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24《弗拉基米尔和罗莎》：让理论穿上实践的衣服
弗拉基米尔和罗莎，两个名字，两个符号，甚至就是两件在汽车后备箱里静静躺着的T恤：名字如何变成人物？符号如何成为实存？T恤如何从静态中被穿上衣服？在吉加·维尔托夫小组的让-吕克·戈达尔和让-皮埃尔·戈兰继续探讨从理论变为实践的问题，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在美国”芝加哥八君子“的审判中，构建了理论和实践的影像体系。
“在实践和理论上，电影将会是什么样子的？”这是电影提出关于电影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找到正确的表现方法。这个方法论是以“弗拉基米尔和罗莎”作为切入口而进入的：弗拉基米尔很明显指代的是弗拉基米尔·列宁，罗莎是卡尔·罗莎，卡尔无疑是卡尔·马克思，罗莎则是罗莎·卢森堡。弗拉基米尔和罗莎，修辞方式是借代，但是在原始意义上，这就是两个名字，没有实体的名字，纯粹符号的名字，或者可以将之看成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这是“弗拉基米尔和罗莎”地第一层意义：命名；接着是列宁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列宁在写作的照片，另一张则是列宁杂说话的照片，不管是写作还是说话，照片构建了一种图像化的实存，使得概念的外延变成了实体，但是戈达尔和戈兰却将其看成是“理论”——理论是静态的，是文本的，甚至只是一种直观的“形象”；“这是理论，然后才是实践。”于是再增加了两种元素，一种是摄像机，一种则是录音机，摄像机拍摄和制作的是图像，是动态的图像，录音机录制和播放的是声音，是动态的声音，动态丰富了静态，图像和声音丰富了文本和形象，无疑，实践也将丰富理论。
从名字到照片再到图像和声音，这是一部电影构建起的层次，但是这是“弗拉基米尔和罗莎”的全部？它必须要变成一部电影，就像放在汽车后备箱里标注着弗拉基米尔和罗莎名字的两件衬衫，它们首先是文字，然后是被命名的T恤，然后是躺在后备箱的衣服，只有穿在身上才是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开始——一个镜头便是毛的雕像穿着T恤，这是实践对理论的唤醒，而这就是电影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要拍摄这部电影？”提出这个问题，便是关于电影存在的意义问题，这也是从几个层面进行阐述的：制作一部电影是为了经济考虑，是为了让人买单；制作一部电影是为了政治运动，电影也是运动的一部分，而图像和声音具有生产的意义——但是这些也依然是理论上的，归于实践的问题则是：这部电影如何被制作？制作的前提则是如何拍摄和记录？
无论是“弗拉基米尔和罗莎”，还是关于“弗拉基米尔和罗莎”的电影，还处在理论的探讨之中，从理论到实践，在戈达尔和戈兰的影像意义上，则是行动，而作为对经济利益的考虑，作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其实践便有了基础：1969年发生的芝加哥八人审判。为什么要以这一审判作为实践的材料？因为这涉及到资本主义的“阴谋审判”，因为这引出了种族主义和妇女权利的讨论，因为这是政治斗争的最好教材，因为这是对权力机构的一场战斗……“芝加哥审判”首先是一起“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1969年3月，鲁宾、霍夫曼和海登，还有黑豹党的鲍比·西尔等八人被控在芝加哥煽动暴动，被称为“芝加哥八君子”，后来西尔的审判被分开，所以改称为芝加哥七君子。无论从历史资料，还是当事人回忆来看，这七君子或八君子原本并无串联，海登和戴维斯是美国民主党青年组织的领袖，戴林杰是一个终止越战组织的创办者，霍夫曼和鲁宾则是嬉皮士性质的青年国际党成员，而西尔根本没参与组织这几天的抗议，只发表了一场演讲。
| 导演: 吉加·维尔托夫小组 / 让-吕克·戈达尔 / 让-皮埃尔·戈兰 |
戈达尔和戈兰却在电影中以另类的方式演绎了这场“阴谋审判”：首先他们将目光对准的并非是全部的八人，重点只有黑人鲍比；这场发生在美国的审判被移植了，被告席上是黑人，是女人，是工人，是“流氓无产者”，而辩护律师是白人知识分子，陪审团更是代表着资产阶级，而法官霍夫曼则成了希姆勒；法院是美国的，审判的法律是《人权宣言》的，法官是雅利安人……一方面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还原：在芝加哥街头，他们喊出的是“非暴力”，警察进行驱赶，并用棍棒殴打，八人被带到法庭进行审判，无论是八君子涉及的“异皮士”，还是鲍比骂法官是“法西斯骗子”和“种族主义猪”，都是历史的再现——在法庭上，制造的声音特效就是猪发出的声音。但是这种还原却是荒诞的，是讽刺的：法庭上的警察竟然喊着“希特勒万岁！”律师和警察一起抽着烟沆瀣一气；法官不停地敲打法槌，而他记录的地方竟然是《花花公子》的图片，图片上是性感的裸女，裸女上面是刚写的关键字，在表达公正的法庭上，裸女的照片无疑是一种解构。
演绎芝加哥审判，只不过是戈达尔和戈兰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一次影像实践，“所有形式本质上都是批判的和革命性的。”这场审判批判了资本主义审判的阴谋论，这场审判聚焦的是种族主义和女性权利，这场审判是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的演出，而核心问题则是：资本主义的权力系统掌控了一切，“谁拥有权力？”回答是：警察、军队、电视、报纸和法律。当最后八君子都被审判，喊出了“帝国主义是妓女”的鲍比，他的嘴终于被蓝布蒙住，然后被带走结束了这场审判。当审判落幕，这是不是实践的结束？审判是实践的开始，而法庭之结束更是另一种实践的开始——影像从理论走向了真正革命的实践。
在开展庭审的过程中，另一边是安妮和伊夫斯，他们谈论种族主义，谈论女性权利，他们印制海报，他们谈论甚至争论社会问题：在谈到妇女权利时，安妮认为无论是南非黑人还是中产阶级女人，作为女人的命运是一样的，那就是被男人利用，被男人控制，这是一个被固化的二元解构，所以必须进行革命，而安妮提到的一个例子则是越南女性，她们和男性并肩作战，为了解放他们的国家，为了社会主义——只有并肩作战才是男女平等的可能，所以安妮对女性权利的关注自然转向了革命：不仅仅是战场上的革命，也是现实中的革命，“要团结起来，要敢于斗争！”斗争和革命的唯一目标就是解放自己。
《弗拉基米尔和罗莎》电影海报
而对于戈达尔和戈兰来说，他们要进入的是第三种实践：审判的实践和现实的实践之外，需要的是影像拍摄和制作的实践。在鲍比被带走之后，电影出现了黑屏，“黑屏意味着什么？”黑屏证明鲍比不在了，黑屏更证明另一种革命开始了：在正在打网球的球场上，戈达尔和戈兰拿着拍摄设备，沿着球网来回走动，他们不停地说着关于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理论被说出，而这样的拍摄是不是一种实践？网球是运动，是娱乐，是健身，但是网球也意味着对抗，在以球网为中心的拍摄中，对抗的双方在击球中便是对“斗争”的演绎；在对审判进行关注和回顾中，摄像的人，录音的人突然就倒下了，这是不是也是对于审判的一种在场？而实际上，整场充满荒诞感的审判也是一场演出，它不是历史，也不是对历史的还原，而是一种制作，一种实践，甚至通过白人律师之口说出了本质：“这样的审判毫无意义哦，死刑只用于穷人和白色人种……”
电影中有摄像机拍摄的图像，有录音机录制的声音，图像和声音构建了“生产关系”：它是芝加哥审判的演绎，它是斗争理论的实践，它是影像的革命：从概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革命的真正意义便是冲破束缚自由的铁窗，“监狱是你的，也是他们的。”最后抓住铁窗的女人一遍一遍重复着关于实践的强有力声音：“共产主义者是革命的动力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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