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22 《绿色教会》：我们也保持匿名
“一只乌鸦真有运气，”他用肯定的语气说道，“它是那样缺乏自己的特性，是那样具有乌鸦的共性，第二天它可以回来栖在另一树位上，也可以消逝得无影无踪，都没有任何人发觉。”
——《第二十八章》
一只乌鸦，是单数的存在，当它飞向无数只乌鸦这个复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真有运气”？一只乌鸦，是缺乏自己特性的乌鸦，是具有共性的乌鸦，当它消逝得无影无踪，或者飞回来栖息在一棵树上的时候，它和所有的乌鸦一样，成为集合名词之一种，但是这种集合取消的只是单数的存在，但是它永远无法取消一种物的存在，也就是说，当一只乌鸦成为众多乌鸦之一只，它不再是“一只”乌鸦，但它却永远是乌鸦，黑色的乌鸦，会飞的乌鸦，栖息在树上的乌鸦，以及可以在人类发觉之前消失的乌鸦。
一只乌鸦没有了特性，但是乌鸦的共性有必定把它归结在乌鸦这种和人类区别的物种身上，所以这仍然是一个不幸运的事，而对于在森林里出现的那个人来说，他也一定努力在取消“一只乌鸦”的单数特性，但是从来没有脱离人类的视线，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我们回森林”的生活。当他在森林的“酒桶塘”中出现而被发现的时候，他的存在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个别人都没有个性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反而变成了人类视觉的中心，反而强化了自我的特性，反而无法从人类社会中脱离开来。
狠狠扔掉了那只手表，这是他追求森林生活的第一步，手表之存在，当然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它固定了时间，它物化了时间，甚至它控制了时间，所有的时间都变成了人类的时间，这是一种脱离自然的强化方式，所以他以消灭的方式，否定了人类的时间，从而让自己进入到自然时间。“好，对，是，必须把这个也消灭了！”对那只狗所说的话，是一种消灭的意志和行动，但是狗能听见吗？与其说是对狗说，不如说时对自己说，而作为一个能吹笛子的现代人，他这句话的潜在意义是，用人类的反抗方式去除人类的特性，而这几乎变成了一个伪命题。
因为，这一句话不仅自己听见，在森林中的“观察者”戈迪翁也听见了。听见说话，看见扔掉手表，构成了他森林生活的一部分，而当被看见被听见的时候，他又自动从森林中返回到了人类世界，又以“一只乌鸦”的单数方式被别人发觉。“那个人赤着身子。如果他的手表不计算在内，他确实一丝不挂。他金黄头发，金黄胡子，从胸脯上部直到阴部，汗毛也是金黄的。他身体偏瘦，肌肉一道道鼓起，完全晒黑了——就连不穿衣服的度假人穿短裤那部分皮肤颜色较浅，他也没有。”赤裸着身体，一丝不挂的行走，如此特立独行，他甚至连一只乌鸦也不是，它是必须被注意甚至必须被猜疑必须被解读的乌鸦，无法逃离，也无法回到森林中去。
作为一种发现，他成为了一个目标，一个赤身裸体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森林里？他是谁，他在干什么？当他被纳入到人类观察世界的时候，这些疑问就成为揭露他生活的一种必要，也让他以反向的方式拉回到人类中心里。拉回到人类中心，其实经过了两个步骤，一个是重新寻找，第二个是与他对话。重新寻找是在森林世界里找到“一只”乌鸦，一只存在的乌鸦，一只单数的乌鸦，以镇长乔治·维洛尔热和宪兵队长波莫涅为首的寻找人员在森林中寻找他的踪迹，而这种寻找似乎并不费力，当马兰·拉代尔用枪打伤他的时候，他以森林中动物身份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成为射杀的猎物之一，是和人类的一种敌对状态。“裤子右侧已经撕破，露出一条光腿，腿上沾满鲜血，一直到大腿跟。”被打伤，而且在流血，最终被送到了医院，在这一种人为制造的伤害里，他的确在更大程度上变成了对人类有着某种威胁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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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38·2170319·1373 |
“此人便是你们发现的那个人吧，是不是？我们怎么也没法叫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来，你想想看！”现在的问题是：他是谁？这是最需要确认的一个问题，只有有了名字，他便有了身份，有了身份，便有了社会关系，有了自我的历史，有了经历，甚至有了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然条件。为什么他必须是谁？因为从太多的证据显示，他根本无法像扔掉那块手表那样消灭自己的社会属性，他会吹笛子，甚至会吹奏波尔代尔的《索莱的手帕》或《德·凯尔加里翁先生》、巴赫的《A小调奏巨鸣曲》、拉罗的《纳木娜》等名曲；他有广博的知识，会背诵封波尔的诗，知道如何不让猫够着那些猎物，知道“山雀攀在枝上，头朝下吃食一点没有问题”；他很懂礼节，喝酒之前和之后都用餐巾擦嘴，一直谨慎持重，“丝毫不畏畏缩缩，不眨眼睛，那漂亮的高卢—一属gallia comata族———头既不高仰也不低俯。”当戈迪翁和女儿克莱尔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很有礼貌地向我们道歉：“小姐，请您原谅，那天我衣裳穿得很少。”他蓝色司炉服口袋反面的制造商标签，作为女权时代男性奇异标志的胡子，光滑的拉丁人皮肤，以及上衣口袋里藏着的一张五百法郎的票子，无论如何都让他无法逃离这个社会，而当有人冒充是他的父亲来找他的时候，他甚至在情急之中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父亲？这真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他死了三十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是遗腹子……”
父亲死了三十多年了，自己是遗腹子，这是最重要的信息，他根本不是森林中的人，根本不是在众多乌鸦中缺乏自己特性的人，相反，所有这一切都明显打上了现代人的标志，甚至更凸显了他存在的无可逃避性，“但是他刚才吐露出两个极为重要的情况，可以限定调查的范围：一是他差不多什么年纪，一是出生的特点，可以说是罕见的特点。”所以对于他来说，那些“没有”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人为的掩饰，甚至是刻意而为之的举动，而他所做的这一切是一种弃绝，但更是一种创造，否定的弃绝作为社会人的自我之后，肯定地创造作为自然人的自己，就如戈迪翁人为的那样：“在我看来，他不是一个寻求自我的人，而是在切除了自己原来的那部分之后，进行自我创造的人。”
现在的问题是，他进行的自我创造，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扔掉了手表在森林中以自然的方式生活，他却终于被发现，甚至被打伤，从而成为一个病人在医院里救治；他不提供自己的名字，从来不写字，也拒绝玩猜名字的游戏，就是把自己的社会属性隐藏在无名的状态中，在报道这一事件的《西部共和报》上说：“一个人，会说话，而在所有的词当中，对他来说最基本的一个词，就是他的名字：这个专有名词使他有别于一个动物，动物只有种类名，而且自己不知道。我们的名字肯定了我们的存在……”名字是一个区别于动物的专有名词，是人类特有的属性，但是他却认为，弃绝名字，就是彻底的否认，“他们再也抓不住你了。失去了应该称呼你的那个词，失去了社会身份，你就成了非真实的东西，在语言之外，习俗之外，法律之外。”在他看来，尽管懂艺术，知礼节，有知识，身上也有钱，但是这都无法真正确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无法把自己真正纳入到语言、习俗和法律之中，没有名字就变成了一只“真是运气”的乌鸦，可以回到树枝上，可以消逝的无影无踪，但是谁都无法察觉。
但是这种没有名字、赤身裸体、在森林中生活的状态，是不是就是一种对人类真正的逃避？是不是真的是回到自然的存在？是不是真的可以像他所期望的称谓自己的上帝？“据我所知，上帝一直是独自一人，他习惯了。而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在森林中，他会被发现被捕获；在说话中，他会不自觉地透露出自我的信息；而没有名字，当然也可以进行命名，在医院里小大夫用他的床好号叫他“三十号”，那些女士借用阿斯特里克斯的名字，给他取了Mutix（拉丁文：哑人）的绰号，而在戈迪翁和女儿担负起他的生活的时候，也叫他“我们的客人”——不管是“三十号”还是“Mutix”，甚至是礼貌性地称呼“我们的客人”，这些名字并不简单地是一种命名，更是将他纳入到整个社会既存的体系中，以名字的扩散渗透到他的方方面面。
更可怕的是，当他无法脱离人的属性，他必然会成为人，而且是一个充满怀疑论的人：他为什么出现在森林里？他为什么赤身裸体？他来自哪里？他是谁？“无论如何，即使这不是一个潜逃的坏人，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一个闲荡的人，一个可疑的外国人，一个可怜的千方百计要引人注意的人，甚至一个精神病患者，最好也不要相信‘返回自然’的神话。”所有的可能都在否定“返回自然”的那个神话，而且在这种否定中，他无形之中变成了社会秩序意外的坏人，就像代表社会秩序的“灰太太”所说：“如果他是正常人，如果他有罪，就要对他进行审判。如果他失去了理智，就把他送到疯人院去。如果他是正常人，很清白而又一直没有身份，这个，直截了当地说，我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确实还有乞丐收容所……由检察署去考虑吧！”他会被审判，被当成疯子，被关进乞丐收容所，不管正常与否，当他取消了自己的名字，取消了作为人类一分子的自我，就是对他的某种“惩罚”。
也就是说，“三十号”自动站在了人类秩序的对面，而这种所谓的文明秩序也是“三十号”力图要摆脱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潜在的悖论，而这个悖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原始和文明之间存在的矛盾引起的。这样的矛盾，这样的悖论，戈迪翁以“观察家”的身份一语中的：“可以试试……特别是到了一个名字已经变得那么沉重，必须放弃它才能继续活下去的时候，我同意您的看法，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是否能成功并没有保证，而且也不是太平无事的。我绝不向任何其他人建议也采取这样的决定。太费劲了……”弃绝了名字，弃绝了身份，甚至弃绝了社会，并不是彻底的弃绝，“您在您自己的名册上：人不会忘记自己！”这才是最本质的问题，人在自己的名册上，人是自己的人，只有自己还存在着一个人类社会的投影，无论如何都无法真正实现脱离，无法真正回到森林社会。
而戈迪翁自己，也完全认识到了“在自己的名册上”的尴尬，体会到了“人不会忘记自己”的忧虑。戈迪翁认为自己是观察家，是作为一个人类的旁观者而存在的，“我所说的‘观察家’，是指善于看到东西的人。”看到东西，其实分成好几个层次，有些人从各种东西身边经过去视而不见，有些人则像静修修士派，“他们像在一个自然保护区内那样行事，从不干预，也不收集任何东西，也不拍照，他们只是以辨认出一百种蝴蝶、鸟类、啮齿目动物为乐”，当然还有人，“只以在一片寂静中观察一头牝鹿怎样掩饰它那红棕色，一条水蛇正在吞食一条脆蛇蜴，戴着红色圆帽的啄木鸟怎样在为自己的伴侣凿出的洞旁敲敲打打举行婚礼为乐……”无论是视而不见地“观察”，还是细心地观察，甚至融入到动物世界里，他们都没有侵害到自然，没有打扰到动植物的生活。而在这些观察家之外，却是另一些人，“对于以海豹油脂为食，以其皮为衣的爱斯基摩人，应该彻底宽恕！但是对他们的羽毛“画”大量拍照，以自己猎物袋为荣的人，是可耻的！张网捉拿云雀的人，用白鼬行猎的猎人，用烟熏兽洞的人，布置陷阱的人，爱好兽角、兽牙及其他“屠宰物”的人，观赏给猎狗吃猎物或熟野猪肉的人，以观看将野兽剖肠破肚、猎狗争夺其五脏六腑的情景为乐的人，都是可耻的！我们甚至要将画家也囊括在我们反对的人之中”，这些人在戈迪翁看来，都在表现“死之美”。还有甚者，自诩为动物保护主义者，却在借口猎杀野物之后又在自己的领地上养殖人工饲养的动物，“我们的利齿迫使我们仍属于食肉类，靠烤肉、香肠、鱼子酱或鹅肝酱所提供的死动物蛋白活命。”
所有种种，几乎都把自然当成是人类文明的征服对象，而观察家的意义是一种保持距离的看见，是不打扰地存在，所以戈迪翁在远离小镇拉格莱里五公里的树林中观察，以“我只响了一下舌头”作为回答，恪守“在森林中必须尽量少说话”的原则，而在自己的世界里，则营造了一个“绿色马戏团”，“你喜欢自由生长。你不养家禽，你那只母猫只不过是个流浪婆娘，有时到你家光顾。”所以当那个“三十号”出现的时候，他也把他当成是“绿色马戏团”的一员，“那个不知名姓的人，绝对的游牧民，他甚至没有不固定的住所，例如吉卜赛人的那种篷车。”甚至当开始担负起“三十号”的生活的时候，也尊重他的选择，“用不着再进一步作自我介绍了：我们也保持匿名，这是一种迹象，一种方式，表示接受他的匿名。”这是一种尊重，是人类对自然的呼应，也是自我追求的相应。
可是当把“三十号”变成“绿色马戏团”的一员的时候，作为“观察家”，戈迪翁却又成为矛盾者，“不管怎样，面对着他，你是个绝对定居者，扎在一所房屋中，一个村庄里，一座森林中。”自己是定居者，是文明世界的成员，是有名字、有身份的人，他拒绝那些秩序和所谓的文明法则，但是却把自己也放在了名册上，也无法忘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我一辈子没挪过窝，死后，我也不会远走到三十米开外的地方去。教堂就在对面，四周便是墓园，我依稀望见我的坟墓就在那里：一块长方形的花岗岩。”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和“三十号”弃绝一切的积极举动相比，戈迪翁更可以看作是不与文明为伍，却又找不到真正方向的人。而当女儿克莱尔和“三十号”发生恋情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观察家”：“现在有了世界上最有名字的东西：一场恋爱。”恋爱意味着肉体的欢愉？还是以为着一种占有？“怎么啦？是我的女儿啊！在他还是个漂亮的无名氏，不改变任何事情的情况下，他跟我的女儿在我家发生了、而且反复发生过肉体关系，也就算了！可现在情况已经改变。现在是要把女儿拐走了。”一种恐慌，是因为把女人早就放在自己的名册里，是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我如饥似渴地要女儿留在身边，宁愿女儿有情人，也不愿有人来将女儿娶走。难道我不是一个很糟糕的慈父吗？”
所谓的文明和野蛮，在自我的名册里是被定义的，所以对于矛盾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社会制造了诸多的规则，不是赋予了每个人身份，而是弃绝都变成了一种目的，创造都变得刻意。当“三十号”终于在一次洪水中救出了那些在危险中的市民，他终于洗脱了种种怀疑，而变成了一个英雄，而这种英雄主义的命名更让他成为了自己的上帝，即使最后督察员查到了“三十号”所有的背景，对于一个已经成为英雄的人来说，他根本无法走向一种真正的自然，赦免了他的一切，给了他最后的自由，“三十号”依然带着那张和家庭拒绝发生关系的文件，带着无法隐藏的个人历史，带着和克莱尔经历的肉体关系，带着对舅舅贪欲的谴责，坐上了十二点二十的长途汽车，去往了专区火车站——所有的而一切都不是将他推向人类之外的森林，而是在自身无法消除的人类烙印中走向另一种文明。
而戈迪翁呢？和女儿克莱尔在一起，和没有父亲母亲的列奥那尔一起，以“观察家”的身份再次走进森林，而这一次对于他们来说，走进的是象征意义的“绿色教会”：“拒绝登记造册的生活，放弃同类，向社会挑衅，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是，事情的实质，恐怕还是选择粗野的、朴实无华的、孤独的、隐姓埋名的生活，以与众不同而感到自豪，以只属于自己、只属于自然而感到自豪。”只属于自己的上帝，只属于自然的绿色，在这个“绿色教会”里，一半是野蛮，一半是文明，一半是无名，一半是被命名，在弃绝而创造，在匿名而自我的世界里，一只乌鸦的消逝，也仅仅是一种单数的消逝，被察觉的乌鸦还在，人类还在，文明的规则还在，梦也还在，就像克莱尔低语着说：“告诉我，咱们没做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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