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13 《第四公民》：最后的匿名者
对于2013年的美国来说，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绝对是一个关键词，作为美国国土安全局“棱镜计划”的泄密人，斯诺顿几乎以一个人的力量将美国政府推向了尴尬和讽刺的境地，而当他从香港逃亡俄罗斯，在莫斯科机场中转站逗留40天后，成功通过维基泄密组织获得俄罗斯政府为期一年的政治庇护，又使得监听风波演变成一场新的冷战。而在这充满了政治角逐的事件中，真正的意义或者并不是斯诺顿在美国政府三项罪名指控中的暂时胜利，而是关于安全和个人隐私的选择上，将公众推向了一个矛盾的境地：谁更应该退后一步？
事实似乎是昭然若揭，911之后，美国以防止恐怖袭击为由通过的“爱国者法案”赋予情报部门NSA广泛搜集公众隐私的权力，作为其最主要项目，棱镜计划对电子邮件、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录时间和社交网络资料的细节进行监控，国安局甚至可以实时监控一个人正在进行的网络搜索内容，而斯诺顿公开的文件称，这个名为“棱镜”的项目还可以使情报人员通过“后门”进入9家主要科技公司的服务器，包括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PalTalk、美国在线、Skype、YouTube、苹果。这个计划已经公开，对于政治家和公众带来的是双重不安，谁能保证，政府、国会和司法机构的隐私，不同样被情报部门的眼睛，无声无息地窥探着？而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自己日常起居的一切过程，都可能被无数双眼睛审查、监视。
|
| 导演: 劳拉·柏翠丝 |
 |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当柏翠丝为了防止胶片和文件在美国被没收移居到了柏林，当格林沃德被指责帮助叛国者，起同性伴侣在途经英国时以反恐理由被扣留检查，当披露此次事件的《卫报》迫于政府压力相关文件被销毁，甚至当《第四公民》获得2015年第87届奥斯卡奖最佳纪录片的时候，背负三项重罪指控的斯诺顿缺席颁奖舞台的时候，这些“棱镜门”事件的核心人物似乎难以摆脱泄密之后的压力，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泄密本身就是在消除自身的隐秘性，就是将自己推向一个公开的境地，而在这起事件中，从秘密进入香港到最后公开身份，也正是斯诺顿的选择，对抗被公开的监控体系却必须选择身份公开，在这个悖论面前，斯诺顿和两位具有独立精神的记者似乎都可以称得上是自我牺牲者。
|
|
| 《第四公民》海报 |
但实际上，他们完全可以跨越这个悖论，可以以匿名的身份保护自己。“第四公民”和导演的来往邮件通过加密钥匙而得以在互联网世界里沟通，斯诺顿向记者公布相关文件、接受记者采访、摄下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也完全在秘密的境况下完成，甚至斯诺顿和助手从香港Mira酒店通道离开，也是神不知鬼不觉，所以在这个无处不在的监控世界里，还是有着保护自己的有限空间，斯诺顿在酒店里登陆计算机而蒙上的红色头套似乎是一个隐喻，也就是只要在某个不被看见的世界里，隐私还是照样存在，所以要成为匿名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一个是远离任何信息的发送和接受，不用手机，不登陆电脑，不刷相关信用卡，在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里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消除个人的元数据，那么任何基于数据传输而截获信息的监控设备变得无用，所以当已经寻求了政治避难的斯诺顿和格林沃德重逢后，将谈话内容写在纸上，用省略号代替关键词，然后把纸条撕个粉碎，这样的面对面、不经过数据传输的交流一定是不被监控的。而另一个途径则是像斯诺顿一样，作为前CIA雇员，作为数据处理的内行，完全用更高级的密匙来消除系统对自己的监控，这是反监控的技术，带来的也是反监控的现实。所以，监控并非无处不在，监控还有着技术真空，所以在这种真空状态下，作为个人也完全可以成为匿名者，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侵犯的隐私。
但是如果只是希望成为永远的匿名者，永远不将自己作为一个“词”进入系统，那么泄密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斯诺顿和两位记者的意义并不在于寻找匿名的空间，而是要通过“让泄密来得更猛烈些”的斗争，暴露消灭隐私和自由言论的国家权力。美国通过“爱国者法案”而建立起来的监控体系，在柏翠丝看来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镇压武器”，指挥者以责任名义为它正名，而格林沃德在巴西召开的记者会上也指出，美国的这种行为是一种丑恶行径，破坏了公民最基本的隐私权。而斯诺顿作为“公开告密第一人”，其目的就是要通过个人的努力，形成一种公民对国家权力的抗衡，所以对于斯诺顿来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不是故事的中心”，“我不是自我牺牲，而是为其他人做贡献”。所以对于掌握了NSA核心监听技术和文件的斯诺顿，选择公开的突破口便是记者，因为只有记者这样的公共良心，才能在更大范围里告诉人们公众隐私正在受到威胁，自由言论正在受到监控。
“你问我为什么选择了你。不是我选的，是你自己。”在给柏翠丝的邮件里，斯诺顿说出了自己选择她和格林沃德的理由，为什么是他们？柏翠丝作为著名的记者和纪录片导演，她之前的作品《我的国家，我的国家》深入到了伊拉克逊尼三角拍摄伊战后当地人的生活，另一部《誓言》到也门拍摄了宾·拉登的司机和保镖，涉及了反恐战争的另一面，她也因此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在美国边境被多次拘留审问，而《卫报》记者格林沃德在2010年的“维基解密”事件中，是维基解密和阿桑奇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媒体上撰写了大量评论，和多人论战。所以，在斯诺顿的泄密计划里，他们的独立精神、不畏强权和对受访者高度负责的职业态度使之成为不二人选，而在这场“像一部间谍小说”的秘密行动中，斯诺顿的文件不断被公开，在《卫报》、CNN新闻、《华盛顿邮报》上不断被披露，而随着泄密计划的实施，斯诺顿也最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实际上，在香港酒店里实施的这个8天采访计划，对于斯诺顿来说，完全是个人生活的转向，电话、电脑对于他来说，似乎就是被泄密的端口，那火警报警测试的声音让他有些不安，而当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观察酒店外是否有人监控的时候，还是感觉到了某种紧张，而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担心似乎是家人和女朋友，怕他们因此受到牵连，“你可以拿枪指着我，折磨我，但是我不会告诉你密码。”这似乎是一种面对公众利益的大无畏，但是当还原为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斯诺顿有些稚气的脸庞里闪现的是焦虑，“这种生活很奇怪，一个人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天、一个小时、一分钟会去干什么。”而正是这种对个体生活、情绪和思想的近距离捕捉，才使得《第四公民》在对历史现在进行时的记录上具有即兴的亲历感。
但是具体的斯诺顿在这场泄密计划中注定会成为一个超越个体的政治符号，香港的8天拍摄计划之后，斯诺顿的身份被公开，美国政府则对他提出了三项重罪罪名的指控，虽然有维基泄密组织的帮助使得他在俄罗斯下获得了政治庇护，虽然多名律师无偿为其辩护，但是对于斯诺顿来说，未来的个人命运显得扑朔迷离，尽管奥巴马公开表示：“全国民众希望对相关法律进行审查，一场深思熟虑、忠于事实的讨论会帮助我们进步。”但是这样的进步却没有成为现实，之后曝光对于各国政要的电话监听则将美国政府又推向了国际争议的中心，而格林沃德通过新的线人获得的信息，使得美国的无人机计划和监视名单再次得以曝光，一份120万人的名单带来了新的震惊。
为了安全，却破坏了安全，为了消灭恐怖主义，却制造了新的恐怖主义，这是美国式的悖论，而在监控无所不在、个人没有自由的现实里，匿名的斯诺顿终究走向了终点，最后在莫斯科郊外的屋子里，与女友做晚餐的镜头显得温馨，但是这种以狗仔般镜头呈现的故事也只是一个被监控的现实，仿佛那一段在黑暗隧道里行驶的长镜头，顶上的灯光明明灭灭，斯诺顿的泄密行动也像这灯光一样，只是微弱照亮夜晚，而当在俄罗斯获得政治庇护一年之后，那个叫“斯诺顿”的人又去了哪里？也许真的没有人知道。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337]
思前： 风不需要理由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