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20《重走》：人不可能踏上同一条公路

我一路都在阅读、检索、翻找，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历史没有故事，只有周而复始的重复，有的时候我又被那些短暂却闪光的生命感动得简直要掉下眼泪。
    ——《第三十九章》

张劳动赠送的这本书，快递到我的手上的时候，有种不期而遇的感觉，一来我没想到他会送我这样一本“非虚构”公路作品，他告诉我说，这本书网上还是非常火的，我基本不关心图书是否在网上形成一个热点，也基本不阅读所谓畅销的图书；二来我在近十年的阅读中已经形成了除诗歌之外基本不阅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这已经是一种固定的习惯。但是当收到这本书，当看到两个附带的“小礼物”，还是非常感谢他的“用心”。

编入九品书库，编号里呈现的入目时间是5月27日，这一天距离三年前杨潇结束1600公里“重走”路程刚好过去了10天——杨潇是2018年4月8日从长沙出发，5月17日抵达昆明，完成“重走”的杨潇“买了只圆筒冰激凌作为小小犒劳”。2018年，杨潇用脚步丈量那条路，他用重走的方式回望1938年的那条路，他和历史隔着80年的距离，而我和作为作者和重走者的杨潇隔了3年还差10天的距离——80年，他是以现实的方式穿越历史，而还差10天的3年时间，做为阅读者的我又如何在时间中阅读这一次的“重走”——不到一个月后，我还观看了点映的《九零后》，再一次以阅读者的身份进入了徐蓓构建的影像世界。

杨潇的文本和徐蓓的纪录片，都是对历史的重走，而我仅仅以一个观者的身份似乎找不到那种进入的状态——在豆瓣的评分中，几乎巧合地将它们都评为三星。是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走近的文本？还是现实无可避免地拉大了与现实的距离？或者说，不亲历那种重走是无法在历史和现实中构建起重叠、交织、对话和共振的关系？2018年5月，杨潇抵达昆明之后在一二一大街的小面馆里，和《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作者易社强进行了关于湘黔滇旅行团与西南联大关系的讨论，易社强谈起了“群体传记学”中代际的视角，而杨潇想到当时的那一代学生，塑造他们人生的正是“卢沟桥事变”和此后的流亡经历，“穿越中国最贫困地区的三千里长征提高了他们的阶级意识”。杨潇所说的阶级意识似乎指的是国家意识，尤其在外敌入侵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国家一定是高于阶级的。易社强讨论中所说的一个观点是：“战争可能使精英和大众前所未有团结起来，但这种经历对他们有不同的意义。对于知识分子，贫穷困顿是为了国家事业作一时的牺牲，对于群众，这种牺牲是长久的，贫穷也是长久的……一场抗战还难以把这种观念转变成国家政策。”

实际上这里似乎有了某种潜在的分歧，那些从长沙到昆明的知识分子在1600公里的行走中，的确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和民族的存亡问题，但是人生并不是因为仅仅一次行走就完全被塑形的，或者更大的转变发生在西南联大期间以及此后的经历中，这是易社强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寻路”历程，他们在贫穷困顿中为国家事业做出了一时的牺牲，而更多的大众则在长久的贫穷和牺牲中。无疑，当杨潇开始重走80年前的这条路，他在沿途所经历的，除了在文本中重温知识分子的流亡和挣扎，更多是看到了现在还是大众的那个阶层的生活，所以这实际上是两种视野的观察，一种是和所谓知识分子书写的历史的交织和对话，另一种则是和中国大众的擦肩而过，在这个过程中，80年后的重走是不是还原了易社强所说的“群体传记学”中的代际视角？

当然，当杨潇选择出发，他就是想沿着精英知识分子的轨迹重返历史，在他看来，80年前这次持续了两个月余的行军，是“传奇的起点”，长沙临时大学的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助教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最终抵达昆明，与两路师生会和组成了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我面对‘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时，问自己的正是这个问题： How did they get there?”这是一条朱元璋率兵30万西征云南之路，是徐霞客从贵阳西行游历之路，是林则徐两次入滇就职之路，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在1938年抗战第一年，这是中国人伟大的“寻路”，“这所学校是如何在战乱中点滴成形的？迢迢长路，他们又是如何抵达昆明的？”而80年后对于南开大学毕业的杨潇来说，也是自己人生的一次“寻路”：迎来自己第三个本命年的杨潇，刚辞掉工作结束职业生活一年多的杨潇，陷入某种“存在主义”危机的杨潇，“我需要一次真正的长时间的行走来找回方向感和掌控感。”所以他迫不及待想要和80年前的那些年轻人一起出发，“激活曾经的简单、热忱于年少心气”，试图回答和80年前的他们一样的问题：“在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

甚至，这样一种“提问”人生的方式，在杨潇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问题：“线上线下，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个的小圈子里，从微博热搜、刷屏公号和抖音快手里观看一个支离破碎的奇观式的中国——是时候换一种观看方式，用脚丈量一下广袤真实的大地了。”从80年前的他们，到陷入存在主义危机的我，再到观看一个支离破碎中国的我们，杨潇的“寻路”不仅构建了一个历史和现实联结的载体，还以我的“知识分子”视角统摄一代人的危机问题？而这是不是一种为时代代言的“代际视角”？——一方面，杨潇想以重走的方式还原1938年“寻路之年”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传奇，他当然在对话中成为了他们的一员；另一方面，杨潇更想以自己重走者的身份将“我们”这个模糊的指称都纳入到人生“寻路”的框架里，让大家都能用脚丈量广袤真实的土地，找回属于一代人的方向感和掌控感。

以现实重返历史，杨潇的这条路就是完全沿着当年的足迹行进，“我将要走的这条路，现在主要由319国道和320国道组成，它们大致和当年京滇公路湘黔滇段重合。”即使他知道，“人不可能踏上同一条公路”，但是这条公路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和80年前的“寻路”一样，具有同样的作用。于是，带着42升的背囊杨潇从长沙临时大学作为起点，开始了一个多月的“重走”历程，“这一天是2018年4月7日，大片的青灰色和紫色在窗外飘过，紫的是紫云英花，青灰的是刚刚结籽的油菜田，素色衣服的农妇走在嫩绿的田埂之上，白鹭浅浅翱翔，水塘泛着天光，我的旅行就此开始。”拜访赵元任的二女儿赵新那，寻找长沙临时大学的圣经学院、南岳，寻访沿着当年的记录，杨潇的重走正式开始了。

杨潇既然将此次行动命名为“重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回返，在行动之前搜索和阅读了大量有关湘黔滇旅行团的记载和研究，行动开始之后也随身带着相关的著作，当然，他以“神交”的方式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在一起，他们是清华的蔡孝敏、林振述、杨式德，北大的钱能欣和余道南，南开的刘兆吉，“从长沙往后，每到一地，我都不时要借用他们的眼睛来看看现实的世界，或者拿自己的困惑去对标他们的烦恼。”用他们的眼光看现实的世界，其实杨潇是让现实在重走中回到历史，这样自己才能没有违和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实际上，“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的过程中，杨潇甚至按图索骥地寻找当年的记忆，他甚至大段大段用他们的日记构筑了自己的“重走”文本：从长沙码头上船的1928年2月20日，引用一个长沙学生的日记：“大丈夫志在天下，然余临寝亦未尝不潸然泪下。余母如何度此寂寥之三年乎？”从益阳到军山铺，遭遇细雨，钱能欣在日记中写道：“可是我们的兴趣的指针并不是正向昆明的；在公路两旁，深深地隐藏着而期待我们的两条腿去开发的，才是我们的希望”。离开毛家溪往前走不多久就真正进了山区，钱能欣当年描述这一段路，“两旁峭壁矗立，眼界顿时小了，概见上面是天，下面是道，左右前后都是山，丛丛密密的树林，绿荫深处，曲径岖峋，这里自然便是强人出没之地了。”从楠木铺到沅陵，林振述感到“冥冥中仿佛有巨人伸出援救的手，在那无际的海，四合的深山中，我们渡过去了”。而离开贵阳之后，杨潇神交的朋友里又多了一位，他就是李霖灿，“时年26岁，日后会成为著名艺术史家，并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但眼下，他刚刚从国立艺专毕业，正设法从贵阳前往昆明。”

杨潇就是和这些神交的朋友对话，而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默默听他们讲述，因为他们“观察仔细，视野开阔”，他们在历史中的目光补充了杨潇在现实中的不足。也正是在这种神交式的倾听中，杨潇对那一代人的流亡之旅意义进行了评价，在最后关于“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的大问题中，杨潇列出了旅行团中后来成为两院院士的名录：张炳熹、唐敖庆、杨起、严志达、陈庆宣、黄培云、李鹗鼎、沈元、屠守谔、洪朝生、陈丽妫、王鸿祯、申泮文等；他也指出了其中“不得志者”，比如杨谋适，是北大外语系1938级学生，解放后在四川大学做行政工作，英语无用武之地，改学俄语，领导不让他教，辗转到重庆师专（重庆师范大学前身）教外国文学，好容易可以潜心教学与研究，又因不愿做行政工作受领导排挤；还有因为这次旅行团的经历而改变了一生的人，南开大学生物系大一新生司徒愈旺是朝鲜归侨，在南开中学时他是穿皮衣打冰球的时髦小伙子，三千里徒步下来，他改学艰苦的地质，后来成为成都石油研究所总地质师；而回到人生的意义时，引用的是当时101岁的吴大昌的话：“人生就是，活着就是活着……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你就好好过生活，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但是1938年只有21岁的他，在杨潇看来，“他并不明白这一切”，因为“一切才刚刚开始”。

一切才刚刚开始，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的确只是从这次旅行开始“寻路”，但毕竟站在国难当头的大历史背景之下，一切细节都会变成宏大叙事的一部分。而杨潇从现实切入历史“重走”那条路，对于他来说，也完成了自己灵魂意义上的“寻路”，这当然也是对自我人生的一次淬炼，在走完这段旅程之后，杨潇作为一长段的总结：

我沿着这样一条公路踏上全新的土地，遇到了友善的人、警惕的人、热情的人、在桃花源里忧心忡忡的人、等待记者如同等待戈多的人。我生了一场小病，大脚趾疼了若干天，和人吵了两架，被挂了三次电话，在肮脏的棉被下做了一次噩梦。我喝到了无比甘甜的山茶，吃到了大数据不会告诉你的鲜美米粉，还数次被陌生人邀请吃饭。我触摸到了已经在城市里消失的“附近”，或者说，一种亲密的人情社会，但当一场大雨过后县城每个角落都被下水道气味（斯坦贝克曾心系于此）灌满时，我知道自己又该出发了；我亲眼看到了那些“空心化”的乡镇，我遇到了许多老人，他们是那么孤独，你只要一张口，他们就能和你说上半天；我体会到了李继侗当年说的，为什么每年总要过若干天最简单的生活，试试一个人最低生活究竟可以简化到什么限度，因为那会让你知道自己究竟为何所累；我发现了游客永远不会见到的风光，通常是在漫长的乏味的等待之后，我也看到一条条河流被拦腰阻断或者开膛破肚。我见识了官僚体制的刻板，也发现了它的裂缝。我有多为留下的历史痕迹庆幸，就有多为失去的遗憾。我意识到浩劫来临时无人幸免，连最不重要的人和最小的庙宇也不能例外；我想起了一些遥远的往事，我目睹了记忆的变形，也体察到了它的坚韧。我经过了城市与乡村，在其间旅行，与其说是空间的穿越不如说是时间的穿越，我品味着时差，也借助它来重建一座座城池。我一路都在阅读、检索、翻找，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历史没有故事，只有周而复始的重复，有的时候我又被那些短暂却闪光的生命感动得简直要掉下眼泪。

这其中有着自己的体会，有着深刻的感悟，在“人不可能踏上同一条公路”的重返中，杨潇此行的另一个意义是给“我们”寻找丈量脚下土地的机会，这才是从历史回到现实的目的所在，但是已经身为知识分子的“他们”中的一员，杨潇面对现实反倒没有了切入其中“寻路”的勇气，或者说，他只能选择以走马观花的方式回到现实：在长沙，很少人已经遗忘了“长沙临大”；在益阳，看到了墙上“力争通过3-5年时间，把资江风貌带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城市滨江风貌带”的旧城拆迁标语；在桃花源，各式各样的男科医院和妇科医院以及触目惊心的疾病名称映入眼帘；在“鹅翅膀”桥附近看到了为小孩冲煞所立的路牌，“不止在贵州，西南偏僻地区都大量存在。”这些是迷信还是能与人产生共振？残缺的标语，倒塌的万寿宫，废弃的大桥，这一切都构成了杨潇在重走中发现的现实景观，它们才是真实的，或者可以管窥当代中国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这就是杨潇说到的“官僚体制的刻板”，说到的空心化的城镇，说到的孤独的老人，但是面对这些现实，杨潇几乎采取了避重就轻地方式，因为它们仅仅是自己“重走”路上的偶然所见，因为它们只是这个时代的有限局部。

他终于没有胆魄为当代中国发现“寻路”的可能性，即使在切入历史建立和现实共同的文本中，杨潇也显得缺乏勇气，所以他只是“重走”，只是还原历史，只是重温传奇，“人不可能同时踏上同一条公路”，最后就变成了材料的堆砌，变成了文本的引用，变成了所谓“阶级意识”的观望，人生问题也回到了21岁的吴大昌并不明白的一切：“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你就好好过生活，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