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8-27《白静草原》：风吹麦浪翻开的历史“别册”
1937年的风徐徐吹来，翻动着田野上的麦子，黑白世界里，这依然是最美丽的风景。但是这个原本收获的季节，对于Kolchos这个集体农庄来说，却是悲剧的一天：少先队员Stepok死了，穷人们围在死去的少年身边，老人悲伤地抱起他的尸体，让他再闻一闻麦香，而孩子们抚摸着经历了争斗的马匹，他们伸出手向它致敬：Stepok和马匹是这场和富农争斗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将被刻写在历史的丰碑上。
但是，在这个风吹麦浪的收获季节，英雄并非死于他人，而是死在了自己父亲的手上，这是悲壮的一天，更是悲哀的一天。而当1937年的影像定格为一帧帧静止的画面，那残简断章制造的“别册”是不是历史造成的另一种死亡？谢尔盖·爱森斯坦1937年拍摄了《白静草原》，讲述的是一个少先队员和富农父亲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最终残忍地被父亲杀害，但是这个取材于真实事件的故事并没有最终成型，甚至遭到了破坏：上级下令停拍，拍好的胶卷被销毁，对于爱森斯坦这部电影的定性是：把农业集体化中的阶级斗争描写成父子之间善与恶的斗争，这是一种有害的“形式主义倾向化及宗教化”，爱森斯坦因此被停职。被破坏和被损坏的电影一直到爱森斯坦逝世之后也没有得到公正对待，而1948年的时候，爱森斯坦的妻子在他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了几百张静物的照片，于是将这些照片剪辑成了26分钟的幻灯片，使这部电影重见天日。
从1937年到1948年，从被销毁到被发现，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它已经被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历史让它变成了幻灯片，让它在失去了运动影像的命运中成为了“别册”。这是一种摧残，就像Strpok一样，在风吹麦浪的时候倒在了那片土地上。而1948年历史造成的“死亡”在1937年的断章残简中早就成为了爱森斯坦的一种预设，Stepok的死亡在风吹麦浪中成为最后的悲剧，但是在电影一开始，死亡就已经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发生了：Stepok哀悼他被父亲打死的母亲。字幕揭露了家庭式的暴力，而在静态的画面里，是盖着布的母亲，是躺在车上的母亲，母亲死去的脸在前景里成为悲剧的注解，从一种死亡开始，和Stepok有关的疑问是：“为什么你的父亲打死了你母亲？”Stepok的回答是：“因为她理解我。”
因为母亲理解儿子，这就造成了死亡的暴力？儿子是少先队员，父亲是富农，这是一种畸形的家庭关系，爱森斯坦在设置这个不断发酵的悲剧时，显然强化了家庭的分裂感，这种有着太多人为痕迹的设定为悲剧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姑且不说影像和现实之间的割裂，在这个集体农庄里，他也把这种矛盾简单化了阶级矛盾。一边是集体农庄里的贫农，一边则是富农，贫农和富农的阶级矛盾体现在两次冲突中：一次是富农们把汽油库点着了，大火将最终烧掉农庄的谷仓，于是贫农们赶去开始了救火，他们面对熊熊大火，一方面是舍身的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对富农的仇恨；在这场矛盾的激发中，Stepok充当了中间人，当贫农满含着愤怒将纵火的富农们围在教堂里，最后把他们抓住要进行惩罚，“他们想让沙皇回来。”这是富农的罪状，但是身为少先队员的Stepok希望赦免他们，于是富农们离开了农庄。
| 导演: 谢尔盖·爱森斯坦 |
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因为此次“赦免”而终结，之后的贫农决定把教堂变成俱乐部，他们占据了教堂，推翻了雕像，拆掉了设施，各种器物、十字架和圣像散落在地上，在这个俱乐部里，穷人们在里面织布，女人们照着镜子，他们以破坏为乐。于是第二次冲突发生，当Stepok和其他人看守麦子，富农们开始了新一轮的报复，他们杀死了森林里的守卫，占据了农庄，在大火中，Steopk终于死在了身为富农的父亲手中，而Stepok死去之后，富农和贫农之间的斗争再次爆发，他们怒目对视，死去的Stepok激发了他们的力量，白静草原不再安静，永不停歇的阶级斗争变成了让英雄安息的报仇行动。
一帧帧的画面，一张张的照片，构筑了这部电影的“别册”，无论是集体农庄里贫农对农作物的保护，还是富农的阴谋，无论是那场大火，还是把教堂变成俱乐部，两个世界始终处在剑拔弩张的氛围里，而那些幻灯片将瞬间凝固，似乎比电影本身更具有视觉冲击力，但这或者是电影被损毁之后的另一种观感体验，1937年在爱森斯坦的影像世界里，旧世界和新生活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毁灭性的的大火和最后的暗杀，是复辟的旧势力卷土重来的标志，所以作为迎接新生活的贫农们，想要建设自己的未来，就必须毫不留情地击退富农的进攻，将教堂变成穷人的俱乐部，便是他们最彻底的一次行动，但是当这个宗教场所被毁坏，他们也在亵渎着他们自己的信仰。
斗争无处不在，并以这种双方的彻底破坏为标志，让白静草原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而Stepok身上的双重性似乎让它变成了这场斗争最大的牺牲品。他作为一个少先队员，是站在穷人一边的，是新时代的标志，但是当穷人们要审判和惩罚富农的时候，Steopk却进行了“干扰”，这个在大火中救出了关在笼子里鸽子的少年想要用爱来唤醒旧势力的革面，但是这种“干扰”是不彻底的，他最后死于富农的报复，似乎是这种不彻底付出的代价。Stepok的另一身份便是父亲的儿子，父亲是富农，是旧势力的代表，甚至是一个杀戮者，当母亲之死已经发生，Stepok却并没有站在父亲的对立面，他对于父亲还存有一丝的幻想。
《白静草原》电影海报
所以考察Stepok的死，必须要审视富农父亲，这个父亲代表的就是权威，他在酒馆里喝醉了的时候，Stepko闯了进去，面对儿子的阻挠，父亲对人说的一句话是：“我要灭了我的儿子。”父亲为什么杀死自己的妻子，又为什么还要灭了自己的儿子，因为在掌权者父亲看来，他就是神，酒馆里的妇人翻开了圣经，父亲说：“上帝创造了天，父亲就是上帝，他要生养众多，遍满大地，所以杀他就像杀一条狗一样。”父亲是上帝，创造了天地，生养了孩子，所以孩子都是自己的创造物，就是自己的私人财产，所以杀死自己的孩子就是无罪的。以神自喻，让杀人合理化，这便是权力拥有者父亲的人生哲学，所以当戴着红领巾的Stepok维护穷人利益和富农们作对时，一方面父子之间的矛盾变成了阶级斗争，Stepok就拿着枪和父亲争斗，另一方面，父子绝对的地位又让他毫无顾忌地杀死了儿子。
父亲不只是富农中的一员，他更是掌控一切的神，所以穷人们在赶走富农之后，占据了那个教堂，并将它变成了俱乐部，这正是对神权和父权的摧毁，而且是彻底地摧毁，在他们心中，从来不需要神来护佑，也不需要对上帝有虔诚之心。富农们制造了对人的杀戮，穷人们则推翻了权力系统，当生命和权力都倒地的时候，白静草原里弥漫的是永不消散的死亡气息——11年后的“别册”里，死亡也依然没有消失，它变成了另一种权力，变成了另一次牺牲，变成了另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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