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27《初春》：苦难必须连根拔起
阿尔巴尼亚1975年上映，长春电影制片厂1976年完成译制，从引入到译制，体现了“四海之内有知己，天涯海角若比邻”的中阿友谊，而实际上从这部电影的叙事来看，创作观和创作方法上的一致也体现了“铁哥们”的兄弟情谊：如果把意大利法西斯换成日本侵略者，把意大利军事基地换成日军基地，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法西斯者换成抗日军民，故事也就变成了标准意义上的中国抗战剧。
这种相似性其实也是并无二致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观的具体体现，比如一切都要听党指挥，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最高指示就是：“对党要忠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不能瞒着党”，“领袖知道了该有多高兴啊！”当革命者的行动并没有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他们就被批评冒险行事。在这个党领导的反法西斯和独立战争中，《初春》的象征意义也是明显的，那就是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迎来“初春”的希望，当电影最后意大利法西斯的军事基地毁于一旦，所有生活在这篇土地上的人露出了笑容，而那些花朵也渐次开放，之后是风吹麦浪，从百花盛开的初春到麦子丰收的初夏，这片土地终将成为人民的土地，终将结成收获的果子。
当然，故事主要还是体现从冬天走向初春的战斗过程，导演Qerim Mata的革命叙事建立在多个层次上，一是革命者，他们在组织的严密部署和统一指挥下，采取了一次次破坏行动，把码头运有200吨水泥的船只弄沉只是一个前奏，此次行动的最大目标就是意大利军队的基地，革命者化身为苦力混入基地，得到了基地的火力图，然后在大批军人撤出之后事实爆炸行动，在炸药被发现米斯达被捕之后，他们又积极研制了新的爆炸装置，即通过火绒设置时间引爆军火，在干掉了卫兵和排长之后，行动最终完成，随着一声爆炸，革命行动取得了胜利，从而实现了当初的目标，为“初春”的到来创造了条件。在这个层次上，组织者马里不畏艰险、米斯达在严刑拷打中面不改色，都体现了革命者的战斗精神，当然影片着力塑造的是什勒蒂姆，他通过党组织的自由刊物学习，变身搬运工积极投身战斗，最后爆炸行动他是主力，当一切布置完成，敌人发现排长和卫兵被害，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他最终挺身而出，“我们不能忍受屈辱”，这就是他面对敌人说出战斗的目的，而这也成为了革命的宣言，最后在爆炸中和敌人同归于尽，为阿尔巴尼亚的解放事业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 导演: Qerim Mata |
除了革命者的成长和战斗，电影还塑造了不同阶层阿尔巴尼亚人的觉醒，什勒蒂姆和未婚妻薇拉情深意笃，当什勒蒂姆参加了革命，薇拉也想成为同志们的一员，但是遭到了他的父母以及哥哥的反对，薇拉的父亲虽然也对意大利法西斯充满了仇恨，但是小农意识又让他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所以他不仅不让儿子被法西斯招募为工人，而且也阻止薇拉和什勒蒂姆的接触，在他看来，薇拉出门就是败坏风俗，最重要的是，他根本不知道需要革命，他认为，成为搬用工就是为意大利人干活，这是作为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所不齿的，连同他们化妆成搬运工进行革命活动，也根本无法理解。当然，薇拉的父母作为传统家庭的个体代表，并没有真正觉醒的叙事，直到最后爆炸声传来，家里的人通过窗户向外张望，体现了一种广泛意义上的觉醒。在下层阿尔巴尼亚人中，老头哈亚侯是觉醒的代表，他本来去意大利基地干活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是为了活下去，但是在见识了法西斯的残酷之后，在和革命者接触中，他融入了他们，火绒引爆炸弹就是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当最后基地爆炸什勒蒂姆牺牲，他说的一句话是：“他永远活着，他是党的好儿子。”
电影另一个觉醒者比较特殊，阿莱多上尉是一名军人，身为阿尔巴尼亚人却为意大利法西斯做事，所以他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异乡人，而且在对法西斯的认识上也存在误区，认为这一切都是墨索尼里导致的，法西斯的指挥中心在意大利，所以当马里找到他希望他一起加入革命者的队伍，阿莱多说自己不会去杀军人，对此马里告诉他：“军服是干什么的？你以为它们是温文尔雅为你们开舞会的？它们征用你们屠杀人民。”穿着法西斯的军服就是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为敌，敌我的对立通过这一番话体现出来，“苦难必须连根拔起，否则我们就无法生存下去。”阿莱多由此被唤醒，在“帝国小军官”对他监视时，他终于夺过了他的枪将他反击在地，也由此加入到了革命者的行列，完成了自身从意大利军人到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蜕变。
无论是革命者，还是小农意识的普通农民，无论是底层的劳动者，还是阿尔巴尼亚军人，在被唤醒的意义上都构成了影片中“人民”，在精神和力量的对比中，在统治和独立的对抗中，在殖民和解放的斗争中，人民被命名，人民在行动，“这就是人民，我们的根子，而敌人却孤立无援。”
《初春》电影海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065]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