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13《两地书》：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

只是我太安闲，你途中太辛苦了，共患难的人，有时也不能共享一样的境遇，奈何！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四日

他已经坐上了前往北平的火车，她还留在上海，一面是奔波，一边是不安，一边是动的变化，一边是静的想念，在北平和上海构筑的两点一线中，他们通过书信表达对彼此的思念之情，在分离的时日中书写着“两地书”。

“今天是我们到上海后，你出门去了的第一天”，一九二九年，鲁迅和许广平同居已经两年，当第一次分别，虽然鲁迅北上探望母亲，两个人的分离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但是彼此从分手的第一天开始就相思成灾。五月十四日，许广平就给鲁迅写信，在下午六点半动笔的时候，鲁迅乘坐的火车刚驶离半个小时，她想知道一个人在车上的鲁迅会干什么，“一本德文法不能整天捧在手里看，放下的时候就会空想。”于是她主动告知鲁迅在离开之后自己做了什么，后来她根据火车时刻表推测鲁迅已经过了崮山，快到济南了，离自己越来越远，一方面希望鲁迅快些到北京，免得自己心中挂念，因为听说江汉路不大通，“你到后，在回来之前，倘闻交通不便，千万不要冒险走，只要你平安的住着，我也可以稍慰的。”另一方面也希望得到鲁迅的一点音讯，一个人在外奔波，另一个人在上海等待回来，所以发出了“共患难的人，有时也不能共享一样的境遇”的感叹。

十五日寄出书信之后，十五日许广平又给鲁迅写信，“但这两天天快亮时都醒，这是你要睡的时候，所以我仍照常的醒来，宛如你在旁豫备着要睡，又明知你是离开了，这古怪的心情，教我如何描写得出来呢？”一个是醒了，一个是要睡了，睡和醒也隔开了两人；一天之后，许广平再给鲁迅写信，只是这一次她接到了鲁迅发来的电报，“阅电后非常快慰，虽然明知道是必到的，但愈是如此就愈加等待，这真是奇怪。”五月十七日，抵达了北平的鲁迅给许广平写信，告诉她母亲问起她为什么不同行，鲁迅告诉母亲孩子的事，“昨天才告诉她火车震动，不宜于孩子的事，她很高兴，说，我想也应该有了，因为这屋子里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了。”也告诉许广平自己的身体，并且希望许广平自己要保养好。

在半个月的通信中，鲁迅看望了母亲，处理了一些事物，“这里的空气真是沉静，和上海的烦扰险恶，大不相同，所以我是平安的。”许广平虽然时常告知“为念。不尽欲言”，但还是无法抑制自己的相思之情，“你近来比初到时安静些么？你千万要想起我所希望的意思，自己好好地。”鲁迅告诉她六月三日将动身，估计八日或九日回到上海，也可能走海道回来要迟几天，“总之，我当择最妥当的方法办理，你可以放心。”许广平却希望多陪母亲几天，“最好多同她谈谈，玩玩，使她欢喜。”但实际上两个人渴望在一起的心早就跃然纸上。

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是两个人最后分别的一段时间，短短半个月时间，他称她是H.M.D、D.H、D.H.M、D.L.ETD.H.M、D.S等，她称他则是B.EL、EL.DEAR，缩写中的字母和比喻其实已经将“两地书”完全变成了私信，期间他们也谈到了上海和北京的时局，但是明显和前两期的“两地书”不同，书信对于他们来说，更是私人感情的一种延续，也正是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的转变，使书信成为一种私人情感寄托，反而能显出真实、鲜活、立体的一面——虽然里面的确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辞也不讲究，信笔写来，是最贴近生活的，这或许就是鲁迅在编辑出版《两地书》时所说的，“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那么，我想，恐怕是因为他的平凡罢。”平凡而真实，私密而公开，两个爱人之间又相识到相知，再走到一起面对舆论，的确需要这一种平凡来面对矫情。鲁迅想要把平凡的经历记下来，是需要进行一些选择的，尤其是私密的信件，其中很多只属于寄信人和收信人之间单一的交流，尤其是和许广平之间的这种通信方式，自然会有很多两个人之间的卿卿我我，所以很明显，鲁迅出版“两地书”是要把书信当成是一种可公开的文本，不管是其中关于时事的观点，本身的情况，还是饭菜的好坏，天气的阴晴，都需要编辑，于是改了一些信中的人名，“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于是“紧要的地方”故意写得含糊些，因为明白的话是会被“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随意检查的；但是却还保留了平凡的特色，鲁迅认为“两地书”的真正意义是一种纪念，一方面感谢好意的朋友，另一方面是留赠给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

“两地书”的第一集是辑录了鲁迅和许广平在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之间的通信，那时的两个人都在北京，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算不上是“两地书”，但是一个在讲台上，一个在座位上，一个自称是“小学生”，一个被称为“吾师左右”，宛如两种生活的碰撞，最终让他们看见了彼此，所以这一种“两地书”是心灵上两个世界的对话。当时的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上《小说史略》课，许广平是其中的一个学生，在每次抬头望见的过程中，许广平终于鼓起勇气主动给“鲁迅先生”写了第一封信，“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听讲《小说史略》的，是当你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这个自称是“受教的小学生”把自己主动和鲁迅交流的方式称为“陈述”，是因为学校风潮的发生，是因为心中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按抑不住。

许广平说到了学校里发生的事，说到了“昏夜乞怜”的女校长，说到了一天天恶化的情形，说到了悲观痛苦的“五四以后的青年”，仿佛满肚子的话需要“陈述”，接着“小学生”仰视着先生，“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洁身远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于是“小学生”期盼着一个答案，“他自信是一个刚率的人，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刚率十二万分的人，因为有这点点小同，他对于先生是尽量地直言的，是希望先生不以时地为限，加以指示教导的。”于是，“小学生”把指引的答案看成是在“苦闷之果”中加入的一点糖分——最后还加了一句，“他虽则被人视为学生二字上应加一‘女’字，但是他之不敢以小姐自居，也如先生之不以老爷自命，因为他实在不配居小姐的身分地位，请先生不要怀疑，一笑。”自己既不想以小姐自居，又不让鲁迅以老爷自命，仰视又变成了平视，而平视才可以对话。

这是许广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写给鲁迅的信，而鲁迅也在同一天回信，他把这个给自己写信的“小学生”称呼为“广平兄”，接着便从学潮开始，逐一对信中提到的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鲁迅从学风看到了政治和社会情形，“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了校门，和社会相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所以他认为，“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而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这是鲁迅的直言，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确是黑暗的；然后他说自己并不能“立地成佛”，“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不敢作指引，是因为鲁迅认为自己对于苦闷的处理也是黑暗的，“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

这是许广平主动寻找答案、两个人之间的第一次对话，很明显，许广平从学校事件作为引子，其实是想追问关于人生的出路问题，也就是说，第一封信她是想从这个站在讲台上的“吾师”走下讲台回答自己私人的苦闷，而鲁迅在回答了那些关于社会、政治问题之后，也回到了关于人生的苦闷现实，并结合自己与“袭来的苦痛捣乱”的方法找到乐趣，两个人在这里其实找到了一种共同语言，而从这个共同语言开始，两个人开始了再无停止的交往。从鲁迅回信说到了“广平兄”，许广平便回信问起问什么称自己为兄，“不曰‘同学’，不曰‘弟’而曰‘兄’，莫非也就是游戏么？”还问到了教育是让人适应环境还是贬损个性迁就环境？鲁迅回信解释了“兄”的来由，“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接着又谈到了教育在现阶段都造就了适应环境的机器，发展个性的阶段还没有到来，而中国就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从许广平引用自己《野草》里的句子，鲁迅也说到了自己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也希望青年们“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从第一封信开始了他们之间的通信开始，在去信和回信中变成了没有可以画句号的对话，话题一个个展开，观点一次次阐述，问答一回回发生，他们谈论如何改革国民性，如何破解个人的苦闷，如何树立人生的方向，在通信中，他们从国家大事慢慢谈到了个人小事，许广平说从学校越来越复杂的事情认为人生既不能反抗也不能不反抗，“人生，人生是多么可厌的一种如垂死的人服了参汤，死不能，活不可的半麻木疯狂状态呀！”她喊出了“无处不是苦闷，苦闷苦闷，苦闷，苦闷，苦闷……”她自视为废物，“其欲利用之者，犹之尸体之供医学上解剖，冀于世不无小补也。至于光明，则老实说起来，我活到那么大就从来没有望见过。”她到自己进女师大第一年的时候曾差点因猩红热死去，未死便可以充分利用它一下，“我以为当照医生所说：1，戒多饮酒；2，请少吸烟。”

许广平从学校事件联系人生意义，从人生意义想到了生命的作用，从生命的作用说到了自己的苦闷，最后提到医生说的戒多饮酒和请少吸烟似乎很明显是对于鲁迅的暗示，实际上这一暗示最终变成了对“吾师”的一种关心——就像信件中的署名从“受教的一个小学生”到小学生许广平，再到“你的学生 许广平”，最后变成了“小鬼许广平”，放在括号里的修饰语是“鲁迅先生所承认之名”，也就是说，这个亲切的“小鬼”是被鲁迅承认也是被他命名的，这就从公共议题变成了私人议题。而鲁迅在和许广平的对话中，也时常引向自身：鲁迅说到了自己的文章：“我以前做些小说，短评之类，难免描写，或批评别人，现在不知道怎么，似乎报应已至，自己忽而变了别人的文章的题目了。”说自己锋芒太露，“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铓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说自己的思想太黑暗，“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说自己内心的矛盾，“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

实际上，他们都开始谈论自己，谈论自己的爱憎，谈论自己的苦闷，在共同话题的搭建和共建中，他们完成了第一集“两地书”。而从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到广州女子师范大学做训育，已经在一起的两个人分离，而他们曾有“做两年工作再作见面的设想”，这也开始了他们四个月的“两地书”。鲁迅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厦门大学，对于厦大的学风从最初的不适应变成了后来的沉默和鄙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我现在惟一的方法是少说话；他们的家眷到来之后，大约要搬往别处去了罢。”被排斥说是“名士派”，做讲义又没有太多参考书，高长虹等人又加以攻击，“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此胜于彼者，惟不欠薪水而已。”在这样一个苦闷的环境中，鲁迅表达了愤慨，而许广平更多是安慰，“你的性情太特别，一有所憎，即刻不可耐，坐立不安。”她甚至在信中详细分析了鲁迅矛盾的性格：

那我就要说，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苦苦过活”，就是你防御打击的手段，然而这第一法，就是目下在厦门也已经耐不住了。第二法是在北京试行了好几年的傻事，现在当然可以不提。只有第三法还是疑问，为生存和报复起见，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这一层你也知道危险，于生活无把握，而且又是老脾气，生怕对不起人。总之，第二法是不顾生活，专戕自身，不必说了，第一第三俱想生活，一是先谋后享，三是且谋且享。一知其苦，三觉其危。但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

另一方面，许广平建议他离开厦大来广州中山大学，鲁迅有时接受许广平的建议，但是又不肯改变性格，“你的话大抵不错的，但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使我失望，而在觉得了他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见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也考虑了去广州谋职的想法，但是又在是做研究还是写文章产生了矛盾，“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而后来下定决心却广州，这种矛盾又变成了战斗这一唯一答案，“现既逼迫不完，我就偏又出来做些事，而且偏在广州，住得更近点，看他们躲在黑暗里的诸公其奈我何。然而这也许是适逢其会的借口，其实是即使并无他们的闲话，我也还是要到广州的。”

两个人谈论北京女师大余波，谈论广州双十节的热闹，谈论北伐进程和浙江独立又失败的曲折，谈论狂飙社和高长虹的攻击，谈论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但是两个人在厦门和广州的“两地书”里，更多的则是“MY DEAR TEACHER”“迅师”和“广平兄”的鸿雁往来中，将以前的师生情谊变成了恋人絮语。鲁迅九月一日上船，二日早晨七时开船，午后一时到厦门，由林语堂带着住在学校里，对于他来说，第一件使就是给许广平写信，“你到校后，望即见告，那时再写较详细的情形罢，因为现在我初到，还不知什么。”而那一边的许广平也到了广州，甚至在中途经过了厦门，“下午四时船经过厦门，我注意看看，不过茫茫的水天一色，厦门在那里！？”她还曾打听从厦门到广州的走法，而到了广州之后，她也迫不及待地给鲁迅写信，“我因想，此别以后的日子，不知怎么样？”

许广平六日下午、八日各写了信，鲁迅则在十一日寄去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的背面是从南普陀所照的厦门大学全景，“前面是海，对面是鼓浪屿。最右边的是生物学院和国学院，第三层楼上有记的便是我所住的地方。”接着十二日夜鲁迅写信告诉了自己的住处、厦门的大风、海上的漂浮物，但是因为通信条件所限，他们各自给对方的信总是不能及时收到，两个人的交流也不像在北京时寄信回信总是极有规律，所以许广平显得极为担心，“七，九，十二去了三信，只接到五日来的一信，你那里的消息一概不知道，惟有心猜臆测。究竟近状如何？是否途中感冒，现在休养？望勿秘不见告。”而在信中，两个人更关心彼此的生活，鲁迅说到了厦大的薪水，说到自己理发，说到了天气，“我从昨日起，已停止吃青椒，而改为胡椒了，特此奉闻。”尤其是吸烟喝酒，鲁迅说“烟卷似乎也比先前少吸”，说“我已不喝酒了，饭是每餐一大碗”，许广平回信说：“祝快乐，不敢劝戒酒，但祈自爱节饮。”鲁迅说到房间里的白糖总是有蚂蚁，许广平告诉他：“防止蚂蚁还有一法，就是在放食物的周围，以石灰粉画一圈，即可避免。”

鲁迅说自己讲文学，学生多了起来，还有五个女生，“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一副可爱的样子；许广平说自己织了毛衣，已经做了大半，“不见得心细，手工佳，但也是一点意思。”满满的关爱；许广平问道：“你愿否我趁这闲空，到厦门一次，我们师生见见再说，看你这几天的心情，好像是非常孤独似的。”两地的隔离让人相思成灾；鲁迅最后决定离开厦门到广州，“想来二十日以前，总可以到广州了。你的工作的地方，那时当能设法，我想即同在一校也无妨，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妈的。”一句“管他妈的”既表达了对厦门的鄙视，也是对爱人渴望的心切——终于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夜，鲁迅坐上了“苏州”号船，“此船大约明晨九时开，午后四时可到黄埔，再坐小船到长堤，怕要八九点钟了。”

分离四个月而相见，鲁迅开始了人生的另一站，而两个人的思念也终于画上了句号，后来两个人同居只有半个月的分离，而在继续的“两地书”里，他们所谈论的话题更集中在家庭生活和彼此的想念中，这是平凡的对话，这是真切的感情，这是直面的文章，而实际上在这些两地书的文本里，真实的鲁迅得以展现，这个面对蚂蚁“白糖无法自理”的作家，这个对女学生“目不斜视”的老师，这个为了爱人“管他妈的”的男人，也是有着肉体性的一面，有着矛盾、苦闷、偏狭的性格，有着无法超越现实的困境，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他写给许广平的那封信成为“两地书”中收录的最后一封信，最后一封信里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鲁迅，一个避世的鲁迅，而这或者才是属于鲁迅的“真相”：

所以我也对于自己的坏脾气，时时痛心，想竭力的改正一下。我想，应该一声不响，来编《中国字体变迁史》或《中国文学史》了。然而那里去呢？在上海，创造社中人一面宣传我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东京通信》诬栽我有杀戮青年的主张，这简直是要谋害我的生命，住不得了。北京本来还可住，图书馆里的旧书也还多，但因历史关系，有些人必有奉送饭碗之举，而在别一些人即怀来抢饭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纳履，而要使人信为永不纳履是难的，除非你赶紧走远。D.H.，你看，我们到那里去呢？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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