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五行缺水

	编号：C38·2190919·1593
	作者：【波】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9月第1版
	定价：29.00元当当13.90元
	ISBN：9787532153916
	页数：270页

但是，今天，倒叙起来，我才知道，这个箭头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叙述的时候，我把它拉出来，摆在前头，从无法分辨的大堆事实中推断出未来的轮廓。如果不是倒叙，又该怎么叙述呢？
——《二》

一个寝室天花板上的箭头，一个有形状和方向的箭头，一个维持着秩序的箭头，它一目了然，甚至它可以穿透墙壁，经过走廊，然后延伸到花园里，或者某一个有着秘密的房间里——这是确有所指的存在？这是故弄玄虚的符号？“排列和组合的巨大数量……二十六个字母能够组成多少个词汇和句子？”就像每个人的诞生一样，指向确定性也意味着可能性，所以必须抽离出来，孤立起来，从无法分辨的事实中找出真相，但是为什么要用倒叙？

倒叙是什么？是从结果转向过程，是从本质发现现象，或者是从死亡返回诞生，是从离开消解抵达。倒叙必须从最后开始回溯，第九章写出了整个过程的结果：神父开始呕吐，路德维克留着一条腿上吊了，当我将路德维克的上吊和麻雀被吊死、木棍被吊着，被掐死的猫被吊着联系在一起，将“嘴”和“上吊”也联系在一起，“现在要吊死莱娜。”但是这还不是最后的结果，当我拿着双筒枪走到野地，看见了一只野兔，然后向他们走去，“麻雀吊着，我在行走。木棍吊着，我在行走。我吊起了猫。现在我在行走。路德维克吊在那儿，我在行走。”行走是不想让结果最后出来，在无数个吊着而行走的结局里，我想到了“麻雀莱娜木棍莱娜猫到了嘴里蜜糖嘴唇脱臼墙壁泥块抓痕手指路德维克灌木吊起上吊嘴儿莱娜本身那里茶壶猫木棍篱笆道路路德维克神父墙壁猫木棍麻雀猫路德维克吊起木棍儿吊起麻雀吊起路德维克我吊起了猫一突然大雨倾盆而下”。

麻雀、莱娜、木棍、猫、嘴唇、墙壁、路德维克、茶壶、篱笆、神父、麻雀……词语组合之间已经没有了顿号，没有了停顿，在拥挤不堪的思绪中，我其实已经丧失了方向和秩序，它们已经发生正在发生还将发生，他们已经吊着正在吊着还将吊着，而我也已经行走正在行走和将要行走，但是在拥挤的词语之后，在密密麻麻的词语之后，以及在混乱的思绪之后，为什么最后却是一个句号？句号指向的是终结，确定性的终结，没有可能的终结：莱娜嗓子疼雇佣出租车离开扎克帕内，而我返回了华沙。吊死莱娜没有发生，我的行走有了最后的终点，但是这依然还不是终结，甚至是另一个开始：“父亲母亲，和父亲的战争卷土重来，还其他的事情、问题、麻烦、困难。”当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变成“今天晚餐我们吃了炸鸡块”，是不是也是其他的事情、问题、麻烦、困难的开始？甚至那只变成了炸鸡块的鸡是不是就是吊死在那里的鸡？

倒叙在没有结果的结果中，在句号而逗号的变化中，就像那个箭头，永远不是一目了然的确定，永远不指向最后的真相，倒叙何用？箭头何用？吊死莱娜何用？回到华沙何用？甚至吃了炸鸡块何用？——在无数的“何用”中，当初离开，当初探寻，当初疑问，又有何用？回到开始，是第一句的顺叙：“现在我来讲一讲另外一段更加奇异的遭遇……”凭空而来，另外一段是对于这一段而言，更加奇异是针对“奇异”而言，在比较的世界里，我的行走其实是迷失的开始，“我迷失了方向，全身淌汗，感觉到了脚下光光的黑色地面。”在和福克斯离开华沙离开父母离开学校之后，我不是为了抵达那个“远远的地方”，而是为了躲开他们，当躲避而离开成为一种目的，抵达就是一种虚无，所以迷失了方向的行走就像那个箭头，看起来一目了然，实际上却是无意义的存在：福克斯说：“如果是箭头儿，就一定指着什么。”而我的回答是：“如果不是箭头儿，就没有指着什么。”

无意义而有意义，是迷失之后的自我虚构，它所要构建的只是迷局本身，但是就像行走需要方向，倒叙需要过程一样，“我知道，吸引我的就是‘后面’、‘再后面’，就是说，一个器物在另外一个器物的“后面”，水管在烟囱后面，墙壁在厨房角落后面，就像……就像……就像……”后面是什么，后面的后面是什么？不只是一个器物在另外一个器物的后面，不是烟囱的后面是水管，厨房角落后面是墙壁，而是现象的后面是本质，迷局的后面是真相，吊死的后面是谁是凶手。在路上看到了一只麻雀吊死在那里，于是后面便成为了问题：“这种怪异做法在这儿发出很大的声音，指出这是一只伸进树林枝权的手干的——但是，这个人是谁呢？”

麻雀的后面是那只手，手的后面是那个人，这是一种确定的答案？当福克斯说，“麻雀和鸡都是被吊在成年人伸手的高度的位置。”库尔卡夫人便不断重复说是“恶棍行为”：“恶棍行为！小孩子太多了，都是为所欲为！”但是后面的故事并不是如此轻易就可以找到答案的，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指向了成年的恶棍。所以前面是现象，本质永远是一个在后面的谜：被吊死的麻雀到底是怎么死的？那只被吊死的鸡又是谁干的？当然还有那张嘴，到底意味着什么？莱娜的嘴，卡塔霞的嘴，“卡塔霞向前滑动的嘴唇靠近莱娜的小嘴。”嘴和嘴，女人和女人，以及主人和仆人，彼此靠近，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

探寻后面之前是前面，卡塔霞的嘴长在体面的脸上，长在明亮眼睛的下面，却是奇怪的嘴，“她嘴的一端好像受过创伤，所以拉长了，拉长了一丁点，一毫米，使得上唇上翻，歪斜，或者滑动，像爬行动物那样”，于是这张嘴延伸的后面是：她睡在哪儿？于是在问题的后面是我站到楼道向她走去，“她那像蝌蚪那么小、向上翻的上嘴唇，滑溜溜的，像爬行动物的嘴唇”；而对于莱娜的嘴呢？“还是那张嘴，很简单，是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从卡塔霞充满某种情欲的嘴转向了莱娜，是另一种更感兴趣的情欲，于是在这个情欲的后面，则是对她性伴侣路德维克甚至整个过爱情的怀疑：“他们彼此相爱吗？是热烈的爱情吗？理性的爱情？浪漫的爱情？顺利的爱情？磕磕绊绊的爱情？还是根本就没有爱？”

嘴和嘴是表象，歪斜的嘴和情欲的嘴也是表象？和吊死的麻雀、吊死的鸡是不是都变成了找不到答案的“后面”？总是想要一种确定的方向，于是寝室的天花板里看见了箭头，箭头正好指向关于它后面的一切，就像洞悉了一个人诞生的奥秘：“视觉上，任何事物在佚名的生成过程中，都永远是不能够表述的，谁也来不及发出诞生那一时刻的呼叫声，因为，我们既然是从混乱中诞生的，却无法和它接触，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一眼，秩序……形状……就已经在我们眼前诞生……都一样。”而这个箭头指向的是卡塔霞的房间，于是在夜深人静之际，我和福克斯开始慢慢顺着这个方向，去发现“后面”的真相：从吊着的横木方向出发，靠近卡塔霞的住处，然后进入，然后搜查，然后核实：带着两只故意制造声音而掩盖声音的蛤蟆，发现了卡塔霞的照片，于是后面的真相浮出了水面，“卡塔霞从相框里向外张望……嘴儿没有受损！唉呀，奇迹啊！”不是歪斜的嘴，而是“纯洁无辜的显出善心的嘴儿”，但是这是秘密的发现？这是后面的真相？

其实迷局从来不是为了抵达真正的后面，而是在后面以及后面的后面中制造更多的位置，在确定的方向中发现更没有方向的箭头：卡塔霞是一位可敬的女仆，而我们是一对狂热分子——还发现了她桌子上的针，抽屉柜上的指甲锉子，“锉子插进了一个硬纸板箱。”还有墙上的钉子，这是“插入”的实例，插入意味着什么？对于一对狂热分子来说，找到了嘴的真相并不是终点，而是在后面中发现更多臆测的东西，包括对莱娜那张嘴以及那份和性伴侣有关的爱情，都变成了一种不期望结局不获得结果而专属于狂热分子制造迷局的存在。但是狂热分子只是找寻后面的我和福克斯？当那个夜晚库尔卡夫人疯狂地敲响了声音，在制造了噪音和恐怖的时候，谁似乎都成了乐意制造迷局的人。

所以现实的怪异之处在于“嘴儿对嘴儿的依赖，城市对城市的依赖，星星对星星的依赖”，以及迷局对迷局的依赖，狂热对狂热的依赖，甚至后面对更后面的后面的依赖。在这种依赖中，不是陷入迷局而无法寻找出口，而是自己制造了迷局。我在莱娜的房间里看到了不被遮掩的秘密，“她拿下浴巾。她没有穿外衣。裸露的胸部和双肩击中了我。”情欲是对一个所谓禁欲主义者的颠覆，但是在这个只是从后面看见的一切，都无法真正走到前面，于是路德维克还在，于是莱娜是为他而裸露，于是我成了和那把铁壶一样的多余者，于是，“我拿出全部的力气用两只手掐。把它掐死了。它瘫软了。”——一只猫死了，像是证明我不在后面在前面的行为一样，掐死是一种终结，也是迷局的开始，因为第二天人们发现那只猫吊在那里。

是我掐死了然后吊死了？但是我似乎只是掐死了，只是从后面证明自己存在而掐死了它，但是它却最后吊在那里，像那只在成年人位置吊死的麻雀，就像恶棍行为吊死的鸡，就像寻找箭头那被吊起来的木棍——它们的后面是呈现出来的真相，而这个真相何尝不是谎言？就像莱娜对于库尔卡夫人那晚的敲击一样，“每隔一段时间，我妈就……这是一种发作。精神上的。过一段时间发生一次。她随便拿起一件东西……来解脱、发泄。她要敲打。如果是玻璃，也要砸碎。”我的谎言和莱娜的谎言，结合在了一起，是谎言对谎言的依赖，“莱昂也为我变成了一部分的黑暗，暗示提供淫乐享受和游玩的机会，而且都隐蔽起来，封闭起来，在这座受尊敬住宅的荒原上展开。”

后面而为前面，谎言而为真相，可能而为确定，在这个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是不是受害者也是受益者？“有关系的事物是存在的，虽然猫和麻雀有关系，但是猫是吃麻雀的”，而我如此强调迷局的不断重复，到底真正想要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情欲，不是真相，不是本质，而是迷局本身，后面本身，而这种解构了目的的行为，似乎将原因饥归结为混乱的外部，“注意力被分散，不仅我内心的、我固有的注意力，而且还有来自外界的、来自多样性和超丰富性、来乱成一团状况的对注意力的干扰，都不允许我集中关注任何一件事情，一个微末细节脱离另一个，每一件事都是既重要又不太重要，我不过是来了又走了而已……”我似乎成了这个外部的牺牲品，一切的努力不是为了抵达平静，不是为了寻找真相，而是在迷失中成为永远的可能者和过客，像软木塞，像铁壶，像木棍，像箭头，看起来都是一条线索，而其实它们都是被吊死的麻雀，被吊死的鸡，被吊死的猫，以及最后被吊死的路德维克——一个在所谓的情欲和爱情里的人。

甚至多余者还有那个在远足中的神父，还有莱昂二十七年固守的婚姻。“神父穿着袍子。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一个神父身穿袍子，坐在石头上，在山里？我想起茶壶，因为这个神父像那个茶壶。袍子是多余的。”有什么需要救赎？需要信仰？当远足的三对夫妻在众人面前展示爱情的美好，谁会想到雅黛绮卡和卢卢会搞在一起，谁会想到浪漫里依然是淫荡？而神父在其中又什么用？他只是一个穿着多余袍子的多余神父，“没有人期待他，多余的，愚蠢的……就像那个茶壶，那边那个！”甚至他的存在变成了另一种“依赖”，“他的粗壮手指、因为领口而变红的脖子、躯体的粗糙、他皮肤的毛病、皲裂、红肿，外加鼻子根部的一个小疙瘩——这一切把他和雅黛绮卡联系在一起了。雅黛绮卡和神父。”

而莱娜的父亲莱昂呢？二十七年的婚姻使她成为道德的榜样，“我是一个好丈夫，温柔、宽容、有礼貌、脾气好，是最好的父亲，慈爱，对人喜兴、热情、善良、助人为乐；您说说，我这一辈子有什么给了您理由指摘我，说我悄悄地、完全非法地，干了什么，酗酒、夜总会、聚众狂饮、放荡、流氓行为、找窑姐儿胡混，挂起中国灯笼和婢妾饮酒作乐，但是，你可以看到，我自己安静地坐着，聊天——”但是他却在二十七年前和那个厨娘搞在一起，“那是洒满月光的奇迹，在山峦之间、小山中间、在开阔地、在山谷里，嘿嘿哟，嘿嗨哟……就像我差一个月零四天二十七年以前所看到的那样，当时我偶然地就在这同一个深夜的时刻迷失在这同一个地方，看到了……”所以对于莱昂来说，维持所谓好丈夫的方法则是利己主义的“自己走向自己所求于自己”——一种手淫的说法是从他人回到了自己，从精神回到了肉体，也从后面回到了前面。

神父的后面是什么？莱昂的后面是什么？信仰的后面、道德的后面又是什么？“凸出来的，像是形体。不对，形体正在消失，消失了，留下来的是混乱，和多余的肮脏”，形体在消失，情欲在消失，爱情在消失，真相在消失，以及后面的一切都在消失，所以对于我想要逃离的人来说，抵达也在消失，“我是不在场的。但是（我又想）几乎是不在场的，或者，不是充分地在场，这一现象来源于我们和周围环境的半心半意的、混乱的、和疏漏的、不体面的和下作的关系，人参加共同的游戏，例如旅行（我设想），实际上心思连百分之十都不在场。”而路德维克成为一个吊死的符号，就是最后取消了后面，麻雀吊死了，鸡吊死了，猫吊死了，库尔卡寻找恶棍，我在疑问他是谁，而当路德维克一样吊死，“两条腿，鞋，往上，看清了头部，扭转着，其余的部分和树木混合在一起，混在昏暗的树枝当中。”他是人，也是麻雀、鸡、猫，“我没有吊死他，但是，既然我的手指头伸进他嘴里，这吊死鬼也就是我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吊死莱娜又有何意义？在“嘴儿对嘴儿的依赖，城市对城市的依赖，星星对星星的依赖”中，在谎言和谎言的依赖中，在自己的爱情、父亲的道德笑话里，她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颤抖、头疼、高烧的莱娜走向的是病态，而我在最后的结局里，被密密麻麻的词语混乱了思绪，还有什么是存在于“后面”？还有什么是必须揭开的迷局？还有什么是在倒叙中发现本质？一目了然的箭头不指向确定的事件，人前的浪漫不指向美好，穿袍子的神父不指向救赎，吊死的麻雀、鸡和猫不指向恶棍，在“自己走向自己所求于自己”的利己主义中，一双解决欲望的手，两张靠近的嘴，都是用身体组成的真相本身，所以在“其他的事情、问题、麻烦、困难”都涌向后面的前面时，一只鸡没有被恶棍吊死，它只是一种食物，“今天晚餐我们吃了炸鸡块。”手和嘴的欲望便得到了满足。

	编号：C46·2190819·1591
	作者：【以色列】埃特加·凯雷特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35.00元当当16.90元
	ISBN：9787532150694
	页数：208页

不过要是哪天，你突然心生怀念，想让这个故事回来，那它—定会乐意之至，随叫随到。
——《带给我们胜利的故事（下）》

故事会回来，而且是被人叫回来，而且会“随叫随到”，听候吩咐的存在，是因为作者具有完全的掌控力？是因为有掌控力而成为“胜利的故事”？这是“下篇”，一句话，从开始到结束，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但似乎在可能性里包含了必然性。下篇不是独立性存在，下篇是相对于上篇而存在的，上和下构成了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却又在必然性里支撑起了可能性。

这是全世界最精彩的故事，这是超越了时代的故事，这是必将成为文学史上经典的故事，由几十位独立专家组成的评审团，运用严格的实验室标准，和世界文学的典范文本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而且这个故事没有幽默、技巧和煽情，“它是一整块由深刻的见解和金属铝构成的合金，不会生锈，也不会损坏，而且说不定还能四处转悠呢。”但是，这个将成为经典的故事却不知道具体讲了什么，它悬置在那里，它被抽离了内容，当一种经典在无内容的存在中成为“胜利的故事”，是不是一种悖论？而沿着这个疑虑，在必然性里的可能性是不是也是一种矛盾？

埃特加·凯雷特的确构建了一个矛盾体，而且他乐此不疲地将故事空壳化，空壳的意义是可以放置不同的可能——甚至不可能，但是可能性又指向了“永恒经典”的唯一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经典是一种可能，胜利也是一种可能，或者说，经典和胜利都是一种可以被随时解构的存在，于是，写出这个永恒的经典故事结尾的人是幸运儿，于是可以从猜对结局的读者中随机选出一位，于是只要有人想让故事结束，“这个故事绝不会死皮赖脸地赖着不走，而会立刻结束。”——如果说上篇是在解构永恒和经典意义，那么，一句话的下篇便是重新构建了永恒和经典，但是这逆反的过程仅仅需要一个人的召唤：想让这个故事回来。故事的结尾可以随时结束，也可以随时回来，在结束和回来之间，在上篇和下篇之间，在经典和随意之间，在必然性和可能性之间，“胜利”便产生了。

这是埃特加·凯雷特写作的一个胜利的故事，他完全不掌控故事，他只是留置了一个充满悖论的故事空壳，而只要谁想要写作，完全可以在这个已被空置化的故事里添置内容——作者被抽空了，成了随意的主体，所有的写作手法就像这个社会的秩序一样，随时结束，也可以“随叫随到”：罗内尔是作者，他决定写一个介于寓言和哲学论文之间的书，一个深受臣民爱戴的国王失去了心爱之物——介于寓言和论文之间的书是边缘属性的书，失去的心爱之物也具有了多元的可能：可能是孩子，可能是夜莺，所以在边缘性和多元性中，这本书便出现了许多的变化：“在一百页左右，写作手法会减少象征性，增加现代性，而内容则会变为描述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并为读者提供一些安慰：在一百六七十页，内容会变成某种通俗易懂的机场小说，但品味要高于一般的机场小说；在第三百页，整本书会变成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可以让读者搂抱、抚摸，好排解他们的寂寞。”和那个“胜利的故事”一样，“减少象征性，增加现代性”是什么内容？品味高于机场小说的机场小说是什么小说？变成让人搂抱、抚摸的小动物的书又是什么东西？

因为这根本不是一本书，或者根本没有内容，就像当那只叫达尔科的小狗舔了罗内尔的鸡巴，他开始晨勃了，“硬的就像根金刚钻”，但是“和性根本没有关系”，妻子尼娃甚至还在那边睡觉，一只狗让自己出现了久违的晨勃，晨勃和性没有任何关系，当罗内尔对达尔科说：“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心爱我的。”秩序被消解了，故事被解构了，写作成了一种戏谑的游戏。作者也是“我”，德国女记者说要拍我写作的电视，“不要涂鸦，要写一个故事。动作要自然，就像平时写作那样。”记者的意思是要真写，不能涂鸦，但是“我”应该写下的故事是什么？被抽空的故事这是一个摆设，现实才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儿子从幼儿园回来和我拥抱，显得自然；老婆也和我拥抱，却只是拨弄自己的头发或者还偷瞄摄像机镜头；“我”还想起了隔壁经常出现的“妓女”，儿子甚至经常问妓女“你是什么动物啊？”的问题，妓女也都微笑着回答他，大象、雄、蝴蝶——如果换做别人，儿子的问题他们都听不明白，但是被妻子鄙视的妓女却能够和儿子问答自如，并且让儿子感觉到满意。

“我”大约是没能写出一个故事，故事完全在现实里发生，所以“我”作为作者也被抽空了身份，故事当然也变成了一种悬置状态，和罗内尔那个介于寓言和论文的书一样，和结尾可以“随叫随到”的经典一样，作者都无法掌控文本。文本和作者之间出现了割裂，或者文本被现实所取代，作者便不再局有掌控力的存在，而成为一种被现实嘲讽的存在。《你是什么动物啊？》的“我”喜欢儿子自然的拥抱，是因为老婆的拥抱不自然，而且老婆还讽刺妓女，讽刺的时候却是自然，就像平时说起“大头菜”一样自然，似乎是一种对立，但是在这个被全部纳入到社会现实这个体系里的时候，不自然变成了自然，不道德变成了道德：当儿子再次问起德国女记者“你是什么动物啊？”，女记者却说：“我不是动物，我是怪物，从大海对面来的怪物，专吃像你这样可爱的小孩子。”连妓女都知道让小孩子高兴，女记者却高高在上，这和老婆对于妓女的鄙视如出一辙，而最后，应该作为文本作者的“我”成了社会学的作者，翻译之后告诉儿子：“她说她是长着红羽毛、会唱歌的小鸟，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飞到这里的。”

吃人的怪物又变成了动物，甚至变成了会唱歌的小鸟，这一种语言的翻译变成了作者真正的使命，创造文本的作者消失了，翻译语言的作者产生了，而在这个重新被命名的作者世界里，是不是就有了谎言，有了置换，有了妥协？玛雅要写一个故事，当她在“创意写作班”学习之后，写了三个梦，其中一个梦里她想让人们采取分裂的方式而不是生育的方式进行繁殖；《异次元空间》里，世界上的平行异次元空间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梦想：“其中一个异次元空间里，我正在跟马做爱，另一个异次元空间，我买彩票中了奖。”像是一种逃避，似乎在梦的世界里才能安心，才能如愿，才能自由，这是向内的存在，似乎只有在这样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里，才不会被真实所夹裹，才不会被现实所压制，才会有“随叫随到”的结尾的永恒经典，才会有让人“硬的就像根金刚钻”的晨勃感觉，才会有“你是什么动物”的轻松对话。

但是，向内的冲动必定是因为向外受到了阻力，现实里有什么？有秩序，有规则，有道德，它们组成了一个体系，它们制造了一个世界，当所有人都必须按照外部世界来生活，作者是不是就是现实本身？于是在向内和向外极具张力的对立中，“突然，想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我当然也是一个写作的作者，擅长给人讲故事，新一年前给儿子讲过一个故事，而这次当敲门声响起，有人要我讲个故事——甚至在敲门声想起之前，从外而来的不速之客就以命令的方式让我将一个故事。一个大胡子，来自瑞典，拿着手枪，然后发布命令：“给老子讲个故事。”“我”必须讲故事，必须成为故事的作者，但是在大胡子那把枪和那个命令之下，这个故事显然不是向内的作品，而完全变成了暴力之下的产物，按照大胡子的说法，“在这个国家，要是想得到什么东西，就得使用暴力。”巴勒斯坦想得到一个国家，但是友好地提出来，“连屁也没有得到！”但是一旦让孩子做了人体炸弹，“结果，世人开始聆听他们的声音了。”所以说，暴力成为外部世界的一种秩序，“我们只听得懂一种语言，那就是暴力。”

当暴力变成语言，我作为被命令之下的作者，故事也变成了关于暴力的故事，“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这不是故事，这就是现实，门再次响起，进来的是一个做问卷调查的小伙子，而且也是用暴力语言说话的人，他拿出了一把左轮手枪，然后也像大胡子一样命令：“为什么没空？因为我不是白人？因为我不够礼貌？对瑞典人，你有的是时间；对摩洛哥人，对一个差点死在黎巴嫩的退伍老兵，你就他妈的连一分钟都挤不出来？”于是在第二次暴力中，“我”又开始讲故事，“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故事又变成了现实，进来一个送披萨的人，“我”没有叫披萨，他却直接闯了进来，而且从硬纸盒底下抽出了切肉刀，“不过，要是他不赶紧想个好故事出来，我就立刻把他剁成肉酱！”

大胡子的瑞典人，参加过战争的摩洛哥老兵，以及送外卖的男人，他们用枪和切肉刀制造了外部的暴力，而且这种外部的暴力闯入“我”的世界，仅仅是为了听一个故事，一个被操控的故事，一个置于命令之下的故事，而“我”在三次敲门声之后，在三种暴力面前，也完全变成了暴力的产物，“没有敲门声就没有故事。”于是这个故事便从“敲门声”开始，“有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房间里。他是作家，想要写个故事。他已经很久没有写出故事了。他怀念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的感觉。对，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的事物。”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但是实际上，这个故事在开始之后并没有响起敲门声，当四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只剩下了故事，“好，那你就说吧，只要能给我们讲个故事就行。”这个故事会向何处发展，会出现什么“新事物”？两把枪和一把刀，以及“作者”的一张嘴，组成了故事的道具，它是暴力的，是突然而至的，是命令之下完成的，当现实成为文本，敲不敲门，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向内的逃避终究无法阻止向外的暴力，这便是真正的困境，所以在梦境中，在谎言里，在故事中，所有指向的都是荒诞荒唐和荒谬的现实，而当这些现实被写成文本被说成故事，一切只能更荒诞荒唐和荒谬，而且困在其中无法走出。《谎言之镜》里的罗比就是因为撒谎成瘾，反而把自己拉向了无法走出的梦境，因为小时候母亲让他去买烟，拿了钱的他却去买了冰激凌，还把生下的零钱藏到了花园的石头下，回来后告诉母亲路上遇到了缺了门牙的男孩，钱被抢走了。母亲相信了他的话，当母亲死后托梦给他说阴间没有地方买烟想让他买一包烟，于是罗比去找石头底下的零钱，但是石头地下出现了一个地洞，转了一个泡泡糖自助机，他进入了梦幻世界，而梦幻世界的一切都对应着以前说过的谎言：缺了门牙的小鬼抢走了钱，一条狗拦住了路，伊戈尔生了病……钱拿了回来，东西放在枕头底下，期望母亲再托梦的时候能够拿去，但是当梦境结束，撒谎却在现实中继续上演，那个叫娜塔莎的同事和领导说自己的叔叔伊戈尔心脏病发作了，她要请假去看他，罗比知道这是一个谎言，并且戳穿了，“可是你——请恕我实话实说——你对他实在太残忍了。”于是，娜塔莎邀请他一起去看伊戈尔，不是谎言，而是真的去医院探望，但是伊戈尔对她说，“他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分钟；她也完全不必担心，因为比起明斯克的火车相撞、敖德萨的持枪抢劫、海参崴的雷击和西伯利亚的那群疯狼，这次的心脏病根本算不了什么。”

心脏病算什么？在火车相撞、持枪抢劫、雷击和疯狼等灾害和暴力面前，小小的疾病可以忽略不计，而心脏病相连的谎言也不算什么，真正的困境不是撒谎上了瘾，而是在以暴力为语言的世界里，谁都是一个患病的人，谁都难以逃脱灾难，而且现实就像突然响起的敲门声，总是带着枪和切肉刀，令你猝不及防：《额外的生活》里两对双胞胎结婚，却又相互出轨，之后枪杀，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一种“额外的生活”，“我这么做，完全不是为了体验什么浪漫的爱情故事，而只是想获得一段额外的生活。”《痔疮》里领导的权力完全在身上的那颗痔疮上，“这颗痔疮呢，会像所有的痔疮给那人一系列出自屁眼的建议：解雇谁、定什么目标、值不值得吵架、该跟谁谋划等等。结果证明，这些建议都不赖。”《拉开拉链》里，女人从男人的舌头底下发现了细小的拉链，拉开里面是一个秘密，秘密才是真实的，而所有的生活只不过是穿着一个外皮，但是更多人并不想拉开拉链，“她一直想去弄个，但始终鼓不起勇气，怕会很疼。”《西米恩》里，一个想逃避兵役的人假结婚，于是女人有了“丈夫”，但是当恐怖袭击夺去了男人的生命，被免费娶走的女人直到有人敲门也想不起自己的“丈夫”是谁。

外部世界是荒诞荒唐和荒谬的，内在世界其实根本不是独立的，它甚至是那个外部世界的延伸，于是在没有秩序、充满谎言、到处是隔阂的现实中，所有的故事都变成了想要离开却无法离开的游戏。《你想让金鱼帮你实现什么愿望？》中，约纳坦想制作一部纪录片，只带一台小型摄像机，然后敲开被人家的门，直接问：“要是遇到一条会说话的金鱼，它答应帮你实现三个愿望，你想实现什么愿望呢？”想做纪录片，约纳坦便是作者，而当作者敲开门，在里面听到“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会不会想到外面的人会拿着枪拿着切肉刀，会让自己在命令之下讲一个故事？身份被置换了，故事被置换了，似乎暴力也被置换了——从门外到门内，约纳坦还是变成被暴力控制的人，那个叫谢尔盖人认为他是来偷金鱼的，于是用暴力解决了他，而且谢尔盖没打算送他去医院，这时金鱼说话了，用俄语说：“那人已经死了。”当暴力制造了死亡，当金鱼开始说话，约纳坦反而变成了纪录片中的主角，“我能让他复活，我能让他活过来。”只是死去的人如何能让金鱼满足自己的愿望？但是，死亡不是结局，这无非是一个梦，约纳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采访对象，那个叫穆尼尔的人的愿望是世界和平，“还在拍摄时，约纳坦就已经知道，这人肯定会成为他的活广告。”

简直完美，只有愿望是世界和平才能凸显这部纪录片的价值，但是当自己都可能在梦境中死去，敲门声背后是无法逃避的现实，它远比世界和平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所以愿望就像一个梦，就像《石榴》里的谢克迪，坐在飞机上的时候，感觉到巨大的恐惧，“千万别坠地”成为他的祈祷，但是他还是死了，在死之前的四十秒，他见到了天使，天使问他最后的愿望，谢克迪说出自己的愿望：让世界和平。自己快要死了，却要让世界和平，世界和平的意义在现实中会关照到即将坠落的个体？天使嘲笑他：“让世界实现和平？你在开什么玩笑！”于是谢克迪死了，当他转世之后变成了一个石榴，他看见世界真的迎来了和平，没有了战争，人们化干戈为玉帛，但是作为一个石榴，丝毫没有因为世界和平了而无忧无虑，“因为石榴树很高”，于是他在心里祈祷：“千万别让我掉下去。”——和当初坐在飞机上一样，谢克迪似乎以另一种方式变成了曾经的自己，于是所有的恐怖又再次降临。

因为石榴树很高，因为飞机会下坠，因为现实破败百出，世界和平是一个梦，即使实现了也如梦境一般被抽空了内容，于是做出最后这一愿望的作者悬置在那里，没有掌控力，没有逃离的可能，像一颗石榴，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被写好的结尾果然“随叫随到”。

	编号：C38·2190819·1589
	作者：【德】赫尔曼·黑塞 著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9年05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20.30元
	ISBN：9787540491154
	页数：272页

希望有新的神灵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妄图随意给予世界些什么的想法则更是大错特错！对于清醒的人来说，就只有唯一一个使命：找寻真正的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摸索自己的前行之路，不论它通向何方。
——《第六章 雅各布的摔角》

他出现，他到来，他破坏，当一种力量摧毁规则和秩序的时候，他是神灵还是魔鬼？一种疑问，甚至是二分法意义上的疑问，指向了非此即彼的存在：要么是神灵，要么是上帝。但是，任何一种力量带来破坏力，它都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外在力量之存在，是因为有一个对立物，当对立物成为目标，成为力量的落脚点，就会制造另一种相反意义上的力，它被激活，它在反弹，它以破坏之后自我构建的方式完成命名，它的名字叫内心。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布，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以色列，Israel，意思是与神较力的取胜者，较力而取胜，雅各布已经站在上帝之上，当他以俯视的方式看待上帝这个造物主，世界会以何种方式被展开？辛克莱起初就是在上帝之下，一个少年而已，和所有尊崇上帝的人一样，对于神灵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但是当不皈依宗教的首席牧师皮斯托留斯告诉他，“鸟儿奋力破壳而出，蛋就是世界。若要出生，就必须打破世界。鸟儿飞向神灵，神灵的名字叫作阿布拉克萨斯。”其实已经命名了不是上帝的神，而且还是一个魔鬼式的神，阿布拉克萨斯，这个波斯神话中的怪物，是诺斯替教派中的信仰统治者，作为天地间所有生物与神灵的中介者，当它成为带有公鸡头的天使，是将基督教的正统上帝说视为一枚蛋，只有蛋被啄破，鸟儿才能出生，才能在打破世界中飞向神灵。

诺斯替教是基督教异端派别，阿布拉克萨斯自然也成为上帝之对立面的魔鬼，但是作为一个首席牧师，为什么要对辛克莱说起那只“奋力破壳而出的鸟儿”，为什么要把阿布拉克萨斯尊称为神灵？或者说，当他以亵渎的方式将上帝替换成异端的怪物，对阿布拉克萨斯进行神灵的命名时，是不是也走向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存在？阿布拉克萨斯也是神灵，和上帝是不是不再有区别？此一种神灵，彼一种神灵，一只鸟儿即使破壳而出，那个蛋也是它的母体，所以即使鸟儿飞向异端的怪物，也只是神灵的不同形式而已，“我们可以把这个名字想象成一位神灵的名字，这样它就具有了象征意义，神性和魔性得以兼具。”皮斯托留斯这样解释，在他看来，神灵是兼具了神性和魔性，这是一种在单一神灵基础上的超越，而这个神灵是不是真的可以进入内心，唤醒神性，而成为自我意义上的上帝？

上帝根深蒂固，上帝无所不在，这其实就是一种宿命式的存在，对于辛克莱来说，这个上帝代表的是规则，是秩序，是权威，“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它意味着母亲与父亲、慈爱与严厉、模范与学校。从属于这个世界的，是柔和的光泽，明亮与整洁。”似乎所有这一切都是完美的，它像上帝本身一样，创造了所有美好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界也是单一的，单调的，甚至是容易迷失自我的，而辛克莱所在的世界不是因为上帝存在而去除了那些阴暗，而是阴暗的另一个世界被隐藏了——弗朗茨·克罗默闯入进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便被打开了，从此再也没有合拢。

父亲是酒鬼，家族声名狼藉，克罗默就如魔鬼一样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当他拦住辛克莱，当他下达命令，当他要从辛克莱身上得到2马克的钱财，两个世界开始参差延伸，开始相互交替。起初辛克莱编造了偷磨坊主苹果的故事，接着为了2马克又偷偷拿走了储蓄罐，当一切都不告诉父母，其实他已经从那个明亮与整洁的世界里一步步走出来。但是对于生活在唯一世界里的辛克莱来说，这种走出的过程充满了负罪感和恐惧感，因为编织了谎言，因为纵容了克罗默，因为隐藏了秘密，所以“我的身上背负了污点”，“他会告发我，我是个罪犯，别人也会告诉父亲，说不定警察也会过来。”出来是一种跌入的过程，各种丑恶和危险向自己扑来，在被光明世界照耀了太久的辛克莱，终于在一片黑暗中看见了内心的魔性。

“在这个秩序井然、宁静祥和的家里，我活得战战兢兢、痛苦不堪，如同一个幽灵一般，对别人的生活漠不关心，时时以自我为中心。”将自己命名为幽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归附曾经那个完美的世界，但是一旦另一个世界的门被打开，克罗默那刺耳的哨声便成为一种象征，“哨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摧毁了我的幻想。”世界坍塌，对于辛克莱来说，并不是世界的尽头，甚至以一种诱惑的方式看见了别样的风景，它是神秘的，是阴森的，是恐怖的，里面有屠宰场，有监狱，有醉酒骂街的女人，有摔倒的马匹，有盗窃、杀人和自杀的传闻——当世界变成截然不同的两个，是那个明亮与整洁的世界容易蒙蔽自我，还是恐怖又神秘的世界更让人迷失？

这是辛克莱的疑惑，而马克斯·德米安的出现，似乎让这个疑问指向了一个具体的方向。德米安又是另一个闯入者，但是和克罗默不一样的是，他首先是作为守卫者出现的，“不过打死他是最简单的方法。处理这种事情，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你跟着他不会有好下场的。”他将辛克莱从克罗默的魔爪中解救出来，当一种被克罗默的哨音控制的生活结束，内心的不安、恐惧，甚至病态也走向了终结。但是对于辛克莱来说，那另一个世界被打开之后，它就再也不会消失了，一方面那种魔性有着诱惑力，所以我是主动进入其中的，而另一方面，当德米安将我从克罗默的世界里解救出来，他自己用另一种方式打开了更幽秘、更反叛的世界。

老师在课堂上说起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该隐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他就是一个杀人者，但是德米安却认为，那个带着“印记”的该隐是个高贵的人，相反亚伯才是个胆小鬼，“简单来说我的想法是，该隐应该是个了不起的人。只是因为人们惧怕他，才以他为原型杜撰了个故事。这个故事不过是一个谣言，人们茶余饭的谈资而已。只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该隐和他的孩子们确实携带着某种‘印记’，这使他们异于常人。”这是德米安对于该隐的另类解读，该隐携带的印记不是耻辱，而是荣誉，因为他异于常人，只不过被光明世界的规则打入了地狱。德米安，一个被传说是不皈依任何教派的人，无疑这一番言论是颠覆性的，当辛克莱问父亲如何看待这件事的时候，父亲说：“如果我们相信该隐是正义的，亚伯是错误的，如此一来的后果则是，上帝犯了错误，《圣经》中的上帝就不是唯一的真神，而是假神。”

其实不管该隐是罪恶的杀人者，还是一个遵从自我的英雄，有一点是明确的，德米安的议论是对于正统信仰的一次破坏，甚至在这个意义上，德米安和克罗默有着相似性，他们都解构了唯一的神性，而父亲所维护的是上帝的合法性，正是这合法的、唯一的上帝存在，所以另一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罪恶，都是异端。新的诱惑产生了，“我原本生活在一个光明、纯洁的世界之中，我自己就是亚伯那类人。如今我却坠落到‘另一个世界’，愈陷愈深，而我却无能为力！”这种无能为力不是对自我的丧失，而是打开了一个存有破坏者、敌对者的世界，那里有禁忌，有诱骗，也有罪恶。要从亚伯变成该隐，按照德米安的说法，其实需要常人没有的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就是遵从内心，“只有当我的愿望发自内心，强大到深入骨髓，我才能真正渴望并去实现它。一旦是这种情况，你遵从内心的诉求进行尝试，就会顺利得多，你就可以得心应手地驾驭你的意志。”自由意志似乎是对于上帝世界的一种反抗，但绝非是非此即彼的一种选择，而是世界的多元化意义，“我们应该崇敬万事万物，并把它们奉为神圣，而不单单是那被世人人为抬高的半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在向上帝做礼拜的同时，也应该崇敬魔鬼。”

善良、尊贵、父爱、美好、高大和感情的化身，上帝的世界是单一的，但只是一半的世界，另一半的世界里还有屠宰场、监狱，还有醉酒骂街的女人、摔倒的马匹，还有盗窃、杀人和自杀的传闻，所以合法的规则之外，需要另一种不合法甚至非法的存在。克罗默的哨音让我体会到了恐惧，德米安不皈依宗教让我感受到了异端，而在成长过程中，情场老手阿尔方斯·贝克唤醒了辛克莱的性意识，终于在公园里辛克莱邂逅了迷人的姑娘，并把她唤作“贝雅特丽齐”，“我搭设起了供有贝雅特丽齐画像的祭坛，我献身于她，献身于灵魂和上帝。”在辛克莱看来，他所追求的是纯真，而不是享乐，是美好和灵性，而不是单一的幸福。而当为“贝雅特丽齐”作了画像之后，辛克莱却突然发现，她像极了德米安，甚至就是自己，“我感觉它构成了我的生活，是我的内在、我的命运，或者说是我的心魔。”它是朋友，是爱人，是自我，甚至是带着某种邪恶的目的，当一个画像不再是单一的符号，作为内心的一种折射，其实自己在自由意志中已经成为了自我的上帝，就如德米安所说， “弄清楚这一点就好了：我们的内心有样东西，它全知全能！”

全知全能是上帝，也是魔鬼，它是克罗默的哨声，是德米安的异端，是阿尔方斯·贝克的女人，是皮斯托留斯的阿布拉克萨斯，它们一个个闯入进来，最终让辛克莱的内心如一只奋力破壳的鸟儿，飞向了自我的神灵世界，“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多么神奇的造物，我们的灵魂一直是这世界永恒创造的一部分。这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不可分割的神性，这种神性在我们的内心和自然界中运行不息。”但是无论是上帝还是魔鬼，神灵不是外加于自身的一种力量，也就是说，妄图随意给世界创造神灵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它真正的意义就是揭开内心更复杂、更多元的一面，而这个揭开内心的过程，走向自我的征途，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打破合法性的规则，击碎控制性的思想，颠覆单一性的观念。德米安母亲的出现，就是将这一个目的凸显出来，辛克莱尊称她为“夏娃女士”，就是将她视为“万物之母”，而这个万物之母的象征意义也是内心那个全知全能的自己，所以她告诉我的是：“这世界想要自我更新。它散发着死亡的气息，没有死亡何来新生——这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而这个声音就是辛克莱内心的声音，它引领这自己走向更深处的自我。

从内心出发迸发出破坏力，是要将所谓的上帝神像都击碎，而这个上帝在现实意义上就是那个时代的充满征服欲的欧洲，“欧洲倾力制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新型武器，精神却最终深深地陷入无尽的空虚之中。因为它征服了整个世界，却毁灭了它对世界的情感。”当战争爆发，德米安积极奔赴前线，而辛克莱也加入其中，不是美化战争，而是用战争的名义去摧毁旧时代，而敌人也不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一种旧规则，旧秩序，“原始的情感，甚至最野性的情感都是不针对那位敌人的，他们的杀戮行为只是内心的迸发，是破碎的灵魂的迸发，它想要怒吼、杀戮、毁灭、死亡，以获得新生。一只巨大的鸟儿正奋力破壳而出，这枚蛋就是世界，而这世界必将走向毁灭。”

战争的革命性意义，是指向人的内心，指向人性，它是具体的，鲜活的，唯一的，即使在战场上受伤感受痛苦，当辛克莱俯身于自己的那一个伤口，也就找到了潜藏着的那面幽暗的镜子，而这面镜子所折射的不再是唯一的自己，他是德米安，是克罗默，是皮斯托留斯，是“夏娃夫人”，是所有神性和魔性的结合，是光明和黑暗的交融——只要不是以罪恶为罪恶，全知全能的内心就是真正对于生命的尊重，“在每个人身上，灵魂终将幻化成形；在每个人身上，造物都在忍受苦楚；在每个人身上，生命必然得以升华。”

	编号：C46·2190819·1588
	作者：【以色列】大卫·格罗斯曼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9年03月第1版
	定价：32.00元当当15.50元
	ISBN：9787532169689
	页数：200页

“有一天我只能走对角线，走象的步子，第二天我只走直线，就是车的步子，然后走马步，一步——两步——，然后我发现人们就像在和我玩象棋。”

一匹马不是被选中的马，一匹马不是被审判的马，一匹马也不是生了5匹小马的马，一匹马只是一匹马：它走进了酒吧，起先要了一杯金星牌啤酒，喝完之后又要了威士忌，再喝完要了龙舌兰，之后又喝了伏特加，接着又是啤酒……各种不同的酒喝了下去，一匹马只是在喝酒，它最后也许醉了，但是它一定没有听酒吧里脱口秀滑稽演员讲的那些笑话——因为，“一匹马走进酒吧”本身就是一个“要笑死人的”笑话。

从加德纳训练营出来之后，杜瓦雷坐上了一辆卡车，这个笑话是卡车司机讲给他听的，是他“瞎扯”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的一个，当司机在车上讲的时候，杜瓦雷却想脱身，他的头不停敲击着车窗玻璃，接着在摇晃颤抖中听到沙漠深处传来一个声音，但是听不真切的结果，把整个沙漠都放置在了无知的境地中，而这个杜瓦雷不感兴趣的笑话自然也在“听不真切”中湮没了；可是，杜瓦雷却又在酒吧的脱口秀表演中，引用了司机的这个笑话，而且是原封不动地讲述，“我每次讲，都不得不暂停一下，否则会笑岔气的，因为这样会被取消资格。”杜瓦雷说的话，也是司机说的话，酒吧之于酒吧，一匹马之于一匹马，笑话之于笑话，其实没什么分别。

但是，当一匹马走进酒吧，当它要了不同的酒，它行走的路线是象棋中规定的路线？是一步还是两步？如果喝醉了，步子是不是就停留在那里，甚至倒地不起？再推论一下，当卡车司机经过沙漠地带，当他讲出笑死人的笑话，那辆从训练营开出的卡车走的是象的步子？马的步子？是走了一步两步还是根本没有行走？如果再可能想象一下，当杜瓦雷在酒吧里讲起卡车司机说起过的笑话，是不是也走了一条对角线？然后穿梭在顾客身边，既不是象的步子，车的步子，也不是马的步子？甚至有可能，他也像笑话中的那匹马走进了酒吧，要了金星牌啤酒、威士忌、伏特加，然后醉了，或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一匹马走进酒吧，是一个笑话，当司机讲起这个笑话，笑话中的笑话，带来的是关于加德纳训练营的回忆，而当杜瓦雷复述司机的笑话，笑话中的笑话中的笑话，是不是就是一种现实？现实是一个矮个子、瘦削、戴眼镜的男人从侧门踢出来似的，趔趄着上了舞台；现实是冲着坐在舞台两侧方向的众人露出自己的胸脯，现实是他享受着观众对他微笑的反应，几乎觉得自己已经得偿所愿了……一家酒吧，根本没有走进来的马，也没有喝啤酒的马，只有从舞台到观众席讲笑话的杜瓦雷，当他在现实里讲述一个一个笑话，当他在酒吧里让人们发笑，他就变成了一匹马，一匹不能走象的路线、车的路线的马，一批只能和其他人玩象棋走马步的马——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是被选中的人。

选中，便是别无选择，便是命运使然，“你们就是没法拿其他民族来和我们犹太人作比较。我们是上帝选中的人！上帝有别的选择，可他偏偏选了我们！”但是当一个人也像马一样只能走马步，他甚至不活在自己讲述的笑话里，他活在被规则约束的游戏里，“他们每个人都扮演着一个角色，哪怕他们本人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谁知道他此时此地正在玩什么复杂的象棋游戏呢？”和街上的人玩象棋，就是和现实在玩游戏，游戏规则让他无法成为走象的步子、车的步子的一匹马，让他无法像走进酒吧的马可以喝不同的酒，于是，在杜瓦雷身上，民族是被选中的，出生是被安排的，生活在被制定的游戏里，一匹马何以逃离这种被命定的现实？

耶路撒冷的老哈达医院，母亲萨拉·格林斯坦分娩生下了他，无从选择的命运是从生命诞生一刻开始的，他便成了一匹必须走马步的马，“一个声称把最好的都给我的女人，却把我生了下来！我的意思是，想想有多少审判、牢狱、调查和系列犯罪都是因为谋杀而起，可是我还从没听说有一件案子是关于分娩的！”世界发生的很多事情因谋杀而起，唯有诞生不会是谋杀，它甚至是一种喜庆，一种和被上帝选中一样的荣耀感。但是被安排的命运在杜瓦雷身上却不再是被选中的自豪感，西奈半岛的战役是不是经历了？“没错，恰恰就在那天，即我被孵化并从此颠倒生态平衡的九个月前，你们觉得真能碰巧发生什么吗？”成为一个卖笑为生的人是不是对母亲的背叛？““原谅我，妈妈，我搞砸了，我背叛了您，为了搞笑我把您都给卖了。”在杜瓦雷还没过完的一生中，耶路撒冷的老哈达萨医院、占领特拉维夫运动、资本市场的全面改革、纳肉体税、强硬派修正主义者，似乎都成为他生命有关的关键词，它们是历史，也是现实，是宏大叙事，也是微观视角，是旁观，也是经历——被选中，就是无法替代，就是无从逃离。

而在加德纳营地的那个笑话被讲述之前，却是“关于我的第一次葬礼”，而在第一次葬礼出现之前，是四个月倒立行走，头和脚的颠倒，世界便也反转过来，不是为了看见不一样的城市和人群，而是让人群看见不一样的自己——“当我双手倒立着行走时，就不会有人关注母亲了。”在第一次葬礼出现之前，也是第一次吻了那个叫里欧拉的女孩，凌晨三点站岗时触碰了女孩的身体，“我的孤独岁月终于结束了，而且，可以说，我的新生活开始了。”倒着行走的颠覆，第一次触碰女孩的新生，对于杜瓦雷来说，却开启了第一次葬礼，“因为要服丧七日”，于是，杜瓦雷便再也不回来了，即使回来，所谓的训练也早就结束了，从此“耶路撒冷有新鲜血液！”

出生没有谋杀，消失却留着鲜血，从生到死，一切也都是被选中的结果，而葬礼之后，似乎所有的时光都结束了，终于，一匹马走进了酒吧，终于，一匹马开始讲起了笑话，杜瓦雷成了一个讲脱口秀的演员，一个小丑，“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谈的是死亡，这位女士！为死神鼓掌吧！”死神成为了故事的主角，而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笑话，于是在酒吧里戏谑死亡，戏谑战争，戏谑疾病，每一个笑话都为了逗乐观众，但是每一个笑话都让人悲伤，像一匹马的故事，当司机在卡车上讲述的时候，杜瓦雷想着要逃离，敲击着车窗玻璃，然后听到沙漠深处传来的声音，不真切，但是却真实发生了：有人在喝酒时被笑话逗笑，有人拍着桌子大喊：“真的，伙计们，我们是来笑的，可这家伙让我们回忆大屠杀，他居然讲大屠杀的笑话！”有人走上来说认识他，“你压根没什么变化。” 这些声音从酒吧里的观众里传来，最后都成了听不真切的声音，因为在杜瓦雷看来，他们都在和自己玩象棋游戏，酒吧之内和酒吧之外，都是生活的一部分，都是笑话的一部分。

但是，用笑话的方式生活，以小丑的身份活着，似乎也成了一种庇护，至少对于父亲是强硬派修正主义者、母亲遭遇了不幸、有着五个孩子、身体已经枯瘦得像一匹马的杜瓦雷来说，是这样一种逃避。““告诉你吧，内坦亚，归根结底，它就是一种悲哀可怜的娱乐形式，说实话。”只要笑，笑是原因，笑是结果，于是在因果一体再无外延的故事里，再没有什么必须选中的种族，再没有必然出生的命运，再没有不再回来的服丧，当然，也没有该死的灵魂不朽，只有肉体，毫无负担的肉体，“不要思想，不要回忆，只要一具沉默的身体，在草地上像僵尸一样蹦跳着，不动脑筋地吃喝玩乐。”和笑话本身一样，即是原因，也是结果。

如此，像一匹马一样，即使走着必须要走的马步，只要喝完了那些酒不再有继续，倒地不起或者也是一种活法。但是杜瓦雷似乎不想成为象棋里的那匹马，他的笑话中有犹太人，有西奈半岛战役，有左派，有加德纳营地，有七日服丧期，有耶路撒冷的鲜血，不是要将这些东西都在笑话里“听不真切”，而是让他们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所以和路人玩象棋一样，杜瓦雷需要的是另一种游戏式的活法，倒立行走一般，解构和颠覆，甚至报复一种生存规则。于是，在小丑的身份之外，在观众之外，却请来了一个“我”：曾经一起加入训练营的我，曾经是大法官的我。“我希望你来看我的表演。”那天杜瓦雷打电话这样说，于是，在我成为这场笑话脱口秀表演的观众之后，“我”其实变成了杜瓦雷的另一个笑话。

“我下不了决心，可是我最终意识到你是我唯一能请求的人。”唯一能请求的人，是不是我成为了被杜瓦雷“选中”的人？犹太人被上帝选中，我被杜瓦雷选中，这一种对应里我是不是在杜瓦雷的命名里完成了一种移植？而身为法官，杜瓦雷也对我的这一身份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以前常在报纸上阅读关于您审过的一些案子。我跟踪这些新闻报道，他们还引用您的裁决，引用您关于被告和律师的那些话，您的观点犀利透彻。”法官审理案子，无疑他的手上握有审判的大权，是不是也像上帝一样，是一个至上的审判者？而且，和他一起在训练营地里呆过，也认识里欧拉，在这个意义上，我又成为他记忆的一个导入者，甚至会回忆他忽略的那些细节。被选中的人、审判者和记忆导入者，当杜瓦雷邀请我去酒吧看他演出，是不是我成了那匹走进酒吧的马，继而成为他的一个笑话？

杜瓦雷和我，其实存在着某种对立，身份的对立，地位的对立，舞台之上和舞台之下的对立，所以我对之的反应是：“原来如此，他之前的邀请，还有那可笑的请求，都是陷阱，是他的个人复仇，我就像个傻子似的走进了陷阱。”甚至想到自己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灵魂人质。但是，我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作为观者而存在，被选中的人、审判者和记忆导入者这些身份的意义不是被杜瓦雷带入到他设置好的情境中，而是在这些被我主观设想为和他对立的身份上，我反而看到了自己的虚伪：我没有经历训练营跳落、爬行、射击的训练，没有遭遇“第一次葬礼”，没有倒立着行走，没有五个孩子的大家庭“集体反对我”的生活，当然，也没有“为死神鼓掌”的呐喊，一切都是顺利的。但是，在身为法官的时候，我为自己立下的宗旨是：“面对着一些厚颜无耻撒谎的证人、对被害者犯下令人发指的卑劣罪行的被告以及那些在审讯中不停折磨被害者的律师，我曾经大发雷霆。”而一桩父亲虐童案发生时，身为法官的我却对受害者没有表示真正的同情，“已经太晚了，她真正需要你同情的时候是对你讲起这些事情时，那才是她最痛苦的时候。”当我爱着的塔玛拉离我而去的时候，这样说。

被邀请来听笑话，每一个笑话背后其实都是痛苦的泪，杜瓦雷就像那个被父亲虐待的女孩，需要的是真正的同情，而我站在如上帝一样的高处俯视他的时候，把他看成是一个陷阱的设计者，看成是对权力的报复，甚至质问他：“你就能啥事都开玩笑，戏谑模仿，或是讥讽嘲笑，比如疾病、死亡、战争什么的，都无所谓，是吧？”弱势和强势，原是分明的，笑话和现实，原是对立的，但是在一匹马走进酒吧之后，其实所有的故事都已经听不真切，一种含混的世界里，生与死，真与假，罪与善，其实在不断地置换中成为了一种游戏，就像杜瓦雷讲起的那个笑话，一个妻子在丈夫逝世后发现他生前喜欢穿蓝色西装，于是和葬礼承办人提出意见，要求下葬时换成蓝色西装，而承办人也答应和旁边的一名死者换衣服，最后下葬的时候，妻子看见丈夫的衣服真的换成了蓝色西装，她感到丈夫可以入土为安了，而承办人回答她说：“我只不过把他们的脑袋换了一下。”

从外在的衣服互换变成了肉体和灵魂相关的脑袋互换，这一个游戏，这一个笑话，似乎也正揭示了“一匹马走进酒吧”的全部寓言意义，于是，在我成为某个讽喻式的笑话内容之后，杜瓦雷变成了审判者，“现在我判处你溺刑，”引用卡夫卡小说中父亲对儿子的话，他拿起了长颈瓶，然后将酒倒在了观众头上，溅到了我身上，“表演结束，恺撒利亚！”表演结束，审判结束，游戏结束，“这就是我能给你的一切，杜瓦雷今天的表演彻底结束了，明天也不会有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匹马走进酒吧，最终死在了比笑话更让人可笑的现实里。

	编号：C46·2190819·1587
	作者：【巴基斯坦】达尼亚尔·穆伊努丁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32.00元当当15.50元
	ISBN：9787532151660
	页数：277页

她是他权势的巅峰，他的美德和奋斗的回报的象征，显示了他所有的过往，他的生命和他的野心是多么没有意义。他已经丧失了一切，丧失了勇气和力气，因为双腿沉重地拖在腰上，眼窝深陷，实际上，他只是—个即将死去的陪衬了。
——《供给，供给》

他是哈鲁尼农庄的管理者和投资人，他在权力的运用中拿走了财产，他甚至入选了省议会，当然，他也占有了她的身体，并在一场秘密婚礼中让自己成为完整的人。这是一个关于权力的游戏，但是当他病入膏肓，失去了身份，是不是从巅峰走向了深渊，而最后失去了肉体，这场权力游戏是不是就走向了终点？

贾格拉尼站在权力巅峰的时候，其实习惯了俯视，而俯视之中，不仅那个离婚而又嫁给她的女人扎伊娜布成为他掌控的东西，而且他的生命也在俯视中完全变成了过去时：过去，他在哈鲁尼农庄中拥有了实权，即使哈鲁尼的孩子警告父亲一切的遗产将会在贾格拉尼的欺骗中失去，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地位；即使他对面的扎伊娜布已经结婚，他也不费吹灰之力让那个丈夫和她离婚；即使他们已经不会生孩子，他依然可以将儿子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交给了扎伊娜布；即使渐渐老去，他依然进入到了省议会，除夕拉哈尔的回忆，还在农庄里倾听该地区选民的陈情和抱怨。

贾格拉尼在权力的阶梯上一步步前行，而这一切这不过构成了生命将逝的“过去”，当所有的荣耀都无法在现在维持，走向生命终点的贾格拉尼一样失去了所有。但是，对于他来说，为什么扎伊娜布会成为“权势的巅峰”，会成为“美的和奋斗的回报的象征”？他和她，构成的是一种对应关系，身体的占有和被占有，在最后的婚姻里变成了一种合法的存在：他让她和原先的丈夫离婚，她和他在做爱中满足了欲望——甚至，对于扎伊娜布还获得了更多，以前没有工作的生活结束了，以前没有爱情的婚姻终结了，甚至当那个孩子交给她哺育和抚养，她甚至完成了作为母亲的命名。

这一切到底是权力的结果，还是真正的爱情？贾格拉尼占有扎伊娜布并和她结婚，是瞒着以前的老婆，因为他们会带动全家人起来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讲，贾格拉尼的权力在家庭中是被抽空的，他来到哈鲁尼的农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逃避，所以那条通往权力之巅的路，甚至是为了抵御自己的弱小，而和扎伊娜布的婚姻便成为一种避风港。但是当疾病缠身，一切的权力，一切的勇气，一切的野心都没有了意义，当六个月后患骨癌死去，他真的就成为了死亡的陪衬。但是贾格拉尼的肉体消亡，是权力的一次溃败，那么留下来的扎伊娜布又将面对什么样的厄运？“我就是为了生孩子才和你结婚的。”这是一个女人渴望成为母亲的告白，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身体便成为一种交易物，即使最后有了一个名义上的孩子，那也只是一个符号，所以对于扎伊娜布来说，当贾格拉尼死去，自己也失去了一切的价值：工作没了，孩子不是自己的，婚姻当然也终结了。

“供给，供给”的片名其实揭露了这样一种交易式的供求关系，但是真正悲剧的不是死去的贾格拉尼，不是落魄的扎伊娜布，而是活在虚构符号里的他和她。所有的符号都是权力支撑起来的，而当权力坍塌，不是供给关系的彻底消失，而是另一种权力的替代：沙比尔，贾格拉尼的儿子，继承了机会主义者父亲的财富和土地，得到了议会的席位，而按照马赫杜姆·泰尔旺的建议，“更重要的是，不要让现在属于你的那些东西再被拿走。对你来说，首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受到伤害。”所以另一个权力体系建立起来，他将穆斯塔法解雇了。穆斯塔法，是扎伊娜布的表哥，是贾格拉尼成功路上的伙伴，正是在他起到的中介作用下，扎伊娜布和贾格拉尼都在权力中享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所以当沙比尔将他开除，意味着新的权力去除了旧有的关系，意味着属于他的东西不再会被拿走。而正是这种替代关系，作为儿子的沙比尔甚至超越了父亲，走向了更彻底的权力巅峰。

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父子的一种承袭，在权力之下，作为牺牲品的是无权的人。女人当然在这个男权世界里成为弱者，扎伊娜布的命运如何，其实没有最好交代，但是在失去了一切的依靠之下，她甚至连尊严都不再拥有。一样是女人，《萨莉玛》中的萨莉玛和扎伊娜布有着相似的命运，她出生在朱兰部落，这是一个由敲诈者和走私贩子组成的部落，是由印巴分治后从德里西北的乡下逃出来的穆斯林难民组成，所以萨莉玛的命运和这样的出身息息相关，他的父亲因为吸食海洛因成瘾而最后死去，母亲靠着卖身赚来的钱财得到了宠护，从而把萨莉玛嫁给了一个男人，而丈夫也一样是吸毒，于是萨莉玛选择了逃离，当她来到哈鲁尼的农庄干活，便开始密谋改变自己的命运。

她似乎唯一拥有的优势是身体，于是她以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勾引男人，厨师哈桑是她的第一个情人，之后她又勾引司机，但是没有机会，最后她遇到了仆人拉菲克，“我能搞定他，想到这里，一种战栗的喜悦传遍她的全身。”通过努力，再加上拉菲克对于肉体的觊觎，终于他们成为了情人。男人拉菲克，女人萨莉玛，并不仅仅在男女关系上有着区别，拉菲克有着和萨莉玛差不多年龄的儿子，所以这只能是一种肉体的欢愉，即使萨莉玛后来怀孕了，她也无法依靠这个男人的庇护，拉菲克还是离开了她，留下的是一点积攒下来的钱财，“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孩子拿着吧——万一你需要请医生呢。”而拉菲克离开的理由是老婆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一直支持自己，“她一直完美地维护着我的声誉。”当萨莉玛被遗弃，成为带着那个取名叫“安拉·巴克什”，即真主赐予意思的孩子，她其实已经成为而来被遗弃的人，那个拉菲克口中的“声誉”无疑对自己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声誉，太糟糕了，你对我和这种情感感到厌倦了。想想我此时的感觉吧。”

没有了声誉，没有了尊严，当然也没有了作为勾引资本的身体，最后在拉菲克和她断绝了关系的现实里，她丢了工作，开始吸食海洛因，最后走向了死亡，“只留下那个小男孩沿街乞讨，成了拉合尔城市里的又一个个沿街打食儿的麻雀。”似乎是一种宿命的开始，这个没有父亲和母亲，没有了家的孩子，只有活着的身体，无非是萨莉玛的投影，而萨莉玛在死之前也是一个乞丐，而且，“她通过乞讨这种方式逃过了成为妓女的命运。”没有成为妓女，是因为没有出卖肉体，没有用身体交易，但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当萨莉玛离开自己的丈夫，当她在哈鲁尼的农庄里物色男人，当她委身于厨师、司机和仆人，不正是一种“妓女”的命运？

萨莉玛活在身体支撑起来的世界里，她的悲剧或者是因为没有找到拥有权力的人，但是在《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里，胡斯纳来到哈鲁尼在拉哈尔的家，是得到了一份秘书的工作，而且她不同于萨莉玛的难民出身身份，她的家族曾经显赫，设计土地贵族，甚至在英国人统治时期管理政府，所以胡斯娜家族和哈鲁尼家族有着亲缘关系，而当她在家族没落之后来到哈鲁尼家里，也是重新得到了某种身份认可。所以当知道自己无法跟名门望族年轻人结婚，她便想到要成为哈鲁尼的情妇，“她感到要是自己能够成为哈鲁尼的情妇的话，将会得到所有这一切东西。”而哈鲁尼似乎也对她的身体发生了兴趣，这个十四岁时就和女仆睡觉失去了处男身份的公务员，把胡斯娜安置在宽大的房子里，和她一起过上了夫妻生活。“他第一次把她看做是一个成年人，一个女人；而她第一次把他看做是一个爱人，一个病中的或许会死去的爱人。”这无疑还是一次交易，胡斯娜似乎获得了地位，哈鲁尼获得了爱情，但这只是“别人的房间”，终于，年老的哈鲁尼在孩子们面前失去了优势，他又回到了和不同女人在一起的放浪生活，而胡斯娜最后被赶了出来，当被那一辆马车载着驶向老城区的时候，胡斯娜对哈鲁尼的孩子们说：“就你们的父亲而言，我应该说：‘我没有带任何东西来，也没带走任何东西。我不会带走那些衣服。我服侍你们的父亲的时候，你们却身居远方。你们才应该为此感到羞愧呢。’”

胡斯娜最后成为了哈鲁尼的代言人，因为在她看来，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付出，从而弥补了哈鲁尼那颗孤独的心，所谓爱情，大约就是在这样的命名中成型的。但是从身体开始到身体结束，胡斯娜的富贵梦想破灭，老城区成为她最后的归宿，是从“别人的房间”退出回到了自己身份的一种象征。女人在这个阶级关系不断深化的时代，无论是用身体作为代价，还是寻找家族荣光，到最后都变成了一个梦，甚至是悲剧性的梦。而《莉莉》里的莉莉似乎有了明显的女性意识，她安静而清高，看不起那些浅薄和虚伪的年轻人，在伊斯兰堡她遇到了穆拉德，一个并不贫穷的男人，他们在交流中产生了爱慕，最后走向了婚姻殿堂。看起来，这是他们各自争取自己幸福，尤其是莉莉追求独立生活的结果，但是在这个简单的爱情故事里，背后却是并不简单的家庭问题，穆拉德的母亲很专制，是家中的中心，而父亲一直卧床，虽然后来母亲去世，但是穆拉德还是选择了逃避的方式举办了婚礼，而对于莉莉来说，这一种特殊的婚礼让她感觉到了自己的孤立，“在婚礼当天，她担心这场仪式将会成为一次令人伤心的不体面事件，为此躲在浴室里哭泣，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孤儿、一个没人爱的人，从而加重了这种悲伤。”

结婚后他们从伊斯兰堡搬到了穆拉德在贾尔帕纳的农场，但是这一场婚姻依然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缝，表面看起来是穆拉德性生活的单一，“他始终以同一种姿势做爱，就是压在她的身上，而当她用动作示意，甚至没有开口讲出他们可以换个姿势的时候，他都害羞得很。”所以莉莉邀请了朋友周末来农场，似乎又回到了她没有结婚前的状态。实际上，两个人在观念、生活方式上都有差异，所以在派对中，渴望逃避的莉莉主动和那个名叫“肿瘤”的男人发生了关系，得到了某种满足，“她甚至还引领着他进入自己的身体，进入和抽动的感觉令她感到满足；她睁开眼睛，透过树枝望着天上的星星，直到他完事儿为止，结束的比她想要的快。”当这一切发生，面对穆拉德，她有了一种负罪感，尤其是看到穆拉德写下的日记，“最糟糕的是，我感到似乎这所房子被玷污了，莉莉被玷污了，而我们的爱也被玷污了。”但是这一种负罪感却马上消失了，因为她感到穆拉德依旧保持着“持续不变的很少献殷勤的状态”，对于莉莉来说，生活需要刺激，需要变化，需要确立自己的存在位置，甚至在她内心深处，渴望从黑暗中跳出来一个脸上留着大胡子的男人，“冲过来卡住她的咽喉。”而这种欲望的背后是她强烈的女性意识，“归根结底，她希望，她会过上这种生活，变得年迈而明智，年老而自我宽恕。”

实际上，这无非是穆拉德母亲的翻版，是为了一种权力的中心化，所以女人想要用权力来改变自己的时候，她既是权力体系的维护者，也是权力世界的牺牲者，而这个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整个社会制造了权力陷阱。并非只是女性走向了这条孤绝之路，男人也无法逃离权力的束缚和压制。《一个烧死的女孩的故事》里，那个成为牺牲品的女孩一直没有出现，她以无名的方式先天地死在了权力解构中，但是死去的并非只有一个她，杂役哈蒂姆被指控谋杀妻子关进阿伯塔巴德监狱，完全是一个计谋，哥哥的电话让他成为了谋杀犯，而自己也背上了这个黑锅。妻子被烧死，是因为他们兄弟夫妇一起参与了偷盗行动，将父亲的积蓄都拿走了，之后哈蒂姆的妻子被烧死，但是用残忍手段杀死她并不是重点，“那个哥哥非常想让年轻的哈迪姆背上这个黑锅，被绞死。这样他自然就可以将他弟弟的那份赃物收入囊中了。”

与哈蒂姆的遭遇一样，《电工纳瓦布丁》里那个劫匪也是因为贫穷走投无路而变身为抢劫犯，他在黑暗里抢劫了电工纳瓦布丁的本田-70摩托车，这辆摩托车是纳瓦布丁工作的工具，甚至还从中榨得了一份汽油补贴，对于一个拥有十二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父亲来说，电工纳瓦布丁无疑是全家维持生计的唯一收入来源，尽管他有着可以降低电表转动速度的方式骗过电力公司的独特技术，这种技术也是某种偷盗，但是当劫匪出现，要抢走他的摩托车，自然他不想失去这个维持生计的工具，于是抢夺无疑变成了谁更厉害的较量，变成了谁更可怜的比较，但是当劫匪的六发子弹只打中了纳瓦布丁的腿，而附近赶来的农夫又打中了劫匪，于是胜利者自然产生了，当劫匪在医院里无人过问的情况下死去，“六发子弹，就像投下的六枚硬币，六个机会，可它们没有一个能够杀死他——电工纳瓦布丁。”

活下来的纳瓦布丁，死去的劫匪，似乎彰显着某种正义，但是这种死去和活着有什么区别，或者说，纳瓦布丁和劫匪在生存的本质意义上有什么不同，他们都被命运推向了最低处，他们都在窘迫的生活前低下了头，他们都通过非法的手段维持生计，这是随机的死亡，这是偶然的成败，所以，别人的房间也是自己的房间，别样的景观也是不变的景观，在权力俯瞰的世界里，在挣扎活着的现实里，谁活着，谁死去，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每个人也都“只是—个即将死去的陪衬”而已。

	编号：C38·2190719·1583
	作者：【英】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10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21.00元
	ISBN：9787532158263
	页数：336页

每当我走进理发店，让人给我理发的时候，总是看到对面镜子里的自己，就已经让我讨厌。总是面对自己，让我感到受到强制和束缚。
——《天赐一个孪生兄弟》

“获救之舌”是打破沉默的开始，“耳中火炬”点燃了关于群体的革命激情，一种身体的寓言，无论如何都是从身体出发，又返回到身体，所以对于埃利亚斯·卡内蒂来说，离开故乡，离开母亲，在德语的世界里开始寻找另一个全新的自己，而这个自己始终无法摆脱“获救之舌”和“耳中火炬”所刻印的身体属性，而当那些创作的剧本、关于群体的理论成为一种文本，自我又如何成为一个标志而融入其中？

说话，听说，之后是看见，“眼睛游戏”里是自己看见一个扩张的外部世界？而是外部世界纳入到自我的视野里？镜子放在对面，镜子里是自我的虚像，所以对于卡内蒂来说，一种受到“强制和束缚”的感觉让他想要极力摆脱，所以镜子世界成为自己的一条禁令，但是当从镜子世界逃离，个体其实在返回自我身体寓言的时候，其实变成了某种避难所，甚至是一个乌托邦——一部分的自己安放在文本深处，另一部分的自我则被分解为禁令里的条文，从此在一种矛盾的分裂状态中，看见和被看见都变成了无法逾越的“眼睛游戏”。

《康德着火了》关注的是焚书事件，是一种“人们应为之负责的现实”，卡内蒂所看见的就是这样一个带来恐惧的时代，这是目光向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卡内蒂的“看见”是自我构筑乌托邦的一种游戏，“它比任何从外部发出的批评以及对自我所作的批评都更重要。”把现实放在“自我批评”的上面，其实真的是一种恐惧，“慘烈的毁灭是联结它们的纽带。”尤其是当经历了“七月二十五”的所谓革命事件之后，当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群体的激情其实真的需要面对“狂热”，也正是在德国焚书事件之后，政治制造的群体热情导致的却是一系列禁令的颁布，这正如一面镜子，不是看见了自己，而是自我被强制和束缚了——群体也一样，他们实际上不是成为了革命的力量，反而在那个时代制造了恐怖。

但是，对于卡内蒂来说，德国形势的急剧变化并没有真正对他产生一种“阴森恐怖、莫测高深”的感觉，焚书事件、希特勒上台，以及一系列的禁令，仿佛都是镜子里发生的故事，而走进理发店讨厌镜子里的自己，不是对于时事发表针砭时弊的看法，甚至不是对群体进行进一步思考，反而避而谈之，从自我的镜像又返回到自我的身体，于是，那双眼睛只是个体的眼睛，那个游戏只是个体的游戏——关于“我”的重新定义。就是在《康德着火了》这部剧作问世之后，卡内蒂并没有针对“人们应为之负责的现实”而提出批评的看法，他只是思考“七月二十五日”事件之后自我的定位，甚至只是在焚书事件中开始逃避——那一本《康德着火了》是不是也会在着火了之后毁于一旦？

恐惧需要的是救赎，大开本、大字号体印刷的毕希纳文本成为卡内蒂转向的一个标志，在他看来，《沃伊采克》里所具有的是一种称作“自我谴责”的东西，自我谴责之前是自我陶醉，是自我躲避，而这一思想来源于卡尔·克劳斯，在《康德着火了》的“一所精神病院”一章中，卡内蒂对精神病人发出了爱情宣言，而这正是他跨越危险的界线的所为：“离群索居的倾向、对完全另类东西的欣赏、与卑鄙无耻的人断绝一切来往的愿望”，也就是说，自己在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下，制造一系列“毁灭幻灭”——把所有的东西都毁灭了，是不是可以拯救？这一想法甚至把自己所爱的薇莎都排除在外，而已经从卡尔·克劳斯神话中出来的薇莎也对卡内蒂的这种自我陶醉式的毁灭给予了回击：“你书中的他死了以后，就附体到你身上，你就跟他一样。这大概就是你悼念他的方式。”

如此，自我谴责在哪里？卡内蒂的“自我谴责”其实是另一种镜像，一种在自己眼睛里看见的世界，一种自我制造的“眼睛游戏”，在撇除了那个镜子里的自己之后，又创造出另一个自己，这个自己不在镜子里，却在文本里，在剧作中，在乌托邦里——郑重其事地说出全部的“我”，不把“我”放在括号里，而且必须本人说出，“其生命力是惊人的，它比任何法官的判决都更具说服力。”所以卡内蒂的真正任务是寻找一面镜子，把这个不放在括号里、自我虚构的“我”投射到其他人身上，从而虚构一个“攻击性”的形象，“除了在卡尔·克劳斯身上发现的令我赞赏的攻击性之外，我又发现了雕塑家的攻击性，他每日的工作就是敲凿坚硬的石头。”

卡内蒂认识了赫尔曼·布洛赫，给他朗读自己的作品《婚礼》，在他的眼睛里发现“不为人察觉的东西”，甚至盲目地认为，“在他那双迷人的眼中，我看到的完全不是算计：他身上的一切，在我看来无不高贵而崇高，而我的行事是多么的幼稚和鲁莽，竟然毫不掩饰自己是多么的无知！”仿佛看见了自己，即使卡内蒂看到了那个幼稚和鲁莽的自己，但是从那个文本制造的眼睛游戏中，卡内蒂当时甚至认为是自己提供给了布洛赫一种返回的路径，布洛赫把《婚礼》看成是一种毁灭性的作品，“您正走在一条歧途上。您不可能为群体找到规律，因为不存在这样的规律。您所花在上面的时间定会枉然无功。”而卡内蒂对他的解释是：“它研究的是一个个个体，在每一个具体的人那里，它也许能得出点什么，但对群体，它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而最重要的，恰恰是对群体有所了解。因为，今天所有新兴的力量，都有意识地从中吸取养分。”个体的心理学已经漏洞百出，所以需要从群体中吸取营养，尽管目前无能为力，但至少是孕育了“新兴的力量”——就像卡内蒂所推崇的“狂飙突进运动”，它在成为新兴力量之前，是群体性运动的一次压抑，“没有过渡，没有先兆，我突然跌落到了十四世纪：通过研究群体性运动，我了解了这一时期，我开始思考这个充斥着鞭笞派、瘟疫、焚烧犹太人的时代。”

从布洛赫的圈子，卡内蒂认识了赫尔曼·合尔辛，认识了沃特鲁巴，认识了松内，认识了穆齐尔，认识了托马斯·曼……那些活跃在德国文坛的著名人物，对于卡内蒂来说，都是进入到自己眼睛里的人物，在“自我谴责”虚位的情况下，卡内蒂都仿佛第一次发现了他们身上的有点，接着沉迷在某种崇拜之中，再进而看见了镜像，并以某种狂妄的方式将他们从“眼睛游戏”里清除出去，于是，矛盾，冲突变成了这个游戏无法改变的结局，而在其中的卡内蒂似乎都体会不到自己的自负，以致当五十多年之后他才从自我的经历中发现那个在镜中、在眼镜里的幻想，才在一种真正的“自我谴责”中回到了个体意义上的自身。

“难道好人只是一个形象？这个世上真的有好人？他在哪里？”布洛赫介绍的松内成为卡内蒂眼中的好人，在他看来，松内是一个有着自我判断的人，讲究完整，知识丰富，而且独立，“他从来不谈自己，从来不用第一人称说什么。他几乎从不正面与人说话，一切都用第三人称来表达，从而保持距离。”所以他不会盲目改变自己，卡内蒂从他身上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人格的完整”，“那就是：即使面对质疑也能泰然处之；支配自己的命运，却又放弃自己的动机和历史。”所以卡内蒂将他视作自己的“楷模”，一个好人的楷模，甚至“再没有其他人可以成为我的榜样了”。和当初对卡尔·克劳斯的定义一样，保持着一种最高级的评价，而这种最高级本身就是一种镜像，当遇到不同意见时，这个神话便粉身碎骨。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卡内蒂站在共和者一边，毫不掩饰对西班牙政府的支持，当时松内的观点对应于德国政治形势，他认为，希特勒的胜利是一种致命威胁，因为他的无知会把一切势力、各国人民拖入战争，“同地球上所有国家交战，德国怎么可能取胜！”西班牙的格尔尼卡被轰炸成废墟的时候，他几乎是疯了，但是当他用自己的沉默来对抗，对于卡内蒂来说，却变成了一种“木乃伊”的存在，他需要的是松内的诅咒，而不是“无能为力”，“所有巴斯克人，所有西班牙人，所有人的诅咒。”

一个从来不用第一人称的人，一个保持着独立思想的人，一个对于群体狂热展开批评的人，当悲剧降临在格尔尼卡的时候，无语是不是就是一种“无能为力”？显然卡内蒂所理解的诅咒就是一种充满热情的对抗，甚至是“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当松内用如此态度的时候，卡内蒂没说一句话便转身走了，“即使走到外面的马路上，我也丝毫没觉得他可怜。”而直到几年之后卡内蒂才理解了松内，才理解了一种不用第一人称“我”来评价时事的品格，“他预见这些城市将遭受怎样的命运，他预见了其他一些东西。有足够多的事令他担忧。他没有将任何恐惧与其他的混合到一起。他走出了血亲复仇的历史。”

对于穆齐尔，当时的卡内蒂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甚至对他也不了解，在认识之后，卡内蒂对他的评价是：“穆齐尔擅长于运筹，他大概享有思想一切的自由；但是，他感到屈从于某个目标，无论发生什么，他从不放弃它；他拥有一个社团，肯定它并因之而对世界怀有好感。尽管他自己也写作，却观察那些自诩写作的人的游戏，洞察出他们所作所为的无意义并谴责他们。”但是渐渐的，卡内蒂认为穆齐尔所拥有的自由只是为了“保持自己是身体主人的地位”，也就是说，他只是为了保障自我的安全，按照布洛赫的说法，是“纸王国里的国王”，也就是只是在自己的小说里“统领着人和事”，而在纸王国之外，他束手无策，并且完全依赖于别人的帮助——他不会花钱，也讨厌和钱沾边，妻子帮他做好了一切事，而当身无分文的穆齐尔出门，是不是仅靠一种纸王国里的自由也能生活？实际上穆齐尔的确为此付出了代价，他最后几乎也死在这种不适宜的生活里。

所以卡内蒂对于穆齐尔也存在着太多的虚构，而这种虚构到最后都变成了对于他的误读，那一次卡内蒂创作了《疯子的人间计划》，并且寄给了托马斯·曼——寄给托马斯·曼，卡内蒂是想听到肯定的评价，但是那封信里他却没有对托马斯·曼的作品说出一句赞美的话，这其中也是卡内蒂的自负在起作用。所以一开始托马斯·曼没有回信，卡内蒂就觉得自己受到了创伤，而当这本书出版之后，卡内蒂再次将书寄给他，“他给我带来的创伤还没有愈合，并且他是唯一能治愈这一创伤的人，其方式就是他阅读这本书，并认识到，当时他拒绝的那个东西是值得他尊敬的。”也就是说，他完全是以一种自私的方式，让托马斯·曼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托马斯·曼真的回了信，这让卡内蒂兴奋不已，而这个消息他却告诉了穆齐尔，当时穆齐尔说了一句：“是这样啊！”看着穆齐尔那张板着的脸，看着他不高兴的态度，卡内蒂认为，是因为自己将托马斯·曼置于穆齐尔之上，所以他无法容忍，“在他和托马斯·曼之间做出明确抉择，对他来说永远是重要的。”而这种观点，是不是卡内蒂的一种误读？是不是将自己的偏狭投射到穆齐尔身上？甚至若干年后读到了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卡内蒂依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误读是伤害了穆齐尔，他甚至认为那些小说远远比本人重要，在把穆齐尔放在一个嫉妒者角色之外，他依然沉浸在那封信的荣光里，“我确实应该感谢托马斯·曼，因为我的那个创口愈合。他信中的一些内容让我充满自豪。”

眼睛里看见了别人，别人成为了卡内蒂“眼睛游戏”的主角，对于一生无法和解的母亲，卡内蒂似乎也无法从这个游戏中走出。和薇莎结婚之后，卡内蒂依然担心母亲对她的鄙视，所以为了保护她，卡内蒂一直隐瞒这场婚姻。而母亲之后也渐渐透露了当初和父亲之间的矛盾，父亲逝世，母亲就有一种犯罪感，因为那时她在赖兴哈尔疗养，当父亲让她回来，她几乎是拒绝的，最后赶到，父亲其实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那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卡内蒂起初是不知道的，但是后来母亲说起，其实那时已经发生了婚外恋，那个赖兴哈尔疗养的医生爱上了母亲，希望母亲和父亲离婚，也正因此，“当她第三次向父亲提出延长疗养时间的时候，父亲拒绝了她的请求，要她立即回家。”所以父亲之死和母亲的外遇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这段往事浮出水面，卡内蒂不解，甚至开始怨恨，而他和母亲又因此而加剧了矛：卡内蒂将母亲的行为定义为“不忠”，因为母亲和父亲相识相爱都是用德语在说，也就是在卡内蒂看来，德语不仅仅是语言，而是爱情的信物，是忠诚的符号，所以当母亲和医生说起英语，这个忠诚的世界便坍塌了：“因为她的不忠，恰恰就在于她将自己和父亲之间的私密语言，德语，使用在追求她的一个男人身上。”

因为不忠，卡内蒂无法原谅母亲，也因为不忠，母亲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但是卡内蒂自己呢？他认识了薇莎也爱上了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被音乐家马勒之女安娜所迷住，在他看来，安娜是一个独立的人，有着迷人的灵魂，而自己也爱上了她，只是因为安娜的拒绝，而是卡内蒂又回到了薇莎身边。所以卡内蒂对于安娜的评价也带着一种受伤之后的报复心理，“凡她目之所及，她都必然要与之进行游戏，如同游戏一个线团、一件物品，而不是活生生的东西，同时她还要赢得这一游戏。”安娜成了卡内蒂所定义“眼睛游戏”的操纵者，甚至是最具威胁的一部分。卡内蒂爱上安娜，也是一种不忠，也需要被道德谴责，但是他就是在“自我谴责”虚位的情况下，反而认为自己的那场“眼睛游戏”的牺牲品，如此，他有什么资格来鄙视自己的母亲？而且漫长的对立几乎消解了母子之间原本醇厚的感情。

最后母亲已经无法起身，已经病入膏肓，当卡内蒂最后一次面对母亲，他送了一束玫瑰，希望母亲能呼吸家乡鲁斯丘克的芬芳，他也坐在她身旁，听她最后说出的话。在这个临别的场景中，似乎卡内蒂还把母子之间的争斗归结为母亲的原因，“她摒弃前嫌，像从前那样相信我说的话；她认出了我是谁，但没有吐出一个带有敌意的词。”把自己放在受伤害者的位置上，也许是卡内蒂看见那个镜中的自己而无法摆脱的的眼睛游戏，直到闭上眼睛去世，卡内蒂才感觉到一种东西从自己身体里抽去了，他知道母亲的好，知道母亲的爱，“她抬眼望我，向我诉说；我抓住这目光，承受它，也愿意承受它。”也是在这样一种“承受”里，卡内带才看见了一个真实的自己，不在镜子里，不在文本里，不在自我虚构的眼睛游戏里，而在“人们应为之负责的现实”里：“我没有软弱无能，而是迎接挑战。我昂着她的头开辟出一条穿城的道路，四周是跌跌撞撞的人群，我期待听到一声侮辱，逼迫我为她而去战斗。”

	编号：C38·2190719·1582
	作者：【英】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10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21.00元
	ISBN：9787532157464
	页数：369页

我经常站在这幅画前，从中我学会了什么是仇恨。我很早就体会到了它，很早，五岁的我就想用斧子劈死我的玩伴。
——《参孙被刺瞎》

五岁时的那把斧头终于没有劈下去，亚美尼亚人的遭遇，他的悲伤歌曲，以及那些敌视的话，都变成了一种仇恨，而这种仇恨是会传染的，当埃利亚斯·卡内蒂在五岁的懵懂中听说了他的故事，其实已经将这种仇恨根植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我爱那把他用来劈柴的斧头”，当从幼年过渡到成年，当从故乡来到德国，当经历了父亲的逝世、和母亲的对立，那一种仇恨却又被唤醒了，“在无法命名它的时候，它长眠于人的内心，然后突然以绘画的形式出现，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唤醒了自己的回忆：现在它才是真实的。”《参孙被刺瞎》的画，将传说变成了现实，失去光明的那一刻是最为可怕的，它仿佛将世界都纳入到黑暗中，连复仇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伦勃朗《参孙被刺瞎》之前，埃利亚斯·卡内蒂在心中引起强烈感想的是勃鲁盖尔的《死亡的胜利》，也是长眠于内心的感觉，依然以绘画的形式出现，也依然是被唤醒而成为真实：死亡不是一种屠杀，不是以死作为结束，而是在赢得了胜利之后“继续进行着”，“它是绝对不会结束的，而且结局总是相同的。”不止的死亡，循环的死亡，胜利的死亡，即使五岁时的那把劈柴的斧头砍了下去，是不是也意味着仇恨没有终结，而是像死亡一样继续前行？绘画中的仇恨和死亡，真实发生的仇恨和死亡，对于埃利亚斯·卡内蒂来说，其实是一种无力感，自己无法主宰生命的无力感，而在这样的无力感中，他心中始终萦绕的问题是：人能不能支配自己？人能不能享有自由？

从鲁斯丘克到曼彻斯特到维也纳到苏黎世再到德国，这一条迁徙的线路伴随着卡内蒂的成长，地理意义的变迁之外，是被绘制的人生轨迹，而16岁之后呢？而来到法兰克福之后呢？身在曼彻斯特的舅舅设下的圈套似乎还在，成为商人的人生规划让卡内蒂感觉到焦虑；母亲对他的控制还在，争吵和对立带来的甚至是嘲弄，甚至是“暴力地撕裂”，她在骂梵高是疯子的时候，似乎也是在针对卡内蒂；父亲的逝世带来的阴影不再是关于亲人的消失，而是在母亲和自己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如何在语言中化解？奥德修斯没有回家，它是一个中断的文本，即使自己在照顾弟弟时成了另一个父亲，而早年父亲的离去带来的对话的缺失……以及关于犹太人的信仰，在曼彻斯特秘密唱颂歌之前，卡内蒂就从宗教老师那里知道了亚伯拉罕将儿子以撒献祭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对于他的启示不是信仰的必然性，而是“对命令的怀疑”：“仅此一点，就足以令我有意避免成为虔诚的犹太人了。”而那个时候母亲下达的关于女性的禁令，是不是也变成了一种献祭？是不是也演化成了我的怀疑？

在阅读中，卡内蒂的世界是慢慢被打开的，而在这些不同的阅读文本里，女性总是站在他面前：斯特林堡的《一个傻瓜的忏悔》，卡内蒂发现真正在忏悔的是斯特林堡自己，当他首次接待近卫军军官的太太，竟将她脱去了衣服，放倒在地，“透过薄纱，他看见她的乳头闪闪发光。这种亲密行为的描写，我还是第一次读到，感觉十分新鲜。”在剧院里卡内蒂看了盖尔达·穆勒教扮演的彭忒西勒娅，他被舞台形象迷住了，“这一狂热融进了我的身体，对此我从没有怀疑过我对爱情的认识始于克莱斯特的剧作《彭忒西勒娅》。”而在身边，隔壁房间的拉姆小姐昂首挺胸地走着，卡内蒂在阳台上看天上的星星，却不想透过王元金看到了一丝不挂的她……

性意识的启蒙，也是一种阅读，对于当沉迷于古典文学的卡内蒂来说，女性的身体似乎也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文本，而当他的爱情到来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身体，并不仅仅是诱惑，而是在自由、忠诚的世界里构筑爱情的真谛。“献给薇莎·卡内蒂”写在这第二部的题辞上，作为日后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卡内蒂和薇莎的相识几乎撇除了单纯的身体意义，那是在卡内蒂“内心的上帝”卡尔·克劳斯的朗诵会上，卡内蒂把克劳斯说成是“目前生活在维也纳的最严厉、最伟大的男性，他痛恨战争，他反对贪污，他揭露社会弊端，他富有激情，“他在课上会抨击一切邪恶和腐败堕落的东西。”卡内蒂对他最高级的评价使自己成为了他的崇拜者甚至信徒。一场朗诵会就打开了那个世界，“我看不到他整个人，他的那张脸越向下看越显得年轻，那张脸那么富于动感，绝不会定格为某种样子；它奇特而强烈，就像一张动物的脸，但是一种新的、另类的、还不为人所知的动物的脸。”但是这张脸却被薇莎看见了，她几乎就盯着他，她几乎就专注于他的朗诵，全然不顾身后卡内蒂的存在——从嫉妒到转向，从身体到灵魂，爱情成了卡内蒂对仇恨和死亡的逃避。

“她的美貌令人瞠目结舌，我努力抗拒着它的吸引。”这是薇莎首先吸引卡内蒂的东西，而正因为她在卡尔·克劳斯面前的无限崇拜，让卡内蒂充满了嫉妒，“我不愿看见他赢得了这个黑色中分、充满异域风情的人，让她为他笑，为他哭，在他带来的风暴中弯下身。”不是仇恨，是嫉妒，而嫉妒最后也变成了制造机会接近，后来薇莎邀请了卡内蒂，他聊起了在英国的童年，而正是这一点触及了她的最痛处，和继父生活在一起的她完全是被折磨的牺牲品，即使在和卡内蒂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快90岁的老头突然撞开了门，裹着一条白色床单，高举起自己受伤的手杖：“您偷了我的钱！”那一刻，卡内蒂感觉这个老头就是一个“阴间里爬出来的鬼”。薇莎当然无法忍受，当然争取了属于自己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也传染给了我，“我都不会忘记，她是凭借何等的力量与坚定才获得自己的自由：房间是按照她喜欢的样子布置的，东西的摆设也合她的心意。”薇莎成为了卡内蒂发现世界，发现自我，发现爱情最厚实的一本书，在两个人的避难所里，他找到了抵抗仇恨和死亡的方法：“在薇莎身上，我认识了一个人，她会为了自己的多元性去寻找伟大的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并且使用它们。她让这些形象在自己身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现在，只要她需要它们，她池就可以随时使用；令我惊讶的是其明晰和确定性，与偶然的、不真正于自己的东西绝不会混淆。”

但是，这无疑是违背了母亲曾经设下的禁令，当母亲要来维也纳的时候，卡内蒂最担心的是薇莎，母亲对女性的仇恨会让薇莎再次遭遇如继父般的折磨，所以卡内蒂在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薇莎的情况下，捏造了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女朋友，玛利亚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如神话般的存在，而母亲在这个虚构的女性面前表现出了兴奋，“通过我编造的故事，她心里满是对那个女人的偏爱，没有害怕。”卡内蒂起初是一种欺骗母亲的罪恶感，但是当生命中的两个女人，以真实和虚构的身份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似乎也变成了一种避难式的解脱。而实际上，从这一事件的遭遇和解决方式中，卡内蒂逐渐明白了自我存在的危险和可怕，认识到了自己无权支配自己的无力和无奈，而这也为自己转向于群体的研究和实践打开了进口。

从父亲、母亲、弟弟和薇莎的关系里，卡内蒂感觉到生命的无常，感觉到死亡的可怕，感觉到自由的脆弱，感觉到私人的无助，自我是什么？有时就是母亲所说的梵高死的疯子；自由是什么？有时就是薇莎奋力抗争却还是被手杖威胁的现实；“自己无权支配自己，自己不是自由的，会有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半是心醉神迷，一半是麻痹瘫痪的感觉，这一切怎么可能呢？这到底是什么？”而且，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冷漠，有太多的误解，倾听在哪里？思想的交流在哪里？而最大的困惑在于，当个体遭受了不公，如何有力量来抗争获得自己的权力？卡尔·克劳斯对于权威的怀疑甚至敌视，使他成为了自己的上帝，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依然是一种个体的力量；卡内蒂和汉斯徒步穿越卡尔德文山脉，成为自我独立的一次标志性事件，但是如果没有那位医生对母亲的劝说，怎么可能成形？而这一切不正是依靠着个体的偶然性作用？

种种的疑问，种种的困惑，种种的遭遇，对于卡内蒂来说，一种全新的思想开始逐渐成形，那就是“群体的力量”。起先卡内蒂认为，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人失去自我，甚至只是一种对无私的借口，“由于各方面都在教唆、劝说直至利诱你自私自利，所以你需要这种无私忘我的体验，就像末日审判那短促的喇叭声一样，还要避免贬低它们的价值。”但是在经历了这许多的故事之后，卡内蒂开始思考群体，“我打算解开它，它是我眼中最重要的一个谜。”阿尔则大街上绊跤而出现的“灵光一闪”似乎开启了这个揭秘的过程：“世间存在着一种集体欲望，它一直处在与个人欲望的对抗中，从二者的争斗中，可以解释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也许不是什么新思想，但对我来说，它是崭新的，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巨大的触动。”所以他和弗洛伊德划清了界限，所以他在和薇莎的阅读“战斗”中学会了思考和倾听，所以他在观察小燕子的时候知道了独立性的意义——当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的那次事件爆发，卡内蒂找到了关于群体最鲜活的样本。

布兰根兰州发生了工人被害的枪击事件，法庭却宣告谋杀者无罪，这一判决引起了公众的不满，于是司法大厦被焚烧，而出动的警察又开枪射击，造成了九十人死亡。这里有仇恨，有死亡，但是却变成了对抗权力、否定判决，寻求公正的一次群体事件，“那一天，我彻底接触了被自己日后称作开放的群体。他们由来自城市各地区的人们汇合而成，组成一条条坚定不移而且不可拆分的长队伍。那座名为司法大厦、却因为错误的判决而体现了不公正的建筑，其地理位置决定了队伍前进的方向。”卡内蒂加入了这一群体队伍，汇聚到集体力量中，“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认识群体，而我现在只成功实现了这个目标的最小的一部分。”即使在五十三年后回忆起来，卡内蒂认为，这一天是自己最接近革命的行为，“从此，我完全清楚了，不必去读任何有关攻陷巴士底狱的文字了。我成了大众的一部分，完全献身于他们之中，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没有丝毫的反对。”

从此，“维也纳再也不是以前的维也纳了”，而卡内蒂也不再是卡内蒂了，当成为大众的一员，最无私的一面体现出来了，所谓对于公正的呼吁，所谓对于正义的要求，都变成了一种关乎社会、关乎国家命运的革命行为，所以群体消除了自我，群体形成了整体，群体凝聚了力量，甚至群体也提供了平等倾听的机会。卡内蒂参与其中，又对群体现象进行了观察，这位他以后写作群体思想的书创造了条件，但是仅仅是“七月二十五”事件，并不能全面而一致地得出结论，甚至卡内蒂还处在某种探索的矛盾期。比如，他认为，群体的形成不需要领袖，七月二十五日的反抗和示威作为一种公众事件，站在权力体系面前的正是公众，但是这一事件真的没有领袖？或者群体自己可以保持一致的目标？卡尔·克劳斯不是在大屠杀之后，四处张贴海报，不是策划了要求警察局长下台的行动？卡内蒂自己也说：“整个行动都是卡尔·克劳斯一人在干，他是唯一在行动的公众人物。”就是那些海报，成为“唯一能让人坚持下去的原因”，卡内蒂甚至“从这一幅走向下一幅，在每一幅前面逗留”，“我感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公正都融进了他名字的字母里。”

群体取消了自我，取消了自私的目的，是不是容易导致乌托邦？卡内蒂融入到了“七月二十五”的行动中，感受到了革命的激情，但是他更大的身份是观察者，也正是因为这种观察者身份，使得他在研究和写作中，自己构建了乌托邦。他钻进了中国古典作家的书海里，迷上了庄子和他的“道”，“我与庄子相遇，在所有的哲学家里，他成了我的知音。”而其实，中国庄子的道家思想反而是群体的反面，革命的对立面。卡内蒂到达柏林之后，在路德维希·哈尔特的影响下，对卡尔·克劳斯的个人崇拜开始被解构，而这绝不是对于领袖的某种否定，实际上，对卡尔·克劳斯不再崇拜，仅仅是因为路德维希·哈尔特可以与克劳斯相匹敌，“作为一个朗诵者，他在自己的领域里与卡尔·克劳斯较量，并且坚持了下来。”也就是说，路德维希·哈尔特只是取消了克劳斯的最高级，推翻一个权威只是为了树立了另一个权威，而这种权威依然闪烁着乌托邦思想。而回到维也纳之后，结束了大学生涯的卡内蒂开始写作《疯子的人间喜剧》，八个被虚构的人，八个关于人间的虚构故事，就是在建造自己的乌托邦：他把他们放入了斯泰因霍夫的疯人院，卡内蒂说，“这就是我行动中乌托邦的一面”。

甚至，群体性的革命意义或不会走向反面？一九二七年之后是一九二八年，距离“新的战争”还有些遥远，但是当德国在“群体”的狂热中走向“革命”的时候，是不是在制造新的矛盾、新的仇恨，甚至新的死亡？“我成了大众一部分”的卡内蒂需要寻找的是关于群体的真正答案，“一九二八年的时候，人们还感觉自己距离那场新的战争十分遥远。这一回忆让我吓了一跳。战争突然又至，而且作为信仰出现，这是与群体的本质分不开的，驱使我去识破它本质的，绝不是我的直觉有误。”

	编号：C38·2190719·1581
	作者：【英】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10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21.00元
	ISBN：9787532156931
	页数：358页

她说：“今天我是孩子，你是母亲。”说着便入睡了。
——《维也纳在危难中／来自米兰的奴隶》

暴躁之后，抱怨之后，母亲将自己带入一个不存在的梦境中，甚至梦境也不曾出现，它只是一种偏转头去的沉默，在被儿子编织的侮辱故事里，她似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似乎再也无法在失去丈夫的生活中看见言说的快乐。“要是他还活着，现在他会在你面前保护我的。”是的，当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情消失，还有什么可以让自己成为被保护者？——眼前的儿子，需要的是自己作为牺牲者去保护他，而不是相反。

维也纳之后是苏黎世，苏黎世之后是德国，对于母亲来说，这许多的经过之地都是为了抵达下一个人生站点——德国，而德国之存在，是要带给我这个儿子成长的必然性意义，“她要带我迁居德国，正如她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带有战争印记的国家，她想让我去那儿上一所要求更加严格的学校，在一些经历过战争、了解最坏情况的男人们中间生活。”除此之外，是一种隐秘的心结，她和父亲就是在维也纳说德语时认识并相恋的，德语无疑是留存在她内心最美时光的言语，甚至用这一种言语构筑起了生命的所有精彩时刻；而对于我来说，当这一种地理的迁移正在发生，我已经成为了发现父亲历史的揭秘者，甚而至于，我带着父亲的影子，和母亲发生了最微妙的关系。

最微妙的关系是属于和被属于，保护和被保护，以及被替代和自我坚持，母与子似乎正朝相异的方向前行，却在彼此看见的路上成为相互攻击的对象，而这一切似乎都来源于“父亲”的消失。父亲逝世那一年，我七岁，母亲二十七岁——我还没有完全成长，母亲还拥有青春年华，两个人似乎都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世界正以一种变化着的动态方式打开那扇门，而站在门前，是该有一个未独立的儿子来保护敏感而悲伤的母亲？还是由固执却感觉自己已是牺牲品的母亲控制孩子的一举一动？当母亲终于说“今天我是孩子，你是母亲”，置换的怨言里，其实谁都没有在父亲消失的世界里成为主宰，也没有在对立的人生中成为妥协者。

而其实，在这种母子关系里，“父亲”的消失或者只是一种表象，其真正的核心是：如何打破失去言说之后的那种沉默？对于我来说，沉默并非是父亲的死去，而是在一种恐怖记忆中的失语。“我幼年时期的回忆”中的那个男人拿着一把折刀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伸出舌头来。”折刀已经打开，刀口已经伸到贴近我舌头的地方，“现在我们把他的舌头割下来。”第一次要我伸出舌头，是一种请求，但是第二次却是主动出击，甚至要割下舌头。但是当刀口将要碰到我舌头的时候，男人把刀抽了回去，当他把折刀收回去，然后塞进衣袋里，并不是放弃这次割舌头的动作，而是说了一句：“今天先不割，明天才割。”

“小刀的恐吓产生了它的作用，小孩为此沉默了十年。”那个男人是谁？他为什么要拿出折刀割我的舌头？或者是一个恶作剧，或者只是我掺杂了想象的回忆，但是当这一瞬间凝固起来，其实是恐惧的开始，今天不割，是为明天保留了可能，而今天之后是无数个明天，记忆之后则是无数个现实，所以割舌头的恐惧总是无法在今天之后结束，它似乎成为了一种永远恐惧的源头，而沉默十年，也就意味着不用舌头说话的十年。从恐惧开始，以沉默为标志，我的童年便在那把折刀中开始了：除了贴到我舌头的折刀，还有巴尔干童话里的那些狼形人妖和吸血鬼的故事，“狼就成了最先萦回于我的幻想中的野兽。”还有犹太人的普珥节里那个凶恶的迫害者哈曼，犹太人最终获得了解放，但是对于我来说，迫害者哈曼却成为挥之不去的影子；还有天上出现的彗星，它在人们的传说中成为可怕的事物，而且融进了日常生活里，“因为我从未看见人们像彗星出现时候那样惊恐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传说、幻觉和神话，构筑了我童年的恐惧场景，而日常生活也在这种压抑的世界里上演令人害怕的一幕，我父亲保护下来的一个亚美尼亚人，他看见自己的妹妹被坏蛋杀害，从此逃到了保加利亚，“当他劈柴的时候，他总是想起他的小妹妹，因此他唱了这些哀伤的歌曲。”甚至还有我的爷爷，他是家里的暴虐者，“如果他高兴，他可以流出热泪，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孙子们中间，他感到洋洋得意。”

种种的恐惧，似乎像那一把冰冷的折刀，已经贴近了我的舌头，甚至已经在那个到来的“明天”一把割下了我的舌头，从此无法言语，从此便是沉默。但是在“明天”不再到来的日子，我的恐惧也在幻觉世界里慢慢消失，但是当父亲在我七岁那年死去，另一种恐惧接踵而至，“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我以这的方式接连经历了死亡，经受了受到死亡威胁的生活的恐惧。”父亲逝世，其实直接把三个人的家庭关系推向了看似简单实则更复杂的两人世界：我和母亲。我对死亡威胁的恐惧并非来自父亲的逝世，而是父亲逝世之后母亲的轻生，“我承担起通宵达旦陪伴她的义务，当她无法再忍受痛苦想要轻生的时候，我就死抱住她，成了悬挂在她身上的平衡重块。”在某种意义上，我成为母亲生命的保护者，但是在缺失了父亲的日子里，我又成为母亲保护的对象。

于我来说，父亲是父亲，是我人生的一个启蒙者，他给我带来书，“我后来成长所需要的几乎一切，都包含在我七岁时为了讨父亲高兴而阅读的那些书里。那些后来不断萦回于我的脑际、使我永不能忘记的人物中，仅缺了奥德赛。”他带着全家从鲁斯丘克搬迁到了英国曼彻斯特，“说我们迁居英国，是因为这里自由。”也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知道了当时发生的“泰坦尼克”号沉没和船长斯科特在南极遇难的两起灾难，“我当即决心要当一名科学考察旅行者，并且坚持了这一目标几年之久。”当父亲逝世，这一切似乎都开始瓦解，而父亲逝世的最大影响则是母亲，甚至可以说，这一种死亡直接造成了母亲人生的偏向，导致了我和母亲关系的紧张。

父亲为什么会去世？似乎有两个原因，据说他烟抽得很多，所以当他心力衰竭这便成为死亡的全部根据，但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那一年，巴尔干战争爆发，父亲是在早餐读晨报时倒下的，而晨报上有门的内哥罗向土耳其宣战的初标题，“他知道，这意味着巴尔干战争的爆发，许多人必定要死去，这一消息把他毁了。”他曾经和别人谈起战争，但是在他看来，英国人人都反对战争，所以这里永远不会发生战争，但是晨报的标题将这一切都摧毁了；而另一个原因一直折磨着母亲，那时她和父亲吵了一架，即使最后满面春风回到了曼彻斯特，和父亲和解之后，其实两个人也都默默无言，“她通过自己的归来表明了她对他的爱情，她问心无愧。”——但是父亲却倒下了。所以对于母亲来说，父亲的逝世成为自己无法摆脱的一块心病，如果那次争吵不发生，是不是这一切都不会到来？

埃利亚斯·卡内蒂：从折刀制造的沉默开始

父亲的死带来了一种阴影，而对于母亲来说，阴影并非是覆盖在她身上的全部，在她看来，最后的“默默无语”是一种沉默，而沉默之前，他们却在言语中享受了爱情的全部荣光。他们在维也纳相识，在那里度过了幸福的学生时代，而从相识到相恋，他们一直说着德语，这是属于他们的秘密语言，秘密语言对于母亲来说，是爱情的象征符号，即使在外公的极力反对中，他们依然走向了婚姻，“出身于保加利亚一个最古老和最富有的西班牙被逐之犹太人后裔家庭的阿尔迪蒂外公，反对他最宠爱的小女儿同一个阿德里安堡暴发户的儿子成婚。”所以当父亲逝世，母亲不仅是自责，更在于使这一秘密语言“默默无言”深感痛心——不仅是德语，还有他们都喜欢的音乐，当初父亲就是想当一名提琴手，能在四重奏中表演，而母亲在父亲逝世之后经常去听音乐会，借以缅怀他们的理想；以前父母总是谈论戏剧，而父亲逝世之后，母亲回到了她过去对戏剧的爱好，以这种方式保持回忆；父亲一直是反战人士，母亲也一直反战，有一次有人问母亲：“如果我是一个俄国军官，夫人，我决定和我的人民继续和德国人打仗，那么您会让人向我开枪吗？”母亲的回答是：“每一个反对结束战争的人，我都将打死，他是人类的敌人。”

音乐和戏剧、对战争的仇恨，以及德语，都成为一种爱的见证，而当父亲逝世，母亲一方面回到过去，另一方面则在我的身上寻找父亲的影子，母亲也给我买书，从此打开了我的阅读世界；我在教堂里为父亲祈祷，唱那首“Jerusalem，Jerusalem ,hark how the angels sing!”“我们唱到这一行时，我就以为见到父亲在那里，就使劲地唱，以至我觉得唱破了嗓子。”我睡在父亲的床上，扮演一个父亲保护者的角色，最重要的是，母亲想要从沉默中开始言说，“她在二十七岁时失去了说这种语言的伴侣，这时她生活中的可怕创伤最敏感地表现在：她用德语跟父亲的谈情说爱沉寂下来了，他们的婚姻本来是在这种语言中进行的。”从父亲去世之后我真正学习德语，是这一种延续的开始，但是当儿子成为某种被寄托的对象，这一层关系其实已经变得微妙，在我看来，德语是—种“忍受着痛苦的情况下较晚地培植的母语”，所以当痛苦过去了，随即而来的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时期，甚至在我读了希腊“阿戈尔船英雄传说”之后，认为母亲比美狄亚坚强，她不会杀死那些酷似父亲的孩子，“母亲最后就是最最坚强的，在我心中战胜了美狄亚。”但是，这种应该的幸福却在母子之间对立中展开的。

那个讲师先生对母亲有着好感，在母亲生病期间过来和她说话，当他向前俯身的时候，我总觉得他要吻母亲了，于是我开始对他圆滑、奉承的话感到恶心，而和母亲之间也爆发了冲突，讨厌讲师先生向她献殷勤，“不知道，男女之间有什么事，但我警惕着别出事儿。”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似乎过于敏感了，后来，当一个米兰画家要为母亲作画时，母亲很兴奋地说：“他要给我画像！我将永存！”而我则讨厌每一个献殷勤的男人，甚至向母亲证明，这个米兰画家向每个身边碰到的女人献殷勤，这无疑是对母亲的侮辱，也彻底打碎了她的希望——一种对立似乎将两个人的关系推向了危难，在母亲看来，三十二岁的她为了孩子一直在牺牲，“她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活，要是我们不配她这么做，她就把我们交到一个男人的强有力的手中，他会教我们守规矩的。”但是在我看来，“她完全属于我们，我觉得她是幸福的，因为我自己挺快活。”母亲让我去苏黎世接着去德国，是为了一种成长的经历；她也下了禁令，不让我和女性有关系，“这条禁令是针对所有与性爱有关的东西：她想在我面前把性爱尽可能地隐藏起来，并且使我确信，我对此毫无兴趣。”

母亲心中的希望逐渐破碎脱落，而我却没有发觉，甚至当它以疾病的方式降临到母亲身上，我也没有用儿子该有的温情去安慰她；而我也在写信的监视中，把自己隐藏起来，剩下的只有那一份冰冷的病情报告，“只要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彼此就有责任解释清楚，每一个人不仅知道另一个人在做什么，而且也感到另一个人在想什么，这种意义的幸福和关系密切是一种专制。”因误解而割裂，因疏远而隔阂，而在更大的范围里，反犹主义对我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学校里都是侮辱性的文字：“亚伯拉罕、以撒、犹太人滚出学校，我们不需要你们！”在父亲逝世的阴影下，在母亲的禁令中，在对犹太人的侮辱中，我似乎只能在阅读中寻找意义，而这便构成了我的另一种言语：作家迈耶尔、米开朗基罗，以及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个为人类造福的人——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吸引人呢！然后是惩罚，宙斯的可怕的报复，最后碰到的是解救者赫刺克勒斯，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他别的事。”

从幼时的恐惧记忆开始，从一把折刀的沉默开始，成长的过程就是在寻找一种语言，父亲的逝世，母亲的专制，在某种程度是一种私密语言解构的象征，所以从鲁斯丘克到曼彻斯特，从维也纳到苏黎世，当德国成为我一生最重要的那一站时，语言其实成为了成长的真正符号，它是沉默之后的言说，是痛苦之后的幸福，是禁令之后的自由，是父亲之后的儿子：父亲送我的书里没有奥德修斯，就像父亲的逝世，但是奥德修斯必须回来，也必须和儿子对话，这便是我在语言的自由行动找到了一种回家的方向，“奥德修斯影响我的时间与他航行的时间相等。最后，没有人看出来，他完全进入了我的《迷惘》，这指的已经不止是一种内心深处的依恋。

	编号：C55·2190617·1580
	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10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5.50元
	ISBN：9787532778898
	页数：328页

这封信的末尾有一份问题清单，你应该尽可能去找到答案。这些问题非常要。我在问题上花费的心思要远远多于已经掌握的答案。我能确定的第一项事实是：1．假如问题不合逻辑，那么答案也一样。
——《第五章 无名英雄的来信》

十二号营房，蓝色石块，带拧盖的铝合金圆筒，铅笔写成的长信，信里列出的一百五十八项“确定的事实”，当逃兵阿伯在火星上找到了这一封信，是不是就找到了困扰自己甚至火星的一切问题的答案？从第二项开始，所列出的事实的确是确定的：我是“一个被称为‘活着’的东西”，我在“一个被称为‘火星’的地方”，我是“一个被称为‘军队’的东西的组成部分”，而军队的计划是：去一个被称为“地球”的地方，杀死其他被称为“活着”的东西。

继续向下，在前八十一项未被划去的“事实”中，出现了一个叫波阿斯的人，第46项：“留意波阿斯，阿伯，他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第47项：“波阿斯的右裤袋里藏着某样东西，要是别人做了波阿斯不喜欢的事情，他就用这样东西让别人头痛。”第48项：“还有一些其他人也能让你头痛的东西。仅凭外表无法分辨谁是这种人，因此对所有人都必须好言好语。”未被划去的事实，应该是确定的事实，但是随着条目循序渐进，这个游戏似乎越来越复杂，而不管是46项的“不像看上去那么”，还是低47项“藏着某样东西”，第48项“无法分辨谁是这种人”，都将确定的事实带向了可能性，甚至变成了错误。

而第71条似乎揭示了这个谜底：“阿伯我的老朋友——我能确定的几乎所有事实都来自我克服了天线带来的剧痛。”写信人忍者剧痛发现了确定的事实，忍者剧痛写下了这封给阿伯的信，“我训练自己能够忍耐的疼痛越来越强烈，我找到答案就越多。”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我找到的答案越多，你我就会越乐于忍受疼痛。”疼痛而发现确定的事实，发现确定的事实而忍住疼痛，在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不是这种牺牲精神可以打动人，关键是，疼痛和确定的事实之间似乎走向了悖论，也就是说，当写信人告诉阿伯这些确定的事实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剧痛中走向了可能，而把答案变成了错误。

如果是错误，那么我就可能不是一个“活着”的东西，这可能不是一个叫做“火星”的地方，我也不是叫做“军队”的东西的组成部分，计划也不是去“地球”杀死其他“活着”的东西；如果是错误，那么和这套世界观混在一起的传闻、历史、天文、生物、神学、地理、心理学，甚至一个小故事都是一种虚构：关于历史的“火星上所有的人都来自地球”，关于生物的“男人和女人睡觉，女人生下新人”，关于地理的“火星诗歌圆球。火星上唯一的城市叫福柏”……如果是错误，违背划去的前八十一项都应该被划去，甚至所有的“事实”，甚至在剧烈头痛中写下错误信息的写信人本人，都是一种不确定的事实，而更推而广之，十二号营房，蓝色石块，带拧盖的铝合金圆筒，铅笔写成的长信，以及正在读信的阿伯是不是也是一种虚构？

因为最后阿伯看到了签名，三个大写字母，“每个字母高六英寸宽两英寸，黑色的笔迹，笨拙的字体，其实就是自己的签名，也就是说，这是阿伯写给自己的信，签名上方那一句充满情感的话就是注解了这条线索：“我永远是你忠实的——”忠实的自己，自己的英雄。当读信和写信归于一个人，所有一切似乎都在不可能中具有了同一性：逃亡即自由，死去即活着，逃兵即英雄，或者最为关键的是：火星即地球。但是当悖论变成同一性，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一条线索却被忽略了，那就是写在最前面的第一条：“假如问题不合逻辑，那么答案也一样。”同一性是建立在悖论基础上的，那么同一性只不过是悖论意义上的同一性，同一性也只不过是同一性的悖论——在这个充满逻辑推论的信件里，似乎一切都变成了圈套，而阿伯是不是在这个圈套里永远找不到出口？

现在的问题是：阿伯，逃兵，火星，英雄，是在哪一个意义上存在？也就是说，这个逻辑从何处开始产生的？在找到答案之前，一定先有问题，“伦福德和哥萨克在火星上的出现并非毫无规律，他们受困于时间同向曲面漏斗，现身时间和哈雷彗星一样容易预测。他们每隔一百一十一天在火星出现一次。”沿着这条线索，呈现的最重要一个关键词是：时间，伦福德和哥萨克出现在火星上是受时间规律支配，是可以被预测的，那么在火星上的阿伯也可以找到这个规律。而时间带来的意义取决于那个叫做“时间同向曲面漏斗”，什么是“时间同向曲面漏斗”？西里尔·豪尔博士收录在《儿童奇迹必做之事百科全书》里的文章是这样解释的：“时间（Chrono）的意思是与时间有关。同向曲面(Synclastic)代表一件东西在各个方向上都朝同一面弯曲，就像橙子的外皮。”

时间同向曲面漏斗，在同向中呈现不同的曲面，但都属于时间，所以，当有个孩子的老爸是地球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他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他对一切的判断都准确无误，他能证明对一切的判断都准确无误，但是在一百万光年外的另一颗美丽的小行星上，也有个孩子，也有个老爸，也是那颗星球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也永远是正确的，也永远知道问题的答案，但是当跨越时间当两个人见面，他们会可能爆发出最可怕的争吵，因为他们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都不一样，也就是说，正确的老爸和错误的老爸都一起存在，他们一样认为是正确的，“因为通往正确的道路夺得数不胜数”——所以也就没有正确和错误，他们一样在时间同向曲面漏斗中存在，“两个老爸同样聪明，同样都正确。”于是，逻辑再次陷入到不可知之中，而这次是和时间有关。

于是，在时间层面上可以揭开这个问题不合逻辑的原因，在阿伯被发射送上火星之前，他叫玛拉基·康斯坦特，如果把之前的时间定义为“人类前”时代，进入火星最终成为“阿伯”的时间则是“人类后”时代。在人类前时代，也就是在地球上的时间里，玛拉基·康斯坦特是美国最有钱的人，是最声名狼藉的浪子，来自加利福尼亚好莱坞，康斯坦特拥有这一切都来自于他的父亲诺尔·康斯坦特，他创立了总部设在洛杉矶的杰作公司，他建造了三十一层高的大厦，他把建筑设置为十二面，“象征着全世界的十二个主要宗教”，而他做的这一切是想要成为宗教的统治者：一方面建筑上的特色已经显示了他的野心；他改写了基甸《圣经》版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被他重写了一边，然后用逗号将字母两两分开，于是整句话变成了：“I．N．，T．H.，E．B．，E.G．，I.N．，N.I．，N.G．，G.O．，D.C．，R.E．，A.T．，E.D．，T.H．，E.H．，E.A.，V.E．，NA．，N.D．，T.H．，E.E．，A.R．，T.H．”而且在这句自创的“创世纪”里建立了投资体系，那个垫中间抽屉的报纸就是十四年前的股市指数，“联合煎饼就很好”成为他虚构的公司，当人们请教他如何在六周内让资金倍增，他告诉他们吃进这个公司的股票。

改写《圣经》创世的第一句话，制造虚假公司的股票，让每天读两本书的佛恩为公司工作躲开国税局的监管，这便是诺尔·康斯坦特构建的帝国，而这个帝国的虚伪性、投机性甚至对于宗教的某种亵渎，在康斯坦特那里变成了对于火星物质化行动的觊觎。当他以最富有的美国人而进入伦福德庄园的围墙一睹伦福德夫人的丈夫温斯顿和他的狗哥萨克物质化的过程，其实这个时间同向曲面漏斗就已经打开了：物质化持续发生了九年，每个五十九天就发生一次，这是时间的记录；伦福德夫人曾出版过一本诗集《在羞怯与廷巴克图之间》，羞怯是timid，廷巴克图是Timbuktu，在这本诗集里，所有的单词都和时间（time）有关，即使邀请康斯坦特前来目睹物质化过程，邀请函上也写着：“所以千万要守时。”而在这所房子里，他看到了斯基普博物馆里专门收藏的活物遗蜕，那一具成年男人的完整骨骼就是斯基普，“谁是斯基普？”康斯坦特问，而伦福德的回答是：“我是斯基普，曾经是。”

康斯坦特为何要目睹物质化的过程，为什么又决定让自己发射到火星？诺尔的影子无处不在，或者说，玛拉基就是未来的诺尔，就是一系列宗教和经济计划的实现可能，那条已被物质化的哥萨克在康斯坦特进来的时候，“闻到了暴发户的血肉气息”，暴发户的康斯坦特进入时间同向曲面漏洞，为的只是一个目的：“信使在等待。”也就是说，他自称是上帝的信使，他的计划就是获得上帝的信息，玛拉基·康斯坦特的一句名言便是：“我猜天上有人喜欢我。”天上是巨大的诱惑，但是当进入到时间同向曲面漏斗的时候，同样聪明同样正确的老爸可能就是同样聪明同样错误的老爸，于是时间取消了先后，就像伦福德所说：“我驾驶太空船开进时间同向曲面漏斗，瞬间我领悟了一个道理：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将永远如此，而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则早已注定。”

过去就是未来，未来也是过去，时间变成了一个只是标注在那里的符号，而据伦福德所说，他也会有一个叫比阿特丽斯的妻子，他们将有一个叫克洛诺的儿子，而克洛诺Chrono的意思就是时间——时间成为儿子，在一个由诺尔和玛拉基组成的地球谱系和由玛拉基和克洛诺组成的火星谱系，是不是反而变成了种循环？循环或者只是逻辑上的推论，当星期二的鲸鱼号改名为伦福德号，当火箭发射升空，时间同向曲面漏斗便打开了通道，于是“人类后”时代开启，而康斯坦特的未来的生活将这样展开：“火星不但有人居住，而且早就建立了一个效率至上、军事优先的大型工业化社会。火星居民从地球招募而来，受招募者乘坐飞碟前往火星。”

时间通向未来，信使寻找上帝，火星，军事优先，工业化社会，是不是就是人类的明天？当康斯坦特进入到火星，却遭遇了事故，物质化让他变成了40岁的阿伯，他的记忆都被医生清除，“人生就是这样，阿伯尝试着告诉自己：空白和短暂的清醒，偶尔因为做错事而疼得死去活来。”阿伯看到的火星正和地球开展激烈的战争，火星上有不尽忠而被处死的红发士兵，火星人经历了集体自杀……对于阿伯来说，当那封信被发现，当自己变成写信人，其实在寻找遗失的自我：他找到了儿子克洛诺，找到了妻子比阿特丽斯，但是火星不适合爱情，火星上“父亲”两个字没有感情，“火星上只有这个受困于现实的男人写出了哲学，火星上只有那个受困于自我的女人写出了诗歌。”而身为逃兵的阿伯甚至在火星上失去了一切，和记忆一样变成了无时间的存在。

按照这个计划，康斯坦特在去往火星和水星，然后返回地球。在火星上没有爱情没有父亲，人之存在也在集体自杀中死去，而背后的主使就是温斯顿·尼尔斯·伦福德，“他希望能用这场令人难忘的集体自杀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更好是为了土地投资、有价证券、百老汇演出和科技发明的资本收益，更好是为了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宗教“上帝彻底冷漠教会。”而所有更好的实现都是因为知道了时间同向曲面漏洞规律的伦福德能“遇见未来”，也就是说，未来在他的掌控之中，“钱生钱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伦福德的计划，是不是诺尔暴发户的一次翻版？而已经被掌控、去除了记忆而成为阿伯的康斯坦特，在通向自己未来的道路上，才逐渐得到关于时间的全部逻辑。

火星上成为逃兵，飞船降落到水星，被围困之后又利用水星上唯一已知生命形态和谐子在舷窗上拼出的字母获得了信息，当在火星上曾经拥有一切的阿伯和一无所有的波阿斯从水星逃出来之后，他们才真正以太空流浪者的身份进入到泰坦星，而在这个土星的卫星上，在这个太阳系里唯一有大气层的卫星，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地球。但是这也是一种未来，萨罗作为泰坦星上唯一的一个人，其实是已经活了以前一百万年的机器，机器人的世界里没有侵略性的爱，也不会是同性恋，在去除了爱的物质性之后，萨罗其实指出了地球人的罪恶，“这台机器已不再是机器，”萨罗说，“这台机器的焊点已经腐蚀，轴承已经淤塞，线圈已经短路，齿轮已经磨平。他的意识嗡嗡震动、噼啪炸裂，就像人类的心智——翻腾冒泡，过热超载，因为各种各样的念头：爱、荣誉、尊严、权力、成就、诚实、独立——”

在泰坦星上，康斯坦特成为了一个老男人，比阿特丽斯成为了一个老女人，他们最后死于七十四岁，而“时间”克洛诺则逃出住处加入到了泰坦蓝鸟的行列，在那里，他成为一种人类之外的存在，“他披着它们的羽毛，孵它们的蛋，分享它们的食物，说它们的语言。”死亡，或者成为原始存在，泰坦星成为他们最后的归宿？或者未来真的在同向曲面漏斗中和克洛诺一样，回到了原始社会？无论是诺尔建立的帝国，改写《圣经》的第一句话，还是伦福德建立新的宗教，在地球、火星甚至水星构建的过去和未来中，人类似乎都在寻找一个自设的上帝，康斯坦特所说“等待信使”无疑也是要在天上找到爱自己的人，但是“在羞怯与廷巴克图之间”，在所有无时间的时间里，根本没有未来，“人类希望在向外拓展中找到两个问题的答案：掌管一切造物的究竟是谁，一切的造物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因为未来都在人类自己的手里，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将如此。

“人类向外抛掷探索先锋，抛掷得越来越远。最后，人类将他们抛进太空，抛进无色无味无重量无边际的外部海洋。”这一种人类的命运也许不是科幻意义的，甚至当库尔特·冯内古特用科幻的方式书写未来的文本，其实指向的就是现在，“以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发生在梦魇时代，前后加减几年，大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三次大萧条之间的那段时间。”真实是时间的真实，那里有暴发户，有美国太空计划，有美苏争霸，当然也有信仰的缺失，当人类用征服的方式探寻外部世界，爱、荣誉、尊严、权力、成就、诚实、独立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是不是都在物质化的欲望中丧失殆尽？所以，“假如问题不合逻辑，那么答案也一样”指向的其实永远是现在的时间，永远是现在的人类，当未来只不过是过去的重演，当过去会在未来重复，“在羞怯与廷巴克图之间”的唯一时间里，没有通往灵魂的53个进口，没有每1000万年的清屋行动，没有12面象征12个宗教的帝国大厦，没有158项确定的事实，“有人类的灵魂依然是未知疆域。这就是良善和智慧的起点。”

	编号：C38·2190617·1579
	作者：【英】派特·巴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4月第1版
	定价：98.00元当当43.10元
	ISBN：9787208156197
	页数：816页

“倘使其人想象力活跃而强烈，最好任其想象力驰骋于战场上的苦难与危机，不宜设法长期压抑……”
——《门中眼·第十七章》

战场上的爆炸和硝烟，战场上的自我和敌人，战场上的幸存与死亡，当战争展示了它残忍的非人性一面，如何又成为了一种拯救？当瑞弗斯用整个下午的时间写出了这一份军训报告，当用这一句开头揭示了解决长期压抑的方法，这个英国人类学家、神经学家以及精神科医生，是不是站在反战的对面，用重现战争的方式为其医学研究找到一个突破口？

军训报告来自于对病人的观察，它是科学和理性的文本，当用这样的方法解决病人的压抑状态，避免身体引发暴力，也是科学和理性时实际应用，但是矛盾产生了，科学合理性释放了压抑而把人推向战场，在战场这个充满暴力、非人性的地方，必然是非理性的场域——理性和非理性，是不是在战争面前，就是结合在一起的混合体？瑞弗斯写作这份军训报告的时候，却也遇到了两个鲜活的样本：一个在战场之外，医院里，博尔登上尉和护士发生了争吵，四年来都在接受训练的博尔登面对问题时“第一时间以武力反应”，所以即使在不是战场的后方，他也动不动诉诸暴力，而护士普拉特照顾病患三十年，见惯了听话的患者，所以她就成为对他们发号施令的人，但是当她用这种方法面对博尔登的时候，是不是武力和权威的对立？

医院反而变成了另一个战场。而第二个样本来自于萨松，他从战场上归来进入医院，这一次是因为一颗子弹差点击中了他的头，但是最后还是被擦伤了，毫厘之间留住了性命。当瑞弗斯见到萨松的时候，萨松回忆战争显得有些困难，他认为自己根本无法忠实呈现整场悲剧，结果满脑子想得是前线的一小块区域，“短短三十码的沙袋就代表整场战争，对其他区域毫无概念。”一小块区域对于他来说不是为了忘记战争，而是将其扩展，用想象的方式看见全部大军，看见信号弹升空，“几百万，几百万。”而在这样一种想象中，他竟然站在无人地带中间，然后摘掉头盔，然后转身面对德军的阵线，于是在一种宣战并且“相去送命”的站立状态中，一颗子弹擦过了脑袋。

站在无人地带，是想象的一次扩展，不再是短短三十码的沙袋，而是几百万的士兵，这一种准备去送命的状态，对于萨松来说，不是恐惧，而是兴奋，“我那时只是好快乐。”为什么快乐？是因为想象满足了他，在生与死的中间地带，萨松看见了自己喷薄而出的诗意，他会将这一切写进诗里，在诗里他会感到自我的存在。战场上的诗人，是萨松矛盾而病态世界的一个反映，而其实那颗子弹根本不是德军射击的，而是自己这边的士官，他冲进无人地带，喊着“你这个王八蛋”，然后朝萨松开枪。事后证明是误伤，萨松也没有失去生命，但是在中间地带出现的战争疯狂却成为萨松在战场之外无法满足的欲望。

医院里暴力和权威的对抗，一样变成了暴力，无论是上尉还是护士，都将战争的病态延伸到了后方，他们是不是也是在长期压抑中的必然反映？战场上无人地带诗人的想象，是不是也是用激情驱赶死亡的压抑？两个鲜活的样本，对于瑞弗斯的那份军训报告似乎具有注解意义，他认为，萨松在进入无人地带摘掉头盔是一种“调适”的方式，这种调适，让自己变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反战的和平诗人，另一个则是嗜血能干的连长，瑞弗斯的结论是：“这种分离心态不算是一种病，因为从一种心态得到的经验能提供给另一个心态使用，而且不仅是提供：战场军官的体验能在谱诗时提供原料，可以说是为创作供应弹药。更重要的是，也许更模棱两可的是，厮杀的体验提供军人反战宣言里的道德权威。”分离而不是分裂，是用两种方式寻找经验，从而在想象力的驰骋中，获得诗歌的灵感——那颗子弹不是擦过了他的脑袋，而是激活了脑袋里的诗意，而这份诗意变成诗句之后又变成了一份反战宣言——嗜战只是释放想象力的手段，是克服压抑的方法，最后的归结点是：反战。

就像曼宁在看王尔德的那部戏时，发现王尔德所隐喻的就是一股庞大的热情受到限制和被毒害的时候，需要一种热情来发泄那被堵死的管道，从而挣扎出来。挣扎出来，在曼宁看来是爱，在萨松看来的诗歌，但是当爱和诗歌最后都无法变成现实的时候，它又会向何处去？曼宁作为同性恋者，在遇到从克雷格洛卡医院出来回到伦敦的普莱尔身上暂时找到了爱的渠道，但是这种爱又变成了压抑，因为在普莱尔那里，他所渴望的是在墓地里第一次遇见的萨拉身上的爱，这种爱和安笃感的性结合在一起，让他暂时忘记了战场上的痛苦回忆，所以在普莱尔离开之后，他的爱反倒变成另一种压抑。同样对于萨松来说，当他在想象中找到了诗歌，在诗歌中开始反战，却依然无法走出战争制造的那个巨大的阴影。

萨松第一次出现在瑞弗斯面前的时候，正是在和普莱尔一起的克雷格洛卡医院，而他反战的强烈愿望表现在那份“拒绝再战”的宣言里，“本人谨此违抗军威，因为本人相信，有权停战的主事者刻意拖长这场战争。”在他看来，入伍时所宣称的防卫之战、解放之战，变成了侵略和征服，而他所反对的不是战争本身的行为，“而是抗议政治失策与政客的虚言假意，日日因而战死的士兵不知凡几。”为了这份反战宣言得到重视，他扯下了胸口的那枚十字勋章，他在医院里做出疯癫的举动，“引人注目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强迫军方审判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战争的敌人似乎从德军变成了“英国同胞”，在强烈的抗议中，在疯狂想要审判的行为中，瑞弗斯认为他得了非常剧烈的“反战神经官能症”——反战是一种态度，是为了揭露战争本身的不仁，但是当成为了一种神经官能症，是不是反而变成了非理性的疯癫？

在克雷格洛卡医院，和萨松一样有很多从战场上归来的病人，他们都成为非理性的样本，都为瑞弗斯进行理性和科学研究提供了样本。但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甚至背谬，对于瑞弗斯来说，如何找出他们的病因，如何施以治疗手段，才是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最迫切的任务，而治病救人从某种意义上又将瑞弗斯推向了他并不在场的战场，甚至让他也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布恩斯是他的一个病人，在对德作战中，他遇到了炮击被轰上半空，当他头部先落到地上，底下是一具德军的尸体，在他失去意识之前，他发现自己的嘴巴和鼻子里都塞满了人类的腐尸肉。被送到医院之后，他似乎整天都在做噩梦，“刚才我好像跳不出梦境。人是醒了，明明知道自己清醒了，可以动作，可是却……那东西还在。从我的脸上往下一直滴。我尝得到滋味。”这个21岁荣升为上尉，热爱乡野的士兵，其实战场中渴望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但是战争似乎没有真正“催熟”他，他反而在“腐蚀肉”的恐怖中再也无法走出来，从而开始怀疑人生怀疑信仰，他问瑞弗斯的是：“基督的死因是什么，你知道吗？”瑞弗斯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后使得肺脏无法扩张，但是在布恩斯看来，基督就是一具腐尸——战场上无法摆脱的恐惧和梦魇，解构了他的宗教信仰。

所以对于瑞弗斯来说，他曾经坚持的回忆疗法，并不能让布恩斯找到自己的症结，反而在被塞满了腐尸肉的记忆中陷入更大的痛苦，而真正的解决方法是忘记，“他坚信只要能回萨福克郡，忘掉战争，一切就会恢复正常。如今看来，事后证实他的信念是正确的。”普莱尔也是瑞弗斯的病人，也是陷入在恐怖的梦中，为了逃离噩梦，他总是写那些印刷体大字，据普莱尔说是为了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就像内心的秘密一样，不愿被隐藏。被隐藏的痛苦经历，就像战场上的“无人地带”，和萨松跑上去摘掉头盔不一样，普莱尔的回忆中是“水淹到被炸得屁股开花”的经历，而且站在隐蔽坑里长达五十个小时。瑞弗斯想要得到更多的战争回忆，但是普莱尔却告诉瑞弗斯：“没关系，你可以逼我挖掘出我惧怕的事，可以逼我回忆死状，你却永远无法逼我‘感受’。”那种直接的感受被普莱尔隐藏起来，像躲在隐蔽坑里，五十个小时的忍受，就是变成自身不再对外的秘密。

萨松通过写诗似乎慢慢在恢复，布恩斯在遗忘中远离了战场，而普莱尔在隐藏内心秘密的时候，似乎在遇到了那个名叫萨拉的女人之后，看见了更美好的性与爱。女工萨拉不知道他是克雷格洛卡的病人，他们相遇在那个墓地里，当普莱尔把他压在墓碑上想要开始复杂动作的时候，萨拉却避开了他，“你看，老妈说，男人和女人之没有爱情这档子事。爱自己的小孩，有。爱男人？没。”对男人天生保持警惕性是母亲的教育结果，但是家规之外萨拉是喜欢普莱尔的，但是这种喜欢在“不——不要”的拒绝中，对于普莱尔来说，似乎变成了对于爱的怀疑，即使如此，在萨拉的身上，普莱尔也看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安笃感，“她把凡事的定价分得清楚楚，并非崇尚物质主义，也非视钱如命，纯粹显示她对活的限制有所体认。”躺在滨海小径上，听听海风，似乎也是普莱尔想要遗忘战争获得爱的感受的方法之一。

但是毕竟那个隐藏之内心深处甚至连普莱尔自己都无法说清的秘密，以噩梦的方式压抑着他，再加上他的哮喘病体，对于这个世界似乎没有乐观，所以普莱尔想要离开格雷格洛卡，他想要归建，萨拉的安笃感让他的疾病暂时好转，所以在经过医评会评估而获得归建机会时，他对瑞弗斯说想从事政治方面的工作，“当然，我大概搞不出什么成就。在这个狗屁国家，没有牛津、剑桥学位的人，无法成就什么大事。”普莱尔只不过是为了告别那个可能激活他某种记忆的医院。而那一次，因为写诗而释放了自己情绪的萨松也获得了归建的机会。在瑞弗斯看来，两种归建目的不同，对于萨松来说，重返战场是寻找更多的诗意，甚至可能会走向死亡，“怀抱这种信念的他一旦重拾枪炮，内心的矛盾必定比上一次更锥心刺骨。”瑞弗斯预测他可能会真正崩溃。而普莱尔从事政治，是想从中获得一种存在感，和萨拉给他的安笃感一样，政治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从事“大事”。

普莱尔和萨松，或者就是在出现了神经官能症之后的两种解决办法：用诗歌发泄反战的情绪，用身份获得存在感。但是在这个从来没有逃离战争阴影的时代，一切似乎又可能回到起点，而所谓的“重生”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普莱尔回到了伦敦，进入了军需部，在情报处工作，他的上司是洛德少校，当普莱尔进入情报处从事政治，开始调查贝蒂暗杀首相一案，当他走进监狱看见贝蒂，才知道她是自己小时候的邻居，他和贝蒂的两个女人做过游戏，而当询问是否暗杀了首相劳合·乔治时，贝蒂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暗参与杀，“箭毒是用来毒狗的。”作为一个妇女投票运动的参与者，她所坚持的是“不威胁人命”这条准则，“威胁物业，不威胁人命，这才是妇女参政运动值得荣耀的一点。”而随着普莱尔对于此案的调查，对于贝蒂一家的接触，他发现自己进入到了某种回忆里，那个和父亲有关的家暴记忆慢慢成形，“我在牧师寓所被强暴过一次。”童年记忆在深处，在战场“无人地带”的非人性忍受，让他的脑子从此一片空白，甚至失去了言语的能力，而这便是视觉记忆丧失，当现在慢慢找到丧失的记忆，普莱尔第一次相信妖怪的存在，它所标注的正是那一段无人地带的记忆，但是当一旦揭开，妖怪就会被赋予力量，从而改变对现实的看法。

这或者只是病理上的，而其实对普莱尔来说，进入情报处工作，非但没有让他有存在感，反而变成了被监视的对象，“门中眼”就是那一双邪恶的眼睛，注视着他，控制着他，让他成为战场上的一颗棋子。这便是政治化的“战场”一面，洛德少校便是一个象征，这个军需部的少校，天天穿着制服，过着程式化、纪律化、层级分明的生活，“对少校而言，天下如同一大片棋盘，林林总总的杂牌军包含了贵格会、社会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妇女参政权分子、工团主义者、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友，另外还有什么，只有天知道。”妇女投票运动的参与者贝蒂是其中的棋子，普莱尔当然也是。所以在普莱尔再次找到瑞弗斯医生的时候，他正陷入“门中眼”的恐惧和压抑中，甚至和萨拉之间的爱，也无法让他安然走出。“全天候被监视”成为他新的噩梦，而瑞弗斯让他把梦境写下来，然后告诉他进行分析，而这种样本分析其实又回到了战争的罪恶，萨松在那篇反战宣言中指出，战争的最大问题是“政治失策与政客的虚言假意”，让战争变成侵略和征服，是政客做出的决定，用“门中眼”监视棋子，不也是政客对于公民隐私的入侵？

内心世界需不需要保留一种隐秘，即使是战争造成的创伤？是不是必须用所谓的科学态度，才能解除内心的痛苦迎来重生？实际上，战场上的武力，战场外的暴力，构成了一种整体性的“战争”，它无处不在，而它最致命的是让人生活在暴力的异化世界里，萨松的反战诗歌表达的是对战争的谴责，但是他却必须争取归建以获得更多的想象；普莱尔的噩梦来自于战场的无人地带，当他归建而进入政治生活，却失去了所有秘密，“我诞生在两年前，生在法国的一个炮弹坑里。我没有父亲。”而瑞弗斯身为一名医生，却在无数的病例中让自己变成了他们一员，“自己认同病患，居然认同到了替他们做梦的地步。”在这个异化的世界里，他为了解决异化问题却让自己进入其中，从此也无法自拔，而他的训练报告，直接把压抑者推向了战场——重生是重回战场。

于是，所有人都走上了比战争本身更让人害怕的“幽灵路”：瑞弗斯走上了美拉尼西亚之旅，在小岛上对原始人进行观察，从而想获得关于幽灵和性的研究成果，其实无非是所谓的白人对于原始部落设置了“门中眼”，最后演变成了人种之间潜在的战争，“白人到底来岛上做什么？他们表面善良，真的不会伤害岛民吗？他们为什么想听幽灵的言语？白人在场，是否可能触怒幽灵？”而普莱尔归建之后回到了战场，来到了法国埃塔普勒基地，加入了曼彻斯特团二营，远离了萨拉带给他的安笃感，远离了对于爱的憧憬，看见了队友的死亡，看见了战争的残酷，普莱尔让自己尽量不去想象，“恐惧：理性、均衡、适度的恐惧。”但是这次他和萨松一样，认为战壕外的滋味很性感，“那种感觉的确和性爱有共同点——血脉偾张、冒险、肢体暴露、有一种胆大妄为的感觉。”

从政治压抑走向战争疯狂，从噩梦生活追求性感生活，从性爱缺失发现死亡的冒险，重生从来不是为了抵达最后的善，从来不是追求心中的爱，它是另一种方式的回来，是走向覆灭的归建，而在这个战场上，只有想象力，只有解除压抑的疯狂，是另一个无人地带，是的，旭日东升，“最初一束晨曦击中水面，爬向河岸的尸首，在这里发现一人的手背，在那里发现一人的颈侧，为乏血的皮肤抹上一许瑰红。随后，朝阳再也找不到有反应的事物，于是跳过他们身上，开始探测远方的原野。”炮弹的响声之后，普莱尔的世界彻底安静了，在这重生的无人地带，瑞弗斯也仿佛听见了小岛上恩吉鲁驱逐阿委的咒语，如灵魂飘飞，最终遁入病房里再也无法拯救病人的那道光线里。

	编号：C38·2190617·1578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08月第1版
	定价：46.00元当当20.30元
	ISBN：9787532778805
	页数：223页

我沉浸在空想中，只有它们之间不断孳生的联系才创造出一个已知世界的幻象。
——《第一章》

没有经历，没有体验，没有是非，即使有那么一点点意识，对于出生还要两周的胎儿来说，外面的世界本身就是一种空无的存在，但是当子宫里住着一个“我”，起先天真无邪的生命如何变成了阴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一个隔离外部世界的子宫如何变成了一个现场？

伊恩·麦克尤恩似乎并不是展示一个生命的降生过程，并不是在探讨意识的形成过程，当他已经把生命命名为“我”，一种隐喻的世界慢慢在构建慢慢在扩展。胎儿的世界本来是未知的，是一种空想的存在，即使有过生命萌芽时的某些感觉，但也和真正的想法相去甚远。但是一个“我”，就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虽然依附在母亲的身体里，生长在母亲的子宫里，但是在“它们之间不断孳生的联系”已经将未知世界和已知世界联系起来，甚至那种联系已不再是“幻象”，它赤裸裸、活生生地发生着。

“于是我在这儿，倒挂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当我的耳朵贴在血淋淋的墙上，当倾听而在脑海里做着记录，我不是一个隔绝在事件之外的存在，“此刻我听到意图不轨的枕边细语，对前方等待我的一切，以及我可能卷入的一切，感到深深的恐惧。”因为，我参与了一场阴谋：母亲特鲁迪有了情人克劳德，他们正在约会，为了能让这种隐秘的约会变得合理化，他们必须要除掉我的父亲约翰，于是那个夜晚的阴谋便成为我参与的事件之一，“下毒”是我从母亲那里听到最清晰的一个词，接下去有关的词还包括：“我想要他死。明天就得死。”

密谋之后是实施，起先是克劳德向父亲约翰借了钱，之后在那个还未实施的夜晚，却听到了父亲的态度：他不仅得知了母亲出轨于克劳德，而且还带来了一个女人艾洛蒂，当母亲的奸情被暴露之后，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介绍艾洛蒂是他的情人，于是两个将婚姻带向终结的故事同时发生，而那场密谋似乎反倒没有了太多的意义。但是下毒还是实施了，因为母亲无法承受父亲的作为，“明天就得死”成为她报复父亲的一种手段。当第二天告别的父亲喝了掺有乙二醇的奶昔，在开车离开之后倒在了车上，“一个男人被发现伏在汽车方向盘上，已经死去。”当这样一个计划变成了实施，听到这个消息的特鲁迪反而说出了“我害怕”，并且把一切的罪责怪在克劳德身上，坚称自己是无辜的，那句“我恨你”和对父亲说的那句“我不爱你”都成为母亲逃避害怕的一种方法。

但是在起初鉴定是“自杀”的案件里，艾洛蒂却认为：“不过，一点……一点也不像是他的作风。”于是引起了警察的怀疑，当母亲第二天要去警察局的时候，“我的羊水。破了！”于是，“嘎吱一声，我急匆匆地滑了出来，赤条条地来到了这个王国。”要两周才能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却因为羊水破了提前出世，暂且不管“我”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在我未出生之前，在见证而且“参与”了阴谋的情况下，我的存在意义在哪里？或者说，当我在空想中创造出一个已知世界的幻象，到底意味着什么？伊恩·麦克尤恩在题辞中引用的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的一句台词：“哦，天哪，要不是我噩梦连连，即使把我关在果壳之中，我依然认为自己是无限宇宙之王。”

这个被引用的题辞，至少包含着麦克尤恩的两种意图，一种是“噩梦连连”，它指向的是和密谋有关的现实，另一种则是关在坚果壳这个庇护所里，自己便成为了“无限宇宙之王”。噩梦连连的现实和“无限宇宙之王”的存在感，其实构成了一种矛盾，或者对于生命来说，就是在这两种状态下活着。在“我”作为胎儿的经历中，噩梦当然是自己作为本来天真无邪的生命，却参与了一场阴谋。这场阴谋体现着参与的直接性：当母亲和克劳德约会时，我见证了他们两人的烛光晚餐，我感受到了爱欲里那一出“克劳德的夜间性交前戏”，当然我也听到了那个阴险的词：下毒，“最后，她说出了她的决定，她轻声下了指令，她口中蹦出了那个单个的阴险的词，这一切似乎都是从我这张未开口过的嘴里发出来的。他们再一次接吻，她对着情人的嘴说了出来。我这个婴儿的第一个词。”

但是，这种直接性却又在无法参与的情况下让我变成了局外人，父亲将被毒死，无论如何我想要终止这次密谋，但是一方面对我的打击是：母亲所做出的这个决定，一定是不爱我了，我曾以为她在户外是为了让我获得骨骼发育所需要的维生素D，她把收音机音量调小是为了更好感受我的存在，她用手抚摸我的脑袋位置是一种关爱，但是当母亲钟情于克劳德——父亲约翰的弟弟，背叛了父亲，也意味着会毁了自己的孩子，“我不确定她爱我。”不爱我却又带着我进行密谋，我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变成密谋者，“无情的母亲！这将是一种毁灭，我的沉沦，因为只有在童话里没人要的小孩才会成为孤儿被养大。”所以我要把这种爱带给父亲，“亲爱的父亲，把我从这个绝望的河谷里拯救出来吧。带我走吧。让我在你身边一起被人下毒吧，好过被安置在某个地方。”

我渴望成为有力量的人，成为年轻、黑豹一样的自己，然后告诉父亲是谁要杀他，然后“拯救”父亲。但是当听到“下毒”，听到“明天就得死”的时候，父亲却又变成了另一个人，因为他也爱上了另一个女人，那个叫艾洛蒂的女人是父亲可以离开母亲的希望所在，也就是说，我也被父亲抛弃了，“我算什么？我已经死了。我被送进了坟堆，那是在他恨之入骨的前妻的肚子里。”我既无法警告也无法付诸行动，这一种无能为力的现实就是噩梦连连的生活。我想象自己写给父亲一封信，信里我说“我害怕被遗弃”，并且希望父亲能逃过这次谋杀，“不要下楼梯。大声地、无忧无虑地说再见，坐上您的车就走。或者，如您非得下楼，那就千万别喝果汁，在楼下告别完就走。以后我会解释的。在那之前，我一直会是您听话的儿子……”

但奶昔里还是放进了毒药，父亲还是喝了下去，开车出门的他还是死在了路上，这一切的噩梦还在继续上演，“命运对我的安排是成为一个夭折的死胎，然后归于尘土。”但这并不是终结，当父亲死去，当克劳德依然进入母亲的身体，我的感觉是丑陋，“我的不忠的母亲几乎没有将我与这个即将要成为杀死我父亲的凶手分开。”但是当母亲将这个计划怪罪于克劳德并且开始“害怕”，我却想要报复——报复杀人者克劳德，我的行动便是“自杀”，只有这样，因为叔叔肆意侵犯一位晚期妊娠的孕妇，致胎儿死亡，无异于杀人，所以克劳德就会被捕，受审，获刑，坐牢，这样，我父亲的仇就报了一半。”而这种复仇也成为生命的本能，“复仇：这是一股本能的冲动，十分强烈——可以原谅。在被侮辱、被欺骗、被伤害后，没有人能够抗拒为报仇出谋划策的诱惑。”但是当克劳德还在浴室里高声唱歌，我的复仇其实也失败了。

噩梦连连的现实，我是见证者，参与者，甚至也是实施者，但是不管是母亲的背叛，还是父亲的出轨，甚而至于克劳德的参与，艾洛蒂的出场，其实都体现了一种错乱，也是人与人隔阂现实的一种注解，所以对于在母亲肚子里的胎儿，噩梦连连的现实和无限宇宙之王的理想，不仅是坚果壳里的存在，也是现实的一种折射。父亲是一个怀才不遇的诗人，经营着穷困潦倒的出版社，虽然独具慧眼刊印了女诗人的诗集，但是当她们声名鹊起之后，却抛弃了父亲，而在母亲面前，“一个宽宏大度的壮实男人正用一首毫不时髦的十四行诗向她苦苦恳求，哪怕毫无希望。”而母亲想要的是属于自己的“空间”，也许是借口，但一定是婚姻没有给她带来浪漫和快乐，克劳德这个阴谋家的介入，让两个人的婚姻走向了末路。但是在面对隔阂的现实时，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不管口中所说的十四行诗和空间，其实都想让自己成为无限宇宙之王，可以在被动中变得主动，所以母亲要毒死父亲，所以父亲带着“猫头鹰诗人”艾洛蒂宣布自己的行动，在他们各自的世界里，他们都希望自己不是受害者，所以父亲在那次走之前说，““谢谢你提醒我。爱情是否天长地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存在着。所以，敬爱情，敬我们的爱情，敬爱情原本的模样，也敬艾洛蒂。”

活在噩梦连连的现实里，却希望自己是无限宇宙之王，只有在隔阂的世界里，他们才会这样为自己命名，所以在这一事件中，每个人都像活在坚果壳里，都在坚果壳的现实里矛盾着，被禁锢，成为他们无法逃离的生活状态，“被禁锢在一个坚果壳里，只能从两寸象牙、一粒微沙中窥探整个世界。”所以和母亲肚子里的我一样，被禁锢而无法左右现实，被禁锢而虚构了自己的生活，被禁锢而为活着寻找借口，所以“子宫”不仅仅属于无能为力的自己，也是所有人的“隐秘之地”，“将来等我上了学，我也要给自己营造一个子宫一样的环境，把英国佬、苏格兰佬和法国佬的启蒙精神都在一边。什么真实，什么干巴巴的事实，什么讨人嫌、装腔作势的客观性统统滚开。情感才是王后。除非她自称为王。”而这也是人类自我的空想，是用“不断孳生的联系才创造出一个已知世界的幻象”。

已知世界的爱欲与阴谋，已知世界的逃避和虚构，已知世界的仇恨和间离，已知世界的谎言和死亡，只有在子宫那个“隐秘之地”，每个人都拒绝现实的噩梦，成为自己的宇宙之王。但是必然发生的事是：孩子总会出身，坚果壳总会破除，现实总会以最直接的方式到来。羊水破了，胎膜被抖去，赤条条来到世界，我成为了一个真正参与世界的生命，而一出生，“我柔弱的胸腔被一名杀人者的双手谨慎地牢牢抓住，我被放在另一位凶手的如雪一般柔软、惬意的肚子上。”面前是凶手，面前也是母亲，当出生遭遇母亲的这种双重身份，坚果壳里的存在又投射于外，世界是更大的坚果壳，“我想我在这张脸上看到了整个世界。”母亲是美丽的，是慈爱的，是残忍的，世界也是美丽的，也是慈爱的，也是残忍的，但是当坚果壳被打破，当再无可能退身回去，一种命运被降临，是更大坚果壳的存在，“我也在想我们的牢房——希望不要太小——在那道沉重大门的另一边，磨损的台阶逐渐上升：起初是懊悔，继而是公正，随后是意味深长。其余则是一片混沌。”

母亲背负的杀人罪名，使得我的生命一开始就在监狱里度过，在那里，母亲的懊悔，法律的公正，以及意味深长的生活，会成为我最初的生命记忆，但是在这个之外，“其余则是一片混沌。”——甚至没有在子宫这个隐秘之地的逃避可能，十四行诗在哪？自由的空间在哪？最纯粹的爱和恨在哪？空想中的幻象，其实是最无奈的宿命：“在母亲体内，我憧憬着我应得的权利——安全，不受搅扰的平静，没有压力，无罪无愧。我在思索，到底什么本该属于幽禁中的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