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1

编号:C55·2190511·1572
作者:【美】保罗·奥斯特 著
出版:九州出版社
版本:2018年11月第1版
定价:148.00元当当73.30元
ISBN:9787510872662
页数:840页

1947年3月3日,在新泽西州纽瓦克的一间产科病房,露丝和斯坦利仅有的孩子阿奇·艾萨克·弗格森出生了。从那时起,弗格森的生活展开了四条彼此独立的平行路径,四个男孩是同一个男孩,由同样的DNA造就,却沿着四种轨迹经历了四重的人生。四个弗格森在不同的城镇长大,有着不一样的知识激情、感情生活和社交圈,他们如影子般彼此映照,相互阐释,也走向不同的人生境遇。在美国社会激荡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下,弗格森们在各自的青春之路上奔袭,经历着伤痛、失去和蜕变……“你是否也曾想象自己另外四分之三的人生?”腰封上的这句话,表明“4321”是保罗·奥斯特编织四重人生的现代寓言,却也是一种人生的四种可能维度,“我们的世界顶多是一部分的世界,真正的世界包括那些本可能发生但未曾发生的一切。”


《4321》:从来都没有上帝,但诸神是有的

总有人跟弗格森讲,人生就像一本书,故事从第一页开始不断向推进,—一直讲到主人公在第二百零四页或者九百二十六页死掉为止,但现在,他为自己设想的未来起了变化,对时间的理解也起了变化。
——《3.4》

一本书,封面,“43”和“21”,排列在那里,横和纵像一个停顿,表达着说出来的语气,如果不打开,不涉及到深藏在故事里的页码,“4321”就只是一个书名,固定而不可更改。但是只要稍微做一下改变:掀开最表层的那张软面封面,世界一下子被分离:整本书的精装封面上根本没有4321的书名,而在横纵排列了数字的软面上,很容易发现字是被镂空的,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无论是对着光还是反着光,总会在穿透的瞬间变成一种剪影般的存在,看上去像是数字书名本身所发出的光。

被光穿过镂空的数字,围绕着的星星点点,一本书的设计似乎通向了许多的可能,像一种宇宙的存在,而八百三十五页的厚实文本更是将一种感官带向了浩渺的世界,可能还是不可能?4321是固定还是变异?或者说这个故事是真实还是虚构?“四重人生变奏,一个辉煌构想”,腰封里的这句注解似乎把这样一种猜想又带入了人为的阐释中。光线穿过数字,穿过细小的孔洞,但穿不过八百三十五页的文本,所以当故事从第一页开始,在不断推进的可能里,不可见的一页是存在的。

九百二十六页根本没有,在八百三十五页最后一句话“他娶的女人名叫乐乐”之后是一个句号,完整的句号,不拖泥带水的句号,没有后续的句号。一个句号就是将755千字的小说推向了最后,但是第八百三十五页的时候,主人公没有死,当然,空无的九百二十六页也没有死,甚至第二百零四页的时候,主人公也没有死,而且,对于弗格森来说,开始了人生的某个新阶段,“时光荏苒,弗格森转眼长到了十岁、十一岁,接着是十二岁,然后是十三岁和十四岁,在那五年发生的家庭大事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在弗格森十二岁半时,他母亲嫁给了一个叫吉尔伯特·施耐德曼的男人。”从十岁到十四岁,主人公都在一种延续的时间里长大,十二岁半时母亲嫁给了施耐德曼无疑对于弗格森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在二百零四页的故事里,既没有关系的取代,“继父从未表现出一丝一毫想要取代弗格森父亲的野心”,也没有生活的固化,“后来就搬到了第88号和89号之间的滨河大道,住进了一所大房子”,它是另一个全新的起点:“施耐德曼有很多故事讲,这同弗格森的父亲不一样”。

最后留下句号的是第八百三十五页,主人公还没有死掉,故事似乎还在推进,但已经是一片空白;第二百零四页是第“2.3”章节,母亲嫁给了施耐德曼,弗格森也没有死掉,故事还在不断地推进。这是弗格森十二岁半的故事,主人公会在什么时候以死掉的方式结束故事?人生的这本书会在哪里标注最后的句号?保罗·奥斯特无疑是制造了文本的迷局,在句号结束的页码里,在故意留空的章节中,在明确了页码却没有结束的故事里,死是不是人生唯一的结束标志?而其实,这个问题在第二百零四页中已经设置了一个进口,母亲为什么要嫁给施耐德曼?因为父亲死了,死在纽瓦克的那场大火中——在“1.3”章节里,那场因为父亲的兄弟卢借债而导致的火灾让弗格森的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机会逃出来”,然后由于吸人大量浓烟,处于半昏迷状态,最后在无法动弹中,“大火将他活活吞噬”。所以在第二百零四页所在的“2.3”章节里,“他父亲死了。突然间一切都变了。上帝骗了他。”

父亲死了,继父才成为可能,但是这种可能却早已经成为了必然,母亲露丝是在1943年遇到父亲的,而在1944年1月的时候,弗格森的父亲斯坦利在纽约中央公园边上像露丝求婚,那时的俄国,持续九百天的列宁格勒之围刚刚结束,那时的意大利,同盟国正被德军牵制在卡西诺山;那时的太平洋上,美军正准备对马歇尔群岛发起进攻——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1944年1月都将为人生带来重大的意义——斯坦利向露丝结婚之后,弗格森出生才会从可能走向必然。但是,关于母亲第二次结婚这事,充满了必然,似乎和父亲之死没有直接关系,因为露丝在遇到斯坦利之前,1941年她就已经认识弗格森的这位继父了,“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开始的标志原本是1943年,但现在,世界变得甚至比之前还要老。”而且,在露丝和斯坦利认识之前,她早就和一个名叫戴维·拉斯金的年轻人订婚了,这个未来要当医生、生于布鲁克林的男人,在露丝十七岁时闯入了她的生活,差点就结婚了,如果按照这样发展,她和斯坦利就不可能遇上——但是战争从她身边夺走了那份爱,1942年8月,拉斯金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参加基本训练期间,不幸死于一场诡异的爆炸。

1942之前认识了拉斯金并订了婚,1944年之前认识了施耐德曼,而在1944年1月向露丝求婚的斯坦利,似乎成为了一种偶然,就像他们各自的人生期望一样,其实都走在两条路上,怀揣着一百卢布从明斯克经华沙和柏林到达汉堡,最后乘坐“中国皇后号”船票来到纽约,这是弗格森祖父艾萨克·列兹尼科夫的移民经历,当他登陆美国大陆说了一句意第绪语“我忘了”,因为发音缘故而改名为“伊卡博德·弗格森”,弗格森家族在美国的生活充满了奇遇,命运之轮从弗格森祖父一家身上碾过,因仓库遭遇持枪抢劫而导致的凶杀让弗格森的外祖父死去,穷到食不果腹、万念俱灰的地步让整个家庭陷于困顿,被淹死在浴缸里的新生儿成为一种悲剧,所以对于弗格森的父亲来说,一生的宏图大志是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一个和洛克菲勒一样富得流油的人。”而同样是移民后代的露丝,一家人没有遭遇太多的波折,所以露丝想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世界,是纽约大街小巷中的熙攘和喧嚣,是为自己争口气闯出个名堂的感觉。而当两个人在1944年1月走向共同生活的世界,其实注定了两个人人生的分叉,在她做出决定而定下来的第十八条上写着:“是,她不爱斯坦利,但斯坦利爱她。或许这就足够两个人开始了,走出第一步。”

其实还有更为忧虑的另一句话:“接下来的事,谁敢说呢?”接下来便一定是打开像一本书的人生——属于弗格森的人生,从1944年的第一页开始,一直要到弗格森“死掉为止”。不敢说接下来的事,弗格森的人生之书就像被悬置在那里,就像斯坦利的婚姻,悬置在拉斯金和施耐德曼之间,他更像是一个填补露丝人生空白的一个机会主义者,所以在露丝“接下来的事,谁敢说呢”的疑惑中,人生充满了可能和不可能。如果回到弗格森人生的起点,斯坦利也是被悬置的:露丝不爱他,在怀孕期间斯坦利的精力在开店上,出生的弗格森以露丝叔叔的名字被命名为“阿奇”——即使在出生时斯坦利在场,但是对于弗格森来说,父亲是缺席的,甚至弗格森从小的想法便是:长大后和母亲结婚。“父亲是个老头子,所以不久之后就会死掉,他一死,弗格森就可以娶他母亲,而她丈夫的名字也将变成阿奇,不再是斯坦利。”

似乎变成了一种类似俄狄浦斯情结的悬置,父与子在这种“接下来的事,谁敢说呢?”的故事里变成了寓言,而寓言可能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弗格森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母亲经常对他说“差点儿失去他的事”,不是他去了哪儿了的那种失去,“而是说死掉了,无形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飞向天堂的那种失去。”弗格森发过高烧,弗格森在意外中差点送命,弗格森差点从高处跌落,世界充满了可能,弗格森无疑只是在众多死亡威胁中活下来的一种可能,可能而成为必然,这种活着的状态是多么脆弱?所以对于弗格森来说,生命就是悬置在那里的存在,他需要的是另一个自己活着,以这样的方式让活着成为必然,于是他希望露丝在给他生一个弟弟或妹妹,希望姨妈米尔德里德给他生个表弟,当母亲说自己太爱阿奇不会再生一个孩子了,当米尔德里德一家离开搬到了新城市,弗格森的这个计划落空了。因为现实中希望落空,所以他为自己假想了一个兄弟,还取名叫约翰,比他大四岁,比他更魁梧更强壮更聪明——一个想象的自己,一个具体化的自己,弗格森就是这样创造了另一种人生,“他已经明白了世界由两个领域组成,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而且他看不见的东西常常倒比他能看见的那些更真实。”

创造了另一个自己,是不是意味着真正的自己还是被悬置的?同样悬置在那里的,还有父亲斯坦利,于是在偶然的、想象的、缺席交叉的故事里,生活走向了“4321”被光线洞穿的厚实文本,在“2.3”章节母亲嫁给施耐德曼之前,父亲已经死于那场纽瓦克大火,尽管弗格森从小有一种取代父亲娶母亲为妻的想法,但是当父亲死后,弗格森依然感觉到世界不再真实,“里面的东西只是虚假地复制了世界本应该是的样子,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不应该发生。”弗格森从此生活在这种错觉的魔咒下,白天仿佛梦游,夜里又辗转难眠,而在这种梦游状态中,他开始不相信上帝,因为上帝没有带他进入到真实的可见的世界里,“事实上,上帝根本就不存在,而个被弗格森认为是上帝在说话的声音,只不过是他的声音在他心里和自己对话罢了。”但是之所以是梦游,之所以活在错觉中,弗格森也制造了父亲还活着的现实:那一年全家搬到了新居,那一年,父亲日益庞大的帝国又多了两家分店,那一年父亲几乎成了有钱人——“或许还不是个洛克菲勒,但却是城郊零售业的王者,著名的利润先知,用低价铲除了七个镇的竞争对手。”只是对于弗格森来说,十三岁时他对父亲的幻灭感与日俱增。

在父亲还活着的故事里,弗格森的成长似乎也按照自己的计划行进着,他甚至相信上帝,因为上帝能同时看到主路和小路,只有他知道弗格森的选择是对还是错,而且,弗格森遇到了一个阿提的男孩,别人都说他们两个很像,甚至认为是失散已久的兄弟,“刚生下来就被分开的双胞胎。”似乎童年时代创造另一个自己的愿望实现了,“弗格森发现自己有个奇怪的地方,那就是似乎存在着好几个不同的他,他不只是一个单独的人,而是由一堆互相抵触的自我组成的,每次和不同的人在一起,他自己也会有所不同。”弗德曼也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如果我有个亲兄弟的话,应该就是阿奇的样子。”但是弗德曼死于脑瘤,这无疑像是另一个自己的死亡,而弗格森将这种自我复制的可能又写进了自己的第一个故事《脚底的伴侣》里,“脚底的伴侣”,是Sole Mates,而这其实是个双关语,solo是脚底,也是唯一,mate则是伙伴,所以Sole Mates就变成了“灵魂伴侣”。

弗格森的“灵魂伴侣”死了,又在故事里轻易复活,这便是对于可能性的创造,而从此曾经被悬置的弗格森开始了对于另一个自己不断的创造。那个白石瓶子上画着的女孩,开启了弗格森的性意识,十二岁那年,他对女人产生了兴趣,于是在公园的长凳上他和安-玛丽·杜马丁拥抱在一起,“第一次亲吻了她。”而在那张床上,他和劳工节烧烤聚会第一次认识的艾米在床单里滚来滚去,“她也成了他的第一个”,在看关于肯尼迪被刺杀的新闻时,“他们第一次做了爱”;但是在另一种场合里,弗格森在格洛丽亚那里得到了第一个吻,“第一个来自异性的吻,一个真正的吻,不是妈妈、外婆和堂姐堂妹那种虚假的亲吻,而是热烈的吻,激情的吻,超越了简单的嘴唇触碰,可以直接送他飞入那片迄今未知的领地。”也第一次被抚摸了下体。

而那个艾米,在弗格森不断被创造的文本里出现,她和他有过第一次做爱,她是他母亲第二任丈夫的女儿,他们是堂姐弟又不是堂姐弟,弗格森感觉到了艾米对自己的爱,又感觉到她实际上不爱自己……无数中可能,似乎把弗格森带入到不一样的人生里:父亲被大火烧死了还是继续活着?继父是吉尔伯特·施耐德曼还是丹·施耐德曼,艾米是继父的女儿还是自己的堂姐?不同的命运,是开启了不同的可能,但也带入了更多的悬置状态中,甚至让自己慢慢缺席。而这只是一个铺垫,对于弗格森来说,不是在身边的他们走向了可能,而是自己活在不同的人生里。

十三岁那年,一场暴风雨袭来,弗格森奔跑在暴雨中大喊着:“雨已经下够了,老板!”——“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正在为自己能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能活在那天早晨他被赋予的那个世界中而欣喜若狂地尖叫着,甚至当一道闪电击中其中一棵树的树冠,弗格森也没在意,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于是,最后一根树枝掉了下来,砸在了他的头上,“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也不会再有了。”二十岁那年,弗格森已经出版了许多文集,这些文集像是他生下的孩子,但是在伦敦的那条路上,当他要去接受《电讯报》采访的时候,一辆绛紫色的英国福特从布兰德福德街的拐弯处飞驰而来,“当车撞到弗格森身上时,撞的力量非常大,直接把他抛到了天上。”十三岁是被雷电击中的树枝砸到,二十三岁是被汽车撞飞到了天上,似乎在每一种死亡中,弗格森都在和天上对话,而天上真的住着上帝?一个上帝早在弗格森的父亲被大火烧死之后覆灭了,而另一个知道主路和小路的上帝却还在,他就是弗格森自己,主路的生和小路的死,都被自己看见了,所以活在可能性的弗格森即使遭遇了不测死去,他也是在和上天对话,和作为上帝的自己说话。

生与死不同的可能之外,弗格森的人生中还有另外的主路和小路:那一次因为和弗兰茜争吵,车祸发生时拇指的两个指节和食指的上两个指节被挡风玻璃割掉了,由于断指被雪埋了起来,最后找到时已经失去了被植活的可能,“弗格森注定只能作为一个八指男人度过他的余生。”八个手指,他变成了残疾畸形人,不再是功能齐全的人类成员,在车祸之后,他看到的词语都变成了魔咒,泄气、抑郁、惊愕、灰心、沮丧、情绪低落、绝望、戒心重重、消沉、混沌、苦恼、疯狂、挫败……以D开头的这些词语,都变成了“死亡”的变体;但是当他只有八个手指的时候,他也失去了征兵的机会,也无缘上战场,本来,他会坚定地参加反战游行,直到最后一名士兵回家,“但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个,永远无法与他们并肩站在一起,因为他左手的大拇指没了。”十八岁的弗格森,和三十一岁的老师伊维·门罗超越了师生关系,当门罗说;“我想要个小孩。”就是想让弗格森成为一个父亲,即使是幽灵父亲也可以把他的身体赋予孩子,可以与她永远生活在一起,但是医生的检查结论是:没有生育能力,“弗氏家族后继无人了,他之后再不会有谁,从现在开始,直到时间终结,都不会再有。”但是弗格森写作了那些故事和小说,就是“他的婴孩”,就像母亲所说,即使你自己死了,它们却永远活着……

可能和不可能,看见和不看见,爱着或不爱着,死去或没有死去,人生充满了种种可能,每一个弗格森似乎都在讲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故事,而在三个甚至更多被想象出来的自己面前,却永远站着一个确定的自己,唯一的自己,而这个第四号自己便是作为作者的弗格森——人生是一本书,作者就是创造了这本书的人,“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道路,但他们仍然还是同一个人,三个想象出来的自己,然后顺便再把他自己扔进去”,所以在作者是确定的这个前提下,一切又回到了必然性之中,就像最后的弗格森活在最重要的四件事里,“写书,爱西莉亚,爱他的朋友,往返于布鲁克林学院。”而1969年也意味着“七个难题、八个炸弹、十四个拒绝、两个骨折、数字二百六十三和一个改变人生的笑话之年”的人唯一性。从身为上帝的造物主退回到作为唯一的作者,弗格森似乎又回到了起点,而这个起点便是从一开始悬置在那里的父亲,或者父子之间没有弥合的矛盾。

父亲死了或者活着,是悬置之后出现的可能性,但是父亲总之是赋予弗格森唯一生命的父亲,他也是上帝,是给了弗格森成为作者的造物主,所以回到起点,父与子的关系便在弗格森1965年读到的《奥德修纪》里成为一个线索,二十年前动身去特洛伊的时候,儿子还是婴儿,而当从漫长的征途中归来,父亲和儿子还可以坐在一起对话吗?“不是神。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是神?不,不是。/我是你那位缺席你的童年,让你因此受尽苦头的父亲。我就是他。”奥德修斯这样对儿子说,遗憾和抱歉,但一定是一种爱,对话的机会终于来了,这是所谓“回来”的真正意义,而弗格森对于父亲的疏远甚至反抗,直接导致了自我的繁殖,父亲死了,就是作为造物主的上帝死了,而每一个自己便成为上帝之后的神,“根本没有上帝,弗格森一直这么告诉自己。从来都没有上帝,以也不会有,但诸神是有的,世界各地有很多神。”神的启示是母亲的那句:“今天会很冷,阿奇。出门上学要记得围围巾。”是艾米的那句“你是我的唯一,阿奇,我的百万里挑一。”是弗格森出版著作要署名时说的:“我是阿奇。我一直都是阿奇,也永远会是阿奇。”

一个弗格森在暴风雨中被树枝砸中走向了十三岁的终点,一个弗格森在道路错失了方向中被辆车撞上了天结束了二十三岁的生日,一个弗格森在邻居躺在床上抽烟而导致的大火中丧生,但还有另一个弗格森,第四个弗格森,作为作者的弗格森——人生之书的造物主是成为作者的那个上帝,他让诸神复活,让奥德修斯归来,让父亲告诉他秘密。而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个弗格森并不是被弗格森创造的诸神,弗格森之后是真正的作者:保罗·奥斯特——“书名就这样有了:《4321》。”于是真正的上帝让光线穿过,让第九百二十六页成为空白,为了让一切的可能都看起来像真实的人生,他还让政治、新闻组成了不可复制的历史,肯尼迪被刺杀,约翰逊当上总统,尼克松引起争议,越南战争引发的反战示威……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物,具体的时间,弗格森于是变成了真实的现实人物:“假如弗格森一号逃过了那晚的一劫,他会在第二天早上醒来,和贾内利一起去阿提卡,在接下来的五天里,他会撰写有关那场监狱暴动的文章,大规模的接管,一千多名囚犯控制了监狱,导致其被迫关闭,抗议者将三十九名狱警劫为人质,希望以此迫使监狱满足他们的改革要求。”

历史是真实的,那些创造历史的人也是真实的,而在真实里,可能性也是真实的一种体现,因为它是生命的一种方式,生和死都是在演变中连接在一起,“上帝无处可寻,他对自己说,但生命随处可见,死亡随处可见,生者与死者被连在了一起。”

河童

编号:C41·2190511·1569
作者:【日】芥川龙之介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10月第1版
定价:30.00元当当14.80元
ISBN:9787532767106
页数:169页

《河童》假托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在河童国内,所有观念都在嘲讽着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它们了解人类胜过了解自己。一旦掌握了它们特有的语言,接受了它们的怪异思想,离开了这个乌托邦之后,便会立刻陷入对人类产生无比嫌恶的烦恼之中。故事主人公好不容易才返回人世间,但由于已经无法习惯人类的生活,被当成了疯子。作品通过精神病院23号患者的自述,讲述了一段与人类社会既相悖又相似的河童国里的见闻与经历,准确、生动地刻画出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社会真实而本质的一面。《河童》发表于1927年3月,作品发表4个月后芥川龙之介自杀身亡,该作品可谓芥川的遗世之作,更是他晚期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芥川的忌日7月24日也被称为“河童忌”。本书收录芥川的短篇小说共6篇。


《河童》:我们比人类还要不幸

“出去的路只有一条。”
“哪一条?”
“就是你来时的路!”

为什么要出去?为什么要返回?当出去的路依然是来时的路,仿佛变成了一种循环,但是当我从沿着那个绳梯从河童国回到人类社会的时候,我却不再以返身的方式变成一个正常人,而是在精神病院里成为一个病人,23号,是我的号码,也成为我的身份——没有名字,没有家人,甚至在院长S博士面前,我只是一个“他”:他紧抱双膝,他目视窗外,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讲起在河童国的故事。

我变成他,是一种对象化的处理,在精神病院里,在S博士面前,甚至在听说这个故事的听众面前,我就是一个被示众的角色。而这种被对象化、被示众的感觉也许是返回人类的一种悲剧,而当我在讲完这个故事后挥动拳头,向每一个人大吼:“滚出去!你这个恶棍!你不也是一个愚蠢至极、嫉妒心强、琐下流、厚颜无耻、自以为是、残酷自私的动物吗?滚出去!你这个恶棍!!”我却是在用一种暴力拒绝人类的规则,大吼而拒绝,在某种程度上为自己留下了另一个进口:我不习惯人类社会,我想回到河童世界,于是在白天之后的夜晚,那些河童国的医生、渔夫、哲学家都来看望我,于是,当听说河童国的法官朋友佩普失业之后发疯了,我还想去河童国的精神病院去探望……

我到底是从绳梯回来变成了人类,还是依然活在河童国里?精神病患者的身份无疑是人类对我的排斥,就像一种梦呓和幻觉一样,河童国或者也是我希望构建的一种乌托邦,但是在河童国也有精神病院也有病人,甚至也像河童自己所说“我们比人类还要不幸”的情况下,为什么我还要咒骂人类的自私残酷,还要渴望回到河童的朋友身边?河童比人类先进,河童却比人类不幸,似乎我的经历正以一种反向的方式让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倒退:不是越先进就越是文明,而是在先进的河童国里,我能看见更多的荒谬,知道更多的荒唐,揭露更多的荒诞,如此,精神病患者反而是一个清醒者。

进入河童国是我在三年前的一次经历,起初是个登山者,在一个人登山而行的时候,便在深山出遇见了来到人类世界的河童。这是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遭遇:我登攀高山,我进入森林,我离开城市,就是为了远离人类的文明,所以远离的目标越强烈,那个如乌托邦一样的河童国就越容易出现在我面前。第一次看见河童,我的感觉是“毛骨悚然”,他们是人类之外的存在,他们只被记录在古籍里,所以当那个河童在我身后出现的时候,我喊出的是:“畜生!”甚至想要扑上去抓住他。河童在逃跑,我在追逐,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保持着人类的某种优越感,而将河童视为一种不祥的动物。但是当我最终栽下那一片黑暗之中,进入到河童王国的时候,我又变成了河童国的成员——摆脱了人类的种种习惯和规则,即使我只是河童生活的一个旁观者。

河童世界在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展现出来,这里有医生有渔夫有哲学家有作曲家有资本家,这里有法律有习俗有文化有政党,这里有审查制度有法律判决有艺术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河童国是人类的一个投影,或者我对于河童的观察正是体现着对于人类秩序的批判,但是河童国不同于人类之处,就在于制造了一种相异的文化,甚至它是以比人类更先进的存在方式而映射着人类可能面对的方向,“河童对人类的了解,要远远超过我们人类对河童的了解。可能是因为,比起我们人类捕获到的河童来,河童捕获过的人要多得多。”人类被河童捕获,我只是其中之一,而河童在人类世界里却是寥寥无几,我在登山过程中碰到的第一和河童,后来那些来人类世界看望我的河童,他们其实并非是被人类捕获的,他们是闯入人类世界,从而反证出人类世界的落后。

河童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从外观上,河童更像某种蛙类,他们身高一米左右,他们体重二十到三十磅,他们的头上有椭圆的圆盘,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变得坚硬,他们的肤色会随着身体周围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像动物中的变色龙,是一种随机应变的体现,而这种生理属性也构成了河童的文化特征。和人类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语言,也有自己的法律,也会戴上眼镜,也随身携带香烟和钱包,但是当我进入河童国,作为观者,却发现了河童和人类的种种不同:在风俗方面,他们与人类的习俗南辕北辙,“河童对我们人类认真思考的事情感到可笑,而对我们人类感到可笑的事情却十分认真。”比如人类所谓的正义和人道,在他们看来就是滑稽的体现。

最极端的是河童的生育,当河童在母亲体内的时候,父母必须征得河童孩子的同意,父亲会打电话一样用嘴巴对着母亲的生殖器大喊:“你到底想不想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仔细想好后,再回答我。”而河童孩子可以选择不出声,有河童就拒绝出生,“我不想出生。首先,我爸爸可能传给我的精神病就十分可怕。而且我相信,河童的存在是罪恶的。”而且河童即使出生,如果违反河童的规则,也可能意味着死亡,一个出生26天的河童因为做了关于神有无的演讲,之后便死掉了。出生可以选择,但是生出来之后便无法选择,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专制?否定神的存在,在河童国看来,就是一种不健全的表现,所以他们招募义勇队,号召扑灭恶行遗传因子和不健全的男女河童结婚。所以河童的婚恋方式也甚为奇葩,河童都是雌性先看上雄性,然后不惜一切手段捉住对方成为夫妻,而成为夫妻组建家庭之后,家庭习俗也是荒谬之极,生活在一起的父子、夫妻、兄弟,都以折磨对方为唯一乐趣,家庭制度之荒谬可见一斑。

这种荒谬只是河童社会的一个侧面反映,雌河童为什么要追逐雄河童?唯一的解释是因为在官僚体制里雌河童较少,所以雌河童有着强烈的嫉妒心,他们以追逐雄河童并占有对方来满足自己在官僚中的生存体验,所以这是河童官僚主义的一种象征,所以在荒谬的制度中,诗人特库便在特立独行中成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渴望成为河童中的超人。而其实,河童的婚恋观起源于他们的宗教思想,他们对河童之外的力量身心不疑,这种神秘力量形成了宗教,在祭坛上有一棵“生命之树”,上面结着果实,金色的代表善之果,而绿色的代表恶之国,善与恶之选择,体现的是宗教对于生命的干涉,所以他们认为是神创造了雌河童,但是雌河童耐不住寂寞,神取出雌河童的脑髓,创造了雄河童,神便给他们送上祝福:“吃吧!交合吧!旺盛地生活吧!”于是他们在生命之树上就可以结出善之果。而库特的无政府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无信仰,“决定我们命运的,是信仰、境遇和偶然,特库先生的不幸,正在于他没有信仰。”

宗教意义之下的官僚主义驱逐着无政府主义,成为唯一的信仰。而在官僚主义的生活中,一样有粗暴的警察,一样有审查制度,一样有政党屠杀工人,一样有机器生产:作曲家科拉巴克演奏曲子,却被警察“禁止演奏”,而且粗暴执法;河童制造图书,就是将纸和油墨以及用驴的脑髓碾成的粉末倒入机器中,十五分钟后各种版本的图书便生产生出来了;机器生产也是简便,一个月可以生产七八百种新型机器,而且无需人力便能实现大量生产;所以工人会被大批解雇,而解雇的工人被杀掉后用他们的肉做食物;当工人反抗,以“河童利益”为标榜的库奥拉库斯用职工屠杀法来镇压;而河童国的法律也是奇特根据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不论任何一种犯罪行为,使之发生的事由消失之后,便不得惩罚该犯罪者。”否则,只要罪犯听到罪名就会死去……

荒谬、荒唐和荒诞,河童的法律、制度、政党、道德、理性,似乎都在我的面前被一一展示,而在这个同样粗暴的社会里,出现了一批反抗者,作曲家科拉巴克、哲学家马古,诗人特库,似乎都是异己者,他们在音乐、哲学、艺术和诗歌里寻找合理性,就像库特库所说:“艺术是不应该受到任何束缚的,纯粹的艺术就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存在。”而马古更是在他的《痴人之言》的著作中写出而来河童国的种种丑态:

白痴总是相信除了他自己之外,所有人都是白痴。
我们热爱大自然,其实和大自然不会憎恶我们、不会嫉妒我们不无关系。
最让我们自豪的,往往不过是我们所没有的东西而已。
任何人对于打破偶像,都不会持有异议,同时,任何人对于想要成为偶像,也都不会持有异议。
我们的特色,在于我们常常超越自己的意识。自大、情欲、多疑——三千年来,所有罪恶都源于三者。同时,恐怕所有的道德也是如此。
我们比人类还要不幸。因为人类没有进化到河童的程度。
我们的生活,根本无法摆脱这种循环论。——因此,也始终是不合理的。
如果以理性为始终的话,无疑,我们必须否定我们自身的存在。将理性奉为神明的伏尔泰在幸福中终结了他的人生,这正是人类不如河童进步的明证。

白痴论、偶像论、自我意识论、对虚伪道德和理性的批判,其实都是为了抵达一种个性解放,都是为了打破制度束缚,所以他们无疑是一批革命者,但是河童国里这些革命者并没有取得什么胜利,一声枪响,特库自杀了,他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别了,我将出发,走向那与俗世隔绝的山谷。”走向与世隔绝之地,是死亡存在的价值,但是河童国的灵魂协会却又可以与逝去的灵魂对话,他们问特库的是:“那会为自己的自杀而后悔吗?”特库的灵魂说:“并不后悔。如果我厌倦了冥界的生活,还可以拿出手枪‘自活’。”自杀而死,它同时预留了一条返回的“自活”之路,所以在相信灵魂的河童国,这种死亡的反抗意义却又被解构了,甚至当死后,那些所谓的诗歌评论家对他的评论是:凡庸诗人的一员。

反抗、自杀变得无意义,最后又被注解为“凡庸”之人,所以在河童国,逃离制度的反叛者并没有获得他们真正的合理性,和所有河童一样,他们生活在荒谬、荒唐和荒诞的世界里,“我们比人类还要不幸。”这一句话概括了比人类更先进文化存在的虚无感,一切走向的目标是:不幸,那么文明为何要进步?没有爱情,没有诗歌,没有艺术,河童,这个发音为Kappa的国度提供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虚构的境遇,当身为旁观者的我从那一条绳梯返回进入人类社会,我便成为了精神病患者,在23号的数字里被驱逐出正常生活——“因为看惯了河童的面孔,所以人类的面孔在我看来有如怪物般恐怖。”

河童只不过是另一个人类世界,而人类追逐的未来进步都在河童那里提供了样本,如此说来,进入和回来的同一性正是无法走出困境的永恒意义:它禁锢着自由的灵魂,它取消了个体的存在,它压制着独立意识。而芥川龙之介在《河童》之外,以虚构的方式看见的那些故事,一样在无法突围的束缚中走向荒谬:《掉头的故事》里,那个在街头剃头店里死去的河小二,似乎穿越了历史曾经活在日清战争里,战争中被伤害不仅仅是肉体,也是精神,“他并非仅仅因为肉体上的苦痛而呻吟,而是在为经受精神上的苦痛——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奔涌着的无数复杂的情感而呜咽、哭泣。”个体意义来说,他想像所有人道歉,也想宽恕每一个人,但是在战争结束后他却成为了无赖,最终在所谓的不修品行中被人打死在酒楼;《南京的基督》中的私窝子宋金花,被那个十字架上的基督所吸引,对于命运的某种救赎,她渴望基督拯救自己罪恶的肉体和灵魂,当她把那个男人当成了基督而投身于他的时候,全然不顾自己身上的恶性杨梅疮,最终,“基督”离她而去,她像心灵被治愈了一样,感觉到了自由,只是,一个睡在她身边的男人怎会是基督?只是,一种肉体的疾病如何能靠信仰治愈?“我到底是应该为她开启蒙昧,还是保持缄默,让她永远沉浸在西洋古老传说一般的梦境之中呢?……”知道真相的日本旅行家没有做出最后的选择,或者让她永远活在自我编织的谎言中也是一种存在的合理性意义;《湖南的扇子》中被砍头的土匪做成的人血饼干,据说可以除病消灾,迷信?迷妄的存在,“这只是因为有斩首这回事,在日本也有吃烧焦的人脑的呢。”肉体死了,灵魂当然也早就不存在了。

人类之生存已经够荒谬了,河童是另一个人类世界,走向前依然是一种复制的副本,所以芥川龙之介以一种阴郁和悲观的方式构建的河童国,映射的当然是现实的压抑,精神的迷失,看不见一点希望和光亮,所以即使行为意义上的等待,最后也如《窗》和《尾生之信》里一样,跌落到最后的虚空里,“我再也不会搭理她了,而只是眺望着薄暮中的街道,等候着不知何时会来到我家门前的远方的客人。像以往—样,寂寞地等待着。”

屠夫十字镇

编号:C55·2190511·1568
作者:【美】约翰·威廉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06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24.20元
ISBN:9787208137189
页数:372页

1873年,从哈佛辍学的年轻人安德鲁斯,受爱默生和梭罗等人的自然观念影响,带着寻找美好、希望和活力的冲动,来到屠夫十字镇,并跟随猎人米勒和剥皮人施耐德、随营干杂活的查理·霍格进入科罗拉多山区猎捕野牛。他们各自带着不同的目的和想法,踏上了这次前途未卜的旅程。他们经历重重困难,还丢掉了一个人的性命,才重回屠夫十字镇,但这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字镇屠夫》是约翰·威廉斯一生完成的四部小说之一。整部小说与西部牛仔、印第安人枪战完全无关,虽有引人入胜的猎捕野牛情节,却是对年轻人心灵与自我息息相关的梦想、信念、寻找、灵魂、觉醒等问题的严肃思考:“屠夫十字镇几乎一眼便可尽收眼底,六幢简易的木结构房屋被一条狭窄肮脏的街道分开。”


《屠夫十字镇》:放手让他纵身旷野

他把《圣经》拿出来给安德鲁斯看。是一种廉价版本的,破旧不堪,有几页已经撕掉了,好几页的书角染着深棕色的污渍。
——《第一部·5》

破旧的《圣经》,廉价的《圣经》,用受伤的手翻阅的《圣经》,甚至是染着野牛血迹的《圣经》,一本用以救赎灵魂的书,一本作为信仰标志的书,却带有太多罪恶的东西,当查理·霍格用手腕处还留着白色瘤子的手,打开这一本《圣经》,一定会回想起一九六二年的那一次严冬,“如果不是——,整个手臂都要截掉。”被冻伤的手,最终没有被截掉,最终还可以翻开《圣经》,也许在他看来,就是因为这本书拯救了他,堪萨斯城的远游牧师赠送给他的《圣经》成为了他超越伤痛的一种见证。

但是那溅上去的野牛血迹似乎成为了一种亵渎,不小心,却再也无法抹除——如果回到一九六二年,那次的严寒,那次的受伤,是不是也是对查理的一次惩罚?《圣经》一直在身边,却也成为另一种象征:它是救赎灵魂的信物,是信仰上帝的见证,但却带着血腥气,带着征服和屠杀的印记?是因为杀戮了才会被救赎?还是救赎本身就是对杀戮行为的讥讽?现在已经不是一九六二年,这里也不是堪萨斯城,当然,查理站立的地方也不是上帝在上的教堂——他在屠夫十字镇,就像这个美国西部的小镇一样,是信仰和罪恶的混杂:屠夫是拿起那把刀的人,它指向的是杀戮,是鲜血,是多年以后无法抹除的污渍;十字镇是西部正在开发建设的小镇,它指向的是上帝,是信仰,是像查理一样被救赎的生命。当屠夫和十字镇结合在一起,对立的世界就如查理拿给安德鲁斯看的这本《圣经》,一种悖论的存在,永远陷入矛盾的在场。

其实,屠夫十字镇的存在在另一个意义上具有双重意义:它是美国西部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因为偏远,因为僻静,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着一种原始的、自然的存在,而这也是安德鲁斯离开城市来到这里的原因。作为一个哈佛大学撒年级的学生,作为一个继承了叔叔遗产的年轻人,他完全可以在大城市生活和创业,但是他“他却感到出生和度过青春岁月的那所住宅在时间上似乎离他已经非常遥远了”。离开城市,来到屠夫十字镇,在这个“六幢简易的木结构房屋被一条狭窄肮脏的街道分开”的小镇,在这个夜晚只有奇形怪状小黑点的地方,安德鲁斯并非是想要创业,当小镇的兽皮商麦克唐纳问他是不是来到西部“自己开创一片天地”,安德鲁斯否认了,在他看来,他只是为了寻找自己,寻找在城市、学校和金钱之外的另一个自己,而屠夫十字镇的偏远和僻静无疑像是一种不被破坏的自然,而这便是安德鲁斯的“旷野情结”:“那是自由、美好、希望和活力,他觉得那些就潜藏在生活中一切熟悉的事物下面,而日常生活是压抑的、丑陋的、绝望的、懒散的。”

旷野代表着自由、美好、希望和活力,而城市生活,或者作为一个按部就班生活的人,无疑被日常生活的压抑、丑陋、绝望和懒散控制着,对立如此明显,所以一来到屠夫十字镇,安德鲁斯就感觉到彻底的解放,“站在光秃秃的土地上,他感到自己的大脑沐浴在清新的空气中,仿佛升入无尽的太空。”日常感觉到的卑微和局限在旷野中消失殆尽,所以离城市越来越远,就是一种“退回到了旷野”的生活,而这才是他生命中能找到的核心意义——对立和平衡,束缚而突围,这便是安德鲁斯来到这个小镇的原因。但是,这个小镇却并不永远保持原始和自然,当连接城市的铁路不断向这里延伸,当像麦克唐纳的兽皮商越来越多,当这里的土地变成发财梦的一部分,无疑是在解构着那个旷野情结。“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标界划出自己的土地权。你只要到州土地局,在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就坐着等好了。就是这样。”麦克唐纳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信心,这种信心就是一种占有,一种征服,甚至成为了城市扩张的一种投射:“差不多两个星期以来,铁路和马车载着他横跨了整个国家的东西部。”

所以在既是原始又是被扩张、既是自然又掺杂了太多征服欲的屠夫十字镇,是不是又会进入到杀戮和拯救并存的世界?当安德鲁斯记不起那些铁路沿线的城市名字,当他迷失于自己所走过的那条路,无疑他也成为这种投射的一个样本。“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动不动地被悬在某个地方,瞎了似的什么也看不见。”这里有像麦克唐纳一样充满征服欲望的商人,也有像弗朗辛一样靠肉体生活的妓女——当他听到弗朗辛说“这是为了爱,因为我喜欢你”,他或许也看见了一种从内心萌生的爱意,但是当看见许多男人来找弗朗辛,然后付完钱离开,他脑子里闪现的是复数的男人在弗朗辛身边,“他转过身,从她身边挣脱开来,内心的热情忽然熄灭。”当然,这里还有像米勒一样专门捕杀野牛的猎人,那次在山谷发现的三千头野牛,成为米勒炫耀的一种资本,而一谈起这些野牛,他的目光中除了像麦克唐纳一样的征服欲望,还有拿起刀实施屠杀的杀戮气息。

所以,未经历过这一切的安德鲁斯是被悬置的,当他悬置在不确定的地方,当他已经抛弃了城市的一切,如何又能找到自己?如何在“旷野情结”中发现自己?悬置而迷失,是需要一种承载物的,当那个在十多年前的山谷发现过三千多头野牛的米勒出现在他面前,似乎他又看到了那个生命核心的旷野,那个让人想到自由、美好、希望和活力的自然,“他意识到他和米勒一起安排的这场捕猎,不过是一种策略,是针对自己的一种谋略,是治疗固有的陋习的一种方法,并没有什么事情促使他来到他现在看到的景色这里和他将要去的地方,他来到这儿完全是不由自主。”野牛、山谷,对于安德鲁斯来说,的确更接近自然,接近原始的存在,所以他把米勒提出的捕猎看成是逃避悬置和迷失状态的一种“策略”,甚至看成是突围自己从城市带来的那种陋习的办法,所以他才会答应米勒一起进入山谷,一起去捕杀野牛。

安德鲁斯、米勒和为了剥牛皮专门雇来的弗雷德·施奈德,以及在一九六二年被冻伤过却带着那本溅着血迹污渍《圣经》的查理,一起在麦克唐纳雇来的猎杀队进入之前,前往那三千头野牛生活的山谷。这无疑是人类对自然的一次闯入,在这个已经呈现为对立的世界里,一切似乎变成了磨难,他们的身体开始疼痛,他们发现了野牛的尸体,他们经受了没有水的饥渴,种种的遭遇让安德鲁斯更加迷失,“他感觉自己就像这片大地,没有身份,没有形状。”而这只不过是前奏,当他们终于在第四十天看见群山,捕猎计划似乎走向了正规,而考验也在更大范围里铺陈开来。对于安德鲁斯来说,“旷野情结”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每一次看到希望都认为是发现了自由、美好、希望和活力的生命,那条小溪出现在眼前,饥渴已经化解,安德鲁斯重新回到了自然的状态,“既然已经走过这片土地,这里就变成了结交很久的老朋友似的——让他感到安全和舒适,知道自己可以重新回到这片土地,只要需要,随时都可以拥有这种安全和舒适。”一种意志的支撑,是他对于自我世界的执迷。

山谷里的确有成群的野牛,米勒用枪不断打死野牛,他又命令施奈德将野牛皮剥下来,“不管牛是冷还是热,是硬是松,你都得剥。它们膨胀了,你得剥;它们冻僵了,你还得剥。即便你要用撬棍把牛皮撬松了,你也要剥,快从这里滚开。你会让我失手的。”剥下皮才是一切,才是财富,才是胜利,而剥皮只为剥皮,当那些野牛在枪声里倒下,当开刃的刀深入尸体,除了牛皮,那些肉全部被废弃,“用手拉牛一条腿上的皮,但手滑脱了。他用刀子把皮和肉开了,再拉。牛皮连着大块牛肉一起被拉了下来。”安德鲁斯看到这一切,他其实开始动摇了,来到山谷,看见野牛,却是一种死亡的到来,却是一种屠杀,而米勒、施奈德是屠夫,自己何尝不是?

对于安德鲁斯来说,一种矛盾产生了,他曾经将捕杀看成是一种策略,一种逃离悬置状态的策略,所以会最后下定决心和米勒组建的捕猎队一起进入山谷,但是当看到他们大规模置生命于不顾,又让他感到恶心。“他终于明白,因为看到野牛先前还是高傲、尊贵、充满尊严的模样,突然间变成了僵硬的任人摆布的一堆死肉。”这一种矛盾心态又在对于弗朗辛的态度中得到体现,他在旷野之中思念弗朗辛,但是思念的或许只是激发他欲望的肉体,当肉体变成男人享受和围观的对象,一切又变得恶心,“那天当他看到弗朗辛赤身裸体站在自己面前晃晃悠悠,好像是自己让她停在那儿的时候,胸口一阵恶心,同时他感到自己热血奔涌,因而又十分厌恶。”

让人恶心的野牛肉,让人恶心的弗朗辛,来自原始的山谷,来自偏僻的屠夫十字镇,对于安德鲁斯来说,所谓的旷野带给他更多是掺杂着自由和征服、美好和丑陋、希望和绝望、活力和死寂的存在,而这也是“屠夫十字镇”这个命名的矛盾性甚至悖谬性的体现。如果说起先的“闯入”是人对于自然世界的征服,而接下来便是自然对于人类的某种报复。在山谷待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已经拥有了十堆捆好的牛皮,可以运走的运走,不能运走的则等到明天春天再进来运,当米勒做出这个计划,意味着这种猎杀会持续进行——但是却下雪了。雪几乎是一瞬间到来,一下子覆盖了山谷,当出山的路被封住,大自然开始显示出超出预想的威力,在风雪的呼啸声中,只能听到查理不断重复的话:“上帝帮助我。耶稣帮助我。上帝帮助我。”上帝也许真的没有来,他们为了抵御大雪和严寒,用牛皮做成了遮棚,然后把自己当僵尸一样裹起来。

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冷寂无声的世界里,在他们屠杀野牛的现场,只有霍格拿着那本破烂、廉价、沾着污渍的《圣经》,寻找一种心灵的慰藉——他们是屠夫,却手拿着十字架,而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赎罪,而是为了让自己能活下来。上帝没有帮助他们,相反,上帝似乎还在惩罚他们,就像这本《圣经》,它沾着过去野牛死去的血迹,也沾着现在杀戮的鲜血。而终于等到春天到来冰雪融化,捕猎队撤离山谷,当他们带着那些牛皮离开的时候,新的困难又接踵而至。山谷在背后,已经成为一种屠杀之后死寂的存在,“安德鲁斯无法相信这就是那个曾经让一千头垂死的野牛在里面挣扎狂怒的山谷,他无法相信这片草地曾经遍地血迹,他无法相信这块地方曾经被暴风雪肆虐,他无法相信几个星期前这块地方曾经被令人目眩的冰雪覆盖,一片荒凉、毫无生机。”而当他们撤离之后,马匹被惊,渡河时遭遇侧翻,而施奈德被撞上,然后鲜血从他头上留了下来,最后在没有挣扎的情况下“直挺挺地缓慢翻进水里”,岸边只留下他那顶帽子。

一种死亡降临,当鲜血从施奈德脸上留下,他何尝不是成为了被大自然屠杀的人,曾经他手拿尖刀,曾经他剥下牛皮,他的手上沾上的是野牛的血,而现在自己身上的血流了下来,被屠杀的屠杀者,死亡的被死亡者,施奈德的悲剧制造者不是蛮横跋扈的米勒,不是充满欲望的捕猎队,而是人类自己。而当他们再次回到屠夫十字镇,已经找不到当初的那些人,已经没有牛皮收购生意,“整个牛皮市场都垮了。牛皮生意完了,永远完了。”铁路还在修建,只是所谓的牛皮生意已经被另一形式的生意所取代,“那些猎人正在把牛肉卖给铁路公司——他们把牛皮扔在剥皮的地方,让它在阳光下腐烂。想想你杀死的那些牛。或许你扔给苍蝇和森林狼的牛肉倒能卖上五美分。”而弗朗辛还在,只是在安德鲁斯“解开衬衫纽扣”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能听到“我爱你”的表白,也不再有山谷深处带着厌恶感的想念,只有一只手的行动,只有一具肉体的交媾;而米勒在绝望之中燃起的那把火,将辛苦运出来的牛皮付之一炬;施奈德,再也没有拿着那本《圣经》,只留下那双空洞的眼神,“他的恐惧不是由于因为自己意识到查理·霍格眼神所流露出的茫然空洞正是他们每个人——米勒、查理·霍格、施奈德和他自己——他们每个人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的。”

旷野在哪里?生命在哪里?这似乎是对于安德鲁斯想成为自己的一个最严酷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在引文里已经写好了,爱默生说:“每个生命都会显示满足的迹象,躺在地上的牛群似乎也有着伟大沉静的思想。……在这里我们发现大自然就是让其他环境显得微不足道的环境,它像上帝一样评判所有来到她跟前的人。”大自然本身是生命的象征,它以映照的方式评判从它面前经过的人,无论是兽皮商还是捕猎队,他们从自然中获取利益,在自然中制造杀戮,大自然让这一切人类的欲望显得微不足道。而安德鲁斯远离城市寻找自然,是他摆脱日常生活的一种突围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接近自由,接近生命的本质,但是当他跟着捕猎队在山谷中猎杀野牛,无疑也是“屠夫”之一,但是他在参与中也像大自然本身一样,评判着那些来到她跟前的人。这是第一层含义,而引用赫尔曼·梅尔维尔的那句话是:“是的,诗人将病残的灵魂放归青翠的牧场,就像瘸腿的马匹掉蹄铁,被放回草地以重新长出马蹄。就像草药医生行医样,诗人也用这种方法像医治肺病那样医治心病,大自然就像一剂神药。然而是谁冻死了我的驾车人?又是谁把野孩子彼得变成了傻子。”大自然是药剂,它的意义是医治病残者,而在医治的意义上,生命或许更能在痛苦和挣扎的经历中体现生命的厚重,所以回到屠夫十字镇之后,面对那些眼神空洞的人,安德鲁斯并没有陷入一种绝望,和先前被悬置的状态不同,他以成长的方式拒绝回家,在他看来,他需要继续前行,需要继续磨难,需要继续在“屠夫十字镇”的矛盾中突围而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成长的方式,寻找自我的价值。

和这个正在通铁路的时代一样,和这个正在建设的国家一样,安德鲁斯的启示意义是:旷野一定存在,“他现在才刚刚了解这个环境,并且放手让他纵身旷野,因为他自以为只有在旷野中他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因为自由、美好、希望和活力一直存在,因为大自然的救治、屠杀后的救赎一直存在,存在而不后退,是唯一的方向,“他从容地纵马向前,感觉身后太阳冉冉升起,使得空气也坚硬起来。”

辫子

编号:C38·2190421·1566
作者:【法】莱蒂西娅·科隆巴尼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22.30元
ISBN:9787020142668
页数:256页

三个女人,三种生活,三个大洲,同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印度,斯密塔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贱民”,为让女儿逃离残酷而荒谬的传统,她把女儿送进学校,最后,斯密塔决定带着孩子远走他乡。意大利西西里,朱丽娅在父亲的假发厂工作,父亲因车祸陷入昏迷之际,她在恋人的帮助下决定利用网络从印度市场收购头发,拯救工厂和家人。加拿大,萨拉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律师,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投入了全部精力,她即将登上事务所最高位,却发现自己患了乳腺癌,倾注了无数心血的事务所在得知她的病情后,以让她好好休息为借口,把她隔离起来,萨拉一度消沉,之后决定积极面对困境。最终,印度女人的辫子,经西西里女孩加工成假发,戴在了加拿大女人的头上。她们原本素昧平生,却被这条辫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辫子》:她就是人格化的肿瘤

我享受这孤独的时光,双手在舞蹈的时光。
这是一场怪诞的指尖芭蕾。
我们谱写着一个有关编织和辫子的故事。
这是我的故事。

然而它并不属于我。

三根尼龙绳紧绷,一只手抓住线头,然后将它们扎在一起,“接着,重新开始/反复千次”。这是“双手的舞蹈时光”,这是莱蒂西娅·科隆巴尼享受的孤独时光,但是,这反复千次的编织为何是“一场怪诞的指尖芭蕾”?为何“这是我的故事”,然而它“并不属于我”?怪诞却“不属于我”,莱蒂西娅·科隆巴尼像是游离在故事之外,一个编织的作者,把三个故事变成“三股头发交叉编成的集合体”的时候,是不是莱蒂西娅·科隆巴尼自己在这个集合体之外?

女性作者,女性主角,这是一个关于女人命运的小说,当那些头发从印度巴德拉普尔、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加拿大蒙特利尔汇合在一起的时候,女人的命运是不是真的被改变了?当莱蒂西娅·科隆巴尼在题辞中说这是“怪诞”的故事,说这不属于自己的时候,她为之建立的体系其实是脆弱的,虽然她是献给“所有勇敢的女性”,虽然他引用《第二性》的作者波伏娃的话“只有女人与轻浮女人正好相反”,但很明显,她笔下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命运的女人真的不算勇敢,当然,也没有抵达真正的自由。

要勇敢并且自由,就是女人对于命运要进行反抗,这是基本的逻辑线,反抗什么?当然是那个男人主宰的社会。《斯密塔》的故事里,站在印度女人斯密塔前面有一个男人,他就是丈夫纳加拉简,“她属于他,是他的所有物,他的奴隶,就应该对他唯命是从。”女人是男人的一个奴隶,男人对女人发号施令,所以这种男女对应的二元关系是存在的。但是丈夫纳加拉简和斯密塔同属于“达利特”阶层,这个阶层在印度就是“不可接触者”,是“处于种姓之外,制度之外,一切之外”的存在,甚至纳加拉简和斯密塔的命运相差无几:“他是个捕鼠者,和他的父亲一样。他在贾特人的田里干活。”用田里捕来的老鼠维持生计,这便是一家人的生存下去的保证,在这种命运里,他们其实是同病相怜的,而且,在 斯密塔决定带着女儿离开这里寻找一种未来的时候,斯密塔的内心也有过挣扎:“斯密塔突然感到心里一酸。她是爱过这个男人的,也习惯了他那令人安心的陪伴。可是,她恨他的懦弱和用来掩饰他们的生活的宿命论。她多想和他一起走啊。然而,从他放弃斗争的那一刻,她不再爱他了。”

爱过这个男人,现在不爱他了,因为他没有像斯密塔一样选择离开,在这个意义上,单纯将斯密塔的反抗指向纳加拉简显然是粗暴的。而其实,对于身为“不可接触者”,最大的命运压迫来自于其他的阶层。斯密塔决定带着女儿离开的过程中,出现了几个不同的女人,一个是决定离开村子去城里读书的女人,当比达利特更高一层的贾特人知道她要离开之后,就在她穿过田野逃跑时逮住了她,他们将她拖到一片无人的荒地,八个人把她轮奸了整整两天;另一个是斯密塔在车上遇到的一个寡妇拉克什玛,丈夫在几个月前因为流感而去世,她的婆家便抛弃了她,因为在他们看来,拉克什玛是一个“没能挽留住死去丈夫灵魂的罪人”。

身体上和精神上备受折磨,这是印度下层女人所受到的痛苦,而这两个女人之所以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并非是男人所为,而是他们面前强大的阶级观,就像斯密塔和纳加拉简永远是达利特,女儿也无法改变命运成为贾特人,他们的一生都是“不可接触者”,都要在掏粪和捕鼠中度过,都会受到他人的贬低甚至侮辱。“你是一个达利特,一个清扫工,你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这么活着。”所以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男人,而是特权。特权撕破了拉丽塔身上的纱丽,特权让她一个人打扫教室,特权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特权也强奸了女人,惩罚了寡妇。

对于西西里的朱丽娅来说,男女之间的二元关系也被解构了,她二十岁就在父亲的兰弗雷迪公司里做头发,在她的生命中父亲反而是让她学会了独立,当父亲在收头发的时候出事,整个公司似乎陷入了困境,走向了破产的边缘。在朱丽娅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男人,他是母亲口中可以结婚的男人:吉诺·巴塔格里奧拉这些年一直爱着朱丽娅,做梦都想娶她。但是这个男人并没有成为朱丽娅命运的压制者,他的确有钱,但是朱丽娅却反对这门亲事,是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另一个男人却是她爱情的拯救者,这个来自克什米尔的男人卡玛是个难民,他是朱丽娅在游行中认识的,之后两个人产生了感情,朱丽娅抛弃了门当户对的婚姻,转而投向了这场来自不同民族、阶层两个人的爱情,卡玛甚至在爱情中,帮助她走出困境:用印度人敬献给神明的头发做假发卖掉。

实际上,压在朱丽娅命运之上的巨石不是男人,而是一种传统观念,“意大利人只能要意大利头发”,这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兰弗雷迪家一直以来都在西西里进货,收集头发是这里一项古老的传统。”所以在这个命运中,“谁也不可能动摇传统而不受惩罚。”而从朱丽娅面临的困境又可折射出西西里岛的人的观念之可怕,无法收集到头发是因为“饱受现代生活折磨的西西里人不再保留他们的头发了”,不仅仅是头发,只要是用久了的东西就会扔掉,再去买新的。

特权的等级的存在,使得斯密塔一家都处在穷苦和丧失尊严的命运中,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又使得朱丽娅的头发产业陷入困境,而在《萨拉》的故事中,作为律师事务所的一员,萨拉的确活在“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的事务所里,就像她在十年前第一次踏入大厅面试的时候一样,“她面对着八个男人,包括事务所的创始人、管理合伙人约翰逊本人。”正因为要在众多男人面前出人头地,甚至要成为下一届管理的合伙人,萨拉牺牲了太多——“为了工作,她经常熬夜,还搭进去两段婚姻。”最后的结果是因为疲劳身患癌症,而为了不影响工作,不影响地位,她甚至只能一个人承受。

三个女人都面临着困境,对于他们来说,需要反抗,需要唤醒自我意识,但是由于是一种普遍化的社会现象,当女人反抗而改变的时候,其实在部分体现了勇敢精神之外,并没有抵达自由,甚至她们的行为只是一种妥协。斯密塔无法忍受“不可接触者”的命运,在她内心来说,一直有一股弱小的力量,就像她妈妈传给她的那只用灯芯草编织的篮子,是命运的写照,“这个篮子是她的劫难。一个诅咒。一种惩罚。就像妈妈说的,她前世一定造了什么孽,需要今世来偿还。”所以斯密塔的反抗从一开始就是自发的,她觉得要改变一切,必须让女儿接受教育。但是当女儿在学校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她想到了离开,但是离开是为了什么?

“她向毗湿奴发愿,要是她们能成功逃脱,要是婆罗门的妻子什么都没发现,要是贾特人没能抓住她们,要是她们能平安到达瓦拉纳西,坐上火车,最终活着到达南部,那么她们就会到蒂鲁帕蒂神庙去为他朝觐。”向毗湿奴发愿,奔向蒂鲁帕蒂神庙,这是斯密塔祈求命运改变的做法,实际上在宗教意义上希望结束这一切,并不是自由的表现,更不是自我意识,她只不过是改变了在自己头上的命运形式,但她爬上蒂鲁马拉山,当向卡特斯瓦拉神献祭,当终身不剪的头发变成了敬献的财物,只不过对斯密塔的内心来说,是一种安慰:“这是一个流传千年的传统:献出头发意味着弃绝自我,将自己最谦卑和原始的样子展现在神明面前。”

真的弃绝了自我?斯密塔会向何处去?她还是达利特,在她上面还有贾特人,还有婆罗门,甚至还有把她当奴隶的丈夫纳加拉简——她一定会带着女儿从蒂鲁马拉山下来,而在命运丝毫不曾改变的情况下,失去了头发的母女甚至会陷入更深的命运深渊中——仅仅是改变了头发的属性,难道就能改变自己的阶级属性,改变被压迫的命运?而对于朱丽娅来说,当她在卡玛的帮助下重新开始了头发产业,看起来是女性的一次解放,而她的所有举动依然是和男人有关,父亲在病床上似乎给了她孤立,男友给了她爱的力量,这样一种自食其力的方式改变了西西里人的某些传统,而当他们把斯密塔敬献给神的头发变成了商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亵渎行为:斯密塔弃绝自我,是在神性保护的自我安慰下进行的,如果她知道自己和女儿的头发变成了意大利某一个工厂的商品,怎么能心安?

头发具有的宗教属性变成了商品属性,不仅没有在信仰意义上赋予女性独立地位,而且弱化甚至取消了其中的命运抗争因素,而最后戴上这个假头套的是萨拉,更变成了一种掩饰,而考察萨拉的命运起伏,她最大的问题是把自己也当成了这个大男子主义社会的一份子:她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身份被放在了边缘地带,取而代之的是高管、职业女性、IT女孩、神奇女侠,这些标签与其说是是和男性社会抗争,不如说是融入;她的车位上写着“约翰逊&洛克伍德律师事务所,萨拉·柯恩”,她感到骄傲,“这不仅仅是一块标示着她的车位的名牌,更是一个头衔,一种等级,她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她不喜欢别人称呼她“女士”,而要称呼为“律师”,是因为在这个称呼里她才感到自己是和其他男人同起同坐的。

正是因为她在乎这些命运、等级和地位,所以她付出了所有的时间,最后积劳成疾,而当癌症侵袭她的身体时,她身上的那些女性特征又慢慢消失了,这实在是一种讽刺:一只乳房被割除,头发掉光——而她本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遭受了身体的摧残,因为她想用谎言维持这样对外的身份,而揭露这个谎言的却是另一个女人伊奈斯,“库斯特的手上连一滴血都不会沾,完美的犯罪。就像下棋,一棋子倒下,后面的所有棋子都可以前进一步。而这个棋子就是萨拉。”萨拉的这种心理活动有着太多的嫉妒,甚至变成了一种病态。

而最后她对命运的反抗,无非也只要一种结果:回到曾经属于自己的位置。虽然她戴上那个头套,是为了让自己成为自己,只有告别过去,告别曾经撒谎的自己,才能找到真实的生活,“一个尽管被生活粗暴对待却敢于带着伤疤、缺陷和伤口,坚强地活着的女人。”她所有的努力是为了变得坚强,而坚强的意义就是不让社会看不起她——在她面前永远有一个规则,而这个规则也永远属于“大男子主义”,看起来是独立的自我,是真实的自我,当那个遭遇沦为商品的头套从印度的圣山到西西里的工厂,再到她的头上,女人和头套一样,变成了商品社会生存的牺牲品。

“她想,为了使她痊愈,整个世界同心协力地在努力。”三个女人的头发被编织在了一起,“凡救一个人,即救全世界。”萨拉想要向整个世界致敬,但是在活着看起来新生的轮回中,无论是弃绝自我找到了信仰的斯密塔,还是重新开创了属于自己事业的朱丽娅,在“然而它并不属于我”的故事中,命运依旧张开了大口,她,她和她,不能挣脱的不是女人自身的命运,是弱小的个体无法改变整个社会规则的茫然,就像萨拉,“她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萨拉成了癌症本身。她就是人格化的肿瘤。”在对本质意义的社会不做彻底的改变,她们或许永远是“人格化肿瘤”里的一部分,抗争着,却又牺牲着。

被涂污的鸟

编号:C55·2190421·1565
作者:【美】耶日·科辛斯基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定价:56.00元当当26.00元
ISBN:9787208155657
页数:336页

“他用记忆的艺术再现了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2014年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文学奖委员会这样描述他的作品。《星形广场》出版于1968年,是莫迪亚诺的处女作,获当年的罗热-尼米埃奖和费内翁奖。小说通过叙述者拉斐尔·什勒米洛维奇的谵妄幻觉展开,这位主人公变换千百种怪诞离奇而又互相矛盾的犹太身份,却将痛苦的悲剧隐藏于诙谐之下,于是我们看到诸多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鱼贯而行:莫里斯·萨克斯与奥托·阿贝茨,列维-旺多姆与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医生,马塞尔·普鲁斯特与法国盖世太保,德雷福斯上尉,弗洛伊德,希特勒及其情人爱娃……有如旋转木马一般在时空中疯狂地转动,而当我们合上书,星形广场就镌刻在“痛苦之都”的中心位置。


《被涂污的鸟》:这些声音因有意义而沉重

我大声地不停地说话,先是像农民们那样,然后又像城里人,尽我的最大能耐越说越快,因那些声音而欣喜若狂——这些声音因有意义而沉重,像带水的雪因有水而沉重一样——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证实我又能说话了,证实我的嗓音不想从向阳台敞开的门洞离我而去。
——《20》

大声地说话,越来越快地说话,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能说话,即是说给自己听,说话也变成了存在的唯一证明,从医院到教会,从乡村到城市,从没有父母的生活到被父母领走,所有经历的重要性都比不上“说话”——说话是言语的开始,当它作为一种开端被标注的时候,就意味着人的诞生,那一刻,说话者不再是一个经历了苦痛、见证了暴行的孩子,而是如上帝一样命名了一个人。

最后一章,是结局,但是当说话开始,终点便是新的起点,它确认了人的诞生,在一个孩子身上言说。但是,当声音像带水的雪一样因沉重而富有意义,当嗓音“不想从向阳台敞开的门洞离我而去”,我是被一种巨大的欲望裹挟着,甚至说,一个会说话的孩子是沉浸在自我言语的封闭世界里,一个人的言语,一个人的狂欢,一个人的起点,是不是最后反而变成了一种囚禁?耶日·科辛斯基一定是反对囚禁的,因为囚禁的反面是求生,“求生的冲动是与生俱来而不可遏止的。连个孩子都囚禁不了,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想象和孩子一样冲破藩篱冲破束缚,到达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由世界,在这篇《序》里,科辛斯基表达了自己的渴望,但是正如这篇原文的标题一样,1976年增加的此文就叫《后来》,在1965年缺失了序言之后,他终于用文本开始说话,像小说里最后的自己,“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证实我又能说话了”。

“后来”开始说话,是因为必须证实自己又能说话,此前因为沉默,因为确实,是因为读者误读了文本,甚而误读甚至故意歪曲了厉害,无论是听到那些“资源流亡者”认为关于集中营和毒气室的报道是记者添油加醋的结果,还是在小说出版之后西方文坛的评论“含有不安的底色”,无论是自己祖国的那些人对小说的肆意攻击,还是自己陷入到一种言语的围攻和行动的限制中,科辛斯基都无法沉默,“我希望弱小的个人与强悍的社会之间的对抗,孩子与战争之间的对抗,能够展现那种彻底反人类的状况。”但是当他从社会科学转向小说,当他用想象创造出一个真实的时代,他是想让自己不成为那一只“被涂污的鸟”,“尽管离群索居和默默无闻是我儿时的日常状态,但我却感到某种力量驱使我,要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进入的小说世界。”

农民们逮住一只鸟,把它的颜色涂成彩色,然后放了它,当这一只鸟返回鸟群,换来的不是同类的羡慕和尊重,而是攻击和撕扯,最后鸟群将它活活杀死。这是赤裸裸的暴力,罪魁祸首当然是那些取乐的农民,但是当被涂污的鸟成为一种异类,他的命运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被孤立的死亡。科辛斯基的小说中的“我”当然不是自己选择成为那只被涂污的鸟,它是暴力的牺牲品,科辛斯基用小说谴责暴力,当然需要每个人都能进入小说的世界,只有这种进入的状态,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种暴力,这种残酷,这种反人类的行为,开放而让人进入,却又面临着了这样的无奈:“这本小说有如那只鸟,非得把它从鸟群中驱逐不可;他们逮住了那只鸟,给它的羽毛涂了颜料,然后把它放了出去,我只能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它遭受劫难。”

用小说写出了“被涂污的鸟”,却使小说也变成了“被涂污的鸟”,这是不是变成了囚禁自己的一个牢笼?科辛斯基希望让每个人都进入小说世界,却只是一个人在那里说话,而且本不想让声音从自我世界里逃逸;科辛斯基不想像父亲一样保护自己的隐私,却用自己的想象囚禁了写作的自由,毋宁说,科辛斯基在用一种强烈证明自己写作合理性的方式来开放想象,而开放想象却让自己成为被涂污的鸟——不是在历史暴行层面失去了公正,而是一种写作手法上,因为带了太多情感的因素,反而使得小说成为了一种被过分想象劫持的虚构之物。

“连个孩子都囚禁不了,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想象不可囚禁,孩子不可囚禁,是针对那些被歪曲的历史、那些误解的读者而言,但是当返回内部,自己用文本囚禁孩子囚禁想象,如何能变成一只不被涂污的鸟?在第七章之前,那个希望让所有人进入的小说世界,与其说和历史有关,不如说和神话有关。一个找不到父母的孩子,当然失去了所有被现实定义和支撑的元素,只是一个“我”:没有父母,没有名字,没有出生,他是被抛到这个世界的人,是一个非人类生存的传说,而不管是他遇到的人,听到的话,经历的事,也都在一种神话学的想象中展开:住在小屋里等待父母来找自己,我第一个认识的人是玛尔塔,她把自己的乱发叫做“妖法”,认为里面居住着邪恶的精怪,她把蛇蜕皮看成是一种“变形”,并告诉我说:“人类的灵魂也以相似的方式抛弃肉体,然后飞到上帝的脚边。”一种原始意义的上帝出现在我的认知里:“在人的灵魂经过了长途跋涉之后,上帝用温暖的双手把它捧起,吹一口气使它复活,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天使,或者把它打入地狱,到火中受永恒的磨难。”

村子里的奥尔加给我讲的也是上帝和魔鬼,当她把我成为“黑人”的时候,认为有一个邪魔依附在我身上,所以让我吞下她配制的涂有大蒜汁的木炭,在瘟疫流行的时候,让我除了头之外的整个身体都埋在泥土里;磨坊主因为怀疑老婆卖弄风情并和一个年轻农夫调情,于是把他们看成是魔鬼,他脱掉老婆的衣服毒打,还用餐匙将农夫的眼睛剜了下来,就像妇女们刮土豆的那个腐坏的霉点一样,“那只眼珠像从被打破的蛋壳中冒出的蛋黄一样,从他眼眶一鼓而出,顺着磨坊主的手落到了地板上。”“傻娘儿卢德米拉”因为年轻时拒绝嫁给丑陋而残忍的男人,于是未婚夫将她视作魔鬼,引诱到野外让一大群醉醺醺的庄稼汉轮奸了她,在他们看来,卢德米拉被死了魔法,尤其是在大腿间被注入了邪火,于是,“在其他人喧闹沙哑的笑声和鼓励声中,她在卢德米拉的双腿中间跪下,把那整个瓶子硬塞进丁卢德米拉腿间那饱受凌辱和强暴的裂缝之中。”最后“傻娘儿卢德米拉”被活活折磨而死;木匠的妻子吧招来闪电的黑头发看成是“魔鬼的跳蚤”,他也曾经把一只只生病的猫放进袋子里,然后投向“鼠海”之中,而最后木匠却死在自己设计的游戏中,“木匠的身体只有一部分露在外面,他的脸和一半的手臂已没入鼠海之中。一群一群的老鼠正爬在他的肚子和两腿之上。他完全被老鼠湮灭了,鼠海翻腾得更猛烈了。”最后鼠海表面只剩下一具完完全全的骷髅。

头发是妖法,招来闪电是“魔鬼的跳蚤”,偷情、性欲也都是魔鬼的一部分,只有去除了附在身上的那些魔鬼,才能让上帝接纳,在我所经过的村子里,那些磨坊主、木匠、农民构成了一个愚昧的体系,他们建立了魔鬼和上帝对立的系统,这是一种善与恶的对立,但是在上帝没有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带着魔鬼的气息,甚至在他们的现实里,上帝似乎从来没有露面,而这也残酷地把所有人都推向了恶魔统治的世界。而在这样一个被异化的神话所构筑的巫术世界里,尽管我在其中逐渐获得了知识,逐渐看见了希望,逐渐拥有了人的意识:在玛尔塔那里,我知道了人不应该向疾病和痛苦屈服,千方百计和它们进行不懈的斗争;在奥尔加那里,我知道了必须了解动物和植物,才能熟悉毒物和药草;知道了火的涌出,当有一个自己的“彗星”就可以化解很多困难;在磨坊主的暴力中,我想象了没有眼睛的生活,它一样可以通往自由,“说不定失去了眼睛之后,那小伙子会看见一个全新的更迷人的世界哩,谁知道呢!”而在莱克的鸟世界里,知道了各种鸟生活的知识,更重要的是第一次知道了“被涂污的鸟”的命运:起先是鹳鸟家族的样本,因为莱克被鹳鸟欺负,于是他把一枚鹅蛋放进去,从而引起了鹳鸟家族的矛盾,甚至变成了屠杀——母鹳鸟被怀疑通奸,于是鹳鸟家族用喙子和翅膀的猛攻不忠的母鹳鸟,直到最后被折磨而死;那一只被涂污的鸟,拥有了彩色的羽毛,但是回归鸟群之后变成了异类,于是在众鸟的攻击中,菜鸟孤独地死去。

知识、希望和人的意识,是对于恶魔现实和巫术世界的一种告别,也正是因为在那里有着太多的暴力和死亡,才使得我不断逃离——逃离神话世界构成了前七章的一个主题,而当那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德国老兵”出现之后,似乎科辛斯基才开始在现实中说话,和人有关的因素不断增多,和时代相关的场景不断出现:那是一个德国分遣队经常到来的村子,这是纳粹针对村民实施暴力的世界,这也是我第一次被怀疑是“吉普赛人”的阶段。所以流浪成为了我经历的主题,在流浪中,我也不断进入到人类世界:在冬天,我在森林中歇宿,用“彗星”的光照亮和温暖我自己;我在农民面前背诵诗歌,还用所谓的导火索和“肥皂”砸毁了那一个牲口棚;我在德国士兵经常光顾的村子里,发现在路堤边、铁轨间,有无数的碎纸片、笔记本、日历、全家合影照、印制的身份证、旧护照和日记……

耶日·科辛斯基:我用想象自我囚禁

当那个德国老兵在森林里将我放走,似乎我还见到了人性,尽管那个名叫“彩虹”的犹太女孩被德国士兵活活弄死,但是在这个远离了曾经的巫术世界里,一张可能的秩序正在产生。人性之外,还有上帝,神父把我带到了村里,收留我直到战争结束,虽然加波斯不断毒打我,虽然我被骂成是“吉普赛吸血鬼”,尽管被扔进了满是污秽物的粪坑,但是神父眼中的上帝毕竟不在是巫术世界里的存在,我了解了圣器的含义,直到了清晨弥撒和晚祷的意义,甚至想要用背诵祷辞的方式挣来最多的免罪日,十岁的我告别了原始意义的懵懂,“我过去太蠢了,不理解主宰人、动物和事件的世界的原则。现在人间有了秩序,也有了正义。”而在宗教之外,我的欲望世界也被打开了,马卡尔的农夫有一个叫尤卡的女儿,她用她的肉体让我变成了一个男人:“我经常紧贴她的小腿,开始从两个脚踝慢慢地吻,先只是用双唇触碰它们,用手轻抚那绷紧的肌肉,然后亲吻她膝盖后的凹窝,接着是她光滑白滑的大腿。渐渐地我撩起了她的裙子。”

人性、宗教和欲望,都让我不断接近人类的存在,当从神话世界脱离出来,我作为一个人的特征似乎也越来越明显。而在人类存在之后,我进入的则是一个政治世界:我的身上有了身份:可怜的吉普赛佬或者犹太弃儿,也正因为如此,在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被“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接纳,听说了红军击败了卡尔梅克匪徒,知道了德国纳粹被击败了,而从医院出来之后,加夫里拉和米特卡照看我,加夫里拉是政治官员,他让我读书,米特卡是个狙击手,他则引导我学习诗歌为我唱歌。但是这个政治世界依然有许多陌生,甚至有许多潜在的规则,比如加夫里拉说:“按照人类历史的法则之一,时不时地会有一个人从无名的广大民众之中升起;这么一个人希望其他的人也过得幸福安乐。”而这个男人就叫作斯大林。而在孤儿院里,那些士兵还砸烂了院长的办公室,还追着护理员,“扇她们耳光,拧她们的屁股。”

神话世界、人类现实和政治生活,构成了我人生经历的三个阶段,在里面有不同的暴力,有各异的死亡,无论诡异也好,残忍也罢,也无论我的存在是幸运也好,是传说的一部分也罢,总之,我活着,没有成为那只“被涂污的鸟”,但是在所有过程里,我是见证者,但是却是沉默的,也从来没有过主动,即使逃跑,也是迫不得已,也是受尽屈辱,即使在孤儿院里我的父母终于来到我身边,让我不再是一个孤儿,但是我似乎还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成为某个人的真正的儿子——被抚爱、被照顾,不得不顺从别人,不是由于他们更强壮并且能伤害我,而是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并且具有别人没法剥夺的权利。”所以沉默而不说话成为我“非人类”的一个标志,而终于那个照看我的滑雪教练让我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那是人证明其为人的唯一理由,是对于世界的唯一态度,是活着的唯一理由。

没有被囚禁的孩子,是可以自由说话的孩子,没有死去的孩子,是可以越说越快的孩子,没有丧失生活的希望,是向自己证实又能说话了的孩子——当说话成为人活着、获得尊严、不是被涂污的鸟的一种证明,这个隐喻的世界是狭窄的,是脆弱的,甚至是封闭的,而科辛斯基所谓“所有人都能进入的小说世界”只不过是在自言自语,因为,一个人仅仅说话,以为像上帝一样言说,其实依然是一只被涂污的鸟,“我只能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它遭受劫难。”

星形广场

编号:C38·2190421·1564
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8月第1版
定价:38.00元当当17.60元
ISBN:9787020127313
页数:180页

“他用记忆的艺术再现了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2014年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文学奖委员会这样描述他的作品。《星形广场》出版于1968年,是莫迪亚诺的处女作,获当年的罗热-尼米埃奖和费内翁奖。小说通过叙述者拉斐尔·什勒米洛维奇的谵妄幻觉展开,这位主人公变换千百种怪诞离奇而又互相矛盾的犹太身份,却将痛苦的悲剧隐藏于诙谐之下,于是我们看到诸多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鱼贯而行:莫里斯·萨克斯与奥托·阿贝茨,列维-旺多姆与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医生,马塞尔·普鲁斯特与法国盖世太保,德雷福斯上尉,弗洛伊德,希特勒及其情人爱娃……有如旋转木马一般在时空中疯狂地转动,而当我们合上书,星形广场就镌刻在“痛苦之都”的中心位置。


《星形广场》:我总是杀掉我爱的人

我的孩子,没有人想害您,大家只想同您和睦相处。现在我们生活在清平世界。希姆莱已经死了,当时您还没有出生,怎么可能记得这些事情。好了,理智一点儿吧,我恳求,我祈求您了,请您……
——《四》

出生,是生命的起点,是记忆的进口,也是历史的开端,当一个人出生,另一个人已经死去,在这交错的时间里,历史如何可能被延续?那只不过是一段“前历史”,而从前历史延续到个体生命的开端,再书写一段后历史,前与后其实构成了一种背叛和颠覆:真实是虚构的背叛,理性是疯狂的颠覆,当然,死也成为生的反面。

在这生的反面里,生是不是就变成了妄想?“您并不是犹太人。在芸芸众生中,您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再向您重复一遍,您不是犹太人,您在昏迷狂乱中,仅仅产生一些幻觉、幻视,不过如此,一种非常轻微的妄想狂……”被否定的犹太身份,被还原的普通人,弗洛伊德大夫摸着什勒米洛维奇秃顶,温情地说,幻觉、幻听是一种病,妄想狂是一种病,当弗洛伊德将他从死亡的噩梦中唤醒的时候,似乎是精神分析所代表的科学、理性的回归:你是一个普通人,你是没人会伤害的孩子,你活在清平世界里,每个人都会和你和睦相处。而在被唤醒的时候开始,我,一个名叫什勒米洛维奇的犹太人甚至想到由弗洛伊德大夫精心治疗,一切的病症都会治好,“在诊所门口,男男女女都以热切而友好的目光等待我。世界上处处都是令人赞叹的建筑工地、嗡嗡作响的蜂房。美丽的波茨兰村公园,就在近前,绿树成荫,小路撒着阳光……”

世界开启了和平的曙光,并且会沿着这条路通向光明的未来,我当然也能茁壮成长,但——我为什么要溜到精神分析医师的背后,对他说:“我很累,非常累……”和光明前景形成了一种矛盾,是不是这意味着我拥有一种真实身份之后,也还是难以走出噩梦,难以消除妄想,难以享受清平?或者说,我之出生并没有减少对于时代的恐惧,甚至那个弗洛伊德大夫口中说出的希姆莱并没有真正死去。希姆莱是谁?是纳粹党卫队队长、党卫队帝国长官、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首脑、警察总监、内政部长,是对欧洲600万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倡导者和鼓动者,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刽子手”……

所以,当我感觉到累,时间仿佛又从现时回到了历史,回到了出生之前的前历史,回到了和个体无关的虚构历史,而我也成为了以马塞尔·普鲁斯特自居的作家,于是,在从出生到死亡,从死亡再回到出生的“追忆逝水年华”里,那场妄想的梦还在继续,那种幻觉幻听还在继续,或者说,关于战争的罪恶、被审判的恐惧、被枪杀的血腥还没有被抹除,如此,令人赞叹的建筑工地、嗡嗡作响的蜂房、美丽的波茨兰村公园便也成为时间里不真实的存在。

“那段时间,我正挥霍在委内瑞拉继承的遗产。”记忆是从第一句开始编织的,作为一个犹太人,挥霍遗产成为什勒米洛维奇在时间内部的一种常态,它构成了身为犹太人的一种“恶”,而当时拉巴泰特和巴尔达姆在报刊杂志上对我进行了谩骂,说我是犹太人街的烂货,是茅坑里的大蛆,是鸟玩意儿,“这个犹太人,拖着他的神经官能症和癫痫,从勒图凯到昂蒂布角,从拉博尔到艾克斯莱班,还不受惩罚,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个社会都是对犹太人的敌视,我仿佛生活在外省,即使那里有海滩,有英国保姆,有照顾我的母亲,甚至有前国王菲鲁兹请我吃夹开心果的果汁冰糕,对我来说,在一个反犹主义的社会里,依然是一种痛苦的存在。

贵族青年埃萨尔和莫里斯·萨克斯仿佛是我走向另一个世界的引导者,埃萨尔离开法国是因为不想服兵役,所以选择了永远的逃避,而莫里斯做得更为极端,从一九四五年起,他就彻底失踪了,““从一九四五年以后,我就苟延于世了,我本应该在好时候死去,就像德里厄·拉罗歇尔那样。只不过问题在于:我是犹太人,有老鼠那种持久力。”身上带着犹太人的标记,都逃离了战场,甚至逃离了时间,所以我也仿效他们开始了我失踪的生涯,我化名为“雅各布·X”,给左派报纸写了一份匿名声明:拒绝作为二等兵入伍服役,还敦请法国犹太青年追随我的榜样——当我以如此方式决绝于作为一个犹太人身份的“逃离”,我也成为继德雷福斯案件和菲纳利案件后,法国第三例犹太人案件。

逃离战场,逃离兵役,逃离命运,或许是犹太人对种族主义的某种反抗,之后我厌倦了做记者,开始“决定做一个通敌合作的犹太人”,在一九四四年的时候,又同自卫队逃往德国锡格马林根城,而这一切构成了我在战争期间成为“变色龙”的经历,正如莫里斯对我的评论:“灵活一点儿吧:大家可以随便改角色!改变肤色!变色龙万岁!对了,我可以立刻变成大流氓!挪威人!巴塔哥尼亚人!只要变一下戏法就行了!念一句咒语!”改变角色,改变肤色,改变名字,改变立场,这一切都在我的妄想中轻而易举完成了。

改变是为了一种新的开始,当我完成那一幕悲喜剧的剧本,我其实已经变成了那段“前历史”真正的作者,在这个从头至尾痛骂犹太人眼中异教徒的剧本中,我以挑衅的方式“将我的神经官能症和我的种族主义搬上舞台”,而接下去以纳粹的方式反纳粹,以种族主义的方式反种族主义,都变成了我的“剧本”:父亲在战争期间将枫丹白露卖给了德国,移居美国后成立了“万花筒公司”,而我却在安德烈·布勒东《如何杀掉你们的父亲》里获得灵感,开始了“杀死父亲”的准备,“把人强暴了再杀害,但是也更有助于宏图伟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来解决一个家庭纠纷。”——这是一种对于出生的扼杀;在编辑伪文学长达四十年的夏尔·列维-旺多姆子爵启示下,我开始“贩卖白种女人”,按照子爵的说法,这是一种报仇行为——就在T镇,我假装是爱好登山的青年,把佩拉什神甫的侄女洛依佳勾引到手,然后卖到了日内瓦,把阿莉艾诺·德·阿基坦变成了窑姐儿,以繁荣巴西的色情业,在侯爵夫人家里搞乱每一个女人,兴奋的侯爵夫人说:“今天晚上,法兰西的所有王后,全是你的婊子!……”

自称是普鲁斯特,仿照着他的作品我写作了《在富热尔-朱斯加姆家这边》,但是这里根本不存在爱情,没有童年的仙女,没有林中的睡美人,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贩卖,是肉体组成的田园诗,是贵族沦落为街头妓女的绝唱,“侯爵夫人不断地换装,以便唤醒他的欲望。除了法兰西那些王后,他还强奸舍夫勒兹夫人、贝里公爵夫人、埃翁骑士、博须埃、圣易、巴雅尔、杜盖斯兰、贞德、图卢兹伯爵和布朗瑞将军。”而这一切仿佛是我“前历史”剧本的一部分:混乱、淫荡、消除一切的等级和出身。而当子爵的地位受到威胁要把我开除,我更是变成了种族主义的集大成者:一方面按照子爵的说法,犹太人是上帝的实体,非犹太人就是畜生,所以,“凡是犹太人,每天要诅咒三遍基督教人民,祈求上帝把他们连同他们的国王和王公统统消灭。一个犹太男人强奸或者腐蚀一名非犹太人女子,甚至杀了她,也不应该判罪,因为他仅仅残害了一匹骒马。”犹太人成为新的上帝,成为统治者,那么他所要清除的是非犹太人,是犹太人中的异教徒;而另一方面,犹太人要有真正的作为,就必须成为刽子手,必须学会纳粹的那一套——于是,我成为了爱娃·布劳恩的情夫,成为希特勒的心腹,成为被第三帝国官方承认的犹太人。

成为种族主义者,成为纳粹,这是犹太人在“前历史”的转身,而这种走向极端的行为其核心是消灭爱,“我总是杀掉我爱的人”:我惹了母亲致使她忧伤而死;女友达尼娅请求我保护她,“我却递给她一个吉列牌特种钢刮胡刀片”;埃萨尔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却破坏了他的刹车让他在车祸中丧命;而我和妓女伊尔达鬼混,在她的私人公馆里,开设了我的“什勒米洛维奇公司”,从事“淫媒业”……一切都是疯狂,都是极端的,都是为了让犹太人这个标签在反其道而行的“前历史”中成为反犹太的强力武器,甚至成为一种暴力的代名词。

在真实的历史中,犹太人被集体屠杀,这是战争带来的罪恶,而在我书写的剧本里,我打着种族主义的旗号反对那些非犹太人和异教徒,成为一种虚构的历史。但是这样一种狂妄真的能消除战争的阴影?或者说,作为一个犹太人真的能在虚构中改变历史?当国家秘密警察布洛克将手铐戴在我的手上时,我依旧是“法国犹太人”,依旧是种族主义下的牺牲品——在星形广场,我以一种被献祭的方式成为前历史的死者:他们在凯旋门前给我拍照,把我的头按进冷水中,当我的头脑中闪过那些我深爱过的面孔,我杀掉的那些爱人,似乎反过来又对我实施了精神上的杀戮。

而他们对我的处罚,是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一个纳粹式的犹太人——这是一种背反,犹太人是被纳粹残害的民族,犹太人成为纳粹无非是妄想的产物,甚至是加剧了前历史的残酷,“那您就向我保证,永不再读普鲁斯特、卡卡及其一伙的作品了,别再垂涎莫迪里阿尼和苏丁的复制品,别再想卓别林、斯特罗海姆,也别再想马克斯弟,彻底忘了有史以来最阴险的犹太人,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将军想要我清除和犹太有关的反对声音,但是身着党卫军服装的我却又被反犹者侮辱:富热尔-朱斯加姆伯爵夫人将水貂大衣裹在我身上,对我说的是:“这将是你的裹尸布。别了,我的天使。”而子爵则把枪口对准我:“您就穿着党卫军服死吧,您很感人,什勒米洛维奇,非常感人!”

枪响了,死亡降临了,前历史的剧本似乎也合拢了,“我的脑袋爆开,但不清楚是子弹打的,还是乐开了花。”夹杂着痛苦和兴奋而死去,对于我来说,仿佛是那一段历史被埋葬了,而“追忆水水年华”中,我有着和艾娃·秘密的爱情,有着身穿党卫军服在巴黎散步的情景,有着用装甲车碾过乌克兰麦田的记忆,有着跟随隆美尔驰骋沙漠的故事,有着在斯大林格勒受伤的经历,也有着在追随纳粹领袖的荣耀——这一切其实和犹太人的身份无关,而是一种身份被取消之后对于历史的颠覆和虚构,唯一的意义是:当历史如此被书写,是不是恐惧就会消除?

反历史,是一种妄想,是幻听和幻觉,是生之前早已发生的死,在一种没有了真实记忆、真实身份、真实历史的故事里,所有一切都在那个“星形广场”里成为一种祭祀:一九四二年六月,当一名德国军官走向一个青年,他问青年:“星形广场在哪儿?”青年指了指他的左边。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当青年把德国士兵指向了“左边”,那是被占领巴黎的一种密语,沉默而有所指向,谁都无法预知战争会带来多少伤害,带来多少爱的死亡,而所有的妄想症即使在前历史已死的时候也变成了无法挣脱的疾病,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世界已经变得清平?人们开始和睦相处?唤醒每一个人,让他们看见“绿树成荫,小路撒着阳光”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大夫不正是那个无法被改编的历史的真正受害者?

黑色方尖碑

编号:C38·2190418·1561
作者:【德】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定价:65.00元当当29.90元
ISBN:9787208156005
页数:416页

1923年,德国正处于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小说主人公路德维希25岁,热爱艺术和诗歌,他17岁时便应征入伍,和许多同辈一样参加过“一战”,如今在一家墓碑公司里工作,黑色方尖碑是这家公司最有历史也最值钱的纪念碑。通过路德维希的视角,书中展现了通货膨胀下不同阶层人士的生活状态和荒谬现实,小说最后一章用简短的篇幅叙述了当路德维希再回去时已是二战之后,人们的命运被动荡的时代裹挟着,走向了不同的结局。战争对这一代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战场上,更体现在战后的艰难生活中,正如本书副标题所揭示的,这是一个关于“被耽搁的青年时代的故事”,这一代人的青春由于他们参加战争和战后过着迷茫的生活而被耽误了。


《黑色方尖碑》:如果完全漆黑,镜子就死了

唯一没有遭受任何破坏的两座建筑物,就是精神病医院和产科医院——其原因主要是它们坐落在城外。这两所医院战后立即住满了人,现在依然如此。它们的规模甚至明显有所扩大。
——《26》

最后的第26章,是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结局里,死亡成为最后的主题:维利死于1942年,奥托·巴姆布斯于1945年,卡尔·布里尔于1944年阵亡,屠马人瓦策克的妻子莉萨在一次空袭时被炸身亡,克罗尔老太太也遭同样厄运,退伍老上士克诺普夫在夜里被汽车压死——不同方式的死,不同时间的死,但几乎都和战争有关,而那个城市,也成为了一片废墟,“我寻找旧时的街道,但是在我住过那么久的城市里,我竟迷了路。除了瓦砾,什么也没留下,昔日的人,我一个也没找到。”

但是死亡并非是所有人的命运,我曾经工作过的墓碑公司老板却走向了两种不同的结局:格奥尔格·克罗尔死了,他和莉萨保持的不正当关系让他们一起走向死亡;而海因里希·克罗尔却和掮客奥斯卡合伙成立了一个新公司,依然是在卖墓碑,生意比战争期间更为兴隆,“墓碑在当时几乎同面包一样受到欢迎”——两兄弟同样面对战争,一个是在废墟中无声无息,一个是大发战争财,一个是生,一个是死,血脉相连的兄弟走向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而这个因为战争而开启的荒诞结局,是不是还有更为戏谑的假设:格奥尔格·克罗尔死亡之后是不是用了海因里希·克罗尔公司的墓碑?或者说,海因里希在战争中生存是不是得意于像格奥尔格一样无数死去的人?

这个戏谑的假设其实并非是假设,当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路德维希··博德默尔——再次回到德国的时候,虽然那些城市变成了废墟,虽然旧日的地方再没有认识的人,虽然迷失在街道上,但是却发现没有受到任何破坏的两座建筑,精神病医院和产科医院完好地保存着,它们作为一种象征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精神病医院里住着那些患病的人,他们虽然是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理性而变成了疯子,但是他们却还活着,甚至博登迪克和韦尼克在战争期间还把几个犹太人藏在医院里——这是一种庇护所式的存在,它避开了必然的死;而产科医院更是生命的象征,当它的规模比以前扩大,一种生的希望以集体的方式得以维持。

但是,在精神病院和产科医院书写着生命的传奇,并没有消解死亡带来的阴影,我离开,我回来,在最后的结局面前,我是一个见证者,但是这场新的战争却是无数旧的战争的续写,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却亲历了死亡,体验了生与死的考验:在战场上我见过一个战友,他的肚子被炸开,“跟肉铺子一样”,当他被送到野战医院的时候,他在挣扎,他在痛苦,他恳求人们用枪把他打死——就这样痛苦地号叫了三天,最后“像牲畜一样死去”,“对于所有这些人,本来完全可以注射一针让他们解脱的。”死去没有任何尊严,从12岁看见第一个死人,到战场上见证惨烈地毫无人性的死亡,至少,死亡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悲壮的,但是,在我的见证之外呢,在另外的战场上发生的死亡,它甚至变成了一串冰冷的数字,“我们之中有两百多万人无谓地战死了,为什么现在却为一个人动心,并且几乎把这两百万人遗忘了?但事情可能是这样,为个别人的死总是死,而两百万只不过是个统计数字。”

看见了死,我也追求着生,在战场上我开始写诗,这样做的唯一意义是将我从目睹的事情中引开,“它是一种反抗,是对有某些事物会超然于破坏和死亡之外的信念的小小庇护所。”小心地维护着,是为了不看见像牲畜一样的死,是为了在诗歌里活着,而即使到了战后,我依然喜欢到精神病医院的园子里去,因为这宁静的园子让也让我远离了现实,“我在这儿无须和什么人谈论战争、政治和通货膨胀。”经历了死亡,寻找着反抗的力量,生与死至少对于我来说不是断裂的,它是一种在人性意义上的连接,但是,这是战争带来的全部启示?真正对于生与死的思考,真正关于人性的疑问,其实并非发生在战场上,我的幸存是一种开始,我的离开是另一种开始,夹在两次战争中间的时期叫和平,但是和平真的能换来生的尊严,换来对死的尊重?

“维护世界和平!关于它,从来没有比我们的时代谈论得更多,而为了它,却从来没有比我们的时代做得更少。”和平只不过是没有了直接的战场,但是在这个所谓的进步的、技术的、文明的、民众文化和大规模屠杀还存在的世纪,它其实是更多的谎言,更多的死亡,更多的破坏以及更多的眼泪——在死亡和死亡中间活着,到底意味这什么?“什么东西能把它填满?是渴望吗?是绝望吗?是幸福吗?哪一样?疲乏?悲观?死亡?我为什么活着?是的,我为什么活着?”

“我为什么活着”变成一个关于生命的真正命题,在1923年,这个命题就像那只停在十字架墓碑尖顶上的画眉,它在那里唱起歌来,但是脚下却是为死亡竖立的墓碑——在死亡之上唱歌,歌声是不是也会成为黑色死亡的一部分?1923年的时候,战火已经熄灭,那些死亡已经成为了渐渐模糊的记忆,而我也成为海因里希·克罗尔父子墓碑公司的一个员工。墓碑公司作为一种存在,其意义是复杂的,一方面它指向的是死亡,只有死亡发生墓碑公司才会将他们的名字刻上去,然后埋葬让后来者缅怀,公司事业心最强的代理商利伯曼,已经八十岁了,他的双手曾经掩埋过一万多具尸体;另一方面它必然指向钱,这里的员工讨厌和他们保持不正当竞争的火葬场,他们把悲哀、寒冷和饥饿排除在生意伙伴之外,正像奥格尔格所说:“战争已经过去四年半,当时我们经历无穷的不幸才变成人。今天,无耻地追猎财产又重新使我们变成强盗。为了伪装,我们又需要某些规矩作为装饰。”

对于墓碑公司来说,死亡是为了生存,这样一种生存论透露着荒诞,钱和死亡构成了荒诞现实的两面,在那个战争结束却没有走向正规的时代,通货膨胀变成最大的经济问题,那张十马克的钞票变成了点雪茄的火源,“通货膨胀现在如此迅猛,帝国银行连印钞票都来不及。新的十万面额钞票才流通了两星期,如今很快就得印百万的钞票。我们什么时候用十亿的?”当初用五万马克买进来成为公司标志的黑色方尖碑变成了七十五万马克,一个普通死者的墓碑要花费十万马克,最后一万亿通货膨胀的马克只相当于一个金马克……在这个时代,钱只是一种假象,而实物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物价飞涨的现实面前,墓碑的价值甚至超越了金钱,它变成了经济衰退、政府无能和国家混乱的实物证明,“只要这种情况存在,通货膨胀就会一直持续下去,直至彻底的毁灭。”

这是墓碑所隐含的另一种死亡意义,但是在实物层面,墓碑本身具有的死亡象征更为直接,也更为荒诞。这个时代,虽然没有了像战争时期一样直接而集体的死亡,但是正像棺材木匠维尔克所说:“争夺死者的斗争是无情的,刀对刀,刃对刃。”那个妇人的丈夫死了,因为无法忍受生活而自杀身亡,当我告诉她墓碑售价十万马克的时候,她说:“这我们付不起。这太贵了,超出……”晨报报道了三起自杀事件,自杀的人生前都是领取少量养老金的人,他们都采用穷人惯用的自杀方式:打开煤气开关;一对老夫妻吊在衣橱的晾衣架上死了,他们留下的遗书中说本来是想用煤气来自杀,但是因为付不起煤气费,煤气公司把他们的煤气关了……

雷马克:谁来绞死上帝?

死亡依然在发生,并且以更缺少尊严的方式发生,不管是战争期间还是在和平时期,似乎那种“刀对刀,刃对刃”争夺死者的斗争永远不会结束,在死亡面前,似乎任何人都一样。维斯特林根村为那座阵亡士兵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似乎是对于战争中的死者一种尊严,但是镇长想让儿子的名字刻上去,他在1918年在后备军野战医院里患流行性感冒死去,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本没有得到这份荣誉的机会,但是镇长的解释是:死毕竟是死,土兵毕竟是士兵。于是镇长的儿子成了阵亡士兵,而牲口贩子列维的两个儿子死在战场上却因为是犹太人,所以只能占据纪念碑反面最下面的两个位置,“狗撒起尿来大概还够得到呢”——当他们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谁是英雄谁是卑微者已经没有了区别,它只不过是生者谎言编织下的一个骗局。

所以,回到我的那个“我为什么活着”的疑问,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所有人都没有经历死亡,在生者的意义上他们可能会追逐金钱,为了满足欲望,或者仅仅是活着。格奥尔格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人生最宝贵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在他看来,是道德,是单纯,是青春——似乎都通向一种希望;而在经历了战争见证了死亡的我来说,是贫困,是疾病,是寂寞;对于三十二岁做着美梦的巴赫来说,则是“睡觉、吃饭和搞女人”。三种回答似乎是从高尚到卑微,从精神到物质,从希望到绝望,但是当现实真正呈现它的残酷性的时候,生命的意义都变成了一种怀疑:它在归宿之路上是不是会被上帝抛弃?

夜总会、妓院组成了欲望的世界,它是通向上帝之路上禁止的东西,但是能让生命暂时达到满足,这是一种矛盾,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欲望之生也是一种欲望之死,1920年在大雷雨的时候被劈死的那些人就在妓院里,而现在棺材又成了做爱的场所,我看见四对情人就在墓碑丛中,“谁在墓碑之间谈情说爱,对棺材也不害怕。于是,在涂了碘酒,贴上药膏和喝口浓甜葡萄酒以后,那口巨人棺材也确实发挥了作用。”欲望的毛孔张开了,墓碑具有的死亡象征被解构了,而老上士克诺普夫保持着在方尖墓碑前撒尿的习惯,也像在棺材里做爱,以最原始的生取消死的符号意义——但是它却通向了另一种死亡,我通过管子对克诺普夫喊话:“立正,你这不知羞耻的尿墓碑的家伙!”并且威胁他如果再发现就降级、割除生殖器,终于在那个晚上,“他像只青蛙用四肢围着黑色方尖碑,把身子紧贴在这块花岗岩上号叫起来。”喝了酒的克诺普夫疯了,而医生的诊断是:“一切都坏了。一两天后就完了。”尽管他之后以“幽灵”的方式出现,生命似乎也延长了不少,甚至他从来没有过死这个念头,但是当通货膨胀加剧,当自己再无力购买墓碑,他才滑向了死亡——撒尿、喝酒和疯癫的体验让活在生命的最底端,也让他远离死亡,但是当墓碑再无法刻上自己的名字,三个月后他便死了。

一种讽刺,一种戏谑,死亡似乎离每个人很远,却又离每个人很近,而在这个死亡必然发生的时代,真正拷问的是:死亡会带我们去向何方?墓碑上刻着名字,大地下埋着肉体,这是一种实物意义上的死,但是在精神意义,在宗教意义上呢?那个上帝真的会带走他们?牧师博登迪克说:“对于督信徒来说,死亡是不成问题的。他根本无须去享受,但是他立即会了解它。死亡是通向永生的入口。那没什么可怕的。对许多人来说,那是一种解脱。”死亡变成解脱,是为了走向上帝开启的永生入口,但是为什么那个自杀的男人不能进入天主教公墓?因为是自杀,违背了教义,所以如若被安葬在天主教公墓,必须在地狱里永遭火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救,也就是说,只有经过几十万年净罪火炼才能逃脱。

所以这个博登迪克口中的“永生入口”的死亡是不是变成了另一种谎言?生在这边,死在那边,当没有人从死亡中返回告诉别人死亡的真正感受,死亡就变成了一种镜像。伊莎贝尔拿出一个杯子,杯子里盛满了水,告诉我的是,“夜里你把一个盛满水的玻璃杯端出窗外,像这样。然后月亮就在里面了。你可以看到玻璃杯变亮。”然而我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完全漆黑,镜子就死了。”所以当死亡到来的时候,只有上帝的那束光能够照亮灵魂,“当光线重新到来,它们也醒过来。”现在的疑问是:上帝真的会照亮灵魂让镜子醒过来?当那些人被排除在教会公募,当他们还要经受火炼,是不是意味着上帝也在制造着另一片苦海?

这似乎涉及到上帝的正义问题,“谁在现世受到轻视,在来世就受到尊敬。上帝就是搞正义的平衡。”博登迪克把上帝的正义延伸到现实,而现实本身就划分了不同的人,无论是为了满足最低层次的欲望,还是编织所谓高尚的谎言,无论是生活窘迫的人,还是大发战争横财的人,谁是上帝正义世界里的代表?当有人在1918年的时候是和平主义者,但是现在却成为了极端国家主义者,上帝会支持谁?人们祈祷上帝是因为害怕保不住幸福,但是当所有人都幸福,是不是就不需要上帝了?同样的说法,上帝使我们受苦所以惩罚我们,但是上帝为什么要让人受苦?或者说上帝是不是也会让自己受苦?“谁来绞死上帝?”

种种的疑问,其实上帝被解构了,就像在战场上的将军,他用自己的信仰来要求别人的信仰,他用训练守则来建立威望,和教士一样,“一个有资格见上帝,另一个可以见皇帝。”无非是权力的游戏,何来信仰,何来救赎?我说起一个妇女,在得了癌症动了六次手术以及两个孩子死去之后,她终于对上帝绝望了,“她再也不去做弥撒、忏悔和受圣餐,按照教规,她是犯了大罪而死的。按照同一种条规,她现在正在慈爱的上帝所创造的地狱里遭受火炼。这就是正义,是不是?”正义是一个悖论,而在荒诞的现实里,它更是“一个虚构的天堂的诺言”,在这里没有正义的上帝,没有尊严的死亡,没有有最后的救赎,那束光永远照不进来,镜子永远漆黑——“黑夜笼罩着德国,我离开它,我再来时,它已成了一片废墟。”

爱与死的年代

编号:C38·2190418·1560
作者:【德】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定价:59.00元当当27.10元
ISBN:9787208128798
页数:388页

恩斯特·格雷贝尔是一名德国士兵,在1944年的苏联战场上,部队却遭遇了寒冷与失败。在苏联前线待了多年的格雷贝尔终于幸运地获得了三周假期,在后方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给无辜者带来的灾难。他重识了童年时代的旧友伊丽莎白,两个孤独无依的年轻人成为了彼此的慰藉,随即陷入爱河并迅速登记结婚,除了时常被空袭打扰之外,两人的生活也算幸福。很快,带着牵挂与慰藉的格雷贝尔重新回到前线,战况依旧令人绝望,德军还在不断后撤,经历了爱情洗礼的格雷贝尔更加痛恨纳粹蛊惑人心的残酷的统治,厌倦了这场看似永无止境的战争,厌倦了自己像野兽一样活着,麻木地杀人,麻木地被仇恨。终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鼓起勇气开枪打死了笃信德国必胜的党卫队员施丹勃雷纳,放走了苏联俘虏,而他自己也静悄悄地死在了苏联游击队员枪口之下。


《爱与死的年代》:战争是老早已经失败了

这棵植物摆动着,随即孤零零地立在那儿,映衬着他那沉下去的脑袋所感知到的缩小了的视野,沉寂而且分明,带着微小事物那种整洁样子所能给予的安慰和所有的宁静。它越来越大,直到它充塞了整个的天空,于是他的眼睛闭上了。
——《27》

如果不闭上眼睛,也许可以看见更广阔的天空,可以看见更宽厚的大地,可以看见所谓的和平,看见已经告别的妻子,甚至看见失去联系的父母,但是,闭上了眼睛,一切都闭合了,仅凭着最后的想象——而这是最后的生,想象也在那闭上眼睛的一刻停止。

想象在停止之前却成为最后的希望,是一株草,一株被踩到一半的草,一株留着淡红色草梗和纤细狭长叶片的草,一株带着整洁样子没有死去的草。就像自己,被踩到了一半却还支撑着立起来,随风摆动却孤零零立在那儿,但最后,沉寂而分明,安慰而宁静,微小事物便充塞了整个天空,是生之死,是死之生,在没有边际的世界里最后成为一种意象:渴望成长,渴望被看见,渴望最后迎来那一丝的和平。

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最后的死亡。对于格雷贝尔来说,当死亡在最后一刻降临的时候,他其实没有了恐惧和不安,而是在一株草的闪现中得到了安慰和宁静。是谁制造了死亡?苏联人,他没有完全撤退,身前已经站着那些敌人,但是,当那一把步枪对准他的时候,他除了看见枪口的黑洞,他还听见了内心的呼唤,“他有很多的话要迅速地、大声地说出来……”他想对他们说,他想对自己说,而之前,他已经对他们说出了他最后一句话:“走吧,走吧。”因为没有想到是自己最后一句话,所以他面对枪口的时候还想说更多的话,但是子弹终止了他的话,枪声覆盖了他的声音。

死在面对面的敌人之手,死在不眨眼睛的枪口之下,这是格雷贝尔作为一个德国士兵在战场上必然的命运,但是当他扔掉了步枪,当他说出“走吧,走吧”的时候,他是制造了和平的曙光,放弃武器,友好地放走她们,这是他想要结束战争的做法,但似乎只是一种个体的努力,终于他没有换来苏联人的理解,一把枪放下就意味着另一把枪拿起。而在之前,他却射出了子弹,当战友施泰因布伦纳准备摸出枪的时候,格雷贝尔甚至没有犹豫地扣动了扳机。作为战友的施泰因布伦纳在他的枪口下倒下了,作为敌人的苏联人却得到了让他们走的机会,格雷贝尔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杀死该杀的,放走该活的。

一种战争的伦理观被颠覆了,在战火弥漫的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格雷贝尔做出如此的选择是为了什么?在撤退之前,他说的一句话是:“我一生只希望爱想什么就想什么,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因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救世主,那样做,罪孽就比杀人更大了。”一生崇尚的是自由主义,但是在战场这个泾渭分明的地带,个人从来不属于自己,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和国家有关,但是当自己违心去杀人,是不是变成另一种罪孽:忠诚于国家却违逆于个人?当自己为命运做出最后的抉择,是不是变成另一种解脱,像一株草一样最后充塞了整片天空?

其实,格雷贝尔的选择和死亡,都在寻找战争之外的一些东西,可是他的悲剧在于:他永远活在你死我活的战场里,即使休假回到家乡,即使未了保护而去爱,他都无法改变战争的法则——战场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立场来划分,战争也不是用自己的爱来化解,所以在最后必然的死亡中,“各式各样的救世主”让人分不清罪恶和救赎,那个“爱与死的年代”永远交错在一起——而他的死早就是无数死亡中的一个,在别人的经验里演绎,最后成为了自己的归宿。

“死的味道在苏联跟在非洲不一样。”死亡从最初就开始了,那时的雪在融化,那时的大地一片沉寂,在苏联的土地上,他们看见的是不分彼此的死亡,“他转过身。死尸,那真是太多了。起初是别人,主要是别人。可是后来,死神逐渐侵犯到了他们自己的队伍。”别人是苏联人,他们的尸体露出来之后直接扔到了露天的围场上,而德国人的尸体却要被埋葬起来,不同的处理方法,明显是一种敌我的分界,但是在死亡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不同的处理方式或许只是自我安慰而已。格雷贝尔那时已经看见了眼睛闭上的那些死亡,“有些尸体一搁到阳光里,眼睛总是先烂。它们会失去玻璃似的光辉,眼珠子会变成胶冻,里头的冰融化了,慢慢地从眼睛里淌下来——好像在哭泣。”他们也再也看不见天空和大地,腐烂的肉体对于死者来说,不管是被埋葬还是被扔掉,其实都没有了尊严。

所以死亡是平等的,而这种平等所传递的是战争的非人性。而对于看见了闭着眼睛且腐烂地“好像在哭泣”的死者的生者来说,战争的残酷性才是瓦解生命意义的终极所在。格雷贝尔看见了死去的德国人,也看见了死去的苏联人,听见队友们在说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暴力,也听见了党卫队的残酷,而在那个冬天,他不仅看见了已经腐烂的死者,也看见了活生生的战俘变成了死者——那四个苏联战俘被处决的时候,他们说到了家里的孩子,他们发出了哭泣的声音,但是一阵枪响之后,所有的声音和故事,和尸体一起被掩埋了——“把他们放进去,埋好。”或许是最后体现的人道主义。

当死神从他们侵犯到我们,仅有被埋葬的人道主义又有什么意义?当伊默曼说:“到那边去弄一个石头的十字架来,立在这儿。那么,你这个卑贱的灵魂可以得到安息了。”有人的质疑是:“一个苏联人的十字架?”伊默曼说,因为上帝是国际的。但那只不过是谎言,何来国际的的上帝,何来普遍的人道主义?对于他们来说,苏联人就是背信弃义的,德国人就该高喊“希特勒万岁!”但是,对于苏联人的指责,其实是回到了战争的本性问题,弗雷堡说的那句话几乎可以定义这个“爱与死的年代”真正的罪恶:“秘密警察,说谎者和骗子,盲从信徒,凶手和疯子——仅仅为了他们,我们才继续在打仗。这样,他们可以再当一年的权。为了这个,绝不是为了别的。战争是老早已经失败了。”

“为了他们”,是为了那个指挥战争的权力体系,是为了一种帝国统治,所以奔赴在一线的那些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苏联人,都只是工具而已,他们的悲哀更在于被“秘密警察,说谎者和骗子,盲从信徒,凶手和疯子”所控制,而在现场,施泰因布伦纳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希特勒青年团的金质徽章获得者,他在连队里的角色就是情报员和秘密警察。秘密警察在战场上监视着那些直接面对敌人和面对死亡的战士,而当格雷贝尔休假回到家乡,那一双双眼睛也没有从他的身上移除,所以当死亡处处发生的时候,罪恶也渗透到各个地方,而战争也成为这个年代的常态。

两年里第一次休假,对于格雷贝尔来说,也是幸运的,而当他乘坐火车,他的内心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在他看来,离开战场就意味着去往一个和平之地:“它们通往家庭、安全、温暖与和平,通往那唯一留剩下来的东西。”一路上的确不再有弹坑,不再有破坏,不再有战壕和防空洞,“完整的屋面,没有毁坏的房子,枝枝丫丫的树木,像像样样的街道,正在上学的孩子。”但是当他回到哈肯街,家所在的十八号却变成了废墟,昨晚遭到了空袭,像是战争的延伸,而这一切和没有休假之前的战场上有何不同:“他父母一定倒在这堆废墟底下,他们一定还活着,在封闭在黑暗里,而且他们一定在用一双绝望的、脱了皮的手抓着,为他而呜咽着……”

父母已经找不到了,而曾经的邻居、同学和朋友,似乎也零落在各处,对于格雷贝尔来说,回家休假的意义,一方面是离开了直接的战场,距离死亡远了一些,另一方面则是在这里他发现了爱,一种是和伊丽莎白在患难中看见的爱情,另一种则是在老师波尔曼那里理解的上帝之爱。伊丽莎白是格雷贝尔父亲朋友的女儿,当格雷贝尔在父母杳无音讯的时候去找齐格勒的时候,看见了伊丽莎白,但是伊丽莎白告诉他,父亲被抓进了集中营,而这一命运的降临,是因为家里有一个情报员,“外面那个女人在偷听,她是一个情报员,我开留声机就是这个原因。”

依然是被监视的生活,这就是另一种战争。在和伊莉莎白相处的时间里,格雷贝尔看见了生活的希望,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可以保护一个女人不受侵害,而这正是战争带来的一种自救行为:“家庭、安全、躲避、舒适吗?也许是。可是希望的岛屿好久以来就已经悄悄地沉没在毫无意义的死亡的孤寂底下了,前线已经崩溃,到处都是战争,到处,甚至在头脑里和心坎上。”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开始审视战争的罪恶,“我是说,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别人做的,自然就不是了。我们轰炸一个城市,那是战略上的需要;别人轰炸了,那就是一种可怕的罪恶。”并非是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而是战争改变了一切的规则,“什么是真理?”当他面对波尔曼的时候,他提出的是这个关于人类的信仰问题。谎言、压迫、不义、使用暴力引起了战争,当战争出现,是不是在其中的人会成为同谋?而另一部人则成为殉教者?

“一般人所说的英雄主义,什么时候才变成凶杀呢?什么时候你才不再相信它的道理或是它的目的呢?它们的分界线在哪里?”这也许就是格雷贝尔的疑惑,为什么苏联人起先是同盟者后来就成为了敌人?为什么没有“国际”的上帝?为什么轰炸有时候是一种需要有时候又成为了罪恶?它们是不是在扭曲的战争中都不再有唯一的真理?而波尔曼对引用的那句话是:“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暴力和爱是界限分明的,它在心中。所以在波尔曼的真理观面前,格雷贝尔看见了废墟中的那株菩提树,看到了火光中伊丽莎白的眼神。“作为士兵的妻子,你会受到保护的。”于是,他向伊丽莎白表达了结婚的意愿。

为什么结婚?是抵抗孤独?是消除恐惧?是一起保护彼此?是不再被监视?但其实,在这个动荡的年代,爱情以及婚姻都是脆弱的,就连为了结婚要各种证明以及需要证婚人,都变成了一种障碍,甚至一种危险,“我还一心以为结婚对她是一种保护,而现在却反而成了一种危险。”因为伊丽莎白的身份里隐藏着父亲关在集中营的事实,而这一切都会引发怀疑。而这或许也不是最主要的,“说也奇怪,恐惧的基础多么薄弱哪。”这才是真正无法逃避的现实,总是有各种爆炸,总是有门外的监听,总是会被分散,而当结婚五天,格雷贝尔看着身边的伊丽莎白感觉到一种幸福,“他想到有时候在战场上,人们谈起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这也是其中的一种——有一间房、一张床、一个女人和一个幽静的夜。”却谈到想要孩子的时候,无处不在的战争却又变成新的梦魇:“一个孩子!等他长大,恰好逢上一次新的战争,正如我们逢上这战争一样。想想看,他生下以后会遭到的那种种苦难!”

或许和这个国家一样,总是让人看不到希望,这正是泛化的战争所引起的真正恐慌:在不是直接战场的后方,伊丽莎白被监视,波尔曼被逮捕,宾丁被炸死,这和战场上有什么区别?而休假结束,格雷贝尔必须回去,仅仅是因为不回去就可能被枪毙。怕被枪毙对于格雷贝尔来说意味着还保存着一种生的死亡:从战场上必须活着回来。但是火车站看见远处的伊丽莎白,没有说完那些话就分隔,似乎就是格雷贝尔命运的一种写照:他的爱留在未知的世界里,而他回去可能意味着真正的死。

“米勒阵亡了,迈内克和施罗德住在医院里。米克腹部中了一枪。他们说他已经在华沙死了。那批老伙伴谁还在这儿呢?对了,贝尔宁——他被打断了右腿,出血死了。”休假两周,那些熟悉的面孔都变成了死亡的符号,希施兰是幸运的,因为情报部门给他母亲的信里说他已经阵亡了,但是格雷贝尔却看见他还活着,也许下次可以写给母亲的信里报告自己还活着的——但是当苏联人开始进攻,一场战役打响的时候,子弹把希施兰的胸部都炸开了,“现在,再也没有必要写信告诉他母亲说他还活着了。”生死总是充满意外,却也总是脆弱,也许在那一刻,格雷贝尔体味到了什么是生命的超脱:不执著于谁是敌人谁是战友,不执著于和平终会降临,也不执着于死亡总是痛苦的。

所以,他又回到了自己做出判断的“爱与死的年代”:口袋里是伊丽莎白的信,带给他的是温暖;面前的是进攻的苏联人,他可以趁机杀死他们却放下了枪;命令他的是党卫队情报人员施泰因布伦纳,他先下手仿佛扼杀了罪恶——可是,这依然是战场,从战场回到家乡,是让他体味到了爱的珍贵,而从家乡又回到战场,死亡是直接的,赤裸的,“战争是老早已经失败了”,弗雷堡的声音在他那里变成了最后的告别:倒下,却带着某种安慰和宁静,“生活——不会死——只是被俘——”

奥古斯都

编号:C55·2190418·1559
作者:【美】约翰·威廉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8年05月第1版
定价:56.00元当当25.80元
ISBN:9787208148536
页数:374页

奥古斯都本名屋大维,是恺撒的甥孙。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身亡,遗嘱指定屋大维为其养子和继承人。这个男孩纤瘦的身影在空旷的操场上缓缓而行,方向不定,好像要找出一条路来——他向谋杀者施援,与旧友为敌,和对手结盟,使派系之争横行的罗马恢复了自由。36岁时,屋大维获得尊号“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全力维护着罗马的秩序与和平,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女称作“我的小罗马”。凭着对这二者的爱,他在权谋倾轧的罗马世界中义无反顾地前行着……约翰·威廉斯的《奥古斯都》以书信体形式写成,其中也夹杂了日记、回忆录、会议记录、军事传单等,借罗马众人之笔描绘出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生。该书曾获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是约翰·威廉斯一生创作的四部小说之一。


《奥古斯都》:世界是我的权力之诗

我先前那些绝望之词,现在看来与我的成就并不相符。罗马不是永恒的,这无妨。罗马将会沦陷,这无妨。野蛮人会来征服,这无妨。曾经有过罗马的一瞬,它将来不会完全死灭;野蛮人将会变成他征服的罗马;那语言将会驯服他粗野的土话;他毁掉的景象将会在他血里流淌。盐海不舍昼夜载着我这孤舟浮沉,和它一样不知止息的时间里,那代价是无有的,小于无有。
——《BOOK Ⅲ》

公元14年,已经七十六岁的屋大维·奥古斯都逗留在意大利南部的卡普里,他静静地坐着,目光有时凝视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有时朝向东方看见东边的海岸,脸上是沉静的微笑,在点头中仿佛激起了什么。远离罗马,对于他来说,才第一次有机会真正面对自己,在过去的岁月中,他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从一个初出茅驴的男孩变身为大权在握的男人;在过去的时间里,他冲杀在遍布世界的海域与陆地,两次小凯旋仪式、三次大凯旋仪式,以及二十一次被敬称为胜利大元帅的功绩让他成为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统治者。

但是,当一切都已经过去,他分明看见了那个陌生的自己,“我已经来日无多,必须预做准备,让世界能够承受我撒手人寰时一定会出现的混乱。”在写给大马士革的尼古拉乌斯的信中他这样说,来日无多的日子必将带他走向死亡,而在死亡日益迫近的时候,他又一次看见了罗马可能出现的混乱,三天前,他存放在维斯塔贞女神殿的四份文件或许将指明罗马今后的命运:一封是写有将三分之二的私人地产和财富赠予养子提比略·尼禄的遗嘱,一份是关于自己葬礼的程序,一份是关于帝国情况的陈述,而最后一份文件,将交给圣殿里那些尊贵的女子保存,“它交代了我对罗马及其帝国做过的事情和事务,同时指令,这份陈述要刻写在铜表上。”

前三份文件或者还指向一个作为罗马统治者的奥古斯都,而最后交给尊贵的女人保管、将被刻写在铜表上的文件似乎将打开这个男人最隐秘的心事,面对自己,却依然是一个在权力世界里陌生的自己,“因为如今在我看来,我读到这些书,写出我的词句,我读的写的仿佛是一个挂名是我,却很难让我了解的人。”他到底是谁?他活着的真相是什么?当游离于权力之外的时候,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他是继承了尤利乌斯·恺撒名声和遗产的人,他是用自己的力量和计谋结束罗马党争的人,他是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我先前说过,我的命运是改变世界。也许我应当说世界是我的诗,我承担任务将它的零件组合成一个整体,将这个集团归于那个集团之下,用与其相称的各种美感将它装饰起来。”但是在这篇关于国家的诗歌里,在用美感装饰起来的整体中,他也让自己活在永远的隐秘中。

“我在隐秘中度过了大半的人生。透露心迹于我从来不是上策。”当公元14年的这封信第一次回到了“我”的世界,对于奥古斯都来说,却也是一种荒诞,甚至是一种损失:血肉之躯有着真实情感的自己被架空了,非同寻常的妻子在野心世界里成为生活中的疏远者,最爱的女儿尤利娅在自己制定的律法中成为放逐者……那些诗篇里还有什么能让自己动容,还有什么能让自己留恋?当远离了权力向着南边的卡普里漂流的时候,奥古斯都已经看见了自己最后的命运:权力不在身边,亲人也永远不在身边,那些朋友也早已经先他而去,“我比朋友们都长寿得多,然而却是在他们身上,我比较完全地生活过。所有人都死了,我那些早年的朋友。”

第一次感觉到隐秘人生的荒诞,第一次体味到被掩盖了真相的虚伪,第一次发现了权力的无力,也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愚蠢和荏弱,“因此,我决意改变世界,并不是怀有轻松的理想,以为正义在手,舍我其谁,这种心态必然会招致失败;我决意改变世界,也不是为了增加个人的财富与权力;我一向觉得超出个人安适的财富是最乏味的资产,超出实用的权力则是最可鄙的。”但是,这并不是这个七十六岁的罗马皇帝最后的醒悟,当他再一次凝视罗马,当他希望在驾崩是打开封尘的文件,其实他依然活在自己的权力王国中,依然作为罗马的国家符号出现:罗马有可能会沦陷,罗马不可能永恒,罗马会被征服,但是不管如何,罗马依然需要一种权力来维系,就像曾经的他编织的这首整体之诗,在他看来,便是以正义的方式被书写。

一个是血肉之躯的真实奥古斯,一个是活在国家主义中的奥古斯都,他是矛盾的:凝视着靴形意大利的足尖上的雷吉奥,他想到了被流放的女儿尤利娅,十五年了没有见过她,也没有人在他面前提及过她,而他更不许别人当着自己的面说他还活着,“那对于我太过痛苦。但是那沉默只坐实了又一个将我困圃于自己一生的角色。”这是作为父亲的悲痛,但是,他又是无悔的,如果没有自己制定有关惩处通奸者的法律,如果在交困的时候不将女儿流放到潘达特里亚,整个罗马又可能因为这一件家族私事而重新陷入党争,所以不曾后悔的奥古斯都说:“因为是这法律救了我女儿的性命。”而这便是权力的效用,而他始终相信明智和力量组成的权力会永远让世界书写关于秩序的诗篇。

有用的权力,来源于明智,奥古斯都到死也都没有改变这样的权力观,或许这样的权力观对于罗马不陷入混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公元55年,雅典的菲利普斯致卢基乌斯·阿奈乌斯·塞涅卡的一封信似乎印证了奥古斯都临死之前的遗愿:“他开创的罗马帝国禁受了提比略的冷酷无情、卡利古拉的残暴不公,以及克劳狄乌斯的昏庸无能而依然存续。”而菲利普斯也希望在尼禄君临世界的年代,“罗马终将实现屋大维·恺撒的梦想。”一种赓续,有着最美好的寄托,但是对于越来越陷入争权夺利的罗马来说,这仅仅是美好的期望而已,而七十六岁来日无多时的奥古斯都难道没有看见这宛如轮回的宿命?当向南漂流到卡普里岛的时候,他看到了;当在卡普里逗留的时候,他看到了——甚至当他驾崩,历史也像是走向了一种循环:就是在七十二年前,他的生父老屋大维在他离世的同一个房间离世。

命运不是巧合,历史当然也不是轮回,而是在权力世界里,在效用论的支配中,在“小于无有”的代价里,所有的统治者都面对一个难题:谁能真正改变世界却又不失去自我?谁能用诗篇装饰国家却又不成为权力的奴隶?奥古斯都一生都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当他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试图书写一种权力的文本,到底有多少无奈有多少隐情?无论是西塞罗的书信,还是《奥古斯都功业录》里的记载,无论是李维《罗马史》中的史料,还是老塞涅卡的著作,这些文本中的奥古斯都永远是流传下来的那个皇帝,那个统治者,甚至也都是用所谓的正义改变世界的那个王者,用诗篇装饰了整体国家的君主,但是这就是历史之真?

“如果本书中有真实,那是小说之真,不是历史之真。”约翰·威廉斯用这句话所要揭示的就是一个从被叙述的历史文本中走向真实世界的奥古斯都,但是“小说之真”一方面要修正历史,另一方面又试图还原历史,这无疑是矛盾的,所以在这个矛盾的甚至悖论的叙述结构里,威廉斯一方面让奥古斯都在“小说”的文本里活过来,通过他人的书信、回忆录、日志草稿接近一个具体存在的历史人物,同时又让他封闭在那里,作为“他者”而背向文本,隐秘的世界是复杂的,那里有他的欲望和悲伤,有他作为一个儿子、丈夫和父亲的喜怒哀乐,但是在无法走近的心路历程中,他的爱与恨才更具有悲剧意义,直到最后一章从“他者”的文本中真正走出,他才是真正鲜活的,真正痛苦的,真正具有启示意义。

所有一切都像一张巨大的网笼罩在“历史”之中,“将小伙子送到阿波罗尼亚来。”公元前45年,当“尤利乌斯·恺撒致阿提娅”的信中说出这句话,这个快十八岁的男孩的一生似乎就被推向了历史,尤利乌斯·恺撒作为罗马的“三雄”之一,同样是一个权力的符号,他俯视着正在成长的屋大维,并用超过他年龄的重压让他成为一个男人,“你必须稍微松开你的缰绳,让的孩儿真正变成他在法律上已经成为的男子。”从男孩到男子,不仅仅是一个被晋升的名字,不仅仅是象征权力的遗产,更多是争斗中的危险,是政治中的阴谋,更多是权力世界里的异化。但是,奥古斯都的特殊性就在于,他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自己的使命,“那么,我们就不是为了胜利而战,我们是为了生存而战。”根据公元前13年马尔库斯·阿格里帕回忆录残片来看,这一使命就是为了罗马光明的未来:“回想当年,罗马因党争而撕裂流血,屋大维·恺撒宰杀了作乱的野兽,抛弃它奄奄一息的躯体,又治愈了罗马的创伤,使它重新健全,能够在世界的边疆抖擞而行。”

参加了西班牙战争,训练了他面对战争的冷静,乘坐一条发臭的渔船去阿波罗尼亚,开启了陷于分裂的罗马帝国新的征程,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昆图斯·萨尔维迭努斯·鲁弗斯、盖乌斯·奇尔尼乌斯·梅赛纳斯三位朋友形成的坚强后盾,也终于在恺撒被刺杀之后,从巨大的漩涡中掌握了化解矛盾的权力。曾经是个男孩,初出茅庐的他在元老院成员、参与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看来是“没有心机的小伙”,是“丝毫不懂政治”的莽夫,在恺撒的政敌马克·安东尼眼里是“平平无奇却妄自尊大的小家伙”,但是就像奥古斯都这一生的写照一样,他在隐秘的世界里集聚力量,在封闭自我中寻找机会,“我舅公有一次跟我说,太审慎可能会像太鲁莽一样,是确定无疑的死亡之路。”所以在他的世界里只有一条由恺撒传授给他的原则:必须直接抵达任何东西。

正是有着直接的目的,他听从了舅公恺撒的召唤“将那名字和财富一并接受下来”,他进入了罗马的权力核心处理了刺杀恺撒的党羽,他让安东尼相信自己的错觉在党争中取得了有利的地位,在一系列行动中掌握了主动分化了政敌,所有这一切,展示了奥古斯都日后作为罗马统治者的真正智慧,公元14年《恺撒·奥古斯都功业录》中的那句话看起来真的像是奥古斯都在走向自己权力世界时的自语:“九岁时,我用私人财产自行组建军队,用它来使派系之争横行的共和国恢复了自由。”没有钱,没有威望,没有权力,他就是用“断然的决心”一步步走向神坛,一步步消灭异己,一步步走向巅峰,在他看来,罗马需要成为一个自由国家,而造就只有国家需要的是直至核心的勇气和计谋。

与奥古斯都相比,安东尼是自负的,是愚蠢的,他不断犯下的错误终于让他走向了终点,而这个错误就是对于权力的无限觊觎,马尔库斯·阿格里帕在回忆录残片中写道:“因此,正当安东尼在遥远的东方追击野蛮的帕提亚部落时,恺撒·奥古斯都在意大利专心巩固因连年内乱而疏于整顿的本土边疆。”安东尼在追逐自己的权力时失去了生命,而这也造就了奥古斯都的伟业,当屋大维返回罗马的时候,他三十三岁,他领受了三重凯旋式的他,开启了第五个执政官任期,而这一切的成功也将他推向了事业的巅峰。

“我逐渐明白罗马人何以蔑视哲学了。他们的世界是个直接的世界——讲求成因与后果、流言与事实、得利与失势。”希腊裔的地理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斯特拉波曾经这样说过,而这个直接的世界也是奥古斯都的世界,当他终于以罗马统治者的身份掌控这个直接的世界,其实个人的悲剧性也开始显露,很久以前,母亲阿提娅在给他的信中就提出了警告:“那是罗马的世界,那里没有人了解自己的敌人或朋友,那里特权比美德更受到敬仰,那里原则已经成了私利的奴仆。”进入罗马,走向权力,最后将面对的唯一结局便是:“你会是孤家寡人”,因为,“你拥有的名字会是一个空洞的荣誉,拥有的财富会是你不需要的”。为了直接的目的走向权力的巅峰,对与奥古斯都来说,他慢慢变成了一个符号:为什么会和妻子斯桂波尼娅离婚而娶了“身孕犹在”的李维娅结婚?为什么要将最爱的女儿尤利娅嫁给“承祧了克劳狄乌斯、尤利乌斯与屋大维三个家族的名字”的马尔凯鲁斯?又为什么要将追求自己幸福而和情人尤卢斯·安东尼在一起的尤利娅放逐?

因为为了更稳固的地位,为了更大的权力,为了更直接的目的,“据我观察,在您生活的圈子,房事已经成了取得权力的方便之门,无论是交际上还是政治上的权力;一个通奸者可能比一个密谋者更加危险,对于您和国家皆然;一种本来以欢情为终点的行为,成了通往野心的危险途径。”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曾经在给屋大维·恺撒的信中这样说,而在这个“权力的方便之门”里,尤利娅无疑是牺牲品,这个曾经是女神、曾经是罗马排行第二的夫人,在和权力有关的婚姻里失去了女人的一切权利,三个丈夫都没有给她带来爱,而当她终于勇敢地走向自己走向爱情,迎接她的却是放逐,——制定这一放逐法律的正是父亲奥古斯都。

尤利娅问:“所以我为了罗马的快乐,要再做一次生崽的母猪。”奥古斯都说:“过些日子你会习惯的。我们全都会习惯自己的人生。”尤利娅问:“父亲,这值得吗?您的权威、您拯救的这个罗马、您建造的这个罗马,值得您付出那一切吗?”奥古斯都说:“我得相信是值得的,我们俩都得相信是值得的。”尤利娅从来没有自己的选择,当她遇到尤卢斯发现了最珍贵的爱,当他再没有碰过其他的男人,她的一生也在这过于真实的现实里永远离开了罗马,“此后我没有见过我父亲。我知道他不会提起我的名字。”尽管最后是为了保护尤利娅,但是一切其实完全变成了权力的工具,而这个失去了爱和人性结局的最痛之处在于:“因为屋大维·恺撒就是罗马;这也许是他一生的悲剧。”

从男孩变成男人,奥古斯都在党争中成长起来,从没有威信的人到罗马的统治者,奥古斯都开创了一个时代,而在这条看似曲折却直接通往巅峰的道路上,奥古斯都到底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接近权力、拥有权力,也再无法挣脱权力,奥古斯都变成了权力的符号。罗马也许还会陷入争斗,还可能走向分裂,甚至还会有另一个奥古斯都出现,而当最后从隐秘的世界里走出,这个七十六岁老人的目光中才有一些伤感,他推倒了那个挂名的自己,取消了“很难让我了解的人”,甚至放弃了权力和世界,在漂流的世界里,在来日无多的感慨中,他看到了世界的真正诗篇,只是一瞬,却也将他带向了从未体验过的自由之旅:“我猜想,我敬佩诗人是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是最自由,也因而最有情的人,我对他们感到亲近,是因为我看到他们给自己的与我多年前给自己的任务有几分近似。”

虎变

编号:C28·2190402·1556
作者:贾勤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06398459
页数:310页

腰封上说:“辞典即秩序,罗列即穷尽。”当一本书被命名为“辞典的准备”,在还未开始之前如何抵达穷尽?从A到Z,当词语被罗列在那里的时候,是言说的开始还是结束?“是一种贯通经史子集的实践,亦是一种现代派写作行为,其扩展的,是‘长篇小说’乃至‘说’的疆域与抵达能力。《现代派文学辞典》之后的再一次“辞典写作”,贾勤要面对的是另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所要求的是变:虎变。“大人虎变,君子豹变”,何处是变的起点,何处是变的根本,“我梦到老虎有三种颜色(绿、蓝、白),它与人类的关系十分微妙。”老虎不是那只咬人的老虎,不是有着斑斓色彩的玩具虎,它只在梦中,“睁眼之际,三只色彩变幻的虎扑向虚空,遁入记忆的丛林。”

萨宁

编号:C38·2190320·1548
作者: 【俄】阿尔志跋绥夫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7年08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24.50元
ISBN:9787532163410
页数:353页

萨宁返少小离家,其性格在家庭之外养成,自由自在得像“一株生在田野中的树”,他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讨厌周围几乎所有的人,甚至自己的亲人,他光明正大地追求享乐,为所欲为,却又陷入疲惫不堪的孤独和无意义的绝望中。俄国颓废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萨宁》出版于一九〇七年,正好是俄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失落与沮丧的时期,“不是阿尔志跋绥夫书写了萨宁,而是萨宁书写了阿尔志跋绥夫,萨宁塑造了与自己的形象一模一样的作者。”评论家这么说,然而因小说充满了个人主义的思想和颓废厌世的情绪,以及对情爱的描写,一度被列为禁书。第一句:“人生最重要的时期,就是受最先接触到的世界与自然的影响而形成性格的时期,而在这个时期,弗拉基米尔·萨宁却是在家庭之外度过的。”


《萨宁》:生活——是不治之症

“人真是个讨厌的东西呀!”他并非想到,而是感觉到了,因此,他想立即离开,哪怕是暂时地离开所有这些人,离开这列火车,离开污浊空气,离开烟雾和轰鸣。
——《第四十六章》

离开小镇,离开火车,离开污浊的空气,离开烟雾和轰鸣,当萨宁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是是迈着有力的大步,向着明亮、欢乐的朝霞前行,他看见的是醒来的草原,是绿色的远方,是无边的穹顶,是冉冉升起的太阳,“宛如萨宁迎着朝阳走去。”这是一种希望的开始,这是新生的预兆。决然而离开,当阿尔志跋绥夫设置了这样一个结局,似乎一切都显示出希望的色彩。

而且,是因为他的身后充满了死亡和迷惘,和他接吻享受过一种快感的季娜变成了路人,怀孕的妹妹丽达走上了没有爱和婚姻的道路,在谢苗诺夫死后他还听到了尤里将那把枪对准自己脑袋而发出的沉闷声响,“我忍让过这些人,尽我所能地忍让……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曾对伊万诺夫这样说,所以在一个无法忍受、感到无聊的世界里,他只有离开这一切,只有朝向升起的太阳,才能寻找到生活真正的意义。

但这样的结局或者只是阿尔志跋绥夫的一种“虚构”,身后是迷惘和死亡,身前是醒来的世界,离开既是为了离开,也是为了抵达,但是对于萨宁来说,他并不是在寻找目的和意义,而是在无目的和无意义中继续滑行,早晨或者黑夜,死亡或者新生,后转或者前行,都只是一种简单的动作,甚至只是一种习惯,因为他从来认为自己的路是一成不变的,“我对生活既没有什么要求,而没有什么期待。而人生的结局也从来不会是幸福的:只有衰老和死亡,仅此而已。”

用无目的和无意义取代目的和意义,造成的假象也许是这个时代的症候,当萨宁把生活当成一种活着的状态,当他只看到最后的衰老和死亡,他的离开和他的回来一样,只是一种如物一样的简单滑行——最后一章是大踏步的离开,而第一章则是自由地回来,“没有一个人保护他或指导他;他的灵魂遂完全自由、别致地成长起来,恰如一株生在田野中的树。”当初为什么离开,现在为什么回来,在离开和回来之前发生了什么,阿尔志跋绥夫一直没有交代,对于一个在人生之路上滑行的物来说,似乎也没有交代的必要,当他回来时,母亲和妹妹丽达觉得他依然是一个陌生人,当母亲问他这些年做了什么时,他说:“喝酒,吃饭,睡觉;有的时候我去工作;有的时候,我不做什么!”而当母亲再问他以后怎样生活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呵!无论怎样都可以。”

把萨宁那些年的经历抽离了,把萨宁过去和未来都放在缺省状态,就是阿尔志跋绥夫对于作为物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嘲讽,但是当他回来,并非是无意义的,而是在这个回返的世界里,萨宁提供了一种参考坐标,当身边的人遭遇人生的困境,当朋友和亲人面临爱的抉择,当每个人遇到道德的考验,萨宁提供了一种参照系,或者悲观或者乐观,或者生或者死,或者善或者恶,都在这面镜子的对照下,显示出这个时代的集体症候。

萨宁有着自由的灵魂,像一株在田野中生长起来的树,他的这种自由对应着母亲的观念,母亲所想要的是儿子在社会上有应得的尊贵地位,当他像流浪者一样离开,当他无所事事回来甚至无聊地面对未来,母亲一定是痛心的。这个地位观在上辈人那里得到体现,而军官扎鲁丁无疑是母亲眼中有地位的人,所以当她得知丽达和扎鲁丁恋爱之后,是满心的欢喜,以为女儿从此会有一个稳定的未来,“依照她的理想,一个人的感受、谈吐和行为方式,应该和他的教育、财产、社会地位相符,在她看来,这一点是自然而然的:人应该不仅仅是具有一切天赋个性的人,而且还是具有某种共同标准的人。”但是身为上尉的扎鲁丁,面貌漂亮的萨鲁丁,当初喜欢上丽达,更多是对于女性肉体的一种掌控,“他充满着激情地将丽达那丰满、柔软的身子紧紧地抱住,紧贴在自己的身体上,好像烙铁般滚热的接触,她仿佛被包围在一阵温暖、如梦、芳香的云雾中。”

这其实是两方面的契合,一方面是扎鲁丁代表的地位和身份,是很多人尤其是丽达母亲理想中的类型,另一方面则是丽达本身在用身体说话,“她的美貌、甜美的声音、焕发的青春气息让整个花园亮丽起来。”萨宁甚至也醉心于这种肉体美,在他回来的时候,就抱住了丽达的腰,用奇异的、半狰狞、半温柔的声调对她说:“你已经长成一个美人啦!……第一个你爱上的人将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人啊。”似乎是超出兄妹之间的亲热,而丽达身上散发着诱惑人的魅力,也是基于她的一种观念,按照萨宁的说法,丽达有着“对一切的渴望”心态,“她想知道一切,体验一切”,所以当她遇见扎鲁丁的时候,自然双方一拍即合。

丽达和扎鲁丁的行为在自由主义者的萨宁看来,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萨宁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恶,它是偷盗,是说谎,是欺诈,是犯奸淫,“这一切都牢牢地扎根在人的身上!”性恶论在萨宁那里却也不是恶,而是一种自然和真诚,它所表现的方式就是享乐,而这种基于身体而追求享乐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因此,对享乐的要求与理解,正是人有别于动物的许多特点之一。畜类,主要是畜类,不理解享乐,也不能够去得到享乐。它只是满足他的需要。我们都同意,人不是为了受苦才创造出来的,受苦并不是人类追求的理想。”所以人不需要节制,不要掩饰,就像醉汉,“他想唱歌就唱歌;他想跳舞就跳舞;他并不为自己的喜欢和快乐而感到害羞……”

性恶论其实是享乐主义,而享乐主义又是人自由的一种表现,但是当扎鲁丁拥有了丽达的肉体,萨宁为什么又感觉到忧伤,甚至悲痛?当萨宁和别的男人围着季娜,并且目光不离她那高耸的胸部和美丽的颈脖时,丽达也会嫉妒?而丽达将身体给了扎鲁丁并告诉他怀孕的时候,扎鲁丁回绝了她的时候,想要体验一切的丽达为什么又感到了被权力抛弃的痛苦?“大地在脚下飘浮;身体变得软弱无力,任人摆布,在她面前只剩下一双黑亮、可怕、无耻而诱人的双眼,由于两条粗野的赤裸的手臂的强力抚摸,她那赤裸的双腿无耻地、情欲极强地颤抖起来;渴望再一次体验这种好奇、无耻、疼痛与快乐。”她甚至想到了投河,想一死了之告别这个把她抛弃的世界?

这一切似乎都无法解决一个问题:个体的享乐主义是不是不会影响到他人?如果影响到他人,这是不是变成了一种自私的自由主义?而且在丽达和扎鲁丁之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那就是道德。道德一方面是丽达委身于扎鲁丁之后被抛弃的羞耻感,因为这种羞耻感,丽达认为自己失去了一切,所以她像用自杀的方式毁灭一切。但是这种羞耻感在萨宁那里变成了对于美丽的亵渎,他认为,‘怀孕’这个粗俗、沉重的兽性字眼与丽达那迷人的脸庞是如此的不协调”,也就是说,萨宁对她的劝诫依然在肉体意义上,而且在他看来,怀孕也是违背自然、违背享乐的一种表现,他说起女人生孩子,“首先,生孩子是一件最无聊、最肮脏、最痛苦、最无意义的事情;其次,也是主要的,是因为人们会不断地折磨你。”只要纳入这个社会的体系里,一切都是痛苦的,都不再是个人意义上的自由。

萨宁无疑是自私的,他的这种自私甚至摧毁了丽达所谓的道德。还有一种道德,则和扎鲁丁有关,当他得知丽达怀孕之后,一个计谋在脑海中形成,他要和丽达断绝关系,让她去堕胎,结束这段恋情,这个被丽达称为“你是个畜生”的行为当然更是一种自私,当离开丽达之后看见了别的女人的身体,听到了别人谈论乳房,他又开始想念丽达的肉体,甚至无耻地想要好和丽达再次见面,当被萨宁拒绝之后,作为军官的他又想把自己当成英雄,要和萨宁对决,不想萨宁几拳就把他打翻在地,而受伤之后的扎鲁丁再也无法接受颜面失尽的耻辱,“什么完了?一切!我的一生——毁了!为什么?因为我被侮辱了——我就像一条狗那样挨了揍……一拳砸在脸上……我再不能待在军队中了……再不能了……”身份和地位,在扎鲁丁看来是至上的道德,他宁肯背负一个女人的爱,宁肯被丽达骂是“畜生”,却无法逃离这个社会规则下的道德,终于,他选择了自杀——这是“一切都完了”之后荒谬的绝望。

实际上,无论是丽达还是扎鲁丁,他们都无法逃离约束,都无法真正享乐,他们死在自己建立的所谓道德世界里,而诺维科夫似乎在身体、身份之外追求着自己的幸福,他一方面认为这个小镇让人感觉到无聊,所以他想要突围,丽达的出现是让他看到了一种美好,甚至他对于丽达并不完全觊觎他的身体,在丽达面前他勇敢地说出了“我爱你”的表白,但是丽达不喜欢便把他推向了更无聊更迷惘的境地,而当丽达怀孕被扎鲁丁抛弃之后,萨宁劝说他接受丽达,担负起保护自己所爱女人的义务,在犹豫之后,诺维科夫似乎也同意了,而丽达在放弃自杀之后之后,似乎也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可以维护自己的道德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诺维科夫抵达了道德所谓的善?其实只是萨宁享乐主义的一种牺牲品,“他的内心是一片空虚和黑暗,只有一种由宽恕、牺牲、功勋构成的悲凉的幸福在远处闪光。”

丽达、扎鲁丁、诺维科夫之间的微妙关系其实以三种不同的道德观构筑了一个表象世界,而里面都是羞辱,都是堕落,都是荒谬,甚至是牺牲。在这个三角关系之外,以尤里为中心又衍生出了另一个道德世界。尤里本是地主尼古拉·叶戈罗维奇·斯瓦罗日奇的儿子,但是因为参与革命组织而被警察监视,之后是被捕,然后是监禁,最后流放回来。和萨宁一样,他回来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和自己有些格格不入的世界;和萨宁一样,他的内心也是渴望着自由;和萨宁一样,对于未来没有任何想法;和萨宁一样,对女性的身体有着天然的爱好。但是和萨宁的性恶论、享乐主义等观点不同,尤里患得患失,尤里孤独无聊,当他在修道院野餐时进入到那个洞穴之后,遇到了漂亮的季娜,“他斜眼看了看薄薄的小俄罗斯衬衫刚能包裹得住的那高耸的乳房和滚圆的肩膀。一想到现在她真是在他的掌握中,而且不会被人听见,这念头来得太奇突,竟使他一下里眼睛晕黑起来。”

在这个时候,他的自我折磨开始了,他着迷于季娜的身体,却极力控制住自己,因为在他那里有一套社会道德规则,就像季娜说的,“因为我想,你是正派人。”他反问的一句是:“加入你看错了人呢?”季娜似乎很坚决地说:“我就投水自杀。”身体带来的是美妙的感受,但是在这一个所谓的“正派”标准之下,一切的欲望都被抹杀了,甚至“投水自杀”成为一种威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季娜的这个关于纯洁、正派的表达唤醒了尤里内心的死亡观:在一个人绘画的时候,他终于在最后时刻用一把刀刮掉了画布上命名为“死亡”的那个女人,他让自己不关心个人幸福,并且用一种死亡的方式把生命献给党——但是他被监视被流放,正是因为党抛弃了他;他曾参加小组活动,但是依然困于个人的欲望之中,所以他感觉自己在斗争,但是看不到希望,“我受苦,我斗争,我克制……可后来呢?结果怎样呢?斗争的终点我这辈子赶不上了!”所以在苦闷时他拿出了那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只是扣动扳机是的那一声空枪让他的生命流了下来,但是自杀没有成功,他又觉得自己是个懦夫;他把自己的矛盾的现实归结为童年的经历,在那一刻他有一次希望用死亡来终结,“我为什么没在小时候得肺炎的时候死掉呢?如果那时死了,我现在就会更好些,更平静些……”

他或者真的爱过季娜,不管是山洞里因身体而感觉到的欲望,还是在之后接触时和她的交往,但是一直被死亡攫住的尤里,一直挣扎在道德边缘的尤里,任何的变动都会变成打击,当意识到自己再无法见到季娜之后,他终于再次拿出了枪,再次对准了自己的身体,再次不想让自己成为懦夫,也再次希望听到“咔”的声音,只是这一次,枪真的响了,“他的眼前已经出现了橡树的树冠、蓝色的天空,他还看到那只不知跳到何处的黄猫在空中一闪而过。”一闪而过终于最后消失,就像他脆弱的生命——当死亡真切发生,连最后的恐惧也不存在了。

或许死亡真的是覆盖恐惧的最直接方式,谢苗诺夫死了,索罗维伊契克自杀了,扎鲁丁死了,尤里开枪自杀,在死亡之前的那一刻,有过恐惧,但是当生命定格,对他们来说反而变成了一种解脱。但是即使死了,在萨宁这个追求享乐、蔑视上帝、破坏规则、从不想未来的人来说,反而被认为是另一种懦弱,尤里的葬礼上,萨宁在众人面前真实还在讲:“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傻瓜。仅此而已!”而在尤里新坟旁的草地上,还留着他和伊万诺夫喝酒剩下的酒瓶。

他就像自己所说的醉酒的人,不需要考虑什么现在和未来,想喝酒就喝酒,想跳舞就跳舞,没有人会阻止,也没有人会指责,而尤里之死,萨宁有着很重要的原因。季娜曾经在山洞里问尤里的那个问题,很明显看出季娜生活在一种道德约束中,即使之后和尤里有过身体的接触,她都有一种灵魂已经堕落的担忧,当看见尤里患得患失的生活时,她对萨宁说:“如果一个人不满足于生活,这就是说,他是高于生活的……”而萨宁完全否定了这个观点,“人不可能高于生活”,因为人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可能是不满的,但这种不满的原因就在他本人身上,他不过是不能或不敢从丰富的生活中获取他真正需要的足够的东西。”所以他鄙视尤里,但是在季娜的身体诱惑中,他又让她解放这种道德约束,当那次他们乘坐的小船摇晃起来的时候,季娜抓住了他的手,而身体也碰到了萨宁,萨宁不是尤里,他以一种进攻的方式占有了季娜,而那时的季娜,似乎也被唤醒了内心的欲望,“她突然陷入一种莫名的软弱,她松开双手,躺了下来,什么不看,什么也不想,带着钻心的疼痛和强烈的快感,服从了那个陌生的男性的意志和力量。”即使之后说出“我随后投河”的想法,萨宁却告诉她都是生活带来的痛苦,“但是要知道,这些痛苦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很糟糕,人们为自己的幸福制定了价码……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生活,这个夜晚就会成为我们两人记忆中最珍贵、最有趣、最美妙的感受之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感受,生活才是最可贵的……”

两种生活,两种人生,其实已经显露无疑:诺维科夫的无聊生活,丽达的体验渴望,扎鲁丁的道德败坏和畸形的荣誉观,尤里的懦弱和矛盾,以及季娜感性和理性、欲望和道德的冲突,显然在萨宁看来,都是把自己放置在从来都是产生痛苦的生活规则里,因为活在规则里,所以看不见本能,所以压抑自然,所以扼杀欲望,所以无法享乐,正如沙夫洛夫对尤里说的:“生活——是不治之症”,而人也不可能高于生活,他们只是在生活的内部痛苦地挣扎。既然生活是一种绝症,那么离开将成为一种常态,所以萨宁会在死亡不断发生时告别小镇,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活在自由的当下。

但是,离开而回来,回来再离开,萨宁只不过是活在自我安慰的世界里,当人已经变成了一个机械滑动的物,像人生本来一样,必定会滑向衰老和死亡的终极,而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里追求一种自由,何尝不是自我欺骗?如此,死亡无非是迟来而已,“我们的生命是必要的;因此,我们的死亡也是必要的。”

地平线

编号:C38·2190320·1547
作者: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2年06月第1版
定价:26.00元当当13.00元
ISBN:9787532755639
页数:172页

年已古稀的博斯曼斯开始回忆过往的生活,偶然的一天,他想到了在40年前曾经交往过的一个女孩,她叫玛格丽特·勒科兹。那段时间,两人经常出双入对,因为两人有共同的经历,被人跟踪,玛格丽特的工作是当保姆,她的雇主是个有点神秘的男医生,他过去似乎和一些邪教团体有关联,后来,男医生被捕,玛格丽特再次选择逃亡,渺无音讯。40年后的现在,博斯曼斯决定重新找到玛格丽特,于是他前往柏林,再次找寻这个神秘的女人……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的作品,在《地平线》中,他把他以前作品的全部内容压缩为一个哲学问题:生活该把时间及时间的流逝变成什么?“但在遥远的过去,又相隔这么多年,你当时感到的捉摸不定和惧怕,现已消失得一干二净,如同使你无法听到广播里清脆音乐的无线电干扰。”


《地平线》:或者只是夏天般的初秋

他开始把它们一一列出,仍然想找到一些坐标:—个日期,一个确切的地点,一个他无法拼写出来的名字。

8月18日,书房,阅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地平线》。时间地点和事件一应俱全,它们都在确定的世界里呈现:这是一个已经过了立秋的夏天,炎热不减;13楼的某个书房正打开朝北的一扇窗户,有些微风徐徐吹来;从叠加的书册中取下这薄薄的一册,去掉透明的塑膜,打开之前,便是封面上一辆正行驶在夜晚道路上的汽车——不管从第一页第一句开始之后的故事向何处发展,在此时此地的阅读状态中,一切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替代的,甚至是永恒的。

但是,当这一切被记录下来的时候,确定的信息变成了书写后的文本,它是不是还在此时此地的阅读中?从打开第一页开始成为相遇的事件,到最后一页合拢,甚至完成所有笔迹的录入,在书写完成之后,阅读似乎也到了终结之处:此时不再是此时,此地不再是此地,它被记录被书写并被保存,像是换了一种活法,在时间的真正意义中可能被缅怀。而在告别了阅读的此时此刻之后,我也退出了事件,而变身为一个“他”:他买了一本黑色仿皮漆面记事本,他把笔记本放在上衣内侧的口袋,他遇到想起的一件已经忘却的往事,便记了下来。

退出而开启,其实是两种状态,博斯曼斯作为一个被赋予名字的他,当在四十年后寻找一些记忆的时候,两种状态两个世界其实是相异的,而且,根本没有相遇的可能。“一段时间以来,博斯曼斯想到自己青年时代的某些片断,这些片断并不连贯,全都突然中止,出现了一张张无名的脸,以及短暂的相遇。”时间中止在那里——不是终止,是因为被打断之后还可能被连接起来,片段还可以连缀成整体,但是,即使那些无名的脸有了属于各自的名字,短暂的相遇变成了长久的怀念,时间和地点都拥有了确切的坐标,但是四十年后依然只是那些“暗物质”在发出微弱的闪光。

关于“暗物质”的文章寄给了天文学杂志,就像暗物质本身一样,逃逸了时间、地点和名字相关的确切坐标,所以对于博斯曼斯来说,用记下往事的方法寻找曾经的记忆,基本上属于一个伪命题。“这些破碎的往事跟你在生活中处于十字路口的那些年代相对应,当时你面前有许多条路可走,因此你很难作出选择。”选择其实从来不是建立在客观描述基础之上的选择,而是面对许多条路之后必然的一种反映,每一条路都通向了固定的时间,在没有方向的行走中,盲目会变成想象,错失会变成命运,而那一条关于未来的地平线永远在逃逸中走向未知。

一个日期,一个地点,以及一个名字,都是博斯曼斯为自己的想象和命运建立的自我坐标,而这些坐标都无一例外地湮没在时间里。时间是四十年后视野里的四十前:当玛格丽特前来看他,站在雷伊街呈斜坡的人行道上时,沐浴在阳光中的时候,是在冬天?“但也可能是在夏天,因为可看到远处公园里的绿叶。”博斯曼斯忘记戴上那张写有名字、地址和电话的纸,在广场上感到一阵头晕的时候,“过去的幽灵”正在现身,是一个早春?但为什么“有好几天跟七月份一样热”?博斯曼斯在沙漏书店,玛格丽特在身边,他们遇到了安德烈·普特雷尔,那个下午是寒冷的,是他喜欢的季节,“冬天里的春天”,“但只有几天时间,日期出现在一月份或二月份。”冬天可能是夏天,早春有时候会很热,最喜欢的冬天里的春天,时间被时间修饰,时间在另一个时间里,不再是严格被区分的季节,混乱着的转折,最终变成了关于时间的一个寓言:“无疑是在冬天的春日,就像他所说的一月和二月里的好日子。或是春天的夏日,在四月份天气就已很热。或者只是夏天般的初秋——所有这些季节混杂在一起,使你感到时间已停止流逝。”

无法再找出确切的日子和季节,某件事而已失去了确定性,所以那个夜晚还是那个夜晚,那个白天还是那个白天?无数的夜晚和白天组成的四十年,到何处去确认一个人的存在?还有地点?和玛格丽特相遇时的确是在火车站口?和她分开也一定是在列车旁?黎塞留代理行在巴黎哪个位置?九四街25号没有任何改变?费尔纳教授家里是永远的存在?还有那个蓝街呢?题写在《阿斯塔特社团》衬页上的那句话:“献给莫里斯·布雷弗,以及蓝街的男男女女。”在几次搬家之后还留存着,是不是一种见证?当沙漏书店和出版社只是以前的一个修车行,当仓库是以前的车库,一切的变化都无可遏制地发生着,而蓝街27号,曾经的男男女女聚集在这里,莫里斯·布雷弗就在里面施展“巫术”,一种实验却指向“圣体转移”,而最后,“他和社团的其他成员最终都被逮捕。他是外国人,被驱逐出境,遣返他出生的国家。”

献辞里的莫里斯·布雷弗和男男女女都消失了,只有题辞所在的那本书,如果可以还能找到。但是确切的地点改变,所有的事件都可能变成一种过去。玛格丽特呢?和博斯曼斯也曾经在蓝街上行走,确切的两个人,确定是天黑了,也确信玛格丽特受伤了,但是当博斯曼斯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奇怪的感觉是:“两个人在初次相遇时说的话,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未说过,这事是否真的确信无疑?”事件被模糊了,连同玛格丽特相关的地理信息也变得虚幻:博斯曼斯说,这个名字是布列塔尼人的名字,玛格丽特说是的,博斯曼斯问:“那您出生在布列塔尼?”玛格丽特的回答:“不。在柏林。”

布列塔尼人的名字,却出生在柏林,这是地理上的误解?一个名字是不是应该承载它的归属意义?在时间和地点不再确切之外,名字当然也被带入了“无名”状态。“如果我没猜错,你是在躲避,你住在这里用的是假名……”在那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奥特伊阿尔及利亚人雅克的酒吧里,当时间和地点走向确定的时候,“假名”又成为了名字意义上的另一种状态。但似乎玛格丽特没有回答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而博斯曼斯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就是在寻找一种“有名状态”:只有这样才可以打破无名的痛苦,才可以让记忆带向确切的片段,所以,当玛格丽特说出自己被一个家伙跟踪了几个月时间,又说出了那个人是棕发法男人,三十来岁,身材高大面孔瘦削,但是这一切相貌的描述无法真正带来一种确定性,博斯曼斯急切地问她:“那家伙姓什么。你至少把他的姓告诉我。”当玛格丽特说出他叫“布亚瓦尔”的时候,博斯曼斯才舒了一口气:“他感到满意的是那个人有了姓,那个人看来使玛格丽特忧心忡忡。一旦知道一个人的姓,就可以去应付危险。”

有了名字,就可以“应付危险”,就像博斯曼斯也被人跟踪,一男一女,女的是母亲,男的是还俗教士,当那个叫圣让娜·德·尚塔尔的“假斗牛士”被他想起来的时候,他的不安才慢慢消失:跟踪玛格丽特的男人叫布亚瓦尔,跟踪自己的还俗教士叫圣让娜·德·尚塔尔,口袋里纸条上应该写着的秘书名字叫克莱芒,还有用左手写字的伊冯娜·戈谢,一切的名字都指向确切的人,只要名字存在,就可以应付危险,但是,一个名字能唤醒多少记忆?能承载多少意义?“伊冯娜·戈谢。克莱芒小姐。这种姓名不会引起注意,是平淡无奇的名字,因此,有这种姓名的人会渐渐变为无名无姓。”

名字或许也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当四十年后博斯曼斯回来,再次穿过巴黎,当他能够认出那个叫“梅罗韦”的人,似乎找到的不是确定性,而是更大的模糊性,“梅罗韦的脸现已浮现在他的眼前。是个青年,金发拳曲,穿着背心。”巨大的巴黎,几百人居民的巴黎,竟会在很长时间之后遇到同一个人,而两次遇到的地点相距甚远,是必然?还是一种宿命?的确,从这个名字开始,巴黎似乎清晰起来,从梅罗韦到“欢乐帮”,从欢乐帮到黎塞留代理行,一切的记忆都指向了玛格丽特,似乎就这样她也回来了,连同名字,连同时间,连同地点,都变成了连缀在一起的记忆。

一种整体,其实是时间之外的自我命名,仿佛看到了玛格丽特和他在巴黎的这一段时光:他们或者谈论布列塔尼人名字的德国历史,或者在酒吧说起总是出现在身后的布亚瓦尔,或者一起去费尔纳教授家照顾两个孩子,或者在沙漏书店和出版社相遇……一个名字带来一段记忆,一段记忆又重启一个名字,似乎就在这种片段的连接中,世界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沙漏书店的出版商吕西安·霍恩巴赫在战争期间失踪了;费尔纳教授处在“抽象的世界”里,高高在上的他对琐事一无所知;孩子安德烈生日时被拒绝用一只狗作为礼物;博斯曼斯为了打印文稿找到了用奇特符号的西蒙娜·科尔迪埃;曾经玛格丽特巴盖里安家里当家庭教师……

世界仿佛是丰富的,多元的,充满趣味的,但是每一个故事背后似乎都有隐藏着危险,在战争中失踪的吕西安·霍恩巴赫,目光冷淡的费尔纳教授夫妇,搜查口袋里东西的还俗教士,故意做了特殊标记的西蒙娜,在记事本里列出所有睡过觉的“家庭女教师”名字的巴盖里安……用名字打开历史,是想在记忆被唤醒之后找到存在感,可是名字本身又成为一种危险的符号,它们打开的世界里存在着太多的怪异、隐匿和令人恐惧的故事,所以当这些故事再无阻拦地涌出来的时候,寻找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无法逃避的事件,里面的暴力,里面的追杀,里面的威胁,都变成了确切的存在。那么,这样记忆到底还有什么必要?

也许,所有都被注定了:回来意味着离开,博斯曼斯在寻找记忆的第二天就在记事本上写道:“在那个时期,有这种感觉,会跟玛格丽特一起消失在人群之中。”那个时期是模糊而确切的,那种感觉是隐约而强烈的,当“消失”成为一个关键词,所有的事件都被埋葬到了“蒙昧时代”,所有的人物都变成了“过去的幽灵”,而那个叫做未来的时间,也变成了没有地平线的未知,“我对这些人几乎一无所知,博斯曼斯在想。然而,我存留的罕见记忆相当确切。一些短暂的相遇,巧合和空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要比你在一生中其他年龄时更大,这相遇没有未来,如同在夜里的一列火车中。”火车向前,其实在夜里不会真正停下,即使四十年后再回来,也变成了既在本子里的一个虚构的故事,里面的战争阴影、道德实验、宗教亵渎,以及精神暴力,都无法在时间中消失,宛如一场噩梦,总是纠缠在已来未来、已去未去的时间里

“未来……这两个字的声音,今天在博斯曼斯看来令人心碎而又神秘莫测。但在那个时候,我们却从未考虑此事。我们当时并未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运气仍处于永久的现时之中。”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没有地平线,也没有在地平线上的黑夜和白天,一切都在此时此刻中进入到现实,而现实并非真正可以忘掉过去,即使在博斯曼斯看来,玛格丽特或许已经死了,但是,“在我们两人出生的那年,这座城市从高空俯瞰,只是一堆断垣残壁,在一座座花园深处,丁香在废墟里开出一朵朵鲜花。”其实记忆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它依旧在废墟里,以为开出了鲜花便是希望便是未来便有了地平线,也只有从现实回到历史,回到苦难的根源,回到记忆的起点,才能真正找到我们存在的确切意义:

他在一瞬间有一种安详的感觉,并确信回到了他曾在某一天动身离开的地方,是同一个地方,同一钟点,同一季节,如同钟表的时针和分针在中午十二点时并在一起。

布里格手记

编号:C36·2190222·1540
作者:【德】 里尔克 著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55.00元当当27.50元
ISBN:9787220104572
页数:352页

《布里格手记》的全称是《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手记》,它是里尔克创作生涯中所达到的第一个高峰,是现代存在主义的先驱作品之一。小说叙述一个出生没落贵族、性情孤僻敏感的丹麦青年诗人的回忆与自白,某种程度上即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小说由七十一个没有连续情节、不讲时间顺序的笔记体断片构成,这些断片因为共同的主题——孤独、恐惧、疾病、死亡、爱、上帝、创造等,集中表达了里尔克终生关注的各种精神问题,在精神暗流上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有机整体,被誉为现代存在主义最重要的先驱作品之一。第一句:“就这样,也就是说人们来到这里,原为求生,我倒是以为,这里在自发死去。”


《布里格手记》:不在场给了他事物的密码

当她以性的无限的意图突破它的暂时的用途。当她在拥抱之黑暗中不是采掘满足,而是采掘渴望。当她蔑视这个,即两人中一个是爱者另一个是被爱者,而那些虚弱的被爱者,她把她们背到自己的床榻上,在身旁烤热她们使之成为爱者,她们便离开她。在这样的崇高的离别之际她的心化为本性。高于命运她为昔日的爱人们唱她的新娘之歌;为她们提升婚礼;为她们夸大那位邻近的夫君,以便她们为他全神贯注像为一位神而且也还经受住他的荣耀。
——《68》

爱者和被爱者,是一个和另一个,他们仿佛在“两人中”变成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只有爱者施爱,被爱者接受,他们才能合成为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便可命名为爱。但是这样一种看似整体的关系却是脆弱的,易变的,当疾病缠身,当死亡降临,甚至当爱者背叛,被爱者如何才能得到爱?或者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被爱者如果反身为爱者,在这个本已固定的结构中,如何突围,如何超越,如何改变?

第68节,似乎已经脱离了1902年8月28日开启的巴黎生活,“巴黎这般充满此欲望,因此这般贴近死亡。这是一个陌生的、陌生的城市。”在图利耶街的廉价旅馆里,里尔克感受到了浓烈的死亡气息,“就这样,也就是说人们来到这里,原为求生,我倒是以为,这里在自发死去。”而死亡不是结束,是背叛了生存意义的“生存欲望”——在写给妻子的信中,里尔克说:“生存是某种宁静的、宽广的、单纯的东西。生存欲望则是匆忙和追逐。这种欲望:拥有生命,立刻,完全,在一个时辰中。”第68节,似乎也远离了童年的乌尔斯伽德,当作为侍从官的祖父克里斯托夫·德特勒夫·布里格在那里死去,并非是一种恐怖的终结,而让死亡成为一种永生,“它像个国王,人们称之为恐怖王,此生及永久。”——里尔克唯有在写作中忘记那一道童年的阴影:“我做了些事情来对付恐惧。我坐了整整一夜并不停地写字,现在我累坏了像走了很远的路穿过乌尔斯伽德的田野。”

充满生存欲望的巴黎,充满死亡恐惧的乌尔斯伽德,似乎在记忆和现实意义上解构了爱者和被爱者的关系,而在这个整体结构走向终结的第68节,里尔克却在呼唤着一个“她”:她有着性的无限,她采掘着满足和渴望,她蔑视着“两人”尤其是那个爱者,而最后当她离开了爱者,在新娘之歌里,在提升的婚礼上,虚弱的被爱者似乎又拥有了爱,在这个爱者已经不在场的情况下,被爱者而具有一种人性意义上的爱,就是里尔克所渴望的“不及物的爱”。

不及物的爱,并非是将爱埋葬,也并非是留着一个空位,而是把爱当成是超越物的“艺术之物”,而是把被爱者也当成爱者——爱者和被爱者的二元结构被打破,其实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被终结,在转变、超越和突围中,爱是不及物的,爱者也成为“伟大的爱者”:“难受地活着,被爱者活在危险之中。唉,但愿她们经受住自已并成为爱者。围绕爱者的是真正的安全。没有谁再怀疑她们,而她们本人不能背叛自己。”而创造了不及物的爱的“她”是斯坦帕,是阿尔科福拉多,是萨福,是杜塞:《新诗集》中里尔克赞美了萨福,称她为“伟大的爱者”;而1906年11月而易卜生的戏剧《罗斯默斯霍尔姆》中里尔克第一次见到了演员埃莱奥诺拉·杜塞,他便为她建造了一种爱的剧院:“那时候在维罗纳,当你,几乎还是个孩子,演着戏,将纯粹的玫瑰捧在你面前之时,它像一个假面似的前面,应该掩藏正被提升的你。”

历史的,神话的,舞台之上的,剧院里的,她和她,是伟大的爱者,献出“不及物的爱”,而当爱者成为伟大的人,被爱者其实已经不存在了,甚至悲剧者、痛苦者,以及不可言喻的感人者都在对面消失,“像一个孩子”,拥有纯粹的玫瑰,于是那些松弛的门、骗人的窗帘、眼前的器物都被抛在了身后,不再背叛他人,也不再背叛自己,从此,通向不及物的无限,“被爱意味着燃起来。爱则是:以永不枯竭的油闪光。被爱着是消逝,爱是持续。”

如天使,如上帝。但是,在这个被爱者反身为爱者、爱又成为不及物状态的理想世界到来之前,似乎是痛苦的,而这个转变过程亦是漫长的,里尔克说:“一年对我们是什么?一年又是什么?还在我们开始了上帝之前,我们就已向他祷告了:让我们经受住黑夜吧。尔后病患。尔后爱情。”《布里格手记》似乎就呈现了这个“尔后病患,尔后爱情”的曲折过程,从童年的乌尔斯伽德开始,延续到只有生存欲望的巴黎,在里尔克所看见的世界里,似乎都在那个“及物”的层面上,物是什么?是肉体的疾病和死亡,是匆忙和追逐的人生,是被物化的爱,甚至是从未摆脱的恐惧——它们构成了里尔克称为“在场”的东西,而在场也意味着生存的“外部”状态。

“只是蒙在一个腐败物上面的一套巨大礼服。”祖父布里格死了,他躺在地板中间,一动不动,那巨大的、陌生的、再无人认得的脸上双目已经闭合,深蓝色的制服被撑开了,一个“恐怖的主人”的死亡,把整个乌尔斯伽德都笼罩巨大的恐怖中,把相关的日子都变成了沉重的死亡,“从我的祖父、昔日的侍从官布里格身上,人们还可以看出,他体内驮着一个死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呀:长达两个月而且吼声之响,就连旁侧庄园之外都能听见。”这是一种关于死亡之物的开启,而在十几岁的里尔克生命中,即使他和父亲来到了乌尔涅克洛斯特看望外祖父,这种巨大的死亡之物也像那间宽大的蓝色制服,被撑开而成为一种恐怖的象征。

即使那里有花园和山毛榉,有牛奶场和狗,有可以得到的牛奶、面包和水,甚至有我可以享受的自由,但是这只是某种幸运,外部世界提供的幸运,它会像被爱者一样成为虚弱的代名词:我发烧了,而医生要给我施以电疗,像是无法逃脱的命运:“我专心观察着这一切,并冒出一个念头,看来这便是早已为我确定的地方,因为我相信现在终于来到我生命的那个位置,我会待在此处。没错,命运走的是奇诡的路。”这或者只是降临在我身上的命运,而在我之外,那无法逃避的死亡气息让一切都成为了恐怖之物。

外祖父的远方亲戚用客套的方式谈论的是我母亲之死,而我想起来,曾经给我讲过西弗森童话的母亲希望我是个小女孩;克里斯蒂娜·布拉厄死于第二次分娩,“是在生一个男孩时,而他朝着一种令人恐惧的、残酷的命运成长起来,我不知道,她是一个死去的人。”母亲的姐妹英格博格在盛夏时被下葬在那里,她曾经告诉我:“仿佛一颗流星坠落而没人看见它,也没人给自己许个什么愿。”而当死亡降临,“那里全然被掩盖了,仿佛再也没有一个人坐在这张桌子旁,而我们确实全都相当舒展地闲坐着。”还有厄勒加德·斯基尔女伯爵,她是被烧死的,“在一场舞会前她想对着烛台照亮的镜子把头上的鲜花插成另一种样式。”还有外祖母玛加蕾特·布里格夫人,“当人们早晨发现她时,她已经冷得像玻璃一样。”

死亡总是带着记忆,它进入了和我有关的生命,而死亡之外呢?克里斯蒂娜·布拉厄从旁边走过,“只有唯一的一声呜咽划破这寂静像发自一条老狗。”还有那个和死亡同时发生的分娩过程造就的生命,变成了“想必会爆裂于纯粹的诞生”——死和生仿佛牢固结合在一起,变成了如英格博格所说的“封闭”的世界,“这一切在此停止,轻柔地似乎小心翼翼地停止于那个轻微的、从未补描过的轮廓,它封闭着她。”所以从这一些记忆里来,对于里尔克来说,再也无法逃避,甚至变成了欧维进入巴黎之后的一种情结:“可以肯定,我心中渐渐形成了一种悲哀而沉重的自豪。我想象,我将会怎样四处漂泊,充满内心感受而且沉默。”

在巴黎的图利耶街廉价旅馆里,在六楼的写作中,在充满生存欲望的世界里,我只想起死去了559个死人的床,“上帝也许知道,为什么。我的旧家具正霉在一个粮仓里,别人曾允许我把它们放进去,而我自己,是的,我的上帝,我头上没有房顶,雨下到我的眼睛里。”毫无遮挡地发霉、腐烂,就像在塞纳河中死去的那个无名女人的脸,后来以她的面型作了墙饰,死亡仿佛变成了一种美丽的东西,和我在六楼写下的诗歌、小说以及书信一样,无非是在外部世界里,建立了经验、图像和事实,借以抵抗那些死亡,但是,那只不过是一种被堆砌起来的自己,“我躺在那里,身上堆满了我自己,并等待那个时刻,届时我会受命将这一切重新分层堆放到我体内,按照顺序,有条不紊。”

一堵墙却也是分隔的开始,高大、厚实,甚至不可逾越?起先我是跑开了,因为那是恐怖的事情,但是回过来会发现它其实通向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便是那个不及物的世界,“我现在认出这里的一切,因此它们轻而易举地进入我内部:它们的家在我内部。”从死亡、病态、神秘和压抑的生存欲望开始,逾越一堵墙,是要摆脱虚弱者的命运,是要远离物化的恐惧,是要寻找没有客体的爱。其实,英格博格生之前所说的画里就有了那通往内部的进口:“千万不要忘记,给你自己许个什么愿,马尔特。祝愿,这个人们可不要放弃。我相信,不会有实现,但是有愿望,长久持续的愿望,整整一生之久,以至于人们恐怕根本等不到实现。”

谁会不求回报地许下愿望?谁会在内心世界里培植爱?“这里有些毯子,阿贝洛娜,壁毯。我想象,你在这里,有六张壁毯,来吧,让我们慢慢走过去。”阿贝洛娜是里尔克的小姨妈,在乌尔斯伽德的世界里,正是她让里尔克打开了阅读的世界,看见了纯粹的生命,体验了内部的爱。六张壁毯里的五张对应着五种感觉,它们是味觉、嗅觉、听觉、触觉、视觉——并非是一种物的存在,才能激活这些感觉,而是它们本身就存在着,像爱一样,生成了图像,生成了经验,最后通过那堵墙进入内部,“我相信,每当我从书上抬起目光并外看去,那里是夏天,那里阿贝洛娜在呼唤。”

在里尔克看来,阿贝洛娜是“挚爱的女人”,是超越了被爱的人,“她的献身就像是无限的:这是她的幸福。她的爱的无名悲苦迄今为止却始终是这个:她被要求限制这种献身。”不是被爱者,是永恒的爱者,而爱所涉及的是纯粹的色彩,内心世界的阅读,本真的生命,它和对象无关,和目的无关,和呈现的物无关,就像阿贝洛娜曾经唱起的那首歌:

唯有你,你会一次又一次诞生:
因为从未抓紧你,我才把你留住。

从未抓紧你,才能把你留住,爱不是占有,没有客体,它只在不及物的世界里成为自己,但是这个不及物却又是及物的,那物是艺术之物,是美之物,“这仍然是可能的,阿贝洛娜在后来的岁月里尝试过用心去思考,以便悄悄地直接地进入同上帝的关联。”它像一道光,透过外部世界的空隙,进入到内部,从而以不在场的方式打开密码,就像里尔克1903年《致莎乐美的书信》中说:“物是确定的,艺术之物则须更确定;摆脱一切偶然,清除任何模糊,被解除了时间并交付给空间,它变得持久,能够企及永恒。”从人性意义上深化,触及美学和信仰,触及人的存在本质,“就是那个时期以此开始了,他觉得自己普通和匿名像一个在迟疑中刚复原的病人。他不去爱,除了爱这个:存在。”生存的欲望重新变成了存在本身,在迂回的过程中便建立了一种与自己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不仅仅是在生存内部看见自己,也看见了上帝——“我们的脸与上帝的脸望着同一个方向,乃是一致的”。

朝向一个方向,并非都是对于“持续的爱”的一种完美呈现,里尔克1912年2月的书信中就说:“我最近认识到,对于在自己本性的发展中变得敏感而乐于探寻的那些人,我必须给予严厉的警告:切莫在手记中为他们所读到的寻求相似之处;谁挡不住诱惑并与此书相偕并行,谁就必定走偏;而它兴许有人喜欢,也仅仅是几乎不随大流的读者而已。”受制于物的占有常常将“不及物”的爱变成手段,所以《布里格手记》标注的永远是属于自我那个造物主的“物”——从死亡到生存,从恐惧到爱,从外部到内部,从虚弱的被爱者到永恒的爱者,迂回而同一,对于生命的解读,是里尔克建立的一种象征主义,而只有在内部,它才是唯一的,无需抓紧,却能留住永恒。

花之寺

编号:C27·2190222·1538
作者:凌叔华 著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38.00元当当19.00元
ISBN:9787201099347
页数:218页

“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被称为“中国的曼殊斐尔”的凌叔华是“新闺秀派”的代表,有异于冰心、庐隐、苏雪林等闺秀派,也有异于丁玲、冯沅君、白薇等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派,她的创作主题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反映闺中少女的黯淡生活,刻画豪门闺秀的内心世界;二是发露太太阶层的庸俗生活,审视和批判她们麻木丑陋的灵魂;三是展现新式妻子的矛盾生活,表现新女性试图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禁锢的痛苦和无奈,肯定和突显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花之寺》由17篇短篇小说组成。


《花之寺》:春天真没意思

第四年的中秋节,敬仁住过的正厅,已经蜒满了蜘蛛网子,月亮升上屋脊时,只见几个黝黑疹人的蝙蝠,支起双翅在月下飞来飞去扇弄它们的影子。
——《中秋晚》

蝙蝠飞疲了藏起来,蜘蛛网结在柱子上,月光发出微弱的光,这是一个中秋节,家人团聚的中秋节,只是“第四年”仿佛被时光拉向了遥远的地方,黯淡,寂寥,甚至变成了荒芜,在只有蝙蝠还留着影子的屋子里,夫妻去了哪里?爱去了哪里?或者说,那些活生生的人去了哪里?

中秋是一个结束,这颇具讽刺的夜晚解构了中秋团结的意义,甚至连最初的仪式感都不存在了。而“第四年”总是对应着“第一年”,第一年是祥和的,第一年是团圆的,第一年是充满爱意的,敬仁和太太恩爱有加,“他认得她今晚穿的衣裙,是春天新婚第三天穿过的那一套湖色华丝葛,肩帔上袖口裙脚都绣着金碧折枝花。”虽然劳累,但是淡淡的胭脂里透露出桃花色,他对她的注解只有一个字:美。但是当这个美变成某种遗憾,是不是就是一种征兆?

“他想如果他是欧美人,此时一定就上去搂抱着她热烈地接吻了,但在中国,夫妻的爱情是不兴外露的。”这是敬仁情感变化的第一步,美是美的,但是似乎只是远远的欣赏,即使是妻子,也保持着某种礼节性的距离,一个对比出现了:中国人和欧美人,两种人背后是两套体系,是两种礼仪,看起来是“不外露”的传统,但其实当敬仁心头闪现一种对比,某种哀怨已经显露出来。而第二步变化来自于那个电话,“姑太太”似乎已入膏肓,在这中秋夜接到这样的电话,注定为这个团圆的日子增添了几分不详。

敬仁要过去看她,是一种情感上的亲情,“可怜她嫁了一年就守,又没有一男半女,临死时连一个干弟弟都不见。”但是在太太看来,即使要急着走也必须吃了象征团圆的团鸭。这便是矛盾激发的导火索,太太一直强调吃了团鸭再去,可是心急的敬仁起先没打算吃,后来已经涑了口,“没有工夫吃了,人家在那咽气盼我,我哪能吃得下!”最后吃了送到嘴边的一块,却又觉得油腻,又吐了出来。一边是要维持中秋特定的仪式甚至是一种迷信式的观念,另一边则是在逼仄的现实面前三番五次拒绝了仪式。

“没有吃团鸭,团圆宴还是不团圆,她恐怕这是他们来日的征兆。”后来的矛盾便随着这个中秋夜的分歧而升级了:人是死了,回来的敬仁生了气,说是因为强吃了那晚饭才没看上“姑太太”最后一面;那晚还碰碎了一个供过神的花瓶,两个人开始吵架;再后来,敬仁开始骂“女人”,说无法和她们沟通,暗指太太的那晚饭、那块肉以及那种心态;再后来,太太生了孩子,敬仁去总是不见人;再后来,太太也搬了出去,重阳节那天,人回来了但是一个家再没有生气,“夫妻之间,虽不再龃龉,总觉得彼此心中新立了一块冰冷的石碑,上边刻着你们不过是同吃饭同衾枕的人而已一些字。”再后来,太太又生了个儿子,太太因为男孩小产还生了三个月的病,而敬仁常不在家,“渐渐觉得她是非常丑陋,说话也懒得答她。”再后来,太太又小产了六个月的男孩,男孩没长出正式的鼻子,只有一只耳朵,而且手指也不全……

中秋夜的矛盾仿佛具有了极具破坏性的“蝴蝶效应”,就像太太所说:“我出嫁后的头一个八月节晚上就同他闹气,他吃了一口团鸭,还吐了出来,我便十分不高兴,后来他又一脚碰碎了一个供过神的花瓶,我更知道不好了。”在家庭矛盾中孰是孰非似乎并不是需要做一个道德评价,但是当中秋夜开始了那些变化,某种意义上的确是征兆,并非是因为没有吃团鸭,而是在歧路中两个人越走越远,最后的中秋只剩下蝙蝠的影子,只剩下蜘蛛网,只剩下黯淡的月光。

当敬仁看到美丽的妻子,心想着中国夫妻的含蓄,是不是在对比中就有了隐患?而太太坚持着那一种象征,是不是也是埋葬了自我暗示中的种种不快?像是两种观念的矛盾,而观念的背后则是新与旧、中与西之间的不同,但是这或许也是一种表象,深层的世界里则是男与女之间存在着某种隔阂——不论是观念还是地位,无论是守旧还是开放,无论是中式还是西式,无论是自由还是平等,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从第一年到第四年,种种的冲突,种种的变化,似乎总是无法逃避藩篱。

《吃茶》里的芳影正当芳菲,一方面“幽闺自怜”,将自己封闭起来,另一方面则是想起昨晚遇见淑贞的哥哥王斌,“脸上便立刻有些发热,心里跳起来。”封闭和开放,在一个少女心里变成了一种对立,她是想要尊重内心的感受,喜欢某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近年她见社会潮流变了,男女都可以做朋友,觉得这风气也得学学。”但是又碍于传统,无法表达那微弱的爱意。内心纠结却又是无声的,直到看到那张请帖,才知道所有一切的“新思潮”终究只是自己的一种想象,就像淑贞所说:“男子服侍女子,是外国最平常的规矩。”突破旧式男女交往的方式,带来的新奇和内心的惊喜,只不过是西方的“平常的规矩”,而王斌已经选择了结婚对象,一下子把芳影重新打入了“幽闺自怜”的境地。

似乎是过度阐释了外国的新潮,而这种过度化阐释也强化了旧式的封闭性,这是两种对立的观念,却一样在过度阐释中隐藏着悲剧元素。《女儿身世太凄凉》中的表姐似乎就是一个接受了新观念的女子,她对已经结婚的婉兰说的是:“像你那样被父母卖的婚姻,我是受不了的。”甚至强调说:“我还索性告诉你吧,等你也知道旧式婚姻真是腐败到家呢!”表姐拒绝姑姑为她找到的男子,似乎也是一种对抗的实践。而这对于婉兰来说,也是掀起了一种波澜,自己已经结婚,但是并不是那种自己想要的感觉,但是在现实面前还能怎样,但是表姐却劝说她离婚,“离了婚,岂不是仍然干干净净,还你自由身吗?”为着一种自由,要打破身上的婚姻束缚,表姐无疑是一种革新的力量,对于婉兰来说,的确为自己注入了力量,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表姐因为追求所谓的自由,和不同的男人“要好”,最后也是受了冤枉受了刺激,被人造谣中伤竟一命呜呼。

这似乎也是所谓自由的代价,表姐拒绝为她介绍的男人,却在自己“要好”的男人间受到不公,后来是社会的谴责,最后死去,这其实是一种女性的悲剧,在中国还没有挣脱男权统治的社会里,女人所追求的自由和平等像是海市蜃楼,而婉兰也罢,三姨太也好,也只是继续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在男权中成为一个牺牲品,“总而言之,中国女人太容易叫人糟蹋了……”三姨太的感慨变成了女性群体的哀怨,而婉兰留下的那句话是:“总而言之,女子没有法律实地保护,女子已经叫男人当作玩物看待几千年了。”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哀叹,这样认命,在表姐的革新力量中,婉兰还是有了抗争的微弱火光:“我和你,都是见识太晚,早知这家庭是永远黑暗的,我们从小学了本事,从小立志不嫁这样局促男人,也不至于有今天了。”

凌淑华:一种想象的“花之寺”

但是并非像婉兰一样能够认识到自己作为女人宿命的根源,也有了某种对抗,“呸,人为万物之灵,女子不是人吗?为什么自甘比落花飞絮呢?”但是最后变成哀叹,也是男权力量太过强大,只能用“早知”这样来宽慰自己。而《“我哪件事对不起他?”》中的惜芳却活活成了男权的牺牲品,从国外归来的丈夫子云态度起了变化,他批评她的头搽油太多,说她走起路来像只鸭子,迈远她在朋友面前不会应酬,如此等等,最后变成了看不起,甚至还要离婚,“我们离婚罢,你不肯,我就要跑了避你。”国外归来,的确是受了西方的新潮,但是这新潮是看不起女性,新潮也是在外面沾花惹草,而面对这样的指责、埋怨,甚至逼迫她离婚,惜芳终于给公婆写了一封信:“媳已三思,唯有一死以全夫婿孝道,以保大人桑榆暮景之欢。再者,近年离婚妇女,多受社会异眼;老父远客未回,大归亦不能。媳生长深闺,未习谋生自立之道,茫茫大地,竟无媳容身之所,媳只有死之一途耳。”

“我哪件事对不起他?”是传统妇女的质问和呐喊,当最后惜芳喝了泡的洋火水而死去的时候,是背后那只大手将她推向了深渊,没有容身之所唯有死,这是一种悲痛,也是一种悲伤:惜芳变成丈夫眼中的笑料,成为婚姻的祭品,最后她写信诉苦,其实更是一种畸形的权力观:她写信给自己的公婆,希望他们主持公道,公婆对儿子也是批评和指责,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最终的解决方案,惜芳无法实现自我突破,她只能依靠“父权”的力量让自己做主,而最后的无奈和伤心让她选择了死,“一缕孤魂便静静地飞荡于无可容身的茫茫大地上了。”

为什么死?是因为找不到作为女性的位置,如果和丈夫维持下去,在“我就要跑了避你”的威胁中,婚姻当然名存实亡,而如果离婚,社会对此的成见又让女人无容身之处,这便是套在女性身上的几重锁链,而在这样的锁链中,只有如敬仁太太用迷信注解命运,只有如芳影“幽闺自怜”,只有如婉兰悔及当初的宽慰,只有如惜芳以死逃避,无论何种,都无法逃离女性的宿命,都无法改变自我的归宿,都无法迎来自由的生活,而在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中,男人都藏在身后,他们以隐秘的方式在文本里,他们却制造了悲剧,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西方新潮,男人似乎都在其上,都用俯视的目光看着她们,甚至伸出那双可怕的大手。

《说有这么一回事》似乎是最具隐喻的一个故事,影曼和云罗在台上扮演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台下他们也成为恋人,但是同性之恋在这个时代或许也是一个异数,所以云罗自然而然问影曼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不是个男子呢!”而影曼的回答是:“我非是个男子才能听你的心事吗?”她们的感情好像同校园的桃李茶薇等树的叶子比长,但是当出了校园,那一幕戏剧变成现实,她们无法逃离社会的规则,而战争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将她们分开,最后影曼听到的是云罗早就成了被人的妻子,“一会儿约摸似乎云罗哭……又似乎在笑,又似乎在哭……”两个女人成了至死不渝的恋人,她们却无法正视这样一种感情,所以必须找到一个“男人”,或者将其中一个男性化,这是一种自设规则,也是社会规则的投影,而战争、分离以及最后的嫁人,是藏在他们身后更重的男权意识,她们想要一种男性化的存在,却注定是一种讨好社会的异化行为,而最终被男权社会所破坏,便也成了女人的另一个宿命。

新旧观念的碰撞其实只是一种外因,真正推向悲剧深渊的是男女之间不平等的规则,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在这个问题面前,那种真正的男女感情是不是真的无法救赎?《绣枕》中的大小姐用三四十样线秀出了鸳鸯,“她夜里也曾梦到她从来未经历过的娇羞傲气,穿戴着此生未有过的衣饰,许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羡慕她,许多女伴面上显出嫉妒颜色。”少女心微微打开了,但是这一只送给了白总长的二少爷的绣枕,最终却成为遗弃物,“头一天,人家送给她们老,就放在客厅的椅子上,当晚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另一个给打牌的人挤掉在地上,便有人拿来当作脚踏垫子用,好好的缎地子,满是泥脚印。”像是一颗怀爱的少女心被践踏;《再见》中的筱秋和骏仁在西湖刘庄的花神亭遇见,似乎曾经都有好感,而遇见之后也谈到了结婚之类的敏感问题,骏仁还想要筱秋刚洗出来的一张照片,但是后来这一段隐秘的情感却在再见中成为了泡影:“她的船出了西泠桥的洞子。他呆呆地望着湖水,一会儿忽然想起事来,急忙走到厨房那边问:‘厨子,买到了桂花栗子没有?一会儿客就到了。’”

似乎只有《花之寺》看起来是完美的,诗人幽泉与他的爱妻燕倩一直保持着美好的爱情,只是在现实中,幽泉为了工作变成了一架机器,“哎呀,真个把人闷死了!哪怪我近来一首诗都写不出来呢!””诗歌生活和爱情一样,站在世俗的对面,所以当他接到一个女性读者的信,那种被工作折磨得像机器的生活终于有了一种欣喜的感觉,“我只是爱你。我的爱是不望报酬的爱,酬报不了的爱。”所以他去了读者说到的约会地点“花之寺”,那里有一株可怜的花,有大菜园,只是等了半天也没有见到那个神秘的读者,最后却碰上了妻子,是喜出望外,还是略带遗憾?原来那信就是妻子写的,“我今天打发你出来纯粹因为让你换换新空气,不用见不愿见的人,听爱听的话罢了。”燕倩以这样的方式让丈夫换了环境,换了心情,去接近灵魂意义的“花之寺”,的确是一种计划好的浪漫,或者燕倩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让丈夫发现另一个自己,发现一个不为俗事所困扰的浪漫世界,也让丈夫发现一种诗意的存在。

但是这种浪漫方式背后却还有着无奈和悲叹,幽泉去花之寺是为了去见神秘的读者,对于他来说,神秘性大于花之寺的浪漫性,所以当他没有见到读者的时候,以为自己做了白日梦,而见到妻子却感觉她在试探,而燕倩设计这个局的目的是为了真正寻找内心:“我听了一早上不爱听的话,心里烦闷得很,也想飞到郊外去赞美大自然,赞美给我美丽魂灵的——”所以两个人对于花之寺有着不同的怀想,而在这种隐秘的分歧里,故事的完美性其实也被解构了,花之寺或者只是一个想象式存在,在男人眼里和在女人心里,成为不同的符号。

就如《春天》里的女人,发出的是“春天真没意思”的感慨,一方面是自己的旧病复发,另一方面则是那个叫君建的男子也被疾病所困扰,他曾经希望得到女人的安慰,又对她有着言爱的举动,但是在婚后大家都陷入到疾病的纠缠中,潦倒与憔悴的生活背后是一种宿命般的存在。所以春天来了也罢,花之寺的浪漫也罢,终究敌不过那些困顿的现实,“阴了许多天,现在出了太阳照得人眼痛。”

编号:C39·2190222·1537
作者:【意】库尔齐奥·马拉巴特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定价:52.00元当当26.00元
ISBN:9787532779109
页数:394页

腰封上说:“一个离奇、幻灭、让我们陌生的野蛮世界;一份引领人们通往欧洲地狱最深处的指南”。作为一部反战之作,库尔齐奥·马拉巴特如何“以黑暗的诗意唤醒人类良知”?战争是残酷的,凸显的是人性的堕落和世界的荒诞,但是用“皮”的方式或许在戏谑中也会得到拯救,亲身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两次牢狱之灾的马拉巴特就是在“皮”的世界里寻找最后的希望。小说第一句:“一九四〇年冬天,为了躲避战争和人,为了治愈战争在人的心里滋生的那种令人生厌的丑恶,我躲到了比萨,住在一所死一般沉寂的房子里,它位于这座非常美丽和沉寂的城市最为美丽和沉寂的一条街道上。”


《皮》:只有死人才有价值

科克将军抬头望着一同进餐的人,用声音的颤抖惊叫道:“这不是一条鱼……是一个女孩!”
“不,”我说,“她是一条鱼。”
——《第七章 科克将军的晚宴》

是一条鱼幻化为一个女孩,还是一个女孩异化成一条鱼?被煮熟,被食用,以及美味的回味,似乎在这场晚宴中,是幻化还是异化都不重要了,当它摆在餐桌上,当它被当成食物,当它和塞壬蘸蛋黄酱、配珊瑚一样成为一种可食用的东西,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似乎都变得不再重要,“外表看上去像一个小女孩有什么要紧?它是一条鱼。在欧洲,鱼不一定非要像鱼……”

正如我,马拉巴特上尉所说,它就是一条看上去像女孩的鱼,它是美味的鱼,但是当这一条鱼在欧洲,在意大利,在那不勒斯,在战后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它涉及的绝非仅仅是一种食物。晚宴是科克将军在托莱多大公家设置的,款待的是美国第五军团的陆军妇女队统帅福拉特夫人。在这个场景里,似乎就被划分为两种传统的代表,“真正的绅士”科克将军和“好心人”福拉特夫人,身上有着美国人的自由精神,有着对战败国的拯救思想,他们是解放者,面对一个已经成为废墟而需要重建的国家和城市,眼前的食物是一条鱼,却有着女孩的样子,他们会拥有一种安抚的心态,所以当谈论一条鱼的时候,牧师说:“永远不能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并不完全肯定是一条真正的鱼。要体面地埋葬它。”这个话题就变成了对于死者的埋葬问题,而科克将军却说:“在那不勒斯没有为鱼准备的墓地。”

死无葬身之地,从美国绅士科克将军嘴里说出,暗含着一种悲悯,当他穿越大西洋征服欧洲,当他在意大利登陆击败了敌人的军队,当他以解放者的身份进入那不勒斯,需要的是卡普里岛的爱情,是奎西萨纳旅馆衣帽间的女纹服务员,以及为庆祝胜利而跳起的第一支舞。但是在美国之外呢,欧洲人,意大利人,以及那不勒斯人,如何在这块没有墓地的地方安葬一条欧洲的鱼?晚宴里有镀金的镜框,有西班牙贵族的肖像,有天花板上卢卡·焦尔达诺的油画《维纳斯的胜利》,甚至作为现代美国女人的福拉特夫人,也处在文艺复兴风格的面具之下,她的声音、举止,以及她的每句话、每个眼神和微笑中表现出来的傲慢,也已经和这个城市曾经的自由精神相契合,但是这一种复兴看起来就是这一条鱼,像一个女孩的鱼,被清炖的鱼,美味的鱼,却死无葬身之地。

美国和欧洲,解放者和战败者,传统和现代,晚宴其实勾勒了两种场景:过去的欧洲和现在的美国,我对它们区别的注解是:“美国人收买敌人,而我们出卖敌人。”所以在晚宴上,作为欧洲人,站在这个收买和出卖的界限上,关于欧洲的过去,欧洲的现在,欧洲的未来的命运成为一种谜团,“我是欧洲的历史、欧洲的文明、欧洲的诗歌与艺术,是欧洲所有的荣誉和所有的灾难。”它们混合在一起,它们交错在一处,它们是一条死无葬身之地的鱼,是一个成为商品和食物的女人——物化正在解构欧洲的传统和文化,正在解构我们的尊严和自由,所有的精神意义的存在都蜕化成一种叫“饥饿”的东西,它的量词单位是“块”:“美国士兵认为是在购买一个女人,事实上却是在购买她的饥饿。他们认为是在购买爱情,事实上是购买一块饥饿。假如我是一个美国士兵,我会购买一块饥饿,把它带美国,作为礼物送给我的妻子,让她看看在欧洲用一盒香烟可以买到什么。一块饥饿,这是很好的礼物。”

这或者才是欧洲真正的不幸,真正的灾难,真正的失败。而这一切似乎都和战争有关,当意大利输掉了战争,当那不勒斯得到了解放,它们的命运被改写,是不是应该被称作是重生?一九四三年,当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登陆那不勒斯,对于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来说,是一次战争的终结,“欧洲所有的民族中,命运让最先获得解放的荣光降临到那不勒斯人的头上。”马拉巴特上尉和其他士兵一样,起先是战败国的士兵,当他们从阿拉曼战役和托布鲁克战役中阵亡的英国士兵身上扒下来军装穿在身上,似乎不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转变,更是命运走向救赎的开始,“我们与盟军并肩作战,为的是在输掉了我们自己的战争之后,并肩去赢得他们的战争。”

这里似乎有一种吊诡的存在,战败者重新穿上盟军的士兵,去解放自己的土地,他们到底是输掉了战争还是赢得了战争?在这个吊诡甚至没有答案的问题面前,“我”所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命运,也不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复兴可能,而是整个欧洲的难题,这个难题就像我和来自美国的杰克一起走在托莱多大街上,必须用自己的胳膊肘在人群中开辟一条道路,拥挤和湮没,成为这个时代看不见出路的一场“瘟疫”,而那座曾经被作为传染病院的修道院里,墙上的巨大黑色字母写着:“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只有死亡发生,才会安息,只有瘟疫蔓延,才有堕落,所以那不勒斯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精神意义的失败,在那里,“女孩的男孩的价钱下跌了,而且还在继续下跌”,和糖油肉类面包等商品一样,人肉的价格也是每况愈下;在那里,疾病在城市和乡下爆发,它腐蚀身体也腐蚀灵魂,损害荣誉和尊严,“被解放的国家里那些不幸的人们,一旦接触到解放者的手,就会开始腐烂、发臭。”在那里,“那不勒斯的处女”变成一个游戏体验项目,没人一美元或者一百里拉,就可以让男人把手指放进去,“别害怕。她不咬人。她是个处女。一个真正的处女。”也是在那里,出售的“假发”其实是在展示一个意大利人最敏感的部位,国旗变成了生殖器,“意大利人的爱国主义就在那里,在阴部。荣誉、道德、天主教、对于家庭的重视,所有的一切都在那里,在两条大腿之间;在那里,在生殖器上面。”

那里是托莱多大街,是福尔切拉小巷,是奥利韦拉广场,意大利的女人,意大利的爱国主义,意大利的商品,似乎都在一种战败的阴影中堕落,而且他们只为美国士兵准备,而且为黑人准备——无论是丧失尊严的堕落者,还是他们预设的占领者,都带着一种战败的颓废气息,“一个女人,一个意大利女人就沦落成了这个样子:为黑人士兵准备的一绺金毛。你们看,整个意大利只不过是一绺金毛。”曾经的欧洲传统在哪?欧洲的自由精神在哪?那不勒斯无法借助理性来理解,意大利已经丧失了最珍贵的尊严和平等,欧洲已经失去了自由和公正,“意大利这个名字在我的嘴中如同一块腐烂的肉一样发出恶臭。”

它真的死了?永远死了?无法拯救地死了?而和我在一起的美国士兵杰克说:“我喜欢意大利人。我喜欢这些卑鄙、肮脏、美好的人。”并非是一种讽刺,在打败而征服那不勒斯之后,他们并非是侵入者,但是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重建,依靠军事力量并不能达到,甚至在只为美国黑人提供的“服务”中,美国甚至也被异化为一种侵略者——双重的异化,不仅无法拯救,而且越来越滑入那个堕落的深渊。“肉玫瑰”是国际同性恋组织的称呼,斯泰因诗歌中的玫瑰:“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瑰。”是具有欧洲精神的玫瑰,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国际组织里,“性倒错”变成了对屈辱的颠倒——马拉巴特从来不是贬低同性恋的性取向和道德趋向,他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让欧洲诗歌中的独立精神变成了欲望,并像瘟疫一样传染开来,“从与堕落的无产阶级秘密、神秘的公开接触中,诞生了一种不仅仅关乎风俗,而且尤其关乎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乎知识分子态度的社会性的污染。”

上流社会的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以及所谓“高贵的事业”,最后反倒被一个女孩呵斥为“托洛茨基分子的胆小鬼”,没有革命,只有疯狂,只有纵欲,只有游戏,甚至只有侮辱,看起来所有的“肉玫瑰”都接近生命的本体,但是这个叫做“皮”的东西却是一种自我欺骗,“我们的皮,这该诅咒的皮。”当所有的战斗只是为了象征生命的皮,生命本身也就变成了令人厌恶的皮。所以在“希腊塔”里举行的一个名叫“生产”的仪式,从来没有清教徒,没有精英人群,“它是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使用的一种纨绔主义,一种用于充实生活和自我愉悅的方法。”希腊塔、“生产”仪式,在命名意义上,都在重建欧洲精神,重建人文主义,但是当仪式中的乔治张开双手接住新生儿,那些穿着奇装异服被命名为“扎祖”的年轻人却在颓废中制造恶:“孩子”不仅是反神圣的木制雕像,“就像是画在庞贝古城房子墙壁上的那些有生殖器的神像。”“生产者”也不再是为了所谓女性的贞洁,而是在解开扣子、褪下裤子、跪倒在地、互咬着屁股的仪式中,最后拿在手上的是“那个新生儿巨大而又可怕的男性生殖器”。

取消了生命的意义,取消了生产的仪式,是邪恶,是堕落,就像那不勒斯、意大利的命运一样,它从来不是在拯救中为了新生,而是在自我羞辱中推向更深的深渊,那么,何来拯救?何来复兴?何来重建?美国人无疑是一种拯救的可能,和杰克在一起,我看到了杰克身上的美国精神,而他在战前对于欧洲精神的追求则溯源到了理性、宗教和知识,这个游历欧洲、研究笛卡尔、钟情于贺拉斯和维吉尔的美国人,能背诵整部《伊利亚特》,能用希腊语朗诵六音部《为帕特洛克罗斯举行的葬礼竞技》,而且眼中含着热泪,“杰克却对希腊诗歌和古希腊怀着一种并非学生,而是儿子般的感激。”但是在战争之后,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笛卡尔的理性是毫无裨益的。欧洲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充满了不可侵犯的秘密。”当我如此定义欧洲,其实是一种悲悯的心态,甚至是一种悲观主义。

神秘的欧洲死于战争,并且战争带来的“黑风”让触摸到的东西都染成了黑色,那是死亡的恐惧,那是生命的腐烂,那是信仰的沦丧,发起战争的意大利,被征服的意大利,解放的意大利,命运其实都一样,甘迪亚亲王拒绝参加为元首举办的宴会是一种欧洲精神的闪现?最后赢得了正直的人和自由的意大利人的美誉是欧洲自由的再现?不把城市钥匙献给侵略者,是欧洲人的尊严?“人和人都是一样的,不论面临死亡,还是面对生命。”它只是对于某种公正的呼唤,遗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而当解放了的那不勒斯需要从他的傲慢中重建神圣性?

“在那不勒斯民间有一句俗语:人和人都是一样的,不论面临死亡,还是面对生命。”而在生命的“皮”被诅咒的时代,唯有死亡才具有最有的尊严,而死亡的平等性在宗教的救赎里也充满了人文气息,但是当“那不勒斯的上帝”的维苏威火山终于喷发出了火焰,当美军突破了卡西诺防线向罗马进攻,当各种爆炸制造了更多的恐惧,“他们在维苏威的愤怒中看到了圣母和圣人、奥林匹斯山上的基督教众神对于人类罪过、腐败和恶习的愤怒。”一个人,一个信基督教的人,在这被撕裂的灾难中,如何呼唤上帝?到处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人,而游击队还在制造新的战争新的死亡,还在屠杀无辜的孩子,谁是被解放的战败者?谁是反抗的战斗者?这个问题的真正无意义在于:失去了信仰,就是失去了救赎的意义,失去了尊严,就是被诅咒的“皮”,“我心里笑着,想着那张人皮就是我们的旗帜。它是我们所有人真正的旗帜,无论战胜者还是战败者。”——只有那只叫“费波儿”的狗,还用着基督饱含温柔的目光注视着我。

人皮是旗帜,不再写着上帝、自由、公正,无论战败还是解放,对于意大利来说,只有可怕的屠杀,于是那个宗教意义上的“三位一体”变成了被异化的“三头怪物”,在审判中他问我的是:“所以说,你非常骄傲自己是一个人吗?”而见证了杰克之死的我回答:“一个人比那堆腐烂的肉更加令人伤心和恐惧。作为一个人意味着傲慢、残忍、背叛、怯懦和暴力。腐烂的肉则代表着忧郁、纯洁、恐惧、悔恨和希望。与一堆腐烂的肉相比,一个人、一个活人无关紧要。”三头怪物是一个异化的符号,宗教最后被倒挂在一个钩子上成了祭品,于是,一切都变得肮脏,爱情、仇恨、善意、伤害、人的死亡,包括原谅,都是肮脏的东西。而这种肮脏带来的启示意义就是死亡背后具有的生命原罪,““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牺牲拯救世界。假如每个人不能变成基督拯救世界,那么基督的死也将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在丧失了尊严、自由、平等和信仰的世界里,活着的人只是一种物,像女孩一样的鱼,连死亡都没有葬身之地,而真正的死亡反衬着耻辱,通达着救赎,“在我们这里,在欧洲,只有死人才有价值。”一个死人只不过是一个死人,基督也死了,旗帜也倒下了,皮也沦落了,“我们是一个死去的世界里的活人。我不再因为自己是一个人而感到羞愧。人类到底是无辜还是有罪与我何干?世界上只有活人和死人。”

甜牙

编号:C38·2190119·1535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07月第1版
定价:69.00元当当35.40元
ISBN:9787532777730
页数:402页

像麦克尤恩近年来的其他小说一样,伊恩·麦克尤恩的《甜牙》也是那种情节与其所处的时代咬合得格外紧密的作品。作为军情五处中惟一热衷于读小说的“女文青”,而且“碰巧”长着仿佛直接从小说中走出来的身材和相貌,塞丽娜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甜牙行动”旨在以间接而隐蔽的万式资助那些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国利益且对大众具有影响力的写作者,而塞丽娜负责接近并引诱其加盟的是这项行动中惟一的小说家,汤姆·黑利。汤姆和塞丽娜相爱了,爱得步步为营,爱得亦真亦假,爱得绝处逢生。但你猜中了开头,却未必能猜到结尾。第一句:“我叫塞丽娜·弗鲁姆(跟“羽毛”那个词儿押韵),约莫四十年前,我受英国军情五处派遣,履行一项秘密使命。我没能安然归来。”


《甜牙》:我自己也能当个间谍

我们俩都在告密。你欺骗我,我刺探你。整个过程真是有滋有味,我想你也算是自食其果。我完全相信,我可以把此事塞进一本书的封皮,从我的立场出发,把你写出来,写完了便一刀两断。
——《22》

第22节,最后一章,是伊恩·麦克尤恩“甜牙”故事的结局。但是麦克尤恩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退出这个小说,退出而留出的位置给了那个叫黑利的人——这部名为《甜牙》的小说自动在退出机制里生成了另一个作者:黑利,而当黑利成为作者,小说也便变成了用棕色的纸和绳子扎起来的包裹上面的那封信:“而这封信——如果你同意的话——将会是《甜牙》的尾章。”

《甜牙》的尾章是小说,也是一封信,这是不是一种文本中的文本,或许叫做“元小说”?但是当麦克尤恩退出小说而自动让给黑利成为作者的时候,这封信开启的小说,其实并非是黑利一个作者,它的另一个作者叫塞丽娜·弗鲁姆,一个有着跟“羽毛”那个词儿押韵的女人的名字。男人和女人,一个是欺骗者,另一个则是刺探者,如果在编织谎言层面上,他们的共谋是在共同完成一部小说,但是这部小说的微妙之处在于,他们是男人和女人——一种最基本的设定便暴露无遗:他们是不是也在共同书写一种叫做“甜牙”的爱情?

黑利的那封信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他是以爱情的名义和塞丽娜在一起,尽管他接受和实施计划的过程中坚定地告诉自己:“我会不假思索地把这事干掉。”尽管最后的结局也是预示了:“我完全相信,我可以把此事塞进一本书的封皮,从我的立场出发,把你写出来,写完了便一刀两断。”甚至当一切暴露之后知道,“我很快就要身败名裂。我们都会”,但是在这个计划里重塑了塞丽娜,重建了黑利自己,在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后,黑利在信中对塞丽娜说的那句话是:“我还爱你。不,不对。我更爱你了。”

“我还爱你”的语气中是一种勉为其难的状态,当这个状态被否定的时候,是“我更爱你了”——也许这才是黑利真实的声音,也是从这部小说、这个计划中收获的真正意义,所以黑利对塞丽娜的选择保留了两种可能,如果一切结束之后,塞丽娜说“不”,那么没有留副本的小说可以被付之一炬,那种所谓的爱也在小说文稿的焚毁中灰飞烟灭;但是如果塞丽娜回答是“好”,那么“我们的合作就开始了”,而这部小说在写完尾章之后就走向了它完满的结局,就像爱情本身一样。

两种选择,都抛给了塞丽娜,而此时此刻,塞丽娜变成了小说和爱情的读者,作者和读者,可能像写这本小说的过程中一样,在“我们俩都在告密”的状态中成为共谋,也可能在最后的选择中,读者毁灭文本从而毁灭了作者。但是第22章的结局早在第一章里就已经写好了,第一句:“我叫塞丽娜·弗鲁姆,约莫四十年前,我受英国军情五处派遣,履行一项秘密使命。我没能安然归来。干了十八个月之后,我被他们解雇,非但身败名裂,还毁了我的情人,尽管,毫无疑问,他对于自己的一败涂地也难辞咎。”四十年前的那个故事,在塞丽娜这个读者的第一人称叙事里变成了某种怀念:我不仅身败名裂,还失去了情人——正是这个开篇已经写好的结局,把所有的故事都放在了安全地带,就像黑利信中所说:“我还爱你。不,不对。我更爱你了。”

以爱情为最终结局,“甜牙”似乎是完满的,但是这个文本的文本的意义似乎并不是为了成全在身败名裂中的所谓爱情,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在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视野下如何产生了“差异?”而他们都有统一的身份标签:间谍,当“双重间谍”的身份在文本中成为“双重叙事”,是不是代表文本在“你欺骗我,我刺探你”中变成了“双重文本”——黑利是小说的作者,塞丽娜是接受爱情读本的读者,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可能:黑利自始至终只是一个读者,而塞丽娜才是这个文本背后的作者?

第一句开始的第一人称,第一人称展开的故事,似乎都在塞丽娜的叙述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塞丽娜就是作者。第一句的陈述其实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还毁了我的情人”传递出的爱情遗憾,另一部分则是四十年前的那个身份:接受了军情五出的派遣,履行一项秘密使命,最后是被解雇,乃至身败名裂。在这两个部分的叙述中,塞丽娜都是作者,而且它们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塞丽娜既是工作中的一名间谍,也是爱情中的间谍,既是叙述四十年前这个秘密使命的作者,也是回忆自己爱情走向毁灭的作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塞丽娜是以间谍身份在写作自己的文本,“我猜,无意中,我是在寻找某种东西,寻找属于我自己的文本,寻找一个能让我套进去的女主角,就像穿上一双最合意的旧鞋子。或者一件野蚕丝衬衫。”

寻找属于自己的文本,在这个意义上,塞丽娜是主动构建的作者,但是,为什么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套进去”的女主角?塞丽娜说,“我想成为的那个‘最好’的我,不是这个每天晚上着腰坐在从旧货店淘来的椅子上、捧着一本书脊开裂的平装本的小姑娘,而是一个生活放荡的年轻女子,拉开一辆跑车副驾驶座的车门,俯下身领受情人的热吻,然后一路疾驶,直奔乡间幽静之处。”“最好的我”是不是一个反叛式的自我?四十年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从塞丽娜生活的家庭来说,父亲和母亲都成为一种约束的力量,父亲是主教,对上帝的信仰温和低调,虽然对于她的生活没有横加干涉,但是教会的等级体系也渗透到家庭中;而母亲却是骨子里的女权主义者,微小却强韧——父亲和母亲,神权和女权,似乎都变成了过于强大的力量,塞丽娜的妹妹露西是个自由主义者,她的个人主义作风最后导致了“麻烦事”,不仅未婚先孕,而且被关进了监狱,所以母亲在那个夏天为露西的事情忙碌:“第一件是把露西从监狱里搭救出来,第二件是不让她的故事见诸报章,第三件是不让曼彻斯特——她在那里念医科二年——开除她,第四件是安排她堕胎,这倒没过多少痛苦的思想斗争。”

和露西不同,塞丽娜的反叛是低调的,甚至是隐藏的,做“最好的我”所渴望的那种生活本身就带着不羁的狂野的特性,但是她还是考入了剑桥大学,并且发现了自己天才般的数学能力,大学似乎成了逃避家庭束缚的避风港,一方面对自己的数学天分感觉“乏善可陈”,另一方面在第一学期就失去了童贞,之后虽然交了还算合意的男朋友,但是内心来说,她依然渴望成为“生活放荡的年轻女子”。而小说的阅读似乎让她第一次接近了这个“最好的我”,一目十行的阅读,带给塞丽娜的是两种文本,一种是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始的一类文本,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纳博科夫的《庶出的标志》、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成为她在阅读中发动的“四轮反共战役”——这一类文本的“反共”意识让她之后进入军情五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这也是对于自由和民主社会的一种实践;另一类书则是科莱特的书,塞丽娜迷上的文本里有过着放荡私生活的女人,而这些女人正像那个“最好的我”那样,“拉开一辆跑车副驾驶座的车门,俯下身领受情人的热吻,然后一路疾驶,直奔乡间幽静之处”。

两类书其实并非是彼此隔绝的,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其实提供了“最好的我”成为现实的机会,而女性的放荡不再是一种道德败坏,相反则是成全自我,甚至是构建自我,“我所目击的正是我自己的未来。”她喜欢人物爱得死去活来的小说,喜欢在结局时说“嫁给我”的小说,不喜欢缺少女性角色的小说,当然更不喜欢作者潜入自己的书页,“坚定地宣称人生就是一部小说”,在塞丽娜看来,小说和人生是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之间更有天然的契合,一方面作家“作假”,是因为出于某种付钱给他们的目的,而另一方面,作家应该利用真实的世界,“从而将自己的作品构建得煞有介事、栩栩如生。”

这便是塞丽娜“双重间谍”的小说观,但是当塞丽娜所阅读的书里没有出现“双重间谍”的影子,她便开始自己构筑这个“双重间谍”身份,在阅读的启发下沿着这两条看似分叉实则交织在一起的道路上前行。在朋友的那份名字奇特的杂志《?谁?》里认识了男朋友杰瑞米,又通过杰瑞米认识了坎宁,而已为人夫的坎宁又成为了塞丽娜的情人,喝酒、做爱、阅读,成为二十一岁的塞丽娜的青春记忆,看起来紧实,光滑,柔韧,却是脆弱的,而自己也无法成为“最好的我”,于是在一件衬衫引发的争吵中,塞丽娜失去了所谓的爱情,当爱情失去,她便去了军情五处求职,在爱情“间谍”的转向中走向了工作意义上的“间谍”:无论是为“国家效犬马之劳”,还是崭新的“震撼内务特工组”,对于塞丽娜来说,只是寻找自己文本的一次努力,而在那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的讲座中,塞丽娜又迷恋上了马克斯,他交给塞丽娜的是一个名为“甜牙”的计划:为一本“邂逅”的杂志,物色一名年轻作家,用他的文本支持“不再时髦的东西”:言论自由和民主。

黑利便进入了塞丽娜的视野,而其实对于黑利的了解,塞丽娜也是从作为一名读者开始的,“除了性,我所有的需求都在这几个小时里融为一体:我在读书,而且我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能满足我职业自豪感的目的,而且我很快就要见到作者了。”渴望见到作者,实际上是渴望把自己从读者变成主角,无论是黑利的短篇《这便是爱》,还是《来自萨默塞特平原》,或者是《可能通奸》,里面有混杂着性和爱的那种愉悦,有对于道德的维护和挑战,有对于自由的理解和质疑,“我是那种层次最低的读者;我只想要我自己的世界,还得把我自己嵌进去,然后巧夺天工、触手可及的形状,再交还到我手里。”

嵌进去,然后改变形状,再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塞丽娜就这样把自己当成了文本的“间谍”,第一次见面时黑利的那个大拇指的动作成为了一种暗示,而塞丽娜“跟‘羽毛’那个词儿的韵脚一样”的名字阐释也完成了一种命名,关于“自由国际”的合作项目其实反倒变成了一个借口,于是他们聊天,他们做爱,他们合作,他们书写。而在这个“双重间谍”的故事里,塞丽娜开启了自己成为“最好的我”的文本,黑利当然也在其中开始了生活式小说的构建。“我看不到出路。无路可走。然后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士就来敲我的门,要给我一大笔津贴,还不求回报。这事儿太好了,好得不像是真的。我很疑心。”黑利的这个疑问其实是一种肯定,但是即使“灵与肉的交会并没有进发出如释重负、欣喜若狂的火花”,即使塞丽娜在黑利躺下之后“发现他又软了”,即使一眼瞥见了“简直不存在”稀少的阴毛,但是一种快感释放了另一种快感,间谍身份使得那一种爱从虚构变成了现实,“我先是爱上了那些故事,然后爱上了这个男人。这是一场包办婚姻,是六楼那些大佬们一手安排的,现在为时已晚,我成了没法逃跑的新娘。”

谈论国内危机、中东、越南,是对于七十年代那种“倒退到了蛮荒时代”的现实的嘲讽,而当人生和爱情在敏感的故事里发生,或者就是在书写一部既反资本主义也反乌托邦的小说。塞丽娜爱上了黑利?或者是在让自己成为文本中人物的同时为作者书写创造了必然性,而正是这种必然性,使得黑利大胆地构筑自己的文本,这便是真正“双重间谍”的开始,正如黑利在最后的那封信中所说:

我的床上有个间谍,她的头靠在我的枕上,她的唇贴在我的耳边。她隐瞒了她真正的目的,而且,关键在于,她并不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我不会告诉她。所以我不会揭穿你,不会吵上最后一架然后分道扬镳,现在还不会。取而代之的,是沉默,谨慎,耐心的观察,以及写作。事件发展决定小说情节。人物都是现成的。我什么都不用虚构,只要记录。我要观察你如何工作。我自己也能当个间谍。

并非仅仅是黑利成为文本的作者,他实际上完全知道所谓的合作项目,知道情报机构的计划,也知道塞丽娜的真实身份,面对一个间谍,作为作者,是希望把她拉入到自己的文本里,安心成为女主角,“我得挣脱自己这副皮囊,钻到你的皮肤里去。我需被人诠释,我需要成为一个异装癖,把自己硬塞进你的裙子和高跟鞋,钻进你的衬裤,带上你那闪闪发亮的单肩包。背在我的上。然后开始说话,用你的口吻。”对于塞丽娜来说,她是把生活当成小说文本,用寻找的方式为自己设计一个角色,只有自己进入其中,才是那个女主角,才是“最好的我”,而黑利是把小说当成是生活的文本,把女主角拉进小说里——于是,双重间谍变成了双重视角,塞丽娜在文本中寻找自我,黑利在小说中重建自己。

但是,“这件可耻的事情已经迎来了日落时分,月亮和星星也会一并落下。”无论是作者读者化,还是读者作者化,在现实层面来说,尤其是在军情五处这个情报机构里,各种监视成为常态,每个人在成为间谍的同时也失去了其作为独立个人的身份,所以谎言必然存在,欺骗者必然存在,“我将遭受谴责,因为我在发给报业协会的声明中说了谎,因为我拿了不该拿的钱,因为我出卖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所以当关于间谍的文本完成,作者将不再存在,读者也不会存在,黑利在信中所说“我完全相信,我可以把此事塞进一本书的封皮,从我的立场出发,把你写出来,写完了便一刀两断”,也许是最后的结局。

读者和作者的互文,现实和小说的互文,在这个“双重间谍”的情报故事里,在这个“双重视角”的小说文本里,爱情仿佛也变成了一种游戏,无论是塞丽娜最后选择“不”还是“好”,都带着某种游戏特性,而一部“甜牙”从“棕色的纸和绳子扎起来的包裹”里脱离,从那封信里跳出来最后一章,或许另一个“间谍”在那里窃笑:他塑造了人物,他设计了游戏,他是最后的作者,他的名字写在制造了无数个副本的小说封面上:伊恩·麦克尤恩。

赎罪

编号:C38·2190119·1534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59.00元当当30.20元
ISBN:9787532777754
页数:426页

《赎罪》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1935年夏天,来自一个宽裕的英国小康家庭的13岁的少女布里奥妮刚刚开始尝试写作,想象力丰富。一天,她暗中发现管家的儿子——罗比特纳和她姐姐塞西莉娅之间有暧昧关系,布里奥妮丰富的想象力虚构着各种可怕的事情,浮想联翩。当她的表姐罗拉被强奸后,布里奥妮武断地认定他即是罪犯,并出庭指证,罗比因此入狱。坚信罗比无罪的塞西莉娅不惜与家人断绝关系,执着地与他相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出狱后的罗比和塞西莉娅都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布里奥妮成为红十字会医务人员。时间让事情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再次直面罗比和塞西莉娅·布里奥妮深深地忏悔,镜头远去,这对饱经沧桑、不改初衷的情侣手牵手走在她身后,而这其实仅仅是她笔下的结局……


《赎罪》:直到最后一页才奉上

罗比和塞西莉娅依然活着,依然相爱,依然肩并肩地坐在藏书室里,对着《阿拉贝拉的磨难》微笑吗?——这不是不可能的。
——《1999 伦敦》

现实已经把一切可能都变成了真实的存在:花了一生时间痛改前非的马歇尔和“活像一条狗”的罗拉在属于他们的世界里生活;最初的真相“早就被稳妥地围筑在他们婚姻的陵墓里”;利昂结了四次婚,现在全身心地抚养孩子;利昂的曾孙女克罗怡扮演了《阿拉贝拉的磨难》的女主角……这是1999年的伦敦,当布里奥妮迎来自己的七十七岁生日,一切似乎又把他拉回到生活的不可能中:已经患上了血管原发型痴呆的她感觉自己正走向一种生命的不确定,电话号码、地址和姓名都将化为乌有;不久之后将认不出自己的老朋友;再往后,将意识不到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会完全不能自理。

但是对于布里奥妮来说,欣慰的事是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已经出版,而最后一部小说也是第一部小说,这部最后一稿完成于1940年1月的小说,历经六稿和54年的波折,对于布里奥妮来说,意味着作品将永远存在于世,但是,出版而流传的意义何在?布里奥妮知道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知道马歇尔夫妇也会告别这个世界,当小说以永恒的方式被人阅读,那个小说的生活原型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幻想,甚至作者也只是一个名字,“布里奥妮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存在。”作品取代现实,取代真相,布里奥妮在1999年的最后时光发出的感叹是:“没人会关心小说中哪些事是失实的,哪些人被歪曲了。”

把自己看成是虚幻的存在,并不只是抽空作者背后的一切,对于布里奥妮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还活着的时候还能在作品的世界里得到救赎?“这五十九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我心:一位拥有绝对权力,能呼风唤雨、指点江山的上帝般的女小说家,怎么样才能获得赎罪呢?”一种自私地设置,是将作品变成了赎罪的工具,而布里奥妮在痴呆还没有完全混淆自己意识的时候,她还是一个生活在理智中的人,而这个疑问便是她最后理智的反应,只是在没有能呼吁,没有东西需要和解,没有人会宽恕的时候,布里奥妮已经把自己置身在作品之外,“上帝也好,小说家也罢,是没有赎罪可言的,即便他们是无神论者亦然。”而这种没有赎罪可言的结局并不是坦然,而是变成“一项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被她罪恶地推向深渊的罗比和塞西莉娅已经死了。

最后一部小说,是第一部小说,最早一稿完成于1940年1月,但是没有出版也没有让外人看见,它还不是一部作品,一部可以抽离作者的作品,它更像是布里奥妮内心的秘密,而就在这一年,罗比在布雷敦斯死于败血症,三个月后塞西莉娅在贝尔罕姆地铁车站爆炸中丧生——罗比和塞西莉娅都死在小说完成第一稿之后,也就是说,这一本原先可以让他们看见真相的小说,永远成为了身后之作。死亡在前,真相在后,这无疑加剧了布里奥妮的罪恶感,在无法被人宽恕的情况下,她的一生似乎就从1940年开始没有了意义,布里奥妮就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在她身外,什么也不存在。”而这种不存在彻底让她活在小说中被赎罪的愿望落空,于是在1999年的伦敦,在即将失去意识的那一刻,布里奥妮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但现在我必须睡了。”

入睡而遗忘,对于布里奥妮来说,也像是自我赎罪的一种努力,小说无法在作者呼风唤雨的绝对权力中获得赎罪,那么返回到现实,将一切意识通过病态的方式放置在虚幻的地方,也是一种安慰——而这种安慰就是把一切的可能都变成了不可能:生日宴会上的所见不是自己的想象,他们相爱不是自己可以说出的祝福,他们活着不是自己可以虚构的情节,当然,他们也永远不会在作品的幸福中宽恕自己,“这不是不可能”的安慰,其实是“这永远是不可能”的残酷。所以,在1999年的伦敦,最后一稿完成的小说,最后入睡而遗忘的作者,都以另一种作品的方式,带向了最后一页:“死亡是道德欠佳者的专利,而婚姻是一份报答,直到最后一页才奉上。”

这是十三岁时发出的感叹,当七十七岁时真的翻到了最后一页,连带道德欠佳者的自我救赎,连带“他们依然活着,依然相爱”的安慰,布里奥妮用漫长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秩序论:“布里奥妮对秩序的喜好也生了公正原则,死亡和婚姻成了家政的主动力”。两天时间完成《阿拉贝拉的磨难》的剧本,让孩子们上台表演,让自己出演阿拉贝拉,布里奥妮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安排在秩序世界里,一开始就想让自己拥有呼风唤雨的绝对权力,无论是用神秘符码写成的日记本,还是用六位数密码开启的保险箱,无论是从露天游乐场购得用来唤雨的符咒,还是里面藏着的双生橡果、黄铁矿、和轻如树叶的松鼠头盖骨的箱子,对于布里奥妮来说,都是私密的存在,和剧本这一作品一样,藏着一个十三岁女孩的所有故事,即使公开,也只是在自己的秩序里成为一种象征。

私密而神秘,就是把所有人都排除在外,而布里奥妮在这个秩序里设定了最后的结果,那就是“最后一页才奉上”的婚姻,在她看来,婚姻是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它循规蹈矩,它秩序井然,它是对美德的一种回报,它是盛大的仪式和宴会,当然,还有“令人陶醉的白头偕老的诺言”——不会像米歇尔和罗拉最后冰冷如坟墓的婚姻,而是闪烁着一种美德的光芒。甚至,这一部从“台词押韵的序幕”开始的故事甚至传达了布里奥妮一个终极的观点:“以理智为基础的爱情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十三岁是不是只是想象?是不是连想象都不存在的幻想?就像神秘符码的日记本、六位数字的保险箱一样,她是自我想象构筑的神秘境地,而这一切充满感性的想象又似乎从一开始就解构了她故事中那个“以理智为基础的爱情”。

为了秩序而虚构故事,虚构故事为了一种理智的爱情,布里奥妮似乎就在“作品”中建立了一个自己都无法走出的背谬世界:故事可以让你随心所欲,但是当这个世界都属于你,在现实中,她又将去往何处?当《阿拉贝拉的磨难》这个剧本在孩子们的世界中演绎,这种背谬已经显露出来:小说作品是文字的狂欢,在没出版没公开之前它只属于作者,但是剧本一旦被演出,它也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你只有靠着仅有的道具将就着对付:没有马,没有乡间小道,没有海滨胜地;连幕布都没有!”但是布里奥妮绝不是因为道具而演出,她的所有目的就是让自己进入可以掌控一切的世界,“从源起欧洲的民间故事入手,之后又写起简单的道德剧,直到1935年那个热浪滚滚的早晨,她的发现使她转向不偏不倚的心理现实主义。”

神秘符码、六位数密码、保险箱和松鼠头盖骨,也是心理现实主义的一种折射,在心理现实中建立秩序,必然会解构现实中的规则,当然也会破坏秩序、美德、以理智为基础的爱情——当一切被破坏而解构,十三岁的世界里还剩下什么?现实其实是另一部小说,所有的人物都无法自己选择角色,甚至,一切带上了宿命的色彩。罗比无疑是这个宿命论链条里最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这个母亲是个卑微的清洁工的孩子,他的出生似乎就不在布里奥妮家族故事里,只是布里奥妮的父亲一直资助罗比的学业,才使得他有限地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中。但是这种进入从本质上来说,意味着闯入:为什么罗拉会大叫:“太可怕了!那个男人是个色情狂。”为什么利昂会别有用心地邀请罗比参加生日宴会?为什么双胞胎要制造出走事件?那封暧昧的信为什么会有人指责是罗比写的?

当塞西莉娅冲破门第观念而爱上罗比的时候,其实这种宿命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甚至塞西莉娅被某种观念孤立开来。当生日宴会上他们终于无法抑制自己的欲望,在书房间做爱时,一切其实走向了更为荒谬的结局,“后来他才意识到,这一声标志着一个转折。直到那时,他们互相看着如此熟悉的一张脸还依然觉得有点荒谬可笑。”那一句“在梦中我亲吻你的阴户,你那甜美湿润的阴户。在我的脑海中,我整天与你做爱”的诗歌,那一声声的呻吟,那触及舌头的快感,对于罗比来说,并不能真正建立布里奥妮所说的秩序,“他们完全忘记了过去,他们也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他们身在何处。”茫然中,甚至连所谓的美德也坍塌了。

而这一切其实在被布里奥妮意外发现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她小说的一部分,而这部小说其实是反小说,每一个章节都在解构她的秩序论。“布里奥妮感情复杂,她确信自己正进入一个成人情感与伪装的角斗场,她的创作必定会从中受益。”十三岁要和伪装作斗争,其实自己才是一个伪装成作者的人:她指责罗比写了那封暧昧的信,她虚构从背后打倒罗拉的人就是罗比,甚至她喊出了:“他总是装作非常友善,蒙骗了我们许多年。”而最后她竟然想“写下一纸罪状”,把罗比绳之以法。罗拉、马歇尔对于罗比罪状的揭露似乎更多是从门第观念出发,而布里奥妮呢,除了保护姐姐这一名义,她对于罗比虚伪面目的揭露是不是罪恶的开始?

在她看来,这是为了和成人的虚伪作斗争,“童话故事已不再属于她了。在短短数小时之内,她亲眼目睹了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看到了一个难以启齿的字眼,阻挠了一桩残忍罪行的发生,招惹了一个大家都曾信任的人,让这个成年人对她恨之入骨。”所以要将他绳之以法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童话世界,童话里有美好的爱情,有美德,有秩序,而罗比的“闯入”把一切都解构了,“非要揭开他虚伪的面纱不可!”即使罗比救落水的双胞胎而成为仁爱的拯救者,也还是无法避免锒铛入狱的命运。“这既是对他罪行的进一步确认,又是惩罚的开端。它仿佛是永远的罪孽。”罗比成为罪孽的代名词,而把罪恶送进监狱,整个家族似乎都回到了秩序,而布里奥妮也回到了自己掌控一切的童话世界里。

看起来是一个追求理智却失去理智的十三岁女孩的恶毒计划,看起来是对于冲破门第观念的爱情的一种拒绝,看起来是罗比无法摆脱命运的写照,而其实当“第一部”落幕,似乎也像布里奥妮的小说一样,只是完成了第一稿,在可能被改写的后续里,它其实是另一个作品的开始。一切秘密在“第二部”的战争岁月中被揭开,从监狱里出来,罗比加入了英法联军,在战场中他唯一挂念的事是塞西莉娅寄来的信,“我会等你。你要回来。”一种对爱情的坚持,让面对死亡的罗比还留了最后一丝希望,“他的目标简单明了:找到塞西莉娅,爱她,娶她,毫无屈辱地生活。”但是在发出“人生毁了”的时候,他却认为每个人都毁了,因为和战争一样,所有人都无法逃离罪恶。正因为如此,罗比并没有憎恨布里奥妮,甚至当他进入回忆中的时候,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反而成为他的一种安慰,那一次布里奥妮故意淹水,罗比将她救了回来,而布里奥跳水的原因竟然是:“我想让你救我。”当罗比再次追问的时候,布里奥妮的回答是:“因为我爱你。”

这是不是布里奥妮一直不想走出的童话?这是不是她一直在构思的小说?“因为我爱你”,所以会看见他和塞西莉娅在书房做爱时会感到难受,所以在一种爱情覆灭之后会选择虚构罪状,所以会在寻找证人时提供了假证,当一切被揭开,布里奥妮其实活在背谬的世界里一直没有走出,而这也使得罪恶成为一种“秘密”:“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又都是无罪的。没有人会因一次证词的改变而得到拯救,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没有足够的笔和纸,没有足够的和平和耐心来记录下所有证人的供述,来收集事实真相。而且证人们也是有罪的。”秩序、美德、爱情和婚姻,在罪恶的另一面,但是布里奥妮永远无法企及,即使她和家人断绝往来,即使她找到塞西莉娅想要原谅,即使她因为战争对罗比的生死有一种隐痛的感觉,所有这一切不是让她慢慢离开罪恶,反而加重了内心的负罪感,“她想,惟一能消除这罪孽的方法就是过去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去除记忆,去除发生过的一切事,布里奥妮是将自己从里面抽离出来,而只剩下了那段不被破坏的爱情,“她思念姐姐,或更确切地说,她思念的是——姐姐和罗比。她们的爱情,无论是战争还是布里奥妮都没有将它摧毁。电梯载着她沉入城市之下,这使她感到由衷地欣慰。”也许这种欣慰对她来说,变成了对于爱情的某种移植,塞西莉娅爱着罗比,即使谎言,即使监狱,即使战争,也没有将他们拆散,甚至他们的死亡,也在同一年发生。这是布里奥妮一直在追寻的秩序、美德和爱情,所以当1940年她开始真正写下构思已久的小说,她其实就活在小说里,“我整日整夜地都在想着有情人和他们幸福的结局。”而当1999年小说最后完成,似乎背负在身上的罪孽才彻底卸下:他们活着,他们相爱,他们肩并肩在藏书室里,他们一起看《阿拉贝拉的磨难》——布里奥妮从13岁开始就是阿拉贝拉,她的磨难只有在他们的注视中才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这是“最后一页才奉上”的故事,经历了变迁,遭遇了生死,品尝了内心的折磨,“奋力尝试是一切的一切。”其实罪与非罪,爱与非爱,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它们交错,它们混合,它们在作者写就的小说里,它们在人物经历的故事里,当世界只剩下作品,一种文本意义的最后一页,翻过去,合拢,世界会以一种平静的方式落幕:“但现在我必须睡了。”

猴子·罗汉池

编号:C28·2181215·1528
作者:[台]袁哲生 著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8年09月第1版
定价:38.00元当当19.00元
ISBN:9787220109478
页数:200页

“我要赶在遗忘之前,抢救对爱情的记忆。”经过长期“捕捉孤独的角落”,创作到后期的袁哲生首次将眼光转向另一个普遍的文学主题:爱情。他在《猴子》《罗汉池》这两部作品中,以书写追问:“爱情可以有多好?”爱情,是他的创作核心。可是当我们跟随着袁哲生,从小说的开头缓缓地走向结局,却能隐约感觉到,作品中还存在爱情之外的种种要素,让人无法明确地言说。作为后来的读者,我们无法知道小说家是否有意如此;但能肯定的是,袁哲生确实又一次在普遍的文学主题中,写出让人值得反复寻味的作品。《雨》与《猴子》两篇,收录于《猴子》一书;《月娘》《罗汉池》与《贵妃观音》等三篇,则收录于《罗汉池》。


《猴子·罗汉池》:仿佛预备飞扑而下

都说这尊木雕观音菩萨坐像,高五尺一,眉形如新月之弧,伏目静好,眼观鼻,鼻观心,心观自在,通身金箔辉煌璎珞华丽,美艳绝伦却又庄严异常,温润中还透出一丝冷寂,见者莫不心生恭敬、啧啧称奇。
——《贵妃观音》

是“世俗意味浓厚”的贵妃,却也是“心观自在”的观音;是木雕而成的造像,却是这般栩栩如生;是寄托心境的象征,却也是流传后世的纪念——出世和入世,活着和死去,凝固和流动,一尊雕像完美结合了这一切,但这美艳绝伦又庄严异常的观音佛像不是让人新生崇敬,而是在温润中看见冷寂,该来未来,该去已去,无论是雕像的原型,还是雕刻的作者,甚至磕头膜拜之人,似乎都在他人的“啧啧称奇”中远去。

《罗汉池》的第三篇《贵妃观音》似乎传递的就是这样一种哀怨之情,那时候罗汉埔矮厝巷的第一代罗汉脚建兴师傅和大悲寺的老和尚都已经逝去,那时候喜春楼的红牌酒女月娘早已卧床不起;那时候

月娘的女儿小月娘也在嫁于林大手之后生了怪病而死,甚至那时候建兴仔和如因法师也都不在人世,“雕刻和大悲寺早已成残垣断壁,寺后方的罗汉池现在杂草丛生,蚊蝇聚集,草叶杂树间零星的一两尊罗汉塑像也早就模糊难辨了。”而当这一个贵妃观音被发现的时候,多多少少的生死故事、爱恨情仇都凝固在那里,不被人发现。

仿佛一切都是不示人的存在。先是从天顶的月娘探出一弯朦胧身影开始的,矮厝巷的月娘走过那些罗汉脚跟前的时候,那些肉麻的话就被说出来了,看客和议论者对着喜春楼的红牌酒女月娘指指点点,出了道德上的非议之外,更多是对于欲望的某种表达,打铁仔的、卖豆腐的、搓草绳的、补破鼎的的罗汉脚都是一辈子娶不了媳妇的单身汉,他们只在对月娘的想象故事里得到满足。而在这些看热闹的人群里,只有两个“不吵不闹不缺德的”,一个是老雕刻师傅国彰仔,一个是大悲寺的老和尚,他们的沉默是对于世俗的某种隔离,一个是雕刻大师,是从事着某种艺术,一个是和尚,自然不关注男女之事。

而月娘那一弯朦胧身影投射在罗汉铺那些罗汉脚心里的时候,其实身影本身也是一种阴影的写照,月娘为什么会成为红牌酒女?无非是年轻时死了丈夫,无非是没钱养活公婆和女儿小月娘,这是用身体牺牲自己的无奈之举,而这一道阴影并不只是在月娘心中投下阴影,也成为罗汉铺男女无法走出的阴影。不吵不闹不缺德的国彰仔和老和尚都没有结婚,也都收了一个徒弟,无论是建兴仔还是克昌仔,他们最大的意义就是当师傅死去的时候,能送他们上山。而在他们对面的是有钱人林大柿,他捐钱造了罗汉池,这一种行为又有多少是积德?无非是将那道阴影加深了一些。

后来,建兴仔学得了一手好手艺,小月娘天真活泼,克昌仔在大悲寺里跟着师傅念经,一切似乎都是向善而行,而在三个孩子那里,懵懂的爱也产生了。小月娘总是到雕刻店里来,帮助他们烧烧开水,看他们雕刻,建兴仔似乎喜欢上了小月娘,他的最美的一个梦便是:“就是早日出师,然后娶隔壁的小月娘为妻,再生个小赃儿,让老帅傅刨彰仔享几年清福,过几年合馆弃孙的好日子。”只是也常去对面大悲寺的小月娘似乎喜欢的是克昌仔。喜欢和不喜欢,似乎也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那道阴影却在人世的故事里始终无法摆脱。

打铁仔看好了适宜提亲的良辰,进了大悲寺和老和尚说了,老和尚却双手合十,念了一声佛,便跌坐合掌,不发一语,如此便是三天三夜未起身,不吃不喝不单,直到克昌仔在佛前跪地求忏悔为止。而这似乎也宣告了男女之情的终结,从此克昌仔正式出家,法号如因。老和尚为什么不答应这门亲事,似乎是出家之人不该想那那女之事,而其实在他心里有着某种宿命的预言,小月娘是月娘的女儿,月娘总是一弯朦胧身影投射到罗汉铺,所以小月娘也难逃这命运,虽然她中意如因法师,但终归在出家不近女色中掐灭了这最后的希望。

而这希望不在也意味着建兴仔那个美梦破灭,国彰师傅和老和尚先后死去,徒弟完成了他们生前的愿望,后来月娘也倒下了,“矮厝巷的黄昏更加寂寥了”,而三年之后,当天顶的月娘再次探出娇嫩面容的时候,小月娘也像曾经的月娘一样,向着喜春楼方向走去,而看到这一幕的,不再是那些罗汉脚,而是坚信师傅和如因法师,于是,一阵阵猛烈的敲打声,一声声绵密细碎木鱼声夹杂在一起,“那声音较往日来得急切许多,听起来好像在赶路似的。”

幽幽不绝,无非是内心的叹息,无非是心中的哀怨,《月娘》之后,是《罗汉池》,是《贵妃观音》,一个故事生出不同的枝叶,但是内中的那种哀伤情绪却“幽幽不绝”,而这不绝之情,也是从前的阴影投射下来。林大柿捐建了罗汉池,不管是老和尚还是如因法师也都活在有钱人的阴影中,而林大柿的儿子林大手继续了这个金钱的故事,他第一回上喜春楼,便喜欢上了小月娘,“当天晚上,林大手就彻夜不归,通宵饮宴,并且出了一个好价钱让小月娘开脸了。”用钱买了小月娘开脸的权力,对于建兴仔和克昌仔来说,也再无任何希望。于是,建兴仔去了菜脯寮的私娼馆,他似乎在用自己身体来回应小月娘的开脸,似乎以欲望满足的方式击碎自己的美梦。而且在私娼馆里每次都大醉,走到罗汉池那里,便也打破了寂静,“最明显的是,十八罗汉的光头上开始不断地有鸟屎落下了。”而且那一天,一道闪电击中了翅中的长眉罗汉,于是,罗汉池中的十八罗汉只剩下了十七尊。

罗汉池是林大柿捐建的,十八罗汉变成了十七罗汉,兴起和毁灭之间,其实如那一个梦,看起来和美,其实是一种残酷,建兴仔甚至差点问如因法师:“多年前,当他还是克昌仔的时候,是否也跟自己一样,其实最希望的,就是把如花似玉的小月娘娶进门,脱离罗汉脚的命运,然后生几个小,取几个好听的名字。”问总归是忍住没问,而当林大手终于娶了小月娘,大悲寺中的如因法师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建兴仔没有问出口的问题:“咦,那倒卧池边大柳树下的,不正是大悲寺的年轻住持如因法师?”他也喝酒,他也醉倒,他也坐在板车上左右摇摆起来,曾经是常去私娼馆的建兴仔放纵自我的行为,却在出家的如因法师那里变成了自我放逐,而那雀鸟飞过掉落的鸟屎不偏不倚落在他的光头上,“今日倒像凑足了十八罗汉了。”

袁哲生:自杀是不是也是一种出世?

看似一种秩序的恢复,实际上是一个肉身的替代,肉身是欲望,是情爱,是醉后的放纵,这被鸟屎弄脏的第十八尊罗汉正是某种阴影的写照。而在《贵妃观音》里,这种阴影便成了雕像里那一种冷寂。林大手娶了小月娘,小月娘生了一场大病,那一天,林大手来到大悲寺,告诉如因法师要卷一尊观音像,“为得了怪病的妻子积德祈福”。观音像只有建兴仔能够雕刻出来,要放在如因法师的大悲寺里,而这是小月娘的主意——似乎只有在这一刻,三个人的命运才结合在一起,无论是曾经建兴仔喜欢小月娘而没有结果,还是小月娘中意于如因法师最后却不了了之,最后只有在这一尊雕像的行动中,三个曾经的孩子,才在最淳朴的故事里走到了一起。

只是,在一起又何如?那一天林大手派遣家丁来,告诉建兴仔小月娘已经于昨夜过世。后来的故事大约变成了传说,许多年后,建兴仔和如因法师也都过世了,大悲寺和雕刻都变成了残垣断壁,罗汉池也杂草丛生,而等到有朝一日那尊木雕被发现,在人们的啧啧称奇中,故事早就合上了,没有了建兴仔在私娼馆里的发泄,没有了如因法师变成十八罗汉的嬉笑,只留一个“温润中还透出一丝冷寂”的雕像,既在世俗中又超越之,心观自在变成了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在岁月的流逝中独有那一份深意。

“方向原本相背的命题巧妙合而为一的时候,宗教可以像爱情一般深情,爱情也可能像宗教一般无私。”袁哲生如此解读《罗汉池》三部,在他看来,建兴仔是“出世”的象征,如因法师是“入世”的符号,两个人处在向背的命题里,但是却在宗教和艺术的超脱中将爱情变成了一种无私的存在,就如那个“贵妃观音”,既有着世俗的情欲投射,又成为宗教和艺术的作品,而这“古已有之”的造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追求着恒久性,金钱会改变生活的轨迹,身体里可以被压抑也可以释放,生命最终也会消逝,但是这心观自在的造型,这温润中的冷寂,都会成为某种抵抗宿命的东西,如此,袁哲生的那一种寄托,也是美好的。

而这种美好,毋宁说是袁哲生对于命运的一种妥协,《猴子》故事里的《雨》和《猴子》便没有了“美艳绝伦却又庄严异常”的雕像传递出的永恒可能,而是在“下雨了”的悲叹中,变成无法超越的一种无奈。一开始就下雨了,这是自然环境里的雨,“这是村子洗澡的时刻,窗外的世界浸在一杯冷开水里。”而梁羽玲的妈妈吕秋美在那一天消失的时候,邱叔说过的那句话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办法的事啊!”而当我再次去找梁雨铃的时候,那一扇门将我伸进门缝里的手重重夹住,并不是痛的缘故,我却突然对梁羽玲说:“下雨了。”

下雨和洗澡有关,下雨是没办法,下雨取代了痛,这一种雨下在地上,下在心里,下在这个时代朦胧而青涩的故事里。《雨》中的我、梁羽玲和荣小强是孩子,但是从孩子的视角分明看到了大人的世界,梁羽玲的父亲梁包子最早在村子里给梁羽玲拍照,每天骑着车去卖包子,包子的大木箱子上写着包子的价格和“光复神州”的一句话,这个男人是粗劣的,是有权势的,当然和吕秋美之间也有着隔阂。吕秋美在离开村子之前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你找梁羽玲玩?进去吧。”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吕秋美为什么没有回来,这个谜底似乎在《猴子》里有限地被揭开了,据说是和当年才升上高三的男学生跑了,这无疑是一种违背道德的行为,当邱叔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办法的事啊!”深深透出的是一种无奈,也是对吕秋美的鄙视。而其实,在“下雨了”的日子里,吕秋美在我眼里就是一种欲望的写照,“正在洗身的吕秋美从大铝盆边站起来,甩甩手,水珠子从她的大腿上一路流下来,穿过膝盖上的皱褶,往下流到脚踝边上,变成一颗小小的水沫子。”还有天井的窗玻璃上两只绿头大苍蝇叠在一起。在一个被压抑的世界里,吕秋美的出走也有一种对于自由的追求,只是如我,在去找梁羽玲的时候,手被夹在门缝里,感受到的是痛,却被“下雨了”取代——那种青涩的爱情是不是总是伴随着痛?

在雨中吕秋美走了,而在我们渐渐长大中,梁羽玲似乎没能像她妈妈那样在说出“进去吧”之后一去不返。我和荣小强都喜欢梁羽玲,但是两个人的家庭却天壤之别,荣小强读的是学费很贵的私立中学,是全村唯一,所以在追求梁羽玲的过程中,也是大胆而放肆,但是梁羽玲的命运在母亲出走和被父亲管制中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我爸不管我了”背后传递出的是一种无奈,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又该如何面对这一种青涩的喜欢?

我会在《健康教育》中学习女性生理构造,我会在梦中将一封情书送给梁羽玲,而梁羽玲也会毫无遮掩地告诉我:“可是,我喜欢的是你……”想象和臆想构筑了我的故事,而这像极了正在发春的那只猴子。猴子是闯入荣小强家的,最后被一条长长的铁链拴在了铁床上,当猴子发情的时候,荣小强家就打猴子,还用冷水浇它,那一晚我和荣小强从梁羽玲家出来,就看到了那只猴子,“荣小强家猴子从门墙后边跃上墙顶,两手巴在墙沿上,上身伏得很低,仿佛预备飞扑而下,脖子上长长的铁链还锁在铁窗上,绷得直直的。”猴子集聚了力量要“飞扑而下”,但是那条铁链却锁住了它的行动,这是一种束缚,一种压制,甚至一种囚禁,我在臆想的世界里就像猴子一样,被那条铁链锁住了,一切都无法超越。

但是猴子的命运并不仅仅和我有关,当梁羽玲说“我爸不管我了”,命运真的就转了向,就像那只猴子,荣小强说:“我爸不让我养猴子了,叫我把它给放了。”猴子没有被放走,而是养在了我家里,一种替代,从来不是为了走向真正的自由,而这也是梁羽玲命运的一种写照,她加入了帮派,受排球校队的小太妹利用,在体育场的厕所以“烧完一支火柴的时间让男学生看下体”的方式,每次赚取五十元。那根铁链锁住了梁羽玲,“仿佛预备飞扑而下”,身体却成为了一种牺牲,而我从家里偷了五十元钱,进入了厕所,划亮了那根火柴,“梁羽玲把手伸进短裤的松紧带里,弯腰,把裤头褪到膝盖上。”对于我来说,像是一个仪式,只不过再不是青涩的爱,而是被金钱支配的肉体,是没人管的命运,是“厕所内又回复到一片黑暗”的青春。

用色情的方式接近爱情,这是不是一种悲哀?是谁让这个世界变得如此无情?也许没有答案,也许这也是一种常态,就像那只猴子,到底来自于何处,谁也不知道,它像欲望一样闯入,却在被锁住、被打骂的世界里失去了一切的自由。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

编号:C38·2181215·1527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39.00元当当19.50元
ISBN:9787532777686
页数:213页

“家庭制造我们逼仄的浴室,现在依然历历在目,灯光耀眼,康妮肩上披着一条浴巾,坐在浴缸沿抽泣,而我边往水池里放热水边吹着口哨,猫王的‘TeddyBear’,我得意的时候就是这德性。”《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是英国“国民作家”麦克尤恩的处女作兼成名作,荣获毛姆文学奖,“恐怖伊恩”的绰号由此而诞生。八个短篇分别经由青少年男性的视角出发,讲述了八段情节各异却又情绪共通的故事,或恐怖或暴烈,或残酷或变态,或荒唐或魔幻,同时却既温柔又感伤;就像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疯魔而又伤感的青春期,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中烛照出自我的“青春残酷物语”。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我想爬进婴儿车

“如果给我看见勃起,就滚蛋。这可是一场体面的演出。”
——《舞台上的柯克尔》

所有人都脱去了衣服,全身赤裸地站在舞台上,作为演出的内容之一,便是让小伙子手淫,然后裸体的陌生人开始交谈。当地板上的灰尘扬起,当明亮的灯光照亮裸体,当没有人知道陌生人如何在裸体状态下交谈,交媾却出现了,而对于交媾,唯一的禁令便是离开舞台,离开演出,甚至离开以后在伦敦混的可能机会。

裸体是演出的必然状态,但只是手淫,只是交谈,人与人之间的身体是不相触的,更不要说“进入”。而现在这样一种演出要求中,小伙子如何手淫?似乎只是上升到一个生理问题,一种肉体状态,当纯生理的肉体变成自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取消了对象,甚至连性行为都算不上。而演出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一种私人性的行为被放大,被示众,被表演,如此快感也取消了个体性。而且,当小伙子在手淫的时候,如何可能不勃起?

嘉斯敏作为场上指挥,让每个人手淫,把每个人示众,当然没有仪式感,所有的一切都被控制,而释放快感需要的是不被控制,在这样一种悖论中,当交媾戏发生的时候,舞台上的柯克尔便成为惩罚的对象,“好了,柯克尔,你和你吊着的老二可以滚出这舞台了,带上那个欠操的小妞。但愿你能找到容得下两个人的槽。”让情不自禁的人离开舞台,为的是继续保持这种体面的演出,而身体早已经变形,关于肉体,关于性,关于快感,在体面中失去了最本真的东西,“许多时候他简直要哭,真的哭泣。不过他没有,他点燃了一支烟。”

交谈都没有发生,而其实要进入交谈状态,也必须有一个对象,即使是面对每年的陌生人,也是在那一刻建立了关系,一方面是寻找对象,一方面则是取消对象;一方面是控制,另一方面却是失去控制,一方面是言语的交流,另一方面则是身体的交媾,《舞台上的柯克尔》无疑建立了一种对立状态,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其实指向的是秩序和自由。当人在舞台上,即使裸体,即使手淫,也绝非是一种自由行为,它的背后是观众的需求,是舞台的要求,是嘉斯敏的权势,以及将一种本真的肉体需求取消的欲望。

这舞台是不是成人世界的隐喻?但是当要求脱去衣服,当让人开始手淫,却又在成人世界的规则里洞开了一个出口,它处在私密和公开之间,处在进入和离开之间,处在自由和控制之间,而这种中间状态,比绝对的控制和绝对的自由都更让人难受。伊恩·麦克尤恩似乎要在这种中间状态开展实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一种私人交媾之戏,还是要将肉体欢愉纳入到成人规则里?《化装》似乎是对于这种中间状态的放弃,也是和舞台有关,也是和训练有关,但是却是一场化装演出。

“他们全都是舞台上的人,化装大师,塑造人物的艺术家,因为这在敏娜看来的就是表演艺术,塑造自我,换句话说就是伪装。”在失去自我的伪装中,在隐藏自我的表演中,自由却变成了不受约束的事,因为没人知道你是谁,谁都可以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包括最隐秘的性爱,在去除了个体身体状态中,谁和谁都没有区别,都成为身体和身体之间的交往。化装是取消个体意义的演出,看起来是对于成人规则的挑战,看实际上是对成人世界的妥协,因为这种自由根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根本没有唯一的对象,在性达到欢愉的故事里也就没有了爱。

海蓝的铅笔和天蓝的铅笔也没有什么不同,高傲的人和卑微的人也没有不同,老维多利亚剧院,舞台只属于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成为大人而大写的人,但是当琳达伸出手,拉起亨利的胳膊肘说:“你为什么不也躺进来呢?”一幕在规则之外的演出开始了,这是进入的开始,这是融合的方式,而琳达的特殊性在于她既是在派对上所有人都不认识她的陌生人,又是不化装的人,所以那个被窝保留了在边缘地带真正两个肉体交合的可能,当亨利答应她说:“那好。”就已经脱离了化装的规则,脱离了秩序的控制,朝着一种自我释放甚至解构舞台的方向前进。

但是,和柯克尔被赶下舞台一样,如此一种自由进入状态也面临着禁忌,当椅子里的男人把琳达的脸仅仅按到自己身上,不让她走的目的已经变成了某种暴力,她不化装敞开了自己的世界,却依然难以逃离公众的视野,甚至当在这种视野中暴力成为一种行为,也变得合理,而亨利的解构最终又以失败而告终:“从桌子上放开手,慢慢地,踉踉跄跄地,酒气在胃里翻涌,他开始穿过拥挤的房间朝他们挪去。”不是敏感和内省,是因为必须“毫无意见地接受”,因为必须取消最私密的看见和进入,一切都在公共秩序中,一切都是公共行为,甚至一切都是以公共的名义进行的暴力仪式。

仪式是不是就像化装舞会一样,以谁都不认识为借口,为暴力建立它合理的规则?这种谁都不认识是一种伪装,从而正大光明地发生错误甚至上演罪恶,所以仪式必然是一种反讽,它取消的是爱,取消的是性,取消的是个体的自我,取消的自由的生活,麦克尤恩以《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为小说集的名字,就是在最初和最后之间,在爱情和仪式之间发现微弱的存在,它从身体开始又回归身体,期间经历的仪式,暴力和罪恶行为,都是一种迷失,一种堕落,一种邪恶,正因为微弱的存在,在整个过程中显得无力,甚至最后都变成了逃避式的臆想。

我和西瑟尔的做爱是自由而带有快感的,轻薄的床垫被抬到厚重的橡木桌上,宽敞的窗户打开,风吹了进来,我进入到西瑟尔的身体里,和窗外的风一样,成为一种自然风景。但是却听到了让人不安的声音,以为只是在做爱过程中听到内心的呼喊,以为只是风声带来的自然声音,“我原以为是我自己幻想中的生命在窸窸窣窣,但自从那天下午西瑟尔也听到它并且开始不安,我意识到她的幻想也加入其中,这声音出自我们的交媾。”但是挠墙的声音越来越响,它变成现实变形的一种象征:在现实里,进入我们世界的还有西瑟尔十岁的弟弟阿德里安,他总是发出怪叫、扫射和偷袭西瑟尔的声音,而那间屋子里有了淌着灰白色汁的奶酪、奶油纸皮、酸奶盒、烂熟的腊肠——它们腐蚀了空气,而且为了生活,我和西瑟尔的父亲要去不鳗鱼,而放着的鳗鱼笼又总是不见。

关键是,当进入身体的动作发生,当做爱的故事继续,它可能会带来另一种现实:怀孕。“我一旦进入她的身体,就情难自禁,我进入了自己的幻想,我那迅速膨胀的知觉和我们能在西瑟尔肚子里孕育生命这一常识无法分隔。”进入是一种持续的状态,不是这一刻的进入下一刻的离开,而是彼此融合一体中制造新的生命,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必然性却可能威胁性爱本身的自由——因为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父亲,“卵子、精子、染色体、羽毛、鱼鳃、爪子,那生命孕育之际的种种化学反应,在离我体内仅几英寸远的暗红色黏液上不可遏止地发展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反倒变成了孕育生命的仪式,而在这个仪式中,当初的那种自由的性爱,是不是就变成了奔向规则的合目的论行为?

就像在舞台上被示众的感觉,就像在化装派对上被暴力控制的结果,“成为父亲”就是秩序之一——它从身体开始,从快感开始,最后抵达伦理世界。过程和结果应该明确分开,但是却合在了一起,而那让人不安的声音也不再是交媾的声音,也不再是生命中的窸窸窣窣,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扰乱声音,是一只老鼠,“那只老鼠,整个夏天它都和我们待在一起,在我们做完以后深沉的空虚寂静里,在我们熟睡之际开始挠墙,它是我们的邻居。”是旁观者,也是偷窥者,在这样的声音里做爱也失去了意义,而更为可怕的是,老鼠的身体里已经孕育了它的孩子——仿佛是一种移植,我和西瑟尔在做爱,老鼠在我们的背后怀孕,那仿佛成为了我们爱的结晶,它是如此诡异,让所谓的爱和性都变成了动物性行为。

“它翻向一侧,它的肚子上有一条深深的伤口,从里面淌出一个透明的紫色胞衣,里面蜷缩着五个暗淡的身形,双膝顶着下颌。”是谁杀死了老鼠,谁扼杀了肚子里的生命?连同那条在垃圾桶里还未曾失去的鳗鱼,一切都指向了动物意义的活着和死去,而最后的西瑟尔,在准备远行的时候,肚子已经凸显出来,“我把掌心按在她温暖的肚子上说,好。”一个好字是对于远行的肯定,还是一种完成仪式的敷衍?从最初的爱情开始,经历了那让人不安的声音,看见了怀孕的老鼠,接着发现了老鼠在暴力中死去,那最后抵达的仪式反倒以另一种置换的方式变成了动物式的献祭——我会成为父亲,我会像老鼠一样在别人做爱时发出挠墙的声音。

“我想爬进婴儿车。”这是《橱中人的对话》里我的强烈渴望,想爬进婴儿车意味着对于成长的拒绝,对于仪式的否定,以及对于被命名为父亲的逃避。父亲在我出生前就死了,其实就已经是一种隐喻,在没有父亲的世界里,我是不是也可以不成为父亲?但是当精神有点问题的母亲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又让我必须叫他父亲,这一切以移植的方式又让我拥有了父亲,“那晚妈妈告诉我他们结婚了,我得叫他爸爸。完了,我又一次发作,比哪次都惨烈。”我上班做饭为了生存下去,我偷东西被关进监狱,其实一切都像是没有父亲的生活,父亲是一个符号,它的缺失性和可替代的虚假性造成了另一种伤害,“我不想要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嫉妒那些我在街上到的被妈妈裹着抱着的婴儿。”所以在“重回一岁”的渴望中,我成为了一个柜中人,在成年标志的欲望需要发泄时,我钻进柜子里解决,“自己弄出来”,即满足了走向成年的某种生理需求,又不必进入到对象世界,进入到被空着的父亲位置——生理上慢慢长大,心理上拒斥规则,这便是我的抵抗,我的逃离,我的成长。

但是人真的能成为柜中人?麦克尤恩并不想把这种对于成人规则的抗拒当成是一个庇护所,在他看来,人根本无法逃离“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的樊笼,“柜中人”的抗拒是一种消极方式,而面对必须要的成长,面对扑面而来的樊笼世界,人其实是痛苦的,甚至是活在悖论中。《家庭制造》也是从一个寻找对象却无法完成最初爱情的故事开始,雷蒙德让我领略了手淫的暧昧快感,我的性意识被打开了,但是那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满足,无论是一天抽十支烟,还是喝威士忌,或者对暴力和淫秽颇有鉴赏力,但都是没有仪式的存在,那个被我叫着名字的“露露”也只是一个意淫的符号。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自己的妹妹、十岁的康妮,一起玩起了做爱的游戏,从最初康妮“我没有感觉”到后来“我知道插在那里”,以致最后完成了这一动作,对于康妮来说,不是被侵犯,对于我来说,也绝不是乱伦,所有这一切,都是走向了必须的仪式:

因为甚于任何感觉,哪怕是耳后爆炸、长矛穿腹、烫烙私处,或者灵魂折磨,尽管这些我一样都没有感受过,那么就甚于想到这些时候的感觉吧,我感觉到的是自豪,自豪自己操过了,就算只是和康妮,我十岁的妹妹,哪怕只是和一只跛脚的山羊,我也会自豪自己以这样男人的姿势躺在这里,自豪能提前说“我操过了”,自豪我现在业已无可逆转地加入到人类社会的高级人群当中,他们深谙性事,并借此传宗接代。

这是成人世界的第一个入口,“但我却感到满意,对此,对自己,对康妮,我满意地让一切歇上片刻,待其尘埃落定。”虽然人类的交合里有谎言,有欺骗,有羞辱,有乱伦,但是当这一种行为具有仪式意义,便意味着我被社会接受,被他人接受,也被自我接受。这是一种没有最初的爱情的仪式,连性都变得像一场游戏,哥哥和妹妹,就是在这个看起乱伦的游戏里完成了仪式——但是这种仪式感是不是真的超过了游戏本身?麦克尤恩用另一篇小说回答了这个问题,《蝴蝶》里的我也是渴望生理的满足,那个叫简的9岁女孩自我面前,我闻到了她身上的花香,于是我想带着她去看“蝴蝶”,一种诱惑就此展开,到那时中途简却要回家,在“我要妈妈”的喊声里,我已经拉开了裤子拉链,“我不知道在黑暗中她是否看得清伸向她的东西。”看得见和看不见其实都一样,因为简只不过是一个意淫的对象,我最后还是亲手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当蝴蝶的诱惑变成一种阴谋,简逃离了现场,但是最后在隧道里跌倒昏迷,而我在丧失了最初的爱和最后的仪式之后,“我轻轻把她抱起,尽可能轻以免弄醒她,悄悄地缓缓把她放人运河。”

蝴蝶是机会,“你一伸手,它们就飞走了。”一个小女孩变成了尸体,蝴蝶变成了欲望之梦,没有仪式,或者说欲望本身就变成了仪式的一部分,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冷漠,只有死亡,只有消灭仪式的可怕暴力行为。如同《夏日里的最后一天》一样,十二岁的我,在一个完成了畸形仪式的故事里,最后选择了自沉,“我是那么疲惫,我闭上双眼,感觉好像是躺在家里的床上,是冬天,妈妈来我房里道晚安。她关掉灯,而我把船滑进了河里。”死亡像一个梦,母亲,灯,房间和床,都在虚幻的世界里走向了终结,它像是最后一种仪式,只不过不是通向成人世界,而是悲剧性地通向了生命的终点。

我和妹妹以游戏的方式完成仪式,我以制造他死和自沉的方式建立仪式,而每一种仪式都不是真正走向成人世界,不是妥协,而是拒绝和反抗——拒绝寻找对象,拒绝演绎性爱,拒绝成为父亲。《立体几何》中的我是小说集中唯一已经进入婚姻状态的男人,对于我来说,和梅茜结婚就是一种仪式,但是这种仪式却处处是谎言,是欺骗,“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可能的话,在那一切结束之后我将试着与妻子梅茜离婚,不过现在已无此必要。”而梅茜则沉溺在塔罗牌中,在每天的噩梦里,在密室的闭关中,那么,这一种所谓的仪式又有什么意义?

仪式的虚无感在曾祖父的那本日记里,他写下了十五年的日记,而日记里的另一个人物则是M,他们谈论俾斯麦,谈论拉斐尔的地弟子,谈论性交的十七种姿势和二十四种姿势,“我的曾祖父是个心血来潮的空想家,而M则是一位懂得适时竞价的实干派。”而这个实干派突然在1898年的一个晚上莫名地一去不返,由此设置了指向现实的实干家的破灭,而我和梅茜在一次争吵中,打翻了曾祖父从“异趣珍宝”拍卖会拍卖来的尼科尔斯船长的阳具——船长的阳具,无疑是父权的双重象征,当浸泡福尔马林的瓶子被打破,当这根历史的珍宝被埋在土地,父权便成为了一种被毁灭的象征,而在没有父权的世界里,婚姻里的最后一次做爱也变成了消失的游戏。

这是从曾祖父的日记中记载的魔术,被称为“无表面的平面”:一张纸在被切开之后,被折叠之后,最后竟消失不见了。按照曾祖父的解释,是因为“维度是知觉的函数”,用知觉建立函数,最后在现实的维度里实现了消失,这种消失便是“无表面的平面”的实现。当我研究完曾祖父的日记,在和梅茜进行做爱时,我按照书上的做法,“此刻她的肢体展现出惊人的美丽和人体结构的高贵,正如纸花,它的对称具有一种令人神魂颠倒的魔力。”最后无表面的平面出现,她只留下声音:“怎么回事?”而后,深蓝色的床单上只剩下她追问的回声。

在做爱中消失,在可能成为父亲的行动中消失,当她留下声音,是一种无表面的平面,而这个平面并不是彻底的无,而是留下了“无表面”的潜在意义,也就是说,这种消失是不彻底的,仪式还存在,游戏还存在,反抗或者逃避的生活还存在,存在意味着新的可能:“印象挥之不去,视觉残留不止是印在视网膜上,而且印在了心里。”

阿姆斯特丹

编号:C38·2181215·1526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07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24.50元
ISBN:9787532777778
页数:251页

在凄冷二月的一场葬礼上,两个男人相遇了——克利夫是有名的作曲家,弗农是报社主编,而死去的莫莉则是他们曾经拥有过的女人。他们对莫莉死前遭受的痛苦深感痛惜,并达成协议:如果对方不能有尊严地活下去时,对方可以随时结束他的生命。紧接着,克利夫和弗农几乎同时陷入了一场意外的危机,而更多意料之外的谣言与传闻令他们不知所措、反目成仇,甚至想以同样的方式置对方于死地,以泄心头之恨。阿姆斯特丹将上演一部怎样的好戏?邪恶、奸诈、欺骗、背叛、罪孽、谋杀……人性的种种在本书中淋漓尽致地展开。《阿姆斯特丹》是1998年布克奖获奖作品,一部无比精妙的麦克尤恩名作。


《阿姆斯特丹》:为逝者干杯

给弗农喝的在右手上,他自己的端在左手——牢记这一点非常重要。弗农在右,虽说他大错特错。
——《第五部·四》

把药粉倒进香槟,冒泡之后充分融入其中,当克利夫用小拇指抹去聚在杯沿位置的灰白色泡沫的时候,为什么手开始哆嗦?一只手,是端着给弗农那杯酒的手,右手,right,也是“正确的”,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在右的不是正确,而是大错特错——“Vemon was right Even though he was wrong.”当这个文字游戏出现的时候,左右之间的转折,左右之间的过渡,左右之间的反讽似乎就出现了,在哆嗦的病态中,错误无可遏制地发生了。

两个朋友,其实各自拿着给对方的酒,他们拿酒的手或者各自都曾哆嗦过,而那个叫兰纳克的人似乎不经意间破坏了必须牢记的规则,于是,弗农的酒给了克利夫,克利夫的酒给了弗农,而且各自喝下了酒。但是那杯酒还是“Right”的酒?还是大错特错的酒?在夜晚,克利夫想起了在南肯辛顿的不眠之夜,想起了在警察局的混乱状态,当然更想起了这次阿姆斯特丹音乐厅里的恭维和赞美,最后却想起了已经去世的情人莫莉:“莫莉!很抱歉我起不来床……”而对于他呼喊的回应,莫莉也是用手放在他的前额上,对他说的那句话是:“亲爱的,你是个天才。你的交响曲是个彻头彻尾的奇迹。”

如梦中出现的逝者,如梦中出现的那只手,如梦中出现的奇迹,而对于弗农来说,那最后的夜晚也出现了莫莉,从一张报纸开始,然后是脑袋下的枕头,然后是走上来为迪本求情的莫莉,一只手拉扯着弗农的袖子,似乎在对弗农说,是自己利用跟主编的个人关系,才促成了他的利益。但是当他破辞职离开了国际版副编的职位,一切的利益都不存在了,在阿姆斯特丹,只剩下一杯曾经泛着灰白色泡沫的酒,只剩下曾拿在“right”右手却注解是“大错特错”的那只手。

依然如梦,酒对应着酒,手对应着手,情人对应着情人,死亡也对应着死亡,“弗农永远也不可能告诉任何人他上臂上的灼痛了,还有就是他已经开始领悟到,尽管还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他眼下到底在哪儿,他的香槟里一定放了什么东西,以及他眼前这两个人到底是谁。”阿姆斯特丹的夜晚是宁静的,音乐厅里的音乐已经停息,酒宴上的喧闹已经平息,梦也会带他们进入另一个世界,“两人看起来都出奇地安宁,弗农的嘴唇略为张开一点,仿佛正要说出一句有趣的话来,而克利夫的脸上则洋溢着陶醉在鲜花掌声中的快乐神情。”他们都死了,如加莫尼所说,他们根本不是自杀,而是相互毒死了对方,“他们各自给对方下了鬼才知道的什么药。这是一起相互的谋杀。”

两个好朋友死了,都在恍惚的梦中见到了老情人莫莉之后死了,都想告别对方“大错特错”之后死了,而逝者莫莉出现在他们最后的梦中,仿佛是她带走了他们,相互谋杀,最后却都看见了生命中最后的精彩,谋杀更像是一种归宿,而阿姆斯特丹,本是一个实现安乐死的地方,当他们在快乐有趣中死去,似乎一切的恩怨,一切的对错都没有了意义,而加莫尼和乔治在免税台边拿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酒杯,没有大错特错,没有阴谋和谋杀,却在举杯的时候说:“为逝者干杯!”

加莫尼的脸上带着笑,乔治的脸上也带着笑,他们的笑不一样,但是在莫莉的两个老情人都死去之后,“为逝者干杯”似乎具有了不同的含义,因为莫莉葬礼上的那些异装癖的照片,被弗农所在的《大法官报》登载,加莫尼的政治生涯便结束了,尽管她的妻子及时将这件事的矛头和舆论关注点顺利转化为《大法官报》追求利益的卑劣行径,以致于弗农辞职,但是加莫尼参选首相的希望也就此破灭,而在“为逝者干杯”的祝福中,真正成为胜利者的像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莫莉的丈夫乔治,克利夫和弗农再也不会挡道了,“这当然是个大好时机,可以开始考虑怎么为莫莉举行一个纪念仪式了。”仪式会选在比圣詹姆斯教堂更好的圣马丁教堂,在仪式上,他一个人发表演讲,“不会再有他老婆的老情人在底下挤眉弄眼了”,于是,他微笑着去找弗农的寡妻,抬起手按下了门铃。

这只手一定不会像克利夫那样哆嗦了,也不会像弗农那样感觉到灼痛,当然,也不会体会莫莉死去之前那只手永远在麻痛中的感觉,“可怜的莫莉。事情开始于她在多尔切斯特烧烤店外扬手叫出租车时胳膊上的一阵麻痛,然后这种感觉就再也没有消失过。”直到死去再也无法去除手上的痛感,于是,哆嗦,灼痛和麻痛,构成了三个死者关于手的预兆,而那杯“为逝者干杯”的酒也仿佛早就调制好了,于是最后乔治希望弥补的纪念仪式,就像是一场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言说的葬礼,充满了独占的快感。

纪念仪式带回到葬礼现场,那种被莫莉影响的死就已经展开了,弗农说:“她宁可自杀也不愿落得如此下场。”而克利夫说:“脑死亡,而且还处在乔治的魔爪之下。”在他们看来,一切都被乔治操控着,莫莉之死只有痛苦,而死之前,“性情活跃的莫莉就成了她位脾气乖张、占有欲极强的丈夫乔治的病室囚徒。”正是在葬礼上,他们回忆着和莫莉的相识,后悔没有娶到莫莉,没有帮助她脱离乔治的控制,“你知道,我真该娶了她。在她开始昏迷的时候就拿个枕头什么的闷死她,免得大家都来可怜她。”不管是娶到她,还是帮助她死去,都没有成为最后的目标,反而,两个老情人各自被毒死,他们用自己病态的手制造了死亡,也把所有的舞台让给了控制欲极强的乔治。

为什么会死?当然不是莫莉的召唤,也不是乔治的阴谋,更不是“为逝者干杯”的预言,它甚至只是哆嗦的手、灼痛的手制造的一个奇异文本,当克利夫、弗农、乔治以及加莫尼四个人都成为莫莉这个中心点辐射的关系人物,他们似乎在女人的世界里迷失了——女人让他们更看清了什么?还是模糊了什么?“在这里相逢并拥抱的朋友已经离去,/各自奔向各自的错误;”W.H.奥登的《歧途》出现在题辞上,当相逢和拥抱的朋友离去,这便是一种错误,就像右手,就像有着灰白色泡沫的酒杯。歧途似乎是无法避免的,而用这一句题辞来注解“错误”,是不是麦克尤恩自己制造了一种歧途?

布克奖获奖小说,麦克尤恩的代表作,无论是腰封还是简介,甚至后记,都将这本书捧到了一个高度,但是,当麦克尤恩将安乐死的“阿姆斯特丹”设置为最后的终点,似乎在强调一种归宿意义,虽然克利夫和弗农出乎意料地被对方毒死,但是在这个宁静又文明的城市,如梦中都看到了莫莉的身影,脸上也都带着快乐和有趣的神情,似乎也不带着遗憾,而且,“为逝者干杯”无非是在讽刺乔治的阴谋。但是这个从葬礼开始到筹划纪念仪式结尾的故事里,并没有一种死亡必然性的情节逻辑,甚至关于四个和莫莉有关的男人的恩怨,也完全没有足够的情感支撑,围绕在一个女人身边显得牵强,甚至只是某种空洞的外在表现。

莫莉如何和乔治结婚,似乎是省略的,她成为占有欲极强的乔治的病室囚徒却是肯定的;而莫莉和克利夫、弗农的相识以及发展为情人关系,似乎也是模糊的,只是在葬礼上他们记起了台球桌上的那一幕:当时莫莉正和一个叫布兰迪的王室顾问交往,他们两个在一张废弃的台球桌上表演亚当和夏娃的活人造型,当时布兰迪穿了一件紧身内裤,而莫莉只剩下了胸罩和内裤,“一个球杆托儿当那条蛇,一个红球当苹果。”如此回忆那一幕,至少有一种启示,莫莉被他们所吸引,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莫莉的身体,而回到乔治对她的某种控制,莫莉之所以成为他们的情人,重要之处是有人欣赏她。

被控制是身体,被欣赏也是身体,出现病症也是从身体开始,莫莉从来都只是作为一个身体符号而出现,一个女人的身体成为关键,其实这个设置是粗浅的,甚至是单一的,克利夫是“我们的大师”,是“伟大的作曲家”,弗农是“伟大的实干家”,乔治是左右“知识贫弱的读者”的出版商,加莫尼则是大权在握、能直接左右国家未来之内政外交政策的外相,四个男人没有共同的兴趣和信念,没有统一的审美需求:乔治体现的是欲望,加莫尼体现的是物质,弗农追求的是权力,克利夫则是对音乐的迷恋,这四个不同的男人,都围绕在莫莉身边,他们是零散的,似乎只是麦克尤恩设置情节的需要。

伊恩·麦克尤恩:在阿姆斯特丹再见

而且,克利夫和弗农还是好朋友,他们之间不同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却处处想到友谊,这更是匪夷所思,而他们各自走向最后的阿姆斯特丹,看起来也绝不是生命的必然,其中的偶然性更为明显,甚至情节的推进根本没有逻辑可循。克利夫似乎只活在自己的音乐中,他对于音高的判定有着绝佳的天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世界,正因此,在葬礼上他鄙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在这个他们几乎蔑视了有十年之久的政府底下,他们是何等地繁荣昌盛。”但是他却又不得不受命于权力的干预,他被指定要写一部千禧年的交响乐,而这便成为对他的的折磨,“官僚政治侵扰了他创作的独立性;伟大的意大利指挥家朱利奥·鲍具体能在哪里跟英国交响乐团一起排练一直都悬而未决;媒体的关注要么兴奋过了头要么就充满敌意,轻微却持续不断地惹得他心烦意躁”,而对于他来说,寻找的是音乐中的美,而这个美关涉到的是人性,当被受命写作,克利夫就痛苦地生活在权力之下,于是,那只手开始感觉到不适,“对工作的焦虑转变成为更加原始的、对于夜晚的单纯恐惧:疾病、死亡,还有众多的抽象观念不久就聚焦到了他左手仍旧感觉到的不适上。”

长途旅行,攀登斯科费尔峰,都是他追寻自我和音乐的另类途径,但是他却又发现所谓的宁静都被践踏了,徒步旅行者在夜晚将野外变成了灯光的海洋,“顷刻间,眼前的景色为之而大变,变得平淡无奇,沦落为一个备受践踏的风景区。”而当他在孤绝的山峰找到了创作灵感,一对吵架的男女却又让他顿时陷入迷失,“只要他靠近了那对男女,他一生事业的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就必被破坏无疑了。”没有灵感,找不到美,最后只是沦为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当阿姆斯特丹的音乐厅响起那首失败的交响乐,克利夫便成为了权力和世俗之下的牺牲品。

而似乎站在他对面的除了乔治,除了加莫尼,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弗农。已经干了四年副编的弗农面临着《大法官报》的利益问题,为此他希望拯救这张报纸,而拯救的办法是:“你们就都得准备好把手弄脏。”弄脏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八卦新闻,就是在社会新闻中夺人眼球,就是不断制造政治丑闻吸引读者,外相大人加莫尼在莫莉葬礼上的那些古怪照片便成为他利用的最好武器,“接着,他体会到的是一种沉重的责任感——或者这就是权力?一个人的生活,或者至少是他的事业,就握在他的手心里了。”以权力控制权力,最后就变成了丑闻:裁剪简单的裙子、故作娇羞的姿态、小小的乳房,玫瑰红的妆容,这一切变成了对加莫尼大肆攻击获取舆论支持的卖点,但是却也成为加在自己身上的丑闻,在一个只有娱乐的世界里,《大法官报》的行为何尝不是另一种新闻?

被迫辞职是弗农的命运结局,而在这个过程中,好友克利夫曾经批评过他,甚至和他发生争吵,虽然克利夫认为加莫尼就是一个有异装癖的种族主义者,但是对于弗农的行为,“你被人利用啦,弗农!我奇怪的是,你竟然没看透这一层。他因为加莫尼跟莫莉的私情恨死了他。要是你我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里,他也会加以利用的。”既指出了背后乔治的阴谋,也反对他为了报纸的利益做了无底线的事情。而这种批评也成为弗农在那一刻的自我批评,“相反,弗农竟然觉得他自己被无限地稀释了;他不过成为了所有那些听他发号施令的人的总合,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一无所剩了。”仿佛他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另一个人。但是这种自我批评是灵光一闪的,两个人的矛盾其实本质上在于对道义的分歧,克利夫认为弗农的做法违背了道义,而弗农在听说了山峰前男女吵架而克利夫没有报警时便说他丧失了道义感。

相互指责,作为一对朋友,作为莫莉的情人,既显得矛盾又背离了情感发展的逻辑,“是因为莫莉。我们不喜欢加莫尼,可莫莉喜欢。”克利夫解释他们的友谊时说到了这句话,仿佛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和追求,有着共同的爱的对象,可是这缺乏必要的支撑,只不过是麦克尤恩人为设置而已,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设置,不论是他们之后一起来到阿姆斯特丹,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在酒里惨了药粉,都显得牵强,作品被毁坏,报纸成为工具,友谊只是借口,爱情早已死去,或者这才是真正的“逝者”,而在这个安乐死的阿姆斯特丹,麦克尤恩为他们找到了死亡的归宿,其意义是一种“逃避”:逃离权力体系,逃离世俗文明,逃离窥视欲的读者,甚至逃离命运,“他真想从观众席上逃跑,可他又正在朱利奥的视线范围之内,而身为作曲家,在自己的作品排练结束前几分钟的时侯却落荒而逃,其造成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无奈、无助,也许死亡就是最后的逃离,所以两个人不是要毒死对方,而是用这样的方式让好朋友逃离现实。

逃离中是一只手的哆嗦,是一杯酒的忘情,是一场梦的虚幻,是一种微笑的满足,即使身后是乔治更疯狂的阴谋,是加莫尼对于权力的再一次进攻,对于两个好朋友来说,已经安乐而死了,“为逝者干杯”,急于想要表达自己观点的麦克尤恩,在远处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