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1-20《拨浪鼓咚咚响》：即使被戳破了洞
毛豆被送到了老家，苟仁继续开着卖货的卡车，在临别之际，苟仁将拨浪鼓送给了毛豆，这是他死去的儿子最喜欢的玩具，也是他一路伴随自己的寄托，当毛豆依依不舍离开苟仁，拨浪鼓拨动着，那个被戳破的地方被苟仁用创口贴补好了，它还是发出了“咚咚响”的声音，这是一次创伤后的补救，就像两个人面对亲人的逝去一样，终于在共处中找到了最后的寄托，情感的寄托是他们同一性的体现，而追着货车的毛豆喊着：“蔬菜瓜果，米面油，日用百货，全都有；捎人，照老相，物美价廉，一模一样。”开着车的苟仁则放出了卖货的广播，两种声音也交错在一起，成为他们对这一段旅程的共同记忆。
一个是失去了儿子的父亲，一个是失去了父亲的儿子，导演白志强一开始就简单设置了人物的身份，这一种身份展开的故事以公路片的方式上演，叙事其实就有了一个很人为的预设，沿着这样的预设，故事的讲述方式没有太多意外，但是，白志强在结构上却以情感的变化为轨迹，从矛盾到相处再到融合，经历了从同一性到互补性再到同一性的过程，这一情感的变化，叙事的过程，体现在“拨浪鼓”这一意象中，挂在苟仁车头的拨浪鼓是儿子赖赖的信物，它伴随着苟仁，也成为他唯一的寄托，而实际上这个破浪鼓已经破旧，就像他遭遇的创伤一样，而当小孩毛豆坐上了这两卡车，在两个人共同的寻找中，毛豆不小心用钉子戳破了拨浪鼓，这是另一道创伤的见证，代表着毛豆的悲苦命运，而最后拨浪鼓成为了苟仁送给毛豆的礼物，他以移情的方式书写了新的父子关系。
破旧的拨浪鼓，戳破的拨浪鼓，但还是能发出声音的拨浪鼓，这就是白志强对情感的重塑。两个人的故事是从悲剧意义的同一性开始的：苟仁开着车在小村里卖货，卖完货他给儿子烧钱，然后在上坡上注视着他要寻找的白明明家的情况；毛豆的奶奶在苟仁那里买了一张照片，而一旁的毛豆问奶奶：“我都考了两个一百了，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于是他每天坐在上坡上望着进村的那条路，等待着父亲回家。苟仁坐在山坡上，毛豆也坐在山坡上，这是他们行动的同一性；两个陌生人保持着同样的动作，是因为他们都在寻找，而寻找的背后则是失去：苟仁因为听从白明明的谎话，被骗走了钱，延误了儿子治病的机会，他失去了最心爱的儿子，很多次梦中他都看见拿着拨浪鼓的赖赖在奔跑，只是转过那道石柱，赖赖就不见了；毛豆等待父亲回来，看着镜框里父亲的照片，而实际上他早就失去了父亲，因为奶奶过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回来。
| 导演: 白志强 |
他们失去了最亲的人，他们还在寻找着机会，这就是两个人最初拥有的同一性，而当苟仁口中的“神木”成为毛豆寻找父亲的地点，两个人相遇了，只不过这种相遇是以矛盾开场的，苟仁开着车发现车厢弥漫了烟雾，下车查看才发现货箱里的鞭炮在燃烧，他发现这个叫毛豆的孩子是肇事者，毛豆不小心点燃了鞭炮，于是苟仁愤怒地打了毛豆，并要他赔偿4000所元的损失，而毛豆父亲不在奶奶去世，苟仁来到村子里找到了村长，村长也无能为力，于是为了让毛豆赔偿损失，他带着毛豆踏上了寻找毛豆父亲毛厚的旅程，两个人，一辆货车，构成了他们寻找的同一性。
寻找毛厚，是苟仁的目标，也是毛豆的希望，但是在寻找开始之后，两个人不同的身份又让这段关系从同一性构筑变成了互补性演绎。从这一处工地到另一处工地，从这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都没有毛厚的踪迹，“寻找”就像是一个无意义的行动，但是在寻找过程中，一个成人和一个孩子，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和一个失去父亲的儿子，就慢慢建立了互补性的关系。起初苟仁几乎将毛豆当成“人质”，车烧毁了要赔钱，毛豆打破了别人的车玻璃要赔钱，他在明细账目中让毛豆按下手印，这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带着一个孩子，当他肚子饿了总要给他吃的，当他要睡觉了总要找个住处，即使苟仁付的钱依然记在账目上，但是关系慢慢缓解了；在一次车陷泥潭的时候，两个人在荒山野岭无法解决问题，于是在寒冷的夜里相依为命，这是他们情感发生变化的开始；后来在二郎山庙会摆摊，毛豆发现有人偷钱，苟仁又被人挨揍，两个人在小混混面前结成了命运共同体；之后在工地上毛豆吆喝又帮助苟仁卖货，赚了很多钱，两个人的关系更为紧密，苟仁还夸海口自己曾经一下子踹到三个，毛豆则认为他说大话；后来毛豆坚决不肯回家，拉开车门就跑了，苟仁没有去追，“你又不是我儿子。”但是他开除了一段路又调转车头，把孤身一人的毛豆拉上了车，毛豆哭喊着：“我不回去，我没有亲人了，爸爸，奶奶都不在了……”苟仁则想起了死去的儿子，“失去”的共同困境让两个人产生了最大的共鸣；从此失去父亲的毛豆在苟仁那里找到了父爱，失去了儿子的苟仁则在毛豆身上看到了儿子的影子，父与子关系的重建在替换和共鸣中完成。
《拨浪鼓咚咚响》电影海报
互补的意义是消弭了个体的悲痛，是看见了活着的希望，虽然父与子关系完成的是简单甚至机械式的重建，但是却通向了情感意义上的另一种同一性：苟仁找到了白明明，白明明认罪，说自己该死，但是苟仁不再拿出刀要为儿子报仇，儿子失去了需要自己往前看，需要重新生活；毛豆找到了“毛厚”，但那只不过是冒充他父亲的人，其实毛厚已经死了，毛豆也知道了这一结局。在失去无法改变的现实面前，两个人都需要发现生活的希望：苟仁给毛豆买了新衣服，为他剪去了头发，让他洗了个热水澡，给他住了豪华的套房，最后架在脖子上带他看夜空中绽放的烟花，在璀璨的烟花中，毛豆哭了，苟仁也湿了眼眶，“父与子”在那一瞬间完成了同一性的命名。
从共同到遭遇出发，在互补中发现情感的需求，最后共同树立生活的信心，这就是这一对父子关系重建的目的，也是“拨浪鼓”具有的象征意义，就像苟仁安慰受伤的毛豆，“我以前这儿也受过伤，我以为我会死，但是伤慢慢慢慢就好了。”当然，白志强完成这一几乎落入俗套的故事，并非只是对个体进行叙事，不论是四处漂泊的苟仁，还是无依无靠的毛豆，他们都是遭遇了命运悲苦的小人物，而处在这样生活的小人物并不只是他们：村子里那个叫憨憨的傻子，是小人物；饭店门口的乞讨者，是小人物；为生活所迫的白明明，也是小人物；那些工地上挂出讨薪横幅的农民工，也是小人物；还有再也无法回家的毛厚更是缺席的小人物。在对小人物的困境展示中，白志强将叙事纳入到和宏大主题的对比之中：苟仁开着那辆火车在乡村里行驶，广播里播报的消息是关于北京奥运会的，在2008年的腊月，这是对国家主义的一次期盼；在苟仁和毛豆寻找的过程中，总是回响起奥运会的主题歌《我和你》。
北京奥运会阐述的是宏大意义的“我和你”，而每个人在命运的泥沼中体味的是微观的“我和你”，白志强更是在影像的温情传递中重建被“拨浪鼓”连接的“我和你”，咚咚响的声音可能沉闷，但一定撞击到了内心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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