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1-09《1918》：对倒在镜子的镜子里
“是的，香港是个充满矛盾的地方。”2017年1月阅读过刘以鬯的小说《岛与半岛》，这是在我的阅读生活中唯一一部刘以鬯的小说，对于20年的高峰期每天写作一万字的刘以鬯来说，写作和阅读、作者和读者之间存在着极不对等的关系，这种不对等可以命名为某种陌生和疏离。但是当读完小说，写下“没有虚构，只有破败”评语的时候，当翻开的手被某种强力弹回的时候，是不是在写作和阅读、作者和读者之间构筑了一种“对倒”的关系？
此为对倒的一种疑问。2017年阅读刘以鬯的小说，距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六年中发生的事和刘以鬯有关的便是他的逝世：2018年6月8日刘以鬯在香港铜锣湾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9岁。而黄劲辉的这部纪录片拍摄完成于2014年，2014年的刘以鬯回忆自己从上海到香港再到南洋的坎坷经历，2014年的刘以鬯和妻子罗佩云过着安详的晚年生活，2014年的刘以鬯还在构思着自己最新的一部小说《男语，女语》——四年之后，刘以鬯的人生画上了句号。从2014年在纪录片里留下活着的影像，到2018年逝世的消息传来，其中当然隔着阅读《岛与半岛》的2017年，如此在时间意义上也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倒”：对于刘以鬯来说，2014年的生是否能预见2018年的死？对于一个阅读者来说，2017年的进入是不是会知晓一年后得到“退出”的结果？生与死、进入和退出是不是构筑了生命和文本之间的对倒？
2018年6月9日，在刘以鬯逝世的第二天，香港导演王家卫在微博上写道：“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悼刘以鬯先生。”这句话似乎和当年电影《花样年华》在片尾处对刘以鬯的致敬形成了一种呼应。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的故事和灵感来源于刘以鬯的《对倒》和《酒徒》，无论是致敬还是悼念，都形成了小说和电影的“对倒”关系，而这种对倒直接指向了关于时间的这个隐喻：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这句话来自刘以鬯的《酒徒》，“轮子不断地转。香港在招手。北角有霞飞路的情调。天星码头换新装。高楼大厦皆有捕星之欲。受伤的感情仍须灯笼指示。方向有四个。写文章的人都在制造商品。白兰地。将憎恶浸入白兰地。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当王家卫引用这句话致敬刘以鬯，潮湿的记忆中自然包含了某种如泪的感伤，而回到时间本身，或者说回到刘以鬯在2014年的影像中，则并非全部是潮湿的，它甚至在刘以鬯非凡的表达欲中，变成了对于人生非凡经历的快乐言说，变成了没有痛苦的高光回忆。
而这是不是另一种隐藏式的人生对倒？一方面是导演黄劲辉在开篇制造的隐喻：《酒徒》的稿纸上躺着一支笔，然后一角开始燃烧，慢慢火焰扩散，最后将整张稿纸化成灰烬，这是一种毁灭的结局还是涅槃的开始？这无疑是沉重的，伤感的，甚至是“潮湿的”，但是镜头转向刘以鬯时变成了“另一方面”的叙事：“我那时给香港报纸写稿，一天一万字，有20年的时间，用四个字来说是：与众不同……”刘以鬯就是用这样的语气说起自己的辉煌时刻，然后是接受生日祝贺的场景，这当然是快乐的，沉醉的，激情澎湃的一幕——这另一方面和开篇的燃烧形成了某种反差，甚至成为了一种情绪的割裂，于是影像和人生也变成了对倒。
| 导演: 黄劲辉 |
在104分钟的纪录片里，只要刘以鬯在镜头里，都是这样一种情绪的表达。他回忆自己在上海的创作，回忆来到香港的经历，回忆去新马从业的故事：刘以鬯1918年生于上海，家境优越，报章说他“从小就是上海英租界里的翩翩少爷，父亲是黄埔军校第一批英文翻译官，哥哥则是宋美龄的英文机要秘书，从小衣食无虞的他，在文学上很早就显示出了天赋；1936年当时只有18岁的刘以鬯就开始了文学创作，第一部小说是《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自学俄文的他把俄语小说中的“安娜”当成了自己的主人公；1941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的前身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年到重庆，曾主编报纸副刊，1945年回上海，创办文化社，出版中国新文学作品；1948年来到香港，先后任《香港时报》《星岛周报》等报刊杂志编辑、主编；1952年到新加坡，任《益世报》主笔兼副刊编辑，后到吉隆坡任《联邦日报》总编辑；1957年回港后，继续从事报纸副刊的编辑工作，曾主编《香港时报·浅水湾》《星岛日报·大会堂》等；1986年，创办和主编《香港文学》月刊……
每天一万字写了20年，这是刘以鬯在香港的高产时期，尽管被人诟病是为了维持生计而写出的“文字垃圾”，但不容否认，每天一万字的文字里自然也创作出了令人惊艳的作品，《酒徒》《寺内》《对倒》以及《岛与半岛》被认为是刘以鬯的代表作——在黄劲辉的镜头下，黄淑娴、洛夫、张默、袁兆昌一边回忆刘以鬯，一边评价他的作品，尤其是《酒徒》和《对倒》，黄淑娴认为这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袁兆昌说刘以鬯自己从不喝酒，但是《酒徒》中有自己当编辑的影，洛夫认为《酒徒》完全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写法，“酒变成一种护照，常常带我去到另一个世界，我未必喜欢空白似的世界，只是更讨厌丑恶的现实……”而《对倒》篇名直接展现了一种丰富的结构叙事，“这是一种对倒的美学”，它更是启发了王家卫《花样年华》和《2046》的电影创作。
对倒的美学是什么？8岁开始就集邮的刘以鬯是从邮票联票的上下“对倒”结构中得到启示，而《对倒》的封面设计就是两张对倒的邮票。“对倒”是上和下的对位，里面可以是矛盾，也可以是补充，可以是独立，也可以是整体，它的结构形成的美学就在于对称中的对立，男和女，年轻和年老，以及生与死，都在这种结构中变成了对世界的解读——而电影《花样年华》对小说的改编，又形成了小说/电影的对倒结构；刘以鬯将意识流内容放在括号里，内和外构成了另一种对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擦身而过还是永在一起，也构成了对倒的关系；或者放眼50年代至70年代的香港社会，向前发展或者向后衰退也是对倒……刘以鬯在小说中构筑的香港和现实中的香港，那个《酒徒》中所说的“空白似的世界”和“丑恶的现实”是不是也自然构成了对倒的存在？
《1918》电影海报
其实在黄劲辉的记录影像里，刘以鬯就生活在并不丑恶的现实里：他用极快的语速说着混杂了上海话和粤语的话，让人似懂非懂，但自己却完全沉浸在其中；逛街、买明信片、品尝美食是他和妻子罗佩云“一天的生活”，这完全是夫妻恩爱的写照；在家里他会拿出自己设计的各种模型，让人和他一起分享其中的快乐……即使在回忆里，也都充满了自豪感：他约过老舍的《四世同堂》，和相差两岁的张爱玲有过交集，出版徐訏、施蛰存等人的现代派作品，不过对穆时英有些质疑，还第一个发布了日本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阵亡的消息……刘以鬯的现实和回忆都没有那种潮湿感，但是在纪录片里黄劲辉似乎人为地把这些故事讲得很潮湿，甚至还以“怪异的想象”将《他有一把锋利的刀》放进纪录片里：男人穿行在树林里，一把锋利的刀让他寻找目标，而迷途的他似乎看见了鬼魂。
也许黄劲辉想要制造“对倒的美感”，于是纪录片里不断出现“对倒的意象”：《花样年华》的电影片段大段引用，试图建立影像和小说之间的“对倒”；他让刘以鬯站在镜子前，镜子不是单数的镜子，刘以鬯也不再是单数的刘以鬯，镜子里是无数的镜子，是无数的自己，这是小说《镜子里的镜子》之再现，却完全是导演设计的；刘以鬯的生日聚会上，送他的礼物是一个沙漏，上面和下面也构成了对倒……当然，刘以鬯说起现在计划的一部小说也是另一种对倒：“要写两段故事线，上面一段从西港城到筲箕湾，下面则是筲箕湾坐电车到西港城……”
上和下，来和回，男和女，是刘以鬯的对倒，而当下和回忆，文本和现实构成了黄劲辉的对倒，在对倒之对倒里，在镜子的镜子里，在记录的影像里，或者对倒永远是一个虚构，甚至是一个人为制造的隐喻，2014年之后是2017年，2017年之后是2018年，最后的生与死构成了隔阂的对倒，里面永远有一块穿透不过的玻璃，就像电影本身，“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284]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