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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3·2141112·1128 |
| 作者：【法】罗兰·巴特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09年08月第1版 | |
| 定价：26.00元亚马逊19.80元 | |
| ISBN：9787208086609 | |
| 页数：286页 |
“如此看来，很难从内部还原、简化神话，因为为了摆脱神话而做出的举动，转而变成为神话的掠获物：神话最终总是能够意指那原本用以反对它的抵抗。实际上，抵御神话的最佳武器，或许就是转而将神话神话化，就是制造人工的神话：”传统文学传统是不是一种神话？当上世纪60年代罗兰·巴特在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用独特的观点研究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时候，遭受的批评正是因为漠视和不尊重文化中的文学根源，所以巴特用《批评与真实》与其对抗，控诉那种陈旧的、布尔乔亚式的不重视语言细节、刻意忽视其他理论概念挑战的批评方式；他热情地呼吁读者要摆脱既成观念，按照现代思想看待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总是先由一种语言与其自身的冲突组成的。
《批评与真实》：环绕作品编织语言的冠冕
言语围绕着书本回旋：阅读、写作，一切文学都是这样，从一个欲望转移到另一个。
——《阅读》
没有回旋，只有重新打开——“重新”是一种重复的往返，是一种结束的开始，“罗兰·巴特文选”以“神话修辞术”和“批评与真实”构筑了一个书本，陌生的书本，厚实的书本，合二为一的书本，www.qh505.com/book/article.asp2009年8月第一版的书本，在没有撕开塑封之前，它就是一个不被阅读不被批评不被写作的书本，不是“从一个欲望转移到另一个”的书本。可是一切都必须被揭开，被撕掉，被打开，而在重新打开的书本世界里，“神话修辞学”却只是《神话——大众文化诠释》的另一个版本，购于1999年7月，阅读和评论于2015年3月，也是罗兰·巴特，也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却被置换成另一个书本，置换成另一个书名，置换成另一个译者。不仅如此，在“神话”词语的翻译上，也完全也另一种面目出现，“流行神话”变成“神话修辞学”，“摔跤世界”变成“自由式摔跤的境地”，“一名亲切的工人“变成“令人产生同感的劳动者”，“权势与放纵”变成“力量与从容不迫”，“非驴非马的批评”变成“非此即彼的批评”，“阅读和解读神话”变成“神话作为劫掠的语言” ，“阅读和解读神话”变成“神话作为劫掠的语言”，甚至“神话是去政治化的言谈”变成了“神话是一种不带政治色彩的言说方式”。而在2009年8月的新书本里，还增加了“火星人”这个陌生的词汇。
仅仅只是词语上的变更和置换，仅仅只是条目上的翻译和增加，仅仅只是译者的不同理解？可是形成的陌生化是不是有一个新的文本？而这种转变和置换是不是就如巴特所说的“接触”（Toucher）？不思考视觉而是靠书写，“在批评和阅读间挖了一条鸿沟”，把能指和所指分隔在两岸？或者更直接的疑问在于：这是不是有一种书写？从1997年7月的书本到2009年的书本，从2015年3月的阅读到2015年8月的阅读，在时间的改变中那些围绕着书本回旋的语言是不是也在改变？“巴布亚人的语言很贫乏，每一个部族有自己的语言，但语汇不断地在消灭，因为凡有人死去，他们便减去几个词作为守丧的标记。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胜过巴布亚人，因为我们尊敬地保存已故作家的语言，同时也拒绝思想界的新词新义，在此守丧的特征不是让一些已有的词死去，而是不让另一些词诞生。”引用代序，代序引用“明晰性”，在环状而无闭合的引用中，哪些词语必须死去，哪些词语需要永生？那些语言需要保存，哪些语言正在守丧？幸运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但是在某种习惯意义之外，它似乎构成了一种象征，一种不随时间逝去而消失的象征，一种改变意义而开始的诞生，但是在书本和书本之间，在词语和词语之间，在翻译和翻译之间，这样的“幸运”却成为如鸿沟一样的阻力。于是不要死亡，也不要诞生，不要守丧，也不要幸运，仅仅把每一个重新翻译的词语放置在它应该存在的书本里——还是1999年7月购入的书本，还是2015年3月阅读的书本，还是1998年8月第一版的书本，它就在那里，不去重新触摸，不去重新回旋，不去重新阅读和写作。
而剩下的就只有“批评与真实”，新的书本，新的词语，新的批评，新的阅读，巴布亚人和我们各自为安，各自建立象征，各自书写意义，各自开展批评，有时候，“非驴非马的批评”就是“非此即彼的批评”——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唯一选择，只是一个摆放在面前、随时打开、轻松合拢的书本，所以在这种阅读意义上，就是实践着巴特所说“从一个欲望转移到另一个”的过程——“欲求的是不是作品，而是它自身的语言。”当把作品转移到书写的欲求上的时候，作品脱颖而出了，于是在阅读和写作，在写作和批评，在批评和阅读的回旋中，“符号的两面接近了”，接近就是同一，就是合体，在没有谁为了被阅读而写作，也没有谁为了写作而阅读，作家变成了批评者，批评者变成了作家，而在这“新批评”的模式里，“我们踏进去，它把我们带向统一——也就是书写的真实。”
但是，令人生畏的中介如何在批评和阅读中构建？如何使读者在和书本的对话中消除隔离？如何越过被重新翻译的词语而进入“批评与真实”？也就是如何在踏进去的时候被带向统一的真实？巴特的“阅读观”似乎只是构建语言多元化的一个侧面，而在这种“踏入”之前，真正遇到的问题不是如巴布亚人一样对词语的守丧和消灭，而是对批评的反对和处决。“新批评”作为一种流派，重视的是阅读法，是参与创作的自由，可是，在“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冒充的运动，一种被憎恶和反对的先锋作品，“认为这些著作在学识上空洞无物，在文字上故弄玄虚，在道德上危殆人心，其所以能流行，全赖趋时媚世。”而对于这样的批评，人们采取的措施是伤害、打垮，是鞭打、谋杀，是“将它拖到轻罪法庭上示众，或者是推上断头台上行刑”——总而言之，是一件危险的东西。
危险，是因为在它面前站着一个小集团，有着一种权力，在书写和阅读之后进行自由的批评，在作品的第一次写作风格之后再加上第二次写作风格，就是给作者和评论者分配了位置，“由此侵犯了语言的次序”，也就是说，这种危险在于在固定的权力、固定的语言系统中打开了一条无穷尽的路，打开了如玩弄镜子互映的把戏，取消了批评者“警察般”的作用。而“他们”所要的批评是什么？是拟真，是客观性，是品味，是明晰性，是“说示无能”，而所有种种的标准都是让批评走在和权威分道扬镳、互不侵犯的道路上。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拟真，是模仿语言的技巧，但是本质是传统，是圣贤，是大众和舆论等积淀的人类精神，或者是与权威没有任何冲突的语言状态，“这种拟真，不以宣布原则来表现自己，既然是自然如此，便自信超乎一切方法”，而在拟真之外的方法则是一种怀疑行动，是对事物的“本质与偶然”的自问，甚至是一种被冠以“怪诞”、“荒唐”“反常”、“病态”、“疯狂”和“唬人”的荒诞，在这种行动、自问和荒诞面前，就会出现“分歧变成分裂，分裂变成错误，错误变成罪恶，罪恶成为疾病，疾病变成怪物”的危险。拟真也是客观性的一种，没有“存在于我们以外”的作品素质，没有“放任自流的荒谬性”，没有思想的分歧，只有可循的事实，只有“语言的准确性、心理统一的蕴涵和体裁结构的强制性”。而其实这种客观性是一种辞典学意义上的遵从，是消灭联想的阅读，是一种不应揭露的人生平庸状态，所以在这样的客观性中，巴特把词语称为商品，“它只有交际作用，犹如一般商品的交易，而没有提示作用。”没有联想，没有提示，当然更没有批评，在这样不具有客体属性的“品味”面前，实物变得平淡无奇，类的糅合被违禁，“具体”变成习惯，而人也只是远离精神分析，成为由“艺术创造者”的上部和“性器官”的下部组成的被解剖者。而这种客观性也导致了明晰性，“‘明晰性’并不是书写的特性，而是书写本身。一旦构成为书写，就是书写的幸福，因为其中充满了欲求的一切。”明晰性是一种保守，是一种自傲，是一种神话，是一种把不合它意的“病态”文字变成净化语言的政治行为，“奇怪的是，法国人不断地以他们能有一个拉辛（只用两千个字写作的人）为傲，却从来不埋怨没有一个自己的莎士比亚。”而这种只有一个拉辛的“明晰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巴特所说的“说示无能”的表现，“对它来说，似乎要维护的只是一种纯美学的特质，纯粹的作品，隔断一切与世界和欲望的联系。这是一个纯粹属于道德范畴中腼腆的结构主义模式。”否定了莎士比亚，否定了其他语言的权利，这一表述的结构就等同于法雷尔的建议：“有关众神，就说他们是众神。”拉辛是拉辛，众神是众神，“有关文学，就说是文学”。所以批评的拟真就是在一种通往沉默中寻找语言的替身，而这个替身不是别人，就是“瞎说”。
批评活在拟真状态中，不管是沉默还是瞎说，都是对批评的“处决”，都是对真实的否定，拟真不要分歧，客观性不要意义，品味不准说话，明晰性是不合它意，“说示无能”是没有象征，旧批评建立的标准就是抹杀了语言的分类，就是害怕语言的变革，就是只剩下书写本身——连批评也不存在。所以巴特在解构这样一种批评法则和体系的同时，着手构建一种语言的革命，构建一种批评的功能，构建一种书写的意义。“然而差不多近百年来，无疑的，是始自马拉美，我们文学地位正经历一次重要的调整：交换、渗透和融合，因而产生文字的双重功能，也就是诗学与评论的功能。”建构首先是要消除批评的危机，要将批评成为一项名副其实的书写活动，要拆解在创作和批评之间的旧神话：“无上的创造者与低微的侍从，二者都是必须的，但应该各就各位，等等。”实际上，就是要重新决定批评的地位，重新界定作家和语言的关系，重新给予语言多元性的意义。
语言的多元性，就是象征的多元性，就是意义的多元性，就是作品的开放性，“作品不受任何语境所环绕、提示、保护或操纵；任何现实人生都不能告诉我们作品应有的意义。”而这就是一种文学的新批评和新范式：“文学著作所依附的象征语言在结构上来说是一种多元的语言。其符码的构成致使由它产生的整个言语（整个作品）都具有多元意义。”而在巴特看来，要形成一种多元意义，要围绕作品“编织一个语言的冠冕”，就必须从科学、评论与阅读这三种语言中去寻找和发现。
文学的科学化不是有关内容的科学，而是有关“内容的状况”的科学，也就是形式的科学，“它感兴趣的，是由作品产生的生成意义，也可以说是可生成意义的变异。”可生成意义就是可能性，就是多元性，在话语科学的层面上，巴特认为当前语言学的任务就是“描写句子的合法性”，“描写作品的可接受性，而不是它的意义，只有在语言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中建立文学能力，才能在与“天才”无关，与灵感无关，与意志无关的规律中重新生成意义，所以巴特要让作者死去，只有当作品摆脱了作者写作的动机，抹除了作家的署名，作品才能变成神话，“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书写神话学，它的对象并不是决定了的作品，而是通过一种特别的神秘的书写。人性藉此尝试去表达意义，也就是它的欲求。”
文学科学探索意义，而文学批评则产生意义，它不是翻译作品，而是通过作品“演绎意义时“孕育”出某种意义”，当作品生成之后脱离了署名的作者，其实就是脱离了一种纯粹的反照，脱离了第一种语言的意义，而在批评这种“第二种语言”的作用下，产生了“变形影像”，“变形影像本身是一种屈从于视角的限制转换”，这种转换突破了批评的三种限制：把作品中的一切都看成有意义的；把能指纳入到象征逻辑里；把客体与主体对立起来。如果批评突破了这三种限制，就是建立自己的“适当性”，就是尝试根据“确切的心灵演出”自己的语言，重建作品的象征情状。不去表达实在的主客体，没有指向藏匿或客观性所指的隐喻，那么象征就能寻找象征，“让一种语言去充分表达另一种语言”，这样的批评就完成了产生意义的目的。
而在书写本身上，阅读需要建立的是一种表态，一种行动，“一个在书写中保持着的小小行动”的意义是将阅读对作品的欲求融化在作品之中，是拒绝以作品本身的言语之外的任何其他的言语来重复作品。在书写的范式上，巴特认为中世纪建立了四种书写的职务，一种是一字不加地抄写的抄写者，一种是不加任何己见的编纂者，第三种是只为加强可理解性而加上己见的评论者，最后是只根据权威说法加上己见的诠释者。虽然后两种加上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实际上，所有的职务书写者都是在一个系统里，那就是完全忠实于“古籍”，完全在唯一“书”里“毕恭毕敬”地书写。而巴特认为，批评并非是这样一种客观的批评家，而是要在书写中避免权威，建立一种“纯阅读”的批评方式，拒绝仿作。
纯阅读是建立自己的书写方式，是实现自己的表达行动，是欲求属于自己的语言，这种书写方式和文学科学化、批评一起建立起语言多元化的体系，建立开放的作品，建立象征意义，而这三种范式也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作品的生成、孕育、书写中完成语言的一种革命，在“围绕着书本的回旋”中定义真实，也在文“只得到一个同一的言语”中编织新的冠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