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09《老枪》：我恨，因为我爱
一把尘封在阁楼里的“老枪”，被取出、被擦拭、被推上子弹，然后瞄准、射击、击毙敌人，从而完成一把“老枪”赋予的使命：这是一个从被动变成主动的过程，取出、擦拭和上膛，然后射击；这是一个从过去变成现在的动作，“老枪”是父亲曾经打猎的工具，目标是那些野兽和飞禽，父亲离去，老枪被放进阁楼，阁楼在城堡里，城堡在法国乡下巴尔伯里，如果没有发生的事，它会永远在那里躺着，它会覆盖越来越多的尘土。从被动、静止和过去的物，到主动打开、激活生命、完成使命的武器，“老枪”在场意味着一场必须进行的复仇，刻不容缓而又势在必行。
这就是《老枪》这部电影背后的转变逻辑，转变者是外科医生于连，这个只是围绕着工作和家庭的男人，这个“不关心政治”的男人，为什么要拿起老枪完成一场复仇？其实“老枪”被赋予使命完成转变是一个轻易完成的过程，就像于连从不关心政治的人变成复仇者一样，这里的原因就在于他看到并且亲身感受到了美好的东西被毁灭：妻子克拉拉被纳粹的火焰枪活活烧死而成了一具焦尸，再也没有美丽的面容，没有可爱的笑和悲伤的泪；女儿弗洛郎丝再也不会动弹，那副眼镜碎了，那双鞋子散乱着被丢弃；还有那些熟悉的村民，也都在鲜血流淌的教堂里没有了呼吸，整个村只有一头牛徘徊在路中央……一个完整的世界破碎了，一种美好的生活覆灭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摧毁了，无数条生命消失了。
这就是复仇的原因，导演罗贝尔·恩里克在电影一开始展现的就是一副美的图画：在泛着光泽的乡村大道上，克拉拉和弗洛郎丝母女骑着自行车从远处而来，他们的脸上挂着郊游的快乐表情，之后出现的是于连，他骑着自行车跟在他们后面，慢慢的，他的速度快了起来，追上了在前面的妻子和女儿，于是三个人“在一起”的一幕变成了最美的风景，他们是幸福的一家，享受着快乐的生活，自由呼吸着——但是在片名被打出来的时候，这一副美好的画面被定格了，当时间为零，它代表的是美好的永恒，但也象征着一种死亡：正是战争破灭了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幸福生活。
| 导演: 罗贝尔·恩里科 |
一家三口，这是一个家庭，而家庭生活总是在个体意义上被表现的，于连就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个体，“1944年，法国南部蒙托邦”，这是关于时代的标记，战争已经发生，那些从电台里传出关于战局的新闻报道，对于于连来说，只是一些信息，他并不关心法国的现状，也不关心德国的胜败，甚至在他开始自己的复仇计划时，村里来了抵抗组织的游击队，他也没有求助他们，更没有加入其中打击入侵者，可以说，于连是战争之外、时代之外的存在，当法国保安队冲进医院抓走“破坏分子”的时候，于连说：“这里只有病人，我不关心政治。”他也有意将自己和战争分开。与其说恩里科故意不把于连放置在宏大叙事和集体话语之中，不如说一个个体从爱到恨的转变才是真正反战的情感逻辑，而于连在个体意义上连接的工作和家庭，恰恰就是战争的反面：人性。
他在医院里治病救人，服务的对象只有“病人”，这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他将妻子和女儿送到乡下，却在开车去看他们时发现他们惨死在纳粹枪口之下，拿起老枪就是仇恨的喷发，而这种恨的释放就是爱的毁灭。恩里克不断通过于连的闪现，回忆一家人的生活，尤其是和克拉拉之间的情感故事：从他们通过弗朗索瓦认识，到于连对克拉拉一见钟情，从他勇敢地说出“我爱你”，到组成家庭以及女儿到来，从两个人产生矛盾到化解矛盾的和解……爱情和婚姻并不只是呈现美好的一面，其中也有隔阂，也有哭泣，也有莫名的悲伤，但是所有这一切所组成的就是美好的回忆，而这种美好在猝不及防中变成了悲剧，爱变成了恨，喜变成了悲，当于连通过玻璃看见纳粹放映着自己曾经拍摄一家三口在沙滩上游玩的录像，爱恨、悲喜完全叠加在一起，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它无法回避，它不是虚构。
即使个体不关心政治，活在这个时代根本无法逃离战争的噩梦，也唯有仇恨的怒火才能杀死噩梦本身，最后于连拿起喷火枪朝着玻璃里面的德国军官开枪，这是从爱到恨复仇的最具象表达，因为克拉拉就是死在纳粹的火焰之中，代表罪恶的军官也必须死在火焰之中，以其之道还其之身，这就是复仇。而于连完全凭借一个人的力量，用一把被尘封的老枪完成了复仇，恨的结局也再一次回到了爱的个体意义，而最后镜头出现的依然是三个人骑着自行车在乡村大道上的一幕，复仇完成，首尾呼应，定格真的成为了“在一起”的永恒。只不过恩里科在讲述这个纯粹在个体意义上的复仇故事时，太想追求没好东西被毁灭的悲剧性，不时穿插于连的闪回镜头，这无疑强化了他的失去，他的仇恨，但是也在整体上破坏了过程的流畅性和复仇的畅快性。
《老枪》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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