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29《气球》：升空和坠落的自由传奇
从热气球上掉落的彼特和甘特做出了投降状，看到的却是来自巴伐利亚的伐木工人，于是他们高喊：“我们成功了”；加强了边境巡逻并动用了直升机的中校看见信号弹在夜空中亮起，无奈地说了一句：“白忙了一场。”隔着铁丝网，一边是成功的喜悦，一边是失败的无奈，当两种命运成为这个夜晚的写照，这出夹杂着太多运气的“惊天大逃亡”终于从一个囚禁之地去往了自由王国，而根据1979年“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也变成了一出来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传奇。
导演米夏埃尔·赫尔比希把这个真实事件改编成传奇的目的是明显的，1976年9月16日，来自东德的两个家庭共八个人，用他们自制的热气球跨越了边境线，飞越了铁丝网，飞行18公里，用28分钟的时间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逃亡”。为什么伟大？因为他们冒着被逮捕、被枪杀的危险，毅然选择了逃亡，甚至还留着年迈的母亲，甚至还有亲人在东德，而且，热气球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去往西德，在充满了各种变数的行动中，在随时可能被发现的危险中，在孤注一掷的逃亡里，成功只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他们却将这一切变成了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偶然而成为必然的背后，是对于自由的向往。
越是将这种危险性表现出来，就越能展现对自由向往的不可阻挡性，所以米夏埃尔·赫尔比希制造了太多的冲突。首先在宏观叙事中，他一开始就打出了字幕，“1976年至1988年间，38000名东德人企图逃亡西德而失败，至少有462人在边界丧命，他们被烙上了叛国贼的标签……”数字是历史的一部分，它是客观的，但是不免有些枯燥，于是米夏埃尔·赫尔比希用一个视觉强烈的镜头来说明失败者的命运：黑夜中有人试图翻越铁丝网，但是被巡逻的士兵发现，于是枪声响起，越境者中弹，他倒在东德边境这一侧，连死都无法实现跨越的他，最后呈现的是一张血肉模糊的脸——死去的462人或许都像他一样，在被烙上了叛国贼罪名之后，死无葬身之地，而且还会连累家人和朋友。
宏观的数据和微观的惨状之外，米夏埃尔·赫尔比希用从当事人的惊险逃亡中制造冲突，两个家庭花费了两年时间筹划这一次逃亡，当万事俱备，意外出现了：负责缝制热气球的甘特说，这个气球不能承载八个人，所以他决定让彼特一家坐上气球去往西德。彼得决定当天晚上就行动，大儿子法兰克似乎早就知道了这个计划，但是年幼的小儿子费奇对此一无所知，他甚至在白天的课堂上被学校老师要求唱起歌颂社会主义的歌曲，所以对于几乎被洗脑的费奇，一家人开始了启发，与其说是启发，不如说是欺骗，母亲朵乐丝告诉他晚上去露营，当费奇还有疑虑的时候，朵乐丝终于告诉他，我们是去西德，还答应他去了西德之后给他买脚踏车。当一家人开着车带着热气球来到边境树林的空地，费奇开始害怕，但是朵乐丝护住他，四个人终于上了热气球，气球开始慢慢上升，正当气球在大风的助力下穿越云层向西德方向进发的时候，由于高度太高，瓦斯管受冷，燃料未能充满燃烧，于是在升空14分钟之后，气球熄火，并慢慢坠落。
没有越过边界，对于彼特一家人来说，这并不只是简单的计划失败，对于他们来说面对的是比制作热气球更危险的局面，因为他们没有飞过铁丝网，他们重新回到了东德，他们的整个行动都可能被秘密警察发现，由此这场大冒险变得让人窒息：中校发现了热气球之后，开始了大搜捕，这场计划实施中的热气球布料、瓦斯管、蓝色瓦特堡车都会成为暴露行动的证据，甚至朵乐丝还不小心忘记了那张甲状腺的处方签，而处方签上有编号。除了这些可能的物证之外，彼特一家对面住的是秘密警察艾瑞克，艾瑞克和彼特是邻居，艾瑞克的女儿克拉拉和彼特的儿子法兰克则是情侣，在他们交往中很容易走漏风声。
| 导演: 米夏埃尔·赫尔比希 |
米夏埃尔·赫尔比希制造的悬念还不止这些，朵乐丝在第一次失败之后开始了犹豫，她内心似乎有了某种阴影，“我不想失去孩子。”她的第一愿望不是为了追求自由，而是为了不家破人亡，这个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让整个家庭的逃亡计划变得扑朔迷离；而在计划失败之后，彼特一家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总觉得一双双眼睛正盯着他们，无论是敲门打听国庆节准备国旗的政府人员，还是酒店大堂正在看报的陌生人，在他们看来仿佛都有秘密警察的影子，而他们试图寻找美国大使馆以求政治避难的计划也最后破产，那被放在经过女士包里的烟盒上写着求救信，最后也是没有了下文；最重要的是，甘特接到了征召令，他将在六周后入伍，如果这个计划想要继续实施，一定少不了甘特，而甘特父亲对他说“你有大好人生”的期盼，更是让甘特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在情况变得危急的时刻，米夏埃尔·赫尔比希并没有停止制造悬念，反而加大了悬疑力度：两家人决定再做一个热气球。于是他们又开始买布，只不过采取接替购买的方式躲过纳西耳目；他们开始在地下室里缝制热气球，为了不让邻居起疑，甘特和妻子佩特拉假装来彼特家聚会而喝醉酒的朋友，摇晃着开着摩托车走了；甘特的孩子在幼儿园老师问爸爸最近在干什么时，他竟然说在缝纫机上缝东西，幸亏在中校来学校探口风的时候，老师说他们家在赶制国庆的国旗，才化险为夷……裁制、缝纫、焊接，两家人冒着危险制作热气球，开始第二次大逃亡，而这一次几乎就是在秘密警察眼皮底下发生，当他们正逐步掌握情况慢慢接近真相时，起风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他们将热气球运到了树林的空地，然后点燃了瓦斯罐，但是法兰克却没有及时割破最后一根绳子，在热气球摇晃着升空并燃着了布料时，这个计划似乎又向着失败迈进，幸亏绳子最后被割断了，八个人也终于随着热气球升到了空中，但是因为顶部缺了布料，再加上上空气温骤降，热气球上的火焰又慢慢变小，最后甚至和第一次一样熄灭了。
火焰熄灭，气球下坠，在惊恐声中最后落入到黑暗中，这似乎又是第一次计划的翻版，但是当彼特和甘特从树林中走出，看到大路上的卡车和从车上下来的人时，他们以为自己难以逃离秘密警察的逮捕，但他们听到的却是：“这里是巴伐利亚。”他们才知道在28分钟的升空中，气球已经越过了边界，落在了他们想要到达的西德土地，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虽然狼狈，但是终归逃离了东德的追捕，终归远离了被逮捕被处决的命运，在“我们成功了”的欢呼声中，从此走向了自由。在种种危险的铺垫中，在命运被悬于未知世界的时候，米夏埃尔·赫尔比希似乎达到了制造传奇的目的，让这个在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演变成了更富视觉冲击的传奇。但是，在这个影像化的过程中，当真实事件被赋予了太多传奇色彩，是不是反倒变成了一种虚构？
《气球》电影海报
很明显，米夏埃尔·赫尔比希设置了电影可以被阐释的中心，那就是两家人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追寻自由？就像中校对疏于值守的中尉说的那样：“我们做了什么，使他们要冒着重罪的危险？”这或者也是那个时代那个国家的疑问，这是这个惊天大逃亡计划得以一而再实施的原因，也是整部电影最基本的逻辑主线，但是米夏埃尔·赫尔比希显然没有设置好这个逻辑的起点。在电影中，有许多关于东德社会不自由甚至囚禁式的描写，比如朵乐丝曾经闪回了自己弟弟惨遭迫害的镜头，正因为此，她才想要一家人平安；在计划失败之后，彼特一家人走在街上总感觉有无数双眼睛在监视着他们；在搜查行动中，秘密警察也可以动用一切资源，从布料店到药房，都在查找他们的踪迹……但是这些并不能构成东德专制现实的真实写照，他们对身旁人的怀疑只是自己的敏感而已，而秘密警察对案件进行调查似乎也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
而且，对于彼特和甘特两家人的逃亡理由，似乎也是不充分的，他们拥有稳定的工作，家境也算殷实，不管是生活还是孩子的教育，至少都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选择冒险似乎仅仅是行动本身，或者说，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样本而已，米夏埃尔·赫尔比希没有凸显他们的遭遇，当他只是在随机中选择这两家人成为“叛国者”，便缺失了说服力。而在表现这个逃亡计划时，又因为可以强化传奇性，反倒失了最基本的叙事逻辑。第一次计划失败，他们其实留下了太多证据，比如那辆蓝色的瓦特堡车，比如那些瓦斯罐，比如制作气球的大批布料，更成为直接破案线索的则是朵乐丝留下的那张带有编号的处方签，只要从药房里找到编号所对应的患者名字，这个案子就完全没有了悬疑，但是那些秘密警察在查找这些证据时，显得极为愚笨，直到他们制作完成了第二个热气球，并开始了第二次升空，中校才找到了那间秘密地下室——从第一个气球花费两年时间制作，到第二个气球只花费短短几天，这其中的传奇性完全变成了米夏埃尔·赫尔比希的人为设置。
而更为奇怪的是，当秘密警察发现了真相开始在边境大肆搜捕的时候，两家人竟也能躲开他们奇迹升空：中校带人闯入了制作热气球的地下室，发现了一切秘密，于是在确定的区域里布防设卡，而此时彼特因为要接佩特拉竟然开着那辆蓝色瓦特堡在路上行驶，他们甚至看见了前面设卡的警察，一个掉头竟然避开了他们；甘特开着摩托车去带忘了钥匙的法兰克，路上真的遭遇了正在盘查的警察，当警察要查看他的证件时，甘特知道自己一旦拿出证件就意味着被抓捕，就在这个时候警察发现了另外的线索，竟然离开了，使得甘特顺利和彼特汇合；在气球升空之后，还是遭遇了问题，甚至最后还是熄火掉落下来，在大家都认为这次再也难以逃脱时，命运却把他们带到了西德境内——这只是一次有关运气的偶然成功，在通往自由之路上，他们随时可能成为叛国贼，随时会被送入牢房，随时别结束生命。
胜利的偶然性，也许也是这场惊天大逃亡成为传奇的一个原因，也折射出自由之路的艰辛，从这个意义上强化了“我们做了什么，使他们要冒着重罪的危险？”的主题，但是在缺乏了逻辑的故事里，在抽离了现实的剧情里，一只气球的升空和坠落完全和物理学无关，它也变成了一种向往自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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