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17 《在撒旦的阳光下》：让你的犁改变方向
多尼桑把自己放在忏悔亭中，那些信众们在他面前求得宽恕，“因为我有许多罪过。我忏悔我的罪过，为我的丈夫，我的家庭，在诸圣面前。”罪过在言语里．在思想中，忏悔在举止里，在天职中，那时候他是神甫，却像是一个接受那许多罪恶，接受那许多忏悔的上帝。但是最后，多尼桑却在忏悔庭亭中死去，留下的是未曾闭住的眼睛，是苍白无助的表情，那是一种害怕，那是一种不安，那时候他只是一个死去的肉身，充满恐惧地像一个撒旦——在信众面前，他是上帝，他是所有罪厄尔唯一承担者和宽恕者，而在自我面前，他也是撒旦，他是一个无法摆脱自身孤独和邪恶的人，而上帝和撒旦合身，对于多尼桑来说，就像是神圣和邪恶的合一，而这种合身和合一的现实无疑把他推向了救赎和死亡的悖论之中。
悖论仿佛从一开始就已经出现，当多尼桑在修道院的那间房子里的时候，他坐在床上捧着经书，准备在文字和书本里看见圣迹，但是他又把这一本经书丢弃在地上，仿佛要远离一种文本的生活。捧着经书和丢弃经书，构成的是一种对立关系，而在多尼桑对于神甫这一职位的选择上，也是充满了无法摆脱的矛盾，他对院长说，我不能战胜自己，我让大家厌烦，我无力承担司铎的职位，所以要离开修道院。为什么多尼桑会自我怀疑，甚至自我否定，他头顶上的那一个伤疤，他胸口的那许多绷带，似乎说明了一切。在进入修道院之前，在成为神甫之前，在多尼桑的世俗生活里，一定遭遇了某种变故，一定经历了某种疼痛，所以他选择了一种皈依，但是这种皈依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忘记疼痛，忘记变故，为了忘却而选择进入，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欲望体现，甚至本身就是另一种罪，所以他感觉到自己陷入的是一种文本式的救赎中，是不彻底的皈依，内心的不安使得他在院长面前说：“需要一个圣迹出现，来证明上帝之手的指引。智慧、记性……这些我一样都没有。我不能战胜自己。”
而院长对他说的一句话是：“健康是上帝的礼物，是他的奖赏。你的才干、机智与体力，毫无疑问都是神召。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应有新的认知，让你的犁改变方向吧。”他说在多尼桑的身上有他所不具备的毅力好和精神，而这种毅力和精神就可以摆脱虚伪的陷阱，摆脱内心的不安，摆脱身体的疼痛，成为一种圣召的标记，从而让灵魂接近上帝，“引你走出绝境，你将因此得到净化。”所谓“让你的犁改变方向”，就是用精神和毅力获得救赎，而其实，院长的这一番启示，甚至帮他治愈头上的伤疤，也像那本经书上写的那样，是一种文本式的引领和救赎，多尼桑就是在这一番话之后，重新拾起了地上的经书，在灯光下抄写下：“主啊，我只属于你，人的灵魂存于黑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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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莫里斯·皮亚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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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让他去往去埃塔普，并且取道布洛涅，“那里有麻烦要处理。”对于多尼桑来说，走出修道院，步行12到13公里的路程，是他重构的第二种方式，在留下做神甫，在身体经受苦修之后开始的一次实践之行。在这过程中，他看见了广阔的草地，看见了美丽的乡村，看见了劳作的人们，当视野突破了修道院，突破了经书，对于多尼桑来说，构筑的是另一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除了这些美好的事物之外，却也有种种的困难，在步行之后，他感到劳累、疲倦，甚至不知道前方何处是目的地。所以在身心的迷惘之中，出现了一个戴着礼帽的男人，他起先跟随着多尼桑，之后开始带领着他，他告诉多尼桑，自己也是赶往埃塔普，经常在这条路上行走，他认识一条捷径，可以缩短两小时的路程。然后多尼桑就跟随着他，这是一种改变，从起先走在前面到后来跟在后面，仿佛是身份的一次轮换——起先是领导众人的神甫，后来却在迷惘中被他人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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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撒旦的阳光下》电影海报 |
捷径，是缩短了距离，但是也遭遇了泥泞和荆棘，实际上这些困难并不比走大路的劳累轻松多少，而在黑夜沉沉降临的时候，多尼桑神甫感觉是自己屈从了身上弱点，“我对自己的这种表现很惭愧，上帝怎会选我这样可怜的神甫。一个救济穷人的小使命，就能让他如此泄气。愿上帝宽恕我。”抄近路，或者是迷惘的开始，而在黑夜中迷失方向，在他看来，就是自己贪图的弱点体现，而真正给他考验的并不是身体上的，因为眼前的这个男人变身为一个撒旦，他把多尼桑按倒在地，然后在他脸上重重一吻，这令多尼桑意外，也使得他开始恐惧，眼前这个看上去帮助他的人，却识破了他的欲望和弱点，并且用吻的方式占据了他。
男人对他说：“我穿越一切，进入你的肉体，无人能躲过我。我要走了，你将永远不会，像现在这样惊讶。你知道遇上的是谁么？你不会对我有爱，你只会恨，你选择了恨我。为什么这么荒谬？这并无趣味。做我的走狗吧，顺从我吧。”那一吻，留下的是恐惧，是仇恨，是罪恶，而这一吻也让多尼桑站在了撒旦面前，并且要自己成为撒旦的顺从。他走出修道院，是为了重构信仰，为了寻找圣迹，但是却走进了撒旦布置的陷阱，除了身体的劳累，他的内心陷入到一种罪恶的深渊，他无法摆脱，而且在男人的笑声中成为被撒旦控制的人，“我已经将你装入我的胸膛，我已用手抓住了你，我已潜入了你体内，以后你将多次发现，并将注意到他人，被我做了记号，你现在已被我做上记号了。”
一个吻的重构，对于多尼桑来说，却走向了圣迹的反面，而被打上了撒旦记号的多尼桑又似乎看到了人世间存在的一切罪恶，实际上他更像是为了寻找人身上所带的罪恶，而不是像院长所说，是为了在毅力和精神之下看见上帝的召唤，也就是，罪恶和仇恨被带入到他的头脑中，所以当他在重构之路上遇到穆谢特这个16岁女孩时，他也把仇恨和罪恶变成了信仰之路上必然的要素，“人世间处处是罪恶”，甚至把她推向了再无从摆脱的罪恶之渊。
“是的，我在夜里也能看见这些生命，上帝让我看到它们。真的，我看见你在它们中间，它们也在你身上，而这些面孔合而为一，那就是罪恶。”一个漂亮却忧郁的女孩，在树林里成为多尼桑看见的罪恶，成为他需要解救的犯人。实际上，穆谢特真的用那一把猎枪枪杀了自己的情人，她的确是一个杀人犯，甚至是一个在欲望的控制下放荡的女人。穆谢特怀了盖尼昂的孩子，那是一种爱的结晶，但是这种爱带来的却是害怕，因为盖尼昂害怕的是，他们的交往不仅会遭到穆谢特父亲的反对，而且因为未婚先孕还会遭受社会上的鄙视和罚款，所以当穆谢特来到盖尼昂的住处，希望让他带她离开这里去往巴黎的时候，盖尼昂却退缩了：“人们以为我们有奸情。”而穆谢特却愤怒地说：“我们已经有奸情了。”而当穆谢特威胁他要去找众议原的时候，盖尼昂的自私又控制了他，他把穆谢特按到在床上，叫她“婊子”，害怕却不想失去，爱又转为一种自私的恨，这就是穆谢特所面对的现实。在那一个凌晨，当穆谢特为他煮好了饭，一种爱似乎又回归的时候，她拿起在桌子上的猎枪，像玩游戏一般对准了他，一声枪响，盖尼昂倒地，而惊慌失措的穆谢特也终于绝望地叫起来。
这是“像一幕戏剧一样”发生的现实，穆谢特不是仇恨杀了他，而这明摆着的现实是她成为了杀人犯，而她即使洗净了鞋子上的血迹，也无法逃脱惩罚。她来到另一个男人的地方，在欲望释放之后，她告诉他自己有了身孕，而且孩子不是他的，还告诉他，自己杀死了盖尼昂，成为一个杀人犯。起初，男人不相信他，而当随着种种细节从穆谢特的口中说出，男子开始害怕，当穆谢特问他：“你爱我吗？”男人说：“这样的代价太大。法律所禁止的，我不能碰。”而穆谢特告诉他：“你这样做只是为我的罪恶又添了一分。”而实际上，对于男人来说，他和盖尼昂一样，需要的是欲望，却从来不知道职责，而他们在穆谢特面前都感到害怕，甚至恐惧，虽然男人劝她：“你就当是一个噩梦，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你不应害怕，我也不应该害怕。”实际上就是一种逃避，而眼前这个本来需要爱的女孩就变成了罪人。
所以当穆谢特在丛林中遇到了多尼桑的时候，她依然无法逃避罪人的身份，而在这样一种罪恶里，多尼桑是怀着救赎的目的希望她能摆脱恐惧，但是无形之中，多尼桑在撒旦的“启示”下，看见的现实就是“处处是罪恶”，“你认识到你自己身上的了吗？你不再能辨认自己，你本不会有这样的行为，不再有纯洁的思想，而思想本不会因死亡而死亡，罪行并不是没有明显痕迹，不是相似而是其本身，不是重复而是唯一。”当多尼桑认为穆谢特感觉到了“生命中那无边的错觉”，看起来是为上帝代言，其实是为撒旦代言，看起来是救赎，实际上是推向更深的深渊——穆谢特的堕落其实是为了获得一种婚姻的自由，而不管是盖尼昂，还是那个男子，都在害怕世俗的规则面前退却，就是把爱变成了仇恨，而撒旦在多尼桑面前就曾说过：“婚姻是一场灾难。”
终于，回到了家里的穆谢特再也无法逃避，再也无法救赎，她用那把刮胡刀划过了自己的脖子，一滩鲜红的血迹是她留给这个灾难的世界唯一的颜色，而多尼桑在得知穆谢特自杀的消息后，又把她布满血迹的身体抱到了圣坛之上，纯洁的圣坛被玷污，而不管是穆谢特的父母还是院长，都把这种行为称之为“疯狂”，而多尼桑的解释是：“我带他来见上帝。”所以不管是逃避在树林里的穆谢特，还是自杀的穆谢特，在多尼桑眼中就是一个充满罪恶的犯人，都是一个需要救赎的罪人。而这种“处处是罪恶”的观点就是被撒旦刻在了内心深处，成为撒旦的代言人。所以对于多尼桑来说，这依然是迷惘的重构，正如他回到修道院对院长说的那句话一样：“我迷路了。”
经文里的句子，实践中的救赎，都是多尼桑对于信仰的重构，都是为了让犁能够改变方向，而第一次转变，他代言的是文本式的上帝，第二次转变，他则替撒旦代言，所以即使成为“在阳光下的撒旦”，他也无法逃离身体和精神、信仰和现实，爱与恨的悖论，实际上，多尼桑在上帝和撒旦之间游离，不管是代言谁，他其实都是一个找不到真正圣迹的孤独者：“当我与你在一起时一切都好，而独处时则一无是处，我就像数字零，只有和其他数字在一起时才有价值。”而这个零其实就是一种迷惘，一种虚伪，一种表象，它是荒凉的乡村，是世俗的罪行，是背叛者的痛苦，是教士的虔诚和迷惑，是主教的懦弱，甚至是教会的虚伪。
“邪恶的东西已经侵入了你的身体和灵魂。”作为一种处罚，多尼桑来到了一个偏僻的村庄，而在他看来，这是给他最后证明的机会，那个小男孩瘫痪了，父亲来寻求他帮忙，而等他到小男孩家里的时候，母亲的哭泣证明孩子已经死亡。这是肉身之死，在这样的死亡面前，多尼桑像是上帝，也像是撒旦，或者说他正变成一个合身的人，而这正是他第三种重构方式，门外的另一个神甫对他的质疑是：“你这样的人，既不可能也不可思议，我跟从你，刚才一定是上帝引导了你，让你说出了这番话。”那番话里有上帝给他的力量，而这力量本身就是为了驱赶那个撒旦，所以即使上帝没有开口，他自己也可以言说，自己也可以行动，也可以救赎，所以当他高举起那个死去的小孩，口中念着祷词的时候，他变成了自己的上帝：“我向你献上这生命，请让他的苦难过去吧，请阻止不幸，请佑护我们，圣父啊，我以生命向你致敬，我等待着你的决定。”
孩子复活可以看做是一种圣迹的体现，当奇迹发生的时候，他是上帝，但是他却几乎以逃亡的方式离开了孩子的家，接近上帝，或者自己成为上帝，而这无非是把他变成了一个缺少朴素肉身的人，那鞭子敲打在身上，是肉身的一种痛苦和超越；那跨越荆棘的奔波，是肉身的一种困难和解救；那女孩的自杀赎罪，也是关于肉身的一次自毁，而当失去了肉身成为一个上帝的时候，多尼桑却反而有了更深的恐惧：“你要来了，撒旦。就像第一次时一样，而我仍未失去希望。你在洋洋得意吧，而我在痛苦。我要祷告，来吧。这圣迹，还是这圣迹。圣迹……主啊，别给他时间。”虽然邪不胜正，虽然可以从苦难中解救，但是“别留下我一人”的背后是另一种恐惧，宛如看见了邪恶的上帝，而当既看见上帝又看见撒旦的时候，多尼桑或者相信，撒旦和上帝有着同样的面孔。
同样的面孔，一体的悖论，上帝没有开口，是人自己开始言说；撒旦没有制造罪恶，是人把自己推向罪恶，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而在阳光下，那里站着的却正是一个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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