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09 《树上的男爵》：树枝上全是我的领土
柯希莫就这样逝去了，没有让我们看见他的遗体返回地面。在家族的墓地上竖起一块纪念他的墓碑，上面刻写着：“柯希莫·皮奧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一升入天空。”
——《30》
逝去是最后的结局？当柯希莫活过了生命的六十五岁，当他的病情恶化甚至身体出现了僵硬，当神父和辅祭人员做好了迎接他死去的准备，可是最后的逝去却绝不是死去，他拒绝医生治疗，拒绝接受圣礼，当然拒绝从树上下来，当奄奄一息的柯希莫在锚的身子靠近之际，一跃而起抓住绳子，踩着锚控制了气球，终于在海风中，他消失在大海那边，也消失在这个叫做翁布罗萨的小镇，当然他也彻底消失与这个时代。
当“我”凝视者空旷的天空，自问翁布罗萨是否真的存在过的时候，其实是对于这个时代的质问，而这种质问甚至让整个时代都变成了一种虚无，“纠结解开了，线拉直了，最后把理想、梦想挽成一串无意义的话语，这就算写完了。”或许这种“写完”的状态对于生活在地上的人才是真正的死去，而柯希莫的消失提供了一个反向的逃离方式，逃离小镇，逃离宗教，逃离集体，也逃离时代，但是这种逃离却又寄托着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奈，甚至绝望，正如墓碑上的话一样，“生活在树上”是他的生存状态，“始终热爱大地”是他情感的归宿，而“升入天空”则变成了他最后理想的高度。
树上、大地和天空，就是柯希莫作为一个个体在这个时代的“三部曲”，这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是诗人，是探险者，是革命者，卡尔维诺说，《树上的男爵》就是通过“自觉进行艰苦磨砺而充分完成自我的那个人身上”达到了完整，“他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顽固地为自己和为他人坚持那种不方便的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所以一个诗人、探险者和革命者意义的完整的人正是以“逝去”的方式表达着反抗，并在“升入天空”的最后结局中完成最后的自我命名。
这是一个寓言，当十二岁的柯希莫爬到树上开始了树上生活，他就是一个反抗者，而他那时所反对的是家庭的束缚，这是一个个体意义上的突围。柯希莫的父亲是一个男爵，他只关心家谱、继承权，以及与远近权贵们进行争斗和联合，而将军出身的母亲则满脑子都是大炮，想得是儿子将来得到军衔——他们在家庭中就成为“王位继承战争中的遗老”，当然，在家庭里还有把困难看成是“不想反抗的恶运的征兆”的神父，还有曾经参加过土耳其战争、神秘却沉默的叔叔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骑土。而在柯希莫的兄弟姐妹里，姐姐巴蒂斯塔是住家的修女，她的身上有着和柯希莫一样的反抗精神，但是在父亲的强权下，曾经用枪打死了蜗牛的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妥协，最后也嫁给了一个伯爵少爷；而“我”那时还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尽管对哥哥有些崇拜，但是在时代的进程中，我也选择了沉默，遵守父母的规则，最后娶了一个贵族少女。
所以柯希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孤独者，这种孤独的状态并非如巴蒂斯塔和“我”一样选择了门当户低的生活，选择了妥协，而是在父亲的叫嚷、气恼、处罚、踹腿、踢脚中开始了反抗，那次在饭桌上发生的“造反运动”就注定了他一生的行走路线：他撞到了神父，撞到了那个为圣地二战的十字军勇士卡恰圭拉·皮奥瓦斯科石膏像，作为“我们的祖先”的象征，它就是权势、地位和荣誉的象征，结果迎接柯希莫的便是没完没了责骂、鞭打、额外作业、只给面包冷汤的禁闭。终于，在拒绝吃蜗牛的饭桌上，柯希莫开始了造反行动，他爬上了门前的圣栎树，面对威胁自己下来有好看的父亲，柯希莫终于说出了那一句像是革命的口号：“我决不下树！”
从榆树到角豆树，从一个枝头到另一个枝头，从自己花园到仇家翁达利瓦家的花园，从此他的脚再没有接触地面，直到最后逝去，他开始树上生活的宣言是：“我的处所既不是地上，也不是你们的！我是翁布罗萨大公，我是全部公国领地的主人！”这是“树枝上全是我的领土”的一个人的王国，在他看来，地面上有父亲母亲，有那一套虚伪的规则，有约束人的制度，有遗老的思想，就像翁达利瓦家的薇莪拉对他说的那样：“你拥有对树木的统治权，好吗？但是，只要你一只脚触地，你就失去你的全部王国，变成最卑贱的奴隶。你听懂了吗？即使你是踩断了一根树枝摔下来的，也会失去一切！””
拒绝下地，就是拒绝成为奴隶，所以生活在树上，就是一个孤独的王，而在一开始，柯希莫在树上跳跃，在树上生活，完全是生物意义的，甚至像是一种返祖现象，“我不知道在书本里读到的东西是否真实。据记载，古时候一只猴子假若从罗马出发，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脚不落地地往前走，可以到达西班牙。”如那只猴子一样，在人类之外变成了动物，他在树上起初就是为了生存，他让我在晚上拿了被子以抵御寒冷；冬天，他为自己做了一件短皮上衣；他借助自然条件建造了“一眼悬空的泉水”；他用扦子烤炙野味的办法；他打猎，将猎物和农民换取水果和蔬菜；他杀死了森林里最凶恶的野猫，并且用猫皮替自己做了一顶帽子……生物意义上的柯希莫掌握了进化论，掌控了丛林法则，他是森林里的动物，但是具有人类的勇敢和智慧，所以当她手里提着那只被杀死的野物时，就感觉自己是个凯旋的勇士。
这是一种悬空的状态，正如他在和我们吃饭时坐在高高的圣栎树枝头上，“我们只能看见他晃荡着的两条腿”，这种悬空状态却让他超越了大地上的生活，“而我们的世界呢，是平贴在地面上的，我们看到的是比例失调的形象，我们当然不理解他在那上面的感受。”这种上和下的矛盾突出在以父亲为代表的遗老派和追求自由的造反派之间，作为父亲的长子，柯希莫是爵位的继承人，但是当男爵变成一种动物，继承问题当然会引起争议，甚至会被取消，这当然是一种制度化和世俗化的标准，“在那周围存在着一个小小的贵族社交圈子，他们有别墅、花园和延伸到海边的果园，大家互相拜访，打猎，生活费用低廉，都过得很快活。他们享有在朝廷供职的人的一些利益，而没有皇室、首都、政治的操劳、责任和开销。”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父亲感觉到自己就像是被废黜的君王，最后他同邻近的贵族们终于断绝了一切关系。当父亲终于为了继承人而妥协，终于“邀请”他到地面上来，换来的却是柯希莫的讽刺，“我在树上尿撒得更远些！”他晃荡着两条腿在树上跟着草地上的神父一起同声诵读六音步诗。最后，父亲在痛苦和狂躁中死去，而这也预示了和家庭的对抗以柯希莫的胜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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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38·2170820·1408 |
遇到强盗贾恩·德依·布鲁基是他人生的一个新起点，贾恩·德依·布鲁基曾杀死过土匪头子，“即使他能替自己开脱挽掉十次抢劫的罪名，很快就将因第十一次罪行被吊死！”这是一个被社会定义为恶人的人，一开始柯希莫遭遇到底下经过的布鲁基，也是心怀恐惧，但是后来却开始了相互打量，并开始在相识之后对话，而他们对话的方式却是交换图书，那些书中的故事，故事里的传奇，深深吸引着两个人，而这也正是他们生活在现实之外的写照，甚至在最后布鲁基被绞死之前，他询问树上的柯希莫关于强盗乔纳丹最后的结局，当听到柯希莫说乔纳丹最后被吊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谢谢。我也是这样！永别了！”那时布鲁基也感觉自己就是书中的传奇，是故事里的英雄。
从阅读开始，卡西莫走上了关于自我的两条路，一条是社会意义上的自我完善和深化，他在一场火灾之后学会了修建蓄水池，组建了消防队，建立火警警报制度，从而在制度层面成为了树上的主人，“在贝尔利奥那个地方，那里长着三十棵栗对，二十二棵山毛榉，八棵松树和一棵枫树。我有地籍册上所有地图的复制本。正是作为有林地家庭的成员，我要联合一切有关人土去保护这些森林。”甚至开始以公爵的头衔去指由面包师、菜贩子和铁匠组成的联合会——这不是对父亲那种贵族身份的继承，而是在自己开创了树上王国里建立秩序。而另一方面，在阅读打开的世界里，他又慢慢变成了思想意义上的人，由于不断丰富的知识，他和神父之间的关系被颠倒过来，柯希莫变成了老师，而因为触犯了教会的禁忌，神父被警察带走之后，柯希莫甚至还大胆地和欧洲的哲学家、科学家有了书信联系。
在这个过程中，叔叔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之死则揭示了一种历史的阴谋论，这个总是沉默的叔叔，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当柯希莫在树上发现他偷偷向海盗发送消息，并且帮助海盗将穿上的货物藏在山洞里的时候，他便告诉了那些烧炭工，结果骑士的背叛行为被发现，他逃离投奔海盗船而去，本来叔叔的存在就引发了猜测，这个在土耳其经历过战争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他逃离的时候，这种猜测到变成了一种带有温情的怀疑：“也许他的整个身心都被对这个女人的思念所占据；也许她就是他在养蜜蜂或者开凿水渠时要追寻的那种失掉了的幸福的象征；也许她是他在那边的一个情人，一个妻子，在大海对面的国度的花园里；或者更可能是一个女儿，一个他多年不见的女儿，当她还很小时，他就离开了，为了寻找她，他这些年来一直试图同某只驶进我们港口的土耳其人或是摩尔人的船建立联系，终于打听到了她的消息。”但是这些美好的想象最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在大海之上柯希莫看到了一个漂浮物，而渐渐接近，才发现那“只有一颗头颅”——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的被弯刀砍下的头。
他被海盗杀死，完全变成了杀人灭口，而在这种结果面前，那个经历了和异教作战的叔叔，其实反而变成了一个牺牲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希莫开始走出这片土地，到更远的远方探寻世界，而他在树上看到的这个世界便是一个变革的世界，一个需要思考的世界，一个用理性构筑起来的世界。他穿过森林来到了奥利瓦巴萨，在这里居住着一批流亡者，他们曾经是西班牙贵族，在奥利瓦巴萨，他们用储备的大量金币做生意，也期待卡洛斯三世赦免他们，使他们能够返回故乡。在这里卡西莫遇到了乌苏拉，在她身上他看见了自己生命中第一次真正的爱情，但是爱情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当西班牙的发生革命之后，那些准备返回西班牙的侨民终于选择了继续逃离，他们去了格拉纳达，也带走了乌苏拉，当乌苏拉被强行拉上了马车，柯希莫的爱情也终结了，但是在爱情之外，他却想要更多的东西，“我比你们早到这上面来，先生们，我也要留到最后！”
留下来干什么，就是要让革命风暴刮在自己身上，柯希莫参加了社会团体，出席会议，并且以年轻人的热情讲解哲学家的思想，指责君主们的过失，并希望用理性来统治国家。柯希莫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人，更是一个政治人，他书写了一份《树上理想国宪法草案》，设想了一个由正直的人居住的树木共和国，乌苏拉的父亲伯爵和卢梭、孟德斯鸠通信，“我”去巴黎遇到了伏尔泰并且讲到了用理智创造生命奇观，无不是受到了柯希莫的影响。但是用理智创造生命，用理性建立国家，是不是就是柯希莫在树上的一种想象，甚至就像他的文章题目一样，只是一个“理想国”？
树上和地上，这或者就是柯希莫所遭遇的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他生活在树上，几乎以上帝的视角来看待社会，来规划和想象一种理想，但是这个社会并不建立在树上，而是地上，一种是改革者的思路，一种是社会的现实，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都是在一种启蒙意义上构建了未来社会，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柯希莫的世界里只能是失望，是悲伤，无奈。他遇到了曾经把名字刻在树上的薇莪拉，当她已经变成了寡妇，那种年少的纯真爱情就像理想社会一样，早就荡然无存了，即使他们在欢愉中体验了快乐，但是薇莪拉却注定是另一种存在，“恋爱的人只要爱情，也用痛苦来换取。”于薇莪拉的“苦难”爱情观不同，“我是为了爱你更深。做任何事情，经过理智思考，就增加了力量。”当他看见薇莪拉还同时和另两个人在一起，希望他们“分享”苦难和折磨的时候，用理性来思考的柯希莫终于选了离开。
这是一种毁灭的生活，而受伤的柯希莫也在树上发泄，他弄光了树叶，他砍掉了树枝，他剥光了树皮，“看那剥开的树露出白生生的木头，瑟瑟战栗不已，仿佛受了伤。”他变成了人们传说的“疯子”，而在疯子的世界里，他开始说别人听不懂的寓言，写他们不愿看的文章，《画眉的叫声》、《猫头鹰的对话》、《啄木鸟的敲打》，汇集成了《两足动物观察》一书，后来他又印刷了周刊，取名叫做“有理性思维的脊椎动物”；他加入了野外共济会，制定了使用了猫头鹰、望远镜、松果、水泵、蘑菇、浮沉子、蜘蛛网、九九表等在内的仪式……柯希莫混合在生物人和社会人之间，在理性的支配下却又变得疯狂，这种含混的生命方式看起来是一种倒退，但其实是被现实折磨的无奈之举：他渴望变革，甚至渴望革命，但是在树上的存在似乎永远无法回到地上，就像在翁达利瓦花园里，曾经的薇莪拉对他说的那样，一接触到地面就会变成卑鄙的奴隶。
革命的机会似乎出现了，在城里了自治市，选出了市长之后，柯希莫变成了临时市政府的委员，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共和体城市的宪法草案以及关于男人、女人、儿童、鸟兽虫鱼等一切家养及野生动物、林草蔬果等一切植物的双利声明》的图书，但是这个仿照法国革命而进行的变革似乎也遭遇到了最后覆灭的命运：他的书是执政者的指南，可是没有人看，变成了一堆死去的文字；那些贵族只是躲在家里，他们把柯希莫当成了整个地区的挑唆者、雅各宾党和革命派；而当他遇到征战而来的拿破仑的时候，拿破仑对他说的是：“您往这边过来一点，我请求您这么做，替我挡住太阳，好，就这样，别动……”拿破仑在他身上“想起了我见过的东西”，但是在那一场革命之后，成功只不过变成了他的地位，他的权势，他的统治力，“如果我不是拿破仑皇帝的话，我很愿做柯希莫·隆多公民！”
从十二岁开始树上生活，柯希莫从生物意义的人变成社会意义的人，又从社会意义的人变成思想意义的人，而其实，柯希莫在他自己的树上理想国里成为了一个历史的样本，所以个体意义上又具有了时代意义，从一七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在饭桌上开始造反，到对于专制制度，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理性思维上一系列的变革，柯希莫无疑是一个诗人，一个探险者，但更是一个革命者，这个为理想而活的人从来没反悔，“许多年以来，我为一些连对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而活着，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情：生活在树上。”也正是“生活在树上”是她的理想，也是他的目标，所以当十九世纪的复辟阴影笼罩着欧洲，当革新者都以失败而告终，当“青年时代的理想、光明、我们的十八世纪的希望，统统化作灰烬”，柯希莫却还是在树上，他拒绝医生，拒绝牧师，拒绝礼仪，在最后一刻还抓住了气球的绳子，消失在大海那边。
消失不是死去，这是一种精神，在树上的精神，启蒙的精神，理性的精神，更是革命的精神，所以他在树上的一生里完成关于“完整的人”的命名，而在升入天空作为一种超越的人生态度里，地面上的人却只能以仰视的方式寻找他，正如卡尔维诺所说：“显而易见的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奇迹的世界，人们最简单的个性被抹杀了，而且人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今天问题已经不再是自我的部分丧失，是全部丧失，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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