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4 《草地上的午餐》：论艺术的异化
他独立，他奔走，他创作，但是当融入人群，当面对他人，当走向社会，他便被驱逐，被绑架，被关押，最后躺在无人经过的大地上，被人所操控的大型机械所碾压，当他的一只手变成大地的一部分，变成碾压之后的画作，他也在自我献祭的画里难以逃脱艺术的宿命，孤零零，难以动弹，成为最后异化的象征。
一个画家，在这个压抑、黑暗和权力角逐的社会里，他是唯一的彩色，但是这样一种彩色只是每个人生活的背景，他在安娜的故事里成为流浪者，在乔治的故事里，是被绑架的人，在贝尔塔的故事里，是骑车的孤独者，而在爱德华的故事里，他则像那些箱子里的物品一样，失去了最后的自由。故事是他们的故事，彩色是自己的彩色，但是当成为背景，彩色也只不过是关于艺术的一种象征，在被取消了自我叙述的意义之上，画家的存在只是加剧了从艺术到生活的异化，而那些已经被异化的男人和女人，却在另一种艺术中寻找自己最后的存在意义，是绘画可以成为生活的避难所，还是生活自动取消了绘画的虚构意义？
回到每一个独立的故事，这似乎是一个关于寻找的主题。安娜从睡梦中惊醒，在那个发出尖叫的梦里，一个独眼的男人开着车撞击了夜晚，破碎是梦里的声音，其实梦早就延伸到了现实里。醒来的安娜起身，不小心碰翻了那只玻璃缸，缸里的金鱼失去了自由游动的水，一只猫紧盯着这些无法逃避的鱼。这是安娜从梦境返回到现实遭遇的第一种破碎。然后当她发现桌子上的采购单，拨出电话，但是电话无人接听，等她穿好衣服，在出门之前再次拨打电话，依然是无人接听，找不到呼应者和对话者，这是安娜现实中遭遇到的第二种破碎。但是当她打开门出去，才发现钥匙忘在家里，而此时门已经关上，她无法再返回自己的家，更懊恼的是，此时家里的电话响起了铃声，空空的屋子里主人缺席，这是安娜现实生活中的第三种破碎。当她走向风雨交加的城市，那把雨伞又被吹响了天，当她抬起头看天上的雨伞，强劲的风又吹开了她的裙子，那些人注目着她，并露出贪婪的目光，这是安娜现实里遇到的第四种破碎。而她来到超市采购物品的时候，发现那些胖女人掉下了苹果，她偷偷藏了一个，没想到却被一个男人发现，男人夺走了苹果，并且以此为诱饵，在安娜拿到苹果的时候，他趁机拥抱、强吻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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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皮特·帕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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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安娜独立的生存故事里，那个在人群中唯一彩色的画家似乎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他在风雨中独行，却被人群挤上了公交车，而在沦陷于人流的遭遇中，手中的那副画也掉落，甚至自己一只脚上的鞋子也掉落，一个人和许多人，彩色的人和灰色的人群，以及画家和普通人，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关系，在安娜寻找苹果的生存过程中，画家的艺术属性被取消，他也在一种破碎的现实里失去了自我。而仅仅失去自我并不是最悲惨的，当画家出现在第二个故事里的时候，他已经被两个穿着制服的人押着，似乎在走向那所无法逃脱的监狱，而这种失去自由的命运也投射到第二个故事里的乔治身上。
和安娜寻找食物的生存不一样，乔治的生活看上去富足，他起床，他洗漱，在充满着红色氛围的房间里，他显然还没有从晚上的生活中挣脱出来，那夹杂着模糊女人的声音，似乎是昨晚那个故事意犹未尽的部分，在他看见对面墙上的画作时，甚至还闪现了一个女人的肉体，所以对于乔治来说，生活中充满了已经满足和为满足的欲望，作为欲望的延伸，他的生活里是那些酒，是那些香水，是时髦的衣服。但是当他准备出门的时候，才发现根本没有一件衣服适合自己——欲望世界里永不满足的生活就是乔治现实里的最大难题，而这个难题也把他推向了一种相反的境遇里——他忽然发现自己变得苍老了，一阵大风吹开了窗户，也吹走了他的红色的欲望：他变成了一个秃顶的老人。
欲望开始沉沦，冰箱里的食物都已经腐烂，满架的书倒向了他，他几乎是衣衫不整地逃出了这个耽于幻想的屋子，但是当他走向外面的时候，那种欲望的世界坍塌得更快，所有人都在嘲笑他，所有人都在追逐他，所有人都在围攻他，他以逃亡的方式寻找避难所，但是即使撞破了头，他再也无法逃离这个世界，在“老鼠人”的中间排队，却被驱逐；和“单脚人”一起等待开门，却被奚落，最后他找到了勉强可以穿着的衣服，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鞋子，但是他最后也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一样的衣服，一样的帽子，一样的生活，像那些在流水线上的面包一样，再无自己的位置，而那个欲望的苹果却只在屏幕上闪现，那些在争抢苹果和头破血流的人，其实和曾经的他一样，在欲望的世界里成为贪婪者，也和那个画家一样，失去自由的生活里成为一个集体的符号。
而对于第三个故事里的贝尔塔，画家的存在似乎是另一种可能，在她房间的墙上挂着一些画，在画里她是美丽的，而看着这些话她也是满足的。但是贝尔塔的肚子却慢慢大了起来，她成了一个孕妇，孕妇之存在，是生命的延续，是爱情的写照，但是在她的世界里，没有男人，在只有自己的生活中，不管是自己的丈夫，还是以后孩子的父亲，都是缺失的，这无疑传递着一种信息，她可能是一个风尘女子，的确，当她最后走进《草地上的午餐》这幅画里的时候，她就是那个坐在草地上面对两个男人的裸体女人，莫奈在这幅画里塑造的这个女性原型就是一个妓女，而这也是贝尔塔的生存现实。没有男人的生活，未婚先孕的生活，对于她来说，一定是道德的压抑，所以在她生下孩子之后，发现自己曾经美丽的那张脸不见了，一个无脸人，就是被取消了合乎道德的身份，她只有用那些画笔为自己的脸画上眼睛和鼻子，画上眉毛和嘴巴，但是丑陋不堪，在痛苦和无助中，她放弃了那个被描绘的虚假的自己。但是无脸的她，只能在自己的屋子里看时光流逝，窗外是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而屋内却是坐在那里保持不变的姿势。但是对于贝尔塔来说，生活不仅仅是关于自己的，也是关于孩子的，一个孩子不可能像她一样活在无脸的非道德生活里。于是她带着孩子出门，孩子反而变成了她的向导，这是一种弥补和回归，最后她终于在买了一个只有一只眼的男人的气球之后，找到了自己的脸。
一只眼的男人，也是残缺的人，但是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却也是对于缺失的弥补，而终于恢复了五官的贝尔塔，是不是还是在一种道德的谴责中生活？墙上的画消失了，自己绘制的脸消失了，当艺术只成为一种遮羞的工具，那么女儿给她的那个苹果也成为堕落的一种符号，在那个农庄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只有一只眼，他们都生活在缺席的世界里，甚至都生活在道德惩罚的无助中，而那个画家出现在她生活里的时候，依然是背景——当她在四季的更替中陷于苦恼的时候，窗外的画家一开始骑着自行车，最后却被两个人架着关押到了某处，这就是艺术的再一次沉沦，甚至连自我的命名也取消了。
在安娜、乔治和贝尔塔不同的寻找之后，第四个故事的主角爱德华却是以强者的形象出现的，他高大，威猛，像一个巨人，他撞到了在他前面的人，他呵斥着为他开出租车的司机，但是在大雨之中，当他看到那座城市的雕塑死去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是个渺小的人，那尊雕塑屹立在城市的广场上，但是在大雨之中，另一尊雕塑立了起来，并且取代了曾经的雕塑，在位置被取代之后，整个世界仿佛也换了天地，而对于曾经强者的爱德华来说，他也被取代了——他越来越小，在走进电梯的时候，他的旁边却是一个高大、威猛的巨人，而那个巨人像踩死蚂蚁一样，踩死了比爱德华更小的人。巨人、小人和更小的人，这无疑是一种等级的象征，而爱德华从巨人到小人，则完全是因为雕塑的更迭产生了权力的更替，也就是说，属于爱德华的权力世界崩坍了。而在这个崩坍的世界里，他需要寻找的是自己的身体，从而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力世界。那个肥胖的女人帮助他成为自己，她把爱德华藏在自己的裙子下面，以勾引别人的方式让爱德华恢复了自己，而当欺骗、隐藏发生的时候，本来端坐其上的男人将汤勺插进了自己只有一只眼睛的脸上，一阵如安娜在梦中听到的尖叫声传来，终于世界再次坍塌，爱德华拿到了那串钥匙，打开了公园的门，也终于开始了“草地上的午餐”的“创作”过程。
无疑，爱德华寻找的身体是一种政治需要，也就是说，爱德华无论是变小还是变大，他都是政治的工具。安娜寻找食物意义上的苹果，她代表着一种生存需要；乔治寻找衣服和鞋子，他代表的是一种欲望生活，而贝尔塔寻找曾经美丽的脸，是一种道德诉求，当生存、欲望和道德在失去中重新寻找的时候，其实已经走向了异化，安娜被人利用和诱骗，乔治变成了流水线上“他们”的一部分，贝尔塔在残缺的男人那里得到了气球，也得到了脸，却只是一种自我欺骗，所以当最后爱德华以政治的方式打开公园的门，让大家一起成为莫奈《草地上的午餐》画作中的人，无疑只是一种对艺术的亵渎，但是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或者也只有在艺术之中，才能暂时得到一种满足，因为握着那把钥匙的还是政治世界里的爱德华，还是权力可能被更迭而再次沦落的爱德华——当四个人完成自我的寻找，成为画中人之后，他们最后还是要恢复自己，还是要离开，还是要回到生存、欲望、道德和政治的日常中去。而艺术呢？不仅仅是“草地上的午餐”的一次模拟，它最后变成了对于艺术家真正的扼杀，那个彩色的画家终于在流浪、驱逐、关押之后，失去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手，在被机器碾压的过程中，在自身成为绘画一部分的命运里，艺术已经被解构，被异化，就如电影的献辞那样：“献给那些做了一切被允许做的艺术家。”潜台词其实是：“那些不选择尝试做他们能做的一切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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