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山淡影

编号:C38·2171213·1438
作者:【英】石黑一雄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1年04月第1版
定价:27.00元亚马逊16.70元
ISBN:9787532753451
页数:249页

拥有日本和英国双重的文化背景,石黑一雄是极为少数的、不专以移民或是国族认同作为小说题材的亚裔作家之一,当他他致力于写出一本对于生活在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都能够产生意义的小说。但是在《远山淡影》这本石黑一雄处女作中,他把目光转向了日本,转向了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长崎,一对饱受磨难的母女渴望安定与新生,却始终走不出战乱的阴影与心魔,始终忘不见那里的 “远山淡影”。在作品中是浓浓的感伤与反讽,而在这一段迷雾重重、亦真亦幻的回忆之后,当忆者剥去伪装,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是需要灵魂去感悟的?一部问世30年仍在不断重印的名著,其内核或者正如瑞典学院给出石黑一雄的获奖理由: “石黑一雄的小说,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


《远山淡影》:我不想再见到那个地方

可是,一个长成了快乐、自信的年轻姑娘——我对妮基的未来充满信心——另一个越来越不快乐,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第六章》

远处是山,远处是海,远处是云,以及远处更远,是一个模糊的世界,而那近处的雨水,溅落在透明的玻璃上,清晰可见,却又时刻准备着坠落。远和近,模糊和清晰,背景和现实,就这样成为封面的一种解读。像一帧明信片,提供了视线和视野,那么,是谁看见又看不见?是谁在回忆又不该回忆?

是那个叫悦子的 “我”,她一定是在站在落雨的季节,隔着某一种透明的存在,将目光放在远处更远的地方,只是风景的意义,并不是都可以提供真实的意义,当无法穷尽的远处成为背景,当背景被模糊地遮蔽,其实有时候是看不清自己,看不清现在,一滴一滴的雨会溅在透明的世界里,然后在滑落甚至坠落中一遍一遍清洗残存的印记。那时候她已经离开了长崎,那时候她已经居住在英国,那时候景子已经上吊自杀,那时候妮基已经出生长大,那时候面对的是现实,那时候想起的是记忆。

两个城市,两个女儿,甚至两个时代,其实就是提供了远和近,模糊和清晰,背景和现实的参照,悦子说一个是快乐自信的姑娘,一个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样两种命运或者可以直接写成:生和死,但是两个人完全相异的选择并非是注定的, “都是火爆脾气,都有很强的占有欲;生气的话,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很快忘记他们的怒火,而是会闷闷不乐一整天。”她和她, “小时候有多像”似乎注解了相同的性格,但是这种相同似乎抽去了他们生活的背景,一旦把景子放在了走不出来的远处,把妮基放在了离开日本的伦敦,她们便成为两种坐标,关于战争,关于生命,关于现实,关于记忆,都会在 “远山淡影”中成为一种感伤和反思。

“和妮基不同,景子是纯血统的日本人,不止一家报纸马上就发现了这个事实。”景子跟随着悦子来到英国,在曼彻斯特的房间里上吊自杀,当一种死发生的时候,必然带着某种异域文化的观念解读, “英国人有一个奇特的想法,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天生爱自杀,好像无需多解释;因为这就是他们报导的全部内容:她是个日本人,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而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陌生化的注解,就像妮基对悦子说的: “她从来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既不在我的生活里也不在爸爸的生活里。我从没想过她会来参加爸爸的葬礼。”生和死其实并不仅仅是不同文化之间造成的差异,当一种死发生的时候,感伤之外的反思,必然会回到长崎,回到日本。

长崎,日本,就是那远处的山,远处的海,远处的云,以及远处更远的存在,20多年的时间,也并不能像雨水可以清洗残存的印记。战争的结果是战败,对于那一段历史来说,多少人能真正走出?多少人只是以模糊的方式看见?如果要把那段历史做一种清晰的呈现,悦子的公公绪方先生应该是一个参照,他经历过战争,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但是在战后的生活里,他的记忆还停留在过去,从福冈到长崎来看儿子三郎,最喜欢的就是和他下棋,在棋盘上,绪方先生也在考虑着战略和战术, “下棋就是不停地贯彻战略。就是敌人破坏了你的计划也不放弃,而是马上想出另一个战略。胜负并不是在王被将时决定的。当棋手放弃运用任何战略时,胜负就已经定局了。”一盘棋就是一种人生,就是一种态度,他把无心恋战的三郎看成是投降主义者,并且以父亲的名义批评他,对于他来说,战争是一次摧毁,但并不是带着反思的目光来看待这一切。

当三郎的同学松田重夫发表文章,认为那一代日本人 “在战争结束后就该被解职了”,绪方先生要三郎写信告诉他,这篇文章侮辱了家族名声,并且要三郎予以回击。而当儿子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去做的时候,绪方先生甚至去找松田重夫,当松田重夫认为那时候学校老师教给学生的是 “可怕的东西”: “他们学到的是最具破坏力的谎言。最糟糕的是,老师教他们不能看、不能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卷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但是绪方先生却告诉松田重夫: “我们打败仗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枪和坦克,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民胆小,不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浮浅。重夫,你不知道我们多么辛勤地工作,我们这些人,像我,像远藤老师,你在文章里也侮辱了他。我们深切地关心我们的国家,辛勤工作让正确的价值观保留下来,并传承下去。”

活在那一种传统中,并且还要在战后继续保持,甚至发扬光大,要 “确保孩子们形成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所以当他听说有夫妻将选票投给不用的政党时,他生气的是所有人丢掉了忠诚: “人人借着民主的名义丢掉忠诚。”忠诚,一个曾经熟悉的字眼,也是一个给日本人带来过阴影的观念,但是在绪方先生那里成为了民族精神最重要的部分。这是上一代人的观念,它在远处更远,只是它从来没有消失,甚至会突然闯进来。而在绪方先生的另一面,藤原太太则提供了上一代人的另一种参照,丈夫是长崎的重要人物,当炸弹投下来的时候,一家人除了藤原太太和大儿子以外都死了,对于藤原太太来说,这一定是一生都无法忘记的灾难,但是在灾难面前,她选择的是积极面对生活,开面店过好每一天,就像她对悦子说的那样: “心态决定一切。一位母亲应该得到她想要的所有的照顾,她需要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来抚养孩子。”

绪方先生和藤原太太提供了上一代人的两种人生观,他们或者可以看成是一种远山般的背景,而这一代呢?如何面对战后的世界?如何走出灾难的阴影?悦子无疑是这一代的代表,她就生活在长崎,在那里结婚生下了景子,而后离开日本来到了英国,再婚,再育。跨文化的生活方式无疑也是提供了两种选择,当景子和妮基以不同的方式面对生活的时候,其实从这一代到下一代便形成了两个相异的方向,而相异的方向却只有一个出发点:如何面对那个远山般的背景?或者可以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景子为什么要自杀?

“我发现这个画面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女儿在房间里吊了好几天。”景子在曼彻斯特的房间里以这样极端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在这之前她 “把我们挡在她的世界之外”,在我们之外,在打开的世界之外,那个关着的封闭房间里到底有怎样的痛苦?这是一个隔绝了这一代和下一代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便从悦子在长崎遇见的万里子入手,在某种意义上说,万里子就是景子的一面镜子,她的生与死,她的反叛和妥协,她的无奈和绝望,也许正是景子自杀的原因。万里子是佐治子的女儿,他们就生活长崎那片和战争有关的土地上, “一座小木屋在战争的炮火和政府的推土机中幸存下来。我从窗户就能看见木屋独自伫立在那片空地的尽头,就在河岸边上。”

石黑一雄:记忆在别处

佐治子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结婚, “那时没有。我嫁入了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我从没想到战争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战争到底是什么,她不知道,所以, “要不是战争,要是我丈夫还活着,万里子就能过上我们这种地位的家庭应有的生活。”但是这只是假设,当一切无可回避,唯有面对。但是战争一旦被看见,灾难一旦被降临,不仅对于佐治子,还是对于万里子,都变成了一种阴影,而留在他们脑海里最大的阴影便是那个在空袭中死去的女人,并不是被炸死,而是在被轰炸之前割断了自己的喉咙。一个女人自杀或者也并不是战争中最恐怖的事情,而是当她被人从水里捞上来的时候,她抱在水里的是一个婴儿。

“是个婴儿。我拉住万里子,离开了那条巷子。”这是佐治子的 “离开”,而正是从这个离开开始,她几乎都在逃离记忆,逃离现实,那个叫弗兰克的男人,那个叫美国的地方,成为佐治子想要抹去阴影的一种救赎力量,甚至把它们看成是为万里子设定未来方向的唯一办法: “而且万里子在美国也会过得更好。美国更适合女孩子成长。在那里,她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她可以成为女商人。她可以进大学学画画,然后成为一个艺术家。所有这些事情在美国要容易得多,悦子。日本不适合女孩子成长。在这里她能有什么指望呢?”当佐治子以自己的方式驾驭女儿的生活,其实在万里子那里同样变成了阴影。

万里子总是看见那个女人, “她住在河对岸。她昨晚来这儿了。那时妈妈不在。”看见女人就像看见了死亡,看见了灾难;万里子讨厌 “像猪一样撒尿”的弗兰克;但是万里子的世界对于佐治子来说是陌生的,她把那个女人说成是万里子编的故事,她要万里子接受弗兰克,因为只有接受,才能离开,只有离开,才能忘记。佐治子其实是决绝的,万里子也是决绝的,那一晚从家里离开爬上树,无疑是万里子自杀的预演, “万里子躺在水沟里,短裙有一面浸在黑色的水里。血从她大腿内侧的伤口流出来。”但是佐治子把它看成是一次不小心的事故,她没有在意万里子空洞的眼神,没有抚慰万里子孤寂的心灵,甚至在想要离开之前,把万里子喜欢的猫浸到了水里: “这只是一只动物,悦子。就只是一只动物。”万里子跑向了远方, “眼睛仍然看着河水,似乎没有听见在叫她。”

当二十年前的记忆翻现在悦子脑海里的时候,万里子预言的死亡其实在印证景子之死,也是离开,也是背向,那一种阴影其实一直没有抹除。而不管是绪方先生为代表的上一代,还是悦子、佐治子的这一代,以及景子和万里子的下一代,关于战争,关于故乡,关于生命,都被一种阴影笼罩着,而从藤原太太到悦子、佐治子,再到景子和万里子,构筑的是一种女性视角,甚至是一种母性视角,这种视角其实更直接面对生与死的问题。

藤原太太生下了孩子,也见证了自己孩子的死;佐治子和悦子也孕育了生命,但是在死亡意识中他们却在苦苦寻觅一种超越的方式,万里子有着无法抹去的死亡阴影,那么离开之后她如何直视自己痛苦的生活?景子之死便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不管是万里子还是景子,他们本身作为孩子,是一种生命存在的代表,但是死亡却将他们带向了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所以在景子和万里子之外,是另一种可能的面对方式,那就是以妮基为代表的生活。当悦子告诉她: “也许你很快就会结婚生孩子,我怀念小孩子。”而妮基却回答: “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了。”她问悦子的是: “我干吗要结婚?意义何在?”

这或者也是一种女性视角,在另一种意义上她回避了生,或者她并不是在母性的角度来为自己定位,这并非是一种逃避,当战争成为灾难,是那个在空袭来临之前自杀而让孩子死去的母亲;当战后制造阴影,是渴望着逃离却没有走进女儿世界的母亲佐治子。当那些东西都渐渐远去成为了背景,都已渐渐模糊,在记忆转身之外是应该看见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所以悦子对妮基说: “我并不为你感到羞耻,妮基,你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那时的天空起了风,告别了悦子的妮基回往伦敦,那是她的生活,那是她的未来,那是她的人生, “到门口时,妮基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我还站在门口,似乎有点吃惊。我笑了笑,朝她挥挥手。”每一个人都不再是别人的背景,看见或者看不见,都在自己的视野之内,回忆或者不回忆,也终于能够自如地走出来。

被掩埋的巨人

编号:C38·2171213·1437
作者:【英】石黑一雄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4.20元
ISBN:9787532770243
页数:336页

公元六世纪的英格兰,本土不列颠人与撒克逊入侵者之间的战争似乎已走到了终点——和平降临了这片土地,两个族群比邻而居,相安无事地共同生活了数十年。但与此同时,一片奇怪的 “遗忘之雾”充盈着英格兰的山谷,吞噬着村民们的记忆,使他们的生活好似一场毫无意义的白日梦。一对年迈的不列颠夫妇想要赶在记忆完全丧失前找到此刻依稀停留在脑海中的儿子,于是匆匆踏上了一段艰辛的旅程。他们渴望让迷雾散去,渴望重拾两人相伴一生的恩爱回忆——但这片静谧的雾霭掩盖的却是一个黑暗血腥的过去,那是一个在数十年前被不列颠人的亚瑟王用违背理想的手段掩埋的巨人。记忆与宽恕,复仇与和平,命运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了一处,而结局只有一个: “海湾上的日落。背后的沉默。我敢回到他们那儿吗?”


《被掩埋的巨人》:迷雾遮住了我的过去

请你答应我,公主,你不会忘记这一刻你心里对我的感情。如果迷雾消退,只会将我们两人分开,那记忆恢复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你能答应我吗,公主?答应我,无论迷雾消散之后你看到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永远记着这一刻你心里对我的感情。
——《第十三章》

他叫她 “公主”,他是她的丈夫,两种称呼的后面是不是有着隐匿的无奈?他担心迷雾散去之后的现实,她已经预感到了某种疏远,这一种至死不渝的承诺是不是反而变成了担忧?山羊吃着草皮和石楠,石楠却象征着凶兆;云后面露出了太阳,也飞过来一排恶鸟;说起的布朗温是个可怕的老太,却从不撒谎——在真实与虚幻,美好和邪恶之间,谁能揭露已经发生的真相?谁又能看清将要到来的风暴?

其实夹在 “高文的第一次浮想”和 “高文的第二次浮想”之间,第一次的浮想里有那个讨厌的寡妇厄德拉,却是让人欢喜, “她不是什么美人,穿的也是最简单的衣服,但和我有时候梦到的另外那一位一样,她脸上红霞灿烂,让我心动。”高文爵士只是看过她一眼,就在脑海里留下的永远的印象,那是年轻时经历的爱情,像梦,却有着 “一种神秘的满足感”,但是在为亚瑟王而战斗的岁月里,爱情能维持多久?梦想能保留多长? “上帝把她们放在我面前,放在这山路上,有什么用意呢? 他想考验我的谦卑吗? ”不是考验谦卑,是拷问如何取舍,当高文爵士为了亚瑟王的事业,成为母龙魁瑞格的守护者,爱情其实已经走向了终结,因为母龙不死,就会有龙息,龙息会制造迷雾,而厄德拉就只能和那些寡妇一起离开,她们在痛苦地流浪中离开了高文最后的梦境。

但是,身为战友的埃克索却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即使他是那部 “无辜保护者”的律法起草者,最后他却选择了离开亚瑟王,离开是为了爱情, “那时候我们称他为埃克索勒姆或者埃克索勒斯,可现在他叫埃克索,还有个好妻子。”于是那个叫比特丽丝的女人成为了他的 “公主”,在一种平民的世界里结婚生育。高文以浮想的方式找回记忆,其实是找回了守护母龙带来的遗憾,但是当他面对多年之后再次相遇的埃克索,它是不是听到了埃克索对于 “公主”祈求背后的秘密?听到而想起,在第二次的浮想中,那个梅林设下的赌咒却变成了死后去往天堂还是地狱的疑问, “埃克索阁下也许认为梅林是魔鬼的仆人,但是他却常常用他的本领,去做让上帝微笑的事。”被赌咒缠身,赌咒本身也无法摆脱那种宿命,那么在这个需要突围去寻找母龙的历程里,一个叫埃德温的孩子是不是会变成解除这个宿命的希望?

亚瑟王、梅林、曾被称为埃克索勒姆或者埃克索勒斯的战友,以及正在浮想的高文爵士,其实构筑了历史的一种境遇,作为不列颠人的领袖,他们在那场战争中杀死了撒克逊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并把他们称作是异族人。战争总会有输赢,于是有了唯一的统治者,有了臣服的人们,有了 “无辜保护者”的律法,甚至有了和平,但是上帝真的把美好的生活带来了——不管是不列颠人还是撒克逊人,是不是真的在停息的战争中看见了希望?魔咒其实没有死,就像那条母龙没有死,它只是掩埋在大树底下,当龙息造成的迷雾去除了人们的记忆,那只不过是一种遗忘, “发发慈悲,离开这个地方吧。让这个国家在遗忘中平复。”这像是一种谎言,暂时的安宁,暂时的和平,只不过是记忆的一次退场,而埃克索会再次成为埃克索勒姆或者埃克索勒斯,会再次想起身为亚瑟王手下、高文战友的那些经历,所以他会不安地希望 “公主”能在迷雾消散之后至死不渝。

这是不是和遗忘一样,只是一种自我欺骗?就像高文的第二次浮想那样: “我明白再争辩已经没有用了,而且我自己也急着上路,维斯坦阁下和他那个被咬的孩子在后面还有多远,谁知道呢?”那个叫埃德温的孩子,正在走来,正在以成长的方式走来,正带着伤痛的手指走来——那手上的伤口没有愈合,它才是真正活在记忆里的一部分,记忆复活,就是屠杀再现,就是战争重启, “你怜悯的那些撒克逊男孩,很快就会成为武士,迫不及待地要为今天丧生的父亲报仇。那些小女孩的子宫里很快会生长出更多的武士,这屠杀的魔咒永远不会破解。你看看复仇的欲望有多么强烈!”

醒来的记忆是可怕的,但是,和 “公主”比特丽丝提出要去寻找儿子计划的不正是埃克索吗?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他们其实是一对年老的夫妻,和六十位村民住在 “巢穴”里,就像活在原始社会一样,不会再面临战争和杀戮,即使有所谓的食人兽之存在,但是在一个村子里,这已经不是什么危险的事。 “公主,我们以前谈过可以出趟门。你看,现在春天到了,也许是该出发了。”他把这个计划说出来,比特丽丝是答应的,她甚至也早想做这件事了,穿过那个大平原,然后到达儿子的村庄,这个不远的地方就能见到儿子。

这是美好的期盼,但实际上看起来也像是一个隐藏着阴谋的计划,在迷雾笼罩的村子里,他们失去了记忆,就像亚瑟王最后的统治一样,是处在沉睡的状态中。但是埃克索却看到了村子里出现的红头发女人,听说了失踪的玛塔,以及那个和比特丽丝一起说话、穿黑色破布的陌生人——他们打破了这个失去记忆村庄的沉默,也闯入了埃克索内心早就埋葬了一切的心灵, “但他心里无法消除顾虑,觉得这个陌生人多少有些危险,让比特丽丝单独和那个女人在一起,他一直心中不安。”他们是谁?他们带着怎样的目的?他们为什么要接近自己的 “公主”?因为记忆回来了,他记起了几周前的那个星期天,牧师夺走了比特丽丝的蜡烛, “先生,我们俩一辈子都没有打翻过蜡烛。我们不愿意整晚整晚都在黑暗中坐着。”没有蜡烛就是黑暗,就是不合身份,就是惩罚,所以比特丽丝的出走是要找回一种温暖,而埃克索的出走是要告别那种复苏的记忆。

两个人上路各自带着不同的目的,而实际上,在这趟旅行中,却无可避免地将过去的秘密都揭露出来,寻找儿子之旅,是记忆回来之旅。他们经过那座废墟,废墟是罗马人统治时代的见证, “没什么,公主。就是这儿的废墟而已。有一下子好像是我在这儿回忆往事一样。”埃克索用生锈的刀子杀死了兔子,让比特丽丝吓了一跳,而这只不过埃克索恢复了曾经作为战士的弑杀欲望;他们经过了村子,在混乱的迷宫中,埃克索又听到了 “公主”和神秘女人的谈话;在撒克逊的村子里,他们听到了长老艾弗说起昨晚的争吵,而这争吵就像曾经的战斗;在树林里,他们遇到了男孩埃德温,武士维斯坦,高文爵士,以及那四个骑马的人,而正是这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地域、带着不同目的的人,就揭开了那个被隐藏的秘密,揭开了那些被埋葬的记忆。

“这事我有点记忆了,埃克索。我在想,我身上痛,一开始也许就是因为没有蜡烛。”这是比特丽丝的记忆复活,但是她把记忆看成是上帝的意图, “也许上帝已经听到了我们的话,正抓紧帮助我们回忆呢。”男孩埃德温从老武士斯特法身上看见了自己身上的灵魂,他记起了母亲对他说的话: “不要担心,埃德温。你难道不知道吗?石头是由你控制的。你看,你面前是什么?”已经失去母亲的记忆就这样浮现出来,而这种记忆让他带着另一种使命: “找到你的力量吧,来救我。”高文想起了曾经为国王亚瑟王效忠的过去,想起了那场战争,当他对那个灰白头发的士兵说: “除此之外,这场争议和我没有关系,你刚才也这么说过。这位武士也许是你的敌人,但目前还不是我的敌人。”不是要消除记忆,是想用另一种方式凸显记忆——他把士兵杀死,就是要让记忆再次被埋葬,就是要让亚瑟王的统治变成一种和平。

记忆归来,是比特丽丝没有蜡烛的疼痛,是埃德温失去母亲的伤口,是高文杀死士兵的残忍,而当他们为了寻找修道院的乔纳斯获得灵魂的安慰,却发现了更大的秘密,拥有了更可怕的记忆。为什么布莱恩神父会向他们说起去年冬天死的那条野狗?为什么僧侣伊拉斯谟看见那群鸟会叫它们 “魔鬼”?为什么武士维斯坦一直用死去士兵的剑挖坟墓?又为什么他们会看见那辆笼子里沾满了羽毛和血迹的笼子?是因为有人被镣铐锁住而被饥饿的鸟啄食,还是戴上 “仁慈”的面具避免眼睛被啄瞎?修道院是一个能让人看见上帝荣光的地方,但是却充满了神秘,充满了血腥,充满了死亡的气息,而武士维斯坦说出了这个秘密:这根本不是修道院,而是一个要塞, “我敢打赌,这要塞以前肯定是在撒克逊人手里,因为我看到了我同族人的很多记号,也许你看不到。”

维斯坦看到了记号,想起了战争,这是最残忍记忆的复苏,他曾经是小孩的时候,被不列颠人抓走,然后开始训练,成为武士,那些童年的记忆或许已经忘记了,但是当看到记号,闻到死亡的气息,他又回到了那个迷失的过去,身为撒克逊人却成为不列颠的武士,这是身份的一种异化,而反过来拿起剑杀死同胞,这是不是最残忍的事?而这个记忆的真正可怕的是,他仿佛认出了埃克索, “那是很久以前了,事情在脑海里变成了奇怪的样子。今天在那个村庄里,我第一次看到你,也许是因为早晨的光亮吧,我觉得自己又成了那个小男孩,羞怯地看着那个伟大的人物,他的披风在风中飘舞,他从村中走过,像猪群和牛群中的狮子。”埃克索的身份再一次得到印证,在亚瑟王的征战中,他或者就是那个把维斯坦变成不列颠人的罪人,而现在当武士成为异族人,但他手中拿着剑,在这个修道院里,在乔纳斯面前,在上帝的宽恕中,是不是会完成皈依?

“牧羊人,我们侍奉的,是一位仁慈之神,你是个异教徒,也许难以理解。无论罪行多重,向这样的神祈求宽恕,都算不得愚蠢。我主的仁慈是无限的。”乔纳斯对维斯坦说的这句话,其实已经将他当成了异教徒,已经把被征服的撒克逊人当成了异族人,这是上帝所说的荣耀?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一种不平等的体现,但是当比特丽丝问迷雾为何会降临的时候,乔纳斯的回答是: “可迷雾笼罩着所有的记忆啊,好的坏的都包括。不是吗,夫人?”好的和坏的,都会丧失记忆,所以只有迷雾能抹杀对立,消除战争,创造公平,所以这就是一种对于暴力的掩盖,就是对于真相的谎言。当在黑暗中他们独自去解开修道院的秘密时,终于发现了那些壁画,那些罗马字母,那些破碎的骸骨,那些在石塔里留下的屠杀和焚烧的痕迹。

这是记忆真正复活的开始,埃克索说: “这迷雾遮住了我的过去,但最近我发现,我慢慢想起了某个任务,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去完成的。”关于法律,关于亚瑟王,以及关于自己,但是当他把 “任务”看成是记忆的关键词,他其实要为亚瑟王的征战,要为那个遗忘式和平寻找理由,但是当复活的是所有人的记忆,它的公平性便凸显出来,比特丽丝终于想起了曾经的那件兽皮衣服,想起了埃克索不在身边的那个晚上,想起了儿子离开的日子,想起了还有蜡烛的岁月,但是在最终的谜底没有解开之前,她问埃克索的是: “这迷雾让我们忘记了很多东西。为什么不会让我们忘记对方呢?”

而在另一边,维斯坦和男孩埃德温进入到是石塔,在这里是武士在男孩身上复活了那场战争的记忆, “把这儿想象成要塞,孩子。过了很多天,要塞被攻破了,敌人拥进来。每个院子里,每堵墙壁上,都在搏斗。现在,你想象这个场景。我们的两个撒克逊兄弟,在外面的院子里,抵挡着一大群不列颠。”他告诉埃德温,那次战争所有人都死了,只有你的哥哥逃了出去。那是撒克逊人从不列颠人那里进行的一次突围,其实完全可以看成是维斯坦的自我逃离, “我明白了,像兄弟一样去爱不列颠人,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于是我下定决心离开要塞,虽然在要塞之外,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而手上带着伤口的埃德温也在记忆中看见了那个再没有回来的母亲: “我母亲是和平时期被抓走的,武士,所以没有遭遇大的伤害。她一直在各个国家之间到处游荡,这种日子也许不算差。可她一直想回到我身边,而且和她一起游荡的那些人,有时候很残酷。”

在和平时期被抓走,维斯坦和埃德温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合体,当作为一个异族人站在不列颠人面前的时候,记忆之复苏其实又变成了一种复仇,武士要埃德温从此之后仇恨不列颠人, “屠杀我们族人的,是亚瑟领导的不列颠人。抓走你母亲和我母亲的,是不列颠人。我们有义务去仇恨每一个不列颠男人、女人和孩子。”这是新的复仇的种子,而其实在循环中,新的何尝不是旧的?或者说,曾经被抓走的维斯坦,曾经失去母亲的埃德温,完全可以看成是埃克索和比特丽丝离开的儿子,当迷雾遮住了过去,所有人的孩子都找不到家,所有的父母都在迷失,甚至连高文心仪的那个女人,和一群寡妇在迷雾中离开一样,在断裂的记忆中,遗忘只是自我欺骗。

但是,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如果亚瑟王没有征服撒克逊人,那么战争还会无休无止地发生,这样连暂时的和平也不会到来。而这种 “如果”后来就变成了现实,当他们最终找到了母龙魁瑞格,当武士杀死了它,于是龙息不再,迷雾不在,遗忘不再,所有的记忆都连接起来,所有的真相都被揭开,所有的罪恶都苏醒——埃克索变成了高文的战友,变成了埃克索勒姆或者埃克索勒斯,那种维持着的幸福生活是不是都将解体?就像比特丽丝曾经担心过的那样: “我在想,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了源头,我们的爱会不会慢慢枯萎、死亡。”

这似乎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寓言,而其实,不管是亚瑟王还是母龙,他们代表着一种邪恶,但是属于过去,当所有的记忆都被遗忘,过去就是被谎言架空了,而人真正需要的是面向未来,埃德温要去寻找母亲,埃克索和比特丽丝要去寻找儿子,甚至高文在浮想中也看见了未来的影子,这些都是可以带向未来的期盼,就像杀死了母龙最后死去的维斯坦所说: “和平建立在屠杀与魔法师的骗术之上,怎么能够持久?”需要持久的是真实地生活,没有迷雾,没有欺骗,没有伪善,而从过去到未来,就是人从此岸到彼岸寻找归宿的毕竟之徒。

那一场冒险结束之后,是载人从此岸走向彼岸的船夫,当他变成第一人称的 “我”,似乎就变成了真正的上帝,而我所要摆渡过去的是两个人:埃克索和比特丽丝。他们曾经恩爱,他们总是在一起,但是在面向未来的选择中,在找回了记忆的故事里,他们还能在一起吗?曾经他们离开村子的时候,比特丽丝就对埃克索说起过,如果有责任盘闯等待渡海的夫妻,就应该核查一下,他们之间是否深爱,是否能够到岛上一起生活, “真像你说的那样,碰到的是一对夫妻,又自称深爱着对方,那我就必须让他们说出最珍贵的记忆。我先问一个,再问另外一个。两人要分开回答。这样,他们关系的实质就会显露出来。”重新在记忆中寻找深爱的理由,这其实就是一种残酷,当我成为船夫,便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实践,把他们分开,然后问他们最深处的记忆,但是埃克索在面对我时,说起了曾经的争吵,说起了曾经的背叛,说起了曾经儿子的离开, “船夫啊,可能是我做了什么事,把她赶到了另一个人的怀抱里。或者是因为我该说的没说、该做的没做?现在,那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像一像一只鸟飞过,成为天空上的一个小点。”儿子其实已经死了,而埃克索甚至阻止比特丽丝去儿子的安息之所哀悼, “那就是愚蠢和自傲。或者是人心之中潜伏着的其他什么东西。也许是渴望惩罚,先生。”

口头上是宽恕,内心里是自傲,口头是恩爱,内心是惩罚,这难道不是一种复仇?口头和内心的分离,甚至分裂,便如战争一样造成了生与死,分开了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分开了异族和同族,分开了记忆和现实,分开了真相和谎言,邪恶消灭,迷雾散去,记忆回来,是无法渡向彼岸的此岸,在一种轮回中无法忘记,也无法面对,于是在风浪之中,在隔绝之间,在我如上帝的世界里,异教徒便是那个背叛了自己记忆的人:

可是,我转过脸,他却没有朝我这边看,只是望着陆地,还有海滩上的落日。我也没有去看他的眼睛。他从我旁边经过,没有回头看。在海滩上等着我吧,朋友,我低声说,但他没听见,继续涉水而去。

刀锋

编号:C38·2171210·1436
作者:【英】毛姆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45.00元
ISBN:9787544284950
页数:418页

《刀锋》是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4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青年拉里因为好友在战争中猝然死亡,而开始向自己的内心展开深刻的追问:既然世间有善,为何恶亦相生?战后,拉里在故乡感受着美国建设一个 “宏伟而繁荣的时代”的热潮,却难以置身其间。他执拗地要寻求心中那个让他难以割舍的疑问。他在书籍中发掘,在静思中梳理。为此,他几乎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与热情,甚至解除了与恋人伊莎贝尔的婚约。之后远遁法国,再后,开始周游世界。在印度,他从东方的《奥义书》踏上了心灵自我完善之路。毛姆将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思索凝聚于这部作品中,书中有他自己的心路历程的影子,小说表达的主题是对人生意义和自我存在意义的追寻。


《刀锋》:为了存在于它们身上的无限

“可你想想,所谓我,不光包括我的灵魂,还包括我的肉体,谁能决定,我的肉体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如果不是生了一只畸形的脚,那拜伦还是拜伦吗?如果不是得了癫痫症,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第六章》

我之存在,由肉体和灵魂结合在一起,当拜伦是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成为最表象特征里的自己就在于肉体,一只畸形的脚和身患的癫痫症,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但是肉体的残疾和疾病,如何影响灵魂?那一种悲剧人生不仅是肉体世界里的痛苦,也是灵魂意义上的挣扎,而化为文字,化为作品,更在于灵魂世界的态度,所以我成为自己,不只是灵魂这一种属性,它是肉体之果,是灵魂之因,更是一种衍化成作品的寄托。

如此成为我自己,却在拉里的世界里,成为一种分离,在他看来,肉体提供了一个驱壳,在那里只有自我主义,只有外在的个性,而要真正成为自己,则必须让灵魂摆脱自我主义——肉体站在了灵魂的对立面,个人主义站在了绝对和无限的对立面,所以在这种分裂的自我世界里,必须驱逐肉体的欲望,必须赶走物质的需求,必须去除表象的自我, “当我坐在木屋里抽烟斗时,我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活力,我感觉有种力量要从我的身体里进发出来。到修道院里避世隐居并不适合我,我要居于繁华的世界里,爱这世上的一切,这不是为了它们,而是为了存在于它们身上的无限。”印度的五年求索,让拉里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自我的价值,那种 “它们身上的无限”是绝对的存在,是冷静,忍耐,是同情,无私,是自由,禁欲,而无限多抵达的那个高度甚至比宗教意义上的上帝更高一层。

印度五年修炼的感悟,是从发现自己身上的无限开始,而无限之发现,必然是看见了有限,看见了有限,必看见了被束缚的激情,被破坏的自由,被驾驭的欲望,甚至是肉体有关的创伤。这一切可以归结为拉里的疑问: “你没办法不问自己,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生活到底有没有意义,还是你压根儿就控制不了自己的命运,到头来只会沦为稀里糊涂的悲剧。”所以拉里是从命运,甚至从宿命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而在印度之前,是离开巴黎从比利时到德国,再沿着莱茵河去那个农场和煤矿;再往前,是他他离开芝加哥离开已经订婚的伊莎贝尔到巴黎 “游荡”;再往前,是他参加了战争成为飞行员,然后两次受伤……

往前往前再往前,是时间的逆行,却也是关于肉体世界的一次一次整理,当时间设定在1914年开始的那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以外部的方式打开一种人生。成为飞行员去往法国参加战争,这是拉里变化的开始,因为战争他受伤,从肉体意义上留下了某种伤痕,而在灵魂意义上则是如监护人尼尔森所讲,是 “还没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那么是什么样的创伤?那就是一种突然而至的死亡,战友为了救自己而牺牲了,才二十二岁, “本来准备打完仗后回爱尔兰跟一个姑娘结婚的。”当拉里对未婚妻伊莎贝尔说起这段伤痛的回忆时,他把死亡看成是一种生活的终结: “一个小时前还是活蹦乱跳、有说有笑的人,转眼就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死了。生活就是这样残酷,这样无情。”无情的死降临,生命走向了终点,那么这是一种意义还是无意义?

拉里说出这段记忆,其实并非是因为同伴救自己牺牲而让自己有了某种愧疚感,更让他思考的是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死亡成为生命的终结如此残酷的降临,那么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应该如何体现价值?或者说命运如何在不死的时候找到灵魂的意义?当拉里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1919年了,已经是回到了美国芝加哥,时间和空间的改变,不是淡忘了这个问题,而是更突显了关于人生的终极意义。而正是时空的改变,环境的改变,以及价值观的冲击,对于拉里来说,反倒形成了一种束缚。因为他站着的这个世界是正在建设的美国,是正在发展的时代,有正充满欲求的人们。

伊莎贝尔的舅舅艾略特当然是拉里的对立面。当拉里在1919年战争结束时无法走出某种创伤,艾略特却在同样的时空里寻找机会。这是战争导致的两种走向,艾略特也经历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只不过从参加救护队到在巴黎红十字会谋得一职,在到加入巴黎高级俱乐部,最后成为贵妇人口中的 “亲爱的艾略特”,他从地面飞向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所谓 “飞黄腾达”几乎就是以一种俯视的目光看待战争。 “我想这一切的根源定是狂热的浪漫主义情调,他能在那些孱弱的法国公爵身上看到当年追随圣路易到圣地的十字军战士,在咋咋呼呼、猎捕狐狸的英国伯爵身上看到跟随亨利八世远赴金衣战场的祖先。跟这些人在一起,他觉得自己生活在过去那种广阔、雄伟的天地里。”这个一生把 “社会交际”当成是最大志愿的人,这个用古董装饰生活的长者,这个在教父面前成为狂热天主教徒的有教养的人,就是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回到复古时代,那里有荣誉,有地位,有身份,有一切的名利。

所以当1919年艾略特和拉里相遇的时候,必是两种人生两个世界的碰撞,他对侄女伊莎贝尔说的是: “我觉得拉里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出息,他一没钱,二没地位,格雷·马图林就完全不同了。他的祖上在爱尔兰就很有名望,家族中出过一位主教,一个戏剧家,还有好几个声名显赫的军人和学者。”不仅自己站在拉里的对面,他也让和拉里青梅竹马的伊莎贝尔站在对面,让追求伊莎贝尔却和拉里是好友的格雷站在对面,甚至整个芝加哥、整个美国都站在对面,在他看来,1919年随着战争的结束,一切都必须重建,而美国即将进入空前繁荣的时代,这是超越欧洲的机遇,而每一个人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 “脚踏实地干下去,赚的盆满钵满,然后再买一套公寓买一个城堡,便是最富足的人生。他和政府搞好关系,地方长宫、教区主教和副主教都会经常光临他的宴会,在他的世界里,有价值不菲的古董,有妖艳的贵妇人,有政府官员,有教会首领,即使当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艾略特也凭借他的投资理念赚到了钱,而他又把这笔钱投入到宗教事务中,他建造了教堂,获得了教会封的一个爵位。而且,当经济危机爆发,美国发展受阻,艾略特依然是一个 “最仁慈、最体贴、最大方”的人,他用自己的资产照顾伊莎贝尔和格雷夫妇,让他们度过困境。

但是对于艾略特来说,社交生活却变成了一个反讽,当他年纪渐大,又得了不治之症,却依然对社交充满热情, “他就像一个濒死的演员,等到上了妆,登上舞台,就会暂时忘却病痛。”但实际上,他已经被社交界抛弃了,人们甚至不愿再邀请他,艾略特都蒙在鼓里,当他临死之前还在想着没有回艾德娜的邀请,可以说,他的生命最后一刻还活在自我编织的社交舞台上,信奉 “天堂里没有平等一说”的他在现实中期望创造平等,但这种平等只是金钱、地位、名誉组合起来的人格,在某种意义上是另一种不平等。艾略特之存在,就是一种自我主义,甚至这种自我主义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象征, “美国即将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甚至要超越欧洲,不是高瞻远瞩,而是自我封闭,当1929年那场危机到来的时候,梦想便成为了碎影。

“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上帝的直接介入,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事情来回报上帝。”这是艾略特建造教堂时说的话,上帝让他在危机时不死,上帝就是一种救赎,而这无非是人造的上帝,是物质化的上帝。艾略特所代表的是一种 “社交”生活,他所影响的便是伊莎贝尔的婚姻,所以他反对伊莎贝尔和没有钱财没有地位的拉里结婚,却对祖上有着名望,家族中出过主教、戏剧家、军人、学者,现在有身份财富的格雷心有独钟,在他看来,伊莎贝尔嫁给格雷就是走向如美国一样的繁荣时代,未来尽在自我掌握中。艾略特以及姐姐布拉德利太太的价值观对伊莎贝尔产生了影响,虽然伊莎贝尔爱着拉里,但是她对于拉里的举动无法理解,也无法猜透他要去巴黎 “游荡”的意义,当她终于答应拉里去往巴黎,终于在巴黎见到了拉里,其实爱情已经再无挽回的余地,就像我曾经对伊莎贝尔所说的那样: “爱情好比一个蹩脚的水手,只要在海上航行,它立马就蔫了。到时候你和拉里之间隔着一个大西洋,你会吃惊地发现,起航之前再怎么无法忍受的痛苦,都会变得微不足道。”当一个爱看书寻求知识、毫不顾忌自己生活、不工作的拉里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不是隔着一个大西洋,而是隔着永远无法弥合的距离,伊莎贝尔带着艾略特的影子说: “我这么年轻,想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别人可以做的事情我一样都不能少,我想去参加宴会,参加舞会。我想打高尔夫,骑马。我想穿漂亮的衣服,要是一个女孩子穿的衣服没有周围的人好,你能想象得到有多难堪吗?”而拉里却说: “我想弄明白世上有没有上帝,想弄明白世上为什么会有罪恶。我想知道我的灵魂会不会不朽,是不是我死之后一切也就结束了。”当她让拉里重新回到美国,然后结婚生活,拉里依然坚持着说: “我做不到,亲爱的。这样回去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死亡,等于出卖了我的灵魂。”

解除婚约,这便是两人那无法弥合距离的写照,物质和精神,名誉和信仰,金钱和上帝,他们完全走向了两个极端。而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拉里,到底在找寻什么?他想知道世上为什么会有罪恶,想知道到底有没有上帝,想知道灵魂能不能不朽,就是回到了战争年代那一场发生在自己面前的死亡,在他看来,生命在肉体的寂灭中走向了终点,那时灵魂也就不会存在了,所以肉体主宰着一切,而那些金钱、名誉、地位,甚至婚姻也都是肉体之一种,所以在他看来,肉体又走到了灵魂的反面,构筑了一种罪恶的欲望存在,所以离开美国前往巴黎,他所找寻的是知识,渴望在知识的海洋里发现永恒的东西,而金钱就成为 “一文不值”的东西,婚姻也成为了束缚,成为了羁绊,所以他把这一阶段的生活命名为 “游荡”——是将灵魂放在一种绝对自由的生活中。

但是,在拉里追逐自由的生活中,在放弃婚姻的 “游荡”故事里,他所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是农场里的埃莉和贝克尔太太,当时他和科斯提在欧洲旅行,离开法国,穿过比利时,沿着德国莱茵河往下,这是一种自由放逐灵魂的生活,但是拉里无可避免地陷入到肉体的渴求中,它反而变成了一种困境,所以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他们只能找活干,于是遇到了在农场里的两个女人, “我可不是什么农夫的妻子,而是农夫的寡妇,一个为祖国献出生命的英雄的寡妇。”当寡妇埃莉在那个晚上以一种占有的方式接近他的肉体时,一种悖论似乎形成了:他是男人,却被女人占有;他鄙视肉体,却陷在肉体的困境中,而且埃莉是寡妇,丈夫 “为了祖国现出生命”,是不是就像那个在战场上死在拉里面前的二十二岁的战友?同样被战争夺去了生命,同样是肉体造成了死亡,拉里为什么在那个夜晚面对埃莉的欲望时,最后选择逃离?

其实他完全可以用满足埃莉欲望的方式补偿死去战友的遗憾,但是那一晚的 “被厮混”在他看来却是一种耻辱,实际上对于拉里来说,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对沉浸在肉体死亡的悲痛中的人,他已经把肉体看成了灵魂的对立面,所以欲望是肮脏的,是可耻的。这是拉里关于灵与肉的第二阶段,当他回到巴黎,遇到同样死了丈夫的苏珊时,却又进入了第三阶段,而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印度呆了五年,学会了冥想,认识了生命轮回,抛弃了自我主义, “我相信,上帝只在我心里。”这种自我即上帝的信仰,对于他来说,则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归宿, “我很想知道,艺术能否为我指出宗教无法指出的路。”所以绘画的苏珊成为了拉里的情人,在拉里看来,苏珊就是一个艺术品, “他(拉里)还真是个奇怪的情人,非常亲切,充满热情,甚至非常温柔,刚猛却不激昂,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一点不下流……我关上门的时候,看到他拿起书,从他先前停下来的地方继续看下去。”苏珊这样评价拉里,情人关系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已经完全抛弃了肉体,做爱就像艺术创作,而做完事好不妨碍地看书,艺术又回归到灵魂。而苏珊最后离开了拉里, “我自己就差点爱上他了,这还不如爱上水中的倒影,一缕阳光,或者天空中的一朵云呢,我总算没陷进去。即使现想起当时的险境,我还不寒而栗呢。”不是自己爱上了倒影,是因为拉里一直爱着苏珊的倒影,艺术的倒影,灵魂的倒影。

而爱上苏菲呢?同样是死了丈夫,苏菲的存在却走向了另一种堕落,她酗酒、吸毒,和男人上床,曾经生活在天堂里,当男人和孩子在车祸中遇难,她便失去了天堂,她用这样的方式报复残酷的生活, “绝望之下,她一头扎进了地狱。我能想象,她是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这样一个女人在伊莎贝尔世俗的眼光中,就是一种堕落,甚至是原罪思想造成的恶, “恶就是恶,一直都在。”但是拉里却爱上了她,甚至还和她结婚,拉里的解释是: “我想她是个能力卓绝的人。她并不傻,也不自作多情,而是让人觉得她是一个纯洁的人,一个奇怪却高尚的灵魂。”一个堕落的女人,是肉体的堕落,但是她却在写诗,写优美的诗,写纯洁的诗,这就是她灵魂存在的意义,而拉里爱上她就是为了这一个灵魂。但是把自己当成上帝的拉里绝不仅仅是喜欢她的那种诗歌意义上的灵魂,而是要进一步拯救她,我对伊莎贝尔说: “他的欲望最重要,不不,不只是欲望,而是一种急切的在他心里呐喊的需要,他认识的一个天真女孩如今成了荡妇,他需要去拯救她的灵魂。”

在拉里的生命中出现了不同的女人,伊莎贝尔和他青梅竹马,几乎已经走入了婚礼的殿堂,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但其实是拉里远离了伊莎贝尔代表的世俗世界;他遇到的第二个女人是农场的埃莉,当他以逃离的方式拒绝肉体,就是在远离欲望生活;苏珊是画家,他爱上她就是爱上了艺术,艺术接近了灵魂,但仅仅是媒介,最后的离开就是离开艺术生活,而苏菲则代表着堕落的肉体和纯洁的灵魂的结合,拉里爱上他就是要把自己当成上帝完成最后的救赎。四个女人,共同构筑了拉里追寻人生意义的不同阶段,而拉里似乎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越来越接近他的终点,越来越成为上帝,但是最后的反转却是:苏菲在距婚礼还有三天的时候神秘失踪了,一年后苏菲告诉我当初逃婚的理由是: “亲爱的,到了紧急关头,我不能把我自己看成抹大拉的玛丽亚,把他当作耶稣,基督。这行不通。”

不想把他当成耶稣,就是不想把自己当成一个被救赎者,也就是说,苏菲依然喜欢那种堕落,甚至拉里所认为的灵魂的纯洁其实也是堕落之一种——苏菲无法像拉里一样活在冷静、忍耐、同情、无私、禁欲的世界里,无法忍受戒酒和不食毒品的生活中,即使在她死后房间里发现的所谓灵魂诗歌,也都是有着堕落的影子:波德莱尔、兰博和艾略特的诗集。 “她拥有可爱的灵魂,为人热诚,有理想,慷慨大方。她的理想很伟大,就算是她寻求毁灭的方式,也具有悲剧性的崇高意味。”这是拉里对她的评价。当没有了玛利亚,耶稣之存在还有什么意义?自己即上帝的另一个意义是:只有自己才能救赎自己。所以最后的拉里还是回到了美国, “我明白。人们必须向环境妥协,我当然会去工作。等我回到美国,就去汽车修理厂找份工作。我是个不错的修理工,找份工作应该不难。”

离开和回来,似乎是一个循环,但是当这一切重新归于平静的时候,反倒变成了一种沦落, “拉里已经如愿以偿,融进了喧嚣的人世,在那个世界,不同的利益冲突纷扰,混乱得叫人迷失。渴望良善,表面上过分自信,内心中却畏首畏尾,如此友善,却又如此冷酷,如此真挚,却又如此戒备,如此卑鄙,却又如此慷慨,这就是美国人。”这像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喟叹,对于一个国家的感慨,而在这个宏大的时代里,每一个人其实都回到了肉体生存的意义上,所谓高尚的爱情,所谓纯洁的灵魂,所谓艺术,所谓宗教,都无法逃离最后的归宿:

毕竟,所有我关注的人都得偿所愿:艾略特拥有了显赫的社会地位;伊莎贝尔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居住在活跃而有教养的社会里;格雷有了稳定的工作,收入颇丰,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苏珊娜·鲁维埃得到了安稳的生活;苏菲告别了人世;拉里得到了满足。不管高傲且文化修养极高的人有多吹毛求疵,我们普通人在心里还是喜欢出色的故事。如此一来,我的故事结局或许倒也算令人满意。

拜伦是长着一只畸形脚的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患有癫痫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拉里是最后拥有一个肉体活着的拉里,那一切的追寻,探求,发现,冥想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最后都无法成为改变世界的那把锋利的剃刀,就像《羯陀奥义书》上所说: “剃刀边缘无比锋利,欲通过者无不艰辛;是故圣者常言,救赎之道难行。”

百喻经译注

编号:B52·2171210·1435
作者: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2年07月第1版
定价:33.00元
ISBN:9787101086362
页数:447页

《百喻经》 ,全称《百句譬喻经》,是古天竺僧伽斯那撰,南朝萧齐天竺三藏法师求那毗地译。《百喻经》称 “百喻”,就是指有一百篇譬喻故事,但现存的譬喻故事只有九十八篇;之所以称之为 “百”,有两种说法,一就整数而言,二是加上卷首引言和卷尾侮颂共为百则。《百喻经》全文两万余字,结构形式单一,每篇都采用两步式,第一步是讲故事,是引子,第二步是比喻,阐述一个佛学义理。它从梵文译成汉文,距今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百喻经译注》以日本《大正藏》本为底本,采用《金藏》(仅存卷二、卷三)、《高丽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径山藏》、《清藏》及金陵刻经处本对校,并以他书辅校。


《百喻经译注》:云何得知泥洹常乐?

贫人见已,心大欢喜,即便发之,见镜中人,便生惊怖,叉手语言: “我谓空箧,都无所有,不知有君在此箧中,莫见瞋也。”
——《宝箧镜喻》

隆隆作响,从早上七点就开始了,一直要到日落时分,甚至有时延长至晚间七点——十二小时,完全变成了 “时间的噪音”,它覆盖了称作白天的时间段。大约也是有了些意见,在小区的楼下竟然贴出了 “安民告示”,解释说这是特殊项目,希望大家谅解。想必是有人提了意见,或者还去投诉了,但在这样一种打着民生工程旗号的项目建设中,用白纸黑字的安民告示,不是为自己制造的噪音寻找到了理由,相反,完全会愈演愈烈。

一个引子。周末在家,是切切实实听到了,闻而起身,推窗而见,那些挖掘机、推土机忙得不亦乐乎,隔着那一道墙,以为是隔绝了声音,以为避于一处而不见,但是声音是具有穿透性的,而在高楼之上俯视,亦是收入眼底。但是当收回目光,关闭窗户,是不是可以关闭耳朵?当打开图书,进入阅读,是不是可以忘记噪音?隔绝的不是底下的围栏,或者就是当我打开一个世界的时候,其余一切都如云烟,不闻也不见。

一种境界。是阅读之境界,还是无他之境界?翻开书页,从封面到腰封,从目录到正文,又如何进入其中? “譬如外道,僻取其理,以己不能具持佛戒,遂便不受,致使将来无得道分,流转生死。”第五则,名为 “渴见水喻”,有人口渴,找到了一条河,但是看着河水却不去饮水,当有人问他,口渴了才追逐求水,既然有谁为何不喝?那人的回答是: “君可饮尽,我当饮之。此水极多,俱不可尽,是故不饮。”因为水太多了,不可能被喝光,所以才不去喝它,这是一种怎样的逻辑? “愚人”是对这人的一个称呼,站在河边看见河水,本可以解渴,但是担心河水太多而无法饮尽,便放弃了,在说理中,对这个故事的说法是: “譬如外道,僻取其理,以己不能具持佛戒,遂便不受,致使将来无得道分,流转生死。” “见水不饮”便是非佛的外道,对于佛的教理断章取义,由于自己无法受持戒律,于是一条也不受,这一种放弃便是再无得到的机会,故而 “流转生死”,在俗世的轮回之中被取笑。

外道便如 “他者”,总是在听闻中使自己成为 “愚人”,比如 “食盐喻”,有人开始吃的菜没有放盐,于是感觉淡而无味,待主人放了盐,觉得味美,于是就想: “所以美者,缘有盐故。少有尚尔,况复多也?”一勺盐成全了美味的食物,但食盐本身并不美味,而愚人 “便空食盐”,最终是 “食已口爽”,当口舌受刺激而失去味道,反而把盐看成了一种 “恶者”,从 “美者”到 “恶者”,便是外道所致, “譬彼外道,闻节饮食可以得道,即便断食,或经七日,或十五日,徒自困饿,无益于道。”有愚人认为甘蔗很甜,如果把甘蔗的汁水浇灌甘蔗,那不是更甜吗?而最后的结果是: “返败种子,所有甘蔗一切都失。”说理: “欲求善福,恃己豪贵,专形挟势,迫胁下民,陵夺财物,以用作福,本期善果,不知将来反获其患殃。”无非也是让 “美者”变成了恶果。

他者之存在,总是遮蔽智慧,也便是自己成为了 “愚人”,《乘船失釪喻》就如中国的寓言 “刻舟求剑”, “水虽不别,汝昔失时,乃在于彼,今在此觅,何由可得?”所以, “如外道,不修正行,相似善中,横计苦困,以求解脱。”反而将自己困于其中不得解脱。外道而来,使自己 “迷失津济,终致困死”,《杀商主祀天喻》里那一行商人为了渡过大海,找到了导师,不想到旷野之中竟遇到了天祠,要让他们进行 “人祀”, “我等伴党,尽是亲属,如何可杀?唯此导师,中用祀天。”于是他们将导师用作祭祀,但是祭祀完成,却又陷入了迷途,因为再无人能够教 “入大海之法”。《婆罗门杀子喻》中说有一个婆罗门自称见多识广而且自持才高,通晓各种占星技艺,于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竟抱着小二哭泣,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说: “今此小儿,七日当死,愍其天伤,以是哭耳。”别人劝他命运难料,预计可能会出错,而婆罗门竟然给他说道理: “日月可暗,星宿可落,我之所记终无违失。”为了不 “违失”,竟在第七日 “自杀其子,以证己说”,而那些人知道他的儿子死去,都感叹说: “真是智者,所言不错。”为了自己的预言,甚至为了让自己成为 “多知”的人,竟然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牺牲品, “犹如佛之四辈弟子,为利养故,自称得道;有愚人法,杀善男子,诈现慈德,故使将采,受苦无穷。”

此为愚人法,就是自己在他者的世界里进入了迷途,《以梨打头破喻》里愚人让梨打自己的头,甚至被打破,他却说: “如彼人者,侨慢恃力,痴无智慧。见我头上,无有发毛,谓为是石。以梨打我,头破乃尔。”笑的是梨的愚笨,竟然以为自己的头是石头,而别人却笑他: “汝自愚痴,云何名彼以为痴也?汝若不痴,为他所打,乃至头破,不知逃避。”所以在说理中说: “不能具修信、戒、闻、慧,但整威仪,以招利养。”《愚人集牛乳喻》的愚人本来天天挤牛奶,后来觉得不如 “就牛腹盛之,待临会时,当顿轂取”。把牛奶盛装在牛腹中,等到宾客来了,牵来了牛,不想哪里还有牛乳?说理: “愚人亦尔,欲修布施,方言: “待我大有之时,然后顿施。”有愚人记得乘船之法,结果却不解其意, “虽诵其文,不解其义,种种方法,实无所晓。”《伎儿作乐喻》中,艺人在国王面前演奏,国王说会赏给他一千钱,等到他向过往索要,国王对他说: “汝向作乐,空乐我耳;我与汝钱,亦乐汝耳。”你给我听的音乐是愉悦我的耳朵,而我给你钱的承诺也只是娱乐你的耳朵而已。

为祭天而杀导师致使迷途,为彰显自己才能而杀儿子,为笑话梨头不识自己的头而忍受被打破的痛,把牛奶盛装在牛腹中,承诺只是娱乐耳朵,凡此种种,都只是在那个 “外道”里,而在外道中求道,则是邪见,不管是搆驴乳喻、田夫思王女喻、驼瓮俱失喻,说理为: “外道凡夫亦复如是,闻说于道不应求处,妄生想念,起种种邪见,裸形、自饿、投岩、赴火;以是邪见,堕于恶道。”闻于外道而生妄念,最终是在邪见中 “堕于恶道”,那些裸形者,那些自饿者,那些投岩者,那些赴火者,都被邪见所劫持, “以为得果之因”,却不想 “反致毁呰”。

而其实,只在外道中求道,本就是因为贪利而求方便,《人海取沉水喻》中说有人入海去搜集沉水香,沉睡香因其色黑芳香,脂膏凝结为块,入水能沉,故得名。当几年才搜得一车,于是去市场上交易,不想因为价格昂贵无人问津,他看到有人在卖炭,买者络绎,于是学卖炭 “速售”,最后 “不得半车炭之价直”。沉水当然不同于木炭,但是为了 “速售”,把沉水当成了木炭, “世间愚人亦复如是,无量方便,勤行精进,仰求佛果,以其难得,便生退心”。正是在求佛果中遇到了困难,便生退心,也便有了贪求方便之法:有人生食胡麻子味道不好, “熬而食之为美”,于是 “不如熬而种之,后得美者。”最后是熬而种, “永无生理”。有人认为自己妻子的鼻子不美,看到有人有美鼻,竟 “割其鼻,寻以他鼻著妇面上”,结果反而受到损伤, “虚自假称,妄言有德,既失其利,复伤其行,如截他鼻,徒自伤损。”有贼人为了贪利,用偷来的锦绣裹破旧衣服;有父亲为了不让盗贼将儿子的耳珰拿走,自己又无法拿下来,竟然 “斩儿头”;有愚人认为木工可以造就三重楼,竟然懊悔: “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为我作最上屋。”

外道中求道,为方便,为贪利,其实是 “迷乱上下,不知法相”,就如《山羌偷官库喻》中所说, “借以为譬,王者如佛,宝藏如法,愚痴羌者犹如外道。”所以如要不颠倒,不迷乱,就是要有次第,有在家次第、出家行住次第、还灭次第、流转次第、入僧次第、增长次第、入定次第等, “于各别行相续中,前后次第,一一随转,是谓次第。”次第不见,秩序以乱,或者是为外道所迷,或者为我见所执。《宝箧镜喻》中的那个人为贫困所扰,贫穷困苦便是一种 “他者”世界,所以他需要一种自救,当他发现放有珠宝的宝箧时,便想到可以偿还那些欠债,可以结束穷苦生活,但是却看到了珍宝之上的那面镜子,而且在镜子里发现了自己,于是生气地说: “我谓空箧,都无所有,不知有君在此箧中,莫见瞋也。”以为箧子里只装了珍宝,不想还有一个 “你”。此 “镜中人”本是我之镜像,是虚像,但是却当成了实体,于是执着于镜中的我,此为 “我见”: “为身见镜之所惑乱,妄见有我,即便封著,谓是真实。于是堕落,失诸功德、禅定、道品,无漏诸善、三乘道果一切都失。”

执着我见,还有《见水底金影喻》儿子和父亲看见水底有真金,儿子便下水捞取,不想一无所获,后来父看见水底真金的影子,才知到真正的金子在树上,父亲说: “必飞鸟衔金,著于树上。”于是不执著于水中之影, “即随父语,上树求得。”说理曰: “于无我阴中,横生有我想。如彼见金影,勤苦而求觅,徒劳无所得。”还有《伎儿著戏罗刹服共相惊怖喻》有一帮伎人赶路,其中有一人患病,于是穿着戏本罗刹的服装,向火而坐,当时有同行者从睡梦中醒来,看见火边坐着一个罗刹,于是惊慌而逃,其他人不知其故,悉皆逃奔。而那个穿着罗刹衣的病人为了找伙伴,也在后面奔跑,前面的人以为他要加害自己,越加害怕, “越度山河,投赴沟壑,身体伤破,疲极委顿,乃至天明方知非鬼。”《人谓故屋中有恶鬼喻》中有两个大胆的人都不怕故屋里有鬼,于是一个人先进去,反复推门,后来者以为有鬼,于是二人争论,一直到天亮, “既相睹已,方知非鬼。”镜子中看见和自己一样的人,是我见;水底看见金子影子,也是我见,把穿着罗刹衣的人当成鬼,无鬼的屋子里自己生鬼,或者都是执着于那个 “我见”: “以我见故,流驰生死,烦恼所逐,不得自在,坠堕三途恶趣沟壑。”

那么,什么是他,什么是我? “推析,谁是我者?”我见,就是执着于有真实自我存在之邪见, “我见者,谓我执,于非我法,妄计为我,故名我见。”而佛教一直强调此身为五蕴所成,虚假不实,如果 “恒执为我,是为我见”。不管是《宝箧镜喻》的身见,还是《观作瓶喻》的边见,不管是《搆驴乳喻》的邪见,还是《父取耳珰喻》的见取见、《愚人食盐喻》的戒禁取见,也都是 “于见道一时断之者”。所以佛教提倡的是 “非我”, “无我”,没有恒常不变的我,也没有灵魂,一切都在那里不停的刹那的生灭着,根本就找不到一个不生灭的东西,也找不到一个叫做 “我”的实体存在,世亲造、唐玄奘译《辩中边论》卷中《辩真实品》将 “无我”分成三类: “无我三者:一、无相无我,谓遍计所执,此相本无,故名无相,即此无相说为无我;二、异相无我,谓依他起,此相虽有,而不如彼遍计所执,故名异相,即此异相说为无我;三、自相无我,谓圆实成,无我所显以为自相,即此自相说为无我。”

无相无我,异相无我,自相无我,便是无我的三重境界,便是水底无影,镜中无我。只是这 “我见”如何能超越?成为无我见?《序品》中,在鹊封竹园讲法的时候,梵志问佛 “天下为有为无?”佛说: “亦有亦无。”有和无从人道谷,从五谷到四大风火,从四大风火到空,从空到无,从无到自然,从自然到泥洹的涅槃,于是梵志问: “佛泥洹未?”佛的回答是: “我未泥洹。”所以梵志的问题便是 “若未泥洹,云何得知泥洹常乐?”这颇有 “子非鱼”的那种诘问,而佛说: “汝今不死,亦知死苦。我见十方诸佛,不生不死,故知泥洹常乐。”

我见十万诸佛,是 “我见”却并非 “我见”,而是一种 “离断、常二边,处于中道”的方法,如此,在这通往 “中道”之路上,与诸大比丘、菩萨摩诃萨及诸八部三万六千人俱,以及那些梵志,是需要从我见中解脱而出,在无我中非镜非影非外道,于是静坐下来, “如是我闻”——即使外面隆隆作响,即使开窗而见, “无我者非我、非我所,非我之我”。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编号:Z12·2171210·1434
作者:梁启超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4年04月第1版
定价:32.00元
ISBN:9787101099737
页数:397页

“吾不尝言历史为过去人类活动之再现耶?夫活动而过去,则动物久已消灭。曷为能使之再现,非极巧妙之技术不为功也。”梁启超把历史比作电影片,是由无数单片 “紧密衔接,成为一轴;然后射以电光,显其活态”,这便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在清华所作演讲,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全面反映了新史学首倡者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对中国历史研究影响巨大。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论述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第二章回顾并评价了中国的旧史学;第三章讲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第四、五章专谈史料学;第六章则阐述史实上下左右的联系。


《中国历史研究法》:筚路蓝缕以辟此途

惟史亦然,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为成套的,为有生命的,为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
——《第三章 史之改造》

从师从康有为,到领导戊戌变法,从变法失败潜居国外,到在日本创立《新民丛刊》,从辛亥革命后回国,到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从与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到弃政治学……对于梁启超来说,这曲折的经历正是一部个人历史,而这部个人史也折射出中国近现代云谲波诡的国家史,而这些点缀其中的 “故事”,是不是只是 “树史”之躯干?梁启超之个体存在,或者也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孤立样本,但是作为站在新旧交替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作为大力宣传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变革人物,梁启超的意义或者并不在于寻找个人历史的 “神理”,而是在对史学的改造中完成 “国民资治通鉴”,在新史学的书写总成就一部 “人类资治通鉴”。

为什么要对旧史学进行改造?为什么要创立新史学?1921年,他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时候,就明确了作新史学著作的迫切性: “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留下了浩渺烟海的史书,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他认为,在二百年前,这种状况依然存在,从最早设立史官,以 “书”、 “志”或 “记”的方式记下当时之事,到左丘的《国语》、无名氏的《世本》,中国历史拥有了 “最初有组织之名著”,而到了司马迁,他以《史记》 “成一家之言”, “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在梁启超看来,司马迁之前,中国有史记但无史学,可以说,司马迁的《史记》带来了中国历史学的一次革命。

其后的班固,则开创了断代史的先河,但是当唐朝之后官撰合撰历史兴起之后,他则认为产生了中国历史记载的 “最大的流弊”,那就是 “著者无责任心”,也就是说,那时修史是朝廷行为,甚至是粉饰太平之作, “司马迁忍辱发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班范诸贤,亦同斯志,故读其书而著者之思想品格皆见焉。欧阳修《新五代史》,其价值如何,虽评者异辞,要之固修之面目也。若隋、唐、宋、元、明诸史,则如聚群匠共画一壁,非复艺术,不过一绝无生命之粉本而已。”即使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只是一种记账, “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使读者能瞭然于史廷迹之时际的关系,此其所长也。然史迹固有连续性,一事或亘数年或亘百数十年,编年体之纪述,无论若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帐簿式。”而到了近代,出现了注释考证,出现了史评,史书才有了史学的印记, “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所以他推崇的史学作者有三人,他们是写有《史通》的唐代刘知几,写有《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的宋代郑樵,以及写有《文史通义》的章学诚。

“要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从他对于过去中国史学界的回顾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只有 “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才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出路,史学之意义,不是简单的记载发生于历史中的人或事,而是具有某种变革的思想,具有主观的意志,具有对历史规律的探究和把握,而这正是历史本身具有的意义,所以在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中就明确指出: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考察这句话,可以分别述之,一是 “活动之体相”,这是历史记载的客体,一个是 “体”,一个则是 “相”, “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体就是活动的主体,也就是人,而相,可以是活动的 “产品”,也可以是活动的 “情态”, “产品者,活动之过去相,因活动而得此结果者也;情态者,活动之现在相,结果之所从出也。”不管是体还是相,不算是过去还是现在,其中心词就是活动,而活动也正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源泉,所以它构成了历史的脉络, “史也者,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梁启超指出,天象、地形等属于自然界的现象,是静止的,是不属于人类参与的,所以是 “非活动的事项”,也就是说,它不是历史的范围。而梁启超提出 “活动之体相”,就是把历史看成是一种结构,人和事交错在一起,故而形成了一种交错的体系,而这也是历史成为 “国民资治通鉴”或 “人类资治通鉴”的一个必然条件。

有了 “活动之体相”,其实也是一种静态的网络,所以活动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 “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活动不是 “人”之活动,而是 “人类社会”之活动, “一个人或一般人之食息、生殖、争斗、忆念、谈话等等,不得谓非活动也,然未必皆为史迹。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 “赓续活动”的意义就是撇处了活动的孤立性,而具有社会性,因为只有具有社会性,才有周遍性,才有连续性,才能为新史学的建立创造条件。所以梁启超提出的第三个关键词则是 “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 “总成绩”就是否定了个体性和孤立性,但是成绩之存在,是一种结果。而且是 “今所现之果”,过去之事为因,现在之成绩为果,这种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意义, “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其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

有了活动,有了赓续,有了因果,所以最后的落脚点则是 “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不管是国民资治通鉴,还是人类资治通鉴,都是 “为社会一般人而作”,而不是像古代历史那样为某权力阶级而作,所以这就建立了中国历史的样本: “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中国人之资鉴者,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也。”对于历史意义的阐述,梁启超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改造历史,改造旧历史。他认为,古代历史书籍汗牛充栋,今人不可能遍读,即使遍读也不能收获自己想要的, “夫使一国国民而可以无需国史的智识,夫复何言。而不然者,则史之改造,真目前至急迫之一问题矣。”

但这仅仅是文本意义上的改造,而对于历史改造的最重要部分则是内容,则是观念,则是思想,而这种改造必须涤荡旧史存在的弊端, “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旧史突出的是贵族性和阶级性,而不是 “社会一般人”的活动体相,这是其一;另外,旧史是为死人而作,不是为 “生人”而写,而历史要 “求得其因果关系”,就必须面对生人,而这也是 “生人本位思想”, “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其三,旧史是为写史而写史,它就是孤立的历史,所以新史学要重新规定史学的范围, “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扩展内容,连成体系,使历史成为一种 “总成绩”;其四,则需要 “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撇出主观叙述,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

历史需要动态、全体、持续和面对现实地构筑方法,需要提供生人本位,需要具有客观叙述,梁启超的历史观就是要找寻历史的神理, “惟史亦然,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为成套的,为有生命的,为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而这种整个的、成套的、有生命的、有机能的、有方向的历史到底如何书写?梁启超讲述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就贯彻了这样的史观。他认为,史料本身是过去人类思想和行动的留下的痕迹,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两种,当历代的革命、战争、纷乱造成了史料的缺失,面对现存的那些东西,则要以新史学的观点来搜集整理,他认为,要搜集史料,既要考察抽象史料,又要考察具体史料,既要发现积极史料,又要辨别消极史料,而唯一的标准是:为我所用。

梁启超举例说,唐末黄巢之乱,曾大量惨杀外国侨民,旧史中仅有 “焚室庐杀人如刈”等模糊记载,并无其他说明,但是在十世纪阿拉伯人所著的《中国见闻录》中却又一节这样说: “有Gonfu [ khanfu],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贼Punzo [ Banschoua ]陷Gonfu,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当欧洲人译读这一段文字,并不知道GorSu者为何地,所谓Punzo者为何人,但是通过东西学者细加考证,知道回教纪元二六四年,当景教纪元之八七七一八七八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至五年,也就是说,那时黄巢起义军正在广州,所以广州,至今称为 “广府”,Gonfu即 “广府”之译音,而Punzo便是黄巢。

这个明确之后,却可以搜集到那些湮没的史料,甚至产生 “极重要之历史上新智识”:当时的外国人被杀十多万,那么当时中外通商何以如此繁盛?通商口岸是不是只在广州? “市舶司”到底是什么组织?通商结果有没有影响到当时的国民生计?当时的关税制度怎样?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关系如何?……从一则史料可以思考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必可以建立各相关联的历史事实,而这些事实也可以为现今之中国提供 “资通鉴”,所以对于史料的搜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要搜集史料,梁启超认为必须要有鉴定,一是去除有误的材料,二是要辨别真伪,而这种鉴定的方法就必须要有怀疑精神,只有怀疑,才能 “新理解出焉”,而所谓的搜集,所谓的鉴定,所谓的怀疑,其实都是史学上的一种批评, “夫吾侪治史,本非徒欲知有此事而止;既知之后,尚须对于此事运吾思想,骋吾批评。”

对历史批评,本身就是从史记变成了史学,而梁启超在自序中就说, “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第一是求真,第二是求其活其全,这是构筑新史学的基础,而要真正建立 “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的新史学,则要寻找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从孤立变成共相,从静态变成动态。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 “因果律”,他认为,历史之水总是 “一波才动万波随”,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彼此孤立的现象,他所设立的那些史学标题就明确了这一种 “因果关系”,比如 “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比如 “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人类动作是息息相通的,不管是异中求同还是同中求异,天下古今都有着共同的通鉴意义。

但是, “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显的,故得其真也甚难。”梁启超觉察到因果律之难,其实是一种迟疑,或者是一种反思,他一开始认为史学要注重因果律, “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为此他还制定研究因果态度的八个程序。但是他在第二年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演讲时所著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却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

“我近来细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覆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其实并非是完全的转向,在《历史研究法》中,他曾说: “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但是又认为在史学研究中要注重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这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其实是梁启超对于自然科学的一种妥协, “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当时又因为调和这种见解,所以另外举出历史因果律,与自然科学因果律不同的三点。”想要把史学当成一种科学,又遇到了自由意志与理性之间的矛盾,所以到最后因果律却成为一种争议, “完全错了”的背后也绝非是彻底的否定, “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这样说的目的,其实绕过了因果关系,而变成了 “互缘”:

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吗?是又不然。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 “心能”,现在变为 “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

但是不管如何,梁启超立足于新史学的视野,探究 “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的意义,将历史从静态的、孤立的叙述变为整体性、现实性的阐述,甚至转变为一种包含着时代性、怀疑论和 “生人本位”的批评,的确是具有革命的意义, “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所以真臂高呼也好,亲力亲为也罢,都在为中国历史书写救国救民的新的文本: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未知大学

编号:S64·2171120·1433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168.00元亚马逊134.40元
ISBN:9787208139411
页数:1120页

“未知大学”来自科幻小说家阿尔弗雷德·贝斯特的小说《被谋杀的穆罕默德》,小说的主人公在 “未知大学”里任教,这里有着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式人物,这是一个荒诞风格的学习中心。 “未知大学”里的人有着典型的共性:他们是天才,为了他们的天才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的思想是超脱世俗的。天才就是一个另辟蹊径来抵达真实的人。波拉尼奥的这套诗集包含主诗集《未知大学》,及另三部诗集《安特卫普》、《浪漫主义狗》和《三》。《安特卫普》由56个短小章节组成,是波拉尼奥在25岁以后写的,直到2002年才出版。《浪漫主义狗》大部分诗散见于《未知大学》的几个部分。《三》共包含三个部分,分别为《赫罗纳秋天散文》《新智利人》与《文学散步》。《文学散步》未收录在《未知大学》中。


《未知大学》:你无法改变一把折刀的旅行

我梦见自己回到路上,但这一次不是十五岁而是四十多岁。我只有一本书,装在我的小背包里。我正走着,突然那本书开始燃烧。
——《文学散步》

一本书是出发时的一本书,小背包是离开时的小背包,当一个人,一本书,一个小背包在那里出现的时候,它们都是孤独的,它们都进入了一个孤独的梦里,但是,这一个散步式的梦会进入哪里?谁在那里行走?离开去往哪里,为什么必须回来?

1994年的《文学散步》已经走到了尽头,第148页,第53章节,短短的几行字不是为了消灭梦境,而是为了扩展——扩展到整个人生,扩展到整个文学,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而最后,当一本书在黑暗里燃烧的时候,不是照亮了迷失的雨夜,而是以拒绝的方式毁灭了回家的方式:天亮了,没有车辆经过,我扔掉了烧焦的背包。一本书燃尽,一个小背包丢弃,而我,以及梦,是不是在53章节的梦里变成一种虚无?

但是 , “同时,感觉脊背灼痛,好像长着翅膀”。当一本书烧焦而丢弃在水沟,火却让身体长出了翅膀,那么回家的路上是不是可以跨越这 “文学散步”,而以另一种方式完成命名?那时背着书包出门是十五岁,书是巴列霍的《特里尔塞》,塞进背包的时候是晚上前,然后我离开了南半球。 “这是我唯一的一本书”,如果这是一个起点,那么这个梦是为了逃离。而其实,我进入自己的梦早于十五岁,或者,我梦见的自己比十五岁更年轻: “我梦见自己十四岁,是南半球最后一个读龚古尔兄弟的人类”——十四岁,龚古尔兄弟,以及南半球,是我梦中出发的起点,从十四岁开始,我梦见了自己的十五岁, “去尼卡诺尔·帕拉家告别”,为的是 “远离南半球”, “我梦见自己十五岁,而且,真的离开了南半球”;我还梦见了自己十六岁, “跟马丁·亚当上钢琴课。”那里有一个老头的手指,像 “神奇先生”里橡皮人指头那么长;我梦见自己十八岁, “看见我那时最好的朋友,他也十八岁,正和沃尔特·惠特曼做爱。”

梦见自己的十四岁,梦见自己的十五岁,梦见自己的十八岁,每一个梦里都有别人,即使是一本书,也让我在文学的世界里找到了朋友,而且, “我梦见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进入梦的地道,用两种小棍叫醒我们”,即使她生活在疯人院,即使她 “渐渐变得越来越疯”,但是在梦中和我一起进入地道,我也是不会孤独的。梦编织了一切,梦创造了一切,梦里有冷盘和被遗忘的海滩,梦里有 “尸体骑着一大群电动公牛回到应许之地”,梦里有塞满尸体的大巴,但是在梦里,最多的是 “他们”:梦里的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在自己的宅邸里,梦里的曼努埃尔·普伊格走在纽约的海滨大道,梦里的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在纽约的天空中以云的样子出现,梦里的埃多拉因·韦尔塔坐在一块岩石上,在梦里我到非洲小镇找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我找到了罗克·达尔顿 “为一个狗屁幻象而死的勇士之梦”,甚至我还梦见了一个中国老头把我引向一间地下室, “这个样子,也可以是李白,我回答。”

他们是诗人,是小说家,是写了一本书的作者,他们在我的梦里,让我不感到寂寞和孤独,而且他们几乎都在北半球,和我一样, “远离了南半球”,而且最主要的是梦见了我,我在十四岁离开,然后用一块石头翻译维吉尔,走在非洲的路上,而且还爱上了爱丽丝·谢尔顿,尽管她当时不爱我,但是后来在纽约滨海大道上他打了个手势 “告诉我她一直爱着我”。梦里有我的十四岁、十五岁、十八岁,梦里有维吉尔、弗朗茨·卡夫卡、马克·吐温、阿尔封斯·都德、萨德侯爵、帕斯卡尔、波德莱尔,梦里有诗歌、女人、爱情和死亡,但是我问为什么要梦见自己回到路上?

因为我梦见我在做梦,因为我不断地死去,因为我没有机会成为侦探,而最重要的是:我不再是十五岁而是四十多岁。十五岁是可以梦见诗歌的年纪,而四十岁是现实,只能回家,当那本书烧焦,当小背包扔进水沟,即使我的背部长出了翅膀,梦也成为一种制造伤痛而非 “远离南半球”的虚幻之地, “我梦见我在做梦,我们在发动革命前就已经失败,我决定回家。”所以,梦只不过是暂时让我离开,最后还是要在四十岁的时候回来,回到失败的现实,回到黑暗的雨夜,回到南半球,回到拉丁美洲,回到智利。

所以当梦以回来的方式在四十岁终结,其实答案就在另一个问题里:我为什么要做梦?那时有父亲,我的父就像我的国,我的智利,他应该给人一种安全的感觉,但是, “在这些荒凉中,父亲,你的笑只剩下考古遗迹。”父亲却成了另一个古老的梦,在那里有水晶和泥巴的迷宫,有电影里喊出的 “龙卷风”,有像井底之蛙的幽灵, “父亲,都迷失在你乌托邦之梦的悲苦,迷失在你声音和深渊的丰富,躁狂抑郁在地狱无边际的病房里,你的体液在那里被烹制。”所以在现实里, “我们都是半成品”,就像这国家一样,永远没有走向自己成熟的品质,所以在革命为发动就已经失败的现实里,只有那些斑斓而诡异的梦,才能使我们离开父亲,离开拉丁美洲,离开南半球, “让我们跳舞,在拉美侦探/模糊的倒影中,/雨水坑里倒映出我们的脸/每十年一变。”

每十年一变是拉丁美洲父亲的脸,也是身为拉美侦探却无法知道这个国家真相的我们的脸,所以从一开始,现实就是梦,无法逃避的噩梦, “我梦见无人死于前夕”,一切都在现在发生,不管是十四岁还是十五岁,不管是十六岁还是四十岁,其实都是那个我梦见乔治·佩雷克三岁时的样子, “我梦见乔治·佩雷克三岁,哭得很伤心。我试着安慰他。我把他抱在怀里,给他买零食、图画本。随后我们去纽约滨海大道,他玩滑梯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虽然什么都不行,但还可以照顾你,没人能伤害你,没人会杀你。”乔治·佩雷克,先锋文学家,当他进入到我的梦中并且只时三岁时的样子时,他或者提供了我真正想要离开南半球的原因,但是这个下雨的拉丁美洲,这个布满了模糊倒影的现实之梦里, “但我们的家在哪里?”

家在哪里?不在智利?不在拉丁美洲?不在南半球?不在梦里?所有的梦都遗失且迷失了,连回家的路都在烧焦的书本里变成了一个虚无,所以,那天下去砸了我家门的恩里克·林恩带来的东西就成为我的一个最后梦想,他带来的是一瓶葡萄酒,一包吃的,和一张未知大学的支票。酒和食物是满足身体的欲望,但是未知大学的支票,是为了什么目的?或者说,未知大学到底是什么?那时是1994年了,而在这些梦出现之前,未知大学早就进入了我的世界,并且成为我的一种理想:在《坏事不会找上我》里,我在巴塞罗那的晚上 “一个人喝醉”, “把我的钱花在未知大学/的某一边界。”在《你远走的心里》,我对 “亲爱的阿尔弗雷德·贝斯特”说: “至少/我找到了未知大学/殿堂中的一座!”在《赫罗纳秋天散文》里我说: “这希望我不曾寻找。这未知大学的无声殿堂。”

未知大学在某一边界,未知大学是殿堂,无声的殿堂,它是隐藏的秘密,它是内心的圣地,它是神秘的去所,所以当恩里克·林恩砸开了我的门,未知大学的支票似乎就成为一个看得见的希望,可是这还是一场梦,甚至当这个小心呵护的意象变得遥不可及的时候,噩梦般的严酷事实变得更加残忍,而所有的梦,所有的诗歌,所有的离开,都无法找到自己的未知大学——这53章节的梦就是一个隐喻,它写在那篇《文学散步》的小册子里,薄薄的小册子是 “别册”——它被排除在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合集里,而那本合集就取名叫《未知大学》。

这似乎就变成了波拉尼奥命运的写照,1994年写作《文学散步》,那时的确已经40岁了,他必须回家,必须把书扔进水里,必须忍受背部的灼痛,而未知大学已经变得越来越远,就像那张模糊的脸,在每十年一变的拉丁美洲历史中,也找不到它应有的位置。但是在四十岁之前,波拉尼奥的确离开了南半球,离开了拉丁美洲,离开了智利:1973年,他20岁,开始穿越拉丁美洲的漫长旅程,就在奥占斯托·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前几个月,他抵达智利,支持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于是在去康塞普西翁的途中被捕,但8天后因在拘留中心偶遇两位做警察的童年时代的同学而被释放;1975年,在返回墨西哥城途中,他与马里奥·圣地亚哥、布鲁诺·蒙塔内及其他墨西哥诗人共同创立了 “现实以下主义”;1977年,他抵达巴塞罗纳,短居于格兰大道的一处公寓中,随后搬进塔耶尔斯街的单居室;1980年暑假时,他在卡斯特尔德费尔斯的 “海之星”露营地做守夜人,接着搬家去赫罗纳;1981年,他遇见卡洛琳娜·洛佩斯,他们于1985年结婚……

这是波拉尼奥的现实,20岁抵达智利,24岁去往巴塞罗那,以及27岁回来,似乎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完成了离开和回来的历程,但是在这个如梦的过程里,波拉尼奥一直在寻找那个未知大学,而被烧焦的书,被扔进水沟的小背包便成为他无法摆脱的梦境,那时他一直写诗,在诗歌里寻找殿堂,却最后发现那只是另一个梦境,一个混合着孤独和痛苦的梦,一个迷失在异域的梦,一个永远找不到未知大学的梦。 “让我惊异也教我成长的巴塞罗那出没在所有的诗里。”这是波拉尼奥对于诗集第一部分的注解,这七个单元的诗歌写于1978-1981年间,当巴塞罗那成为一种现实,成为一个回忆,那个噩梦般的模糊的脸却始终无法去除。

那里有巴塞罗那的街道,但却是等待某物或某人的 “废墟”,是 “新旧大陆的屠场”,是一所 “花瓶们伪装成”的地狱之门,而生活在巴塞罗那街道的那些人是谁?是穿着制服的警察,是跨上摩托车的姑娘,是长着雀斑的长腿姑娘,是吻着女人脊背的长发少年,他们都是噩梦的一部分, “噩梦从那儿开始,从那一点。/更远处,从上到下,都是噩梦的/一部分。”而在巴塞罗那的波拉尼奥呢?行走在正在下雨的奇特公路上, “雨:我只希望/焦虑消失/我正全力以赴”,期待的却是让雨来浇灭焦虑;坐在 “自己的房间的中央”,一个人写诗,其他人看电视,而写诗只不过是为了 “等待下雨”;生活没有钱没有爱也没有眼神, “我自己的哑/包围作品。或许只有瞎了,/才能抵达目的地,在那里‘我的才华’/表现为可燃的撕裂/我自己的脖子没入小说一雪。”口袋空空四处游荡,于是我总是期待 “坏事不会找上我”: “我工作了十六个小时在野营地/早上八点的时候我有2200比塞塔虽然挣了/2400我不知道那200哪儿去了/很幸福因为好久没有/这么多钱在兜里”;而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连身体的欲望都变得空无, “我只想写那些女人/在第5区小旅馆里的女人/用一种真实亲切诚实的方式/这样当我母亲读到/她会说的确是这样/那时我终于能笑起来/打开窗户/让假发进来/让颜色进来。”

女人似乎成为诗人的一种排遣,但是在一种身体呈现的欲望里,女人带来的无非是另一种沉没, “见鬼去吧,罗贝托,记住你再也/不能插进去/她有一种特殊味道/雀斑长腿/桃心木色头发和漂亮衣裳/实际上我现在想不起太多/那时她永远爱我/那时她让我沉没”欲望是直接的,是赤裸的,它只呈现为一种 “插入”状态,但是这个陌生而模糊的城市,只有恐惧,只有孤独,只有被身体劫持的想象, “我是静止和骨头。/我是被注视的阴茎。/我是一切。/被她注视的阴茎。”被注视而失去自我的欲望,这像是一种阉割,但并不仅仅是新阉割,为了抵御那个噩梦般的现实,或者可以在文字里寻找一种安慰,那里有狄更斯的孩子们,有爱伦坡,有 “帮过我的不仅是你的好意;还有/那种庄严的诚实,你的天真”的埃夫拉因·韦尔塔,有陶醉 “在他的城市,/奔逃在雨中”的特奧菲洛·席德先生,有在佩尔·卡德纳尔这位法国游吟诗人那里得到的自由, “在你的词语前/一只白色烟灰缸盛满指环。/躲藏在巴塞罗那的阿尔比派。/无论如何有歌与酒。/一只白色烟灰缸盛满指头。/在漫画中我们找到自由。(《想写什么写什么》)”波拉尼奥还专门献诗给普罗旺斯游吟诗人吉罗·德·博内尔, “已消失的游吟歌手/的笑 月亮在上弦期/75度旋转/愿你的词语忠实于你”^

但是,诗人、写作、自由,无非是梦境的另一面,那声音说: “而你的诗在腐烂”。而腐烂的不是自己的诗歌,因为那里的阅览室就是一个 “地狱阅览室”: “在奇特的牲口棚深处,/书或肉块。/骷髅的肿胀神经/或印字的纸。/花瓶或门/通向噩梦。(《爱伦·坡的书房》)”阅览里有噩梦,有暴力,有颤抖,有嘲笑,所以即使写诗,也只不过是一种荒漠地存在: “杂耍艺人说:这里是荒漠。/诗写成的地方。”而荒漠之于巴塞罗那,不是诗歌和爱的缺失,而是 “祖国”的迷失,1958年生于墨西哥的埃德娜·利伯曼,有过和波拉尼奥短暂的恋情,当她最终离开,留给波拉尼奥的是无尽的伤痛,而《献给埃德娜·利伯曼》里他喊出的却是: “我的祖国。”一切似乎都在寻找归宿,无论是一个女人,还是一种欲望,一种爱,一种革命,波拉尼奥来到巴塞罗那,其实并不是离开,而是为了回去,而当一切都被淋湿,一切都变成了恐惧,一切的身体和心灵都迷失,就像心中的爱人, “我的祖国”似乎就变成了一个荒漠。

“我写了一首叫《空女孩》的诗……/我生在四月,在一个灰色城市……(《铁桌子》)”这是一首有着 “荒原感”的诗歌,四月、灰色和空心人,组成了波拉尼奥的荒原意象,而组诗之名《特洛伊的圣罗贝托》就是一种陷落:陷落的诗歌,陷落的爱情,陷落的欲望,以及陷落的祖国,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在记忆里,她总是在碎石路上跳舞,而且还拨开树枝对着在洞穴里的我微笑,但是在陷落的特洛伊,女孩变成了空心人,那里只有性爱,只有金钱,只有枪,只有梦, “我的格律我的直觉/我的孤独在旅程最后”。而一切的陷落就在于找不到那个智利女孩,无论是 “在精华中生活着切丽塔”,还是美丽的萝拉,其实都已经异化为 “空女孩”,他们 “手里拿着匕首。/街上将一片空寂”,而最后的结局是: “会有一天人们在街上喊你:/智利人。/而你将三级三级地下楼梯。”

谁的手里拿着匕首? “那个混混二十岁,乡巴佬,小折刀在/智利人脖子上,二十五岁,此刻唯一的游客。//年轻人的黑色手臂,然而他的折刀并不闪光/因为在智利人脑中已经是钥匙。(《弯》)”没有归宿感的巴塞罗那,一间地狱阅览室,陷落的特洛伊,离去的 “空女孩”,这便是被构筑起来的异域,而这个异域折射出那个叫智利 “我的祖国”那种虚无感, “暴力就像诗歌,无法修改。/你无法改变一把折刀的旅行/或永远残缺的黄昏形象。”所以在这里靴子陷进雪里,一只苍蝇嵌在一只苍蝇里,一辆卡车从空森林驶来,而最终, “我们将抹掉/智利人在其中迷失的黄昏/在纯粹的巴塞罗那 雪/马群 孤独”。

这是 “让我惊异也教我成长的巴塞罗”,这是 “出没在所有的诗里”的巴塞罗那,这是找不到 “未知大学”的巴塞罗那,而1980年的巴塞罗那就是一场梦,一场二十七岁时做的梦,而当波拉尼奥以回来的方式烧毁了那本书,并且扔进了水里,梦却依然没有醒来,依然没有让他找到家,梦却以另外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了 “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 “那个请走唯一的那条路,从A点到B点,避免在空虚里迷失……”A点到B点,不是离开和回来的距离,不是巴塞罗那和家的距离,不是北半球和南半球和距离,不是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距离,它是唯一的路,却依然是迷失的路。小说《三文本》、《远走的人》,以及《赫罗纳秋天散文》,似乎都写在这样一种迷失里。那个十五岁的男孩挎着小口径步枪,那个驼背带着轻微汽水,那个英国的男人坐在贫民窟的露台上,那个红头发的女子看见了强奸案,还有检察官,还有警察,还有看营地的的人,他们制造了从A到B的距离,但是却不是出路,它永远通向未知,通向死亡,通向远方。

“我写下这本书是为了那些幽灵,他们是唯一有时间的人,因为他们置身于时间之外。”似乎只有幽灵可以逃逸时间,而彻底的无政府主义,是不是一种幽灵的存在?无政府主义者不需要只有正面的房子,不需要绿色、红色和白色的格子,不需要恋爱的诗歌,当六人死于近郊,当女人不再是证人,当有理性的人和无理性的人都不重要,无政府主义者其实看见的是自杀者, “苏菲·波多尔斯基自杀已经很多年了……否则她现在应该有二十七岁了,和我一样……巴塞罗那被人遗弃的高楼,几乎就是平静自杀的邀请函……”又是巴塞罗那,又是二十七岁——1980年如幽灵又出现在20年后,于是这个梦不再醒来,于是A到B不再有距离,只有二十七岁定格成永恒, “唯一可能的场景是那个男人在树林的小路上飞奔。不知是谁眨了眨眼睛,眼前浮现出一间蓝色的卧室。此时的他二十七岁,上了一辆公共汽车。 他现在二十七岁,走下公共汽车。前行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曾经有个姑娘十八岁, “十八岁,已经很遥远了。她回到浴室。支离破碎的姑娘。”当A点到B点只剩下二十七岁,当上车和下车都在二十七岁,当或者和死亡都定格在二十七岁,其实一切都没有了悬念, “这个人很可能是他编造出来的。”而自己的所有梦想,所有激情,所有革命,所有回家的可能,都在1980年那个永远的二十七岁成为了 “远走的人”: “8月渐盈的凸月。9月,我将孤身一人。10月和11月,我会去捡松果。”就像《二十岁自画像》里所说: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像我,没胡子/或有胡子,但都是拉丁美洲人,/把自己的脸挨上死亡。”

二十七岁自杀,二十七岁无政府主义,二十七岁下车,二十七岁长出了胡子,而当在《远行的人》里写下这个二十七岁的梦,波拉尼奥是为了让自己有限一次的醒来, “在我所失去的,无可挽回地失去的东西之中,我只想恢复日常写作的闲暇,那一行行的文字能够在我的身体已经撑不住时,揪住我的头发,将我拽起来。”但是被 “拽起来”而醒着,和自杀死去有什么区别,那里折刀的旅程还没有结束,那里的刀子还亮着光, “智利人被抢劫?不,是智利人遇到了强盗,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剩下的故事完全遵从两个人物的自然反应:一个攻击,另一个望风。而这另一人,智利人,则甘拜下风,通过自我牺牲,完成了蜕变。”

用自我牺牲完成蜕变,或者也在无限接近 “未知大学”的神殿,于是复活: “诗歌进入梦/好像死去的潜水员/在上帝眼中。”当1980年的巴塞罗那已远,当十八岁的梦带着自己回来,当 “我的祖国”不再是革命的梦想,也许只有诗歌才能完成 “一个圆满结局”。1992年,波拉尼奥刚从巴塞罗那的巴列·艾博龙医院出来,当他见证了那些濒死病人的痛苦,当他目睹了艾滋病患者和过量吸食海洛因的姑娘们的死亡,当他得知了自己的病情,当他感受了病房里五花八门的布道,无政府主义者似乎找到了上帝, “一个诗人请求那些他爱过也曾让他不安的书,在将来的日子里保护他儿子。在另一首诗里,诗人反过来,请儿子在将来照顾这些书。就是让他去读。互相保护。就像某个常胜帮派的信条。”所以,面对正在慢慢长大的儿子劳塔罗·波拉尼奥,他才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个时候他叫 “父亲”,和那个梦中半成品的 “父亲”不一样,这是回归个体的亲情,这是父子相关的影子,这是诗歌延续的希望, “你要读以前的诗人/珍惜他们的书/这是你父亲能给的/少许忠告之一(《给劳塔罗·波拉尼奥的两首诗》)”

“最终诗人像孩子和诗人的孩子。”没有十五岁的梦,没有二十七岁的死,没有四十岁时的灼痛,没有巴萨罗那的地狱阅览室,没有拉丁美洲的荒漠,只有诗歌,只有孩子,只有亲情,只有未来,像未知大学一样存在:

我儿子,代表所有儿童
在这片被缪斯遗弃的海岸,
今天兴奋而执着地满了四岁。

一只狼在放哨

编号:S47·2171120·1432
作者:【伊朗】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著
出版:中信出版社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9.20元
ISBN:9787508675893
页数:224页

让-吕克·戈达尔说: “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何处是我朋友家》、《樱桃的滋味》、《随风而逝》、《如沐爱河》让阿巴斯在影坛上树立了地位,而在电影导演之外,阿巴斯也是一个诗人,他的诗承接于古老的波斯诗歌传统,诗歌创作也早于他其他的艺术创作,被誉为 “他那一代,或者那个世纪中最激进的伊朗诗人”。《一只狼在放哨》收录了阿巴斯全部优秀诗作500余首,呈现出对当下的冥思和关怀,阿巴斯从不写冗长的诗歌,他的诗句短小精悍而优美天真;他不写宏大的命题,只抒写平凡生命中的真与爱;他也从不给每一首诗歌确定标题,仿佛信手拈来,每一首都自成一个世界。他的诗既温暖又感伤,既迅疾又永恒,既抽象又细微,折射出诗人对世界的专注凝视和细致观察。”


《一只狼在放哨》:别夺去我你的在场

狼嚎。
狗吠。
我冷。

狼在嚎叫,狗在轻吠,而我感觉到冷。三个主体,三种动作,三个句子,以及三种状态,当诗句干净地出现,我们是不是应该还原一种场景?是不是想象一个背景?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大雪之后山川被覆盖,村子安静,或者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万籁俱静中忽然传来狼嚎,声音扩展开来,仿佛唤醒了一切,于是村子里的狗开始吠叫,一种对于狼的抵御,抵御中又带着某种惊恐,而我在听到了狼嚎和狗吠之后,感觉到分外的冷,仿佛世界沉寂着,只剩下动物的声音,毫无阻挡。

还原一钟场景,想象一个背景,似乎才具有某种故事性,但这种阅读中的构筑是不是违反了阿巴斯的本意?三句话六个字,是干净的,是短促的,但是却有着被忽略的意境,诗意简约或许就是阿巴斯追求的目标,同样描写狼,另一首诗说: “雪中的/饿狼。/睡在羊栏里的/羊。/门口的/看家狗。”一样是三个句子,三个主体,三种状态,但是却赋予了一个场景,果然是雪天,果然是村子里,果然是制造了一种紧张:饥饿的狼,觊觎着那些羊,而狗在家门口看护着羊,抵御着狼——当三个主体从各自的句子里走出,它们似乎构筑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场景,但是在这寒冷的雪天,在这即将上演的争斗里,为何没有我?我到底去了哪里?

寻找我是不是一种徒劳?和狼有关的诗还有另一首,和书名一样的诗句出现在第一辑中, “一只狼/在放哨”,A wolf on Watch,黑色的字体就写在封面上,底下是一片橙色,而被切割的照片是一片雨雾,那里有苍茫的天,有滴落的雨珠,有排列成行的树,但是绝对看不到一只狼,一只放哨的狼,一只嚎叫的狼,当然刚看不到吠叫的狗,感觉到冷的我。当我不在,当狗缺席,当狼消失,这一个被设计出来的场景是不是变成了一种不在场?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阿巴斯似乎也是一个不在场的符号,电影世界里我只看过他的《樱桃的滋味》,2016年的观影体验中有诗意,有哲理,有死亡,但是对于阿巴斯则是陌生的,是模糊的,而当这一本诗集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镜头后的阿巴斯和作为作者的阿巴斯是不是如那张封面的照片一样,是被切割的?作为导演的阿巴斯是不是和作为诗人的阿巴斯也是分离的?切割而分离,其实就是阿巴斯的存在的状态,当他在拍电影间隙写下这些诗作,当有着古波斯诗歌和俳句影子的三五句诗作构成了他的态度,当这些简单干净的短诗没有题目地存在,他是不是就在那个不在场的世界里寻找在场?

他不在场,在场的是自然,是意象,那里有一棵榲椁树: “榲椁树/在一座废弃的屋子里/开满了花。”那里有一棵老榆树: “一棵老榆树/一点儿一点儿/消失到/暗夜里去了。”那里有酸橙树的花: “酸橙树花盛开/在雨后/流动的河里。”那里有日出, “日出。/五时十五分/三十秒。”那里有烟雾: “来自/泥屋的/白烟/在蓝天里。”那些树,那些景,在诗歌里安好,还有那些意象:黎明是 “黑母马”,它生下了 “白驹”,日出的时候,变成了 “白驹的尸体”,变成了 “老鹰金色的眼睛”;意象是 “灯笼光”: “挑水者长长的影子/投在开满樱花的树枝上。”意象是龙卷风, “龙卷风/卷走/牧羊人呜叫的水壶/越过山峰。”意象是天空撕裂 “在破镜中”,是春天吹灭 “神殿里每一根蜡烛”,是蛇 “滑过它脱掉的壳/冷漠地”……

写实的自然,虚化的意象,当它们变成诗歌,真的没有了诗人的影子?那张书签夹在某一页和另一页的书中,也是一场雨,也是一棵树,也是一种苍茫的天,以及冷风冷雨中的自然, “秋天的第一道月光/射在窗上/震颤玻璃”,可是,这秋天,这月光的背后,却一定有人,一定有人看见,他在窗户的这边,他感觉到震颤的力量,同样在自然和意象中,谁看见了日出,谁注意了天空,谁把长长的影子写在夜里?一个人站在那里,似乎是不动的,似乎就在镜头后面,但是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在背后变成了一只在放哨的狼,守着那片天,守着那个自然,守着诗歌的意象。

但那只是一只狼,A wolf,一只单数的狼,一只孤独的狼,一只叫 “我”的狼: “从我的孤独/我寻求分享更大/份额的你。”于是,我从高山上, “捡走了/三个麻雀蛋/下山的路/好艰难”,于是, “下雪的早晨。/我出去/没穿外套,/怀着小孩的热情。”无论是下山还是出去,我总是一个人,像一只狼一样,独自守望,独自嚎叫,却也是独自冷。所以在没有题目的那些短诗里,阿巴斯却让自己走进了那片天地,而当他走出来走回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真的已经不在场了。

阿巴斯:最终/剩下的/是我和我自己

“当我回到出生地”似乎形成了一个系列,那里父亲的屋子和母亲的声音已经消逝了,那里河流变成了小溪,没有儿童在水里游泳,那里童年的游乐场覆盖着废金属和生石灰,而更为缺席的是那里被改变的人,童年的理发师已经认不出我,年轻的面包师已经老了, “学童们/在工作和做买卖。/老师们/是贫困的顾客。”已经没有人和我打招呼,大家很不耐烦地排着队, “向前扭来/拐去。”甚至那个她,也只是徒劳地问候。榲椁树已经不再结果,白桑葚已经被出卖,大西克莫槭树变小了,桑树正被人砍掉……一切已经改变,人和物都在我曾经的世界之外,那么当我回来,我是不是一个不在场的人?

孤独或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陌生, “最终/剩下的/是我和我自己。/我自己冒犯我。/没人来调解。”自己和另一个自己,才能确认在场,但是这种在场只在诗歌里,只在句子中,只在一只狼的嚎叫里, “今天/我的信仰是/生命美如斯。”回来而陌生,孤独而富有,或者陌生而回来,富有而孤独,也许正是阿巴斯在现实遭遇中看见的矛盾体,而这些矛盾体也构成了思想的在场。 “犹豫,/我站在十字路口。/我唯一知道的路/是回头路。”十字路口是一种选择,而选择提供的是唯一的路,阿巴斯就在这辩证的世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 “我失去/我得到的。/我得到我失去的。”失去也是得到; “我屋子的阁楼/充满我很享受的/无用的东西。”有用也是无用; “午夜。/我日记里记录的/一部杰作。/日出。/彻底的垃圾。”杰作就是垃圾; “要抵达天堂/你得穿过地狱。”苦难即是幸福……哲理de 世界里,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释然,是一种缺失,也是一种得到,所以不在场也是另一种在场: “在最黑暗的夜里/死胡同尽头泥墙上/盛开着一朵/茉莉花。”

像一个希望,在没有路的尽头变成了新的方向,而在这个新的方向里, “我”看到了他,看到了她,看到了他们,以及它——就像站在镜头之后,阿巴斯通过自己的眼睛看见了这个世界的存在,看见了不同的人,那里的樱桃树林里有老修女和年轻修女,老修女独个儿吃早餐,她听到了水壶的鸣叫,年轻修女是六个矮修女,她们走在高高的西克莫槭树中间,听到了乌鸦的叫声;一个男人沉睡,一个女人醒着,他们之间 “没有充满爱意的抚摸的希望”;五个孕妇在候诊室里,一个孕妇默默流泪;小孩睡在自己的小手上,疲倦的男人在行走,老村民听到了少年的呼喊,发烧的孩子望着雪人,两个妓女在离开教堂后争吵,掘墓人吃面包和芝士,三个少年的坟头雪已经融化,煤矿工人的眼睛被雪的白色刺痛,村民和受伤的动物走在一起,背着一驼棉花……而它们呢?蛇过街的时候 “不望望左右”,铁轨上有一只沉睡的蝴蝶,饥饿的乌鸦凝视月亮周围的庄稼,鲑鱼不知道河流的终点,蛀虫放弃了苹果寻找新的目标……

他们在奔波,它们在忙碌,他们在生活,它们在生存,他们和它们组成了一副真实的场景,但是这真实的世界里,却有着悲苦,有着无奈,有着唏嘘,有着茫然,而当我用镜头看见他们,是不是也看见了我自己? “在一百个过路人中/只有一个驻足/在我的牲口棚前。”我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出现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忘记他们, “原谅和忘记/我种种罪过。/但/不致于使我自己完全忘记它们。”没有忘记是为了存在,但是这何尝不是和我一样的孤独?和我一样的现实?当那些人离开,雪后的土地上只留下过路人的足迹, “他还会从同一路线/回来吗?”这样的疑问其实也在问我,而即使回来,在一只狼的嚎叫中,我也无法坦然面对那个我的出生地,所以这与其说是一种期盼,不如说是一种感叹:我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

所以当从《一只狼的嚎叫》到《随风》,两辑诗歌里都是回不去的现实,都是孤独的存在,而在《风与叶》中,这种孤独就变成了 “我”的离开,变成了真正的不在场,月光下的葡萄酒杯空了,两封信找不到收件人,一首叫《冬天》的诗歌冻结在挡风玻璃上,穿黑衣的人向遗体告别,野草不认识老树,幼树对斧头一无所知,司令的制服在衣柜里被蛀虫吃掉了,我去那个农场,没有农事没有农民,只有一个无头的稻草人。当冻结的地面上没有过路人的踪迹,当人行横道上 “躺着/某个人的纽扣”,当溺水者在生命最后一刻 “向世界/献出泡沫”,当在大炮开火时士兵 “失去他的手指/和耳朵/和眼睛/在眨眼间”,他们都已经变成了一个被架空的符号,而我在他们中间,也是缺席的,也是不在场的, “我向树/致以最大的/敬意。/它掉下一片叶子/也许是作为回应。”

走上去是十级台阶,是一个楼梯口,再走上去,是十级台阶,是一个楼梯口,再走上去,也是十级台阶,一个楼梯口,循环,持续,最后是 “没人开门”。世界没有了呼应,他们在哪里?她在哪里?存在成为一种茫然的状态,而爱情呢?似乎也变得空洞: “我屋子/有四间卧室。/其中一间卧室里,/靠边,/在一张双人床上/我独个儿/睡。”我的房子是寂静的,我在等待一个女人回来,但是我最后成了自己的客人,最后成了自己世界的 “不速之客”,虽然我一直希望这不是最后的结局, “左边/或右边,/前面/或后面,/跟我在一起吧。/别夺去我你的在场。”但是 “你的在场”在空着的半张床里,永远是一个童话。

实际上,阿巴斯在宛如一只狼的守望中,看见了这个世界的权力畸变,看见了欲望的变异,看见了社会的放逐,这或者才是不在场的根源。 “在词典里/社会主义/紧跟着/香肠。”但是在这个没有同情的人身上,只有掌权的快乐,演木偶戏的人总是被吵醒,非凡戏剧的高潮由临时演员决定,打破沉默的只是一个聋哑人……这样的现实 “抽干我们”,而真理 “不路面”,于是通往善的一条恶的道路,于是一种微笑总和一把匕首在一起,于是整夜思考不如整天睡觉,于是 “狼嚎。/狗吠。/我冷。”——一只狼不再放哨,一只狼不在守望,于是世界变得可怖,变得冷寂,而最后连可以写的诗歌都变得面目全非:一行诗遗失在海滨,一首诗被人从邻居晾衣绳上偷走,一首诗被铸造厂打造成硬币,一首诗换来一把弹簧刀,于是, “诗歌商人/在没有帆的船里/走私诗歌。/海员/把过剩的诗/倾倒进海里。/药房用诗歌作零钱/找给顾客。”而真正的诗人变得无名,人口调查员却宣布一共统计了十二万四千个青年诗人。

一首诗和另一首诗,一个诗人和另一些诗人,前者的孤独变成了后者的批量生产,前者的单数变成了后者的复数,所以诗歌何在,诗人何在?风在凛冽地刮着,雨在冷寂地下着,雪覆盖了村庄,村民死在了无言中,那个时候或者听到一声狼的嚎叫也是一种活着的证明, “在我童年的旧鞋里/永远藏着/一两首未完成的诗。”只是写下,无题地写下,短促地写下,只要是一个诗人,只要是一首诗歌,那也会像那只狼一样在山谷中,在雪地里,在黑夜中嚎叫,一种声音的宣言,是孤独而不死的。

昨日之岛

编号:C38·2171120·1431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9月第1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45.24元
ISBN:9787532773251
页数:450页

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情诗、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航海日记,这些属于翁贝托·埃科的神秘标签在《昨日之岛》上再现。一六四三年的炙热夏天,一艘负有寻找一百八十度经度线位置之秘密任务的商船 “阿马利丽斯号”在南太平洋某处遇难。船上的幸存者罗伯托是个患有疑心病、妄想症、惧光症,而且不会游泳的年轻人。在遭遇海难之后,他又被浪潮冲上另一艘弃船 “达佛涅号”,罗伯托依靠船上残存的粮食、果菜和家禽维生,坐以待毙之余,只能靠书写情书——以及回忆,最后演变成小说——打发时光。透过这些书写,作者埃科为读者交代了罗伯托的前半生——牵动全欧的卡萨莱城争夺战,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西班牙、教会悉数登场,各国以寻求经度的秘密为目的的间谍战,在那个世纪信仰与科学的激烈交锋……


《昨日之岛》:再说,我已经开始讲述了

我是一块石头,我是一块石头,他对自己说。后来,为了避免自我意识,干脆说:石头,石头,石头。
——《三七 荒谬习作:石头如何思考》

岛屿还是岛屿,虽然在海水的冲刷下越来越远;石鱼还是石鱼,尽管那一种毒让身体变得虚弱;珊瑚礁还是珊瑚礁,即使曾经它们是那些活着的珊瑚虫……当所有一切都以物的方式存在,并且趋向于存在的永恒状态时,对于一个频临死亡的人来说,反倒变成了安慰?从生到死,无法逃脱的宿命总是会降临,当寻找京都和定点的 “阿马丽利斯号”发生海难,当 “达佛涅号”的船员都被登岛之后的印第安人残忍地食用,当卡斯帕神父进入水底钟而消失于海底,甚至当自己被石鱼的毒所侵害,死亡再也不是遥远的事,再也不是他人的经历,它已经发生,它正在迫近,它将把一切都变成最后的物。

在人类关于永生之梦平破灭之后,对于唯一的罗伯托来说,他内心充满了嘲笑, “假如人只不过是个影子的话,你们就是一缕青烟。假如人只不过是一场梦的话,你们就是幽灵。假如人只不过是个零的话,你们就是一个点。假如人只不过是个点的话,你们就是零。”船只、机器、观象台、水底钟,都是人类对于征服世界的工具,但是在最绝望的时刻,它们就是青烟,就是幽灵,就是一个点,就是一个完全被忽略的零——再过不久,连 “达佛涅号”都将不存在,还有什么能解救人类?再过不久,连生命都不存在,还有什么能命名为一个不死的 “我”?

唯有物不死,而物之存在,它消灭的是灵魂,让灵魂见鬼去吧,没有肉体的依附,没有机器的解救,所以一定没有了自我意识,没有了意志,没有了自由——当没有 “我”之存在,就没有了 “我思故我在”,所以 “我是一块石头”在唯名主义中就变成了 “它”,甚至连这种关系也被解构了, “石头,石头,石头。”就是取消了我的命名,我的定义,我之存在的关系:

我是什么?如果我说我,代表的是格里瓦的罗伯托,那么我便是作为我过去所有时光的记忆,即我所记得的所有事情的总和。假如我说我,代表着此时此地的某个存在,而不是主桅或珊瑚,那么我便是此刻我所感觉到的一切的总和。但是,此刻我感觉到的是什么呢?是假定不可分割的原子之间的关系的总和,它们排列在那种关系系统之中,在那种特殊的秩序之中,这便是我的躯体。

也许只有濒死之人,才会真正思考死亡,也许只有思考了死亡,才能想到 “我说我”的哲学意义,也只有说到 “我说我”,才能把世界的存在和上帝联系起来,但是在没有橘色的鸽子、上岸的岛、昨日之子午线的世界里,死亡是不是也会把一切带向虚无? “假如到现在我还不能将我的死亡变成为我生命中的杰作,那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去讨论哲学还有何意义?”而正是在死亡面前取消了我的命名、我的定义,在恐惧中回到了 “一块石头”的物世界,罗伯托才会寻找另一个自己,即使那个自己是邪恶的,是残忍的,是伪善的,也可以将自己从这绝望的宿命论中带离出去。

费兰特,他是罗伯托命名的自己, “我”之外的自己,作为对立面而存在的自己,但是这样一种移植是不是可以完成最后的思考?他曾经在自己幼小的意识里出现,在卡萨莱围城的困境中出现,在巴黎的伊壁鸠鲁生活中出现,甚至在 “达佛涅号”的死寂中出现,出现而逃避,出现而扼杀,出现而害怕,但是当最后以寻找的方式为自己的死亡寻找命名的出路时,罗伯托或许真的成为了费兰特,成为了 “我”之外的另一个非我,成为了上帝之外的救赎者,成为了在思考中实现自由意志的寄托。

费兰特为什么会出现?罗伯托是如何命名的?十六岁以前的生活,似乎是解开这个谜底的唯一线索,也是死亡降临的时候,也是自我意志无效的时候,但那不是罗伯托,是父亲波佐。受伤而疼痛的时候,那个加尔默罗会的修士在刀刃上撒了一些粉末,这个曾在东方云游知道阿拉伯炼金术的修士,用这样的方式让波佐告别了疼痛,而且奇迹一般,第二天伤口开始愈合。粉末撒在刀刃上,刀刃没有碰到伤口,但是却把疼痛带走了,身为家庭教师的修士说,是粉末带走了疾病,带走了伤痛。波佐身上转移而发生的奇迹,最后也变成罗伯托内心里的一次命名,波佐在告别了伤痛之后,在一个授封仪式上对罗伯托说: “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是我的第一个儿子。”

授封仪式,听起来像是起死回生后的重生言说,不是别的人,是 “你”,当罗伯托听到那个加重强调的 “你”字,似乎就开始出现了转移,不仅仅是人称,而是自我的一次外化,在 “你”之外还有另一个人?他是 “他”还是 “我”?为什么父亲要突出这个人称?当罗伯托经历了没有朋友的童年,习惯了独自一人的生活,突然自己变成 “你”的时候,那个自己之外的存在者似乎就被激活了:一定有一个阴魂不散的 “另一个”。他甚至给这个丢失的兄弟起了名字:费兰特, “费兰特得益于身份被抹去,可以在罗伯托背后行事,而罗伯托也隐藏在费兰特的身后。”

实际上,阴魂不散的费兰特绝不是罗伯托地位受到威胁的存在,而是在他命名之后成为化解矛盾、逃避困难的一个解救者。当曼托瓦公国的继位纷争波及到波佐的地位时,当卡萨莱被围城的时候,父亲让罗伯托和自己一起出发去包围卡萨莱,这是卷入战争的一次行动,但是对于罗伯托来说,却是一段美好的经历,因为, “从长途跋涉者嘴里可以听到许多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而这也正是他从一个人的孤独状态突围而寻找另一种存在的有效方式。

这是一六三〇年的那个夏天,选择自己进驻卡萨莱的罗伯托经历了自己被塌落的草堆保护的幸运,也看见了敌人 “为了抢走一只手镯,则砍掉整只手”的残忍,听到了父亲关于 “战争是一只丑陋的野兽”的性恶论,也发现了所谓的神圣队伍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现实,但是在卡萨莱围城期间,那些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的确开启了罗伯托的心智,关于宗教,关于道德,关于英雄,关于上帝,关于死亡,以及关于我,而这些所谓的教育是交错的,混乱的,甚至是对立的。圣萨万身为神父,却告诉罗伯托: “一个正派人的首要品质是藐视宗教,它要我们恐惧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即死亡,憎恶命运给予我们的唯一美好的事情——即生命,而去向往只有星球才永恒至福地生活着的天空,那些星球既不因奖赏得意,也不因谴责动容,只在虚无的怀抱中享受它们永无休止的运转。”当死亡会自然发生,上帝还有什么意义?这是一种生命的虚无观,圣萨万的神父身份也是一种虚无,在他看来,那些说道,那些哲学,是 “舌头割去之前”可以充分利用的资源,是为了和偏见决裂,是为了发现事物天然的道理,所以在语言的对面,圣萨万面对的是一个存在着的自然, “ “我在自然里找不到相信上帝的理由。”那些所谓的国家秩序,所谓的宗教信仰,所谓的牺牲精神,其实在圣萨万看来只是一种违背自然的东西,只是为了在贵妇人面前写一首手好诗,写一部时髦的小说。

圣萨万无非是用神父的身份去定义了一个上帝,上帝当然变成了自然之外的 “他者”,我们依靠他者存在,是用想象构筑了另一个世界,所以圣萨万希望陷入自我困境的罗伯托去寻找一个爱人,而这个爱人就是想象之中的产物。罗伯托似乎爱上了一个名叫安娜·玛丽亚·诺瓦雷塞的妇人,她有着纯洁的形象,有着丰腴的美丽,也有着英武的美丽。想象或者只是罗伯托欲望的产物,但是正如圣萨万所说: “因此,您既渴望又不渴望。爱情会把人变成自己的仇敌。您害怕达到目的之后会失望。您要在门槛上,就像神学家所说的,您享受延迟。”他给安娜写情书,想象自己向她表白,也想象她回复了情书,甚至和自己一样感受到了爱,正是这种想象,他甚至把围城的卡萨莱也变成了自己情感的世界, “把街道、喷泉、广场变成了倾慕之河、冷漠之湖或敌意之海;他把这受伤的城市变成了自己得不到满足的柔情之乡,他的孤独之岛。”

这是灵魂的激情?这是绘制的柔情的地图?想象之存在,超脱了欲望?对于罗伯托来说,圣萨万构筑的这个世界反而使得那个阴魂不散的费兰特合理化了, “也许您不如您以为的那般爱您的父亲,您曾经觉得他教导您德行时过于严厉,您因此埋怨他,而后用另外一个人的、而不是您自己的过错来惩罚他。”这是第一种层次,是 “另一个自我”产生的原因,而当 “费兰特”被命名之后,他又承担了罗伯托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当他看到战争的疯狂时,他从窗户似乎看到了走向斜坡的费兰特,那时一个对宗教产生怀疑的人;当波佐在卡萨莱被敌人的炮火击中时,他想到是费兰特向敌人告密。被命名的费兰特走向了合理化的道路,也在这种 “非自我”的实践中让罗伯托摆脱了负罪感。

但是,想象是不是另一种虚无?当自己以异乡过客的心情体会战争的溃败,当自己用他者的身份抚摸所爱的肉体,当自己以非自我的方式逃避疾病、疼痛,是不是取消了罗伯托这个本我? “他将发烧想作爱情,当他将草褥子的折痕处弄皱时,或者当他抚摸着自己身体上出汗和疼痛的部分时,他也梦想着在触摸诺瓦雷塞的肉体。”也正是由于此,狂热变成了妄想,欲望变得扭曲,所以罗伯托开始转向另一种超越自我的理论:埃马努埃莱神父的 “机器观”。

机器不是物质意义上的机器,是思想的连接方式,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是上帝给世界提供的隐喻。 “亚里士多德机器”是将本质、数量、性质、关系、活动、遭受、姿态、时间、地点和状态十种范畴放在机器上,然后建立字母世界,然后设立几十条名目,所以当摇把转动,滚轴便独自运转起来,当当停下来的时候,随机组合的世界里便会出现相关的字母,而这些字母便是在本质之下的命名。所以当大家选择 “侏儒”的时候, “亚里士多德机器”就产生了如下的命名: “脚靠近头的体格,在开始之处结束的肉质切片,在一个点上凝结的线,针尖,对其讲话须加小心、害怕一喘气就将其吹跑的人,小到不能接受色彩的物质,黑芥的火花,比它所拥有的既不多任何一点、也不少任何一点的小实体,无形状的物质,无物质的形状,无身体的身体,纯理性的实体,天才的发明……”

范畴、本质,在机器的随机组合世界里,变成了原子,肉点,以及词语,而这些命名只不过是隐喻,就像埃马努埃莱神父所说,机器制造的是 “词汇的纬纱、颖悟的思想”,只有雄辩者才能理解这个宇宙,所以他实际上把机器当成了另一种上帝,而反对圣萨万所说的想象: “为什么上帝给世界制定法律,为什么它禁止私通,为什么上帝之子化为肉身,他们用无数问题向你发起进攻,再利用你的每一个回答将它们转变为无神论的证据。这些就是所谓时代的才子,实际却是伊壁鸠鲁的信徒、皮浪主义者、犬儒主义者,以及放荡的不信教者!因此,你不要听信这些来自于魔鬼的诱惑。”微量、原子、随机,这种观点其实就是德谟克利特以及伊壁鸠鲁概念的机器化。这似乎又为罗伯托开辟了一条道路, “无论是艺术还是大自然,都喜欢密谋策划,原子也是一样,在它们聚集的时候,一会儿呈现出这种方式,一会儿又呈现出另一种姿态。”而在这样的想法之下,那个费兰特又成为了罗伯托用自己的面孔、愿望、思绪组合而成的另一个自己—— “一个隐藏起来的闯入者。”

一个是用想象建立的孤独之岛,一个是以原子的方式隐藏起来的闯入者,一个是推翻了上帝的命名而呈现而自然状态,一个是被上帝命名而呈现不同的组合,圣萨万的 “想象说”和埃马努埃莱神父的 “机器观”是不是一种对立?当那场决斗发生,实际上就是两种观念和思想的直接冲突,但当最后圣萨万被剑刺中而死去的时候,似乎宣告了 “想象说”的破灭,而伴随着死亡,安娜不见了,波佐不见了,战争不见了,但是那个费兰特呢?那个另一个自己呢?他却一直在罗伯托的世界里,所以在卡萨莱围城告一段落之后,罗伯托离开了自己的家,前往了巴黎,而在巴黎的时光,他更多在埃马努埃莱神父的伊壁鸠鲁学说影响下,寻找原子意义中的上帝和世界,以及自我。但是这种寻找最后却又让他回到了原点,他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爱情,那个叫莉丽雅的女人让他感觉到欲望世界被打开了,但是这仿佛又变成了想象,当他写信给她,是进入一种想象构筑的世界,但是当她邀请他的时候,他却害怕了, “他为受激情驱使而表现出来的厚颜无耻感到局促不安,他把鲁莽和悔恨写成不平静的诗句,然后对自己说,一个绅士可以像疯子一样去爱,但却不可以成为笨蛋似的爱人。”他学习了英语、医学、击剑、火枪,进入到知识的世界,但是当伊洛比通过武器治愈伤口的时候,那种叫做 “交感粉末”的方法似乎又回到了父亲波佐受伤时的那一幕,即使伊洛比解释说: “大自然刚一遭遇真空,便会设法用原子去填满它,此时会展开一场争夺每一寸空间的斗争。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它的交感粉末便不会发挥作用,况且实验证明情况恰是如此。”那种所谓的原子,所谓的组合,反而让自己想起了 “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是我的第一个儿子。”反而回到了被强调的 “你”时代。

当罗伯托最终因为交感粉末而被认为是策划反对国家的阴谋时,他反而失去了自由,但是被捕入狱之后,红衣主教却赦免了他,让他潜入荷兰船只,去寻找经度的奥秘,寻找定点的真相, “在我们看来十分明显,发现经度的秘密而又秘而不宣的国家,必将获得凌驾各国之上的巨大利益。”大航海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人如何确认自己的位置,在了茫茫大海上,如何找到参照,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人类的迷失,只有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人才是孤独的,才是渺小的,才是危险的,那么伯德率领的那艘 “阿马丽利斯号”是不是和罗伯托命名费兰特一样,是为了一个自我解救的合理化设想?

“谁如果找到了确定子午线的方法,那他就是海洋的主人了!”是想成为自己的主人,是想驾驭无际的大海,在这个意义上,人仿佛想成为自己的上帝,而这个上帝之存在,需要的就是 “另一个人”,个合理化的非自我。 “阿马丽利斯号”发生海难似乎是人类茫然的一种写照,当罗伯托幸免于难而走上 “达佛涅号”的时候,他开始经历了第三个关于解构自我的阶段。在卡萨莱围城中,无论是圣萨万的想象说还是埃马努埃莱神父的 “机器观”,其实对于罗伯托来说,都面临着一样的境况,那就是死亡的威胁,瘟疫流行让他患上了疾病,卡萨莱被围困让他看见了战争残酷,所以在死亡面前,他才会从想象或者机器的世界里找到另一个自我,在合理化意义上获得解脱,而当海难发生之后,他幸存下来便第三次面临死亡,而在所有的死亡的威胁中,他都看到了另一个人,一个闯入者。

“达佛涅号”上醒来,圣萨万发现了物品,发现了食物,发现了那些动物,甚至发现了原处的岛屿,但是这不是一个人的世界,那些神秘的声音总是传来,于是他确定有一个闯入者,一个在他之外的人,实际上,在罗伯托经历的种种遭遇中,他一直活在闯入者的阴影中,那个叫费兰特的兄弟尽管不断被他合理化,但是在内心来说,他是期望把自己的所有不安、恐惧和孤独都转移到他身上,甚至在死亡面前,他也需要这样的解脱。所以在 “达佛涅号”上,当他最终发现那个神职人员卡斯帕蜷缩在床铺上的时候,他似乎再一次摆脱了死亡的威胁,而卡斯帕神父又从灿烂的航海学、神圣的地球理论、巧夺天工的机械和星系漫谈中,为他构筑了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时间的空间化。

“假如你从美洲向亚洲旅行,你会损失一天,假如你以相反的方向旅行,你便赢得一天,这便是‘达佛涅号’选择了亚洲路线的原因,而愚蠢的你们则走了美洲路线。现在你比我更老一天!这不让你觉得好笑吗?”所谓的经度,所谓的定点,其实不单是地理上具有一种革命性意义,而是成为另一种时间,罗伯托的感悟是: “如果在那同一个瞬间,我人在子午线上,那将是午夜整点,但如果我朝西望去,我将会看到星期五的半夜,而朝东望去,我将看见星期四的半夜。嗳呀,上帝!”他喊出了 “上帝”,因为一切都在已知之外,而神父之所以告诉他这些,只是为了让他知道这个世界的答案不是从历史中获得的,而是从神圣的天文学中去寻找, “应该把《圣经》上的指示与我们已知的天体规律知识互相印证。”世界之无穷,《圣经》上已经写好了答案,世界之无限,子午线已经划分了昨日和今天, “世界不只在空间里可以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在时间里也是一样。”

时间的空间化,或者空间的神圣化,在罗伯托那里又一次完成了超越死亡的命名。但是正如想象说、机器观一样,卡斯帕尽管有观象台,尽管有远处的岛屿,尽管有橘色的鸽子,似乎在世界中建立了和上帝有关的隐喻,但是最后当他进入水底钟去往岛屿的时候,永远无法返回的现实让这个想法又彻底破产。罗伯托又成为一个人,一个中毒的人,一个面临死亡的人,一个无法逃脱命运的人,而在这个时候,他却进入了最具悖论的世界中:他想成为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成为自己的上帝, “一位哲学家曾经对他说过,上帝比我们更了解世界,因为是他创造了它。为了与神的见识相符,哪怕只是稍许接近,就应该把世界作为一座大建筑来理解,并设法试着去建造它。”

“他必须建造它”,而这个建造便是他让自己变成了作者,一部小说的作者,一个自由创造的作者, “他想到可以创作一个故事,他肯定不是故事的主人公,因为故事不发生在这个世界里,而是在一个小说的国度里,故事的情节将与他所生活的世界里的那些事件平行发生,但两个系列的冒险却永远不得相遇和重叠。”没有发生过,但是可能发生,它甚至超越了现实,超越了真实,而在罗伯托自己建立的 “小说起源说”中,他把费兰特再一次激活,他有着阴暗又顽强的野心,他觊觎着权力,他有着对女人的美色之好,他是贪婪的家伙,当然,他也把自己的那双手伸向了罗伯托不敢抚摸的身体。于是,费兰特上了船,向红衣主教出售情报,而且他和莉丽雅一起带着爱情上船,他们成了间谍,他们杀死了穿上的人,他们最后向着岛屿而去……

所有这一切是罗伯托没有完成的任务,费兰特让他实现了,但是当遭遇石鱼攻击之后中毒,面临死亡的罗伯托似乎醒悟过来,费兰特所带着的原罪如何从那个小说中清除出去?或者说,费兰特只是为罗伯特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并不是取代他,甚至杀死他,而这个在死亡之前思考的问题终于变成了关于 “我”的一次终极命名:我是罗伯托?我是经历了不同死亡的幸存者?我是建造了小说王国的上帝?我是费兰特?或者说我就是永恒的石头? “由于石头不懂爱,于是他坐起身来,又变回一个热恋的男人。”这便是他永远无法逃脱的悖论,也是作者遭遇的永恒难题: “他不知道,尤其是当作者已经决意赴死的时候,小说便常常是自行写下去,并且走向它自己想去的地方。”

但是作者只是一个罗伯托?一个创造了非自我却又将他合理化的费兰特的罗伯托?死亡是生者的死亡,是创造者的死亡,所以在小说的世界里,作者看起来是可以永恒的,但是罗伯托的故事在未知的情况下像大海一样迷惘的时候,在他之上却还有一个作者,一个 “我”:当罗伯托从 “阿马丽利斯号”爬上 “达佛涅号”,是谁叙述了这个幸存者?当他不知道睡了多久的时候,是谁在别处计算了时间?当他写给自己的爱人那封信的时候,是谁将它完整呈现出来?罗伯特身后有一个闯入者,不是卡斯帕神父,不是费兰特,而是 “我”,一部小说的作者,第一人称,单数: “再说,我已经开始讲述了。”

开始讲述,从幼年时期出现的那个被强调的 “你”,到卡萨莱围城时的想象、机器,从巴黎时的交感粉末到 “达佛涅号”上的子午线, “我”之存在,就如那个昨日之岛一样, “总而言之,岛屿就在那里,一如往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有没有发现定点和子午线并不重要,有没有看见橘色的鸽子也不在重要,甚至有没有最后死去也没有了意义,因为罗伯托也无非是另一个费兰特,是作者 “我”之下的一个原子,排列组合,充满了可能性, “总而言之,在生活中发生了那些事情,就是因为发生了,而只有在小说的国度里,事情才似乎是为了某种目的或者由于某种天意发生。”所以最后单当罗伯托变成了 “我”叙述的一个人物,他的所有经历都在虚构中变成了一种戏谑,正如对于那封信的评价: “字迹倒是端正秀丽,但正如您看到的,已经褪了颜色,纸张上还有水渍。至于内容,从我所辨认出来的不多的部分来看,是传统的习作。您知道在十七世纪人们是如何写作的……都是些没有灵魂的人。”

信件之死,是没有灵魂的人的堕落,罗伯托之死,是小说虚构世界的抉择,那么在这个故事,在这个小说之外, “我”又是何人?文本之文本,原子之原子,无限多的链条,无限多的可能,最后也只是一种可能:小说《昨日之岛》,450页,作者:翁贝托·埃科。

春梦之结

编号:C54·2171120·1430
作者:【美】亨利·米勒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5年11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30.40元
ISBN:9787544754712
页数:414页

《北回归线》、《黑色的春天》、《南回归线》的 “自传三部曲”之外,亨利·米勒另外有 “殉色三部曲”:《殉色之旅》、《情殇之网》和《春梦之结》,作为 “殉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春梦之结》里依然是梦中呓语,依然是情欲的纠葛,依然有着 “离开”的主题:主人公和 “双性恋”的妻子莫娜以及妻子的女友斯塔西娅共同生活在纽约一间出租屋里,三人之间争吵不断,两个女人不告而别,留下主人公独自生活和写作,生活最后变成了行尸走肉的存在。小说开篇即是一种必须打来的离开: “汪!汪汪!汪!汪!像狗一样在黑夜中狂吠,叫个不停。我大声狂叫,可没人理我。我喊破嗓子,却连一声回音都没有听到。”


《春梦之结》:我一下子坐到上帝大腿上

那么让文学见鬼去吧!我要写的是人生之书。
那么署谁的名字呢?
署创世者的名字。
这样问题好像就解决了
——《第十四章》

一本书打开,进入文字的世界,进入想象的领域,进入有 “我”存在的天地,所谓文学,大约是看到了和信仰、爱、理想相关的一切,可是,一本书只是一本书,存在于物理世界的书,甚至以物的方式显现的书,这似乎向手捧着书作为读者的你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从书的世界里发现文学,在你目光进入的过程中,现实和虚构的界限在哪里?或者说,你何时越过物的状态抵达了心灵的存在?你何时在文字之中激活了自身的体验?

看见而进入,进入而阅读,阅读而合上,合上而放下,一本书难以逃脱这连续的过程,在起点和终结处,它始终是一种有着单位属性的物,所以里面的虚构,里面的想象,即使带着最现实的描写,也都是可以完全挣脱出来,和现实隔着永远无法和解的距离。所以那个疑问在找不到答案的前提下,可以简单置换如下:正在打开书本的你变成正在阅读的我,正在阅读的我变成那个叫 “瓦尔”的我,然后我的同一性就是把自己带向那个正在发生的文学世界,于是,我开始 “边走边写”那部小说,于是我把那些 “可爱的早发性痴呆患者、宇宙流浪汉、有坚强后盾的逻辑学家、伤痕累累的癫痫病患者、小偷、皮条客、妓女、被革除神职的牧师以及《塔木德经》《喀巴拉》《东方圣书》的研究者”放进小说,于是我里面写一个 “三教九流云集,各种思想泛滥,放荡的,卑鄙的,疯狂的,应有尽有,而且个个都像野草一样茂盛”的纽约,于是我把这本书取名《这个异教徒的世界》……

我当然是作者,而且我塑造了一切,甚至塑造了那个叫 “瓦尔”的我,所以在我把我当成是其中一个人物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抵达了上帝的高度,我就是小说这个世界的创世者,于是它不再是物,不再是一本书,它是整个世界,和文字无关,和小说无关,和虚构无关,它就是一本人生之书,信仰之书,爱之书, “耶稣真是个了不起的木匠!没用一砖一瓦,他就建造了一座教堂。”这便是超越,用文字建造世界又消灭了文字,被置换的我成为高高在上的我, “我敲击键盘——速度飞快——心里想到上帝造物,想到亲眼所见,想到无所不在的情感,想到远在天边和近在眼前的上帝,这一切都像面纱一样悬挂在我的面前。”

这是一个否定之后肯定的现实,这是一个世界末日之后重建的世界,但是,我为什么会成为创世者?我为什么在文学的虚幻中要洞察人生?我为什么要在凄凉的教堂之外建造另一个教堂?其实必须回到起点,回到那个物的世界,回到名叫 “瓦尔”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听到了 “汪汪”的叫声,在黑夜中狂吠,没有人听到,也没有回声,寂静而黑暗, “汪汪”的叫声其实就是返回到的生命的最底端,甚至就是一种物的存在, “孤独一人——头脑里长满了湿疹。”世界就被命名为 “艾萨克·达斯特”,Dust,是尘土,于是生命的过程就是 “生于泥土,死归泥土,泥土来,泥土去”,岁月走到终极的意义,也无非是 “添加一条遗嘱”。这或许是一种悲哀,但是当只是以最低微的物而存在,悲哀甚至也没有了,就像斯坦利所说, “我十二岁那年,时钟停止了。”人生之时钟就停在那重合的一刻,于是什么叫理想,什么叫自由,什么叫爱,也都变成了一种神话, “对你们来说,他只是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一个移民的孩子、一个脏兮兮的意大利小家伙,英语说得结结巴巴,但不论什么时候碰到你们,他都会礼貌地抬抬帽子。”

被抛弃在已经存在的世界里,被抛弃在活着的故事里,可是没有了人生的可能,所以我之解读是: “家谱嘛,就像是一棵高大的圣诞树,看上去光彩夺目,实际上,上面挂的全是些打扮光鲜的成人疯子。”连亚当都是一个瘸子,一个独眼龙,一个怪兽,还有谁是上帝的子民,还有谁能得到庇护,还有谁能感受到爱?十二岁就打开了一本书,那本书上写着一张纸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人类就不再是以前的人类了。”人类不再是以前的人类,那么现在的人类又是谁?陀思妥耶夫斯基怀念曾经的美好,还是洞察了人类的罪恶?一样是一个作者,一样是写出了小说,一样像是创世者,但是在一个本来为物的书里,每个人看到了不同的人类,莫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 “事实”从来没有兴趣,斯塔西娅说他的小说里有着魔鬼元素, “魔鬼是真实的,罪恶也是真实的”,而我之为瓦尔的时候,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罪恶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就像别尔嘉耶夫说的: “上帝的王国才是理想的世界,不仅对个人是这样,对社会和宇宙也是如此。而那也正是这个世界的末日,这个邪恶、丑陋的世界的末日。同时,它也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正义、美丽的世界的根本所在。”

只有在世界末日出现之后,才会有新的世界,就像只有对物的存在超越之后才能让自己成为造物主。十二岁的时钟停止了,魔鬼和罪恶变成真实的存在,教堂变得凄凉和瘦弱,才有可能在人生之书中成为造物主,所以 “汪汪”的世界提供的不是一个人的感官体验,而是无数个我,无数个个体,无数个十二岁,无数个魔鬼和罪恶。那座城市叫纽约,那个国家叫美国,但那里有什么?放荡,卑鄙,疯狂, “个个都像野草一样茂盛”,指的是思想, “纽约真不愧为一个试验场”,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保持着和国家的对抗方式,那里的诗人吟咏着肉体,那里的思想家贬低着上帝,那里的欲望泛滥成灾——但是,谁制造了罪恶?当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受害者还是恶的制造者?

父亲的客户约翰·斯蒂默看上去是就是一个在十二岁就停止了时钟的人,就是一个在黑夜里 “汪汪”叫的人,当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叫做思想,当他把所有的思想过程都成为手淫的时候,矛盾的世界里他已经无法逃离了, “一方面沉湎于自我,一方面又憎恨自我”,自称是 “彻头彻尾的精神主义者”,其实质的意义是: “精神主义者甚至连他的生殖器都能思考问题。”不是靠大脑,而是靠生殖器,当肉体有关的一切即和女人做爱,又思考自己的精神,这是一种亵渎还是一种妥协? “人生的问题,只有你经历了性爱和物质困难才真正开始。”所以一个认为要取消法庭,取消法律,取消警察,取消监狱的精神主义者,却把自己变成了肉体的囚徒,而且还是一个律师,如此悖反的命运如何找到一个出口?

女人,老婆之外的女人,做爱高手的女人,这是斯蒂默找到的答案, “我们不管丧失什么,上帝都不管,但唯有思想不能失去,因为只有在思想里生命才能得到保护。”但是精神解救了肉体,肉体成为精神一部分的借口,最后也只不过是丧失了爱的可能,造物主在打瞌睡,上帝缺席了,也是行尸走肉中,精神也只不过是一个物,没有了信仰,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原则,没有了信念,当然更没有了自我, “可到头来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出口,就像我们现在的境况一样。最后,他只好跑到上帝那里去寻找避身之所。”所以,这个上帝只不过是躲避一切的虚构物,而所谓的人生也只有在死亡到来时才拥有了自由——几个月后,他死于脑溢血, “很显然,他思想上接受不了他得出的为那些人生结论,于是在精神上不停地手淫,一直手淫到死。”精神延伸到肉体,肉体代替精神,手淫致死,是精神致死,这永远悖反的世界, “思想就是一切!上帝就是一切!可这又能怎么样呢?”

这是不是一种病?上帝就是一切,是不是也包含了罪恶,包含了欲望,包含了被异化的生命?而其实在纽约呈现的物世界里,思想的缺失,信仰的缺失,最大的表现是爱的迷失。爱是什么?是肉欲之爱?是精神之爱?还是对上帝的爱?十二岁的时钟已经停止,这本身就是爱被取消了,而我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所谓的爱也是停止了时钟的走动, “你父亲谈画家,你姐姐谈音乐,你母亲谈天气,可谁也不知道自己所谈的东西,真的。他们就像蘑菇一样,在一起谈呀说呀……还有你们竟然跑到墓地去散步,一定是怪怪的,要是我的话,一定会疯掉的!”斯塔西娅说的话,她为什么去我家?我的妻子是莫娜,而莫娜却又爱着她,于是在两个女人相关的畸形之爱里,我又成了那个听不到时钟走动声音的人。

斯塔西娅和莫娜,似乎就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女性样本,斯塔西娅, “她现在暂时被关在疯人院的观察病房里。她是自愿去那里的,想查查看脑子是否有问题。”为了证明自己正常,她必须去疯人院,这又是一个悖论,她是自己不承认疯狂的疯子,却又必须让自己保持疯狂的疯子,在一种公众场合,她都会露出一对可爱的乳房,或者声称自己被一群流氓袭击而怀孕,而当克伦斯基在她面前让她脱掉裤子检查是否正常的时候,她又怒不可遏: “真是天大的笑话!就因为我这儿有个大洞,东西一插就能插进去,我就正常了。快,给我一根蜡烛!我要让你们瞧瞧我多正常呀。”而自己拒绝检查的时候,又要莫娜把衣服脱掉,把乳房露出来。

而莫娜呢? “我”的妻子,却爱着斯塔西娅,在和我的生活里,即使出去也只是像两个陌生人一样走在街上,那是一种死寂的爱,甚至比不上和父亲在公墓里散步时可以谈论一下某个话题,所以,那时就有了渴望但冷漠的 “春梦之结”: “我舌头像打了结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手挽着手狂奔,只是 “玩得开心”,只是呼吸空气。我或者爱着莫娜,疯狂地爱着莫娜,可是这样一种爱在只有紫罗兰的世界里才显出一点梦幻色彩。但是斯塔西娅和莫娜那种暧昧的关系,到底是重塑一种跨越肉体的爱,还是畸形的爱?斯塔西娅说: “我只是她虚构世界中的一个东西而已,或者说是一面镜子,一面她不时地用来照一照真实自己的镜子。不用说,镜中的形象是扭曲的。”而莫娜说: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最爱,两个我都爱。我爱一个人与爱另一个人没有关系。瓦尔,我越爱你,也就越爱斯塔西娅。”

实际上这种暧昧是一种缺席世界的反应,灵魂在何处,精神在何处,信仰在何处,没有找到,或者疯狂乱找,只是因为它们都不在自己应该的位置上,错乱而带来迷失,迷失而带来负罪感,命名为爱只不过是自我的虚妄,所以真正寻找的出口是:找到所谓的自我,找到自我的位置。斯塔西娅在亲吻了我之后依然决定离开纽约,离开美国, “我命中注定是要当个处女,或者说精神上是个处女。”不管她后来去了欧洲还是非洲,不管她遇上了疯子还是自己成了天才,总之是在离开之后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唤回自我的方式,逃离的方式不再于离开,而在于抵达,正像莫娜所说: “对女人来说可能还有别的东西。这种东西非常细膩,男人是领会不到的。”

而曾经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我呢,一束紫罗兰终究不是挽回爱的唯一,正视自己才能解开心中的疑问, “像巴尔扎克一样,我生活在想象的艺术作品中,就连画框也是想象出来的。”或者我想象了和莫娜在一起的斯塔西娅,因为从她那里能够在镜子一样的扭曲故事里看见爱的面目,而我的迷失正是因为我已经在 “汪汪”的生活里找不到人存在的意义,甚至是最基本的男人的意义, “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了。我是一只退化到原始状态的动物。终日惶恐不安,成了我生活的一种常态。”所以灵魂在哪,爱在哪,上帝在哪,在物的生存中都太远而成为无法解答的问题。

所以先是否定, “杀死时间!杀死思想!杀死痛苦的饥饿!杀,不停地杀,长时间地杀……来一场大屠杀!”我面对的那个妓院,面对的是肉体,面对的是欲望: “”大多数看上去都是灵魂空虚,目光茫然。整天和钱财、标签、纽扣、盘子、提货单打交道,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怎能不空虚、不茫然呢?她们也该有个性?”在弥漫着 “阴道的味道”的地方,我才能真正想起莫娜,这便是屠杀之后的重生,就是迷失之后的寻找: “我的位置就在这个世界上,在死亡与堕落之间。我与日月星辰为伴。我的心已经彻底清除了一切邪恶,已经无所畏惧。现在,我的心十分渴望把自己主动交给第一个到来的人。”我面对的还有一份工作,体力劳动, “我站在墓穴下面,挥舞着铁锹,将士一锹一锹地越过肩膀,掀到外面。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多好的工作!在地下挖个洞穴?这样的洞穴有许许多多,个个都很神圣,每个都很特别,从亚当·卡德摩斯到亚当·欧米茄,每个人的都是如此。”肉体必须面对的死亡,人生最后的墓地,当为自己挖掘坟墓,当自己躺在里面, “那感觉可能舒服多了”。

肉体之外的爱,死亡之外的生,都是在否定中提供了肯定的答案,当然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我必须是一个从物的世界里挣脱出来的造物主,必须是俯视世界的创世者,所以写作一部小说,就是另一种寻找, “我要写的是人生之书。”当有人出卖了上帝,当最荒凉的角落就在我的周围,当我=纽约的世界变成了一座巴别塔,让我坐着的唯一位置就是我要成为最靠近上帝的人,我想和上帝待在一起,我要到上帝那里去寻找避身之所,我一下子坐在上帝的大腿上……这一切就是和上帝一起,接近那个人生, “我把自己想象成摩西在世,率领芸芸众生走出荒原,带领大家逆流而上,改变前进的方向,掉头向后,向河流的源头方向开始我们伟大的航行!让美国这块广袤的荒原变成荒无人烟的土地吧,让荒原上那些脸色苍白的人全部走开吧,让那种无聊的繁忙与喧闹见鬼去吧……把这块大陆还给印第安人吧……”

救赎者? “我可能永远不会用文字去写,我得用鲜血去写。”所以那里有坟墓,有凄凉的教堂,有皮条客、妓女、流浪汉,有纽约最肮脏的存在,甚至取名《这个异教徒的世界》,但是呈现这一切的时候,我到底在哪里? “我一面讥笑,一面发愁,冲它又是吐痰,又是大便,不一会儿,我就朝它撒泡尿,把它埋了起来。那根骨头的名字叫巴别塔。”又回到了 “汪汪”的世界,又回到了一本书的物状态。所以站在上帝的身边,成为摩西的意义也只是一种想象,它距离现实太远,而真正需要成为造物主,就是回到人的自我状态,就像麦格雷戈说的: “亲爱的,不是理解生活,铸造生活,改变生活,也不是热爱生活,而是要从生活中吸取永不干涸的精髓。”

那里原本就存在着精髓,要成为世界之王,才是真正主宰自己的上帝,十二岁的时钟可以自己拨动,紫罗兰的花可以自己栽种,爱可以自己付出而得到——和莫娜的蒙特利尔之行似乎就是对于现实的一次逃离演习,说着法语想象和巴黎人对话,仿佛就看到了斯塔西娅,所以我对莫娜说: “我亲爱的、可爱的欧洲,你可不要骗我!即使你不完全是我现在想象、渴望、迫切需要的那个欧洲,但你至少能给我一种幻想。在这种幻想中,每当提起你的名字,我就感到一种巨大的享受和满足。”如果离开美国,离开纽约,需要的是漂亮的旅行包,是烫着金边的护照,是一百美元,是旅游保险单,是导游手册,甚至是乏味的观点、狭隘的偏见、草率的判断、有色眼镜等,它们都在物的意义上可以让人离开,而真正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书写那本人生之书,便是和那个被春梦之结缠绕的、想象的现实说再见: “……再见,先驱广场!再见,啊,长生不老泉!再见,丹尼尔·布恩!再见,祖父!再见,童年伤心大街,但愿再也不要见到你!再见,各位……再见啦!让叶兰在风中飞舞!”

无数个再见,无数个隐喻,无数个没有在舌头打结时说出的词语,它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而那个硬币从手里滑下去滚到了阴沟里,对面的乞丐也终于被我阻止去捡,因为它待在那里,也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即使在现实里存在,即使是巨大的困境,只要把它当成可以再见的物,一切都会变成一本书上的某一个词汇, “我努力回忆愉快的往事,试着把美国当作一个我只是听说过的地方。”

坟墓的闯入者

编号:C54·2171120·1429
作者:【美】威廉·福克纳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9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6.30元
ISBN:9787532158089
页数:204页

镇上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被杀,黑人路喀斯受到怀疑,被抓入狱中,曾得到路喀斯帮助的白人孩子契克不相信他是凶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一个小伙伴及一位白人老太太卷入案子中。他们从死者的坟墓里发现了另外一具尸体,为排除路喀斯的嫌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契克用事实说服了种族主义思想严重的律师舅舅,帮助路喀斯洗脱了罪名。依然是黑人和白人,依然是南方和北方,作为福克纳创作生涯晚期的一部 “侦探小说”,其主题仍然是种族歧视, “要是他(路喀斯)先就当个黑鬼,只当一秒钟,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一秒钟,那该有多好啊。”小说中对南方种族矛盾的分析以及种族融合的争论,体现了福克纳的种族观念,成为表达福克纳种族观点的一部重要著作。


《坟墓的闯入者》:他们早就判他有罪了

总有一天路喀斯·布香可以从背后开枪打死白人而且跟白人一样免受私刑的绞索或煤油之苦;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会跟白人一样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投票选举,把孩子送到任何地方白人孩子上学的学校,像白人一样到任何白人旅行的地方旅行。但这不会是下星期二。
——《第七章》

黑人可以从背后开枪打死白人,黑人可以免受私刑之苦,黑人可以投票选举,黑人可以送孩子到白人学校上学,黑人可以到任何地方旅行……不管是 “可以”还是 “任何”,彰显的是一种自由,是一种平等,可是为什么拥有这些权利的黑人面前必须站在白人,或者说,为什么黑人不可以去除白人世界这个背景?所谓自由,是不是还是一种黑与白的对立?甚至还遥遥无期。

因为那是 “总有一天”的事,它指向那个看得见却遥远的未来,指向最终的终点却不是现在,所以列文·史蒂文斯律师在对外甥契克说的时候,用了一个转折: “但这不会是下星期二。”句号之前的 “可以”和 “任何”,句号之前的 “总有一天”,句号之后的 “但”,它们没有因为句号而隔开两种状态,句号和句号之间是连在一起的,就像星期六和星期天,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它们中间可以插入白人的错误,插入那一座空空的坟墓,插入被关押和被释放的囚犯,插入言说中的希望,但只要 “总有一天”不发生在下星期二,白人还是白人,黑人也还是黑人。

史蒂文斯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是确定的星期一,星期六之后是星期日,星期日之后是星期一——但不会是紧接着的星期二,更不是是下个星期二,星期二永远是未来时,永远是遥遥无期的将来。而在这个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关于白人,关于大地,永远在发生的是那一种象征仪式: “但最主要的是,空旷的田野本身在今天五月第二个星期一的这个时刻里每一块都应该具有千篇一律的不断重复的大地的生命的象征———组宗教典礼似的几乎具有神秘意义的千篇一律绝无二致的形象像英里里程碑那样把县城跟县的最边远的地方连结起来:”千篇一律、不断重复,大地的生命象征和宗教有关,和历史有关,当县城跟边远的地方连接起来,是不是会取消自由的意义?大地之北的北方,大地之南的南方,也可以在这个确定的、仪式化的星期一联结起来?

其实是充满着疑虑,斯蒂文斯说到的自由,说到的和平,是需要一种前提,那就是谁来保护的问题,而且它从来不指向个人自由, “我们不抱任何把握地希望我们的原子弹足以保护一个跟诺亚方舟一样过时的观念”,那是群体,那是民族,那是国家,但是当自己的自由强行交给 “第一个出现的蛊惑人心的政客”,他也会摧毁那自由,个体的存在意义反而在所谓的群体世界里变成虚无,而他即使幸存下来,也只是有一个叫 “桑博”的统称,在这个对黑人带有贬义的统称里, “他们置之不理的根本不是一个死亡甚至也不是对路喀斯而言的死亡而只不过是一个路喀斯,上万个桑博之神的化身中的路喀斯”,看热闹的人群似乎正在经历仪式,对于他们来说,群体的冷漠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代表,一个桑博之化身,一个杀死白人的黑人,一个名叫路喀斯的人, “也不仅仅是一个路喀斯而是路喀斯:桑博”。

所以在还没有抵达星期二的星期一,斯蒂文斯说到自由与和平时,用模糊的方式回应着遥遥无期的 “总有一天”,回应着 “这不会是下星期二”的否定: “谁知道呢?”——谁?知道什么?缺乏了主语,缺乏了事件,在一个充满了大地的象征的日子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而斯蒂文斯所谓的同一性又在哪里? “我们从联邦政府那里捍卫的其实不是我们的的生活方式,而只不过是我们的同一性,对于这个联邦政府我们国家的其他地方只是出于单纯的绝望只好自愿地放弃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民间的自由以便使之继续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但是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在距离星期二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其实是另一个说话的主体,而他的对面站在另一个听众,在说者和听者组成的对应关系里,其实是看到了目标,至少他们是站在了一起,站在同一性面前,而且,他们都是白人:舅舅斯蒂文斯和外甥契克。

他们站在同一性面前,这个同一性是他们站在南方的土地上,是他们同样是白人,是他们面对同一案件,以及他们同样是 “坟墓的闯入者”。当星期六的枪声响起的时候,当星期天会有葬礼,当星期一举行仪式,当星期二遥遥无期,那个坟墓注定关乎着生和死,关乎着黑与白,关乎着南方与北方,关乎着自由和道德,甚至关乎着打开和合上。里卡多尼亚教堂的坟墓里应该有一个死者,静静地躺在那里,不管他曾经有什么样的荣耀,不管他以前遭受了什么样的困苦,在死亡的那一刻应该是最后的终点,可是死去的是文森·高里,臭名昭著的高里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是一群全国上下都闻之色变的 “好斗分子和打狐狸的猎人做威土忌酒的人”。 “随便哪个白人都可以从背后枪杀可就是不可以枪杀所有白人中的这个:一家六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其中一个已经因为当逃兵而又武装拒捕在联邦监狱里服刑一年还因做威士忌酒在州立劳役农场服过刑,还有一大堆堂兄弟表兄弟和姻亲们占了县里整整一个角落他们的总数恐怕连老奶奶和没结过婚的姑妈姨妈们都没法随口说出来”。那不带标点的句子必须一口气念完,长长的词语组合会压得透不过气来,就像高里家族本身的象征意义一样, “就是不可以枪杀所有白人中的这个”。

这种透不过气来的压抑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死去的高里代表着不可侵犯的家族利益,二是他代表着白人,三是从背后杀死他的人是路喀斯,是一个 “黑鬼”,桑博的路喀斯,四是, “处以私刑或许是最有可能的结果——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办法。”这其实就是对于同一性最大的蔑视,无光是白人和黑人建立起了对立,而且私刑之惩处和公开判决形成了另一个对立, “事实上真正要问为什么的不是他遇到了什么危机以至不从背后枪杀一个白人就活不下去而是为什么在所有的白人中他偏偏要挑一个姓高里的人来开枪又为什么在所有可能的地方里偏偏要在第四巡逻区干这件事。”还是没有标点的压抑,在舅舅对契克说话的时候,契克听到的就是这样不允许插入一种舒缓和停顿的语气,而且也不允许在案件中插入县治安官,插入律师,插入法律, “甚至连县治安官汉普敦先生他们都并不完全相信高里一家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今天晚上不打算把路喀斯从监狱里拉出来”——处以死刑,就是活活烧死,以死偿还死。

但是对于契克来说,这只是一个传闻,当他从操场的那场球赛回来,当他穿过广场,就听到了路喀斯杀死了文森·高里,而这个听说的意义就像舅舅对他说的那样: “他们总算在他这一辈子里让他当了一次黑鬼。”不是他杀死了一个人,而是他作为黑鬼杀死了一个白人,这是和肤色有关的谋杀,和种族有关的对立,所以路喀斯成为一个 “黑鬼”,甚至成为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 “桑博”,完全是一次命名, “他们”的命名。在这个县里,几乎每一个白人都在期待这样的命名: “我们得首先让他像个黑鬼。”这是第一次命名,仅仅是 “像”,而在 “像”之后是第二次命名: “他得承认他是个黑鬼。”而第三次命名就变成了: “那时候我们也许会按看来他希望大家接受他的方式去接受他。”这是白人的合理逻辑,这也是南方的理念,就像白人女人必须称为 “夫人”,白人男人称为 “先生”或 “老爷”一样,命名就意味着被命名。所以在被命名的世界里,谁来帮助保护一个从背后枪杀白人的黑鬼? “在整个南方都没有这样的人。”

所以, “他们早就已经判他有罪了。”但是当返回可能的枪杀现场,那把德国鲁格尔自动手枪真的在路喀斯手上?他站在尸体旁边口袋里有刚发射的枪,即使他否认开过枪,即使在两分钟内被抓住,即使被押到监狱的时候没做任何说明,甚至对律师也缄默不语,这沉默的背后一定是那个符合他们命名的谋杀案?当他们早就已经判他有罪,一切的真相似乎都没有了意义,因为他是黑鬼,因为他们让他当上了黑鬼,因为整个南方都没有帮助他的人, “黑鬼表现得像黑鬼,白人表现得像白人,一旦泄了愤双方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怨恨”。但是契克只是听说,他所认识的路喀斯是曾经在冬天的小溪里救过他的路喀斯,是曾经送给他一加仑高粱蜂蜜的路喀斯,那时的路喀斯是 “当了黑鬼”的路喀斯?六岁的孩子,是白人的孩子,他一定无法逃避上一代建立的认知体系,所以当冬天的第一场寒流里路喀斯从小溪里救起契克,而且把食物给了契合,那时契克和他卷入的是一场特殊的 “胜人一筹游戏”,他闻到了屋子里属于黑人的气味, “他一直在闻这种气味,他还将永远闻到这种气味;这是他无法逃避的过去的一部分,这是他作为南方人所接受的传统中的十分丰富的一部分;他甚至不必去排斥那气味,他只是不再闻到它就像长期抽烟斗的人从来闻不到已经成为他的衣服和衣服上的扣子和扣眼一部分的冷漠而呛人的烟油”,所以为了不欠人情,他要将硬币给路喀斯,路喀斯拒绝了,于是那硬币叮叮当当地掉在了地板上,对于契克来说是蔑视,而对于路喀斯来说,则是侮辱。

金钱偿还人情,这或许是白人世界建立的逻辑,而面对六岁的契克,路喀斯说出了一句话: “捡起来!”是命令?而当契克和艾勒克·山德 “在靠近地板的阴影里俯下身子乱转起来”的时候,是对于这个命令的执行,而其实当他俯下身的时候,那种上一代建立的逻辑体系慢慢在解构,在一个黑人面前低下身去,对于契克来说,仅仅是关于人情的偿还问题,所以他把几个月省下来的钱给路喀斯的老婆莫莉买了连衣裙,以为相互扯平了,但是路喀斯却又送给他一瓶新鲜的高粱蜂蜜, “他走了有多久?他为什么不等我?”这是契克问妈妈的话,那香甜的蜂蜜曾经也是外公麦卡斯林送给他们家的,所以在这种续承的关系里,契克体会到的不是分歧,而是一种童年生活的同一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路喀斯和他的那个 “胜人一筹游戏”结束了, “就是这样了因为他自由了,那个三年来使他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心神不安的人已经走出他的生活。”走出生活其实就是走出上一代人的认知,就是走出白人的命名,所以关于把钱扔地板上的回忆,路喀斯问的是: “那是我吗?”而即使反过来,契克也会问: “那是我吗?”

疑问意味着消融,所以当那个杀死白人的案件被听说的时候,当看见路喀斯被关进监狱的时候,契克成为一种唯一: “因为在所有的白人中唯有他是路喀斯从现在到他被用绳子绑着拉出牢房拉下楼梯之前可能有机会说上话的人唯有他可能会听见对方眼睛里没有声音没有希望的迫切恳求。”或者是一种同一性的读懂,所以当他提出打开坟墓看看文森·高里身上的子弹孔的时候,契克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这种抵达真相的同一性。 “请他独自一人在黑夜里走十七英里(不,九英里:他记得他至少听到这句话的)在黑夜里冒着被人抓获他在亵渎死者坟墓的危险而死者的家人已经箭在弦上一心要发泄那绝对的疯狂而血腥的愤懑,”不是句号,是逗号,一场冒险开始了,但是契克不是 “独自一人”,成为 “坟墓闯入者”的还有其他的人,黑人,白人,男人,女人。

他们是和契克总在一起的山德,童年的同一性当然在山德身上的到了体现;还有哈伯瑟姆小姐,她和路喀斯的妻子莫莉是从小一起长大 “像双胞胎一样难舍难分”的姐妹;还有舅舅,没有参与行动,但是一直没有组织契克,而且告诉了契克什么是同一性,而且在坟墓打开之后发现没有高里尸体的时候一起进行了调查;还有县治安官,当坟墓闯入者发现了死亡悬案的时候,治安官也一起深入调查,从而彻底解开了这个坟墓之谜——他们所做的是两件事: “亵渎该地区一位子弟的坟墓以便挽救一个黑人杀人犯免遭报复。”当坟墓打开,当闯入者进入,星期天下葬的高里根本不在里面,躺着的是从克罗斯曼县过来的买木头做小本生意的蒙哥马里。

真相在哪里?谁真正死了? “不管是谁,那个非得杀害文森·高里的人还必须把死了的他挖出来然后另外再杀一个人去放在他腾出来的坟墓里以便使那个杀害他的人得以安宁;而文森·高里的亲人和邻居们又不得不杀死路喀斯或某个人或随便什么人,到底是谁并不重要,以便他们能躺下来,平静地呼吸甚至平静地悲痛从而得到安宁。”其实当他们成为坟墓闯入者,所谓的动机,所谓的理由,其实都从这个奇异的结局面前退去了,即使县治安官下令挖开前一晚盖上的坟墓发现第二次打开的坟墓空空如也,即使在远处流沙区发现了高里的尸体,即使最后凶手身份揭晓是文森的亲弟弟克劳福德,但是 “坟墓闯入者”的存在,远远超过了还原个案的意义,那就是他们共同建立了关于民族、关于国家的 “同一性”。

“我们中间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只有同一性才能产生一个民族特有的东西或者对一个民族来说有持久永恒价值的东西——文学、艺术、科学、意味着自由和解放的最低限度的政府与警察,也许最最有价值的是形成一种在危机时刻难能可贵的民族性格——”这是舅舅对契克说的话,作为律师,他其实一直在某种道德前徘徊,他说 “我不替从背后开枪打死人的杀人犯辩护”,但他却不阻止契克成为 “坟墓闯入者”;他问路喀斯: “你,一个黑鬼,拿把枪去纠正两个白人之间的不道德的行为。你指望什么?你还想指望什么?”但是他却成为第二个 “坟墓闯入者”,他和治安官在高里父亲的阻止下依然打开了坟墓并且在流沙区找到了尸体;他像 “他们”一样称路喀斯是 “桑博之神的化身”,却又指出这一切都是南方的错误: “我们必须自己来惩罚自己来废除,完全由我们自己,不要帮助,甚至不要建议”;他认为一切的自由不是在下星期二实现,但是却提出必须通过 “立法来给路喀斯·布香以自由”……

所以契克的成长,舅舅的转变,以及那些 “坟墓闯入者”的加入,使得这个白人之死的案件慢慢走向了 “下一个星期二”,走向了同一性: “他无所求只希望跟他们不可更改地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同一个耻辱如果必须有耻辱的话,同一种惩罚因为必定会有惩罚的,但高于一切的是一个不可更改的持久的坚不可摧的同一性:一个民族一颗心一片土地:”最后是冒号,就是保留希望,不是遥遥无期,是即将到来。

沃血家园

编号:C28·2171103·1428
作者:廉声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12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33943011
页数:403页

小说故事发生在以种桑养蚕为主业的江南小镇金城,主要描写开茧行的罗家三兄弟罗安文、罗安国、罗安本在撤往浙西后与日军展开抗争的经历。战局急迫,为躲避战祸,各怀心事的罗家三兄弟同一天乘车撤往浙西山区。老大罗安文受省主席重托,要组织当地民众破坏公路,以阻挠日军长驱直入;老二罗安国积极组织敌后抗日队伍;老三罗安本则带着蚕桑学校的学生及教具,欲坚持敌后办学……罗氏三兄弟在与日军的抗争中,或相与携力,或互有交锋。亲情、友情、爱情,在多年的战乱与流离中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状……

共和的危机

编号:B82·2171020·1427
作者:【德】汉娜·阿伦特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3年04月第1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19.90元
ISBN:9787208106819
页数:195页

“权力的每一次衰落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汉娜·阿伦特这样说。《共和的危机》是汉娜·阿伦特于1972年出版的一本文集,收入《政治中的谎言》、《公民不服从》和《论暴力》三篇论文和一篇访谈录。这些作品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学生暴动、黑人民权运动以及70年代前期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性动荡,体现了阿伦特的政治卓识。结合对具体政治现象的反思,阿伦特廓清概念,力陈己见,揭示 “共和的危机”,旨在捍卫共和。其中,《论暴力》尤为著名。阿伦特在书中提出了 “权力的每一次衰落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 “第三世界不是现实,而是意识形态”等著名论断,对政治学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共和的危机》:在下一场革命的觉醒之中

不管中心化在管理上的优势和劣势如何,它的政治结果总是一样的:权力的垄断导致这个国家中所有真正的权力源泉干涸或者流失。
——《论暴力》

当然,中心化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当阿伦特说 “权力是一切政府的本质”,权力是 “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所固有的”,是 “对应于人类不仅行动而且一直行动的能力”,她所看到的就是一种已经正当化、需要合法化的体系,而这个体系的运行本质就是多元并且相互制衡。但是,权力会一直是强力的吗?权力一定意味着权威吗?当民族主义转向分裂主义,使得政府的中心化变成一种反作用力,当国家形成了权力分立推进的是 “去中心化”,当实际权力丧失了最基本的控制力,那么,这种已经显示了所谓 “进步”的力量,会不会使得权力最终走向解体,甚至导致暴力的产生?

“权力的无力”,这是阿伦特对这一现象进行悖论式的概括,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在1968年进行的 “检验系统”运动似乎更在内部暴露了这个 “诙谐的悖论”,当参议院里的对立和街头的对立联系起来产生政策变化,当青年造反派变成 “亲近”的力量,当传统的系统被重新运作,甚至当一个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代替总统,这些矛盾如何用权力本身来化解?而在美国,当科学技术逐渐发展,当让我们在丧失了做可能的事情的能力的情况下做 “不可能的事情”,权力已经和我们没有了任何关系,就像瓦雷里所说: “人们会说,所有我们所知的,也就是,所有我们有能力做的,最终反过来反对我们所是的。”

我们有能力做的,是反对我们所是,这就是一种悖论,所谓的民主,所谓的科技,像奇境妖术一样发出诡异的色彩,使得权力无力不再只是一种可能,而变成了正在迫近的现实。但是,当阿伦特说 “这些发展将带我们到哪里去”的时候,她其实有了转身的机会,当下一场革命还没有完全展开之前,这种转身却可以以审视的目光来看待现实中的种种,用《共和的危机》概括之,就是在这个权力还没有完全无力的时候,在危机内部寻找另一种机会,分析中心化管理的优势和劣势。

“反思五角大楼文件”是关于 “政治中的谎言”,它涉及的或许是权力体系中的话语权,只不过这个言说的主体是美国政府,是中心化管理的中心。1971年6月,《纽约时报》发表了高度机密、内容丰富的《五角大楼文件》,这些文件是关于美国从 “二战”到1968年5月在印度支那地位的记录,后来作为47册的《美国对越决策史》闻名于世。文件公开发表,在越战并没有结束的时候,当然不是解密,当美国政府利用媒体公开发表这些文件,似乎就是为了 “以正视听”的目的,阿伦特指出, “五角大楼文件的主要问题是:不仅是谎言政策几乎不曾指向敌人,而且它主要用于国内消费和宣传(虽然不是全部),尤其是用于欺骗国会。”也就是说,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国会 “信服”这一场战争的合理性,而且明显带着消费式的商品特征。

“这些文件所引发的根本问题是欺骗。”阿伦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她看来,这是将一种已经萌芽的 “诚信破绽”推向了谎言的深渊, “各种谎言,包括欺骗和自我欺骗,都像流沙一样很轻易就吞没了任何希望一探究竟的读者,不幸的是,他还不得不承认,这就是美国近十年内政外交政策的基础结构。”似乎是一以贯之的做法,当政府以 “保密”的方式处理政府机密,当用欺骗和谎言的方式达成某种政治目的,这是一种 “有意地否定事实真理”和 “改变事实”的做法,前一种是说谎的能力,而后一种是行动的能力,两者相互关联,而共同的来源则是想像。

谎言似乎一直以来是极权主义的做法,他们甚至以改写历史的方式,或者以删除不符合意识形态的材料,使过去适应当前的 “政治路线”,而现在说谎的做法又有了新的品种,一个是表面上无害的谎言,是政府公共关系中的管理方式,阿伦特认为,这种谎言起源于消费社会,对于通过市场经济分配的货物有着 “异乎寻常的欲望”,也就是可操控性的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商品, “它在共同意见和有学识的意见市场上被叫卖。”第二种则在五角大楼的文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通过 “问题解决专家”,为了所谓的 “形象”而编织谎言。 “问题解决专家”是这样一种身份,他们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他们是以理性而自豪的人,他们渴望发现法则,也就是说,通过专家说出谎言,就是用理性来消除偶然事件,已达到 “事实真理”,所以这样一种说谎方式是一种 “彻底的毁灭”—— “比如在这种情况下,即,杀手说史密斯太太已经死了,然后去杀死她。”

理性的说谎,彻底的毁灭,这个 “让世界信服”的谎言用以欺骗国会,其目的就不是为了权力,也不是为了利益,而是要用声望、形象来达到 “赢得人心”的目的。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一场战争,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征服人心,也正是从这个说谎的逻辑出发,谎言最后变成了自欺: “一个骗子越成功,他让人们越信服,他就越有可能最后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自欺比秘密和有意的欺骗更危险,因为自欺者不仅丧失了和观众的关联,而且丧失了和实际世界的关联,到最后在不断重复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变成了 “全能的神话”。

欺骗、自欺、制造形象、意识形态化和去事实化,一步步将政治中的谎言变成了事实的真实,而通过所谓的自由媒体公开这些文件,其目的就是保障美国《第一修正案》中保障言论自由这一政治自由—— “不受操控地获得事实信息的权利”,从这一点来说,阿伦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 “媒体的诚实和权力”比披露文件本身更加有力,从这个方向上来看, “危机”变也是机遇质疑, “政府似乎有意阻止实现宪法保障的东西,威胁那些决心不受威胁的人,而他们宁愿坐牢也不愿看着自由丧失,这些还不足以,或许将来也不足以毁灭共和国。”而这个转折似乎也是需要美国人民经历一种 “民族性格”的变化阶段。这种需要的变化在《公民不服从》中也切开了一个口子,那就是: “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中确立公民不服从,或许最有可能疗救司法复审的最终失败。”尽管要将公民不服从纳入到美国法律体系之中,并且遵从纯粹的法律依据来为其证明, “这里的困难着实令人生畏。”

到底有怎样的困难?是应该保障 “公民不服从”的权力,还是应该遏制这种 “对法律破坏”的行为?阿伦特从1970年春纽约律师协会庆祝百年华诞的那个议题出发提出问题: “法死了吗?”这篇论文讨论的是 “一致同意的社会中公民与法的道德关系”。这里有几个概念性的东西,一个是 “一致同意的社会”,另一个是法和道德,这个主题引出的两个著名人物是雅典的苏格拉底和康科德的梭罗,他们的行为 “看起来证明了只要违法者情愿甚至渴望为他的行为受到惩罚,不服从法律也可以是正当的”。但是尤金·罗斯托却认为,这是法律最奇怪的事情之一,公民不服从变成了一种 “重要的法权”,所以他认为, “ “把违法行为看成不服从法律的行为,这是普遍的误解”。当最高法院拒绝裁定越战的合法性时,公民不服从似乎就成了 “毫无障碍地容忍”的一种违宪行为——因为,民权运动中的公民不服从最后发展成为了反战运动的抵抗者。

阿伦特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必须区分良知的反抗者和公民不服从者,她认为,苏格拉底从未挑战过法律本身,他反对的仅仅是不公正审判,甚至认为是降临到他头上的 “事故”,所以他针对的是法官,而不是法律,而梭罗说: “人们必须停止蓄奴,停止对墨西哥的战争,虽然这会使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付出代价。”反对的是法律本身的非正义性,也就是成为 “论公民不服从的责任”这个论题。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梭罗,都只是一种 “良知的劝告”,是一种纯粹主观的表达,不管是一开始具有的宗教内涵,还是之后的世俗化,良知的劝告都是基于道德的决定。但是公民不服从显然面对的不是个人,也不是道德上的决定,而是一种公共舆论, “尽管这一群特殊的公民不服从者或许仍然坚持最初的信念一他们的良知,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再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

如果说,公民不服从这种违法行为在道德角度进行宽容,那么它所带来的是对法律的破坏,会成为法律权威 “眼中缺失的征兆”,他们甚至掌握法律,以公开反抗的方式 “违法”。但是阿伦特并没有将公民不服从看成是一种洪水猛兽,她认为,公民不服从是以群体的方式 “并为了群体利益而行事”,当它挑战法律秩序,挑战权威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变革的力量,甚至会形成一种观念性改变: “法律可以产生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其实就凸显了和法律的相容性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正好决定了诸项自由制度是否足够灵活,能够经受住变革的冲击而不至于导致内战和革命。”而且,阿伦特认为,就其起源和实质而言, “它仍然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美国现象”。回到1970年论文的议题,这其实是 “一致同意的社会中公民与法的道德关系”的另一种解读—— “一致同意并不是在仅仅默许这一非常古老的意义上——它区分了对自愿的国民和非自愿的国民的统治——而是在对所有事关公共利益的事务都积极支持和不断参与的意义上,这正是美国法律的精神。”

所以公民不服从的争议其实凸显了最高的宪法危机: “行政部门常常冲击宪法,结果是人民丧失了对宪法程序的信心,也就是撤回了一致同意;同时,一部分人愈发强烈地不愿意认可普遍同意,这一点已经昭然若揭。”所以要解决最高宪法危机,就应该重新审视公民不服从,甚至需要将其以美国法律精神的方式纳入到法律体系中,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迫切需要一项新的宪法修正案,并且也值得为与之相伴的麻烦付出代价,那当然就是公民不服从。”

无论是政府中的谎言凸显的是话语权,还是 “公民不服从”所折射的法权,阿伦特所看到的 “共和的危机”,其实就是权力的危机,而在权力的危机中,最容易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暴力。当超级大国间的棋局总是指向 “一方取胜,就是双方的终结”的规则,当军备竞赛成为一种理性的威慑,当国际间的战争成为政治领域的最后仲裁者,暴力在国际事务中变得越来越可疑和不确定,而在本国事务中,暴力会导致权力的产生吗?引用毛泽东 “枪杆子里出政权”,似乎在证明暴力革命可以推翻旧有政权建立新政权,但是阿伦特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一方面,当马克思说到暴力的时候,仅仅将它看成是一个 “助产婆”,也就是它只是一种催化的力量,所以暴力不是产妇,不是能够迎来生命的诞生。而另一方面,暴力只具有工具特性,它不是权力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权力也不是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无力,所以阿伦特批判了萨特的暴力论,批判了新左派的观点,批判了学生运动对暴力的赞誉,也批判了教科书上关于革命是 “干出来”的错误观点。

暴力是工具,是永远不合法的手段,甚至他是非人性和毁灭性的力量, “从来不存在完全建立在暴力手段之上的政府。即便极权统治者(他主要的统治手段是严刑拷打)也需要一种权力基础——秘密警察及其情报网。”所以她认为,暴力能够摧毁政权,但是枪杆子里永远不会出现权力。实际上,阿伦特在分析暴力和权力关系时,把暴力看成是一种工具式的毁灭力量,把权力看成是一种统治力,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是暴力和权力并不在同一种体制,同一种社会形态里,也就是说,暴力和权力是不同纬度的,暴力可能产生的权力一定是一种新的权力,而阿伦特显然强化了暴力的工具特性,而取消了其破坏之后变身为权力建造的力量性质。

但是阿伦特否定暴力的合法化却是在反思权力,它认为暴力和权力是对立物,当暴力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权力就缺席,也就是说,当权力出现危机的时候,暴力就会出现——如何会出现暴力,阿伦特认为,暴力行为是一种 “自然的”反应,也就是一种本能驱动的攻击性,同时,非正义、伪善导致的愤怒,会变成非人化的存在,从而产生暴力,另外,种族主义等利益冲突也会导致暴力。分析暴力的根源,阿伦特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要找到遏制暴力的方法,而在暴力和权力的对立关系中,只有权力不分散、解体,那么暴力就一定能被遏制,也就是说,必须解决 “权力的无力”这个悖论,才可以让暴力从政治生活中驱逐出去, “权力的每一次减弱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这只是因为,那些权力在握并且感到它正在流失的人,不管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总是会发现,要抵制用暴力代替权力的诱惑,是多么困难。”

其实不管是话语权、法权,还是政治权力,阿伦特都在一种反面的样本中寻找权力的中心化管理方式,谎言、公民不服从、暴力或者都是一种弱化中心化的手段,都成为了 “共和的危机”,所以在危机中寻找的机会就是建立一种 “新的国家概念”: “我所看到的新的国家概念,其惟一的雏形可以在联邦体系中找到,它的优势在于,权力既非来自上面,也非来自下面,而是水平的指向,以至于被联合起来的单位相互审核和控制权力。”这是国家间的权力平衡,而在国内事务中,则要形成议事会体系的新政府形式, “我们想参与,我们想争论,我们想让我们的声音在公共场合中被听到,我们想有可能决定我们国家的政治事务。”让每一个人都关心公共事务,让每一个人都拥有机会,这就是 “一致同意的社会”,这就是没有政府说谎的社会,这就是没有暴力存在的国家,权力不会流失,不会干涸,不会分解,当然也没有垄断。这当然是一种阿伦特的理想主义,所以这是可能,这是期望,这是下一次的机会: “不过,或许,毕竟——在下一场革命的觉醒之中。”

危险,切勿把头伸进来!

编号:Y23·2171020·1426
作者:【西班牙】布努埃尔等 著
出版:新星出版社
版本:2010年06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20.50元
ISBN:9787802259621
页数:370页

《一条安达鲁狗》中刀片割开眼球,《欲望的隐晦目的》中,两位女演员扮演同一个角色……在布努埃尔的影像世界里,超现实的怪异变成了一种语言,而背后的布努埃尔来说,他所经历的故事是不是都应该是真实而具体的? “但凡电影记者都知道,要从布努艾尔的嘴里撬出几个字来是多么困难,而且,就这么几个字还往往是在嘲弄和打趣。”当何塞·德拉·科利纳和托马斯·佩雷斯·图伦特以对话的方式来探寻布努埃尔的世界,这本对话录涉及布努艾尔从《一条安达鲁狗》到《欲望的隐晦目的》的所有作品。布努艾尔在对话中坦承了自己的叛逆和对写作的畏惧。但是,他同自己塑造出来的大多数电影人物一样喜欢自我矛盾,因此到最后也不忘添上一句:如果不搞电影,他倒也挺愿意当个作家。


《危险,切勿把头伸进来!》:想象是自由的

对,我们所有人都闭着眼睛,女人在中间,一行标题写道: “我看不见藏在森林里的女人。”

头伸进去,然后是张开眼睛,可是当一个女人被藏在森林里的时候,伸进去和张开眼睛是不是都只是一种无意义的寻找?路易斯·布努埃尔甚至一开始就消解了意义,因为 “所有人都闭着眼睛”,而这种闭着眼睛的状态却在另一个意义上打开了 “女人在中间”的世界,那个被眼睛看见的现实关闭,在另一面却可以自由打开想象:想象有一个女人,想象有一片森林,想象一种藏匿的方法,最后是想象一个 “我”。

我应该是被想象的,即使去掉了引号,去掉了说这句话的具体情境,我也只是一个已经打开了这本书的读者,打开就是把头伸进去,就是张开眼睛,就是看见 “布努艾尔谈话录”,在1975-1976年的叙说中接近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电影导演,就是抵达布努埃尔在费利克斯古埃瓦斯巷的家——那里是一个封闭且开阔的房间,有《物种起源》的书,有侦探小说,有酒或者咖啡,当然还有他最喜欢的那只叫特丽斯塔娜的可爱小狗,据说,小狗死去的时候,布努埃尔还认认真真地哭了一回——如此种种,真的是我伸进头去可以看见的那个世界?

其实,我对于布努埃尔是陌生的,甚至对他的电影也是陌生的,在我有限的观影记录中,有《一条安达鲁狗》,有《白日美人》,有《维莉蒂安娜》,有《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有《朦胧的欲望》,五部电影不能组成布努埃尔的影像生活,当然更无法形成一个导演的完整轮廓。所以这个被看见的世界本身就只是一个局部,布努埃尔把这种 “把头伸进来”的状态叫做危险,危险是对视觉语言进行解读带来的迷失,危险是深入超现实主义者内心时的误读,危险甚至是 “把头伸进去”这个动作本身——如果动作是 “把头伸进去”,那么主体一定是我,是读者,是观众,而现在是 “把头伸进来”,那么在把头抬起,张开眼睛的刹那,看见面前站着的就一定是布努埃尔——说这句话的主体就是那个自由主义者、从小失去信仰、在精神和道德意义上的超现实主义者、同情广义的人、文化上的基督徒、无政府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布努埃尔。

他在你眼前大喊 “危险”,让你不要把头伸进来,就是一种拒绝,而拒绝之后是关闭,一个讨厌被采访,一个害怕叫做 “录音机”的电子设备,一个把话筒称作 “阴茎”的人,他把费利克斯古埃瓦斯巷的家关闭了,把自己的电影关闭了,把内心世界关闭了,所以托马斯·佩雷斯·图伦特说: “或许是由于腼腆,他常常把自己保护得严严实实,完全不让我们探究他的内心。”所以何塞·德拉·科利纳说: “在时光乃至历史长河的岸边,他像鲁滨孙一样,找到了自己的岛屿,并在沉默中与之对话。”但是这绝不是封闭,长达五十多小时的谈话为什么能够断断续续进行?为什么要从童年谈到1977年的《朦胧的欲望》,其实当布努埃尔说出 “危险,切勿把头伸进来”,只不过用一种诗意来解构现实的规则——《一条安达鲁狗》起初就是用这个带有拒绝口吻的片名, “与贴在火车车窗上的提示标语‘切勿把头伸出窗外’正好相反。我们觉得这句话很有文学味。”但是后来达利建议用布努埃尔那本诗集的名字,于是有了一条狗,一条安达鲁狗,一条超现实主义的安达鲁狗。

其实,这个片名根本没有诗意,它只是一种命名,和地名有关?地名指向的当然是现实,而把头伸进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也正生活在现实的2013年,当我在2013年的时间里打开布努埃尔1929年的诗意,到底有多危险?那个女人的眼睛被一把刀切成两半,特写,刀就这样从睁开而看见的眼睛里切过去, “一个面带微笑的女人睁着明亮的眼睛,然后男人锋利的剃刀轻轻滑过,特写的眼球被割成两半,血从里面流出来,宛如月亮被浮云切成两半。”我在2013年的时候写道,即使知道电影里的那只眼睛只不过一只牛眼,但是被呈现在屏幕上的时候,那种残忍、暴力、血腥以及传递到身体里的痛感,变成了最危险的观影体验,但是当一双眼睛被切开,就宛如 “所有人闭着眼睛”,那么这个 “藏在森林里的女人”就再也找不到了,她在中间,却只在标题里。

所以重要的不是女人看不见,也不是看不见女人,而是谁制造了危险?是那把剃刀,是拿着那把剃刀的手, “用手可以打开房门,抚摸乳房,握紧拳头,扣动扳机,没有手的时候是摔倒、昏迷、死亡,或者像一件血淋淋艺术品被围观被拨弄被丢弃——手解放了和动物一样的的兽性,手满足了人被压抑的欲望,手同样也把一部电影带向一个无法解读的超现实主义世界。”电影里那个被惩罚的男人手上原先是两本残破的书,最后变成了两把致人死地的左轮手枪……手枪和剃刀,都变成了工具,而真正的手是一双超现实主义的手,它在摄像机后面,它的主人叫布努埃尔。

“影片结束时,我准备用向观众扔石头的方式做一次超现实主义式的表演,但掌声响起,我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拍电影叫做表演,手一直在那里,手里有石头,可以扔向观众,但是当 “放下了手中的武器”的时候,是不是缩回了手?缩回的只是拿着石头的手,真正那双操控电影的手则把最危险的剃刀朝向了每一个把头伸进来的观众。其实,这个过程中完全是布努埃尔在面对他人、面对世界时做出的一种选择,起先是拒绝,是封闭,然后是主动出击,是制造危险——只有在消除了那一双眼睛理性的解读之后,他才能住在自己的世界里,看见想象,看见自由,看见欲望,看见藏在森林里的女人。

从童年的卡兰达开始, “空气中总是弥漫着这种死亡的味道”,学校里的阶级划分,现实中的社会问题, “萨拉戈萨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十九世纪的省会。”所以才会成为自由主义者,才会失去信仰,对《物种起源》着迷,偷偷看侦探小说,以及对昆虫迷恋,都是他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之后在马德里加入 “二七年小组”,和极端主义运动成员、无政府主义者在一起,和达利成为朋友,对安德烈耶夫的著作感兴趣,甚至达业务拳击赛、排练戏剧《皮埃尔师傅的祭坛装饰屏》和观看弗里茨·朗的《三生记》,让他在逃避之外有了新的选择,而正是这种新选择使得他开始 “放下手中的武器”,因为他不需要用石块进攻,就能固守自己那个超现实主义的世界,就能使一双手控制《一条安达鲁狗》。

西班牙混乱的政局是布努埃尔面对的最大现实,当他去往好莱坞似乎开始了另一种生活,那已经是30年代了,似乎是内战让他选择了这条路,但其实布努埃尔的一生都在战斗,从对信仰的怀疑到成为文化上、而非宗教意义的基督徒,从对阶级划分不公平的仇视到成为自由主义者,从无政府主义者到加入超现实主义小组,布努埃尔似乎都在肯定、否定和再肯定、再否定中进行选择,仿佛就是人生无休止的战斗,而与达利决裂可以看成是从信仰到美学的一场战斗, “但创作《黄金时代》时,达利决定奉行一种绝对美学。”以致在西班牙内战时,他们的合作和友谊已经走向了终结, “布努艾尔拍完了《黄金时代》。我很失望,这部影片完全是在讽刺我的观点,而且它还首当其冲地攻击了天主教。”达利这样写道,而布努埃尔却回忆在雪莉·尼德兰酒店见到达利时对他说: “你看我现在,都是你害的。你的所作所为太卑鄙了。”达利告诉他: “我写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名气,又不是为了捧你。”一段话里是我和你的分裂,也是两种信仰和观点的对立,甚至是生活方式的冲突,于是, “我们的友谊算是彻底完了。”

布努埃尔当然没有提及和达利在情感上的某些矛盾,实际上无论是地理上的改变,还是和达利友谊上的终结,都让他开始面对另一个世界,一个更加危险却封闭的世界,一个更加极端却只有的世界,那便是电影带来的想象,萨德无疑是布努埃尔打开的另一个世界, “在萨德身上,我发现了一个颠覆了的不可思议的世界,那里什么都有:昆虫、人类道德、性、神学。总之,他让我极为着迷。”《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就是一个危险、邪恶的世界,但是这种危险和邪恶往往是对那些把头伸进来的人而言,对于布努埃尔来说,却是丰富的,是颠覆的,是自由的, “萨德只在想象中犯罪,借此释放他的犯罪冲动。想象是自由的,而把想象付诸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人可以自由想象,却不能随意地采取行动。”

在关于1952年的电影里,布努埃尔谈到了萨德,他说: “我的确崇拜萨德,但不是虐待狂。”在1953年的电影《呼啸山庄》时也说到了萨德,萨德不会违背自己的原则, “萨德会在想象中做任何事,但仅限于想象中。”那个想象的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存在?它带来何种自由?其实萨德的想象世界无疑和性有关,而布努埃尔也在这样的想象世界中看到了自由的性和欲望,他在《邪恶的苏珊娜》中说到苏珊娜敞开衣领去引诱男人,就是以魔鬼现身的方式去摧毁那个体面的世界,破坏道德的秩序和规则, “每当我听到道德一词,就会露出我的胸脯。”而透过这种魔鬼的诱惑,苏珊娜其实展示的是一种纯粹,所以布努埃尔说: “一个身穿蕾丝花边的黑色衬衫、系着袜带的丝袜和脚穿高岛跟的女人,要比一个裸体的女人更加性感。彻底的赤裸往往是纯洁的,而非色情。”布努埃尔甚至也不反对色情,他反对的是色情的普遍化和流行化, “我并不反对色情,条件是像过去那样将其限制在某个秘密团体中。”就像发现藏在森林里的那个女人。

所以布努埃尔说起自己的少年性幻想, “那时的我对西班牙皇后维多利亚·欧亨尼娅很迷恋,她是个金发美人。我曾想象自己悄悄地溜进她的寝宫,晚上她独自回来就寝,我在她的牛奶里下了迷药。皇后喝完牛奶,脱掉衣服,上了床。等她睡沉之后,我走到她身旁把她抱在怀里,等等。一个十四岁中学生的性幻想。”说起自己的偷窥: “有一点儿。所有人都有一点儿。”说起自己的乱伦欲望: “在想象中,我甚至可以乱伦。但作为一个社会人,我的道德观禁止我这样做。”说起占有熟睡的女人, “任意支配一个熟睡中的女人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很刺激。我可以在想象中这么做,却不敢付诸现实。”一切都在想象中完成,因为, “在想象中,你可以触及无穷,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而在现实中、在日常生活中,你必须受到自己的意识、法律、朋友以及家庭的制约。你自己或社会总会强加给你某个枷锁。”

所以,布努埃尔所建立的想象世界就是他的电影, “电影就是制造奇迹的机器。”于是《维莉蒂安娜》里有了占有的欲望,于是《鲁滨孙漂流记》里有了性幻想,于是《野兽》中有了乱伦,于是《沙漠中的西蒙》中有了偷窥,于是《朦胧的欲望》中有了变态的欲望,甚至想象而犯罪在布努埃尔那里也变得合理, “我也很想当个独裁者,下令处死几个人。但只是在想象中。”而同样在想象之外的恐怖主义则是危险的, “恐怖主义和炸弹也是如此,如今炸弹可以放在任何地点、针对任何人:教堂、私家轿车、某个路过的年轻人。”是的,在自由的想象中,布努埃尔颠覆规则,解构道德,满足欲望,破坏秩序,所有一切可能的东西都是梦境,都是想象,都是电影,都是超现实主义。

但是,电影作为只有之存在,并不是为了满足私欲,或者说并不是制造欲望,它的畸形表达方式其实在构建一个自我世界,一个和现实无涉的世界,那些盲人,那些动物,那些永远无法达到的目的,那些不可思议的奇幻,都在破坏所谓的理性, “我怀疑理性和文明。在我所有的电影中,包括那些最合乎常规的影片中,都有这种非理性的趋势,有一些无法用逻辑解释的行为。”而其实布努埃尔所反对的理性是那些披着文明、道德外衣的理性,所以《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中有枪和荒诞,有死亡和复活,有缺席的食物,在《朦胧的欲望》中有恐怖袭击,但是一切在反理性的逻辑中发生,便是自由。

但是布努埃尔却认为自己是唯物主义者,那些自由便是建立一个唯物主义的想象世界,所以不管是《女仆日记》中蜗牛爬在死去的小女孩腿上,还是《被遗忘的人》中小女孩腿上的牛奶,不管是《邪恶的苏珊娜》中碎了的鸡蛋沿着女主角的大腿往下流,还是在《阿奇博尔德·德拉·克鲁斯的罪犯生活》里血沿着阿奇博尔德的女老师的腿流淌……布努埃尔都否定它们的象征意义, “当你在一本小说中读到:‘温特尔于是看着蜡烛,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熔化的蜡慢慢滴落。’如果你脑中总想着性之类的事,肯定会马上作出这样的联想:蜡烛象征阴茎,熔化的蜡是精液……这未免太荒谬了!”非现实在现实的另一面,却是现实的投影,这不过这投影是畸形的,是超现实的,甚至是梦幻的,而是唯物的,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不意味着要否认想象、梦幻,否认存在一些不可解释的事情。”

布努埃尔的唯物主义其实就是在电影中制造现实无达到的奇迹,欲望的奇迹,死亡的奇迹,暴力的奇迹,孤独的奇迹,所以布努埃尔不喜欢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不喜欢慢镜头,对政治电影不感兴趣,在一个充满性幻想、有着偷窥欲、乱伦欲的世界里,作为枪支爱好者的布努埃尔终于用双手拿起了另一种武器,对着所谓的理性、文明、宗教进行射击,在那个想象的世界里,他拒绝阐释,拒绝对话,拒绝合作,像一个幽灵,将人类看见理性、文明和信仰的眼睛切开, “在我看来,自由就像是一个我们试图抓住的幽灵,但我们只能抓住某种雾状的东西,在指尖留下一些潮湿的痕迹。”

黑暗托马

编号:C38·2171020·1425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23.00元亚马逊13.10元
ISBN:9787305103568
页数:149页

莫里斯·布朗肖的第一部 “虚构作品”,此书的英、德文译者都不讳言其翻译甚至阅读的困难性,福柯曾指出布朗肖作品的特色之一在于 “脱离表象的王朝”,而这正符合《黑暗托马》的阅读经验:没有过去、未来,没有动力、原因的一场爱情,轻浅地难以让人有明确的形象,但这些没有形象的意象却又如同恶梦般让人难以舍弃。 “在与他凝视中的亵意奋战的同时,每个人都只是更深地陷入一股孤独感里,而在其中,无论想去到多远,结果都只是迷失而且将继续迷失。”这是一种表象的凝视,但是在看见的世界里,迷失被另一种东西取代, “然而,托马拒绝就这样被简单的印象说服。他甚至故意转向那年轻女孩,尽管他的视线其实可说是未曾从她身上移开。”


《黑暗托马》:无限地比死更死

他眩惑她。他就要将那最不被预期的话语转化成她再也无法等待的话语来吞噬她。
——我是……
——住口。
——《七》

“他眩惑她”之前是 “他绕着她转”,她在说 “住口”之前是 “你究竟是谁?” “你到底是什么?”甚至还伸出手,甚至还正面看他,只是当每一个疑问都变得没有答案时,不管是 “他绕着她走”,还是 “他眩惑她”,都变成了一个单项事件,无论是预期的话语,还是等待的话语,都在 “时间已晚”的黑暗中,被吞噬得只剩下自己,以及自己的死。

尽管他在黑暗中曾大声叫喊,尽管她曾怀疑互相之间的善意,尽管她曾尝试不同的字语交谈,但是在她藏身的皱褶里,在 “住口”的回绝里,单项事件发生在背叛之中: “背叛围着他们绕转,而且因为是她背叛他,加上她自己也弄错而无望终结这样一场迷途——由于不知道他是谁,故出现在她内心的总是另一人——背叛更愈发可怕。”不知道他是谁,那么之前的 “你究竟是谁”为什么没有答案,之前的 “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下文,是期待一个回答,还是故意将疑问引向了没有终极的黑暗, “谁”是命名的方式,但是在匿名中,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空无,吞噬着这个夜晚可能的 “谁”。

他叫托马,一个男人,只是这个名字从来都是他的一个代称,从来都属于自己的名字,谁来命名甚至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名字是不是可以区分自己和他者,是不是可以定义相遇和陌生?而她也是被命名的,她叫安娜,一个女人。在托马和安娜不同的命名之间,其实有着和时间相关的前后,是她起身走到了托马前,然后将他拖往临近一条公路上的小树林里。那么托马之存在,是被安娜的那一系列遇见的动作所安排的?在公路旁的小树林里,她对他做了什么,以致于一个早已存在的男人,一个被命名为托马的男人会在之后绕着她转,会眩惑她?

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歧义之遇见,歧义之动作,因为在她起身之前,在她走到他之前,是托马先走近了她。 “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他所遇见的人都死去。每个人,如果托马转过眼去,都与他一同死于一种没有任何呼声宣告的死亡。他注视着他们。”因为在路上每一个遇见的人都死去,所以当安娜出现的时候,他再一次看见了每天遇见的人,再一次看见了死亡, “她无法逃离”的是每日复始的非人的、可耻的时刻,是带着 “精准、无上的死”,安娜是她,也只不过是 “他们”中的一个,所以 “他们空缺于他,就如同他空缺于他们。”所以她的脸呈现给他的时候, “她是不再与安娜有丝毫类似的安娜。”

陌生的躯体,黑夜里的相遇,当安娜成为 “他们”,也是一次命名,只不过完全是匿名,那张脸是匿名的脸,那个名字是匿名的名字,那个身体是匿名的身体,所以在死亡的空缺面前, “他注视着他们”会有一种意义吗?注视是不是看之一种,是用目光发现,是用眼神确定,还是用心灵去感受?托马一直在看,起初他坐下来看海,后来他看见一个 “游得很远的男人”,看海的时候,他还自己下水游泳,他追逐着谁,让海和自己融为一体,于是看见海也就看见了自己,但是在这看的过程中他却要奋力将自己脱离出来, “脱离自我、滑进空无、散裂于水的思想里,这样的迷醉让他忘却所有的不适。”在那时,海还是海,还是可见的存在,还是在自身之外的 “他们”——这一种散裂于水的拒绝是不是为了给自己另一种命名?看见那个游泳的男人也是一样,看见的时候, “然后又看不见”,跟着她的每一个动作,仿佛自己在做每一个动作, “他不仅一直都极清晰地感知到他,还以一种完全亲密、像是任何其他接触都无法超越的方式与他接近。”但是在看见和跟着做动作的时候,他本身就处在分离的状态中,本身就在寻找一个安放自己的缺无。

目的太明显的,托马躺在草地上看见黑夜也一样, “因此,尽管闭着眼睛,他也不像是已经放弃了看进那黑暗里,而是恰好相反。”闭着眼睛明显是一种对于看见的拒绝,甚至不是一个看的动作,从看见的世界里退场,从看的世界里缺席,他就是被自己拒绝前进的意念推着向前走,而正是因为闭着眼睛的拒绝,让他 “感觉比比任何一个夜都更黑、更恐怖”,一个闭着眼睛进入的黑夜独立在 “任何一个夜”之外,就像一个人独立在 “他们”之外,他总是会遭到两种力量的吞噬:个体太过于渺小,当幽暗的影像将他淹没的时候,他就是 “他们”中的一个;闭着眼睛的看见以返回的方式进入到自身之中的时候,那影像仿佛已经死了,在不看里死去, “欲望同样就是这一具睁着眼、自知已死却仍像只被活吞的动物笨拙地爬回嘴巴里的尸体。”即使思想回到体内,也是在进行着与空无的交流。

之后,托马还坐在餐桌上,还看见了邻座的金发女子,一种美丽 “随着他对她的注视而苏醒”,看见而被遮蔽,最后, “他抬起头,看到所有的人都已经走了,他接着也离开了厅室。”之后,他还坐在房间里,还看见了那一本书上的文字,具有轻柔且平和的吸引力, “在这颗看见他的眼睛中看见自己。”看见而欢喜,其实和金发女郎一样,是 “控制了他并开始阅读”,是一种 “被俘获”的感觉, “晦涩的话语、无肉身的灵魂和字的天使依然存留,且持续深入地探索他。”也一样,最后变成了一个畸形的缺无,而身体也变得完全不透明。之后,托马还在半夜下楼,还看见了一只瞎眼的猫,猫看不见他,他在锚那里似乎发现了自己, “那所有精灵中最美、嗯嗯喵叫着像极了我、简直就像是我的自身的精灵”,于是他觉得 “我已比黑暗更暗。我是夜晚的夜晚”。

看见海,看见游泳的男人,看见餐厅里的金发女子,看见一本书的文字,看见瞎眼的猫,都是托马的看见,即使闭着眼睛,即使在黑暗中,在看见的世界里,托马都像在命名这个世界,都在空缺中交流,而这一切的目的是看见一个自己。但是无论是和游泳的人一切做着动作,还是被金发女郎的美丽所唤醒,无论是文字轻柔且平和的吸引力,还是一只猫最美的叫声,其实对于托马来说,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所陷入的是一种 “被动性”,是让自己成为自己看却又成为 “他们”的无奈,是有着名字却不被命名的尴尬,是想返回自身却被吞噬的迷失,所以自己成了黑暗,自己成了夜晚,自己成就了自己的死,那一个墓地,那一个坑穴,里面躺着的就是自己, “而每次想将自己藏匿其中时,他总像是一个试图将自己的躯体埋进自己躯体里的荒谬死者。”连死亡都不被命名,都是荒谬的,都是 “他们”的复数形式,于是,在死亡的那一刻, “他缺席了,彻彻底底地从他的死亡中缺席了。”

死亡是不是为了复活,缺席是不是为了一个自身的位置?可是,这复活、这位置,由谁来给予,或者说,这种 “被动性”由谁来命名主体,由谁来回答 “我是谁”?所以安娜走近了他,是他走近了安娜;安娜爱上了他,是他爱上了安娜,在提供了身体,提供了遇见,提供了夜晚的情况下,他和她,在他们之外,期待着成为一个被命名的自己:一个男人,叫托马,一个女人,叫安娜。有过幸福,诱惑单纯,有过温柔,当一个人的存在被另一个人给予意义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有背叛之可能?当然并非是关于忠诚的爱情的背叛,而是在 “你会是谁”的空无中再也找不到可以命名的自己。

因为安娜死去了。死去不是死亡,而是无名状态的一种持续, “她愈加大胆地绕着托马转,终于将与他关系的困难归结到愈来愈容易参透的动机上,比如说将那所谓异常者,想象成是因为对他的生活完全无从得知,且他无论如何都将维持无名且无故事之故。”她说着,却没有回响,他说着,却被拒绝。 “我想看您,当您独自一个人时。”当安娜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似曾相识?那个看见的托马不是在独自一人时被唤醒,被阅读,被意念推着走,被畸形的感觉影响,所以在安娜看见托马独自一人时,托马还是回到了看见他们而成为 “他们”的循环中,而安娜在这一种看见里,也陷入到 “被动性”之中,两个人都处在同一种无名状态里, “以她的年龄和青春,变成了他者的年龄、年老。”

所以死了,不是死亡的死了,是无名状态的一种持续,是一种循环的空无, “于是她落入那大循环中,那类似地狱的轮回里,倏然间纯粹理性闪现,她掠经那关键的时刻:一瞬间,必须停驻在荒谬中,且既已离开尚可被再现者,亦须无定限地添加缺无于缺无之中和缺无的缺无之中和缺无的缺无的缺无之中,也因此,必须用这吸纳的机器,死命地制造空无。”身体之死,是这一种确认,在房间里,有母亲,有托马,有其他人,他们也都看见了死亡,而正是这种看见让安娜开始了对于缺无的探寻,对于存在的嘲讽, “她的身体、她睡着的头所在之处,同样也是她为无头之躯、无躯之头、悲惨之躯的所在。”

这是跃身于其中的尸体,这是不被承认的虚无,这是胜利的在场,这是不再言说的沉默, “从这一刻起,没有任何一种以任何方式厘清她所处状况的欲望显现于她内中,而爱也缩化成表达或感受此爱之不可能性。”那些遇见,那些幸福,那些时间,都在这在场的、身体的死亡中,变成了一种戏谑,这是对于托马来说,死亡的命名。但是对于安娜来说,沉默在自己的死亡里,她提供了返回自身的方式, “有着这么一道唯一能辨识这些灵魂的光芒,那就是沉默、封闭而伤怀的意识,并且是孤独创造出她周围那片人之关系的甜蜜场域,而她在其中,于那无数个充满和谐与温柔的关系间,看见她那至死的哀愁前来与她相遇。”只不过是提供了许多人之死亡,提供了和他们一样的死亡,提供了肉体可见的死亡,但是在提供的同时,安娜却保全了自己, “我的上帝,她很好;不,她存在;就存在这个观点,她好极了,已升至最高处的她有那最伟大的心灵发现其最美思想的喜悦。”

这是 “活生生过渡到死”的状态,在死了的时候,她给出了安娜, “她脱离自己身为安娜、身为受到死亡威胁的安娜这样一种极度强烈、极度骇人的感觉,并将这感觉转换成那自己不再是安娜,而是她母亲,她那受到死亡威胁的母亲,以及整个逼近毁灭临界点的世界这样一种更加令人惊恐的感觉。” “正在那死亡”的状态摧毁了一切的同时,也摧毁了灭亡之可能性,灭亡之可能性之摧毁,她便没有了重要性——在他人、在他们那里没有了重要性,甚至在托马那里也没有了重要性。于是,她可以以另一个安娜的身份复活。

而对于托马呢?当沉默的言说出现,当不死的死亡出现,当匿名的命名出现,那提供给他的在场,给予给他的空无,终于变成了一种言说,一种命名,一种死亡, “沉默,真正的沉默,非由噤闭之话语、可能之思想所构成的沉默,也有了声音。”所以早就应该住口,你会是谁不再重要,也不再和背叛有关,在去除了 “他们”的仪式之后,托马已经在黑暗中醒来而成为一个在死亡中复活的人, “任何时刻,我都是这个纯人之人,一个构成独一范例,且人人于死时均与之交换,令其一人代替所有人死的极致个人。”他们之外的一个人,人人之外的我, “我自觉死了——不;我自觉,活着,无限地比死更死。我发现我的存有,于一它所不在的迷眩深渊里,缺无,它如一神明般置身其中的缺无。”

无限地比死更死,是另一种活着,自觉地活着,无限地活着,持续地活着,在黑暗中活着——不分开的存在,亲密就是夜晚本身。所以在这个从看见而分离出我,从被动性而分离出个体,从空无中分离出死亡的黑夜,我以 “他自己”的方式出现,是所有的集合,却不再是 “他们”,是持续的时间里的存在,却不是不被标注的生死,于是, “和我一起,律法环绕于律法之外,可能于可能之外。”于是,春天开始,天空闪耀着光芒,生命充满了青春和自由的力量,于是,一切开始创造,宇宙之秩序在破坏之后如星辰般生气,于是死亡之蒸雾从高山的顶巅喷出,不会有终点,并最终 “认出了海洋”,在融为一体的巨大和温柔中睁开了 “无法承受欲望之延伸”。

无非是 “灾异的书写”的小说版,死去之灾异,是中立着的存在,无论言说还是书写,无论是死了还是死去,没有自己的眼,没有欲望中的一,没有终极意义的存在,也没有可以看见的脸,于是在 “发光的孤独,天空的空洞,被延迟的死亡”的灾异世界里, “托马也一样,看着这波粗略影像的浪潮,而轮到他时,他也纵身一跃,却是哀伤地,绝望地,仿佛耻辱于他已经起始。”

萨拉热窝谋杀案

编号:C38·2171020·1424
作者:【法】乔治·佩雷克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8.30元
ISBN:9787305185502
页数:167页

《萨拉热窝谋杀案》是乔治·佩雷克的处女作,也是他最后出版的一部小说。小说将一桩多角恋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导火索”——奥地利王储菲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身亡的著名历史事件相互穿插,交叉叙述,使得一个原本为妻子开枪射杀不忠的丈夫的日常谋杀案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互文效果。 “在我们的民族中,有九成是悲苦呻吟的农民,他们生活悲惨,没有学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我们同情他们的苦难。” 一个关于爱情、嫉妒、征服、控制、背叛的世俗故事和轰轰烈烈的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背后承载的关于奴役、反抗、民主、自由的历史意义形成奇妙的组合,小说的实验性、开放性也得以完美地呈现。


《萨拉热窝谋杀案》:不用第一人称就好了

我爱过米拉。句号,另起一行。由此产生了一些后果。省略号。接下来是沉默。

句号之后是另起一行,另起一行是新的故事,当 “我爱过米拉”变成了过去式,当贝尔格莱德成为过去式,为什么还要另起一行?而在这个已经结束的故事里,重又开始的文本到底会以何种方式呈现?最后是欲说还休的 “省略号”?是接下去和米拉幸福在一起的爱情变成了担忧?是布兰科婚姻之外的情感又遭遇了变故?是离开贝尔格兰德的经历又发生了续曲?——甚至不是欲说还休,在一个文本完成六十年后,省略号不是意味着担忧,不是变故,也不是续曲,而是删除, “接下来是沉默”就是出版后的沉默:现代出版档案馆版本中删掉了这一句。

省略号,以及接下来的沉默,大约是乔治·佩雷克亲手写下的,但是当六十年后发表,却变成了被删掉的文字,这是不是另一种时间里的谋杀?死而不见,或者并不遗憾,但是当1956年乔治·佩雷克21岁写下的小说,在死后被出版时抹除了这一句话,是不是在时间里必须改变一种表达?不只是 “接下来的沉默”永远在沉默中,当我在布兰科那里看到米拉的照片时,我想: “可以说,这次初遇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想我已经认识了她。我想我已经爱上了她。我对她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她姓什么,但她已然成为某种期许。”当我在贝尔格兰德见到了米拉: “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温热。我们久久地散步,不说话,为能够在一起而幸福,为能够在一起幸福而幸福,为能够在平静与沉默中相聚而幸福。”当我已经和米拉在一起, “我去了斯雷滕家里,跟他说很想第二天晚上邀请米拉和布兰科过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小把戏是对命运的篡改。”一切似乎都在六十年后变成了沉默, “我爱上了她”被删, “在一起而幸福”被删, “小把戏是对命运的篡改”被删,甚至那一段散步的文字最后甚至变成了关于评论的 “哞”,所有这一切都在乔治·佩雷克身后发生了。

“哞”像是一声牛叫,在只一声而停止的叫声里,爱情甚至欲望都被嘲讽了,那么谋杀是不是也在这动物般的叫声里变成了一种和人性无关的死亡, “此书是佩雷克完成的最后一部未出版的作品。”克洛德·布热朗这样说,而在21岁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乔治·佩雷克正在接受米歇尔·德·穆赞的精神分析治疗法,一年后 “部分停滞”,在一年后参军成了伞兵,而在这过程中,他真的去了南斯拉夫,真的到了贝尔格兰德,甚至他曾经这样写道: “请注意,我的‘治愈’是从坐上去贝尔格莱德的火车那一天开始的。”去往贝尔格兰德,是为了征服那一个叫米尔卡的女人,但是那个夏天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并不和小说中的 “我”一样,和米拉 “为能够在一起幸福而幸福”,他在写给雅克·莱德勒的一封信中说, “我差点得到了米卡尔”,持续六周的南斯拉夫之行以 “差点得到”的方式结束,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无疑是征服的失败,但是欲望的溃灭,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毫无意义,就像自己在精神分析法下的治疗, “部分停滞”并非是完全的无效: “人可以被治愈吗?不,人们改变。”

所以在这个重在改变的故事里,那和爱情有关的幸福,和臆想有关的爱欲,和命运有关的把戏,都必须沉默,它其实指向了一个具体的在场:1914年的萨拉热窝,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谋杀,阿尔贝·穆塞的《萨拉热窝谋杀案》一书是乔治·佩雷克曾经阅读的书籍,引题则是《历史悲剧》——当个人得失放在历史之中的时候,当命运小把戏变成悲剧的时候,乔治·佩雷克其实提供了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为了征服米拉而最终策划的 “萨拉谋杀案”,在悲剧式的结局中,其实和欲望无关,却和自由有关。

从巴黎到贝尔格兰德,对于 “我”来说,一定是一种改变,地理空间的变化在其次,一个人如何在被束缚中挣脱出来,这种人性之变才是重点。米拉只不过为这种变化找到了一个契合的通道,当在巴黎遇见准备博士论文的布兰科时,看到了作为情妇的米拉的照片,在照片中,我看见了一个很美的女人,她骄傲,透着一丝野性,很自然想到了曾经疯狂爱着的 “那个叫玛丽什么的姑娘”。这是第一次见到米拉,她是从静态的文本里走进我的世界,这其实是第一次改变,看上去像是对 “那个叫玛丽什么”的女孩的一种重复, “实际上我很清楚米拉一点都不像她,时至今日,我只是觉得她们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而剩下的地方又那么不同……”

就这么轻易爱上,而且是疯狂地爱上,而爱上的唯一目的是得到: “我想认识她,想得到她,仿佛只要她人在巴黎,我就有权力得到她,哪怕布兰科在场也没关系。”而当米拉来到了巴黎,变化又出现了,和照片上完全不同,有着野性和冷酷,但更多的是单纯, “极为单纯,特别平静和温柔。”而且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她似乎并不爱布兰科,这似乎又给了我一种想象的空间,布兰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他的野心让他想成为耶稣一样的人,甚至要改变社会, “他向我保证,他将以方济各会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倡导者的身份留名青史,那是避免共产主义体制治安混乱或者官僚主义的唯一途径,因此也是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

一个温柔、平静和单纯的女人,一个充满了野心的男人,他们的爱在何处找到共同点?也正是这个疑问,终于使得米拉离开之后,我踏上了去往南斯拉夫之路,去寻找米拉?或者去征服米拉?她写来的信里说没有一天不想我,但是失望的旅途似乎注定这是一场糟糕的会面,没有来火车站的米拉叫斯雷腾来接我,而且到达四天后一直没有见面,这又是一种变化, “我需要见您”和 “我没有一天不在想您”难道是一句谎言?而我的目的很明确, “毕竞,我来南斯拉夫是为了跟米拉睡觉的,不是吗?”

我的目的恨单一,正是为种种变化之产生创造了条件,也为我的命运变成小把戏设定了方向。四天之后见面,米拉却只是和我成为朋友,因为她说她爱着布兰科,当我做这一切为她时,他甚至说希望做这些事情的是布兰科, “我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坐享其成的却是布兰科!”实际上,布兰科已经成为了一种影子,横亘在我和米拉之间, “她把我想象成了他,她想见到他,而我的在场正好满足了这种欲望。”这当然是另一种变化,当米拉提出要和从萨拉热窝来的布兰科相处几天,我又成为了不在场的人,在烟酒的麻醉中,我甚至想用毒品来忘记米拉, “完蛋了。游戏已经结束:米拉再也不会属于我了。”我在他们经过的地方等候,看到的却是他们挽着胳膊走远,我在他们住的地方监视,最后看到的却是他们搂抱在一起。写给米拉的信最后也以理智的方式化成了灰烬。

“只有在贝尔格莱德,我才被判了死刑:只有在伦敦,我才会迷失,迷失在因为不再有任何意义而结束的孤独中。”其实无论是伦敦还是贝尔格兰德,我都是不在场的,但是当布兰科离开之后,米拉却又和我在一起了,三天的隔阂之后重新开始了改变,而正是这一次机会,我又萌发了征服的欲望,并且最终得到了米拉的身体。仅此而已? “我爱过米拉”之后是句号,句号之后是 “另起一行”,另起一行之后 “省略号”,而省略号之后更是 “接下来是沉默”的删除。

那时,沉默的是布兰科,被删的也是布兰科,他在坐火车离开时说了一句: “你不知道我有多爱她。”是带着遗憾,也是带着无奈,而对于米拉来说,她之所以选择我而放弃布兰科,是因为她 “一直拒绝激烈的、短暂的、不确定的感情”。但是我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责任能够接受这种爱?也只不过是欲望,是身体, “单纯的欲望之后,还有那么多责任要承担。我忧伤地想到,我在巴黎时的雄心壮志与我的态度可能产生的后果并不相称。”在房间里,在肉体的占有之后, “我的故事到此为止”看上去可以画上一个句号: “这就是未来幸福的缩影:结婚,生一群孩子,重回故乡,签订停战约定,叛徒去世,演奏胜利进行曲,父子和解,异教徒改宗,谜团解开,写完最后一个字……”

幸福的缩影就是结束战争,就是消灭争夺,就是完成和解,就是 “写完最后一个字”,但是这种种种的变化真的能变成一种平静的生活?布兰科发来信件说要见我,那一刻我却没有想着米拉,我去了萨拉热窝,布兰科还是劝我放弃米拉。这似乎是一个 “另起一行”的故事,在左右摇摆中我似乎已经把米拉想象成另外一个人,但是不管如何,被欲望束缚了手脚的我,是担负不起责任的,也是无力消除争夺的,所以最后, “一些非常卑鄙的事情慢慢渗入了我的脑海。”那就是利用布兰科的妻子安娜, “安娜,布兰科的妻子,他的合法配偶,被嘲弄,被讥笑,被抛弃了,安娜被激怒了,变得极为激动,她所怀有的希望一直遭受着质疑。”

这便是萨拉热窝谋杀案的另一个版本,在这场被我称作是 “完美的罪行”的计划里,其实并非是我一意而为之,安娜甚至早就想到了, “我不想说服他,我要杀了他。”敌人是布兰科,是另一个男人。当谋杀变成了安娜的计划,我又在哪里?在故意躲避还是推卸责任? “我们四人围坐桌边,在欧洲宾馆,在萨拉热窝,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我想吸一支茨冈烟。”谋杀将要开始,死亡将要到来,但是在这计划实施之后,我会是 “另起一行”的人?实际上之所以选择这个谋杀,在于在一种纷争中必须以如此决绝的方式得到解决,在萨拉热窝这个欧洲的火药桶,谋杀早就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也把谋杀看成是最重要的变化——它将改变整个格局, “就其进展而言,这场谋杀是古往今来最为奇怪的事件之一;就其意义而言,它是古往今来最伟大、最壮美、最高尚的事件之一,它是历史成为史诗的罕见时刻之一,是虚弱悲惨的个体登上伟大与崇高之峰的独特奇遇之一。它不是平庸的事件,不是卑劣的罪行,而是悲壮的事件,令人振奋的事件!”

这正是我对于1914年6月8日谋杀的一次定义,这是最伟大的谋杀, “对奥地利的恨,对塞尔维亚的爱,这就是永恒的密码。”当谋杀发生,战争被引爆,其实最后指向的是重新开始,是真正的 “另起一行”: “这群谋杀大公的恐怖分子,他们代表的是反抗暴君的整个民族,是粉碎了人们所长久忍受的统治的革命性力量,是充满勇气、活力和活下去的欲望的年轻一代,他们一举推翻了阻止他们成长的最后障碍。”革命是为了自由,是为了成长,所以为1914年的谋杀叫好,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够 “自由地活下去”。而布兰科之死,当清除了最后的障碍,关于爱情的自由也会降临。

而其实,在为 “萨拉热窝谋杀”的历史悲剧正名的时候,我所谓的自由甚至爱情,其实只不过是欲望而已,来到南斯拉夫就是为了和米拉上床,得到她的身体, “我无怨无悔。如果没有爱情甜蜜的忧愁,没有感情的激荡,这次假期会是什么样呢?我幸福地出发,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我甚至做了一件善事,我向米拉证明了她不爱布兰科。这些不都是心满意足的理由吗?”而在这样的目的面前,我其实是虚伪的,是在欺骗,甚至只能把 “我”这个第一人称取消: “最后一次供认,或许也是最后一次撒谎。然后一切都会被遗忘。但愿米拉、安娜和布兰科从未存在过!”在场只不过是一种想象,所以最后在另起一行之后只能是 “省略号”,只能是沉默。那一声枪响,在萨拉热窝的天空中听到了吗?变化引起的种种使得精神分析治疗成功了吗? “我爱过米拉”会成为全部吗?

23点一刻,辛普伦东方快车准时离开贝尔格莱德。驶过几公里后,太阳升起,萨格勒布落在了后面。快到中午时,经过斯洛文尼亚全境后,列车到达了边境城市塞扎纳。

那最后被删的一句是: “只见一片美妙的区域,地平线不断后退,种满松树的山丘铺展在眼前,消失在视野中,”——没有句号,也没有省略号,只有没有抵达目的地的逗号。

被占的宅子

编号:C63·2171020·1423
作者:【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7年03月第1版
定价:49.50元亚马逊29.70元
ISBN:9787544262835
页数:370页

我们熟悉的世界仍有无数空洞,有待落笔描述。在科塔萨尔笔下,世界宛如一张折纸展开,内里的一重重奇遇让人目眩神迷。噩梦般的气息侵入老宅,居住其中的两人步步撤退,终于彻底逃离;乘电梯上二楼时,突然感觉要吐出一只兔子;遇见一个生活轨迹与自己酷似的男孩,由此窥见无尽轮回的一角……科塔萨尔用爵士乐般自由的笔调,在寻常情境中挖掘出一丝耐人寻味的非日常,加上一点渴望、一点幻想,反射出心底令人战栗的深邃直觉,并在它的驱使下,抵达意想不到的终点。《被占的宅子》书中收录《彼岸》《动物寓言集》《游戏的终结》三部短篇集,《彼岸》轻灵可爱,《动物寓言集》别致精妙,《游戏的终结》深邃离奇。科塔萨尔说: “我想创作的是一种从未有人写过的短篇小说。”


《被占的宅子》:他看见一双残肢

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梦:Dg爱上了我的手,肯定是左手,因为它是只手,而且趁我在睡梦中用小刀割下了我的左手,抢走了它的挚爱。
——《手的季节》

一开始一定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可分割,整体地存在,后来是单独地进来,越过窗户来到了房间,但是最后却又从身体里切割了出去,甚至从模糊的梦里割了下来。这是手的季节,是一只单独的手,还是完整的一双手?是胡里奥·科塔萨尔写作的手,还是我翻开书页的手?

一种疑问,突然就停止在那里,在没有得到解答之前就那样成为一个动作。《被占的宅子》,黑色的封面就像是一个夜晚才有的梦境,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之一,这序列是不是整体 “全集”里的那一只手?没有购买全集,没有整体性看见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是不是就是一种人为的切割?唯一的一册,里面还有《游戏的终结》,还有《动物寓言集》,熟悉的名字,是因为我在这个黑夜降临之前,在这个梦境打开之前,就已经用手压住了某一页书页,然后用另一只手轻轻地翻阅,甚至会拿出那把小刀插入在书页之间,它不锋利,却完全可以割裂书页和书页之间的联系。

手的动作已经提前发生,一把小刀在手的运转中已经切除了其中的一部分,从第一页的《彼岸》,到《抄袭与翻译》,从《加夫列尔·梅德拉诺的故事》到《天文学绪论》,四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完整的存在?一部书,已经不是一个整体,它本身就从所谓的 “全集”中切割下来,当《游戏的终结》和《动物寓言集》在此时的阅读之前就已经被打开,是不是忽略第二次阅读就是再一次的切割?一个文本的叙事终于涉及到了身体学,关于肢体的身体学,关于手的身体学,以及关于切割的身体学。

科塔萨尔在《动物寓言集》里说: “手的影子会吓着蚂蚁。”在《游戏的终结》里说: “我总是梦见自己醒着。”关于手,关于梦,似乎早就有了预言和寓言,作为一种提前到达的启示,启示在被切割了某一部分之后,它还是呈现出一种完整状态,而这种完整状态在梦里,变成了自我的意志:当那个被命名为Dg的手爱上了我的手,当它用小刀割下我的左手,作为一种挚爱的表现,它带来的却不是缺憾和疼痛,在一如既往的梦境中,呈现出完美意志的胜利: “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意志,与把我解放出来的力量互动。”是的,在那个 “被占的宅子”里,从窗户翻越进来的不仅仅是Dg,还有一个绝对独立的我,而我是从约束中解放出来的,于是手和我一起进入房间,一起进入梦境,一起在 “它早已划定的囚牢之外”,发现了 “如此完美的东西”。

Dg是一只手,用小刀切割下来的也是一只手,手之于手,都变成了独立的存在,都变成了完美的动作,而当手不再是我的一部分成为Dg的挚爱,是不是在用残忍的方式叙写和我无关的身体学?那只手原先是无名的,它会用手掌支撑身体,会用手指张开,也会在钢琴、相框和酒红色地毯上停下来,当然最主要的是,它还会翻开书本,打开记事本, “把食指——毫无疑问它是用食指来阅读的——放在我那些最美妙的诗篇上,逐篇欣赏。”这一只手当然是我的手,当然是和别人一样的手,当然和无数人拥有的一样,只是普通的手,但是我却给它起了名字,Dg,一种命名不是让手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而是赋予了它独立的可能,因为Dg可以戴上一枚紫晶戒指,也可以把戒指摘下来;它可以翻动书页,也可以阅读小说和诗歌——那一个夜晚,它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着戈蒂耶的《手之研究》,看我早年写的诗,看勒韦尔迪的《鬃毛手套》,甚至还在书页的中间夹上一束毛线方便再次寻找。

当它被命名,但它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动作,它是不是就是 “他”?而我对于这个独立被命名的Dg产生了关于 “他”的一系列问题: “它会长大吗?它有感觉吗?它能听懂话吗?还有,它会爱吗?我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测试办法,设置了种种圈套,准备了许多试验。”最后发现,Dg能看书却不能写,看是阅读,是顺着别人的文字新进,是从别人那里获取信息和知识,但这样一来, “他”又变成了它,缺乏最完美意义的独立性,所以当我在夜里做梦的时候,它便和绝对独立的我一起,翻越窗户来到了房间,然后用那把曾经翻开书本、裁开书页的小刀,把我的左手切割了下来,从我的梦境中带走了。

Dg和我一起进入房间,却切割了我的左手,那么我也是分离的,我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手既在身体之内,又在身体之外,在这个梦与现实的二元现实里,在梦境中的我站在旁边,看见Dg切割了我在现实里的左手,梦境从现实中分离,梦境又介入到现实,当 “手的季节”降临,是不是意味着分离是最完美的解决方式?《手的季节》在《天文学绪论》里,如此,手便也成为身体之外的一个天体,一种身体有关的天文学,而不管是《论行星间的对称》,还是《星星清洁者》,或者是《海洋学培训班》,都表现了一种分离主义,那颗叫法罗斯的行星,生活着我们叫昆虫的人,他们喜欢日落,喜欢各种天才而奇特的题目,信奉一神教,祭司们遵守道德和法律,而对于信仰,他们在血管里磨炼,而不是在心脏里——无论血管还是心脏,当信仰只在身体里,是不是就是一种分离,最后我穿越了过去,看见了正在向大众演讲的人,像极了人类宗教里的耶稣,但是最后,有人却告诉我,他死了, “好像是有人给他的饭菜里下了毒。”

是人类故事的翻版?还是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存在的身体?其实不管是身体和信仰,还是昆虫和人类,都呈现了一种分离状态,而那个在宇宙中开展 “星星清洁”业务的公司,当他们用技术清洗那些星辰的时候,是不是在颠覆宇宙的 “身体学”?和人类有关的哥白尼、马丁·吉尔、伽利略、加维奥拉、詹姆斯·金斯,他们都用人类的方式观察和研究了宇宙天体,但是在这个业务开展之后,他们的名字已经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 “用不朽的大写字母铭刻的公司创始人的大名”,而那些清洗设备当然是公司所有,他们操控了天体,安排了星辰的等级,如此,当最后一颗叫纳乌西卡星在清洁队的清洗中最终发出亮光的时候,清洗公司似乎可以高居于时间范畴之上而名垂千古,但是原本的宇宙秩序却不再, “一时间,黑夜消失了。一切都成了白色,空间是白色的,就连一无所有的虚空也是白色,天空像一张大床,铺展开它的床单,白色之外,什么都没有,那是所有被清洁过的星星光芒的总和……”

人类的耶稣被毒死,人类的公司改变了宇宙的秩序,而在《海洋学培训班》里,当月球人看见洪流变成天空中的泪珠,他们便把罪魁祸首归于妒忌成性的地球, “是地球这颗臭不可闻的行星,把它无穷的引力全部集中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强行夺走了月亮的那条多姿多彩的发辫。”引用《Quilette百科词典》的 “月亮”词条: “于是人们可以这样说,站在月亮的角度,是月亮照亮了地球。”这是在未来发生的改变,或者说这是一种人类带着忏悔而制造的梦境,这个梦境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人类下的毒,人类的破坏,以及人类改变了宇宙,所以这是一种罪恶般的对立,不是梦境介入现实,是现实改变了现实本身,那只手其实是自己的手,却以虚幻的方式惩罚了自己,当Dg抢走了我的挚爱,那种本体论的毁灭便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所以分离而存在,对立而发生,是我们永远没有真正独立地看待这个世界, “我问你的是,在动物学书籍提供给我们的轻松满足之外,你有没有亲眼观察过一只海豚……”

《天文学绪论》是一种科幻,是一个梦境,是一种寓言,而在《加夫列尔·梅德拉诺的故事》里,这样的梦幻和寓言依然在发生,而且依然和那一只手有关。身体属于芳龄二十五的宝拉,属于被禁锢在上班时间的莱蒙德,属于死去的我——即使死去,身体冰凉,但还是以一种物的方式存在,所以身体就变成了一个永远存在的他者,正是在和他者之间,这种分离永远无法寻找到独立的个体和思想。宝拉害怕黑夜,性格忧郁,容易哀伤,即使想要得到点糖果也无法在现实中满足,在她死后,她便 “从自己的躯壳中被撕裂下来,变成了一束意志之光投射过去”,这束光让她为自己的可怕最新祈祷,让她从 “下地狱”的诅咒中逃离,让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男人,但她命名他为 “埃斯特班”,她在死后便成为如上帝一样的造物主,而这样一种自己在死后才拥有的独立性,一样被现实肢解了,小镇上的基督徒说: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的选择,就算她到了另一个世界也应当原封不动地保留下去。”慢慢死去,没有挣扎,像睡着了一样,在众人的目光中,在重新归于诅咒的现实里, “四周只剩下了他们和宝拉,他们眼前只剩下宝拉,还有原野中,在那无处躲闪的满月的光辉下,静静伫立的灵堂。”

“搬家”的莱蒙德·维约斯也是这样,当他从被禁锢的办公室里冲出去的时候,就是为了逃离不堪重负的现实,但是在睡梦中,他不是拥有了完整的自己,那个家似乎不是自己真正的家,那个画上的女人似乎不是家里的人,他在床上辗转发侧,他在梦中走来走去, “突然在梦魇中抽泣,一遍遍呼唤什么人的名字,看见他们的面孔,估量他们身材的高矮;还有那个不知道写信的贝贝。”而梦里的那封寄给豪尔赫的信,也根本不知道会寄往何处,于是孤独和被禁锢的莱蒙德在被分离的世界里,在身体睡去精神醒来中,一个闪念便也成为最后的寄托, “他现在心里倒觉得,能被介绍给玛利亚·维约斯小姐是件挺惬意、挺愉快的事情。要是你不认识某人,被人介绍一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宝拉的死,莱蒙德的梦,都是从现实里切下了一只手,它就叫Dg,但是这样迎来 “手的季节”,从来不是理想主义的做法,当然更无法称为完美。《从夜间归来》的我看见自己慢慢死去,但是在醒来之后却总是找不到自己,镜子前什么也没有,也就失去了一个镜像,而当看到床上躺着的自己时,发现那只手已经冰凉。 “我扑向自己的躯壳,紧紧抓住我大理石一样冰冷的肩头,疯狂地摇晃着,我把嘴贴到自己似笑非笑的嘴唇上,努力想唤醒这具一动不动的躯体。”我在死亡之中,我在死亡之外,我在自己的身体里,我在自己的身体里,就这样分离,就这样对立,就这样被切割。

似乎在如此情境下,可以用一种方式化解,那就是还活着的奶奶,当她还像平时那样抚摸我的手,还在那里唤起我的名字,仿佛我是不死的——用一双手抚摸另一双手,用活着的手触碰死去的手,这是不是一种相融?于是梦醒了,于是复活了一般, “我睁开了双眼。太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艰难地喘了口气。胸口被压得生疼,好像是被人用尽气力压迫过一样。几声鸟鸣传来,我完完全全地回到了现实当中。”当噩梦一场过去,我的手又握住了奶奶的手, “她一定会以为是太阳光使我两眼含满了泪水。”但是 “她以为”本身就设置了一个虚幻的场景,到底是醒来还是继续睡去?到底是复活还是再一次死去?

奶奶像一面镜子,而真正的镜子其实是空无,所以在《遥远的镜子》里,艾略特的引语是: “我像一个微笑的人,在转过身去时突然注意到他在镜子里的模样。”镜子外的我变成了镜子里的他,镜像从来不是真实的存在,那个离群索居的我,那个悄无声息的我,活着其实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去了堂娜艾米莉亚的家,看见了正在庄严读圣经的自己,于是拿出了那把勃朗宁手枪,朝向了自己——自己对自己开枪,是现实中的自己朝梦中的自己开枪,是真实的我像镜像的我开枪,枪响了吗?杀死了自己了吗?无非是喝下了威士忌和溴化物镇静剂的幻觉,当我想要戒掉,就是去除现实和幻觉之间的界限,就是回避自己杀死自己的可能,但是,当现实中醒来,当我不再是他,一样在危险、可怕、分裂中: “我朝写字台俯下身去。在它的一边,几乎靠着边缘的地方,有人用一件锋利的东西刻了几个字母玩。”

拿起勃朗宁手枪的是一只手,用锋利的东西刻下字母的也是一只手,一只在现实里的手和一只在梦境中的手有什么区别?身体的一部分,意志的一部分,一部分和整体之间永远有着无法消弭的裂痕。当一〇六〇年死去变成吸血鬼的杜孤·凡爱上了宛达女士,当他们的爱情孕育了下一代,当临产时宛达女士的身体变成了儿子的身体,杜孤·凡曾经说过 “总有一天会想出什么办法把他母亲带到自己身边”变成了现实:把人世间的身体带向吸血鬼的世界,用的是那一只手, “杜孤·凡走进了房里,从医生们面前走过,看也没看他们一眼,径直握住了他儿子的双手。”而一〇六〇年他就死在一个名叫大卫的手中,大卫的投石器砸中了他的身体

手制造了死亡悲剧,手用成为回来的工具,而在《越来越大的手》里,普拉克把卡里打倒的时候,他惊喜于自己终于拥有了一双不错的拳击手,但是在他离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越来越大,而且永远拖在地上,不能上公交车,无法和朋友进餐,最后发现自己做了一个梦,不是自己打倒了卡里,而是卡里一拳将自己打昏了过去,但是梦醒了之后呢, “他举起双臂,想证实一下自己的话,为这事儿做个了断。他看见一双残肢。”醒来也还是一个梦,健全的手终究还是一双残肢。在《德莉亚,来电话了》里,德莉亚的手皲裂而疼痛,德莉亚的手会接起索尼打来的电话,可是索尼请求她宽恕,却被拒绝, “可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再接近孩子的,因为现在他只是我一个人的孩子,我一个人的孩子。我绝不会让你走近他。”最后别人告诉他,索尼是不可能在刚才打来电话, “因为索尼五点钟就死了,德莉亚。有人开枪把他打死了,就在大街上。”死去的消息传来,德莉亚皲裂的手是不是会更加疼痛?《雷米午睡正酣》中雷米已经被关在了监狱里,但是那双手在冥想中变成了绞索,监狱里的现实变成了喜剧表演,那么和莫雷莉亚的爱情又去了哪里? “莫蕾莉亚和道森中尉正在房里,可发出尖叫的只有莫蕾莉亚一个人,因为她看见了那把左轮手枪。雷米觉得那声尖叫仿佛是从他自己的嗓子里发出来的,那是一声在他痉挛的嗓子里陡然止住的惊恐尖叫。”一种毁灭是因为用手拿出了左轮手枪,却不是自己的手, “他的身体停止了抽搐。开枪的手在他脚踝那里摸了摸脉搏。目击证人们就要离去了。”

手和手组成了关于现实的谜团,《谜》里,拿着刀子的手不是拉尔夫的,拔出刀子擦去血迹的手也不是拉尔夫的,但是当蕾贝卡当着你的面说起拉尔夫的时候,那只手和那把刀仿佛扎进了你的身体, “我在问自己一件事,要是某个人他根本就没出去……怎么谈得上回来不回来呢。”于是最后死去的不是拉尔夫,而是杀人的你,最后的悲剧,最后的空无,依然属于那双手, “您会迈出右脚,把身子拧过去,就像人家准备开高尔夫球那样。然后,您就会把空空的双手伸出去,伸向牢房里空空荡荡的空气。”

空无的世界里,一双手再也触摸不到自己,触摸不到身体——即使别人的身体,即使梦中的身体,即使死去的身体,所以手之存在,作为一个现实身体的延伸,却注定进入到一种奇幻的梦境里,它是Dg,它是一把刀,它是镜子,它是左轮手枪,无法赋予真正的意志,无法变成绝对的独立,就像一本书,离开了现实的手,离开了现实的身体,何来命名和阅读?因为动物的寓言还在继续,因为游戏没有终结, “每次找见这些零零散散的纸页,我都坚定地相信,它们彼此需要,单独放置会使它们受到伤害。”

灾异的书写

编号:B83·2171020·1422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6年09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9.20元
ISBN:9787305173356
页数:183页

《灾异的书写》是布朗肖晚年思考的 “奥斯维辛”,一个共通体: “只要一个偶发的共通体在两个为彼此而生或不为彼此而生的存在之间形成,一台战争机器就设立了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灾异的可能性:此灾异自身承担了普遍之湮灭的威胁,哪怕是以无穷小的规模。”他独特的思考在于把它当作灾异或灾变事件。中性意义上的灾异还不是灾祸,灾异与遗忘有关,它打开一个中性空间,作为 “之间”在在场与缺席的外面。在灾异中,只有灾异如同解体的星际在警醒着, “灾异是礼物,它给出灾异;它并不考虑存在还是非存在”。它只是拒绝与抵制一切现成之秩序。而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所有的面容只导致对生产本身的否定,每个人已成为集体的匿名的脸,人甚至害怕自己的面容,集中营没有位置给面容。


《灾异的书写》:他死了,他活了,他死了

当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之时,我们能否保持距离?如何说: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发生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以及在179页的一个段落,它的确已经发生了: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以 “为什么”开始,以问号结束,在开始和结束形成为文字里,空出的一行形成了界限,但是界限之存在,只是一种物理意义的标志,甚至是一种提供阅读的形式—— “为什么”不是起点,问号也不是终点,继续向前是180页的段落,是181的句子,是182页的思想,以及183页的文字——它似乎是延续的,从理性的历史追寻到救世主降临说,从规则对法则的置换到仪式具有的宗教性质,从戒律的平庸性到文学拒绝优先权的观测位置,从被动性的复制到带着痛苦思考,从言语之后的缄默不言到因必然回归而不在出发的人,当最后以一个 “灾异”的词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完成了阅读,是不是在阅读之后开始了思考,是不是在思考之后进行了书写?

但是合上一本书,那里有 “还要说的话”,完成阅读,那里还有 “分享永恒是为了让它变得转瞬即逝”,而对于最后一个词语的 “灾异”,用 “发光的孤独” “天空的空洞” “被延迟的死亡”来注解。合上一本书,其实是重新回到了起点,从封面开始,也是 “灾异”——从最后一个词语到封面的书名, “灾异”是不是以封闭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空间,它出发,它经过,它结束,它继续,它回返?它在重复,那么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 “已经”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个消解过程的时间状态?

已经发生,奥斯维辛在时间的历史中,而且已经被命名,甚至它提供了关于战争,关于罪恶,关于死亡的一种已经被陈述的结论,或者说, “已经”就是一个不再回返不再重复的终点,它就在那里,无法漫出界限,而我们保持了足够的距离,以观察、审视甚至赎罪的方式面对这个沉入到了时间内部的事件:属于人类的悲剧已经发生,那些人已经死去,最后的审判已经完成。但是已经发生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不是因我们的在场而存在?最后的审判是不是我们等待的公正?

莫里斯·布朗肖却说: “最后的审判”这个短语在德语中的仪式是 “最年轻的一天”,是超过每一天的一天——不是审判被保留到了时间的尽头,也不是在我们的等待中出现公正的结果,而是它永远向前, “每一刻,它都在完成、在回归、也在沉思”,在完成、回归和沉思中, “每个正确的行为让这一天变成了最后一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和我们的等待无关,甚至和定性的审判无关,在消除了时间的界限的意义上,死亡也不再是一种走向终点的过程: “那些和集中营同时代的人永远成了一位幸存者:死亡不会令他死去。”

最后的一天是最年轻的一天,最后的死亡是一直在死亡,最后的审判也不再是有一个神化的上帝的审判,那个犹太教的救世主弥赛亚站在罗马城外的时候,当被问及 “你什么时候会来?”弥赛亚的回答是: “今天。”什么是今天,是区别于昨天的今天?是还没有到明天的今天?布朗肖说, “此刻就是今天了。此刻便是此刻且永远是此刻。”永远是此刻,就像每一天的一天,就像一直在死去的死亡,就像最年轻的审判,没有什么可以等待。于是在消解了时间的命名,死亡的命名中,神性的命名也消解了。

谁是弥赛亚? “不同于基督教中的三位一体的神,弥赛亚并不具有任何神性:他是一个安慰者,公正者中最公正的人,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是一个人,一个独特的人。”一个人,甚至也 “不确定是一个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每个人也都可以不是他,就像黑格尔所说: “绝对的外在性的绝对的内在性”,他在罗马城门外的时候,是和乞丐、麻风病人站在一起的,所以他是匿名的,即使被认出来而被问及什么时候到来的话,他也在 “永远是此刻”的今天,在每个人中,所以弥赛亚的降临不是历史的终结,不是更远未来的取消,列维纳斯和肖勒姆说: “所有的先知——没有一个例外——都只预言到了弥赛亚的时间。关于未来,哪只眼睛又能看见它,除了你之外,主啊,为那些对你忠诚并一直等待你的人而行动吧。”

哪只眼睛能看见他?奧维德说: “他因自己的眼而死。”纳喀索斯看见了自己的倒影,因为爱慕不己、难以自拔,终于有一天他赴水求欢溺水死亡,死后化为水仙花。这一种自恋源于那看见自己的眼,他把自己当成了神,在死亡的在场中,神杀死了自己, “这让人想起:那个亲眼看见神的人会死去”,而在他用神的方式杀死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制造了一个他者: “你并非他者,你就是他者。”神制造了他者,神就是那个在上面的 “一”,所以在不是弥撒亚 “今天”的降临中,不在 “不确定是一个人”的神性中,它变成了荷尔德林所说的病态欲望: “在人类中,病态的欲望从何而来,这欲望只有一,且只来自一。”也正是这样一种病态,使得最后的审判变成了 “已经发生”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审判被抛向更高处:上帝,唯一的审判者;即重新回到一。”

神性走上了最高处的审判,病态的欲望来自于唯一的一,而死亡就是纳喀索斯的眼,那么, “发光的孤独”在哪里? “天空的空洞”是什么? “被延迟的死亡”会不会发生?或者说布朗肖放在最后提供了回返可能的 “灾异”在最高的审判、唯一的一和纳喀索斯的眼中,何处呈现?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灾异? “灾异安排着一切。”这是灾异的定义? “灾异摧毁一切却在同时让一切保持原状”这是灾异的特点? “夜,不眠之夜,这便是灾异,缺少黑暗的夜晚,亦没有光明将其点亮。”这是灾异的隐喻?中性词的灾异是一种存在,它不是损害,却威胁着不可触及之物,它是对自身的迫近,是 “把未来抽离出来或者劝阻开”,所以灾异是一种分离,却没有视觉的界限;灾异是最高的法则,却不是大写的存在;灾异不是已变得疯狂的思想,但却是某种思考之后的产物;灾异会描述,却遁逃所有经验的可能性……

“任是何物也都无法满足灾异,即纯粹的废墟中的毁灭与它并不相宜,同时,整体性之思又无法界定其界限:一切事物被损害、被摧毁,神和人重新走向缺席,虚无代替了一切,这一切同时太多又太少。 ”当布朗肖如此解说灾异的时候,那些同时太多又太少的 “一切”如何会缺席?无法满足的灾异又如何被命名?似乎在一种悖论中滑行,无论是对灾异的命名,还是对灾异的论述,似乎都在背离灾异本身, “我们未被告知的命运到底是什么?灾异不会看我们,它是没有视觉的无限,它无法像失败或纯粹简单的损失那般被度量。”所以这样的悖论面前,就有了灾异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相对于灾异我们是被动的,而灾异也许就是这种被动性,在此之上它永远地成为过去。”我们可以绘制整体性思想的界限,我们对一切事物做出解释,我们发现疯狂的事物,我们描述经验之中的存在,所以我们在阅读,在写作,在思考,在命名,而所有一切,在灾异面前,我们都是被动的,因为我们容易在绝对之物中迷失方向。

布朗肖在这里其实设置了一个入口,当我们在灾异面前是被动的,那么灾异就具有了 “被动性”特点,而这种被动性对于被动的我们来说,就提供了关于沉默的言说,关于拒绝写作的写作,关于自我的他者,关于匿名的命名,关于死着的生存的一种灾异状态。被动性是主体的消失,是一种 “精疲力尽”,它与主动性相对的是,当我们思考时,需要的是 “承受它,承受”,也正是这种承受,使得它具有了某种没有终点的重复: “呈现它并再次呈现它。”所以在主体消失之后,被动性也就取消了权力,取消了经验, “从统一性中分离,无法让位于任何显现之物或自我呈现,没有自我指示,没有自我象征,通过驱散和缺席,永远都落在我们可以称呼为它的下方,临时的指谓。”同时,被动性又是无边际的,没有 “已完结的过去”,也没有 “存在尽头的存在”,所以这是被理解、被暗示的灾异: “被理解的灾异,被暗示的灾异并不是一个过去的时间,而是像无法追忆的过去(在高处)。这个过去在回归,同时也通过复返来驱散现在时,在现在时里,它就如同一个久别重逢的人。”

当我们以回忆的方式看见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那里有最后碾压的不幸,有堕落于需求之中的束缚,有无法消弭的死亡……但这些都是提供了一种被动性的场景,在我们 “承受它,承受”的反复中,我们如何言说?我们如何写作?布朗肖认为,当被动性取消了主体,其实写作也必须取消主体, “阅读,书写,就像我们生活在灾异的留意之下:暴露于没有激情的被动性之中。”灾异的被动性要求我们有一种 “遗忘的兴奋”,要求 “将要说话的人不是你”—— “让灾异为你而说,要么借由遗忘,要么借由沉默。”

不管是遗忘还是沉默,都是在被动性中打开灾异的世界, “我们凭借语言的丧失——一场迫近而又追忆不及的灾异——来言说。”为什么要凭借语言的丧失来言说,要在拒绝写作中写作,布朗肖认为,所有的文本,看起来都是如此重要,愉悦人心而又有趣,但是这是一种权力,一种经验,一种存在于过去的 “已经”发生的文本,而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阅读就是一种被动,而不是被动性,在被动提供的文本里,一切都是空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它是权力和经验的产物,所以要在不写中写作,不写不是否定性,不写也是写的效果,甚至在边停边写中写作和不写, “并不会堕入绝望,是仿佛没有念想了:这是有利于灾异的。”所以当写作或者不写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这便成为了关于灾异的写作,而保持缄默的言说,也依然是言说。

不写作的写作,缄默的言说,当取消了主体,当没有了权力和经验,当时间成为最新的今天,其实那个写作者、言说者总是存在的,他就是一个从自我中分离出来、是我之外作为他者的他者。 “他者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我受恩于他的无限帮助,这帮助可以是没有最后期限的呼救,而这呼救又只有我而不是他者能够应答。”在这个他者里,匿名是他的姓名,外在是他的思想,非相关性是他的能力所及,复返是他的时间,所以他者, “让时间走出自身的秩序,让生命向它的被动性开放,向陌生人展示从未抒发的友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死亡是在自我死亡之后开始的一种 “死了”。

“真正的哲学行为是让自我死亡。”诺瓦利斯这句名言在布朗肖看来,真正的意思是自我死去,自我如同死去,在必死的运动中,自我和他者从同一到分离。我们活着,是以肉体存在的方式活着,我们无法知道死亡的意义,无法获得死亡的体验,所有的思考,都是肉身意义中的自我思考, “对于死去的无从体验,这也意味着:面对死去的笨拙,如同一个从未学习或曾经缺课的人那样死去。”所以一个只有自我的人只是进入到 “已经”的时间里, “他来到之前,没有人等待他;当他在那里时,没有人识得他;当他不在那里的时候,灾异早已令存在误入歧途。”所以在灾异的被动性面前,我们的疑问在于:我们何为?谁不是我们?

我们之外的他,开始了死亡的书写,而这样一种死亡就是死去, “死去,绝对意义上说,是无法停止的迫近,生命正是通这种迫近在向往中延续,那些永远已经发生的事物的迫近。”布朗肖对一个作家生平的描述是: “他的生平是:他死了,他活了,他死了。”第一个 “他死了”是一种肉体的自我死亡,甚至是 “自杀”,而在死亡之后,开始书写便是 “活了”, “书写,为了不是仅仅在摧毁,为了不是仅仅在保存,是为了不传递;书写,站在永无可能的真相的诱惑下书写,灾异的这个部分,在这里,所有的现实,安全且完好无损地下沉。”也正是在这个书写状态下, “他死了”,这便是灾异的死亡体验,就像那句话, “人们杀死一个孩子”,布朗肖说: “别误读了这个现在时,它意味着操作无法一劳永逸地完成,也不会在时间中的某个优先时段里完成,它制造不可操作之物,它将做的只不过是摧毁(抹却)时间的时间本身,抹灭或摧毁或馈赠永远已经在未被言说的上帝的先到之中。”

所以灾异不是等待完成,不是获得意义,不是拥有权力,不是最后的死亡,就如乔治·巴塔耶所说: “不读,不写,不说,然而借由这三种方式我们可以避开已经说出的、避开学问、避开理解,并进入到一个未知的空间,一个不幸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给出的东西也许不会为任何人所接受。灾异的慷慨。生命,死亡在那里都已经被越过。”越过死亡,就是没有终点,没有最后的审判,没有历史中的书写,集中营,便 “象征着不可见已经使它自身永远可见了”,所以对于历史文本的遗忘就成为灾异的写作:

如果遗忘走在记忆前面,或者是遗忘缔造了记忆,或者它从未参与过记忆,遗忘却不仅仅是一种缺失、一种失误、一种缺席、一种空虚:既非否定也非肯定的遗忘也许是被动性的苛究,既不欢迎也不收回过去但是却在过去中指出哪些是从未发生的(如同在即将到来的未来中指出哪些无法在现在找到安身之处)。

“夜,不眠之夜,这便是灾异,缺少黑暗的夜晚,亦没有光明将其点亮。”那里有 “此刻就是今天”回来的弥赛亚,有对于神性自然拒绝的 “天空之蓝”,有 “我们不再依赖它而活”的写作,有意味着死亡的死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发生了,但是在灾异的书写中,它是发光的孤独,它是天空的空洞,它是被延迟的死亡, “还要说的话”就在缄默中被言说,而且永远言说着。

景观社会

编号:B83·2171020·1421
作者:【法】居伊·德波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5月第1版
定价:48.00元亚马逊28.90元
ISBN:9787305175299
页数:197页

居伊·德波把《景观社会》看成是一本 “完美的作品”,他不允许修改一个逗号,当意大利版本的编辑用一种错误态度与他进行理论的时候,居伊·德波对他们动粗,差点将唾沫吐到他们的脸上。完美而不能修改,是不是也是另一个 “景观”?而樊尚·考夫曼认为: “德波世界里的一切都是为了拒绝而累积:令人尊敬的外表,要保持的身份、头衔和荣誉,简言之,即一切融入我们生活的后来很快被他称为 “景观”的事物。”既然在拒绝 “景观”,又为何让它完美?这或者是德波用一种游戏化的思维展现一种 “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的社会形态。本书是德波转型为字母主义国际与情境主义国际人物之后的代表作,除序言外,全书共九章221条。


《景观社会》:并没有驱散宗教的乌云

异轨是引用的反面,是时刻做假的理论权威的反面,其唯一原因就是它变成了引用;它是从其语境和运动中抽取的碎片,最终是从作为总体参照的时代中,从引用在参照内部的准确选择中抽取的碎片,而这个参照又是被精确认可的或错误的参照。
——《第八章 文化中的否定与消费》

第131页,第208章节,第1句, “异轨是引用的反面”,明明确确地写在那里,明明确确地被引用,这当然不是一种异轨的表现,可是翻过去一页,在地132页逆光的反面凝视着,那留存着的位置上也是一个空白。那么,如何抵达 “引用的反面”?如何抽取语境中的碎片?如何确定一种反叛的风格?整体而引用,总体而碎片,在异轨和引用之间,必须找到一种否定精神,甚至找到一种 “与造假成正式真理的东西保持距离”的那个东西。

但首先是引用,131页之前,208章节之前,居伊·德波不是引用了黑格尔的那句话: “真理不像一个产品,在其中不能在找到工具的痕迹”;也引用了克尔凯郭尔在《哲学的碎片》上的那句话: “这句话不是你的,却通过它所唤醒的记忆而让人忐忑不安”——酱要回到食品柜,但是那一小句话就是你自己加进去的,看起来那酱和原初的分别不打,但是正是加入了其中一小句话,即使不是你的,但完全变成了另一种酱,于是异轨在这一种加入中唤醒了记忆,并且让你忐忑不安。

一小句话就是 “从引用在内部参照的准确选择中抽取的碎片”,就是 “从其语境和运动中抽取的碎片”,碎片混合,其实以一种反叛的风格解构那种叫做 “理论权威”的东西,克尔凯郭尔不是说了: “在这里我不否认,我也不再岩石这是故意为之,而且在这本书后续章节中,如果我还继续写下去,我有意用其真正的名字来命名某物,用历史的服装来装扮问题。”真正的名字来命名,却是以历史的服装来装扮,是似是而非,是刻意的造假,却抹去了引用的总体参照,却建立了异轨的表现。

所以,居伊·德波故意说: “抄袭是必需的。进步要求这么做。”但是所谓的抄袭就是 “紧扣着某作者的句子,使用他的表达”,但是 “抹去一个虚假的思想,用准确的思想取而代之”。那么在131页、第208章节的异轨中,那个在理论权威的反面,在引用的反叛中,异轨是不是就达到了 “唤醒了记忆,并且让你忐忑不安”的要求?是不是就开始了 “用其真正的名字来明明物品,用历史的服装来假扮问题”的目的?是不是就形成了 “反意识形态的通畅语言”?是不是就完成了 “只在作为当今批判的自身真理中”的使命?

异轨,detournements,可以看成是反文本的书写,它要在反面建立一种意识形态的通畅语言,就必须是反叛的,必须是否定的,必须是颠覆的,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仅仅是为了不让它变成一种引用,而真正的反叛风格是要 “用准确的思想取而代之”,所以抽取的碎片一定要解构那种总体参照,并且要建立 “自身真理”,所以,引用是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商品的积累。”而异轨是: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累”;引用是黑格尔的《逻辑学》: “真理自我检验。”而异轨是: “在那里,虚假物已经在自欺欺人。”引用是弗洛伊德的《释梦》: “睡眠的欲望……是形成梦的动机之一”, “梦是睡眠的保护者而不是睡眠的干扰者”。异轨是: “景观就是被束缚的现代社会的噩梦,它最终只能表达社会的睡觉欲望。景观是这种睡眠的守护人。”——那一份引用和异轨的长长清单就在章节的末端,就在附录里,如果不从这份清单里查阅,你或者并不知道异轨正在表现,不知道引用之外还有异轨的存在。

因为它其实不在引号里,在取消了引用的标志之后,它看上去就是自身真理的一部分,像一瓶酱,又回到了总体的食品柜里,那么,这种反叛风格的异轨,这种否定精神的真理,是不是必须用另一种方式才能被凝视?一本书忽然就在翻阅之后回到了封面,第131页湮没在整体里,第208章节就消失在文本深处,一种不看见的异轨在内部,既不唤醒记忆也不让人忐忑不安,却在图像呈现的封面景观里被凝视:他们坐在那里,男人和女人,戴着帽子和不戴帽子,横的一排和竖的一列,却以整齐划一的方式凝视某物——某物在别处,但是从他们的举止中分明看见了那个让人忐忑不安的东西。透过了他们的眼神?可是每个人都戴着一副眼镜:白色的镜架,黑色的镜片,像是在技术时代的3D眼镜。当取消了眼镜的直接观看和凝视,眼镜一定是某种取而代之的工具,它制造了和真实看见的东西不一样的效果,那么这种凝视是更真实具体了还是变成了一种幻影?

以封面的凝视图像为符号,就是进入了居伊·德波的 “景观社会”,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戴着眼镜的男男女女凝视了什么?那种在封面之外的某物一定是他们借用工具看见的 “某物”,还有一层含义是,作为读者,面对封面时又看见了什么? “他们”必然会成为我凝视的某物。这是一种双重的凝视,那么何种凝视会变成一种景观社会的表现?何种凝视是在引用中走向了异轨的反面?他们戴着眼镜,我也戴着眼镜,不同的效果,不同的工具,是不是一种双重的凝视反而就只是一种景观?

“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居伊·德波说,一样不是引用,异轨自马克思的《资本论》: “资本并非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事物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景观是一种关系,图像是终结,那么凝视和被凝视,双重的凝视,只要在图像的集合建立了关系,而且是取代了真实甚至真理,就变成了一种景观表现,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这是德波·居伊对于景观社会的一个定义,景观的聚集很明显是以一种离心的方式取消了 “直接经历过的一切”,正如费尔巴哈所说, “我们的时代……偏爱图像而不信实物,偏爱复制本而忽视原稿,偏爱表现而不顾现实,喜欢表象甚于存在……”神圣之物变成了幻觉,世俗之物变成了真理,时代并没有从费尔巴哈那里远去,在居伊·德波这里又成为循环的一部分,于是幻觉还在扩大,神圣之物被凝视而不再具有真理性的一面。

这便是 “完成的分离”,一方面在世界图像的专业化完成之后,进入的是一个自主化的图像世界,在那里,虚假物开始自欺欺人,普通意义上的所谓景观,成为了生活的具体 “反转”,而另一方面,用景观完成的图像世界里,原本被部分看到的现实却成为 “边缘的伪世界”,而这个世界 “成为仅仅被凝视的客体”。自欺欺人制造的虚假物,现实变成被凝视的客体,这便是分离的世界, “在被真正地颠倒的世界中,真实只是虚假的某个时刻。”这种分离是相互异化的,现实出现在景观中,而景观又成为真实,相互异化成为现存社会的本质和支撑。

景观是将现实哲学化,景观是生产者不忠的客观化,景观是对话的反面,景观是 “积累到某种程度的资本”,居伊·德波分析景观社会,是把那种关系剖析开来, “景观关系中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掩盖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特征:有个第二自然似乎以其命定的法则统治着我们的环境。”这种关系当然是分离的,甚至是隔绝的,一方面是被改造的客体变成了 “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另一方面则是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被掩盖,主使和客体被分离,那么这种关系也变成了一种 “统治”,而这种统治便是权力, “景观技术并没有驱散宗教的乌云,人类曾经将从自身分离出的权力托付给宗教:景观技术只是将人类权力与尘世基础联系起来。”曾经的权力表现在宗教上,现在通过景观技术则实现了世俗化,而这种世俗化就与国家密不可分,与统治阶级密不可分,和社会劳动分工密不可分,所以, “权力的专业化,它是景观的根源。”

分而视之, “作为景观的商品”是在景观社会中被凝视的客体,但是当物化发生之后,这种凝视就变成了商品拜物教的异化,只不过异化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成为景观的商品, “景观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世界,这是一个商品的世界,它统治着所有被经历的东西。”自动化让劳动力成为商品,使用价值的倾向性下降导致了剥夺行为,消费变成了幻想,而景观就是一种伪使用,在这个意义上,景观本身就是金钱的另一面,是 “所有商品的抽象的一般等价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景观意义中的商品不仅扩展到所控制的整个经济领域,也在改变世界中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部占领,它是一种强权, “在景观社会中,商品在一个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自我凝视。”这是商品拜物教变成景观拜物教导致的后果,而在更深层意义上,当景观社会呈现为一种分裂的统一,当表现为一种强权,甚至当商品开始自我凝视,景观的主使就成为 “被物化的人”,他在与商品的亲密关系中也变成了 “无用的商品”, “景观的主使被搬上舞台成为明星,便成为个体的反面,个体的敌人,在他自己身上是这样,在其他人身上显然也是这样。”

这是考察景观关系中主体的开始,也是对于景观社会权力体系的凝视: “景观所宣告的非现实统一是阶级分化的面具,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统一。”居伊·德波将将官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集中的景观, “集中的景观物主要归属于官僚政治资本主义,此外它还可以被当作国家权力的技术被引进,作为管理更为落后的混合经济的技术,或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某些危机时刻的管理技术。”这是技术意义上的景观,欠发达社会在试图加强国家权力时引入,也可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定的危机时刻表现出来。而另一种景观则是弥散的景观,这是景观的一般形式,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新形势及其意识形态, “在这两种情况下,景观仅仅是个幸运的统一形象,被包围在忧伤和惊恐中,就处在不幸的平静中心。”

幸运的统一形象,意味着会有一个 “不幸的平静中心”,甚至意味着平静也可能被颠覆,当资本主义完成了集中的景观和弥散的景观构建,谁来推翻这种景观拜物教? “作为主体与表现的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定义,那是在一个历史的斗争中,劳动和革命成为一种实践;那需要一种历史的思想,在革命意义中变成操作世界总体的历史意识;那应该有一种历史的规划, “简单经济生产力的盲目发展中出现的数量,必须转换成对质量历史占有。”当然最主要是要有历史的主体, “让无产阶级构成为主体,就是对革命斗争的组织,就是在革命时刻对社会的组织:正是在这里应该存在着觉悟的实践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实践的理论在变成实践理论的过程中得到证明。”但是在考察无产阶级的革命时,居伊·德波发现了另一种权力,那就是在工业化中建立起来的极权: “它是经济权力的继续,是对保持劳动商品的商品社会本性的拯救。这是统治着社会的独立经济的证据,以至为其自身目的重新创造了它所需要的阶级统治:这就是说资产阶阶级创造了一种自主的威力,只要这种自主性还存在,这种威力就可以到达取消资产阶级的地步。”

不仅仅是继续,而且还是强化,甚至变成了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一种 “不协调中的真理”: “现实与目的一样,被分解在极权的意识形态宣告中:它所说的一切就是存在的一切。”极权是一个人的权力,甚至变身成为恐怖主义权力,造成这种后果的除了官僚制度本身的景观化使得权力专业化,而从无产阶级的性质分析出发,那种主体其实早就变成了分离物,导致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化。那种历史的斗争、历史的思想、历史的规划、历史的主体在哪里?它当然应该在自己的历史里,而这种历史就是不可逆的时间, “历史首先要为成为主人实践活动中的历史而斗争。”实践和斗争,是时间的运动,它构成了时间本身,只有它是向前的,是不在循环的,是不可逆的, “在经历它所创造的历史时间的要求中,无产阶级找到了其革命规划的简单而又难忘的中心”。

“人类的时间化,正如它通过社会中介所进行的那样,与时间的人类化相等。”而在取消了历史的时间里,时间不仅可逆,而且变成了 “伪循环时间”,变成了可消费的时间,也变成了景观时间, “时间的现实已经被时间的广告所代替。”而另一方面,空间的时间化表现为历史环境中的都市,这样的都市是社会权力的集中,它构建的是一个 “伪乡村”: “在这个虚假乡村中,失去的既有古老乡村的自然关系,也有直接的社会关系,还有被直接质疑的历史都市的社会关系。”而在文化层面上,自主性意识形态的幻想,又变成了文化的历史,文化的历史有两种方式可以被终结,一种是在景观凝视中把文化当成死亡物,这是分离而否定自身,否定而变成消费的商品的一种异化,其命运和阶级权力联系在一起;另一种则是在总体历史中实现超越,而这种超越就必须和社会批判联系起来,也正是这种社会批判,在否定精神的培育中,在实践思潮的重启中,进入到一个异轨的表现世界里。

“异轨是反意识形态的畅通语言。它出现在交际中,而交际又知道自己不能指望拥有任何的保证,它自身的保证和最终的保证。它在最高点上,是任何前期和超级批判的参照所不能确认的语言。相反只有它自身的协调,它与自己、与可实践的事实的协调,能够确认它所带来的真理的古老核心。”居伊·德波如此构建一个异轨的世界,就是要打破物质化的意识形态,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景观中解放出来, “从颠倒的真理的物质基础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自我解放所包含的内容。”这种解放就是将 “压扁的世界的囚徒”,从景观的银幕所限制的世界中,从 “镜像符号”的虚拟中,发现真正的意识形态,以建造 “在历史冲突进程中的思想基础”。

打碎银幕,打碎镜像,打碎图像,打碎景观,打碎取代了宗教的权力,在一种非分离的统一中,用抽取的碎片来组建自身的真理,于是当马克思说: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居伊·德波在第131页的反面,在第208章节的背面,用异轨的方式写道: “任何的静态秩序都将变成粉尘”。

密谋

编号:S63·2170911·1420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2.10元
ISBN:9787532773091
页数:80页

“历尽沧桑之后,我发现,跟幸福一样,美是很常见的东西。我们没有一天不在天堂里面逗留片刻。没有一个诗人(不论多么平庸)未曾写出文学史上的最佳诗句,尽管其大多数作品都是败笔。美并不是少数几个名人的特权。如果这本包括四十来篇诗文的小书——《密谋》竟然没有潜藏一行足以伴你一生的文字,那倒是咄咄怪事了。”《密谋》创作于1985年,是博尔赫斯最后一部诗集,他在《序言》中写道:“在一个八十多岁人所写的书中,第一元素火所占的比重不会很大……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土,贫瘠的土。然而,我仍在写作。”他一如既往地在诗歌创作中践行他的美学信念。


《密谋》:但是可以成为一场梦

他将被关在我的噩梦之中,在我未曾见到过的月亮光下,满怀恐惧地在那座有着光盘的时钟、不能生长的假树以及天知道别的什么怪事的城市里继续徘徊游荡。
——《柏树叶》

扔掉了自己的附身符,紧紧抓住了草茎,在那刀刃的闪光中,博尔赫斯奋力从噩梦中醒来,也逃脱了仇人将自己置于死地的危险。那里没有噩梦,没有仇人,没有刀刃的寒光,“我一惊而醒,左手正扒在房间的墙壁上。”这是回到现实的标志,这是忘记仇恨的解脱,可是,这真的只是一个让自己平安的梦吗?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夜晚,博尔赫斯家的门被打开了,那个唯一的仇人开了灯把博尔赫斯从噩梦中叫醒,然后让他起来去赴死。博尔赫斯拿起了自己书架上十二卷爱默生著作里的一本,然后从楼梯上下来,“我计数着每一个台阶。”坐上了一辆四轮马车,经过了无人的街道,然后在南城停下,在一棵树下,仇人让博尔赫斯张开手臂躺着,在死亡之前,博尔赫斯看见了一件罗马教士穿的长袍,看见了那一棵柏树,然后念着那句名言:“多么常见参柏生长在柔软的荚莲间。”

但是死亡没有降临,或者说仇人的复仇计划并没有完美的实施,“我知道有一个非常的办法能够救得了自己的性命,不仅自己可以免去一死并且说不定还会将对手断送,因为,他受制于仇恨,既没有留意那架时钟也没有留意浓郁的树冠。”是那钟楼上没有时针和数字的钟,是那棵柏树的浓郁的树冠,使博尔赫斯发现了逃生的秘密,终于他的左手不再是抓住了草茎,而是房间的墙壁——他终于得以活下来,终于没有死在仇人的刀刃下。

而且,自己非但没有死,仇人却“永远都不可能回去了”,因为他被博尔赫斯关在了噩梦里,永远不会出来了,正像他曾经讲过的那样,一种仇恨就已经将人置于死地了。但是,当仇人被关在噩梦中,另一个博尔赫斯故意避开的可能是:自己也一样被关在噩梦中了。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夜晚,其实就是一个梦中梦的结构,仇人打开两道门,打开灯的时候,博尔赫斯正在自己的噩梦中,“我已经不记得梦中的内容了,只知道有一个花园。”这是第一个梦,在梦里出现的是花园,而当仇人将其叫醒让他去赴死的时候,是第二个梦,无论是爱默生的著作,还是计算着台阶的数字,无论是南城钟楼上的钟,还是那片草地,无论是罗马教士的长袍,还是那一棵有着浓郁树冠的柏树,甚至最后看见的刀刃寒光,都在第二个梦里出现。而当博尔赫斯从第二个梦里醒来逃离了仇杀,他又再次进入到梦中,“多么奇怪的噩梦啊,我想道,随后很快就又堕入了梦乡。”于是,便有了第三个梦。

仇人出现在第二个噩梦里,仇人也被博尔赫斯关在第二个噩梦里,但是在第一个、第三个梦里,是不是只关着自己?第二个梦让自己从仇恨中解脱出来并让仇人永远出不去了,那么第一、第三个梦是不是让自己再也无法走出?或者说,在这个多梦的夜晚,在梦中梦的奇怪结构中,博尔赫斯是不是就是那个仇人,寻找复仇的机会,然后在受制于仇恨、没有留意时钟和树冠的情况下,被别人永远关在了噩梦里?或者说最后满怀恐惧地在充斥了怪事的城里里徘徊游荡的人就是自己?

仇人是自己的仇人,也是被仇人仇恨的自己,噩梦的互文性不只是留下房间的墙壁、书架上不见的爱默生的著作,以及再也没有回来的仇人,也把自己永远地放在了梦里——这是一种解脱,还是一种复仇?博尔赫斯已经老了,他总是会遇见各种梦,“这本书里有许多梦。需要说明的是,那些梦全是黑夜或者(更确切地说)曙光的馈赠,绝非刻意的编造。我甚至几乎都没敢按照我们这自笛福至今的时代的需要而随意妄加篡改。”在《序言》里他这样说,但其实,当把自己当成是仇人而置于梦中的时候,一定有过某种篡改,这一个颇具小说意境的梦其实反映了博尔赫斯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某种矛盾:自己是不想死去的自己,自己也是充满了仇恨的自己。

未来一定是死?死是不是一场梦?在莫测的世界里,到底会梦到什么?这个疑问一定也缠绕在博尔赫斯的心里,他引用诺瓦利斯的话说:“生活不是一场梦,但是可以成为一场梦。”《有人将会梦到》里他说,“将会梦到阿隆索·吉哈诺无须离开自己的村子和舍弃自己的书籍就能变成堂吉诃德。将会梦到尤利西斯的一个夜晚可能会比叙述他的业绩的诗作更为奇绝。……”《有人梦到》里他说:“直到如今,时光都梦到了些什么呢?梦到了诗歌极力称颂的利剑。梦到并造出了可以充作智慧的警句格言。梦到了信仰,梦到了残暴的十字军讨伐。梦到了发现了对话与质疑的希腊人。……”他命名是“有人”的梦,其实也是自己的梦,而且是“像所有的如今一样,指的就是最后的时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梦里有诗歌和利剑,有智慧和仇恨,有信仰和残暴,有大海和泪水,而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梦里,其实找到了一种平衡:“梦到了有人梦到了自己。”一个回环的结构里,自己是梦的一部分,梦又是自己的一部分,在从自己到梦到自己再到梦的诡异结构里,仇人和自己合二为一,仇恨和逃避同时发生。

造梦者博尔赫斯,仇人博尔赫斯,将仇人置于死地,将自己关在噩梦里,这真的像是一个死前的“密谋”,但无论如何,当博尔赫斯在醒着的时候,总是希望改变梦里的一切秩序,“也许我没有说中。但愿我是个预言家。”他预言了一二九一年欧洲,许多参与者聚到一起,他们来自不同的门第,信仰不同的宗教,讲着不同的语言,最后建立了欧洲的中心——在欧洲的高原上矗立起一座理性与坚强信念的高塔,那里将划分为二十二个区,自己的故国之一日内瓦是最后一个,而明天,“这些区划将涵盖整个地球。”一二九一年是历史上的一二九一年,它已经发生,它必将在梦之外: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二九一年正是十字军东征的最后终结,唯一剩下的十字军城市之一阿克雷落入穆斯林马穆鲁克斯,这标志着1096年开始的八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而告终。十字军东征,扩大了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范围,使得欧洲的贸易和运输得到改善,推动了造船业和发展,甚至为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但是这是一种打着文明和宗教信仰旗帜进行的征战,当十字军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而对穆斯林、犹太人一起其他基督徒进行残酷的屠杀之后,十字军东征也成为不道德、血腥和野蛮的代名词,甚至制造了重新的对立。当这一段历史已经发生,博尔赫斯期望以梦境的方式改变历史,“他们决心存异求同”,于是不同的门第、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语言,最后建造了同一的中心,那就是理性与信念,并且从欧洲覆盖到整个地球。而博尔赫斯制造梦境的意义不只是发出自己对于一二九一年历史的某种“仇恨”,更在于将这种求同存异延伸到未来,变成关于“明天”的一个预言。

这或者就是梦境能够带来的改变,也是博尔赫斯对于现实的一种态度,“既然是无所谓开始与终结/既然只有无尽的白昼昏夕/正在等待着我们前去面对,/我们也就成了将来的往昔。(《公园挽歌》)”挽歌不是一种哀叹,而是要从面对过去的正视中找到“将来的往昔”的机会。历史由时间构成,在这个时间里,似乎所有的历史都有了一个已经写好的出口,甚至都成为了“世界某日”:“没有一个瞬间不会成为地狱的进口。/没有一个瞬间不会成为天堂的流水。/没有一个瞬间不像装满火药的枪膛。/每时每刻你都可能成为该隐或悉达多、戴上脸谱或显露真容。/每时每刻特洛伊的海伦都会向你表白爱情。/每时每刻公鸡都会完成三次报晓。/每时每刻滴漏都可能让那最后的水滴坠落。”过去的事情在今天已经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甚至左右着明天的事情,“天堂里草叶上的露珠。波斯波利斯的一朵玫瑰的分量。莎士比亚的最后一个梦。第一面镜子,第一首诗。波利克拉特斯的那被命运拒绝了的指环。”似乎都书写了一种宿命论,都是“天机”的一部分,但是,当“历史学家试图在地图上标出当事的部族并无意识的迁徙路线”时,是不是历史本身就存在着某种欺骗性?

似乎也是一个一二九一年一样的对立,“我讲的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年代。”那个年代也充满了仇恨,《胡安·洛佩斯和约翰·沃德》中,胡安·洛佩斯代表阿根廷人,约翰·沃德代表英国人,他们“只见过一面”,就是在那“著名的岛屿上”,他们是该隐也是亚伯,他们生活在奇特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地球被划分成了不同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拥有着臣民、得意的往事、一个无疑可歌可泣的过去、权益、耻辱、一个特别的神话、青铜铸成的先烈雕像、周年纪念、政客和标志。”于是,它在历史的仇恨中真正被埋葬,“他们被葬在了一起。他们一起在雪帐下面朽烂。”

历史在一边,朽烂在一边,死亡在一边,而在另一边,则是梦境,《一九八二年》翻阅的那本书里写着宇宙进程,在这个网络里,有星辰、病痛、迁徙、航海、月亮、萤火虫、不眠之夜、纸牌、铁砧、迦太基和莎士比亚,甚至有博尔赫斯是写下的这篇文章和天刚亮时做过却忘记的梦——梦也是宇宙进程的必然部分,可是,那个帝国的军舰,那晚香玉的清幽是不是可以被那一层厚厚的尘土覆盖?覆盖是另一种写法的开始,于是,它在寻找中变成了“不属于天地间”的某个生灵,“那个生灵潜藏于透纳的绘画、一个女人的眼神、诗歌的占老旋律、无邪的曙光、天边的或比喻中的月亮。”于是,它在梦境中变成了充满玄机的“云团”:“也许是上帝需要那些云彩/来实现其永无止境的创造,/而云彩就成了冥冥天机的经络。”

梦境里可以成为预言家,梦境也可以呼唤朋友,博尔赫斯像阿布拉莫维兹那样看见了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死亡的滋味,在生命的历程中会发现愚蠢的爱情、嘲讽、做拉斯科尔尼科夫或者哈姆雷特王子、粗话和日落,但是在死去之后,在灵魂永存的世界里,“今天晚上我可以像个男人似的大哭一场了,可以感受眼泪顺着面颊流淌,因为我知道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东西会消亡、没有任何一件东西不留下自己的影子。今天晚上,阿布拉莫维兹,你没有开口,却告诉我要像过节一样面对死亡。(《阿布拉莫维兹》)”博尔赫斯还看见了在梦中和他一起谈论文学的海地·兰格,不想让他知道这仅仅是幻影,因为等待光顾的镜子的玻璃,审视别的东西的眼睛,讲话时的英国口音都成为了一种活着的证明,“这一切全都在没有指名地呼唤着你。”

梦中杀死仇人,梦中发出预言,梦中见到朋友,那一个个梦让博尔赫斯建立了自己的秘密世界,但是现实依然无法改变死亡的命运,所以当梦醒来,所要真正面对的是如何死去?“这回声和虚形的最后消隐却要待到/忘却这个共同的终极将我们最后完全忘记。/这种情况发生之前,让我们尽情地搅和/还得活上一段时间、活着和活过这摊烂泥。(《歇洛克·福尔摩斯》)”活着有时候真的只是活着,必须每天面对“消失的回声和虚形”,必须每天寻找“命运或者机缘”,而每天都可能是弥留之际,都可能是世界末日。所以博尔赫斯有时是悲伤的,“这世界如今只属于别人,/我只能在黑暗中吟诗作文。(《关于他的失明》)”但又是超脱的,“花园里的玫瑰已不再是玫瑰,/而想成为抽象意义上的玫瑰。(《初张的夜色》)”博尔赫斯希望能解脱,“临死前的刹那,当命运即将把我们从自己是个人物的可悲常态以及世界的重负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你和我都将会感到轻松。”(《三种轻松》)”却又感到惘然,“我们美好的责任就是想象着有一座迷宫和一个线团。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找到那个线团,也许我们找到了却又于一次宗教活动、一支乐曲、一场酣梦、一个哲学推断之中或者那真切而单纯的欣喜时刻将之丢失。(《寓言中的线团》)”死亡会留下一些东西,“他发现那无数的杂错线条/现的竟是自己的容貌神气。(《总和》)”却必将失去一些东西:“我知道自己失去了数不清的东西,而那些失去了的东西如今恰恰是我拥有的一切。”

悲伤而超脱,希望解脱又感到惘然,希望留下一些东西却又失去了所有,博尔赫斯对于死亡的参透充满了矛盾性,而正是这种矛盾性真正脱离了那个把仇人和自己都关进去的噩梦里,所以这才是一种真实的状态,它或许真的不是神秘的,它会到来然后将自己带走,所以在《题词》中,博尔赫斯要把文字、诗歌和一切可能的东西都赠予别人,赠予玛利亚·儿玉,赠予读者,甚至赠予仇人,“我们只能给予已经给予了的东西。我们只能给予已经属于别人的东西。这本书中所提及的一切一向都属于你。一段献词、一种象征的赠予真是不可琢磨!”而面对死亡,他希望回归平凡,“我想回归于平凡的事物:/清水,面包,一个水罐,几枝玫瑰……”

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脑袋里一片混乱,想起了他的王国,想起了女人,想起了教义和礼拜,见过或未见过,属于或不属于,自己的苦痛或者别人的苦痛,“全都一样”,因为他就是一个凡人:“也知道自己不是神仙而是肉骨凡胎,/会衰老死亡。他对此毫不在意。”活着就是“活过这摊烂泥”,而死去呢?对自己来说,再没有苦难,也不再崇高,不是罪恶,当然更不是救赎,

灵魂匆匆地寻找归宿。
天色有点儿黑了。他已经死去。
一只苍蝇在僵挺的躯体上爬行。
既然此刻我在受苦,
他所受过的苦难对我又有什么益处?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地图册

编号:S63·2170911·1419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3.10元
ISBN:9787532773084
页数:89页

“发现前所未知的事物不是辛伯达、红头发埃里克或者哥白尼的专业,人人都是发现者。开始先发现苦、咸、凹陷、光滑、粗糙、彩虹的七色和字母表上的二十几个字母;接着发现面庞、地图、动物、天体;最后发现怀疑、信仰和几乎完全能确定的自己的无知。”《地图册》创作于1984年,是他漫长而奇妙历程的纪念。博尔赫斯将自己与玛丽亚·儿玉相伴游览各地的所见所感写成诗,声音、语言、晨昏、城市、人……分主题成章,奇趣盎然,从一个个面庞、动物、人到宏观的地图、天体,从细微的观感、触觉到信念、信仰,在博尔赫斯看来,人人都是发现者。


《地图册》:人人都是发现者

梦境衍化成另一个梦,于是我醒了。
——《一九八三年》

一九八三年的一天,博尔赫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里出门,转过几个街角,然后碰到了朋友海迪·兰格,他们便在市中心的一家餐馆谈话。当时的博尔赫斯拄着拐杖,穿着黑色的衣服,他们坐着的桌子上摆放着餐具,还有一些面包,以及两个酒杯,谈话的内容涉及到文学,还有和生活有关的一些话题。当然,海迪·兰格也一定是面带微笑的,她时不是地问博尔赫斯一些问题,博尔赫斯则友好而礼貌地说起了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

一九八三年的一天,是不是没有玛利亚·儿玉在身边?一九八三的一天,博尔赫斯是不是早就看不清事物了?但是为什么这些场景是清晰的?在他面前的朋友,桌子上的餐具、面包和酒杯,被谈及的文学和生活,都变成了看见和感受到的存在。但是一九八三年,海迪·兰格早就已经去世,“她是个幻影而不自知。”遇见和谈话只不过是博尔赫斯的一个梦,但是为什么这个幻影需要海迪·兰格自知?“我没有害怕的感觉;只认为向她挑明说她是个幻影,一个美丽的幻影,是不可能、或许不礼貌的。”梦是博尔赫斯的梦,梦里的一切似乎都是清晰可触的,而不害怕的博尔赫斯没有提醒海迪·兰格这是幻影,是因为他自己不想从宛如真实发生的现实里出来,或者梦比现实更吸引人,更让人流连忘返。

一种梦或者幻影,似乎逃逸了现实的种种束缚,它可以让死去的人出现,可以让永不相遇的人相遇,可以漫无目的地谈论一些东西,它一定不发生在一九八三年,它发生在任何一个时刻,只要博尔赫斯愿意——所以不提醒是一个幻影,就让美丽继续美丽着。但是,“于是我醒了。”醒来的博尔赫斯一定是怅然若失的,他返回了现实,他依然看不见眼前的一切,这醒来的结果是博尔赫斯想要的?或者说,是他自己想让博尔赫斯醒来?因为“梦境衍化成了另一个梦境”,博尔赫斯永远是另外一个博尔赫斯,一九八三年也永远是另一个一九八三年。

不说出幻影是一种沉浸的感觉,梦境衍化成另一个梦境也是另一条通道,博尔赫斯做了一个“德国梦”,梦里有十九排黑板的仓库,黑板上用粉笔写满了单词和一些阿拉伯数字,那些单词和数字存在着各种变化的可能;博尔赫斯做过“雅典梦”,梦里是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还和父亲在下棋,父亲又是虚假的阿尔塔薛西斯,“我移动了一个棋子;对手没有动子,但施展了魔术,抹掉了我一个子。这种情况反复出现了几次”;博尔赫斯还梦见了在公寓电梯门口遇见的一个鞑靼人,“他身材高得异乎寻常,照说我应该明白自己是在做梦。”当然,博尔赫斯置身在卢塞恩、科罗拉多或开罗的时候,还梦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梦中的景象可能是绵亘的山峦,有栈桥的沼泽,通往地下室的螺旋楼梯,我必须清点沙数的沙丘,但是这些场景都在巴莫或者南城的一个确切的街口。”

梦里是变化不断的单词和数字,是捉摸不定图书和围棋,是陌生而奇怪的别人,当然,也有熟悉的城市。梦是逃逸是创造,梦也是返回,当梦呈现为两个行走的方向时,博尔赫斯是不是在绘制两种地图册?陌生而变化,变化而富有意义,这大概是旅行的意义,虽然已经失明,但是博尔赫斯和玛利亚·儿玉一起游历和欣赏了许多地区,看不见那些景物、博物馆和存在的一切,但是玛利亚·儿玉却用她的眼镜看见,用她的语言描述,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是一种看见,但是对于他来说,旅行的意义不只是游历,更在于体验和思考,甚至是发现,他说:“发现前所未知的事物不是辛伯达、红头发埃里克或者哥白尼的专业,人人都是发现者。”发现光滑和粗糙,发现苦或咸,发现彩虹的颜色和字母表上的字母,这是最简单的“看见”,然后才是发现面庞,发现地图,发现动物,发现天体,而最后发现的是怀疑、信仰和“几乎完全能确定的自己的无知”,“玛丽亚·儿玉和我一起惊喜地发现了各各不同、独一无二的声音、语言、晨昏、城市、花园和人们。”

实际上,从表象到想象,从看见到发现,从怀疑到信仰,从无知到经验,这一切都组成了博尔赫斯的“地图册”,它是一种穿透,用一道光发现那些独一无二的东西,而有光便有了影子,而当影子出现,光是不是还必须穿透这个影子,找到真正的意义?亚历山大城的普罗提诺拒绝别人为他画像,他说,自己是纯精神原型的影子,如果被画成了肖像,那么便是影子的影子,而当我们在书中看到普罗提诺的那些形象,那些被拍成照片的偶像摹本,便成为了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纯精神是原型,肉体是影子,肖像是影子的影子,照片是影子的影子的影子,一束光的意义就是穿透这诸多的影子,这影子的平方和立方,照见那个真正的精神原型——这一种发现,其实是需要用一种减法,在去除影子、影子的影子、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的努力中找到“各各不同、独一无二的声音、语言、晨昏、城市、花园和人们”。

而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从神话世界里走出来。亚历山大城的普罗提诺是一个图腾,图腾是影子,它被笼罩在神话中,“我们了解这些情况,然而当我们念及沙漠里的一个图腾,一个默默地需要神话、部落、祈求甚至牺牲的图腾,不禁浮想联翩。我们对它的礼拜仪式一无所知;所以只能在朦胧的晨昏梦想它。”高卢女神是影子,她被后来者的想象所改变:“她是件破损而神圣的东西,任我们漫无边际的想象不负责任地添枝加叶。我们永远不会听到膜拜她的人的祈求,也永远不知道仪式是什么模样。”波塞冬神殿只不过是荷马文本里的一个产物,它成了《伊利亚特》这部喜剧里的影子,“时间和历代的战争带走了神的外貌,但留下了海洋——他的另一个形象。”影子是埃皮扎夫罗斯大剧院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演出,是但丁想象中的克里特岛有牛头盘踞的迷宫,是刺倒凯撒的匕首,是北欧神话中主神奥丁投入大海的“尘世巨蟒”——它们被书写,被神话,被演出,被传说,而那个纯精神原型在哪里?

那位英明的皇帝
曾经放弃桂冠,
指挥过战役和舰队,
遭到人们的礼赞和妒忌。
这里也是一个后来者,
他巨大的影子将整个世界笼罩。
——《凯撒》

巨大的影子笼罩着苍白的土地,“它假想的形象是我们的污点。/破晓时我在梦中看见。”正如普罗提诺所说,这便成为了一种图腾,而在图腾里,人们忘记了仪式,听不到人们的话语,而梦中看见的无非也是一些污点。所以博尔赫斯认为,神话的意义是神秘,神秘能带来更多的精神体验,“世上没有不神秘的事物,但是某些特定的事物比另一些事物的神秘性更为明显。例如海洋、黄颜色、老人的眼睛和音乐。”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演出时,博尔赫斯沉迷的是语言和音乐,它们带来的是“古老的激情”,在著名的罗讷河和鲜为人知的阿尔沃河交汇处,他感受到了水的诗意,“神话不是词典里的一句空话;而是心灵的永恒习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两条汇合的河流是两种古老的灵感的交融。”所以在面对那些神话时,博尔赫斯宁可不对它们进行影子一样的命名,“两个希腊人在谈话:也许是苏格拉底和巴门尼德。/我们最好永远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一来,历史就更神秘,更平静了。”因为不命名才可以不受神话和比喻的束缚,才可以忘记祈祷和魔法,才可以“思考或者试图思考”,才可以从影子里穿过。

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中,博尔赫斯就是要发现神秘、诗意和思想,它们是河流、音乐、语言,它们不被命名,它们像梦一样无形。在英格兰,他发现了狼的历史:“撒克逊狼,你枉活在世上。/你凭凶残不足以生存。你是最后一头。/再过一千年,一个老人/将在美洲梦见你/未来的那个梦帮不了你的忙。/今天人们在丛林里搜寻你的足迹,/将你围追堵截,/最后昏暗里的悄悄的灰狼。(《狼》)”在伊斯坦布尔,他听到了悦耳的语言,在三天的行程中他看见了美丽的城市、博斯普鲁斯海峡、金角湾和黑海人海口、海滩上曾发现刻有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如尼文字的岩石,“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回到土耳其,重新发现它。”在威尼斯,他发现了河流的规则,“威尼斯的运河则是忧郁的平底船行走的道路,平底船和忧郁的提琴相似,它们柔和的线条让人联想到音乐。”发现了黄昏的意义,“在我看来,黄昏和威尼斯几乎是同义词,但我们的黄昏失去了光线,害怕黑暗,而威尼斯的黄昏却是美妙永恒的,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在一九一四年就生活在那里的日内瓦,博尔赫斯重新找回了回忆,“日内瓦也让我感受到爱情、友谊、屈辱和自杀的诱惑。回忆中的一切,包括不幸,都是美好的。”而在金字塔旁,他抓起一把沙子,然后松手,在撒落的过程中他感觉自己正在改变撒哈拉,“这件事微不足道,但是那些并不巧妙的话十分确切,我想我积一生的经验才能说出那句话。那一刻是我在埃及逗留期间最有意义的回忆之一。”

梦是逃逸是创造,梦也是返回,博尔赫斯在梦中为地图册打开了不同的方向,如果说用光线穿透影子发现纯精神的原型,是在去除一种图腾和神话,那么走进真实的世界则是一种对现实的拥抱。他和玛利亚·儿玉乘坐气球,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飞翔:在纳帕山谷起飞,在一个半小时的航行中,博尔赫斯“好像是重新浏览爱伦·坡、儒勒·凡尔纳和威尔斯的篇章”,他想到了主宰月球内部的月球人,他完成了人类的渴望获得了升腾的真正经验;他喜欢老虎,认为一生和老虎有缘,“讨厌斑点而不讨厌条纹”的博尔赫斯曾经在父亲的百科全书上认识了虎,在蒙塔内尔-西蒙出版社的百科全书里看见了虎的图片,在布莱克著名的篝火诗“虎,虎,燃烧得多么明亮”中想象了虎,在切斯特顿为虎下的定义“有震撼力的优美的标志”中定义了虎,但是只有那只用舌头舔着脸把爪子搁在头上的虎才是真切的虎,“和我以前感觉的虎不同的是,它有气味,有分量。”

真切可触,这是现实世界,博尔赫斯不是为了放弃想象返回现实,而是一样去除影子找回最真实的东西,气球旅行中的飞翔感觉,真正老虎上的气味和分量,让博尔赫斯建立了一种经验,而这种经验一样抵达了普罗提诺所说的“纯精神的原型”。那张图片拍摄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任何一个街角,它可以是博尔赫斯家所在的查尔卡斯和马伊普街角,可以是以前是居民楼的对面街角,可以是让人流浪忘返的花园一角,可以是阿尔马格罗南街图书馆一角,“可以是几乎所有的街角,因此也是那个从未见过的原型。”没见过的原型在图片里似乎变成了一种在场,而这种在场和气球的飞行、老虎的气味一样,提供了经验所建立的那个“标准”。

在雷克雅未克的埃斯亚旅馆里,博尔赫斯用手触到了柱子,然后用双臂抱住它,在那一刻,他感觉柱子是白色的,而且坚实稳固,“高大天花板”,就是经验建立了柱子的原型,使得博尔赫斯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也触摸到了标准,而这种标准给予他的是“奇特的幸福感”——“当我领悟到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纯形状——圆锥体、正方体、球体、金字塔体时的基本快感,在那一瞬间又回来了。”他认为这正是中国人的一种观点:“人间的每一件新事物在天上都有其标准型的反映。”标准是纯精神原型建立的范式,它带来的是经验,也是事物独一无二的象征,“斯宾诺莎指出,每一都希望永远保持它的本色;虎希望做虎,石头希望做石。就个人来说,我发觉任何事物都倾向于成为它的标准型,有时确实也做到了。”所以,当玛利亚·儿玉在月亮面包房买了大奶油圆球蛋糕,博尔赫斯获得了一种精神意义的幸福感觉,如一道光吗,照见了没有影子覆盖的现实:“爱和被爱足以使你认为另一个男人或女人已经成了你的标准型。”

以梦的方式逃逸神话的束缚,以经验重新发现原型,游历和旅行所建立的地图册便是博尔赫斯从表象到想象,从看见到发现,从怀疑到信仰,从无知到经验的文本,所以人既是在场也是不在场,既在梦境中也在梦境外,关键是超越存在的存在,超越语言的语言,超越影子的影子,“我不会在这里,我将会成为忘却的一部分,忘却是组成宇宙的微弱物质。”忘却也是永在,它是独一无二的声音、语言、晨昏、城市、花园和人们,它是独一无二的博尔赫斯——在博尔赫斯逝世之后,玛利亚·儿玉在1992年埃梅塞出版社三卷本全集中,把博尔赫斯一生都看成了“地图册”,“是把我们的由精神世界组成的梦想织进时间经线的借口”,所以时间有限时间无限,所以生命不在生命永在:

如今我在这里铸造超越时间的时间,而你在时间的星座中漫游,学习宇宙的语言,你早已知道那里有炽热的诗歌、美和爱。我专注地重温那些日子、国家和人物,越来越接近你,直到完成我们再次携手所需的一切事情。那时候,我们会再一次成为保罗和弗朗切斯卡、亨吉斯特和霍尔萨、乌尔里卡和哈维尔·奥塔罗拉、博尔赫斯和玛丽亚、普洛斯彼罗和阿里埃尔,长相厮守,直到地老天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