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18《十分钟年华老去·小号篇》：因为现实就是一部“思想录”
水波还在荡漾，水纹还在扩展，水声还是飘荡，十分钟只是一个起点，当一切以持续的方式向前，时间会不会走向最后的终点？会不会变成静止的存在？答案或者是肯定的，因为从生到死，只是“距离托那12英里”；有时是否定的，因为从死亡到新生，只有“狗没有地狱”；有时是主动的，因为在“生命线”里，孩子的降生意味着生命的开始，“生活一片美好，睡吧，我的宝贝。”有时是被动的，在总统选举结果正式公布之后，真相却是“我们将被掠夺”，因为那最后的总统只不过是被偷窃走的符号……
但是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结局出现的时候，它并不是意味着一种停滞，时间还在向前，如水一样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它可以覆盖并改变过去，可以取代并影响现在，可以主宰并指向未来，但是时间的不确定制造的是某种可能，即使在古罗马马可·奥里利乌斯的《思想录》中，“时间是河流，一切的创造物在不可抵挡的洪流中，当事物映入眼帘，仅为了依次被冲走……”不可抵挡的洪流带走了一切事物，但是被冲走的结局不是最后的流逝，它在已知和未知中开始了新的可能：它在改变，它在对抗，它在逐力，甚至它就是世界本身。
在时间的流动中，“依次被冲走”的命运，总是提前被写在“事物映入眼帘”的那一刻，过去而现在，现在为未来，它是一种启示录。赫尔佐格的《几千年前》便是将时间又重新从现在的终点回溯过去，这种过去被称为历史，“几千年”的历史便构筑了一条时间的巨流，在这条巨流中，曾经有原始森林，曾经有神秘部落，曾经有古老仪式，沃尔人首领塔西和他的哥哥瓦伯便是这种历史遗存，他们和祖先一样生活在原始森林里，他们会制作毒箭，会吃竹子，会取火，这些技术让他们几乎在不变的历史河流中生存下来，但是，当处于旧石器时代的他们掌握了对付敌人的技术，他们的面前其实已经站着征服者和破坏者。1981年，随着这片原始森林被发现，这个神秘的沃尔人部落最终被所谓的文明击败，他们在最后用毒箭刺死了两个闯入者之后，一切都走向了终结。
原始部落从这片森林中消失，并不是文明对野蛮真正的取代，真正悲剧的是，塔西和瓦伯在异化中成为了被文明围观的对象，甚至成为自我戏谑的表演者，距离他们被击败20年后，摄制组再次进入丛林，塔西和瓦伯在战胜了疾病之后，面对摄像机开始表演曾经杀死白人的整个过程，但是当过去发生的真实事件变成一种表演，当文明和野蛮的冲突变成再现的戏剧，他们其实早就成为了文明世界的一部分，但是真正的文明似乎又在拒绝着他们，所以当塔西说自己曾经去过城市曾经做过飞机甚至曾经和白人女人做爱，当他们的侄子已经开始说葡萄牙语，他们却依然不是被文明接受的人，在既无法重现原始生存状态又无法融入现代文明的双重尴尬中，他们只能在迷失的世界里，看不到真正属于他们的未来。
赫尔佐格对于文明和野蛮冲突的哲思揭开了时间之流的重大母题：现实改变了历史，必将改变未来，就像电影题目“几千年前”一样，人类的目光其实根本无法深入到千年前，它只不过是现代人的一种臆想，连塔西和瓦伯在摄像机面前跳起的反征服仪式都可能只是他们自己的想象，十分钟彻底解构了原始森林、神秘部落和古老仪式所组成的巨大象征。当未来变成真正的空缺，赫尔佐格其实所发出的问题是：过去到底是怎样被改变的？维克多·艾里斯的《生命线》似乎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只不过他从一个部落的兴衰转移到一个人的沉浮：时钟在行走，男人和女人，孩子和老人，都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山村里的一切似乎在沉寂中日复一日地重复。但是，当水滴不小心滴落下来，当那根烟被熄灭，当秋千留出了一个位置，一切开始了改变。
| 导演: 陈凯歌 / 维克多·艾里斯 / 沃纳·赫尔佐格 / 吉姆·贾木许 / 阿基·考里斯马基 / 斯派克·李 / 维姆·文德斯 |
苹果树下的那条蛇正在游动，如创世纪一样，这是生命搏动的预兆，一张床，一个妇人，一块渗透出鲜血的布，以及最后一声孩子的啼哭，都证明一个生命的降生，对于那些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来说，这是期盼之后应有的喜悦，但是不管是布上的血还是哭声，在打破沉寂的同时，也制造了另一种隐秘：面粉台上是一张报纸，报纸上是一张照片，照片里是面带微笑的士兵——当报纸、照片和士兵成为一种时间的特写，一切的叙事都被置入到无法改变的背景里：1940年6月28日。这是战争的年代，战争意味着死亡，它在鲜血的同构中让生命变得悲怆，但是即使是战火弥漫的岁月，当一个孩子的哭声打破沉寂，是不是也意味着一种生，以及一种希望？“生活一片美好，睡吧，我的宝贝！”在大人的抚慰中，死亡似乎暂时被搁置起来，生命成为那个时代最鲜活、最真实的存在。
《几千年前》所阐述的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生命线》则在重现历史一幕中思考生命的意义，一种叫悲观，一种叫乐观，但是在时间之流中，悲观和乐观的分野是粗暴的，在共同趋向于历史的再现中，真正的问题是谁是其中主导的力量？无非是现实，现实连接着过去，启动着未来，当然，现实更有可能在十分钟里自我改变着一切。吉姆·贾木许的《国际组织·拖车·夜晚》把现实的十分钟放置在这个被拖车的夜晚，女人被带进正在修理的车内，她脱掉了衣服，拿出了CD，点燃了香烟，接着拿起电话，“找了一辆拖车，不，是逗留。”她和男人对话，在十分钟里，她几乎就是在对话中开始和结束，在十分钟里，车门打开又关闭，旁人进来又出去——她在给谁打电话？旁人到底在干什么？一个夜晚的十分钟，似乎构筑不了一个完整的情节，在破碎、片段以及悬疑的时间里，一切都变成了未知，就如现实本身，它就是在这种未知中展开了可能，“我是个反常的人。”女人说了一句话，也把这个十分钟变成了某种虚构。
反常解构了正常，夜晚解构了白天，电话解构了面对面的对话，所以现实也解构了另一种必然的现实，而这正是时间所具有的最大意义：它在现实里流动，它改变了现实本身，它是现实的非现实，是非现实的现实。《狗没有地狱》是将这种现实/非现实带入到一种选择状态，男人出狱了，获得了自由的他赶一班去往莫斯科的火车，但是在只身十分钟的时间里，他希望带走正在酒吧里工作的女友，这是男人拥抱自由生活最大的愿望——当他走出监狱，狱警给他的是曾经寄存在那里的物品，一块手表、一根皮带、一条领带、一双皮鞋，这些单一的物品呈现的是原先的状态，和作为囚犯的男人一样，什么都没有改变。在物的状态，时间不曾改变什么，但是当男人成为自由人，他需要的就是作为人存在而被标记的爱，约了女友，买了戒指，当女人义无反顾跟着他在最后十分钟里登上了去往莫斯科的火车，她问他：你是否后悔我带你走？男人指着窗外：“你看外面是漆黑一片。”她疑惑，男人接着说：“可是，我们却在这里面。”
《十分钟年华老去·小号篇》电影海报
话音刚落，一列火车从相反的方向疾驰而过，光亮之后是新的黑暗，另一列火车没有在这光亮的一瞬带走他们，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成为“另一列”，在这一列火车漆黑的窗户里，他们的影像留在上面，当影像不可分离，他们也就在这载着自由和希望的世界里在一起，“在这里面”成为十分钟之后爱情的模样，“狗没有地狱”，人却有地狱和天堂，有囚禁和自由，有分离和重聚，每一种选择都带向不同的现实，也许真正的现实就是唯一的，必然的。维姆·文德斯的《距离托那12英里》似乎是另一种对于现实的选择，男人开车来到小镇寻找诊所，但是几乎空无一人的小镇上，诊所也关门谢客，男人无奈，开着车继续前进，但是在开车途中，他开始感到不适，不适又变成了难受，甚至变成痛苦，变成了折磨——在距离托那12英里的道路上，他很可能丧失生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一辆卡车迎面驶来，他停下车大叫“上帝救救我！”而卡车也停了下来——男人昏迷过去，当他醒来后，第一时间给妻子打电话，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当他转过头，看见旁边坐着正在看书的女孩，她就是将男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女孩凯特，一个刚考出驾照的新手，但是正是她在最关键的十分钟里拯救了男人，使得生命重新得以延续，两个人彼此看着，脸上露出了微笑。
距离托那12英里，对于男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一种可以自我选择的选择，他处在“必须”的境遇里，无论是小镇的诊所关门，还是自己驾车去往托那的医院，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甚至在路上当他昏迷之前如果没有遇到凯蒂，那么生命也将不再回来。看起来凯蒂救他便是一种偶然，但是男人正是在“必须”的境遇里，以对生命不可遏制的渴望，才使得最后机会出现，使得自己被宛如天使的凯蒂救回了性命——现实是现实，但是它在自我努力中把生命带向了活着的可能，和《狗没有地狱》一样，当爱情“在这里面”而彼此不再分离时，现实会呈现出它最好的一面。
现实有最好的一面，现实也有最坏的一面，斯派克·李的《我们将被掠夺》关注的是美国总统选举，布什和戈尔的世纪竞选似乎有着太多未明的真相，最后失败的十分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佛罗里达州的6000张选票背后有着怎样的阴谋？其实当斯派克·李在四年之后再次聚焦这场选举，已经对现实进行了某种改写，而且这种政治味道太浓的剧情设置对于时间主题的阐述，太具有政治倾向性，“总统是偷来的”最后只是一种主观表达。撇开这部短篇集萃中唯一的败笔，最后陈凯歌的《百花深处》则将时间和现实带入了一个更荒诞的存在，就像那条已经不存在的“百花胡同”一样，时间被虚构了，现实被扭曲了，我们的家最后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
搬家公司无疑是一种工具式的存在，在直接的交易中完成从此地到彼处的迁移，这种工具式的存在，其实在现实层面构成了一个系列：低矮的房子不见了，高大的楼房拔地而起；曾经认识的街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宽阔马路——现实就是被取代的存在，而那个带着他们来到“百花胡同”搬家的男人无疑对于现实提出了质疑，“现在不认识老北京了。”而随着汽车开进了所谓的百花胡同，他又成为了现实的解构者，搬家者是“他们”，他们看见这里只有废墟，他却看见了四合院，而且他就在这四合院里找到了最后的家，家里有家具，有古董，更有和这些物品相关的历史和情感——物品在他眼里是活着的存在，所以他会让他们抬走大衣柜，搬走在堂屋条案上的花瓶，会从最后遗留的铃铛档子里听见铃声。
但是，在这个虚拟的搬家场景中，被称作是疯子的他“看见”了这一切，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悲哀？已经被拆迁的百花胡同只留下了一棵树，它是孤独的存在，和他一样，只能在坚守中保持最纯粹的怀想，他们所看见的废墟在他眼里是美好的存在，但是他的悲哀也在于此，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虚构，在混淆了现实和虚拟的尴尬处境中，他其实是一个被扭曲的符号，最后喊出的那句“搬新家啦”，甚至不是一种坚守，而是把搬家当成新生活开始的异化，在一抹夕阳的残红里，他跑进了现实的虚无中，也最终被无情吞噬——陈凯歌最后用中国水墨画展现百花胡同的唯美，随后又消失无踪，便是这一种悲剧的折射。
时间注定会冲走一切事物，时间无法改变，这是时间客观性的体现，但是当人“在这里面”，十分钟或者是生死瞬间，或者是爱恨抉择，或者改变了历史走向，或者是重启了生命形态，人在时间的流动中不是为了改变时间本身，而是为了改变自己，或者主动，或者被动，或者是对现实的妥协，或者是对生活的对抗，在毕竟年华老去的十分钟里，留存着的唯有人自己的印记，在或悲或喜的结局中，时间最终成为了人自己书写的一本“思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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