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26《唐诗别裁集》：去淫滥以归雅正
然备一代之诗，取其宏博，而学诗者沿流讨源，则必寻究其指归。
——《原序》
“于束发后，即喜钞唐人诗集”，历三十余年而成，沈德潜花费如此心血呈现怎样的唐诗选本？从浩瀚之唐诗中编成20卷收录一千九百二十八章，以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之语分别裁定的诗集，编选的标准又是什么？以后人的眼光看待唐人之诗，“复于唐诗全帙中网罗佳什”，面向未来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在沈德潜编选唐诗的时候，其实分别指向了作诗、编诗和读诗三个维度，而这三个维度具体体现在诗人、编者和读者三者之中，而贯穿其中的则是“诗教”。
“有唐一代诗，凡流传至今者，自大家名家而外，即旁蹊曲径，亦各有精神面目，流行其间，不得谓正变盛衰不同，而变者衰者可尽废也。”这是沈德潜写于康熙五十六年的《原序》，康熙五十六年，也正是《唐诗别裁集》编成之年，此书编辑完成，沈德潜便在序中指出了诗歌至唐代的“变”，诗歌流传至唐代，正是“变者衰者”废后的结果，而诗歌作为唐朝一代之文学，沈德潜认为最主要的风格便是“宏博”，“然备一代之诗，取其宏博”，但是宏博所呈现的风格，是变与不变之间进行的选择，它们都指向于对诗源本身的探寻，“人之作诗，将求诗教之本原也。”这是沈德潜引入“诗教”的一个切口，在他看来，唐人之诗，精神面貌各不同，有“优柔平中顺成和动之音”，也有“志微噍杀流僻邪散之响”，而“志微噍杀流僻邪散之响”因为偏离了诗教，所以以此寻找本源，犹南辕北辙；唐诗中有正变盛衰，编诗者也根据自己的喜好“意见各殊”，有人崇尚复古，有人主张标新，二百年间尚无定论，有人甚至将前人所编“秾纤浮艳之习”保留下来，在沈德潜看来，这无疑是诗教之衰，是编诗者的责任。
唐诗本有不同的精神面貌，编选唐诗有各自的审美标准，但是归结为诗教，沈德潜的“别裁”便确立了自己的标准，在他看来，编诗者的职责，“能去郑存雅”，如果在这方面误用，甚至“转使人去雅而群趋乎郑”，无疑违背了选诗的目的，“尚安用意见自私，求新好异于一时，以自误而误人也。”由此，沈德潜认为《唐诗别裁集》就是实践着编者“去郑存雅”的使命，“既审其宗旨，复观其体裁，徐讽其音节，未尝立异，不求苟同，大约去淫滥以归雅正，于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庄者，庶几一合焉。”去淫滥而归雅正，其作用就是“因之以递亲乎风雅”，就好比为适远者提供陆行之车马，水行之有舟楫。
体裁次之，音节再次之，重点就在于“宗旨”，宗旨就体现为对诗教的遵从，那么，雅正之诗风到底体现了怎样的诗教？沈德潜在写于乾隆癸未秋七月的《重订唐诗别裁集》中明确指出了“诗教之尊”，那就是“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无论是作诗还是编诗，先审宗旨、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的目的就是为了“一归于中正和平”的诗教，而这一诗教就是沈德潜一直在强调并付诸实践的“温柔敦厚”——从这个诗教的目的出发，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选录了很多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和为应考士子“垂示准则”的试帖诗，而对那些大胆批判时政、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沈德潜选录不多，即使入选，也以“误读”的方式做出点评，如杜甫的《垂老别》和《无家别》，沈德潜评点时说：“上章（指《垂老别》）以忠结，此章（指《无家别》）以孝结，想见老杜胸次。”又如王建的《田家行》，分明是刻划农民一家劳动成果将被官府掠夺殆尽的痛苦心情，而沈氏在评论末二句时，却说：“守此语便为良农。”
但是沈德潜提出的“去淫滥以归雅正”的选诗标准，却也开创了诗歌选录的重要原则，在《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沈德潜指出了以前各家选本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王士禛的《唐贤三昧集》的选诗标准是司空图所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是严沧浪所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但是却没有收录杜甫所说“鲸鱼碧海”、韩愈所说“巨刃摩天”之意，这是一种风格的阙如；除此之外，很多选集都对李杜诗歌存在某种偏见，比如蜀韦縠的《才调集》，只收李不收杜；宋姚铉的《唐文粹》，只收老杜《莫相疑行》、《花卿歌》等十首诗歌；元杨伯谦的《唐音》，也没有收录李、杜的诗作；明高廷礼的《正声》，虽然收录李杜的诗歌渐多，“而未极其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提出了“以李、杜为宗”的选诗标准，“玄圃夜光，五湖原泉，汇集卷内，别于诸家选本。”
“以李、杜为宗”是对李白、杜甫诗歌的极高评价，而在具体选诗中，沈德潜又是如何体现李杜作为唐诗之宗的地位？五言古诗中，沈德潜选录了李白诗歌42首，杜甫诗歌53首，他这样评价李白的五言古诗，“太白诗纵横驰骤，独古风二卷，不矜才，不使气，原本阮公，风格俊上，伯玉感遏诗后，有嗣音矣。”具体而言，他认为李白的《子夜吴歌》“不言一朝家之黩武，而言胡虏之未平，立言温厚”，《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一诗则“太白山水诗亦带仙气”，而《月下独酌》更是“纯乎天籁”，“脱口而出，纯乎天籁，此种诗人不易学。”而杜甫身际乱离表现出忠爱之意，这便体现了圣人所说“兴观群怨”的诗观，他认为，杜甫的诗在风格上“阳开阴阖，雷动风飞”，在盛唐中为大家，而他的五言古诗，“意本连属，而学问博，力量大，转接无痕，莫测端倪，转似不连属者，千古以来，让渠独步。”而且杜甫的诗歌在离骚、文选之外另辟蹊径，“老杖独能驱策经史，不第以诗人目之。”具体而言，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写出了遭阻抑却无怨怼之词的风骨，“可谓温柔敦厚矣”，《望岳》一诗但就“齐鲁青未了”五个字“已尽太山”；一首《新安吏》，沈德潜更是给予了很高评价：“诸咏身所见闻事，运以古乐府神理，谅心动魄，疑鬼疑神，千古而下，何入更能措手？”
| 编号：S24·19401224·0093 |
七言古诗部分，沈德潜收录李白的诗作37首，他认为李白的七言古诗“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良云从空，随风变灭。”这种变化只有天授可为，绝不是人为可及，所以读李白诗作，“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具体而言，“笔阵纵横，如虬飞蠖动，起雷霆于指顾之间”的《蜀道难》是李白为“仙才”的体现；《乌衣巷》（“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则是“蕴含深远，不须语言之烦”；《鸣皋歌送岑征君》（“若有人兮思鸣皋，阻积雪兮心烦劳”）也体现了李白的仙才，“学楚骚而长短疾徐，横纵驰骤，又复变化其体，是为仙才。”对于脍炙人口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沈德潜的评价是：“诗境虽奇，脉理极细。”选录杜甫的七言古诗更是高达58首，沈德潜这样评价杜甫的七言古诗：“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如巨鹿之战，诸侯皆从壁上观，膝行而前，不敢仰视；如大海之一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集。”他认为杜甫的诗作“别于大唐诸家，独称大宗”，和李白的诗作比较，“太白以高胜，少陵以大胜，执金鼓而抗颜行，后人那能鼎足！”在这里沈德潜特别强调了杜甫诗歌的立言功能，“一饭未尝忘君，其忠孝与夫子事父事君之旨有合，不可以寻常诗人例之。”他认为杜甫的《丽人行》“他人无此笔法”，《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则“画诗开出异境”，波澜变化的《哀王孙》“七古能事已极”。
五言律诗收录李白诗作27首，沈德潜评价为：“逸气凌云，天然秀丽，随举一联，知非老杜诗，非王摩诘、孟襄阳诗也。”收录杜甫诗作63首，对他的评价是：“杜诗近体，气局阔大，使事典切，而人所不可及处，尤在错综任意，寓变化于严整之中，斯足凌轹千古。”七言律诗分别收录李白、杜甫诗作4首和57首；五言长律收录两人诗作为5首和18首；五言绝句收录的数量为5首和3首，七言绝句则为20首和3首……纵观《唐诗别裁集》，李杜为宗在数量上得到了极大体现，所选的一千九百二十余首唐诗中，李白、杜甫的作品就有四百首之多，占了五分之一强，以李、杜为宗，显示出唐代诗歌中雄浑阔大的一个主要方面，应当说是这个选本的一大特色。
以李杜为宗，沈德潜就是强调唐诗风格中“鲸鱼碧海”“巨刃摩天”之观，但是对于一代之诗，唐诗亦有不同的精神面貌，“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所以选录的诗作要体现诗教，在沈德潜看来，这也是对诗歌发展规律的认识，“览唐诗全帙，芟夷烦猥，裒成是编，为学者发轫之助焉。”沈德潜根据不同体裁的唐诗，分别阐述了其发展过程并指出了代表诗人和诗风。在五言古诗中，沈德潜认为，著名的代表诗人是陈子昂、张九龄、李白、王维、孟浩然、储光义、韦应物、柳宗元、杜甫等人，陈子昂、张九龄和李白“原本阮公”，是唐体中的复古者；而其他几人风格各异，王维之清腴、孟浩然之闲远、储光义之真朴、韦应物之冲和，柳宗元之峻洁；而杜甫完成了诗风之变，“少陵材力标举，篇幅恢张，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要其为国爱君，感时伤乱，忧黎元，希稷、卨，生平种种抱负，无不流露于楮墨中，诗之变，情之正者也。”
在五言古诗卷中，沈德潜选录了魏徵的《述怀》（“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他认为这首《述怀》虽然是“奉使出关而作也”，但是诗作“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沈德潜以魏徵为《唐诗别裁集》之始，就在于盛唐风格在诗中有了源头；同样，他认为虞世南的《从军行》（“涂山烽候惊，弭节度龙城”）“犹存陈、隋体格，而追琢精警，渐开唐风”；唐初的五言古诗“渐趋于律”，在这个阶段，陈子昂“起衰而诗品始正”，张九龄则“诗品乃醇”；王维作诗“每从不着一力处得之”，孟浩然的诗作则“语淡而昧终不薄”，高适五十岁才学诗，但“每一篇出，为时称颂”，岑参“尤长于边塞”，白居易的诗“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也”，但坊间传闻为老妪读诗，“不可为据”，韩愈的诗作“规模宏阔，骨格整顿，原本雅颂，而不规规于风人也”，柳宗元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
在七言古诗发展上，初唐的风调可歌，但是“气格未上”；到了王昌龄、李颀、高适、岑参四家，“驰骋有余，安详合度”；而李白和杜甫都自成一体，李白的诗作“鞭挞海岳，驱走风霆，非人力可及”，杜甫的诗作则“沉雄激壮，奔放险幻，如万宝杂陈，千军竞逐，天地浑奥之气，至此尽泄”；之后到了钱起、刘长卿，“渐趋薄弱”；而在韩愈一代，“踔厉风波发，又别为一体。”除了李白和杜甫的七言古诗之外，沈德潜收录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评价这首诗作，“前半见人有变易，月明常在，江月不必待人，惟江流与月同无尽也。后半写思妇怅望之情，曲折三致。题中五字安放自然，犹是王、杨、庐、骆之体。”评价刘长卿的《铜雀台》（“娇爱更何日，高台空数层”）：“不必嘲笑老瞒．淡淡写去，自存诗品。”评价白居易的《长恨歌》“悠扬旖旎，情至文生，本王、杨、卢、骆而又加变化者矣”，他认为李贺的诗歌“意取幽奥，辞取瑰奇”，李商隐则“工于獭祭”，是宋代西昆体的源头。
唐初就“稳顺体势，其制大备”的五言律诗，“平叙易于径直，雕镂失之佻巧”的七言律诗，“贵严整，贵匀称，贵属对工切，贵血脉动荡”的五言长律，“纯是化机，不关人力”的五言绝句，“贵言微旨远，语浅情深，如清庙之瑟，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的七言绝句，沈德潜在各种体裁中选录风格各异的诗人和诗作，阐述其发展。而在收录各家诗作的同时，沈德潜也注意到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和不同体裁的作品，七言古诗中就收录生平“未详”的陈润的《宿北乐馆》、“与宋氏五女学士齐名”鲍君徽的《惜春花》、户部侍郎吉中孚室张夫人的《拜新月》、“失其姓，裴悦室也”的裴羽仙的《寄夫征衣37》、“时代无可考”僧隐峦的《蜀中送人游庐山》，而在七言绝句卷中，收录有“字里未详”杜常的《华清宫》（“行尽江南数十程，晓风残月入华清”），还有僧法振、无名氏、武昌妓等闺中及方外、无名氏诗。
唐诗为一代之文学，在“菁华极盛，体制大备”的时代中，沈德潜“去淫滥以归雅正”的选诗标准当然是为了那些读诗、作诗的学者，由此，沈德潜强调了诗歌的一些规律，他提出了“诗法”，“诗不可无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什么是作诗之法，“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诗无定法，否则便是“死法”，行之止之，都在于一种自然，如“天地间水流自行，云生自起”一样，而这种自然在沈德潜那里便是“神明”，作诗便是知晓神明之变，知道元气之结，“乍读之不见其佳，久而味之，骨干开张，意趣洋溢，斯为上乘。”而沈德潜选诗也是从这一标准出发，“故有不著圈点而气味浑成者，收之；有佳句可传而中多败阙者，汰之。”而这种神明观、元气观，背后也还是归于雅正的要求，是为了诗教的目的，作诗、选诗、读诗，便在这一宗旨上达成了一致，“读诗者心平气和，涵泳浸渍，则意味自出；不宜自立意见，勉强求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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