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颠覆之痛_『读·者』＠图书馆

2009-04-26 《南京！南京！》：颠覆之痛

       《City of Life and Death》，这是《南京！南京！》的英文名字，与中文两个感叹号的歧义不同，英文片名更直接：关于生和死，关于救赎和死亡，关于一座生死之城的黑白记忆。
        这样的黑白记忆都已经不属于在坐的观众，他们和72年前的战争有无限远的距离，当然也不属于陆川，一位38岁的青年导演。在历史之外，我们所有的解读都是国家叙事下的个人经验主义，都是建立在不同形式的图书、资料、电影等文献基础上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72年前的这座生死之城都无法摆脱在我们心中已经形成的集体民族记忆，不管是日本军人的人性刻画，还是中国人的抵抗，都不能颠覆和更改，到头来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换了陆川所说的“去符号化”，但是最后的最后，不管是《南京大屠杀》还是《屠城血证》，还是《南京》，南京在72年前就已经是被历史重重压抑着，谁也无法为她翻身。

        所以，4年处心积虑的陆川还是蹩脚地陷进了把人性简化为“战争对双方的心理伤害”之类的俗套主题。这是中国电影对南京解读的宿命，这是对民族仇恨不容颠覆的宿命，你要做的就是在中途离开，在灯红酒绿的夜晚，离开影院，离开中国人的死亡记忆。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么，我们该记住怎样的历史？是侵略者的凶残，遇难同胞的悲惨，还是为复仇而铭记的国耻？陆川说，这部电影有两个去符号化的东西：一是想把中国人的抵抗拍出来。二是把战争上升到人性的高度。他努力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光辉，不可否认，影片里有抵抗，比如刘烨与他的一小队战友与日军的大队人马的殊死搏斗，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体现了一种崇高的伟大，以及后来，日本人向安全区里的拉贝“借”一百名女人，以保证其他更多人的安全，那些自告奋勇入虎穴的女孩，也体现了一种人性的光辉，但是纵观整部影片，这些光辉点却撑不起陆川一直所要强调的抵抗精神。
        在那个命贱如蝼蚁的时期，影片中所有的死亡表现得都很干脆，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一条生命被剥夺，就是这么轻易，轻易得让人心惊。小股日军误入小教堂一场戏，是将观众彻底拉入影片设置的绝望深渊的开始。数千中国人面对几个惊慌失措的日本军人举起双手，其实这几千人一拥而上这几个日本兵都能给活活踩死，但他们没有，他们选择屈服，这是一个丧失的反抗意识等待宰割的城市。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求生是一种本能，我们不能把这种本能称之为抵抗精神。在失陷的南京，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抵抗，而完全是求生的本能，抵抗的人最后都死了，而活着的人却是靠是着日本人仅存的那点善良与仁慈，南京陷落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它的不抵抗。影片最后以小豆子放生后的笑作为结尾，似乎在预示着民族精神的最后拯救，似乎在回归《City of Life and Death》中的“Life”，但真的太矫情了，这样的生是以角川人性救赎为前提的，偶然的虚构，撑不起整个影片的抵抗实质。

        影片对角川人性化的刻画是最有争议的，当然，我们不能用民族主义情绪去解读角川这个具体个案，但是陆川希望用日本军人的视角来还原这场战争，在电影中，大量的日本军营镜头和以角川为主线的思维活动，以及日本祭祀舞蹈，在以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里是看不到的，这给了我们解读这部电影和这段历史的新视角，但是陆川在塑造中显然带有明显的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到达南京城时还是处男，他没有屠杀一个中国人，他挽救了几个中国人的生命，然后他为其同胞的恶行悔过而自杀……整部影片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侵略者，而是一个圣人，他的死是一种涅磐，仿佛在无限接近“伟大的中日人民友好万岁“这样的口号主题。
        曼德拉语说：可以宽恕，但不能遗忘。那么，我们又如何选择宽恕？法国哲学家Janke lévitch说“宽恕在死亡集中营里已经死亡”，面对72年前的生死之城，我们现在到底该该不该去宽恕？如何宽恕？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周而复始的不断上映，在一个血腥没有人性可言的年代，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里，永远是沉重和黑暗，也永远是耻辱和死亡。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南京！南京！》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