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5《狂怒》：整个国家都看到我死了
他因为被抢劫而到警察局报案，结果自己成了嫌疑犯；他因为被关进去接受审讯，结果变成了罪犯；他想要用法律来惩戒那些人，结果却放弃了复仇——当乔·威尔逊经历了这场莫名的暴乱，当自己差点成了法律缺失和私刑的牺牲品，为什么最后反而选择了放弃？当“为自己而来”而取消了对22个人的审判，是不是意味着在未婚妻口中所说的“傲慢的人”变成了妥协的人？是不是自己甘愿选择一种身份的错位？
因为错位，似乎处处是反转，而反转的核心是：“狂怒”到底是如何产生的？狂怒其实包含两部分内容：一种是当地小镇上的人对于罪犯的狂怒，另一种则是乔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甚至被暴力推向一种死亡之后想要复仇的狂怒。但是不管是那种狂怒，都是对于正常秩序缺失的一种应激反应。而这种应急反应出现更是一种缺失：当乔买了车在和未婚妻凯瑟琳分别一年后希望重聚，却在半路上遇到了劫匪，于是乔到警察局报案，但是警察局却认为乔同样存在着嫌疑：因为报纸上说到最近的抢劫案件，似乎和他有关，而且他身上搜出来的5美元正好和失窃的钱财号码一致，虽然还没有正式定案，但是乔却被关了进去。
仅仅是一种怀疑，而且是巧合式的怀疑：一个真正是抢劫犯的人怎么可能自投罗网进入警察局？怎么可能身上还放着和劫案有关的五美元？这里的缺失不仅是作为警长在法律程序上的缺失，甚至是一种逻辑判断上的缺失。而正是从这种缺失开始，乔便陷入到了这两种狂怒中。在被羁押之前，他被带到理发店刮了胡子，但是当理发店的赫克托听说他是抢劫嫌犯时，自然认定了他就是罪犯，这一种错位源于这样一种观念：“只有罪犯才会进监狱。”于是赫克托打电话给妻子，说起警察局抓到了一个罪犯，于是妻子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人，如此一传十十传百，乔变成了真正的罪犯，于是，镇上的人要和这个罪犯见面，甚至要用私刑将他杀死。
这个过程似乎是一种被积蓄了许久的压抑爆发出来，人们聚在一起，冲上街头，来到警察局，和警察局长对峙，起先是想要和罪犯见面，当警察局长阻止他们希望他们冷静，一个鸡蛋砸到了警察局长的头上，于是演变成了混乱，人群撞破了警察局大门，冲入禁区，在警察用催泪弹进行疏散时，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冲突，警长被打昏，警局的设施和文件被破坏，当他们无法拿到打开乔所在牢房的钥匙时，大家开始火烧监狱，结果警察局毁于一旦。在这种暴乱中，大火并没有烧死乔，他通过下水道逃了出来，然后隐藏起来，当这场暴乱开始进行庭审时，乔通过电台得到最新情况，在他的内心深处，希望这些纵火者全部被送上绞刑架，“整个国家都看到我死了”，所以，“整个过国家都要看着这场审判”，“我要复仇，要把22个人都送上绞刑架。”
群众的狂怒，乔的狂怒，成为两种形式上的狂怒，但是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要置他人于死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仇恨？乔被怀疑本身是缺失的表现，而镇上的人把关进监狱的人视为罪犯，也是一种缺失，这种缺失不仅仅是对于法律知识的无知，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小镇，他们似乎并没有在法律的合理保护之下。赫克托在给乔刮胡子的时候，说起绑匪是义愤填膺，甚至就直接展示了作为暴力的一方面：他模拟着手上的刮胡刀，说自己总有一种冲动，要割断顾客的脖子。锋利的刀子在他手上，无疑在潜意识里他已经将它从服务的工具变成了杀人的武器，只有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杀人冲动，可想，在这个小镇上，出现了多少冤假错案？
| 导演: 弗里茨·朗 |
正像警长所说：“愤怒的人是不会拥护法律秩序的。”当警长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在证明自己作为法律的维护者，作为秩序的制定者，存在着多么严重的失职行为，乔被怀疑就是一个例子，警察不去维护报案人的利益，不去追查真正的劫匪，反而怀疑他，甚至将他关押起来。而且在暴乱发生之后，警长尽管劝导人们要理智，但是他只是想凭借自己的权力为维护秩序，在一个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权威的社会中，他也反而变成了暴民们袭击的对象。而当法庭开始庭审时，当问及参与暴乱的人是谁时，他反而说自己不记得了，甚至说可能是镇外的人干的，这无疑也是一种逃避。
当暴民们冲进警察局焚烧监狱，将不是罪犯的人置于死地，他们是疯狂的，是无理性的，甚至是丧心病狂的，在混乱的局面中，在熊熊大火里，弗里茨·朗给了他们一张张特写的脸，疯狂而扭曲，正如他们的心灵一样，已经完全沉浸在狂怒的浪潮里，有妇人甚至抱着孩子参与进来，这对于他们来说仿佛变成了狂欢。而对于完全无辜的乔来说，当他从地下通道脱身，无疑深受了生理和心理的巨大创伤，要将他们绳之以法成为他最迫切的愿望，当他来到朋友查理和汤米的房间里说起自己的逃亡，他的脸也是疯狂而扭曲的；当他在广播里听到律师对22人的指控时，他是兴奋的，在他看来，对于这场“疯狂的报复行为”，唯一需要采取的态度就是一种：更疯狂的报复。
但是在这场复仇之战中，在狂怒行为中，只有一个人似乎是例外，她就是乔的未婚妻凯瑟琳，作为一个憧憬着爱情向往着婚姻的女人，她看起来是感性的代表，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和乔在一起。但是当一年的等待最后换来的是这场暴乱，在远处看见熊熊燃烧的大火的她，昏死在现场。但是当她醒来，最希望得到的消息是乔怎么了？在庭审中她出庭作证，但是没有乔那种对制造暴乱的人的愤懑，她的回忆里更多是对乔被大火围困时的痛苦，是失去了乔的悲伤，而那枚作为庭审证据的戒指中，她更是看到了他们美好的过和生活被打破的无奈。但是当她从查理穿着的外套中看见自己用蓝线为乔缝制的补丁，看到查理从口袋里摸出乔最喜欢的花生米，她预感到在现场没有发尸体的乔可能还活着。终于，她闯入了查理和汤米的房间，看到了自己思念的爱人，所以她劝解乔的那句话是：“我理解你的感受，我想我们能在一起。”但是乔的态度很明确：“我要复仇！”
《狂怒》电影海报
复仇成为他唯一的目的，在理智与情感的抉择中，凯瑟琳和乔代表着两种态度，但是最后的乔却选择了和凯瑟琳在一起，他一个人喝酒，一个人走在夜晚的街上，看到了他们一年前分别时那家婚庆店，想起了凯瑟琳在他耳边说过的悄悄话，终于他一个人跑回去，看到房间里空空如也，他喊出了一句：“不要丢下我！”也正是对于这种情感的维护，正是从复仇变成了和解，他才在最后庭审中出现：他走向法官，对他说：挽救这22个人的生命不是我的目的，为了维护法律的正义也不是我的想法，我只为自己而来。于是在转身中，看到了眼里含着泪水的凯瑟琳，最终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最后的审判变成了对于这场化解矛盾而在一起的爱情的见证。
乔为什么要放弃复仇？一方面他的确没有被活活烧死，如果没有找到尸体，就证明控告是无效的，他只不过是受到了伤害，还不至于让22个人全部被判死刑；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需要的是凯瑟琳的爱，需要的是在一起的生活，也就是说，凯瑟琳才是他的未来。这是一种私人目的的体现，而实际上，当乔放弃了对他们复仇，也就意味着他放弃了在自己这边的私刑，如果他以隐藏的方式看见他们全部被判死刑，完成了复仇，而这样的复仇和暴民们将他置于死地又有何区别？所以可以理解乔不是逃避，也不是妥协，而是真正发现了自己需要的生活：在法律不健全，在秩序不合理的世界里，也许只有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未来，才是一个人需要追求的。
但是这里的一种矛盾是：在没有法律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私人生活如何走向幸福？就像他奋斗了一年可以和凯瑟琳在一起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抢劫案毁了这一切，如果不是他巧合从下水道逃出来，如何能有最后庭审现场的拥抱？如何会有新的生活？即使两个人最终在一起了，类似的乌龙事件以及暴民审判的例子还可能发生，也许下一次受到伤害的不止乔一个人。那么，这样一种和解是不是反而变成了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实际上，乔最后的命运体现的矛盾性甚至产生的质疑，是因为弗里茨·朗将这个问题放置在了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体系里，甚至只是表明了一种自己的态度：当他经历了纳粹暴政，从德国来到美国拍摄电影，他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拯救自己的生活，放弃以暴制暴的狂怒，也许会带来一种内心的平静。
正是这种自我写照的诉求，所以整部电影完全变成了“狂怒”本身，在情节设置上缺少必要的逻辑性：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都是猝然而至的：乔和凯瑟琳为什么分手在不同的城市工作？乔为什么能在一年里拥有一辆汽车？那些小镇上的人为什么会对罪犯如此仇恨？乔怎么可能简单地通过下水道逃脱？仅仅是一个人感到寂寞便想通了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当他出现在庭审法庭上是不是真的意味着对那些暴徒的赦免？似乎是为狂怒而狂怒，又为不狂怒而不狂怒——处处体现着目的论，到最后整部电影的起承转合都缺少严密性，当然，在这样一种看起来妥协实质上一种拯救的结尾，也像极了某种东西的缺失：暴民现象从何产生？又如何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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