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26《马拉多纳》：曾经，上帝在人间
生活就像在赌博，它纠缠着你，让你跑不掉。
如果我是马拉多纳，我就有数不清的朋友后和数不清的敌人，更有那数不清的财富，
如果我是马拉多纳，就能时常上电视，
如果我是马拉多纳，我可以在世界杯上咆哮，
如果我是马拉多纳，足球就能为我带来无数花环，
如果我是马拉多纳，我在的每一场球都会胜利，
如果我是马拉多纳，我就拥有了神赐的力量。
——《如果我是马拉多纳》
北半球的冬季，感恩节前一天的下午，一切似乎都是沉寂而平静的，即使在埃米尔·库斯图里卡2008年的影像里，马拉多纳听到街头的歌手唱起关于自己的歌，戴着墨镜抹着眼泪的他也并非感受到全部的悲情。但是隔着电脑，隔着南半球和北半球，隔着夏季和冬季，隔着电影和历史，一切却混杂着错愕和遗憾，一把足够锋利的剑插入了根本隔不开的现实：马拉多纳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且是永远。
早上起床得到的第一个消息：阿根廷传奇球星迭戈·马拉多纳25日在家中突发心梗去世，享年60岁。猝不及防的消息里是一个猝然而逝的生命，关于他的健康，这些年似乎总无限接近这个终点，自1997年退役后，他曾多次出现健康问题，最严重的一次是2004年，他曾因肺部感染引发心脏病紧急住院，当时甚至一度出现心跳和呼吸停止；2019年马拉多纳因健康原因，不得不停止执教墨西哥第二级别联赛的多拉多斯队，执教期间，他曾因胃部出血住院接受治疗；今年11月2日，马拉多纳再次因为健康问题入院，检测结果显示，马拉多纳患有硬膜下血肿，起因有可能是头部受到了不明原因的撞击；3日，马拉多纳接受了紧急手术，医生当时表示，这次脑部手术成功，马拉多纳意识清醒、状况良好。但是，他无尽挥霍的躯壳终于在60岁零26天这个时间点不堪重负——终场哨响，上帝收回了“上帝之手”。
整个阿根挺降半旗致哀，总统府玫瑰宫举行悼念仪式，总统宣布将举行国葬，那不勒斯球场更名为“马拉多纳球场”，阿根廷联赛更名为“马拉多纳杯”……这是一个对逝者来说最高的荣誉，也许只有马拉多纳能拥有这样的殊荣，他像一个神成为在阿根廷人们心目中永远的骄傲和膜拜的对象。而作为听闻噩耗的准球迷，当逝者的消息为这个冬季增添了太多的寒冷，唯一的怀念的方式或许是打开那些和他有关的文本，那些文本里有他在绿茵场上登基加冕的辉煌，有他在现实生活中桀骜不驯的暴烈脾气，有他疾病缠身的落魄和无奈，而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纪录片即使不是这个冬季最应景的文本，但那在90分钟里活着的马拉多纳，足以勾勒出一个真实而矛盾、立体而多元的马拉多纳——正像在流浪歌手的歌声中，真实的马拉多纳听到了传唱的马拉多纳，听到了一个可以假设的马拉多纳。
| 导演: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
“上帝是一个世界上唯一的主宰者。”库斯图里卡在篇首引用波德莱尔的这句诗，似乎就指向了一个存在于人间的上帝，一个在足球赛场上创造了足够辉煌和足够伟大的上帝：他出生于贫民窟，却在贫民窟找到了“另一种美”：从贫民窟的家庭球场起步，找到了无人能及的踢球感觉；他在博卡青年队时的形象激励了所有还在拿报纸球揉成纸球乱踢的阿根廷男孩；他是那不勒斯人的弥赛亚，意大利南方球队第一次在他的带领下打赢了北方，在那一场对决中，那不勒斯竟然进了尤文图斯6个球；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马拉多纳先以“上帝之手”攻破英格兰大门，又以连过五人的“世纪进球”征服了世界，正是凭借马拉多纳的杰出表现，赛前不被看好的阿根廷队夺得那一届世界杯的冠军——《一个人的世界杯》，这是FIFA官方为1986年世界杯的纪录片确定的片名，这足够震撼，却无比贴切。
但是这个在球场上征服了观众创造了辉煌成为了上帝的男人，并非只是把个人英雄主义完全诠释在狭小的绿茵场，当库斯图里卡一次次插入1986年那个名垂千史再无人超越的“世纪进球”镜头，就是在马拉多纳身上发现更多的多元性意义。这个平时喜欢听听法斯塔夫歌剧，没事到小酒馆吃一碟细面条的马拉多纳，这个喜欢玛丽莲·梦露和毛泽东的波普艺术家，他的身上有着强烈的国家意志，他是一个即使在绿茵场上也表达着自己左派观点的激进人世：当1986年的那场比赛阿根廷以2:1战胜了英格兰，在马拉多纳看来远不是一场简单的四分之一决赛，“我感觉我偷走了英国人的皮夹子，可事实上我把他们戏弄了一番。”马拉多纳之所以把这场比赛的胜利看成是信仰的胜利，正是因为阿根廷背负了马岛之战的屈辱：那一年，在英国人的炮火下，那个南半球并不平静的岛屿上，埋藏着几百名阿根廷青年无法瞑目的冤魂，懦弱的军政府只带给它的子民耻辱与泪水。所以世界杯上的阿兹台克成为马拉多纳的战场，他代表阿根廷，用另一种更加让世界陷入疯狂的方式，漂亮地回击了对手。
《马拉多纳》电影海报
“他也许天生是个革命家，如果不踢球，说不定他真的会钻入密林中手持武器与敌人搏斗。”球场上他有敌人，球场外他更有冤家，那个库斯图里卡在“世纪进球”中插入的卡通动画，足以代表马拉多纳的政治观，在朋克音乐声中，在马拉多纳足球的戏谑中，英国女王的脑袋被拧成了麻花，美国牛仔小布什赤裸着上身却擦枪走火打中了自己，还有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还有美国前总统里根，他们在赛场上根本不是马拉多纳的对手，当然，在戏谑中库斯图里卡给马拉多纳的是一个左派的政治立场：他骂布什是凶手，是“杀人恶魔”，他不和查尔斯王储握手，因为他感觉“那双手里沾着鲜血”……他站在反对美帝的拉美阵营中，他参加马德普拉塔举行的“扩大边境军区”计划活动，他和查韦斯站在一起，被查韦斯称作是拉美解放阵营这一列火车的“机械师”，他和卡斯特罗亲切握手友好交谈，称他是“伟大领袖”，这个左腿纹着卡斯特罗、右臂纹着切格瓦拉的斗士像个酣畅淋漓的小孩扑通跳进游泳池，在水中挥舞着双手：“卡斯特罗，我愿为你而死！我尊重欧洲人，我尊重南美洲人，但我更爱古巴！”
在球场上他有着“上帝之手”，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左派旗手，当马拉多纳成为阿根廷人心目中的“上帝”，他的神性似乎指向的是一种世俗性存在，“马拉多纳教堂”是球迷对这种信仰的命名，小小的教堂里摆放着马拉多纳的神像，“上帝引领者我们”，只要模拟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球迷就可以成为信徒，穿上标志性的10号球衣，而新人结婚也接受这样的仪式，他们在马拉多纳教堂里立下誓言，然后以足球为媒，在开球进球和狂欢中完成结婚仪式。马拉多纳是上帝，作为“上帝”，马拉多纳却更像是一个闯入人间的迷途者。库斯图里卡引用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一段话说：“在伟大的博尔赫斯的眼中，阿根廷人就像一艘艘安静停泊在港口的船舶，然而马拉多纳却不一样，他就像一艘永远没有锚的船。”他曾经在足球场上带头群殴，他曾经枪击记者，他几乎一直在吸毒，“如果可卡因是毒品，那我就是吸毒了。”没有锚的船在自己的大海上航行，自由却总是会遇到风浪，甚至会有将船打翻的风险。
毒品是马拉多纳始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当1994年世界杯作为队长的马拉多纳在小组赛中将球打进希腊球门，他压抑许久的激情终于在那一刻爆发，狂奔着向着摄像机怒吼成为最经典的马拉多纳表情，但是之后国际足联宣布马拉多纳因服用麻黄碱而被禁赛——这是马拉多纳留在世界杯赛场上最后一个镜头，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即使2008年之后马拉多纳作为阿根廷队主教练在重回世界杯赛场，站在边缘的他，脸上也写尽了沧桑和无奈。毒品让他远离了世界杯，让他承受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感觉血液全都凝固了，你没有办法让他流，这种感受我现在还能体会到，你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血液，我就一直这样地挣扎，直到有一刻，忽然之间我就醒了过来。后来我知道我的女儿吉娜尼亚在一旁不停地叫我的名字，但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我已经完全昏迷了。”面对库斯图里卡的镜头，马拉多纳在流泪，在忏悔，“是什么让我堕落的？——是可卡因，否则我会重回赛场，像一头猛虎下山。”所以马拉多拉说：“我是为足球而生的，没有人经历过我的生活，但我不会重蹈覆辙……”但是这一艘永远没有锚的船，在摧毁了生活和道德之后，在依然有人尊敬和崇拜中，依然向前，甚至把毒品的危害又忘在一边，正像他自己所唱的那首歌一样：“我已经开始出发……在与生活的比赛中，我是赢家……”
他是赛场上的英雄，主宰了一切，他也是尘世的孩子，无法摆脱孤独和压抑；他会在胜利时狂吼，更会在压抑时落泪；他是别人膜拜的神，却是自己的恶魔——马拉多纳是复杂的混合体，他注解了现代足球的理念，他带着“上帝的手”成为了人世的上帝，而对于库斯图里卡来说，马拉多纳的意义更在于神性的世俗意义，就像她自己所说，他如果要成为一名演员，就像德尼罗的一样，在“公牛的愤怒”中不断突破自己，而马拉多拉进入库斯图里卡的电影里，他的角色意义更在于“出自库斯图里卡之手”中找到一种颠覆的革命力量：不断插入《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爸爸出差了》以及《黑猫白猫》中的电影片段，借以表达对这个专制和病态世界的反抗；当在贝尔格莱德街头看到被炸毁的建筑，马拉多纳质问到：“这是谁干的？”也许那个已经从库斯图里卡世界中消失了的“祖国”南斯拉夫，也在遭受了蹂躏之后需要一种马拉多纳式的神性解救。
“探戈的轻节奏代表死，重节奏代表生。”在轻和重之间，生命也如这节奏不断进行着转换，也许在马拉多纳和库斯图里卡毫无阻隔的交谈中，好友的互访中，甚至球场上射门秀的表演中，两个人才体会到一种如探戈“重节奏”的生活。“生命的步伐如同探戈舞步般辗转演变，这昭示着时间能改变一切。”但是在辗转演变中，2008年已经远去，那些记录的影像已经远去，马拉多纳曾经对着库斯图里卡的镜头说：“我是死了，只是没有离开人间，那是因为上面的那个人不接收我。”而现在，上帝终于收回了“上帝之手”，终于接走了人间的上帝，轻节奏的音乐慢慢响起，“我是马拉多纳”永远成为了一种“假如”状态。
世间只有一个马拉多纳，世间再无马拉多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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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后：抬头也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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