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9 《操行零分》：作为先声的“寝室革命”

音乐响起，官员如席，庆典开始，校庆日，仪式，官员，这些词语组成了这所寄宿学校一年之中最官方，也是最隆重的节日庆祝活动，但是仪式，却是一种制度走向终点的标志，却是一种生活被瓦解的开始。当四个孩子在屋顶上插上旗帜，扔下“武器”，这场以革命的名义开始的反抗，使仪式成为一种反仪式，而留下的背影让他们更像是揭竿而起的英雄。

仰拍的背影，变得高大，那爿天空是他们的背景，而底下欢呼的学生，则变成一种集体的力量，而被来关禁闭学生的阁楼则成为校领导和官员躲避攻击的避难所，仪式被解构，身份被颠覆，反讽和戏谑的故事里，“操行零分”的处罚终于在1933年爆发出反抗的先声，旗帜、武器、反抗者所组成的是革命的标志，正如他们在寝室里喊出的口号一样：“打倒老师，我们要革命，我们要斗争，我们要炮轰虚伪的校庆日。”

对于这所寄宿学校来说，在反抗之前，学生情绪的表达是压抑，是愤怒。当假期结束，孩子们重新回到学校，回到学校，其实意味着回到禁锢的制度中，回到管制的生活里。宿舍的灯总是灰暗的，教室的窗外总是有一张监视着的面孔，饭桌上总是一成不变的土豆，而那个衣冠楚楚的校长，总是对他们下命令，最重要的是，一旦触犯纪律，他们总是被安排进入禁闭室：“操行零分，关禁闭！”其实，在这所学校里，处处是禁闭室，无论是教室还是宿舍，在一种被严格规定的纪律中，任何的举动都被控制，都被纳入了不得违反的制度里。

	导演: 让·维果 编剧: 让·维果 主演: 让·达斯特 / Robert le Flon / Du Verron 类型: 剧情 / 喜剧 / 短片 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 语言: 法语 上映日期: 1933-04-07 片长: 41 分钟 又名: Zero de Conduite

学校的管理人员戴着一副墨镜，当宿舍的灯被熄灭的时候，墨镜世界里就是一片不该点灯的黑暗；学校的监舍总是一副猥琐的样子，他会凑在窗户外面，观察教室里孩子的举动；而那个校长，竟然是一个长着满脸胡子的侏儒——一种反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矮化这种制度，在颠覆这种纪律。而这种矮化和颠覆，却以戏谑的方式解构着他们自己，监舍趁着教室无人，偷偷从他们的书包、课桌上拿走孩子们的食物和玩具，藏身在自己的衣服里；侏儒校长在严厉批评学生之后，脱下的那顶黑色帽子只能很费力地被摆放在那张桌子上；那个胖老师维奥特，竟然在上课的时候，用手摸了低着头的女学生泰巴德。

他们是权力的代表，他们制定着控制学生的制度，所以即使自己犯了错，那些所谓的规定也对他们毫无约束力，维奥特摸了女生泰巴德的，当泰巴德站起来狠狠骂他是狗屎的时候，他竟然找来校长和学校其他管理人员，让泰巴德道歉，似乎错在受害者，而泰巴德站起来，不仅没有道歉，还重复了那一句愤怒的话。这就是一种不屈于权贵的反抗，每次泰巴德总是站起身来，当她站起身来的时候，不仅高过了维奥特，还搞过了侏儒的校长，所以对于这一种禁锢人的制度来说，唯有你站起来才能站在另一个搞点俯视他们。

《操行零分》电影海报

而俯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反抗，更在于他们需要抵达他们那种渴望的自由。他们是孩子，他们是学生，他们拥有一颗自由的心，在回学校的列车上，两个孩子快乐地玩着游戏，他们用鼻子吹着小号，他们拿出球合作变魔术，他们把羽毛插在屁股上，这是孩子的天性，即使在学校的厕所里，他们躲在那里抽烟，也是一种释放，所以在跟着胡戈特老师外出上街的时候，那从学校出来排好的队列全部解散了，他们自由行走，他们快乐奔跑，他们接近陌生女子，在一个开放、自由的世界里，他们似乎才能找到自己。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天真的释放，需要的是不拘的行动，在宿舍里学毛学狗叫，在吃饭的时候打成一片，在雨天夜晚快乐回校，这就是应该属于他们的生活。

但是，自由是有限的，放纵是犯错的，雨天回校，得到的是校长一句话：“真是无法忍受，他们必须被看住。”在学猫学狗叫之后，他们得到的是操行零分并且关禁闭的处罚，而被老师欺负，他们同样必须以道歉的方式才能得到宽恕。所有制度的制定权、处罚权都在老师身上，所以老师实际上就是维护者，并且成为了不变仪式的一部分，而自我在权力体系中的膨胀，到最后必然是爆破的结局。只有那个新来的老师胡戈特，更像是一个教育体制之外的存在，他在列车上顾自入睡，完全不管孩子的行为，“他死了”是孩子们对他的戏谑，在操场上他和学生们一起玩球，还学着卓别林的样子引起大家的围观；在教室里，他给孩子们示范倒立行走，并且在纸上画美女图；在街上，他也从来不约束孩子们，和他们一起玩乐，甚至带着他们追逐街上的漂亮女孩。

胡戈特似乎是一种体制外的存在，也正是这种体制外的存在带给学生斗争的勇气，“胡戈特是好人。”这是他们的评价，也把这个应该对立于他们的老师拉进了自己的阵营中，虽然孤立，却也是一种力量。所以当处罚越来越严厉，禁锢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当校庆日的仪式成为制度一个部分的时候，孩子们终于开始了“寝室革命”：泰巴德爬上了屋顶升起了反抗的旗帜，孩子们作为响应在寝室里打成一片，他们向老师扔枕头，撕裂了里面的羽毛，在羽毛满天飞的寝室，他们喊出了“打倒老师，炮轰最虚伪的校庆日”的口号，并且在校庆日的那天，把熟睡的老师绑在了床上，然后竖起来，挂上灯笼，像是一种献祭，为革命献祭，为自由献祭——那沉沉睡去的老师，竟然在革命的风暴中不曾醒来，这是一种最彻底的麻木。

谋划革命计划，绘制革命旗帜，准备革命武器，他们颠覆这样一种制度，从“寝室革命”开始，并且最后占据了学校的制高点，当他们扬起那面旗帜，从屋顶上扔下武器的时候，那些学校的领导、官员和士兵，却毫无对抗的可能，他们只是狼狈地逃离现场，在阁楼上观察着孩子们的举动，而这个阁楼，曾经就是那些被处罚的学生关禁闭的地方，在这一种反转中，他们似乎被审判，变成了革命中的失败者。

而在革命风暴中，只有胡戈特和他们站在同一阵营，他和学生们一起欢呼，一起向屋顶上的英雄致意。但是在这个革命胜利的结局里，孩子们是最后的胜利者？胡戈特是最后的成功者？似乎并没有结局，而其实在这反仪式的革命中，孩子们根本无法彻底地推翻什么，胡戈特也不能彻底地告别这种制度，孩子似乎和学校有着必然的联系，那个卡萨特的母亲就在学校厨房里，她每天煮的土豆是学校的食品，也就是说，她本身也是制度中的存在，而学生们在讨厌土豆的时候，也说出了“打倒土豆妈妈，我们恨土豆”的口号，也就是说，他们所反对的很可能是和自己利益捆绑在一起的那些人，这是无法彻底的原因；另一方面，胡戈特也是制度的一部分，他在教室里示范倒立行走的时候，就是被监舍发现，最终被带离了教室，所以即使他和孩子们在同一阵营中，即使他参与了革命，但是最后他的命运也摆在那儿，他根本无法超越着一场革命仪式之外的现实。

但是，对于1933年的革命先声来说，让·维果并不是要寻找真正压制人的原因，他只是通过这41分钟的短片喊出那些孩子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只是揭露那些侏儒统治者的膨胀权力，但是形成了心声，也必然会带动对于制度、对于教育，对于人性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让·维果也是站在那屋顶的英雄，他以一个背影勾勒出了革命已经到来的前景，而《四百下》的特吕弗、《如果……》的林赛·安德森、《死亡诗社》的彼得·威尔，或许都在他背影下逐渐成长起来，最终以自己的方式吹响了革命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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