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30《一间自己的房间》：莎士比亚的妹妹将重生
有没有什么事，是我们仅仅因为它本身很美妙、因为有终极的幸福而去做的？难道读书不算吗？
——《应该怎样读一本书？》
一本书，一本被购入的书，一本列入九品书库的书，以及一本拿在手里的书。购入、入库以及拿着，都是一本书，也仅仅是一本书，但是只要打开，只要阅读，就会让一本书变成“一本自己的书”，阅读是一种从商品到读品的转变过程，更是自我拥有的充分标志，如维吉尼亚·伍尔夫所说：“在读书这件事上，一个人能给另一个人的建议只有一条：不要听从别人的建议，应该顺从自己的直觉，发挥自己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自己的直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结论组成了“自己的书”，它呼应了伍尔夫所说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但是，这真的是一本自己的书？
疑惑于为什么一本书配上了那些经典绘画？爱德华·霍珀、亨利·马蒂斯、文森特·梵高、奥古斯特·雷诺阿、奥古斯特·马克、保罗·高更、威廉·格拉肯斯、埃德加·德加、卡尔·霍尔索、卡米耶·毕沙罗等20位画家的作品插入在文字之间，这些绘画和伍尔夫的演讲有什么关系？难道仅仅是为了装饰那间房间？疑惑于为什么文中小小的注释要衍化成关于每个人的“小传”？范妮·伯尼、简·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简介、黑白或彩色照片构成了别样的风景，但是它们不正是夺走了文字应有的光芒？一本小小的书，一篇小小的演讲，因为这些绘画作品、这些注释、这些小传而变得厚实，而变得艳丽，而变得喧宾夺主——这还是伍尔夫为每一个写作的女性搭建的“一间自己的房间”？
插图或注释，只是一种附属，只是一种辅助，但是它们涌入了房间，它们霸占了空间，它们抢夺了话语，一间自己的房间完全变成了喧闹的、狂欢的、混乱的会所，甚至人们还在这里高谈阔论，在这里醉态尽显，在这里呕吐和发飙，在这样的房间里，伍尔夫一定是逃了出去，读者一定要消失，所谓的阅读也只是变成了一种摆设。出版社似乎本身就是在制造一起打脸的丑闻，它就变成了伍尔夫所说的那些王冠、桂冠、刻在大理石上的永不磨灭的姓名背后的浮华，如果出版一本书是为了让人阅读，如果阅读是为了抵达思考，如果思考和写作是为了建造“一间自己的房间”，那么反其道而行之的出版社一定是伍尔夫所讽刺的对象，“所以，如果你索性放弃阅读的这一步，放手让批评家们，让图书馆里那些裘袍加身、冠冕堂皇的权威们去替我们判定那本书有没有绝对的价值，岂不是更不明智呢？然而，那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任务啊！”
的确，需要一本自己的书是多么难能可贵——只能略过那些插图，那些注释，那些照片，回到伍尔夫所说的读书世界，回到属于自己的一本书。这一篇在某学校演讲的文稿中，伍尔夫强调了读书的几个准则：第一不要相信所谓的权威，读什么书、怎样阅读、能收获什么，都是一种自由，而这种自由是属于阅读圣殿里的氛围，裘袍加身、冠冕堂皇的权威只能破坏自由的精神；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坐着，而是要试着变成作者，成为作者的同事和同谋，这样才能沉浸其中，才能发现作者试图给你的“某种更确凿的东西”；第三，要理解创作，最重要的不是先读，而是自己去写，去体验，去感受，去成为作者；读小说不是对文字的粗浅认识，必须加入自己敏锐的感受力和大胆的想象力；要留意文本的弃物，“用支吾、微弱、已然灭迹的古音讲述的逝去的时光、被遗忘的生命”也许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收获；当然，阅读更重要是思考，是判断，将稍纵即逝的感想固化为扎实、持久的印象。
伍尔夫在这篇演讲中谈到的阅读方法，当然更多是简单的操作方法，但是她之所以强调阅读，就是认为读书时真正不求结果享受过程的快乐之事，“他们曾热爱读书。”别人的这句评语是最高的奖赏。无疑，伍尔夫没有讲“女性的阅读”，她所说的阅读行为超越了性别观，一切的超越只是为了回到读书本身，而读书就像写作一样，需要拥有一本自己的书，一间自己的房间——决不允许那些喧闹者、狂欢者和浮华的人进入房间。正是这一本自己阅读的书，一间自己的房间，“一间”所拥有的空间和时间的自主性，构成了伍尔夫1928年10月在剑桥大学纽纳姆女子学院和戈廷女子学院所作“女性与小说”演讲的主旨，也成为她一生创作的追求和实践。
“女性与小说”，可以是关于女性的，可以是女性作家及其所写的小说，也可以是关于女性和以女性为题的小说，当伍尔夫以这样的标题进行演讲，她首先是站在“女性”维度上的，在演讲中伍尔夫开宗明义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有钱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两者对于“女性和写作”到底具有怎样的必要意义？伍尔夫是作为一个写作着的女性来作演讲的，所以她的演讲就像是另一种写作：她杜撰了牛津和剑桥合体的“牛桥大学”，她命名了可以称为玛丽·伯顿或玛丽西顿、玛丽·卡米克尔的“我”，她也虚构了故事发生的场景：我在牛桥大学的河边钓鱼，钓线在水草间浮升又沉降，当钓线那头突然沉了一下，“轻轻一提”中关于我的故事便开始了。
| 编号：E38·2230820·1991 |
有个身影拦住了我的去路，这是一个男人，他朝着我做着手势，我幡然醒悟他是学监，他做出手势是要让我遵守规则：只有研究员和学者们可以走草坪，女人只能走碎石小路；我只好通过了随时小路，去往教堂的时候，门口又被人拦住，是一个银发苍苍的绅士，他把我挡在门外是要告诉我，只有在研究员的陪同下或持有介绍信，才能入内……拦住我的是学监，是绅士，但是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男人，是有着某种权力的男人，而只有在我是一个女人面前，男人的权力才具有重要的作用。于是对立产生了，于是女人想要顺利通过的必要性出现了：如果我的家庭拥有金银钱财，那么就可以在学校设立奖学金，就可以自主讲师们的职位，就可以为大学添置更多的桌椅，就可以培养更多的研究生，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就不会被拦住，甚至，“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单独享用一顿像样的珍禽和美酒，也可以用算不上奢望的自信，去憧憬愉快而体面的一生，在某个慷慨捐赠的职位里尽享荫庇。”
必须有钱，成为一个必要条件被凸显出来，不仅可以自由出入学校、教堂，还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必须喝酒，比如享受美食，比如去探险——比如可以写作，“在古迹和胜地信步游荡，坐在帕台农神庙的阶梯上沉思，也可以早上十点准时去办公室，下午四点半悠闲地回家，写一首小诗。”有钱和写作不是仅仅有关，而是写作必须有钱。但是对于伍尔夫来说，这个必然性所针对的不是物质是否拥有地位的问题，而是我作为女性普遍缺失的社会地位、文学地位和创作位置，所以，我还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需要的背后是“没有”，纵观历史，女性在文学上总是缺席的。
更换场景来到了伦敦，更换主题变成了“女性与贫穷”，没有钱是一种贫穷，但是对于女性来说，贫穷却远非没钱这一种：女性有自觉意识，女性有自己的魅力，女性对儿童有更强烈的爱，但是他们说女性的脑容量小，女性的体毛少，女性的心智、道德和体能逊于男性，女性的肌肉欠发达……这些对女性贫穷的评价参照的事男性，而更多的男性也说出了女性贫穷的评语：塞缪尔·巴特勒说：“聪明的男人绝口不提对女人的看法。”蒲柏说：“女人大都没有个性。”拉布吕耶尔说：“女人爱走极端，不是比男人好，就是比男人坏。”男人们对女人表达鄙视，表达愤怒，因为他们有钱有势，因为他们开疆拓土，因为他们抢占领地，因为他们建造战舰，因为他们是文学史的书写者。
伍尔夫进入到十八世纪，她虚构了莎士比亚的妹妹，“既然史实难寻，不妨让我想象一下，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天资聪颖的妹妹，假设就叫朱迪丝吧，那么事情会如何发展呢？”因为一位主教曾经宣称，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都不会出现任何一个女人能有莎士比亚的才华，用他的比喻说：“猫是进不了天堂的。”猫进不了天堂，女人写不出莎士比亚的剧作，这些都成了必然，而如果莎士比亚有一个妹妹呢？伍尔夫构想了可能，但是可能往往在历史中被现实所打败：莎士比亚的妹妹一样天资聪明，一样喜欢冒险，一样富有想象，也一样对于文词音韵有特殊的敏感——和莎士比亚都拥有这样的天才能力。但是她的父母没有送她去读书，于是她没有机会学习文法或逻辑；她偶尔会翻阅哥哥的书，但是父母看到会让她去补袜子，或者去看看炉子里的饭菜；她钟情于剧院，但是她没有机会去外面见见世面。所以她最后自杀了，“死后被葬于某个十字路口，也就是如今大象城堡酒店门外停靠公共汽车的那个地点。”
伍尔夫认为，不管她又怎样的才华，最后的人生走向“大致如此”，这也就是主教为什么会说猫进不了天堂、女人不可能写出莎士比亚的剧作，而翻看文学史，也的确从来没有出现过“莎士比亚的妹妹”：在特里维廉教授所著的《英国史》里搜索“女性”，出现的不是女性作家的名字，而是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她们被关进屋里，他们饱受拳脚，她们无足轻重——是因为她们的命运和“莎士比亚的妹妹”相似，“任何一位天赋过人的十六世纪才女都注定会发疯，会饮弹自尽，或在某个远离村庄的荒舍离群索居，孤独终老，半是女巫，半是术士，被人取笑，也让人畏惧。”在这个意义上，伍尔夫认为，女性根本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是十八世纪的现实，但是伍尔夫发现了一个例外，那就是阿芙拉·班恩，这个牺牲了令人赞许的美德的女人靠写作来赚钱，她也成为英国第一位以写作为生的女性，班恩夫人是一个标志，“自十八世纪伊始，数以百计的女性为了给自己挣点零花钱或补贴家用开始做翻译，也写了很多蹩脚的小说；那些书，在如今的教科书中是不被记载的，但在查令十字街‘四便土一本’的旧书摊上还能找到。”尽管她们写作是为了赚钱，赚钱是因为丈夫可能先死。
班恩夫人开创了一个时代，之后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傲慢与偏见》在1800年前后问世，小说成为了现实生活的反映；不仅如此，女人不只是写小说，她们开始阅读，她们开始批评，她们甚至在小说中写下了“女人喜欢女人”的故事，“必须穷尽英语的运用，新鲜词汇也必须不合常理、打破常规地插翅飞来，女人才能说出她走进房间时发生了什么。”这是女人拥有自己房间的证明。而转向当下，伍尔夫面对1928年10月的伦敦，面对大学学院里听着演讲的女性，面对创作了小说的自己，她真正开始强调“一间自己的房间”，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伍尔夫的超越之处在于不再执着于性别意义上的女性写作，而是在“自己的房间”形成自己的小说，“任何人，写作时总想着自己的性别，都会犯下毁灭性的错误。”她引用柯勒律治的说法，伟大的头脑都是雌雄同体的，雌雄同体意味着渗透，意味着互补，意味着沟通，它更是创造力的体现，“身为男人，心智中的女人也要发挥效力；身为女人，也要和她心中的男人默契神交。”所以真正属于自己的那间房间里，不是只有男人或女人，而是必须做男性化的女人、女性化的男人。
雌雄同体抹去了性别，它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写作，这是真正独立性的体现，回到演讲开宗明义提出的观点，拥有金钱意味着在经济上独立，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则是精神的独立，所以伍尔夫建立了真正独立的写作观：“写下你想要写下的，那才是最要紧的；至于你写的东西会流传百世，还是过眼云烟，无人能定论。”简单地说就是：做自己比任何事都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伍尔夫构筑了“一间自己的房间”的真正生活：每个人都拥有自由的习惯和直抒胸臆的写作；每个人都可以观察他人、观察天空以及任何存在的事物；任何人的视线都能穿透弥尔顿的幽灵；任何人都可以独自前行，与整个现实世界发生关系……无疑，在伍尔夫看来，莎士比亚的妹妹也能重焕新生，“这位一个字都未曾写过、葬在十字路口的诗人依然活着。”
从金钱带来的独立地位，到一间自己房间的独立人格，从“女性”的历史书写到雌雄同体的创作观，伍尔夫“女性主义”就是一种普世主义，就是凸显个体的价值，就是赋予自我的意义，就是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没有可以依靠的臂膀，我们都是独自前行”——那么在更远的2023年9月，将那些喧闹的、狂欢的、混乱的人赶出房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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