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27《侏儒流氓》：警察永远不会出现
哈布里坐在高高的凳子上，手上拿着那块牌子，上下翻转，左右更替，然后放到胸前，面对着摄像机，当一种姿势被固定，传来一个声音：“头向后靠……转向那一边……再偏一点……”当最后说“转过来”的时候，哈布里却没有做出动作，而是回答了一句：“我耳朵听不到。”而在他的头固定转向的那一边，是一扇窗户，窗户更远处则是拔地而起的高楼。
字幕出现之前的第一个场景，就把一种内部和外部、高大和矮小的对立并置在一起：作为侏儒的哈布里坐在高高的凳子上，成为一种位置上的对比，他甚至有可能从高处摔下来的危险；窗外的世界开阔，高楼处是小镇，哈布里的目光望出去，像是对于那个外部世界的渴望，但是目光在外身体在内，似乎呈现了一种囚禁和逃离的矛盾。但是外部和内部、高大和矮小似乎并不是构成这幕场景最深刻的对立，而是在哈布里举牌子的时候，那个带着命令的声音从何而来？或者说，哈布里为什么起先要听从这个命令转动牌子头部偏离，最后又为什么以听不见为由抗拒这个命令？
面对着摄像机，其实是面对着审讯者，哈布里无疑成为被审判的人，从断断续续的对话中仿佛能疏离这一次“审讯”的线索：当时的校长和老师都去镇里了，厨子玛塞拉被罚站，特里托里在谷仓里打她，于是玛塞拉开始呼救，于是老师们来了，最后他们把皮普捆在了椅子上……在这个收容院里，当有人被打有人被捆有人受罚，便是造成了混乱，于是那个声音问道：“想知道一场混乱是如何开始的。”无疑，这个站在摄像机身后的声音就代表着警察，当这一切的混乱发生，警察无疑开始了调查，而哈布里作为目击证人，自然进入到了警察的视线中。当这一幕一倒叙的方式发生，当混乱的场景通过哈布里的讲述被还原，警察是不是变成了事件的调查者和秩序的维护者？
但是很明显，在只有哈布里像囚犯一样被审讯的时候，警察在摄像机后面呈现出一种缺失状态，而在整个事件中，警察似乎一直没有介入——在最后一幕中，众多侏儒组成的反抗队伍终于让在房间里的校长打开了门，“我需要空间！”他在屋顶上喊道，然后将那部从来没有拨通过的电话放在屋顶上，然后走下来，直接跑向了山上，面对着一根干枯的树枝说：“放开你的手，总统已经和我通电话了，看看谁能坚持的时间更长。”校长终于没有等到警察的到来，无论是他需要空间，还是自己打开了门，其实都代表着作为当权者的失败，用那部从没有接通的电话和总统童通话，无疑也是一种谎言，而在校长的威胁面前，哈布里却成为最后一个坚持者，他对着那只想要跪下来的骆驼发笑，站着，笑着，笑声穿透了收容所，笑声成为他对于当权者的讽刺：在没有警察、没有总统，乃至没有秩序的世界里，他早就失去了一切。
但是从最后的笑声到第一幕的命令，警察似乎在最后出现了，并且开始调查此次的混乱原因，而这个隐藏在镜头后面的警察是不是也和校长所说的“通电话”的总统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是一种假象的秩序？无疑，这场混乱本身就是一种解构，但是在当权者看起来，却是为了维护秩序：校长把皮普捆在凳子上，关上门，然后高喊着：“整洁和秩序是我的座右铭。”最后拨打了警察的电话。但是在电话线被扯断的情况下，他根本不可能好而所谓的警察、总统通话，也无法拥有外来的秩序：在众人开始推门的时候，他威胁说警察快要来了，但是警察没有出现；当大家开始扔东西的时候，他还是对他们提出了警告，但是警察依然没有出现；当有人路过此地问去圣克里斯托巴尔的路，侏儒告诉她要绕行，女司机感谢他们然后离开这里，听到司机声音的校长站在屋顶上高声喊着：“快去叫警察。”但是车早就开远了，警察还是没有赶来；当最后孤身一人冲出去，校长告诉他们的不仅仅是警察，而是总统，但其实在哈布里不止的笑声里，秩序的维护者也没有出现。
| 导演: 沃纳·赫尔佐格 |
电话机坏了，总统无法通话，当然警察也永远不会到来，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最后像是警察在审讯，不如说是秩序维护者在用权力调查混乱，当警察永不出现，秩序和反秩序其实也变成了一种内部的斗争，这也解释了哈布里在面对命令时，以“我耳朵听不见”和“我什么也不会说”为借口，拒绝还原事实，拒绝承担责任，拒绝与当权者合作。当这场斗争转向了没有了警察的内部，所谓的秩序反而滋生了反秩序的行为，而侏儒作为反秩序的存在，作为革命的主体，当他们反抗当权者，当他们解救人质，是不是革命行为在成为反革命的过程中真的会演变成混乱？因为在内部发生，其实这种转变是容易发生的，而这种易变性正折射出所谓秩序的脆弱性，所谓革命的破坏性，所谓反权力的个人性。
他们先前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校长把捆在凳子上的皮普释放出来，在隔着那道门和墙的对立中，校长无疑代表着权力，代表着秩序，甚至代表着政府，他对于皮普的捆绑也是在合法且合理的范围内，但这只是校长自己构建的秩序，所以大家开始群起反抗，他们敲打着门，他们向屋顶仍石块，他们喊着“放他走”的口号。但是在对峙无果的情况下，反抗渐渐减弱，他们反而开始了破坏性游戏，而当他们进入到游戏中的时候，反秩序之后却是自己建立了秩序，而这种秩序的过程中他们又把自己当成了当权者。他们举行所谓的仪式，让哈布里和另一个女侏儒走入洞房，为他们举行婚礼，当女生爬上了那张床，哈布里却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去，于是出主意从桌子上拿了杂志垫在床脚上，而哈布里无意中发现杂志里精彩的内容——那些女人的裸体画让他着迷，于是他把杂志推荐给了他们，最后这场所谓的婚礼变成了大家对色情杂志的浏览，“好漂亮的脸蛋！”大家发出了这样的赞叹。
杂志上的人体其实不是侏儒世界的人体，而且杂志也是大开本的，这无疑意味着他们通过杂志进入到外部世界，而这种外部世界对他们自身来说是具有解构意义的。高大和矮小，似乎构成了一种对立，也正是在这种开放的格局中，大家把目光转向了这里的弱者：两个盲人无疑是他们可以欺负的对象，他们或者悄悄躲在他们身后干扰他们玩球，或者偷取了他们准备好的食物，或者在制造了矛盾中让他们各自挥着木棍朝对方打去；看不见的盲者比起他们来说忽然是弱者，还有的弱者便是那些动物，一个女侏儒专门收集昆虫标本，哈布里和大家坐在一起看标本，然后大家议论说给螳螂举行婚礼，让其他昆虫当伴郎伴娘，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建议将八条腿的蜘蛛撕掉两条腿，或者从屁股那里撕开来——虽然是标本，但是他们以人类强大制造着暴力，在他们看来，这些昆虫就是侏儒，“可怜的虫子要去天堂了”，这一生感慨不是可怜，而是暴力中体会的快感。
《侏儒流氓》电影海报
除了对弱者欺负之外，他们对于存在的一切似乎都表现了破坏欲望：他们打开了车库的门，修好了一辆汽车，然后让车在场地上转圈，他们欢庆着，嬉笑着，在车上玩耍着，没有驾驶员，就像他们的生活不需要操控者，他们就是在无序的状态中体会刺激，最后他们把这辆一直转圈的车推向了深坑；他们摆放好桌子，然后按照宗教仪式在用餐前祈祷，但是祈祷之后不是有序用餐，而是开始了狂欢，他们跳上桌子，他们拿起碗碟，他们砸向车子；他们把汽油倒在容器里，然后点燃，在大火中尽情舞蹈，“谷仓着火了！”他们兴奋地叫喊着……汽车、餐桌、仪式和火焰，都成为他们颠覆秩序的道具，不仅仅是颠覆秩序，也摧毁了文明，也制造了暴力，甚至他们最后还将那一只猴子绑在十字架上游街，猴子在尖叫，在反抗，但是毫无用处，它成了侏儒取乐的对象，而在这中破坏中，宗教也彻底被解构了。
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已经遗忘了被捆在那里的皮普，也就是说，这一场反抗已经失去了了最初的意义，甚至在校长跑出来之后，他们也没有再冲进去解救，最后一哄而散，而留下的哈布里对着骆驼傻笑，似乎也成为最后的牺牲品——当他坐在高高的凳子上被审讯时，即使警察是缺失的，尽管他“什么也不会说”，但是他在群体世界中已经被他们遗忘。所以这场最初打着反抗的旗号进行的革命行动，在反秩序的秩序建立中，变成了暴力游戏，变成了破坏性行动，而这一切又是在自由的状态下本能地展开的：没有组织者，没有明确的计划，没有对行动的评判，在处处都是游戏处处都表现暴力的情况下，混乱其实也变成了一种原罪——就像在这个根本没有正常人的世界里，侏儒反而变成了合理性存在，而“侏儒也是同样长大”的片名指向的是这种恶的普遍性：在没有警察、不出现总统的内部世界里，暴力、杀戮、欺凌和荒诞，就是内心最原始而纯粹的恶，就像赫尔佐格在书中所说：
德国文化中始终充斥着侏儒和小矮人。电影中的侏儒不是怪物，我们才是侏儒。他们都是比例匀称，可爱又美丽的人。……我们所有人心里都有一个侏儒，他就像是每个人的小我，每个人浓缩了的本质，再我们的体内尖叫着想出来，他最能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像我们在片尾听到的笑声，这是最本质的笑声，不会有比这更纯粹的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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