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1-26《巨匠再见》：“流浪”在路上
传来清脆的敲门声，沉寂中传来小声的说话：“我闻到雪茄的味道了。”之后是走动的声音，是开门的声音，是一句问候的声音——走动、开门和问候是戈达尔带来的声音，接着是送给戈达尔礼物和特意准备的雪茄的对话声……一切都变成了声音的叙事，而且是在黑屏的中传递，当画面的黑成为了背景，它是一种看不见的影像，而这为声音的叙事带来了凸显的位置，而当画面重新出现，是站在门口拿着鲜花和雪茄微笑着的戈达尔，这是一种惊喜甚至是一种惊艳，不仅对戈达尔对面的托马斯·因巴赫和同行的David Charap而言，而且也传递到了现场的观影者，他们发出了一声惊叹。
从黑屏的看不见到完全只有戈达尔的看见，这种瞬间转变带来的视觉冲击，正是这趟“朝圣之旅”的最理想目的，它实现了，甚至比阿涅斯·瓦尔达还要幸运——在2017年的时候，瓦尔达拍摄了《脸庞，村庄》，当最后在罗尔小镇的戈达尔住处，瓦尔达想见一下老朋友，但是她没有敲门就看到了门上的留言，“在杜阿尔纳镇，走进蓝色海岸。”看到留言后瓦尔达说：“这句话只有我能懂。”但是这种默契并没有让瓦尔达见到戈达尔，在勾起浓浓的怀念中，瓦尔达有些伤感地留下了小圆面包，然后在玻璃上写下了留言：“借用你的笔，JLG（指戈达尔），感谢你，但是不感谢你紧锁的大门，我很爱你，你是个大混蛋。”
2017年戈达尔像是故意避开瓦尔达一样，造成了两人永远的遗憾，而在2021年托马斯·因巴赫开启的朝圣之旅中，戈达尔礼貌地开了门，完成了因巴赫朝思暮想的“朝圣”，也实现了从小就萌生的和偶像见一面的梦想。所以因巴赫在“看见”这一层面上是幸运的，或者这也是戈达尔留在影像里会见客人的最后一幕，距离纪录片拍摄完成不到一年，戈达尔就逝世了，正如因巴赫计划这次朝圣行动时所说，如果再不见，就要真正再见了。这是一次珍贵的见面，他终于见到了自己电影的启蒙者和偶像，甚至在戈达尔准备关门的时候，因巴赫抓住时机介绍了自己和同行者，戈达尔也是笑笑，然后关上门回到了自己的屋子。但是当因巴赫坐在日内瓦湖畔的时候，脸上流露出的还是有些伤感的表情，短短几分钟的见面，戈达尔只是出于礼貌，他并没有邀请他们进门，更没有和他们聊天，甚至因巴赫介绍自己对戈达尔来说也没有多少意义，他根本记不住名字，他也不知道因巴赫受自己深刻的影响，即使知道他拍摄了电影，也不会关心电影和自己的关系，所以对于因巴赫来说，几天的时间，遥远的距离，想好了不同的见面方式，害怕自己真正见到戈达尔那一刻的担忧，最后的抵达变成匆匆相见，对于因巴赫来说，无非是现实和预期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 导演: 托马斯·因巴赫 |
而实际上因巴赫记录自己朝圣之旅的这部纪录片也制造了现实和预期的反差，这种反差是“朝圣”之必要性和影像叙事见的反差：因巴赫从小看了戈达尔的电影，并且深深迷恋戈达尔的影像表达，他曾经多次写信给戈达尔，但是戈达尔没有回信，石沉大海的现实实际上切断了他和戈达尔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趟朝圣之旅的意义就是重新和戈达尔建立联系，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最单纯也最为初级的目的，使得因巴赫在纪录片里“自动”连接了自己和戈达尔，他把戈达尔的电影、经典名言和相关的对话、采访、录制节目影像都放了进去，以此形成了“戈达尔影展”的目的，一条朝圣之旅就变成了戈达尔电影的回顾之旅。通过影像让自己和戈达尔建立关系，这是对此前信件来往未达成“见面”目的的弥补，但是也许是因巴赫太急于表达自己和戈达尔的关系，太渴望展示自己受戈达尔的影像，122分钟的电影里塞进了太多的东西，而且这些影像素材是破碎的，在缺乏一条清晰线索的情况下，完全变成了拼贴。
“戈达尔就像一个太阳，只要你离它太近，你就会被它灼伤。如果你忽视它，你就会错过光明。”因巴赫称戈达尔是自己的“电影之神”，片名“Say God Bye”对“Say Goodbye”的变异就是对神化的表达，他的徒步就是要靠自己的双脚抵达神，那些影像资料构成了抵达的阶梯，它们是戈达尔的《电影史》《我的自画像》《阿尔法城》《狂人皮埃罗》《法外之徒》《各自逃生》《悲哀于我》《新浪潮》《向玛丽致敬》《德国玖零》《小电影盛衰记》《斗争在意大利》，它们也有因巴赫自己导演的《快乐是把温柔枪》，但是在戈达尔和因巴赫的影像之间没有建立联系，它们散乱地分布在纪录片里，作为引用，也的确破坏了纪录片整体的结构。2个多小时的纪录片，有大约三分之二强的时间就是在跑马灯似的介绍电影。同时，这些影像也没有和旅途经历联系起来，因巴赫用iphone和35mm的设备拍摄了自己这次的旅途，在几天的徒步中，他和David Charap遇见了垂钓者、看过戈达尔电影的人、骑行者、徒步的游客，他们也经过了树林、村庄、小镇和乡野，他们还拍摄了一起做拉伸操的镜头，但是这些人物、这些景色、这些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都没有和电影、和戈达尔建立任何的关系，旅途也变成了一种浮光掠影，变成了走马观花。
实际上，因巴赫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影像和戈达尔的影像之间建立同构或异构的关系，完全可以将一路遇到的人和事与电影理念、电影创作联系起来，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于是旅行只是旅行，朝圣只是朝圣——甚至连旅行和朝圣的意义都没有出现，它最多只是两个人的“流浪”，虽然因巴赫赋予这次行动最激动人心的意义，它的抵达就是对目标的追寻，但是在这样的叙事中，目的早就失去了意义，在缺少抵达这一终极意义的“流浪”中，叙事是散乱的，记录是随机的，影像是碎片的。而且，同行的David Charap在纪录片中也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他是同行者，他是拍摄者，也仅仅如此，如果David Charap只是幕后的陪伴着，也丝毫不影响整部纪录片表现“朝圣”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2个多小时的铺垫最后换来戈达尔的惊鸿一现，像极了一种行为艺术，只是看见，只是见面，却不带有任何的关系，甚至致敬也最后变成了无处言说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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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后：众·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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