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30《残缺的未来》：冷漠是另一种残疾
10岁的库缇现在几乎是拒绝出门了，以前他会坐在婴儿车上，母亲带着他去商场，去超市，但是自从有人看见婴儿车上的他开始议论，库缇只能把头缩在车里，他胆怯的目光害怕和那些议论者歧视的目光相遇。他变得有些孤僻，即使母亲认为坐在婴儿车上是一种保护，他也不再有出门的激情了。
身为残疾人的库缇无法行走很长的路，小时候坐在婴儿车上，路过的人会认为他只是个婴儿，但是随着年纪增长，随着体型增大，婴儿车已经不适合他了，但是对于库缇来说，婴儿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躲避他人目光的遮蔽物，但是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婴儿车反而变成了暴露库缇身体疾病的明显符号。婴儿车功能的改变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残疾孩子走向社会正面临比身体歧视更严重的问题。除了大人对他的议论之外，同龄的孩子也远离了他，几乎没有同龄人和他玩。他被孤独和冷漠包围着，即使母亲成为他唯一的安慰，即使母亲给了他更多无私的爱，但是对于库缇来说，从童年开始就饱受着歧视，似乎不会有一个完整而美好的未来。
“残缺的未来”，又名“残疾人的未来”，赫尔佐格将镜头对准德国残疾孩子的时候，用意似乎有两层：孩子本来应该是纯真的，应该是健康的，但是天生或者后天的残疾使他们不再是一个健全人，从童年开始，他们必须承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在某种意义上，这便是对完整而纯真童年的解构；但是对于残疾孩子来说，更可怕的不是自己患有疾病无法成为正常人，而是成人世界投射在他们身上的冷漠、歧视，甚至可怜，都变成了另一重压力，孩子会长大，会接受成人社会的规则，但是当他们从小开始就接受这样的目光，他们如何构建自己的未来？或者说，当童年已经被那一道道目光烙下了无可磨灭的烙印，他们只能臣服于这个社会，他们只能拥有一个永远残缺的未来。
西德有450万残疾人，其中47万是学龄期儿童，面对这个庞大的数字，赫尔佐格对准个体的私生活，关注“德国身体残障儿童的现状”。对于身体残疾的儿童来说，他们看见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残疾儿童教育机构的孩子们画出的那些“自画像”折射出了孩子的内心，老师拿出了三张画作，一张画作中是一个小女孩，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周围是三条被水包围的小鱼，小鱼生活在水里，但是自己身边却没有水，这种无水的现实就是一种缺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画作上的那个女孩并不是一个残疾儿童，而是健全的孩子，当身为作者的残疾孩子画出了一个健全的孩子，她在绘画中寄予的是一种希望，是超越现实的理想，但是这样的理想最后还是在缺失关爱的现实里，成为一个孤独的人。
| 导演: 沃纳·赫尔佐格 |
第一幅画作种健全的孩子面对孤独的现实，或者更多能听到作者内心的呼唤，但是和这第一幅不同的是，老师手上拿着的另两幅画则表达了自我和社会之间的隔阂关系：一幅画中有一条蛇，一个男孩被囚禁在笼子里，他无法走出去，或者他根本不想走出去，因为囚禁变成了他自己对自己的保护；另一幅画上是囚禁在石洞里的犯人，但是犯人似乎在暗处，只有一扇铁门紧锁在那里，在这个被囚禁的世界里，所谓的犯人在孤独的角落里，他们是被社会抛弃的隐秘者，甚至他们身上有着某种罪恶。一种囚禁是自己主动和现实的隔绝，另一种囚禁则是被社会抛弃的孤独，连同第一幅画中成为健全人的理想在缺失中丧失，残疾孩子真的对于未来有着无法根除的恐惧感。
正是因为社会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一间巨大的无形的囚室，所以更多的孩子返回到自我的内心世界，他们拒绝成为社会的一员，他们以孤独的方式保护最后的心灵角落。苏姗娜坐在椅子上，她用想象编织了一个虚拟世界：她和印第安人在一起，她能够走路，能够到外面的世界；达格玛和维尼图也想象过印第安人，他们是看了电影之后展开自己的想象世界。但是这个想象世界是单一的，是脆弱的，当社会慢慢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他们的想象也逐渐失落，当想象被现实击败，孩子的世界呈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是家人和朋友对他们的关爱可以有限消除了他们的疑虑。达格玛的妈妈汉尼斯回忆达格玛是在小时候因为意外两条股骨断裂，虽然被及时送到了医院，但是也落下了残疾，但是她认为必须给孩子无私的爱，必须让她建立乐观的生活观念；汤马斯和另外的孩子一起玩，孩子们也把他当成是正常人，“这不是他的错，他和我们是一样的。”这种平等性让汤马斯生活在阳光中；教育培训学校的老师说：“他们不能永远生活在遗憾中，还有更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他们。”
《残缺的未来》电影海报
与这种社会的关爱不同，更多的人对他们投以冷漠的目光，库缇已经不再想要出门了，即使面对镜头有过微笑，但是这仅仅停留了1秒的微笑又能化解他内心多少的不快？基蒂的自画像里，那个女孩的眼里留下了一滴泪水，这是痛苦和孤独的泪水，一滴就是所有；路德维格有一个电影计划，那就是让几个残疾孩子去“偷窃”，然后拍摄下路人看他们的目光，“我想让那些歧视残疾人的人看到，拍摄他们目瞪口呆的样子，就是要对他们说：看看这些傻瓜，还有他们那些愚蠢的想法，我们并不是什么也不能够做的可怜虫……”让自己成为小偷，让别人发现残疾人也可以偷窃，这种自我牺牲的办法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一样可以干这些事，即使是犯罪——当残疾孩子用这个电影计划证明自己并不是和别人不同，当他们冒险甚至犯罪来博取他人的理解和同情，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悲哀？
孩子封闭自己，成人世界拒绝他们，即使有家人、朋友以及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关爱和理解，即使有自己考想象和电影计划支撑着自己走向未来，但是赫尔佐格对此依然是不乐观的，这种不乐观让他举出了一个从德国去往美国的残疾人，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当告别了和那些残疾人一样的童年，当离开德国来到了新的社会，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在加利福尼亚的他不仅是一个教授，和正常人一样拥有了完整的生活，而且他还在为改善残疾人的社会地位努力，那些残疾人道的设计便是成功的案例，他在镜头前说的一句话是：“这里的人们用更客观的目光看待残疾人。”因为更客观，所以更多了理解，更多了关爱，更多了平等。
赫尔佐格引用这个生活在美国的德国人的例子，一方面是为了给德国的现实提供一种借鉴，另一方面在厚彼薄此的对比中，对于德国社会和残疾人的未来报以了某种悲观，“也许换位思考能解决这样的难题，但是目前为止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只是一个同样残疾的未来……”残疾的现在，通向残疾的未来，残疾的孩子，会成长为残疾的大人，是不是这样一种社会的冷漠和歧视会成为永远难以根除的疾病？它是另一种残疾，在社会这个巨大的身体里已经埋下了无法根除的种子，就像苏姗娜在地上挣扎着喊道：“我爬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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