的地方生存，杜利马希望不要再离开家乡，却因为枪战而被押往陌生的利马；身为巴西籍日本人的伏屋，是一个逃犯，他在亚马孙地区先搞走私，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巴西人还是秘鲁人，而最后因患麻风病被隔离是他真正失去归宿的体现。

而绿房子的主人安塞尔莫呢？来到荒漠的皮乌拉，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开创，“他不是牲口贩子，不是收税官员，也不是旅行推销员。他叫安塞尔莫，自称是秘鲁人，然而没有人能从他的口音里听出他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这也是一个缺失归宿的人，甚至穿过沙漠而不遭到匪徒的袭击，成为一个悬案，在他面前只有那被刷成翠绿色的房子，那间藏有魔鬼的房子，藏有女人肉体的房子。所以不管是政客还是二流子，不管是修女还是妓女，不管是孤儿还是医生，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不管是神父还是妓院老板，不管是外国冒险家还是忍无可忍起而反抗的印第安人，都在一种被毁灭的家园、被隐藏的归宿，以及被颠覆的救赎中寻找自己的另一个人生。所以魔鬼处处都有，那绿色的房子只不过是一种修饰，而一旦被揭开，里面就是浑身都是硫磺味的丑陋，就是患患麻风病的痛苦，以及被炙烤着的各式肉体。

“这些没良心的人，这么想女人，想夜生活的娱乐，最后上苍终于满足了他们。就这样，欢腾，轻浮，提供夜生活的绿房子，就应运而生了。”想女人只不过是一种借口，按照加西亚神父的说法，是“魔鬼，万恶而狡猾的魔鬼”出现了，他在讲经台上说：“有人正在准备败坏本城的道德。”所以作为一个宗教的救赎者，加西亚神父自觉担当起道德的维护者，拐走盲女，把她关进妓院，又使她怀孕，这是魔鬼的做法，而将一个修女变成一个妓女，也是魔鬼的做法。“就差来一场天火把皮乌拉烧掉了。世上一切灾难都落到我们头上来了。”皮乌拉是加西亚神父维护的秩序，而那场天火没有降临皮乌拉，他却用自己的手烧着了绿房子。那个小孩告诉安塞尔莫绿房子被神父烧着的时候，绿房子其实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意义，它只是某种建筑，某种外来城市的延伸而已，“所有的人，不管是妓女还是加依纳塞腊和曼加切利亚两区的人们，都不再观看绿房子以及消耗着它的火焰；火焰已经被定时而来的沙尘扑灭，使绿房子所在的地方又变成了一片荒漠。”沙尘扑灭大火，皮乌拉又变成了荒漠，变成了原始，就像森林地区的圣玛丽娅德聂瓦镇。

但是大火烧掉的绿房子只是烧掉了那刷在墙上的翠绿色，烧掉了六间房、六张床、六只洗脸盆、六面镜子、六只高脚使盆，烧掉了那些肉体松弛的女人，而在一年之后，“河沿附近，屠场后面，开了一家妓院。”还有六个妓女，“上帝赐给你们一个丰收年，现在歉收年就要降临到皮乌拉人的头上来了。”这是加西亚神父的预言，只不过这大难临头和那场天火一样，只有自己可以点燃，“第二年棉花收成同上一年一样好。妓院不只是两个，而是四个了，其中一个还开在离教堂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奢华整洁，妓女是白皮肤的，也不太老，似乎是从首都来的。”

妓院变成了产业，白皮肤的女人代替了皮肉松弛的妓女，而琼加却成为了绿房子新的主人，这是对私生女身份的报复，还是让男人陷入无法自拔生活的陷阱？谁身上都带有了硫磺味，而安塞尔莫已经在绿房子变成灰烬的时候忘掉了自己，就像忘掉了罪恶，“从来没有过火烧事件，也没有过绿房子。”他变成了琴师，在新的绿房子里演奏。而当他快要死的时候，加西亚神父却说“绿房子就是妓院”：“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知道你为什么半裸着身子，还涂脂抹粉的。”掩盖无非是为了忘记曾经的自己，但是那个私生女的罪恶故事是无法洗脱的罪孽，而加西亚神父用宗教的目光给了他们无耻的定义：“我不原谅这种丑事；一百年以后，我也认为这是一种无耻的行为。”

重新建造的绿房子已经不需要掩饰，而琴师的三角琴却还是被一遍一遍刷成绿色，在被掩饰的生活里，总会有人扮演魔鬼，有人变成神父，“安塞尔莫是森林地区的人？”塞瓦约斯医生的问题对于一个死去没有归宿感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意义？死无对证，在一种丧失的现实里，这只是一个玩笑。

琴师默默死去，伏屋病入膏肓，妓女们在肉体中炙烤着灵魂和肉体，一场天火终于没有降临，而不管是城市的皮乌拉，还是“到处是苍蝇”的圣玛丽亚德聂瓦镇，一切的男人和女人，一切的神父和二流子，都变成了自己的魔鬼，“谁也不会为自已的故乡感到羞耻”，就像谁也不会为自己的人生感到羞耻，即使在绿房子的琼加，也都忘记了自己的可能出生。这是混乱的秩序，这是混乱的规则，“《绿房子》就是从这些回忆中产生的。在这部小说中，我企图通过妓院的建立在皮乌拉人的生活中和想象中所引起的混乱，以及一群冒险家在亚马孙河流域的所作所为及其不幸的遭遇，以虚构的方式，把秘鲁两个相距遥远、差别很大的地区——沙漠地区和森林地区——连结起来。”是的，在这些规则和秩序后面，是那个叫巴尔加斯·略萨的人，在森林地区和荒漠地区，在男人和女人之间，他解构了秩序和规则，他用“零件组合法”把那些故事拆解开来，随处乱丢，对话变得冗长，结构变得散漫，而他却在绿房子后面偷笑。

“你要是出生在皮乌拉，你就不会走路像踩鸡蛋了。”利杜马笑着说道，他的意思是：“你就会习惯穿鞋了。”只是当不习惯的生活变成强加给你的那双鞋，踩下去的可能还是一个荒漠，一个没有通畅道路的荒漠，一个随时降下天火的荒漠，一个被刷成翠绿色还有阳光照耀的荒漠，“野蛮，不许杀人”，那么就从第一页重新开始阅读：“警长扫了帕特罗西纽嬷嬷一眼，肉蝇还停在她的额上。”

三男两女的结构，是不是一定需要稳定的关系？是不是用一种团体的方式依存？这是青春有关的记忆，这是成长有关的经历，但是在这个业已成型的结构中，唯独没有破坏者。三男两女的数字意义，或许从来不是单独的，像一只手，合在一起的五个手指是握有自由的手，即使如赤在十几年后相遇时说起拔手指甲和脚趾甲的故事，也不是一种必然的破坏，那么这三两男女的结构，这正常的五个手指是没有任何破坏的可能。只是万一长了六个手指呢？或者万一被切除了一个必然的手指呢？种种可能，甚至是在身体之外的想象，也必须要有一个人进入，或者退出，而这种进入和退出，带来的已经不单单是身体的伤痛和畸变，甚至是关于肉体的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的多崎作从大学二年的那个暑假开始，就已经发现了五个手指的身体出现了伤痛和畸变，只是在一开始，对于三男两女结构的破坏，完全是自我暗示的结果，赤松和青海，白根和黑野，在多崎作之外的四个人名字里都带有颜色，甚至用颜色称呼彼此：“赤”、“青”、“白”、“黑”，而多崎作仅仅被喊成“作”，“作好多次认真地想过，要是自己拥有一个带颜色的姓氏该多好！那样一来，一切就完美无缺了。”带有颜色的姓氏成为作对于完美的自我定义，而在姓氏颜色的团体世界里，作处在一种孤立状态，从而开始怀疑自己，在他的旁边，是身材矮小却不轻易让步的赤，是体格健壮具有追求胜利意志的青，是拥有模特般身材喜欢动物的白，是活泼可爱体态丰满的黑，而在这个小团体里，唯独作发现自己没有鲜明的特征和个性。

没有颜色的姓氏，没有独特的个性，作用自我约束自我泯灭的方式处在这个小团体的怀疑当中，是作用这种自我暗示的方式让这个高中时结成的小团体具有了紧张关系，亲密无间却把自己排除在外，而更为直接更为彻底更为痛苦的“紧张”却让作开始远离他们，远离有颜色的他们，远离有个性的他们。那年暑假的一个电话将作推向了孤独，推向了别处。“抱歉，希望你不要再给任何人打电话。”这是青跟他说的话，没有“嗨”、“你还好吗”、“好久不见”之类的开场白，只有劈头的一句“抱歉”，看起来像社交辞令，是驱逐，就像作一直想到的结局：会有一个人被排除在外。不想见到你，不想和你说话，一个团体的覆灭，一种青春的死亡，斩钉截铁，毫无妥协余地，又突如其来，讲作推向了一个渴望死亡的深渊。

“以那个夏天为界，多崎作的人生变得截然不同。就像险峻的山脊让山两侧的植被面貌发生陡变一般。”最爱眺望火车的作开始在一种死亡的自我暗示中活着，在过去的十四年里，他寻找在东京的工作，经历父亲去世的变故，甚至已经找到了可以亲吻、做爱、大自己两岁的女友沙罗，但是那种被排除在外、突如其来打击仍然让作有一种被毁灭的感觉，“如当时在伸手可及之处有一扇通向死亡的门，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推开。”伸手可及，五个手指的自由，这仿佛也是属于身体的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生死之门却一直没有跨过去，而这种徘徊的痛苦，难以磨灭的孤独，却因为他实在找不到被拒绝的理由。

“在黑无底的洞穴边筑起狭小的蜗居，孤零零地生活。那地方危险至极，只要翻个身，就可能跌进虚无的深渊。然而他毫无恐惧，只是觉得——坠落，原来竟这般容易。”坠落像是就在眼前的那道门，只不过作不会用完整的五个手指推出去，所以在危险的、孤零零的地方，那紧张的三男两女的结构再次让他看见了畸变的手指。一个人被排除在外，就有两男两女成双成对的可能，而那个和谐有序的共同体是不容易被破坏的，至少在作看来，那漂亮的白和丰满的黑，无论如何是不应该充斥着男女的爱恋，甚至欲望，所谓“努力不把异性关系带进来”就是一种禁欲的东西，但是在青春期的作身上，这种禁欲又是不彻底的，或者说只是换了一个形式而已，“没办法不想的时候，我就把她们俩放在一起想。”放在一起，从而消灭了个体的诱惑，消灭了情欲的可能，“就是当作一种虚拟的存在。一种没有肉体的观念性的存在。”

这样的虚拟存在，这样没有肉体的观念性的存在，这样一种放在一起的想法，像是作在背部某处的敏感部位，不容易察觉，像是肉体之外的一种存在，但是这种被隐藏的敏感却在十四年后变成了梦里的一种宣泄：“作的内心世界就有某样东西开始动起来，体内分泌出某种特殊的物质。那种物质混进血液，被输送到身体每个角落。那里生出的刺激是肉体性的，同时也是意象性的。”肉体和意象的结合，不是完美，而是双重的破坏。起初是禁欲的东西，自己站在梦的高处，游离出自己的肉体，甚至把自身的痛楚也当做是他人的痛楚，“遥遥观望”成为作自我解救的一个办法。但是梦中却又有女人，是大自己两岁的沙罗？“然而在那个梦里，作无比狂热地追求一个女人。那人是谁，梦中没有点明。她仅仅是一个存在。而且她能将肉体与心灵分离开来。”分离开来是作极力要做的事情，这种游离的行为不是禁欲，而是被作命名为“妒忌”：“然后他领悟了，或者说有了某种直觉：这就是所谓的忌妒。有人试图把他所爱的女人的心或肉体抑或两者全部，从他手里夺走。”也就是他要把自己放在和肉体有关的情景中，在一个保持完整的状态下去除孤独和排除在外的结局，“所谓忌妒是世界上最令人绝望的牢狱。因为那是囚徒囚禁自我的牢狱，并非被人凭借暴力关进去，是自己走进去，从里面锁上牢门，亲手把钥匙扔到铁栏杆外的。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被幽禁在那里。”把自己关进牢笼，扔掉了钥匙，这对于作来说，就是一种隔绝，也是一种解救。

但是梦似乎并不受作的控制，甚至镜子前面的裸体也不是自己的了，“看到了并非自己的自己出现在镜子里”，那是一种新的秩序，新的孤独，沙罗抱着作的时候，对他说：“我觉得你似乎人在别处，离我们相拥之处有一段距离。你非常温柔，这当然好极了。可还是……”转折处沙罗看见了一个不真实的作，他们之间有一种“别的东西钻进来”，这是“不明真相的某种东西”。是的，作不是一个人的存在，不是一个人肉体的存在，也不是一个人没有色彩的名字的存在，他发现了另一个人，那个叫灰田的男人似乎也是以一种闯入的方式进入作的世界，而一起进来的还有被灰田叙说的绿川。和作有着游泳爱好的灰田似乎是时间意义上的一种存在，“首先被赋予名字，然后产生意识与记忆，继而形成自我。名字是一切的出发点。”这个讲述有关命名的人对于作来说，是一种新的启示，自由意志的价值被灰田当做了人类的一种改变力量，灰田的父亲厌倦了政治斗争，就在周游全国的生活中享受自由，享受自我的改变，而绿川呢，钢琴家，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完成了自我的命名：“我什么都不信。既不相信逻辑，也不相信非逻辑。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其中没有假设的延长，也没有飞跃之类的玩意儿。”不相信逻辑，也不相信非逻辑，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他生活在忘记过去生活的情景中，在那种情景里一切都融合为一，“你自己也变成那融合体的一部分。你离开肉体这个框架，变成所谓形而上的存在。”

可是这对于作来说，却又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灰田，绿川，为什么他们的名字里也含有色彩？首先被赋予名字，这不是对作的再度打击？“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颜色，沿着身体轮廓微微发光，浮在表面。”绿川也做着这样关于名字的命名，而他的形而上在作那里就变成了更加不真实的存在，绿川说出“对于死亡本身，我并不害怕。真的。迄今为止，我看到过好多不足挂齿、无聊透顶的家伙死去。“的时候，绿川却也真的死了，而灰田也开始从作的世界里消失，只留下李斯特《Le Mal du Pays》的主题，那首《巡礼之年》的乐曲“周而复始地流淌着一句简单的旋律”，绝美的田园风光在人心中唤起了忧郁。

而这样的“巡礼”像那个三男两女的结构一样，充满了紧张的危险。灰田悄然消失，既没有预告也不说理由，就像从前故乡那四个人那样，所以当那个混杂的梦降临的时候，作已经无路可逃：“她们以初生时的样子躺在床上，紧挨着他的两肋。白与黑。她们不是十六岁就是十七岁。不知何故，她们永远是十六七岁。两人的乳房和大腿紧紧抵着他的身体。作能鲜明地觉出两人肌肤的滑腻与温暖。她们的手指与舌尖正无声而贪婪地抚弄他的身体。他也一丝不挂。”这是“特殊时刻释放在特殊场所的想象力才能构建的、另一个现实的相位”？这是钢琴家绿川之死和灰田消失之后的形而上场景？白和黑，轻易闯入了作的梦境，而两个人共同完成的爱抚，插入的却是白，“她们俩明明必须均等才行。明明必须二位一体才行。”像那小团体的结构，逐渐被某种力量解体，而承接射精的人却并不是白，竟然是灰田。“回过神，女人们已经不见了，在那里的人是灰田。”

白和黑，爱抚、插入和射精，到最后又是一个颜色的牢狱，“灰色是由白色和黑色混合而成，而且可以改变浓度，轻易融人不同成色的黑暗。”是啊，灰田的灰变成了白和黑颜色的混合物，在他的梦境里完成肉体的交媾，禁欲的东西被打碎了，妒忌的梦境被改变，而沙罗呢？她是真实的女人，是有身体的女人，作的梦里出现的黑和白，以及灰田，是不是在脱离具体的身体，成为一个自我毁灭的开始？如何寻找真实的存在，寻找不是禁欲和妒忌的爱情？沙罗似乎开始扮演作精神世界的引导者，那个十四年之前的拒绝电话成为解开疑惑的唯一钥匙。

埋葬在作心里的这一段往事，被沙罗娃出来之后，就变成了作第二个梦境的开始。沙罗通过各种努力找到了青、赤和黑现在的住址，但是那个白呢？“遗憾的是她没有现住址。”这是沙罗的回答，没有住址意味着失踪？“非常遗憾，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没有住址是已经死亡。而在作和青和赤的了解中，才知道白曾经说过作强奸了她，这就是所有故事的原因，被排除在三男两女的结构之外，排除在小团体之外，排除在是四年前的那个电话之外。而随着深入了解，作知道白后来有了类似精神病的病症，歇斯底里，甚至不想要有月经，还希望摘除自己的子宫，而在六年前，白被人勒死在家里，三天后被才发现，而凶手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

这对作来说，是一个传说，一个故事，一个充满着痛苦和困惑的想象，而白的死似乎和那次所说的强奸有着密切的关系，赤说：“也许白暗恋着你，所以对独自去了东京的你感到失望和愤怒。或者是她对你心存忌妒。或者是她想离开这座城市获得自由。不管怎样，事到如今已经没办法弄清她的真正想法了。我是说，假如有真正想法的话。”暗恋着作，然后被作强奸，然后发疯，然后死亡，这一切和作有关的故事从来没有在作的真实生活中出现过，而仅仅是和黑一起在梦中被爱抚、进入和射精，这和禁欲无关，这和妒忌无关，这和身体也无关。而当作面对沙罗的身体，“正打算插入时，它却失去了足够的坚硬。”第一次，一个谜团下的萎靡和颓败，是肉体的禁锢还是另一个梦境的置换？“正如白所说，也许我还有一张光凭表面这张脸无法想象的真面目。就像永远处于黑暗中的月亮背面。也许我在自己都不曾觉察的情况下，在另一个场所，在另一种时间性中，真的强奸了白，深深地撕裂了她的心。”作忽然想到的是另一个自己，一个没有色彩和个性之外的自己，一个十四年来在禁欲之外的自己，像无数次出现的那个梦一样，在另一个场所，另一个时间。强奸了白，而这样的强奸却让他的身体出现了和沙罗不一样的感觉：“回到家里换上睡衣，钻进被窝，时针指着近十二点。就在这时，作发现像忽然想起似的，勃起回来了。那无疑是石柱般硬的完美的勃起。居然能硬到这种程度，连自己都难以相信。”

“在一个真实的相位中，他不曾碰过白一根手指。然而在另外一个真实中，他卑劣地强奸了白。自己此刻究竟进入了哪个相位，作越想越不明白。”痛苦和困惑，似乎现实无力解开这个谜团，但是还有黑，这个也无数次进入作的梦境中的女人，这个也还活着的女人，只有她似乎能彻底解开作的谜团。从日本到芬兰赫尔辛基，再到乡下度假的别墅，做找到的是一个结了婚有了孩子的黑，作为白曾经的女朋友，黑说出白的过去，里面是有精神错乱，是有歇斯底里，是有泯灭的漂亮，也有对于女性身体的戕害，“她是真的怀孕，真的流产了。我可以保证。”不光是强奸，而且还怀孕，而且还流产了，“阿柚对谁都没有异性间的兴趣。”所以她对性有强烈的厌恶，所以她想让月经停下来，所以她要把子宫摘除，而黑在解释原因时，说：“但有一个理由可以考虑，恐怕是因为我喜欢你。这也许成了导火索。”

黑喜欢作，这是从黑的口中说出的秘密，作从来没有感觉到，实际上他不仅被排除在小团体之外，他也完全成为他们想象的一个人，对白的强奸，和黑的暗恋，组成了作隐秘的自己，没有参加白的葬礼，也没有出席黑的婚礼，对于作来说，他是一个不真实的存在，所有的生活都在重新命名，而作似乎早已经扔掉了那把打开囚笼的钥匙，把自己幽禁起来，黑请求作不要叫黑，而希望喊惠理，“也别管柚木叫白。可能的话，我们不想再使用那样的称呼了。”甚至黑要将自己的女儿取名叫叫柚，“而且再也不回日本了。”他们同命名的方式告别想象，无论是强奸还是喜欢，都用死亡的葬礼和结婚的婚礼完成了命名。

“兴许在那个五月的雨夜，是自己内部的某种东西，在自己都没察觉的情况下赶到滨松，扼住了阿柚像鸟儿般纤细美丽的脖颈。”这是另一个作，杀死想象又创造想象的作，而现在面对真实的黑，重新命名的黑，作以一种拥抱的方式接近了真实，“在灵魂的最深处，他领悟了。心与心之间不是只能通过和谐结合在一起，通过伤痛反而能更深地交融。疼痛与疼痛，脆弱与脆弱，让彼此的心相连。每一份宁静之中，总隐没着悲痛的呼号；每一份宽恕背后，总有鲜血洒落大地；每一次接纳，也总要经历沉痛的失去。这才是真正的和谐深存在的东西。”是的吗，曾经的小团体，曾经禁欲的三男两女是和谐有序，但是这就像一个不真实的乐园，在成长中，在现实的打击下，在彼此各异的前进方向上，那种和谐并不存在，而只有触及灵魂最深处的伤痛，才能找到意义，找到自由，没有色彩，没有个性，甚至没有自我的真实感觉，只不过是自己的身体在别处：“这对他的人生来说似乎就是一则命题。他没有去处，也没有归宿。这种东西从前不曾有过，如今仍旧没有。对他而言，唯一的去处就是‘此刻所在之地’。”

当黑告诉作要追到沙罗，“假如你放走她，只怕今后别想再追到什么人了。”实际上是一种对于真实的回归，那个身体，那个欲望，那种东京的火车、地铁以及街道，都一直存在，“没有色彩的多崎作会完全失去颜色，从这个世界悄然退场。一切都化为无，只剩下一小块冻得坚硬的泥土——说不定这就是结局。”只是在这“一切都化为无”的努力中，作分明看到了沙罗和另一个男人的身影，这是真实的刺激，她就在眼前，却像在遥远的地方。而身体之中的那第六根手指呢？是不是就是绿川放在钢琴上的那只布袋，是不是《巡礼之年》乐曲中的那个音符？六指是一种畸变，就像那看起来和谐的团体，总会有东西破坏完整。

“随后在某一瞬间，作忽然发觉翻动乐谱的黑衣女子手上长着六根手指。那第六根手指跟小指差不多大。”又一个梦的时候，白已经死去不再谭那首曲子，黑已经离开故乡在另一个城市，第六根手指慢慢变成了小指，慢慢融入了完整的手指，对于沙罗，作一直在等待最后的回复，“作静下心，闭上眼睛入睡。意识尾部的灯火，如同渐渐远去的末班特快列车，徐徐增速，越变越小，被吸入黑夜的深处消失了。身后只留下风穿过白桦林的声音。”风穿过了身体，穿过了梦境，穿过了人生，穿过了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巡礼之年。

是索引的目录，它跳跃在页码之间，像布满分岔的小径，而当那些数字被拆除，它也是一首二十三行的诗歌，一株二十三个枝节缠绕的树，一首诗开始的死亡，一首诗结束的死亡，不可能的死亡，水声响起的死亡。但是当“凶手是谁或者谁和谁或者谁谁谁谁”的时候，那里只有一个倒影，一个在水中的倒影，在窗台上的倒影，以及写在扉页上的倒影。

是在目录之前，在一首诗歌展现之前，“小说作为世界的虚像”的题赠分明打开了一个虚构的世界，连同没有见过面的“梦亦非”的签名，都是虚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是“2014”的标记分明要把我拉向一个已知的时间段落，它是现在，它也是过去，一个时间映照着过去的倒影，一个时间也折射着未来的倒影。过去是两年前，梦亦非出现在那本叫《碧城书》的小说中，我看见一个穿过水和火的梦：“梦成为了‘吞噬自己的蛇’，在那里变成梦中之梦，在时间的循环中，在空间的重复中，抵达终结。”书页是一个集合，梦也是一个集合，可是在两年之后，那团不见灰烬的火又开始在书页里燃烧，就像那枚废弃的铁钉，小心而准确地刺穿了一个人的脚掌，穿进“2014”的世界虚像里。

“这是解放初期，略铎与妹妹花散在碧城绒外的泥塘里摸螺蛳，被一枚生锈的铁钉扎透脚背而陷入昏迷”，如果这是一种文本的暗语，那么《碧城书》一定是那个有关死亡诗歌里的倒影，在变回童年模样之前，就已经变成了一株立在街角的树，一株开花、结果、枯朽的书，一株三十年后又变成活人的树。当活着的时间变成死亡虚像的一个确定的存在，是不是只有那水声才是真实的？它荡漾在时间里，荡漾在《碧城书》和《没有人是无辜》的文本里，荡漾在2014年签名的梦亦非和鬼神的儿子梦亦非中，所以，当时间以一株树的样子倒在地上的时候，死亡就变成了一个轮回：“死去作为终结，人之所以害怕死是因为害怕终结，尤其是时间的突然终结。但我看见，死去只是一种说法而死去的形态却不同，只有死亡的人才能看见别的死亡。”

老鬼师看见了死亡，在他眼里，“碧城只有几个人，剩下的都是禽兽与草木。”就像那一株树；我看见了死亡，看见李奇飞的死亡，“却看不清李奇飞是否即李其飞”，当然，我也看见了鬼师的死亡，“他的死在黑色之中不可辨认出轮廓”，看见了吴定景的死亡，“他竟然死在我之后而不是在剿匪战争中”，看见了胡云翼的死亡，在“文革”武斗中“我命令手下的红卫兵们将他打死在西大街一条巷口”，也看见了土匪王朝相的死，“在河沙坝上我一枪射穿了他的咽喉。”看见的死亡，虚构的死亡，却也是自我的死亡，“死是以死为原点的画面的旋转”，那么在没有终结，在被死亡的人看见的死亡面前，凶手是谁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也必定是看见了自己的死亡。“这一刻我睁着眼睛却看不清人影晃动，是一个人还是半群人或者一群人谋害了我？”脑后体液流溢而出，那一群人出现在我面前，是反动分子李奇飞，还是地方领袖王朝相，是为我用鬼净身的鬼师，还是攻打碧城失败的吴定景，是那个下午参观了冰块的卡朗，还是造反的韦绍基，或者是散发黄瓜气味的卫红？人影晃动，他们也都是世界的虚像，都是在时间的倒影里听到水声响起，而我在没有死之前，所做的事情不是看见死亡，而是让他们以“命运在水中流转”的方式烫金坟墓，躺进不能修改档案的历史中，“尽力不给被打倒的人站起来的机会”，就像一株树，在变回童年模样之前，永远倒在了地上。

“标语将时间的过去未来与此刻搅在一起让城市变成时间迷宫。”在时间里，城市变成迷宫，那么出现在《碧城书》的那个名叫碧城的迷宫又在哪里？在吴定景的攻打计划里？没有投诚，意味着在一种命运下摧毁一种存在，“卡在碧城的有与无之间”，对于吴定景来说，只有通过战争才能确定碧城的存在，而那一次计划中的反攻像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谜语，它可能记录在于同志在《接管碧城与敌斗争》中，记录在碧城县委书记杨勤修的《接管碧城和剿匪噩战斗的回忆》里，也可能在军大五分校的陈将雪的《碧城激战》中，但是这样一些纪实的回忆录，对于吴定景来说却像是没有发生过的故事，或者他就在被看见的对面想象自己亲历的一场战争，然后确认自己的存在，确认体内的另一个人。而对于我来说，碧城却是不断镇压不断修改不断打倒的统治中，在“真真假假种种拆除城墙的例子”里，反攻碧城和统治碧城组成了两套话语体系，一方面是九阡酒、木匠、睢族人办酒、出嫁银饰、鬼师薅介、保寨树的仪式里，另一面却是砍树烧炭、大炼钢铁、红卫兵串联的时间记忆中，它们是有和无，它们是存在和覆灭，它们是各自人群里的一个词，但是对于卡朗来说，碧城却是一次书写，“我记录的是碧城，如果我不记录，碧城就不存在。”而被记录的碧城在一种无法解读的睢语里，就像迷宫，在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下午，变成了无法逃脱的咒语。

在记录与虚构，在反攻与统治，甚至在制造和消解过程中，碧城只留下了具体的味道，它是“解放军睁开眼时碧城是糙米饭既甜又霉的味道”，是“政府官员被阳光晒醒时碧城是猪肉与牛肉的味道”，是“码头挑夫午梦醒时碧城是酸汤菜的味道”，当然，也是为红身上散发的那种充满诱惑的黄瓜味，“这些味道组成碧城的城墙房屋与街道，组成碧城的楼梯下水道与阳台，组成碧城的时间回忆与对碧城的描述。”味道里的碧城只不过是一种与梦境有关的虚像，它也一样无法抵达真实，甚至是一种隔离。而这种隔离其实是那无处不在的缝隙，“缝隙构成碧城有一个人在碧城行走他不是行走在碧城而行走在缝隙里，街道是缝隙一条主街一条横街加一些巷子将碧城切割为碎片”，缝隙容纳着风，容纳着雨，容纳着梦，容纳着词语，只有捉影人才能发现缝隙里的秘密，“水面上的城市，人们千百年来都叫它做碧城，水面下的城市，也叫碧城，人们认为水面上的城市是岸上城市的倒影，所以认为，它们应该是同一座。”也是倒影，一个是存在了数百年的城市，一个是悬在半空的城市，一个是本地人生活的城市，一个是外地人想要逃离却永远无法走出的城市，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他们，不同的梦境，把一个迷宫变成了时间记忆之外的倒影，但是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城市里，看不见自己的倒影，就像于同志作为一个汉人，无法读懂那些睢文化，无法读懂他们的幻想，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树立一个敌人，在战争中重构自己的碧城：“我恨碧城是因为我恨碧城的文化是因为我将它们当作敌人，我未接受过这里的异族文化它们让我作呕它们与数学相比简直不配存在，在碧城中我一直保持着北方的生活习惯虽然因为恐惧死亡而离开北方”，甚至包括对女人的占有：“我恨这个民族所以潜意识里想占有它的女人们想弄它的女人们”。

但是这样的爱与恨对于碧城来说，一定是无法逃避的错误，是引向死亡的宿命，如梦幻一样的战争似乎从来没有发生，攻城的子弹只是射在那词语里，射在找不到记录的时间里，而我看见的碧城没有灯火，我遇到的女人也不存在，“我现在看到在我的一生中并未有过线花也并未有过卫红，我只有一个妻子那就是首长的女儿在离婚之后我独身到现在”，这是颠覆的开始，错误，不可避免的错误，引火上身的错误，让碧城仅仅成为了一个梦的仪式，一个死亡的仪式。

“碧城甚至也不叫碧城它的名字叫三合镇解放军进城之前它叫三脚屯”，水面之上的碧城，水面以下的碧城，本地人存在的碧城，外地人要离开的碧城，甚至计划中攻打的碧城，革命中被镇压的碧城，都变成了书写中一个幻影，而我呢，那个于同志的人呢，“材料显示，在碧城三十年来的公安局长与革委会主任中，从未有过姓于者，一个也没有”。没有碧城，没有于同志，那么时间呢？那个创造了迷宫的三十年呢？它或者是掀起全民整风运动李其飞自杀的一九五八年一月，或者是以反革命潜逃的罪名判处李家鬼师死刑的一九六六年九月，或者是成立碧城睢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时我是革委主任的一九六七年三月，而最重要的一九五零年四月二十六日呢，这个被写进历史的时间里，发生了一场“叛军们对碧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最大规模的进攻”的战斗，最终被击溃，而碧城政权得以延续，但是这场被称为镇压的战斗在王朝阳那里，却是一个通过法术把画像变成真人的虚拟战争。

没有战争，没有碧城，当时间把城市搅和成一个迷宫的时候，我作为于同志的三十年也在这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里，“我明白了，五十岁也是二十岁，二十岁也是五十岁没有区别水波的扩散与回溯没有区别，二十岁的眺望，五十岁的回忆，没有区别因为本来就没有二十岁与五十岁”，在时间荡漾中，在万物交互中，我看见了二十岁的革命，看见了五十岁的回忆，而一切都只不过是找到了那个和死亡有关的倒影，那个自己看见自己死亡的倒影，“我明白，当时间在人弥留之际，荡来漾去，我也就是她，她也就是我，我整死那些人，原来也是整死我自己。”我的死是大家的死，大家的死也是我的死，三十年不是一个有着起点和终点的时间段，不是从生到死的直线，也不是被记录在文本里的和“一加一等于二”有关的数学题，所以于同志出的那道题只能是一个无解的寓言：“一座城市，只住了480个人而1/3男人，女人中，1/6是瞎子，睢人中3/4是聋子，聋子加男人数，等于死人数，死人被烧成骨灾的数量比瞎子的数量少4/7，问题是，用这些骨灰，可以建造成多少座城市以决定城市中时间的多与少，并求出，时间与城市，在人性的公分上各自的比例是多少，可以用代数，可以用几何。”当时间和城市变成虚像，变成灰烬，变成文本的集合，卡朗在日记本封面上写下的《睢人三十年》这五个大字的时候，文本里的世界也变成了和数学有关的多义项：“数学有一个将世界从多重梳理为一重的功能，世界也一样，世界应该挑选一种方式而便于理解。”

当然，李其飞与李奇飞，是找不到证据的“不同”，欧阳复生是十个指头还是十一个指头也找不到证据，在睢人中，没有人取名叫略铎或者陆铎，当多重梳理为一重的时候，当城市、时间被历史叙事引向一个终点的时候，《睢人三十年》以另一种文本的方式在卡尔维诺的计划里生成，只是这一份“手稿没有完工”的写作计划，在卡尔维诺这个意大利人的眼中成为寻找历史裂缝的文本，是虚构改变了历史，还是历史把虚构变成了实有？“—个悖论是当我们试图在历史的乱线中走直线时它带来的却不是拯救而是奴役也许是因为直线是一种简化？”价值体系的简化，文本方式的简化，《睢人三十年》会不会就是一道引向无解的数学题？1/3的男人，1/6的瞎子，3/4的聋子，对于一个城市的族群来说，缺席的人注定在身体的戕害中找不到自身的意义，就像于同志，在卡尔维诺的世界里，他实际上就是一道数学题，一个文本，“卡尔维诺面对文本就有如面对一场有终点的革命。”所以，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在一条看似走向终点的直线中还会有暴发的可能，因为仇恨的种子“已种在人的集体潜意识中，并且会遗传下去”。

人人都是于同志，人人都有三十年，人人都在自己死的时候看见死亡，这是一个循环，一个宿命，一个集合的文本的轮回，“于同志只是三十年间碧城的一个政治符号，符号不死，一个符号可以等于许多人，所以一个于同志也就是碧城所有人的政治状态与政治历史”，这样不死的符号就是不死的种子，“直到卡尔维诺逝世，也没有写完《睢人三十年》这部著作，于同志也并没有死”。没有死的符号，就像那场战争，在一个互害的时代里，在互文的文本里，“所有人敌对所有人”，所以没有人是无辜的，而人人都是于同志，也意味着人人都不是于同志。

当然，在互害互文的叙事里，《没有人是无辜的》也成为一个误读的文本。标题与文本、负小说与故事、显文本与潜文本、干掉形容词、消除隐喻、消除集权、交互而产生的质换与置换、荡漾的时间和纷繁的空间，这一切都写在梦亦非《没有人不需要注解》的特别附赠里，文本解释文本，也是互害，在“人人都是于同志”的繁复世界里，我按照※*¤的三种体系成为一个注解者，没有绝望，也没有穷尽，在页码编织的分叉小径上，先是从一个有关碧城的历史叙事实验文本出发；再从最后一页回到有关九阡酒、木匠、睢族人办酒、出嫁银饰、鬼师薅介、保寨树的文化仪式和砍树烧炭、大炼钢铁、红卫兵串联的政治仪式有关的的随笔集；再从最后一页回到有关地方异文化、经济管制的正面效应、身体监禁和语言监禁、语言改变世界、立场是语言的表演、权力改变历史、政治语境对思考的抹杀、被掩饰的我本人、语言作为世界的全部的文学思想录，从开始到结束，又从开始到结束，仿佛是J.M.库切《凶年纪事》里的那条“分割线”，生生划出那个被虚构的迷宫。其实按照梦亦非的“虚像”世界的构筑，这些文本还可以变成悬疑凶杀小说、英雄小说、家族小说、以及“请打电话13533207600告诉梦亦非”的通讯录，而这种故意划分出的文本分割线并非是一种割裂，而是对于简化、单选、单一、极权的历史进程的颠覆，对于“人人是施害者，人人又都是受害者”这种同一性下多元性的阐释。

一章的标题就是该章起始的那个词，散文部分中最后一个词或字是接下来一章的散文部分的起始之词，这是文本的粘连，这是文本的循环，只是当第30章的“走”对应于“李奇飞走着走着便迷途于从盘石到碧城的过程中”的起始句，明显是一个例外，或者是站在文本之外也站在文本迷宫里面的“梦亦非”的疏漏，但是我更愿意将它理解为文本的寓言，在一个封闭的循环体系中，是需要这样一个出口，像一个钩子，扣住那一座城市，那一个时间，那一种死亡，“历史走不出一条直线，历史不走直线”，所以历史是一个有着出口的环，在那条“吞噬自己的蛇”的梦里逃逸，从文本集合的世界里逃逸，是的，在“去见识冰山的那个下午”，我的的确确看到了《睢人三十年》之外的那个醒目的“2014”。

一只患有疥癣的猫，一只饿坏的猫，一只被仆人杀死的猫，只是在皮包骨头、体无光泽的疾病面前，凯滕老爷看见了患病的自己，凯旋时被毒蝇蜇了一下成为他身体的巨大疼痛，嗜睡，即使睁着眼也魂不守舍，恢复知觉，却是意志薄弱，虚脱无力的躯体根本不听他指挥，“那由一缕气息激发的微弱的精神也不属他所有。”可是这奇怪的剧痛后面，是一只猫给了他自我的命名，“谁也不怀疑是他自个的命运转到了这只行将谢世的小猫身上”，谢世无非是也已成为事实的状态，只不过是一种等待，对于凯滕老爷来说，等待的不是神甫祈求上帝，不是临终涂油礼，而是在一只病态的猫身上找到战胜可恶的折磨的办法，就像另一个上帝的到来。

亵渎却是救赎，“他觉得，将要重走这条路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世界里的那只小猫。”不管是被赶走，还是被杀死，总之是获得了离开的救赎，这就是凯滕老爷希望得到的，在葡萄牙女人这个妻子面前，十一年的征战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场彻底的改变，而改变伴随的灾难和病痛不是终点，而是在一只猫的命运里得到整个凯滕家族的救赎，没有说出的那句话，是因为在心里早就成为领一个信仰，墙是不透露出一丝声息的，不像那沉重的窗帘，“所有的凯滕人都在这垂帘后生生死死。”所以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眼前的好像不是葡萄牙妻子，而是十一年被颠覆的家族命运，而远处，呼啸的山岚从山脚升了上来。

一只童话书里替它取名的猫本身就是一个童话，呕吐、疾病或者被杀死又能代表什么？童话开始变成游戏之外的生活，不仅是《葡萄牙女人》，在《格里吉娅》那里，男人霍莫不是也在那个隔开世俗世界的弗森那峡谷里看到了童话：“这美轮美奂的童话世界坚定了他们的信心：这个地区像夜空星辰一样陌生而熟悉地闪闪发光的外表之下隐藏有某些令人渴望的东西。”以地质学家的身份进行金矿的开采，对于他来说绝非只是为了财物的满足，而是看到了某种从来没有过的诱惑，“幸福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这是童话的改变，山谷、空气，以及山那边的人，都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的感觉：“那是一种美妙的感觉；在这儿你不像在其他任何地方那样受到审查：你是怎样一个人，你是可靠、强大、吓人还是娇小、美丽——不管你是怎样一个人，不管你对生命的种种现象怎么想，你都会找到爱，因为你带来了好事；它像打前站的先行者，到处都为之备好了洁净的客床，人们眼里藏着欢迎的礼物，妇女们可以任其自由流露，但有时候，当他们经过一块草地时，也可能会见到一位老农站在那儿，挥着大镰刀，像个活生生的死神。”即使像活生生死神的老农站在那里，也是一种更明丽更有滋味的生活，摆脱不了的奇遇对于霍莫来说，是比真实更有趣味的游戏，漂浮在空中，却超越着世俗：“他认识到了将他的生活引入这一孤独的、个人的天意，感到脚下的大地铺满了黄金和宝石，它们不再是世俗的财富，而是一个注定属于他的魔幻世界。”

而且，他遇到了那个叫格里吉娅的情妇。格里吉娅或者不是女人的真实名字，她的正式名字其实叫丽娜·玛丽娅·伦齐，而“格里吉娅”其实是一头奶牛的称呼。诱惑的奶牛让他有了命名的冲动，这种冲动隐含着想象和欲望，“她满嘴这些话，在他吻她时，他从不知道自己是否爱这女人，或者这是要向他证明一个奇迹，格里吉娅只是将他和他的永恒的爱人继续联系在一起的使命的一部分。”并不是炽热的爱，而是永恒，是使命，即使他和她躺在干草仓库里，他也看到了驾着一团绿云升上天空的圣者，就仿佛是结婚和升天的日子。“他感觉到情人的手放在他的手心，她的声音响在他的耳朵里，他身体的每个部位似乎都刚被人抚摸过，他觉得自己是由另一个躯体构成的形式。”数不清身体中的一个身体，数不清爱人中的一个爱人，不管是想象还是命名，在这个没有世俗打扰的世界里就像是童话，永恒而神圣。

罗伯特·穆齐尔也在完成自我救赎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事后他才想通，不是。这是个童话；他再也无法分辨。”在《佟卡》里，出身军官家庭的青年“他”也在童话的世界里遇见女人，而佟卡也经历了被命名，“她洗礼时的德国名字叫安冬妮，而佟卡则是捷克乳名冬妮卡的简称；这些胡同里的人讲的是两种语言混和成的奇怪方言。”不仅是命名，而且在身世上也进行了童话般的处理，佟卡讲的是另一种语言被认为是愚蠢和迟钝；佟卡和别的女人一样没有上过学是无知的女人：“这将成为一个标记被钉在衣服后面，怎么也去不掉。”去不掉的是别人的定义，而在“他”的目光中，这个女人给了他想要照顾的欲望，“他既爱佟卡，又不爱佟卡，因为她不能让他的心掀起巨浪，而只让它像一泓清水平稳地升涨；他的行动超出了他的想象”。微微的触动，微微的爱，即使母亲的反对给他造成了危险，他也做出了离开家庭，带着佟卡来到一座德国大都市的决定。

改变从世俗开始，改变从一个女人开始，改变是为了爱，改变是一种童话的神圣。而凯滕老爷和葡萄牙女人在异乡举行的婚礼也像是一次逼近童话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更多是在美丽的葡萄牙女人身上，他要求他的妻子掉头返回，但是葡萄牙女人坚持要继续往前，这个经常在梦中想象她所钟爱的男人的女人，实际上厌倦了孔雀蓝的海洋，憧憬那个新鲜奇妙的地方，凯滕老爷呢，在十一年的征战的凯旋中，突然被毒蜂蛰伤了，从而那个用剑、武力和残忍堆积起来的个人史和家族史纷纷崩溃，“他这一生做决定都是轻而易举，有如游戏，但此刻他做不到。”

但是这仅仅是改变的开始，仅仅是想象中的童话，包括格里吉娅、葡萄牙女人、佟卡，三个女人都在被命名的故事里被男人们投射在童话世界里。“人生之中，有时候生命明显地放缓脚步，仿佛它踯躅不前，或想改变方向。一个人这时候更容易遭遇灾难。”生命的转折和改变，总会在里面显出灾难的本色，因为他们被陷在那个叫“人生”的理性里。霍莫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离开过妻子离开过孩子，甚至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他也以为和他自己、他的书籍、计划还有生活分开太久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他过去从未离开妻子超过一天，而在他的生活里，他曾经深爱她，他依然深爱她。孩子生病让这种稳固的关系出现了分隔，所以去峡谷开采金矿，其实是在逃避，所谓真实的生活，其实是“他的内在本质像依赖他自个的身体一样依赖它”——它的饿、它的累、它的听、它的看，与他自己的息息相关，而这种真实里，几乎全部是俗世的忧郁。而在峡谷给格里吉娅命名，让她做自己的情妇，却难逃灾难的降临，“他最后一次转身时见到山尖上有雪，雪线下是一小块田地，地里的麦子捆扎得好好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雪和土地的上方是蓝白色的天空。”依然是童话般的世界，只是这个童话却被格里吉娅的一句话解构了：“就让蓝色的天空优美地悬挂在头顶吧，那样一切才会美妙。”他忘了这句话的意思，在小心翼翼继续向越来越窄的黑暗周末中摸索的时候，他在那个幽会的洞口发现了她丈夫的身影，而且是重重的一击，童话陷入了昏迷，“虽然他仍然觉到她的肩膀，但她离开了他或是他离开了她；整个的生命也就这样离开了他，虽然他知道它还存在，但再也不能再将手放在它上面了。”

格里吉娅走了，童话消失了，灾难降临了。而凯滕老爷呢，这个三十岁娶了美丽葡萄牙女人的凯滕家族一员，继承了家族“目光敏锐、全神贯注，远近方圆的一切利益都逃不脱他们的眼睛”的传统，也保留着“他们不跟定居在附近的贵族家庭联姻；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掳回富家女为妻，肆无忌惮地迫使对方要么结盟要么为敌”的习惯，这种传统甚至是凶残，他击败了特里昂特的突然袭击，从征战到凯旋，十一年来他甚至都坐在马鞍上，这种固定的方式构成了他一成不变的生活，但是葡萄牙女人却有了他的两个孩子：“他差不多不认识她为他生下的两个孩子，但这两孩子也同样深爱着远方的父亲。”孩子像是一个谜，在十一年的征战中降临到这个像是童话的生活中，所以灾难就像那巨大的疼痛，遍及身体，当那只猫真的消失的时候，“他来到妻子的卧室外，他停下来谛听，但听不见任何低话语声。”仆人说那个客人骑马走了，“仆人报告说，就在月亮爬上夜空的时候。”

而佟卡呢？这个被带进童话中的愚笨的女人同样给了他一个灾难的打击，佟卡怀孕了，而且生病了，而这种疾病只可能“由腹中的胎儿传染给母亲，或直接由父亲造成”。但在佟卡受孕的时候，他不在身边，而且他生理上完全健康，“差不多可以肯定，他既非佟卡孩子的父亲，也不是导致她生病的元凶。”而佟卡却拒绝承认和别的男人发生过关系，他在陷入灾难般的生活之前，还问：“处女能生育吗？回答只会是：尚无此例。没有哪条法律宣布排除这种可能性；只是：尚无此例。但如果他要认为能，那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王八。”他的确把所有的一切都当成了童话，包括不忠、背叛和卑鄙的肉欲之罪。

格里吉娅在洞口的丈夫，葡萄牙女人十一年来生的两个孩子，佟卡肚子里的不是他的孩子，这种种的灾难都在击溃那些男人构建的童话世界，或者说他们自我命名的女人、爱情都被无情的解构了，这是伦理的困境，数不清的身体变成了一个身体，而一个身体又变成了数不清的身体，而在这些灾难面前，在三个女人面前，他们选择的不是毁灭，不是死亡，不是强加在她们身上的罪恶，而是自我的救赎。霍莫在那个山洞里醒来，看见了格里吉娅逃出去的那条窄缝，而他却选择了自我牺牲，“那是一条出路。但此刻他也许太虚弱了，不能、不想返回生活中去，或眩晕了过去。”而在他眩晕的时候，传来的是金矿中止工作的命令，仿佛他被永远埋葬在自己的童话之梦里。而凯滕老爷也终于超越了家族好战的传统，“他不喜欢秩序、家庭和增长的财富。虽然他年复一年地抢夺他人的财产，可他不是渴求利润的和平，而是从骨子里渴望外出；额头里盘踞着凯滕人的力量，无声的行动完全由额头支配。”赶走神职人员，他像那只猫一样，重新走回到了那条路，呼啸山岚，茫茫林海，那有着凯滕人生生死死的沉重窗帘终于被拉开，亵渎变成了救赎。而在精神之神的佟卡身上，“他也宁愿生病的是他自己，宁愿自视为那孩子的父亲，而不愿离开佟卡。”在病床上，他给不能开头的佟卡写信，“他认真地给她写信，像个伟大的情人”而这些信都在“我相信你”这个句子前打住了，我相信你，就像在那个奇怪的梦里为佟卡在死之前抢到一袋子樱桃，只是光阴穿梭得太快，当他还紧偎大地，还没自信地说出“我相信你！”的想法的时候，佟卡死了。谁又能知道这一切？“这再也无助于佟卡，但有助于他，纵使人类生命飞速而逝，让人来不及听清它的每个声音、找到它的答案。”这答案便是让他变得比别人善良，便是在他的人生中“有个小小的温暖的阴影”。

无法分辨的童话终于在灾难面前看见了它的脆弱，而那些无数身体中的身体，在完成了世俗的超越之后又重新在疾病、疼痛和沉重的石头里被击碎，无论对于被命名的格里吉娅、葡萄牙女人、佟卡，还是力图挣脱伦理束缚的霍莫、凯滕老爷和他，他们都在毁灭和死亡的路上找到了救赎的力量，这就是穆齐尔所说的“诗人的家园”：“在他的对手寻找固定物、心满意足时，他一碰到未知物就能列出那许多的方程式来进行计算，而在这里，未知数、方程式及其可能的解从一开始就没有尽头。他的任务是要不断发现新的解、关联、情况、变体，提出事件进程的范例，诱人的榜样，教人怎样才能成为人，发明内在的人。”

诗人找到了他的理性统治领域，而这种理性是在反对和伦理、秩序有关的工具理性，在这种工具理性中，霍莫陷在自私的自责中，凯滕老爷用一生的努力构建家族梦想，而“他”则被囿在背叛的樊笼里，巨大的工具理性“要求诗人混淆事物的无限性和事物关系的无限性，从而形成一种完全错误的形而上的激情：所有这些都是对“静态物”的妥协，它们的要求是同道德领域的力量相悖的，是反物质的。”而作为诗人们，唯一的任务便是发现人，发现内在的那个人，发现“‘我’在世界上和在人际之间的无可救药的孤独”，就像一块石头，一只猫，一袋子樱桃，也是被创造出的那个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