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15 往事和近事：另一种阅读

阅读多少显得凌乱，以致混乱。是将134页的《韩愈志》掩卷，“凡六篇：曰《古文渊源篇》第一，《韩愈行实录》第二，《韩愈佚事状》第三，《韩友四子传》第四，《韩门弟子记》第五，而殿以《韩文籀讨集》第六。”看上去也只是在解读韩愈，但实在是有些吃力，一来不熟悉韩愈的诗文和历史贡献，另一个原因则是对于钱基博深奥的古文一知半解，“余自十八岁读《昌黎集》，细诵而深思，长吟而反复，亦既三十年于兹。余发如此种种矣！会心不远，写之眉间。积久覆视，时有独到，怡然自得。”想来，用三十年来阅读“籀讨”韩愈诗文和古文运动的贡献，也是“积久覆视，时有独到，怡然自得”的快乐。

在时间中沉淀，“细诵而深思，长吟而反复”，所以能有一些感悟。而在个体的时间里，三十年或者更多是不是一种极大的挑战？《韩愈志》捧在手里，从翻开第一页到合上最后一页，也只是花费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当然一知半解读之寥寥，这或许也是对于时间沉淀的一种深刻感悟。其实能硬着头皮一页一页翻过去，也是一个进步，而回溯这几年的阅读，也大都是一些现代的诗文、小说，对于所谓的国学知之甚少，更无从耐着性子久坐而读，所以在这些文本中获悉未知的东西，也是一种自我挑战。

似乎是从《中国雕塑史》开始，《国学概论》、《鬼谷子》、《赵州录》、《四十二章经》、《列子》、《搜神记》、《博物志(外七种)》、《酉阳杂俎》、《大唐西域记》、《子不语》，其中有鬼神，有寓言，有禅语，有地理，在那些文字面前，原本陌生而且敬而远之的世界打开了，这是新的世界，有时是知识，有时是思想，有时是趣闻，但其实，这一个新世界的打开却戳到了阅读的真正软肋，所谓积累，也大约是在不懂的地方找到突破口。而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选择适合的文本仍然是重要的，在那些典籍里其实收获的不只是文字的意义和某个故事、某段道理的阐释，而是在一种触摸中接近自我，而这几乎是我曾经所遗忘的。

阅读是将人包裹起来，而在时间的沉淀中，这种包裹却像是与时间进行着对抗，所以走进那些古老的文字和抵抗时间，也是矛盾的，不如就在那文字的表象里寻找和现实的距离，而在距离中收获一种“文之悦”。“历史恰似一个齐全的字库，智者可以找到一切需要的文字，随心所欲地写出文章；愚者只能望之兴叹，反而会责怪字数太多，一旦发现了自己不想看到的文字，不免要怀疑编造者的别有用心。”这阅读的境遇也如《往事和近事》一样，是在时间的距离中关照自身，在历史中发现“往事和近事”。

那书是被遗忘了，平躺在书桌上，而被遗忘的是往事还是近事？或者不是事，是人，是时间里的沉淀。收拾起在历史深处的叹息，阅读已经变成了超越形式的取舍，在柜子深处，还会发现另一本书，关于那个钱氏吴越国的文献和诗文。依然是历史，依然是“往事和近事”，当然也是一种“遗忘”。齐全或者不齐全，也都是历史之外的感受，而我们不是智者，也不是愚者，只是观者。打开、合拢，若有所思或者一无所获，但总之是阅读了。

昨天晚上就开始看余华的小说《兄弟》，一直在自己的书橱里，却一直没有翻阅，只有在很认真地列入“我的图书馆”阅读计划的文本，才会有一种“正典”的感觉，取下，打开，都富有某种仪式感。其实，在书橱里，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5年的存放史里分明写着“往事和近事”，而在小说的后记里，余华也写到：“五年前我开始写作一部望不到尽头的小说，那是一个世纪的叙述。”也是五年，也是无尽的时间，仿佛约定好了一样，每一种和文本有关的阅读都在创造新的历史，这历史隔着现实，却又回到了现实，像一直不曾离开，只有在猛然回头的时候，才发现时间里写下了太多的“往事和近事”，写下了太多的历史和现实，写下了太多的记忆和遗忘。

往事和近事 葛剑雄 著 三联书店
“我学了历史，特别是研究了历史地理以后，对过去越来越了解，童年的记忆也由苦涩而变得温馨，因为当时所见所闻而今早烟消云散。”作为历史学博士和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的研究专家，葛剑雄在《往事和近事》中或许并不仅仅是对于一种“个人史”的缅怀，从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感悟，到对导师的回忆及上世纪90年代社会现象的点评，无不渗透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而这种人文关怀更让历史多了些嘲讽与遗憾，同时也在感性叙述中表达了某种的苦涩和无奈。研究文集里收录有：《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天堑何曾限南北》、《永恒的矛盾：追求与现实之间》、《11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浩劫中的忘我追求》、《最忆康桥风雪时》、《移民·移民文化·上海文化》等文章。

钱氏吴越国文献和文学考论 李最欣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将研究目光着眼于钱氏吴越国，显然不是一门显学，从研究钱氏吴越国历史最基本最重要史书的《吴越备史》入手，作者得出结论：钱氏吴越国作者49人，著作125种2381卷，另有29种不知卷数，2种12卷为清人新编。吴越国的著述就作者人数、著作的种数与卷数而言，在十国中均列名第三。而同时，作为吴越国王室文人的代表，钱镠的诗歌有以民为本、爱民保民的主导思想，有建功成名、敬天畏命的思想。另外，吴越国幕僚文人之成就显著者集于钱镠为王时期，其代表为罗隐、罗邺、罗虬、吴仁璧。作者也指出，吴越国幕僚文人文学创作的不景气状况原因复杂，以察举代科举这种倒退三百年的人才遴选政策恐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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