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04《哈拉》：“阳痿”的男权
印象中是个人观影史上第一部非洲人拍摄的电影，乌斯曼·塞姆班生于1923年，是塞内加尔作家和导演，被称为“非洲电影之父”——另一个拥有这一声誉的则是马里导演苏莱曼·西塞。比起小自己17岁的西塞，塞姆班更可代表非洲电影的先驱：塞姆班在二战时加入自由法国军，还随部队参加了解放法国的战斗，二战后塞姆班在马赛当过码头工人，之后开始了文学创作，60年代去苏联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学习电影，回到塞内加尔之后开始电影创作，1966年执导了电影《黑女孩》，这是非洲电影史上第一部长片，标志着非洲电影开始走向世界舞台。塞姆班创作题材丰富，以讽刺喜剧见长，也由于对政府提出批评常遭到查禁，2007年塞姆班去世。
1975年的《哈拉》无疑也是塞姆班以喜剧的方式讽刺非洲现实的力作，他通过一个男人“暂时性性无能”影响家庭生活为切入点，从而讽喻了非洲在殖民主义之后获得独立的尴尬命运。从个体的生活来说，埃尔·哈吉拥有声誉、名利和地位，他是政府里的政要，也拥有自己的公司，出入都有专车接送，手里永远提着一个黑色的箱子，而在家庭生活中，已经娶了两位妻子的他迎娶了第三位妻子，但是在婚礼上，一切准备就绪入“洞房”的哈吉却发现自己不行了，“我做不到。”低着头的哈吉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为了“再次成为男人”，哈吉四处寻找能治愈他阳痿的高手，但是个人的男性功能尚没有完全恢复，他将1000顿用以救济的大米的钱贪污的事被揭发，于是他被开除，最后属于他的一切都离他远去，包括第三位妻子和住房、公司，最后穷人们朝他身上大吐口水，而阳痿却被意外治愈了。
哈吉在洞房花烛夜发现自己不行，这无疑是作为一个男人功能的丧失，而他重获功能却是以被羞辱的方式得到，这无疑就是塞姆班“暂时性性无能”的荒诞叙事，但是哈吉的个体性遭遇并不仅仅是一个令人捧腹的玩笑，它的背后则是塞姆班对政治和文化的讽喻。这是从法属殖民地变为自由国家的历史性时刻，“这是一场胜利，人民的胜利！”于是长期统治的殖民地官员被赶出了办公室，总统在内的政府官员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这个历史性时刻最引人注意的一个仪式便是权力的交接，每个政府官员面前都摆放着一只黑色箱子，打开箱子里面放着的全部是钱。非洲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意味着他们将迎来新生，这就是独立，但是独立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小小的办公室里轻易获得了权力，意味着权力的获得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财富，而不管是独立还是自由，在塞姆班的镜头下，完全呈现为一种男权的拥有。
| 导演: 乌斯曼·塞姆班 |
在哈吉身上这种男权就表现为再次成为一名丈夫，而这个“丈夫”并不是和“妻子”具有平等的身份存在，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控制女人的男人。哈吉的第一人妻子阿贾代表的是传统，她心里有意见但是都保留着，只有女儿拉玛反对父亲的做法，但是拉玛的反对声遭到的则是男人作为父亲的权力压制，哈吉一个耳光打过去，“像我这样的男人，你父亲，驱逐了只民治，解放了这个国家，一夫多妻制就是我们的宗教传统。”这是对一夫多妻制的颂歌，而一夫多妻制体现的就是女权思想。哈吉的第二个妻子欧米，并不保守，也敢于和哈吉较真，她和阿贾去参加婚礼时说，“我们女人应该团结。”这是女性独立意识的体现，她甚至和参加婚礼的官员们一起跳舞，但是她的所谓女性意识就是伸手向哈吉要钱，而哈吉也只能满足她。第一任妻子的传统，第二任妻子对金钱的渴望，对于哈吉来说，都是他作为男人拥有权力的体现。
而对于这个独立的国家来说，权力就是独立带来的红利，哈吉的公司外面总是聚集一些流浪汉，在总统造访的时候哈吉提出了这个问题，于是总统直接打电话要求派巡逻车，之后警察就将这些流浪汉全都带走了，流浪汉是穷人，他们需要的是政府的关心，但是总统却反其道而行之，利用自己的权力驱赶了他们。和哈吉有业务往来的商人艾哈迈德，总是来调戏公司里的女员工，而且还厚颜无耻地说要她嫁给自己，“我已经有丈夫了。”艾哈迈德却告诉她：“我有两个妻子，你也可以拥有两个丈夫。”看起来两个妻子和两个丈夫是平等的，但是这完全是艾哈迈德作为一个男人而提出的要求，背后当然就是一种不公平。所以在男权变成独立的红利之后，塞姆班让哈吉“暂时性性无能”来映射权力丧失了功能，国家获得独立，政府就更应该构建公平、民主的政治体系，就更应该为弱势群体服务，但是当他们只想要属于自己的那只箱子，那么权力也会走向阳痿。
《哈拉》电影海报
第三任妻子就是权力想要获得的东西，在婚礼上新妻子身披婚纱出现在众人面前，除了婚礼上被婚纱遮住的脸部可以模糊看见之外，在整部电影中塞姆班都没有让她真正被看见，哈吉丧失功能的时候，画面中只有在床上新娘的局部，之后哈吉四处求医，并回来想要成为真正的男人，画面中也只有哈吉戴着特殊的牙套在床下爬行的镜头，而没有新娘的“面目”，最后哈吉再去找新娘，直接被新娘的母亲以女儿不舒服为由拒绝了。所以“新娘”具有的隐喻就是男权渴望得到却得不到的“处女”，而这个隐喻更指向了男权功能丧失这一主因，也就是说，对于男权觊觎的东西，在权力丧失的时候它就是一种虚幻的存在，最后婚纱被送还，“新娘”就彻底变成了一个模具。在这个独立而遭遇权力丧失的故事里，除了对男权思想提出批评之外，塞姆班也审视了对于观念的保留和更新的不同思想，一方面，哈吉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独立做出了贡献，既然是独立，就要抛弃那些旧观念，所以婚礼上新娘母亲让他从桶上跨过去，哈吉就断然否定了，属于旧时代的旧观念已经不适合这个新时代，这固然是一种独立后的革新，婚礼上官员和商人讨论着英语的用法，总统要求用法语表达甚至吵架也要用法语，哈吉每天的饮用水就是来自欧洲的矿泉水……当他们将欧洲标准重新引入日常生活，这是不是一种后殖民主义？
而另一方面，哈吉却又保留了可以充分体现男权的传统，比如一夫多妻制，而且当他成为了被施咒的“哈拉”，他又不得不去寻找巫术解决，那些所谓的圣水，套在手臂和腰上的圆圈，戴在牙齿上的套子，不正是传统的一部分？不管是传统观念，还是现代意识，塞姆班似乎都毫无保留进行了批判，这也为独立后应该做什么提出了疑问，当然这个疑问在电影的叙事中也慢慢有了答案，一方面是哈吉为代表的权力统治者的失势，当那只箱子被拿走，一切的名誉、地位和财富都烟消云散，个体的权力是多么脆弱，而另一方面，当流浪者占据了哈吉最后的住处，分享了所有的食物，然后朝着哈吉身上吐口水，这种羞辱性的行为却又让哈吉重新成为了自己，在另一个意义上而言，穷人、流浪者和残疾人代表的是弱势群体，“他们偷走了我们的一切”，最后弱势者完成了对权力的惩罚，而哈吉也终于站到了他们一列，“他们是我的客人……”
对权力的觊觎而失去了自我，在弱者的惩罚中重新成为了自己，这是一个关于“哈拉”谜题的讽喻性答案，也许这也是塞姆班对于政治独立后权力如何成为权利的一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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