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公全传(上、下)

编号:C25·2160619·1306
作者:[清]郭小亭 著
出版: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1月第一版
定价:
ISBN:9787531729280
页数:718页

清代神仙志怪小说《济公全传》,最早由清人王梦吉撰写,当时仅写了三十六则,后来有天花藏主人所作《醉菩提全传》二十回,清代郭小亭所作《评演济公活佛传》二百四十回,因受读者欢迎,后来又有人续写至一千二百回。济公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据有关历史典籍记载,济公本名道济,因为疯癫,也被人称为济癫,出家杭州灵隐寺,因不守佛门规矩,被赶到净慈寺。后经过各个时期的演化和积累,最终被塑造为惩恶扶善,济困救危,诛邪灭佞的活佛。济公的形象深受大众喜爱,被多次改编为戏曲和各种影视作品。本书选用郭小亭的《评演济公活佛传》共二百四十回,更名为《济公全传》整理出版,主要讲述济公游走天下,遇到种种不平之事,一路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故事。以“飞来峰”、“斗蟋蟀”、“八魔炼济颠”等故事较为著名。


《济公全传》:三教原归一家人

常有人说和尚例应吃斋,为什么吃酒?济颠说:“佛祖留下诗一首,我人修心他修口,他人修口不修心,为我修心不修口。”
——《李节度拜佛求子 真罗汉降世投胎》

因为看破红尘而出家,出家却又“酒肉穿肠过”,这是对宗教的否定和亵渎,还是对现世阴暗的继续斗争和反抗?当济公在疯癫中颠覆了一个和尚的戒律,却又拿出佛祖的那一句诗来证明自己,诗是佛祖留下,却在自己的口中说出,到底他是在修心还是修口?到底他是在追求一种本质,还是仅仅引用经典?修心之语从口中说出,似乎就构成了一种悖论,就如被叫做圣僧活佛,却是吃肉喝酒一样不误。

出生之异样,似乎也在为济公的怪异找到了一种人生的母题,“临生之时,红光罩院,异香扑鼻,员外甚喜。这孩自生落之后,就哭声不止,直至三朝。”之后是看见了性空和尚,便立即止住哭泣,竟一咧嘴笑了,可以说,除了家人,济公在人生之初遇见的便是普度众生的合上,这人生的母题被写好,也就使得济公的人生轨迹有了某种预设性:自己的父亲李茂春原是京营节度使,后来罢官回籍,“乐善好施,修桥补路,扶危济困,冬施棉衣,夏施汤药”;而在性空和尚那里,不仅止住了啼哭,更是将他取名为“李修缘”,而在李修缘十八岁那年,随着的父亲的去世,便立志出家,投入灵隐寺元空长老门下,遂有了自己的另一个名字:道济。李茂春与和尚,似乎就构成了他的双重父亲,一个是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一个是普度众生、慈悲为怀,一个是给了生命的肉身之父,一个是命名了他的精神之父,对于济公来说,身上带有的这两种基因,也使之成为既能劫贫济富,又具有神通广大法术的救赎者。

救赎,就如它被命名的名字一样,是修缘,是道济,名字变成了使命,而在救赎的对立面,当然是一种罪恶、黑暗的社会现实。这种罪恶一是体现在俗世之恶,在那个世道,金钱、欲望似乎正在侵蚀人的灵魂,有人拦路抢劫,有人开设黑店,有人谋财害命,有人装神弄鬼,则有人则贪赃枉法、骗财骗色。在临安街头,到处是卖假药的,甚至连出家人也把切糕捏成团子,还骗说是万应灵丹;有人把桥弄断,“摆渡讹人”,遵循的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私利论,于是发生了互争生意聚众殴斗的事件; 为了钱,有些人把“礼义廉耻”的遮羞布索性抛开。第四十一回《昆山县巧逢奇巧案 赵玉贞守节被人欺》中:孝廉李文芳的弟弟死了,其妻在家守寡。李文芳“发现”她和别人有奸情,于是大叫大嚷,说她玷辱门楣,把她赶回娘家。而其实,李文芳企图独占家财,不惜想方设法陷其嫂于死地。

出家之后的济公,曾经回过家,“正是兔走荒苔,狐眠败叶,俱是当年歌舞之地;露冷黄花,烟迷剩草,亦系旧日征战之场。”旧日儿童皆长大,昔时亲友半凋零,曾经家中一呼百诺,如今只落得空房一所,对于技工来说,自己孤身一人产生的忧伤,或许就是对于现世的一种悲叹。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黑暗的现实使得他看破红尘,而出家的最直接意义并不是出道,而是入世,他原本是西天金身降龙罗汉降世,是奉佛法旨为度世而来,所以自身背负的使命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秩序,那就是惩恶扬善。元空长老当初就是在济公的身上击了三章,才使得他天门打开,也从此走上了一条劝化为念,慈悲为怀的人生之路,而这样的人生又隐含着父亲扶危济困的儒家思想,他当初没有出家之前,也是过目不忘,一目十行,而他所读之书也是诸子百家等儒学经典,也就是说,在济公的内心深处,儒学就是他的遵循的一种道德规则。

秦丞相的儿子为什么为得大头瓮,除了自己抢劫妇人作恶多端的报应之外,一方面也是秦丞相利用自身的权势派人拆庙里大碑楼,而在更深层次上,也是家族甚至国家一种道德的沦陷,秦丞相要调用五百强兵围困灵隐寺、锁拿济公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梦,梦见的是那个冤杀岳飞的秦桧,秦桧就对他说:“儿呀,为父在阳世三间,久站督堂,闭塞贤路,在风波亭害死岳家父子,上千天怒,下招人怨,现在把我打在黑地狱,受尽百般苦楚,今奉阎罗天子之命,回煞归家,劝戒于你,你身为宰相,就应该行善积福做德,你不但不行善,你反要拆毁佛地,罪孽深重。”以托梦的方式对自己所犯下的罪恶进行忏悔,也昭示后人不可重蹈覆辙,实际上就是一种规劝和惩戒,儿子得病之后济公就以“心若正时身亦净”来启示他,最终使得秦丞相改邪归正,甚至尊称济公为替僧。

不论是西川淫贼华云龙,还是吃喝嫖赌的马茂,不论是见钱起杀心的王贵,还是恶霸王胜仙,济公总是以惩戒的方式给他们应有的教训,别出心裁地在脑门重击三下,口念“阿弥陀佛”,说一句“这个事,我和尚焉有不管之理?”便成为了伦理秩序的守护者,他要处罚逆子,只需用手一指,那个逆子的双腿就会不停的跑起来;教训贪财的刁奴,就把一块顽石变作美玉,令他们背着七八十斤的假货来回奔走。这种惩治恶人的办法夹杂着嘲弄揶揄的成分,也只有像济公这样的人物才能使用让人笑破肚皮的惩治手段。

在济公的心里,善是恶归顺的终点,也是俗世的一种标准,赵好善是一方首富,但并不欺压百姓,而是济困扶危,有求必应,“冬施棉衣,夏施药水”似乎和自己的父亲有几分相似,所以在他看来这样的善人不应该遭到恶报,所以当他的儿子成为哑巴之后,济公只是打了个嘴巴,就把病治好了。济公所帮助的人大多为忠臣、清官、孝子、节妇、义士、寒儒等,所以在救赎中,济公即使面对恶人,也常常以劝化为念,慈悲为怀,希望能超度对方,放下屠刀,舍恶从善,也就是说,惩罚的背后是规劝,乾坤盗鼠华云龙等,济公在捕捉他的过程中也屡次加以点化,直到希望完全破灭,才将其拿结归案。

这是济公对于俗世之恶的救赎,而在一个道德沦丧的俗世之外,还有一个宗法变异的世界,道和佛,本来就是一种出世的状态,更是要度化众人,但其实在里面,很多却是这个肮脏俗世的投影,里面有勾心斗角,有谋财害命,有骗色骗财。老道叶秋霜,本来是绿林人,后来在南门外三清观出了家,得了一部《阴魔宝篆》的邪书,书上有各种炼邪术的法子,能炼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移山倒海、五行变化、点石成金,叶秋霜在妙丽练功,却不想被老道的故交李兆明知晓,于是看望变成了谋杀,背后一刀就把老道杀了,得了奇书开始早晚炼功。而这个李兆明,不想又被另一个人所杀,那就是徐沛,因为他也想得到这书,于是打打杀杀,谋财害命,竟陷入到一种“螳螂捕蝉”的循环之中。凌霄观原有一位老道,正务参修,却不想被九宫真人被华清风所杀,杀人的目的就是占有甚是殷富的灵霄观。

而在白水湖里吃童男童女的妖精,铁佛寺里要人钱财的蟒精,小月屯里为招五百魂而使得一百个人死掉的百骨人魔,无不是那些得道而作恶的妖精,所以这个道家世界,都变得浑浊,都存有恶念,都开始害人。“我乃西湖灵隐寺济颠是也。你既是出家人,三清教的门徒,你就该戒杀、盗、淫、妄、酒。你无故要杀害性命,我和尚焉能容你。”这是济公面对华清风说的话,也就是说,面对这样一个邪恶的世界,济公的职责就是惩戒他们,于是火烧祥云观,烧死张妙兴,火烧云烟塔,雷击华清风,捉拿张妙元,戏耍褚道缘、张道陵,其目的也是为了拯救,所以不管是收服了曾经作恶的道士为徒,还是运用更高超的法术对决,其意义就是为了规劝他们回到正轨,最后收服八魔,消除了隐患,正如马道玄对那些道士规劝的那样:“已然出了家,就应该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侍奉三清教主主。决不该结交绿林人,在尘世杀男掳女,聚众叛反国家。大宋国自定鼎以来,君王有道家家乐,天地无私处处同,皇上家洪福齐天,邪不能侵正,你休要执迷不悟。”

出家而修善,自然是一种职责,而在这个社会里,出家却成为逃避道德规则束缚的一种借口,而在对于各种邪恶道士的惩处中,作为一个和尚,济公对于佛家也进行了颠覆,身为出家人,却不守戒律,吃肉喝酒,扛着韦驮,而且还以疯癫的形象示人,“头上头发有二寸余长,滋着一脸的泥,破僧衣,短袖缺领,腰系丝绦,疙里疙瘩,光着两只脚,拖一双破草鞋。”济公看破红尘出家,拥有的是道济的名字,可以说,他出家本身就是一种肩负使命的行动,但是这自身形象却在某种意义上否定和尚的身份,而这种否定并非是济公对于佛的亵渎,而是对于现世的一种反讽。刚到灵隐寺,监寺僧广亮处处刁难他,甚至火烧大碑楼欲置济公于死地,而济公只一泡尿便把火浇灭;在毗卢寺,马静看到自己的妻子身边就坐着两个淫荡的和尚;而月明和月朗,也是酒色之徒,当他们发现庙的夹壁是妓院的时候窖子,便用了妖术邪法,“师弟,你看真是绝色的佳人,你我施展法术,把她抢了去。”

作为出家人,那些和尚干的淫恶勾当,就是对于善的背叛,所以济公的疯癫,就是对于这一种虚伪现实的反讽,而在他内心深处来说,惩恶扬善就是一种根本,当陈亮希望济公收他为徒的时候,就问他:“你是个贼,焉能跟我出家?我们出家人,讲究三规五戒,三规是规佛、规法、规僧,五戒是戒杀、盗、淫、妄、酒。你要出家,你如何能改得了这几样?”当看到别人家喝酒,他也规劝说:“酒要少吃性不狂,戒花全身保命长,财能义取天加护,忍气兴家无祸殃。”自己喝酒破戒,却要徒弟遵守戒律,这不是一种矛盾,而是济公在内心深处有着不变信条,而要让一个人从作恶的贼,变成了出家人,就是要有这样的信条和规则,就是要遵守最基本的三规五戒。

外部是疯癫的形象,内心却坚守着行善的底线,济公实际上在在抛弃一种虚无的神性,而回归到真实的人性,不是肉体凡胎,却有着人的喜怒哀乐,是“活活的知觉罗汉”,而他遇到问题,用手一拍天灵盖,便可透出佛光、灵光,威慑一切妖孽。其颠狂不羁,是他与常人的不同之处,他随心所欲,也是不受时空所限,成为一个在俗世之上的圣僧,所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便成为他的行为法则,而这无非也是对于佛祖那句诗“我人修心他修口,他人修口不修心,为我修心不修口”的生动实践,甚至那喝酒的举止,也在道德伦理中,找到了依据:“天有酒星,地有酒泉,人有酒圣。酒合万享事,酒和性情。仲尼以酒为道,但不及乱耳。”

不管是对于俗世的丑恶,对于道、佛的虚伪,济公作为一个反抗者、拯救者,最终的目的就是惩恶扬善,便是劫富济贫,便是在混乱中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四大者,乃天地亲师,受天地覆载之恩,受国家水土之恩,受父母生育之恩,受师傅传授训之恩;五常乃仁、义、礼、智、信。为人子不孝,为臣定然不忠基,交友必然不信。”当徒弟叫了马道玄的名字,在他看来便是一种对于伦理的反叛,而这种伦理在济公那里自然也是必须遵守的规则,一个忘记了行孝的人,竟然手拿快刀面对母亲,济公便以小狗的眼泪感化他:“董平大嚷一声,忘就把刀扔在地上,往屋中就跑,吓得韩氏目瞪口呆。”

济公用狗的眼泪惩恶扬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具有的所谓法术,就是一种神性,就是感化式的道德力量,而在释道儒三教合一的情况下,教派界限已经模糊,宗教的救赎色彩已经淡化,济公老道都念着“敕令赫”,和尚与道士都说着“无量佛”,甚至道士也可以拜济公为师,和尚也和老道同流合污,“僧赞僧,佛法兴,道中道,玄中妙,红花白藕青莲叶,三教原归一家人。”也就是说,这一切的惩处和解救,这一切的感化和扬善,最终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修心”,正如书中最后所说:

这套《济公传》,济公为渡世而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必然遇难成祥。赃官佞党,淫贼恶霸,终久必有报应。做书人笔法,使看书人改恶行善,劝醒世人。比如忠臣义士遇着难,听书看书的人,恨不能一时有救。为何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此乃人心公平之处,自古至今一理。

要塞

编号:C39·2160517·1303
作者:【法】阿兰·罗伯-格里耶 著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1年06月第一版
定价:12.00元亚马逊7.20元
ISBN:9787540449575
页数:99页

“很多导演都渴望围绕着个生理上无法说话的人物拍摄一部电影。在眼下这部电影里,失声大概是与一段无法言说的过去所带来的剧烈创伤联系在一起的:乱伦的疯狂让一位高级官员杀害了自己的亲生女儿……”1992年,阿兰·罗伯-格里耶面对着最后一部电影小说,这样说道,这部电影小说原本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合作,但是电影的拍摄最终没有付诸实施,“让我激动而迫切地找寻能够拍摄这部我为他而写的电影的办法”终于没有最后变成现实,但是在一个不会说话的人那里,阿兰·罗伯-格里耶似乎并不是在失声中体验绝望,而是在寻找另一种意义:“从他犀利的目光和突然的温柔微笑中都看得出来。有时候,他理解的敏锐,他对所见所闻的参与,不仅毫无减损,还仿佛几乎在他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可怕禁闭作用下增强了。”


《要塞》:也就是虚构的敌人

注视,展现,缄默……当周围的一切都在流动,我自定静如故,正如河床上的一颗卵石。激情与无限的爱不存在于我身上,亦非存在于可能没有什么意义的注视对象上,而是仅存于我关注的过程。
——《“向你致意,我的老朋友……》

那时,是可以注视的时间,著名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由于脑部受伤处于半瘫痪状态,“并几近失语”;那时,是正在展开的时间,阿兰·罗伯-格里耶开始以安东尼奥尼为演员,写作电影剧本《要塞》;那时,却也是开始缄默的时间,花点时间“修改结尾“最后却开始拍摄《格拉迪瓦在叫您》,耽搁了剧本最后的出版。从提出计划,到修改结尾,再到最后耽搁拍摄,从注视到展现,再到缄默,1992年到2002年的时间里,阿兰·罗伯-格里耶到底到底看见了什么?河床上的卵石在时间的流动中定静如故,没有激情和无限的爱,没有注视的对象,甚至没有将文本变成视觉语言,但是这最后被设计在写作提纲、剧本概要、对白剧本中的文本,又如何被最后真正看见?

“有时,当我们聚焦于一点,我们就变成了这个点。而真正有意义的是这个向他者转变的过程。”阿兰·罗伯-格里耶在那一册《有时,我们聚焦于一点》中似乎就是把自己命名为一个点,这一个点是关于一部电影,一个人,一个物,一个名叫安东尼奥尼的演员,一个同样是“失语”的主角马克斯,而这些点并不能构成一个被注视、展现和缄默的事件,而是要转变为他者,也就是从一个点变成一个现实,从一个现实变成一个对象,从一个对象变成一种关注的过程,“如果我守候的是一个虚无的对象,那么无望的等待便会最终构建出一个现实。这就是描绘者的职责。”

虚无的对象,其实并非是虚无的现实,它在一个点的聚焦中,自动转变为他者,自动演绎一个故事,自动转化为一个过程,所有的人物登场,所有的故事展开,所有的剧情描述,都在聚集转变种成为真实的现实,它不是夺取对方的自由,不是完整保存沟通,不是形而上学的认同,仅仅是一个看得见的真实——这就是阿兰·罗伯-格里耶所说的“作者视觉”:“这意味着我用眼睛和耳朵再现了这些场景,如同它们是真实存在的——无论它们显得多么不真实。”

眼睛是真实的眼睛,耳朵是真实的耳朵,在电影叙事里,只有眼睛可以聚焦于一点,只有耳朵可以聚焦于一点,所以当文本变成电影的时候,通过“作者视觉”也将变成“读者视觉”,在这双重视觉中,不真实就会变成真实。但是这个成为他者的过程却并非可以顺利完成,成为真实的现实也并非完全实现,那句“终于来了”的感慨中到底有多少秘密?那一句“我来得太迟了”究竟有多少线索?那失语的马克斯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那负责照顾的安妮护士有多少可疑的身份?甚至那三十年前的死亡究竟谁是凶手?谁是见证者?谁是牺牲品?

真实的现实总是在不真实的场景里呈现,那个要塞是破败不堪的,它矗立在荒凉、渺无人烟的海岸上;那队士兵是茫然的,他们驻守在此,根本没有任何侦察任务,也缺乏精良装备。一切显得那么不真实,而当出现在“视觉”里的时候,却又是如此真实:“片头字幕的背景是迷雾中的要塞。”然后是镜头前的热带鸟,是它们的叫声,是中近景出现的马克斯脸部,是一扇被推开的沉重的门,是老人“毫不仓促地朝这宽敞房间的门那边转过头去”的动作……看见而且听见,那么不真实的要塞,不真实的士兵,都会在场景中变成真实的一幕,而所有的怀疑也让这“聚焦于一点”转变而成为他者。

而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要塞里,所有的人物也都呈现出不真实的一面,那个半瘫痪的年迈高级军官马克斯,一直在要塞里,他是这里的统帅还是这里的囚徒?三十年了他没有讲过一句话,他是真正失语了还是故意保持了缄默?画外音里说:“我立即发现马克斯还活着,他试图告诉我些什么,但却发不出任何声音。”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马克斯到底经历什么?而以马克斯为中心,所有的人物都笼罩在一种神秘里,那个护士安妮是负责照顾马克斯的身体和精神,“甚至也许还不止这些……”:“有时,他将她当做奴仆,甚至陌生的俘虏,但有时,他似乎又对她心存畏惧,仿佛她具有某种神秘力量,或掌握着某个秘密。”而新到要塞里来的少校海因里希呢,证件上的照片和他本人,似乎并不是同一个人,“不太像……这照片应该不是近期拍的。”而当他来到简森上尉的办公室的时候,两人却有着相像的面貌,“好似一家人。”又是画外音,“这名中尉就是青年时代的海因里希少校。”画外音由我说出,似乎就是带向了一个“作者视觉”的范畴,因为这个海因里希其实是由扮演简森上尉的演员来演,除了说话声音的不同,除了外观上一撇小胡子和制服的不同。

电影中的“我”、画外音,以及镜头前呈现的一切,都试图把种种神秘拉向确定的、真实的一面,而这种不真实的真实却越来越制造谜团,越来越趋向神秘,而这种神秘除了人物身份的扑朔迷离之外,更在于彼此之间关系的复杂和多元。马克斯和护士安妮,一开场他们就在一种暧昧的氛围里,安妮注视着马克斯,而马克斯的手滑过了她的脸颊、耳朵、脖子,最后滑向一侧的乳房,照顾老人,或者也是被囚禁,护士或者也是情妇,但是当画面呈现这个女人真实一面的时候,却又被刚来的海因里希怀疑,他目不转睛地细细打量眼前这个女人,但是安妮却不认识他,当海因里希在简森面前说出“不……不认识……这是不可能的……这么久了……”的时候,却又把眼睛看在了安妮身上。

因为安妮像那个叫戴安娜的女人,马克斯的女儿,当海因里希找到安妮的时候,安妮略带嘲讽地语气问他:“显然,我很像她!为什么您会认为他们选我来完成这项任务?不是没有更能胜任的护士!”她说自己交“戴安娜”,但随即又否认了,说这只是一个玩笑,“我就叫安妮。我很害怕马的!”戴安娜在哪里?海因里希此行来要塞,就带着戴安娜写给密友的信件,在信中中,她以每天日记的形式描绘了自己的情感与肉体经历,“……如今我更像是猎物,而不是猎手,我在两个猎人之间陷入了狂乱。”

谁是猎物,谁是猎手?那一种狂乱到底应该呈现怎样的真实?简森和海因里希,安妮和戴安娜,他们之间又是何种关系?那一次安妮在简森上尉的房间里,“她仍旧穿着黑裙,但衣服已凌乱不堪,仰面横卧在床上。”而在那一堂剑术课上,海因里希和戴安娜在攻击之后相互靠在一起,海因里希轻轻放下自己的剑,充满欲望地紧紧吻住了戴安娜开启的双唇,“两人之间涌起一股既如手足、又散发着欲望气息的绵绵情意。”这是欲望的书写,而所有欲望仿佛都是马克斯的投影,无论是三十年前战场上的父女关系,还是三十年后要塞中的主仆关系,无论是戴安娜和安妮,似乎都在马克斯那里变成了另一个女人:“他伸出左手,用手指轻柔地抚摸她又张开了一些的丰厚嘴唇。马克斯再次开始抚摸她的嘴唇,并且加大了力度。然后他的手指用同样缓慢的速度抚摸着下巴、脖子下移,直至抓住大大的拉链环,猛地往下一拉。黑裙领口被垂直向下拉到乳沟处。”

仅仅是一个情欲的世界?仅仅是一种臆想?那么安妮和戴安娜到底是什么关系?简森和海因里希是什么关系?而失语的马克斯似乎把一切的真实经历都留在了三十年前的那场战斗中,他手下的骑兵全军覆没,而在这场埋伏战中,唯一的幸存者就是马克斯。那次战斗留下的三个疑点是:那些从天而降或骑马登陆海滩的神秘入侵者从何而来?没有留下任何劫掠或破坏的痕迹,那么他们又做了什么呢?在尸体堆中被发现的军官勤务兵到底是怎么死的?

那个勤务兵死了,但是真的是死了,伤痕在何处?他到底是谁?为什么马克斯从此不再说话,是战争造成的创伤还是故意闭口保守秘密?当这个秘密变成丑闻,那名勤务兵其实就是一个乔装打扮的年轻女孩,而她又像是马克斯的亲生女儿戴安娜,而见证乔装打扮死去的勤务兵的是青年军官海因里希,当他扶起他耷拉的脑袋,摘掉其头盔,“一大绺金黄的卷发露了出来……”他曾经看到马克斯上校和戴安娜在一起,而戴安娜整个依偎在父亲怀里,“头发略微凌乱,紧身上衣领口微开。”

这是乱伦的秘密?而死去的勤务兵缘何成了他女儿,而女儿为什么又保留了那些揭露秘密的信件?海因里希来到要塞是要将一切都公布出来,还是制造更大的谜团?安妮或者戴安娜,简森或者海因里希,或者只是制造混乱的表象,而在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的谜团中,每个人似乎都陷在其中,把一切的真实都模糊和解构了。“事实上,自从马克把我变成女人的那个奇特夜晚以后,我总是为自己的身体而感到兴奋。我幻想拨动它的每一根琴弦,甚至让它遭受凌辱、玷污,如同女修院书本里描写的年轻殉难者在罗马士兵那里所受的折磨一样……”戴安娜的信件中这样说,这里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戴安娜变成了女儿,变成了欲望的透射者,变成了遭受凌辱和玷污的对象,而这又是自己渴求的。

为什么渴求?当她带着少女般幸福的微笑的时候,她说:“仿佛我就是苏拉米特,而马克国王则变成了大卫之子所罗门王。”马克斯变成了国王,而安妮也说:“马克-安托万……就像一位罗马皇帝的名字……”回到过去的镜头里,马克斯和戴安娜就在美丽的暮色中行走,忽然马克斯对他说前面有一个贵族骑着白马挡住了路,然后他拉直了缰绳,似乎正在接受挑战,而戴安娜却说,除了光秃秃的灌木丛,什么也没有看到,而马克斯完全进入了其中,他甚至对对面的人说:“看在老天的分上,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是一个幽灵?骑着白马的贵族,是不是像是国王的马克斯遇到的敌人,但是在戴安娜看来,却只有灌木?一种权威所受到的挑战,终于让马克斯变得敏感,变得神经质,他对于戴安娜也超出了父女的关系,而完全是一种权威的统治:“你这个淫妇,看到你那些情人在我这儿的下场了吧。想想看,就是因为你,这个无辜的男孩才屈辱地死去。你违背了我们的血盟,泄露了你是女孩的秘密。”也就是说,这样的秘密把所有的而一切都转变成了另一个现实,马克斯是国王,统治了一切,而当敌人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一切的虚构都不复存在,意味着所有的额东西都会失语。

而幽灵是不是马克斯自己的想象?三十年前的死亡是不是马克斯自己设下的陷阱?三十年后的失语是不是马克斯的另一个阴谋?那么安妮、简森、以及医生翁贝托呢?他们要接近这个谜团,还是要制造更多的谜团?而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一种“潜在的敌人”:“也就是虚构的敌人!您应该知道的,军校理论课及大规模陆战演习中的敌人都是虚构的,是假想的……我很意外您今天竟然会对此感到吃惊。”

潜在的敌人,虚构的敌人,假想敌,都是在真实的对面,而敌人或者就是自己,当安妮害怕幽灵遮住脸的时候,马克斯用手指指轮廓模糊的画作,指向幽灵骑士出现的地方,最后,“他坚定地指了指自己”而在要塞里的卧室中,当初年轻的马克斯,注视的就是那一面旧镜子,里面是模糊的镜面,而在镜面里,映照着自己疲惫不堪的脸。指向自己,镜中的自己,马克斯像是制造了一个假象的自己,然后在假象的自己之后,制造了假象的幽灵,假象的骑士,假象的女儿,假象的战争。而一切都变成假象之后,它却在“视觉”里变成真实,因为看见,因为听到,因为一切都变成了被呈现的过程,所以虚构就是真实,所有假象就是现实。

当海因里希在旭日下的要塞里,穿上白色的军装,戴上少校的肩章,对简森说:“上尉,我是奉命来要塞拘捕您的。”他消除了三十年后自己的虚假身份,消除了三十年后另一个自己,消除了白色的幽灵意象,他把简森打倒在地,就是把假想敌打倒在地,而在后面,马克斯满意露出的微笑,“仿佛是他导演了这一切。”虚构而成为现实,敌人而回归自己,一切的谜团并未消失,只不过在作者视觉中变得真实,要塞还是要塞,却不是破败而荒芜,士兵还是士兵,却不再是无所事事,“他似乎毫不意外地发现了一群陌生骑兵。他们带着武器,穿着土耳其或阿拉伯式的鲜艳军装,在海岸浅滩登陆。整个要塞中回荡起战斗的号角,驻地士兵整装待发。”

战争让我们聚焦于一点,阴谋让我们聚焦于一点,谜团让我们聚焦于一点,失语也让我们聚焦于一点,可是这一点最终都变成了他者,变成了视觉,变成了对象,那错综复杂的一切,那扑朔迷离的一切,那悬念迭生的一切,都在电影被呈现的世界里被看见,都在电影结束的时候走向终点,虚构、想象一定会回到最初的起点,回到最初的自己,所以失语之于马克斯,失语之于安东尼奥尼,都是虚构之后的真实,“安东尼奥尼的作品过多地被视为在表现阴郁、孤僻的不可沟通性。”而其实恰恰相反,“他所有的影片都在展现一种有效而活跃的沟通,一种热烈、充满激情的沟通,一种比充斥于我们屏幕上的冗长而陈腐的所有对话都更具体的沟通。”

意大利童话(上、中、下)

编号:C38·2160516·1302
作者:【意】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一版
定价:96.00元亚马逊49.70元
ISBN:9787544722230
页数:1138页

“‘童话’这种文体在学者们眼中近乎一个学术专题,它在我们的作家和诗人中间并未经历过那种浪漫的热情,而恰恰是这种热情却席卷了从蒂克到普希金的整个欧洲。”意大利各地几个世纪以来用各种方言记录的民间故事资料十分丰富,卡尔维诺根据这些资料加以筛选整理后,用现代通用意大利语改写而成的一本适合全体意大利人民阅读、并且便于向全世界介绍的“全意大利的童话书”。在这里,卡尔维诺沉着地跃入故事之海,筛选濯洗散落在意大利民间乡野的传统和神话,还原它们本来所具有的干净简朴的面貌。在两百则故事中,读者触摸的是一个极富意大利特色的世界:皇帝和农夫,圣徒和魔鬼,以及奇异的动植物;或幽默或质朴,或荒谬或神秘。因为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站在了与《格林童话》同样的高度。


《意大利童话》:我的讲完了,你讲吧

国王等啊,等啊,不知等了多久,豆籽漂浮到水面,而科拉鱼再也没有回来。
——《科拉鱼》

科拉从一个和母亲在一起的孩子,变成泡在水里半人半鱼的怪物,从接受墨西拿国王的命令成为探险者,到最后一去不返的失踪者,“再也没有回来”的命运里有着太多的未知,有着太多的诅咒,有着太多的冒险,而这些未知、诅咒和冒险背后,却有着必须遵守的规则。当母亲需要他时,他却只生活在水里,于是母亲发出的诅咒是:“你要不回来,不如变成一条鱼!”上帝让这句诅咒应验了,而国王听说了科拉的故事,又想弄清楚海水到底有多深,这是国王实行的权力,甚至把独一无二的王冠跌下大海作为条件。母亲的诅咒,上帝的惩罚,国王的权力,对科拉鱼构成了三重的规则,而他在三重规则里,似乎只有被大海吞噬的命运。

“陛下,如果你命令我,我不得不去,但我预感我再也回不来了,请陛下给我一把豆籽,如果我能活着回来,就还能见到陛下,如果我回不来了,您就会看见豆籽浮在水面上。”科拉鱼屈从着上帝的意志,但是显然,他内心有着对于规则重新书写的欲望,一把豆籽便是属于自己的标签,便是和自己有关的象征,豆籽书写的规则最后成为消除诅咒、惩罚和权力的另一种力量,对于科拉鱼来说,他再也没有回来,而漂浮到水面的豆籽却又像回到了这个不允许自己存在的世界。

自己书写规则,在科拉鱼那里是赴死的象征,是一种自我命名,而卡尔维诺将其定义为“拯救”:“这些人并非是喜爱在超乎寻常的浪涛中游泳,而是受到了自身血液的召唤,仿佛是为了拯救一件在海洋深处动荡起伏的东西,如果不去救它,它就会像传说中的科拉鱼那样,消失在海中,再也回不到岸边。”他是听从了自身血液的召唤,他是为了拯救一件要消失的东西,也只有在自我意义上,科拉鱼才是一个主动书写的象征,才是主动拯救的代表,尽管那里有衰微的柱子,有巨大的岩石,有恐怖的大鱼,而科拉鱼在潜水水中的那一刻,从来不是为了拿回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王冠,而是为了不让自己在诅咒、惩罚和权力中消失。

规则之于规则,有时候是对抗,有时候是改写,有时候是互补,而当那些意大利童话散乱在不同地方的时候,甚至被现实湮没的时候,或者也正是需要一种如科拉鱼那样奋不顾身、听从自身血液召唤的拯救,卡尔维诺说:“我用这清醒的一面发现,意大利民间童话的深处是那样丰富、清晰和变幻莫测,现实与幻想交织在一起,根本不逊色于那些日耳曼、北欧和斯拉夫国家的著名童话。”深不可测的海底,有着这些梦幻式的童话,有着丰富、清晰和变幻莫测的故事,有着彰显民族风格的传说,它们是“在海洋深处动荡起伏的东西”,而只有奋不顾身跳下去,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规则,才能重新开始控制世界。

“若要故事好听,就得加以润色。”涅鲁齐所钟爱的那句托斯卡纳谚语对于卡尔维诺来说,就是用重新书写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叙说规则,首先是发现整理,“代表从意大利方言中收集来的所有种类的童话;代表意大利所有的大区。”其次才是重新叙说,“尽量恢复它失掉的生动性”,生动性是“野蛮情结”服从于和谐法则,是凌驾于道德意图之上的神奇色彩,是在诗歌中营造出一个梦境而又不回避现实,“在它们之中既有自我意识,又不排斥命运的安排,既有现实的力量,又能把它完全释放于幻想世界之中。”

那么如何在海面上洒下科拉鱼有关的豆籽?如何印证豆籽漂浮到水面的自我意识?在这些童话故事里,卡尔维诺似乎一开始就站在远处,那里所呈现的是一切和科拉鱼一样遭受到的诅咒、惩罚和权力,它是家族的,是上帝的,也是国王的,它们是更高一级的统治力,它们拥有绝对的规则。《不死之地》里,那个年轻人说:“每个人都要死,这样的事让我觉得不太舒服,我要去寻找一处人在那里永远不死的地方。”看上去他的确是在寻找规则之外的东西,永远不死像是一个神话,而他在找寻过程中,也的确看到了让他进入不死之地的宫殿,“不知不觉地过了很多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却不是永远,对于他来说,似乎永远跟着一个摆脱不了的魔咒:如果在路上就不能下马,否则就又会进入死亡之地。在路上他看到了有困难的车夫,并且车夫苦苦哀求他希望他下马帮助,而当年轻人终于以恻隐之心下马的时候,车夫抓住了他:“啊!终于抓到你了!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死神,看见车上那些穿破了的鞋子吗?那都是为了追赶你磨破的。现在你可上当了!所有的人最后都要落进我的手掌心,毫无例外!”于是,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也死了。

无法逃避的死亡,就是一种规则,死神控制着它,而无论年轻人暂时找到了不死的宫殿,到最后还是纳入到这个规则里。那个“无畏的小乔万尼”,他什么也不怕,甚至对于巨人的命令,她也敢于反抗,敢于颠覆,而当那幢楼归于他,当那些金币归于他,最后却转身看见了自己的影子,结局又回到了起点:他被吓死了。看见影子而吓死,小乔万尼不是无畏的,他实际上是不认识自我,影子和自己有关,它无处不在,就像死亡,所以当有一天看见陌生的自己,才是最可怕的。而在《天堂一夜》里,两个好友生前的承诺是:“不管谁先结婚,都要请朋友做自己的证婚人,即使他远在世界的末端。”但是当一个朋友死了另一个朋友结婚的时候,他们必须遵守这样的承诺,于是,活着的年轻人跟着死去的年轻人,他们进入的不是地狱,而是天堂,但是这具有规则意义的相见对于活着的年轻人来说,何尝不是另一种死亡,当他出来回到现实的时候,才发现墓地不见了,代之以纪念碑、石像和大树,而石头房子的世界也没有了,代之以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大厦、一列列有轨电车、一辆辆汽车、一架架的飞机。

时代变了,天堂一夜人间却是三百年,而年轻人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都找不到了,因为她早就死了,于是年轻人活着的意义被解构了,他无法改变这一切的规则,最后他甚至没有来得及说起天堂里一夜的情景,就倒在地上死去了。死亡是一种规则,似乎所有人都被死亡所控制,但是科拉鱼终于在深入大海的时候扔下了豆籽,于是新的规则便有了某种自我意义,在死亡面前,那个无畏的傻瓜也是什么也不怕,但是他并没有被自己的影子所吓死,也没有下马而进入到诅咒里,当然更没有遇到死神,当神父叔叔以欺骗的方式让圣器看管人钻到一口棺材里装死,看守死人的傻瓜不知道这一切,但是正如这不知道,当“死人”抬起头来对他说:“喂,你,我还活着呢!”傻瓜猛地举起一个熄灯器,向他头上砸去活活把他砸死了,而他对神父叔叔说的那句话是“你知道吗,那个死人还没有死完,我让他死完了。”

“我让他死完了”,死的行为不是受上帝和死神的控制,却是自己制造的一个事件,也就是说,他取代了掌控者的位置,他成为规则自身。而这也就是对于规则的改写,傻瓜成为上帝和死神,傻瓜控制一切,是一种讽刺,还是让神话的世界更具生动性?而在国王统治的世界里,也几乎无一例外地体现着权力,国王或者有一个儿子,喜欢上了某一个漂亮的女孩,或者是一个女儿,喜欢上了英雄,最后便是王子和女孩、公主和英雄过上幸福的生活。《三个城堡》里打死巨蛇获得三个城堡钥匙的小伙子和国王的女儿在一起;《鹦鹉》里,姑娘嫁给了那个给她讲过故事的国王,而另一个国王被气死了;《克利克和克罗克》里克利克用自己的智慧偷走了国王的床单,国王遵守承诺,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跟梨子一起被卖掉的小女孩》里的梨娃和王子也最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十二头牛》里的国王和十二个哥哥的妹妹也终于化险为夷收获了爱情。

国王是权力的代表,他总是建立属于自己的规则,于是国王不能让一个面包师爱上自己的女儿,不能让儿子爱上贫穷的织布女工,于是国王下命令,如果能够成功就会有无数的财富和地位,如果不成功就会被杀头,于是国王说到的话必须做到,必须遵守承诺。而在这个权力体系里,国王有时候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无法控制事件的发展,《长羽毛的妖魔》里国王生病了,必须遵从于妖魔的一根羽毛,《睡夫人和她的孩子们》里,国王和王后面临着无儿无女的现实,而王后只能祈祷“圣母玛利亚,让我生个女儿吧,哪怕她在十五岁时会被梭子扎死。”所以在科拉鱼的世界里,国王的王冠虽然带着权力,但是它最后却被一把豆籽所改变,而科拉鱼看上去遵从的是国王的命令,而实际上他的拯救是听从自身血液的召唤。

还有上帝,把科拉鱼母亲的诅咒变应验的是上帝,让《倔强的比埃拉人》跳进泥塘里呆七年的是上帝,让以打渔为生的彼埃特罗悔过的是上帝,当然,上帝本身就是一个救赎者,它是信仰的化身,它是善的理念,它也是至高处的神,《耶稣和圣彼埃特罗在西西里》的故事里,上帝的“拯救”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人类普遍意义的规则,石头变面包、把老太太推到炉子里是对于彼埃特罗机械主义的纠正,而门徒从小偷那里吃到了丰盛的晚餐,是一种智慧和善的结果,对于彼埃特罗母亲的惩罚,和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一样,所要鞭挞的是个人的私利。但是那个瓶中的死神,被关起来是不是意味着永生不死?但是不死是不是破坏了规则?“而这些可怜的老人年老力衰,还不得不继续活着。”活着反而变成了一种痛苦,于是上帝要求把瓶子打开,而对于店主,上帝的承诺是让他进入天堂,但是瓶子打开,死神获得了自由,店主仅仅是活了几年,却在准备进入天堂中,被死神抓了回去。

上帝为什么没有遵守承诺?对于人来说,生者必须死是一种规则,店主最后的结局无非是遵从了这个规则,但是当天堂变成地狱,当瓶中的死神抓回店主,这是不是一种背叛?而背叛意味着规则完全不在人类这边,甚至看起来,上帝也和死神一样,用规则代替承诺。实际上,规则并非只是上帝的惩罚,并非只是国王的权力,在卡尔维诺那里,被改变、被书写的规则其实意味着生动性,意味着现实性,意味着人类性,《三间小屋》里机灵的玛丽艾塔摆脱了狼,从此过上了安静的生活,这是一种人类的智慧;《吉丽科科拉》里吉丽科科拉的两个姐姐从女占星师那里了解到这一切,当即气死了,这是人类的嫉妒;《爱父亲如盐》里的父亲想起小女儿对他说的话,“像爱盐一样爱他”,于是他感到后悔、悲痛,最后,大哭起来,这是人类的关爱。正如卡尔维诺所说,在意大利通话中,道德意图往往是弱化的,在其之上的则是神奇色彩。

《半个身子的人》里巫婆对偷吃芹菜的怀孕女人说,“但当你生下的孩子长到七岁时,一半归你,另一半归我。”这是一种诅咒式的规则,七年之后他也只能成为半个身子的男孩,但是男孩却自己选择了生活方式,他决定做渔夫,而且打到了一条具有魔力的鳗鱼,而正是这条鳗鱼,解除了巫婆的魔咒,而且让他开始追求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甚至对国王的欺骗行为进行了揭露:“凭着对鳗鱼的爱,让一只金苹果和一只银苹果跑到我岳父的口袋里去。”在国王承认自己的错误,半身人想要报复的时候,新娘却说:“我永远也不会让我的父亲因为我而受苦,尽管他曾凶残地对待我,但不管怎么说他永远还是我的父亲,求求你放过他吧。”最后半身人答应了妻子的要求,一家人开始幸福的生活。

规则其实并非是善恶报应,母亲偷芹菜本身就是一种错,巫婆的诅咒却也是另一种恶,而他对于鳗鱼的解救,是一种善,国王的欺骗是一种恶,但是却在女儿的善意中免受了处罚,所以在这混杂着道德意图的童话里,善与恶的简单分野被神奇色彩所取代,现实和梦幻,人性和魔法,相互结合在一起,让童话具有了一种小说式的创造力,“童话的说教性往往是含蓄的,无论是表现好人凭借其朴素道德而取得的胜利,还是坏人因其简单而又绝对的堕落受到的惩罚。”不区别于好人和坏人,不分化为善与恶,所以童话世界里二元对立被另一种复杂而多变的结构所取代,那就是关于“三”的结构。

《赌谁先生气》里一个穷人有三个儿子,《爱父亲如盐》里的国王有三个女儿,《贝琳达与丑妖怪》里的商人也有三个女儿,而在《七个头的龙》里,不仅母狗生下了三只小狗,母马产下了三只小马驹,妇人生下了三个小男孩,而且菜园里有三根鱼刺,鱼刺变成了三把锋利的宝剑。三是一种区分,三是一种变化,褐色头发、栗色头发和金色头发就代表着不同的命运,或者是前面两个总是在相同的命运中陷入被动,或者是三个人各自走向了不同的生活。而三在另一个意义上代表着复杂性,《七个头的龙》里三个男孩都踏上了征服之路,但是三个人的命运迥异,大儿子杀死了龙,却被烧炭夫骗了;二儿子跨上马带上狗背起剑和猎枪去救哥哥,也是陷入困境,而老三在看见滴血的胆汁之后,也去寻找两个哥哥。最后三个兄弟用自己的力量、智慧和勇气,一起杀死了妖婆,一起破解了魔咒,也一起取得了胜利,所以在这个“三”的结构了,更多的意义在于团结,在于合作,在于集体的力量。

二元对立抛弃了简单建构,也抛弃了善恶的道德意图,而重新续写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规则的重新确立,“我打开了魔盒,曾经统治着童话世界的逻辑逃了出来,这个遗失的逻辑又重新开始控制世界。”是的,卡尔维诺已经走到了前面,在文本的另一个规则里,他变成了“我”:“他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我正待在宴席的桌子下面,有人扔给我一块骨头,正好砸在我的鼻子上,从此就留在上面了。”热那亚内陆地区的《猴子的宫殿》里,最后却出现了第一人称,在整个故事里,“我”不是里面的人物,没有串起叙述的线索,但是在最后却突兀地把一切都放在了我之下,而我似乎也开始在另一种叙述中保持了可能:《卡耐罗拉》中,“整个王国都像是过节,他们还让贫穷的妇女也能够结婚。但可怜的我没在那里,我被一群苍蝇包围着。”巴西利卡塔地区的《会下金蛋的螃蟹》里说:“后来国王任命弟弟为将军,而我还和以前一模一样。”《聪明女孩卡特利娜》中说:“女士们,先生们,在这里我要讲这样一个故事:”

我在叙事结构之外,我在童话世界之外,而我也几乎都是可怜的、受伤的,尴尬的,其实我就像是卡尔维诺自己,打开了一个魔盒,又把自己装了进入,于是潜在的我为故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另一个规则,另一个文本:“长童话,短童话,我的讲完了,你讲吧。”

人间失格

编号:C41·2160516·1299
作者:【日】太宰治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2月第一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0.20元
ISBN:9787532150922
页数:334页

又名《丧失为人的资格》,是日本小说家太宰治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品,也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叶藏为了逃避现实而不断沉沦,经历自我放逐、酗酒、自杀、用药物麻痹自己,终于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他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中,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苦闷,以及渴望被爱的情愫。“回首往事,尽是些羞耻的事情。 讨厌的东西不敢说讨厌,而对喜欢的东西,也不敢说喜欢,仿佛行窃一样提心吊胆,只觉得痛苦难当,陷入无法言喻的恐怖感中。”太宰治将自己的人生与思想,隐藏于主角叶藏的人生遭遇,藉由叶藏的独白,窥探太宰治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可耻的一生”。纤细的自传体中透露出极致的颓废,毁灭式的绝笔之作。就在该作品发表的同年,太宰治自杀身亡。


《人间失格》: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

“我要到没有女人的地方。”这句我在喝了安眠药后说的蠢话,竟然奇妙般地实现了:在这栋病房里全是男疯子,护士也是男的,连一个女人也没有。
——《人间失格》

肺病、咳血,是一种身体上的绝望,颓废、孤独,是一种心理上的死亡,活在人间,却如在地狱里一般,这是最后的结果,这是“失去身为人的资格”的终点,可是,当我喊出“我要到没有女人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是生命之中微弱的火光,“要到”指向的是一个明确的方向,尽管是对于现实黑暗的叹息,但却也是一种希望,一种没有完全毁灭的希望,尽管这是一次彻底的逃避,尽管那里没有女人,但是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人间失格”甚至还是一种幻觉,微弱的火光似乎在刹那间也照亮了“二十七岁的我像四十好几”的面容,也点燃了“我的不幸却全部来自自己的罪恶”的现实,也表达了“最后一天四支”超剂量用药的需求——没有女人,至少自己还不至于沉沦至灭亡,至少还保持着活着的可能。

就像在《晚年》里喊出“我好想去死”,就像在《跑吧!美乐斯》里虚构“为了被杀而奔跑”的欲望,就像《东京八景》里“艺术是我”的结论,也像是在《他已非昔日之他》里“再按照梦想去过生活而已”的感叹,这世界在不如意和颓败的人生里,是有些想要的生活,是有些被自我命名的东西,是有些不舍的眷恋,即使死亡,也无非是为了摆脱现实的困境,构筑一个虚构的自我,所以女人是存在的,结婚或者爱恋,分离或者和好,也大都是在曲折中找寻一种意义,那些被改写的传说,那些被我听说的故事,那些在我面前发生的人生,并没有完全泯灭在失格的悲剧里,“悠闲徘徊踱步的那个男人,和在这里的我,有任何一丝不同吗?”所以即使映照在我的身上,那火光处也还有一些不死的影子。

如《斜阳》,即将落幕,也还是有人保存了夜晚的希望,在黑暗中,或者可以点亮灯火,照见每一个还活着的灵魂,“然而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已如愿以偿怀孕了。虽然我觉得仿佛失去了一切,但肚子里的小生命,将是我孤独中微笑的源泉。”甚至还有那肚子里的孩子,似乎也变成关于爱的挽救,混杂着烟雾,混杂着酒精,却也是面向未来的一个希望,甚至还给人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一个孩子的意义并不在于自己幸福的实现,而是让所谓的“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在一种生育、抚养的过程中完成“道德革命”,道德在沦丧,道德在异化,可是道德还没有死,它只是被隐藏在世俗的罪恶里,而需要的一场革命绝不是身体之死,精神之灭,所以在怀孕的和子看来,这便是一种拯救,不光是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弟弟,不光为自己的家人,也为所有道德牺牲者,在写给那个爱着但是有妻子的上原的信中,和子说:让你的太太抱一下我生的孩子,那时就会对她说:“这是直治和一个女人的私生子。”

自己是一个女人,爱着一个在酒醉的时候把自己称为牺牲者的男人,男人的妻子是一个女人,她会抱着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生下的孩子,而直治爱着的也是一个女人,他在虚构的世界里拥有了私生子,所以这里有着女人,有着爱,有着亲情,有着生育和抚养,即使只是一种设想,也通向一种可能,即使是可能,也在从事着一种道德革命,所以在《斜阳》的世界里,有妥协也有反抗,有现实也有虚构,有道德牺牲也有道德拯救,就像在和子和曾经的丈夫吵架的时候,那一句“我有恋人了”,背负的是伦理之恶,却也是勇敢而大胆地指向一种温暖的归宿。

和子的拯救或者是源于母亲的那种贵族气息,同为女人,在丈夫死去之后,却依然活在一种思念之中,活在被虚构的人生里,父亲死去,对于母亲来说,当然像是一场突然降临的悲剧,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这种悲痛本身就隐含着对于爱情的坚守,那弥留之际的一条黑色带子变成了一条蛇,从此就变成了母亲对于死亡的一种意象,不是畏惧,而是敬畏,它是一个总是出现的符号,是一个连接生与死的纽带,而在最后母亲即将死去的时候,她说她看见了家里爬进了一条蛇,果然是一条蛇,它像是一种召唤,把母亲带向了和父亲一样的世界。

而和子在母亲的世界里,起初是感受不到那种依恋和守候的,在她看来,母亲是做作幸福,即使和女儿和子在一起,她也是用抒情的方式安慰,“因为有和子,因为有和子做伴,所以我才去伊豆。因为有和子做伴。”但是现实是什么?母亲身患越来越严重的疾病,儿子直治参战后杳无影讯,一家人的开支需要弟弟的资助,几乎是在命运的边缘,几乎要掉落在深渊,但是那些活着的希望还是照见了现实,母亲不责怪我,我用火烧了蛇蛋,母亲也只是叹息了一下,即使我不小心造成了火灾,母亲也安慰我说“薪柴本来就是用来烧的”。

太宰治:“充满了可耻的一生”

而和子时候体会不到母亲的这种心情,当自己的婚姻结束,当自己的身体变坏,当生活越来越无助,我的心里其实是无法摆脱的阴影,那条蛇终究不是和爱着的人保持联系的纽带,它游进了和子的心里,变成了一条毒蛇。和子任性,悲观,甚至会把母亲的一些话当成谎言,当舅舅要和子去深山里劳动服务,和子的泪水夺眶而出;当叫和子去皇族家相亲,以结束贫困的生活,和子认为这是母亲在欺骗她,在利用她。而当直治终于有一天回来之后,对于母亲的谎言又让她产生了失望和鄙视的态度。

“装模作样,不过是肤浅的虚张声势,根本就和高尚风雅扯不上关系。”却变成了这样一个母亲。当直治从战争中回家,和子更是体会到了一种地狱式的生活,他骂母亲不如早点死好,悲惨到令人不忍目睹,就是一种无法生存的写照;他说我变得下流,像同时有着两三个男人;他不停地喝酒,自我麻痹自我放逐。而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当和子读到直治写的《夕颜日志》的时候,才知道他的悲观和颓废都是社会造成的。“思想?骗人的!主义?骗人的!秩序?骗人的!诚实?真理?纯真?全都是骗人的玩意儿。”有过理想,却也生活在欠债的现实里,有过希望,却只能在五元的尘世里,有过革命的实践,却也见证了战争的悲苦,所以他总是想到死亡,死亡可以摆脱这一切,死亡可以让人麻木,是让可以结束痛苦。回到自己的家,看间母亲和姐姐,却带着挖苦和愤怒的态度,却把自己的秘密隐藏在散发浓浓死亡气息的札记里。

而和子,似乎她和自己爱着的那个男人的秘密,也慢慢透出死亡的气味,“我有恋人了”,当初这句话在丈夫面前说出来的时候,是一种勇气,尽管最后离婚,尽管写给上原的信石沉大海,但是和子依然想让自己成为那一个M.C,“我想您应该也认识这个人,他英文名字的大写字母是M.C。每当我痛苦时,就想飞奔到M.C身旁,我强烈地思念他到难以自拔的地步。”生活颓败了,但是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激情,一种对于爱情的坚守。而实际上,虽然讨厌、欺骗母亲的那种生活方式,但实际上不管是和子还是直治,都印有母亲的印记,都在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爱。

和子在三封信石沉大海之后,主动去找上原,去他家,看见他的太太,去酒馆,和他在一起不肯离开;直治在和子出走那天选择了自杀,但是在那份遗书里,却告诉姐姐自己爱着一个女人,是一个画家的太太,“现在我要死了,至少想把这个秘密明白地告诉你。”爱变成了秘密,它只在生活狭小的世界里存在,在直治死去的遗书里,在和子久病的相思中,也在母亲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条蛇的符号里。所以和子始终认为,“革命与恋爱才是尘世最美、最甜之物。一定是因为过于美好,所以大人们才会蓄意欺骗我们,指说那是‘酸葡萄’。”确信人类是为爱情与革命而诞生的,所以会朝着打破伦理道德的目标而去。直治爱上画家的妻子,和子爱着有妻子的作家上原,都是道德不允许的秘密,而总是喝醉的上原,也陷入在道德的深渊里,“很不顺。无论写什么,总觉得无聊,而且感到悲哀无奈。什么生命的黄昏!艺术的黄昏!人类的黄昏!全都是装模作样的。”在和子面前他有着一张濒死的脸,一张疲惫不堪的脸,一张把爱隐藏在深处的脸,所以对于和子来说,道德革命的真正意义是冲破束缚,是表达自我,是延续希望,是做一个高贵的牺牲者。

女人而孩子,牺牲而重生,和子用肚子里的孩子公开了一个爱的秘密,也为直治的死亡找到了属于他的归宿,“牺牲者!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你我都是吧。生育、抚养爱人的孩子,就是完成我的道德革命。”这是一个女人的自我命名,所谓的道德革命其实不是为了道德,而是反抗道德,不是为了牺牲,而是为了拯救,所以和子的世界里,是在“斜阳”里看见了隐藏的美丽,在即将到来的黑暗中保留了微弱的火光。这是一个有女人的地方,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地方,这是一个期待革命的地方,和子而为“我”,似乎就在第一人称的反转中,做一次关于道德和生命的虚构。

但是当我变成了三张照片里随时可能死去的男人,当我变成了“回首往事,尽是些羞耻的事情”的男人,当我变成了反抗人类找不到希望的男人,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似乎再也不能保留希望,再也无法看见美好,再也不能虚构生活了。出生在乡下,体弱多病,我似乎在这样一个现实里,慢慢把自己囚禁起来,而对面的敌人叫做人类。这是一种孤独,更是一种病态,“躺在床上时常将床单、枕头套、被套等幻想成无聊的装饰”,或者,“我甚至怀疑起自己背负着十大灾难,即使只是其中的一宗,若发生在周围人身上的话,大概都足以致命吧!”而在这种罪恶般的现实里,我对抗人类的禁锢,采取的是一种黑色幽默般的办法:扮演逗人发笑的丑角。

逗人发笑可以不自杀,可以不发狂,可以不绝望,可以不屈服,甚至可以不谈政党,就在和生活的抗争中,欺骗他人,欺骗自己,在制造玩笑的过程中忘记痛苦。于是我会偷偷地在夜晚潜入客厅迎合父亲让他知道我喜欢狮子,于是我会在学校的单杠中故意摔下来让同学发笑,逗笑可以将自己和人类联系起来,但是欺骗式的逗笑,撒谎式的逗笑,对于我来说,不是和人类、和世界拉进了距离,而是在畸形中走向了另一种变态的人生。“对于人类,我始终怀抱恐惧,胆战心惊,且身为人类的我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毫无信心,总是将烦恼深埋心中,将那份忧郁、神经质一股脑儿地隐藏起来,伪装出天真无邪的乐天个性,使自己逐渐成为专来娱人的畸形人。”

畸形的世界里,总是被人戳穿秘密,畸形的世界里,总是在发笑后陷入更大的恐惧,畸形的世界里,烟酒和女人成为我摆脱现实制造虚幻的手段,就如竹一评价我“被迷恋”与“会成为伟大的画家”一样,无非是把人推向一个更加孤独,更加畸形,更加恐惧的现实里。而在我的逗笑生活里,女人也成为我虚构的东西,她们只是让我排遣寂寞,让我变得正常,让我被迷恋,而其实我对女人一点欲念也没有。没有欲念的女人,没有欲念的自己,“我借由妓女来进行对女人的修行”,就想用逗笑来换取别人的关注,这只不过是一种可悲的“犯罪意识”。

于是,我借宿的仙游馆屋主的女儿和我在一起,于是,女子高等师范的文科学生和我在一起,于是,银座咖啡馆的招待常子和我在一起。即使有过一夜情,对于我来说,似乎也并非是一种欲望的满足,而是让我有一种存在感。而这种虚幻的存在感给我带来的不是爱情,不是相守,不是幸福,相反,却是一种堕落,甚至是失去自我的伤害。常子赚钱养活我,却在我面前和堀木相吻,而我竟然让常子和我一起去镰仓的海边自杀,最后当两人跳进海里的时候,常子死了,我却活了下来。

这是不是一种戏谑和反讽,一个渴望死去的人却在别人的陪葬中活了下来。常子之后的静子,似乎也在走着常子的老路,她工作,她赚钱,而我只是呆在家里,和她和前夫的女儿茂子一起呆在家里,在静子的奔波中,我的漫画开始赚钱,而我用那些钱买了烟和酒,烟、酒和女人,重新回到我身边,无非是那一种逗笑生活的继续,无非是和人类为敌的现实的再现,当茂子在我面前说“想要真正的爸爸”,我突然之间被抽空了所有,我不是真正的爸爸,我不在真正的爱情里,我也不再正常的人类中,所以茂子变成了我的敌人,静子变成了我的敌人,所有人都是我的敌人,“总之,这里也有个威胁着我的大人,忽然间茂子的脸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难以理解的他人,全是秘密的他人。”

常子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我的欲望,也带来了死亡;静子构建了一个家庭的雏形,却成为了我的敌人,而在喝酒中说出“你可以当我新娘吗”而面对的良子,似乎在我的世界里变成了妻子,贤惠的妻子,温柔的妻子,伦理中的妻子,而被玷污的结局,让我一下子失去了信心,一下子产生了罪恶的念头,“妻子是由于她所拥有的气质和与生俱来姣好外貌受到侵犯的,而且这美貌,正是让我这个丈夫以以前所憧憬的纯净洁白的信赖心,令人忍不住对她心生怜惜的。”在酒的世界里作出承诺,在酒的世界里体会妻子被侵犯,当然在酒的世界里开始走近最后的罪里。

罪是什么,罪是恶,罪是死亡,罪是虚伪,罪是欺骗,罪却是道德,而罪的反语是什么?是善?是爱,还是蜂蜜?蜂蜜是一种比喻,比喻像艺术一样自我陶醉,比喻有时也像毒药一样戕害自我,所以在那些女人离开的世界里,我选择把安眠药全都倒进了嘴里,选择把麻醉用药的剂量增大到一天四支,选择用一种麻木来掩盖痛苦,“不安、焦虑、腼腆全都一扫而空,我成为一个极活跃的善辩家。”我像是回到了现实,像是找到了自我,可是,我想到没有女人的地方“看起来像是最后微弱的希望,但其实是罪恶,是死亡,是道德世界里最羞耻的牺牲:为了药物,我画起了春宫图,为了欲望,我和药店的残疾老板娘建立了“一种彻头彻尾的丑陋关系”,而在病态的身体里,我被老女佣侵犯数次,没有反抗,没有逃避,没有解救,只有死亡,“我失去身为人的资格了”——要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女人却让我永远没有了自己。

白色城堡

编号:C39·2160516·1297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6年12月第一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10.40元
ISBN:9787208066410
页数:170页

“我们两人之间可以真正地相互了解,这不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吗?我提出,人会像喜欢噩梦一样迷恋一个自己对其了如指掌的人。”威尼斯学者和土耳其人霍加,他们联手对付了席卷土耳其本土的一场瘟疫,霍加晋升为皇宫的占星师,威尼斯人则成了苏丹的倾诉对象,他们还为苏丹发明了一件用来对抗波兰与其西方盟军的战争武器。来自两种不同的文明,他们却在神似的相貌中互换了身份,他们成了另一个自己,却也是一场噩梦,当在围攻“白色城堡”时失败之后,两人在城堡的浓浓大雾开始了不同的选择:霍加逃离而奔向他的想象城市威尼斯,威尼斯人则作为替身留了下来继续霍加的生活……一群海盗,一位奥斯曼国的帕夏,一个东方文明中的占星师,演绎的是一则东西方认同的寓言,而谁是那个本来的自己也没有了意义。


《白色城堡》:现在,我和你一样了

“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我的、名为《我所熟知的一名土耳其人》的书,在书中,“他”准备把我一生的故事呈现给“他”的意大利读者,从我在埃迪尔奈的童年开始,到“他”离开我的那一天,并且还将辅之以“他”个人对土耳其人的特性的评价。
——《11》

埃迪尔奈的童年,是他被写进书里的起点,而他离开我的那一天,则是他在书中的最后一页,是的,当最后一页合拢,他变成了“他”,一个活在引号里的人,一个取代我的人,一个被历史虚构的人——也是虚构历史的人,而不管是被历史虚构还是虚构历史,不管是我还是“他”,都从关于战争、关于争夺,关于陷落的历史中走进了小说里,走进一本名为《我所熟知的土耳其人》,而当活在引号里的“他”成为土耳其人,其实意味着我成为土耳其人,被置换的身份,被置换的人生,被置换的人称,以及被置换历史,仅仅在一本小说里就可以合为一体?

小说似乎正在从历史中抽离出来,而所有小说都有一个被期待的位置,那就是读者,“我向那些不喜的读者们表示歉意,因为我给我的书加上了下面这一页”,加上去的这一页里,读者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然后看见了我以及我的影子,看见我以及我的孩子,看见了我以及我的“他”,那里有一种叫做爱的东西,包容了羞耻、怒气、罪孽和忧伤,包含了痛苦、羞愧、厌恶和欣喜,甚至,当读者变成访客,来到“他”的家里,“他”会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详细谈及作为影子的我,告知关于一名土耳其人的生活,并且把一生的故事呈现给意大利读者。

小说中出现的人物确定,阅读小说的读者确定,那么背后的作者显然可以隐退,我就在故事的身后,就在历史的背面,我看到他带着强烈的欲望翻阅我的书,终于看到了“他”的那一页:

桌上一只镶嵌珍珠母贝的盘子中放着桃子与樱桃,桌子后方有一张垫着稻席的睡椅,上面放着与绿色窗框同样颜色的羽毛枕头。现已年近七旬的我坐在那里。更远处,他看见一只麻雀栖息在橄榄树和樱桃林问的井边。再往远处,一架秋千被长索挂在核桃树的高枝底下,在似有似无的微风中轻轻摆荡。

当我作为一个作者看到他翻阅那一页书的时候,我到底是隐藏在身后的作者,还是另一个看见历史的读者?那一页里的我,到底是谁,看窗外的他又是谁?而那些桃子和樱桃、睡椅和枕头,以及橄榄树和水井,秋千和微风,是在被看见的小说书页里,却也出现在历史的某个场景中,在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在城市陷落和武力攻打前夕,在我的埃迪尔奈童年开始之后,却在“他”还没有离开我之前,所以小说中的场景以一种复原的方式又重新回到了历史之中,而所有这一切的引号、置换和虚构,就是为了在历史的真实场景中看见虚幻的东西,而把土耳其人的生活告知意大利读者,显然是是要让西方世界认识东方世界,是要欧洲中心拓展亚洲视野,是要在置换甚至更替的故事里找到历史的真正作者。

“我们正从威尼斯航向那不勒斯,土耳其舰队截住了我们的去路。”这是历史还是小说?从威尼斯到那不勒斯,最后被土耳其人截获,无论是历史还是小说,都是东西方之间冲突开始的描述,而“我们”作为一种提供体验感受的人称,自然带入到一个非历史的世界里,而从我们之中脱离出的我,又带有了更多的主观视角,我的整个人生将由此发生改变,我在猛烈的炮火中竖立了白旗,我曾经告诉船长我会号脉和验尿,而最后,我甚至和土耳其人建立了联系,进入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被苏丹看见,甚至最后被关进了沙德克帕夏的监狱。

其实看起来是和欧洲其他人一样,失去了自由,但是我却在这场冲突中保全了自己,甚至因为自称是医生让帕夏的病痊愈,得到了他的保护。当船长被火刑处死,当鞭打奴隶的水手被割下耳鼻,欧洲文明似乎在东方世界里遭遇到了打击,但是我之存在,我之得救,却成为这场冲突中的一个特例,是什么拯救了我?当然是知识,关于身体的知识,关于疾病的知识,虽然里面有着欺骗,但是对于土耳其人来说,不是他们拯救我,反而我以知识拯救了他们。

知识和理性,代表着西方文明,即使在历史的某一个段落里,这些知识充斥着谎言,但也以奇迹的方式治愈了疾病,这是一种巧合?“现在我知道,多年来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当巧合找到了合理化的意义,就会变成奇迹,而我作为一名意大利人,就在这东西方的冲突中,让巧合变成了奇迹。奇迹的发生是因为我找到了相似的人,在没有活在引号之前,他叫霍加。“我和进屋男子的相似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我竟然在那里……”那个相似的男子曾经出现在我在船上的梦里,“他毫不怀疑自己会有更好的成就,他无人能敌,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聪明、更具创造力。”其实,置换已经开始了,在开完一本书之后陷入到相似之我的梦境之中,即使醒来,那本书也开始了第一页的书写。

而霍加也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到我的书页里,甚至可以说,是我进入到霍加的书页里,通过梦境,通过镜子,最后通过现实。我一年没有照镜子,但是看到霍加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了我自己,而在那个睡梦中,我变成他的速度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他以我的身份去了我的祖国,和我的未婚妻结了婚,婚礼上没人发现他不是我。而我则穿着土耳其人的服装,在角落里观看庆祝活动,遇到母亲及未婚妻时,尽管我流着泪,但两人却没有认出我,都转过身离我而去了。最后泪水终于让我从这个梦中惊醒了。”其实是令人不安的,其实是充满风险的,其实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一面镜子、一个梦境和一种现实,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我必须是他,他必须是“他”。

一个以祖辈的名字命名的男人,一个土耳其王宫里的人物,一个拥有我这个奴隶的主人,霍加却需要实现历史的突围,他和我相似,为什么在镜子里、在梦境中反复变成我?为什么把我当成奴隶却要和我保持良好的关系?只不过他要从我身上获得知识,想要获得实验结果获得武器制作方法,最后想要掌控苏丹。是的,知识可以开启另一条道路,有别于权力和地位,从托勒密的宇宙志原理到行星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据,从木筏上的烟火发射,到和火龙展开的激烈攻击,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潮流的成因,到北方寒冷的国度里礼拜与斋戒时间的对应关系,正是在这样一种知识体系中,霍加开始慢慢接近苏丹,开始慢慢控制苏丹,他与苏丹谈及的主题,完全被纳入到这个知识体系里,蚂蚁们有规律的生活中有哪些是值得去学习和理解的?磁铁的磁力从何而来?星星这样旋转或那样旋转有什么重要性?异教徒的生活中,除了不信教之外,还能不能找到值得了解的东西?

但最重要的是能否发明出打败异教徒的武器?那时霍加会走到桌子旁,在纸张上为这种武器画下设计的图样,长炮管大炮、自行引爆的发射装置、让人想起恶魔巨兽的武器。正是被这样的知识体系吸引,苏丹任命霍加为皇宫星相学家,而且成为自己最信任的臣僚,开始关注宇宙命运的安排。苏丹祖母的叛乱,帕夏的谋反,在苏丹的掌控下平息,而霍加无疑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而在这个知识体系中,霍加完全是从身上获得的,不管是我提供的那些方案,还是我为武器设计作证,无论是我关于宇宙的逻辑性探究,还是关于烟花的各种设计,可以说,我就是象征着知识文明,所以,霍加要变成和我相似的人,甚至要成为我。

但是霍加和我,通过镜子成为彼此的镜像,通过梦境相互交错,却是脆弱的,一方面我笃信的是基督教,从不会为了求生而放弃信仰,即使面对帕夏斩首的威胁,我依然如我,而最后帕夏还是妥协了,因为宗教的冲突似乎在知识世界面前,可以暂时搁置在那里。但是当那一场瘟疫爆发的时候,这样的搁置变成了亵渎,甚至对于霍加来说,变成了对于信仰的颠覆。城里爆发瘟疫的时候,我的精神彻底垮了,而霍加却说自己不怕瘟疫,因为在他看来,疾病是真主的旨意,“如果一个人命中注定要死,那他就会死。”他把接触学校里孩子的手向我伸出来,当我退缩的时候,他却兴高采烈地和我拥抱,他说他想教会我什么叫无畏无惧。但是,那一天他却说,他开始害怕瘟疫,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淋巴肿块,虽然极力想证明是蚊虫叮咬所致,但是当他在我的身上找不到相似的肿块时,他忽然开始恐惧。

他有着淋巴肿块,而我没有,这无疑把相似的我们隔开了,无疑把镜中之我、梦中之我和现实之我,甚至知识之我,都从他的世界中分离出来,所以在这种相似危机中,霍加开始主动变成我,曾经我是他的奴隶,现在仿佛他变成了我的附庸:又一个梦,我的躯体离我而去,联合着一个长得像我但是脸孔却被阴影遮盖的人;又一面镜子,“来,我们一起来照照镜子。”是的,我们又开始走向一体,“我之所以为我”的标题下面是关于回忆,关于人格的故事,霍加命令我写下他想知道的故事,无非是要在镜子这种外表相似的镜像之外,要通过思考去观察思想的内在。

我之所以为我,其实是他之所以为我,而当那个肿块出现在霍加身上的时候,他在害怕之余却兴奋地说:“我们会一起死!”在对疾病的害怕、对死亡的恐惧中两个人走到了一起,“现在,我和你一样了。我已经知道你有多么的害怕。我已变成了你!”实际上不管是“我之所以为我”的书写,还是“我和你一样”的害怕,对于霍加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背叛,何尝不是一种冒险?其实对于我和霍加来说,只要交换衣服,只要把我的胡子留出来他的胡子剃掉,就可以互换身份,就可以相互取代,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这仅仅是外表世界的置换,如果没有知识的积累,如果没有信仰的改变,其替换的意义又何在?

而知识、宗教,似乎并不是仅仅已有的一切,它根植在内心深处,根植在文明体系中,根植在东西方的历史里,简单的置换只能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我终于离开了皇宫到了黑贝利岛,为的是逃避瘟疫,和那些基督徒一样,暂时找到了一种归宿,但是霍加终于还是找到了我,把我又带回去,“他坦白表示,他需要我的知识。”我在回来之后像素单建立了许可证制度,慢慢的瘟疫得到了控制:“一个月后的星期五,霍加被任命为皇室星相家。他的地位甚至比这更高:苏丹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进行周五礼拜,庆祝瘟疫结束,整座城市的人都参加了这一庆典,而霍加就紧跟在苏丹身后。”

霍加看上去有了权力和地位,但是这种权力和地位显然是一种东方式的存在,也就是说,霍加用我的知识成为我,却无法变成另一个我,而当苏丹开始关注动物是否有灵魂,关注哪些会上天堂哪些又会下地狱,关注珠蚌是公的还是母的,关注每天早上上升起的太阳是新的太阳,“听了这些内容,霍加绝望地离开了。他表示,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苏丹很快就会脱离他的掌握。”当苏丹下令我和霍加研制武器的时候,其实不是霍加影响苏丹,而是慢慢长大的苏丹开始控制知识。六年的武器研究,最后变成的是那一个叫做“真实的战争机器”的东西,它画在图纸上,它运输在途中,最后它却陷入到泥地里,“在好奇的人们困惑而惊骇的注视下,这个武器笨重地动了起来。胜利的呼喊声中,它向一座想像中的堡垒发起了进攻,摇摇晃晃地出发射炮弹,然后停了下来。资金继续从各个村庄及橄榄园涌来,但旦因为费用太高,霍加只好遣散了我们召集来的人员。”

埃迪尔奈战役似乎没有打响就走向了结束,苏丹最后没有来找我们,而我们只剩下自己。我们自己,也已经不再是合二为一的集合,苏丹让我们看见的是另一个模仿者,像我又像霍加,却又不是我们,这是第二种置换,“我越来越相信,不知不觉中,我的人格已自行脱离,与霍加的人格合而为一,反之亦然;而苏丹借着评估这个想像的创造物,已经比我们本身更了解我们了。”我们不像我们自己,那么所有的知识和宗教,所有的权力和地位还有什么用?甚至在我和霍加之间,那种相似也面临着解体,我在梦中遇见早已不认识我的母亲和未婚妻,其实会变成现实;而霍加多年未公开露面,几乎已被人遗忘。

我不再是我,霍加不再是霍加,或者说我已经是另一个霍加,而霍加也是另一个我,又是一个梦,当我们身处威尼斯化装舞会的时候,却像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宴席之上,而我看见了霍加,意味我还是我,但是当他把面具摘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面具底下的就是我——我年轻时的样貌。“那个不管在别墅里、在宫中、在城里如此频繁出现于苏丹身边的人都是我,现在他们嫉妒的人是我!”我成了霍加,我变成了土耳其人,我的童年从埃迪尔奈开始,实际上,我脱身而出变成“他”,是因为我无法真正走进伊斯坦布尔,无法走进另一种文明,无法把自己当成历史中的别人,就像那山顶上的白色塔楼,士兵们永远无抵达那座白塔,它是一个存在着的知识、宗教和思想,却又远离我们,远离战争,远离权力,也远离征服。

而其实,在那艘被土耳其人截获的船上,我就开始变成了“他”,我从梦中构思他,在书中书写他,在镜中找寻他,无论是霍加,无论是模仿者,无论是我在梦中看见的我,在镜中见到的自己,都是一种自我的虚构,“有朝一日会有一些人耐心地看完我现在所写的一切,他们会了解,那个年轻人不是我。而且,或许这些耐心的读者会像我现在所想的那样,认为这位在读着他的珍贵书籍之际放弃自己人生的年轻人,他的故事会从它中断的地方继续。”那个他出现,我给了他名字,给了他“我之所以为我”的故事,给了他知识和信仰,给了他害怕瘟疫和死亡的思想,“那些日子里,我想将心力放在自己创作的其他故事上去,这些故事不是为了苏丹,而是为我自己而创作的。”

而当他被书写,我便从历史中逃离出来,“在苏丹的军队开赴维也纳之前,在阿谀奉承的小丑及接替我的皇室星相家因狂败被斩首之前,在我们那位热爱动物的苏丹遭到废黜之前,我就逃到了这里,来到了盖布泽。”我成为陌生的一个人,一个只拥有过去的事和将要做的事的人,而所有一切看起来像是小说又像是历史的故事,早就变成了虚构,就像有人在我耳边说的那句话一样:“我们正从威尼斯航向那不勒斯,土耳其舰队截住了我们的去路……”

是小说中的第一句话,却让我变成了读者,我之抽离,我之陌生化,我之读者,在历史中我变成了影子:“因此,我回到了这本有着自己身影的书,想像一些好奇的人会在我们死了多年或许是数百年后阅读此书,更多地幻想他自己的而非我们的人生。”而当1982年有人打开一本书的时候,他自动就会变成我,变成作者,变成书写另一种历史和小说的人:“选择这个书名的人不是我,而是同意印刷出版此书的出版社。看到前面献词的读者可能会问,其中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存在?我想,把一切看作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癖好,因此,我也屈从这个通病,出版了这个故事。”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

编号:C57·2160516·1296
作者:【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12月第一版
定价:39.80元亚马逊20.60元
ISBN:9787544732550
页数:513页

“每一部小说都必须是历史的产物,都必须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同时又高于历史。”但是当墨西哥经历了政权更迭的20世纪,它到底会书写怎样的历史?德国移民后裔劳拉·迪亚斯在悲欢离合中见证了墨西哥从1905至2000年各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通过劳拉的一生和家世,展现了这个处在拉丁文化与美国文化交流和冲突的边界地区的国度近百年的风云变幻,揭示了有着特殊历史、文化和种族渊源的墨西哥人民的苦难,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但是历史或者并非是一个被看见的历史,在其内在的轨迹里,却有很多无法看见的东西,甚至有荒谬和谎言。所以,卡洛斯·富恩特斯在小说《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中的第一句是:“我知道历史,却不知道真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谎言。”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没有别的祖国

凭借写在七个餐巾银环上面的名字;凭借四个圣地亚哥的名字;凭借我生命中四个男人的名字,奥兰多和胡安·弗朗西斯科,豪尔赫和哈利,我不会是痛苦的人,不会是爱哭的人,我还会挺直腰杆走路,虽然我谦卑地承认自己永远不会是自然的主人,因为自然比我们的生命更长久,她要求我们不当她的主人,而是她的一部分,回归自然,把历史、时间以及时间的痛苦留在身后,不要再幻想我们是什么事物或什么人的主人,哪怕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爱,劳拉·迪亚斯只是我们的艺术的主人,是我们从自己的身体出发所能给予他人的一切的主人,劳拉·迪亚斯的身体,短暂易逝而有限的身体……
——《第二十五章 卡特马哥:1972年》

1972年,卡特马哥,连同劳拉·迪亚斯的身体,都是固定的,都是短暂的,它们甚至只是历史的一个部分,在被标签化的时空和生命中,走出来仿佛是一个传说,走进去也仿佛是一种童话,但是在那怀旧的地方,在记忆的内部,所有的一切都回来了,虽然房子的主人是堂丹东的,虽然72岁的身体要经受癌症的折磨,但是劳拉还是看见了被牵着手的圣地亚哥,看到了躺在枕头中间的那个瓷娃娃“李白”,看到了自己走过的路,看到了写在餐巾银杯上的名字,看到了生命中四个男人的影子,它们不再逝去,意味着生命并不仅仅是走回去的轮回,而是在不被遗忘的时间里重新做回自己。

1972之卡特马哥,和1905之于卡特马哥,仿佛是生命中的两个端点,它们构筑了从出发到回归的时间历程,构筑了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阶段,但却不是闭合,因为在七十二岁的时候,劳拉·迪亚斯学会了转身,转身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改变,甚至是一种信仰,转身而看到1910年的韦拉克鲁斯,1920年的哈拉帕,1922年的墨西哥城,1932年的底特律,1939年的巴黎咖啡馆,1949年的兰萨罗特,1965年的里约热内卢广场,转身而看到墨西哥、美国、非洲、欧洲和巴西,转身而看到革命、战争、政治和爱情,以及转身而看到各地,看到家族,看到男人,以及最后看到自己,那在两个端点之间行走的一切是不是就是历史?而历史是不是永远都在别人的手中写成?

一个女人,一个从德国移民到墨西哥的女人,一个家族历史上有着太多伤害和逃避的女人,她所看见的历史总是和男人有关,总是和男人身边的女人有关,总是和外省生活的男人和女人有关,它们都是背景,而在这个背景中,劳拉如何成为自己的主人,如何回归到自然的状态,如何在历史中找到真相?其实在那一幕幕发生在时间的历程中,一个女人最有可能成为历史的背景,甚至在劳拉未出生之前的1870年,科西玛·克尔森祖母被劫持故事里完全让一个女人阉割了身体的自然状态,那被砍断的四根手指不仅失去了戒指,也从此让身体带上了痛苦的印记。马克西米利安帝国军队的军官,这个自称为“帕潘德拉的美男子”,对于外省家族来说,永远意味着一种侵害,即使丈夫堂费利佩在祖母缺少四根手指的右手上戴上了塞满棉花的手套,对于整个家族来说,历史就已经以一种血腥的方式揭开了帷幕。

从德国而来,是为了改写自我的历史,而被砍掉的四根手指即使在象征意义上成为墨西哥历史的一个见证,对于他们来说,不幸永远无法忘记的,逃离意味着出发,而“出发差不多就是死亡”,费利佩引用母亲这位法国女人的口头禅来表达出发的无奈,而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需要消灭背景,消灭历史,甚至消灭身体,四根手指的伤痛被掩盖在棉花手套里,就像外省人被践踏的尊严被掩盖在卡特马哥的迁徙中,但是作为被取消的历史,真的不会在异域里成为新的不幸源头?“别提了,我不想知道墨西哥的过去,美洲只有未来。”费利佩的坚定对于他来说,或者只是为了刻意遗忘历史,但是当神父埃尔泽维尔·阿尔蒙特消失在1905年的松戈里卡的圣婴节时,连同可以赎罪的信仰也不见了。

家族的女人,家族的男人,家族的过去,家族的未来,维系在一种彻底忘记过去的努力中,但是当欧洲的画报和小说被运来,当祖母从德国进口的银质大咖啡壶主宰日常生活,1910年的韦拉克鲁斯对于12岁的劳拉来说,依然是一个无法逃离宿命的地方,“不管这个港口城市是多么的喧闹,多么的荒淫,太阳总是在同一时间升起,不论是在湖畔还是在海边。”像一种循环,从开始到结束,从来不会改变。但是改变其实只需要一次转身,背对历史意味着面向未来,背对欧洲意味着面对墨西哥,以及,背对死亡意味着面对新生。费尔南多·迪亚斯成为劳拉的父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背对而开始的改变,在丧妻之后这个陌生男人开始成为劳拉的父亲,而这也让她离开乡村生活,离开堂费利佩·克尔森家长一般的统治,离开残疾的外祖母和三个任劳任怨的姨妈——不管是祖父还是姨妈,他们身上可以显露的“非外省”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走入了无法摆脱的宿命人生,他们不转身,他们只在自己的历史中书写遗忘的符号,而遗忘从来都是记忆的一部分。

离开家族的外省印记,对于劳拉来说,是第一次面对一个男人,一个大自己九岁的哥哥,一个拉着她的手告诉她什么叫革命的男人,“最厌恶的就是庸庸碌碌。我们的父亲就是这样,请原谅我这样讲他,他只是羊群里的一只好羊。而仅仅成为艺术家群体中的一员,在艺术、在文学……这些领域里混上一个位置,那样绝对不行。我会受不了的,劳拉,我宁愿一无是处也不愿做个庸人。”圣地亚哥这样解释革命,而这只不过是人生的一种背叛,不愿成为庸人的意义就在于能以自己的方式转身,就在于把自己当成一个革命者。革命者的路从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在父亲那里是“伟大的旅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人生意义上的,而在圣地亚哥那里,则变成了背叛,变成了新生,“革命者,那天和之后的夜晚,这个词开始在劳拉的脑子里里轰响。”

革命者,对于劳拉来说,是一种新的生命注解,意味着自己可以像圣地亚哥一样逃离这一切,意味着不再受到某种历史的纠缠,意味着所有的背景都可以被推翻,所以圣地亚哥在劳拉的世界里扮演着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它开启了这个十二岁少女另一扇时间之门,在那里有着不说出的秘密,有着不被安排的生活,有着改写人生的机会。但是革命的历史却并不能轻易抽离出来,圣地亚哥胳膊上结痂的伤口,似乎是对于另一段非个人历史的注解,而当革命成为一种集体的运动,一样会取消个体的背离意义——圣地亚哥的尸体出现在劳拉的面前,身体之死,革命之死,以及时间之死:“没有过多的沉浮,圣地亚哥在海中慢慢地消失起,仿佛消失于一面镜子之中,这面镜子,没有使他面目全非,而是一点一点地、神秘地将他送往远处,这面空气的镜子镌刻着他在人世的时刻。”

被枪杀的命运,是把个体的生命又放回到宏大的历史中,而只剩下的劳拉,如何寻找自己的时间,如何继续自己的革命,如何书写自己的历史?“在这个女孩心底的一个寂寞角落里,她相信自己要以圣地亚哥的名义去完成劳拉的一生,也许死去的圣地亚哥在继续着名义上是劳拉的人生。”即使1915年的墨西哥重新迎来了和平,但是革命的意义并不在于暂时的胜利,它需要的是一种继承,奥兰多·希门内斯的出现,就是把劳拉推向了另一种革命,“我想把我给圣地亚哥的一切都给你,不要让我失望。他喜欢这样。”奥兰多会给她什么?对于劳拉来说,死亡是刻骨铭心的,她甚至在死亡的启蒙者身上看见了断裂的历史,所以在她看来,生命里太多没有实现的愿望,意味着所谓的未来只是一个空洞的时间,“随同我们每一个人一同死去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未来死了。”

未来死了,对于劳拉来说,是因为失去了革命的信仰,是因为丢失了启蒙的力量,当奥兰多介入她的生活,那也并非是对于圣地亚哥革命的继承,1920年爆发的全国混乱让劳拉重新回到了没有男人、没有未来的恐慌之中,而要摆脱恐慌,对于一个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女人来说,需要的是避风港,甚至是对于男人的某种依赖。看不到未来,或者只能看到现在,而现在,对于劳拉来说,只有工人阶级,只有舞会现场,只有战斗——当革命变成战斗,其实意味着回到了起点,回到了被砍掉四个手指的血腥记忆。

在劳拉·迪亚斯的生日那天和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结婚,也是这样一种“回来”的象征,从身体的出生到婚姻的起点,对于劳拉来说,无非是适应一种现在时的生活,无非是把革命置换成了战斗,而这种战斗的现实甚至不能改写历史,胡安在工人运动中演讲,看起来是从事一种革命,而其实是把革命当成演说的一部分,甚至把劳拉也当成了演说的一部分,“不要在公众场合叫我‘亲爱的’。”这是胡安对于劳拉的规定,公众场合撇除了个人感情,实际上胡安只不过是成为历史的一个符号,“全人类的命运要高于个人,劳拉,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人民,是劳动阶级。”个体命运被全体命运所遮掩,那么所谓的出生就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劳拉希望的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活在胡安的生命里,活在现时的生活里,“胡安·弗朗西斯科,不要用给一群人作演讲的口吻和我说话,我只不过是一个人,劳拉,你的妻子。”

一个人在战斗者眼里,就是他人演讲的词语,就是他人历史的时间,所以这个生命的原点对于劳拉来说,是自我意义的取消,婚姻的意义被架空,甚至也变成了一个符号:“从那时起,我就变小了,不是长大,而是越变越小,好像是因为他配不上我,好像因为他,我才变小的。”这是“和他相称”的生活,没有了革命,也没有了信仰,在胡安的世界里,甚至只有权力——那个晚上打在劳拉身上的痛,变得刻骨铭心,似乎又将她推回到一个外省女人的原初状态。

但是,她的自我安慰却在儿子圣地亚哥身上得到了弥补,“我是女人,我有两个儿子。”圣地亚哥和丹东,是和胡安结婚后生下的孩子,对于劳拉来说,大儿子命名为圣地亚哥就是对于曾经死去的哥哥的怀念,也是对于革命的一种继承,革命的意义返回到自身,劳拉找到了寄托,也慢慢走向了自我。小儿子丹东的意义却又像是一种解构,这个和革命者有关的名字其实在和母亲分离而人生中走向了另一面,在来到哈拉帕家里的成长中,在是个女人的溺爱中,他成为王子,成为苏丹,提出各种非分的要求而得到满足使得他成为统治者。而对于战斗来说,丹东是不是就是一个胜利的象征,拥有权力,拥有地位,拥有非分的要求,拥有肆意妄为的行为。

圣地亚哥和丹东的分化,革命和战斗的分野,对于劳拉来说,也面临着一种选择,爱情或者婚姻,理想以及现实,似乎都纠葛于一种男人的控制中,“我亲爱的,我建议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性感女人,做个你以为的女流氓。”伊丽莎白的建议把劳拉带向另一个时间,另一个故事,1930年的“改革大街”就像开始自我的改革一样,其实对于劳拉来说充满了未知。在奥兰多的床上,她摘下了戒指,这是对于和胡安婚姻的一种隐喻,也是对于祖母被“帕潘德拉的美男子”那一刀的回应,摘下就是转身,但是却转向了无法把握命运的宿命中:“她走向奥兰多的床边时,让戒指顺手落在地毯上,就像小红帽在森林里为鸟儿们撒下面包屑一样。鸟儿们无一例外都是猛禽,这些美丽的食肉者,一面抢食着路上的碎屑,一面对这个迷了路的小女孩说:‘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你在狼窝里了。’”

奥兰多就是美丽的食肉者,在这个转身的过程中,劳拉与其在寻找,不如说是一种逃避,这里已经没有了革命者,没有了战斗者,只有演讲,只有丹东,只有权力,只有欲望,甚至她不在乎奥兰多有多少女人。对于劳拉来说,这样的自由是一种身体的交换,在奥兰多的身边,她需要看见自己的肉体,需要支配自己的身体,甚至需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其实外省的身份在劳拉身上形成了一种束缚,她所有的逃离和靠近,所有的背叛和选择,都没有遗忘身份的属性,都没有走出过去的历史,甚至都被铭刻在四个手指的血腥中。而当豪尔赫走进她生活的时候,她只不过复原了一种英雄主义:“我们弄错了历史。我不愿承认会破坏我们的信念的任何事物。我们多么希望能成为英雄,多么愿意保留我们的信念啊……”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豪尔赫拥抱着劳拉,使她看见了属于外省的传奇,这种传奇不是像祖父那样逃离历史,逃离祖国,而是另一种统治,另一种革命,广场上的胜利,让和豪尔赫这个来自西班牙共和国的代表成为新历史的撰写者。

但是被撰写的历史,又有多少是一种自由?英雄,又有多少可以改写现实?“暴力,它的种子,它的萌芽,它的产物,它与善恶的关系。”豪尔赫似乎正走入一个消灭个体的宏大政治寓言里,1940年的“各地,个地”把他带向了无休止的变迁中,哈瓦那、华盛顿、纽约、圣多明哥,而所有的方向都让他变成了一个外省人,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外省”状态,意味着隔离,意味着孤立,就像他和劳拉之间被墨西哥电信公司和爱立信分割一样,已经找不到自己的故乡,而这种状态对于他来说更是信仰的覆灭,“为什么我们明知我们所作出的牺牲只不过是信仰要求我们出示的证明,不会有任何回报,我们还坚持信仰,以信仰的名义行事?上帝这些可怜的子民要去向何方?”终于,在看见了广场上皮拉尔·门德斯被枪毙之后,他选择了逃避,从事专制的政治又离开集权,在那一个兰萨罗特岛上,他成为了一个苦行者,“别以为我是个圣徒。我只是一个被毁了的自恋者,这是有区别的。这个岛是我的监狱也是我的避难所。”对于豪尔赫来说,他无非成为“他者”历史的牺牲者,“你躲在这个石头小岛上就能洗净20世纪的种种罪恶了吗?你正是与你所憎恶的一样的骄傲啊。”劳拉在岛上对他说,并把他成为“不知羞耻的豪尔赫”,实际上对于劳拉来说,只有历史才是不知羞耻的。

不知羞耻的历史,其实不光是隔离了豪尔赫,也隔离了和劳拉个人有关的一切,母亲雷特西亚死了,这是“一段被男性的常春藤紧紧缠绕的柱子”上的女人;姨妈玛丽亚·德·拉奥死了,她是“这个家族在外省的过去的唯一见证人”,以及丈夫胡安死了,母亲和姨妈是一个家族的最后死亡,胡安是关于婚姻和演讲的死亡,而儿子圣地亚哥在疾病和艺术中死去,对于劳拉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爱,以及真正的自我历史之死,一个和曾经的革命启蒙者一样的名字,劳拉的生命中已经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但是我心爱的儿子圣地亚哥的死对我而言是唯一真实的死亡。它包含了一切死亡,也赋予一切死亡以意义。”死亡的意义其实是复活,复活自己的历史,复活自己的信仰,复活自己的爱,并以艺术的形式变成最后的永恒。

圣地亚哥那一幅金发裸体女人的绘画上,是亚当和夏娃,却也是爱和痛苦的象征,“圣地亚哥崭新的夏娃,却在分担着抽搐的、年轻的、身受折磨的亚当的痛苦。”他们承担的并不是原罪,而是自由和爱,用身体来还原,用身体来书写,而这正是和历史背道相驰的壮举,“伊甸园里上演的一幕是人类反抗天威的解放。它不是戏剧,而是历史。”反对当权者的历史,就是回到自我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里只有两个字:真相。

艺术意味着永恒,爱意味着永恒,身体之痛也意味着永恒,而圣地亚哥的死,发生了两次,在劳拉的世界里就是一种自由的解放,是一种真相的历史,“两个躯体回到像当初一般,每个人的种子在对方体内。她在他里面重生。”但是,这个世界的外部历史并没有被合上,小儿子丹东“做最适合我做的事情”的人生里,充满了权力、欲望,内心里藏着的是凯旋,荣誉,他以梦的方式和叙利亚黎巴嫩商人的女儿结婚,而婚姻对于他来说,无非是一种命令:“我要不惜代价来让人仰慕。”所以劳拉对他的评价是:“你是个商人。”

艺术家和商人,劳拉的两个儿子,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阐述和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而对于她来说,一个的死亡是复活,而另一个人的成功却是死亡。也正是在圣地亚哥以艺术抵达真相的道路上,劳拉开始了寻找自我的历史,那手中的相机开始对准世界,开始对准自己:

这是劳拉所作的第一篇图片记录;它总结了她的人生历程,她的外省的根,她的少妇生活,她的两次生育,她的爱情,以及她的爱情所给带来的一切——莫拉的西班牙世界,拉克尔在布痕瓦尔德所受的非人折磨,皮拉尔在帕伦西亚的圣塔·菲的城墙前被残酷地枪杀,麦卡锡主义对哈利的迫害,弗里达·卡罗的两次死亡,先是动弹不得地死去,后来在火焰中重生之后死去——这一切都被劳拉集中在一张图片上,它拍得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墨西哥城生长出来的一个无名城市。

像一条睡梦中巨大的蛇,缠绕着自己,她却终于醒来,醒来就是经历痛苦之后的复活,就是爱的迷惘之中的解脱,就是覆盖在国家历史之后的个人历史,“我厌倦了这场永无休止的争战。真希望除了心灵,没有别的祖国,没有其他的祖国……”曾经在巴黎咖啡馆劳拉这样说,其实就在她心里,那种外省的标签必须清除,那种他者的历史必须改写,没有别的祖国,处处都应该是自己的祖国,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所以即使在动荡的国家政治中,她也见证了第三个圣地亚哥的婚姻和爱,所以即使在1968年的特拉特洛尔科再次制造的死亡里,她也为他书写了个人的历史,:那张卡片上写着:圣地亚哥第三,1944-1968,一个有待创建的世界”。有待创建的世界是区别于这个动荡不安的现实,区别于这个覆盖真相的历史,区别于这个没有归宿的国家,七十二岁疾病缠身的劳拉,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却走向了那条乡村道路,走向了和圣地亚哥牵着手走过的防波提,走向了躺在枕头中间的那个瓷娃娃“李白”。

这是一种真正的转身,“所以,她的生命不会结束,劳拉·迪亚斯的生命不会结束,因为她的生命中并非只有她自己,它是许多条线,很多代人,真正的历史,它是活过的生命,但它更是想象出来的”,活过的生命在其中,活过的历史也不会改变,所以当劳拉死去,她的生命却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存在于那一幅照片,存在于那一件绘画,存在于那一些真相,存在于永远称为圣地亚哥的继承者身上——第四个圣地亚哥,在2000年的洛杉矶,也一样看到了信仰,看到了革命,看到了爱情,看到了真相,“我就是在那里被我的父亲圣地亚哥第三和此刻还健在的我的母亲劳德斯·阿尔瓦罗孕育出来的……丛林中的一棵木棉树。”他进入到那个“有待创建的世界”——“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一起死去,他们就能继续在我身上活着。”活着就是进入内心深处,就是没有别的国家,就是去除了历史的隔阂,就是“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这片土地属于所有人,属于所有种族,所有语言,所有历史。这是它的命运,因为这就是它的根源。”

美妙的新世界

编号:C38·2160516·1295
作者:【英】阿道斯·赫胥黎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8月第一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0.20元
ISBN:9787532157198
页数:254页

在工业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里,取消胎生实行人工生殖,把人类分成十多个种姓,分等级分层次,低等为高等服务。任何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按照自己的种姓过上“幸福”生活,其实这样的乌托邦最后却变成没有个人感情,甚至没有痛苦和激情的空虚世界。机械文明带来的进步却将人性异化,人类在基因设计与药物麻醉下,消极服从于一种统治秩序,如同会自行修复的精密机器一般,在这个“美妙的新世界”中失去了思考,失去了创造力,拥有安定、有限的“自由”,却丧失了科学、艺术、婚姻、个性,偶有对现状产生怀疑或叛逆心态者,均被视为不安定因素放逐边远地区。阿道斯·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是反乌托邦小说经典之作,与扎米亚京的《我们》、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并称为三大反乌托邦小说。


《美妙的新世界》:回应冰冷的还是冰冷

你怎么能说不想做社会群体的一分子呢?归根到底,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离开别人,我们寸步难行。就连爱普西隆……”
——《第六章》

社会是世界国,社会在福特纪元六三二年,这是太平之年,这是稳定国度,这里有中央孵化及制约中心,这里有育婴室,这里有新巴甫洛夫式制约室,这里也有临终医院,当所有人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成为这里的口号和实践原则,群体只不过是出生一致、地位平等、语言统一、生活重复的集合,没有自由,没有自主,没有欲望,没有抗争,在“社会、认同、稳定”的社会里,在快快乐乐的生活里,群体就是一架架不停转动的机器。

“机器转呀转,而且必须继续转——永远转。机器一旦停止转动,便意味着死亡。”群体的一生就是这一句话的写照,上半句是关于生存,永远转动,永远重复,下半句关于死亡,停止转动,就是停止生命,就是停止一切的意义。而当死亡取消了意义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反社会”个人的出现?而其实,死亡只不过是机器停止转动的一种归宿,它依然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死亡不是取消生命的意义,而是取消机器重复转动的可能,甚至,这种取消在这个世界国里,它还是群体的一分子。

这是无法逃脱这里的规则,这是无法改变的宿命。34层的世界国中央伦敦及制约中心上明明白白写着国训:社会、认同、稳定,这是一个由群体组成的社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带来的是一种高度的认同感,而这样的认同提供了制约,取消了差别,最终必定是稳定的。六个字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循环链,而链条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这是冰冷的结果,“回应冰冷的还是冰冷”,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从冰冷开始的。微弱的寒光、罩着盖布的人体模型、毛骨悚然的苍白模型、实验用的玻璃器皿镍器和凄光凛凛的瓷器、白色工作服、像死尸一样苍白的橡胶手套,这便是一种彻底的冰冷,但这种冰冷或者只是感官上的,而在制度上,冰冷意味着生命开始,意味着存在的方式,意味着死亡的本质。

生命来源于试管,来源于孵化器,来源于育婴室,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一个人,这是正常生命的诞生科学,而在这里,却要发育成九十六个人,他们被纳入到伟大的博氏程序里,他们被运用在量产原理中,他们被放置在相同的网架上,他们是数以百万计一模一样的孪生子,“在两年之内,我们就会得到一百五十批一模一样的孪生儿,差不多一万一千个孪生的兄弟姐妹。”只是机器的繁殖,这是程序的生产,在这种生育世界里,他们并不是最后成型的群体。这里严格区分了种姓,在孵化器里,阿尔法种姓和贝它种姓保存到装瓶的位置,而伽玛种姓、德尔塔种姓和爱普西隆种姓,则要在三十六小时后便被取出,进入博卡诺夫斯基程序。再一次进入程序是为了“制约”,对于种姓内部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他们具有统一的标准,他们穿有相同的衣服,当然他们的命运也完全一样,而穿卡其色衣服的德尔塔的孩子、穿黑色衣服的爱普西隆的孩子、穿灰色衣服的阿尔法的孩子、穿绿色衣服伽玛的孩子,其区分的意义就是以制约的方式,形成一种种姓的阶层,最终实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目标。

“这终于让我们走出了自然界单纯盲目模仿的窠臼,步入人类创造的奇妙世界。”种姓意味着供氧量的不同,意味着活动能力的不同,意味着社会分工的不同,爱普西隆不需要人的智力,所以他们在底层更像是机器,“制约的目的,是让人们喜欢其无法逃避的宿命。”制约是不同种姓之间的规则,也就是说,在制约作用下,爱普西隆根本不会去羡慕其他有智力的种姓,而阿尔法种姓也不会去可怜他们,在这个被制约的规则里,每一个群体都做自己该做的事,而这种不逃离宿命的原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不甘,不是抗议,而是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德行。

有制约,才有认同,而有认同也才有稳定。在整个世界国里,出生是一种机器式的大生产,而在成长过程中,这种程序式的控制也从来没有削弱,在语言上,只允许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根本取消了交流的意义,如果有人问:“汤米,你知道非洲最长的河是什么河吗?”一开始是摇头,“可是,你难道不记得吗?有一句话开头是:尼罗河是……”在提醒之后,他的回答是:““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也—是—世—界—第—二—大—河—”脱口而出的话语里,“尼罗河”只是词语,甚至只是字和字的组合,没有语气,没有意义,就像每一个群体,他们无法真正组成一个社会,只不过是散落而拼凑成一起的词语。

赫胥黎:“乌—托—邦—”只是词语的组合

而在对事物的认识中,他们被制约规则所控制,绘画总是伴随着巨大的噪音,玫瑰花总是伴随着电击,新巴甫洛夫式制约室所起到的就是制约式的条件反射,也就是在重复两百次之后,绘画就变成了噪音,玫瑰就意味着电击,从而有了本能的憎恶,在这种被人工合成的东西面前,“他们会一辈子远离书本和植物。”也就是说,他们天生被剥夺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语言一样,大自然也消失了。而对于生育,由于有了强大的程序,人的生育能力也被取消了,只要有一个具备生育能开的卵子,就可以在程序作用下,进行发育,而在发育过程中,为了遏制可能出现的自然结果,“我们允许正常发育的雌性胚胎多达百分之三十。其余的便在后面的过程中每隔二十四米就加入一剂雄性荷尔蒙。这样,倾注出瓶后便成了不育女——生理结构完全正常,但没有生育能力。绝对不会生育。”

从出生到成长,从认识到生育,每一个群体都变成了机器控制的一部分,“掸啊——意大利曾存在过的地方现已空无一物。掸去大教堂;掸去李尔王;掸去帕斯卡的思想。掸去激情,掸去安魂曲,掸去交响乐,掸去……”取消了生命的个体意义,取消了文明、历史、宗教,当然也取消了母亲,取消了家,取消了欲望,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对于这个需要认同和稳定的世界国来说,意味着可怕的罪恶:“这个世界遍地都是父亲,所以也就随处可见悲苦和不幸;这个世界遍地都是母亲,所以也就随处可见虐待狂、贞操癖等形形色色的心理变态;这个世界遍地都是兄弟、姐妹、叔伯、姑婶,所以也就随处可见疯狂和自杀。”

只有机器,只有程序,只有制约,只有重复——那句“人人属我,我属人人”,每个人要在每周三个晚上重复一百遍,连续四年就是重复六万二千四百遍,之后,“便变成了真理。”重复的句子变成了真理,制约的规则保存了宿命,看起来这是一个完全稳定的社会,所有人都生活在快乐的状态中。但是,在这个世界国里,程序却出现了错误,那个叫伯纳德的人,起先是在瓶子里的时候有人把它当成了伽玛,然后在人造血液里掺进了酒精,于是他的生长发育受到了阻碍,于是他的认识观念发生了改变,于是,他成为了一个异类。

他是不同的人,当他对德尔塔减服务员发号施令的时候,他的心中是一种自傲和自负,他觉得自己具有天生的优越性,而这无疑是违背制约原则的,另一方面,在他对低种姓人的接触中,他也深深感到自己身上的不足,甚至怕被其他人瞧不起,这是一种矛盾,这是一种分裂,而种种痛苦都是因为他在规则之外,他有意回避地位和身份,而实际上,他变成了一个潜在的破坏者。破坏是因为他看见了自己,却又无法承认自己,破坏是因为他活在规则里,却知道规则的可怕,破坏是因为他想要发现另外的世界,却又无法逃离这个社会,而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他想要有一个完整的自我,“我是我,但巴不得不是我!”

而这种破坏者并非只有伯纳德一个人,心智过高的赫姆霍兹·沃森希望能够特立独行,漂亮性感的列宁娜想要到野人保留地去看看,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想要,对于这个认同而稳定的世界国来说,是一种威胁,虽然他们都是规则中的人,都在程序的控制里,但是他们毕竟属于人,属于个体,他们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欲望,以及自己的规则。而随着重复规则的深入,随着制约规则的加强,这种希望和想要的想法却越来越强烈。在每两个星期星期四举行的团结礼拜活动中,伯纳德成为礼拜中十二个人的一员,他们失去独立的个性,他们组成更大的生命体,他们的手连在一起,他们在仪式中强调集体,他们在呐喊中取消自我,““为我的湮灭干杯”当草莓冰激凌舒麻被一饮而尽的时候,当“为更大的生命体干杯”的颂词不断重复的时候,对于伯纳德来说,却越来越陷入到失意中,他之后对列宁娜说的话是:“像我不仅仅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懂我的意思。更加独立自主,而不完全是其他东西的一部分。不只是社会群体中的一个细胞。列宁娜,你没有这样想过吗?”

列宁娜的回答是,我们就是社会群体的一分子,我们就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最美妙的时光,在她看来,所谓的自由都是伪命题,一个性感的女孩,一个不再生育的女孩,一个和所有男人都有过一夜情的女孩,她本身就被取消了自我,本身就在制约规则里认同这个社会,她想要去野人保留地的想法根本不是为了让自己走向另一个世界,根本不是为了体验不一样的感觉,只是在被允许的范围里走向另一种机器式的生活。但是当伯纳德终于把她带到那个野人保留地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对于世界国来说,野人保留地没有机器,没有程序,没有制约规则,这是野蛮之地,那里有着结婚生子、居家过日子的可恶生活习惯,那里有荒诞不经的迷信,那里有信仰基督、崇拜图腾、敬奉祖先的习俗,那里有美洲狮、箭猪、毒蜥蜴,那里有已经灭绝的语言,甚至那里有喂奶的女人,有古怪的舞蹈,有祭祀的仪式……而那里,“跟文明世界根本没有什么联系”,就像不同的种姓一样,但是野人保留地为什么没有制约原则,为什么没有认同的宿命,为什么不再重复中取消了欲望?甚至,为什么那里有家,有母亲,有父亲,有自我?

到底哪里才是文明,哪里才是野蛮?无非是打开了一个破坏的世界,是文明被野蛮破坏,也可能是野蛮被文明同化,而当文明只是机器,只是程序,只是稳定带来的快乐,是不是意味着反而是一种野蛮?野人之地的约翰在十二岁生日的时候看到了那本《莎士比亚的全集》,读到了那一句关于复仇的句子,于是他拿起了那把锋利的刀,刺向了和琳达一起睡觉的波普——她是母亲,他却不是父亲,这是对于生命的玷污,这是对于信仰的亵渎,而那把刀被沾上血液的时候,是不是走向另一种野蛮?

“他找到了时间、死和上帝。”对于约翰来说,他才是真正的人,他知道仇恨,知道行动,他当然也在列宁娜身上看见了自己的欲望,“她真是太美了!太美了!”当他看见正在睡觉的列宁娜时,想要伸出手去触摸她,但是又怕自己的手玷污了她的纯洁——在约翰看来,列宁娜就是美丽的象征,就是纯洁的符号,他爱着她,却不想让自己的野蛮侵害了文明的肉体。而实际上,这无非是一种“野蛮式”的想法,在世界国和野人保留地,其实存在着文明的冲突,存在着规则的矛盾,约翰和列宁娜不可能变成恋爱,而约翰的母亲琳达和世界国的主任,也不可能组合成一个叫做家的地方。

伯纳德带着约翰和琳达回到世界国的时候,约翰终于听到母亲琳达在主任面前对他说:“你让我怀上了孩子。”孩子的另一端站在父亲,也意味着约翰终于找到了归宿,但是这种父子关系本身就变成了一种耻辱,一个在世界国里的主任,一个在野人保留地里的野人,如何成为统一的种姓?这无非是一桩丑闻,当哄笑不断爆发出来,当主任捂着耳朵逃开,对于琳达和约翰来说,意味着一种叫做家的世界的彻底覆灭。琳达被送到了临终医院,最终在低等的种姓孩子吃巧克力泡芙的快乐中死去。

一种讽刺,而对于约翰来说,和列宁娜的爱,似乎也走在了一种讽刺的道路上,列宁娜也爱上了约翰,但是在爱的世界里,约翰却又把自己纳入到野人保留地的规则里,他感觉自己配不上列宁娜,他说结婚之前必须送她一张山狮皮,肉体当然要在结婚时才能看到,“如果你在未举行庄严神圣的婚礼之前就破坏?她的处女之结……”在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实际上就在野人是看见世界里,他是那里的主人,他代表着规则,所以当列宁娜在他面前脱掉了衣服,约翰终于爆发出了一种被规则制约的愤怒:“婊子!婊子!厚颜无耻的娼妇!”

疯狂和暴力在文明世界里被复活,野蛮之地的规则,世界国里的规则,他们都在自己的规则里,始终无法找到突围的办法,当约翰唱起“美妙的新世界,啊,美妙的新世界”的时候,对于他来说,却恰恰是一种覆灭,“歌咏的字句在他心里似乎变了调。这些字句曾在他悲伤和悔恨的时候嘲弄他,对他的嘲弄是多么可怕的冷嘲热讽啊!这些字句一直像恶魔一样嘲笑他,一直让噩梦般卑贱的肮脏和令人作呕的丑恶折磨着他。”无法逃出规则,当然也无法拥有自我,拥有自由,约翰如此,列宁娜如此,正如曾经不愿去那个岛上的主宰所说,真理其实是危险的,所谓的特立独行只不过是无法融入的象征,只不过是不满的发泄,那个“世界上有史以来全部由阿尔法组成的社会”为什么会终结?无非是个性取代了规则,无非是矛盾产生了暴力。

但实际上,有规则和没有规则,快乐和痛苦,以及群体和个体,也都在这种矛盾和对立中,最后也都走向一种冰冷的状态,所以当约翰成为了被文明人围观的野人,他在痛苦中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把自已的邪恶吃下去了。”先是闯入了文明社会,爱上了性感而美丽的列宁娜,然后便是暴力和愤怒,便是舍弃和逃避,“我把文明吃下去了”,然后就是在自主和自我的世界里,在回应了“哈尼!桑斯索拆拿!”之后,在被拍成电影之后,在喊出了“贱货,淫妇,贱货!”之后,约翰把自己吊死在众人的围观世界里,“两只脚,像两根从容不迫的罗盘指针,缓慢地,非常缓慢地先转向右边,再转向北、东北、东、东南、南、西南偏南,停顿片刻之后,又不慌不忙地转向左边。西南偏南、南、东南、东……”

像一个标本,一个野蛮的标本,一个自我的标本,一个进入了文明又退出的标本,一个活在自我世界又毁灭的标本,像一个循环,而死去终究不是最终的结果,那一架机器还在转动,那一套程序还在运行,那一个规则还在执行,而那一个“美妙的新世界”还在延续统一的生命,没有终点没有起点,没有文明没有野蛮,没有生存没有死亡,一切只不过是“回应冰冷的还是冰冷”。

危地马拉传说

编号:C59·2160516·1294
作者:【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6年02月第一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15.50元
ISBN:9787532770540
页数:150页

《危地马拉传说》是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早期的神话故事集,是阿斯图里亚斯根据早年从母亲口中听到的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为素材写成的,被称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危地马拉传说》包括《危地马拉》、《现在我想起来》、《火山传说》、《幻影兽传说》、《文身女传说》、《大帽人传说》、《花地宝藏传说》、《春天风暴的巫师》、《库库尔坎 羽蛇》这9 篇神奇而富有诗意的民间传说。这些作品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个原始、魔幻、令人赞叹的世界。阿斯图里亚斯同时对危地马拉的独特自然风光作了美丽的描绘,全书仿佛一幅幅绮丽多彩的油画。这些传说直接或间接地采用了印第安人的著名神话故事《波波尔?乌》的题材和技巧,笼罩着浓重的魔幻色彩。


《危地马拉传说》:为了相信我到了家乡

两人用玉米籽算我的年龄,从左到右一颗一颗地加,像是祖先们在数石头上记录年代的圈圈点点。数年岁是件忧伤的事。我的年龄让他们忧愁。
——《现在我想起来》

我想起来的是孩提时那些画里受伤的鹿,是番荔枝树下土地里的眼泪,是灯笼果花上的阳光和空气,是森林里万物的歌唱和舞蹈,可是,当时间经历了百年,石头上何时长出年岁的灵魂?田园里何时会有不衰老的土地?堂·切佩和蒂娜女孩何时能记下我的故事?

这原本是一件快乐的事,因为白昼将要降临,黎明将要显现,子孙后代将被赐予力量,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件忧伤的事,因为堂·切佩和蒂娜女孩患甲状腺肿,疾病侵袭了身体,而且那些巫术正在影响他们,堂·切佩说:“为了将我的生命延至永生,在绿眉翠鴣巫术的作用下,我到了透明的境地。”而蒂娜女孩说:“野百合巫术的影响剥夺了我的时间意识,只知道一天连着一天,一年连着一年。”透明的生命中年龄是不是变得虚无,一年连着一年是不是没有了时间仪式?仅仅是我想起来了,仅仅是他们用玉米籽算我的年龄,而现在的道路,在巫术中已经找不到后代。

石头在看,树叶在说,河水在笑,还有太阳、月亮、星星、天空和大地在自己的意志里运行,而我在告别孩提之后看见的道路,却和天的四极相反,那里有绿色的路,有红色的路,有白色的路,在左右和中间交叉开来,而我无意间踏上的是黑色的路,四条路交会于西巴尔巴前,但是当那个幽灵说:“这条是国王之路,谁走这条路谁就是国王!”当我走上去的时候,我会引领子孙,还是幽灵带领我?我是有着首领的打扮,可是孩提时代已经远去,堂·切佩和蒂娜女孩已经患病,巫术已经统治时间,那一条黑色之路却有着黑暗的破坏力,它冲散万物,“将它们卷入昏暗的漩涡,直至化为粉末、无形、幻影。”

时间化为粉末,时间而无影,时间成幻影,玉米籽一颗一颗地架在年龄上,石头上写下圈圈点点,可是忧伤的岁月啊,那些子民都已经被驱赶出了传说,“子民听得见我,子民拥有着我,子民看得到我……”听到、看到和拥护,却是在时间的幻影里,“我钻得越深,我的心就越痛!”疼痛如我,疲惫如我,忧伤如我,首领如我,一定要把他们带离这一条黑暗的路,一定要打破那石头般的沉默,一定要回到祖先的石头纪事里,我听到堂·切佩说:“盲人用狗的眼睛看路……”我听到蒂娜女孩说:“翅膀是将我们绑上天空的链条……”仿佛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我没有死去的祖先,在巫术、黑暗、忧伤里,我必须回到孩提时代,回到时间之中,回到家乡,“为了相信我到了家乡”成为我当初离开的理由,也一定会是我最后回来的终点。

“献给曾给我讲故事的母亲”的题辞写在一本传说的封面上,母亲是我的母题,母亲是我的家乡,母亲是我的传说,“这片土地上,多种力量筑起岩石与腐殖土的舞台,随后孕育出生命。它们依旧威力无比,精力旺盛,仿佛已枕戈待旦,待天灾突降于两片大洋之间,创造出新的融合与生命乐章。”创造的生命从何处而来?他们就在“火山传说”里,三个人来到风里,三个人来到水中,他们组成了纳华特尔民族恒久不变的数字,风里的三人像鸟儿一样以水果为生,水中的三人和鱼儿一样以星星为食,可是当这个世界被打破的时候,山之禽便成为远古的记忆,为了赢得土地而屠戮牲畜,为了获得城市而戴上面具,水中只有倒影,风中只有叹息。而对于鸟巢来说,山之禽是他们最初的父母:“这是我们的面具,面具之后藏着我们的脸蛋儿!这是我们的替身,我们靠他们伪装!这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山之禽,我们为夺得土地杀了他!我们的纳华尔!我们的纪念!”

风已不见,水已不见,他们把山叫做“卡布拉坎”,山是力量,吐出的火焰燃烧大地,指甲剥开的是火山口,于是,“鸟巢看到同伴们消失了,是被风掠去的;水中的替身消失了,是被火吞噬的,闪电从天而降落入玉米地,燃起了火。”火是燃烧,吞噬了大地,火是毁灭,杀死了水和风,火也是创造,一位圣人、一朵百合以及一名孩童,他们接纳了鸟巢,他们建立了庙宇,他们形成了村庄——火山孕育了新的希望,而所有的希望之产生因为有一样东西没有被毁灭,那就是图腾,当图腾活了下来,图腾便说:“某世纪中有一天长数百年。”

重新启动了时间,重新书写了传说,重新诞生了生命。这是“火山的传说”,燃烧而毁灭,驱赶而留下,时间回到身边,于是有了编年史,于是回到了童年的家,于是有了“幻影兽的传说”,当修道院的修女剥去天使的果皮,果肉和种子便长成了基督的身体,“隐蔽的上帝”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灵与肉。而那个“罂粟人”呢,却像一个幽灵在门前等着圣饼盒,他对修女说:“有人要剪你的辫子!”又说:“小姑娘,我领圣餐时,上帝有您手的味道!”这是亵渎,修女收回了碰圣饼的手,她从此看见梦中的自己站在罂粟人的身旁,身处魔鬼般的婚礼,蜡烛、棺材、蝙蝠,以及自己的肉身,罂粟人甚至摩挲她的私处,这是欲念的魔鬼,这是地狱的幻影,基督在哪里?“她撕扯影子,睁开双眸,带着不安的瞳孔脱离深沉的内心,如落入陷阱的老鼠们,混乱、失聪,脸颊一泪珠盒——变了形,伴着脚上他人痛苦的喘息和背上无形火焰里麻花辫的炽烈炭流,她瑟瑟发抖……”

肉体和精神,在幻影兽里变成痛苦的挣扎,可是这只是一场考验,辫子还在,手臂还在,肉身也还在,当夜晚降临的时候,罂粟人化为一头长形兽,而修女“她正跪在房间里,带着天使的笑靥,与百合和神秘羔羊一起耽于清梦。”幻影兽是信仰的幻影,终于在肉身之外找到了自己,如图腾一样,“某世纪中有一天长数百年”。肉体的一天,信仰的永恒,而在生命在火山传说中诞生,信仰在幻影兽中寻找到,那么“文身女传说”则是关于文字的开始,杏树尊者将灵魂分给四条不同的道理,起先是朝向不同的四极:“黑极是魔咒的夤夜,绿极是春天的风暴,红极是金刚鹦鹉或热带的狂喜,白极是新土地的希望。”这是时间回来的鸮渔月月圆之时,白鸽在白色道路上用灵魂医治幻想症,红心在红色道路上用灵魂开始遗忘,绿葡萄在绿色道路上用灵魂抵偿债务,而最后的黑色道路上,杏树尊者却让自己脱去了植物的外衣,变成一个走向城里的人。

黑暗的路最短,黑暗的路最寂寞,可是在城里,来了商人,来了花鸟,来了三十名骑马的随从,杏树尊者问一个女奴:“四条路走过了多少月亮?……”他们像一对恋人,在月圆的时候彼此相望,从黑暗中来,想念着和月亮有关的时间,但是女奴却被追捕,说她中了邪,然后锒铛入狱,然后除以火刑。在行刑前,尊者在她的手臂上刺了一条小船,“文身女,有了这个文身的力量,你总能死里逃生,就像今天,你也能逃脱。我愿你如我的思想般自由;你把这条小船画在墙上、地上或空中任何你想画的地方吧,然后闭上眼,走进去,离开……”文身是符号,是希望,人们发现在牢里,长出了一棵枯槁的树,而在树枝间却有三朵小小的杏花,粉色依旧。

月圆之时,肉身上的文身是另一种时间的文字,在生命、信仰出现之后,文字是另一种力量,从黑暗和灾难中来,却拥有了思想,拥有了方向,甚至拥有了某种爱情。而她会逃向哪里?遥远的世界?美丽的寺庙?崇山之间?还是重新回到编年史里?可是那负责祭祀的教徒承载的是人类的羸弱,是对知识的渴求,是面对新世界时的虚荣或对精神传统的诉求,是沉湎于钻研美术、学习科学与哲学,但是却疏于自己的义务与责任,在末日审判时,“竟忘了在召集做弥撒后打开庙门,祭祀结束后关上庙门。”

谁会从那扇庙门里进入?是没有写进旧编年史的哲学家和智者?修士在修道院里发现了那疯狂跳动的小球,它为什么会跳动?谁在空着着它?是神秘的力量还是被魔鬼附体?没有哲学家,没有智者,没有思想,也没有知识,魔力是一种让人恐惧的东西,在睡梦中修士也进入到恐惧之中,他终于看见了云朵深处的战争征兆,看见了战士向俘虏射出的箭,看见了向城市进发的敌人。“愿白人看到我们的武器后迷惑不解!愿我们手中不缺闪亮的羽毛,它就是利箭、花朵和春天的风暴!愿我们的长矛刺伤敌人又完好无损!”那些战士们在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们驻守在城市里,可是那外面的敌人呢,他们叫西班牙殖民者,他们带来集市和交易,他们也带来哲学和知识,他们更看见了从没有看见过的镜像:“山重叠山,林覆盖林,河流连成瀑布,一堆堆石子、火焰、灰烬、熔岩、沙子、湍流沉落下来。”

太帽人的传说诞生,其实是一种殖民,而对于这片土地来说,对于写着旧编年史的国家来说,对于已经有了生命、信仰和文字传说的民族来说,眼前的西班牙人就像那个小球一样,“它是诡秘莫测还是魔鬼附体?……”胡安·波耶和妻子胡安娜·波耶缺失了胳膊,像这个城市里的人一样,他们在自己的编年史里孕育出雨水,孕育出河流,孕育出孙儿,也孕育出灾难,“每一株植物,每一次植物诞生的尝试,都会出现新的灾难,沸腾的黏土冷却、流淌。”而他们看见,当自己的儿子进入到无形的离鸽女神城的时候,那里变成了第一座倒影城,“多少河之舌舔过这座城市,直至将它冲走?久而久之,城市逐渐失去了意识,变得柔软如梦,瓦解在水中,与其他原始的倒影城一样。”倒影里是新的年鉴,是新的男人和女人,是新的战争,是新的时间。这是“春天风暴的巫师”带来的传说,而当新的一切开始的时候,还会有火山的喷发,还会有幻影的梦境,还会有文身的希望?还会有新鲜的镜像?

“传说这些村镇就是这样失去了与神灵、土地和女人的亲密接触。”其实回到了我已经遗忘的孩提时代,回到了患甲状腺肿的男人和女人,回到了幽灵的记忆,回到了玉米籽带来的忧伤,帕伦克城、科潘城、基里瓜城、蒂卡尔城在哪里?当老者的寓言消失,当国王患上丘疹,当梦页数梦椰树编织故事,“岩石脚边,一个幼小的民族穿着宽大的外衣,缠着传奇的腰带,玩弄政治、贸易与战争。”还有织布方法、零的价值以及粮食的收获,而出现的城市是征服者的第一座城市圣地亚哥圣人城的孪生城、第二座城市安提瓜、第三座城市危地马拉·德·拉·亚松森,当记忆占据了通往西班牙城市的阶梯,那么记忆其实在失去时间的传说里变成了一个盲者:“西巴尔巴与图兰,神话中遥远而氤氳的城市;伊希姆切,城徽上,被俘之鹰为卡克奇克尔贵族的御座锦上添花;乌坦特兰——权贵们的城市;阿蒂特兰,镶嵌于一片蓝色湖畔岩石上的瞭望台。”

新的传说,新的城市,新的人类,新的父母,那个哭泣的女人说:“我哭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我深爱的男人!他不是我丈夫,但我很爱他……请原谅,兄弟,这是罪过!”模糊的道路、殖民地的旧衣裳、忧伤的宗教精神是不是来自家乡之外的那些征服者?是不是就是雅伊所说的“装我在心间”的黄战士?《库库尔坎 羽蛇》似乎就在展示关于时间的三个段落,黄幕拉开是早晨的黄色魔力,红幕拉开是午后的红色魔力,黑幕拉开是夜晚的黑色魔力,这是库库尔坎的三色宫:晨为黄,晌为红,夜为黑。他是太阳,他是统治者,他是掌控一切的神,当钦奇比林向库库尔坎深深鞠躬,称他是“神,我的神,伟大的神!”的时候,金刚鹦鹉却说库库尔坎设置了圈套,金刚鹦鹉是倒影城,那么它提供了另一个关神的镜像;当隐形的拉拉巴尔可以提供最好的箭去射杀的时候,金刚鹦鹉说生活是“太过严肃的欺骗”,在他看来,“太阳并没有亲自来到夜晚,到的是他镜中的影像。”黑幕降临,库库尔坎的臂弯里是少女,但是有人把她带入了城里,然后反锁,“这样就没人会闯进庙宇的禅房,庙里存放着蠕虫和深色绒羽!”黄幕里解构了库库尔坎的神话,红幕里揭露了库库尔坎的谎言,黑幕里逃离了库库尔坎的控制。而在第二个循环中,永生不朽的金刚鹦鹉撒出不祥之兆的红豆,于是钦奇比林骂:“这些鸟就是如此,珠光宝气,外表光鲜,心肠黑毒!”库库尔坎说:“金刚鹦鹉用舌头搅乱神灵们的脚,使之弄错凉鞋,踏着右脚在左脚上的回声行走……”于是在红幕里有了不计其数的士兵,有了那最后一支箭,库库尔坎制造的战争,也欺骗了雅伊,,金刚鹦鹉告知的是:“你如果真想守住幻想,就听一听我黄羽毛的语言,电光石火间,会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好让他的床不被占据,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新欢……”而在黑幕里,雅伊终于对库库尔坎说:“在太阳宫里,一切皆为谎言、流言,没有真相,什么都没有,只有个阔佬引领我们从晨至晌、自晌入夜、由夜及晨……天地之主,请告诉我,如此昼夜、昼夜、昼夜交替究竟有何用?百无一用。”

爱情变成爱情,幻想变成谎言,而金刚鹦鹉作为倒影城、魔力鸟,对雅伊说的话是:“你将与一个影像搏斗……”神之库库尔坎,统治之库库尔坎,也是一个影像,与影像搏斗的世界里是黄战士:“一旦库库尔坎到来,他会连忙闻一闻黄花,他优雅地弯下身子,好仔细闻闻她,闻闻让男人沉醉的女人味,然后握住茎秆将她带到婚床上,对她说情话;这时,黄花用手爱抚库库尔坎至尊的头发,直到他的脑门锃亮得如一面鏡子。”于是第三个循环里,黄幕里、红幕里、黑幕里,都是穿着黄衣、戴着黄头盔的钦奇比林在那里跳动,像那一个小球,被魔鬼附身,而最后的最后,是一败涂地的钦奇比林,是涕泗交颐的钦奇比林,而那口中不断重复的“雅伊,黄花!雅伊,黄花!雅伊!雅伊!雅伊”是最后的疯狂,疯狂之后,倒影城出现:“他慌忙撕扯衣裳,以尽快解开,接着从胸口掏出月亮。一枚悬于黑幕之上的金环陨落,不再移动。”

落幕,却是如石头般站立,却是永恒的照耀,黄花是武器,是信仰,是符咒,是寓言,却也在倒影城里返回,返回时间,返回家乡,返回父母,返回每一个古老却不曾泯灭的传说,从火山、幻影兽、文身女、太帽人和巫师,构筑的是一个激活图腾、信仰、文字、哲学、知识和战争的世界,但是当一切都变成倒影城的时候,镜像世界里的家乡是不是预示着一种新的开始?库库尔坎的循环,与其说是时间的最古老统治,不如说是时间如何在倒影城中成为另一种时间,它们是石头、玉米、河流和土地,它们是阳光、月亮、城市和集市,它们是永远存在的传说:“这些历史、梦境、诗歌,如此潇洒地混合了信仰、故事、一个秩序井然的民族的沧桑岁月以及一片强劲并始终跳动的土地上的鬼斧神工。”

美洲豹阳光下

编号:C38·2160516·1293
作者:【意】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5年05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3.00元
ISBN:9787544754064
页数:105页

《美洲豹阳光下》里一对关系陷入困境、去墨西哥旅行的夫妻,由异国食材与香料烹饪的菜肴中推论出爱欲的本质。《国王在听》里登基的暴君既是权利的囚徒,也是耳朵的囚徒,巨大宫殿的回声带来各种关于判决、爱情和阴谋的相互矛盾的信息。《名字,鼻子》里花花公子、史前人类和吸毒的摇滚歌手,因一位女士的气味展开了疯狂的寻找。“我正在写的一本书里讲的是五种感觉,目的是说明现代人已经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五种感觉,和三维空间、几十亿人一起组成的世界,卡尔维诺称之为“那个世界”,“对于我来说,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每一次穿越,就等于是再次经历出生时的创痛,是赋予所有那些混乱的感觉一种实际而清晰的形象,是选择一种策略,以便在面对未知世界时不至于被击败。”但是“未知世界”却最后成为卡尔维诺死亡的一种预言,他只写完了嗅、味、听三觉,却骤然逝世,留下了无可弥补的遗憾。


《美洲豹阳光下》:所有人都在消化我们

戴着土耳其毡帽的人并没有回头,小声说:“您在说什么?午夜的时候她已经死了。”
——《名字,鼻子》

一句回答,却是一个反问,甚至反问在回答之前,“您在说什么?”指向的是一个虚空,一种无限,而“午夜的时候她已经死了”以一种否定的方式,将那个没有见过的午夜,变成了仿佛大家都在场的时间,问号和句号,“您”和她,以及无限的虚空,到确定的午夜,一句话里充满了惊诧,充满了质疑,以及对于死亡无可改变的命运。

而且,还是小声说,甚至,像不是对于我的问题的回答。我也是小声说,而且根本不想说给任何人听,“据说今天午夜她还在跳舞,而且是庆祝活动上最漂亮的……”同样出现了她,出现了午夜,却是自己对自己说的一句话,也不期望回答,只是想在一种表述中让自己追逐的女人以精彩的方式进入到自己世界。但是却被听见了,而且被回答了,最后却把她带向了死亡。反差,是两个句子之间的区别,也是两个观者之间的不同,所以在这被合在一起的对话中,到底谁接近了现实,谁指明了终点?

自始至终其实只有一个我,不管是大型香水店的德·圣-卡利斯特先生,还是玛尔提那的女店员,或者是奥蒂乐夫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他们都在香水世界里,但其实都是一种陪衬,而我才真正拥有自己的鼻子,才能闻出各种不同的味道,“对于没有鼻子的来人来说,你们这些香水店就像是用一种无法辨认的文字写成、一半字母已经被夹杂着沙砾的风磨去的碑文。”我进入香水店并非是要挑选一款或浓郁或淡然的香水,而是想为这个世界找到一个鼻子,一个能辨认文字,能书写碑文的鼻子,一个具有嗅觉功能的主体,从而“在世人的灵魂中激发很多其他的颤动”。

所以只有一个我,一个鼻子,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他者”的存在,所以即使在戴着土耳其毡帽的人面前,我也是不想让别人进入到我的嗅觉体系里。对于他者的拒绝,却是为一个嗅觉的对象预留了位置,这个对象便是“她”,一个身上有香味的女人,一个让我可以让我辨认香水、书写碑文的女人,一个让我拥有鼻子感官的女人,“我只知道,在这个味觉的长河中间敞开了—个空洞,一个隐藏的皱褶,里面就隐藏着那种香气。对于我来说,它就代表着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只是一个存在的对象,却并不是具体的人,但是当这个空洞被敞开,当这个皱褶被发现,那种具有意义的香气是不是会在味觉的长河里变成一个有所指向的主体?

鼻子具备了嗅觉,嗅觉指向了目标,却是危险的,食物和非食物,我们的山洞和敌人的山洞,都被鼻子感觉到,都在鼻子里面,是和非,肯定和否定,是一种统一,却也是一种对立,所以里面必然是危险,而“她”这样一个女人也同样混合着太多的是和非,肯定和否定,同样意味着统一和对立,意味着危险。“借助鼻子,我发现在人群中有一个女人和其他女人不同。对于我的鼻子来说,她与其他女人不同。”与其他女人不同,其实意味着我和其他有嗅觉的人不同,这是一种嗅觉的统治,它取消了差异,取消了对立,取消了他者,使得整个世界都没有了另外的可能。

危险之后更大的危险,所以当我从一个姑娘的皮肤闻到另一个姑娘的皮肤,从一种香水闻到另一种香水,是为了让他者成为我可以驾驭的一切,使得我成为他者的主人,所以女人没有名字,她没有名字,仅仅只有香水,仅仅用香水代表名字,代表所有言语,所有味道。“请您忘记我吧!某些人在我身上具有可恶的威力。”当我跟着她的时候,她看起来已经无可逃避,她成了没有名字的女人,成了只有香味的女人,她的拒绝像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世界,但是我却看不见危险,看不见对立,看不见死亡。

终于,一种敌人的气味进入我的鼻腔,和她的气味混合在一起,那是清晨,那是在街道上,那里有雾气,我看到的是垃圾桶,是鱼钩,是罐头,是尼龙袜,没有她,没有女人,没有香味,最后我甚至看见的最漂亮女人,却早已经死去。“如今,它已经与死亡的气味混合在了一起,仿佛它们从来都无法分离。”其实是香味的死亡,不被命名的女人,当然可以消失在我的故事里,消失在鼻子和嗅觉的世界中。但是,对于我来说,死亡是不是也是另一种可以被我闻到的味道?当我在救护车里,在急救中心,在停尸间的大理石桌面上,辨认出那种死亡味道的时候,却突然发现空气中充满了这种气味,死亡在弥漫,或者说,不是她的死影响了世界的气味,而是世界的死亡将她变成了一个无,没有名字的女人死去,不被注意的世界死去,而我,我的鼻子,我的嗅觉,是不是也在死去?

死去的感官,其实走向的是一种背叛,一种分离,一种隔离,是我不理解这个世界,而是整个世界本身就是虚无?世界起初是存在着香味的,诱惑,危险,而且不被命名,而味觉呢?当那一盘名为“tamal de elote”的食物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是不是变成了具体的感觉,用甜玉米做成,上面是薄薄的麦麸,而里面是加了剁碎的猪肉和极辣的辣椒,散发着美洲风味的食物,对于我这样一个欧洲旅行者来说,就构成了一个陌生的他者,所以看上去,我和妻子奥利维娅在这片他者的土地上,品尝到具有他者味道的食物时,我们体会到的是一种差异,“那是美洲文明与西班牙文明之间一种古老的挑战,是一种用非凡的诱惑来欺骗感觉的艺术。”

起初是建筑,那里的雕塑,是在祭祀台上的浮雕,或者是一只美洲豹,在阳光下张望着这个属于它的世界,而这个浮雕下面的祭台却沾满了鲜血,战争之中的那些士兵在仪式中成为一种祭品,“浮雕上的每一个形象好像都与那些血腥的仪式有关:观察星宿以便确定最为合适的日子之后,祭祀就在欢庆的舞蹈中开始;甚至婴儿的降生也是为了给战争输送新的士兵,以便抓住新的战俘。即使是那些奔跑、角斗、玩球的人物,反映的也不是和平的田径比赛,而是战俘被迫竞赛,以便决定谁首先站到祭台上去。”战争远去了?可是血腥的味道却还在,而这血腥的味道并不仅仅指向过去,而是指向了现在。成为祭品,那些战士的四肢和内脏去了哪里?向导阿隆索说,被秃鹫带到了天上,而萨卢斯蒂亚诺说,作为一种仪式的饭食,它们其实已经变成上帝的一部分,传递神圣的力量,“为赞颂通过祭祀达到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和谐,一种令人恐惧、火焰般的、灼热的和谐……”

祭品在战士和上帝之间,在死亡和救赎之间建立了联系,而这种文明之间具有挑战意义的艺术也从建筑走向了食物,把牙齿陷在肉里,然后撕烂它,切割它,这种欲望的表达是不是和那些祭品一样,具有神圣的仪式意义?是不是在死亡和上帝之间建立了艺术和宗教般的联系?奥利维娅说出“我想吃辣椒核桃酱”的时候,似乎只是在表达一种自我的食欲,和别人无关,和交流无关,它只满足于自己的味觉,它只在自己的世界里达到一种满足。封闭在个人世界里,封闭在单一文明里,当然在美洲大路上,在参观祭台之后,在听说故事之后,却发生了改变。

需要的是联系,是交流,是对应,就像我和她在一起,想到的是我们拥抱的床笫。这是一种我和他者合二为一的感觉,当奥利维娅表现出食欲的时候,就应该通过味道和我交流,或者是通过我们双重的味蕾,在一种默契中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去除的是一种缺失的感觉,一种会将人吞噬的空虚。我是在看到那一幅油画的时候,产生了这样一种叫做默契的感觉,油画里的修道院神父的他,和修道院院长的她,他们有着巨大的年龄差异,但是却保持了一段30年的非凡爱情,爱情化解了年龄的差异,也弥合着某一方死去带来的缺失感。“默契,它不仅仅涉及到修女和神父,还有奥利维娅和我。”我是在食物中找到了这一种默契的感觉,加工精致的食物,大胆的味道,都蕴含着将里面极端的音符激活的意义,被激活而成为和弦。和弦而奏出美妙的音乐,“以便创造一次无与伦比的经历,一个没有归途的点,以及一种施加在所有感觉的可接受性上的绝对的拥有。”

绝对的拥有,灼烧般的辣味又如何?祭祀的内脏和四肢又如何?前者抵达的是味觉最极端的部分,后者通向上帝的神圣之处,所以奥利维娅的某些跳跃、迟疑、苦恼和颤抖,最终也在我面前变成了合二为一的交流,就如萨卢斯蒂亚诺所说,这是令人恐惧的、火焰般、灼热的和谐,像那油画里的故事一样,是30年的非凡爱情。合二为一是关于“我”的重新组合,也是我们的重新组合,“被她咀嚼的同时,我感觉到自己也在对她起着作用,将感觉从她嘴里的味蕾一直传递到她的周身,她的每一下颤抖都来源我。那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完整的关系。我们两个都牵连其中,并且受到这个关系的控制。”但是这种和谐取决于我们,取决于联系,取决于相互作用。但是当奥利维娅说我从来没有突发的激情,说我总是使他人的热情冷却,说我令别人泄气,而且还心不在焉,说我甚至平淡的时候,那30年的非凡爱情,那和上帝的神圣通道,似乎都在被解构,她对此的结论是:“饮食就是用一些味道来加强另一些味道的艺术。”

强加就是控制,就是统治,当奥利维娅发泄之后,我们的关系不是味蕾的双重交流,而是变成了一方吃掉另一方,“只有贪婪地进食奥利维娅的肉,对于她的口味来说,我才能不再那么平淡。”被她吃掉,或者吃掉她,才能改变那种平淡,才能爆发出激情,而这样,也就把所有的交流和联系都变成了敌对状态,献祭者实际上变成受害者,而爱情,不管在床笫间,还是在油画里,也都变成了一场战斗。我们都是战士,我们都需要献祭,我们都在吞噬被人,所以所谓的交流与和谐,其实就是一种残忍,“我们像融为一体的蛇一样,渴望彼此吞噬,同时也意识到我们正在被蛇吞噬。”当我们彼此吞噬的时候,在我们之外又有他者,开始吞噬我们,所以整个世界的格局是:所有人都在消化我们。

最终,“我们”是所有人的他者,我们被所有人吞噬,即使我们站在祭坛上面对上帝,我们也被秃鹫叼走了四肢和内脏,所以我们是在他们面前死去的,味道在死去,爱情在死去,神圣也在死去。这一个“他们”到处存在,即使面对那一个拥有权力的国王,他们也用一种吞噬的力量在消化着我们。国王有权杖,没有人反对他,国王必须庄重,让子民们臣服,国王的意义就是统治,就是把所有人消化。这是国王的世界,不管是塔楼里的鼓声,还是食物被卸下篮子的声音,不管是女仆拍打地毯的声音,还是厨房里发出的碗碟相碰撞的声音,不管是马厩里的嘶鸣,还是栅栏门被关闭的吱嘎声,国王听到了一切,一切都是声音,“整个王宫布满了涡形和瓣形装饰,如同一只巨大的耳朵。在那里面,解剖学和建筑学彼此交换着名称与功能:楼阁、管道、耳鼓、耳蜗、迷宫。”

宫殿是国王的耳朵,是听到了这一切属于自己统治世界的声音,却也听到了从前没有听到过的声音,所谓隔墙有耳,在一个被统治的世界里,却总是存在着敌人,存在着间谍,他们可能在窗帘后面,在幔帐后面,在地毯后面,他们可能是警察,可能是宫女,可能是仆人,所以在宫殿里,国王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和谐的赞歌,可能是敌人发动的进攻,就如国王自己的身体,“在这个躯体中一个不为人知的部分,躲藏着一个威胁,你的死亡已经潜伏在那里。”

敌人是他们,但是敌人是不是也是自己?国王开始想到曾经的战斗,想到那些被打败的前任,想到被处死的敌人,他们被赶出了宫殿,他们被埋在地下,他们被关在墙里,可是那一系列连续的敲击声,为什么会传到国王的耳朵里?为什么囚徒会随着声音逃出牢房?被听到而听到,对于国王来说,变成了一种害怕,一种恐惧,一种梦魇,“每一座宫殿都建在地下室的上面,那里面埋葬着某些活人,或者那些得不到安息的死人。你用手捂住耳也没有用,反正你还会听到这些声音。”所以出逃,所以游荡,所以从宫殿走向城市,走向丰富多彩、五颜六色、充满喧嚣和各种声音的城市,而在宫殿之外的城市里,国王听到了一声轰鸣,一阵窃窃私语,听到了一首歌曲,一个女人在窗户边唱起的爱情歌曲。当然比宫殿里美妙,所以对于国王来说,他必须要寻找这个女人,一个唯一的女人,一个无法复制的女人,一个制造了一种声音的女人。而她在哪里?在城市的某个房间里,某个角落中,或者就是国王自己的某种幻觉。

从宫殿到城市,从恐惧的声音到美妙的音乐,从敌人到女人,到底是不是对于自身的解放?可是那些敌人,那些声音在宫殿里的时候,是一种臆想,那么在城市里,那种音乐,那个女人,何尝不是一种想象之物,“声音的生命曾经是一个梦,或许仅仅持续了几秒钟,就像是梦一样,外面噩梦却仍在继续。”制造了梦,却是被噩梦围绕,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国王是把自己囚禁在声音里,而不管是宫殿里,还是在城市中,那种噩梦没有消失,那种囚禁的感觉就在延续,“黑暗中又响起一声呼唤,是从囚徒说话的那个地方传来的。那是一个清晰可辨的呼唤,它正在应和那个女人的声音。那是你的声音,是你发出的有形的、应和她的声音,把她从城市声音的尘埃中拉了出来。那是从宝座大厅的沉寂中发出的,迎接她的声音!”

国王的对面是自己想象的他们,再被他们囚禁的时候,国王何尝不是他们想象的国王?这是声音的寓言,在他们的世界里变成声音的噩梦,所以“他们”永远都存在,存在于鼻子的嗅觉里,存在于牙齿的味觉里,存在于耳朵的听觉里。在他们不吃东西的时候,味觉是上帝仪式的一部分,通向神圣的天堂;在他们不制造声音的时候,宫殿是国王的耳朵,拥有的是权杖的统治;在他们没有鼻子的时候,世界就是我的鼻子,寻找香味和女人,但是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在味觉里,所有人开始消化我们,在听觉里,国王变成了囚徒,在嗅觉里,她带来了死亡。他们在我们对面的世界上,而其实,当尝到、听到和闻道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用经验给他们进行了命名,这一种命名带着自身的感官,带着自我的理解,带着我们的角度,于是,那个世界就变成了我们的世界。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所有人都在消化我们”,从本质上说,是我们在消化我们自己,是我们在消化当成他者的我们,是我们在消化经验主义下的我们,这是一种封闭的知识阅读,这是一种单一的个体书写,而其实,“不读书的人能够看见和听见很多我们感知不到的东西:狩猎的野兽的足迹,还有风雨欲来的征兆。”已知世界没有了悬念,我们却在这个世界里树立敌人,制造美好,想象爱情,而世界的真正意义是进入那个未知的世界,所以在1972的《名字,鼻子》,1982年的《味道,知道》和1984年的《国王在听》中,进行了一种经验之外的书写,“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总是在书写某些未知的东西,也就是说,写作的目的是为了使尚未书写的世界能够通过我们来表达自己。”所以在已经被书写的世界之外,在被经验谈及的世界之外,在知识包围的世界之外,卡尔维诺在寻找那一个从身边不留意而擦身而过的人,那一个不对话也不是他者的人,那一个存在却没有看见的人,就像戴着土耳其毡帽的人,没有回头的时候小声地说:“您在说什么?午夜的时候她已经死了。”

江湖奇侠传(上、下)

编号:C27·2160421·1291
作者:平江不肖生 著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2013年10月第一版
定价:62.00元亚马逊17.70元
ISBN:9787540766245
页数:1027页

“至此书措词之妙,运笔之奇,结构之精严,布局之老当,固为不肖生之能事。”在文学与武术上均有深厚造诣的平江不肖生,在近代中国武侠文学中是一个引领潮流的人物,一生共著有武侠小说十二部。1922年,应世界书局之约开始专心从事武侠作品的创作,而《江湖奇侠传》是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处女作,书中以湖南平江、浏阳两县争赵家坪为引子,以昆仑、崆峒两派的恩怨纠纷为主线,围绕“侠”字,写出了多位剑侠的传奇人生与精彩事迹,并在字里行间体现了作者正义必胜邪恶的观念,使得“侠”的精神初露苗头。本书首开武林门户之争的写作范式,对后世武侠创作具有深远影响,《火烧红莲寺》、《投名状》等影视作品,均以本书为滥觞,更增添了本书的魅力。


《江湖奇侠传》:写不尽的奇人奇事

江南酒侠复说道:“便在你们二派之中,也何尝不有死伤者。试想,修道是何等艰苦的一桩事,不料,经上了不少年苦的修炼,却为了这么一件不相干的事,而受下了伤,甚而至于死了去,这又是何苦值得呢?”
——《第一百六十回 悲劫运幻影凛晶球 斥党争谠言严斧钺》

把争斗当成门派的劫运,并非是因为在打打杀杀中使门派之间陷入不停歇的死亡,而是在介入平民百姓的矛盾中,违背了修炼的本意,甚至破坏了所谓的“道”,所以当江南酒侠的水晶球上现出未来的征兆,便劝说各派退出争斗,重新回归到江湖的格局中,实际上,水晶球无非是江湖和民间的两种现场的分界标志,正如江南酒侠的意义,是“挽回这个劫运”,是将“一切都消灭于无形”,是干了“一件大功德”。

像是一次对于“道”拯救。本来到了打赵家坪的日子,无论是昆仑派还是崆峒派,都把这种民间的争斗当成是“天地大的一桩大正经”,所以双方在摩拳擦掌中各求制敌取胜之道,也想把自己的奇绝武功展现出来,但是在两派俱伤的结局面前,所谓江湖其实已经乱套,一年又一年,消损的不仅是各派个人的精力,也对于门派本身来说,也是违逆于道。水晶球上到底出现了什么,而使江湖遭受劫运?那里是赵家坪事件造成的死伤惨状,那是“水陆码头”之争出现的流血悲剧,而上面映照出的主人则是那些平江、浏阳二县的农民,也就是说,这本是两地农民之间的决斗,是无关江湖恩怨的,而正是因为两派介入到其中,使得争夺赵家坪变成了门派恩怨,而这种恩怨对于两派来说,陷入到一种无穷无尽、“等待明年再来”的循环中,也就是江湖规则屈从于民间规则,而这种屈从看起来更像是盲从,正如江南酒侠所说:“须知道,平江、浏阳二县农民的年年打赵家坪,已是极无聊的一桩事,你们以极不相干的人,更从而助甲助乙,也年年地帮着他们打赵家坪,这更是大无聊而特无聊的了。”

大无聊而特无聊,这是江湖门派对于这场农民争斗的定义,所以在违背了修炼的本性之中,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争斗中退出来,水晶球的幻象归于沉寂之后,现出的十二个大字表明了这样一种“无聊”的状态:“多年修炼,毁于一旦,何苦何苦。”退出其实是回归到原则,那就是江湖的意义在于修炼,而不在于争斗,在于保存门派的尊严,而不在于介入民间疾苦。水晶球是划出了一个终点的标记,这种退出的想法看起来是为了凸显江湖的纯粹,是为了各自的修炼,而其实,更像是一种避世思想。

“巨干盘空,奇枝四茁,豪情侠态,跃跃纸上”,这是赵苕生对于《江湖奇侠传》的一种概述,不管是豪情还是狭态,最关键的是“奇”,正是这种奇,才显出江湖人士的本性,也显出真正的门派不参与俗世的态度,所以在平江不肖生“措词之妙,运笔之奇,结构之精严,布局之老当”的故事里,起着重强调的是“奇”,奇事、奇人、奇功,在他看来,奇是江湖最本质的特点,一开卷所写的柳迟,就是一个奇人,长到四岁,几乎都是在病中度过,甚至好几次已是死了过去,到了五岁也不能单独行走,而且柳迟的相貌奇特:“两眉浓厚如扫帚,眉心相接,望去竟像个一字;两眼深陷,睫毛上下相交,每早起床的时候,被眼中排泄出来的污垢胶着了,睁不开来;非经陈夫人亲手蘸水,替他洗涤干净,无论到甚么时候,也不能开眼见人;两颧比常人特别的高,颧骨从两眼角,插上太阳穴;口大唇薄,张开和鳜鱼相似;脸色黄中透青;他又喜欢号哭,哭时张开那鳜鱼般的嘴,谁也见着害怕。”

也正是这种奇特的出生和成长,让他契合了江湖的特性,七岁的时候猛然发现他能把《论语》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而且过了两年,练成了奇特的本领,凡是在一起的物件,只要被他看见,能够一个不差地说出来,而且他还不愿和小孩一起玩,只喜欢和六十七岁的老头子亲近,他在和叫花子在一起三年时间,就拥有了背上驼七个袋的资格。柳迟无非是一个标本,出生之奇,性格之奇,经历之奇,奇奇怪怪的最后便是孑然独立,超然于俗世之上,对于他来说,现世中的规则不适应他,所以他具备了超越民间的特点,所以与家人不辞而别,寻找得道之路,四处拜访高手,而在他看来,高手的唯一特点也是“奇”。

奇是一种反叛,是一种独立,当然,当告别了现实生活,奇的更大意义在于拥有超凡的本领,所谓奇高的武功,变成了江湖的一个标配。柳迟在千辛万苦中奇遇了黑茅峰调鹰的老者吕宣良,并拜他为师,而吕宣良送给他的一本书就是《周易》。奇特出生、离别父母,其余高手,获得秘籍,在柳迟的身上,平江不肖生建立了一种“奇侠”的标配,而正是这种标配,江湖世界才渐渐打开了。不管是放牛童解清扬的千斤闸武功,还是智远师傅“八百罗汉先期白日飞升”的功行,都让江湖世界涂上了奇幻色彩,也使之脱离了现实的平庸。

平江不肖生:武侠小说的“奇”葩样本

拥有奇绝的武功,到底是什么目的?当初柳迟在清虚观拜笑道人为师的时候,就说过是为了“于野老之中能见至道”,那么什么是“至道”?柳迟没有详述,他只说了一句“超拔弟子,脱离苦海!”超拔当然是针对俗世而言,苦海也当然是没有修炼的人才有的宿命,所以至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告别人世的种种困境,包括生死,包括贫富,其实从柳迟的出生来看,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苦海“感受,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奇幻世界的追求,所以当平江、浏阳两县县民争夺赵家坪之事发生之后,当昆仑、崆峒两派弟子助拳争夺赵家坪“水陆码头”的时候,对于他来说,则是找到了一种介入的机会,找到了苦海的缘由。

所以,赵家坪之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奇幻的江湖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以现实事件为线索,才能凸显江湖修道者的意义,也才能从中达到“脱离苦海”的目的。所以江湖并非只是天高皇帝远的世外,它必须介入现实,必须制造困境,也必须从中寻找到机会。赵家坪是起点,延伸出的是善恶对立,是报仇雪恨,是门派之争,而所有这一切,在现实的铺垫中也隐约拉出了那一根“道”的线索。

现世是混乱的,混乱之中当然善恶对立,而奇幻的江湖中,自然也有善有恶,有超越的高人,也有迷恋世间的恶人。周敦秉学了道术,却并没有用在正事上,却年少风流,“湘潭有名的娼妓,他十九要好”,于是所谓的采补功夫,只不过是用来勾引女人,而且还是那些娼妓;道士潘道兴略通的是邪术,会几手拳脚功夫,却性情凶悍,他不仅在赌场里作威作福,而且和毛氏通奸,当淫荡之事被毛氏丈夫的母亲撞见,两个人又用邪术设坛诅咒四十九日,拔出了眼中钉,而毛氏更是恶毒,竟将死去的婆婆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然后“翻尸倒骨地弄了一会,用符水炒热许多铁菱角和川豆子,盖在尸骨上面,仍旧埋好。”为的是不让她的鬼混半夜来骚扰。还有笑道人的徒弟戴福成,也是讲目光对准曾经恋着的妓女,而且在学了法术之后所贪欲的那些钱,为的是“快乐快乐”。

最著名的当然属于“火烧红莲寺”,那一个红莲寺,表面上看是无垢和尚募化银钱而盖造,但其实是盐枭张汶祥拿出钱来修建的,木器也是“为他自己将来下台地步的”,所以在这个看起来清净之所,里面的肮脏勾当却无处不在。张汶祥和郑时平时杀戮官府,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当看到仇家的女儿时,也不放过,不想乱娶柳氏姊妹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他们从马心仪那里骗取了官职,却又受制于他,甚至自己的妻子也被马心仪所占有,甚至光明正大在他们面前行淫荡之事,郑时本也是个好色之徒,将仇人之女骗做老婆,不想却被马心仪霸占,想要报仇却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而马心仪在最后逃路无果的情况下,竟然在遗嘱中将柳氏姊妹处死,因为他的罪行若被揭穿出来,清廷必认为他死有余辜,反倒被张汶祥得了一个义士的好名声。

不管是道士、和尚,还是官员,似乎都在沉溺在欲望世界里,所以那种恶自然受到了报应,而对于恶的报应自然是所谓的德行,所谓的道,周敦秉用道术行恶之事,他的师父智远和尚对他的惩戒便是七星针:“居士此后如能确遵令师梦中的训示,一意修持,贫僧愿助一臂之力!若眨眼就把那训示忘了,这番即算保得住性命,搽以后随时随地,皆难免不再有七星针飞到居士背上来!”而戴福成之事被揭露之后,笑道人对他的告诫是:“道家其所以需用法术,是为救济人,以成自己功德的。是为自己修炼时,抵抗外来魔劫的。谁知你倒拿了这法术,下山专一打劫人的财物,造成自己种种罪过。”所以将他的道术尽废,让他重新开始做人。而红莲寺的罪恶,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一把火烧之,而淫荡的潘道兴,最后则死在了欧阳后成的枪口下。

“你此刻拜师,须拜受师傅的戒律,发誓遵守。第一戒妄杀,第二戒窃盗,第三戒邪淫,第四戒酗酒……”这是后成的师父方振藻提出的戒律,而其实这只不过是对于徒弟的一种表面功夫,当后成问:“师兄屡次犯了,侮么却不灵验呢?”方振藻便说:“我发的本身咒,是一辈子也不会灵验的。因为我当日发的誓,是倘若犯了戒,就得死在一个未成年的小孩手里。我的道法,休说未成年的小孩不能制死我,我敢说当今之世,没有能死我的入。我怕甚么?”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道具有双重性,对人的约束和对自己的规范,完全不在一个系统里,而遵守或者破解的唯一标准,就是谁的法力高。所以昆仑和崆峒介入到赵家坪之争,更多的只是展示自己的道术,和正义无关,甚至两门派之争,背后还有更大的觊觎者,哭道人的徒弟赛半仙就设下计谋:“如今我们要想个法子把这昆仑派灭了去,不但是把昆仑派灭了去,并连这崆峒派,也要使他们同归于尽。”

所以奇绝的江湖无非是道的江湖,甚至只是道术的江湖,所以所谓的“江湖奇侠传”对于“侠”的定义基本没有涉及,只是偶然提及,比如甘瘤子作为强盗,和绿林强盗有分别,他们有许多禁忌,其中之一便是不是见钱都要:“读书行善的,和务农安本份的人家,不问如何富足,他们也是不去劫取的。有时不曾探听明白,冒昧动手劫了来;事后知道劫错了,仍然将原物退回去。平日所劫来的财物,总有一半,用在周济贫乏上头。”所以江湖上称他们这种强盗,也加上一个侠义的名目。强盗是侠义的强盗,而罗慎斋的脾气里,“生平第一厌恶的,就是贪官污吏”。方绍德收卢瑞为徒的时候,就告诫他“不许干预国家政事”,“我这道法,传自佛家,佛家是不许干预国家政事的,那怕昏君临朝,奸臣当国,我门下的弟子,永远不许有出来干预的事。”这是一种出世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遭到了吕宣良的反对,他对柳迟说:“我们修道的人有什么国?有什么家?只问这事应干预不应干预,不能说谁的事就可以干预,谁的事不可以干预。”

对于国家政事的干预,当然是入世的做法,吕宣良认为修道的人干预国家之事,重要的是事件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公正性,而不是针对某个人,这样的标准在善恶对立中,也是泾渭分明的,而正是这种泾渭分明,使得人物基本在扁平状态中,程式化明显,甚至所谓的善人和恶人也从来没有感情发展的铺垫,正如里面的笑道人和哭道人一样,分列在两派,争斗也无非是哭和笑到底谁的功力更大,正如哭道人写给笑道人的信中说:“笑之与哭,为极相反之名词,而处于极反对之地位,固夫人而知之。……我二人倘能不藉助于其他法力,而即以此‘哭’与‘笑’二字为武器,相巫见于战场,一较道力之高下,或亦为别开生面之举,而足为一时之佳话,道友傥亦有意乎?”

哭和笑,恶与善,根本不关乎事件的性质,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困境,当然也根本不关心民间的疾苦,所以“奇侠”的江湖是单一的江湖,是封闭的江湖,是技艺的江湖,而在告别了“鸳鸯蝴蝶派”的缠绵故事之后,平江不肖生也树立了江湖规则,善恶对立、报仇雪恨、门派之争以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江湖世界形成了一个样板,而这个样板对于小说创作来说,其实在开创新风格的同时,也陷入了窠臼,在“写不尽的奇人奇事”的计划中,为了追求奇绝的效果,却把故事的主线埋没了,甚至可以说,小说根本没有什么重点,不管是人物还是事件,在“奇”的指引下,没有多变的性格,没有起伏的故事,往往一条线索即将形成,冒出一个新人,便又开始将笔墨转向新人,而在对新人的叙事过程中,又冒出来新人,便又开始转折,所以人物目不暇接,却几乎没有有血有肉的形象,对此,平江不肖生解释说:“这部义侠传却是以义侠为范围,凡是在下认为义侠的,都得为他写传。从头至尾,表面上虽也似乎是连贯一气的,但是那连贯的情节,只不过和一条穿多宝串的丝绳一样罢了。这十几回书中所写的人物,虽间有不侠的,却没有不奇的,因此不能嫌累赘不写出来。”追求奇的效果,放弃了材料的组织和加工,“以中国之大,写不尽的奇人奇事,正不知有多少?等到一时兴起,或者再写几部出来给看官们消遣。”

而在106回之后,平江不肖生竟然因为其中国奇人奇事太多而搁笔不写,而后续的赵苕狂基本上沿用了平江不肖生的写法,也是在没有主线的杂乱中书写奇侠故事,而这种只追求一时好奇的效果,其原因竟然是为了“写作换钱”:

在下近年来,拿着所做的小说,按字计数,卖了钱充生活费用。因此所做的东西,不但不能和施耐庵、曹雪芹那些小说家一样,破费若干年的光阴,删改若干次的草稿,方成一部完善的小说。以带着营业性质的关系,只图急于出货,连看第二遍的工夫也没有。一面写,一面断句,写完了一回或数页稿纸,即匆匆忙忙地拿去换钱,更不幸在于今的小说界,薄有虚声。承各主顾特约撰述之长篇小说,同时竟有五六种之多。这一种做一回两回交去应用,又搁下来做那一种,也不过一两回,甚至三数千字就得送去。既经送去,非待印行之后,不能见面,家中又无底稿。每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人名、地名,多至数百,少也数十,全凭记忆,数干万字之后,每苦容易含糊。所以一心打算马虎结束一两部,使脑筋得轻松一点儿担。

带着营业性质,只图急于出货,甚至自己修订审核的时间也没有,连故事中的人物也是虚构了忘记了所以,这或者也是卖文度日的一种尴尬,而在这种功利性的写作中,不仅人物扁平,结构松散,主题混乱,甚至也是对于创作的一种亵渎,就如那水晶球上的“多年修炼,毁于一旦,何苦何苦”的十二个字,是劝江湖门派退出俗世之争,也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警示,修道是一件苦事,只是为了赚钱卖文,何来为文之道?所以“本书借此机会,也结束了下来,不再枝枝节节地写下去了”也算是对于这样的写作搁笔的态度。

脸之书(1、2)

编号:C28·2160421·1290
作者:[台]骆以军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一版
定价:55.00元亚马逊15.80元
ISBN:9787549554591
页数:484页

“我们常说单一个体的记忆,比起一座城市的记忆,就像一滴水小时在大海中。但城市有时又年轻又无情地无法消化时间过于悠长的单一个体。”城市的记忆属于压挤逼仄的空间,属于贫瘠苦闷的情感,而那些个体的记忆里,却是青春、欲念、生命和爱。神光笼罩、梦幻蒸发的传奇少女;独守废墟古厝的老人们,把出租车当育婴房的女司机,他们生活在一个压挤的世界,他们都在演同一出戏,然而正因为如此,便有那相逢时的会心微笑——你会懂得他们,他们会懂你,虚无浸泡的夜晚,那些熠熠发光的诈骗挑逗短信,竟也懂得用“寂寞”这个词;而游泳馆置物柜随手可见的号码牌,原来是上帝作弊彩票给你中的摩斯密码……《脸之书》是骆以军《壹周刊》专栏文章的终极精选,它勾勒那些偶遇却难以忘怀的脸孔,倾听那不堪埋没的人间世情。浮生聚散、往事微茫,在一部令人目不暇给的城市浮世绘里看见自己。


《脸之书》:看得见的城市

似乎每一个“许多年后……”的句子都会成为一篇好故事。
——《多年以后》

Book1和Book2,脸之书的这一面和另一面:这一面是眼睛和鼻子的线条,另一面是嘴巴的轮廓;这一面是看见和闻道,另一面是说话和表达——一个光秃秃的脑袋,一个简笔画的脸,如何面对生活的城市?“这是一座夸张的城市:不断重复着一切,好让人们记住自己。”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写在题辞上,这是这一面的城市,重复而夸张,是为了让人们记住,而在另一面,一样是《看不见的城市》,重复而夸张的却变成了记忆:“记忆也在夸张:反复重复着各种符号,以肯定城市确实存在。”

重复而夸张的城市,重复而夸张的记忆,都是为了一种确定的存在,就像原本分列两册的脸却分明合在了一起,那灰色的腰封从Book1的封面,绕过书脊最终包围在Book2的封底,它连接着Book1和Book2,甚至包容着这一面和另一面。是不是看见、闻到和言说可以合二为一?是不是视觉里的城市和被叙说的城市就是同一个地方?只是在包围的腰封之外,却分明打开了一个口子,允许翻阅,允许进入,允许看见,也允许看不见,那里是压挤的城市,是密闭空间,是你来我往,是虚张声势,是重叠的情感,是模糊的记忆,是逝去的梦境,而最后依然在这面和另一面合二为一的时候,在腰封连接而包围的时候,看见其实就是看不见,看不见也是看见:城市是一个存在,它不会以看见和看不见的方式消逝,也不会在看见和看不见的状态中虚构。

首先或者是看见,睁开眼睛,也是从那一个留着的进口出发,是一条“末日之街”,那里有感伤的故事,那里有孤独的时光,那里有虚拟的存在,“我们活在一个蜂巢状全景像钟壳内部齿轮自主运转到这般地步的一个社会,或一座城市里。”蜂巢状的全景,是每一个人的存在,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却是挤压而单调的,却是渺小而封闭的,但是在内部,齿轮却在自主运转着,它告诉你早晨和傍晚,它带你走进白天和黑夜,它经过年轻和苍老——这是时间赋予的原始状态?这是生活给予的存在方式?但是蜂巢状的全景世界里,在人们如幽灵穿过的广场之上,在不被知晓混在同类的成长之中,那自住运转的并不是时间,而是自己。

那个无声无息退出社团的女孩,并不是因为讨厌社团里的“红夹克”,而是在喧闹的世界里独自面对消失的幻术,原本挤满人的广场,原本积极抗争的运动,最后剩下的是漫天飞舞的垃圾,是堆成小山的矿泉水空瓶,空空荡荡回应着一个出院的病人,“问题是,那整个过程,这些警察,像把我们当透明人或幽灵那样穿过我们。”人之存在和不存在,像是虚幻的一个事件,它的热闹会带向一种权利?它的消失会终结一种故事?无非是感伤而已,甚至当年广场权力核心人物成为金融操盘手之后,在婚礼那天却和相交数十年的情人度过了最后一次春宵,而完事之后,既没有回到新婚妻子身边,也没有进入说谎的“南部开会”议程,而是跑去另一个房间,“然后召妓”。

感伤的故事,因为那内部齿轮就在那里自主运转,情人和婚姻,事业和政治,都远离最后的那一个夜晚,轮盘如一家机器,是不带着太多的情感付出,无非是回到物欲的状态。而留在那里的人呢,情人,妻子,还是那个从医院出院的她,似乎早已经被自主运转的齿轮所排斥,看起来是“孤独时光”,就像被父母遗弃的小孩,但是那一对美丽的兄妹,身为私生子却混在人群中是融合的,看不出他们本和这世界格格不入,他们成了“一群爬在一起悲伤的蜥蜴”,“无从分辨出其实是孤独到只剩己一人的那个……”

也是合二为一,却是荒谬的,而分开同样只不过是离开了那一个个齿轮,在自己都无法确认的世界里被抛弃,所以十岁父亲去世、母亲和男友去了大陆的慧宁,生活是“对自己负责,想办法生存下去”,所以那一对兄妹,毫无隔阂的和那一班人在一起,自己和他人,其实都在末日之街里成为另一种幽冥可悲的风景:“我们总想讨好取悦那些不喜欢我们的家伙,我们不惜交出自己,让尊严被蹂躏,把正常人不可能承受的强暴和屈辱视为某种试炼。”

末日之街本就呈现着这个城市看得见的风景,而这也无非是“砸碎的时光”,作为工人的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将全新豪宅里至少两三百万的装潢,要在一个小时内全部打烂、砸碎,豪宅里的一切是城市看得见的存在,它或者代表财富,或者代表地位,或者代表权力,最后却是砸碎的命运,而承担这项工作的是底层的那些工人,通过暴力,通过破坏,将财富、地位、权力都变成废墟。像是一种颠覆,可是只是某个命令而已,站在高处的还是那些财富,那些地位,那些权力,而带给工人的无非是这样一种命运:“我感觉到自己的手臂、腰脊、膝盖,甚至脸颊到脖子处的肌肉,全浸迷进一种无比舒畅的暴力狂欢。”

是那一幢两三百万的豪宅,还是那暴力狂欢的肌肉,代表着自主运转的齿轮?当破坏和颠覆变成一种命令,砸碎的无非是自己的时光。那老旧公寓地下室里都是给流浪汉、酒鬼或流莺偶尔借宿的大通铺,那平安夜的KTV里是像戴着某种仿佛面具的虚假美少女,那盲人按摩院里是像“十数只白色小生物窸窸窣窣静默地啃食着桑叶”的群盲,那暗街深处包围着荒凉艳丽、腴白芬芳的女孩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秃顶、皱脸、全身邋遢,有的戴了粗黑框眼镜的阿伯”,“岁月静好”在何处?平安夜的“平安”在哪里?或者如幻灭的梦,或者是游戏一般的虚拟,美少女梦工厂、偷菜游戏、变形金刚,代表着永恒欲望,却又被岁月强压在世界的底端,连Q君看见桌子那边的妖丽娇媚的女子坐在男人身边,都会怀疑是自己的女友投身在别人的怀抱:“或许是我心魔投射的幻影,我内心底层,本就相信有一天一定会撞见这一幕”。

只不过是幻觉取代了现实,只不过“砸碎”了真实,暴力狂欢也罢,欲望投射也好,城市的夸张,在于每一个人的夸张,城市的虚伪,在于每个人的虚伪,而现实在别处,“他知道当他走出那房间,站回那冷酷异境的水泥建筑车道时,那已是另一个和本来的世界并不相同的世界。”另一个世界里是欲望,是权力,是政治,是暴力,而这个世界是伤感,是孤独,是虚拟,是想象,却又不想让自己在人群中犯错,又不想让自己陷入孤独,于是,在那辆车上,根本没有尿意,没有颠荡,没有膀胱的鼓胀感,没有塑胶瓶装芦笋汁,没有尿裤子还惨的尴尬,没有司机在后弧镜里恶戏的笑脸,只有端坐在开往山城的公路上,只有坐在自己位置上从未改变的姿势。

城市终究是被看见的,被看见的街道,被看见的夜晚,被看见的咖啡屋,被看见的男女,被看见的豪宅,被看见的地下室,夸张而重复,为的是最后确认一种存在。这是城市的一面,看得见的城市里看得见的那张脸。而在“咖啡时光”之后呢?在“巫云”这个曾经和许多人一起相聚一起聊天的地方,为什么只剩下故人“老五”?“一头胡椒灰白枯发披垂至胸前,咧嘴笑时牙掉得差不多了,像印象中中世纪长发络腮、指甲蜷曲如蛇蜕、形容枯槁的苦行僧”,头发、牙齿、父子、指甲,这是看得见的老五,却也是看不见的老五,那些人去了哪里?那些黑胶唱片烧友、玩剧场或搞运动的又去了哪里?甚至不过两百米的巷子里,全部变成了各式小料理店、摊贩、流行服饰、二手书店、小咖啡屋、快可立式茶饮小铺……

时光老去了,就像老五,而回来的我开始寻找的“那个我”,却“突然调校钟表刻度如镜中影出现”,是的,在咖啡时光之后,在看得见的城市之后,需要的是一种记忆。以及由你和我构成,是由我们构成,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像站在对面的两个人,还是可以一起聊天一起回忆一起说去三岁时妻子带过的安安。父母离婚,后来母亲又去西班牙学画,小孩子总是赖着年轻的妻子,这是一种“宛若家人”的感觉,但是却只是住在那一段时光里,现在连“巫云”都已经不再,安安又会去了哪里?“她已是高中生咯。长大咯,一直跟着老爸。上回来过我店里,长得漂亮噢,不过外型上看有点……叛逆。说在玩乐团,要找人学电吉他,头发嘛,反正很酷的样子……”现在时,却早已经沉浸在心不在焉、对未来忧惧迷惘的空气中。

和安安一样,在记忆之中曾经还有在跌跤之后具有忍受痛苦意志的母亲,还有靠一群少年仔打天下的米哥,还有为家庭女教师梦遗的伙伴,还有从鼻子里喝下牛奶从眼睛里喷出来的二人转演员“侏儒”,还有腔调、气质是不折不扣的澎湖台妹却是外省人的阿咪……他们都在我的记忆里,也在城市的记忆里,但是当“宇宙旋转门的魔术时刻”到来的时候,记忆也无非是一个重复而夸张的存在,母亲“忍痛的意志终于顶不住那重摔造成的内部坏毁”;米哥的名字早已经被人在二十多年后从“他生命里被涂抹销掉”;电影院里用手肘去顶自己家教老师的乳房和在梦中预见一架飞机的空难的伙伴,终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地消失了;而阿咪呢,终于离开小岛双脚踏地地生活,“如人鱼换上套装、高跟鞋伪扮混迹于人类的城市”。

而在这些记忆之中的人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外,那些记忆之中的事呢,仿佛也逃不出重复的命运:和孩子在大年初七放烟火,“我们两造各自对着河面零星射出的小朵焰星,和一旁那整群人用各式装备以镇压随时从那坏毁建物中矗立而起的恐怖火神之妖魔相比,简直微渺得滑稽。”但却烧着了那一辆水肥车,留下的是开车老夫妇的谴责;想起三十年前的一盒金箔滤嘴的彩虹烟,“像那时代的西门町,反而是一种废弃游乐园般的怀旧、老派、蛾翅粉屑坠落般的陈年纪念物了。”想起“烟雾弥漫,音响轰然嘎响,偶被邻桌美丽女孩尖笑声戳破”的温州街……可是当城市再次被看见的时候,那些记忆留下的也只有影子,影子世界入魔术,如幻术,如不存在的假象,我作为一个“种树的男人”,终于在疯狂地搬了近四十袋土和各种植物到五楼之后,终于腰椎变形错位,那“空中花园”像是对于我最好的慰藉,却也是破碎时光最后的物证,而损毁的身体或如记忆一样,再也无法回来了。

“对我而言,这个夏天是真正过去了。”夏天过去,时光过去,记忆过去,城市也走向了看不见的现实,一觉入梦的感觉,但毕竟还可以留存那一些梦境,“梦十夜”仿佛是最后留存着的片段,幻术一般,启示着曾经存在、未曾走远的记忆,于是在我家对面和平教会被拆除的时候,我梦见了“极靠近幸福的时刻”:“一种浓郁的树干木材、树叶青草味、树根湿泥的芬芳将我们包围……”于是即使在嘶嘶嘶的瓦斯外泄声传来的时候,他也梦见了和前妻在参加完大学同学婚礼后说了一句:“别回去了吧?我们找间旅馆过夜。”梦中有美好的气味,有美人儿,而一个梦却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直到“许多年后”,许多年后遇到了现实,许多年后遇到了变故,许多年后遭遇了变化,许多年后是看不见的城市,但是在梦中的许多年后,她却还在设想着一种在一起的生活:“许多年后,我如果被困在一个状态中,我是假设啦,变老了或是变丑了,更可怕是变傻了。不一定啦,总之变成现在的我也不喜欢的那种人……困在那里头出不去,也许是一幢豪宅,也许是精神病院,也许是一座小岛,没有人知道我被困住了。你会不会来找我?”

“会的,我一定会的。”这是回答,梦中应答,梦中的许多年后,永远有一个“堆满我破烂什物的书房、我的卧室,还让我觉得安心、隐秘”的旅馆,“似乎我需要的不再是任何可能的旅行,而是旅馆。”是的,每一个梦都是“幸福又虚荣的时光”,每一个梦里都可以看见美好,每一个梦都在真实中看见自己,梦是另一个世界,梦中的我们是另一个我们,梦中的城市是另一个城市,重复而又夸张之后,是被看见的存在。

岛上书店

编号:C55·2160421·1289
作者:【美】加布瑞埃拉·泽文 著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5月第一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10.10元
ISBN:9787539971810
页数:271页

这是一座被各种荣誉装点的“书店”:美国独立书商选书第1名,美国图书馆推荐阅读第1名;这是一座被编辑、名人、媒体推荐的“书店”:“一年之内,《岛上书店》畅销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冰岛、波兰、加拿大、土耳其、以色列、巴西、日本、韩国等25国,是感动全球千万读者的阳光治愈小说。”书店的招牌上写着:“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所以热闹甚至喧闹的畅销背后,是一种“去孤岛化”的应景,而人到中年的A.J.费克里被一个神秘包裹所拯救,是关于书的一个寓言:“一个失去了一切的人,如何重新找到牵挂,书,爱情,宴会和欢笑,以及一切美好生活。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最艰难的那一年,将人生变得美好而辽阔。”


《岛上书店》:中篇属于灰色地带

关于政治、上帝和爱,人们都讲些无聊的谎话。想要了解一个人,你只需问一个问题:“你最喜欢哪本书?”
——《好人难寻》

谎言的对面是真话,好人的反面是坏蛋,“最喜欢哪本书”可以参考的是:不喜欢哪本书。红色的封面上写着:“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硕大的腰封覆盖下,在漂亮的书签衬托下,在精致的折页点缀下,一本书是如何也不会成为孤岛的,这是“现象级全球畅销书”,这是“25位美国读者含泪推荐”的书,这是“美国独立书商选书第1名、美国图书馆推荐阅读第1名”的小说,全球畅销、含泪推荐以及名列榜首,还有谁会让它成为孤岛?还有谁不喜欢这一本书?

可是,它仅仅是放在最容易看到的地方,它和现在手拿图书的读者无关,和此刻翻开第一页的读者无关,和没有去过孤岛的读者无关,实际上,阅读是拒绝先入为主的,甚至也无权把政治、上帝和爱,都称之为“无聊的谎话”,也不会把热力推荐的小说当成是人生必读,实际上,最喜欢和不喜欢构成的对立关系,只是一种阅读的两面,就如A.J.在奈特利出版社销售代表阿米莉亚推销冬季书目后,列出的是他不喜欢的书,在用刀割、压平、摞起来、捆好的图书里,在书店、咖哩饭、死去的妻子的孤独生活中,他不喜欢的书也是一个长长的数目,不喜欢的是心情,书之于书,仅仅代表着阅读者的心情:

我跟你说说我不喜欢什么好吗?我不喜欢后现代主义、后世界末日的背景、已亡故的讲述者以及魔幻现实主义。对那些按说是机巧形式的设置、多种字体、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出现的照片——根本说来,任何一种花招——我都几乎没有共鸣。我觉得关于大屠杀或者世界上任何一种大悲剧的虚构文学作品都令人反感——拜托,这些只能用非虚构写法。我不喜欢按侦探文学或者幻想文学的路子来写类型小说。文学就是文学,类型小说就是类型小说,混搭很少能有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不喜欢童书,特别是有写到孤儿的,我也不想让我的书架上有很多给青少年读者看的书。我不喜欢任何超过四百页或者低于一百五十页的书。我厌恶电视真人秀明星请人捉笔的小说、名人的图文、体坛人物的回忆录、搭电影顺风车的版本、新奇玩意儿以及——我想这不用说——关于吸血鬼的书。我几乎不进处女作、鸡仔文学、诗集和翻译作品。我也宁愿不进系列书,可是钱包的需要让我不得不进。

这本被腰封、书签和折页包装起来的书,不是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没有多种字体、没有照片,也不是关于大屠杀或大悲剧的虚构作品,也不是给孩子讲述奇幻色彩的童话,也不是和名人、电影有关的回忆录,当然更不是处女座、鸡仔文学,不是诗集,也不是系列作品中的一部,而且,既没有超过四百页,也没有低于一百五十页。这些不喜欢的书,是A.J.的趣味,而当A.J.变成加布瑞埃拉·泽文的趣味,变成岛上书店的趣味,甚至变成我的趣味,是不是变成了一种简单的目的论,也就是在一本被指定、被宣传、被畅销的图书里,还能不能看到作者和读者之外的世界?

“来吧,亲爱的,/且让我们来相爱,趁你我/尚在人世。”引用鲁米的这句诗,似乎在寻找图书世界里的一种终极情感:爱。对面的是“亲爱的”,动作是“相爱”,那么自然这个世界就是爱的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爱着的人,爱是活着的情感,“尚在人世”的我们应该寻找爱,应该享有爱,应该保存爱,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应该喜欢爱。也就是说,所谓关于图书的喜欢和不喜欢,归根到底是关于爱与不爱的选择,当A.J.告诉阿米莉亚自己不喜欢的长长书单,意味着自己不喜欢她推销的书,不喜欢尚在人世却没有优秀的书。

潜在的情感表达是:有人死去,有人不爱,有人不再阅读。这是书和爱紧密结合而产生的某种排斥,在这个名为爱丽丝岛的孤岛,在这个几乎有些隔绝的世界,在这个失去了妻子的生活里,A.J.当然喜欢列出不喜欢的长长书单,就像他不喜欢这个失去了一种爱的生活。妻子妮可死于交通事故,或者是因为要赶上回艾丽丝岛的最后一班轮渡而超速,或者是在冬季的道路上避免撞上一头鹿而急转,总之没有回到爱丽丝岛,没有会到岛上书店,没有回到A.J.的身边。

妮可对于A.J.来说,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爱人,更是和书有关的爱人,在这个年销售三十五万美元的书店里,在这个六百平方英尺的书店里,在这个岛上独家经营的书店里,妮可像是唯一了解书和A.J.的人,也就是说,在A.J.看来,书店、妻子是对于爱的诠释,甚至是爱的全部标签,但是当车祸夺去了她的生命,“尚在人世”破灭了,爱也破灭了,生活剩下了更新了销售代表的冬季,剩下了刀割、压平、摞起来、捆好的机械生活,剩下了咖喱饭的孤独,而最后,连喜欢的爱伦·坡诗集《帖木儿》也丢失找不到了。

“我本来打算过段时间等经济有点起色后,就把这本书拍卖了。我本来打算关掉书店,靠那笔收入过退休生活。”爱伦·坡十八岁出版的诗集,首印只有五十本的图书,封面写着“一位波士顿人著”的作品,在A.J.那里却并不是代表着文学,代表着爱,它只是变成了A.J.收藏而获得财富的一种手段——关掉书店靠拍卖过退休生活,一本珍贵的诗集最后成为养家糊口的工具,对于A.J.来说,当然是一种“尚在人世”的爱的否定,而这种否定也对现实生活提出了挑战。

《帖木儿》的丢失是维持生计计划的破产,同样的困境是,为什么为什么阿米莉亚会对最喜欢《会计学原理》的第三位约会对象没有信心?为什么玛丽安·华莱士会选择自杀而留下一个不知道父亲又失去母亲的孩子玛雅?为什么伊斯梅会在流产的痛苦中骂自己的丈夫丹尼尔在外面偷情?和A.J.对于阿米莉亚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在他眼里,她只是一个私利的销售代表,只为了推销那些劣质的图书,只为了和经营书店的人做业务上的往来。对于A.J.来说,这是一种“待宰的羔羊”的生活,妻子用冻羊腿打死了丈夫,警察吃了这条羊腿以处理这件“凶器”,但是问题是现实中的难题是不是就能通过这种毁灭证据的方式获得解决,警察兰比亚斯的质疑是:一位职业家庭主妇是否真的会以小说中描述的方式烹制一条羊腿,即不化冻、不放调料,也不用腌泡。

化冻、放调料,腌泡,这是对于一条羊腿的烹制方式,而这种烹制方式达到的是食物,而不是凶器,现实的锋利和无奈,有时候需要变成一种共享的食物,美味而富有爱意,“所以在散文以外的文字世界里,最雅致的就属短篇小说。”可是当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像里兹饭店那样大的钻石》摆在面前的时候,A.J.的注解是:“从技术角度说来,这是一部中篇,但是话说回来,中篇属于灰色地带。”为什么中篇属于灰色地带?长篇小说是人生的整体,是爱的整体,而生活太多是被短篇小说分割的,雅致的短篇小说,残酷的短篇小说,逆转的短篇小说,破碎的短篇小说,而当中篇小说属于灰色地带的时候,那一种尚在人世的爱,那一种让我们相爱的故事,如何在不超过四百页不低于一百五十页的书里,变成一种生活?

玛雅的到来是另一个起点,这个被母亲用一张纸条留在书店里的孩子,这个从来不知道父亲的女孩,却在岛上书店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我想让她长大后爱读书,想让她在一个有书本的地方长大,周围是关心这些事物的人。”母亲玛丽安·华莱士留在玛雅身上的纸条里清楚地写着被抛弃的目的,让她和书在一起,让她能够读书,让她伴着书长大,一个只有两岁零一个月的孩子,为什么被母亲抛弃?而母亲为什么选择自杀来逃避这个世界?被抛弃是一个短篇小说的开头,自杀是一部长及一生的长篇最后的结局,在短篇和长篇的中间,却是一个只有一张纸条却要和书为伴的中篇小说。灰色地带,神秘地带,悬疑地带,最后却被A.J.带向了另一种生活,本来只是为了让孩子找到一个寄养家庭,但是由于怕被无辜的孩子交到一个十足的精神变态者手里,所以最后A.J.担起了养育的职责。

玛雅叫他“爸爸”,对于A.J.来说,不仅是一种职责,更是一种爱,一个不知道自己爸爸的人把和书有关的男人命名为“爸爸”,这是一种从残酷现实走向诗意童话的开始,而A.J.成为他的爸爸之后,也开始了改变玛雅、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是基督徒却为玛雅举行非受洗派对,不知道给她吃什么,便向伊斯梅讨教,而玛雅的人生开局都和那些书有关。她被取名为“玛雅·帖木儿·费克里”,中间是A.J.丢失的著作,后面是A.J.的名字,这一种组合里有自己的自然出生,有图书的重新回归,是父性的最后获得,而她最爱去的岛上书店里,书店的一切都打上了她的影子,“书店有十五个玛雅宽,二十个玛雅长。她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她有次花了一下午时间,通过在室内一次次躺下而测量量出来的。”

岛上书店让一个孩子重新诞生,让一个孩子不断成长,让一个孩子收获爱,这是一种“世界的感觉”,就是从这里,最喜欢的那本书就代表着一个人的爱好,代表着一个人的目标,代表着一个人的生活。而A.J.在命名和被命名的双重世界里,开始构筑一个不以单纯的书为喜好的爱的世界,那本《迟暮的花》是阿米莉亚推荐的,讲述的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回忆七十八岁时的一场婚礼,单身大半辈子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所以迟暮也能开花,失去的爱也能回来,即使新娘在婚礼后两年去世,那种爱也停留在老人的心里,停留在一本书里。因为书而重新认识爱,因为爱而重新认识阿米莉亚,冬季书目无非是一个爱的理由,脚踝骨折也无非是相见的借口,于是喜欢《会计学原理》的约会者退出了生活,于是“美国英雄”成了陌路,于是那和生活有关的婚礼取消了,于是和书有关的爱情发生了。

曾经书在阿米莉亚那里是一种食物,是一种欲望,大学里读《古拉格群岛》想象过面包和汤,读《纳尼亚传奇》想要土耳其软糖,而现在,书变成了一种爱的象征,“《迟暮花开》写的是不论在任何年龄,都有可能寻觅到伟大的爱情。”不在人世有爱,尚在人世也有爱,A.J.那张留给阿米莉亚的纸条里写着和书有关的爱情:“亲爱的阿米莉娅,如果你要一直等到奈特利的秋季书目出来才会再来艾丽丝岛,我真觉得我会无法忍受。”于是他离开了爱丽丝岛去看望阿米莉亚,于是他在派对上表达了爱意,于是他在秋天叶子变黄的时候和阿米莉亚结婚了。

书是生命,书是食物,书是爱,而其实不管是A.J.,还是阿米莉亚,不管是玛雅,还是兰比亚斯,他们是书的阅读者,也是书的作者,他们把爱写进书里,把生活写进书里,把美好的一切写进书里,甚至把悲伤、痛苦、疾病和死亡也写进书里。玛雅的获奖的作文《海滩一日》里是一个失去妈妈的孩子,“她游了出去,游过灯塔,她没有再游回来。”没有回来的妈妈,却留下了那一个灯塔,灯塔照亮的是这边的守望者。而在丹尼尔死去之后,伊斯梅遇到的兰比亚斯,给了他雅致的短篇小说,伊斯梅的长长伤疤在兰比亚斯看来,却是美好的一面:“对,我看到了,但它一点也没减少你的魅力。”

他们遇见了爸爸,遇见了孩子,遇见了爱情,遇见了书,而当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的疾病终于降临到A.J.身上的时候,他也是通过书和爱排遣痛苦、告别孤独,“我就越相信这一点是所有的意义所在:跟人沟通,我亲爱的小书呆子。只有沟通。”其实这世界就是一座孤岛,但是只要有书,孤岛里都是爱,“我们读书,因为我们孤单;我们读书,然后就不孤单,我们并不孤单。”并不孤单的人会成为爸爸,并不孤单的人会有一种爱,并不孤单的人会把灰色的中篇小说变成真正的生活,“玛雅,我们会成为我们所爱的那样。是爱成就了我们。”

“没有书店的地方算不上是个地方。”兰比亚斯曾经这样说,当A.J.死去之后,他和伊斯梅开始经营这一家书店,书店不能没有主人,岛上不能没有书店,一种继承,是一种必然的生活,是一篇必然的小说,“我们不全是长篇小说,也不全是短篇故事,最后的最后,我们成为一部人生作品集。”在这部作品集里,A.J.写下了关于爱失去之后的重新寻找,玛雅写下了关于母亲死去之后的灯塔,阿米莉亚写下了关于食物和爱的最原始表达,兰比亚斯用伤疤写下了雅致的小说,似乎是圆满的,似乎是幸福的,似乎是关于书的解救和超越,却也是和书有关扁平的爱,是的,这“一书一世界”里没有后现代主义,没有魔幻现实主义,不是悲剧,不是侦探小说,不是童话,不是名人回忆录,在不超过四百页不低于一百五十页的世界里,它是一个狂欢的乌托邦,是一个被硕大的腰封覆盖、被漂亮的书签衬托、被精致的折页点缀的小岛,而当人群聚集而来的时候,“岛上书店”看上去是一个和红色圆框的眼镜、红色圆包的水痘“相映成趣”的红色传奇,在冬季书目最终成为一种怀旧的时候,书店的命运是:“夏天来的人现在有电子阅读器了。”

公寓导游

编号:C28·2160421·1286
作者:[台]张大春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05月第一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10.30元
ISBN:9787549504619
页数:363页

“我们的原罪就是流徙,距离权力越遥远,中国人的罪孽感就越深重罢?”这是张大春在回复王克纯教授的电子邮件里写下的话,何谓流徙,何谓原罪?而张大春对于这个问题的自我回答是:“一旦我书写,就拥有了权力;而一旦我对书写有了自觉,便又处于一种厌弃权力的流徙状态。”书写是一种权力,还是厌弃权力?或者还是一个书写文本的功利和虚伪问题。《公寓导游》收录《走路人》、《旁白者》、《写作百无聊赖的方法》、《透明人》等短篇小说十六篇,包括联合报第九届小说奖获奖作品《墙》,获科幻小说首奖的《伤逝者》,乡野童趣小说《蛤蟆王》,具有解读游戏的《公寓导游》等。这些小说多发表于八〇年代,震撼了当时的台湾文坛,是张大春最初的小说经典。简体字版重新编目,另附有新版代序《书写的原罪是漫无目的的流徙》。


《公寓导游》:病毒很可能是一种语言

如果没有敌人,我该如何产生、保有、运用或者印证我的力量呢?不错,你们明白了,任何抱持着遥远崇高目的的训练都有所谓的“假想敌”,“假想”你们懂罢?
——《走路人》

走路人在前面,走路人在身后,走路人出现,走路人消失,走路人是敌人,走路人是朋友。可是那个跟踪他们的任务是确定的?那支射来的箭是确定的?那块吃半熟的猪肉是确定的?“走路人”拥有超乎寻常的求生能力,他们精于狩猎,他们对山区有特殊而亲切的了解,他们知道大自然赋予的每一个奥秘,可是,他们住在引号里,住在传说里,引号和传说,对于现实和现场来说,就是一个不在场的证明,就是一种想象。

我和乔少校要去跟踪他们,自然是用现实来介入传说,那条棱线通路仿佛是进入的通道,耳边听到三公里外的歌声,听到夜晚中的交谈,但是只是如影子一般的闪现,所有看见和听见,在六个小时以及更长时间里,变成了一个有和无的游戏。本来是无恶意的他们,在这诡异的介入中,竟变成了一种敌意,一支箭射来,一把刀挡回,一种声音刺激,一种回声反击,是诱敌深入还是抗拒拒绝?而最后当任务变成了猜谜的传说,走路人像一直住在引号里,从来没有走出过他们的世界。

“聚落那边的情形如何?另一个‘走路人’是不是像传说里那样,受到隆重的欢迎?欢迎会是不是在团团圆圆的月光下举行?有没有肥酒瘦牛?有没有美丽、害羞、娇怯的少女?或者,有没有出现匪谍的踪迹?发生状况了吗?开枪了吗?有炮击吗?看见我们的老婆了吗?还有我爹,我爹也披挂上阵了吗?他杀了多少士兵?还是陷人敌人口袋战术的重围里去了?”甚至种种的疑问不再有明确的答案,那么我们是不是也一起被带进了虚构的传说里?后来我经营了农场,有时会跋涉十五公里去小镇看《老莫的第二个春天》;乔少校结婚了,留学国外的儿子把他接去养老。我们远离了任务,远离了传说,但是在我们自己的现实里,最后一封信里提到的“半熟的猪肉”我以为变成了记忆的一部分,而其实,乔少校根本没有吃山猪肉,它也不是半熟的,

不是现实介入传说,是传说带走了现实,“无论你们相信谁的记忆,它都会在相信之后变成最真实的故事。”相信而真实,其实和现实没有一点关系,但是却将传说涂上了真实的色彩,这种真实便成了假象的现实,假象的敌人,因为这本根就是一次没有敌人的任务,种种的诡异,种种的恐慌,种种的箭和刀,种种的半熟猪肉,都是假象世界的一部分。住在引号里的“走路人”当然从来没有出现过,“没有中心思想,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文化教育,甚至没有任何立场”的他们,当变成假象世界里的敌人,就已经符号化了,就已经被虚构了,“我逐渐发觉到记忆和梦、历史、宗教、政治、新闻报道一样,都是些你相信之后才真实起来的东西。”

记忆让假象变成真实,是相信之后看起来的真实,那么,真实和现实,也都住到了引号里。是的,在引号里有关于《印巴兹共和国事件录》,宗教狂热、军事戒严和事业发展的印巴兹共和国,为什么维持了十年近乎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在迈向文明与进步中发生了政变?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的革命事件是真实的吗?牧师遇刺刺客被害和焚尸是真实的吗?只是一种联想,只是一个报道?写在报纸上,变成新闻事件,是现实最真实的体现,而这也只不过是一个假想敌,一个虚构的现实,“你的信任建立在对这种报道口吻习惯上。”而这样的报道口吻只是另一种联想,只是另一种记忆。在引号里也有《天火备忘录》,那一个工厂发生的炉心熔解灾变事件,在十五年后有人进行了观察、回忆,有人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八千零五十六页、六百四十余万字的报告,手抄本的原件,标注有具体年龄、人名和职业的受害者,一切都是真实而具体的,都是可以还原历史的,但是在他们的回忆中,天火只是发生在被叙说的引号里,只发生在十五年前的传说里,甚至十五年也只是一个假象的时间,“核子和生命一样,都是我们还不了解,就已经全力去争取的东西。”当这句话注解这一场灾难,而不了解的何止技术和生命,还有显示,还有那些和梦、历史、宗教、政治、新闻报道一样的记忆。

记忆是岔开了现实,还是记忆弥补了现实?那些回忆之人也无非是“公寓导游”:“各位千万不要期待从我这里听到什么故事,我只是个导游而已。”那一幢“富礼大厦”,英文名是Fortune Building,来自于两种命名,设计和建造者范扬帆,以及妻子林南施,英文不是对于中文的注解,就像记忆不是对于真实发生的现实的注解,它们各自在自己的传说里,所以林南施当有一天忽然抬头看见黑漆铜制大字的时候,竟有一种愤懑和不祥之感,“认为这大厦是一个疏离的象征。”名字的疏离,生活的疏离,时间的疏离,但是当公寓导游进入到大厦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中去的时候,却发现他们之间拥有的却是亲密,面对各种矛盾,各种困难,各种变故,大家似乎都在维持着共同生活的这幢大楼,就像维护着各自的生活和现实,但是内部依然是疏离的,甚至他和她,他和他,她和他,也是住在引号里的一群人,引号里有充足的阳光,有宽阔的林荫大道,有步行上学的孩童,有超级市场买菜的妇女,有公园绿地——这是这个城市最美好的一面,这是自由多元化的社群,而当导游说:“欢迎各位随时将宝贵的批评指教提供给您的导游。”那么导游是不是属于这其中的一部分?是不是也带着记忆住在城市最美好的大厦里?

介绍而不介入,导游是游离的,游离状态其实是远离真实的,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叙述者,一个记忆的虚构者,和印巴兹共和国兵变的报道者、天火灾难的记录者一样,他们其实为现实制造了那个假象的引号,让那些记忆住在里面,看上去像是鲜活的,是在场的,其实是封闭的,是缺席的。用记忆去虚构,用记忆制造引号,这是一种假想敌,而另一种假想敌却在未来。

《写作百无聊赖的方法》里的百无聊赖有着错资本堂保肤液的笑话,有着约吃饭刚好拉肚子的故事,芝麻小的事组成了他的日常生活,简单、无趣,甚至缺乏自省,但是百无聊赖并不是一个日常的普通人,他是第一个完全试管婴儿,这是科学创造的奇迹,这是属于未来的生命,甚至他被我当成了气数派小说中的人物,所以他从来不在现实里,当然更不再记忆中——他靠科技受孕、成胎,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就没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族记忆,历史是被抽空的,所以他的意义在于为未来提供一种标本,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病理学、宗教学,甚至灵异雪、经济学,所以,百无聊赖的原名“赖伯劳”也在引号里,他的一切都在引号里,一个没有父母的人,在我的小说里变成了杀母娶父的角色,这是气数理论,这是科学幻想,而我把他带进小说,只是为了把所谓的爱也放进引号里:“爱是牺牲;作品是献祭,两者都毋须辩解。谨以此书献给我可爱的朋友百无聊赖。”

可是没有父母哪里来的爱?科技很伟大却也抽空了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以百无聊赖只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献祭,即使他对我说:“应该是‘杀父娶母’比较对吧?”我还是坚决把他塞进了小说里,义无反顾:“到底是你写百无聊赖,还是我写百无聊赖?”我写作,我虚构,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记忆的书写者,我是未来的虚构者。在试管婴儿百无聊赖之外,还有在政治中失去了社会良心被关在疗养院里的透明人,有纠结于自然人的一切权力、能力和隐私的“合成人”,还有在故乡的土地上忘记了家族模样的伤逝者,甚至,还有活在戏剧人生里的旁白者。种种人物,都像是虚构文本里的一个符号,他们被命名,他们经历故事,他们表达观点,但实际上,他们的历史是被抽空的,他们的现实是被架空的,他们无非也是假想敌,只不过和记忆部分相反,他们在技术、在科学时代里,他们在被关注、被改造的生命里,他们一直就在虚构的剧本里。

“剧作家把剧本里的旁白叫‘aside’。”如真似假的戏剧人生里,每个人都是旁白者,那么谁是作家?作家是站在旁观者对面的人,是站在剧中人物对面的人,甚至是站在被制造的引号外面的人,所以那种找不到自己历史、家族和记忆的人,那些被放在未来的人,其实无疑是走到了现实的另一面,隔绝是天生存在的,就像那面墙,写着咖啡的价格,写着大幅的海报,甚至写着学运的口号,但是它一直就在两面的世界里呈现不同的人生,这一面是诗歌,另一面是政治,这一面是台湾,那一面是美国,这一面是民主,那一面是破坏,“其实,何必弄两个墙呢?一个墙本来就有两面嘛,你写这面,他写这面,不就结了?谁也看不见谁。”可是现实并非是这么简单,洪离开去了美国,曹地衣不再写诗而争取民主权力,而她呢,在两面墙的前面,在一面墙的前面,终于不能“在一起”,终于不能安然喝着咖啡,终于不能在变化中看见自己。墙是分化的墙,也是阻挡的墙,当她以反抗的方式“打落了曹地衣暗红色的男用皮包和那卷录音带”的时候,却不小心撞上那座墙一下,“它摇了摇。”

摇动而动摇,墙却还是那面墙,它依然分化,依然阻挡,依然对立,也依然在病变的现实里——《病变》似乎就在历史和未来,记忆和虚构中寻找那两面可以打通的墙。一个总是在寻找病变病毒的科学家耿坚,似乎首先遭遇的家庭的隔阂,艾雪儿成为他的妻子看起来就像是身为“蛇头”的岳父设计的一次交易,所以她在生下大儿子耿直之后就离他而去,结识并爱上安德鲁·阿却·汉考克像是在耿坚面前树立了一面墙,第二个儿子,艾雪儿对他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她的。”但是出生的耿尔天生的暴力似乎是对于父母隔离的报复性隐喻,而其实,耿尔的疯狂,和耿直的歪脖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种病症的两面,身体之疾病是一种遗传式的病毒作怪,而耿坚身为病毒研究的科学家,却硬生生在家庭生活里培育了致残的病毒。

只有有病毒,就会有绿色痘疮,就会有喷血柱,就会惨不忍睹,可是这些病毒都是在死者身上出现和繁殖的,也就是说,它呈现的是一种和现实无关的状态,现实是活着的,“它对活的动物丝毫没有感染力。你不会被它侵入,就算你闻它、吃它、注射了它,身体的任何功能都不会起变化”,那么“暴露尸体而下着倾盆大雨的所在”的病毒感染条件,是不是指向了另一个方向,那就是在现实之外。现实之外,是传说,是虚构,是假想敌,“病毒是从雨水里来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雨、各式各样的雨……我知道,可是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从……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上而不是地球上的东西,虚构,而不是在现实里的东西,所以当找到了病毒的起点,也就找到了治疗的办法。

但是对于耿坚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化解病毒带来的科学难题,而是现实困境。为什么艾雪儿要离开他,为什么耿直会歪脖子?为什么耿尔会暴力和疯狂?两个孩子,两种爱情,就如是墙的两面,而这无疑是隔绝的代价,所以隔绝而病变,便是对于现实最大的问题。“这种病毒很可能是一种语言,一种属于海洋、大气、自然的语言,它可能是地球对不断制造灾难和战祸的人类所发出的一些警示。”病毒是语言,隔阂是寓言,耿直收到“我已病笃,汝可返,父字。”的电报时,为什么艾雪儿的回答是:“告诉你,那么远我可不回去!”艾雪儿离开耿坚和安德鲁在一起的时候,她在床上喊的不是“God!”、“Go!”或者“Qui!”而是说中文。四岁半开始每天要戴上矫正歪脖子的塑钢支架的耿直,和耿坚博士用的是华语交谈,和艾雪儿却用英语交谈。耿坚做科学研究使用的是那些术语而艾雪儿喜欢的是文学作品,她用自己的笔写出了三本诗集、三本散文集、三本短篇小说和一套讨论女性问题的评论……

语言是电报,是叫喊,是交流,是写作,可是种种都是隔阂的,甚至当耿直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想要发出遗言的他也距离电脑如此遥远,“有如在数以亿计的光年距离之外,而真正逼近他的却仿佛是整个不断膨胀的陌生宇宙。”所以最后是自言自语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死于孤独,也死于沟通。”孤独是因为不沟通,而不沟通带来的隔阂犹如病毒一样传染了他的孩子,传染了他的婚姻,传染了他的人生。遗言而成为语言,语言而成为寓言,在耿直的努力中,找到了那一种解决的办法,他翻译了耿坚的遗言,他翻译了艾雪儿的著作,同时也翻译了隔阂的寓言,从卷宗夹里抽出的复印电脑绘图里,写着一个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字:“这是个中国字,读‘I’,意思是‘爱’。”

人死去,语言活着,不管是杰出科学家耿坚名衔背后隐藏的政治诡计,还是他的研究会被当成可疑的笑话,不管安德鲁·阿却·汉考克变成纽约四十二街的醉鬼,还是艾雪儿最后被解冻、耿尔成为全世界性的英雄人物,对于《耿氏王朝》一卷《病变》中记录的故事来说,没有了历史,没有了记忆,也没有了未来,没有了虚构,“没有人肯再相信有关病毒的事,活着的人没有能力了解。”但是活着的人却可以了解那个被翻译的语言,可以在被拆除的两面墙之外看见现实:“我们是爱好和平的生物,我们爱这个宇宙的一切,爱你们;我们是爱好和平的生物,我们爱这个宇宙的一切,爱你们……”

沙之书

编号:C63·2160313·1275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2年07月第一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0.80元
ISBN:9787532762927
页数:126页

博尔赫斯写作后期的顶尖之作,小说集,1975年出版,收入《另一个人》、《乌尔里卡》、《代表大会》、《奇遇之夜》、《事犹未了》、《三十教派》、《一个厌倦的人的乌托邦》、《镜子与面具》、《沙之书》等短篇小说十三篇。博尔赫斯继续以高度的真实叙事编造谎言。所收同名短篇《沙之书》开篇所引英国玄学派诗人“沙制的绳索”正是一种关于虚与实、抽象与具象的隐喻。面对一本页码无穷尽的“沙之书”,先开始是据为己有的幸福感,最后领悟到是可怕的怪物,是一切烦恼的根源。这本书,是博尔赫斯书籍崇拜情结的体现,它象征着具有无限性的宇宙、世界,人竭力突破未知,最终却体验到无限而确证自我的渺小无力,“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空间的任何一点。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时间的任何一点”。无限性、可能性、死亡、记忆与时间等等概念哲学、玄学层面的思考蕴含在各篇小说当中。


《沙之书》:可怕的平原一望无垠

时间像沙漏里的沙粒那样流逝。地老天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占有了乌尔里卡肉体的形象。
——《乌尔里卡》

第一次变成最后一次,爱情变成死亡,那么是谁把时间放进了沙漏里,是谁打开了时间的开口?对于谁的疑问就像对于时间的疑问一样,其实毫无意义,一个乌尔里卡就是无数个乌尔里卡,一种爱情就是无数种爱情,一种生命就是无数种生命,当肉体成为爱情的表达物,那么它一定会把第一次叫做最后一次,一定会把爱情的永恒从沙粒的流逝中变成虚无。

时间或者并不是虚无的,《沙之书》中的《沙之书》,一部集子里的一部小说,它似乎被有效的书页隔开,似乎唤醒了沉睡的时间,那个把时间放在沙漏里的人是我,一定是1995年之后,我拿起了那一本收录《沙之书》的《巴比伦彩票》,第一次听说了博尔赫斯,第一次阅读了他的作品。这本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集子以“H15·1950714·0145”的编号被收录在我的九品书库里,时间很明确地写在这一连串的字符里,而且精确到月和日,精确到书库的第几本,如此确定的时间和位置,就是为了突出“第一次”的坐标。所以当第一次进入我的时间,它是无法逃避的,而我也从此认为,时间的流逝带给我的是从第一次开始的第二次,从第二次开始的无数次。

就如《沙之书》所说:“因为那本书像沙一样,无始无无终。”当寻找第一页的时候,按在封面上的左手却以“白费劲”的方式看见了无始无终的书页,就像寻找最后一页的努力,“封面和手之间总是有好几页,仿佛是从书里冒出来的。”没有首页,没有末页,在荒诞的编码办法里,无穷大的系列出现了任何的项数。这是一部八开大小的书,这是布面精装的书,这是写着“圣书”字样的书,这是写着“孟买”的书,“印刷粗糙,像《圣经》一样,每页两栏。版面分段,排得很挤。每页上角有阿拉伯数字。”但是所有的封面、文字、书脊和内页却都不指向确定,不指向唯一。

所以沙之书不是意味对于无穷无尽的书页的享受,而变成了一种找不到自己的灾难,“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空间的任何一点。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时间的任何一点。”但是当一个人面对一本书,在无限的空间和时间里,任何一点就变成了虚无,仿佛在时间的河流里,我打开印有编号的书,打开1995年的书,打开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书,也像是被吞没的任何一点。所以当再次抽出《沙之书》,再次看见博尔赫斯,再次进入小说世界,即使看上去是确定的一天,确定的页码,确定的时间,我也像那些沙漏里的沙子,是为了流逝而存在的。

第一次被唤醒,也是最后一次被占有,只有一次却像变成了一种永恒,那么当《沙之书》在2017年的时候在无限的时间之外被阅读,我其实如小说中的“我”,开始寻找一个图书馆,因为“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它在由13部小说组成的集子里,这个集子又在《博尔赫斯全集》里,全集指向的是一种被放在沙漏里的沙子,而《博尔赫斯全集Ⅰ》却又以一个希腊字母编制了一种序列,它仿佛是“第一次”,仿佛也是“最后一次”,不是荒诞的编码,也不是无穷的页码,那么我的打开和合拢,可以在时间的有限中完成,而那个图书馆或者只保留一本图书就够了。

它在图书馆,在地下室,在阴暗的搁架上,对于确定的取消是从遗忘开始的:“我竭力不去记住搁架的哪一层,离门口有多远。”到最后,“我觉得心里稍稍踏实一点,以后我连图书馆所在的墨西哥街都不想去了。”所以当《沙之书》在时间的逆向过程中被遗忘的时候,似乎是穷尽它无限的一种方法。而当沙漏里的沙子最后流逝的时候,第一次也就变成了最后一次,只有肉体的形象变成了永恒爱情的注解,名叫乌尔里卡,白皙苗条的身材,像青年时期的得克萨斯姑娘,以及拒绝的爱情,都在那一次“外面的雪下得更大”的唯一一次时间里成为一个确定的点。

因为快死的人能未卜先知,所以乌尔里卡说:“那我就是快死的人。”和爱情一样,当生命走向死亡的时候,是不是以肉体的形式终结一种永恒?是不是第一次的占有就是最后一次的交媾,是不是必须遗忘图书馆的确切位置?这无非是一种,但是虚构的是乌尔里卡这个名字,这具肉体,还是虚构了无限的时间、无穷无尽的沙之书?其实一切的虚构是从自我出发,在一面镜子中看见“另一个人”。第一个是一个起点,它在一九六九年的二月,在波士顿北面的剑桥,在查尔斯河边的一条长椅上,以及一个叫做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人。这是确切的时间和空间,但是当“另一个人”坐在第一个的旁边的时候,第一个其实慢慢地被修改成了“另一个”。

也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是一条长凳上,但却是在日内瓦,在罗纳河边,“奇怪的是我们两个相像,不过您年纪比我大得多,头发也灰白了。”第一个和另一个,仅仅是时间的错位?都被命名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他们的相似性似乎也只有一个名字,那些有关图书的长长清单不属于同一个人,那些书目和小说不属于同一个人,和父亲家族有关的细节也不属于同一个人,“我们两人兴趣各异,读过的书又不相同,通过我们的谈话,我明白我们不可能相互理解。”而这种不是同一个人的否定,其根源在于时间的流逝改变了永恒意义。

一个是一九六年的博尔赫斯,一个是半个世纪后的博尔赫斯,“昨天的人已不是今天的人,某个古希腊人早已断言。我们两个,坐在日内瓦或者剑桥的一张长椅上,也许就是证明。”如果在时间意义上,半个世纪的博尔赫斯一定在一九六二年的博尔赫斯的那条时间延长线上,那么关于记忆的东西有可能重叠,但是那句“星球鳞片闪闪的躯体形成蜿蜒的宇宙之蛇”的诗句被念出来之后,为什么半个世纪后的博尔赫斯会惊讶,会颤抖?这不是一次关于记忆的复活,仅仅是时间在流逝中创造的“奇迹”,而奇迹不是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重合,而是变成了一种恐惧。

一九六四年的钞票被撕碎,那枚银币被扔到河里,这是对于时间永恒的一次证据破坏,而他们的邂逅,他们的相遇,在时间里其实两个端点:一个是第一次,一个是最后一次。它们把时间压缩在一个密封的空间里,不逃逸,也不循环,而这样一种“线段”的时间就是消除了时间的永恒意义:“我的另一个我喜欢发明或发现新的隐喻,我喜欢的却是符合隐秘或明显的类比以及我们的想象力已经接受的隐喻:人的衰老和太阳的夕照,梦和生命,时间和水的流逝。”衰老和夕照,梦和生命,时间和水的流逝,都被放在了沙漏里,都变成了走向最后终结的沙子。

但是,这样一种奇迹却在梦里变成可能,梦是虚构,梦是虚无,梦破除了时间的封闭性,“邂逅是确有其事,但是另一个人是在梦中和我谈话,因此可能忘掉我;我是清醒时同他谈话,因此回忆起这件事就使我烦恼。”梦不真实,却是带向一种虚构式永恒的解决办法,一个人看见了另一个人,另一个人梦见了一个人,时间不存在,永恒却以隐喻的方式构筑了一个关于记忆的乌托邦。“乌托邦是个希腊词,意即没有的地方。”引用克维多的一句话,其实也是把所谓的乌托邦带入到一种虚构的封闭状态,《一个厌倦的人的乌托邦》就是为了走出被破坏了永恒的厌倦的现实,没有两座小山是相同的,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但是可以相遇,就如埃米利奥·奥里韦的诗句:“可怕的平原一望无垠,接近了巴西边境。”

一望无垠的平原,其实就是一种永恒和无限,就是一种恐惧的奇迹,但是它却可以“接近”巴西边境,一种无限被封闭起来,在这端的是已经七十岁的我,在那端的是另一个人,在这端的是写幻想故事的英美文学教授,在另一端的是活在“没有年表、历史,也没有统计数字”的过去的人,在这端的是叫欧多罗·阿塞韦多的人,在那端的是无名人,“我无法告诉你我叫什么,因为人们只称呼我某人。”“某人”的命名,就像可怕的平原,一望无垠,而且他的父亲的名字“什么都不叫”,那么那个巴西边境在哪里?

邂逅是关于时间的一种游戏,是关于两个端点的对话,是关于存在的真实体验,可是在某人的现实、在不叫什么的历史,在可怕的平原里,或许只有语言才能让两个端点相遇,而语言说到的生与死,恰好是对于时间封闭状态的命名,“人既然是自己生命的主宰,当然也可以主宰自己的死亡。”生是第一次,死是最后一次,生命的封闭结构就是被放在了沙漏里,就是逃离了天荒地老的永恒意义,就是呈现出一种肉体形态,“语言只剩下引语 放弃宇宙航行。没有图书馆和博物馆。政府废弃不用。一模一样的房子。空白的画。”时间被留在了确定的状态,时间没有了不朽的意义,那个慈善家可能叫阿道夫·希特勒,那种生命的空间可能是个死亡室。

所以在时间的邂逅中,永恒就是用来消解的,乌托邦就是用来死亡的,那个“圆盘”带来的不是一种幸运,不是一次永恒,当我用斧子杀死了那个带来圆盘的陌生人,就是用一种破坏来消除肉体的存在意义,“我看到空中有亮光一闪”会变成一种虚无?一个在树林里出生也注定在树林里死去的人,其实是无法成为乌托邦的国王的,在亮光一闪的永恒谎言里,我只能成为一本“沙之书”:“我回到小屋,寻找圆盘。没有找到。好几年来,我仍在寻找。”

亮光是一面镜子,是一个面具,是一粒沙子,单数名词,从来不通向无穷无尽,所以在《镜子与面具》里,国王让一个诗人写下的诗句为的是获得一种永恒的荣耀,“最显赫的功绩如果不用文字铭记下来也要失去它的熠熠光彩。我要你歌颂我的胜利,把我赞美。我将成为埃涅阿斯,你将成为讴歌我的维吉尔。这件事会使我们两人永垂不朽,你认为自己能不能胜任?”但是最后却变成了单数名词,第一首诗歌写的是战争本身,它有着修辞的技巧,有着格律的呼应,有着爱尔兰文学的典范——“给每一个词以它真正的含义”就是一种确定的永恒意义;而第二首诗篇不是描写战争,而是战争本身,“在战斗的混乱中,扰扰攘攘的是三位一体的神、爱尔兰的异教神灵和几百年后在近代初期纷争的神灵。”神性的永恒也被完成;而第三篇诗篇只有一行,一行而变成永恒,不能说出,无法念出,它在句子里是一种永恒。

如果三首诗篇都趋向于永恒:词语的永恒,神性的永恒,意义的永恒,一面银镜、一个黄金面具作为礼物嘉奖给诗人的时候,看起来是不朽,其实这不过是映射,只不过是镜像,而镜子与面具的意义恰恰是以一种虚无的封闭状态取消永恒,所以当最后一行的诗歌无法被念出的时候,它变成了诅咒,变成了秘密,变成了从一个人走向另一个人那种否定的永恒,“国王拿一把匕首放在诗人右手。”永恒是为了一种不被破坏的美,而美不被念出而变成了罪孽,“正是我们两人现在共犯的罪孽”,可怕的平原,一望无垠的平原,终究会到达巴西边境:“据我们所知,诗人一出王宫就自杀了;国王成了乞丐,在他的王国爱尔兰四处流浪,再也没有念过那句诗。”

沙漏里的沙子在流逝,乌尔里卡的肉体被占有,乌托邦的某人死去,圆盘的光亮变成了虚无,而另一个人只在梦里看见一九六四年的钞票,当沙之书被隐藏在图书馆的树林里的时候,时间不再永恒,爱情不再永恒,生命不再永恒,荣誉不再永恒,美不再永恒,第一次是为了最后一次而存在,精神是为了肉体而存在,一个人是为了另一个而存在,正如《事犹未了》中所说:“人们往往忘记只有死去的人才能和死人交谈。”

所以在《沙之书》以不同的时间被抽出被打开被阅读之后,我仿佛遇见了另一个1995年后的自己,遇见了第一个的博尔赫斯,遇见了最后一本“沙之书”,“昨天的人已不是今天的人”,邂逅其实意味着分离,遇见其实意味着消失,时间只是沙漏里的时间,博尔赫斯只是文本里的博尔赫斯,我在2017年的某个地方对时间下的定义其实是:

1986年6月14日,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去世,一年零十天后,利昂内尔·安德烈斯·梅西出生,再过七个月二十天,安赫尔·法比安·迪马利亚出生,他们的生与死没有交集,但愿足球和政治,足球和国家意志也没有交集。

布罗迪报告

编号:C63·2160313·1274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2年07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0.40元
ISBN:9787532762910
页数:116页

博尔赫斯代表作,小说集,1970年出版,收入《第三者》、《小人》、《老妇人》、《决斗》、《布罗迪报告》等短篇小说十一篇,其中所收同名短篇《布罗迪报告》从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得到启发,呈现的是传教士布罗迪在“雅虎人”部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文明世界写的报告,报告中详尽的细节描述却营造出一种虚幻感觉。在序言中,博尔赫斯说:“我舍弃了巴罗克式的故作惊人的笔法,也没有采用出人意料的结尾。总之,我宁愿让读者对期望或惊奇有些思想准备。多年来,我认为凭借变化和新奇能写出好的作品;如今我年满七十,我相信已经找到了写作方法。文字变化既不会损害也不会改善内容,除非这些变化能冲淡沉闷,或减轻强调。语言是一种传统,文字是约定俗成的象征;独出心裁的人能做的改变十分有限;我们不妨想想马拉美或者乔伊斯的不同凡响但往往莫测高深的作品。这些合情合理的理由有可能是疲惫的结果。古稀之年使我学会了心甘情愿地继续做我的博尔赫斯。”


《布罗迪报告》:现在是匕首的回忆

物件比人的寿命长。谁知道故事是不是到此结束,谁知道那些物件会不会再次相遇。
——《遭遇》

物件是一本抽出来摊开的书,物件是一张插入却并不锋利的书签,这是一种还没有“遭遇”的状态,甚至静止为一种物件和另一种物件之间永远的距离,我站在中间。但是在我面前,遭遇必将发生,或者说,是我导致了一场遭遇。抽出、摊开、插入,都是及物动词,他们组成的动作是前后发生的,而我当完成这一系列过程之后,似乎已经把它们推向了遭遇的境地中——那么,连同我的完成,所有的动作都呈现为一种胶着状态。

但结局似乎在这一系列动作开始之前已经写好了,就在封面上,那盖过“布罗迪报告”书名的是一幅骨架,左右分叉,却结合在中间的骨骼里,似乎牢不可破,又似乎即刻散架,而关键是这一幅完成腐朽的骨架是不是和人有关,是不是象征着死亡?覆盖在书名上,就是主题之一种,但是这骨架分明是有趋向性的,倾斜45°角,以向上骗右的方向似乎爬向一个看得见的远方——就在那封面的右上方,是一个类似十字架的东西,也是倾斜的,也是断裂为一种骨骼,但是十字架的轮廓十分明显。所以当死亡降临的时候,那失去了肉体的一切是不是必须走向十字架的救赎?是不是在死亡和重生之间隔着一段看见却无法抵达的距离?

被图像化的结局,是不是也是隐喻?当我真的抽出这本书,真的打开这本书,真的插入书签,真的让两个物件遭遇,“物件比人的寿命长”是不是在封面和内页里变成一种现实?书的封面、题名、内页,仿佛就是一个物件的肉体,如果撇除里面的中心思想,撇除里面的虚构和现实主义,撇除那些时间和人物,它就如那“沉睡在玻璃柜子里”的两件武器,没有被打扰,静止在发生的故事里。但是沉睡不是永远的状态,沉睡意味着醒来,当那枚书签插入书页里,我似乎听到了内页如骨骼一样的断裂声,并不锋利,也没有沾血,但是在用力插入底部的过程中,它已经威胁到了安静如斯的文字,它们在那里被惊醒,遭遇如一场战争,我是那个坐山观虎斗的看客。

“它们醒来时也许十分激动,因此乌里亚特的手在颤抖,敦坎的手也在颤抖。”遭遇之后,故事便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颤抖的乌里亚特,颤抖的郭坎,他们手上拿着曾经沉睡在玻璃柜子里的武器,他们在惊醒的文字里寻找置人于死地的方法,其实一样的惊醒,一样的颤抖,一样的武器,还有什么是遭遇之外的结局?还有什么能逃避一枚书签的谋杀?乌里亚特的武器捅进了郭坎的胸部,而郭坎躺在草坪上说了一句:“真奇怪。好像是一场梦。”

被惊醒又进入了梦境,是不是又是另一种沉睡?但是当武器从玻璃柜子里被唤醒,就像文字被书签所唤醒,就像封面被图像所唤醒,梦的另一个意义就是直接的死亡,而在死亡之前的唤醒,在唤醒之前的遭遇,其实并非是两个人之间的决斗,而是一种历史,一种传奇的复活。虽然两件武器都不是最著名的莫雷拉的匕首,两个人物也不是高乔的代表人物马丁·菲耶罗和堂塞贡多·松勃拉,但是当历史和传奇被复活,暴力和死亡就必然以梦的方式发生。

那把匕首其实扎进了胡安·穆拉尼亚的身上,作为巴勒莫的著名刀客,穆拉尼亚已经创造了一种历史,已经书写了一种传奇,但是在没有“遭遇”的情况下,他也如那静止的书页,也如那沉睡的武器,并没有被唤醒。当玛丽亚·胡斯蒂娜·鲁维奥·德·豪雷吉这个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军人中唯一健在的后代,从朝南的后门溜出去,在深更半夜中找到那所房子,当她用瘦骨嶙峋的打手将匕首插入穆拉尼亚的肉体,巴勒莫的刀客显然没有再带刀,刀只是一个象征,它早已在历史和传奇中沉睡,“他尝过死亡的滋味,后来成了一把匕首,现在是匕首的回忆,明天将是遗忘,普普通通的遗忘。”

遗忘也如沉睡一样,在梦中变成了永恒状态,那么,男人和女人,匕首和刀,今晚和明天,一样在遭遇中走向了如封面一样的结局:只留下腐烂的骨骼,趋向于一种十字架的救赎。但是当匕首的遗忘把人带走之后,只剩下物件的寿命只能是另一种死亡,把新教、犹太教、共济会、异端邪说、无神论等等都当成同义词的那个女人成了凶手,憎恨、疯狂和所谓爱情的驱动,已经变成了遭遇的邪恶力量,纷纷在物件重新沉睡之前赶在了死亡的路上。

“遭遇”之后,是“决斗”。“命中注定要使用的话言只适于炫示辞藻,不适于表达深邃的思想或澎湃的激情”的玛尔塔·皮萨罗竟然只是一种工具,像物件本身一样在玻璃柜子里沉睡,最终被唤醒的时候,她看到了克拉拉·格伦凯恩和内利达·萨拉之间早已存在的敌对关系,但并不是野蛮,而是为了寻找闲适生活,甚至为了“创造美好事物的艺术家的世界”,有好感的两个人在隐秘的决斗中反而保持了“光明磊落”的品行,所以,当“在黑暗中运行的历史将在黑暗中结束”变成现实的时候,奇怪的梦也如被武器刺中了胸口的郭坎一样,看见了一场梦。

决斗之后,是“决斗另篇”。指挥红党军队的胡安·帕特里西奥·诺兰的提议是:“我让你们每人脖子上先挨一刀,然后你们赛跑。上帝知道谁获胜。”时间是在太阳下山之前,决斗是关于谁是好汉的命名,而在太阳下山之前意味着在黑暗中运行的历史还没有降临,意味着“真奇怪。好像是一场梦”的虚幻还没有展开,而且还可以在挨了一刀之后赛跑。但是遭遇而决斗,决斗而另篇其实是一场关于死亡的梦,“混血儿诺兰为自己担任的角色骄傲,一激动手下失掉了准头,砍了一条从一侧耳朵连到另一侧耳朵的大口子;科连特斯人干得干净利落,只开了一个窄窄的口子。鲜血从口子里汩汩冒出来;两个人朝前跑了几步,俯面趴在地上。”

鲜血、伤口,还有疼痛,赛跑的结局是卡多索伸出了胳膊,他赢了,“不过也许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但是这场赛跑本身就是为了在上帝面前证明谁是好汉,所以上帝一定知道——仿佛又回到封面故事,倒下的骨骼以倾斜45°的方式趋向于右上方的十字架,那么这样的决斗却是积极的,因为好汉是为了让上帝知道,而死亡是为了唤醒信仰。十字架似乎永远筑在信仰的高地上,当有人倒地,当有人睡去,他们转过脸去一定会以仰视的方式看见它,所以在《马可福音》里,不识字的古特雷一家在听到《圣经》的寓言故事时,“居然全神贯注地倾听,默不作声。”不识字只是一种沉睡在玻璃柜子里的状态,而《圣经》的寓言故事是唤醒了他们,所以当物件被唤醒之后,他们必然会遭遇——一个是不识字的一家人,一个是医科学校毕业的学生,一个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寓言故事,一个则是不受宗教束缚的自由思想者。知识和思想,无神论和信仰,如何在遭遇中走向一种必然的结局?

当布特雷问“耶稣基督是不是为了拯救世人才让人杀死的”,埃斯比诺萨的回答是:“是的。为了拯救世人免堕地狱。”《马可福音》开头的地方按着埃斯比诺萨的手指,就像一个物件,在沉睡后被唤醒,甚至有着一种颤抖的原始动作,因为他自言自语地说:“水开始退了。要不了多久。”自言自语之后是布雷特一字一句地跟读,物件之于物件,信仰之于信仰,遭遇并非是一场决斗,有时也是一种融入:“他们把门打开时,他看到了天空。一只鸟叫了;他想:那是朱顶雀。工具棚顶不见了;他们拆下大梁,钉了一个十字架。”

是“他们”一起把门打开,是他看见了工具棚不见,是“他们”拆下大梁,“钉了一个十字架”。他们和他,他和他们,在这场和身份、信仰、知识有关的遭遇中,在人称的不断转换中,一定有东西在这种看似融入的过程中丢失了。丢失的东西或者在《第三者》中找到模糊却隐喻的答案,两个是混混的尼尔森兄弟,似乎都在一种做梦的状态中生活,“他们赶过牲口,套过大车,盗过马,一度还靠赌博为生。他们的吝啬出了名,唯有喝酒和赌钱的时候才慷慨一些。”但是那一次他们把一个叫胡利安娜·布尔戈斯的女人带回了家,而且,开始同居,但是女人似乎对弟弟更有好感,当哥哥离开时也说了一句:“胡利安娜就留给你啦;如果你喜欢她,你就派她用场吧。”一开始的同居并没有被唤醒,后来“派她用场”似乎也没有被唤醒,甚至后来只是为了满足两个人的欲望而被占有,其实也没有被最终唤醒。后来,他们把她卖给了妓院,后来他们分了钱,再后来他们又禁不住诱惑把她弄了出来,再后来克里斯蒂安把她杀了——当这个可以被唤醒的女人走上了一条死亡之路,那种欲望和爱,那种占有和遗弃,也始终没有让她真正“遭遇”,没有让兄弟开始“决斗”,但是当死亡发生之后,却有一种东西被唤醒了:“如今又有一条纽带把他们捆绑在一起:惨遭杀害的女人和把她从记忆中抹去义务。”

兄弟俩失声痛哭,紧紧拥抱,仿佛杀死了人是一种遗憾,是一次错误,甚至是一种罪恶,从记忆中被抹去,也像是一场奇怪的梦,而这个梦指向的不是暴力,而是消除暴力,“第三者”的存在在她被真正唤醒之后一定会带来决斗,憎恨、疯狂和所谓爱情的驱动一样会成为邪恶的力量,所以胡利安娜之死,是物件之死,是象征之死,是欲望之死,是暴力之死,而在这一切死亡之后,他们紧紧拥抱中,仿佛看见了屋子里绝无仅有的拿一本书:破旧的《圣经》。

默默无闻的《圣经》,就如在右上角的十字架,就如用大梁钉成的十字架,到底会不会让人找到皈依?其实现实就是玻璃柜子,就是沉睡的物件,警察局长俯视着众人,“这里有证人的证词和从你家里搜出的戒指。痛痛快快在供词上签字吧。”普通的警察也俯视着小混:“你得小心。你知道吃里爬外的下场是什么。”而有人为了逃避坐牢完全可以成为委员会的打手:“假如我不替党办事,他们会把我重新关进去,不过我有勇气,有信心。”有人在没落的晚年还会被玉米棒子党唤醒:“大批客人的闯入、前所未有的混乱、镁光灯的闪烁、部长的讲话、穿制服的人、频频握手、开香槟酒的瓶塞声响,这一切加速了她的死亡。”而这样一种现实,其实根本无法避免遭遇,无法消除决斗,无法离开死亡,甚至无法看见那一个十字架,所以被唤醒的只有巴勒莫的刀客,只有成为记忆的匕首,只有女人被抹除的记忆,暴力在解构信仰,而真正让人进入沉睡状态的是无信仰,就如生活的城市早已在时间中错落:“城市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总是有点时代错移。咖啡馆退化成了酒吧;本来通向院子,可以瞥见葡萄架的门厅现在成了尽头有电梯的幽暗的走廊。多少年来我一直记得塔尔卡瓦诺街附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书店;一天上午我发现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古玩店,并且听说书店老板堂圣地亚哥,菲施拜恩已经去世。”

城市其实空着一个位置,那个我如果是博尔赫斯的话,他一定是带着那张具有隐喻意义的封面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当然他也带来了并不锋利的书签,他制造了一次遭遇,他见证了一种决斗,他也用句子唤醒沉睡在那里的物件,“我们经历和遗忘的东西太多太多。事件的主人公已经去世,目击证人庄严地发誓保持沉默。”所以他总是在述说,“我要讲一件从未告诉过别人的事。”从而有了《小人》;“我们现在闲着没事,我不妨把那晚真正发生的事讲给您听。”从而有了《罗森多·华雷斯的故事》;“不管怎么样,下面是事情的经过,由于时间久远,文字表达的好坏,难免同真情有些出入。”从而有了《遭遇》。但是讲述不是为了避免故事消散,不是为了避免物件沉睡,而是在现实的境况中寻找比人的寿命更长的信仰和理想,“用当前流行的术语来说,本集的故事都是现实主义的。”

现实主义中的虚构,博尔赫斯说是一种“偶然事件”,偶然地得到一份手稿,偶然地发现一个故事,偶然地看见一群叫做“雅虎”的部落,偶然而虚构,其实也是现实主义的一种组成部分。阿伯丁出生的苏格兰传教士,在非洲中部宣扬基督教义,后来又去巴西的丛林地带,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人,一个有着十字架的人,有着完整《圣经》的人,但是当那个雅虎世界闯进来的时候,到底是让自己用文明去唤醒他们的野蛮,还是在他们的野蛮中反思自己的文明?

他们佶屈聱牙的语言里没有元音,他们用扔泥巴招呼别人,他们干任何事都可以当着别人的面,他们赤身裸体,所以他们是野蛮的;但是,他们用石块做打仗的武器,他们用四个巫师挑选国王,国王可以对犯人做出有罪判决,王后用扔石块的方式处决罪人;他们还有诗人,“成员之中有人偶尔会缀成六七个莫名其妙的字。他喜不自胜,大叫大嚷地把这几个字说出来,巫师和平民百姓匍匐在地,形成一个圆圈,他站在中央。”在这个被称为雅虎部落的人中间,有暴力,有野蛮,有耻辱,但是这些的暴力、野蛮和耻辱是不是现代人对于他们的命名?一个国王拥有至上的权力,但是他们却“使他伤残,烙瞎眼睛,剁去手脚,以免外面的世界转移他的圣明。”一个王后有权扔出第一块和最后一块石头,但是公众却可以称颂王后生殖器官的美丽,朝她抛玫瑰花和恶臭的东西。

混杂在他们身上的不是文明,但也不是野蛮,而大卫·布罗迪作为一个传教士,带去的是一块表、一顶铜盆帽、一个罗盘和一本《圣经》,当他进入雅虎人的世界时,他们的确以奇怪的方式看见这些象征现代文明的东西。但是当传教失败,文明的渗透或者也变成了一种虚构,而“手稿缺第一页”的隐喻就在于野蛮和文明的遭遇中,那一种真正缺失的东西。一个城市,一个现代的城市,一个文明的城市,不是有着疯狂和混乱,不是有着刀客的匕首,不是有着十字架的异化和《圣经》的破旧,不是有着欲望和死亡,所以,对于雅虎来说,“他们有制度,有国王,使用一种以共同概念为基础的语言,像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一样相信诗歌的神圣根源,认为灵魂在躯体死亡后依然存在。他们确信因果报应。”所以野蛮之于文化,并不比罪孽的文化更低级,而野蛮和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时两个物件的遭遇,不是谁必须战胜谁,谁必须取代谁,而是在一种对决状态中照见彼此,“谁知道故事是不是到此结束,谁知道那些物件会不会再次相遇。”

阿莱夫

编号:C63·2160313·1273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5年07月第一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12.50元
ISBN:9787532762934
页数:203页

短篇小说集,1949年出版,收入《永生》、《釜底游鱼》、《两位国王和两个迷宫》、《等待》、《阿莱夫》等十七篇,为幻想小说合集。阿莱夫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在数学中代表无穷数、无限的集合,神秘主义理解为超越时空极限的潜在的能量。在小说集所收的《阿莱夫》这篇中,“我”在自己爱慕的女人贝雅特丽齐去世之后,每年仍在她生日那天去她家里拜访,她的表哥,在郊区图书馆任职的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多年来一直在写一部题为《大千世界》的长诗,他经常在“我”面前朗诵所写的诗句,高谈阔论关于诗的艺术。因住的房子要被拆除,他向“我”吐露了一个秘密,这幢房子对他写诗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在地下室的角落里有一个“阿莱夫”,那正是他写诗天赋的来源。照他所说的,我躺在幽暗地下室的砖地上,眼睛紧盯楼梯的第十九级台阶,静等阿莱夫出现,终于,我看到一个闪烁的小圆球,球里的场景令人眼花缭乱,“宇宙空间都包罗其中”,那就是阿莱夫。博尔赫斯以小说的形式展开了对时间、对空间、对宇宙、对宏观与微观的思考。


《阿莱夫》:结局只在隐喻里才能找到

我叙说的故事看来不真实,原因在于故事里混杂了两个不同的人的事情。
——《永生》

从引用开始,以献辞结束,当引号作为一个起点,如何在最后的结局中逃离句子?或者说,当一种叙述变成一部小说,如何在里面发现真实存在的“我”?而我之为我,其实也变成了另一个人:“原稿是用英文写的,夹有不少拉丁词语。现转载如下,文字没有任何变动。”清清楚楚写在故事的开始,而故事其实早就已经发生了,它从1929年6月的那本《伊利亚特》开始,从当年10月的乘客讲述开始,而无论是小四开六卷本的经典,还是关于卡塔菲勒斯最后死亡的传说,都在时间中变成了另一个文本,那么,如何在追溯中找回到关于“回忆”的细枝末节,如何在名言中得到“永生即死”的启示,如何在我的叙述中看见“我又成为普通人了”的迷失?

“一切新奇事物只是忘却。”引用之引用,所罗门的名言活在弗朗西丝·培根的《随笔》里,而《随笔》又活在《永生》的叙述中,而《永生》又被收录在《阿莱夫》的我小说集里,《阿莱夫》还在《博尔赫斯全集》里——像是一种从一个点到无穷点的循环,从单数到复数的集合,当那些引用在不同的文本里活着的时候,那些叙述者、传说者和作者是不是也会活着,是不是也会在不曾忘却的语言里成为最后的名言?

是为永生?转载且“文字没有任何变动”似乎就是趋向于一种原著,那么作者就是永生者,但是当死去的卡塔菲勒斯在留下的那份手稿里复活的时候,听到这个传说、读到这篇小说的人到底能不能看见“新奇事物”?答案似乎是明确的,因为“底比斯的一座花园”作为开始,把我引向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时间和空间里,作为罗马执政官,我参加过埃及战争,也经历了战争的死亡,看见了城市变为废墟的悲剧,但是这真实的时间和空间却又被一句话所引诱,那个骑手在死之前说:“我寻找的是另一条河,使人们超脱死亡的秘密的河。”死亡让人寻找,寻找是为了永生,这样的因果论像是一个悖论,所以关于恒河彼岸的善,关于往西走的世界尽头,关于使人永生的河流,关于永生者居住的城市,关于棱堡、阶梯剧场和寺庙,都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一个被死亡带向神秘的传说。

有人死去,有人没有死去,世界被分隔成两种状态,截然不同,泾渭分明,即使我在带领两百名士兵前去寻找,也像是重复了一次战争:经过了蛮荒之地,有人得了热病,有人发疯而死,有人私逃,有人要暗杀我。战争似乎在重复,死亡也在重演,所以对于传说中的永生之河和永生之城,只有寻找到才能彻底告别战争的阴影。是的,它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个地下室有九扇门;八扇通向一个骗人的迷宫,最终仍回到原来的房间;第九扇(经过另一个迷宫)通向第二个圆形房间,和第一个一模一样。”另一个世界被打开的时候,这个世界其实已经被关闭了,所以当永生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死亡的永不出现。

但是永生是一种死亡后的循环,还是遗忘死亡?当一座宫殿成为神造的杰作,当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难以置信的存在,当我在这个永生的城市里发现了可怕的一幕,永生反而变成了另一种死亡,“它的存在和保持会污染过去和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还会危及别的星球。”到处是此路不通的走廊,到处是深不可及的窗户,到处是通向斗室和枯井的门户,到处是朝下反装的楼梯,循环,反复,一模一样,这是永生的意义,但是走不出来的迷宫,建造者的神都已经发疯的城市,其意义不在于永远,而是打破永远,而是寻找出口。

那个最后的穴居人还在,那个被我发现的地下室出口还在,当我走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了穴居人其实是看见了一种对于永生告别的启示——我命名他为《奥德赛》里那个快死的阿尔戈,就是重新寻找到我之外的客体,只有一种客体存在,出口就没有关上大门,永生就会有一次死亡,而所谓命名,就是让我在这个世界中找到了属于我的语言:“最后的我想到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时间的世界;我考虑是否可能有一种没有名词的语言,一种只有无人称动词和无词形变化的性质形容词的语言。”

但是记忆和时间却在他身上存在,“我最初创作《奥德赛》以来,已经过了一千一百年。”这一句话里明白地写着时间,写着故事,写着一个唯一的作者,他是以前一百年前的荷马?他是不死的永生者?如果永生只是关于一次时间的记忆,如果永生只是一个作者的复活,那么他必须用死亡的方式才能凸显意义,也就是说时间不会趋向于无限的存在,只有消除死亡才能达到死亡,“永生的意识是神明、可怕、莫测高深。”所以永生和死亡,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平衡,就像奇数偶数,就像智慧与愚钝,就像贤明于不消,相互抵消,相互纠正,才是一种永远的平衡。所以真正永生的意义是成为所有人,“我是神,是英雄,是哲学家,是魔鬼,是世界,换一种简单明了的说法,我什么都不是。”

“有一条赋予人们永生的河;某一地区应该有一条能消除永生的河。”千年前的荷马就是千年后的穴居人,曾经的罗马执政官就是现在的普通人,所以循环的死就是轮回的生,那被刺扎伤的手,那流出的血,那让人死去的战争,才是真切的,才是死亡之前最好的生命状态,“我又成为普通人了,我重复说,我又和别人一样了。那天晚上,我一觉睡到第二天天明。”双重性其实是唯一性,所以永生者的意义在于从死亡中找到生命的另一面,找到另一个我:《釜底游鱼》中那个名叫本哈明·奥塔洛拉的“好勇斗狠之外一无可取的无赖泼皮”,为什么在最后用计谋杀死的乌拉圭走私贩阿塞韦多·班德拉,却并不是一次篡夺,因为他没有看到每一个人的双重性:“奥塔洛拉临死前忽然明白:从第一天起,这帮人就出卖了他,把他判了死刑,让他得到女人、地位和胜利,因为他们把他当成死人一个,因为在班德拉眼里,他早就是釜底游鱼。”《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小传》中,被杀死女人的儿子塔德奥·伊西多罗为什么在一个夜晚的一个片段就被葬送了前程?深入骑兵团最后被包围,“他明白自己的本性应是独来独往的狼,而不是合群的狗;他明白对方就是他自己。”《阿斯特里昂的家》里,和王子一样名字的囚徒,是一个救世主还是一个罪犯?当救赎的仪式之后,手上沾着血迹的他把人送往了死亡:“我的救世主会是什么模样?我寻思着。他是牛还是人?也许是一头长着人脸良的公牛?也许和我一模一样?”

无赖泼皮成为走私的头头,报仇者成为被围困者,王子成为囚徒,一个人的双重性是消灭了唯一性,而唯一性却是打破了平衡,那么永生就是一次在迷宫里的自我死亡,《死于自己的迷宫的阿本哈坎-艾尔-波哈》里,那个二十五年前的故事在时间中变成了悬案,其实是被时间的直线拉向了无限,而消除无限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回到死亡,回到和死亡平衡的永生里,“主要的是消灭阿本哈坎。他伪装阿本哈坎,杀了阿本哈坎,终于成了阿本哈坎。”所以当死去之前他才会想起自己曾是国王,或者伪装过国王”。

但这是明白的结局?这是唯一的出口?这是真实的时间?那个关于永生之河和永生之城的故事只是在一本原告里,当“没有做任何修改”的手稿变成故事的时候,时间到底去了哪里?那个复活的讲述者“我”如何定义他的死亡或永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好解释。我只知道是杜撰。”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替代和命名,一定有一个原文,一定有一个作者,所以当双重性变成唯一性的时候,叙说的背后已经指向了不真实,“故事里混杂了两个不同的人的事情”也是混杂了生和死,混杂了我和他,所以当最后的结局出现的时候,“记忆中的形象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语句。”被放在句子里的语句,被引用的语句,被时间包括进去的语句,“漫长的时间混淆了我一度听到的话和象征那个陪伴了我许多世纪的人的命运的话。”当我出现在文章里并成为那一个叙述者的时候,“结局是不能接受的”——《永生》之后是《一九五〇年后记》,卡塔菲勒斯的那句话明确地告诉了语句具有的永生意义:“接近尾声时,记忆中的形象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语句。”语句在评论里,不管是亚历山大·罗斯的《维吉尔的福音》,还是普林尼的《自然史》,不管是德·昆西的《著作集》,还是萧伯纳的《回归梅杜塞拉》,“推论说整篇文章都是伪撰。”

又回到了引用的原点,《埃玛·宗兹》在谋划报仇时给洛文泰尔是一个关于罢工的电话,而当她终于拔出沉重的手枪扣下扳机的时候,又是在电话里说出了这句话:“出了一件想不到的事情……洛文泰尔先生借口要了解罢工的情况,把我叫了来……他强奸了我,我杀了他……”《神学家》里胡安·德·帕诺尼亚批驳奥雷利亚诺观点的是一个抄本,而他被指控散布异端言论也只是一段二十个字的话,而被处死的欧福博在死亡之前所的也是一个寓言:“这种事以前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你们燃起的不是一堆火,而是一座火的迷宫。如果你们把我这样的人统统处以火刑,地球上容纳不下这许多火堆,火光烛天,会刺得天使们睁不开眼睛。”胡安死于一场大火,奥雷利亚诺被闪电烧着的树木烧死,同样的死亡在一个句子里变成了现实,“故事的结局只在隐喻里才能找到,因为背景已经转换到没有时间概念的天国。”与上帝对话,却只是一种现实,神学家却变成了异教徒,所以,在寓言里,正统和异端,憎恨者和被憎恨者,告发者和受害者其实是同一个人。

上帝没有唯一性?生命没有唯一性?但是为什么科尔多瓦寺院的一千二百根大理石柱子中只有一根的一条纹理叫扎伊尔?为什么摩洛哥土得安的犹太人区里只有一口水井的井底叫扎伊尔?在一个故事你里,在一个语句里,唯一性往往是从一个讲述者的口中出来的,“用第一人称讲故事的人是个苦行僧,住在荒野,与世隔绝。”所以唯一性是第一人称的“我”,我是囚犯,我是王子,我是神,我是作者,“人们不得不喂我吃饭,帮我穿衣,我分不清下午和早晨,我不知道博尔赫斯是何许人。”当我以这样一种方式制造传说的时候,其实引语、传说、词语、口诀都变成了“神的九十九个名字”,九十九像是无限的一部分,像是永生的命名,而这这不过是泛神论,泛神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无神论,“显而易见”的扎伊尔最后也是没有意义的注解,“也许我由于反复思考,终于会花掉那枚扎伊尔;也许上帝就在那枚钱币后面。”

两面的硬币,人却听不清神的话,显而易见的皈依却是一种亵渎,所以“神的文字”有时候只是一句魔咒,无限有时只是一个原点,“一梦套—梦,直至无穷,正像是沙粒的数目。你将走的回头路没完没了,等你真正清醒时你已经死了。”四十个字母,十四组的字,是通向“长生不死”的口诀,而当那些梦以无限的方式进入到我的身体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我埋葬,所以时间也一样,在永远、永恒、永生的意义上,它就是一个通向死亡的入口,而我作为第一人称也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命运,“因此,我不念出那句口诀;因此,我躺在暗地里,让岁月把我忘记。”

忘记,是在时间中忘记,是在神性中忘记,是在永恒中忘记,是在永生的入口处就忘记,那个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叫做“阿莱夫”,但是为什么在集合意义的《博尔赫斯全集》里被命名?为什么《阿莱夫》又成为17篇小说的集合题目?甚至为什么要把以此命名的小说放在最后一篇?也是在死亡之后,也是进入一个迷宫,也是看见了永生,“莱夫是空间的一个包罗万象的点。”当第一人称的我变成疯子进入地下室的时候,终于看见了阿莱夫:

我看到浩瀚的海洋、黎明和黄昏,看到美洲的人群、一座黑金字塔中心一张银光闪闪的蜘蛛网,看到一个残破的迷宫(那是伦敦),看到无数眼睛像照镜子似的近看着我,看到世界上所有的镜子,但没有一面能反映出我,我在索莱尔街一幢房子的后院看到三十年前在弗赖本顿街一幢房子的前厅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细砖地,我看到一串串的葡萄、白雪、烟叶、金属矿脉、蒸汽,看到隆起的赤道沙漠和每一颗沙粒,我在因弗内斯看到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女人,看到一头秀发、颀长的身体、乳癌,看到人行道上以前有株树的地方现在是一圈干土,我看到阿德罗格的一个庄园,看到菲莱蒙荷兰公司印行的普林尼《自然史》初版的英译本,同时看到每一页的每一个字母(我小时候常常纳闷,一本书合上后字母怎么不会混淆,过一宿后为什么不消失),我看到克雷塔罗的夕阳仿佛反映出孟加拉一朵玫瑰花的颜色,我看到我的空无一人的卧室……

省略号趋向于“我看见”的无限,像是无数的沙子,无数的生命,无数的死亡,无数的时间一样,阿莱夫是世界,还是世界是阿莱夫?但是当第一人称的我看见阿莱夫的时候,我是在阿莱夫之内还是在阿莱夫之外?也就是说,我是整体的一部分还是整体之外的整体?“我看到我的脸和脏腑,看到你的脸,我觉得眩晕,我哭了,因为我亲眼看到了那个名字屡屡被人们盗用但无人正视的秘密的、假设的东西:难以理解的宇宙。”这是一种悖反,因为我看见世界看见我,并不是真的看见,因为我在看见之外,我看见的世界其实像镜子一样,变成了虚幻之一种,而所有的语句、扣具、字母和词句,是不是也是放在口号里的镜子,是不是也是世界之外的阿莱夫?

“我委婉而坚决地闭口不谈阿莱夫”,这或者是最后的结局,这或者是“学会说真话”的意义,这或者是扎伊尔“显而易见”的真理,这或者是时间的唯一性,当一切在引用中变成无限的文本,其实结局只是一个隐喻,那就是在遗忘中成为自己,世界是一个阿莱夫,我在其外;第一人称的死亡,不在引号里,却在自我的无限世界里永生,就如哈姆雷特所说,“啊,上帝,即便我困在坚果壳里,我仍以为自己是无限空间的国王。”

杜撰集

编号:C63·2160313·1272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5年07月第一版
定价:23.00元亚马逊9.60元
ISBN:9787532762903
页数:96页

小说集,收《刀疤》、《死亡与指南针》、《秘密的奇迹》、《南方》等短篇小说九篇,1944年与《小径分岔的花园》合为《虚构集》出版,延续虚构的传奇故事题材。其中作者声称“也许是我最得意的故事”的《南方》,被视作博尔赫斯写作的革命性转折点,从此,彻底取消现实与虚构之间的二元对立成为博尔赫斯最惯常的写作手法。1938年圣诞前夕,博尔赫斯在上楼时头部撞上窗户,伤口感染,发展成败血症,遭受高烧、幻觉、失语折磨,一个多月后才康复,他自己这次在生死之间徘徊的经历成为《南方》的故事原型。高烧不已,噩梦不断的达尔曼在病情好转后他决定回祖辈留下的南方庄园休养,路上却卷入一场决斗,死在对手刀下。这个故事在博尔赫斯的语言迷宫里,又有另外的读法:达尔曼没有死,回南方庄园的旅程其实是他躺在病床上做的梦,他在梦中死于决斗,一个庸常生活中的人在梦中选择了他所向往的轰轰烈烈的死亡方式。


《杜撰集》:传说神有九十九个名字

他结束了剧本:只缺一个性质形容词了。终于找到了那个词;雨滴在他面颊上流下来。他发狂似的喊了一声,扭过脸,四倍的枪弹把他打倒在地。
——《秘密的奇迹》

唯一的形容词,唯一的剧本,唯一的喊声,在唯一的作者唯一一次醒来之后,却变成了一次“重复”——那枪弹为什么有四倍之多?四倍的枪弹仿佛扑面而来,令人猝不及防中把那个名叫亚罗米尔·赫拉迪克的作者打倒在地,那么当这一种结局降临的时候,死亡是不是变成了一次重复,变成了一个四倍的处罚?

“亚罗米尔·赫拉迪克死于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零二分”,这是清清楚楚写在末尾的句子,从月日到时分,精确到唯一的时间,曾经他以“煽动人心”的罪名被判处死刑,执行的日期定在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九时和九时零二分,这多出来的二分钟,是不是一次重复的时间,是不是指向四倍的枪弹?但是赫拉迪克曾经说过:“人们可能遭遇的经历不是无限的,只要有一次‘重复’就足以证明时间是个假象……”所以看上去,当他被四倍的枪弹打倒在地的时候,似乎在假象的时间里,似乎经历了假象的死亡。是的,当枪口朝向他的时候,当时间指向被执行的九时的时候,那些杀他的士兵们一动不动,那个举起手臂的军士长保持着没有完成的姿势,那一只蜜蜂在后院地砖上投下的影子一动不动,还有那风也停住了,而且赫拉迪克试图喊叫时,声音也静止了,扭动的手臂也凝固了——一切的东西就在那里动弹不得,而时间也已经变成了一个假象。

是谁赋予了这个世界凝固和动弹不得的权力?是谁阻止了时间在九时抵达一种必然的死亡?是谁制造了被抽离出去的“重复”?《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六十一节上说:“故真主使他在死亡的状态下逗留了一百年,然后使他复活。”当他被问及“你逗留了多久?”他的回答是:“我逗留了一日,或不到一日。”不是最后的“零二分”的时间,也不是最后一个性质形容词的寻找,而是把“一日或不到一日”变成了一百年,变成了在神的意义下的复活。

母姓是亚罗斯拉夫斯基,有着犹太血统,对贝姆的研究时兴奋犹太教的证据,以及在抗议德国兼并奥地利的生命书上签字,这是赫拉迪克罪名的由来,似乎也让他无比接近那个上帝,所以当接近上帝甚至在上帝的梦中看见重复一百年的时间,那么时间的假象就是一个可能,“只要今晚的时间在持续,我就不会死,谁都奈何不了我。”时间的持续在一个名为《仇敌》的剧本里,《仇敌》而为诗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忘记艺术的现实,所以《仇敌》的剧本变成了对于“煽动人心”罪名的消解,对于九时执行时间的消解,对于“死亡的纯粹和总体行为”的消解。

一个剧本,就仿佛是一个梦,“他想起人们做的梦是属于上帝的,迈蒙尼德斯说过,梦中的话语如果清晰可辨,并且看不见说话的人,那些话就是神圣的。”他祈求上帝,给他一年的时间完成剧本,因为“那部剧本可以成为我和您的证明”。于是他进入到了剧本里,进入到上帝的身边,进入到重复的一年时间里,克莱门蒂诺图书馆的阅览室向他开放,他为寻找上帝而来,他为神圣的证明而来,就如图书馆管理员所说:“上帝在克莱门蒂诺图书馆的四十万册藏书中某一卷某一页的某一个字母里。”

四十万册藏书是一个无限的集合,就像一百年和一年一样,成为唯一之外可以重复的存在,而在复数的世界里寻找的只是某一卷某一页的某一个字母,唯一性存在于重复性之中,所以德国人的枪弹在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间隔了整整一年,所以赫拉迪克在“煽动人心”的罪名和靠近上帝的《仇敌》作者之间也间隔了整整一年,所以在一只蜜蜂在后院砖地上留下的影子和雨滴落在他面颊上的间隔时间也是整整一年——上帝恩准了他一年,其实是作为作者的自己在《仇敌》的虚构中制造了假象的一年,所以在那个梦里,在那个剧本里,在那个图书馆里,他是他创造的另一个自己,他是自己创造之后隐匿的自己。

那么,当剧本结束,当形容词被找到,当雨滴留下来,当他喊了一声,被四倍的枪弹打到在地的人是谁?或者说被历史记述的“死于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零二分”的人是谁?“他是谁”构成的是关于上帝和自己的“秘密的奇迹”,“煽动人心”的罪名就写在自己的履历上,“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的执行时间也写在历史之中,但是当“秘密的奇迹”出现之后,他在哪里成为一个秘密?他在哪里成为一个梦境?他又在哪里经历一种死亡?《刀疤》里的约翰·文森特·穆恩也是如此,那条“灰白色的、几乎不间断的弧线”,就在一侧太阳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上,这是明确的符号,连同爱尔兰登加凡地方的出生,连同差劲得像巴西人的西班牙语,连同策划过爱尔兰独立的经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都成为明确而唯一的自己,但是在那个约翰·文森特·穆恩讲述的故事里,他完全是另一个人,一个断言革命注定要胜利的人,一个被子弹擦伤左肩的人,一个在小松林里抽抽搭搭哭泣的人,一个怯懦到不可救药的人,甚至最后成了一个告密而且逃跑的人,最后,在故事里,“我从墙上将军的兵器摆设中抽出一把弯刀,用那半月形的钢刃在他脸上留下了一条半月形的永不消退的血的印记。”

他的脸上留下了永不消退的刀疤,但是,把他放进这个故事的是“我”,是名叫约翰·文森特·穆恩的叙述者,“我”说这是真相,意味着这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在约翰·文森特·穆恩的故事里成为一个带着刀疤的人,一个懦弱的告密者,但是这不是一个被叙述的他,他就是我,“我用这种方式讲故事,为的是让你能从头听到尾。我告发了庇护我的人,我就是文森特·穆恩。现在你蔑视我吧。”他成为乐我,毋宁说是我用他把自己藏匿在一个故事里,藏在一条永不消退的刀疤里,也只有在这样一种被叙述的替换中,我才逃离了刀疤的宿命,才以另一个“神秘的奇迹”制造一个他者。

《叛徒和英雄的主题》里,这样的替换和隐匿似乎更为“神秘”,也是爱尔兰,也是确定的一八二四年的时间,当秘密会议会员里出现叛徒,身为领导的弗格斯·基尔帕特里克委派詹姆斯·诺兰挖出那个叛徒,而最后以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密谋者就是领袖弗格斯·基尔帕特里克,一个被爱尔兰人崇拜的英雄,一个正在策划起义的首领,以及一个签署处死告密者方案的领导者。当叛徒和英雄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当“领袖签署了自己的判决书”的时候,其实不是身份的合一,而是故意的隔离:“建议被判死刑的人死于一个身份不明的刺客手下,情节要富于戏剧性,给人们印象深刻,从而推动起义。”这是一种赎罪,也是一次隐匿,为了革命,为了起义,为了历史,基尔帕特里克必须成为另一个人,另一个被刺杀的人,于是在模仿林肯总统遇刺的剧院包厢里,于是在一八二四年被写进历史的时间里,“一颗盼望已久的子弹射进了叛徒和英雄的胸膛,他两次口喷鲜血,几乎来不及说出预先准备的话。”

这是另一个人的“结局”:当雷卡巴伦看见黑人和外地人对决的时候,他听到黑人说:“我们交手之前,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你在这次格斗中拿出所有的勇气和奸计,正如七年前你杀我弟弟的那次一样。”于是他在对歌中完成了报仇的任务,而当这个任务完成,“他成了另一个人:他杀了一个人,世界上没有他容身之地。”这是另一个人的“南方”:当落魄庄园的达尔曼带着《一千零一夜》在楼梯上被刮伤而患上败血症,他被送往疗养院的八天像是经历了八个世纪,在如梦中的车厢里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进入到自己的南方,“他想,他有一身而为二人的感觉:一个人是秋日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进,另一个给关在疗养院里,忍受着有条不紊的摆布。”

“一身为二人”的南方是不是另一种重复的假象?“叛徒和英雄”是不是被叙述的悖论?那个能够准确报出时间,能够记住每一片叶子的形态,能够学会各种语言的“博闻强记的富内斯”,是不是在记忆的世界里可以忘记现实?数字超过了两万四千,梦境可以再现一整天,回忆编号成七万个,背诵《自然史》留下的一句话是“耳闻之事皆成文章”,当一个人的回忆抵得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人的回忆的总和”,当他成为世界上有权利把“记得”变成神圣的动词,富内斯成为无限的象征,成为神秘的奇迹,他把自己分成了无数个人,但是这种奇迹何尝不是一种痛苦,“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纷繁、那么清晰,以前再遥远、再细小的事都记得那么清晰,简直难以忍受。”这种无限带来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记忆,而他拥有这样的权利却是因为从马背上摔下来,而且再无站起来的可能,没康复的希望。

其实无限和重复的记忆,取消了他作为自己的一个属性,甚至自己在“预言和金字塔之前就已存在”的传奇里隐匿而成为一种悲剧的象征。“堕落似乎已经在劫难逃。”那么当尼尔斯·吕内贝格领导诺斯替小教派出版《基督与犹大》和《神秘的救世主》的时候,是不是也在隐匿的历史中找到了一个替身,一个他者?《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里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到底是谁?德·昆西的猜测是:犹大出卖耶稣是为了“迫使他宣布他的神性”,以激起反抗罗马压迫的起义,吕内贝格提出的形而上学辩护是:犹大的背叛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安排好的,“圣子成为肉身之后,便从无处不在到了有形的空间,从永恒到了历史,从无限幸福到了生老病死苦;为了同这样的牺牲相匹配,一个代表全体人类的人必须作出应有的牺牲。”有形的空间、真实的历史、生老病死,其实都变成了现实的一部分,所以圣子是一个拥有肉身的凡人,而圣子的门徒犹大当然可以降格为一个告密者,“下级是上级的镜子;人间的形象和天上的形象对应;皮肤上的斑点是终古常新的星座图像;犹大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耶稣。”

被选去宣扬天国已经临近,去医治病人,叫长麻风的人洁净,叫死人复活,把鬼赶出去,犹大只不过是在完成一种救世主给他的重任,所以把罪恶归于他只是“满足于找一个卑鄙的动机”,而这个动机在吕内贝格那里是一种无限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者为了把更大的荣耀归于上帝,贬低甚至折磨自己的肉体;犹大则贬低甚至折磨自己的精神。”而这样一种动机论直接把耶稣变成了一个犯人,“是声名狼藉的、遭到谴责的、永劫不复的凡人”,为了拯救我们,他把自己当成了凡人,而犹大的存在,就是他自我命名的一个结果:“他选择了最坏的命运:他成了犹大。”

耶稣成了犹大,他成了他者,一身而为两人,古老的神性被解构,透彻的圣子概念里添加了邪恶和不幸,关于颠覆,关于改写,关于书写,似乎吕内贝克就是那个《仇敌》的作者,就是在一年时间里寻找唯一的形容词,但是当一年最后还是回到“九时零二分”的时候,死亡以四倍枪弹到达的时候,这种颠覆、改写和书写还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制造了“他是另一个他”的作者还有什么价值?这是对于无限、重复的消解,这是对于神性、宗教的怀疑,这是对于时间、真实的审视,这是在死亡中寻找一个突破的“指南针”。

三个针对犹太教的谋杀案次第发生,第一个案件现场纸条上写着:“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已经念出。”第二个案件现场留下的是“名字的第二个字母已经念出”,当然第三个案件的现场应该写着“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已经念出”——这是警官特莱维拉努斯看到的结局,但是他的疑问是,还会不会有第四件谋杀案,“如果今晚的事只是一场演习呢?”而埃里克·伦罗特却用一封信的引用终结这个神秘案件:“谢谢你昨晚派人送来的等边三角形。它帮我解决了问题。明天星期五,罪犯们就能关进监狱,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三个案件的现场分别是在西面的油漆厂、土伦路的酒店和北方旅馆,他们构成了一个神秘的等边三角形的顶点。但是三角形却不是最后的结局,系列案件其实指向的是一个菱形:第四宗谋杀案还会发生,而且正在发生。

特里斯勒罗伊别墅是菱形的最后一个点,埃里克·伦罗特终于还是走进了这个精确的顶点,当他在三层楼的最后一层看见无边无际的房子的时候,才发现“使它显得大的是阴影、对称、镜子、漫长的岁月、我的不熟悉、孤寂”,“红”夏拉赫捆住他的手,对他说的那句话是:“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已经念出。这句话宣布说一系列的罪案是三件。一般人都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我反复插进一些迹象,以便让你这位推理家,埃里克·伦罗特,知道罪案是四件。”四件案件,埃里克·伦罗特被引向了最后一个现场,成为夏拉赫迷局的牺牲品,成为“扣下扳机”的死者,但是当“名字的组以后一个字母已念出”,为什么还会有另外的可能?为什么还会有另外的死亡?为什么还会有另外的方向?

扩展是因为对称,是因为重复,是因为阴影,是因为时间,而实际上在第四宗案件发生之后,名字被念出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直线,“我知道一种希腊迷宫只有一条直线。在那条线上多少哲学家迷失了方向,一个简单的侦探当然也会迷失方向。”从菱形到直线,是不是不会迷失?是不是再无对称?而其实一条线的、无形的、永不停顿的迷宫更是会把人带向一种神秘的现场,因为并非“无用的对称和怪僻的重复”制造了假象,而唯一性也通向最后的迷宫,“我觉得世界是个走不出来的迷宫,尽管有的道路通向北方,有的通向南方,实际上都通向罗马。”

而通向最后终点的罗马才是绝对的终点,“传说神有九十九个名字;希伯来语言文化学家认为这个不全的数字是出于对偶数魔力的畏惧;哈西德教派则认为这个欠缺说明还有第一百个名字,也就是绝对名字。”当一切的化名,一切的替换,一切的他者,一切的犹大,都成为神的九十九个名字之一,那么他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绝对的名字——不在历史中,不在剧本里,不在预言中,不在传说里,就如赫拉迪克“终于找到了那个词;雨滴在他面颊上流下来”,即使四倍的子弹把他打倒在地,在唯一的动词里,他就是那个绝对的名字,绝对的自己。

小径分岔的花园

编号:C63·2160313·1271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5年07月第一版
定价:23.00元亚马逊9.60元
ISBN:9787532762897
页数:102页

小说集,1941年出版,收短篇小说七篇。其中,《小径分岔的花园》是博尔赫斯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按作者所说为”侦探小说,读者看到一桩罪行的实施过程和全部准备工作”。叙述者德国间谍余准,一路躲避英国军官马登的追踪,潜入汉学家斯蒂芬·艾伯特家中,他在与艾伯特大谈一部名为《小径分岔的花园》的杂乱无章的小说手稿过程中,突然开枪杀死了艾伯特,却借此成功将情报传递给了德国人。“小说—花园—迷宫”的联系第一次出现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并成为其艺术的关键词,对时间或平行或背离或汇合或交错的不同序列的理解融入他的写作,无穷的可能性由此而生。“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说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分岔的不是空间而是时间,博尔赫斯想象出“一座时间的无形迷宫”,“一座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错综复杂、生生不息的迷宫,包罗过去和将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牵涉到别的星球”。


《小径分叉的花园》:只要一本书就够了

门槛的例子十分典型:乞丐经常去的时候,门槛一直存在,乞丐死后,门槛就不见了。有时候,几只鸟或一匹马能保全一座阶梯剧场的废墟。
——《特隆、乌克巴尔、奧比斯·特蒂乌斯》

门槛的例子其实在最后才显示出来,第87页,最初出现了门槛,而后在92页、93页相继出现,在我阅读的体验中,对于门槛的态度是忽略,是跨越,并非如乞丐一样在“经常去”的状态中保留着门槛的意义,也不是在死去之后消除了它的形式。只是偶然地把《小径分叉的花园》当成了阅读的第一篇,于是在门槛的存在和不见,在阅读的向后和向前过程中,寻找那个布满了分岔迷宫的那座阶梯剧场的废墟。

其实是那个“?”字,第87页如下叙述:“我对迷宫有所了解:我不愧是彭?的曾孙,彭?是云南总督,他辞去了高官厚禄,一心想写一部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建造一个谁都走不出来的迷宫。”在用扫描笔摘录的过程中,“彭?”变成了“彭寂”,偏旁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下半部分——当笔端的那束光线缓缓照见一个字,缓缓生成一个字,为何在中间被取代了?或者不是取代,而是一种改变,扫描笔的程序里大约有一个数据库,在形体被输入过程中,它会自动识别,那么很明显,这个“?”字没有进入到数据库里。这是一道门槛,于是用输入法,而且是手写,当写完偏旁,写完下半部分,跳出来的是读音zuì,但是输入的字却变成了一个“?”——疑问,未知,假象,以及不存在?

大写的“?”质问一个小写的“?”,代表着两种疑惑,而所有的现象都明确地被告知:它无法被书写。把《小径分岔的花园》第87页的那段文字输入搜索框,跳出来无数篇存放在网络上的同题小说,而问题是,那个“彭?”并没有以统一的形式出现,有的被写成“彭辰”,有的变成了“彭蕞”,有的是和我扫描摘录一样的“彭寂”,甚至还有用如问号一样的符号代替的“彭囗”。彭辰彭蕞彭寂彭囗,似乎以一种增殖的方式代替了那个被印刷出来的“彭?”——门槛变成了无数的门槛。

一开始是被挡在门外的一根门槛,后来是辨别不清的无数根门槛,情况的复杂性显露无疑,但是从这个字的读音,我完全可以用“彭冣”这两个字代替,而其实,“冣”也无限趋同于“?”,所以在无数门槛面前,我找到了最接近本质的那根,于是从“冣”字入手,开始查阅相关的意义,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积也。从冂从取,取亦声。才句切。”《徐曰》:“古以聚物之聚为冣,上必有覆冒之也。今借作最,误。”积聚的意思,如果还要更深一步了解的话,还有民俗参考、字形结构、音韵参考等。

大约是了解了这个字的基本意义,从彭?到彭辰彭蕞彭寂彭囗,再到彭冣,是不是在门槛的符号中进入到了一个迷宫?彭?曾经想要建造的就是一座迷宫,就如艾伯特所说:“彭?的作品里,各种结局都有;每一种结局是另一些分岔的起点。”彭辰是一个起点,彭蕞是一个起点,彭寂是一个起点,彭囗是一个起点,而最后区别最小的彭冣是不是也是另一个起点?果然从起点再出发,“?”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博尔赫斯会安排这样一个名字?是不是这个名字就是迷宫的最大入口?而作为翻译作品,当译者将博尔赫斯的原著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了无数根门槛?“多语言翻译”是网上提供的一个功能,“积也”的“冣”的多语言翻译提供了英语、日语、韩语、俄语和德语的翻译,却没有博尔赫斯写作的西班牙语,先试试,点击进去却不是所谓的翻译,而是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页面,关于五行,关于八字,关于留学,关于考试……不一而足,而且是“在线翻译”的首页。

首页是一个起点,是一个入口,那些“在线翻译”都留着文字输入框,似乎你只要在里面复制彭冣、复制《小径分岔的花园》,就会立刻获得被翻译的文字,而其实,这种机器智能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在没有“冣”的翻译面前,不能提供多语言翻译功能的困境面前,每一个入口其实都通向那些迷宫:“各种结局都有;每一种结局是另一些分岔的起点。”只是对于一个字的穷根究底,只是对于一根门槛的求知欲望,却不想以实践的方式进入了迷宫,这是不是博尔赫斯早就设下的寓言?

不同的变体书写,多语言的翻译入口,首页眼花缭乱的按钮,迷宫似乎脱离了一本小说,而侵入到了现实里,那么当以一种决绝的方式放弃那些变体文字、翻译入口和在线注释,重新回到第87页,阅读的疑问变得更复杂:为什么作为“彭?的曾孙”的我,名字却是余准,而且在中国的青岛大学是一个英语教师?彭?和曾孙之间是一种家族的承续体系,但是从“彭”到“余”,却并没有实现传宗接代的意义,反而变成了一种对宗法的亵渎?

这或者才是进入迷宫的入口,“我得逃跑”,这是我最迫切的想法,当骗过了理查德·马登而成为罪犯的时候,我的命运似乎只能当绞刑架,只能迎接生命的死亡,“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头头瞧不起我这个种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汇集的无数先辈。我要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他随时都可能敲我的门,叫我的名字。”逃是为了证明,逃是为了离开,而逃不出去的唯一可能是:“他随时都可能敲我的门,叫我的名字。”

所以当逃亡变成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那么取消被叫到的名字则是最保险的办法,看起来“彭?的曾孙”成为“余准”,就是一种策略。所以迷宫在某种意义上是取消了承续的连接性,就如斯蒂芬·艾伯特博士所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这一隐秘的原因不允许手稿中出现时间这个词。”曾祖父和曾孙,就是时间迷宫的序列,“我想象出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错综复杂、生生不息的迷宫,包罗过去和将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牵涉到别的星球。”也就是说,迷宫的意义在于“生生不息”,从入口进去,从起点开始,却再也无法从里面安然走出来,被包罗过去和将来的时间所吞没。所以小径分岔的花园在某种意义上却是取消时间性,取消重复意义,取消生生不息的连续性,取消从“彭冣的”到“余准”的家族传承。

时间不出现在小径分岔的花园里,当取消了连续性,也就取消了时间的必然性,所以过去是一个可能,未来也是一个可能,朋友是一个可能,敌人也是一个可能:“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存在和不存在,曾孙和非曾孙,迷宫和非迷宫,在分岔的时间里,还有什么能够生生不息?“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可以成为您的敌人。”所以,我拿出了手枪,扣下了扳机,打死了艾伯特——一个提供了曾祖父迷宫线索的朋友,是在了我的手中,而我被马登抓捕之后也被送上了绞刑架,他是我的敌人,而在这种消灭了时间必然性的死亡面前,或者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

迷宫取消了必然性,在可能性、偶然性中诞生了不同的死亡,也就是在不同的时间里分岔出来的又一个迷宫:“报上还有一条消息说著名汉学家斯蒂芬·艾伯特被一个名叫余准的陌生人暗杀身死,暗杀动机不明,给英国出了一个谜。”谜之为谜,是象征的迷宫,是小说的迷宫,是文本的迷宫,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取消了时间的必然性中走向无限的可能,“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循环不已、周而复始。书的最后一页要和第一页雷同,才有可能没完没了地连续下去。”

循环不已的是不是“环形废墟”?周而复始的是不是“巴比伦彩票”?生生不息的是不是“通天塔图书馆”?《环形废墟》里那个梦见的人又梦见了我,梦在延续,梦在重复,“夜复一夜,他梦见少年在睡觉。”《巴比伦彩票》里,“既然彩票是偶然性的强化,在宇宙中引起定期的混乱,那么让偶然性参与抽签的全过程,而不限于某一阶段,岂非更好?”而在《通天塔图书馆》里,“图书馆是无限的、周而复始的。假如一个永恒的旅人从任何方向穿过去,几世纪后他将发现同样的书籍会以同样的无序进行重复。”但是这样的偶然性、无限性,以及幻想性,其意义真的在于没完没了的时间中进入迷宫?实际上,偶然和无限并非是时间的本质意义,当一种时间没有了开始和结束,也就取消了其时间的真实意义,而那座迷宫只不过是无用的时间里让人死去的坟墓。

所以梦需要破解,彩票需要改革,图书馆需要变异,那个梦中的少年其实不在睡觉,他站了起来,而且醒了,“在那做梦的人的梦中,被梦见的人醒了。”儿子醒了,创造的儿子在等待事件的发生,即使当一场火焰烧毁了庙宇,当梦中的剧场变成废墟,他却没有被火焰吞没。而巴比伦彩票被改写的那个号码,使得赌博变成了罚款,使得偶然变成了必然,“巴比伦无非是一场无限的赌博”变成了一个传说。在通天塔图书馆里,六角形的回廊不能确定书目,二十个书架不能确定书目,二十五个书写符号也不能确定书目,而其实这种重复只是因为没有理解图书馆的正确意义,“某些语言里,‘图书馆’这个符号承认了‘普遍存在的、永久的六角形回廊系列’的正确定义,但是‘图书馆’也是‘面包’或‘金字塔’,或看仕何其他事物,解释词也有别的意义。”它的意义其实是无限伸展的,所以在意义面前,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解释的读者,就如在彭辰彭蕞彭寂彭囗中找到“彭冣”,而读者才是图书馆的主人,“当人们听说图书馆已经收集齐全所有的书籍时,首先得到的是一种奇特的幸福感。人们都觉得自己是一座完整无缺的秘密宝库的主人。”这样的主人,在博尔赫斯那里被叫做“书人”:能够发现“某个六角形里的某个书架上肯定有一本书是所有书籍的总和”。

无限而变成总和,偶然而成为必然,循环而最终被终止,博尔赫斯原注中引用莱蒂齐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的话说,“庞大的图书馆是无用的;严格说来,只要一本书就够了,那本书用普通开本,九磅或十磅铅字印刷,纸张极薄,页数无限多。”一本书就是无限的书,并不是又重新开启循环的迷宫入口,而是让“可见的每一页和别的页面相映,中央的一页没有反面”,而是让图书馆成为“青灯孤照,无限无动,藏有珍本,默默无闻,无用而不败坏”的地方。

所以,博尔赫斯在书写这样一本“每一页和别的页面相映”的图书时,选择让自己成为图书的主人,读者,或者书人,“编写篇幅浩繁的书籍是吃力不讨好的谵妄,是把几分钟就能讲清楚的事情硬抻到五百页。比较好的做法是伪托一些早已有之的书,搞一个缩写和评论。”在《赫伯特·奎因作品分析》里,不管是《迷宫中的上帝》还是《连体孪生兄弟的奥秘》,不管是《四月三月》,还是《秘密的镜子》,它们都是伪书之一种,而这种被引用的伪书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为消灭迷宫、无限、镜子做好铺垫,“无限的故事,无限的枝蔓”最终是失去了“作为人群的读者”,而博尔赫斯却成为了真正的读者,最终成为了作者:“我从题为《昨日玫瑰》的第三篇汲取灵感,写了《环形废墟》,也就是《小径分岔的花园》集子里的一篇故事。”当然,《吉河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不仅文本是伪书,连作者也是虚构的,“……历史所孕育的真理是时间的对手,事件的储存,过去的见证,现在的榜样和儆戒,未来的教训。”作者为梅纳尔的这句话引用的完全是塞万提斯的话,一字不差,却成为新的迷宫,所以《吉诃德》从来没有走出过“唐吉诃德”的影子,甚至它以一种缺省的方式制造着永远存在在草稿里的无限:“草稿的数量越来越多;他顽强地修订,撕毁了成千上万张手稿。他不让任何人看到他的手稿,不让它们保存下来。”

越来越多的草稿,成千上万张的手稿,这是循环的书页,却无法为一种确定性的文本找到位置,《特隆、乌克巴尔、奧比斯·特蒂乌斯》里的那个“乌克巴尔”也找不到位置,《英美百科全书》的四十六卷只有“乌普萨拉”条目,四十七卷只有“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条目,乌可巴尔、乌科巴尔、奥克巴尔、敖克巴尔……所有和乌克巴尔有关的谐音,到最后还是遍寻无着。没有乌克巴尔,是不是就没有了那部百科全书,是不是就没有了那面镜子,是不是就没有那句“男女交媾是可憎的,因为它们使人的数目倍增”,是不是就没有了特隆第一百科全书?镜子使人的书目倍增,男女交媾使人生生不息,这是无限的入口,这是偶然的延续。

“但那卷有九百二十一页,而不是标明的九百十七页。多出的四页恰好是有关乌克巴尔的条目;正如读者已经注意到的,不在字母标明范围之内。”《英美百科全书》有过这样一句话:“镜子和父亲身份是可憎的,因为它使宇宙倍增和扩散。”这可以看成是和乌克巴尔相同论题的一句话,可是为什么乌克巴尔只在那多出的四页里?四页,是不是一种确定?但是当我从第87页的门槛开始,却发现了博尔赫斯隐藏着的一个迷宫:一本书,如何以单数的页码作为终结?一张纸,正反相应,它一定是偶数的,第九百二十一页之后一定是九百二十二页,第九百十七页之后一定是九百十八页。单数是一个迷宫,而且在寻找乌克巴尔的过程中,似乎所有的线索都通向了让人迷惑的单数。

阿什收到的那本大八开的书一共有一千零一夜,《特隆第一百科全书》一共有十一卷,赫伯特·阿什因动脉瘤破裂去世的时间是一九三九年九月,而当初大家以为特隆就是“一团混乱,一种不负责任的狂想”,后来知道是“一个宇宙,有一套隐秘的规律在支配它的运转”……如此等等,这或者是关于数字的一个线索,却可能是真正破解乌克巴尔隐秘的理由,“谁发明了特隆?肯定不止一个人,大家一致排除了只有一个发明者的假设——像莱布尼茨那样孜孜不倦、默默无闻地在暗中摸索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当特隆成为一个集体名词的时候,它的背后一定是一个发明它的动词,动词的最初一定是单音节开始的,所以从不断出现的单数世界寻找到的入口是:“中央的一页没有反面。”没有反面中断了倍增的可能,取消了无限繁衍的偶然,所以没有名词的动词才是一种“原始语言”:“里面没有名词,但有无人称动词,由单音节的、具备副词功能的后缀或前缀修饰。”

无论是“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两个”的学派,还是以辩证的游戏让数量倍增的哲学,无论是异教创始人关于九枚铜币的“骗人理论”,还是北半球语言用形容词堆砌起来的名词,其实都在繁复中让世界变成了无限、偶然的迷宫,循环不断,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所有的线索都变成了迷宫,而那本书,唯一的那本书,单一的那本书又在哪里?名词无非堆砌,无非比喻,而动词才是关键,才是在“找到”和“遗失”中让事物具有同一性:“比如说,《道德经》和《一千零一夜》——把它们归诸同一个作家,然后如实地确定那位有趣的‘文人’的心态……”所以单一的主体才是全能的,所以只要一本书就够了,所以门槛不需要复制,所以彭?的迷宫不需要更多的翻译和查找,也所以,那个九枚铜币的故事完全可以用博尔赫斯的语气来叙述:

甲是乙,又是丙。丙之所以发现三枚是因为他记得甲遗失了钱币;甲之所以在走廊上发现两枚钱币是因为他记得其余的钱币已经找到……

恶棍列传

编号:C63·2160313·1270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2年07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0.40元
ISBN:9787532762880
页数:110页

博尔赫斯首部小说作品,1935年出版,集中讲述世界各地“恶棍”的故事,既有美国南方的奴隶贩子、纽约黑帮头目,也有冒名顶替望族子弟的英国流浪汉,甚至包括日本江户幕府时期侮辱赤穗藩主而最终被复仇的礼官吉良上野介、中国清朝时期著名的女海盗郑寡妇。真实的历史背景,与作家的想象交织在一起,刻画出芜杂的社会角落里生长出来的一个个“反英雄”形象。奇绝荒诞的情节、稀奇古怪的人物、精妙幽默的语言共同构成巴罗克的浮饰风格,博尔赫斯说:“大乘禅师教导说四大皆空。这本书是宇宙中一个微乎其微的部分,就本书而言,禅师们的话很有道理。书里有绞刑架和海盗,标题上有‘恶棍’当道,但是混乱之下空无一物。它只是外表,形象的外表,正因为这一点,也许给人以欢乐。著书人没有什么本领,以写作自娱;但愿那种欢乐的反射传递给读者。”


《恶棍列传》:镜子和父道是可憎的

博尔赫斯,我又把插在马甲左腋窝下的那把锋利的短刀抽出来,端详了一番,那把刀跟新的一样,精光锃亮,清清白白,一丝血迹都没有留下。
——《玫瑰角的汉子》

精光锃亮的刀,清清白白的刀,不留一丝血迹的刀,放在第74页和75页之间,如果书页如刀鞘,是不是在它拔出的那一刻,寒光也会在纸上留下锋利的印痕,可是那里分明夹着一直笔,和一张书签。打开了笔帽,笔尖也是不可阻挡的,和书签一样,以最锋利的方式指向一个已经被改名的神秘故事。但是,在还没有沾染上血迹之前,一支笔或者一张书签,只是作为一种分割的存在,前和后,左和右,第74页和第75页,以及《玫瑰的汉子》之前和《玫瑰的汉子》之后。

如此画出一条分割线,就如一九三五年的出版序言和一九五四年的再版序言,被写在两种和死亡的叙事里,“事过二十年,仍按原样重印。”一种说明,其实早就抽离了那一支笔,写作者已经在文本的身后,他是不带刀的神秘人,却注定在所谓的巴罗克的风格中变成历史的一部分,“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引用《圣经》里的一个句子,就像挥舞着早已被去除了血迹的刀,精光锃亮,清清白白,谁会用淡化巴罗克的方式将一切的紧张关系淡化?所写的已经写上,那么谁在里面成为恶棍,谁在里面受到惩罚?谁在巴罗克的演绎中走向一种死亡?

“书里有绞刑架和海盗,标题上有‘恶棍’当道,但是混乱之下空无一物。”但一定是一本书,一本没有了笔照样可以书写的书,一本不插入书签照样可以阅读的书,标题也是精光锃亮,也是清清白白,他们是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是难以置信的冒名者汤姆·卡斯特罗,是女海盗郑寡妇,是作恶多端的蒙克·伊斯曼,是杀人不眨眼的比尔·哈里根,是无礼的掌礼官上野介,是蒙面染工梅尔夫的哈基姆,当他们以集体的方式出现在恶棍的名单里,他们在混论之中到底演绎了怎样的巴罗克人生?又如何在不沾血的刀子上走向死亡?

名字写在标题里,作恶的经历可以千变万化,但是某种如宿命一般的结局谁也无法改变,“世界上最大的河流,诸江之父的密西西比河,是那个无与伦比的恶棍表演的舞台。”河流是出生的证明,是表演的舞台,潦倒落魄的莫雷尔所谓的自豪,是因为有着纯粹的血统,这完全可以区别于那些所谓的密西西比河黑人,所以即使童年贫穷,即使生活艰难,即使没有读过《圣经》,他照样可以像南方老式的财主那样,看见属于自己的那些黑奴,照样可以在讲堂讲坛上布道,让赌场的老板“禁不住哭了”。身份只于他就像一五一七年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甫那样,把安德列斯群岛中那些过着非人生活、劳累致死的印第安人从金矿里置换出来,而变成黑人的地狱。

一五一七年其实是不慈善的,当黑人替代印第安人成为奴隶,他们也在只有一次的生命里劳累致死,所以莫雷尔这个“看上帝的面都能下毒手杀人”的人,在一八三四年的时候,却在黑人身上寻找另一种价值,他从种植园里逃跑的黑人卖到另一个庄园,然后从卖身的钱里获得收益,然后再帮助黑人逃跑,如此循环,最后把黑人带到已经废除黑奴制的州。这是一种带有利益的解救,在种植园里黑人是不自由的,就像在安德列斯的金矿里一样,最后的结果是劳累致死,但是当他以逃离的方式最后来到废除黑奴制的州,他就是自由的,而且还能拿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卖身钱。

但是为什么黑人还要背叛他?“出于感激或者愁苦,黑人会吐真情。”当莫雷尔甚至想要自己成为南方的财主,购置大片大片的棉花地,蓄养一批奴隶的时候,他却在背叛者告密的情况下被警察包围。侥幸逃脱的莫雷尔是不是也像黑奴一样,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这是不是意味着最后他也会拿到属于自己的卖身钱?其实对于莫雷尔来说,真正的罪恶是有人告密,有人背叛,他曾经对过千人的手下说过,如果有人反叛,最后的结局只有两条路,一是让他们落到官方手里,受到法律的制裁;另一种结局则是在脚上拴上一块石头,然后扔进滚滚浊流。

黑人为了自由背叛种植园主,为了真情背叛莫雷尔,而莫雷尔的手下背叛这个心狠手辣的解放者,是因为“密西西比河正是污浊的约旦河的极好形象”,它似乎天生具有这种邪恶的本性,作为解放者,莫雷尔用枪杀死了最后祷告的人,计划发动一次大规模的黑人奇起义,然后攻下新奥尔良,然后率领那些梦想绞死他的黑人……如此种种,历史或者可以被改写:改写黑人的命运,给些新奥尔良的历史,改写自己作恶多端的历史。

但是一八三四年,这样的慈悲故事没有发生,无与伦比的恶棍终于出现了,他不是莫雷尔,不是有着纯粹血统的莫雷尔,不是在布道时让人流泪的莫雷尔,不是帮助黑人逃跑的莫雷尔,也不是绞死那些背叛者的莫雷尔,“一八三五年一月二日,拉萨鲁斯·莫雷尔在纳齐兹一家医院里因肺充血身亡。”没有被绞死,却因肺充血而死,那么谁是那个杀死莫雷尔的凶手?当为了自由而逃跑的事情发生,当为了感化而布道的慈悲出现,当为了复仇而起义的计划实施,“一切富有诗意的因果报应”走到了悖论的一端,自由走向了不自由,慈悲走向了罪恶,复仇者却死去,甚至,“他的葬身之处也不是他罪行累累的河流。”在这悖反的结局中,莫雷尔是不是还是那个作恶多端的解放者?那死去病床上,一直清清楚楚写着肺血肿死去的人的名字:赛拉斯·巴克利。

其实,所有富有诗意的因果关系都走向了悖论,当莫雷尔变成赛拉斯·巴克利的时候,他是在逃避死亡,还是在追求另一种自由?是在等待慈悲的机会,还是隐藏另一种罪恶?或者,作为恶棍,当他们的自由和革命,当他们的暴力和破坏,无法被带向诗意的结局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寻找另一种命名。难以置信的冒名者汤姆·卡斯特罗,出生登记上的名字是阿瑟·奥顿,但是,因为“博得了一户姓卡斯特罗的向人家的好感,他们收养了他,让他改姓卡斯特罗”;那个情人被套上绞索自己成为强盗首领的郑寡妇,却在和中央帝国的激战中看见了狐狸和龙的寓言,于是,“编年史家记载说狐狸得到了赦免”,她从此不再叫郑寡妇了,起了另一个名字——“慧光”;用混乱残忍而庞杂无章地书写了纽约黑帮历史的蒙克·伊斯曼,死一千二百条汉子的头目,而他有过爱德华·德莱尼的名字,有过威廉·德莱尼的名字,“又名约瑟夫·马文,又名约瑟夫·莫里斯”;欠下二十一条命,却说“墨西哥人不值得记数”的比尔,在从狱中逃离走向西部的过程中,变成了“英雄小子”比来,“逃犯比尔·哈里根就此消失。”

拿在手里的刀不是恶棍的标志,它甚至会成为英雄的符号,被替换的名字,被更改的命运,对于那些恶棍来说,他们的恶行似乎也只是出现在标题里,而在里面,其实就像那把刀,“一丝血迹都没有留下。”反对官方的起义没有发生,击败帝国海军的计划没有成功,在“狐狸寻求龙的庇护”中,他们其实都变成了“恶棍”这个名字的背叛者,背叛可以不死,可以被疾病取代,但那种被命名的故事里还有谁成为真正的恶棍?甚至变成了在西部世界里创造新历史的英雄,变成了让离开四十年的母亲重新见到的儿子,甚至是用刀子在棍子上刻上一道以平息纽约黑帮骚乱的解救者,但是当他们被重新命名的时候,那把刀子上是不是真的洗干净了血迹?难以置信的冒名者汤姆·卡斯特罗最后成为教会的牺牲品被判处十四年强制劳动,命运的结局是:“他一如既往地谦逊和希望讨好别人,往往以自我辩解开头,以忏悔告终,完全根据听众的喜好而定。”作恶多端的蒙克·伊斯曼在政客和法官的审判中也被判了十年徒刑,出狱后加入了步兵团,最后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身中五弹而死,“一只幸免于难的、极普通的猫迷惑不解地在他身边逡巡。”而杀人不眨眼的比尔·哈里根最后被加雷特郡长左轮手枪打死,“第四天,人们兴高采烈把他埋了。”而无礼的掌礼官上野介被一把刀削去了脑袋,仆从如云,前呼后拥也无法保证那一个年轻人抽出复仇的刀。

改名、顶替、误用,名字是一个恶棍的起点,当他们被重新命名的时候,其实早就不是那个恶棍了,正如蒙面染工梅尔夫的哈基姆所说:“他们看到了我的脸,所以瞎了眼。”戴着面具,就是一种被他人命名的状态,而面具里是谁,或许只有那个自己最清楚,但是面具不是自我保护,自我隐藏,而是为了遮掩一种被看见的现实,哈基姆不敬神、弄虚作假、反复无常,哈基姆颠倒天使和撒旦,哈基姆用一百一十四个瞎眼的妇女满足肉体的需要。不戴面具的人是可以看见别人的人,而看见本身就是一种邪恶,就是掉入到肉体有关的淫欲中,而哈基姆戴上面具纵欲在女人中间,是为了消除那种皮囊的人生:“你生前只有一具皮囊;死后遭报应时有无数具。”生前是皮囊,死后遭遇报应,生前是瞎子,死后是不是在梦中找到“特有的幸福”?面具和梦,一样是遮掩,一样是替换,一样是重新命名,于是那些被写在标题上的“恶棍”就是在被改写的人生里去除一种皮囊的宿命。

“我们居住的地球是一个错误,一种不够格的模仿。”不够格,却在模仿,于是有了镜子,于是有了出生,于是有了各种命名,而他们不约而同的结局大约是逃避不了死亡,而且是死后遭报应的死亡,所以如果存在着镜子的镜像和父道的秩序,必然存在着模仿,存在着“使地球生生不息、予以认可”的错误,他们只不过是无数恶棍序列中的一员,只不过是父道的宿命论者的延续,只不过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面容和肉体,一百四十个瞎眼的妇女,当她们看不见的时候,不是废除了皮囊,一个如先知的蒙面人,当他看不见的时候,不是把肉体变成神圣,“那张到过天堂的脸,实际上是白的,是麻风病人那种特有的惨白色。”

蒙面者的欺骗,恶棍的死亡,依然在悖论的存在中消除了富有诗意的历史,当那些人终于用长枪刺向企图进行最后欺骗的哈基姆,是不是一张面具从此要从人类的道德制高点上被扯下?是不是所有的恶棍都会在混乱的历史中留下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名字?编目在《资料来源》里,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写着一个“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菲利普·戈斯的《海盗史》里留下“难以置信的冒名者汤姆·卡斯特罗”的故事,赫伯特·阿斯伯里的《纽约的黑帮》里是“作恶多端的蒙克·伊斯曼”的传奇……每一种著述都有题目,都有出版城市,都有出版年,当然,更有作者,当恶棍被写在标题上,当写进资料里,当成为真实纪年的一部分,“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便安于历史之中,无法被蒙上面具,无法被改写名字,无法被虚构在小说里。

这是巴罗克的演绎?这是混乱的传奇?但是那只是表面之一种,“你们罪孽深重,无缘看到我的荣光……”的启示录里只有那些谎言的存在,“精光锃亮,清清白白,一丝血迹都没有留下”的刀只留下了死亡的影子,连同那支没有了笔帽的笔,连同锋利的书签,在分割而开的故事里是需要看见真正的主人:他是博尔赫斯,是把刀从马甲左腋窝下抽出来的博尔赫斯,是一个以“我”的名字讲述的博尔赫斯。

“玫瑰角的汉子”终于被翻开了那一页,不再有刀,不再有笔,不在有书签,当第74页和第75页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如镜子和现实的合体,包容在映射的区间里?那个女人已经去世,那把刀子被扔进了马尔多纳多河里,那个牲口贩子是不是只剩下尸体?“谁都明哲保身,不愿意找麻烦,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尸体扔进河里。”当死亡没有意外的降临,三个街段的故事里已经没有了威胁,“我”靠近亮着灯的窗口,最后也以熄灭的方式推向了黑暗,那么当我离开现场,离开“玫瑰角的汉子”,是不是也离开了影子?

“献给恩里克·阿莫林”的献辞写在上面,“既然问起已故的弗朗西斯科·雷亚尔,我就谈谈吧。”的说明放在第一句,而那个“一九五四年版的序言里”却提到了关于暧昧的创作,“篡改和歪曲别人的故事作为消遣”的我在这篇小说里用了“弗朗西斯科·布斯托斯”的名字署名,这是有点神秘的成功,但是,当博尔赫斯不成为最后的作者,是不是一篇被改写的故事重新找到了可憎的镜子?而且还是可憎的父道:弗朗西斯科·布斯托斯就是“一位祖父的祖父的姓名”。

自设的镜子和父道,所以从“资料来源”之后,还会有“生生不息、予以认可”的神秘和成功,还会有加紧了脚步明白一切的“我”,还会有那把看起来“精光锃亮,清清白白,一丝血迹都没有留下”的刀,还会有绵延不绝无法破译的“双梦记及其他”:《死去的神学家》看见了和在世时一模一样的幻觉;《存放雕像的房间》里有映射着的一句话:“如有人打开本堡的门,和入口处金属武士相似的血肉之躯的武士将占领王国。”和那些书、世界地图、圆形的镜子、点金石一样,成为被照见的宿命;《双梦记》里的富人终于在自己院子喷泉底下发现了宝藏,和队长梦里看见的一模一样;而《墨中镜》里的那炳剑,终于以映像的方式落到那颗有罪的脑袋上,“他发出一声不能引起我怜悯的呻吟,倒在地上死了。”

梦,镜子,幻觉,映像,死亡,以及启示,“荣耀归于不朽的神,他手里握着无限宽恕和无限惩罚的两把钥匙。”谁在那里说话?谁制造了寓言?谁又把死亡推到了神的反面?其实没有了我,也没有被重新命名的人,那些恶棍们也早已经在“资料”里寿终正寝,当混乱的世界空无一物,当巴罗克变成死亡的色彩,当肉体在镜子和父道中只剩下虚构,血迹已经遍及了每一页纸:“我还要把我保全下来的我自己的核心奉献给她——那个与文字无关的,不和梦想做交易的,不受时间、欢乐、逆境触动的核心。”前和后,左和右,第74页和第75页,以及《玫瑰的汉子》之前和《玫瑰的汉子》之后,都以锋利的方式让“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的一切变成新的“恶棍列传”。

所以,真正的恶棍就在那里,马甲左腋窝下藏着锋利的短刀,他的名字叫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一个被写在“有绞刑架和海盗,标题上有‘恶棍’当道”的封面上恶的作者,那时他不拄拐杖,没有失明,眼睛如一面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祖先和子孙,上至人类的始祖亚当,下至听到世界末日号角的人。”

冲积期化石

编号:C27·2160227·1267
作者:张资平 著
出版:上海书店印行
版本:1986年01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1.60元 15.00元
ISBN:J149·1
页数:246页

1918年,在日本留学的张资平有感于自己的留学生活,遂通过文学形式将其表现出来。最初他将其定名为《他的生涯》,郭沫若认为太俗,作者便改为《冲积期化石》,1921年11月脱稿后寄郭沫若,郭转交郁达夫,郁将其列为“创造社丛书第四种”,1922年2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创造社成员张资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之一种,据创造社出版部一九二八年二月第三版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