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01《西京杂记》：非天命何以得之哉？
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
——《画工弃市》
汉元帝时后宫形成一种“潜规则”，因为画工给后宫画图给皇上才被召见，所以，“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但是身在后宫的王昭君却不肯遵守这条潜规则，等到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却看中了故意被画丑的王昭君，最后被召见。而当王昭君被召见元帝才发现她美貌为后宫第一，而且善应对举止闲雅，元帝后悔之极，但为了重信于外国，没有将王昭君替换，于是“昭君出塞”也成为了无法改变的历史，但是当王昭君出塞，元帝做了另一件事，那就是“画工弃市”：包括画人像最好的毛延寿，画牛马飞鸟最好的陈敞、刘白、龚宽，“善布色”的杜阳望、樊育，这些画师都在同一天被杀而“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王昭君不贿赂画师而出塞，画师制造潜规则而同日弃市，《西京杂记》卷二《画工弃市》可以说是整部书中最著名的故事，之所以具有重要价值，就在于实现了史书中对昭君出塞原因的补缺。《汉书·元帝纪》曰：““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向慕礼仪，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汉书·匈奴传下》又记载曰：“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不管是《元帝纪》，还是《匈奴传》，都没有说及单于选择王昭君的“内幕”，而王昭君的人物形象几乎缺失；《后汉书·南匈奴传》曰：“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官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这一段比《汉书》详细，也说到了元帝想留之却不能失信的无奈，而且用寥寥几笔塑造了王昭君的形象，但是为什么元帝会“大惊”，其中也没有交代，而且王昭君的形象是哀怨的。
《汉书》和《后汉书》是以史书的笔法记载了昭君出塞的历史，而与史书不同的是，《西京杂记》中的王昭君形象更为具体、完整，故事也会更具有戏剧性，它构建了美貌智慧的王昭君和贪婪低俗的画工之间的矛盾关系，而元帝不复更人的无奈、将众画师弃市的做法，情节之跌宕更具文学性，叙事要素一应俱全，甚至从中演绎出若干章节目次。《画工弃市》成为《西京杂记》最著名的故事，这是不是意味着《西京杂记》这本书也更偏向于笔记小说？《西京杂记》以“杂记”冠名，体现了该书“杂”的总特点，书中内容取自西汉旧闻，既有正史记载的故事，也有野史中的传闻，涵盖宫廷制度、风景地理、礼仪习俗、奇闻趣事，涉及的人物上及帝王嫔妃、王侯将相，下至方式文人、市井俗人，内容庞杂，涉猎广泛，包罗万象，明孔天胤《刻<西京杂记>序》曰：“乃若此书所存，言宫室苑圊，舆服典章，高文奇技，瑰行伟才，以及幽鄙而不涉淫怪，烂然如汉之所极观，实盛称长安之旧制也。故未央、昆明、上林之记，详于郡史；卿、云辞赋之心，闳于本传；《文木》等八赋，雅丽独陈；《雨雹对》一篇，天人茂著。余如此类，遍难悉数，然以之考古，岂不炯览巨丽哉？”
那么，这本《杂记》缘何是一部笔记小说？其实《西京杂记》第一个争议的话题是作者论，关于它的作者先后有西汉刘歆、东晋葛洪、南朝吴均、萧贲以及无名氏之说，而最主要的争议作者则是刘歆和葛洪。刘歆说和葛洪的《西京杂记》跋有关——可惜，这本书并没有收录这篇跋。葛洪在跋中说，自己家中有先父传下来的《汉书》，“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已，失前后之次，无事类之辨。”有“好事者”编之成百卷，葛洪和班固的《汉书》对照，发现这本书皆取之于刘歆的《汉书》，但又两万余言没有采用，所以，“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也就是说，葛洪将这两万余子的文字抄录下来取名《西京杂记》，目的是“裨《汉书》之阙”。从这篇跋来看，《西京杂记》的作者应为刘歆，葛洪只不过是编辑者、抄录者。而提出作者是葛洪说的起于后晋，刘昫在《旧唐书·经籍志》中就将《西京杂记》列为史部杂传类，而且标注为葛洪撰；《新唐书·艺文志》将《西京杂记》列在史部故事类和地理类中，作者署名也是“葛洪”；唐徐坚的《初学记》卷二十“赏赐”目下注明引文出自“葛洪《西京杂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上说“葛稚川尝就上林令鱼泉得朝臣所上草木名”、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画工弃市”条皆认为是葛洪所作。而唐刘知幾《史通·杂述》上则认为该书为葛洪托名之作：“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土，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此之谓逸事者也。”
| 编号：C29·2260120·2420 |
《西京杂记》这本书的作者是刘歆还是葛洪，争议并没有尘埃落定，而因为没有更多证据，争议一直搁置在那里，作者至今难以定论。这是关于《西京杂记》的第一个话题，而第二个话题则是关于本书的归类：是史书还是笔记小说？“杂记”是其范围、内容之庞杂，但也体现了这些趣闻轶事的记载可能具有的小说的叙述风格，《画工弃市》就是一例，这也是这部书中最接近小说的一篇。《旧唐书》《新唐书》都将其列为“史部”，但小类别则是杂传类或故事类，这说明《西京杂记》游走在史书和笔记小说的边缘地带，而鲁迅却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这本书有过介绍，“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说》，皆钞撮故书，已引《西京杂记》甚多，则梁初已流行世间，固以葛洪所造为近是。”这是他对于作者论的一些阐述，同时他指出，“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出是“小说家言”：“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
《西京杂记》有生动形象的语汇和典故，有趣味的逸闻逸事，这些都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艺术想象空间。从第一卷的篇章来看，《西京杂记》更多体现记录的史书特点，尤其是对宫廷生活的描述，多为静态的记载：这里有关于萧何营造未央宫的记载，“汉高帝七年，萧相国营未央宫。因龙首山制前殿，建北阙。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回七十里。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官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后。宫门闼凡九十五。”这里所记述的周回长度和考古实测相近；这里有关于“八月饮酎”的祭祀礼制，“汉制：宗庙八月饮酎，用九酝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酝，一名醇酎。”这里有最早记录七七乞巧节的习俗，“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杂载人间琐事”的《西京杂记》描绘了武帝修建昆明池训练水军，太液池鸟语花香，乐游苑花木招摇，上林苑种满奇树异果，昭阳殿奢华比肩天子宫殿，吉光裘神奇、天子笔华贵等宫廷生活，其中在历史、文化、礼制、习俗等方面，涉猎丰富详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但是其中的《高祖斩蛇剑》和《缢杀如意》则从静态的记录中跳出来，演绎出传奇色彩，“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奉白玉玺，高帝斩白蛇剑。剑上有七采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十二年一加磨莹，刃上常若霜雪。开匣拔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高祖斩蛇剑》写出了高祖和剑的霸气；“惠帝尝与赵王同寝处，吕后欲杀之而未得。后帝早猎，王不能夙兴，吕后命力士于被中缢杀之。及死，吕后不之信。以绿囊盛之，载以小轿车入见，乃厚赐力士。力士是东郭门外官奴。帝后知，腰斩之，后不知也。”《缢杀如意》则写出了吕后的残忍和如意的悲剧。而最具小说风格的则是第二卷的《画工弃市》。其他篇章对于习俗、礼仪、文化、制度的介绍中也在静态的描述中加入了更多动态，使其具有了更多的戏剧性。《五侯鲭》是关于这道美食的，但是美食的背后则是一个故事：“五侯不相能，宾客不得来往。娄护丰辩，传食五侯间，各得其欢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以为奇味焉。”《文帝良马九乘》也是一个关于文帝获良马的记载，叙述也具有了文学性：“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马也。一名浮云，一名赤电，一名绝群，一名逸骠，一名紫燕骝，一名绿螭骢，一名龙子，一名麟驹，一名绝尘，号为九逸。有来宣能御，代王号为王良，俱还代邸。”
《西京杂记》很大一部分记载了文人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也脱离了单纯的记载，《扬雄梦凤作《太玄》》曰：“扬雄读书，有人语之曰：‘无为自苦，《玄》故难传。’忽然不见。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顷而灭。”有人劝他不要再自讨苦吃写《太玄经》了，不仅是《太玄经》本来就很难流传下来，更在于这种规劝的背后是对杨雄生理特点的揭示，《汉书·杨雄传》中说，“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杨雄为什么少而好学，博览群书？就是因为他“口吃不能剧谈”，所以转向了冥思，转向了著书，这就是对口吃这种生理缺陷的克服，而到了《西京杂记》里，写作《太玄经》的杨雄竟然“梦吐凤凰”，凤凰飞落在《太玄经》上之后消失。口吃而不能剧谈，但是口吃的杨雄却“梦吐凤凰”，从而完成了《太玄经》的写作，这是不是一种传奇？同样，还有关于董仲舒坐《春秋繁露》的故事，“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词。”蛟龙入怀赋予了这个故事更多文学性。
《西京杂记》中记载最多的文人是司马相如，《百日成赋》是关于司马相如创作《上林赋》《子虚赋》的经过：“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司马相如自己评价说作赋：“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种包括宇宙、控引天地却又“忽然如睡，焕然而兴”的状态，通过寥寥几笔而勾勒；《大人赋》则记载了司马相如在献赋之前梦见黄衣老翁，老翁对他说：“可为《大人赋》。”于是司马相如写下这一篇“言深陷之事”的《大人赋》，最后“赐锦四匹”。《白头吟》讲述的则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情节有起伏，形象有转变，就是一部微型小说；还有《相如死渴》，既写到了卓文君“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的姣好外貌，也写到了“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不拘礼教的性格，更是写到了司马相如“死渴”的命运，“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最后，“文君为诔，传于世。”传递出这一爱情的悲剧性色彩。
可以说，《西京杂记》很多篇章去除了记录、记载、记述的静态描写，而加入了更多细节、情节，丰富了人物形象，可以说是“笔记体”小说的雏形。但是《西京杂记》之杂只是“杂载人间琐事”的编录？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写到了很多非正常的怪象怪物、奇木奇人。《上林名果异木》记载了上林苑的名果异树，梨十、枣七、栗四、桃十、李十五、柰三、查三、棠四、梅七、杏二、桐三……两千多种果木“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丽者”。虽然这篇文章还是以记录为主，但是作者提供了一条小说的线索，“余就上林令虞渊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余种。邻人石琼就余求借，一皆遗弃。今以所记忆，列于篇右。”《西京杂记》中记录了诸多的怪象，比如《雪深五尺》：“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鸟兽皆死，牛马皆蜷蹜如猬，三辅人民冻死者十有二三。”《瓠子河决》：“瓠子河决，有蛟龙从九子，自决中逆上人河，喷沫流波数十里。”《白日雨》：“文帝初，多雨，积霖至百日而止。”《雷火燃木得蛟龙骨》：“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数千株，皆火燃至末。其下数十亩地，草皆燋黄。其后百许日，家人就其间得龙骨一具，鲛骨二具。”还记录了异物，《五柞宫石骐鱗》曰：“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石头的麒麟左脚折断，折断的地方有深红色像血一样的东西，这是一种神灵的暗示？《咸阳宫异物》中记载了高祖初入咸阳宫山发现里面的各种异物，有青玉五枝灯、铜人十二枚、二铜管、六尺琴、二十六孔管，最奇特的是方镜，“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西京杂记》也记录了很多奇人的故事，有可以自算死期的嵩真，有精确算出陈广汉资产的曹元理，有善于金弹的韩嫣，有善啸的东方朔，有“能超七尺屏风”的高人。
记录这些怪象怪物、奇木奇人，是为了丰富“杂”，但是这其中也有一种道德的考量，《董仲舒天象》是《西京杂记》中篇幅最长的一篇文章，元光元年七月的时候，长安城下起了冰雹，这次天气现象并没有记载在正史中，按照《汉书》的解释，“凡物不为灾不书，书大，言为灾也。”所以这次冰雹并不是灾，但是这篇文章却成为董仲舒议论天象的论文，鲍敞问董仲舒：“雹何物也？何气而生之？”董仲舒认为，““阴气胁阳气。天地之气，阴阳相半，和气周回，朝夕不息。”接着他具体阐释了在阴阳相伴和变化中导致的各种“气象”：
运动抑扬，更相动薄，则熏蒿歊蒸，而风雨云雾雷电雪雹生焉。气上薄为雨，下薄为雾。风其噫也，云其气也，雷其相击之声也，电其相击之光也。二气之初蒸也，若有若无，若实若虚，若方若圆。攒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风多则合速，故雨大而疏。风少则合迟，故雨细而密。其寒月则雨凝于上，体尚轻微，而因风相袭，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则上合为大雨，下凝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阴气暴上，雨则凝结成雹焉。
而这样的气象指向的是“天象”：
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润叶津茎而已；雷不惊人，号令启发而已；电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雾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条，凌殄毒害而已。云则五色而为庆，三色而成矞；露则结味而成甘，结润而成膏。此圣人之在上，则阴阳和，风雨时也。政多纰缪，则阴阳不调。风发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杀驴马，此皆阴阳相荡，而为䘲沴之妖也。
阴阳对立、此消彼长，这是古代思想家对自然变化的解释，并将其比附社会现象，引申出上下、君臣、夫妻关系，而董仲舒则进一步提出了“阳尊阴卑”之说，他在“蛟龙入怀”创作的《春秋繁露》中就指出，“是故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所以他把天象归结为治理中阴阳调和，只有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才会出现祥瑞之兆，而此次冰雹虽然没有成灾，但是董仲舒的议论明显和书中所记载的怪象怪物、奇木奇人有关，这种种的征兆是不是“政多纰缪”的结果？是不是对“天人合一”的破坏？值得注意的是，和这篇文章呼应的还有另一篇名为《樊哙问瑞应》的文章，樊哙问陆贾：“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陆贾做了肯定的回答，在他看来，“云有瑞应”就是天命的体现，“况天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祥瑞之兆就是信号，“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无天命，无宝信，不可以力取也。”
《董仲舒天象》和《樊哙问瑞应》都是关于天命的阐释，而这也成为这本书记录这些怪象怪物、奇木奇人的内在原因，也许在作者看来，之所以出现诸多怪象，就在于阴阳已经失调，云有瑞应也有凶兆，所以不妨把这本表面上看起来杂记的笔记小说看成是一部渗透着儒家思想的道德训诫之作，“非天命何以得之哉？”是一种否定，更是在疑问中强化了天人合一的构建意义，而怪象怪物、奇木奇人只不过是警世的小部分，未央宫、建章宫、上林苑、太液池、昭阳殿、开襟楼的富丽堂皇；《天子笔》中奢华的笔杆，《几被以锦》中皇帝用物贵重奢侈，《武帝马饰之盛》中金银鞍具精美华贵，《四宝宫》陈设珠光宝气，《玳瑁床》稀罕珍奇；《霍显为淳于衍起第赠金》《邓通钱文侔天子》《董贤宠遇过盛》中的争权夺利、暴戾血腥；吕后残杀赵王如意母子、戚夫人哀泣歌舞、赵飞燕姐妹奢侈荒淫的宫廷生活……这些也许才是《西京杂记》真正想要揭示的“怪象”，而这些怪象违背了天命，背离了宝信，“小既有征，大亦宜然。”也许，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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