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08《上帝的国度》：魔鬼摧残着我的财富
对着镜头，米尼有些难过，最后他终于说到：“农场主已经很沮丧了……”话音没有结束，镜头却诡异地被切掉了，米尼的话，以及这个叫哥兰哥的小镇，都在被切割而终止的画面中变成了省略号。
这当然不是路易·马勒的叙事手法，切割仅仅是资源本身的问题，一部95分钟的纪录片最后只剩下了90分钟，5分钟的影像便在这切割中成为了永远的未知——路易·马勒的固有时间被切断，似乎在某种隐喻意义上变成了“上帝的国度”的毁灭：在米尼说出“沮丧”之前，是农场主泰文抱怨总统的农业政策影响了农场的利益；在泰文抱怨之前，是德克将要破产的现实，他的两个儿子再也不能依靠农场，他们只能选择去当医生；在德克之前，有三个孩子的吉姆更是被推向了失望的边缘，牛奶的销售出现了问题，他希望孩子们长大之后去找其他工作，“我看不到未来。”他说……
这是1985年8月17日的哥兰哥，路易·马勒时隔6年之后再次来到这个距离尼阿波利斯60公里的小镇，他去看望了律师朋友比尼基和贝德哥，汤米和马克婚姻已经走过了六年，森姆还在进行人工授精，虽然有了帮手，每天给7000头奶牛人工授精已经很累了，而且计划在35岁结婚的他，已经过了那个年龄，却还是单身，“机会不再出现了。”在路易·马勒的镜头下，这个小镇的外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人们的生活看上去也没有大的变化，他们和六年前的工作也变动不大，但是当吉姆说“看不到未来”，当德克让孩子们去当医生，当泰文抱怨国家政策，当米尼陷入到沮丧的世界中，6年后的回访是不是对于这个“上帝的国度”的质疑？
六年前和六年后，似乎只有一个人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除了年纪。91岁的妇人还是很惬意地整理着她的花草，还是享受着除草、施肥的农村生活，脸上也还是富足的微笑——她似乎还生活在“上帝的国度”里，而路易·马勒对上帝的国度的叙述就是从这位老人开始的。六年前，身为法国导演的路易·马勒受到美国PBS电视台邀请，来到哥兰哥拍摄纪录片，书写了一个法国人眼中的“美国农村游记”，出现在他的纪录片中的第一个人物便是这位妇人，她说自己的姐妹住在城里，她们也邀请她去城市，但是她拒绝了，因为她觉得自己在这里能找到生活的乐趣，没有丈夫，也没有其他亲人，她就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和这些花草为伴，当说及这样的生活时，她定义这个小镇就是“上帝的国度”：“上帝照顾着这个花园，魔鬼才会摧残我的财富。”
| 导演: 路易·马勒 |
因为快乐，因为富足，因为惬意，她把自己的花园看成是因为上帝在照顾，但是很明显，她也定义了一种对立，上帝带来美好，而魔鬼却可能带来邪恶。以妇人的这句定义开始，路易·马勒开始了乡村游，在他的镜头下，这个小镇展示着它宁静、单纯和和谐的一幕：街头的音乐会上，人们载歌载舞，力量游戏更是让人们得到快乐；教堂的弥散之后，主席和所有人亲切握手，虽然镇上的离婚率有些上升，但是他说：“我们现在不处于人为的生活中。”瑟科斯芭黛是棒球队的成员，她指挥着球友们，无论是获胜的一方还是战败的一方，都在这运动中体会着激情，她们每天有6场比赛；这里有1935年就建立的银行，卖了28年啤酒的老板开了一家餐馆，1869年开设的药店，现在已经传到了第三代……
这里的生活是平静的，六年后再次进入路易·马克镜头里的那些人，在“上帝的国度”里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拜仁拜伦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的父亲就是有着40公顷农场的农场主，拜仁拜伦也成为父亲的助手，那辆大型拖拉机的轮胎都比拜仁拜伦高，但是他却熟练地坐上了拖拉机，而且还启动了它，在田地里开始了劳作；吉姆已经结婚，而且有了三个孩子，他也管理着自己的农场，18岁和他结婚的妻子也是他最得力的助手，这个曾经梦想着成为空姐的女人，在农场里生活、养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似乎也不觉得是一种遗憾；森姆是镇上剧团的演员，有5个孩子的米丽特为剧团写剧本，镇上很多人和森姆一样，业余演出，而森姆的另一份工作便是给奶牛人工受精，“我爱生活”的他现在暂时还不考虑结婚，他计划等到35岁找一个妻子……
《上帝的国度》电影海报
这些都是小镇人们的日常生活，看上去人们似乎没有了理想，看上去他们甘于平庸，但这或者就是生活的本质，而这种原生态就是“上帝的国度”该有的样子。但是，为什么路易·马勒在六年之后重返会捕捉到人们的遗憾、抱怨和不解？为什么宁静、和谐和单纯的生活会一步步失去？也就是说，除草的老人所说的“魔鬼”为什么会戳破“发展主义”的神话？是时间改变了这一切，而时间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其实，路易·马勒在描绘这个“上帝的国度”时，镜头里并不是都是“农事诗”，相反，“上帝的国度”里隐含着许多的矛盾，它们或许是六年后生活发生改变的潜在原因。
这个80%的移民来自德国、其次是波兰的小镇，本身就存在着文化融合的需求，但是当路易·马勒问及他们对黑人的态度时，很多人避开了这个话题，吉姆很委婉地说：“这里不适合他们，人们对他们有偏见。”什么样的偏见，吉姆没有细说，吉姆把这种“偏见”放在了他们身上，而这个“他们”何尝不是自己？吉姆还说起自己的哥哥1968年参军，而他说到人们的话题中总是说起越南人，当“越南人”成为一个日常话题，对于小镇来说，“越战”似乎也成为了记忆中无法消除的阴影。当然小镇还有很多社会问题，一起在剧团里演出的马克·琼是一个会计，她说自己18岁就离开曾经的故乡来到这里，现在和格斯住在一起，有两份工作。路易·马勒对她进行了采访，马克回忆自己曾经和一个男人在一起，但是被抛弃了，那时还怀孕了，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让她去神父那里，他们指控医生就是因为不能流产，后来孩子出生了，但是马克无力抚养将他寄样到了别处，面对这段感情，面对在没见面的孩子，马克显然还是有些忧伤，她说：“我如果结婚，希望是爱情而不是需要。”马克经历的感情问题，背后凸显的是社会问题，但是面带微笑的马克似乎将这些问题藏了起来。如果说这是一种隐秘的处理方法，那么老人的儿子巴克德入狱则是一种显性的问题呈现，巴克德喜欢音乐，组建了乐队，但是前几年因为“盗窃撬锁”被定罪，似乎这一罪名不是关键，他的母亲说他“毁坏了手册”，即使被定罪也支持他——“毁坏手册”是不是一种政治性的反对？
主席说现在镇上离婚率不断上升，警察局的人说现在他们六个人主要的工作便是针对毒品，以及他们对黑人的偏见，时常讨论越战，因为“毁坏手册”而入狱，因为非法怀孕而控告一生……这些都成为解锁小镇的隐性密码，六年前的路易·马勒并非是认真地记录下来，但是这些只言片语却成为六年后解读小镇命运的钥匙，甚至“我看不到未来”的疑惑在六年前就变成了“坟墓”式的存在：在那个养老机构里，老人格伦瓦的妻子已经逝世，孩子都在外面，他一个人步履蹒跚地走向那座房子，路易·马勒问他去哪，他说去坟墓，的确，那里的老人都坐在轮椅上，他们面容已经苍老，他们的双脚不变，他们的目光呆滞，他们曾经在这里生活，他们感受过它的美好和宁静，他们见证了这里的衰败，而面对不可阻挡的时间，他们也只能从这个“上帝的国度”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点，或者六年之前，他们就对自己说过：“我看不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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