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18《资治通鉴（四）》：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

《资治通鉴》第四册记载了《汉纪四十五》至《汉纪六十》的历史事件，即起于公元146年丙戌，尽于公元219年己亥。

【政是以和】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这样说，汉桓帝和汉灵帝被看做是昏庸之君，也是东汉政权瓦解的前奏。但是，汉桓帝在位期间，任用凉州三明平定羌乱，讨伐鲜卑并将其赶至塞外，重新收服了西域的龟兹、乌孙等国，恢复了东汉与天竺和罗马帝国之间的朝贡贸易；又采纳韩演建议，将专权的五大宦官全部贬黜。可以说，汉桓帝还是一个有为之君。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如何治理好国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元嘉元年，即公元151年，十一月辛巳，汉桓帝下诏命朝廷文武百官推荐志节高尚的人士，当时的涿郡太守推荐了崔寔，但是崔寔来到京都洛阳，在皇宫接待的公车衙门前声称有病不肯参加回答皇帝策问的考试，但是却写下了一篇《政论》，对当时的政事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崔寔认为，“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寝衰而不改，习乱安危，怢不自睹。”由于继承太平盛世历时太久，所以天下变成了“不治”，而天下不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风俗“渐敝而不悟”，二是政令“寝衰而不改”，所以导致以乱为治、以危为安，由此他提出：“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他将治理国家比作“理身”，平时需要修养，有病则需于急攻，在他看来，刑法就是“治乱之药石”，而德教则是“兴平之粱肉”，“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两者相辅相成，才能达到身体的健康。

对此，司马光议论说：汉朝的法律已经很严苛了，但是崔寔还是认为太过宽容，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司马光分析认为：“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纪纲不立。”到了衰败的末世，法度根本无法得到维护，所以崔寔提出了“严治”的建议，司马光认为这也只是针对一时的弊端而提出的矫枉之法，“非百世之通义也”。而真正的治理之道则是孔子提出的观点：“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在严和宽之间，在慢和猛之间，需要找到一种平衡，这样才能“政是以和”。

【士类歼灭】

在汉灵帝时代，有一次范滂等人非议和抨击朝廷政事，三公、九卿以下的文武百官都对他恭敬备至，大学学生争先恐后仰慕和学习他的风度，认为文献经典之学将再次兴起，隐居的士人将会得到重用。但是唯独申屠蟠感叹说：“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在他看来，隐居的士人议论国家大事甚至被重用并非是好事，焚书坑儒就是最后的灾祸，而现在的这个时代面临的也是这样的形势。申屠蟠这样说，也这样做，他消失在了梁和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果然两年后，范滂等人遭遇了党锢大祸，而申屠蟠免遭抨击。

对于申屠蟠的言论和行动，司马光发表议论认为，当天下有道的时候，“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但是天下无道的时候，“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天下政治清明或混乱，对于正人君子来说，完全是两种命运，而当时的党人就生活在混乱之世，不在其位的他们却希望通过舆论来挽救，这样就好比“撩虺蛇之头，跷虎狼之尾”，最后招来祸害，所以当士族被大批杀害，那么国家也将走向覆灭，“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所以说申屠蟠见机行事，他的卓识远见当然高于平常人。而且申屠蟠的选择也印证了“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的预言：辛亥年即171年，汉灵帝加元服，赦天下，“唯党人不赦。”党锢大祸愈演愈烈。

【国将亡，必多制】

国家将要走向覆灭，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必多制”，在汉桓帝的时候，朝廷出台了“三互法”：即在选任地方官员时，为防止结党营私，规定凡婚姻之家及幽冀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积极方面来说，“三互法”对不同州郡的大家族的联姻的情况有抑制作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在东汉即将要分崩离析的阶段，“三互法”还起到了一定的减缓割据分列进程的作用，比如曹操起兵的地方是兖州，而他是豫州沛国人，袁绍和董卓都是豫州汝南人，但是他们都去了河北，因为要割据一方必须得到朝廷认可成为州郡的长官，正是“三互法”的存在他们不能以自身籍贯为基本盘。但是“三互法”因为扩大了回避的范围，相应的必然要提升选官的难度，随着外戚、叛军以及边患影响，东汉朝廷对地方的掌控非常有限，即便《三互法》被严格执行，也无法阻止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

司马光并非是针对“三互法”本身而提出批评，而是对“国将亡，必多制”这一说法提出自己的看法。司马光认为，治理国家需要“执其本”，这个本就是：“明王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有功则赏，有罪则诛，赏罚分明才是治国之本，但是在衰败的时候，文武百官不能选择合适的人才担任，于是各种禁令愈来愈多，防范的措施也越来越严密，“有功者以阂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那就是因为“逐其末”。舍本逐末，就体现在对《三互法》的禁令中，州刺史、郡太守都贪婪暴虐，如狼似虎，暴殄烝民，而朝廷还在严格遵守“三互法”，“以今视之，岂不适足为笑而深可为戒哉！”

【黄巾起义】

《汉纪五十》记载的历史起辛酉尽丁卯，凡七年，而这正是东汉爆发“黄巾起义”的时间：光和六年的记载是：“初，钜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或时病愈，众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转相诳诱，十馀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中平元年的记载，黄巾军已经竖立了起义的旗帜，“春，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收马元义，车裂于雒阳。诏三公、司隶按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馀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以为标帜，故时人谓之“黄巾贼”。二月，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应贼。”

黄巾起义之后，割据势力进一步形成，这加速了东汉政权的灭亡，也标志着“三国演义”开场。

【乱世奸雄】

曹操登场也在《汉纪五十》卷中，“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世人末之奇也，唯太尉桥玄及南阳何颐异焉。”当时的桥玄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他将曹操称之为“命世之才”。何颗看到曹操的时候，发出的叹息是：“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曹操被认为是命世之才、安天下者，但是曹操对这两种称法没有回应的态度。后来曹操去拜访许劭，还征求许劭对自己的评价，许劭看不惯他平素的行为，闭口不答，于是曹操加以威胁，许劭才对他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当听到这个说法，曹操“大喜而归”，为什么说他是“奸雄”反而大喜？也许曹操知道只有乱世才可能成全自己。

许劭认为曹操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可以成为能臣，而在天下不安定的时候会成为一个奸雄，治世和乱世提供给曹操的是不同选择，也造就了不同的身份，而这也是曹操复杂性的体现。

【三顾茅庐】

刘备出场在《汉纪第五十二》，“初，涿郡刘备，中山靖王之后也，少孤贫，与母以贩履为业，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刘备当时与公孙瓒同师事卢植，后来公孙瓒因为刘备与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为平原相”。后来刘备和关羽、张飞相识，“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备周旋，不避艰险。”后来他们又认识了赵云，赵云曾对公孙瓒说其自己离开袁绍的原因：“天下讻讻，未知孰是，民有倒县之厄，鄙州论议，从仁政所在，不为忽袁公，私明将军也。”刘备惊奇于赵云，深加接纳，“云遂从备至平原，为备主骑兵。”

诸葛亮则在《汉纪第五十七》出场，“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颍川徐庶与崔州平谓为信然。”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吸引了刘备，建安十二年，便有了著名的“三顾茅庐”，“备由是诣亮，凡三往，乃见。”刘备问诸葛亮：“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于是诸葛亮开始了“隆中对”：

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冑，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抚和戎、越，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外观时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当刘备听完诸葛亮对形势的判断，说了一句“善！”但是关于和张飞对刘备和诸葛亮“情好日密”颇为不悦，刘备便解释道：“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关羽和张飞这才作罢。

对于刘备，司马光引用了习凿齿的评论：“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终济大业，不亦宜乎！”他认为刘备在乱世之中还能将信义，还能情感三军，还能与义士同甘共苦，是一个能建成大业的人。

【赤壁之战】

《汉纪五十七》记载了著名的赤壁之战。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将顺江东下，诸葛亮对刘备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于是吴蜀联合共击曹军。在赤壁之战发生之前，诸葛亮分析了形势：

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于是孙权遂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将兵与备并力逆操；以鲁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当战争爆发，“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周瑜在南岸，和黄盖共商火攻和诈降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最后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i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曹操只能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曹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太半；曹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

赤壁之战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习凿齿的评论是站在曹操的立场说的：“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骄傲、自负的曹操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东汉也从此进入到了更为纷乱的三国鼎立的局势。

【教化风俗】

《汉纪六十》是汉纪的最后一卷，建安二十四年，魏王曹操上表给皇帝，推荐孙权为骠骑将军授予符节，兼任荆州牧，封为南昌侯。孙权则上书香曹操称臣，劝曹操顺应天命即位称帝，但是曹操将孙权的书信给大家看，“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等人都说：“汉朝气数已尽，并不是一天了。殿下您的功德，如同高山一样巍峨，天下人都寄希望于您，所以孙权虽然远在江南，仍要向您称臣。这是天意在民间的反应，所以异口同声，殿下应该正式登基称帝，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但是曹操却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比作周文王，就是不自立，曹操的这种做法引发了司马光的评论，司马光从教化和风俗两方面说明了在治理中的重要性，“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教育和感化，是国家的首要任务，风俗和习惯，则是社会的大事，只有明智的君子，才知道它们的作用和功效，从光武开始，一直到明帝、孝章，都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甚至司马光认为，自从夏商周三代灭亡之后，教化和风俗之好，“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但是随着汉和帝之后，“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但是东汉却没有走向灭亡，这是因为，政治虽然污浊，但是风俗还没有衰败，所以在上面“用公义以扶其危”，下面则“立私论以救其败”，这一切都是因为光武帝、明帝和章帝重视风俗教化的结果。但是东汉的颓败却没有得到挽救，“不幸承陵夷颓敝之馀，重以桓、灵之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雠；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何进引来了军队，董卓乘机夺权，袁绍等人像朝廷发难，“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烝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

在这个汉祚已终的时代，曹操暴戾强伉，功绩卓著，而且他取代皇帝的野心也已经蓄谋很久了，但是曹操直到死去都没有废掉汉帝而自立，这是为什么呢？“犹畏名义而自抑也。”也正因为“畏名义”，司马光回到教化和风俗的议论中，“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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