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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90119·1535 |
|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18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69.00元当当35.40元 | |
| ISBN：9787532777730 | |
| 页数：402页 |
像麦克尤恩近年来的其他小说一样，伊恩·麦克尤恩的《甜牙》也是那种情节与其所处的时代咬合得格外紧密的作品。作为军情五处中惟一热衷于读小说的“女文青”，而且“碰巧”长着仿佛直接从小说中走出来的身材和相貌，塞丽娜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甜牙行动”旨在以间接而隐蔽的万式资助那些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国利益且对大众具有影响力的写作者，而塞丽娜负责接近并引诱其加盟的是这项行动中惟一的小说家，汤姆·黑利。汤姆和塞丽娜相爱了，爱得步步为营，爱得亦真亦假，爱得绝处逢生。但你猜中了开头，却未必能猜到结尾。第一句：“我叫塞丽娜·弗鲁姆（跟“羽毛”那个词儿押韵），约莫四十年前，我受英国军情五处派遣，履行一项秘密使命。我没能安然归来。”
《甜牙》：我自己也能当个间谍
我们俩都在告密。你欺骗我，我刺探你。整个过程真是有滋有味，我想你也算是自食其果。我完全相信，我可以把此事塞进一本书的封皮，从我的立场出发，把你写出来，写完了便一刀两断。
——《22》
第22节，最后一章，是伊恩·麦克尤恩“甜牙”故事的结局。但是麦克尤恩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退出这个小说，退出而留出的位置给了那个叫黑利的人——这部名为《甜牙》的小说自动在退出机制里生成了另一个作者：黑利，而当黑利成为作者，小说也便变成了用棕色的纸和绳子扎起来的包裹上面的那封信：“而这封信——如果你同意的话——将会是《甜牙》的尾章。”
《甜牙》的尾章是小说，也是一封信，这是不是一种文本中的文本，或许叫做“元小说”？但是当麦克尤恩退出小说而自动让给黑利成为作者的时候，这封信开启的小说，其实并非是黑利一个作者，它的另一个作者叫塞丽娜·弗鲁姆，一个有着跟“羽毛”那个词儿押韵的女人的名字。男人和女人，一个是欺骗者，另一个则是刺探者，如果在编织谎言层面上，他们的共谋是在共同完成一部小说，但是这部小说的微妙之处在于，他们是男人和女人——一种最基本的设定便暴露无遗：他们是不是也在共同书写一种叫做“甜牙”的爱情？
黑利的那封信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他是以爱情的名义和塞丽娜在一起，尽管他接受和实施计划的过程中坚定地告诉自己：“我会不假思索地把这事干掉。”尽管最后的结局也是预示了：“我完全相信，我可以把此事塞进一本书的封皮，从我的立场出发，把你写出来，写完了便一刀两断。”甚至当一切暴露之后知道，“我很快就要身败名裂。我们都会”，但是在这个计划里重塑了塞丽娜，重建了黑利自己，在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后，黑利在信中对塞丽娜说的那句话是：“我还爱你。不，不对。我更爱你了。”
“我还爱你”的语气中是一种勉为其难的状态，当这个状态被否定的时候，是“我更爱你了”——也许这才是黑利真实的声音，也是从这部小说、这个计划中收获的真正意义，所以黑利对塞丽娜的选择保留了两种可能，如果一切结束之后，塞丽娜说“不”，那么没有留副本的小说可以被付之一炬，那种所谓的爱也在小说文稿的焚毁中灰飞烟灭；但是如果塞丽娜回答是“好”，那么“我们的合作就开始了”，而这部小说在写完尾章之后就走向了它完满的结局，就像爱情本身一样。
两种选择，都抛给了塞丽娜，而此时此刻，塞丽娜变成了小说和爱情的读者，作者和读者，可能像写这本小说的过程中一样，在“我们俩都在告密”的状态中成为共谋，也可能在最后的选择中，读者毁灭文本从而毁灭了作者。但是第22章的结局早在第一章里就已经写好了，第一句：“我叫塞丽娜·弗鲁姆，约莫四十年前，我受英国军情五处派遣，履行一项秘密使命。我没能安然归来。干了十八个月之后，我被他们解雇，非但身败名裂，还毁了我的情人，尽管，毫无疑问，他对于自己的一败涂地也难辞咎。”四十年前的那个故事，在塞丽娜这个读者的第一人称叙事里变成了某种怀念：我不仅身败名裂，还失去了情人——正是这个开篇已经写好的结局，把所有的故事都放在了安全地带，就像黑利信中所说：“我还爱你。不，不对。我更爱你了。”
以爱情为最终结局，“甜牙”似乎是完满的，但是这个文本的文本的意义似乎并不是为了成全在身败名裂中的所谓爱情，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在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视野下如何产生了“差异？”而他们都有统一的身份标签：间谍，当“双重间谍”的身份在文本中成为“双重叙事”，是不是代表文本在“你欺骗我，我刺探你”中变成了“双重文本”——黑利是小说的作者，塞丽娜是接受爱情读本的读者，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可能：黑利自始至终只是一个读者，而塞丽娜才是这个文本背后的作者？
第一句开始的第一人称，第一人称展开的故事，似乎都在塞丽娜的叙述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塞丽娜就是作者。第一句的陈述其实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还毁了我的情人”传递出的爱情遗憾，另一部分则是四十年前的那个身份：接受了军情五出的派遣，履行一项秘密使命，最后是被解雇，乃至身败名裂。在这两个部分的叙述中，塞丽娜都是作者，而且它们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塞丽娜既是工作中的一名间谍，也是爱情中的间谍，既是叙述四十年前这个秘密使命的作者，也是回忆自己爱情走向毁灭的作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塞丽娜是以间谍身份在写作自己的文本，“我猜，无意中，我是在寻找某种东西，寻找属于我自己的文本，寻找一个能让我套进去的女主角，就像穿上一双最合意的旧鞋子。或者一件野蚕丝衬衫。”
寻找属于自己的文本，在这个意义上，塞丽娜是主动构建的作者，但是，为什么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套进去”的女主角？塞丽娜说，“我想成为的那个‘最好’的我，不是这个每天晚上着腰坐在从旧货店淘来的椅子上、捧着一本书脊开裂的平装本的小姑娘，而是一个生活放荡的年轻女子，拉开一辆跑车副驾驶座的车门，俯下身领受情人的热吻，然后一路疾驶，直奔乡间幽静之处。”“最好的我”是不是一个反叛式的自我？四十年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从塞丽娜生活的家庭来说，父亲和母亲都成为一种约束的力量，父亲是主教，对上帝的信仰温和低调，虽然对于她的生活没有横加干涉，但是教会的等级体系也渗透到家庭中；而母亲却是骨子里的女权主义者，微小却强韧——父亲和母亲，神权和女权，似乎都变成了过于强大的力量，塞丽娜的妹妹露西是个自由主义者，她的个人主义作风最后导致了“麻烦事”，不仅未婚先孕，而且被关进了监狱，所以母亲在那个夏天为露西的事情忙碌：“第一件是把露西从监狱里搭救出来，第二件是不让她的故事见诸报章，第三件是不让曼彻斯特——她在那里念医科二年——开除她，第四件是安排她堕胎，这倒没过多少痛苦的思想斗争。”
和露西不同，塞丽娜的反叛是低调的，甚至是隐藏的，做“最好的我”所渴望的那种生活本身就带着不羁的狂野的特性，但是她还是考入了剑桥大学，并且发现了自己天才般的数学能力，大学似乎成了逃避家庭束缚的避风港，一方面对自己的数学天分感觉“乏善可陈”，另一方面在第一学期就失去了童贞，之后虽然交了还算合意的男朋友，但是内心来说，她依然渴望成为“生活放荡的年轻女子”。而小说的阅读似乎让她第一次接近了这个“最好的我”，一目十行的阅读，带给塞丽娜的是两种文本，一种是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始的一类文本，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纳博科夫的《庶出的标志》、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成为她在阅读中发动的“四轮反共战役”——这一类文本的“反共”意识让她之后进入军情五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这也是对于自由和民主社会的一种实践；另一类书则是科莱特的书，塞丽娜迷上的文本里有过着放荡私生活的女人，而这些女人正像那个“最好的我”那样，“拉开一辆跑车副驾驶座的车门，俯下身领受情人的热吻，然后一路疾驶，直奔乡间幽静之处”。
两类书其实并非是彼此隔绝的，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其实提供了“最好的我”成为现实的机会，而女性的放荡不再是一种道德败坏，相反则是成全自我，甚至是构建自我，“我所目击的正是我自己的未来。”她喜欢人物爱得死去活来的小说，喜欢在结局时说“嫁给我”的小说，不喜欢缺少女性角色的小说，当然更不喜欢作者潜入自己的书页，“坚定地宣称人生就是一部小说”，在塞丽娜看来，小说和人生是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之间更有天然的契合，一方面作家“作假”，是因为出于某种付钱给他们的目的，而另一方面，作家应该利用真实的世界，“从而将自己的作品构建得煞有介事、栩栩如生。”
这便是塞丽娜“双重间谍”的小说观，但是当塞丽娜所阅读的书里没有出现“双重间谍”的影子，她便开始自己构筑这个“双重间谍”身份，在阅读的启发下沿着这两条看似分叉实则交织在一起的道路上前行。在朋友的那份名字奇特的杂志《？谁？》里认识了男朋友杰瑞米，又通过杰瑞米认识了坎宁，而已为人夫的坎宁又成为了塞丽娜的情人，喝酒、做爱、阅读，成为二十一岁的塞丽娜的青春记忆，看起来紧实，光滑，柔韧，却是脆弱的，而自己也无法成为“最好的我”，于是在一件衬衫引发的争吵中，塞丽娜失去了所谓的爱情，当爱情失去，她便去了军情五处求职，在爱情“间谍”的转向中走向了工作意义上的“间谍”：无论是为“国家效犬马之劳”，还是崭新的“震撼内务特工组”，对于塞丽娜来说，只是寻找自己文本的一次努力，而在那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的讲座中，塞丽娜又迷恋上了马克斯，他交给塞丽娜的是一个名为“甜牙”的计划：为一本“邂逅”的杂志，物色一名年轻作家，用他的文本支持“不再时髦的东西”：言论自由和民主。
黑利便进入了塞丽娜的视野，而其实对于黑利的了解，塞丽娜也是从作为一名读者开始的，“除了性，我所有的需求都在这几个小时里融为一体：我在读书，而且我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能满足我职业自豪感的目的，而且我很快就要见到作者了。”渴望见到作者，实际上是渴望把自己从读者变成主角，无论是黑利的短篇《这便是爱》，还是《来自萨默塞特平原》，或者是《可能通奸》，里面有混杂着性和爱的那种愉悦，有对于道德的维护和挑战，有对于自由的理解和质疑，“我是那种层次最低的读者；我只想要我自己的世界，还得把我自己嵌进去，然后巧夺天工、触手可及的形状，再交还到我手里。”
嵌进去，然后改变形状，再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塞丽娜就这样把自己当成了文本的“间谍”，第一次见面时黑利的那个大拇指的动作成为了一种暗示，而塞丽娜“跟‘羽毛’那个词儿的韵脚一样”的名字阐释也完成了一种命名，关于“自由国际”的合作项目其实反倒变成了一个借口，于是他们聊天，他们做爱，他们合作，他们书写。而在这个“双重间谍”的故事里，塞丽娜开启了自己成为“最好的我”的文本，黑利当然也在其中开始了生活式小说的构建。“我看不到出路。无路可走。然后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士就来敲我的门，要给我一大笔津贴，还不求回报。这事儿太好了，好得不像是真的。我很疑心。”黑利的这个疑问其实是一种肯定，但是即使“灵与肉的交会并没有进发出如释重负、欣喜若狂的火花”，即使塞丽娜在黑利躺下之后“发现他又软了”，即使一眼瞥见了“简直不存在”稀少的阴毛，但是一种快感释放了另一种快感，间谍身份使得那一种爱从虚构变成了现实，“我先是爱上了那些故事，然后爱上了这个男人。这是一场包办婚姻，是六楼那些大佬们一手安排的，现在为时已晚，我成了没法逃跑的新娘。”
谈论国内危机、中东、越南，是对于七十年代那种“倒退到了蛮荒时代”的现实的嘲讽，而当人生和爱情在敏感的故事里发生，或者就是在书写一部既反资本主义也反乌托邦的小说。塞丽娜爱上了黑利？或者是在让自己成为文本中人物的同时为作者书写创造了必然性，而正是这种必然性，使得黑利大胆地构筑自己的文本，这便是真正“双重间谍”的开始，正如黑利在最后的那封信中所说：
我的床上有个间谍，她的头靠在我的枕上，她的唇贴在我的耳边。她隐瞒了她真正的目的，而且，关键在于，她并不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我不会告诉她。所以我不会揭穿你，不会吵上最后一架然后分道扬镳，现在还不会。取而代之的，是沉默，谨慎，耐心的观察，以及写作。事件发展决定小说情节。人物都是现成的。我什么都不用虚构，只要记录。我要观察你如何工作。我自己也能当个间谍。
并非仅仅是黑利成为文本的作者，他实际上完全知道所谓的合作项目，知道情报机构的计划，也知道塞丽娜的真实身份，面对一个间谍，作为作者，是希望把她拉入到自己的文本里，安心成为女主角，“我得挣脱自己这副皮囊，钻到你的皮肤里去。我需被人诠释，我需要成为一个异装癖，把自己硬塞进你的裙子和高跟鞋，钻进你的衬裤，带上你那闪闪发亮的单肩包。背在我的上。然后开始说话，用你的口吻。”对于塞丽娜来说，她是把生活当成小说文本，用寻找的方式为自己设计一个角色，只有自己进入其中，才是那个女主角，才是“最好的我”，而黑利是把小说当成是生活的文本，把女主角拉进小说里——于是，双重间谍变成了双重视角，塞丽娜在文本中寻找自我，黑利在小说中重建自己。
但是，“这件可耻的事情已经迎来了日落时分，月亮和星星也会一并落下。”无论是作者读者化，还是读者作者化，在现实层面来说，尤其是在军情五处这个情报机构里，各种监视成为常态，每个人在成为间谍的同时也失去了其作为独立个人的身份，所以谎言必然存在，欺骗者必然存在，“我将遭受谴责，因为我在发给报业协会的声明中说了谎，因为我拿了不该拿的钱，因为我出卖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所以当关于间谍的文本完成，作者将不再存在，读者也不会存在，黑利在信中所说“我完全相信，我可以把此事塞进一本书的封皮，从我的立场出发，把你写出来，写完了便一刀两断”，也许是最后的结局。
读者和作者的互文，现实和小说的互文，在这个“双重间谍”的情报故事里，在这个“双重视角”的小说文本里，爱情仿佛也变成了一种游戏，无论是塞丽娜最后选择“不”还是“好”，都带着某种游戏特性，而一部“甜牙”从“棕色的纸和绳子扎起来的包裹”里脱离，从那封信里跳出来最后一章，或许另一个“间谍”在那里窃笑：他塑造了人物，他设计了游戏，他是最后的作者，他的名字写在制造了无数个副本的小说封面上：伊恩·麦克尤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