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3-26《无罪者》：请脱帽缅怀牺牲者
他摘下便帽，放到前方的非存在中。他看着它被风刮走，然而此时他已经倒下了，太阳穴被击穿，两条腿叉开，胳膊向两边伸展，就像是要被钉在圣安德鲁十字上。
——《X 石客》
一种死亡发生了，它随着安德鲁身体的倒下而发生，身体的倒下具有肉身受难的意义，但是当太阳穴被击穿，两条腿叉开，胳膊伸向两边，如耶稣之死的受难是不是会成为精神、信仰意义的救赎？安德鲁的确在接近自我的救赎：在看见了梅莉塔死前留下的那个包和包上的黑色斑点时，他知道在十年前是自己的漠视让梅莉塔选择了自杀，所以他在“我是个杀人凶手”中忏悔，“如果为此而探求我自身恶行的共同基础，那我认为我最深层、最该受到惩处的罪责便是人所共有的漠视。”在自我忏悔之中，安德鲁甚至将这种忏悔指向了人类，““我们漠视他人的苦痛，漠视自己的命运，漠视人的自我，漠视人的灵魂。谁被第一个拖赴刑场也变得无关紧要。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我。”而在他的忏悔中，老人也给了他被征召的机会，“你没有被遗弃。戴上帽子吧。在永恒面前遮住脑袋，都这么说，神父如此，法官也如此。承认了自己的罪责，便已被征召。”
他在忏悔自己的罪责，他看见了人类的漠视，他有机会被征召，但是在老人“你没有被遗弃”的应许中，那顶帽子还是遮住了脑袋，帽子上的浅灰色三角形还是显现出来，“三角形的边缘真真切切地流淌出非存在”，非存在变成盲目，变成模糊，变成消失，于是他最终摘下了便帽，在枪声中让自己走入了死亡。一种死亡发生，在肉身的受难中成为了最后的意象，“就像是要被钉在圣安德鲁十字上”——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肉身也许只是肉身，非存在也只是非存在，他似乎并不在忏悔中被救赎，他似乎并不会在受难后复活，因为那个自我象征的圣安德鲁十字在1933年之前的1913年就已经出现了，“年轻人望向地面，望向那个圣安德鲁十字。”
那时候他还不是自我命名的安德鲁，不是所有字母中第一个被命名的A，也没有成为杀人凶手，没有戴上或者摘下灰色便帽，他还是刚从非洲来到巴黎的年轻人，年轻人最初看见了圣安德鲁十字，安德鲁或A最后看见了圣安德鲁十字，圣安德鲁十字构筑了一种从生到死的对位结构，而从1913年到1933年也构成了赫尔曼·布洛赫著的“声音的寓言”——为什么安德鲁最后的死发生在另一场战争即将爆发的1933年？跨越20年的“声音的寓言”里有着怎样的死亡叙事？“声音的寓言”是从拉比和弟子间的对话开始的，弟子问享有盛誉的拉比利未·巴尔·凯姆乔：主在开始造物时发出声音，他命名了光、水、众星和地上的活物，让它们听见自己的声音并遵从自己的命令，但是这些万物在他命名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给他发出声音之后才把一切造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声音是命名，是命令，在命名和命令之前，他们就已经存在，主在造物中发出的声音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拉比的回答是，“主的语言——和他的名字一样为圣——就是沉默，他的沉默就是他的语言。他的看见就是盲目，他的盲目就是看见。他之为即不为，他之不为即为。”但是拉比的回答并没有打消弟子们的疑惑，后来弟子再次问道：既然为与不为是一件事，但是在他第七日安息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把为和不为区别开来呢？或者另一种说法，他用一口气就能做成一切，为什么还会劳累还要安息呢？拉比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反问：主明明可以自足，为什么还要天使围绕在自己身边？明明瞬间可以造出万物，为社会还要用七天时间？
造物的七天，是命名的七天，是关于声音的寓言发生的七天，最后拉比告诉众弟子的是：主创造一切事物是为了让它们都进入神性，都体现神性，而这种神性就在时间里，时间在发声在流逝，但是时间也是沉默和无言，时间就在发声和沉默中具有了双重性，“越多的时间流逝，时间的声音对我们来说就会变得越强大；我们随着时间成长，我们会在时间的尽头抓住它的开端，并听到上帝造物时的召唤，因为那时我们会听到圣明的主的沉默。”我们会在时间的发声中感觉到沉默，我们会在时间的沉默中听到神的呼唤，时间凸显了既是沉默又是声音的神性，主在时间里，时间在神性中，“这样时间才能塑造我们。”
这便是“声音的寓言”，赫尔曼·布洛赫引用这个故事当然把时间放在神性的维度里，而时间之流逝，时间之言说，时间之创造和塑造对于人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在沉默中听见——听见什么样的沉默？1913年是布洛赫设置的时间起点，他在这个指向具体时间的叙事中依然以声音作为指引，“1913年——，为什么你一定要创作？”回答是：“为了再次遥望我的青春。”所以这是一个具有青春标记的时间，当1913年是爱情仪式的气息，是昔日盛会的余音，是上浆的衣领，是紧身的胸衣，它是“与巴洛克作别的最后一个温柔的年头！”西方几千年的秩序、最后的古典主义在这个时间节点慢慢走向了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声音，“在狂风骤雨来临之前，已逝之物、风教纲纪、可爱的宁静再次盛放。连战神马尔斯都在微笑。”但是1913年的颠覆却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那发出的声音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开赴战场。”
1913年之后是19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炮声，战争，愚蠢的战争，罪孽重重的战争，它在发出声音，它开始了声音叙事。布洛赫从1913年开始讲述世界的声音，旧与新，巴洛克和自由，古典和现代，并不是彻底的改变，它带来的悲剧性意义就在于战争发生之前，这个世界反而是一种无声的存在，无声的状态表现在两个人物身上，在A那里是无我性，在Z那里则是无限性——无我、无限的存在，就是声音的无声状态。年轻人从非洲来到巴黎，他望向那个圣安德鲁十字的时候，问自己的是：“他现在还在巴黎干什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父亲死了，他没有回家，他留下来和母亲在一起，但是母亲也死了，他唯一的依靠也没有了，“无名无姓，酩酊大醉，我再也没有名字了；母亲死了。”
父亲死了，留下了大量的遗产，这是一种有？母亲死了，成了没有名字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无，所以在母亲死了的无名状态中，无我性的他开始了命名——这便是声音叙事的开始。“我以前不是就叫安德鲁吗？或许吧，我现在已经忘了。不管怎样，安德鲁是以A开始的，于是他请求道：“从此请诸位称呼我为A。”A是字母的起点，是从无名岛命名的起点，是声音叙事在1913年的起点，而把自己叫做A，叫做安德鲁，他更是对无我性在救赎意义上的命名，因为安德鲁指向那个圣安德鲁十字，“就像我注定要被钉在那里一样，钉在我的名字上。”而在酒馆里发生的一切，A的命名更是对于母性的重新寻找。他是在男孩和女人的对话中听到声音：他爱她但是没有足够的钱，她则像母亲一般照顾他，在声音里A想到了自己的命运，一种母性的存在可以弥补自己无我的状态，“声音的交织无可指摘地进行着，命运的交织会紧随其后。”于是A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有母亲的人，和自我命名的A、圣安德鲁的十字，男孩的命运一样，A以声音命名了1913年的故事，他从无我的状态开始进入到自我的世界。
| 编号：C38·2230221·1919 |
而Z呢？他是一所高级中学的助理教师，他叫扎哈里亚斯，他是有名字的，布洛赫在扎哈里亚斯身上所注解的是1913年的无限性：身为数学老师，他始终追求“精确的结果”，生活由题目构成，乐趣由题目构成，“是一种部分由出身、部分由同事预先确定的状况。”题目指向的精确性就是一种确定性，这是机械的生活。但是对于扎哈里亚斯来说，当他看见房东的女儿菲利皮内的时候，他毫不动摇的世界里开始出现了裂缝，他精确的生活里开始有了情欲，他将之命名为无限性，“所有的无限都是无与伦比、独一无二的。”他将无限性看做是爱的一种特质，甚至当菲利皮内有一种死亡的念头，扎哈里亚斯也没有丝毫地退让，他是把自我也舍弃了，因为自我是无限的障碍，“他把这个女人视作自身的一部分，然而他知道她又悬浮在无限的远方：爱欲的目标，它是绝对，是无法企及的目标，然而当自我穿过它没有后路、毫无希望的孤寂和理想，超越自身及其所受的泥土的捆绑，告别自我，并且把时空抛在身后，在永恒中获得自由本身时，它又是可以到达的目标。”在他看来，这就是“我融入宇宙”的人生意义。但是无限解构了明确性，丰富的可能性却同是意味着偶然性。
A从母亲的死亡中感受到无我，他在声音中打开了命运的通道，在自我命名中成为了了安德鲁；Z从精确性中发现了独一无二的东西，它在欲望的裂缝里投射到无限，无限便走向了偶然性。这便是布洛赫所书写的1913年的声音故事，从A到Z包含了所有名字的故事里，无我的自我命名，无限而有限的欲望偶然，便成为了他们走向1923年起点，这个起点的悲剧性就在于：自我命名一样是无我，情欲的裂缝永远不是无限，甚至于它们所注解的1923年变成“一个充满了空洞信念和空洞牺牲的时代”，那里只有自我矮化和自我崇拜的极端，那里只有对人性毫无敬畏的邪恶，那里的世界只有真空——人类的罪恶在这个无我的自我命名中、追求无限的偶然中不断上演着，最终它指向的是1933年的“受难”。
A来到城市，成为这里的居民成为他强烈的渴望，穿过三角形公园他找到了租房的W男爵夫人，由此打开了1923年的声音寓言。那里的三个女人如三角形一样稳固地存在着，W男爵夫人、希尔德加德和女仆策琳，在他看来，希尔德加德是“仁慈的小姐”，策琳礼貌有加，而W男爵夫人更是让他有一种母亲的感觉，“A知道，不管他多晚回来，屋中的老妇都会耐心地等着他，如此地耐心，就像母亲在盼儿归。”但是这就像A的自我命名一样，存在着太多的想象，当三个人在一起，真相逐渐暴露出来：W男爵夫人说自己被拘禁在这里，就像一名囚徒；希尔德加德却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母亲，甚至牺牲了自己结婚的自由，“我父亲促成了这里的和平……我必须维持下去。”那晚策琳悄悄来到A的房间，对他讲出的更是一个惊天秘密：“她是男爵夫人与别的男人生的，希尔德加德是个杂种。”
策琳曾经是男爵夫人的母亲的贴身侍女，她见证了男爵夫人的出轨，而勾搭上的人是外交官朱纳，甚至男爵夫人怀上的希尔德加德是朱纳的女儿。这是劲爆的第一个真相，希尔德加德是“杂种”；策琳又告诉A，朱纳也喜欢自己，另一种说法则是自己更喜欢朱纳，“从他抓我的胸开始，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爱他，爱了一辈子，用我的灵魂。”这是劲爆的第二个真相；策琳和朱纳的暧昧关系，终于走向了极致，因为朱纳还爱着其他女人，他终于残忍地杀死了另一个情妇，“希尔德加德身上流着杀人犯的血，这让我产生了某种猛烈疯狂的感觉。”这是劲爆的第三个真相；“他幸运地逃离了断头台，更幸运的是逃离了我。因为他要是个高贵的人并且娶了我，那我就会让他生不如死，要是他还活着，他仍然还得忍受我，我这个老太婆；你瞧瞧我这副样子吧。”于是保守着这个秘密，策琳将这种不公化成了对希尔德加德的惩罚，“我把她打造得和他越是相像，她就有越多的罪要赎，她的母亲就有越多的罪要赎，尽管她的罪永远也赎不清。女儿得接着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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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尔曼·布洛赫：市侩完全就是恶魔 |
这便是策琳所透露出来的真相，这其中有背叛，有复仇，有情欲，稳定的三角形是囚徒，是杂种，是复仇者，三个女人都有着不可饶恕的罪责。但是作为听众的A呢？他渴望成为这个城市的居民，他爱上了这间屋子，他甚至看到了男爵夫人身上的母性，内心似乎要将这种母性变成自我的一部分，“男爵夫人做过的事情简直愚蠢。要是他当时就认识她——但当时他还刚出生——，他会把她叫到开普敦投奔自己，从那个混蛋极其恶劣的行径中把她解救出来。”但是这依然是想象，依然是命名，依然是无我——“他究竟想要什么？一个家，妻子，儿女？”甚至当他认识了“养蜂人”的女儿梅莉塔，在梅莉塔身上找到了一种爱，并将她带向了这个罪恶之地，最后梅莉塔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A却还是一个无我的存在，“昨天和今天一样，自从那个姑娘一大早离开他之后，她也直接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了”——是策琳把她命名为新娘，是希尔德加德将她变成了囚徒，是W男爵夫人将她驱赶，善良、淳朴的梅莉塔终于在这场无果的爱中选择了自杀，而无我的A选择了漠视，就像希尔德加德所说，“您依然没有察觉到，您在所有事情上都是策琳手中的傀儡吗？”而更讽刺的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后，W男爵夫人说的是：“让我们感恩地缅怀死者。”
自我命名是一种虚妄，它是无我的悲剧性反讽，而Z呢？在1923年的故事里，扎哈里亚斯成为了参议教师，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既用马基雅维利主义来做挡箭牌，又对布尔什维克血腥屠杀满怀恐惧，他在自己无限性的人生中留下的是“四次演讲”的声音：他在学校里、在家里实施严格的统治，“把持不同政见者无情地清理出教师队伍，保护学校免受新思想的侵害，用铁的纪律把青年人教育成坚定的民主党人。”他在和菲利皮内的婚姻里消灭了自我，“消亡就是黑暗，无限的黑暗。人，特别是那种沉迷于无限的人，当然在不停地追求这种无限以及毁灭自己的灵魂和身体的黑暗”；他要建立兄弟情谊，“兄弟情谊不愿意通过表面上的消亡来暂时忘掉死亡和对死亡的厌恶，不，为了真正的消亡，它勇敢地承担起了死亡和厌恶。”他认为整体才是真正的自由而不是个体，“德国民主的责任便是走这条道路，凭着自律而前进，被委以领导新的国际性组织的重任。”
实施严格统治、消灭有限的自我，建立承担起死亡和厌恶的兄弟情谊，让自由成为一种整体，这就是扎哈里亚斯的“声音”，这种声音“摆脱了所有无用的定理和所有的摇摆”，是扎哈里亚斯所追求的无限，而扎哈里亚斯发表这四次演讲，正是在酒馆里碰到年轻人A时所阐述的，而A在这样的声音面前，起初是无声的，“我无法反抗命运，因此便欣然接受。没人能阻挡进步，所以我们只能支持进步。”但是在兄弟情谊中，他们建立了从A到Z的完整体系，“你是Z，我是A；我们兄弟俩就拥有了所有的名字，对，共同拥有从A到Z的所有名字。”但是正如A在梅莉塔自杀时的漠视一样，扎哈里亚斯的无限性越是强大就越是脆弱，也是信誓旦旦就越是弱不经风，当喝多了酒回来，遭到的是菲利皮内的呵斥甚至是鞭打，“像一名高尔夫运动员，甚至像一名专业的刽子手，她挥舞着再次打下去，手柄都弯了，几乎看不清她击中了哪里，是腰还是屁股，但是一下又一下，一直不停。”这是比他更严格的统治，这是不被消灭的权威，这是消失不见的兄弟情谊，当然这是连个体的自由都不存在的暴力——扎哈里亚斯以这样的方式消解了他无限性的神话，就像Z的名字一样，走向了“所有的名字”的终结。
从1913年无我而自我命名、无限而偶然的声音，到1923年自我命名而漠视、无限而终结的声音，声音寓言组成的是罪恶，“1933年——，你为什么必须创作？”时间是沉默还是发声？时间里的神性是不是被罪所消灭？布洛赫给出了人类被遮蔽神性背后的罪，“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法西斯抑或反法西斯，它们都是市侩的统治形式，因为市侩甘愿奴役和忍耐。该死的盲目！”市侩是幽灵，是魔鬼，所以1933年的声音寓言需要找到一个“离别的应许之地”。在那间森林中的老狩猎屋里住了近十年之后，A生活在男爵夫人如母亲的世界中，“A关心男爵夫人；他像儿子一样关心她、照料她。把她当成自己的养母，关怀她，给她读报，晚上和她打纸牌或是陪她一起听广播，日益成为他每天生活的意义。”梅莉塔只剩下了一个名字，甚至名字也被慢慢忘却了，而A或者安德鲁也逐渐成了被遗忘的自我，当养蜂人出现，当那只黑色斑点的手提包出现，当1923年的罪恶出现，A终于发现了自己依然是一个无名者，甚至是无名而取消了别人名字的杀人者，罪责是孤独，是麻木，是漠视，“我是我的自我。借助于对自我的拥有，我才区别于兽，我才接近神性，因为在自我的深处，无限与虚无结对，二者皆兽无法企及，但对于上帝而且仅仅对于上帝而言才变为一体。这不就是我之为人的不容变更恒定不变的核心吗？但是我却，我们却再也无法将其占有。”
没有自我，没有神性，没有名字，甚至A在最后时刻看见了人类普遍存在的无名性，他以自杀的方式让自我消失，让有罪的自我消失，但是A肉身的受难之后，他真的完成了救赎？之后是W男爵夫人在第二天喝了策琳的安眠药之后死去，是策琳接管了狩猎屋的统治权，是希尔德加德等待两年后接手这间屋子；之后是“乌云飘过”中的那座空荡荡的城市，那个留着一枚纳粹党章的教堂，那位满怀忠贞的小姐，以及面向未来、具有神性的声音：“小姐的一部分灵魂不需要再和另一部分交谈，两部分的声音如此和谐统一，使得她满怀着甜蜜的无望感，几乎无法再想到自身：她像修女般打开了赞美诗集。”但是1933年依然是另一个罪恶的起点，一切都在酝酿，一切都在等待，一切都在无名的世界里被漠视，一切也在无限的欲望中扩张。
但是在1913、1923和1933构成的声音寓言中，布洛赫还是在揭露中寻找时间中的当代意义，一方面他指出，“政治上的麻木不仁就是道德上的麻木不仁，由此最终与道德上的反常相当接近。”A可以看做是道德上麻木不仁的典型，Z则是政治上麻木不仁的代表，他们所组成的“所有的名字”指向了麻木不仁的普遍性，而这便是“无罪者”，“政治上的无罪者大多已经处于道德罪责相当深的区域。”无罪不是没有罪，而是探身到了最黑暗的区域，甚至连救赎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但是另一方面，布洛赫还是希望1933年的声音中能“听到上帝造物时的召唤”，这种召唤便是重新找到真正的自我，“只要他有能力说出自我，存在于他内部的绝对性的火星就能再次冒出火焰并被扇旺，如此一来，就算身处鲁滨孙的孤岛，也能用他的自我重新找到他人的自我……”所以在迷失而重新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他在声音叙事中喊出的是：“请脱帽缅怀牺牲者。因为只有已经感觉到绳索的人，才会注意到风中晃动的草茎从绞刑架下的石子路面上冒出。”
梅莉塔式牺牲者，A也是牺牲者，或者W男爵夫人、希尔德加德、策琳和Z都是牺牲者，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过挣扎，有过对道德的反思，有过痛苦，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能力说出自我”，“有时只需要全力呼吸，有时只要一口气，一个轻柔的示意，甚至运气好的话，只要轻轻地指向小猫阿鲁埃特，便具备了这种点燃的力量。”但也许在1933年发出声音的布洛赫太过乐观了，还有比政治和道德上麻木不仁更严重的罪恶，还有比“无罪者”更深的区域，还有比麻木、漠视更大的犯罪——1938年，布洛赫被纳粹当做颠覆份子关入监狱，他也成了现实中的牺牲者，而作为阅读者来说，也许只能传递这样一种声音：“请脱帽缅怀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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