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5-25《20世纪的教训》：让我们向他者敞开
肖像自身就是一种对话，是对出于好心进入他者的灵魂之中的再现，是对人们通过他者的凝视和相互凝视到对方之中而使秘密真相大白式的再现。
——《附录 肖像与对话》
正襟危坐于椅子上，戴着鲜艳的红领带，笔挺的西装，身后是放满了书籍的书架。这是女艺术家朵拉·米滕茨威绘制的伽达默尔肖像画，2002年3月21日在德国海德堡揭幕，海德堡大学和市民代表出席了揭幕仪式，无疑，这是对伽达默尔这位伟大哲学家的一次致敬——就在8天前，102岁的伽达默尔在海德堡逝世。朵拉绘制的这幅肖像画取名为“哲学家自身”，这是对伽达默尔沉思状态的一种描摹，因为沉思就是一种对“哲学家自身”的关照，而在出席了揭幕式并发表了讲话的意大利哲学家里卡尔多·多托利却把“哲学家自身”的这幅肖像命名为一次“对话”。
“我们在这里会看到，肖像作为艺术作品，如何不同于现代复制技术创造的客观再现。”多托利区别了基于摄影术的照片和肖像画的不同，他认为，摄影术是在自身假定中不再是纯粹的技术复制，从而被赋予了某种艺术价值，但是这种艺术价值尽管丰富了它再现的东西，它也依然依赖于再现的那个东西的存在，或者说，照片本质上还是依赖于它的对象或者主体，照片的外观呈现的就是“自身”，“照片并不能超出它描绘之物的存在的新阴影，以便能够继续与投射在主体、他的脸上或某个部位的光做游戏。”但是肖像画作为艺术却不然，它是一种不断改变自身的阐释——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不断变化的阐释并不会削弱真理的需求，而是允许在自我揭示中涌现出更新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朵拉将这幅肖像画命名为“哲学家自身”，既是对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一种呼应，也是对“伽达默尔”自身的一次新阐释。
但是在肖像中，伽达默尔身处在一个只有自身的空间里，“哲学家自身”难道不是像照片一样只是一种再现而无法超出“它描绘之物的存在的新阴影”？的确，这是属于伽达默尔自身的肖像画，书架里的书、坐着的椅子、红领带都是一种再现，但是伽达默尔眉头紧蹙作着沉思状，他并不是转向自身，而是将目光超越出肖像画的画框：他一定是在面对某种东西或某个人，那个东西或人并不在肖像画中，但是他一定在场，一种不在场的在场，于此，便形成了一种对话。多托利就是将肖像画所命名的“哲学家自身”看做是一种对话：一方面，对话就是肖像画绘制所表现的穿透法，它超出了描绘之物的存在制造出新的阴影，从而投射在主体身上完成一次光的“游戏”；另一方面，当我们凝视画作，也是在窥测和穿透中倾听对方，甚至深入到伽达默尔的灵魂深处；在画作本身的穿透法和我们面对完成凝视的穿透之外，当伽达默尔面对一个存在，面对本身就是一种对话，“我们在对话之中传达并完成的就是这种进入。”甚至是伽达默尔自始至终留出了对话的位置，以便我们可以随时完成一种进入的行动，所以“哲学家自身”是一种向他者敞开完成的自身对话，也是在自身的再现中实现向他者敞开的“无蔽状态”，一种对话，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操心，“它主要操心的是允许他者的真实的精神——他的熠熠生辉的真理——出现”——多托利在讲话中感谢朵拉，“这就是我们要感谢这位女艺术家的理由，她把这场对话召唤入这个形象之中，并且把它设置入作品之中。”
肖像建立了对话，对话又进入到作品之中，“我们感谢它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期待，期待能够使伽达默尔时常以对话的姿态、以他的精神出现在我们面前，并继续和我们一起参与对话。”而多托利在伽达默尔去世之前的1999-2000年期间，就和伽达默尔展开了关于“哲学家自身”的对话，这些对话汇集成《20世纪的教训》一书，“一部哲学对话”作为副标题就揭示了对话而进入，进入而行动，行动而操心，操心而揭示真理的过程和意义。但是这部对话的独特意义是对于“20世纪”的一种解读，一方面是在20世纪行将结束时，对这个将逝的100年的回顾，既有作为其基本标志的艺术和科学的进步，也有“令人恐惧的求取毁灭和死亡的意志”，这是矛盾的并存，也是20世纪的一种症候；另一方面，多托利之所以和伽达默尔开展哲学对话，就在于生于1900年的伽达默尔和21世纪同龄，也是一个活过了整个世纪的人，“亲眼看见了它的全部恐怖和全部错误，显然对于任何新的东西都不抱什么希望，除了那个最后的神。”当然更重要的是，多托利和伽达默尔的对话对于20世纪的解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解释学文本，正如伽达默尔在那本近乎吹毛求疵的自传中断言的那样，“一个想要给出定论的解释者，是一个可怜的解释者”。
两位哲学家对于20世纪的对话，是从“有限性”开始的——正如20世纪在时间意义上就构成了一种有限性。伽达默尔回顾了自己和海德格尔的交往以及海德格尔哲学理念对自己的影响，“我记忆犹新的是，海德格尔身上攫夺住我的东西不是形而上学的复活，而是对于形而上学本性的重新思考。”这种思考在伽达默尔那里就是实存问题，而时间和有限性就是它的主题，它成型之后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phronesis，既“实践智慧”。伽达默尔认为，海德格尔提出了共存、良知、操心这些概念，但是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承认他者的存在：共在是作为人的此在的有限模式，却和“你”的基本经验没有关系，只是“让他者存在”，甚至是“忍受某一个他者”；良知也不是他者，而是“朝向发现自身”；操心，也总是一种对他自己的存在的操心状态。伽达默尔在此认为，我们需要把历史主义从它的怀疑论中解放出来，需要在时间性和有限性中建立人的哲学，“从有限性的哲学的立场来看，我们很有可能再次获得历史意识，而不必沦为历史相对主义的牺牲品，确切地说，是在以下这个意义上，即我们承认所有知识的限度，一切知识正好受到它自己的历史处境的限制。”
| 编号：B88·2240306·2069 |
有限性就是我们的“被抛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受到历史的限制，而且我们也受到他者的限制，有限性哲学就是让我们在他者的制约中建立我们与他者的关联，“唯一一条不屈服于我们的有限性的道路是，让我们自己向他者敞开，倾听站在我们面前的‘你’。”有限性的制约就是打开了对话的可能，而对话就是要向他者敞开，不是为了“朝向发现自身”的良知，而是在向他者的敞开中建立伦理关联。伽达默尔向他者敞开其实是消弭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的割裂状态，将形而上学拉回到伦理问题之中——无论是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还是道德哲学的善的概念，都是自身向他者敞开建立的伦理行动，是一种“彼岸之物”——彼岸之物就是对于存在的超越。
自身向他者敞开，对存在的超越，伽达默尔归结为一点，所有这一切就是因为“差异”，这不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规则，就是行动本身，这种行动就是对话，“我们不断地生活在对话之中，甚至可以说，我们就是一场活生生的对话……”所以在这里，伽达默尔提出了一个观点，对话是一种修辞学，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说服的技艺的练习的修辞学，“修辞学首先想要说服我们相信真理，但却不能证明它——差别就在这里。”修辞学的目的不是硬塞给他人意义，否则它就是智者的诡辩，而是要说服什么是真的，“却不能证明它”——因为真理从来不是为了证明，不是依赖于对某物的证明，所以修辞学指向真理就在于“让真实的东西显现和暴露出来”，而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对话，也是hronesis（实践智慧）和智慧的问题。
伽达默尔引入了差异，引入了他者，就是为了阐述实践哲学，“只要我们拥有注意到我和你之间的区别的这种意识，那么，我们就拥有实践智慧。”当这种意识变成行动，它就是对话，所以在伽达默尔看来，修辞学是起点，而全部的伦理学就是修辞学。但是，在伽达默尔和多托利的对话中，“差异”就显现出来了：多托利认为伦理学和修辞学并不是同一种东西，多托利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出发认为，修辞学有不同的应用领域，一个是对话，其次是集会地点、全民投票，最后是法庭，他认为这三种情况，修辞学都是从自身出发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我总是为我自己的利益发言，我总是想要说服他人相信符合我的利益的东西。”对此伽达默尔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观念，修辞学的本质就是对话，它既为了教会一个人如何发表或组织一场对话，它也是为了在对话中使得真正的理解和真实的交流成为可能，而不管是对话本身还是对话起到的理解，都延伸出了同情、交流和尊重，最高的对话就是尊重，所以修辞学就是伦理学，“置身于整个修辞学背后的东西不是权力，就像你已经预设的那样，而是逐渐达到一种理解和真理。”
对他者敞开，修辞学就是伦理学，这是基于差异而建立对话的意义。在这里，伽达默尔还阐述了对话在现实中的意义，他认为不同世界宗教之间更应该进行对话，对话就是为了导向互相容忍和互相尊重，这就是宽容，“欧洲文明的真正基础和它伟大的文化遗产正存在于这种宽容之中。”伽达默尔否认对话会导致同一性，同一性会消除差异，而是在接受中可以被凝聚，“因为我们拥有一种奠基性的信念，坚信我们自己的同一性不会在这种相互对话中遭到贬低，也不会绝对地支配他者。相反，它能够充任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基础。而从根本上能把社会紧紧凝聚在一起的东西，就是这种对话本身。”同样，在对海德格尔“最后的神”的阐述中，伽达默尔也强调了对话。多托利提到海德格尔在生命的最后日子说出了一句话：“尼采毁了我”，而且是反反复复说起，对于此，伽达默尔闻所未闻，他疑惑地问多托利，“他崩溃了吗？他完全困囿于尼采的思想而不能自拔吗？我们对此能够说什么呢？”伽达默尔的理解是，也许在最后时刻海德格尔才意识到把尼采看成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是错误的，当多托利将其看做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最后的神”，伽达默尔认为，这最后的神是一个“新神”，因为他记得海德格尔曾经对他说过：“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抵达了一个新的方向——人类赢得了一种新型的团结。”
“新型的团结”是海德格尔经历了历史的那些风波之后，最后和现实世界对话的体现，伽达默尔将其看做是“新神”，更是基于德国出现过的神学“帝国主义”而言的，他提出的警告说：“在神学变成一个国家内部的教会帝国主义的工具时，不要滥用神学的学说。这种罪责并不取决于神学自身，而是取决于神学对某种学说的屈从，取决于与屈从教会权力相伴而生的那种宗教情感。”当多托利问他“什么是宗教情感”时，伽达默尔说：“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许它是一种希望。或者，毋宁说，它是一个在我们的共同理解中把我们联合起来的任务。”这种联合就是一种对话，就是一种修辞学，更是一种伦理学。
伽达默尔和形而上学对话，和修辞学对话，和伦理学对话，和神学对话，当然，站在20世纪的末端，也和同样在有限性中的多托利对话，但是很明显，两者的对话并不在一种完全平等的状态中，多托利在对话的措辞上更多是一种对前辈的仰视，正是这种仰视的态度，使得这部哲学的对话变成了“采访”，在回顾了和伽达默尔30年的交往后，多托利说：“我想擅自从自传性的序曲开始这本书，将这一序曲充作这些采访主题的开场白。”因为是采访，所以提问的是多托利回答的是伽达默尔，问和答并非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对话。同时，由于采访被分割成不同的内容，所以主题总是会出现断裂，阐述总是蜻蜓点水，它缺少连贯性和整体性。但是毕竟对话已经展开，他者已经进入，“哲学家自身”已经向他者敞开，而这个他者就是阅读一本书或者20世纪乃至更长有限性时间的读者，所以对话在另一个层面上被展开了：
我们邀请读者在时代的精神境况中和我们一起踏上旅程，无论如何，我们没有把这一旅程理解为一趟回乡之旅，而是把它理解为对一种哲学之前提的重新确定，这种哲学参与一种负责任的、与它的时代及其挑战的和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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