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17《圣人无意》:哲学在无端地撕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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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借道中国,再一次转而面向我们自己的思想时,我们看到一片风景展示在面前,由于我们自己已经不再身处其中,所以,我们会突然间很惊讶地看到,有一条路穿过画面,通向远方,使前景更加广阔,而且在此之前,这条路本来就在不断地为我们的思想指引着方向:这是一条无尽的追求之路,追求真理,追求意义。
    ——《是否以真理为目标?》

哲学在前进,哲学追求真理,哲学追求意义,哲学形成了逻各斯,弗朗索瓦·于连说自己已经走在了这条“无尽的追求之路”上,但是他像是突然地停了下来,又转过了身去,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偏离”的事实:“我们自己已经不再深入其中”了,所以错过了那一片风景,而幸运地转过身来之后,又重新发现了另一条通向远方的道路,而这便是“借道中国”之路:“中国开辟了另一条道路,让人想到另一种可能性。”放眼望去,借道中国之路就是不通过哲学来重建的路,就是没有逻各斯逻辑的路,就是纯粹寻求智慧之路,这是弗朗索瓦·于连的发现,也正是从借道中国开始,他区别了东方和西方,圣人和哲学家,智慧和哲学,开始了对“圣人无意”这一哲学他者的探寻。

能够停下,能够转身,能够借道,或者就在于弗朗索瓦·于连的身份原因,作为一名西方学者又是汉学家,于连似乎天生就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叉点上,既在西方追求真理和意义之路上跋涉,又能以东方的思维来审视,但是在关于哲学和智慧区分的关照中,于连必然会走向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是继续沿着西方的逻各斯中心走向那条追求真理的哲学之路,还是离开以真理为目标的“特殊的之路”,重新在借道中国中找到前哲学的智慧之路?当然,最后只选择其中一条路,也是一种非此即彼地存在,也是一种二元论的可能偏执,于连的发现其意义或者在“圣人无意”中发现“哲学的他者”的存在可能,继而在追求真理和意义上不至于偏向。

“在这部作品中,我希望接受平庸的挑战。”这也许正是于连的目的所在,挑战平庸,就是挑战既有的思维,就是爆发冒险的脾气,就是形成极端的性格,而这些思维、脾气和性格,就是于连所称的“智慧”,当他把智慧看成是“反面的东西”,所针对的就是西方的哲学,针对哲学的理性,针对理性造成的偏见,“哲学已经把这些条件消抹得干干净净,因为欧洲的理性是在哲学的促使之下形成的,而使哲学成为可能的条件早就消融在理性当中。”于是一种对立论产生了:智慧和哲学对立,圣人和哲学家对立,道和本体对立,从而突破身处其中的那个哲学世界,“我期待着通过这样慢慢组织起来的对话,能把智慧从神秘的背景中拉出来。”

于连提出的论题就是:圣人无意。解释“无意”,就是解释“意”:意是什么?意就是观念,就是原则,在意的基础之上,思想便被展开了。但是圣人却是“无意”,也就是说,圣人不持有任何观念,不为任何观念所局囿,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圣人不提出任何观念。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它是“无意”的,在于连看来,这就是圣人的智慧:“所有的观念都有同样的可能性,都同样可以理解,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比其他的优先,都不会遮盖其他的,都不会让其他的观念变得黯淡。总而言之,任何一个观念都没有特权。”引用王夫之对《易经》“见群龙无首,吉。”这句话的评注:“无首者,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去掉了“单独为首”的存在,就是取消了占据特殊位置的观念,所以没有先入为主,所以一切都是潜在性表现,就像这条注解的卦象:六条线形成完整的一束,处在相同的层面上,这是一种天道:天“未尝以一时一物为首而余为从”;天“尽出其用以行四时、生广百物”;天“无大不届,无小不察”……

于连更进一步阐述了“圣人无意”的智慧,在他看来,孔子是中国最智慧的体现,《论语·子罕》中的一句话是对“无意”更深层次的阐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否定词之“毋”是对一切规则的扬弃,而最先的“毋意”最后的落脚点便是“毋我”,也就是没有自我,这就表明,圣人不用事先提出的观念推断任何事,也不提出任何必须遵守的原则,不固守任何的立场,圣人的人格也不因任何事而变得特殊。另外,“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说的是君子的美德便是不偏不倚;“我则异于是”,是说不会为了世俗利益而成为“降其志”,“辱其身”的人——从这样的中国智慧中,于连认为排出了种种极端,就是为了建立平等性、可能性的“中”,“中”的思想就是游刃于极端中间,处在两级的变化之间,却不将自己禁锢在任何观念中,能进亦能退,能久也能速,“通过尽可能地探索每一种特殊的时机,在对可能性的探索中达到极致。”

在此之外,于连还引用了《论语·里仁》的里的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他认为“可矣”就是“可以”,看起来根本没有说什么,或者欲言又止,但是它体现的就是一种“无意”。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它包含了从生到死的“道”,这个道就是:“生命由此而变得理所应当。”在理所当然中,说变得多余,于是没有命题没有探讨甚至没有意义,便是“可矣”中的“无意”,但是这种欲言又止又启发了思考,“之所以具有指示的作用,是因为,孔子只开了个头,只满足于给对方指出一个方向。”而这正体现了智慧的开放性,它在隐中显,甚至隐就是一种显,隐即显更体现了智慧的整体性,它便是“自然”——在于连看来,这种智慧就体现了自明性,而自明性来源于其内在性:“因为自明性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既是最平常,又是最普通的,因为世界上一切都是过程,自明性‘贯’穿于一切事物,首先是它自己,内在性并没有特别的所在,你无法确定它的所在,你没有办法把它单独提取出来,因此你无法确定它究竟在哪里,它的‘微(妙)’之处是我们无法把握的。”中国的绘画和古诗词就体现了这种内在性的资源,它最后成为自明性的智慧。

编号:B83·2220720·1851
作者:【法】弗朗索瓦·于连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9年08月第1版
定价:26.00元当当18.50元
ISBN:9787100173292
页数:215页

从“无首”到“可矣”,于连对“无意”的智慧阐述,明显是和哲学进行对比所发现的,或者哲学在这种智慧面前失去了其纯粹性意义。哲学,按照希腊语词汇学来解读,它就是“爱智慧”,也就是说,哲学是通向智慧的一条道路,或者说,哲学是智慧的方法论,但是这个方法论从一开始就变成了观念,“哲学把一开始提出的观念当成原则,其他的观念都是由此而产生的,思想由此而组织成了体系。”于是,有人为这个观念辩护,有人则对它进行驳斥,于是,产生了偏见,有了学说和学派,“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也就由此而开始了。”为什么哲学的“爱智慧”却不是纯粹地通向智慧?于连认为,控制哲学的是“某种欲望的逻辑”,哲学所面对的正是我们的欲望,当哲学提出更高的挑战,世界才能向它回应挑战,这便成为了哲学的发展观。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观念开始,必须回到观念,哲学的这条路径很明显就是从个别到一般探寻一种普遍性,追溯共同性的本质,最后形成了逻各斯——而智慧之“道”永远是鲜活的个体,永远是细节的价值,永远是内在的资源,“智慧如水一样不断地流淌,无时无刻,无东无西,而且永远在同一个层面上,没有任何偏颇。”

在这里于连在返回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无论是尼采还是海德格尔都曾提出要回到哲学之前,回到哲学之前,就是回到本体论得到阐述之前,就是审视个别性的变化,但是,这个“原始”的源泉后来被掩盖了,丢失了,找不到了。而德勒兹在《什么是哲学?》中也同样审视哲学之前的阶段,他认为这是一个“前哲学”,而“前哲学”就是“非哲学”,德勒兹认为“非哲学”比哲学本身更重要,是“哲学的核心”,在于连看来,前哲学指向的正是智慧,或者说,“非哲学”就是哲学和智慧分界的地方,就是哲学家和圣人朝向不同地方的开始,这种分界的不同方向,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建立本体论,有没有主体和客体的范畴——于连认为这个分界的点就在赫拉克利特时期,“哲学发生之前的时期是多么迷人啊,如果回溯既往,这段时期能够帮助思想与哲学划清界限,但这段时期后来到底被人多次阐释过,已经面目全非。”

对于西方来说,从那时开始因为开始有了本体论,所以智慧已经面目全非,而这也正是于连“借道中国”的原因,“中国的话语出现在远古时候,有成熟的思想,却与我们没有历史的渊源,我们能看出那里的思想随着岁月的更迭而逐渐明晰,因此它不是无声的,不会让我们感到茫然无措,我们可以循着评注者的话慢慢地进去,深人地思考。”中国智慧和西方哲学的区别就在于:无意指向的是智慧的非客体性,“中国的一般性只能产生虚空的普遍性,而中国的具体事物也是贫乏的。中国的思想没有在这两者之间挖掘,没有设想出客体,所以也就错过了哲学。”这里其实有了一个伏笔,在于连看来,哲学因为提出了本体论,因为构建了主客体的范畴,所以它从个别性变成了一般性,变成了普遍性,产生了概念,但是正是这个发展轨迹,西方哲学开始追寻真理追寻意义,但是,智慧在中国“圣人无意”的思想中,虽然具有了同等性、可能性、开放性和整体性,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智慧从此也错过了哲学——于连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指出了中国智慧存在的问题:当它没有通往真正哲学之路上的时候,是不是另一种缺失?

这个观点是一个伏笔,于连继续阐述智慧和哲学的区别和对立,继续深入中国“圣人无意”的智慧观,继续发现那条通向远方的道路。在下卷中,他开始转向老庄,尤其是庄子的论述:他提出的第二个命题便是:谁是圣人?于连认为,谁对事物之“然”保持完全的开放,谁就是圣人。庄子针对智慧陷入偏见的现实认为,观点已经成为了“成心”,“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而这种“成心”就是观点带有的偏见,就是成为了后来的哲学辩论,庄子所做的努力就是以“反哲学”的方式重新回到智慧之路上,“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这便是一种忠告,但也折射出真正智慧应有的状态:当只有“有”存在的时候,是最好的开始,因为“以为未始有物者”;之后存在渐渐地有了个别性,但是还没有分开,“未始有封”就是有了彼此;然后有了区分,但是没有排斥,没有“非此即彼”,但是当区分越来越明显,智慧越来越没落,有了是非彼此,最后变成了道亏的结局。

弗朗索瓦·于连:哲学依然是一场冒险

所以,智慧迷失于观点的分化,庄子的努力就在于抹除彼此,形成非“彼”非“此”的“道枢”:“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道枢”摆脱了彼此的对立,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希望摆脱是非判断的欲望也是一种是非观,“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于无遣,然后无遣无不遣而是非自去矣。”这是化解矛盾的一种方法,于连认为这是和哲学通过辩论处理对立项的方法不同,智慧的做法是:“找到能使它们统一起来的更高一级的范畴,从而解决矛盾,而是不纠缠于其中的任何一个论断,以便能够在两者之间自由地变化,不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这就是圣人所采取的整体性的看法:是自己看见,也看见自己;是看见他人,也看见他人看见的东西;不从单边看待问题,而是以存在相关的方式看待问题——这就是通达事物之“然”,于连认为,“所谓智慧,就是通过挖掘自然,通过回溯自然的根源,避开形而上学,避开形而上学所造成的鸿沟:避开另一种‘天’,避开另外一种性质的另一个世界,也就是理性的或精神的世界,也就是宗教或观念的世界。”

从这个“自然”出发,智慧不要立场,“吾闻诸夫子,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当不受任何约束,就没有忧虑没有野心没有恐惧没有目的——而于连认为,哲学也只有脱离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才能接近智慧的状态,才能在海德格尔所说的“非遮蔽”中达到自然;智慧也不要相对论,“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只有在“齐物”中才能让任何事物具有平等性——哲学也应清楚既定的分界,摆脱思想的偏见,在“是”中让语言以其他的方式言说;智慧也不要怀疑论,就是把一切归源于其内在性,通过内在性达到自明性的目的,“内在性是我们只能放弃才能言说的东西,是我们只能顺便提一提的东西。”哲学正是在怀疑论中追求真理,最后“再也不相信了”。

哲学固执于一种观念,而智慧没有优先的观念,就是“无意”;哲学是在解释或证明中不断进步,而智慧体现在话语的变化中;哲学追求的是普遍性,智慧更具整体性;哲学注重定义,追寻意义,它是一种认识的过程,它的对立面是错误,它的道路引向的是真理,智慧是为了提醒和鼓励,追寻的是“显而易见”的存在,它是一种悟的过程,它的对立面是偏见,它的道路是通畅的……于连列出了智慧和哲学的种种不同,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区别了彼此?但是在这里,于连出现了一个转折:当智慧敞开了所有道路,建立了可能性,它到底是不是最后通往真理?或者预设的问题是:当哲学以真理为终极目标,是不是就是一种遮蔽?

的确,哲学把目光盯在真理上,“公开地专注于真理,声称真理是哲学的价值所在,也因为哲学的要求一旦得到承认之后,便停留在真理的领地上,再也没有离开。”尼采询问为什么要真而不是“非真”?在哲学的这条大路上似乎也被湮没了,哲学在逻各斯中心中构建了对真之阐释的“严格的话语”——借道中国,中国没有真正的神话传说,没有史诗,没有哲学体系,它是用连续的角度看待事物,这是智慧,但是因为智慧错过了西方的逻辑学,所以中国只有弱哲学,而且中国在智慧之路上也失去了其他:哲学建立的同时,西方的司法和数学领域采用了证据,所以正义和真理连接在一起;之后又有了城邦社会和政治结构,两项相对的模式产生了赞成派和反对派,真理产生了对话体,有了发言权,当然有了辩论——智慧和哲学在外在的区别上具有三个特点:哲学主张辩论,智慧主张和平共处;哲学是对话题,智慧是独白式;哲学具有排他性,而智慧具有包容性。

从内部的“圣人无意”转到外部对真理的不同态度,这是于连阐述方向上的转向,更是对智慧、对“圣人无意”的转向。当庄子说“辩也者,有不辩也”,其实就是取消了争辩,“不辩”不是“辩”的残余,不是留在旁边的东西,而是“辩”的条件,而一切的“辩”也必然都有“不辩”为其基础,“辩”与“不辩”之间有着足够多的默契,才能互相对立,但是它们又不能把默契表现在争辩当中。当不再争辩,于是只剩下了自言自语,自剩下了悟——这是智慧,这是中国的“圣人无意”,但是处在智慧和哲学交叉点上的苏格拉底,却没有走上“圣人怀之”的智慧之路,而是在本质的追寻中,在观念的结构中,在理式的发现中,走向了属于西方的思辨之路——智慧和哲学的分野,在这里却让于连有了一种归顺感,他不再“借道中国”,不再目视远方,而是回到了哲学之辩的原路上:中国的儒家主张“中庸之道”,所以他们顺天应人也顺应君主;中国的思想不断关心权力,却并没有产生出政治……所以必须转向辩论的哲学,转向辩证法,转向采取了立场的哲学。

孔子的无意和庄子的不辩,其实是两种思想,于连似乎只看到了进入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所以在最后对争辩的肯定中,又全然抛弃了中国智慧,“借道中国”又变成了死胡同,于是,他让苏格拉底和中国圣人对话,真正说出了对哲学皈依的那番话:“你真的以为哲学家之所以辩论,是为了将自己的观点‘示’人,并强加于人吗?或者因为哲学不断地争来辩去,却仅仅局限于‘可辩之事’,或者哲学只不过是在无端地撕裂现实,以从中取乐呢?你还是看看每次被撕裂的现实吧——现实可以无止境地被撕裂下去——,每次的撕裂都能够打开一道缺口,让我们面对从未思考过的事物。”哲学可以解放思想,哲学安排了不平等的局面,哲学依然是一场冒险,有了彼此分别的于连终于撕裂了现实,从缺口中进入,“我们之所以犯了错误,我们之所以荒唐,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把思想当成风险,但我们还是决定去冒这场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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