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5-25《聋哑剧院之夜》：每个人都在观众席上
我是聋子
我没有
国家但是我有一个浴缸一个婴儿和一张婚床！
——《孩子睡觉时，索妮亚光着身子》
“有”的存在，是一个浴缸，一个婴儿和一张婚床，它们指向的是家庭、生活和爱：在浴室里，“我看着你在淋浴中闪闪发光”，裸露的世界是纯洁的；孩子降生，体重只有六磅，但是四月的孩子就像“小小的地球/六磅重”，父母会付出所有的努力伴他成长；婚床是爱情的见证，它是安静的，它是幸福的，它是庇护所。但是这些“有”的存在，却在“没有”中纷纷坍塌，因为，“我是聋子”，因为我们在演出木偶剧，因为这个世界是一场战争。
没有和有，就在卡明斯基的《聋哑剧院之夜》中上演，而它根本不是一次演出，而是现实，是机器制造战争杀死生命的现实：国家，是战争的机器；军队，是国家的机器；聋子，是失去了听力的机器，一种机器毁灭了另一种机器，就是战争消灭了人的生命——但是当光着身子的索妮亚对着已经入睡的孩子说出没有和有，不是一种无奈，不是一种沉默，而是对自由幸福的争取，而是对个体生存的抗争：索妮亚把孩子放在钢琴顶盖上，并弹起一曲无人听过的催眠曲。“我的白发会保持/你的睡眠充足……”但是这样一种在音乐中生活早已经无情地被机器碾碎，似乎每个人都在失去了音乐中成为了聋子，成为了没有国家的存在，因为，“我们幸福地生活在战争中”——房屋被炮轰，灾难在发生，这是一个“伟大的金钱国家”，当战争变成一种“幸福”，悖论的世界就是每个人的苦难。
这是一个发生在瓦森卡镇的故事，这是一个和木偶剧团有关的故事，这是一个和杀戮有关的故事：在中央广场上，阿方索和索妮亚夫妇进行着木偶戏中的钢琴演奏，镇上的居民们爬上了树，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这是“我们”喜欢听的音乐。但是，“我们的国家是舞台”，因为官方禁止一切公众集会，军队的吉普车驶入了广场，“立刻解散！”他们发布命令，他们开始清场，他们甚至已经准备好了杀人的武器—：当聋少年彼佳打了一个喷嚏，中士木偶便尖叫着到了下来，枪声响起，彼佳倒下，他被枪杀了。这是怎样的暴力？这是什么样的国家和军队？一个聋少年，一个打了喷嚏的聋少年，一个观看木偶戏的聋少年，却在广场上被活活打死——聋子，是听不到命令的，聋子却可以观看自己喜欢的木偶戏，而聋子成为了国家暴力下倒下的一个木偶。
“我们听不见的声音使海鸥从水面上嗖嗖飞起。”那一刻，每个人都成为了和彼佳一样的聋子，他们站在一起，将彼佳的诗体围了起来，隔开了那些拿着武器的士兵。索妮亚亲吻他的额头，“她哭喊有一个洞/在天空中撕开”，张开的嘴里是“整个国家的/赤裸”，然后捡起他的眼镜，“像两枚硬币一样闪光”，之后则躺了下来，“在路中间打盹的小雪人旁边。”木偶剧团的加莉亚妈妈在兵营大门口写下“没人听你们”，“以彼佳的名义，我们拒绝。”阿方索也担起了责任，“我在跑等等以我的腿和手等等我沿着瓦森卡街道跑等等——”第一次看见在一根火柴上燃起烈焰……
但是，彼佳之死并没有结束暴力，在“聋”开始的这场起义中，军队还以颜色甚至变本加厉，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开始进行拘捕，他们要把所有人都变成木偶，“宵禁之后，被抓捕的家庭在他们的窗外悬挂起家制木偶。街道空无一人，只有弓弦的刮擦声，和那紧贴着墙壁的木头拳头和脚跟的‘砰砰’声。”索妮亚的哭喊有什么用？加莉亚妈妈写下的粉笔字有什么用？阿方索的奔跑以及“舌头上的羽毛”有什么用？因为他们要把所有人都变成木偶，变成聋子，就像彼佳一样，“在城镇的耳朵里，雪花飞扬。”在这样的高压下，终于索妮亚站了起来，她将一个手势高高举过头顶：“人民是聋子。”这是无声的抗议，却是最大声的宣战！
| 编号：S55·2240205·2061 |
但是悲剧以更快的速度降临：彼佳死了，发出“人民是聋子”抗议的索妮亚也被他们抓走了，就在镇上的广场，巡逻车把她推了进去，“在这大街上，耳聋是我们唯一的路障。”阿方索寻找，但是噩耗传来，大街上的布告说明了一切，“聋是一种接触性传染疾病。为了你们自己的安全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內将受污染区域的所有主体隔离！”聋少年彼佳死了，索妮亚被抓走了，留下的是出生没有几天的孩子阿努什卡，是寻找妻子的阿方索，之后是更大的噩耗：索妮亚被他们剥光了衣服，然后作出“我拒绝逮捕”的她被枪杀。阿方索的怀中是孩子，公寓的地板上还留着索妮亚的靴子留下的脏雪，于是他“跳上那个士兵，拥抱他，一刀刺进肺”，最后，“阿方索被吊在一根绳索上。尿液使他的裤子变暗。//他的手的木偶在跳舞。”
从彼佳在广场上遭到枪杀，到索妮亚被拘捕被枪杀，再到阿方索杀死士兵又被吊死，三种死亡发生，而所有这些死亡都是聋子之死。聋是听不见声音的聋，所以国家的命令、警笛在他们之外，这是一种拒绝；聋是一种疾病，聋是一种障碍，聋也被称为是一种麻木，“在上帝的审判中，我们会问：为什么你允许这些？/而回答会是一个回声：为什么你允许这些？”问和答都是一样的，这里没有救赎的上帝，只有重复的聋子；聋也成为了“我们”的方法，在一个个人倒下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目击者，都是证人，“在如此充沛的阳光下——/我们每个人都在/证人席上”，但是当阿方索被带走的时候，没有人站起来，“我们的沉默为我们站起来。”聋子存在，聋子死去，聋子沉默，聋子无声，在死亡发生的时候，“颂悼文”利讲出了聋子的灾难，“他演奏的手风琴在那个国家走了调，在那里/唯一的乐器是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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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明斯基：沉默是倾听的发明 |
国家走了调，所以每个人听到都都为了聋子，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巨大灾难，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挽歌”响起，“六个词，/主：//请让/我的歌舌//容易些。”挽歌是一曲死亡的挽歌，也是送给这个制造暴力和死亡的国家机器的挽歌：不再是聋子，要用自己的舌头说出自己的话，不仅要讲述巨大的灾难，还要用聋哑为这场灾难作证，因为真正的聋恰恰是一种态度，“没有什么保护，只有彼此的耳朵。”这种态度就是沉默，“什么是沉默？我们之内某种天空的东西。”沉默却又不是妥协、退让和害怕，“聋子不相信沉默。沉默是倾听的发明。”沉默就是一次爆发，沉默就是一种诘问，沉默就是一次行动：彼佳死了，沉默中应该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是一个孩子？/两场炮击之间的寂静？”阿方索被吊死了，沉默中发出的疑问是：“什么是一个男人？/两场炮击之间的寂静？”女人死了，沉默发出的抗议是：“什么是一个女人？两场炮击之间的寂静？”
孩子，男人和女人，沉默的孩子，沉默的男人和沉默的女人，他们都夹在“两场炮击之间”，他们的死都像是国家没有发生什么的“寂静”，但是沉默就是“某种天空的东西”，是主允许的挽歌，是歌舌唱起的歌——沉默是倾听的发明，它从不听见变成了看见，那就是木偶剧团和每个人所用的手势：手势是双手的手指相触的“城镇”，它是遮风挡雨的存在；手势是两手交叉的“城镇观看”，不是用眼睛，而是两个手指组成的耳朵；手势是“军队护送”的符号，是“隐藏”的暗语，是“火柴”的表达，我们有耳朵却听不见，但是我们有双手可以用手势说话，——“没有”和“有”的选择就是我们的态度，就是“聋哑剧院之夜”的战斗。
如果第一幕是关于阿方索和索妮亚一个家庭的故事，那么第二幕则从加莉亚妈妈的故事开始变成了镇上的“我们”的故事：它以双手摊开和合拢的手势开启了更大范围的“沉默”，开始了更多群体的“倾听”。五十三岁的加莉亚妈妈骑着自行车将空牛奶瓶对准了安全检查站，“让绷紧的法律松懈。”这个被称为“国家最幸运的女人”倚着大街上潮湿的墙壁大喊：“耳聋不是病！是性姿态！”这是她发出的第一次抗议；在阿方索的尸体还挂在检查站绳索上的时候，她救走了还在哭闹的阿努什卡；她让木偶剧团演出，木偶演员用一次演出拖走了士兵伊万诺夫的尸体——因为杀死了一个士兵，他们也面临着灾难，士兵们拘捕了特德纳大街上的每个女人，军队每天早晨炸毁一家新的商店，“所有街道都空了。”甚至，士兵们在勒尔纳街开枪射杀了五十个女人。而为了保护阿努什卡，加莉亚妈妈也失去了生命，“那里有太多的尸体，/活人不够——”
“我们”的故事里有加莉亚妈妈，有镇上的男人和女人，有聋哑剧团的演员，但是当最后变成“太多的尸体”的时候，是不是又是一次沉默？“在大雪飘旋的街上，我站起来像根旗杆//没有旗帜。”这就是现实，尸体太多，也意味着“耳朵过多，没有人去拥有”，甚至，“我们仍然坐在观众席上。沉默，/就像错过了我们的子弹，/旋转着——”这是一种无奈？这是另一种沉默？在这里，“聋哑剧院之夜”的第一幕和第二幕都和死亡有关，当死亡发生，一切的抗争都是个体的，都是偶发的，都是“一个孩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质问，或者说，他们的死亡和抗争也都是剧院里的木偶戏而已，所以旗杆上会没有旗帜，所以耳朵过多没有人拥有，所以法律会松懈但是权力又将它绷紧，所以每个人只在观众席上——在这里，卡明斯基无疑将真正的灾难指向了国家和国家机器，从序曲的《我们幸福地生活在战争中》到尾声《在和平时期》，都是带着讥讽的口气，战争从来不是一种幸福，生活也没有任何的和平：警察可以向男人开枪，警察可以射杀男孩，“我们在他张开的嘴里看到/整个国家的/赤裸。”而对于这样的国家，我们也只有在观看中沉默，也只有装作耳聋什么也听不见，“这是在和平时期。/我听不到枪声，/但是看到鸟儿哗啦啦飞过郊区的后院。”
战争带来幸福，枪声制造和平，这就是卡明斯基真正在叙事诗中批判的“国家”，这个四岁失聪的诗人也终于选择另一种方式让沉默说话：他离开了自己出生的国家，他在观众席上观看，他导演了“聋哑剧院之夜”，他让每个人首先学会倾听，“聋子不相信沉默。沉默是倾听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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